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08 12:3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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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族唱法
从广义上来看，我国的民族声乐相关艺术，主要囊括了曲艺说唱、民歌说唱和戏曲说唱这三种不同风格的演唱艺术，从这点上来看，我国的民族唱法指的就是在进行具有浓烈的民族特色的歌曲和演唱民歌时所运用到的一些声乐的技巧，主要涵盖了不同种类别的歌唱形式。在对传统的民歌和戏曲等之中精髓进行继承和发展的同时，又对西方美学唱法中比较先进的优秀的技巧加以和借鉴，这有效地集二者于一身。这样的唱法其特点就是在演唱时音色清脆明亮，语言准确，因此，深受人们群众的欢迎。
2、美声唱法
美声的唱法主要是从西欧中比较专业的且具有古典声乐特色的传统唱法中不断演变而来的，是在文艺复兴展开之后渐渐才形成的。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科学的比较完备的歌唱体系，它对喉咙和气息都有较为严格的要求，音域比较开阔，同时各个声区之间的连接也比较自如灵活，在转音中也十分流畅且能够精准的协调发声器官，在此过程中，很多比较高难度的技巧都可以完成，进而使音色得到美化，因此，这种唱法普遍被认为是比较科学的一种歌唱方法。
二、民族声乐的传统韵味
我国地域十分辽阔，且有着56个民族，每个民族因所在的地理环境不一样，语言和风俗习惯等也都大不相同，因此各个地域的民歌都有着不一样的民族特色。有人曾说，韵味指的就是在演唱时存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民族色彩。由此可知，在民族声乐当中，韵味充分体现了民族声乐中独特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它是声乐作品的魅力所在。因此，在我国传统的民族声乐中一般都是把演唱者在演唱时是否有“韵味”来判断其演唱水平。而润腔这一技巧就是充分地将“韵味”给表现出来的一种手段，其目的就是让演唱的曲目更富有表现力，让作者更有自身的感染力。润腔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说运用哭腔，注重字的缓慢轻重等，也就是说，在演唱中加入润腔能充分的将韵味给体现出来，而韵味就相当于一部作品的灵魂，我们必须将其保留下来。
三、借鉴美声唱法中的科学理论
1、声部划分
这一理论在美声唱法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众所周知，每个人具有的声音是不一样的，这种差异不只是因为演唱者声带宽厚度不同，也主要受到演唱者共鸣腔大小和体积胖瘦等因素的左右，这样每名演唱者都具有不一样的音域和音色。而美声唱法关于声部划分这一理论就是经过划分不同的人的声部，确定其各自的类型，再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也就是注重“因材施教”，让演唱者将自己的嗓音发挥到最好，因此说这一理论在美声唱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我们的民族声乐中缺乏这一方面的理论，所以我们可以借鉴美声唱法这一理论来提升和完善我国的民族唱法。
2、科学且合理的发声体系
在美声唱法中其发声体系主要起着将演唱者的唱歌能力加以提高的作用，在这种体系中不但包涵了怎样训练声乐的方式方法，而且这也跟“由浅入深”这一原则相吻合。在进行声乐教学中将这一手段运用其中，可以使教学模式变得更加的丰富，同时利于将教学质量加以提高。在我国的民族唱法中同样也缺少这一理论的引用，因此我们借鉴这一理论在民族唱法中，就提高教学质量来讲无疑是十分有利的，与此同时，在美声唱法和民族唱法中其基本原理还有相通的地方，我们可以使二者互相学习各自的方法，进而将我国的民族唱法的理论体系不断地加以完善。
四、结语
1.1“商务(business)”的定义
“商务”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它的词典意义至少有20多种。那么,在商务英语中的“商务”到底指的是什么?它的界定,对于商务英语专业的学科建设和课程设置都具有重大意义。有学者认为“商务”这个概念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例如,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商务英语本科专业申报报告中写道,狭义的商务指做生意,广义的商务是指包括贸易、金融、投资、旅游、外事等在内的业务和公务活动。但这种定义太过宽泛,并没有对商务英语中的“商务”进行准确定义。在英语中,“business”这个词在商务用语和普通用语中含义不同。《剑桥商务英语词典》网络版的解释是“买卖商品或服务的活动,或以从事此类活动的组织、公司或个人以求赚钱的工作”。在这种语境下,“business”的特点是以盈利为主要目的,这也是“business”最初始的内涵意义,即我们汉语中“商务”的意义范畴,可以称其为狭义上的“business“。例如:?Ourfirmdoesalotofbusinesswithoverseascustomers.(business:theactivityofbuyingandsellinggoodsandservices)?Sheownsseveralbusinessesinthecity.(business:狂companyororganizationthatbuysandsellsgoodsorservices)?He''''sinthefrozenfoodbusiness.(business:workthatyoudotoearnmoney)在《剑桥英语高级词典》?这部普通英语词典(网络版)中,"business"除了表示以上含义外,还能表示个人所做的事情或只涉及个人的事项,或是个人参与其中并给出意见的情况或活动。这种用法中的“business”的特点是不以盈利为目的,所以不能把它翻译成“商务”,只能译成“事务”。例如:?Whatshedoeswithherlifeisherbusiness.(business:thethingsthatyoudoorthematterswhichrelateonlytoyou)?Imakeitmybusiness(=Ifeelitismyparticularduty)tocheckthemonthlyaccounts.?Arrangingatripabroadisatime-consumingbusiness.(business:asituationoractivity,oftenonethatyouaregivingyouropinionabout)由此可见,商务英语中的“商务”应该指狭义上的“business”,即与盈利相关的商务贸易活动、组织或工作。而“以盈利为目的”是“商务”的重要特征,因为正是这一特征,最终从性质上确定了商务英语与普通英语的差异。这一意义的确定,对商务英语的学科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
1.2“英语”的定义
商务英语专业中的“英语”与英语语言文学专业(英语专业)的“英语”并非同一个概念。在现行的英语教学中,英语专业是以文学英语为文本进行的普通英语教学。而商务英语中的“英语”是国际商务活动中传递知识信息的载体,由于所传递的知识信息具有国际商务活动的特性,所以与普通英语相比,商务英语中的“英语”具有其自身独特的语言特征,如正式、准确、精练、专业性强等。因此,商务英语专业的“英语”教学研究应该是以合同、信函、演讲、报告、货币支付、保险等商务内容为文本,教学研究重点是商务交际中所使用的英语语言特点,包括词、句、篇章、语体、语用、修辞、写作等方面的特点,以及商务英语与普通英语所存在的差异(张武保、严新生,2008:102)。但是从目前的教学情况看来,商务英语专业的英语教学文本与英语专业的并没有太大区别,这种情况严重制约了商务英语专业的发展,应该得到充分重视和改进。
1.3“商务英语(BusinessEnglish)“的定义
“商务英语(BusinessEnglish)"一词的定义在目前也存在很多争议,主要分歧在于作为专业的定义与作为课程名称的定义的混淆。我国学者根据中国的特殊国情,对商务英语给出了不同的定义。例如:张佐成(2008:28)认为:国际商务作为社会经济活动,其活动参与人采用/化用商务惯例和程序,选择使用英语的词汇语法资源以及视觉、听觉符号资源,通过书面、口头或/及多种模态,以实现其交际目的。商务英语就是以这个策略际系统为内容的教学活动。翁凤翔(2009:7)认为:商务英语是人们在从事国际商务活动过程中经常使用的以及国际商务学科所1涉及的英语。简单来说,商务英语就是普通英语+国际商务行业英语。从学科角度看,商务英语是研究商务英语教育规律、教学规律以及英语在国际商务环境中所使用的规律的科学。陈准民、王立非(2009:5)认为:商务英语指在经济钱化的环境下,围绕贸易、投资开展的各类经济、公务和社会活动中所使用的语言,具体包括贸易、管理、金融、营销、旅游、新闻、法律等。总结以上观点,“商务英语”一词主要指的是两种概念:(1)指人们在国际商务活动中所使用的英语语言概念;(2)指商务英语的专业概念。当“商务英语”指人们在国际商务活动中所使用的英语语言时,它实际上是一种交际工具,是在国际商务活动中传递知识信息的语言载体。根据之前提到的“商务”的概念,我们可以把“商务英语”定义为“以盈利为目的的组织、个人在买卖商品或服务的国际商务活动中所使用的英语语言”。当“商务英语”指商务英语专业的时候,它指的是以涉及贸易、管理、营销、金融、法律、外事、旅游等方面的国际商务活动为内容的英语专业教学。商务英语作为满足特殊商务目的的学科在语言层面上有自己的术语和形式,在需求分析、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评估、教学大纲上也有其自身的特点(尤亚敏、张武保,2011:160)。至于我国的“商务英语"是否应该叫做“国际商务英语”,正如翁凤翔(2009:98)所说,我国的“商务英语”其实已经等同于“国际商务英语”了。对中国人来说,英语本身就是一门外语,我们通常所提及的商务英语就是指在从事国际商务活动过程中所使用的英语,而从事国际商务活动就必然会涉及国际支付、国际金融等涉外领域,因此商务英语自然就具有国际性。换言之,在我国,“商务英语”就是指“国际商务英语”’而“商务”就是指“国际商务”,“国际”二字只是被省略了。
2.商务英语专业中旳概念
目前我国对商务英语专业的英文表达方式主要有“BusinessEnglish”和“EnglishforInterna-tionalBusiness”两种。虽然中文同为“商务英语”,但这两者的关注点是否相同?另外,我国的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应该是什么?下文将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2.1“BusinessEnglish”与"EnglishforInternationalBusiness”的异同
商务英语教学与研究起源于应用语言学的专门用途英语(EnglishforSpecificPurposes,简称ESP),它具有应用于特定职业领域的特殊目的性以及内容专门化的特点,而ESP的教学理论就是要针对学习者特定的目的和特定的需要进行英语教学。在ESP理论下,商务英语还可以分为普通商务英语(EnglishforGeneralBusinessPurposes,简称EGBP)和专业商务英语(Eng-lishforSpecificBusinessPurposes,简称ESBP)。EGBP是以各种不同的商务背景为综合教材内容的商务语言培训,而ESBP则对商务专门知识的要求较高,是指特定行业的专业语言培训(张武保、王维,2011:306)。前者的培训对象是粗放型的,教学目的是让学生对国际商务活动中各个学科领域的商务英语有所了解,掌握基本的商务英语知识。而后者的培养对象是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学生以学习普通商务英语为基础,同时学习较为系统的国际商务基础知识以及某一国际商务学科的专业知识。目前’商务英语的教学模式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国外的语言培训模式,其特点是短期性、针对性、课程性、商业性等,属典型的ESP理念研究范畴。中国早期的商务英语教学取名为“Eng-lishforInternationalBusiness",就是受了ESP理念的影响。这一类的教学模式能够针对不同职业领域进行英语培训,也更利于培训机构针对市场需求做推广,属于专业商务英语。而另一类商务英语的教学模式就是我国大学里的商务英语专业教学模式,具有全日性、复合性(语言与专业并重)、专业性、服务性等特点,属于普通商务英语。商务英语专业的英文名称虽然为“Busi-nessEnglish",但实质上只是“English",其课程设置与英语专业的没有太大区别,有些甚至连教材都是一样的,这就导致了概念的混淆。因此我们建议,商务英语专业应该从教材、课程设置、师资等方面着手,彻底从“English"转变为“BusinessEnglish"。为了更好地区分普通商务英语和专业商务英语,我们提议可以把普通商务英语称为商务英语(BusinessEnglish),如我国的商务英语专业就属于这个范畴;而把专业商务英语称为EFX(Englishfor...),如“EnglishforMarketing"、“EnglishforManagement"等,以便于研究和区分。
2.2商务英语专业与英语专业的比较研究
