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28 11:46:51
导语：在当代资本主义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资本主义；发展；长期性
根据理论的阐述，人类社会的发展一般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会依次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换言之，资本主义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前一个社会形态，它最终要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但是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已经存在和发展了几百年，仍然没有过渡到社会主义。这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性。
1 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性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人们社会发展方面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就是“两个绝不会”。两个绝不会，也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 ; 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从这个论断可知，资本主义和以前的其他社会形态一样，是一个单独的社会形态，它的发展也会有一个很长的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并非不会出现暂时的停滞，但是停滞状态的存在不能成为我们否认资本主义发展更快的理由。放眼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发展是长期的、绝对的，而停滞只是相对的、暂时的。这种发展的长期性和绝对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1 就资本主义现在的发展阶段来说，没有有力的证据证明资本主义已经处在最后阶段
资本主义最初出现在 14、15 世纪地中海沿岸的城市，距今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而社会主义的发展才不到一百年，比资本主义的发展时间要短许多。可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相当长的，而且还在继续向前发展。因此，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历史，在整个人类历史里也还是一个小片段。毫无疑问，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从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到垄断阶段。但目前是处在什么阶段，大多数学者认为在开始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有些学者把这个阶段称之为资本主义中壮年时期，有些学者称之为后工业化社会，还有学者称之为资本主义晚期阶段。尽管如此，当代资本主义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思想文化还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在国际社会中还发挥着很大作用，没有有力的证据证明资本主义已经处在最后阶段。
1.2 就资本主义统治的现状来看，资本主义的统治还很有力
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尽管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依然存在，但是并没有进一步激化和尖锐化，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国家可控的范围，反而由于其自身的变革和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资本主义政党牢牢掌握着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权，工人阶级政党的影响并不大。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等进步力量还不足于动摇或威胁资本主义统治的合法性，革命意识在工人阶级中有所衰退，传统的工人阶级革命并没有任何出现的痕迹，社会主义运动依然处在低谷中。
1.3 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地位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二战后，一大批亚、非和拉美国家走向独立。这些经济文化水平并不高的国家没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而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民族主义政党带领这些国家的人民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发展资本主义，依附于发达国家，使得在世界体系内占主导地位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非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2 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性的主要原因
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性的原因，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既有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因素，也有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原因。这些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共同产生影响。
2.1 科技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与科技革命密不可分。目前已经发生的三次科技革命对资本主义的形成、发展和变革有直接的关系。发源于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到巩固，使得资本主义制度最终得以确立；发生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国家由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二战以来开设目前还在进行的第三次科技革命首先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它给资本主义发展带来了新的强大动力。
2.2 经济危机提高了当代资本主义的适应能力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是资本主义本身无法克服和解决的，它将会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的发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实际上就是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会使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破坏，并引发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当这些危机无法解决时，资本主义就要灭亡了。可是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经济危机确实一直在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发生，但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却没有出现。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危机发生后，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消除或减小危机的影响，使危机没有造成不受控制的不良影响。也就是说，经济危机大大提高了当代资本主义的适应能力。
2.3 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
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不断完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是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建立的，是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否定，是人类民主发展的一个阶段。在社会主义制度出现后，资本主义为了避免无产阶级革命的出现，又完善了自己的政治制度。此外，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也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2.4 当前的世界格局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资本主义产生之后，迅速向世界扩展，最终建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虽然社会主义在二战后也曾扩展到较多国家，但是自剧变后，社会主义的力量被削弱，在世界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在这样的格局下，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自己的经济科技优势向全世界推行资本主义价值观，加强实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此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控制了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国际事务中起主导作用。
