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03 13:45:47
导语：在山西文化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一、政府层面
（一）完善文化贸易政策及制度
政府在文化贸易的发展中起着关键性的主导作用， 文化产业要想得到发展，必须需要政府在政策、法律法规、财政税收上给予正确引导，以营造一个健康的发展环境。
（1）政府应加大文化贸易的财政支付转移力度。
由财政政策乘数效应可知，财政支出增加，财政支付转移增加能够带来文化产出的增加。政府可以增加对本省文化产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如补贴购买用来生产、储存、传播文化内容的器物工具和物质载体的硬件产品和硬件设施；也可以补贴有关文化内容和文化服务的用以艺术创造和表达工具的软件产品。
（2）政府应加大文化贸易的金融投融资力度。
政府应建立多元化的金融投融资体制，拓宽文化产业的投融资渠道，积极推进文化产业的投融资体制改革，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投融资体制，为文化产业部门加快改革发展提供金融支持。
（3）政府应加大文化贸易的宣传力度。
山西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如根祖文华、佛教文化、晋商文化、太行文化、黄河文化以及山水边塞文化等。政府应该加大对文化资源的宣传，加大对山西丰富文化资源的包装。正如俗话所说“好马还需要配好鞍”，山西丰富的文化资源还需现代文化语境的重新阐释，使其重焕新生。
（二）积极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建立完整的文化产业链、发展文化产业集团
单一弱小企业难以应对变幻莫测的文化贸易市场，这就需要借助政府力量，在全省范围内合理利用文化资源，建立一条完整的文化产业链，以支撑起一批有能力参与国际竞争的大型文化产业集团。政府应积极统筹规划，以形成一套完整的包括市场化投资模式、生产模式和销售模式在内的产业运作机制，以便同类产品生产形成范围经济，充分发挥文化产业规模经济的优势。
（三）加强法制建设，保护文化产业的顺利开展
文化产业发展核心是版权问题，只有尊重著作权人，保护创造力应得的价值，文化产业才能持续发展。只有立法提高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维护文化产品创作者（生产者）权益，鼓励文化创新才不至于落空。文化产品还是一种特殊产品，一旦被大量销售，它将给公众带来巨大的扩散效应。所以在文化产业中易出现“寻租”行为，其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不利于公平竞争，所以有必要通过立法，遏制这种“寻租”行为的产生。总之，文化产业作为市场经济中重要的产业之一，理应得到法律的保护和支持。
二、企业层面
（一）整合文化资源、实现文化产业的规模化发展
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很多大企业的形成并不是依靠资本的原始积累，而是依赖于资本运作，资源整合。我们可以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魅力，借助证券市场、期货市场、保险市场等资本运作平台，实现这些文化资源的整合。由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可得，稀缺资源若能得以充分利用，内部劣势变成优势，外部威胁变成机会的可能性就会加大。
（二）打造名牌产品、实施品牌战略
山西文化要进入外国主流文化市场，必须按照文化生产传播消费规律办事，用名牌企业推动名牌工程，并创造和推销名牌产品，这样才能占领国际文化市场。比如，山西的关羽闻名海内外，为历代统治阶级、多种教派、平民百姓所崇敬。若关羽的价值能够得以充分挖掘，其作为山西文化符号而享誉全球也是可预期的。
（三）避免“文化折扣”现象，准确定位国际市场
要用国外消费者喜闻乐见的方式，推销我们的文化产品。中国的武术、杂技在世界上比较有名气，我们完全可以借助这种国际上熟知的流性元素为文化载体，以成功承载出山西文化产业的发展。
（四）增强文化产业的渠道建设
在当前国际文化贸易中，贸易流量和路径的多样性是成正比的。一个国家对外文化贸易渠道越是多样和广阔，它的文化出口能力就越强。“渠道就是王道”说的就是渠道建设的重要性。因此理顺国际市场主要销售渠道，完善中介机制，形成合理销售通道是我们做强文化产业的内在要求。