2011年底,教育部把商务英语专业正式列入新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修订一稿)?中,商务英语成为了与英语专业平行的一门专业。根据《高等学校商务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要求》(试行)(下称“《要求(试行)》”),商务英语专业中英语语言能力课程、商务知识课程以及跨文化交际能力课程的比重是6:3:1。然而,通过对比商务英语专业与英语专业、管理专业的教学大纲①可以发现(详见附录一),商务英语专业有55学分的英语课程与英语专业的相同或相似,有34学分的商务课程与管理专业的相同或相似,它们分别占了商务英语专业总125学分的44%和27.2%,合计超过70%。所以说,目前商务英语专业的课程设置实际上是把英语专业的英语课程和管理专业的商务课程进行了拼凑的结果。虽然这是商务英语学科建设初期的必然现象,能够帮助一个新兴专业快速成型,但如果商务英语专业一直保持这种借鉴已有专业课程设置的过渡时期产物,而没有自己的独创性,长此以往必然会失去生命力。一旦英语专业加大商务课程的比重,或管理专业加大英语课程的比重,那商务英语专业的存在性就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此外,?要求(试行)》中英语语言能力的课程约占了总比重的60%’在商务英语专业中处于核心地位。然而我们应探讨这样一个问题,英语作为一种技能,是一种载体,在商务英语专业中大家都将其称之为工具。如果把工具与专业内容的比重倒置,这样合理吗?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从英语专业中获得一些启示。根据2000年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下称“《大纲》”),此前的问卷调査早已证明,参加调査的国有企业、外经贸公司和教育部门等对于单一外语类毕业生的需求量已降至零。为了适应新时代的需求,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对英语专业的大纲进行了修订。2000年的《大纲》把英语专业的课程分为英语专业技能、英语专业知识和相关专业知识三种类型,其中专业技能课程占总学时的65%,专业知识课程占总学时的15%,相关专业知识课程占总学时的20%。虽然相关专业知识(指与英语专业有关联的其他专业知识)的比例得到了增加,但从2010年开始,英语专业连续3年都被教育部列为中国大学十大“红牌”专业?,成为失业量较大、就业率持续走低、月收人较低且就业满意度较低的高失业风险型专业。英语专业这个曾经的热门专业如今却变成了“红牌”专业,它是否需要重新思考一下自己的核心应该是什么?在专业课程设置中,英语专业技能课程的比例是否偏重?如果把语言这种工具当做是本科专业的核心,是否欠妥?毕竟只有在大专或中专这些培养层次才是以工具或技能为培养核心的。相比之下,商务英语专业的教学大纲与英语专业如出一辙,除比例上有少许差异外’内容上几乎趋于一致,这样又是否恰当?从英语专业的《大纲》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事实,那就是我国每年仅需要少量的英语与文学或语言学相结合的专业人才来从事外国文学和语言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但却大量需要英语与其他学科,如管理、法律、科技等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培养复合型的国际化人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英语教育提出的要求。因此,顺应时代新需求应运而生的商务英语专业,其专业核心内容应该是“商务”,即以英语为载体的商务学科知识。这一问题我们将在下文3.3中评述。
2.3商务英语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什么
根据《要求(试行)》,商务英语本科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扎实的英语基本功、宽阔的国际化视野、合理的国际商务知识与技能,掌握经济、管理和法学等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和理论,具备较高的人文素养和跨文化交际与沟通能力,能在国际环境中用英语从事商务、经贸、管理、金融、外事等工作的复合型英语人才”(陈准民、王立非,2009:5)。而英语专业《大纲》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基础和广博的文化知识并能熟练地运用英语在外事、教育、经贸、文化、科技、军事等部门从事翻译、教学、管理、研究等工作的复合型英语人才”。那么,商务英语专业和英语专业的“复合型英语人才”到底有何差异呢?如果英语专业毕业的学生也能满足《要求(试行)》所提到的人才培养目标,教育部又何必另设商务英语专业呢?此外,“英语人才”指的是什么人才?是否只要能够用英语从事某种活动的人就算是英语人才了?如果是的话,以此类推,只要能用汉语从事某种活动的人也算是汉语人才了。这显然不合乎逻辑。因此,商务英语专业培养的应该是国际化的商务人才,而非英语人才。英语只是国际化人才必备的技能,而非他们从事国际商务活动的知识范畴。英语不应该、也不能够成为高校一个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综上所述,商务英语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应该是以英语为载体,以管理学、经济学、法学等相关学科的主干课程为主修内容,培养能够熟练地运用英语直接有效地进行各种国际商务活动的国际化人才。目前对国际化人才培养目标的较权威定义是:“在进一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注重培养学生国际理念、国际竞争与国际合作意识;在继承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注重多元化的吸收,并具备良好的文化“免疫力”,注重综合素质、良好心理素质的培养;鼓励学生掌握一种或多种外语,并善于进行国际间的文化合作、沟通及信息处理;具有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但这个培养目标很宽泛,商务英语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关注点应该更为集中,即培养国际化的商务人才。那么,何谓国际化的商务人才?为了结合我国市场的实际需求,我们进行了一个《国际化商务人才知识技能调査》(下称"《调査》”),收集了来自不同行业的108份有效问卷(调查结果见附录二)。调査结果发现’受访企业普遍认为管理知识、跨文化商务知识、市场营销知识、国际贸易知识、经济学知识、中国商务模式知识以及国际金融知识是国际化商务人才必备的重要专业知识,而人际沟通能力、学习能力、合作能力、应变能力、执行能力、时间管理能力、环境适应能力、商务英语听说能力等,则是国际化商务人才应该具备的技能。总的来说,我国商务英语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应该是:在国际化商务背景下,掌握管理知识、市场营销知识、国际贸易知识、跨文化商务知识、中国商务模式知识等商务专业知识,具备跨文化人际沟通能力、学习能力、合作能力、应变能力等技能,了解中国国情,能够熟练地运用英语直接有效地从事以国际商务服务、国际商务运作、国际商务管理为主的国际商务活动的国际化商务人才。
2.4关于商务英语专业课程设置的原则讨论
在讨论商务英语专业的课程设置之前,有两个定义必须理清,那就是“curriculum"和“sylla-bus"。“curriculum"可以翻译为“全部课程、必须课程”,它是对一个学科或专业的总体课程规划,包括学科或专业的基础课、必修课、选修课等教学内容,以及教学目标和学习活动等;而“syl?labus"则可理解为“教学大纲、课程大纲”,是某一门课的教学计划,重点是在一门课的教学内容选择和组织上,同时还规定了课程的进程安排。可以说,“syllabus”与“curriculum"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是有密切的关系,但不可混淆。根据《要求(试行)》,商务英语专业课程主要由语言能力课程、商务知识课程、跨文化交际能力课程和人文素养课程4个模块构成,各课程群开课时数的大体比例为:语言能力:50%~60%,商务知识:20%~30%,跨文化交际能力:5%~10%,人文素养:5%~10%。虽然“试行”中的课程设置体现了跨学科的特性,但从英语语言、商务知识以及跨文化知识的课程约为6:3:1的比例中可以看出,英语语言这个“工具”所占的比重较大,而商务专业知识的比重偏少。在上文我们巳经提过,目前商务英语专业的课程设置实际上是把英语专业的英语课程和管理专业的商务课程进行了拼凑的过渡时期产物。为了突出商务英语专业所应有的独特教学模式,其课程设置应该遵循以下几个原则:(1)目标集中原则:紧紧围绕人才培养目标,顺应国际化、全球化和改革开放趋势;(2)商务名著原则:教学内容应该包括国际流行的商务教材与专著;‘(3)中外兼顾原则:教学应兼顾中外商务理念、商务实践和教学模式;(4)专业突出原则:教学应突出本专业特色和独创性;(5)动态变化原则:中国以往的国际化教育以“引进来”为主,现在应兼顾“走出去”。根据以上原则,商务英语的课程设置可以调整为三大主要模块’即商务英语知识课程、商务知识课程和商务文化课程。其中,商务英语知识课程包括综合商务英语、商务写作、英语语言学等课程。笔者认为,此模块的教学应定位为基于商务内容的语言教学,将目标内容域的商务知识与英语语言技能的提高有机结合起来,为学生的专业学习服务。因此,将商务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渗透到基础阶段的语言学习当中是极为必要的。具体做法可以是在英语教材中加入经典商务内容为教学文本,如MichaelPorter^AdamSmith等的名家名著,通过对商务知识与语百技能的合并交融,使学生在商务内容学习中“习得”语言,在商务语境下实际使用和操练语言。语言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学生学习商务知识,而商务知识的学习过程又会帮助他们提高语言水平,两者相辅相成。第二个模块商务知识课程所传授的知识,应该是我国从事国际商务活动的国际化商务人才所必须具备的专业知识。根据调查所反映出市场对商务英语人才专业知识的需求,本模块的专业知识应该包括管理知识、市场营销知识、国际贸易知识、法律知识、经济学知识等;而且,本模块课程应该采用灵活的双语教学模式。例如,采用全英课本、双语授课的教学模式,以求帮助学生把中英双语的商务知识融会贯通,遇到晦涩难懂的知识点时,老师也可以用中文解释,这样就可以避免出现学生一知半解,或只懂英文不识中文的尴她局面。最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加强,中国在当今国际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现在的中国除了要“引进来",还要“走出去”。因此,第三个模块商务文化课程除了有跨文化商务、西方文化、企业伦理等课程,还应该加人中国元素,如中国文化、中国商务模式等,以达到中西结合,突出培养国际化人才的特点。另外,“6:3:1”这种固定的课程比例设置对商务英语专业学生的持续性发展其实是不利的,如果能够根据教学内容阶段侧重、动态调整专业课程的比重,从输人和输出两个阶段入手培养学生,将有利于学生专业知识的开发(张武保,2011:9)。如图1所示,在大学一、二年级的语言能力培养阶段,商务英语知识课程、商务知识课程和商务文化的比重为6:3:1,对学生进行大量密集的英语教学和训练,使学生突破英语的听、说、读、写关;同时,在这一段以培养语言技能为中心的教学过程中,采用大量的商务背景的语言材料,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知识和技能的同时,获得一定的商务专业词汇和文化背景知识,从而为第二阶段的专业教学奠定基础。此为“输人”阶段。而在大学三、四年级的商务专业学习阶段,课裎比重则调整为“3:6:1”,并采用灵活的双语教学方式。此外,学生还需要参加各类与专业相关的社会实践,在实战中检验和提高自己的能力。此为“输出”阶段。商务英语专业动态教学模式体现了“双重复合”的特征和“知技并举、阶段侧重、先知后行、转识为智”的专业发展理念,也体现了“先英后专、由浅人深、先利其器、后善其事”的实施战略。这样的课程设置模式能够突出商务英语专业的独特性,也是我国商务英语专业的成功保障之一。
3.结语
关键词：科学与治理；科学与社会；科学咨询；公共参与；预防原则
Abstract:TheissueofScienceandGovernancehasattractedthecommunityofpolicyandacademicresearchduringrecentyearsandisgrowingasafronttopic,whichisdrivenbythefundamentalchangeoftherelationshipofscienceandsociety.Thispaperexaminedthedynamicsofscienceandgovernance,anddescribedthemainfactorsasadvice,precautionaryprinciple,publicparticipationandresearchcontrol.Thepaperhighlightedthemeaningofscienceandgovernance.
Keywords:scienceandgovernance,scienceandsociety,scienceadvice,publicparticipation,precautionaryprinciple.