参考文献
[1] 景浩 , 王丙辰 . 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三重危机探析 [J]. 山西师大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13(S2).
[2] 沈鑫雨 . 刍议当代资本主义改良的实质[J]. 经济研究导刊 ,2013(18).
关键词：模块化生产网络；网络经济；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
模块化生产网络是继跨国公司内部网络(企业集团)、虚拟企业(项目小组)、战略联盟、中小企业网络(企业集群)等网络组织之后，新近引起广泛关注的网络化生产组织方式。纵观历史，从手工工场到机器大工业，从福特制到精益生产，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的每一次变迁都有其背后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新的生产组织方式都是资本为了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继续追求利润最大化，促进资本积累所塑造的。模块化生产网络也不例外。它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它如何能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中有利于资本追逐利润，从而成为新型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本文试图从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特征和生产方式的演变视角对以上问题作一简要分析。
一、网络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形态
资本主义生产经历了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和福特制之后，逐渐步入工业时代与后工业时代的交界区。以信息通讯技术(ICT)为中心的技术革命，正在加速再构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孕育着一种崭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网络经济。网络经济诞生之前的福特制资本主义积累体系，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和技术体系的资本积累过程，是基于以下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以生产机械化、自动化和标准化形成的流水线作业及其相应的工作组织，通过大规模生产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劳资之间由集体谈判所形成的工资增长与生产率联系机制诱发了大规模消费，促进了大规模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资本家之间的垄断竞争使生产建立在对未来计划的基础之上。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政策与福利国家制度，不断熨平经济周期和维持有效需求，调节着大规模生产与大规模消费的良性循环。美国支配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贸总协定，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积累的顺利进行创造了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
然而，在酝酿着“大转变”的20世纪70年代，福特主义和凯恩斯主义越来越没有能力遏制资本主义固有的各种矛盾了。西欧和日本的国内市场已经饱和，为它们的剩余产品寻找去向的历程不得不开始；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货币体系的崩溃裹挟着两次石油危机，造成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全面滞胀的困窘。20世纪70年代是信息科技诞生的时期，同时也是资本主义演进的分水岭，各国公司纷纷采取措施以应对滞胀时期利润率的下降。其增加利润的主要方法包括：降低生产成本(从降低劳动力成本开始)、提高生产力、拓展市场、加速资本周转。ICT不仅顺应了资本压缩时空、拓展市场的需要，而且也是其它三种增加利润的方法的技术支撑。
一、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内在矛盾
新自由主义模式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济全球化是其形成背景。经济全球化，是一个自然的历史发展过程，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和社会关系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大和深化的过程。从相当程度上讲，新自由主义既是资本主义克服20世纪70年代初滞胀危机与全球化生存和发展战略的现实选 择，也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理论化。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根本特点和表现形式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化。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内在矛盾在于：一方面，金融化 加速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本运动，推动了世界贸易和投资的发展，实现了国际垄断资本利润的最大化；另一方面，金融化导致金融膨胀，使得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进一 步分离，从而为更严重的金融危机埋下了隐患。当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所充分暴露的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内在矛盾，集中表现为该发展模式在经济运行、经济 结构和社会制度各个层面上的不可持续性。
从经济运行层面来说，新自由主义模式实际上就是金融风险扩大与加深的根源所在。美国次贷危机是此次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次贷危机又是 美国秉承新自由主义原则、放宽金融管制的必然结果。2003年以来，美国金融机构为增加金融企业利润采取减轻贷款前期负担的办法来吸引贷款客户，放宽或实 际上取消了贷款标准，以便为购房者提供便捷的抵押贷款。大量信用记录较差的低收入家庭进入房贷市场。而美国的银行和债券评级机构则完全放弃监管责任。金融 衍生产品，特别是抵押债务证券化使次贷市场风险加大。金融衍生产品的杠杆率越来越高，在创新过程中使债务链条不断延长，导致市场风险向信用风险及流动性风 险转化，进而造成整个金融市场的不稳定。美国政府的货币政策和美国房地产行情变化也是次贷危机的重要因素。本世纪初，美联储为了推迟新经济泡沫的破裂，连 续减息，而2004年6月至2006年6月，美联储为遏制通货膨胀又连续17次加息，使联邦基金利率从1％升到5.25％。这种情况下，2006年初房地 产开始降温，房价逐渐由升转跌。许多靠过度借贷的购房者既无力偿付房贷到期本息，又无法再融资。次贷市场违约率大幅上升，大量房贷机构特别是与美国次贷市 场相关的基金陷入困境或破产。据不完全统计，从2006年11月至2007年8月中旬，全美80多家次贷机构停业或破产，损失高达千亿美元。英国、德国、 法国、瑞士、荷兰、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50多家银行、对冲基金等受到波及，损失上百亿美元，国际金融市场出现剧烈动荡。
从经济结构来说，新自由主义模式在美国首先表现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严重失衡。美国的金融市场中的次级贷款约为2万亿美元；普通房贷，约为 10亿美元；企业债，包括企业之间各种债券，约为60万亿美元；各种金融衍生品，约为340万亿美元。2007年，美国的GDP将近14万亿美元，同金融 衍生品的比例为1：29；其中的实物经济与金融衍生品的比例为1：68。有学者指出，美国经济结构的失衡完全是人为的，是美国资本家阶级、企业高级经理和 金融机构结成的利益集团为实现资本即股东收益的最大化造成的恶果。经济结构的失衡导致美国的生产资本即非金融企业的资本积累逐步减少，因此，此次危机不仅 是管理危机，也是积累危机。与此同时，工人的实际工资和社会福利也不断减少，因而出现了金融资本的高收益和大众负债消费并存的矛盾现象。从国家层面来看， 生产资本积累危机导致国民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外部投资和进口贸易，为了支持对美国本土企业的需求，美国不得不扩大世界范围的需求。这种巨大的需求本来会引起 严重通货膨胀的，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这种风险会按照外贸增长的比例分散到世界各国，其中包括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美国依靠自己的经济霸权和 金融霸权，特别是美元的霸权制造了世界范围的生产过剩和经济泡沫，一旦泡沫破裂，世界各国都要付出惨重代价。杜梅尼尔认为，美国的经济危机转嫁机制早在危 机发生之前就建立了，但是以金融资本占主导地位的世界积累制度并不能保证资本主义生产的持续性，而只能推迟危机的到来，此次危机就是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和 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巨大冲击。
