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1-28 09: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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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语言交际中的会话含义
1 引言
语言在人类劳动过程中产生，是社会交际的重要工具。在日常语言交际过程中，人们并不总是有话直言，言无不尽，出于共同的知识背景人们会自动遵守经济原则，导致“惜语如金”的结果，或为了获得特定的交际效果比如委婉、回避、幽默等，而是采用间接策略，话里有话。如果对这些语言现象视而不见，必然会导致交际的失败，甚而影响人际关系。格莱斯提出的会话含义理论及后人对此理论的发展为分析语言的艺术和人们有效的言语沟通提供了科学的方法。
2 研究综述
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莱斯(Grice)于1957年发表的《意义》一文中从语言交际的本质出发，把意义分为“自然意义”和 “非自然意义”。在言语交际中，话语的非自然意义指人们意欲表达的意义，即在特定的场合下表达出交际者意图的语用隐含意义。在此基础上，1975年格莱斯在“逻辑与会话”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会话含意理论及人类会话活动的一条指导原则——合作原则, 对解释人类的语言交际活动起了重要作用。英国学者Leech 从社会学、心理学、修辞学的角度回答了人们为什么要违反合作原则，他提出人们出于“礼貌原则”人文历史论文， 常常不愿坦率明言或者常常故意声东击西，解决了“合作原则”难以解释的话语现象（索振羽 2007：87）。随后Levinson（1987）的会话含义三原则——信息、数量和方式原则对会话含义理论进行了修正补充。徐盛桓的《会话含义理论的新发展》（1993）等多篇文章中探讨了会话含义理论的内部机制，给出推导会话含义的一般规则论文开题报告范例。沈家煊把列文森《语用学》一书的各章先后译成汉语, 内容涉及指示现象、会话含义、言语行为、预设和会话结构(高航 2004)。冉永平（2007: 56）尝试运用非单调逻辑的推理形式来分析话语中的含意，弥补Grice含义推导的不足，为会话含义的语用推导提供不同的视角。熊学亮（2007）综合前人的研究，进一步构建出会话含意的推理模式，使对会话含义的理解变得具体形象化。
国内研究者还探讨分析了二语听力中对会话含义的理解状况。尚晓明（1996）以新格赖斯会话含意理论为基础，指出“含意否定”、“语用移情”和荷恩等级概念对英语教学的指导作用。杨连瑞，张德玉（2004）撰文会话含义理论有助于对语境中话语意图的正确理解。倪秀英（2008）的研究发现中国学生对于理解言外之意的题目，正确率很低，学生的会话蕴涵推理能力普遍较弱。
3会话含义理论及应用
3.1合作原则
在所有的言语交际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有目的性的，或沟通信息、咨询意见或要求索取等等。格莱斯会话含义理论提出，为了达到共同的目标, 说与听者双方存在着一种默契, 一种两者都应该遵守的原则，即“合作原则”（何兆熊，2000:154）。具体体现为四条准则，概括而言：数量准则即所给信息不多也不少；质量准则即说真不说假；关联准则即说话要切题；方式准则即表达简洁忌晦涩。Grice认为说话人违反合作原则下四个准则中的一个或多个准则，就会产生特殊会话含义，听话人根据这些原则, 结合语境，经过语用推理,得出多于字面意义的会话含义，即“言下之意”。 在合作的基础上交际才能顺利进行，但是真实交际中或出于礼貌或委婉等因素有太多“话中有话，弦外之音”等违反准则的现象，事实上这些都是说话人基于“愿意合作”的前提下违反准则而产生的特殊会话含义。熊学亮在?语用推理?一书中根据会话含意理论的合作原则，构建出会话含意的推理模式（2007：25）：（A）话语+语境→含义 ；（B）违背准则→特殊含义。
如下是一个真实有趣的生活场景片1：
A: 谁把草莓全吃完了？一个不剩！
B：好像C很滋润吗！（B, C窃笑……）
B并没有回答谁吃完了草莓，是违反了关联准则，听者应该究其原因，得出C吃了草莓，生活中B和C是兄弟，B觉得直接告状有那么点不够意思，又觉得不说不快或不答也不对，所以选择了这种违反合作原则的方式，即维护了自己“不是小人”的面子人文历史论文，又小小的“挑衅”了兄弟C。无论是当事人还是旁听者一定能感受到这种违反合作原则而产生的语言幽默感，至少弱化了矛盾。试想如果硬生生的直言，会有这种交际效果吗？说不定还会有言语冲突。
3.2 Levinson新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
Grice的四准则主要研究特殊会话含义，并且其特殊含义的推导也常凭感觉经验而来，没有给出具体的推理模式，众多学者对此进行了修正和补充。Levinson提出的会话含义三原则—信息、数量和方式原则是在Grice会话含义基础上发展而来，被称为新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不再以遵循或是违反准则来推理特殊会话含义，而是以常规关系为支柱，以研究一般会话含义为核心，并且建构出会话含意的具体推导机制。这使新格赖斯语用推理机制可以在生活上得到普及运用论文开题报告范例。概括而言，根据⑴数量原则—说话人陈述信息上要不弱于你所知道的程度，听话人则以弱否强，即“说弱不听强”；⑵信息原则—说话人只提供不多于交际目的所需的最少的语言信息，听话人则扩充理解，即“说少含义多”；⑶方式原则—说话人不要无故使用冗长的、隐晦的或有标记的表达式，听话人则根据表达方式的异常推导特殊含义，即“标记意深长”。