1985年1月在陕西省作家协会和中国小说学会的主办下，《小说评论》在西安创刊，它是全国唯一的专事小说研究的杂志。随着刊物的顺利发行，《小说评论》周围很快荟萃了一大批致力于小说批评及文学研究的省内外学者:胡采、阎纲、张韧、缪俊杰、蒙万夫、吴亮、白烨、肖云儒、陈孝英、曾镇南、何镇邦、费秉勋、刘再复、乐黛云、肖云儒、刘建军、王愚、雷达、何西来、季红真、蔡葵、刑小利、贺绍俊、周政保、吴秀明、畅广元、李健民、邰尚贤、李星、徐岱、孙豹隐、管卫中、李运抟、赵俊贤、王仲生、李国平、朱寨、秦兆阳、宋遂良、南帆、李昺、李洁非、周海波、丁帆、仵埂、郜元宝、韩鲁华、孟繁华、鲁枢元、温儒敏、王彬彬、孙绍振等等，他们及时评述当代小说创作、发表小说理论研究成果，很快《小说评论》杂志成为陕西小说批评研究的重要阵地。90年代，陕西文学的批评队伍由两部分人员构成，一是活跃在80年代文坛上的笔耕文学组成员，二是来自学院的一批中青年学者，他们以饱满的热情与良好的知识结构为文坛注入新鲜的血液，这批老中青三代批评者依托《小说评论》、《延河》文学月刊，从批评的理论基点、方法、风格等多方面展开多维的探索。陕西文学批评格局性的变动在90年代。长篇小说《白鹿原》、《废都》的面世，在当代陕西文学史上是界碑性的事件。实、贾平凹等作家对传统经典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手法的超越，引发了文学批评界对传统批评模式的深层反思与话语策反。90年代文学批评阵地《小说评论》的成长以及陕西文学批评队伍的壮大，表明文学批评多元化发展条件已经具备。
在9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结构中，除了传统的社会历史学批评外，还有深受社会历史批评学影响又独具理论视角和批评方法的其他批评模式，如印象主义批评、心理分析批评、历史美学批评、地域文学批评、神话原型批评、文化诗学批评等，形成了陕西文学批评多种模式并存、风格纷呈的局面。这种多元化的文学批评模式，根本改变了陕西文学批评单调的文学地图，文学批评逐渐走向多维发展的空间。印象主义批评模式最初来自法国，批评者重视对批评对象的主观感受以及由此生发的对作品意旨的理解和发挥。笔耕文学研究组不少人驾轻就熟印象主义批评模式，他们的文章标题就以“有感”、“印象”、“漫谈”命名，行文不断出现“感到”、“似乎”、“恐怕”、“使你”等字眼，如肖云儒的《贺抒玉小说印象》、王愚的《贾平凹创作漫谈》。文本中批评者的阅读感受与印象随处可见，王愚这样评价贾平凹:“读贾平凹的作品，会使你情不自禁地去这丛山环绕、流水淙淙的山区，热爱山区生活中正在成长中的新一代，而这种热爱常常会激发你对我们整个生活、整个人民的深挚而又亲切的感情，这也就是贾平凹的贡献。”［4］王愚将个人的感受和情感浇注于批评对象，其批评散发出生命的激情和才情。笔耕文学研究组成员经历了当代革命史上的曲折动荡，对历史与革命、文艺与人生有着独特的体悟，这使得他们的见解富有深度、直抵事物本源。
心理分析批评随着现代心理学的发展而形成的文学批评模式，它在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中能被广泛运用，在于东方文化重直觉、重体验、重灵性的精神活动与西方心理分析因素的契合。1993年畅广元等著的《神秘黑箱的窥视》是心理分析批评模式的重要成果，该书以贾平凹、路遥、实、邹志安、李天芳五作家为研究对象探微创作的神秘黑箱，论文有:吴进的《贾平凹创作心态探析》、费秉勋的《生命审美化———对贾平凹人格气质的分析》、李继凯的《矛盾交叉:路遥文化心理的复杂构成》、肖云儒的《路遥的意识世界》、李凌泽的《乡土之爱与现实忧患的变奏———实小说创作论》、孙豹隐的《谋理性与感性的统一》、陈瑞琳的《野火荒原———对邹志安创造的“爱情世界”的思考》、陈孝英的《邹志安，一个又不安分的灵魂———与邹志安陈瑞琳对话》、屈雅君的《回首向来萧瑟处———李天芳论》、李星的《道德、理性、文化和人》。另外，赵学勇的《乡下人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追求———沈从文与贾平凹创作心理比较》、韩鲁华的《贾平凹、路遥创作心态比较》、畅广元的《〈白鹿原〉与社会审美心理》、李继凯、李春燕的《新时期30年西安小说作家创作心态管窥》等论文也是心理分析的收获;专著有费斌勋的《贾平凹论》、李继凯的《新文学的心理分析》和阎庆生的《鲁迅创作心理论》;屈雅君、李继凯编的理论研究专著《新时期文学批评模式研究》是90年代陕西文学批评重要的理论收获，此书系统分析了影响新时期文学的八类批评模式，开篇首章对心理批评进行研究，对陕西及全国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具有一定的意义。