从社会制度层面说，新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上层建筑，自然延续着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根本矛盾。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 占有制度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是生产相对过剩。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过剩危机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社会制度本身的必然结果。马克思在《资本 论》中明确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 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资本主义经济在社会化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的支配下，一方面是生产和商品供给出现无限增长的趋势， 另一方面是资本剥削日益加重，广大劳动者的贫困不断加深，有支付能力的社会购买力增长缓慢甚至停滞，这种状况必然导致经济危机周期性地发生。近二三十年 来，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影响下，美国劳动大众日益贫困化，社会两极分化不断加剧。贫富两极分化使美国普通民众不得不靠增加借贷维持日常消费水平。如此发展 模式显然难以持久。
一、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本质、特征
与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对某一地区原本没有竞争的家庭手工业由于某一个个人的计算和预算而整个被经济理性化的过程和机制的分析111相一致，髙兹也认为经济理性开始于计算和预算。他认为经济理性活动和自由活动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是不是受计算和预算的控制。这种计算和预算的目标就是使单位劳动的交换价值最大化。为了在竞争中得到生存，人们会很意接受技术革新一因为它能够提髙劳动生产率，并使自己服从于技术的要求，服从于经济理性。这会导致对所从事的活动的现实体验的无视，这包括这种活动所带来的不快乐的体验、这种活动所需要的努力程度、生产过程中的情感和审美体验等。
在经济理性兴起和盛行的进程中，计算和预算对于突破传统社会而言是一个解放性的因素。“计算和预算将代替先前的绝对的严格的秩序”，它使社会从传统社会的没有任何吸弓I力的与人本身的意志毫无关系的外在强制下解放出来。在这个意义上，经济理性的计算和预算就具有了某种存在论和本体论的意义。通过计算和预算，人开始具有自己的主导权，髙兹认为这样一种由计算和预算所主导的活动在某种意义上就和上帝的工作具有相似性。这样一来，经济理性就发挥了传统社会宗教道德的替代物的功能:通过经济理性，人试图把自己内在的法则外化出来，作为世界的法则，也就是把人的活动确立为一种可以计算的、能够预知的活动，而经济理性就是这种活动的法则||]。这事实上也就是工业文明和人化自然观的实质，人的实践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世界的具有本源性意义的东西。
髙兹认为经济理性的盛行与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是有重要关系的。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突破需求有限论，并且把工作和需求直接联系在一起，成为了它们之间一个连接的纽带。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作的目标不再是满足“有感知的需要”，努力的程度也不再以可以获得的直接的满足为界。对经济理性的追求成为了资本家、甚至是工人一切经济活动的目标。因而取代传统社会“足够就好”的是一种新的逻辑一利润的大小。对于数量和效率的追求就成为了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一个明显的特征。数量化成为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标准，并且导致没有合法性基础的需要(虚假需要或者被制造出来的需要);效率成为衡量一个人的才能和评价其优劣的标准:多比少好，挣得多的比挣得少的好。因此，资本家就陷入对利润和剩余价值的追求，而工人则追求工资。对数量的追求和效率的追求是与资本主义精神相一致的，“需求有限”和“足够就好”是和资本主义精神异在的东西，资本主义对利润的追求为经济理性消除了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的障碍。工作和需求直接联系在一起:“越多越好”的逻辑使得需求不再是有限的，而是一个可以无限扩大的东西，它不存在边界，为了满足没有边界的需求，生产必须不断地进行，并且是越多越好，工人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需要就必须从事更多的工作，以便获得更多的金钱。资本主义精神为经济理性经济的流行铺平了道路。
因此经济理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就表现为一个对数量和效率的无限追求，表现出一种“越多越好”的意识形态层面的特征。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理性已经与资本主义的本质结合在一起，经济理性的计算和预算的逻辑就变成了资本对于利润的无限追求的逻辑，经济理性在资本主义的资本扩张逻辑中得到了最完美的表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理性和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了一体，资本的逻辑是它们的共同本质。
二、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后果
髙兹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理性的扩张过程，其实就是资本逻辑的布展过程，髙兹对这一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的批判，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经济层面：“需求决定生产”的颠倒逻辑。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布展已经导致了逻辑的颠倒，当代资本主义已经不是再是生产决定需求，而恰恰是相反一(虚假的)需要决定生产。髙兹指出，“经济理性的主要目标是效率最大化，而效率的最主要的衡量标准就是利润率”。但是利润率最终是依赖与劳动生产率的，因此对效率和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必然要求劳动生产率以及生产的效率的不断提髙,为此，资本家将会不断地更新设备、加大不变资本的比重，这样一来生产的商品的产量将不断增加。我们知道，生产出来的商品是为了销售的，资本家要能获得利润并不断地扩大再生产，那么不断增加的商品生产必须要找到购买者。很明显，消费者的基本需求总是有限的，为了使生产出来的商品能够销售掉，需求必须被扩展到基本需求之外。因此，经济理性将会逐步地失去它的“自然的基础”““生产不再具有满足现存的需要的功能”，相反，是“需要逐渐地具有了促使生产不断增加的功能”。不再是生产决定消费，而是消费的需求决定生产。
髙兹对此做了进一步的分析。他认为生产出来的大量商品为了实现它作为获取利润的工具的职能而必须被消费掉，这就要求需要应该不断地被创造出来。这和经济理性的逻辑和意识形态刚好是一致的:你拥有的越多就越显得成功，你拥有别人不拥有的那就是你成功的标志，因此，对“更多”和“更新”的追求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逻辑。因此，需要是被不断地制造出来的:为了那些有着巨大利润的商品，消费者必须被制造出来以去消费它们，这就是所谓的“商品制造消费者”的社会。在富足的中心地带，新的稀缺和匮乏要被不断地制造出来，并通过不断的淘汰和更新换代，来实现经济理性的不断扩张和资本的获利的逻辑，这就是“富裕的贫穷”或者叫“贫穷的现代化”。当然这将导致一个必然的结果，资源的浪费和生态危机，这一点他在《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学》中已经做过批判性的论述。
髙兹的观点和很多西方学者一样，他们都认为这种被制造出来的需要是一个虚假的需要，这种需要是资本逻辑不断扩张的结果。这一点髙兹早在1960年代的《劳工战略》一书就明确分析过131，从这种颠倒的逻辑和虚假的需要中看到的是资本对生产、消费和对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全面控制和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全面的非人化。应该说髙兹从经济层面入手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批判是抓住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根本逻辑的。
