时间：2022-05-10 09:38:30
导语：在违约解除合同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案例：2004年10月李红到一家私营宾馆打工，签订了为期1年的劳动合同，合同约定月工资600元，还必须先交押金1000元。2005年3月，该宾馆以效益不好为由，每月仅开给李红300元的工资，李红气不过便提出与该宾馆解除合同，要求补足工资并退还押金。谁料想，宾馆竟以合同未满期，擅自解除合同构成违约为由，拒绝了李红的要求。
评析：劳动部、公安部、全国总工会联合的《关于加强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劳动管理切实保护职工合法权益的通知》第2条规定：“企业不得向职工收取押金实物等作为‘入厂押金’”。宾馆收取押金的行为是违反上述规定的，故应将1000 元押金归还李红。另据我国《劳动法》第32条规定：“用人单位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支付劳动报酬或者提供劳动条件的，劳动者可以随时通知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虽然李红与宾馆所签合同未满期，但由于宾馆未按约定支付工资，李红完全有权解除合同，并不构成违约，还能要求其退还押金和偿付所欠的工资。若宾馆拒绝，可去当地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经仲裁后，李红如对仲裁不服还可在接到仲裁之日起60天内向当地法院起诉，以此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仝友胜 高忠祥
从上海通用内部人士提供的资料上看，新凯越的车身基础结构没有改变，关键技术参数没有发生变化。而这就意味着新凯越在大规模投产方面具备了成熟的硬件基础，对汽车生产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外观部件的改变对于新车投产的影响微乎其微。放着大好的新车投产条件，上海通用为什么选择了等待呢？
老凯越销量出色 新凯越不急于出世
对于投产一款新车型我们上面提到的硬件条件是一方面，而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是“软”条件即所谓的各种外在条件。也许这样讲有些不直观，所以我们配合下面的图片为您解释：
从图片中我们可以看出权威的2006中国汽车销量数字表明，在同级别轿车中凯越的销量位居第二，2006年一共销售了176,450台，仅比一汽-大众的捷达少几百台。可以说在A级轿车中拥有这样出色的成绩，足以让上海通用得到满足。而如果这个时候推出新款凯越，那么新产品在成本上势必要高于老产品，价格上自然会失去老产品的竞争优势。所以上海通用如果此时推出新凯越势必会给人“多此一举”的感觉，相信在老产品依然具有竞争优势的时候，厂家方面是不会贸然推出新款的。
上海通用产品布局清晰 新老凯越不可能同时存在
我们设想如果新凯越被推出，那么厂家方面将如何面对最实质的问题：老凯越怎么办？上面已经提到老凯越依然有竞争优势，所以放弃老凯越并不现实。目前凯越的定位区间介于雪佛兰的乐风、乐骋和景程之间，三者的价格区间有着明确的划分，如果考虑让新老凯越同时存在则更会让上海通用感到为难。
根据以上事实，法院认为虽然作为定作人有随时解除合同的权利，但原告在被告提出解除合同已经加工出892套木马，依公平原则，应当判归被告所有；同时法院还认为被告终止合同属于违约行为，在承揽合同中已对违约金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原告有选择权，本案的原告选择了违约金，应予以支持。据此法院作出了如下判决：一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货款558800元；二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将存放于原告仓库内的892套木马底座自行提走，并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支付原告货款49060元；三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违约金183260元……。
法理分析：
这是一则案情并不复杂的关于承揽合同中关于定作人的单方解除合同权的纠纷案件，但是笔者认为法院的判决意见是值得商榷的。我国《合同法》268条规定：定作人可以随时解除承揽合同，造成承揽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本案中的争议的焦点在于：（1）定作人单方解除合同权的法律性质；（2）赔偿承揽人的经济损失的方式，是赔偿损失还是支付违约金。关于这两点，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关于定作人单方解除合同权的法律意义及立法现状：
我国合同法明确规定，合同依法成立后即具有法律约束力，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诚实守信是罗马法确立的合同基本原则，它甚至不承认合同的解除，唯买卖得附加“于一定期限内，不支付价金者，则契约解除的条款”。但是它是奴隶制简单商品经济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市场经济的规模和深度，人类社会进入本世纪以来，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亦要求法律制度与时俱进。各国合同法中都设有合同解除制度，以满易主体由于主、可观情况发生变化，而对双方权利义务进行调整或解除。
承揽合同中定作人享有的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属于一种特例，是由承揽合同的特点决定的，笔者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在承揽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因为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定作人已经不再需要与承揽人完成约定的加工成果了，如果定作人没有单方解除权的话，于此种场合下，定作人要想解除合同只能援引《合同法》总则中有关合同解除之规定，与承揽方协商解除，如无法达成一致，则定作人就会被拘束在“法锁”里，继续履行合同直至承揽工作完成，其结果是违背了定作人的理性预期，并遭受更大的经济损失。基于对定作人权利的保护，合同法作此规定；其次承揽合同中，承揽人往往面对的是众多的定作人，其中一个定作人解除合同，对承揽人的影响相对较小，而对定作人则有较大的影响，权衡两者的利益冲突，选择赋予定作人单方解除合同权更为公平合理。
关于定作人的单方解除权，多数国家的法律是予以认可的。例如《法国民法典》第1794条规定：“建筑工程虽已经开始，定作人亦得根据其单方的意思，于赔偿承揽人的一切费用，劳动力及此承揽可得利益后解除”。《日本民法典》第641条：“于承揽人未完成工作期间，定作人可以随时以赔偿损害而解除合同”。《德国民法典》第649条规定：“定作人得在完成工作前，随时预告解约通知”。《意大例民法典》第1671条规定：“尽管工作已经开始履行或服务已经开始提供，但是定作人得解除契约，不过要以对承揽人支出的费用、实施的劳动和丧失的可得利益的偿付承担责任为限”。如前所述，我国《合同法》268条也作出了相同的规定。
二、定作人单方解除合同权的法律性质
《合同法》268条规定的定作人的单方解除合同权是一种法律权利，根据民法学关于权利分类原理，定作人的单方解除权属于形成权，即以定作人的单方意思即可消灭当事人之间的承揽合同关系。
定作人的单方解除权的规定是否是强制性法律规范，我国《合同法》未予说明，有人认为是强制性的法律规范，但我认为它不是强制性法律规范，当事人可以作相反的约定。衡量一项法律规范是授权性的还是强制性的，其判断标准是以是否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如果违反此项规定会导致侵害社会公共利益，那么它就是强制性的，在承揽合同中，如果当事人在合同排除了定作人的单方解除权，仅使定作人遭受一定的损失，不会造成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混乱，况且在私法领域内“约定大于法定”。
当定作人行使此项权利时并不构成违约。法律上的权利是指法律所允许的权利人为满足自己的利益而采取的、有其他人的法律义务所保证的法律，其主要特点是权利人行使权利而做出的行为，不仅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还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只有相对于权利而言的义务主体，如若不履行其应尽的义务，则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在历史上从罗马法以来，民法上一直有一项重要的原则，即“行使权利不构成违约”。当然任何权利都不是绝对的没有约束，它必须建立在法律限定的范围内，超出这一范围，也会导致承担法律责任。我国的《民法通则》中也有关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但该原则仅适用于权利人在行使权利时，以损害他人为目的的行为。显然，定作人依据《合同法》赋予其单方解除合同权而行使此项权利，不能认定为是以损害他人为目的，并且应当受到法律保护。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定作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或需要而解除承揽合同，是合同法赋予定作人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如果当事人事先在合同中无相反约定，定作人均可以依据此项规定行使权利，而行使权利并不构成违约，否则，该规定还有何存在的法律意义。
三、定作人的单方解除合同权与法定解除权