应用量原则进行推导，有关的句子应该含有可以比较其信息强度的词。Levinson利用荷恩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荷恩等级关系”。如下列各组词的“荷氏关系”：<certain that p, probable that p, possiblethat p> <none, not all><love, like> <all, most, many, some,few> <always, often, sometimes> <must, should, may> <cold,cool>……
在荷恩等级关系中，强项蕴涵弱项，弱项否定强项。句子里有能够进入“荷氏关系”的词，就可以根据它们的信息强度进行推导。如生活场景片段2，妈妈到校了解孩子的表现情况：
妈妈：这孩子最近表现怎么样？
老师：还可以吧，……
根据数量原则及荷恩等级关系，<表现不好，还可以，好，很好>，妈妈可以做出“说弱不听强”的推断，这孩子可能不是自己想象或期望的很优秀。相信这个场景很多家长都遇到过，老师的委婉表达避免了尴尬局面，家长听了这句话也做好了思想准备讨论孩子的问题。
Levinson还表明三原则的运用中人文历史论文，数量原则>方式原则>信息原则，并且如果并存两种（或多种）意义相同的表达式，无标记的用信息原则推导其会话含意，有标记的用方式原则推导出无法应用恰当的信息原则推导出来的会话含义。如2009年12月大学英语四级听力对话理解：W: I need to talk to someone who knows Baltimore well. I’mtold you lived there.
M: Oh, but I was really young atthe time.
Q: What does the manmean?
男士的应答应与女士提出的告知巴尔的摩的情况相关，但是他既没有回答是否告知，也没有对巴尔的摩进行介绍，而是说“我那时很小”，听者根据“说少含义多”的推理方式和话题关联性，扩充说话人的信息内容，推理出言外之意“现在对那里不熟悉”。事实上此处也就是把他的话与话题联系起来，补充完整成一个清晰的因果关系“I was really young at the time，soI can provide little useful information”。
4 结语
语言交际中的会话含义现象处处可见，所谓“听锣听声，听话听音”，我们需要了解一些语用学知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共建交际和谐，促进人与人之间有效的沟通交流，同时使我们的语言更加艺术化、生动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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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徐盛桓.新格赖斯会话含意理论和语用推理[J]. 外国语, 1993 (1).
[9]杨连瑞,张德玉.会话含义理论与英语听力教学.山东外语教学.2004(1).
关键词：山西；方言语汇；语言特点；文化特点
中图分类号：H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6-0186-01
山西方言中有大量的谚语、歇后语、惯用语和成语,活跃在人民群众的口语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交际作用。语类齐全、数量繁多的山西方言语汇,逐渐引起了方言研究者的关注。可以预见,对山西方言语汇的研究,将成为山西方言研究中的一个新的亮点。
由于语汇形式的多样性和内容的丰富性,使得在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产生,又服务于人民群众的方言语汇在反映当地社会生活、民情风俗方面,比方言词汇具有更强的承载力。从丰富多彩的方言语汇中,我们可以看到浓郁而富有特色的地方文化。
一、反映社会经济生活和地方习俗
在晋中地区广泛流传着下面一些谚语:
秤平斗满,尺子绷展|让人买卖主顾多|生意靠实诚,买卖凭本钱|买死了店户年年在,卖死了客人永不来|真金不怕火炼,好货不怕铺摊这些谚语是对晋商“诚信为本”经营思想的高度概括和总结。
当地还有不少商业谚语,反映出晋商的经营理念和经营作风。如:
好市莫赶,烂市莫丢|九等买卖十一作|快不赶,慢不懒|能叫(宁叫)人等客,不叫客等人|气大隔财,和气消灾|三分利钱吃饱饭,七分利钱饿一半|挑剔是买主,喝彩是闲人
地方饮食习俗也可以从语汇中反映出来。如晋南是产麦区,以馒头为主食,称作“馍”或“馍馍”。当地关于“馍”的谚语和惯用语很多,当地人随口可以说出一大串来。例如:
不吃馍馍不叫饭|黑馍多就菜,丑人多作怪|老汉离不了婆婆,娃娃离不了馍馍|馍馍不好一箅子,庄稼不好一季子|馍馍吃够,万事不愁|正月亲戚多,馍馍换馍馍
在晋北的众多饮食语汇中,有关“糕”的条目最多,例如:
搬家不吃糕,一年搬三遭|不吃油糕不粘油手|大同人不攒膘,有了黄米就吃糕|四十里莜面三十里糕,十里的荞面饿断腰|油抹糕,两面光|黄米糕搋(揉)到;做买卖话到山西的糕,特指用黍子面或黍子去皮后的黄米面做成的块状的食品。
黍子耐干旱、抗盐碱、适宜贫瘠土地耕种,是晋北一带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因此,晋北的“糕”类语汇比其他地区丰富得多。“糕”谐音“高”,在以“糕”为美食的浓浓的风情中,同时寄托着人们“步步高”的企盼与祝福。随着文化的交流,这种饮食习惯连同一些“糕”类语汇已经遍及山西各地。
二、反映丰富的人生经验和深刻的人生道理
方言语汇中,包含着当地群众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总结出来的丰富的人生经验和深刻的人生道理,放射着智慧的火花。例如:
①儿多女多,吃了哥(父亲)姐(母亲)的鼻子耳朵(平遥)
②不怕百事不利,单怕灰心丧气(原平)
③阳婆爷(太阳)不打一家门上过(阳曲)
例①形象描述儿女多的父母为儿女吃苦受罪的事实,启示人们不要过多生育;例②告诫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丧失信心和勇气;例③揭示“机遇对谁都一样公平”的道理。
三、反映当地自然环境和生产特点
在山西各地浩繁的谚语中,农业谚语占有相当的数量。世世代代口耳相传的民间语汇,反映出当地的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也充分体现了山西农耕经济的普遍特点。例如晋南古称河东,是黄河流域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这一带为产麦区,素有“山西粮仓”之美称。经济作物方面,以棉花为首。如:
稠麦呛死草|麦苗开花一场风,十个麦粒九个空|想吃麦面,伏里犁地三遍|立夏种棉花,有树没疙瘩(棉桃) |棉花不打掐(整枝),光长柴架架|麦茬浇棉花,十年九不差
因所处地理位置不同,气象谚语的构成条件和观察角度也有所不同。如云雾笼罩山顶的自然现象是有雨的预兆,一般称作“山戴帽”。清梁章钜《农候杂占》卷二“山占”:“海州朐山俗言朐山戴帽即雨盖,盖谓云出覆冒其上为雨候也。”在山西各地方言中,此条谚语有众多不同的说法。例如:
①稷王山戴帽儿,龙圪蚤(龙虱)溜道儿(新绛)
②孤山戴帽,长工睡觉(万荣)
众多朴素、精辟、琅琅上口的农业、气象谚语,是当地人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过程中所积累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值得珍惜。
【论文摘要】民俗是最早影响儿童社会化的自然之师。物态化和观念化的民俗规范着儿童的行为习惯。民俗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占据着决定性的地位，这主要表现在其强大而自然的教育功能上，即民俗具有知识教化功能、道德教化功能与审美娱乐功能。
民俗是民族（民俗）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研究的课题。不同的学科在研究民俗时的侧重点与视野有所不同。
在民族学看来，民俗即民间风俗，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1〕具体地说，民俗是各民族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广泛流行的风尚、习俗，它表现在民族的衣、食、住、行、婚姻、丧葬、节庆、娱乐、礼仪等方面的活动之中，反映着民族的经济生活、自然环境、历史传统、生产方式和心理感情。
社会学者把民俗看作是民族生活方式。民族生活方式是以民族为主体的生活方式，它涵盖了民族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饮食生活、礼仪生活、宗教生活、娱乐生活等方面。〔2〕
文化学者认为，民俗是一种文化，即民俗文化。民俗文化是一个地域、民族或族群经过长时间的积累、传播、汲取和改造后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或表达方式，能够体现某种文化的物质层面或精神层面的所有内容，如饮食、节日、服饰、建筑、艺术、生活习惯、、价值观念和世界观等。〔3〕
物态化和观念化的民俗是一定个体民族文化的中坚，它参与和影响着社会的文化发展方向，制约着各民族人民的行为习惯。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俗是最早影响儿童社会化的自然之师。
民俗的功能与民俗产生、传承的历史息息相关。民族习俗有着强烈的实用性、功利性、民族性和地域性特点，也有群众性、传承性、变异性的特征。〔4〕就其功能而言，民俗既有规范集体成员行为与凝聚民族力量的功能，〔5〕也有可能阻碍整个民族的进步。〔6〕本文尝试从儿童教育的角度谈谈民俗的功能。
一、知识教化功能