近年来，“科学与治理”（ScienceandGovernance）成为欧盟及其成员国科技发展战略与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受到国际政策界的广泛关注，并成为日益吸引学术界深入研究的前沿课题。2000年7月，欧洲委员会提出“面向欧洲的研究区”（TowardsaEuropeanresearcharea）的发展战略，并提出建立欧洲科学技术参照体系（thesystemofscienceandtechnicalreference）作为政策制定与实施的支持系统。2000年10月16~17日，欧盟在布鲁塞尔召开名为“知识社会中的科学与治理：欧洲的挑战”（Science&GovernanceinaKnowledgeSociety:TheChallengeforEurope），主题是“走向科学、公民和社会之间的新联盟”，来自欧洲各国的450名代表参加了会议。2001年，欧洲委员会发表题为《欧洲治理》的白皮书，把科学治理作为欧洲治理一个重要的部分[1]。2002年欧洲委员会发表《科学与社会行动计划》[2]，作为实施白皮书的行动计划。同样，“科学与治理”议题在美国也受到很高的重视。近几年在美国科学促进协会（AAAS）科技政策年会上，都有包括国务卿在内的政府高级官员就科学与治理议题（集中在科技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发表演说，这也是对美国国内正在进行的关于科学与治理高层次讨论的一个反映[3]。同时，科学与治理议题也受到社会团体和学术界的普遍地重视，一些国家的权威机构和国际组织纷纷发表有关的研究报告，如英国文化委员会（TheBritishCouncil）于2001年3月发表了《科学与社会：走向民主化的科学》[4]。一些有影响的国际学术会议也开始举行，例如，哥伦比亚大学于2002年3月5~7日召开名为“与神怪共同生活：21世纪科学技术的治理”（LivingwiththeGenie:GoverningScienceandTechnologyinthe21stCentury），会议的主题是以有益于社会为目标理科学技术，30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在著名国际学术刊物上（例如，Researchpolicy,ScienceandPublicPolicy,TechnologyinSociety等）有关论文开始不断出现，同时有关科学与治理方面的专著和论文集也在问世。[5][6][7][8][9][10]
“科学与治理”的根本动因是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正在发生的一些根本性变化。这些新的变化不仅对传统的科学技术观提出了广泛的质疑，而且对现有的管理结构和管理机制提出了新的挑战。为此，需要发展一种各有关利益方（政府、科学界、企业、社会团体、公众等）相互协调的机制，，使科学走向民主化，确保科学为人民的健康和福利服务。
本文以发达国家的经验为依据，分析和研究“科学与治理”兴起和发展的动因、核心内容及其重要意义。
1.“科学与治理”的提出
“科学与治理”这一议题是应对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带来的新挑战而兴起的，同时也是在“治理”这一概念成为社会科学各学科普遍采用的共同语言的学术氛围内涌现的。为了充分理解“科学与治理”的含义，有必要首先对治理理论的提出和发展做一概括分析。
1.1治理理论的提出
治理理论的提出是现代社会正在发生一些根本性变化的反映。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刻画了工业社会之后的现代社会正在发生的一些重要变化，如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1973年）、界沃太一的“知识价值社会”（1985年）、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1986年）和彼得•德鲁克的“后资本主义社会”（1993年），以及现在耳熟能详的“后现代社会”、“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等。治理理论关心的问题主要是社会是怎样组织和管理的。可以说，各种关于治理的理论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以现代社会某些重要变化的特征为出发点。
学者们讨论“治理”的概念兴起大都会以“‘统治’（government）向‘治理’(governance)”的转变为开始。英文中“治理”（governance）一词源于拉丁文和希腊文，原意为“控制”、“引导”和“操纵”。长期以来它与统治（government）等同使用，主要是指政府的合法化的指挥和控制行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的分立化（decentralization）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现代社会的各个子系统和网络日趋独立，许多社会和经济领域的管理靠单纯的政府权力控制和管理机制已是不够的，需要公、私双方的协调管理，需要政府以外的一些其他机构和行为者参加经济和社会调节。由此，具有崭新意义的“治理”概念开始出现。
罗茨（Rhodes）在“新的治理”一文中指出：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有序统治的条件不同于以前，或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11]不同的学科（制度经济学、新公共管理理论、国际关系学等）从不同的角度对“治理”下了不同的定义。按照全球治理委员会（theCommissiononGlobalGovernance）1995年给出的权威定义：“所谓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物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统一或认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11]与统治相比，治理是一种内涵更为丰富的现象。它既包括政府机制，但同时也包含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随着治理范围的扩大，各种人和各类组织等得以借助这些机制满足各自的需要，并实现各自的愿望。治理的实质在于，它强调的是机制，强调的是不同社会角色为了共同目标的协调行为，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权威和制裁。
法国学者阿里•卡赞西吉尔精辟地指出：治理模式的优势在于，它更能应付千差万别的现代社会中的决策问题。在现代社会的各个子系统和网络日趋独立的情况下，治理的能力，除了政府机关和各种机构外，还需要公共社会的参与，各种利益集团、网络以及部门间的协商。治理于是促进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成为形形社会者（agents）如公共治理部门、私人公司、半公共机构、公民、社会群体和协会之间的一种协作方式，使政策的制定更为有效。这种模式比传统的统治方式更能适应社会环境，既强调了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纵横协调，也强调多元和不统一。其根基在于协商而非上令下行。它是在公和私的者五花八门的情况下处理公共决策过程的一种努力。它的要旨不在于机构，而在于过程和实践。它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构。[11]
1.2现代科学发展的挑战
随着现代科学的飞速发展，科学已成为国家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科学在国家各个领域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进入政府的核心功能。科学不仅在传统的经济与贸易、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政策领域成为一个重要的不可少的因素，而且在新出现的食品安全、电子商务、知识产权、全球变化等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据Padilla和Gibson于2000年的研究，在过去的10年间，英国议会含科学内容的提案、动议和辩论上升了6倍。由1988~1989年的1%上升到1998~1999年的6%，其中生物科学（医药和食品）和环境科学（包括能源）上升最快。[12]
与科学有关的政策议题不仅逐渐成为政策的中心，而且其中许多议题具有新的特点：（1）在科学上有重要的不确定性；（2）（涉及不同的利益）具有广泛不同的意见；（3）对于敏感领域（普通百姓健康与安全、动植物保护和环境等敏感议题）的公共政策有着潜在的重要涵义。
这些议题充分反映了科学与社会关系正在出现的一些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科学发现充满着丰富的、令人激动的机会，科学的应用和技术发展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深入而广泛地影响到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给人们带来很多好处和便利；另一方面，科学应用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强，风险并不总能事先确定，在一些重要的敏感领域（如环境和公共健康领域）可能对人民的生活和健康带来潜在的危害，公众关心意识增强（例如对生物技术的应用）。而且，一些重要科学技术领域的发展和应用明显涉及不同的利益群体，例如，转基因作物和食品涉及政府有关部门、公司、消费者、科学家，科学不再被视为是价值中立的，科学家也不再是毫无自身利益的中立者。这样，现代科学的发展不再单单是科学共同体的事情，也不再仅仅关涉到政府，而且涉及到社会其他角色（企业、社会团体等），涉及到公众。由此，带来了社会与科学之间出现新的问题和紧张关系。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疯牛病事件的爆发、转基因作物大面积的播种和转基因食品的大量上市以及基因组研究和基因治疗、干细胞研究和克隆技术等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社会与科学出现十分紧张的关系。疯牛病（BSE）事件的案例表明，被作为决策基础的科学证据的确实性是不令人信任的。自1985年疯牛病被发现以来，英国政府及其科学顾问一再宣称BSE不会传播给人，而科学界迟迟不能给出有关疯牛病传染的精确答案。直到1996年，英国政府才根据越来越多的证据承认人吃了受感染的牛也会患上同样的症状。疯牛病引发了公众对政府和科学空前的道德信任危机。转基因作物和食品则带来了不确定的风险性和伦理难题。尽管政府和专家声称它们对人们健康无害，但并没有消除人们对风险的疑虑。而不加标注地把转基因食品与天然食品混在一起上市的做法，更激起了消费者的强烈抗议。尽管转基因食品和天然食品可能会同样安全（事实上现时没有一个政府或联合国组织会声称转基因食品是完全安全的），但是这样做意味着科学足够可靠，消费者无需选择，剥夺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这表明科学的应用引发出复杂的价值观冲突和社会问题。而克隆技术、干细胞研究更是带来了严重的道德、伦理和的根本性问题。这一切表明，科学的发展和应用越来越与社会、伦理和价值等因素联在一起，与公众的态度、价值标准和日常生活联在一起。
这些发展表明，越来越多的科学议题与道德、社会、伦理因素以及其他利害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特别涉及到不确定性问题时，诸多因素混在一起，使议题更为复杂。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单靠科学界是不够的，传统的同行评议以及科学家的利益公开（即申明研究资源的来源及资助方是谁）并不能扭转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危机。同样，传统单一的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与管理机制对于解决这样的问题也是不充分的。为此，需要新的机制——治理机制，发展共同的知识基础，协调各有关利益方，使得科学发展和决策过程互相支持，确保科学为人民的健康和福利服务。
2．科学与治理的核心内容
科学技术塑造着社会变化的步伐和方向，治理是以一种方式或机制把有关不同利益的角色带到一起，以使科学技术为保护和促进人民的幸福和安康服务为目的，管理这种变化的所有决策过程。“科学和治理”指的是建立一种机制，使科学和决策过程以有效、可信、负责和透明的方式一起工作。[13]换句话，“科学和治理”是建立科学与决策的新型关系，形成两者相互支持的机制和网络。
科学与治理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制度化的咨询、信息公开和预警原则、公众参与和对研究的规范等，这些内容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
2.1制度化的咨询
治理的实质就是发展共同的知识基础，坚实的科学咨询或科学建议（Scienceadvice）是治理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织部分。
科学咨询是为决策提供科学证据，包括提供专业上的信息，解释重要科学数据、信息的意义和重要性，确保它们的质量等。科学咨询有助于保证科学上的可信性，澄清争论，促进政策的可接受性。坚实的科学咨询是政策制定的合法性和可靠性的保证，同时也有助于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