美学历史批评②作为文学批评方法，要求将美学方法和历史方法结合起来，在艺术与历史分析的相互渗透中剖析文学作品。“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是文艺理论的文学价值标准和批评原则。当代陕西文学批评基本上是在美学历史批评的方法体系中进行，50、60年代强调文学与社会、时代环境的关系，80年代兼及文学与美学的关系，90年代美学历史批评将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哲学、人类学诸多学科的新成果融入其批评体系中，实现美学与历史的双向渗透，使研究水平达到新高度。这方面王仲生的实研究成果喜人:《从与农民共反思走向与民族共反思———评实80年代后期创作》、《白鹿原:民族秘史的叩询和构筑》、《白嘉轩:文学史空缺的成功填补》、《人与历史历史与人———再评实的〈白鹿原〉》。王仲生“历史的观点”突破对历史的静态认识，关注到历史纠结处的关联性，把人与社会、环境、文化焊接一体，置于社会结构演变的流程中。他这样评述实的历史观:“人，人的命运，始终居于白鹿原的中心位置，他们不再是历史事件中的工具性存在，历史结论的形象性注释，他们是活生生的历史存在和血肉生命。这反映了实历史意识的现代性。”王仲生在研读文艺理论的基础上，有机汲取了新历史主义理论的成果，承认历史与人的平等关系和对话原则:“真正的历史对象，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客体，也不是任主观意识摆布的玩偶，它是自身和他者的统一，是一种关系，一种对话。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5］
此外，李星的《在历史与现实之交———读实中篇小说〈四妹子〉》、《走向〈白鹿原〉》、李震的《20世纪中国乡村小说的基本传统》、周燕芬的《贾平凹与30年中国文学的构成》等文，也是美学历史批评结出的硕果。神话原型批评是新时期文学批评中出现较晚的批评形式，早在1962年就有一组原型批评文章载于《现代英美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1982年荣格的《心理学与文学》也有译介，但当时并未引起重视。直到1987年叶舒宪选编的《神话一原型批评》一书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神话原型批评才激发起人们自觉运用的热情。其实，叶舒宪1986年在《民间文学论坛》第1期发表《英雄与太阳:〈吉尔伽美什〉史诗的原型结构与象征思维》，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此后推出了运用原型批评的系列成果，专著有《探索非理性的世界》、《英雄与太阳中国上古史诗的原型重构》、《太阳女神的沉浮———日本文学中的女性原型》(与李继凯合著)、《诗经的文化阐释》、《高唐神女与维纳斯》等。叶舒宪的研究成果填补了神话原型批评的学术空白，季红真给以充分肯定，认为原型批评对于人类精神之谜的解密极有意义:叶舒宪把原始思维即非理性的象征思维纳入原型批评的理论框架中，揭示集体无意识层面上文学原型的置换变形，拿到一把打开现代人和前人心灵沟通的钥匙。［6］叶舒宪的批评研究集中在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范畴，对陕西文学尚未涉猎，但对整体慢半拍的陕西文学研究而言，陕西神话原型批评由于叶舒宪等陕西师范大学学人③的践行，在全国文学批评中一时独领。
文化诗学批评段建军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将陕西文化诗学批评研究水平提升到一定的高度，专著《白鹿原的文化阐释》是这方面的力作。段建军多年从事文艺美学研究，对西方哲学美学烂熟于心，萨特、尼采、海德格尔、杜夫海纳、福柯、巴赫金的思想影响着其学术的建构。在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与西方文论的交汇中，他提炼出“肉身化存在”的文化命题:“长期受封建主义和理性主义压抑贬损的人类肉身是一种非常高贵的存在。它通过自己独特的肉身化思维，把整个世界人化。于是，世界具有了人的形体结构、情感愿望、生命追求。这个人化的世界实际是人肉身的诗意创造物。”［7］段建军在文本研读的基础上，将“肉身化存在”文化命题贯穿于陕西小说乡土经验的文化阐释中，并生成一套话语体系和审美理想。段建军文评的风格质朴、自然，没有西方文论的艰涩生硬，字里行间流淌着诗意、散发着智性，充满文学批评的创造性。王刚曾这样评述段建军的文学批评:“既遵循和重构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审美趣味和伦理价值，又融汇应用了西方文论的方法论工具，生成了自身亲和、朴拙、兼具形象性和学理性的批评话语。”［8］