作为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民俗文化涵盖了一个民族的衣、食、住、行、婚姻、丧葬、节庆、礼仪等方面的知识经验，也包含了一个民族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宗教生活、娱乐生活等方面的知识经验。这些知识经验也就是民俗文化教育的内容。我们可以把民俗文化对儿童的影响看成是民俗文化与儿童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社会成员的教化与儿童自身的内化正是这一相互作用过程的两个基本出发点。“社会正是通过外部化而成为人类的产品，社会正是通过客观化而成为独特的存在，人正是通过内部化而成为社会的产品。”〔7〕社会人就是“社会的产品”，民俗文化的教化功能正是促使儿童成为“社会的产品”，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人。
民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个人社会化过程中占据着决定性的地位。〔8〕民族习俗的知识教化功能具有生活化、情境化、活动化以及随意性、自然性的特征，儿童往往在不经意之中就受到教化，在潜意识之中将其内化为自己的一种习惯。
例如，藏族的节日娱乐活动多数以具有典型藏族风格的歌舞及民间游戏为主，这些娱乐活动大部分需要多人共同参与并协作才能完成，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为儿童提供了与他人交往和合作的机会。年龄稍大的儿童可以直接参与活动，亲自体验和感受；年龄较小的儿童可以通过观看、游玩的形式获得间接的体验。藏族在礼仪上的习俗也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儿童学习交往技能，如藏族注重对客人的迎送礼仪，这些礼仪习俗能够让儿童学会热情、礼貌、友爱等交往技能。藏族还特别注意从小教育子女尊老爱幼，到别人家作客要先向老人行礼，家里来客人时要主动打招呼、让座等。这些民族习俗有利于藏族儿童学习社会规范，学会如何控制自己的行为，正确扮演社会角色。
民族习俗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民俗对儿童的教化功能同样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我们从云南石林彝族撒尼人的火把节和密枝节来看民俗教化功能的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火把节对彝族儿童的影响很大。奢侈的宰牛会餐可能不利于培养儿童的节俭意识，但对儿童之间的接触沟通十分有益；彝族男女点火把逛街、洗澡戏水、跳三弦舞，这有利于培养儿童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但对儿童的朦胧情爱观可能会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密枝节只许成年男性参加，禁止妇女去往密枝林方向，充满了神秘色彩，不利于建立男女平等意识，对儿童科学观的形成也有消极影响；男人们在村中边走边大声喊话，一问一答，批评村中不守村规的人和事，有利于培养儿童的正义感，但此节日延续时间长，不许下地劳动，可能会对儿童的劳动观产生消极影响。〔9〕
二、道德教化功能
民俗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习惯和行为模式，是广大民众共同创造和遵守的行为规则与规范。民俗对社会群体中每个成员的行为方式都具有约束作用，它是产生最早、约束面最广的一种深层行为规范。这些行为模式、规则或规范对民众的思想和生活有强大的制约性和约束力，并迫使人们按一定的道德和习惯规范行事。民俗学者把民俗的这一功能称之为“规范性”，并认为规范性是民俗文化最核心、最根本、最本质的社会功能。
民族风俗习惯是人类最早的社会行为规范，它最初源于人类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各种习惯风俗，如衣食、居住、婚丧、礼仪、禁忌等，这些习惯约定俗成，最终成为规范。民族规范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起着沟通、调整、制约和控制人们行为的作用。一般而言，民俗规范少有明文规定，但民族成员都能对此了然于胸，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在法律作用不到的地方，民俗规范有强大的规范作用。〔10〕民俗规范往往建立在民族成员自觉自愿遵守的基础之上，尽管人们的言谈举止都受到了这类风俗习惯的约束，但人们并没有受束缚的感觉，而是习惯成自然。当然，旧时的某些民俗文化，如家法、族规、宗法、乡规民约，在传统社会中也起着强硬的约束与制裁作用，比如彝族的“习惯法”、苗族的“理词”、侗族的“款词”、瑶族的“石碑话”等，往往还具有法律的威严与制裁功能。
民俗文化是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而又隐藏不露的一种社会规范，是一种与儿童生活最贴近、感情最亲近的特殊教育方式，体现了民俗的道德教化功能。民俗的道德教化功能是通过民俗的规范性来达成的，没有民俗的规范性，也就谈不上民俗的道德教化。由于各民族的民俗各异，民俗对儿童的规范性也就不同，其道德教化也会有不同表现。