合法化和制度化的科学咨询体系是科学决策的必要保证。在发达国家，科学咨询占有比较高的地位，一般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许多国家已经形成了制度化的咨询体系，在最高决策层、立法机构以及政府部门三个层次都设有科学咨询机构[14]；同时，国家科学院、民间思想库等外部咨询组织也履行科学咨询的职能。例如，美国1972年10月6日通过的《联邦咨询委员会法案》（FACA）对咨询工作做出了明确的规定。美国最高决策层设有总统科学顾问和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CAST），国会设有国会研究服务部和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能源部、国防部、国家宇航局等政府部门都有自己的咨询委员会机构；国家科学院（以研究理事会NRC为执行机构）和民间思想库（如兰德公司）等也为政府的决策提供着重要的咨询。
现代科学发展带来的新的议题以及环境和公共健康领域决策中暴露的一些问题，对现有的咨询体系提出了改进和发展的要求，不仅要保证科学证据的充分、有效，使咨询的组织方式适应发展的新特点，而且要保证咨询体现出责任感和赢得信任。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变化：（1）对政府履行征求咨询的责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的决策应该主动寻求科学咨询，像在其他公共政策领域（经济、公共管理、国际事务等）设立高级顾问及顾问机构和广泛咨询那样，应该在科学相关领域设立类似地位和能力的科学顾问和科学咨询机构并积极征询咨询。决策者必须按照法律赋予的职责衡量各种不同咨询意见，并做出选择。为使决策建立在更为有效的咨询基础上，一些国家的政府已经开始制定一系列关于咨询的方针、规则和程序，在政府体系内需要主动地促进科学咨询，明确部门和机构实施这些方针的责任。例如，英国政府1997年发展出的一套原则，对科学咨询的重要问题（例如，需要科学咨询尽早地确认的议题，如何使牢固的科学证据与决策整合在一起，解释科学证据的开放性的重要性等）提出了指导意见。[15]随后，加拿大政府也制定出类似的咨询方针和规则。［16］（2）咨询人员不仅限于科学专家，咨询程序也多样、灵活的组织方式。例如，用胚胎干细胞进行研究这一崭新的政策议题，由于这个议题涉及的不仅仅是研究所带来的潜在的医学上的收益，还有一系列道德和伦理上的难题，因此，咨询就不能仅仅限于科学专家。在法国、英国、瑞典、德国、意大利和美国关于干细胞实验议题的立法讨论中，所咨询专家都包括了伦理学和法律专家。每个国家使用的咨询机制各不相同，所有的国家都有现有相应的咨询机构负责（例如，美国由国家生物伦理顾问委员会负责），英国和意大利还特别建立了专门的咨询组。[14]
.2信息公开和预防原则
科学技术在给我们社会带来好处的同时，也带来了不确定性和新的利害关系，带来了对环境和健康新的危险。风险问题常常是科学与社会紧张关系和冲突的根源。因此，需要认识评估和管理这些风险。
“风险”一词意味着不确定性，对风险的认识不是对“它安全吗”这样的问题给出“是”与“否”的回答（若是能直接回答就是没有风险了），而是“它究竟有多危险”，“它有足够的安全吗”。风险有一定的主观性和视具体情况而定。我们每天都会遇到风险，有一些风险我们是可以接受，有一些不能接受。当我们考虑风险时，考虑常常不只是可能受到的损害，而且还有可能的受益。
风险评估和管理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充分认识和理解不确定性，识别和判定什么是知道的，什么是不知道的，并使信息公开。英国政府对疯牛病（BSE）问题处理的一个教训就是隐瞒信息。当疯牛病传染给人的事实通过英国医学杂志引起公众注意时，政府有关部门还是否认。政府决策者认为没有必要给公众带来不必要的惊慌，这样做的一个诱惑是想坚持等到所有的不确定性都消除后，再公开信息。结果，这大大丧失了政府和科学界的信誉。英国上议院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1999－2000年度科学技术第三报告《科学与社会》中指出，疯牛病给人的教训是“如果1996年前政府对疯牛病的立场更够准确地反映背后的科学的不确定性，那么公众和权威就能更好地为科学舆论的转向做准备了。而正是科学舆论的转向促使那次声名狼籍的政策的转变”。[17]
疯牛病的危机促使英国政府的立场发生变化，1997年3月英国科技办公室发表题为《政策制定中的科学咨询》的指导性文件，中心议题是保持科学咨询的公开性，提出：“对于敏感议题的政策决定，政府部门应该公开支持这些决策的所有科学证据和分析，并说明是如何把这些分析纳入到政策形成过程中的。”[15]
即使科学证据还不足以支持决策，也要公开可能的危险，采取预防措施，这是在过去10多年里不断的实践考验中逐渐成为共识的所谓的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Principle）。1998年，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的社会活动家、学者、科学家和律师们在美国威斯康星州Wingspring举行的会议上发表“关于预防原则的宣言”，把以前在环境领域已广为采用的预防原则扩大到包括公共健康领域。宣言指出：
当一种行为威胁到人类健康和环境时，就应该采取预防措施，即使因果关系在科学上还没有充分得到验证。在这种情况下，行为的创始者而不是公众，应该负起举证的责任。应用预防原则的过程必须是开放、提供信息的和民主的,必须包括潜在的受影响的团体。这一过也必须包括考察所有可能的替代方案，包括不行动。[18]
预防原则为防止对健康和环境的威胁提供了有效的的保证，并会带来更有理性和明智的解决方案。预防原则贯彻到底就是让可能会受影响的公共参与到决策过程中。
2.3公众参与
当科学技术发展带来具有广泛、深刻影响的伦理和社会议题时，需要公众参与争论、参与决策。近年来，随着欧洲和美国一系列争论和惊慌（转基因食品、基因疗法、疯牛病、口蹄疫等）对公共的影响，各种公共团体和私人组织都要求研究人员对研究工作给出更大的负责任说明（accountability）。同时，随着商业利益越来越渗透、影响科学研究过程，传统上那种根据职业来判断科学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而自然相信科学家的观念不再有效。各国的政府都开始寻找更有效与公众交流和传递科学信息的途径，恢复公众的信心，公民参与决策成为一个重要的途径。另一方面，新近的研究表明，以往只把公众当作一个被动接受信息、受教育的受众的观念是不正确的，公众对科学知识的理解有自己的态度和价值。［19］同时，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社会其他职业中的受过很好教育的公众越来越多，公共应该在与科学有关的决策中发挥主动的作用。
公众参与科学技术决策并不是新鲜事，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开始，但最初只限定于特殊的领域（例如核电站），但是现在具有普遍性和新的含义，被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纳，并发展出一系列新的方法，例如，社区为基础的研究（Community-basedresearch,CBR）；共识会议（ConsensusConference）；情景研讨班（Scenarioworkshops）等。实践表明，各种形式的公共参与十分有效。例如，起源于丹麦的共识会议证明了就科学技术议题创造与公众的对话会带来更好的决策。与这个词表面意思相反，共识会议通常是就某个还没有确定规则的科学技术议题让公众（通常由10~12个市民组成）参与讨论，并提出具体政策建议，这些建议被纳入决策者的决策中。［20］
公共参与的实践表明，欧洲公民获得科学技术知识单单靠信息从专家传播给公众是不够，必须形成真正的对话，形成公共参与。改进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并不在于提高公众更好地理解科学，不能只是简单地谈教育。科学家必须学习听取公众意见，特别是与公民直接相关的地方和区域的议题（例如，环境、可持续发展、健康等），公共的意见是十分重要的。
英国上议院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1999-2000年度科学技术第三报告《科学与社会》指出，公共参与对于决策具有重要的价值。报告考察了各国已存在的公共参与形式，指出各种不同形式的公共参与都具有价值，它们并不是代替决策，而是帮助决策。它们帮助决策者聆听公众的价值和关心，并对之迅速做出反应。同时，它们让公众得到一些确信，相信他们的观点受到了认真考虑，这就提高了政策被接受的可能性。报告因此提出建议：“我们建议，与公众直接的对话应该成为关于科学的决策过程的正常的和完整的一部分，应该成为研究组织和学术机构活动的正常的和完整的一部分，而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加物。”[17]
2．4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和对研究的规范
科学研究的根本动力是对自然奥秘的好奇和求知，是自由探索的精神，这是数百年来科学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是，完全由好奇心导向的研究活动可能会带来潜在的负面效果，并对社会伦理的严重挑战。在科学研究可能会带来潜在危害后果的现时代，科学家肩负着比任何以往时代更大的责任。科学家需要对自己的研究工作省察：这个工作目的是什么、是在什么条件下进行的，如何确保这些研究是以正当理由、以正当的目的做的。正如中国科学院院士朱作言教授所指出的，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包括基本的两个方面：一是科学家应对其科学研究本身的行为负责，在研究中一旦意识到此类研究会威胁到人类生存，或者对人类生活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时，就应该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甚至终止此类研究；二是科学家应该充分利用所掌握的知识，将自己意识或预见到的、由研究带来的各种可能后果，负责地告诉公众。［21］但是，单靠科学家自身的行为是不够的，因为在一些情况下，在研究开始时可能比较难以断定会有什么负面影响，或者科研活动受到其他方面的利益（如商业利益）的支配而可能故意隐瞒信息。因此，必须对一些敏感领域的研究活动进行规范和控制。
3.科学与治理的意义
科学与治理的兴起表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与经济因素紧密相连，而且与社会和伦理的因素也紧紧结合在一起。科学技术成为社会中的科学技术。要使科学技术对人民生活和社会发展长期有益，一个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战略与政策就不再只是包括科学和创新两方面的内容，还要加入第三个因素——“社会”或“公众”，实现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三者的协调发展。这需要转变观念，采取新的行动措施。
3.1需要加深对科学在社会中所起作用的认识
现代科学的新发展表明，科学既带来了发展机会，同时也会带来潜在的威胁。，传统上认为科学是纯粹客观的、与人类的价值和责任无关的观念正在破产，包括人的价值和远见在内各种复杂的力量塑造着科学发展，同时象“科学技术是双刃剑”、“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这样的论述仍是停留在表面，需要一种建立在对科学过程和不确定性更深入理解和认识基础之上的科学观。
3.2科学与社会需要建立新型的对话关系
传统的公共理解科学的途径，认为公众无知，用教育弥补就行了，而近年来许多的调查研究表明，正是受过教育的公众提的问题更尖锐，对新技术的接受也更为谨慎。这表明公众对科学的接受还有科学之外的更重要的因素，必须保证公众能够在获得充分信息的情况下做出选择。公共对有关科学的政策争论提供的并不仅仅是意见，可能还有相关的知识、价值或问题，这些可能是科学家忽略的。因此，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不仅“公众理解科学”，而且包括“科学理解公众”，科学与公众需要新型的对话关系，这不仅有助于科学的发展，也有利于决策的民主化。
3.3建立科学与决策相互支持的机制
科学发展带来一系列新的议题，涉及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对现有治理机制提出挑战，呼唤建立新的价值观念，建立传统决策机制和公共机构、私有机构和公众协作的治理机制，使科学发展与决策相互支持。尽管每一个国家体制、经济状况、社会发展水平以及文化价值观不同，但是，各国的实践表明，科学与治理机制的共同价值观包括：更大的公开性和透明性；承认（识别）风险和不确定性；决策的社会-技术复杂性；承认伦理学和公共价值；超越“利益相关者”等。建立包括吸引公众参与等新因素在内的治理机制并不是代替已有决策，而是帮助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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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析非智力因素的干扰
由于技师学院的有些专业在学生入学时，对学生的要求门槛稍低，多数学生的学习基础比较差，学生对理论课学习有畏难情绪，对教学活动不能主动配合，对自己掌握知识的信心不足。因而教师可采取适当方式，调整他们这种心理状态。当学生有所进步及时予以表扬、鼓励，逐步调动学生变“要我学”为“我要学”。同时，有的学生由于学不得法，觉得已经下了工夫，但印象不深有些遗忘，因而也需给这些学生以指导。使他们懂得，学不会，觉得不扎实是暂时的，学知识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心理学家艾宾浩斯做过大量实验后，分析得出遗忘是正常的，遗忘规律是先快后慢。难易是相对的，鼓励学生要有信心，学若得法，就能达到目标。
二、教学策略上的准备