合同解除作为违约的补救手段，就其本来的功能而言，在于非违约方“合同义务的解放”，由此而派生的功能尚包括非违约方“交易自由的回复”及违约方“合同利益的剥夺”。法定解除权是指合同成立以后，没有履行或没有履行完毕以前，当事人一方行使法定解除权而使合同的效力消灭的行为。其特点在于：有法律直接规定解除条件，当此条件具备时，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它与协议解除合同不同，协议解除合同的前提是双方当事人经过协商一致，所以协议解除合同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当事人双方订立的一个新合同，而法定解除权则是享有法定解除权的当事人行使的结果，只要法定条件成就，权利人可以直接行使解除权，将合同解除，无需征得对方同意。在法定解除中，有的是适用于所有合同的规则，学理上称之为一般法定解除，即我国《合同法》第94条的规定：（1）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2）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3）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的期限内仍未履行；（4）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5）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另外还有法律针对特定的合同规定解除的规则，称为特殊法定解除，主要包括《合同法》第148条、第224条、第231条、第253条、第259条、第268条等。
从上述学理上的解释和《合同法》的规定来看，《合同法》总则中的法定解除权与定作人的单方解除权是一致的，虽然《合同法》第94条的法定解除权的适用是有条件的，除不可抗力外的其他三种情形均是在一方当事人违约的前提下，另一方当事人享有的合同解除权，但是定作人的解除权属于“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它的适用于承揽合同，也就是说只要是承揽合同，则定作人就享有可以随时解除合同的权利。
四、承揽人经济损失的救济方式：
本案中，法院在判决中称：“原、被告的承揽合同中约定了违约金，同时原告又因被告的违约行为而遭受到损失，根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原告有选择权，本案的原告选择了违约金方式，本院予以支持……”。我认为法院的判决中的法理分析是不正确的。进一步来说，即便是被告定作人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但也并不是判决书所言的“原告拥有选择权”，《合同法》并没有这样的规定，显然法院的判决没有正确理解《合同法》中关于违约金与赔偿损失的关系。我国《合同法》第113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第114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的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办法……”。从上述规定来看，违约金和损害赔偿是并列的两种不同的违约救济方式，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可以选择其中一种方式。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了违约金，并且当事人因对方违约行为而遭受损失，违约金与损害赔偿并非立于债权人可以自由选择的地位，而是有违约金场合必须适用违约金，此时相当于当事人对违约行为可能给对方造成损失的一种预见，如果违约金低于或过高于实际损失，则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调高或适当调低违约金。所以本案中合同的当事人已经在合同中约定违约金的情形下，被告违约，原告只能采用违约金的方式获得救济，不享有选择权，亦不能用赔偿损失方式获得救济，更不能二者并用。所以判决中的法理分析是错误的。
一、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中“解除合同”这一概念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一）《公约》的英文条款中并未明确使用“解除合同”这一术语，而是使用了“宣告合同无效”（Declarethecontractavoided）,它用列举的形式表明了“宣告合同无效”的几种情形及其后果。其基本内容是：①“宣告合同无效”必须以向另一方当事人发出通知才生效（第26条）；②“宣告合同无效”是买方或卖方可单方行使的权利（第49条，第64条）；③“宣告合同无效”仅限于合同一方根本违约或违约方在宽限期内仍未履行合同义务或声明将不在宽限期内履行合同义务（第49条，第64条）；4，“宣告合同无效”解除了各方合同义务。（第81条）
（二）从以上“宣告合同无效”的内容可看出，它和我国《合同法》中的“解除合同”的性质是基本相同的。我国《合同法》第94条，95条，96条规定的“解除合同”的基本内容是：①“解除合同”必须通知对方（第96条）；②“解除合同”是当事人一方可行使的权利（第94条）；③“解除合同”适用于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第94条）；④“解除合同”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第97条）
（三）《公约》中“宣告合同无效”和我国《合同法》中“解除合同”的性质和特点是基本相同的。首先，都是一种形成权，即仅凭一方当事人依法定事由作出的意思表示即可使现成的法律关系消灭的权利，其行使无须征得对方当事人的同意。1另外，只要具备法律规定的条件，一方即有权通知另一方解除合同，而无须征得另一方同意或与另一方协商。其次，合同解除是对违约方的一种惩罚，所以，也成为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的一种方式。2最后，一方行使解除合同权必须以向另一方发出解除通知为前提。
二，实践中按照《公约》行使合同解除权的一些难以操作的法律问题
（一）有关宽限期与根本违约关系的两个难点
1，实践中，若卖方迟延交货，买方是否绝对享有决定宽限期的权利，它影响到是否以根本违约为由宣告解除合同。
《公约》第47条第一款规定，如果卖方不按合同规定的时间履行其义务，买方可以规定一段合理的额外时间，让卖方履行其义务。《公约》第49条也规定，买方可以不给卖方规定额外的合理时间，就可以立即宣告解除合同。从这条规定的表面意思看来，似乎买方当然享有决定是否给卖方宽限期的权利。但在实践中，若买方动辄行使此项权利，就难以体现买卖合同的公平合理性。例如，如果买方所需要的是时令性很强的商品，卖方一旦违约，将使买方失去日后脱手商品的绝好时机，那么买方认为卖方的迟延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而宣告解除合同则是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惩罚了违约方。但是，如果双方买卖的是普通的，价格相对稳定的商品，其实卖方的迟延交货并未构成根本违约，如果买方不给卖方宽限期，却以根本违约为由予以解除合同，这对卖方来说似乎太不公平。事实上，也有买方因为找到了出价更低的卖方而以根本违约为由而恶意解除合同的例子，而当时法官或仲裁庭不可能明察秋毫。因此，我认为，由于公约并未在给予宽限期的问题上有进一步的规定，所以很难确定该权利是否被恰当行使。
2，另外，即使买方给予了卖方一段宽限期，但对于其时间长短，《公约》仅以“合理”为限。
那么怎样才算“合理”？在具体案例中，往往买卖双方各有说法，令人很难作出决断。
所以说，尽管《公约》有关宽限期的规定是考虑到了国际货物买卖行为的复杂性和公平
性，但在实践中，如何行使才是真正体现公约精神，较难把握尺度。
（二）《公约》第49条规定，如卖方违约，则买方可解除合同。实践中，如何判断“根本违
约”，标准是什么？
《公约》第25条对“根本违约”下的定义是，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的结果，如使另一方当事人蒙受损害，以至于实际剥夺了他根据合同规定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即为根本违约，除非违反合同一方并不预知而且一个同等资格、通情达理的人处于相同情况下也没有理由预知会发生这种结果。看来《公约》对根本违反合同所采取的衡量标准是，看违反合同的后果是否使对方蒙受重大损害，即违约后果的严重程度。3尽管该条规定是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吸收各国法律规定，并调和了两大法系关于同一问题的不同处理办法，4但在实践中以下两点很难把握：
1，既然损害的严重程度为“剥夺了他根据合同规定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那么究竟怎样的违约行为才足以造成此后果？守约方如认定“根本违约”是否确实？这完全需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因为同样的违约行为在不同情况下会带来不同程度的损害结果，这影响到是否构成根本违约。例如，卖方交货时单据不符，交货地点或商品规格不符，逾期交货这些行为，看起来较为普遍，但是单据的性质或作用，不符点的多少，逾期交货的动机是什么，这些因素在不同案件中会带给守约方程度不同的损害。如果守约方认为某些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会阐述自己的理由，法官或仲裁庭在根据其主张判定这些违约行为是否足以剥夺了守约方“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往往较难定论。
2，“同等资格、通情达理”的人员标准无明确规定。“同等资格”是否指在该业务领域资历经验相当的人？“通情达理”是否指在商业信誉、从业道德方面表现俱佳的当事方？在确定以上概念时，务必需要考察当事方长期的经营表现、习惯做法才能作出判断，并且每个案件所涉合同的具体意义也要予以考虑，这些因素都会带来判断上的难度，从而影响到守约方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