藏族是讲礼貌、讲礼仪的民族。在藏族家庭中，子女必须孝顺父母，对于父母的话要百依百顺，即使父母有错，也不得违抗、解释，更不得反驳父母。父母和老人回到家时，子女要起身向父母、老人问好，主动帮他们卸下身上携带的东西，帮助脱下鞋、帽，热情上茶斟酒，而且这些举动要彬彬有礼、恭恭敬敬。在藏族家庭中，父母对儿童的影响是在交往中产生的，家庭成员特别是父母将自己的行为习惯、自己掌握的社会规范、自己已有的观念与意识潜移默化地传承给儿童，儿童由此逐渐习得了各种行为准则和社会规范。我们通过大量的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对于藏族在家庭教育及生活禁忌方面的许多习俗，大部分藏族儿童在平时都能严格遵守，这就为儿童形成良好的道德观念奠定了基础。藏族的家庭教育往往没有高深的道理，没有具体的操作程序，但在儿童的生活中反复循环进行，不间断地影响着儿童，久而久之，儿童自然会形成一种心理定势，并逐步明白一些做人的道理。
热情友好和尊老爱幼是苗族最基本的利益规范。苗族谚语说：“逢老要尊老，逢小要爱小，老爱小，小爱老，敬老得寿，爱小得福，处处讲礼貌，才成好世道。”这一谚语深刻反映了苗族是一个很讲礼节、很注重道德风尚的民族。和睦共处与平等相待是苗族处世待人的准则。苗族人民把帮助别人看作自己应尽的义务，也把接受别人的帮助看作是一种权利，把个人融入集体。比如建造房子，苗族人民往往你建我帮，我建你帮，甚至出现一家建房全村出动的现象。追求自由和勤劳勇敢是苗族最为突出的品质特征。苗族有勤劳勇敢、艰苦创业的光荣传统，苗族人每到一处，重新开荒种地，自种棉麻，纺纱织布，熔蜡画花，缝绣衣裙，饲养家禽，牧放牲畜，种稻养鱼,等等。这些习俗对苗族儿童来说是必须遵守的，也是最起码的行为准则。时间长了，这种行为准则自然而然地转化为儿童的道德行为，并在儿童的头脑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形成儿童内在的道德意识，从而在儿童成长的过程中支配他们的行为。
由此可见，风俗习惯对儿童的道德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并促进了儿童道德情感、道德行为、道德意识的形成和发展。
三、审美娱乐功能
民俗文化的审美娱乐功能对生养其间的儿童产生潜在的影响，深深影响着儿童对色彩的喜好，对自然的讴歌，对性情的熏陶和对人格的塑造。
一个民族长期以来延续的风俗习惯，从儿童出生开始就伴随着他们并影响和陶冶着他们的情操。比如藏族长期以来形成的最明显的服饰和居住特色就是色彩鲜艳、装饰奇特，对儿童来说，这些是能够直接感知的，是周围生活中美的象征。这种美的刺激长期伴随着儿童的生活，并不需要成人刻意提醒和教育，儿童自然地感受着色彩、服饰、建筑中的艺术美，进而产生一种积极愉快的情感体验，促进审美能力的发展。通过调查发现，大部分藏族儿童都很喜欢本民族的服饰、住房、饮食。另外，藏族在节日、娱乐、礼仪和文化等方面的风俗习惯，特别是藏族的歌舞，在很大程度上也会使儿童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藏族素有“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之说，这其实也是对藏族儿童艺术能力的概括。藏族儿童从小受藏族节日、娱乐、礼仪和文化的熏陶，逐步锻炼了歌舞技能。藏族风俗习惯对儿童气质、性格和能力的发展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藏族儿童长期受藏族风俗习惯和文化熏陶，因而在气质和性格上明显地带有藏族特色，如粗犷豪放的性格、“雄鹰”一般的气质，都是对藏族人性格的概括，这与藏族在服饰、娱乐、待人接物以及教育方面的习惯是密切相关的。
苗族歌舞更是一种精神的写照，那悠扬的音乐仿佛天籁之音，空旷而悠远，清新而幽雅，粗犷、奔放的动作给人以力量之美。民族艺术能为儿童提供一种发现美、欣赏美、表现美和创造美的机会和空间，不仅能陶冶儿童的情操，还能洗涤净化儿童的灵魂。
民族风俗习惯对儿童的教化往往是在无形之中发生的，它对儿童的社会认知、道德发展与行为方式的选择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对儿童获得各种社会知识、道德规范及发展审美能力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说社会成员的教化是儿童社会化的外部动因，那么儿童个体内化则是社会教化得以实现的内在因素。儿童通过观察学习、认知加工、角色扮演、主观认同和自我强化，内化民族风俗习惯，将其规范并转化为一种行为模式，这一过程体现了儿童社会化的主动性。
民俗是一个民族看得见摸得着的、鲜活的、能吸引人的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们演绎着多彩多姿的民间生活情景剧。但是，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席卷、后工业时代的来临、知识经济的出现，民俗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巨大的冲击。民俗的产生与消失是一种正常现象，某些民俗的消亡也是不可阻挡的。对于民族传统风俗习惯，爱之者视其为精神家园，恨之者视其为洪水猛兽。不管爱也好，恨也好，它总是无声无息地影响着我们，熏陶着我们，制约着我们，而且它的影响、熏陶与制约作用还要继续影响我们的后代。这就是民俗的生命力。