2.人本层面：经济理性的逻辑布展已经导致了对工人阶级的摧残。髙兹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和资本主义不断追求利润的逻辑的扩展必定要不断提髙消费的水平、不断地制造出虚假需求，以制造出一个永远都不可能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的假象来。和许多学者的观点一样，髙兹认为这样一个假象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也会直接作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无产阶级，工人在这样的一个由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和资本逻辑构筑的意识形态中会在身心以及阶级意识等多个方面受到影响。
髙兹指出，在经济理性的逻辑主导下，工人的个体性被摧残到了极点，他们只是把金钱也就是工资作为衡量一切的一个标准，为了获得更多的工资他们从事更多的工作，而把非经济理性的价值和不可被数量化的价值都忘却了。髙兹认为下列的现象普遍存在于工人之中:有很多工人会为了获得更多的工资而自愿在周末加班;人们工作就是为了获得钱;工人在不工作的时候甚至不知道做什么好;只要在工作就有一种安全感;有了钱就能买很多东西;工人们不是用自己的脑子来思考问题，而是满脑子是广告等等。髙兹认为，这样一种情况不仅是对工人的身体上的伤害，而且也是对工人精神上的一种耗费，这样一种状况甚至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工人完全忘却了自己是一个人，工人的思考能力已经被完全的摧毁了。针对这样一种现象，髙兹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批判。他指出，在这种情况，工人对工资和工作的态度就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的经济理性所表现出来的计算和预算一样:工作占据了整个生活，工作为生活制定法则，工作对于个体来说能够使得个体不必为自己的生活负责，工作就是一切。工人的生活是事先就被设定好的，对于他们来说，工作就是一个避难所，一根救命稻草，没有了工作就没有了生存的依据。并且对生活的意义和目标的质疑也是事先就被消解掉了，因为对于工人来说他们的生活中除了为了金钱而工作之外不再有任何其他的东西，金钱就是唯一的目标。对于工人来说，因为他们的强制性的工作，金钱能够使他所没有、他所不是和他所不能的东西成为现实。金钱是对他们的强制性工作的补偿。
髙兹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理性的逻辑布展与“防止工作时间的缩短”和“虚假需求决定生产”这两者有密切关联，正是这两者的结合使得经济理性的逻辑能够不断地得到扩张，正是这种结合是经济理性的“不可阻挡的动力”所在。他认为使工人保持全职工作的策略，一方面是雇主对工人的控制的反映，另一方面一特别是在福特制模式下一也是对个体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一种塑型，以使它们能够为经济理性的不断扩张服务。因为，只有使工人保持必要的较长的工作时间，才能阻止他们需求的下降。工人只有保持一定的必要的工作时间才能够使他们的收人超过他们的“有感知的需要”的支付能力。工人在挣得较多的工资之后会通过购买商品、并且也只有通过购买商品的方式来补偿自己的日夜劳作所做出的牺牲，这就会使得相当一部分的工资收入可以被用来满足虚假需求的需要。正是这样一种被制造出来的虚假需要使需要超出了“有感知的需要”的水平，并服务于生产，服务于资本追逐利润的逻辑的需要。资本主义社会不仅是一个虚假需要决定生产的社会，而且还是一个需要被决定的社会，人们的需要都是被制造出来的虚假的“需要被决定了的需要'
3.哲学层面：经济理性的无限扩张已经导致了主体的死亡。髙兹认为，经济理性的不断扩张过程事实上是以一种看似客观的数学化和科学化的进程来实现的，这样一个过程的最终结果是“主体的死亡”，也就是福柯所说“人死了”。髙兹对此做了分析和说明。
他指出，在资本主义把经济理性从传统社会的束缚中最终彻底释放了出来，正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实现的科学的发展使得经济理性的计算和预算“艺术”成为了一种客观的“科学”，它使对效率的追求上升到这样一个层面:一切都应该被科学化，因此，在对效率的追求和科学化的名义之下，道德的因素和伦理的价值就被消解和驱逐，这样一来，理性化的经济活动就能够“客观地”组织人们的行动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体性在经济活动中不再具有合法性并被驱除，因此，也不可能存在对经济理性的战。这样一来人们的活动就不再是一个善恶的问题，而是一个计算和预算的经济问题，经济科学就成为了人们行为的依据和准则，人们不可能对他们的活动有主导权。这就使得人的主体性地位被科学所取代，在现实的生活时候中则表现为“人服务于资本”这样一种颠倒。应该说，髙兹从这个层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人与物的关系的颠倒的把握还是很准确的，这也是马克思所揭示和批判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胡塞尔所说的“自然科学”的数学化和科学化的过程。因而胡塞尔所讲的“数学化的‘自然科学在这里是完全适用的。“数学化在世界被形式化的过程中提出了某种类型的现实关系，它代表并掩饰着这样关系，并且把我们从要用我们自己的意图去维持它的这种需要中解放出来。同时，计算和预算的程序就作为某种主体性以一种准自动的和自主的方式发挥作用。正如胡塞尔所说，“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对观念的掩饰，使得方法的真正意义、公式和‘理论’处于一种难以理解的状态，使得处于自然状态的方法永远不被理解”。换言之，也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正处于危险之中的是:因为经济理性本身已经被定型化到既不允许辩论也不允许反思的预算的程序和公式之中，这一事实使得‘经济地理性地’做决定的意义远禽了所有理性的审视和批判的可能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所谓的专家之间的辩论都只是在同一个经济理性逻辑中的关于一些非本质性问题上的吹毛求疵，这些所谓的专家已经完全是经济理性的同谋。
因此，髙兹指出，因为数学化的方式，依据经济理性来制定的活动已经成为了一种自足的、客观的、非反思的非理性的活动。在这样的经济理性活动中，主体不再自我思考，也不再主导作为主体与现实的某种有意识关系的生活，主体变的好似一个被放进某种数学程序中的操作者，他们不再把他们的知识当作是与真理之间的一种关系，也不再把他们的行动当作实现某种目标的转化过程，而是把它们作为一种与形式化的程序的关系和与理想化的技术知识的关系。对于这样一种活动，完全的按照经济理性和技术强制来运作的，对于这些操作的意义和价值操作者是没有判断能力的’“技术接管了所有其他的属于自然科学的方法”，“给予这种技术过程以意义的原初的思想，以及对于正确的结果的忠实性……都被排除掉了”。
这样一来，技术化就允许并必将导致这样一种情况的出现:在人们所创造的活动中，他们的主体性可以处于缺失状态。技术化保证了行为的精确性，但却也把思想从主体性领域排除了出去，并且也排除了审视和批判。髙兹认为这样一种对客观性的绝对宣称必将导致非理性的产生，因为这样一条逻辑必然要导致哲学意义上的“人的死亡”，用福柯的术语来讲就是必将导致一种关于进入空无的作为“非存在的”主体的理论。髙兹认为，对于这样一种活动中的主体来说，由于他们的主体性缺乏，在哲学的层面上来说就是一种“人的死亡在哲学”:不是主体在言说，而是相反，是“语言言说主体”。他指出，由于经济理性的逻辑泛滥，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主体的自我否定已经成为了所有思想的一个共同的典范。并且，髙兹指出，在技术人员成为没有灵魂的工程师之后，哲学家紧跟其后强调在他们的哲学建构中他们是不在场的，髙兹认为这样一种哲学与其表面上看上去所具有的凶猛和好斗性是完全不一致的。与此直接相关，他特别指出，“结构主义将成为技术主义胜利的一种意识形态”。我们可以看出，虽然髙兹此处的分析是明显带有人本主义的有色眼镜的，但是他的分析和判断无疑有是具有很髙的准确度的，并且也把捉住了问题的要害和本质。我认为髙兹的这一点分析对于那些后现代思想家来说都是普遍适用的。
髙兹指出，在经济理性把思想变为技术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瀰就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外部性或者把“存在”作为外部性来思考的可能性。他认为这事实上是一种对精神的征服，这种把存在作为一种外在性的观念在程式化的活动和它们的操作者之间建立了一道屏障，这种外在性的观点把人设想为一种可以按照数学化的程序来控制的系统，这就使人完全非人化了。髙兹同时也指出，这样一种把人当作一种外在性存在的思想也促使了用机器系统来解释和代替人脑的可能性，这就是电脑、计算器和“人工智能”以及集谱曲、写诗、症疗、翻译、言说等功能于一体的机器的出现。但是，髙兹指出，这些机器的出现是得益于这样一种观念，但是这样一种观念本身却使人脑变成了机器。他指出，人们没有认识到这样一点:事实上机器并不像人脑一样的工作，而只是在人脑像机器一样运作的时候，机器才像人脑。
事实上，我们从髙兹上述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经济理性和工具理性在根源上是一致的，它们都是使思想程式化，把思想变为技术程序，使思想与任何可能的自我反思和自我审视相隔禽，并同现实的生活经验的确定性相隔禽。在这些技术思想中，关系被技术化、实物化和金钱化，人们对作为他们的产物的世界越来越陌生，技术的进步与人们的生活的艺术、交往和自发性的消退同步。而这些正是髙兹要批判的东西。
三、高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批判的当代中国意义