所以我认为，在判定“根本违约”时，除了客观违约行为，更要充分考虑违约方的主观动机，这是法律维护公平诚信的交易所必须的。
（三）违约方不交货时，守约方能否在解除合同后向其索赔合同利益之外预期的利润？
根据《公约》第74条之规定，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应负的损害赔偿额，应与另一方当事人因他违反合同而遭受的包括利润在内的损失额相等。可见，损害赔偿的范围应当包括实际损失和利润损失两个方面。实际损失较好理解，即守约方已经支出的各项费用及合同如能履行应获得的合同利益。但是利润损失在实践中较难计算，它是否包括预期的利润？即守约方已事先计划好的获取合同标的后再将标的物转手而获取的利润。而《公约》第74条又同时规定，“这种损害赔偿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在订立合同时，依照他当时已知道或理应知道的事实和情况，对违反合同预料到或理应预料到的可能损失”。那么，预期利润究竟是否是违约方“预料到”或“理应预料到”的损失？这里就要从主、客观两方面来加以判断，主观上
讲，指违约方在订立合同时就应当知道，若其违约会给对方造成的后果；客观上讲，凭借违约方公司的性质，与守约方的合作期限长短，自己对守约方贸易习惯的了解，违约方是否应当预见到其违约行为会产生的后果。举例来说，合同双方都是贸易公司，出口方完全知道，进口方进口货物的目的就是为了转手卖给下家以获取利润，出口方不可能认为进口方是双方合同项下货物的最终用户。因此，若出口商违约给进口商造成利润损失，出口商在签订合同时是完全应该预料到的，所以就应当予以赔偿。但同样的案例，笔者在实践中就看到截然相反的裁决结果，一例是进口方某省物资贸易公司与出口方澳门制衣公司的热轧卷板合同纠纷，由于澳门制衣公司没有交货，造成了进口方与第三方公司之间的合同无法履行，后来进口方以本合同与第三方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中的货物差价作为其利润损失要求赔偿，得到了仲裁庭的支持。5但是，我在两年前的一起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驳回了进口方要求索赔预期合同利润的诉讼请求，尽管两起案件中进口方与第三家公司间的合同都是确实存在的。所以，我认为，在实践中，索赔预期利润究竟能否得到支持，是完全支持还是予以部分考虑，这很难确定一个明显的尺度，在发生纠纷提起仲裁或诉讼时，无法预计。
另外，如果决定予以考虑的话，这部分预期利润该如何计算，方法也有不同。第一种方法是以差价确定损害赔偿的范围。以上案例中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该方法既可以适用于卖方违约情况，也可以适用于买方违约的情况。前者是买方在解除合同后的一个合理时间内以合理方式购买替代货物，后者是在解除合同后的一个合理时间内以合理方式将货物转卖。同样，“差价”也就包括了买方购买替代物或者卖方转卖货物的交易价格与原合同价格之间的差额。第二种方法是以时价确定损害赔偿的范围。所谓时价是指在一定地点一定时间的某种货物的市场价格。这里的时间标准有两个，即在接受货物之前解除合同，则适用解除时的时价；在接受货物之后解除合同，则适用接受货物时的时价。这里的地点标准是依据原应交货的地点。如果该地点没有时价，则指另一合理替代地点的价格，但需要适当考虑货物运费的差额。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这种方法需要大量的调查工作，故较少被采纳。我个人认为这种方法是有其合理性的。
（四）买方宣告解除合同后，另行购买替代物的条件
购买替代物是卖方不交货时，买方所特有的补救措施。这一权利已受到各国法律及国际公约的肯定。但在实际案例中，怎样行使这项权利才是符合公约精神的，一般有以下两个标准。一是在时间上，买方必须在解除合同后一段合理时间内行使，二是在方式上，买方购买替代物的价格、地点、渠道等都是适当的，如价格需与原货物相当，渠道正规，否则，就不是购买替代物，成为购买新货物了。但在按以上两个标准裁决时，也碰到问题。如买方在卖方无力履约，时间紧急时为了按照《公约》第75条之规定减少损失已经购买了替代物，之后才宣告解除合同，而卖方认为买方应当先要有一个宣告解除合同的过程才有权购买替代物。对于卖方的抗辩，仲裁庭或法官也不能予以完全支持，而要看买方是否已举出足够证据证明自己购买替代物的合理性与紧迫性，实践中，在这一点的判断上也很为棘手。
三，小结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尽管《公约》已经对行使合同解除权作了详尽的规定，但是在实践中遇到具体案例时，还是存在以上一些令法官、仲裁员较难操作的情形，笔者作为律师，深有感触。从这些难点的研究分析中，我们可以逐步了解国际货物买卖中的各类实际问题，从而预防各类纠纷的发生。
作者单位：上海市外滩律师事务所律师
1梁慧星：《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0页
2王昌硕：《合同法原理与合同纠纷处理》，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35页
3沈达明、冯大同编著《国际贸易法》新论法律出版社第94页
市民董先生向记者反映说，去年他将房子出租给他人开小饭店，合同规定出租期限为三年，租金两个月付一次，可现在对方拖欠租金已有两个多月，而且小饭店也关了门。因此，他想解除该房屋租赁合同，但又不知该如何操作？
针对董先生反映的问题，记者向有关人士进行了咨询。根据我国合同法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
还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所以，根据上述法律条款的规定，董先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解除该房屋租赁合同：1、如果承租人的违约行为符合租赁合同中约定的解除合同的条件，那么董先生有权单方解除合同；2、董先生还可以与承租人协商解除合同；3、董先生可以催告承租人在合理期限内履行支付租金的义务，如果承租人仍不履行义务，可以解除合同。
要害词:合同解除合同终止权利行使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建立，经济生活中订立合同的形式表现多种多样，但合同有效成立后，也会因为各种原因而发生合同解除的情况，而我国的法律制度对合同解除方面的规定的不尽完善，在实际的实践中妨碍了合同解除权的正确行使。
一、合同解除的概念和特征
（一）合同解除的概念
合同解除，是指合同有效成立内，由于法定事由的出现或因当事人的意志而终止合同效力的行为。①根据这一规定可以看出合同解除权是形成权。形成权是指当事人一方可以以自己的行为使法律关系发生变化的权利。
合同解除包括协商解除、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
1.协商解除,指合同履行过程中，当事人经协商一致同意解除合同。《合同法》第93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根据合同自愿原则，当事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享有自愿解除合同的权利。协商解除是双方的法律行为，应当遵循合同订立的程序，即双方当事人应当对解除合同意思表示一致，协议未达成之前，原合同仍然有效。假如协商解除违反了法律规定的合同有效成立的条件，比如，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解除合同的协议不能发生法律效力，原有的合同仍要履行。
2.约定解除，指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某种情况，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有解除合同。我国《合同法》第93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在订立合同中约定，也可以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约定，可以约定一方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也可以约定双方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当解除合同的条件出现时，享有解除权的当事人可以行使解除权解除合同，而不必再与对方当事人协商。比如甲乙双方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两方可以约定，未经出租人同意，承租人答应第三人在该出租房屋居住的，出租人有权解除合同；也可以约定，出租房屋的设施出现问题，出租人不予以维修的，承租人有权解除合同。
3、合同的法定解除是指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出现法定解除合同情形，当事人有权解除合同。合同法定解除根本上是非违约方的一种救济措施，是法律赋予非违约方在对方违约的情况下保护自身利益的手段。我国《合同法》第94条规定了法定解除的条件，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解除合同：（1）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2）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义务；（3）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4）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5）法律规定的其它情形。