根据教学任务，教师确定一些可操作性强的教学策略，有目的地创设一定情境，提出一定条件，让学生在教学过程中能积极、主动地动口、动手、动脑，从而提高学生学习能力。比如：激励学生能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可以创设与学生生活中的实例相结合的情景，或者运用分组讨论、竞争抢答、图片展示等激发学生兴趣。准备充分的教学策略，可在突破教学重点、教学难点上有益处。
三、考虑不同层次学生情况
课堂教学面向全体学生的同时，还应考虑学生的个体差异性，笔者在教学安排时设置不同层次问题，布置不同层次作业，有全体学生均可完成的基础达标式的作业，也有学习基础好的学生可以完成的能力提升式作业，让不同层次学生在教学过程中都有参与机会，学生在学习上就会产生成就感，而一次又一次成功，会使学生找到自信，体会到成功的快乐，参与意识也会提高。
四、认真指导学生学习活动
教学工作不仅仅是向学生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教会学生怎样学习，使他们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因此，学生学习活动是教学活动的主体，认真指导学生学习活动是重要一环，指导学生阅读教材，做笔记，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进行讨论是必要的。同时还需不失时机地进行学习方法指导，如：学生阅读时，怎样掌握要领，进行应用时，怎样介绍科学分析方法等。凡是学生有能力进行自学的，尽量指导学生自学，使他们看、听、说、做、想多种能力得到全面发展。这样对充分发挥学生在教学中主体作用，摆脱满堂灌的教学模式，培养学生能力，提高教学效率均有很大好处。
五、讲课时要富有启发性
善于调动学生思维，使其以愉快心情接受知识，使学生积极主动，增强学习的自觉性，可有利于学生加深了解知识。富有启发性的讲课，可使学生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教育学家苏霍姆斯基也说过“对没有充分思考的规则进行死记，只能获得表面知识，而表面知识是很难在记忆中保持的。”因而应教学生会“思”，而不是会“背”，在理解知识的基础上掌握，才可形成能力。
六、合理分配教学时间，教学语言精炼，详略得当
教师保证把上课后30分钟左右的最佳学习时间，用在指导学生突破难点和加强重点上。还要锤炼语言，力争简明规范，生动有趣，中心突出，条理清晰，引人入胜，通俗易懂，增加感染力。教师讲完课后，尽量布置一些加深知识综合运用和联系实际的题目进行训练。这样对灵活学生思维，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和探究创新能力，均有益处，有助于保证教学效果。
七、合理运用好多媒体进行辅助教学
若把一些抽象的理论知识动态化，利用多媒体技术带来生动情境，以动画、视频、音乐等媒介把学生快速带入问题情境，可以更大的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引导学生在课堂上自主学习，主动思考，真正做课堂的主人。
【关 键 词】比较哲学/比较视角/比较视域/视域融合
在中国，自西学东渐以来，比较哲学的问题就存在了。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通常被看做是中国比较哲学的第一部著作，至今仍然是比较哲学领域的代表作。虽然此后比较哲学有了一定程度的进展，相关的论文论著有了一些，但更多的是“哲学比较”而不是“比较哲学”。由于比较哲学之所以可能的理论基础尚未得到充分的说明，中西比较哲学的研究很难有积极、有效、深入的进展。有鉴于此，本文试着提出一个康德式的问题：跨文化的哲学对话如何可能？这一问题的实质是：使这种对话成为可能的理论基础是什么？意义何在？目的何在？是否有效？所以，本文的出发点是：比较哲学不是哲学比较。对两个或多个哲学文本(广义的)进行比较分析并非没有意义，不过还不是“比较哲学”。比较哲学不仅关注不同文化背景下哲学形态之间的同一与差异，更关注哲学本身，由此才能开拓哲学的深厚土壤和丰富资源。本文意在抛砖引玉，与其说是在解决问题不如说是在提出问题，希望借此引起人们对于比较哲学之理论基础的重视和研究。
一、哲学比较与比较哲学
由于存在着不同的哲学形态，哲学的“比较研究”是一项事实，但是，不一定有“比较哲学”，而且不一定能够令人信服地说明比较哲学的可能性。比较哲学的存在至少需要这样一些条件：存在着一种以上不同的哲学形态；不同的哲学形态之间发生了有意义的相互影响的交往；这种相互影响足以影响和改变某一哲学形态的发展；而且这种影响不是偶然的而具有比较普遍的意义。以上这些条件并非不存在，但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
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世界上存在着一种哲学还是许多种哲学？如果只有一种哲学，它的存在是特例还是普遍的？如果只有一种哲学，那么不论它是特例还是普遍的，可以有哲学比较但不会有比较哲学，或者说，比较哲学没有意义。这意味着，除非我们承认有不止一种哲学存在，否则比较哲学从理论上就不能成立。
迄今为止，比较研究主要在人文学科中存在，而在自然科学中较少。我们很难见到比较数学的研究，如研究英国数学和法国数学的差异，因为人们以为只有一种数学。人文学科因为文化的差异，所以才有比较研究。就此而论，比较哲学从一开始就是以“文化多样性”为前提的。当然，在自然科学中并非就不能进行比较研究，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出现表明，科学研究实际上受到了研究者的文化背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并非一向标榜的客观研究。但是，毕竟自然科学具有相对的普遍性与必然性，其前提是普遍必然性而且以普遍必然性为追求目的。而比较哲学的前提则是多样性或差异。从这个前提条件出发，如果比较哲学试图追求普遍必然性，那么它肯定会陷入困境，至少有自相矛盾之嫌——过分强调同一将使比较哲学失去意义，过分强调差异则使比较哲学失去可能性。
比较成熟的学科一般都具有相对稳定和统一的概念、方法、学科体系和叙述方式。数学家或物理学家在讨论数学或物理学问题时，一般不会出现相互之间的理解问题，不过这在哲学家之间却是常事。不错，哲学也有一套专门的术语(哲学概念)，然而对于学习哲学的人来说，如果不了解哲学概念的历史肯定会面临困境，因为哲学家们在使用哲学概念时都有自己的方式，许多哲学家都在使用“存在”、“实体”、“主体”、“客体”、“思想”等概念，但是他们在使用这些概念时往往赋予了其不同的含义。希腊哲学中的“存在”不同于中世纪哲学的“存在”，也不同于近代哲学的“存在”，更不同于现代哲学的“存在”。如果把他们所说的“存在”当作同一个概念，肯定会造成误解。所以对于研究者来说，面对这些哲学概念时首先需要弄清楚它们的历史。
如果存在着不同的哲学形态，而且相对于不同的文化或世界，这些不同的文化或世界相互之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联系，那么比较哲学的意义就不大，更多的可能是猎奇。在某种意义上说，比较哲学的兴起和发展以我们越来越共同拥有同一个世界为前提。民族文化日益超越了地域性，相互之间发生了越来越多的联系，由此，不同文化和哲学之间发生冲突和融合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有人可能会说，既然我们拥有一个世界，我们就应该有一个世界观，或者可以有一个世界观作为衡量不同世界观的标准。这种科学主义的态度不适用于比较哲学(当然也不适用于哲学)：自然科学具有相对的普遍必然性，科学家们研究的是一个自然而不是许多不同的自然，哲学却有所不同。在某种意义上，科学家的工作是描述这个世界，哲学家的工作则是解释这个世界的“意义”。古典哲学往往试图通过描述世界而获得世界的意义，而现代哲学的思路则发生了转变。科学家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界(虽然也是人化的自然)，而哲学家研究的对象则是融入了价值因素的“生活世界”，这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根据对象来检验某种哲学理论的真假对错。任何一种哲学理论自身都可以是“自洽的”，然而在不同的哲学理论之间却可能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因此，我们不可能仅仅根据一种哲学理论来判断哲学的意义，而必须考虑到哲学家们面对同一个哲学问题所提出的不同的理论。另一方面，在哲学这个学科中，虽然要求研究者在研究哲学家的思想时遵循学术上的规范，但是哲学家们的著作似乎总是各行其是，这表现在哲学家们采取了许多不同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思想。掌握了数学“语言”基本上可以读懂所有的数学著作，但是读懂了柏拉图并不意味着可以读懂亚里士多德。不恰当地说，哲学家们试图通过“说”去说“不可说”的东西。既然“不可说”，“说”与“说”之间往往方式不同而且很难判断谁更有效。
在某种意义上，哲学自身就具有比较的性质。西方哲学是不同文化以及不同的哲学形态融合的结果，至少可以概况性地归结为“希腊——拉丁——日耳曼”文明融汇的产物。同一时代的哲学也是如此：英美哲学与大陆哲学相互之间同样存在着相互理解的难题。其实，中国哲学也存在着这方面的问题。佛教在东汉初传入中国，使得先秦与汉唐之后的中国哲学亦具有比较的性质。所以，比较哲学不仅发生在中西哲学比较研究领域，同样也发生在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自身之中。然而，不同的哲学如果没有任何共同性和可比性，比较哲学就是不可能的。就此而论，我们或许可以引入维特根斯坦的反本质主义立场，视不同的哲学形态为“家族相似”的关系，将哲学看作是一个“家族”，以其“相似性”建立一种“元哲学”的观念，即以哲学的问题、对象、基本概念、方法等形成“元哲学”的方法论。这并不是说有“一种”哲学，而是对所有的哲学形态作“元”的分析，或者说，以比较哲学充当“元哲学”的地位。在此，我只是把“元哲学”的问题提出来，尚须深入讨论。简言之，所谓“元哲学”并不是要在不同的哲学形态之上再建立一个“普遍哲学”、在不同的语言之上建立一套普遍语言，也不是致力于在不同的哲学形态之间寻求“同一性”，当然更不是企图消解各自的文化背景而谋求所谓准确的理解，而是建立一种“宽容”的态度，营造一种可供比较的环境。
在某种意义上，“哲学比较”是一种方法，而“比较哲学”则是一种“哲学”。“哲学比较”通常是描述性的：我们可以在不同的东西之间作比较，明确同一与差别是任何一门学科甚至任何一种叙述方式的基本前提。相对于当代中国的哲学，比较研究已经融汇在哲学研究之中了。因为就这一学科而论，中国的哲学从一开始就是在以西方哲学为主要参照系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就此而论，如果局限于哲学比较，只是简单地指出中西哲学的同一与差别，不过是经验性的归纳和描述。
比较哲学与哲学比较不同，其出发点在于，我们共同拥有一个世界——地球村。哲学根源于我们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是一个意义的世界。“生活世界”的意义是多元的，不存在唯一标准化的世界意义。虽然由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地域性，相对而言比较封闭，看起来西方世界有西方的意义，东方世界有东方的意义，但是实际上，“西方世界”并没有统一的意义，正如“东方世界”没有统一的意义一样。在全球化时代，多元的意义是共存和重叠的。为此，我们提倡一种“视角主义”或“透视主义”。不存在超越于不同的生活世界之上的“共同的世界”，所谓“共同的世界”不过是不同的生活世界“重叠”而形成的。套用后现代的说法，没有“所指”，只存在不同的“能指”。
因此，比较哲学不能仅仅停留在比较研究的层面，需要“还原”到“源始境域”——生活世界。因为使不同的哲学形态之所以不同的东西隐藏在不同意义的生活世界之中。这是一个文化的、历史的、语言的、社会的、个人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的不同意义决定了哲学形态的区别，反过来，不同的哲学形态又赋予生活世界不同的意义。所以，比较哲学不承认有一种标准化的哲学(例如西方哲学或东方哲学)，如果有一种哲学那只能是“元哲学”，即对所有不同的哲学所进行的比较哲学研究。
为了说明这一点，这里引入“比较视角”(comparative perspective)与“比较视域”(comparative horizon)这两个概念。
二、“比较视角”与“比较视域”
“比较视角”这个概念借助于比较文学，在比较文学中一般译作“比较视域”。①为了与“comparative horizon”中的“horizon”区别，我把“perspective”译作“视角”。其区别在于，“perspective”突出的是某个观察者或者主体的角度，而“horizon”突出的则是多角度多层次的“视野”、“视域”或“境域”。“比较视角”当然不局限于比较文学，在西方许多研究中都使用了“比较视角”的方法。“perspective”的基本含义是“透视”。这里主要借用“透视”或“视角”的概念来说明比较哲学的问题。
在比较文学中，“比较视角”是比较文学研究主体在两种文学关系之间或文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关系之间的内在透视。这种透视是跨越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化知识的内在汇通，也是跨越文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知识的内在汇通。②比较文学所说的“比较视角”强调的是比较文学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为基点③。显然，比较哲学也具有这方面的特点。本文在比较哲学中引入“比较视角”概念，是为了说明：首先，任何一种哲学都是从一个视角出发看待哲学对象、研究哲学问题和看待其他哲学的，比较哲学则不局限于某一个角度或视角，或者说，它的视角是“比较视角”。其次，由于不同的哲学有不同的视角，因而比较哲学的“透视”是在不同的视角之间发生的。最后，比较哲学应该具有一种“视角主义”或“透视主义”的自觉意识。