正如髙兹所言，以计算和预算为起点的经济理性其核心就是使经济活动的禾润最大化，这是与商品经济的资本获利逻辑相一致的。这一点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作的并被其后很多经济学家坚持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也是一致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经济活动要符合价值规律，要实现效率最大化、利润最大化。但是，髙兹明确指出，当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成为评判一切经济活动的唯一标准时，它就已经走上了一条非理性道路，成为了一种“伪理性”。“伪经济理性”必然导致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等方面的问题。这一分析对当代中国也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1.明确经济理性起作用的范围，同时强调经济伦理。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及其经济活动当然要遵循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要寻求利润的最大化。但是，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理性经济，其所遵循的经济理性应该是一种科学的理性，是一种有限度的经济理性，而不能是唯利是图的“伪理性”。否则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导致的一些问题我们都将出现。事实上，商品经济不仅要遵循经济理性，更要遵循经济伦理。我认为，“道德人”才是斯密所要强调的重点。如果经济活动不遵循道德伦理仅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则必然会走上邪路。“三聚氰氨”牛奶等事件已是明证。另外，不是一切活动都能被经济理性化的，甚至一些商品活动也不能被经济理性化。一些包含或者必须承担“爱”“义务”“责任”“公益”等内容的活动就不能够被利益最大化，不能被经济理性所主导。如髙兹所言，家庭内的照料性活动、抚育子女等活动，因为有爱和亲情的存在，就不能被利益最大化;医疗、教育等领域也不能被经济理性主导，因为医生和教师就像警察和消防员一样，他们都应该是在履行一种职责，而不是在谋利，否则医患关系、师生等都将被金钱所异化，“看病难”、“医闹”等问题也将随之而来;另外，一些以大多数公民为对象的政府行为和行业也不应成为经济理性主导的获利行为和行业。
关键词：资本主义；发展趋势；部分质变；内在否定
随着剧变和当代资本主义各国的平稳发展，世界社会主义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一时间，资本主义制度全胜论，社会主义无望论，历史趋势改变论，全盘西化论等在国内外骤然出现，沸沸扬扬。当代资本主义究竟有没有变化？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只有真正搞清这些问题，才能为探索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问题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提供真实而可靠的依据。因此，深入考察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是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和发展道路做出科学判断的前提条件，笔者试图运用哲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作一些浅显的分析和思考。
一﹑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观点综述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目前著述颇多，观点各异。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
其一，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性质（无论是根本性质还是非根本性质）没有变化，有的只是剥削形式和统治措施上的改变。他们声称：“资本主义社会确定发生了变化，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这些变化只是使资本主义面貌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有的只是改变了矛盾的外部形态”。“穷人越来越多，街头巷尾比比皆市”。
其二，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是恢复了“青春活力”，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自动均衡”。他们认为，经过调整的资本主义已进入了“丰裕社会”，富裕到了“死于食物太多的人要比饿死的还要多”。“丰裕递增的影响”使人们有了“幸福和谐的追求”。
其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已产生了一些社会主义因素。这包括：“合作工厂仍然存在”；“农民自己组织的生产﹑供销﹑信贷等合作社”；“社会保障制度”；“三大差别的消失”；“社会服务机构的发展”等等。
对以上三种观点，笔者认为，前两种观点均未能正确地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因而也不可能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作出客观正确的判断。第三种观点则代表了当前我国理论界﹑学术界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研究的最新成果。它较为深刻地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了较为正确的判断。
二﹑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部分质变
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纷繁复杂的发展趋势，究竟应当如何认识？与上述观点不同，笔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表明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部分质变。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在事物的发展进程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发展变化形式：即事物在总的量变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部分质变，经过诸多部分质变的中间环节，最终突现根本质变。所谓资本主义发生了部分质变，是指在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质尚未改变的前提下，资本主义的非根本性质﹑非基本矛盾已有所改变；在资本主义的根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尚未改变的前提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上层建筑则出现了局部的改变；在资本主义社会内，，一些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固有因素在消失，一些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否定因素或社会主义因素在生成并发展；“社会主义入口”的特征日益增多。
大量的实际资料表明，当代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质没有改变，但其非根本性质和非基本矛盾则有所改变，从而“限制旧的社会制度的个别坏的方面，限制旧的社会制度的个别极端的表现”。（《斯大林选集》下卷P35）这主要表现在：（1）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依然为基础的条件下，出现了资本占有形式的社会化倾向。国有经济﹑利害攸关者经济﹑合作者经济﹑股权分散化﹑职工股份所有制经济形式的出现，都是资本占有形式社会化的例证。（2）在剩余价值规律依然起作用的情况下，出现经济运行有序化，可调控的倾向。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是有序的﹑可调控的，在有些国家还实行经济计划化。它不再具有无政府的特征。（3）在贫富两极分化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出现了收入分配兼顾公平的倾向，在有些国家出现了收入分配相对均等化的倾向，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和幅度得到了限制。（4）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出现阶级结构的新变化。有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开始中产阶级化，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对立和斗争，亦出现了对话与合作，劳资谈判制度，共同决定制度已较为普及。同时，阶级的分野也出现了非固定化和复杂化的倾向。（5）在国家依然是阶级压迫的暴力机构的情况下，也出现了作为公共管理机构的职能日益突出的倾向。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具有“理想总资本家”的特征，它服务于全社会，服务于全民的特征也越来越多。
当然，当代资本主义的部分质变，并非根源于资产阶级阶级本性的改变。它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上百年不懈斗争的结果；是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从而对资本主义构成强大推动力的结果；也是社会主义蓬勃发展，优越性初步得以显示，进而对资本主义产生重要影响的结果。