从不同的角度对合同解除概念的解释也有差异,从作为一种合同法律制度角度讲，合同解除是提前终止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一种情形。从作为当事人享有的权利角度讲，合同解除是指在合同有效成立以后，当解除的条件具备时，因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意思表示，使合同关系自始或仅向将来消灭的行为。而从法院和仲裁机构享有合同解除权的角度来讲，合同解除是指在合同有效成立以后，履行完毕以前，因发生重大情况变化，致使继续履行合同很困难，若履行则显失公平，根据一方当事人的请求，裁判机关裁判解除合同使其消灭的现象。
（二）合同解除的特征
1.合同的解除适用于已有效成立的合同，它以当事人之间存在有效合同为前提。
2.合同解除须达到一定条件。合同依法成立后，便具有法律约束力，为满足自己的利益需要，当具备了一定条件时，法律也答应当事人解除合同，合同解除的条件，可以是当事人约定的，也可以是法律规定的。
3.合同的解除必须有解除行为。具备了合同解除条件下，合同解除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但当事人解除合同必须实施一定的行为，即解除行为。这种解除行为是一种法律行为。值得注重的是，解除行为是由有解除权的人实施的，解除权是一种形成权，享有解除权的人依其单方面意思表示解除合同,因此解除行为是单方法律行为。合同解除发生在合同生效后而尚未完全履行前，故合同未生效或已履行完毕，这时合同解除行为不发生。
二、合同解除与合同终止的区分
合同解除与合同终止的区分，在各国立法上存在不同的看法。大陆法学者大多认为合同解除与合同终止有区别，认为两者都是形成权，但适用的范围和效力是不同的。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合同解除与合同终止是等同的，合同解除就是指当事人之间对提前终止合同所达成的协议。我国合同法中没有合同终止的概念，也没有合同终止的相关规定。但涉外经济合同法第31条规定了终止的概念，依据该规定，合同将因当事人按约定条件履行，仲裁机构裁决或者法院决而终止，亦可因双方协商同意而终止。可见涉外经济合同法事实上是将合同终止等同于合同解除。当合同解除适用于以使用标的物为内容的连续性合同时，它表现为合同终止的一些法律特征，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不产生恢复原状的法律后果。如租赁、借贷合同等一方在实际使用标的物经过一个时期后，难就已使用和收益的部分作出返还。②又如水、电、气的供给合同，显然对以往的供给不可能恢复原状。③也就是说，我国合同法中的合同解除包含合同终止，二者表现为种属关系，合同解除可以代替合同终止，但合同终止不能代替合同解除来使用。
在实际实践中，也常有将合同解除与合同终止混肴使用的事情发生。如在合同解除纠纷的判决文中，常有“终止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某某合同”之类的表述，这说明，他们将合同解除与合同终止误认为是同一概念。事实上，合同终止与合同解除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既有相同点，又存在有差别。合同终止又称为告知，是指继续性合同的当事人一方所作的合同效力向将来消灭的意思表示。而合同解除，是指合同有效成立内，由于法定事由的出现或因当事人的意志而终止合同效力的行为。两者都是表现为依一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使合同关系消灭的权利，在性质上均为形成权，且其产生都可依约定或法定两种途径。尽管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大都认为合同的解除与合同的终止是相同的，但我认为，二者仍然有区别：
(一)法律效力不同。传统大陆法的规定，合同的解除要发生恢复原状的效力，合同的解除即向过去发生效力，同时由于合同关系消灭使当事人不再负履行义务，因此也是向将来发生效力。而合同的终止只是使合同关系消灭，仅向将来发生效力，当事人不发生恢复原状的义务。也就是说，合同终止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不能产生恢复原状的法律后果；而合同解除使合同关系发生既往消灭的效力，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因而对已履行的合同将产生恢复原状的后果。
(二)权利专属不同。合同终止权为非专属权，可随债权或债务一同移转第三人；而解除权为专属于债权人的权利，除可随同债权债务概括移转外，不得因单纯的债权让与或债务承担而移转给第三人。
(三)适用范围不同。合同解除只适用于违约的场合，而合同终止主要适用于非违约情况。合同解除是对违约的一种补救措施，也是对违约方的一种制裁，是一种非凡的合同责任，因而合同解除只适用于违约的场合。所以，合同解除可以适用于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的情况，而且为了使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恢复到订约前的状态，必然借助于损害赔偿的办法。而对于合同终止来说，有些合同只能适用合同终止，不能适用合同解除，如根据租赁合同，承租人租用房屋达一定期限，或根据劳务合同，当事人一方已付出了一定劳务等，假如发生一方当事人违约，也无法恢复原状，只能使合同关系终止。尽管它也可以适用于一方违约的场合，但是合同终止主要适用于非违约情况，如合同因履行而终止等等。
三、合同解除权的行使
谈到合同解除，必然涉及解除权问题，何谓合同解除权？合同解除权有广义和狭义的说话，狭义的合同解除权，就是合同当事人一方依照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单方意思表示使合同的溯及消灭的权利。④它的行使直接导致合同权利义务消灭的法律后果，依据解除权发生的依据不同，可将其分为三类，即协商解除权、约定解除权、法定解除权。合同解除权的行使主体应当是合同当事人，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不能直接行使。我国法律对于合同解除权的规定逐步在完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无论是过去的法律，还是现行的法律，将合同的解除权赋予了当事人，而未赋予人民法院或其他任何机构。
(一)合同解除权行使的条件
依照解除权的分类不同，合同解除权的行使也可分为三种，即协商解除合同权的行使、约定解除合同权的行使和法定解除权的行使。市场经济情况复杂多变，答应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附加解除条件，而对于在合同中未预先规定解除条件的，当事人双方可协商确定行使解除权，这样可以使合同更能灵活地适应新情况，更符合当事人的需要。约定解除合同权的行使，合同双方当事人在合同订立时预先规定合同解除的条件，当条件成就时，合同当事人一方或两方可行使解除权。比如当事人在订立房屋租赁合同时，可以约定，出租人应当保证承租人用电、用水及取暖。在这个合同中约定的是一种解除权，当出租人不能供给水、电、暖时，约定的条件成就，承租人便可以行使解除合同的权利。而法定解除权的行使必须依据法律的规定，我国现行《合同法》对此较以往有了重大改进，充分吸收了两大法系及国际公约的立法经验，对法定合同解除条件作了较为严格的限制。根据《合同法》第94条的规定，行使法定合同解除权应具备下列条件：
1、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的目的。所谓的不可抗力，是指是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⑤不可抗力包括地震、洪水、台风、海啸等自然灾难，战争等社会原因及政府禁令等政府行为。不可抗力事件的发生，由于不是当事人的过失造成的，对履行合同的影响可能有大有小，对于完全可以通过延期履行合同从而实现合同的目的，不必行使法定解除权，因不可抗力致使合同目的完全不能实现时，当事人可根据情况行使法定解除权解除合同。
2、因预期违约行使解除权。预期违约将不履行主债务的，在大陆法系中称为拒绝履行。预期违约构成了对债权人期待债权的侵害，同时构成了对合同纪律的破坏，而且还将影响交易的正常进行，因此，法律除规定毁约承担责任外，还赋予了非违约方法律救济的权利。从拒绝履行的形式来看，预期违约分两种：明示毁约和默示毁约。明示毁约是指在合同履行期届满，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明确表示将不履行其合同义务；默示毁约两是指在履行期限届满前，一方当事人以自己的行为表明将不履行合同义务。从拒绝履行的时间来看，它又可分为两种：一种为履行期限届满的履行拒绝，此时根据债权人的选择，债务人须负强制履行责任或损害赔偿责任；另一种为履行期限届满之前的履行拒绝，即合同一方当事人在履行期届满以前明确表示或以自己行为表明不履行债务，此时合同另一方当事人不必坐等履行期限的届满，可以直接解除合同，经避免不必要的浪费。我国旧合同法并不承认履行期限届满以前的履行拒绝的解除权，新《合同法》第94条第2款对此作了规定，无疑是一种进步。
3、因履行迟延。它属于时间不合格，它使合同债权不能及时得到满足，造成对合同债权的消极侵害。履行迟延须满足以下要件：⑴履行是可能的，否则不存在履行的问题；⑵在履行期限届满后，债务人没有履行债务，这里的没有履行债务不包括不适当履行，否则就构成不完全履行，而非履行迟延了；⑶迟延履行无正当理由。若当事人有正当理由发生履行迟延，对方当事人应给予债务人合理的宽期限，假如在宽期限内，债务人仍未履行其主债务时，就已表明债务人是有严重的过错，因此法律赋予债权人于此情形下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因履行迟延解除合同，以合同有无期限利益而有所不同。如出租婚纱的人于婚礼后交付新婚纱，此时合同债权人可解除合同。
4、因根本违约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即不完全履行。它是指当事人一方虽为履行，但没按合同债务的内容履行。当事人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实施补足或改正行为，使履行达到了合同要求的，应视为已完全履行合同，虽然经过补足或改正，但已超过履行期限的，应付履行迟延的责任，已超过履行期限，且补正不可能的，应付不履行责任。