但是，我们又不能不认识到：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可能是不变的；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也不可能都是好的，总是良莠不齐的。好的风俗，我们要保存并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提倡“良风美俗”，以达到“普科学，美风俗；广教化，正人心”的目的；坏的风俗，我们要改变它，摒弃“陈规陋习”，以达到“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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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外语教学；学习理论；认知论；社会文化论；比较研究
一、引言
关于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的分类，有二分法、三分法、四分法、五分法，甚至有的研究者提出了52种学习理论。其中三分法的赞同者居多。多数专家认为，语言习得理论大致可分为外在论、内在论和社会文化论。内在论是这三大理论流派中最庞大的一个，主要分为两大流派──先天论和认知论。认知论又包括信息处理模式、连接主义论、信息竞争模式等理论。三大理论流派中，社会文化论是当今研究的热点。它主要包括新近出现的对话论、活动论、实践共同体等理论。早年研究者多对内在论和外在论进行了比较研究，但内在论尤其是认知论与社会文化论方面的比较研究并不多见，本文试从这一角度对其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期对外语教学和研究有所启示。
一、认知论与社会文化论的主要观点
1.认知论的主要观点。
20世纪70年代以来，二语习得研究对象从单纯的语言开始转向学习过程中学习的主体等因素，在研究学习者外部因素时，开始对曾经被视为是"黑箱"的学习过程进行了全面探讨。
认知论认为，第二语言习得是一个心理过程，是二语知识系统的发展和在交际中的使用。从认知的角度研究，第二语言习得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把语言等同于一般性的知识，把学习一般知识的方法应用于语言学习之中。认知论包括信息竞争理论、信息处理论和其他多种理论。无论哪种理论都认为：第二语言学习是对一种复杂认知技能的习得。学习一种外语，就是学习一种技能。把语言习得等同为一般的认知过程，认为第二语言习得过程就是一个语言信息在大脑中输入、加工、处理，新旧信息各个阶段的重组和连接直至自动化的过程；试图以人类学习一般知识的过程为依据来认识第二语言习得，只要经过最初的机械练习，以及不断的信息处理和加工，通过掌握语言规则，就可以逐渐达到信息处理的程序化和自动化。
2.社会文化论的主要观点。
社会文化论综合了理解人类行为的多个学术领域，发展出超越了个体与环境的二元论的概念。人类通过能动地作用于外部世界而变革外部世界，进而变革自身，在这种交互作用的过程中使客体的心理表象得以表征与具体化。借助心理表象的中介，主体与客体世界的关系得以实现，从而说明人类受外部客体的制约，特别是受社会环境的制约。因此，二语习得同样受到社会因素的制约。社会文化论强调二语习得中社会文化的作用，强调学习者的内在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之间的互动，从而丰富了第二语言习得理论，也为研究第二语言习得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4］。维果茨基狭义的社会文化理论认为，社会关系和文化制品在组织人类特有的思维中扮演主要角色，并提供了一个不孤立于社会环境而可以系统研究认知的框架。
二、认知论与社会文化论的区别
1.强调语言习得模式中的不同环节。
这两大理论都承认语言习得模式是输入（或环境或刺激） 语言习得内部机制输出（或习得的知识，或行为）。但认知论更关注语言习得的内部机制；而社会文化论则更重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以及二者的关系。
2.与心理语言过程的关系。
社会文化理论与包括认知论在内的其他语言学习理论的根本区别是社会环境和心理语言过程不再被看成是两个分开的现象，社会化和语言习得不从产生它们的语言交互环境中剥离出来。对二语习得者来说，语言发展产生于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在社会交往中二语学习者积极参与意义建构，并通过该过程习得第二语言。
3.运用发展法来分析学习者语言习得时的隐喻不同。
认知论的隐喻是习得，即学习者接受语言输入，习得语言并储存在头脑中，在需要的时候输出。社会文化研究方法的隐喻是参与，个人在学习中起一定的作用，但个人最终能独立完成的能力必须在社会交往中以协作的方式获得。社会文化理论因此为语言学习提供了一个更全面的视角，认为个人和社会融为一体，语言知识和语言使用不可分离［7］。
4.二语习得领域的相关研究方法。
以临近发展区为例，二语习得领域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微观发生领域，即在逐句的话语交际中来认识学习者第二语言的内化。社会文化理论的微观发生研究从认为交互导致语言学习，转向认为交互是语言学习发生的场所，从而为二语习得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方法选择。