“视角主义”或“透视主义”(Perspectivism)由尼采开始形成影响，为后现代主义所充分发挥。西洋绘画自文艺复兴以来把几何透视法运用到绘画艺术之中，被称为“焦点透视法”。人们曾经认为中国绘画没有透视法，这种看法后来得到了纠正。中国绘画也有透视法，不过是一种“散点透视法”。在某种意义上，传统哲学类似“焦点透视法”，自以为是在客观地描述事实，实际上只是从个人视角所看到的东西。如果从“散点透视法”看待事物，获得的是一个马赛克式的图景，即拼装起来的世界；我们似乎可以通过散点而弥补焦点的局限，所有的散点拼装起来，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世界。以西方现代派绘画中的立体主义为例，毕加索和勃拉克打散原有形体，然后主观地重新组织那些成分，并不遵守透视规律，从而，这种所谓的立体主义并不创造视觉的立体感，而是创造了一种理念化的立体感。视角主义则认为，所有的知识都不过是认识主体从自己的视角出发所看到的结果，不是也不可能是事物的全部。即使把“盲人摸象”所摸到的部分拼装起来，也不可能形成完整的事物自身。“视角主义”不承认有事物本身，因为对象的意义仅存在于不同的视角之中。
在某种意义上，比较哲学应以“视角主义”为基础。比较哲学有其研究对象，其研究对象亦有其“背景”。以“哲学”为“背景”，以不同的哲学及其关系作为研究的对象，这是传统观念。在我看来，不存在“哲学”，只有不同的哲学形态。那么，比较哲学是在什么基础(平台)上研究不同哲学及其关系呢？这个基础就是“视角主义”意义上的“比较视角”。比较哲学具有“跨”的特点，这个“跨”不是超越，而是“元哲学”意义上的哲学。它可以从三个方面体现“比较视角”：
第一，比较哲学研究不同哲学之间的关系，每一种哲学的角度都不是全部，他者也不是全部，从而比较哲学具有“之间”的特点。“视角主义”应该是比较哲学的出发点。认识论中有“主体间性”的问题，在比较哲学中则有“哲学间性”的问题。
第二，比较哲学的基础是“生活世界”，这是一个生成着的多重意义的世界。不同的哲学所解释的世界已经是意义重合的世界了。哲学从生活出发，而当今的生活世界是“混合的文化”。④中国哲学面对的生活世界不是纯粹中国的，美国哲学面对的生活世界也不是纯粹美国的，其实都具有“混合文化”的特点。因而，在不同哲学之间进行比较研究，必须考虑到或者自觉到这一点，这意味着哲学本身就是比较哲学。
第三，“比较视角”突出的是观察者的角度，而就比较哲学的研究对象而言，还须引入“比较视域”的概念。“视域”所说的是观察者从这一角度所“看”到的东西。“比较视角”是多视角的，“比较视域”则是多视角所面对的境域，亦即不同文化和意义重叠的生活世界。
“比较视域”(comparative horizon)是一个自造的概念。比较哲学通过研究不同哲学之间的关系而面向“生活世界”，解释“生活世界”的意义，而“生活世界”乃是一个意义生成并且相互重叠的世界，类似海德格尔所说的“源始境域”。之所以把这个“源始境域”称为“比较视域”，是为了强调这个“源始境域”具有“视角主义”的特点，尤其是为了强调比较哲学的研究对象的特点。
“比较视角”意在强调比较哲学不是站在某一种哲学的“角度”，而是研究所有不同哲学的“角度”；“比较视域”强调的则是比较哲学的研究对象是由不同哲学构成的具有“家族相似”性的“哲学家族”，在它们的“背后”是多重意义重叠的“生活世界”。简言之，当我们比较不同的哲学思想的时候，并非站在某一种“视角”，而是站在不同视角“之间”对所有不同的哲学思想做“全景概观”式的比较研究，并由此“看到”不同的哲学思想所“看到”的东西，以及不同的哲学思想因为“视域融合”而形成的东西。当然，“比较视角”与“比较视域”之间的区别主要是为了说明的方便，前者强调的是比较哲学的方法论，后者突出的则是比较哲学之研究对象的性质。实际上，比较哲学的“看”(比较视角)之“所看”(比较视域)自有其同—性，而其真正的目的则在于凸显不同哲学形态之间由于“视域融合”而形成的新东西。
三、跨文化的哲学对话如何可能
许多人怀疑比较哲学的可能性，在不同文化之间究竟是否有可比性、是否可以通约的问题上心存疑虑。然而，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发生了广泛深入的相互影响之后，比较哲学的可能性问题变成了一个理论问题而不是事实问题。事实上是可能的，但是理论上如何说明？这就是康德式的问题：跨文化的哲学对话如何可能？
说到“不可通约性”的概念，人们往往以为库恩所说的“不可通约”相当于“不可比较”。库恩讨论的是同一背景下科学理论的变革问题。科学理论之间不可通约，但由于它们的语汇结构在大多数方式上是重叠的，因而存在着使一种语汇的成员获得另一种语汇的“桥梁”。1988年，库恩在一封信中指出：“当我谈到两个理论或两个范式是不可通约时，我绝不意味着提议说，它们之间是不可比较的。……‘不可通约性’应用于科学理论，意欲提示出，需要陈述一个科学理论的语言很像诗的语言。某些陈述(但只是那些)，使得用一种理论的语言不可能以确定真值所需要的精确性翻译为另一种理论的语言。但两者仍然是可以比较的。”⑤我们在此借题发挥，就比较哲学而探讨不可通约的问题。
库恩面对的是一个领域的问题(科学)，而且众所周知，科学的语汇在一定程度上是没有国界的。虽然科学在西方的发展历经不同的历史时期和面临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是自近代以来，科学毕竟有了一套通行的自己的话语系统，如数学公式。而比较哲学的问题面对的是不同文化背景下哲学形态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没有通行的话语系统(除非仅以西方哲学为“哲学”)，以至于库恩所说的不可通约＝不可翻译的问题在这里更成为问题。库恩面对的是科学理论之间的翻译问题，而我们面对的是不同文化之间、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问题。然而，如果我们可以将比较哲学看作“哲学”，那么是否可以说比较哲学应该为不同哲学形态之间的“翻译”提供理论上的可能性呢？当然这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问题了。科学家相互之间可以通过科学语言相互理解，而比较哲学能否构成哲学交流的“平台”尚属疑问，更何况即使可以成立，不同哲学之间的相互理解仍然是成问题的。简言之，按照库恩的理论，不同的科学理论之间不可通约，但却是可以理解的，如亚里士多德与牛顿的“运动”概念。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不同的哲学形态之间如果不可通约，是否可以相互理解？显然，这是回答“比较哲学如何可能”所不能回避的关键问题。
不同哲学家的著作在不同的背景下形成，使用不同的语言写作。从传统的观念出发，“哲学比较”是可能的，因为有不同当然可以比较；然而“比较哲学”却是不可能的，存在着“不可通约”的难题。首先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哲学理论能否通约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不同文化之间是否可以相互理解的问题，即不同哲学之间的文化“间距”问题。其次是我们对于哲学文本能否理解的问题，这至少有两个方面的难题，一是我们与所阅读的文本之间的“间距”，二是不同的文本之间的“间距”。
不同哲学之间的文化“间距”问题，显然不能以各种哲学都属于哲学来回答。然而，尽管各大文明最初的形成和发展是相对独立的，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或许是大航海时代之后的事，但是文明、文化之间的交流沟通古已有之，这是事实。例如，佛教东传，希腊文明受到周边文明如巴比伦、埃及等文明的影响，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乃有希腊化时期，基督教诞生后有希腊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之间的互相影响，罗马建立了地跨亚、非、欧的大帝国，匈奴西进造成了世界性的民族大迁徙，13世纪蒙古大军建立了地跨欧、亚的大帝国……所有这些历史事件都意味着文明、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实际上都是在不同文化融合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事实上不存在“纯粹的”文明或文化，文明或文化都是混合性的，哲学也是一样。当然就哲学而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哲学都存在着“翻译”的问题。佛经从梵文到汉语的翻译，从希腊到罗马，希腊语翻译为拉丁语，毫无疑问都存在着“本土化”的问题。经典的翻译从来不是原样照搬，哲学思想的传播亦存在着文化“翻译”的问题。中国人毕竟要通过汉语了解佛经，罗马人毕竟要通过拉丁语了解希腊经典。因而，在翻译或传播的过程中，必然发生了某种文化上的“变异”。那么，这从理论上如何解释？在不同的哲学形态之间沟通的“桥梁”是什么？
或许哲学解释学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关于阅读的传统观念是“我注六经”式的。阅读的目的是完全按照本文的意义解读(客观主义)：我们要避免主观上的偏见或成见，按照哲学著作本来的面目把其中的思想“再现”出来。这听起来有道理，而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也没有意义。我们与文本之间存在着历史、文化、社会、个人等的间距，而哲学著作都是在它的时代形成的。除非我们能够像复印机一样，把哲学著作及其形成的所有背景因素统统复制过来，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哲学家的思想。而我们与哲学著作一样，有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社会、个人等诸多背景因素，不可能把这些因素统统清除掉，把自己变成一张白纸。其实，即便是同时代的文本与我们同样存在着“间距”。
按照传统的阅读理论，文本的意义存在于文本之中，阅读者的工作就是从文本的字里行间解读其意义，而阅读的准确性就在于以文本为标准来衡量不同的阅读者阅读的结果。显然，如果我们不可能整体复制文本及其背景，我们就不可能消除我们与文本之间的间距，而这的确是不可能的。而从解释学的角度看，文本及其意义并不是客观的存在或现成的所与，其意义乃生成于我们对文本的解读之中。这并不是说“六经注我”，我就可以从自己的角度(视角)任意解释它的意义。文本不是一经形成便一成不变的，而是“活”的有生命的存在。文本也是对话的产物，它是哲学家与哲学对象、哲学家与哲学家之间“对话”的结果。我们阅读文本也是“对话”，亦即我们与哲学家(文本)围绕共同关心的问题相互讨论的结果，我们参与到哲学家的对话之中。因而，对话是一种“视域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伽达默尔在回答贝蒂的批评时说：“我的探究的意义，无论如何不在于提供一种关于解释的一般理论，以及一种关于解释方法的独特学说，就像贝蒂卓越地做过的那样，而是要寻求一切理解方式的共同之处，并要表明理解从来不是一种对于给定的‘对象’的主观行为，而是从属于效果历史，这就是说，理解是从属于被理解的存在。”⑥在某种意义上，一切理解方式的“共同之处”就是“视域融合”。伽达默尔主要探讨的是同一种文化或语言范围内的“视域融合”(例如我们与传统之间的关系)，而我们遭遇的是不同文化或语言之间的视域融合。换言之，比较哲学需要讨论的是跨文化的哲学对话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比较哲学乃是跨文化的哲学对话，而“对话，特别是宗教及意识形态领域的对话，并不单只是一系列的会谈，而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一种领会和反映世界及其意义的方法”⑦。对话既不是持不同见解的人相互之间的争吵，也不是持相同见解的人互相强化自己的观点——这两个极端其实都是在自说自话，唱独角戏，对话是平等的交流。进入20世纪以来，人们逐渐意识到绝对真理是不存在的，世界开始“祛除绝对化”，“走出对世界及其他对我们的意义的绝对化理解，走出绝对的思维方式，我们已经开始发现一个远为丰富、远为‘真实’得多的理解世界的方式，这就是对话的思维方式”⑧。“对话是在一个主题上持有重大分歧的见解的人们之间的一种以从对方学习关于这个主题的更多真理为目的的双向交流”，“对话是两个或更多的持有不同见解的人之间，以通过各自的参与向其他人学习以使自己能够有所改变和提高为目的的交谈”。⑨
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文化与文化之间、人与人之间不发生关系是不可能的，而这种关系如果表现为坚持自己的立场或是放弃自己的立场，都是无意义的或者无效的，这不是对话或者交流的目的。对话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拥有绝对真理，我们必须了解关于同一个主题的各种不同的见解，才有可能选择对我们最合适恰当的可能性。因此，“对话”不仅仅是方法，更重要的是一种“态度”。
跨文化的哲学对话亦涉及翻译问题。
因为存在着不同的哲学形态，在不同的哲学之间存在着翻译的问题，因而翻译问题是比较哲学的重要问题。就中国哲学而言，我们通常需要通过翻译研读西方哲学家的著作，即使对于可以使用原文原著进行研究的学者来说，同样涉及通过汉语思考、理解和叙述西方哲学思想的问题。当然，即使同一个文化背景下的哲学理论也存在着哲学概念的“翻译”问题，因为哲学家们在使用同—个哲学概念时，其含义往往是不同的。不过我们在此更关注的是中西之间的比较哲学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在此所说的“翻译”仍然是“广义的”，因为它还涉及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问题。