5、法律规定的其他解除情形。是指上述四种情况之外的其他原因，在法律规定的情形下可以作为合同解除的条件。之所以这样是由于以上四项内容并没有穷尽所有的法定解除情形，以起到补充作用。
无论哪种解除权的行使都必须以通知要件，对方当事人有提出异议的权利，对合同的解除有异议的，可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合同能否解除。此外，合同法还规定了解除权行使的非凡程序，即批准和登记，凡是合同生效必须办理非凡手续的，合同解除也应办理非凡手续，常见的标的物比较非凡的合同，如房屋、土地使用权等，解除权人应到原办理合同登记的批准的部门办理解除手续，否则不发生解除效力。
(二)如何行使合同解除权
要正确行使合同解除权。一方面要不断加强相关法律的宣传,使群众法制观念增强和对合同解除的熟悉加深,另一方面应积极倡导立法制度的详尽化、法律制度的完善化。合同法对行使解除权的主体、期限和程序都作了规定。
1、合同解除权应由法定的当事人行使。法律权利的行使往往都应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特定的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当事人也应按《合同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行使合同解除权。《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这一规定将合同的解除权赋予了订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与合同无关的公民或法人无权行使合同解除权。
2、解除权在适当的期限内行使合同解除权。《合同法》第95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当事人催告后在合理的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该规定在对解除权人的解除权行使期限的规定，没有明确限制，当事人可以视情况而自行确定期限行使解除权。
3、解除权以适当的方式行使合同解除权。《合同法》第96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93条第2款、第94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而通知方式主要有书面、口头或数据电文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根据这个规定，合同解除不仅要通知对方，而且要以将来一旦产生诉讼能得以证实的方式通知。检验合同解除权是否以有效方式行使主要看有无证据证实解约通知已送达对方当事人，根据诉讼经验，一般认为以下方式将产生解约通知已送达的证实效力：经受送达人签收、特快专递或快递服务、公证送达、约定通知方式等。
在《合同法》第95、96条中规定了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期限和应当遵循的程序，笔者认为有不完善之处。由于在该法中，对解除权人的解除权行使期限没有明确限制，且对异议方拥有的异议权也没有明确规定，当合同解除权产生后，若解除权人或异议方怠于行使权利就会使合同进入一种非凡的悬空状态，则使解除合同的效力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这些情况对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及合同交易安全秩序会产生不利影响，因而应做出完善规定，具体情况可以这样规定：
(1)对通知可设定期限（如30天），使解除权人尽快履行通知义务，如其不在该期限内发出通知，应视为解除权人放弃行使解除权。
(2)对异议方行使异议权设定的期限（如15天），逾期视为放弃异议权，发生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
(3)合同法中可规定，异议方可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假使异议方怠于行使该权利，审理程序或者仲裁程序将无从启动，应明确解除权人也可行使该向权力。
（三）合同解除权行使的法律效力
合同解除权行使具有使基于合同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的效力。合同解除是否有溯及力，应当根据当事人的约业和合同的性质，持续合同原则上无溯及力，一次合同有溯及力。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的情况及合同的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损害赔偿。可见，合同解除的效力包含两方面的内容：
1、是终止履行的效力，即终止合同。合同解除后，可以终止现有的合同关系，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原则上不再对双方当事人发生效力；对已经进行的履行原则上不能溯及。但无过错的一方如能够证实若不溯及解除前的行为，则已经进行的履行将不能经自己带来利益甚至有可能带来不应有的损害进，合同解除的效力也可以溯及到合同成立之时。
2、是为恢复原状功采取补救措施的效力。对于当事人除请求恢复原状外，还可以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或者请求赔偿损失。假如合同的解除是由于一方当事人过错所造成的，那么在合同解除后，有过错的一方当事人应当赔偿对方因合同解除而受到的损失。
参考文献：
①参见尹田主编《民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266页。
②参见王家福主编《民法债权》，第337页。
③参见胡鸿高主编《合同法原理与应用》，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页。
合同目的，可作两种理解。一是指合同法的目的即合同法的规范功能。有学者将其归纳为两类，一类是保护合同当事人的权益的功能（保护功能），另一类是鼓励当事人所从事的自愿交易行为的功能（鼓励交易功能）。（注：王利明：《合同法的目标与鼓励交易》，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3期。）就前者而言， 法律应当承认并赋予非违约方一定情形之下的解除合同的权利。因为当违约行为导致非违约方订立合同的主要目的难以实现时，如不允许或过分限制非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权利，往往会造成非违约方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害的进一步扩大，这显然不利于或者违背对非违约方利益的充分保护。如发生预期根本违约时，非违约方如不能即时解除合同，无疑等于坐以待毙。就后者而言，合同本身虽然不能生产社会财富、增加社会财富，但却可以通过鼓励交易推动生产、促进经营，由此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与繁荣。（注：杨立新、张少锋：《关于制定统一合同法中的几个问题》，载《河北法学》1996年第3期。） 解除合同等于使本已达成的交易中途流产，特别是连环买卖合同，解除一个合同，会影响一连串相关的交易，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明显不利。因此，从合同鼓励交易的功能出发，合同解除应当严格限制。总之，合同法的目的与合同解除的关系是相反相成的。这意味着，在制订合同解除的事由时应精心权衡合同法侧重于突出其那一个功能或者合同法是如何正确处理两种功能的关系的。如在制订统一合同法的过程中，学者们一致主张要特别强调合同法鼓励交易的功能，则势必应严格限制合同解除。
二是指合同双方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经济目的。当事人订立合同，其目的无不是通过合同这种法律手段实现各自的经济利益。但是，合同有效成立后，某种原因的出现常常会致使当事人订立合同的主要目的难以实现，此时如果不顾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强制当事人仍然信奉合同信守原则，必然会在根本上违背当事人订立合同的意图。在时间就是效益的现代社会，当事人能较快地摆脱已对其无任何经济意义的合同关系的束缚，一定程度上会使其赢得较充裕的时间去重新建立交易，争取以较低的交易成本实现最终的目的。英美法认为，合同只是法律上可期待的信用，它仅仅建立在当事人有期待的意图基础之上，不能设想商业合同的当事人希望永远受某种合同关系的约束。（注：董安生等编译：《英国商法》，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156页。）正是基于这种理论根据， 从罗马法始，合同解除作为一种制度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迁逐渐发展、完善起来。
3.对合同解除的性质的理解。
两大法系及大陆法系内部诸学者对合同解除的性质认识不太一致。在法国，有学者认为“合同的解除实质上是一种合同责任形式。”（注：尹田编著：《法国现代合同法》，第349页。）我国很多学者也坚持， 合同解除“是对违约方的一种惩罚，所以，也成为承担违约责任的一种方式。”（注：王昌硕主编：《合同法原理与合同纠纷处理》，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35页。）显然，这种观点的理论依据是，“一般说来，合同解除对违约方不利”。（注：崔建远、陈国柱：《关于完善经济合同解除制度的思考》，载《企业·证券·合同》，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03页。）其实，这种“根据”有明显的片面性：其一， 对拒绝履行或“效率违约”而言，合同解除正是违约方明智抉择的结果；其二，如前文所述，法国学者认为解除合同对非违约方也有弊处。我国学者认为，“要求在任何违约情况下都导致合同解除，既不符合鼓励交易的目的，也不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注：王利明：《论根本违约与合同解除的关系》。）亦即合同解除对合同当事人、社会整体利益无不具有消极影响。此外，把合同解除看作一种违约责任也有明显弊端：既然合同解除是一种违约责任形式，在各种违约行为发生时要求违约方承担解除合同的后果理所当然也就成为非违约方可以轻易拥有的一种权利，果真如此，怎不造成滥用解除权现象的发生？同时，如果在各种违约行为发生时都可导致合同的解除，那么，合同解除的事由分散、不统一的状况也就难免会发生。