5.对于语言输入、输出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的探讨。
Krashen的输入假说与Swain的输出假说对语言输入与输出活动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持有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认识论并未对这一矛盾提出解释。但运用社会文化理论探讨语言输入与输出活动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时，他们的分歧可以得到解决。维果茨基认为人类高级思维功能建构于社会、文化、历史和教育的环境中。而这个环境是一个由社会相互交流编织成的网，一个由语言输入与输出的辩证统一体。所以，语言输入与输出活动的相互作用引起第二语言的发展。
6.相互交流中参与谈话者的作用的不同理解。
受认知论启发而提出的相互作用假说对于在帮助学习者理解以及被理解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与社会文化论有着不同观点。其主要区别在于对个人认知过程的强调不同。相互作用假说强调学习者头脑中的个人认知过程。相互作用通过给予学习者需要的输入来加速内在的过程，最终使那些认知过程成为可能。社会文化论者认为，通过社会的相互交流而发生的学习过程中，交流会话更重要，他们认为，随着社会活动中知识的内化，人们借助中介控制和重组他们的认知过程。
三、认知论与社会文化论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1.认知论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内在论强调学习者从自身经验背景出发对客观事物的主观理解和意义建构，重视学习过程而反对现成知识的简单传授。认知学习论为现今的外语教学带来了一场新的革命。该理论认为学生学习时头脑中的认知结构和认知加工过程是决定学习结果和学习效率的直接原因，教材、教法等一切外部条件虽然重要，但都只是影响学习的间接因素。这种观点对我们今天的教学有许多启发。教师要让学生充分参与到教学活动中，采用现代教学手段，以激发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对学习材料的深入思考，提高对新学知识的解释、推理、运用能力，树立教学目标的新观念。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没有什么教学目标比使学生成为独立的、自主的、高效的学习者更为重要。所谓独立，是指学生离开老师，甚至离开学校之后还能继续学习；所谓自主，就是让学生去主宰、支配学习内容，而不是由学习内容来支配、控制学生，变"要我学习"为"我要学习"。 教师在创设学生学习的外部条件时，必须以学生头脑中的认知规律为前提。这些外部条件指能激起学生努力去从事思考和记忆等心理活动的事件。外语教师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抛弃"一言堂"的传授方法，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要重视学生内在认知动机的作用，这里的内在认知动机是指由学生的学习活动本身所引起的学习动机。
2.社会文化论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最近发展区是维果斯基社会文化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儿童现有水平与经过他人的启发帮助可以达到的较高水平之间的差距，就是“最近发展区”。维果斯基认为：教学不仅应该考虑儿童已经达到的水平，而且要考虑儿童经过努力可能达到的水平。只有当教育走在发展之前时，才是好的教育，他主张教师要重视学生学习的最佳期限，不应盲目拔高或迟滞，以免错过最近发展区。据此，可以得到以下启示：①学生是自主积极的学徒式学习者。②学生的学习受背景影响。③教学应向学生提供挑战性认知任务和有效支架。④教学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动力系统。最近发展区对学习英语的启示是：教师在英语教学中，应关注学生学习的背景，倾听学生需要；激发英语学习兴趣，创设有效支架；创设活动情境，增强参与意识；发挥学生特长，体验成功乐趣；提倡合作学习，享受合作成果等。
四、结语
不管是二语习得研究的主流认知论还是研究的新热点社会文化论，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都有可以兼容的部分。正像Zuengler和Miller文章的标题"认知和社会文化: 两个平行的二语习得视角?"所预示的一样，社会文化视角可能是在原有的世界之外开创了另一个新天地。如Yoric所倡导的，假如我们能为学生多建几座桥梁让他们从中选择的话，相信他们到达终点的可能性就会大很多。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文化视角只是这众多"桥梁"中的一座。
【参考文献】
［1］ 焦俊峰.第二语言习得过程的多角度透视［J］.浙江树人大学学报,2009(1):71-74.