论文关键词：历史文化保护区；更新；人口问题
目前，北京旧城内有30片历史文化保护区，总占地面积16．1平方千米，居住人口约30余万人．由于历史的原因，保护区内危房多，设施差，老百姓居住的条件仍停留在50年前的水平．在保护区更新的难题最突出的是人口问题．保护区内多数房屋面积狭小，基础设施陈旧，私搭乱建严重，存在着大量的结构隐患和消防问题，此外，保护区内产权方式复杂，有公产、私产、军产、集体、宗教等多种产权形式，这种现象阻碍了单位个人购房、修房的积极性．这些都与保护区内人口密度过大、人口构成不合理等因素有关．因此，解决人口问题是保护区更新的关键．人口问题包括人口疏散、人口结构调整等方面，以及应采取的方法和步骤．妥善解决保护区人口问题关系到加快保护区更新的进程，改善老百姓的居住环境，同时对于调整城市功能、实现总体规划目标、建构和谐社会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国内外相关经验
1．1关于吸引资金的经济优惠政策
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美各国对历史街区的保护与更新采用了多种经济优惠政策．在美国，利用开发权转移的方式进行更新，即开发商在历史街区所建项目的亏损，可由城市其它土地上的项目予以补偿．在德国，旧城更新项目依据《特别城市更新法》获得政府资助，更新中无盈利开支费用60％由州政府负担，40％由地方政府负担．在日本，1968年设立了日本观光资源保护财团，基金经审批后可用于历史街区的保护与更新．
1．2关于居民自助参与1日城更新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出现被称为“社区建筑”的自下而上的由居民参与对居住区进行改造的做法．公共参与是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的重要环节．法国地方议会确立保护区后要进行三项重要工作：发表公告、公众调查、公众投票表决．日本民间成立了，通过调查向行政当局反映民意。为政策决策提供依据．美国社区保护遍及各州，基层社区和居民积极参与保护活动以达到改善居住状况，争取环境公平与提高社区品质的目的．
1．3关于人口外迁
日本东京周边地价较低，人们为了更经济，纷纷迁居到城市外围，形成了城里人的外流，减轻了市区拆迁的压力，这是东京旧城风貌得以保留的最根本原因．西安调整城市结构，在外围建设11个组团疏散市中心过于密集的人口；苏州古城区1986年开始在古城的西面和东面开辟新区，经过近l0年努力。苏州古城人口已减少了10万人．这些方法都要依赖便利快捷的交通．
2北京旧城四城区保护区更新实践
近年来北京旧城四城区在探索保护区更新方式和疏散人口的对策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现将典型个例简述如下：
2．1东城区
东城区以交道口“微循环”改造为试点，该地区占地1．47平方千米，共1940个院落，其中平房院1600多个．自2003年起，采用“引入社会投资人，群众自愿，街道组织，产权人实施”的方式，对50多个院落进行了改造．在危改过程中，社会稳定，“微循环”渐进的更新方式得到了各方的好评．
在资金来源方面，主要是引入社会投资人，包括开发商、私有企业等．区政府搭建平台。提供相关服务，解决可能遇到的问题，吸引社会资金．在决定哪个院落可以改方面，采取“群众自愿”的原则．居民的安置以货币补偿为主，也有定向提供经济适用房、购买二手平房或租房等措施．“街道组织”主要体现在街道办事处入户进行摸底调查。了解不愿搬迁的居民的诉求，进行协商，争取做到全院同意．在产权方面，微循环改造的起步阶段的对象主要是居住在院落中的直管公房承租户，但私房院落、单位自管房经产权人(单位)同意，也可以提出改造申请．可以通过“招、拍、挂”等方式对产权进行公开拍卖，完成产权转换，可以吸引更多资金，形成良性循环．
2．2西城区
西城区保护区更新以什刹海烟袋斜街为试点，该地区现有居住院落140个，950户，总建筑面积5．7万平方米，其中私房197户，建筑面积0．48万平方米；公房753户，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5～10平方米居多．对于保护区人口的去留，一是政府采用降低人口密度、鼓励外迁的政策。用货币补偿、异地安置的方法．外迁居民货币补偿参照文市政府87号文执行，外迁居民需要异地安置的，安排购买经济适用房。