英美法及大陆法部分学者认为，合同解除是非违约方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的违约救济措施之一。（注：王利明：《违约责任论》，第544 页。）所谓非违约方采取的违约救济措施，意指合同解除是非违约方的一种能及时、有效保护自己利益的权利，既然是一种民事权利，非违约方可以自己的意志决定是否行使该项权利以及何时行使这种权利，以实现对自己利益的保护。“不得已”意味着非违约方只有在因他方违约以致于使自己订立合同的目的难以实现时才可行使合同解除权。之所以对合同解除作如此严格限制，是基于合同解除对非违约方、违约方以及社会整体利益所产生的消极影响的现实考虑。英美法及《公约》以根本违约制度限制当事人的合同解除权正是建立在把合同解除视为一种违约救济措施的理论基础之上。
比较关于合同解除的性质的两种不同理解，我们认为把合同解除看作一种违约救济措施更符合合同解除的实际状况，而且更有利于对非违约方利益的及时保护，同时，也可以有效地防止滥用解除权现象的发生。
4.合同解除权性质的特殊要求。
解除权是一种形成权，即仅凭一方当事人依法定事由作出的意思表示即可使现成的法律关系消灭的权利，其行使无须征得对方当事人的同意。（注：梁慧星：《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0—81页。）合同解除权的这一界定内含其三个属性：第一，单方意思表示的随意性。与合同的协议解除不同，法定解除是一种单方法律行为，由于解除权人单方面作出意思表示即能产生解除合同的效果。法律赋予合同当事人的解除权，应为授权性或任意性规范；享有解除权的合同一方是否行使此权利，本着意志自由的原则完全由其自主决定：既可以不解除合同，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也可以作出解除合同之表示，使违约方承担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第二，三方利益的衡平性。一个有效的合同，其解除无不涉及三方利益-违约方、非违约方的利益及市场交易秩序和资源配置的社会利益。人们一般只注意到合同因一方违约而解除，是为了补救非违约方而使违约方承担不利后果，但实际上，非违约方的合同利益和合同所牵引的有效配置资源、促进交易的社会利益也受到一定的损害，只是在不同情形下其程度表现不同而已。所以，在立法上确认合同因一方违约而解除，不能仅停留于对非违约方的利益保护，必须从合同的价值目标出发，兼顾三方利益的衡平。第三，解除事由的法定性。合同解除权以一定的法律事实（合同一方违约）为根据，以法律对该事由的确认为前提。客观事实与法律确认是解除权之得以享有和行使的必备条件；只有被法律明确加以认定的特定事由才能引起合同解除。法律对合同解除事由的规定既是对解除权的授与，也是对解除权的限制。在此意义上，立法则面临着两难选择：一是具体列举可解除合同的事由，但受制于成文法的局限性而难于包罗或穷尽一切情形；二是抽象概括解除事由，但难于避免解除权之滥用。基此，构建合同法定解除事由，应兼顾具体性与灵活性，一方面仿用德国民法典以违约行为形态具体规定可解除事由，便于常态下判断和适用；另一方面在具体规定的基础上，设立一个相对模糊的弹性条款，并在其内涵中明示一定的条件，既弥补具体之缺失，又克服概括之疏松。
三、我国统一合同法应当如何规定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
（一）对我国现行合同立法的检讨
1.《经济合同法》 该法第26条规定了合同解除的三种事由。第一项是合意解除。大陆法通说认为，“合意解除，以第二契约解除第一契约，而非依一方意思表示之解除，与民法所规定之契约解除，全异其性质。”（注：史尚宽：《债法总论》，台湾版，第509页。） 第二项规定不可抗力致经济合同的全部义务不能履行。从两大法系的作法看，不可抗力为合同免责事由之一。合同因不可抗力消灭与因一方行使解除权消灭，其法律效果及对当事人利益的影响不太相同。合同解除后，应按法律规定发生恢复原状、赔偿损害的效果；即使不存在恢复原状问题，但因违约而造成的赔偿损害却始终存在。合同因不可抗力消灭后，如无任何一方履行义务，此时原合同当事人之间既不存在返还不当得利问题，更不承担赔偿损害责任。如有双方或一方履行义务，应按不当得利的规则处理，此时彼此无赔偿损害请求权。第三项“由于另一方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没有履行合同”的规定，如果是定期债务的履行迟延，即时解除合同合情合理；但若为非定期债务的履行迟延，在未给违约方一个履行宽限期时而径直解除合同，可以说为非违约方轻易解除合同大开方便之门，这显然不符合合同信守原则的基本要求，也与两大法系通行的作法相偏离。所以，学者们认为，“这样规定是不妥当的。”（注：王利明：《违约责任论》，第544页。）
2.《技术合同法》 该法第24条规定，当三种法定事由， 即：（1）另一方违反合同；（2）发生不可抗力；（3）作为技术合同标的的技术已经由他人公开，出现致使技术合同的履行成为不必要或不可能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显然，该规定与英美法及《公约》的根本违约制度类似，即都以订立合同的目的难以实现作为合同解除的主要根据。所不同的是，《技术合同法》对如何判断根本违约具体列举了三种事由，这种把列举与概括规定相结合的立法技术，既便于实际操作，又能起到对合同解除的限制作用，不失为成功的立法例。但是，以不可抗力作为法定事由，值得深思。
3.《涉外经济合同法》 该法第29条规定了四种解除事由：（1 ）合同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以致严重影响订立合同所期望的经济利益；（2）合同一方当事人在约定的期限内没有履行合同， 而且在被允许推迟履行的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3）发生不可抗力事件， 致使合同的全部义务不能履行；（4）合同约定的解除合同的条件已经出现。 其中，第三项与《经济合同法》的第一项的规定相同；第四项的规定是立法上不必要的多余之作。合同当事人可以在订立合同时自由约定合同解除的条件，如果该“解约条款”不违背公序良俗或强制性法律规范，国家不得干预，所以“约定的解除合同的条件出现”完全无必要作合同解除的法定事由。第二项与大陆法系非定期债务履行迟延的规定相同。有学者认为第二项“强调了违约行为的恶劣性”。（注：徐杰主编：《涉外经济合同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第一项与《公约》的根本违约类同，但与《公约》相比，其对根本违约的判断没有采用主客观要件的双重标准，而只是强调了违约结果的严重性即可成为确定根本违约的标准。在违约结果的严重性的判断上，没有使用《公约》规定的“实际上剥夺另一方根据合同规定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而只是采用了“严重影响”的概念来强调违约结果的严重性，这就使其判断根本违约的标准与《公约》相比略为宽松。但是，必须强调的是，《涉外经济合同法》关于合同解除的事由的第一、二项的规定不管是强调了“违约行为的恶劣性”还是“严重性”，（注：徐杰主编：《涉外经济合同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是以违约结果具有严重性作为合同解除的主要根据。实践证明，这种规定是切实的、合理的。
小结
（1）总结三部合同法， 得出关于合同解除的基本理论仍缺乏必要的深入、系统研究的结论应不为过分。这主要表现为，把合同的法定解除、合意解除及约定解除条件的解除混为一谈，未认识到违约与合同解除之间的关系；把合同的免责事由与解除事由相混淆。由于以上不正确认识，致使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的规定显得杂乱无章。
（2）尤其是《经济合同法》，忽视合同法鼓励交易的功能， 对合同解除缺乏应有的限制。
（3 ）《涉外经济合同法》以违约结果具有严重性作为合同解除的主要根据并以此设计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的立法思想，《技术合同法》以列举与概括规定相结合规定合同解除的事由的立法技术，对经验相对贫乏的我国合同立法来说，不失为应当保留的成功之作。
（二）《统一合同法》第一稿与征求意见稿（注： 此征求意见稿也可称为第4稿，出台日期为1997年5月14日，笔者在1997年民法、经济法研究会上见稿并参与讨论。）之评析。
第一稿，即学者建议草案，拟定了六种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①履行不能；②拒绝履行；③非定期债务的迟延履行；④定期债务的迟延履行；⑤不完全履行；⑥部分债务不履行与附随义务不履行。显而易见，第一稿采纳了德国法以违约行为形态分别规定合同解除的事由的立法模式，而且总结了大陆法近一个世纪以来立法、判例及学说所涉及到的合同解除事由的几乎全部种类，看不出任何创新。至于我国现行立法中行之有效的关于合同解除事由的立法思想与技术，以及英美法与《公约》中所采用的并广受大陆法学者赞许的预期根本违约理论，第一稿鲜有体现。这种在现代世界经济走向一体化，两大法系不断相互融合的趋势下仍一味固守一个立法模式的立法思想与技术是否可取，令人置疑。依违约行为形态为基础，采取单纯的列举方式规定合同解除的事由的立法技术，因其缺乏合理性，实不足取。
征求意见稿的规定与第一稿不大一样，变动较大的原因不是基于克服第一稿之缺陷，而是源于第三稿“以为（第一稿）过分繁琐、决定予以删繁就简。”（注：梁慧星：《关于中国统一合同法草案第三稿》。）其规定的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有五项：（1 ）因不可抗力致使主要债务不能履行的；（2）因另一方违约， 以致严重影响订立合同所期望的经济利益的；（3 ）在履行期届满前有证据证明另一方不履行其主要债务的；（4）另一方迟延履行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 （5）法律规定可以解除合同的其它情形。据此， 征求意见稿有如下特征：