三﹑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否定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部分质变，不仅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合理性和恒久性的印证，恰恰相反，这种变化正好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因存在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和社会问题而注定要通过部分质变的方式来否定自身，逐步向新社会制度嬗变。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部分质变，事实上是无产阶级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殊结果，是资本主义衰落的特殊形式，是社会主义必然性的特殊表现。在这种部分质变的过程中，与其说资本主义的自我肯定因素在增长，不如说它自我否定因素和社会主义因素在生成和扩张。其中，国有经济﹑合作制经济﹑利害攸关者经济等是私有制经济的否定因素；国家对经济的有序调节是无政府状态的否定因素；社会福利制度及有些国家收入分配的相对均等化，是贫富分化的否定因素；共同决定制度﹑企业民主管理则是阶级压迫的否定因素。这些自我否定因素的生成及发展，无疑会促使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方向转变。超级秘书网
与此同时，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社会主义因素也在生成和积聚。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事实胜于雄辩。一个论断是否成立，不能只看它的逻辑分析和理论求证是否精当，是否符合经典作家的论述，更为重要的是看它是否符合客观实际，能否经得住现实实践的验证。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实践证明，二战后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母体内出现了社会主义因素。这主要表现在：（1）以国有经济﹑合作经济﹑职工股份所有制经济为主要标志的资本占有形式的社会化。（2）以共同决定制度﹑民主管理制度为标志的企业管理社会化。（3）以政府宏观调控﹑计划调节为标志的经济运行的有序化﹑计划化。（4）以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为标志的社会生活福利化。（5）以城乡一体化为标志的三大差别逐步弱化。（6）以国家强化公共事务管理职能为标志的国家职能的社会化。这些社会主义因素的生成足以证明，当代资本主义部分质变的实质不是资本主义的自我完善，而是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否定，是当代资本主义孕育新社会因素的嬗变。
资本主义在当代的这些新的发展和变化，是资本主义不断反思自己所进行的一种生产关系上的局部变革，这一变革实际上意味着“社会主义因素”正作为资本主义母体内部的否定力量改变着资本主义，从而为社会主义最终取代资本主义作着某些必要的准备，也进一步印证了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大趋势。
参考文献：
[1]黄安淼主编：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与[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P7;
[2]加尔布雷斯：丰裕社会[M],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P105，294;
1、生态危机理论。面对当代出现的生态危机，西方学者认为这种危机不是局部的，而是全球的；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的。面对这种新的危机，西方学者们认为传统的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研究已经无法解决。为此西方学者提出了新的生态危机理论。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自由主义状态是生态危机出现的原因，而当代无产阶级消费观念的异化尤其是对高级消费品的追求，在无政府状态下，刺激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畸形发展，使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能力超出了生态环境的可承受程度，导致了生态危机出现。因此西方学者们认为倡导无产阶级树立理性的消费观念，改革资本主义生产的管理体制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有效手段。
2、批判转嫁生态危机的行为。西方学者在研究生态危机过程中，也极力批判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将环境污染严重的企业转移到其他国家的行为。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是产生资本主义各种危机的根源，也是资本主义自己无法解决的根本矛盾。为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自己国家的生态环境，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嫁生态危机，并不断掠夺其他国家的资源，以期解决自己国家的生态危机。然而当代的生态危机是全球性的，只要局部出现危机就可能危机整体。为此生态危机转嫁看似是聪明的，其实是愚蠢的，其根本无法解决当代出现的生态危机，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生态危机。
3、提出生态理性概念。经典的主要是从经济的角度分析探讨资本主义制度的利与弊，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是其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要克服这种危机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化。然而面对新出现的生态危机，这种传统的解决方法完全解决不了。西方生态学者为此提出了生态理性概念。生态理性倡导社会生产不要再一味地追求企业利润的最大化，而要与生态环境建设相协调。人们要树立理性的消费观念，在保护生态环境观念的前提下进行消费，引导社会生产良性地发展。发展高科技，用科技治理污染和改善企业生产方式也是缓解生态危机的有效手段。
4、提出双重危机理论。20世纪末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盛行，全球性生态危机也日益加重。西方生态学者詹姆斯?奥康纳从新的角度分析生态危机提出了双重危机理论。双重危机理论阐述资本主义内部存在着两种矛盾即资本主义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和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两种矛盾的运动变化发展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双重危机（生态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发生。而全球经济政治的发展不平衡也客观上加重了这两种危机。因此分析研究资本主义这两种矛盾运动，了解它们之间的联系，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将有助于生态危机问题的解决。
70年代后的西方学者们将应用于社会的生态环境领域，致力于解决人类社会出现的生态危机。他们的研究的确给我们现在建设生态环境提供了很多有意义的借鉴。
首先西方学者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社会生产方式是当代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暗示着我们要从全面了解资本主义及其在新时代显现的特点，从而更好地探索有效途径解决生态危机。其次学者们指出消费者观念的异化及无政府的生产状态是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之一，并适时提出了生态理性的概念。为我们现在树立理性的消费观念，进行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教育，转变政府职能，改进企业管理方式，搞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最后学者们提出了双重危机理论，并极力批判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生态危机转嫁行为。对我们更好地了解资本主义的矛盾和资本主义出现的双重危机，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另外西方生态学学者们还十分强调人的生存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相协调，要求社会生产与保护环境并重且统一于人类的发展过程中。其对我们现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树立良好的生态文明理念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西方学者们对生态的研究理论不免存在着缺陷。