对困难户采取廉租房政策．二是落实保护和修缮责任，愿意留住的现住房人，必须接受保护和修缮规划的要求。按保护和修缮原则进行保护修缮，独院落私房产权人应根据保护规划要求，拆除院内违法建设，按规定进行房屋修缮或更新，非独立院落私房产权人应当服从整体院落的保护更新要求参与保护与更新，私房产权人如修缮资金不足，可申请协助办理银行贷款．
烟袋斜街地区保护更新的成功经验是以深入调研为基础，更新速度快、风貌保护得好．
2．3崇文区
崇文区前门地区危改试点已实施三年，目前仍处在外迁人口阶段．该地区占地105公顷，现有居民20417户，人口61600人，人口密度4．38万人／平方千米．前门地区人口稠密，房屋危旧，文保单位多．针对这些问题，该地区在危改过程中提出了“人房分离”的模式，即采用货币补偿的方法，将保护区的人口全部外迁．人口全部迁出后，以便对建筑进行认定和维修．房屋拆迁补偿标准和办法为：房屋拆迁补偿款=(5400k+1000)元乘以房屋建筑面积+重置成新价，k=1。3(容积率修正系数)；建筑面积=使用面积乘1．33；居民在奖励期内搬迁可奖励5．5万元；签订协议后在三环至四环购买住房的给予一万元奖励，在四环至五环购买住房的给予二万元奖励，在五环以外购买住房的给予3万元奖励；对于外迁居民，全市7个经济适用房项目可提供定向供应．
崇文区“人户分离”成功的方面在于调整了城市用地性质，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
2．4宣武区
目前宣武区正重点进行大栅栏地区的改造，大栅栏改造建设项目是2008年奥运人文项目和北京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该地区占地79公顷，居民约4万人，2003年12月8日，大栅栏改造建设项目正式启动．现已完成了一期月亮湾地区环境整治工程，该项目占地2．2公顷，需拆迁居民107户、单位40家，预计总投资约3亿元，其中拆迁费用约2．2亿元(居民拆迁费0．3亿元，单位拆迁费1．9亿元)，目前，区政府已投入8500万元，居民拆迁率完成了75％，政府投入巨资，是危改工作顺利完成的关键．
3存在的问题
根据各区的情况，保护区外迁人口面临着如下几方面的问题：
1)速度慢．保护区绝大多数居民赞成改造。但难以做到人口疏散．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能够把握的房源较少，现在有房源大多房价过高居民即使得到拆迁补偿也买不起；二是即使部分居民想外迁，但又怕外迁居住生活条件不完善，存在子女就学、老人就医等问题，因此对外迁产生抗拒心理．
2)整院实施难．东城、西城均采取“居民自愿的方式更新，一个院落内70％居民同意外迁少数居民不愿外迁而延缓整个院子改造的情况非常普遍，即使院内有一户居民不愿外迁，整院的更新也难以实施．
3)资金紧．对保护区居民实行搬迁，重新安置需要的资金量非常大，而且，由以房地产开发为主的改造模式改变为政府组织动作，势必要求政府先期加大投入，用于居民拆迁补偿、外迁专项住房建设政府财政压力加大，如前门、大栅栏地区居民外迁的资金缺口高达数十亿元人民币．
4)无“法”依．由于保护区外迁人口无法律依据，对于“钉子户”办法不多．另外，对保护区的土地转让政策、拆迁补偿政策、居民安置政策、税费减免政策等，还没有完整统一和可操作的明确规定．
5)市场乱．相关政策的发展和市场发展不配套．比如在货币补助环节上，一些开发商出高价外迁院落居民，开发商自行决定每一户的补偿安置情况，政府部门不清楚，居民相互之间也不清楚．如此既不向居民公开，也得不到社会监督，容易出现补偿安置标准不一的情况，导致了市场价格的混乱．
6)非物质文化的保护问题，即原有居民的保留问题．尽管北京市也专门出台了，制定了相关优惠政策，鼓励单位和个人购买四合院，但基于原有居民的经济条件有限，很难承担改造修缮后四合院的购买费用，所以回迁率很低，这在保持旧城传统文化的无形资产方面很不利．
4措施与建议
4．1统筹兼顾处理好重点与一般的关系、“点”与“面”的关系
所谓“点”上的工程指以前门、大栅栏地区为代表的奥运人文项目，其范围大，任务急，政府需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尽快外迁保护区的居民，推动保护区更新工作的顺利实施．目前，其他保护区多属于“面”上的项目，可采用交道口“微循环”的模式，渐进更新．在具体的措施上，应灵活对待，对于院内少数不愿外迁的居民，可集中在一个区域，建普通四合院，在满足基本居住条件的前提下，就地安置；或可考虑将原有院落重新划分，其改造的资金缺口主要由投资人补偿，此项工作需政府、开发商、居民共同协商解决．见图1、图2．