首先，征求意见稿对合同解除的事由的规定采取的列举〔第（1 ）至（4）项〕与概括〔第（5）项〕相结合的立法技术，因其既能使合同解除事由显得明确、具体，便于实际判断，又能使合同解除事由具有统一性、概括性，利于限制解除权，应当予以肯定。而且，在具体列举合同解除的事由时，虽然其仍然立足于违约行为形态理论，但是，与第一稿显有不同的是，征求意见稿仅列举了合同实践中两种常见的，性质又比较严重的违约行为，即拒绝履行与非定期债务的迟延履行。从两大法系及《公约》的通行做法看，这种立法方式是可取的。其次，征求意见稿列举的四项合同解除的事由之间的关系非并列性的而是具有包容性，对当事人或法官而言，如何在实际生活中恰当、便捷的适用具有包容性的合同解除事由就成为首要问题。详言之，拒绝履行、非定期债务的迟延履行及不可抗力之间，因三者都具有独特的内涵和适用范围，因而彼此是一种不具有相互包容性的并列平行关系；而对于根本违约〔即第（2）项〕而言， 因其是以违约结果是否具有严重性为基点而对违约行为的一种定性的概括，因此，其完全可以包容拒绝履行与迟延履行，英美法的判例也正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从立法技术上看，拒绝履行与迟延履行具有优先适用性，对于不属于两种特别的违约行为的其它违约行为，如果其违约后果具有严重性则适用根本违约的规定。但是这样处理具体列举的四项合同解除事由之间的关系，必然面临着另一个无法解释的难题，即应当如何处理征求意见稿的第五项与根本违约的关系？既然根本违约的规定是为处理拒绝履行与迟延履行所不能解决的问题，那么，第五项则就失去其本来意义。从以违约行为具有严重性才得以解除合同的立法思想看，第五项与应当“删繁就简”的思想相冲突，应当删去。最后，征求意见稿对于履行期到来之前一方当事人根本违约时，另一方是否可以解除合同未作规定，不失为立法上的漏缺。另外，把不可抗力作为合同解除的事由仍值得商榷。
小结
（1）与具有浓厚的死搬硬套色彩的第一稿相比， 征求意见稿在立法思想、立法技术上有一定创新，合理之处也较多。征求意见稿的主要弊端在于，一是对预期根本违约未作规定，二是其第五项与第二项的规定相重复。
（2 ）征求意见稿在规定合同解除的事由时所贯彻的以违约结果具有严重性作合同解除的主要根据的思想吸收了我国《涉外经济合同法》的成功经验，使立法更符合现实状况，比较切合实际需要。同时，针对违约行为的多样性、变化性，征求意见稿只列举了现实生活中常见的、严重的两种违约行为，使立法既简明又便于操作。
（3）总结两个草案，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我们对合同解除制度仍缺乏较全面、深入的研究，对如何合理、规范地规定合同解除问题，立法者的意见也有分歧。这与我国制定统一合同法的现实需要极不相符。法德前车之鉴，犹未远也！
（三）统一合同法应如何规定合同法定解除事由的立法建议
综合以上所有探讨，笔者认为统一合同法在规定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时，应贯彻如下思想：
（1）突出合同法的鼓励交易的功能，严格限制合同解除。
（2）强调合同解除的主要根据是违约结果具有严重性， 轻微违约及单纯的过错都并非合同解除的主要根据。
（3 ）坚持合同解除是非违约方在不得已之下采取的自我救济措施的观点，适应解除权的特殊要求，规定出明确、具体、统一的解除事由，以便当事人的实际判断。
（4 ）在立法技术上可以保留《涉外经济合同法》与《技术合同法》的成功经验；在立法内容上，应当吸取英美法或《公约》的预期根本违约制度。
基于以上四点，拟定建议法条如下：
法条1：有下列事由之一的， 当事人一方有权通知另一方解除合同：
（1）在履行期届满前另一方拒绝履行主要债务的；
说明：拒绝履行，既包括明示的，如明确通知他方将不履行义务，也包括默示的，即因自己的故意或过失的行为致使合同到期未能履行。在履行时间上，不包含履行期到来前的行为。拒绝履行，尤其是“故意拒绝履行，为一种严重违法行为，它不仅直接侵害债权人的权利，而且也是对法律的藐视。”（注：王家福主编：《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158页。）德国民法称这种违约为“积极侵害债权”， 赋予其与履行迟延相同的法律后果。美国法也认为，一方如恶意违约，另一方可径直解除合同。可见各国对明示的拒绝履行的认识无甚差异。默示的拒绝履行与德国法中“因可归责于债务人的原因致使履行不能的内容基本一致。为克服传统的履行不能的缺陷，把其纳入拒绝履行之中比较合理。
（2）另一方迟延履行债务， 依合同性质或者当事人的特别约定，不能达到订立合同的目的，或者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主要债务的；
说明：迟延履行是一种典型的并具有恶劣性的违约行为，德国法一开始即把它作为合同解除事由之一，事实证明行之有效。英美法认为如迟延履行违背了合同的性质及特殊的时间要求，或者在给予违约方履行宽展期之后，可直接解除合同。《公约》及《通则》尽管采纳了根本违约理论，但仍然把迟延履行明文规定为一种解除事由。我国同样有此立法例。因此，迟延履行应当明定为一种解除事由。
（3）因另一方违约， 以致严重影响订立合同所期望的主要目的的。
明：这项关于根本违约的规定是继承了《涉外经济合同法》原行之有效的规定。在立法技术上该项的功能与前述二项有所不同。前二项是现实中两种典型、严重的违约行为，因其常易发生，违约后果又比较严重，故列举出来，以便实际判断。对于其它不常发生但其性质又十分严重的违约行为，以根本违约名目予以概括，以克服合同解除的事由缺乏统一性的德国法模式的弊端，同时，也满足了严格限制合同解除的立法需求。
法条2：在履行期到来前，一方明确表示将不履行主要债务， 另一方可以解除合同。
说明：此条是对预期明示根本违约而可解除合同的规定。对英美法的这一理论，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学者及各国判例基本都持肯定意见。《公约》及《通则》也有明确规定。我国学者也认为，“英美法的预期违约制度，确实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保护债权人利益，因此，应将预期违约作为一种违约形态对待。”（注： 王利明：《违约责任论》， 第126页。）
单方面解除合同协议书样本
甲方：
乙方：
根据实际情况，在平等协商，自愿互谅的基础上，本于诚信，甲乙双方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甲乙双方同意解除2007年7月16日签订 的《工程承包合同》及其它相关协议。自协议解除之日起，甲乙双方彼此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自行消灭。甲乙双方相互不再以任何形式追求对方的违约责任。
第二：甲乙双方同意对于合同订立、执行过程中各自的任何形式的损失自行负责担。
第三：鉴于合同未能履行是由于客观经济形势变迁造成的，甲方同意于本协议签订之日一次性退还乙方已经交纳的甲方施工管理费16.5万元;待该工程施工完成计量结算后(2007年12月6日前)甲方退还乙方已交纳甲方10万元履约保证金。
第四、甲乙双方都保留通过诉讼解决本合同争议的权利，在本协议生效后，如果任何一方不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义务，另一方有权寻求通过诉讼解决争议。在诉讼过程中，本协议将不利于违约方的解释。
第五、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
甲方：
乙方
单方面解除合同协议书样本
甲方____与乙方____原于___年___月___日签订的合字第____号________合同，现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使____方无法继续履行合同，经双方协商同意，该合同于___ 年___月____日予以终止，不再履行，且因合同所产生的一切责任和后果互不追究。
本协议由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协议书一式两份，由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 乙 方：(盖章)
代表人：(盖章) 代表人：(盖章)
年 月 日
甲方：___________有限公司 (如甲方不是本公司，要调整)
乙方：(若是法人，需与营业执照名称一致，若是自然人，则同于身份证)
身份证号码：(若是自然人，即留存此项)
甲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与乙方___________于___年___月___日签订了《 》【此处填写甲乙双方之前签订的合同/协议名称】，原合同/协议有效期至___年___月___日，现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此处填写解除合同/协议的原因】原因致使原合同/协议无法继续履行，现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
1、原《 》【此处填写甲乙双方之前签订的合同/协议名称】自___年___月___日解除，自解除之日起，原合同/协议中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终止;
2、甲方应将乙方已交纳未发生的___________【如：已交纳的场地服务费等】费______元于本解除合同协议书生效时退还乙方;
3、甲方应将乙方已交纳的______元保证金于本解除合同协议书生效时退还乙方;【如果有保证金此条款留存，没有保证金此条款删除】
4、【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时使用本条款】本协议由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协议生效之日，原《 》【此处填写甲乙双方之前签订的合同/协议名称】解除，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需要承担违约责任时使用本条款】本协议由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协议生效之日，原《 》【此处填写甲乙双方之前签订的合同/协议名称】解除，___方需要依照原合同/协议的约定于本协议生效时向___方支付___元违约金。