并非巧合的是，笔者在环境政治学视角下对“生态资本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得出一种相似的结论。笔者的基本观点是，如果把“生态资本主义”更宽泛地概括为在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机制共同组成的资本主义制度架构下，以经济技术革新为主要手段应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渐进性解决思路与实践，那么，作为当代西方国家中的主流性环境政治流派，它在促成绿色的或环境友好的政策和社会变革方面发挥着突出的作用――如果不是最为重要的作用的话。不仅如此，甚至可以认为，正是这种“生态资本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在承担着创造后工业时代资本主义的“绿色经济增长”和“绿色政治合法性”的新机遇的使命。生态资本主义的积极性方面是明确肯定和赋予自然生态环境中的某些要素及其组合以“资本”的（尤其是货币的）价值，并力图在商品化的经济生产、经营和管理过程中（主要通过成本核算和技术革新），来体现与实现这些“生态资本”的价值。但就像生态资本主义从不质疑和挑战资本主义的经济与政治制度前提（即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民主政治）一样，它也拒绝或不接受环境保护动机或生态道德意义上的追问与批评。换句话说，它所看重的是传统经济生产与消费活动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现实的切实性改善，而不是促成或鼓励那些集体（公司）和个体（消费者）的相关性行动的背后动机。甚至，它可以大方地承认，人们之所以从事那些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集体行动和个体行动，恰恰最可能是基于经济利益方面的目的或需求。因而在实践层面上可以想见，“生态资本主义”有着非常广泛的政治信奉与支持者，尽管它们可能未必都愿意公开接受这样一个称谓。因此，我们既要看到“生态资本主义”是一种较温和的或“浅绿的”绿色政治理论，是一种资本主义接纳生态向度，而不是生态主义掌控资本的理论与实践努力；又要承认“生态现代化”“绿色国家”“环境公民”和“环境全球管治”等理念与战略可能带来的积极性影响。
另一方面，这一话语体系在当代中国的背景与语境下完全可以有一种全新的表达与阐释，而这其中的关键性概念就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概括地说，“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意味着社会主义（社会公正）与生态学（可持续性）的一种有机结合，并指向对资本主义制度形态及其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的历史性替代。
应该说，国内学术界对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生态学意蕴已经有较为充分的阐述。生态文明概念的提出本身，就已经包含了我们希望将新型现代化（工业化与城镇化）、生态环境问题解决和传统生态智慧与实践复活等方面要素实现历史性综合的意蕴或志向――“十”报告关于“五位一体”的概括正是这样一种认知与思路的经典性表达。也就是说，无论是就我国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与复杂程度而言，还是就我们所拥有的生态文化资源与思维传统来说，生态文明及其建设都将是一种综合性或立体性的“绿色化”。然而，对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国内学术界迄今为止尚讨论不够充分，甚至多少有些有意无意的无视或回避。许多学者会认为，社会主义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将天然是社会主义的。但在笔者看来，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欧美国家“绿色资本主义”的现实性出现与扩展――正如布兰德教授所揭示的，对于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将很可能长期是一把“双刃剑”，比如，国内学者中对于欧美国家生态环境治理成效、模式与理念笃信不疑的并不在少数（而这正是“先污染、后治理”理念难以根除的现实性成因）。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构想和价值观的生态学意涵，需要当今者结合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去不断地阐发，并反过来进一步促进实践。
“生态学”理论观点最早见之于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霍克海默尔与阿多诺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1947年)。由启蒙精神所产生的认识论意味着我们是在对自然有支配权的范围内认识自然的，认识自然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自然，奴役自然。“由于自然被破坏了，每一种想要取消对自然奴役的企图都更加深人地陷入被奴役之中，由此产生了欧洲文明的过程。”
“生态学”首次提出和使用这一概念的是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阿格尔在《西方概论》一书中，将"TheEcologicalMarxism"理解为“生态学”。“生态学”的典型代表人物主要有安德烈·高兹、詹姆斯·奥康纳、威廉·莱斯、本·阿格尔、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大卫·佩珀。他们认为，首先，生态问题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最为突出的问题，应强调生态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生态危机已取代经济危机而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其次，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消费”是人性的扭曲，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他们主张应予批判。再次，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建立一种“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最后，提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争取社会主义道路的设想。
20世纪90年代以前“生态学”生态危机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的批判；威廉·莱斯重新定位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本·阿格尔的生态危机理论的建立。
(一)关于对生态危机原因的分析
本·阿格尔在《西方概论》中提到，关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已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对西方的阶级意识和危机理论给予高度重视，认为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就是生态危机。
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中提到，用自然改造文化观念，用自然和文化改造传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
威廉·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中指出，资本主义倡导的生产和消费模式虽延缓了经济危机但却加剧了生态危机，他鲜明地提出“控制自然的观念”才是生态问题最深刻的根源。此外，莱斯还对“控制自然的观念”有着重要影响的培根的思想和马克思的自然观进行了分析。
大卫·佩珀在《生态社会主义——从深层生态学到社会主义》中指出，生态危机的原因不在于生产力和人的需求的增长，而在于资本主义获利本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
贝拉米·福斯特在《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中认为，生态危机与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有关，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使得环境持续性地恶化。
(二)关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研究》中深刻、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除存在历史唯物主义所讲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外，还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即资本主义的双重危机理论。两种矛盾相互作用，加深、加剧了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
安德烈·高兹在《经济理性批判》中认为，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资本主义的危机本质上是生态危机。资本家不愿意在环境保护上投资，即便投资，脑子里想的也是赚钱。在《劳动分工的批判》一书中一针见血的指出：“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是一切异化的根源”。
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指出，以经济增长为目的的当代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克服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的。福斯特指出，部分厂主在环境保护上或许作过一些努力，但这种努力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二、国内文献研究现状
王雨辰、郭剑仁对以贝拉米·福斯特、詹姆斯·奥康纳为代表的北美生态学进行了全面地考察，指出“贝拉米·福斯特理论的特点是力图通过对马克思理论文本的解读，挖掘其中的生态哲学思想，从而建构出他自己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和物质变换裂缝理论”。在此基础上，贝拉米·福斯特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同生态危机的关联，其理论侧重点是环境社会学研究。詹姆斯·奥康纳则是通过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和自然纬度，揭示资本主义二重矛盾同生态危机的关系，提出生态社会主义构想，其理论侧重点在于生态政治学。