翻译可以分为“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和“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⑩一般说来，“语内翻译”相当于“解释”，“语际翻译”则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而实际上“语际翻译”亦需要解释。“语内翻译”涉及“文本流传”，“语际翻译”则涉及“文本流通”。(11)“文本流传”说的是传统的传承，“文本流通”说的则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其实在西方也存在着翻译问题。“西方”是一个笼统的概念，至少包括希腊语、拉丁语和日耳曼诸民族语言。希腊语和拉丁语都需要翻译成日耳曼各民族的语言，而且在日耳曼各民族之间的语言也存在着翻译问题。只不过作为诸多文明融合而成的西方文明，具有相对而言比较统一的文化背景，虽然这个文化背景亦具有多元化的特征。不过就现代哲学而论，在某种意义上，西方哲学面临的往往是“语内翻译”或者“文本流传”的问题，而中国哲学面临的主要是“语际翻译”或“文本流通”的问题。中国的“文本流传”居于“弱势”，“文本流通”则是“主流”，传统文化“断裂”，而西方文化对中国则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中国的学术研究如果离开了翻译将所剩无几，这就造成了非常不平衡的现状。
1985年，美国语言学家恩格尔说：
随着这个世界像一个干瘪的橙子一样日益缩小，各文化中的所有民族日益接近(无论是勉强地还是心存疑虑地)，我们在这个地球上剩余的岁月或许可以干脆用这样一个重要论断来表达：“翻译或者死亡(translation or die)。”或许某一天，世界上每一个生物的生存与否也许会取决于对一个关键词的紧迫的和准确的翻译。(12)
此话虽然有些夸张，但也说明了当今时代翻译的重要意义。
比较哲学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因而理想状态的比较哲学应该是内外兼顾、有进有出的，全球化时代尤其如此，这才称得上“学术交流”。然而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却是有进而无出，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所以我们把比较哲学看做是“元哲学”还只是理想而已。就此而论，中国的学术界还不成熟，还没有进入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总是说要“与国际接轨”，但基本上还是单向的。
无论如何，翻译对中国的学术界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翻译”自身就具有比较哲学的意义。与此同时，“翻译”的目的不仅仅在于了解西方、“与国际接轨”，亦在于为比较哲学作出应有的贡献。就“理解”是某种“视域融合”而言，西方的经典并非原封不动、现成所与的“原本”，其意义存在于后人的解读之中。这意味着中国人的解读应参与到西方经典的意义构成之中，而且肯定不同于西方人的解读，因为它不可避免地出自现代中国人的“视域融合”。这也意味着西方人对自己经典的解读并非就是“正宗”，反过来也是一样：中国人对自己的经典的解读也并非就是“正宗”。
因此，中国哲学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以及各种文化影响下的嬗变、西方哲学概念在汉语翻译以及传入中国后所发生的嬗变，应该成为比较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结语
哲学与宗教一样，起源于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不同的哲学之所以不同，主要在于它们对终极关怀问题的不同的回答方式，而这些回答方式的不同当然有文化、历史等各方面的因素。所以从“根”上追溯，需要“还原”到不同哲学赖以形成的“土壤”——不同文化的“生活世界”。因而，不同哲学之间的影响既可能源于不同的生活世界相互之间的影响，也可能是因为不同哲学之间的相互影响而影响了生活世界。如前所述，我们正处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多样性的时代，也可以说是“混合文化”的时代，而所谓“混合文化”乃是不同文化之间“视域融合”的结果。仅就哲学而论，其发展不仅根源于不同文化“视域融合”因而意义重叠交汇的“生活世界”，同时也是不同哲学之间“视域融合”的产物。正因为如此，比较哲学理应有其广阔的发展空间。
因此，开展关于比较哲学的深入研究，对于当代中国哲学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就现状而言，由于学科的划分，哲学下属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等八个二级学科各行其是，壁垒森严，即便面对的是同一个问题也是各说各话，即使使用的是同一个哲学概念却也往往各有各的含义。而实际上，中国哲学的研究已经不可能离开西方哲学的参照系及其概念和方法，而在中国研究西方哲学的目的亦主要不是为西方哲学作贡献，而是为了中国哲学的发展。简言之，当代中国哲学具有比较哲学的性质，然而由于缺乏自觉性，学者们往往画地为牢，自我限制，虽然因其细致入微有可能提高“技术含量”，但却也掩盖了哲学的作用与功能。在我看来，比较哲学有助于破除学科壁垒，跨越学科界限，使哲学面对当代社会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本文以“跨文化的哲学对话如何可能”为题，但是尚未获得充分圆满的答案。我在此只是提出以“视域融合”作为解决问题的原则，以回答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哲学理论能否通约、不同文化之间是否可以相互理解，以及如何化解我们与所阅读的文本之间的“间距”、不同的文本之间的“间距”尤其是不同哲学之间的文化“间距”等问题。简言之，对话不是放弃自己的立场或者强化自己的立场，而是谋求相互之间的沟通。文化虽然不同，哲学形态尽管相异，但是对话无论如何是可能的，因为我们的时代是“混合文化的时代”。比较哲学所要做的，正是不同哲学之间的“视域融合”。
注释：
①②③参见杨乃乔主编：《比较文学概论》，第109、113、10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④参见罗蒂：《混合文化中的哲学》，载《求是学刊》，2006(3)。
⑤转引自江怡主编：《走向新世纪的西方哲学》，第38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⑥转引自江怡主编：《走向新世纪的西方哲学》，第296页。
⑦⑧⑨L·斯维德勒：《全球对话的时代》，第1、3、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一、宣讲我国数学家的贡献，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1、开学初集中讲。学生刚入中学，对什么都有新鲜感。教师要抓住第一堂数学课的机会，生动、具体、真实地介绍我国古今数学成就，为学生学习数学营造良好的氛围。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古国，数学成就显著。计算圆周率，自西汉刘备、东汉张衡，三国时刘徽、直到南北朝祖冲之等多位数学家，为之进行艰苦探索，得出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准确的圆周率。南宋数学家秦九韶1247年就编著《数学九章》，同代数学家杨辉揭示了二项式展开式系数的规律，比法国数学家早四百多年。
祖冲之的儿子祖恒对求几何体积有独特创见，比意大利数学家早一千多年。比刘，近代的徐光启、李善兰及当代的华罗庚、陈景润，在他们所研究的领域中都对数学做出了独特的贡献。通过宣讲，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热情。
2、组织讲座专门讲。对初一学生还可借助“华罗庚金杯赛”的机会，进行题为《如何自学成才》的专题讲座，介绍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生平事迹。华罗庚学历是“初中毕业”，可他深钻细研，成为当代国内外闻名的伟大数学家。通过讲座，使学生懂得学习好坏关键在于本人的学习态度和努力，明白“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要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哲学道理。进而发奋学习，将来为国家做贡献。
二、结合传授数学知识，对学生进行辩证唯物主义教育
1、实践的观点。数学是从现实世界中抽象概括出来的科学，教学中要揭示数学本身的物质基矗如讲直角三角形“勾股定理”时，教师要说明早在公元一世纪，我国古代数学家在多次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了“勾广三，股修四、经偶五”的规律（即勾三、股四、弦五），并且借助图形对该定理进行了两种巧妙的证明。让学生明确，任何一个定理、公式的形成均来自实践，“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是人类掌握自然规律的正确途径。从而培养学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发现、规律、掌握规律的能力。
2、辩证的观点。恩格期指出“数学是辩证的辅助工具和表现形式，连初等数学也充满着矛盾。”数学概念正数与负数、常量与变量等，都表现对立的形式，又各以它的对立而存在。在数学中要揭示这一关系。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当直线与圆心的距离小于圆半径时，直线与圆的位置处于两个交点状态（相交）；当距离与半径相等时，发生质变，直线与圆只有一个交点（相切）；当距离大于半径时，再次发生质变，直线与圆没有交点（距离）。讲这一关系时，要启发学生认识到“事物发展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数学中充满着辩证法，教师应不失时机地予以启示，加深学生对数学知识的认识，同时为学生树立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打好基矗3、发展的观点。世上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静止的，它是在不断地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数学也是这样，整数到分数，有理数到无理数，实数到负数，有限到无限等，都遵循着这一规律。在这个数学过程中，要使学生认识到一切事物都不是断发展变化的，培养学生超越旧事物，创造新颖，独特新事物的能力。
三、在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作风
导入的方法要依据教学的任务和内容，学生的年龄特征和心理需求，灵活运用，万万不可千佛一面。
新课的导入虽仅占几分钟或几句话，但它是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和阶段，它正如戏曲的引子，影剧的“序幕”一样，可以引起学生的注意和兴趣，拨动学生的心弦，充分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还可起着新旧课之间的承上启下的作用。所以讲好每节课的开场白是十分重要的。
1.设问引入法
读书需要思维，思维始于问题。设疑是教师有意识地设置障碍，使学生产生疑问，引导学生思考，是一种有目的、有方向的思维导向。用设问引入新课，能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促进学生积极地学习。
2.悬念激趣法
在化学教学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缺乏趣味性，学起来枯燥，教起来干瘪，对这些内容就要求教师有意识地创设悬念，使学生产生一种探求问题奥妙所在的神秘感，从而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例如，在讲高二的原电池的知识时，引言可这样设计：“一天满载着精选铜矿砂的‘阿那吉纳号’货轮正向日本海岸行驶。突然，货轮上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船员们惊呼：漏水了。坚硬的钢制船体为什么突然会漏水呢？是货轮跟其它船只相撞还是触及了水底的暗礁？都不是，是钢制船体因锈蚀而穿孔漏水了吗？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这究竟是何原因？原因是船上的货物：精铜矿砂。为什么精铜矿砂可使钢板出现漏洞呢？！我们学习了原电池的知识就可解释这个问题。我们这节课就讲关于原电池的知识。”这样引入新课使枯燥的知识变得趣味横溢了。
3.开门见山法
这是直接阐明学习目的和要求、各个重要部分的内容及教学程序的导入方法。
强调重要性也是一种开门见山的引入方法。有些化学知识十分重要，且抽象难学，在上新课前先强调学好这些化学知识的重要性，对于引起学生的高度重视，从而努力学好这些知识是大有帮助的。如，在讲解摩尔知识前，先给学生强调这部分十分重要，它贯穿于中学化学教材的始终，是中学化学计算的核心，只有学好它才能学好化学。
4.激情引入法
以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已知的素材为出发点，教师通过生动而富有感染力的讲解、谈话或提问，以引起联想，自然地导入新课。
根据教材内容，教师还可用激情的语言，讲述一点化学史料，借以唤起学生爱祖国，爱科学的热情，从而激发起学生学习新课的兴趣。
例如，在学习碱金属部分知识时，可先告诉学生金属钠是由英国化学家戴维发现的。戴维用电解法电解钾后，将分解得到的生成物倒入盛有清水的大玻璃杯中时，“轰”的一声发生了猛烈的燃烧和爆炸，戴维从此失去了一支眼睛，但这些丝毫没有动摇戴维酷爱科学，勇于攀高峰的决心，他十分风趣地说：“幸好只瞎了一只眼睛，还有一只眼睛，还可以继续为化学事业工作。”后来戴维更加努力工作，成功地用电解法制得了钾和钠，还成功地制得了钡、钙、锶、镁等金属，此外还制取了非金属硼和氢气（N2O）等。我们九十年代的青年学生，要好好向戴维学习，将全部精力用于学习，将来为祖国的四化建设，作出一份应有的贡献。