【其他未尽事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添加】
5、本协议一式2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 乙方：
代表： 代表：
日期： 日期：
单方面解除合同协议书样本
甲方____与乙方____原于___年___月___日签订的合字第____号________合同，现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使____方无法继续履行合同，经双方协商同意，该合同于___ 年___月____日予以终止，不再履行，且因合同所产生的一切责任和后果互不追究。
本协议由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协议书一式两份，由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 乙 方：(盖章)
一、商品房按揭纠纷中涉及的合同关系
在通常的商品房按揭纠纷中,一般存在着四个合同,即商品房买卖合同、按揭贷款合同,通过购房人与按揭银行签订的抵押贷款合同中的抵押、回购的具体条款加以确定的抵押担保合同和保证担保合同。审理商品房按揭纠纷案件,必须首先明确这些合同及其体现的法律关系之间的关系。
司法实践中,普遍的观点认为,按揭合同是购房合同的从合同,不具有独立性,随主合同的变更、消灭而变更、消灭。
(一)按揭合同不应是购房合同的从合同。首先,合同目的相对独立。按揭合同的目的是借贷资金,购房合同的目的是购买房屋,两合同追求的目的并不具有依附性,是各自独立的。其次,两者所生之债务的范围不具有依附性。从合同所生之债务以主合同所生之债务为发生依据和限额,而按揭合同所生的债务可单独产生,双方是相对独立的。第三,购房合同的无效、可撤销并不必然导致按揭合同的无效、可撤销,只会影响到按揭合同的抵押担保标的物发生变化,并不实质影响到资金借贷关系。银行贷出资金,主要考虑的是购房人的资信状况,即使购房合同有瑕疵,导致抵押担保存在问题,但如购房人资信并未下降或又能提供其他担保,则并不影响银行资金安全,银行也不会必然要求解除按揭合同,银行、购房人对按揭合同的解除有选择权。从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出发,应确认这两个合同是相互独立的。
(二)抵押担保合同、保证担保合同应是借款合同的从合同,以借款合同的存在为前提。但应明确,该主合同是银行与购房人之间签订的借款合同,而非购房人与开发商签订的购房合同。
(三)购房合同通常与抵押担保合同、保证担保合同无关,但如购房合同无效,特别是买卖的标的物属不得抵押的财产,购房人与开发商恶意串通以损害银行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等情形,则将导致这两个担保合同无效。
二、商品房按揭纠纷解除合同的认定
房地产价值巨大,不应轻易解除合同,使购房者能够转嫁市场风险。同时合同解除后,亦可能使经合法登记的享有优先受偿权的按揭银行的利益遭受损失。考虑到其标的物价值大,影响大,涉及当事人复杂,各方利益重叠,标的物又成抵押标的,对于涉及按揭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不能轻易解除。但也有人认为,应参照香港法律,存在按揭合同的购房合同不经银行同意不得解除,这在外资银行中是一种普遍看法。笔者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英美法中,按揭是转让所有权的担保,在未清偿完债务前,与所有权有关的一切不动产权益都属银行,发生诉讼时银行是以房地产所有人的名义进行诉讼,未经银行同意当然不能解除合同,使所有权发生转移。而我国的按揭实质上是抵押担保,开发商享有在建工程的所有权,在预售登记后购房人享有房屋的期待所有权,这两种权利共同指向的标的物同为按揭合同中的抵押标的物,开发商、购房人同意将该标的物抵押给按揭银行,同意按揭银行享有优先受偿权,共同作出抵押的意思表示,应为按揭合同的实质上的共同抵押人。解除合同实质上是在共同抵押人之间发生权利转移,并不影响银行的优先受偿权,双方当然可以行使权利,解除合同。但考虑到按揭合同的特殊性,在解除合同上要更加慎重。
在下列情形下,购房者的利益遭受了重大损害,可允许购房者解除预售合同:
1.发展商迟延交楼,在购房者起诉要求解约时起1年内不能竣工交楼的。此种迟延交楼严重违约,且1年内都不能交楼,购房者无法入住,严重损害订约目的,应依法解约。
2.发展商货不对板,所交付的房屋楼层与原约定严重不符,此时可予解除合同。但对于朝向有所变更,应视情况而定。如改变的朝向更有利于居住,通风采光更好,则合同目的尚可达到,不足以构成根本违约,可通过违约金给付等手段加以调整,不宜解约。对于发展商交付的房屋面积缩水或面积加大,如超过原约定面积3%的,视为严重违约,可予解约,但如购房人已入住,从实际出发也不宜再解除。可通过调解,让开发商承担责任,对少面积则退还价款,多面积则由发展商主动放弃该部分价款或以成本价收取。未超过原约定面积3%的,应视为建房过程中存在的正常误差,可通过调整购房款项加以解决。对于交付的房屋中提供的装修与约定不符的,鉴于装修是房屋的附合物,并非房屋主体,装修不符可通过评估后予以补偿,以给付违约金方式调整,不宜解除合同。
3.房屋质量存在问题,应视不同情况加以认定:如房屋仅存在轻微瑕疵,如漏水、凹凸不平等问题,可通过修补、给付违约金方式补偿业主损失,不应仅因违反合同中的一般性条款就解除合同。对于房屋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将足以影响居住者的人身安全,经有权鉴定机关确认后,可视为其不能满足居住目的,可予解除合同。
4.发展商以提供银行按揭为优惠,指定按揭银行为购房者提供贷款,嗣后又无法办妥按揭手续提供贷款。此时鉴于按揭贷款是购房者购房的先决条件,款项的交付是合同的重要条件,不能提供贷款将导致购房者给付不能,且购房者对按揭银行无选择权,其无过错,故应视为合同目的不能达到,可以解除合同。但如果是购房者自行选择按揭银行,则开发商对按揭贷款不能办妥无过错,不应解除合同,应给购房者一定宽限期来缓解资金困难。
5.对于购房者主张开发商所建房屋环境与广告宣传不符而要求解约的,应区分不同情况来对待。如广告用语只是用“鸟语花香”、“人间仙境”等一般描述性用语,应视为对环境的感性宣传,无实际约束力,不应因此予以解约;如广告用语使用明确承诺,如“附近一百米内有名校”等等,则如未符合,一般情况只应视为违约,不应解除合同,因合同的居住目的尚能达到;但如该广告要约非常明确,如“可入广州户口”,却又未能履行,而购房者的购房目的不仅为居住,还因受广告内容吸引,有强烈意愿要求满足广告要约的内容,此时应视为合同目的不能达到,对此种情况可以解除合同。
购房合同解除后,如何处理按揭合同呢?鉴于两者是联系紧密的相互独立的合同,在购房合同解除后,按揭合同并非必然解除,而应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如果银行、购房人均不主张解除按揭合同,则不应解除。如银行主张解除,但购房人能另行提供等额担保,并无严重违约也不应解除合同。如购房人主张解除合同,银行不同意,则应分情况考虑:1.如银行是发展商指定,提供按揭是购房人购房的前提条件,则银行与开发商关系紧密,其有监管款项用途之责,现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可认为银行违反了对合同项下的实质内容的严格遵守,另外购房人拒交贷款本息,也已严重违约,且此时购房人有严重对抗情绪,继续履行合同已无实际意义,可判决解约。2.如按揭银行是购房人自行寻找,与开发商无紧密联系,现借款已履行完毕,借款合同目的已达到,因按揭银行无过错,只是购房人违约,在银行不同意解约的情况下,应尊重守约方意愿,不应解约。如果按揭银行、购房人均同意解除合同,则应尊重当事人协商一致的意愿,可一并解除按揭合同。3.如果事先合同有约定,解除按揭合同需经银行同意,则应尊重约定,一般不应予以解除。但在烂尾楼的情况下,考虑到合同基础的严重丧失,可由法院参照情势变更原则予以解除合同。
三、商品房按揭纠纷解除合同后款项的返还
解除了预售购房合同和按揭合同,必然涉及到款项的返还。商品房预售按揭中,款项的去向是银行贷款给购房者,购房者向开发商交纳购房款。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权利人只能向其有合同关系或法定关系特定人主张权利,因此对于款项的返还,应为:
1.开发商向购房者返还全部购房款,包括购房者自付款项和从银行贷款所获得的款项。
2.购房者向按揭银行返还所借款项本息,但应扣除其已偿还的款项本息。开发商如签署了回购担保等保证条款,则应对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对于因烂尾楼而解除合同,如按揭银行是发展商指定,在款项的返还时,应考虑到银行作为发展商的开户银行,控制资金流向,其未尽到监控义务,对烂尾楼的产生有一定责任,可在款项返还时,适当减少违约金、利息等小业主的支付款项,平衡各方利益。
在款项返还过程中,也要注意维护按揭银行的利益,按揭的标的物是尚未建好的房屋,购房人尚未取得产权,其抵押的标的物严格意义上的产权还属开发商,购房人享有的是一种物权性质的债权,将此种权利进行抵押,开发商也同意在事实上将其享有的在建工程的产权抵押给银行,可认为这种抵押是一种事实上的共同抵押。因此,无论是否解除合同,将房屋的权利配置给开发商还是购房人,都不应影响银行的优先受偿权。在贷款本息未归还之前,房屋的抵押登记备案不应解除,开发商如果另行出售要经按揭银行的同意,否则取得抵押物所有权的受让人必须依有关司法解释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使抵押权消灭,银行对售房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可考虑开发商向购房者返还的款项中,对属于银行本息数额内部分,将其视为抵押物的变价,银行可实现优先受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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