［2］ 刘绯.国外著名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综述［J］.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72-75.
［3］ 贾冠杰.二语习得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
“六五”普法规划理论与实践研究征文:法制宣传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及作用
普法的核心环节是法治的宣传教育，法治的宣传教育与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是否存在着一个关联关系呢？做好法制宣传教育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找出它们之间的关系，找出它们之间的影响，对我们科学地制定“六五”普法规划具有积极的作用，所以我们有必要对之进行研究，这一点正是本文的指导思想。
首先，我们知道一个社会的法律制度是该社会的上层建筑，是其经济等的集中反映，并为其服务；那么该社会的经济等是其经济基础，是决定该社会上层建筑的基础；这是经典作家的经典理论，根据这一经典理论，社会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是一对矛盾的对立统一体。法治的宣传教育是为法律制度服务的，所以这种行为也是社会的上层建筑的范围；社会的经济发展，社会本身的发展都是社会的实体内容，是经济基础的范围；所以我们可以根据经典作家的理论知道，法制宣传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但是在我们国家，由于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制度和产生它的经济基础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作为它们的主体都是人民，所以两者在代表利益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两者的价值取向是同构同向的。那么基于此做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会对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本身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反过来也一样，我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越是发展的好对我们的法律制度走向完善就越会提供更加有力的基础性保障；当然有了更加有力的基础性保障，法律制度的宣传教育也就会更有物质基础，也就会做得更好；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法制宣传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着一种矛盾统一关系，它们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所以我们应当明白做好法制的宣传教育虽然相对于经济发展来说是一种务虚性的工作，但它同样重要，也是对社会的经济发展的一种促进；同样道理，做好社会的经济发展是我们的现实需要，对不断地完善社会的上层建筑是一种物质前提，两者都很必要，都很重要。
我们认为，法制的宣传教育是法律制度落实执行的观念实现途径。也就是说立法的目的，立法的内容，只有向全社会广泛地宣传和教育，才会在全社会中产生对该法的了解，知晓，才会在人们的观念中树立起该法的观念，才会在人们的意识中以之为规范，从而去自觉自为的规范自己的行为。这个过程我们看到它其实就是法的执行和落实的一个观念上的实现过程。当然法律一旦经过合法程序产生，并不以社会某些成员是否了解其内容为其生效的前提条件；也不以某些成员不了解该法的内容而对该成员不产生拘束力；但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我们的法律是人民意志的反映，是用来维护人民的利益的，所以不希望任何人糊里糊涂地受到制裁。我们的法律不是以事后的惩罚为唯一目的的，所以法律的观念实现显得尤为重要，这就是我们普法的目的所在；我们的法律以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秩序，在观念上实现为最高境界。法律在观念上的实现，是在社会成员中形成自觉自为地守法，以良好的社会秩序规范成员的行为。所以法制的宣传教育是实现法制观念实现的有效途径和手段；社会更多成员自觉自为的守法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内在积极因素；社会更多成员的自觉自为的守法以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保障性条件；所以做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是构成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一种环境动力，具有积极的意义。比如，我们的行政执法以往的做法都是一种被动性的执法，也就是当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产生以后才去给与惩罚的，但是这种惩罚(来源：文秘站 ）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同类违法现象，为什么呢？就是这些行政相对人并不是人人都从观念上形成了一种自觉自为的守法意识，从而没有内在的拘束力，当然也不排除某些行政相对人根本就不知道相关法律的内容，当然也就不知道他们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所以被动执法的结果是：同样的违法行为屡禁不止，执法工作量很大，效果不明显。我们的行政执法体系，对象多，领域广，具有源头性，如果在这里使我们的对象能够自觉自为的去守法，那么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本身的发展都会大有改观的。
法制的宣传教育是强化社会法制环境的有效手段，依法治国不仅仅需要把立法工作和执法工作，司法工作做好，更重要的是在全社会形成浓厚的法制环境；因为不管是执法，还是司法，这些工作在更大程度上具有事后性，也从而使之具有被动性；但是全社会形成一种浓厚的法制环境后，这种环境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对社会成员具有矫正力。我们做好法制的宣传教育工作的同时，不仅使社会成员树立起法制意识，还会在这种宣传教育的过程中进一步强化人们的法制意识，就会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浓厚的法制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人们的言行就会受到环境的制约，同时这种环境的强化还会推动社会的法治进程，这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无疑是一种推动力量。我们知道，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没有一个很好的法制环境，没有一个良好的法律制度，市场经济高效有序地运行就是一种不可能，所以我们做好法制宣传教育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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