曾文婷在《“生态学”研究》一书的第二章，从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层面对“生态学”的生态危机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她分析了科学技术的错误利用方式与生态危机的关系；生态危机不在科学本身，而是在于意识形态，控制自然的观念才是生态危机的最深刻的根源；生态危机不是一个纯粹自然的和科学的问题，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危机、经经济危机和人的本能结构危机的集中表现，其主要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
郭剑仁在《生态地批判》第三章研究和探讨了北美生态学者贝拉米·福斯特的生态危机思想。他指出，福斯特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不可改变性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揭示了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和资本主义的对立关系及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即社会正义运动和环境运动的联合是解决之道。
葛恒云的《“生态学”及其启示》认为，生态学理论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或在于其认识上的问题，或在于其理论自身的局限性。首先，作为理论核心的异化消费概念，是从异化劳动概念中派生出来的，没有以对人的物质需求的深入分析为理论前提，影响了对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分析的逻辑力量。其次，是对科学技术的片面评价。
曾文婷在《“生态学”评析》一文中，对生态学理论的评价总体偏重于其可借鉴性。她在文中指出，“生态学”努力运用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当代生态环境及其危机问题，致力于生态理论与的结合，丰富和发展了的生态思想，为在当代的发展与完善注入了新的元素。
刘光明的《生态社会主义产生的科学文化背景探源》认为，“生态学”作为有影响的一种社会思潮是特定的科学研究发展和文化环境的产物。生命与环境科学的发展是它的自然科学前提：关于自然——人——社会未来的论述和西方对进一步探索中的有关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为它的产生和发展客观上起了指导、借鉴作用。
解宝军《对“控制自然”观念的重新理解》一文中论述了20世纪中期以来，由于科学技术在运用不当和失控状态下造成了一系列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引发了资本主义国家资源浪费严重，环境恶性污染，破坏生态平衡的生态危机。
陈红兵《奥康纳生态学与生态文化建设》一文分析了奥康纳继承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立足于生产劳动范畴，将生态问题作为时代主题，把自然生态因素与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相联系研究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其现实解决途径。
三、研究现状评析
总体而言，尽管国内外学术界对“生态学”理论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研究现状还有不尽人意之处，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现在：国外学者对“生态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生态危机的产生根源上，并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发展，而对“生态学”的绿色社会主义构想及其实现手段研究较少。国内学者的研究虽较系统和完善地评析了“生态学”各学派的思想，但仅停留在介绍其思想的阶段，缺乏把“生态学”与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联系起来研究，提出具体的方案；缺乏从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的角度出发把“生态学”生态危机与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联系起来的可实施的措施。
论文关键词：中间阶级,中间阶层,赖特,构建
分析的是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国家兴起的一个思潮，代表人物多是英、美一些大学的教授，主要以西方分析哲学的方法和社会科学中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重新构建一种他们所说的既是科学又是革命的，以求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做出合理的回答。赖特是分析的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运用罗默的剥削理论,通过对美国和瑞典的比较,展开了对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研究,得出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存在“中间阶级”的结论，它不仅在理论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我国当前“中产阶级”的构建也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借鉴意义。
1.赖特的“中间阶级”理论分析
1.1“中间阶级”理论的产生背景
二战以后，科学技术上的革新带来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而使得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呈现出新的复杂化的特征：第一，工人阶级的队伍依然庞大。工人阶级仍然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中最庞大的阶级，甚至是绝对多数。1989年前民主德国洛塔尔温特教授在《目前资本主义的阶级和社会阶层》一书中认为，资本主义工业国家自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80年代，工人阶级数目已从1.37亿增加到2.41亿，他们中有就业能力的居民所占比例已从58%增加到70%。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数量已占就业人口的65%—80%。第二，工人阶级内部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传统蓝领工人人数的相对减少。从事技术工作、管理工作、服务工作的工人比例则不断攀升，并日益成为工人阶级的主要生长点。第三，工人阶级的自身状况表现日趋复杂。一些工人已经拥有数量不多、不等的财产，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一无所有。这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阶级属性，但总会对他们的思想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随着资本形式的多样化，资本家的构成也更为复杂化。当代除了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之外，还有只持有股票资本的食利资本家。除此之外，一些人借助知识和管理技能在经济变化中迅速致富，成为新的财富巨头。
传统两极分化的阶级理论在这种情况下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为在的经典框架中，依照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不同，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可分为两个基本的阶级，即占有生产资料并雇佣他人的是资产阶级，不占有生产资料并处于雇佣地位的是无产阶级。为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现象作出说明，赖特提出了“中间阶级”的理论。
1.2“中间阶级”理论产生的理论基础
赖特的“中间阶级”理论是建立在罗默的一般剥削理论基础之上的。一般剥削理论认为：剥削的物质基础在于生产性资产分配上的不平等。这种资产—剥削的关系依赖于资产拥有者能够剥夺他人平等获得该资产的能力。各种形式的生产性资产的所有权同剥削和阶级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剥削机制根据不同形式的资产来决定，不同阶级体系根据建立在那些资产所有权基础上的社会生产关系来决定。
赖特认为财产的不平等是剥削存在和阶级划分的基础。财产分为四种，主要有：生产资料的财产、劳动力的财产、组织财产和技能财产。根据这四种财产的分配状况将资本主义社会划分为两大类12种人。（见表1-1）在赖特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就是由这三种剥削形式交叉构成的两大类12种人构成的。这一结构中最主要的是生产资料占有者与非生产资料占有者之间的划分。前者又可以根据他们拥有生产资料数量的不同而不是根据组织财产或技能财产做进一步的划分。赖特认为组织财产和技能财产以及由它们导致的剥削与人们的阶级地位无关，但认为它们确实将非生产资料占有者划分为九个不同的阶层。
4.专家经理
7.中级技能经理
10.无技能经理
5.专家管理者
8.中级技能管理者
11.无技能管理者
6.非专家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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