5.化学魔术引入法
用化学魔术引入新课，可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好奇心，从而把新课推向。
比如，在讲解氨的结构和性质一节时，可先给学生做“空瓶生烟”的小魔术，然后指出：氨气除了具有与氯化氢作用生成氯化铵的性质外，还有哪些性质呢？我们这节课就详细讨论氨气的结构和性质。
6.类比引入法
有些化学概念，表面看来很相近，但实际是有区别的，有的学生易把它们混淆起来。在上新课时，采用类比引入，便于学生把新旧概念区分开来。
例如，讲电解时，可先让同学回忆电脑的知识，然后再提出电解与电脑是否相同，如果不同，它们又有何区别与联系？我们学习了电解的知识，这个问题就不难解答了。下面我们就来学习电解的有关知识。
7.以旧拓新法
人们认识事物，总是遵循由已知到未知，由低级向高级这一客观规律的，学生学习也是这样，因此，我们在教学中，可以把旧知识作为新知识的“引燃点”。由复习旧知识入手，导入新课，这是常用的方法。
例如在讲摩尔浓度的知识时，可先复习溶液的概念，溶液的浓度，百分比浓度的概念，然后告诉学生，配制质量百分比浓度时，用的是质量，但实际上量取液体时一般多用体积，因此引入了新的表示浓度的方法：摩尔浓度。这样引入新课显得自然流畅，且把百分比浓度与摩尔浓度作了对比，以防止学生混淆。
学习是循序渐进的。有经验的教师，常以复习、提问、做习题等教学活动，提供新、旧知识联系的支点，使学生感到新知识并不陌生，能降低学习新知识的难度，在学习之始就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学习过程。这样的导入，教师要摸清学生原有的知识水平和认识水平。
8.实验引入法
学生学习之始的心理活动特征是好奇、好看，要求解惑的心情急迫。在学习某些章节的开始，教师可演示富有启发性、趣味性的实验，使学生在感官上承受大量色、嗅、态、声、光、电诸方面的刺激，同时提出若干思考题，通过实验巧疑布阵、设置悬念。
9.设问引疑法
教学过程是一种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持续不断的活动。所以有经验的教师，常在教学之始，编拟符合学生认知水平、富有启发性的问题，引起学生联想，或渗透本课的学习目标。
10.借助事例法
用学生生活中熟悉的事例来导入新课，能使学生产生一种亲切感，起触类旁通的功效；也可介绍新颖、醒目的事例，为学生创设引人入胜、新奇不解的学习情境。
例如，“醇类”的教学，用宣读新闻导入。
一上课，教师拿出一份1987年的剪报，向学生宣读：“4商贩非法用工业酒精制售白酒，贵阳发生千人饮酒中毒事件。”刺激、醒目的标题，立即吸引全班学生急切了解报道的详情。接着读：“贵阳目前因饮用含高浓度甲醇的白酒引起严重中毒事件。据悉，自25日发现第一例中毒者到29日晚，已有上千人中毒。双目失明者3人，死亡20人。”学生听罢都震惊了，提出一连串的问题。例如，为什么饮用工业酒精配制的白酒会中毒？为什么会双目失明？甲醇有何性质？学生强烈的求知欲顿时被激发起来了。此刻转入醇的分类和甲醇等内容的学习，随后继续读报：“经化验，这些白酒，每100毫升竟含甲醇31.5克，超过国家规定卫生标准774倍。超量甲醇进入人体，首先侵害视神经，损害肝肾，而后酸中毒而死亡。”
11.故事引入法
青少年都爱听故事，在化学的发展史中，妙趣横生的典故很多。根据教材内容的特点和需要，选讲联系紧密的故事片断，可避免平铺直叙之弊，收到寓教于趣之效。
当前，很多护理学专业教师还没有真正认识到护理学教学的特殊性，没有客观认识教育与社会建设发展之间的联系，主观并片面的采用传统方式教学，导致学生的学习效率降低，学到知识的理论大于实践，难以学有所用。基于此，更新教学理念是当前护理专业教学改革的首要任务。在实践中，广大教师应面向市场经济下我国社会建设和发展的新形式，首先要以转变教育思想观念为先导，进一步提高教师对护理教育以就业为导向的认识，树立高职特色的人才观、质量观、和教学观，坚持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目的，以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为主题，进一步明确护理学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正确把握护理基础理论以应用为目的、必需、够用为度，教师要打破传统的以传授知识、应付考试为目的的教学模式，建立以就业需求为导向，以能力培养为中心的新的教学体系，完成对学生护理基础知识的教授及实践运用能力的培养。坚持以“必需为主，够用为度“的原则，做到让学生学一点，会一点，用一点，边学边用，使护理教学改革具有医护教育的特色。
二、优化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是渗透理论知识的重要平台，然而，单纯的理论并不能满足学生就业的需求，因此，护理专业教师必须要让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优化课堂教学。在实践中，教师可从三个层面来优化课堂。第一，优化课堂评价。传统教育的评价方式主要以考试为主，然而，人的反应能力、思维能力和记忆表象等会随着时空和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这种改变虽然幅度不大，但却足以影响学生的考试，因此，考试的成绩并不能准确反映学生的真实状况，也不会对学生的就业产生大的影响。公平、公正的评价方式是教育改革的重点，也是对教师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进行评价的主要依据。创设对应“就业”的课堂评价，一方面要改进考试方法，尝试使用C/S、B/S的在线考试模式，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另一方面还要将学生课堂表现、学习态度、日常考试成绩等内容纳入到考核评价范围内，力求考核的具体性和全面性，为“因材施教”提供有力依据。第二，要把握好课堂教学的“布白”艺术。所谓“布白”，即留有余地，不能将问题设计的过于呆滞生硬，而是给学生留下遐想的空间，让学生通过思维活动或课外实践来填补教师的“留白”。此外，布白艺术还体现在课堂结构的设计层面，当教师对一个知识点进行了细致的诠释，在提出问题的之前需要适当的“留白”，以备学生能够消化教师的讲解，对知识点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当提出问题之后，教师需要适当“留白”，目的是给予学生一个思考的空间，让学生能够从容的解答问题。只有把握好布白艺术，才能切实发挥问题教学的最大优势，使课堂张弛有度，充分激发学生的积极性，提升教学质量。第三，要从更深层次的角度看问题。在由学生、知识、和教师所构成的课堂教学中，学生是主体，知识是客体，因此，利用实践性的问题来引导学生参与、体验、探讨、实践和思考，这才是课堂教学的核心。因此，教师在设计问题时，不仅要考虑问题对学生思维的导向性，更要考虑问题能否激发学生的自主意识，能否提升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积极探索的精神，提高学生的能力和水平。如同在学习“护理人际沟通”的“非语言沟通”时，在学习过程中，有的学生对此节内容理解起来感觉吃力，容易陷入“沟通即语言，语言即沟通”的圈子里，虽然也能够将非语言沟通的要素用文字罗列出来，但对其真正的含义仍感到迷惑。所以教师可以为学生们设计一个开放性作业，给学生一个案例让他们自己进行思考与分析“：护士长接到急诊室电话，说马上有一位急性阑尾炎患者需要入院，需要护理人员做好准备工作迎接患者。当该患者被抬入病房时，已经疼得面色苍白，满头大汗，这种情况非常危急，需要立刻手术。然而这时一名护士面带微笑的对患者家属说‘：请稍等，我这就去通知医生来为病人进行检查’说完后，不紧不慢的向外走去。”同学们从安全中分析以下三个问题：（1）该名护士在接待病时表现出的体态语言是否有不妥的地方？都哪些地方？（2）护士这样接待病人会造成怎样的后果？（3）请你进行角色互换，如果你是当时的护士，面对这样的情景应该怎样处理？等等。
教学目标通常是在课前备课时制订，但目标制订得是否恰当，目标能否引导、控制、评价教学过程，学生能否达标却要通过实际教学来检验，通过课后反思来总结。回顾教学过程，如果学生精神饱满、心情舒畅、反应灵敏、思路清晰，则说明学生勤学好想、学有所得；如果学生无精打采、眉头紧皱、反应迟钝，则说明学生学习吃力、效果欠佳。由此分析教学目标是否存在问题，思考补救措施，并明确以后教学的方向。只要做到教学目标具有可实施性，其就能真正起到引导、控制、评价教学全过程的作用，教学必然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反思教学方法，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
教育家叶圣陶说过：“教是为了不教。”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向学生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如何自己学习、自己获得知识。“教学有法，但无定法”，反思教学方法就是使教与学都不定法。每一次的反思，教师都要根据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表现，以学生为主体，寻求最利于学生接受、学生最乐于接受、最利于调动学生学习主动性、最利于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最利于学生综合发展的最佳教学形式，使学生学会学习。例如，笔者在刚开始讲授月经失调妇女的护理时，认为护理专业学生绝大多数是青春期女生，常常出现月经失调，学生对这部分内容应该会很感兴趣、容易理解，因此笔者采用单纯的理论讲授法进行该部分内容的教学，但在教学过程中却发现多数学生兴趣不高。笔者课后通过了解得知，多数学生感觉这部分内容很复杂、很抽象、很难理解，因而无兴趣学习。经过多次反思，笔者在教学过程中组织学生结合案例进行角色扮演，让学生探究月经失调的相关问题，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增强了教学效果。
3反思学生心理，提高学生职业心理素质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应该让我们的学生在每一节课上，享受到热烈的、沸腾的、多姿多彩的精神生活。”学生的这种精神生活是学习兴趣的体现，而学习兴趣是学习的内在动力，是开发智力的钥匙。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观察和捕捉学生学习的心理反馈信息，加强学生职业心理训练，从而充分挖掘教学中的积极因素，提高学生的职业心理素质。在护理教学中探索科学、系统、切实可行的职业心理训练方法，对提高学生的职业心理素质、促进当前护理教育教学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有些学生在学习异常分娩时，感觉分娩很可能随时出现异常甚至有生命危险，因此产生恐惧心理。反思学生这种心理状态，笔者在教学中播放分娩视频，让学生感受接产者如何指导产妇在精神上、身体上做好分娩的充分准备，增强产妇分娩的信心，同时也感受产妇产后的幸福情绪，并结合临床资料说明充分的准备可以大大降低甚至避免异常分娩的发生，使学生增强学习的信心，提高学生的职业心理素质。
4反思教师情绪，增强教师人格魅力
情绪是能够互相感染和影响的。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说过“：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的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鼓舞。”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情绪积极饱满，能给予学生正能量，感染学生，使学生主动、积极地参与教学活动，能大胆地与教师互动、求知；而教师以消极情绪对待教学，无疑会使学生心理上产生压抑和紧张感，不利于学生的学习。我们现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要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作为教师首先应该全方位提高自身整体素质，以增强自身人格魅力。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每次课后笔者都特别注意反思课中的情绪状态及其对学生的影响，经常通过课后与学生的沟通了解是否无意中把个人情绪带到课堂中，从而提高控制情绪的能力，增强人格魅力，增强教学效果。
5反思教学价值，净化学生心灵
教学的价值在于塑造学生的人格，教会学生做人的道理，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方法和自我发展的基本素质。反思教学价值就是充分分析课堂教学中的知识价值、思维价值、情感价值、道德价值、行为价值能否满足学生综合发展的需要。笔者在妇产科护理学教学中，结合国家对妇女身心健康的相关方针、政策，加强学生爱国、感恩等思想教育，净化学生心灵，培养学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
6反思教学遗憾，增强教师的教学能力
备课时，有些问题不容易发现，在课堂教学结束后进行教学反思，能够发现教学中的疏漏之处。因此，笔者很重视课后教学反思，对教学过程进行回顾、梳理，并做深刻的反思探究和剖析，及时发现问题并寻求解决的方法，总结经验教训，实现自我超越，提高教学能力。
7反思教学亮点，积累教学、教研、教改素材
教学过程是师生思维发展及情感交流的过程，课堂教学中常有意想不到的“精彩片断”，包括学生的创新活动、精彩答题、探究质疑等，教师课后若能及时捕捉、提炼、记录，就能为以后的教学、教研、教改等积累宝贵的第一手素材。
8撰写反思笔记，形成独特的教学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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