4．2加快平房产权私有化的进程，活跃“二级市场”交易
“政府引导，社会改造”是保护区更新的长久之计，为此应理顺现有平房的产权关系，推动平房产权私有化的进程，鼓励平房上市交易，使平房、四合院出售，购买，转让，租赁等行为规范化、合法化，让社会资金通畅流入．鼓励有条件的业主修缮房屋，对于公益性、非盈利性的项目政府予以补贴．同时研究军产、单位产权房屋的私有化政策．
4．3划定专项用地，建设经济适用房
建议政府在四环周围划定专项用地，为保护区外迁居民提供生活方便、交通便利的经济适用房，用补偿政策和较好的居住环境吸引保护区居民外迁．经济适用房宜选择小面积户型以适应保护区人口外迁需要。保护区居民享受经济适用房优先购置权，政府可对低收入家庭予以一定的补偿，用市场经济的杠杆引导保护区居民的外迁．
4．4配套相关法规，规范市场环节
建议政府制定保护区人口外迁的相关法规，对于影响城市重点工程的“钉子户”，应采取有效的办法，制定相应的法律标准，以便拆迁工作有法律支持，对于人口外迁过程中住户提出的不合理要求应有明确的法律界定．同时，政府应规范保护区外迁人口的补偿标准，避免补偿差距过大的现象，使保护区人口外迁工作顺利实旌．
4．5制定优惠政策。吸引社会资金
可根据具体情况，制定相关优惠政策，吸引社会资金进入保护区，缓解保护区人口外迁和房屋更新的奖金压力．对于保护区保护与更新中非盈利项目，政府可采取优惠措施，如减免税收、低息贷款、政府补贴、开发权转移、区外项目优惠、保护区外土地容积率补偿等措施，鼓励社会资金参与保护区的保护与更新．
公益性文化事业（也称公共文化服务事业）是指由政府举办的传播先进文化和保障大众基本文化需求的各种文化机构和服务的总和，涵盖文化政策、基础设施、人才队伍、技术技能、创造发明各方面内容，旨在满足大众的多层次、多样化、整体性的公共利益。它与经营性文化产业相对应，主要着眼于社会效益，以非营利性为目的，为全社会提供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因此，公共文化服务事业既是商洛文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商洛整个社会公共服务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公共文化服务事业在积累、传承、创新和发展区域文化，落实公民文化权力和满足城乡居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促进多样化的文化交流等方面都将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商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必须在整合资源、查漏补缺上下功夫；公共文化服务机制完善必须统筹兼顾，把握重点。
1、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1）必须按照“结构合理、发展平衡、网络健全、运行有效、惠及全民”的原则，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扎实实施重点文化工程，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加大众文化体育活动等基本文化权益；要建成设施网络覆盖面广、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强、资金人才技术保障有力、组织支撑和运行评估机制灵活、群众满意度高的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2）坚持政府主导、面向基层、不断创新、城乡统筹。①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公益性事业，必须把公共文化建设纳入经济社会总体发展规划之中，以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为出发点，做好把握方向、统筹规划、政策引导、强化扶持、有效监管等工作。②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③要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丰富公共文化产品、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真正实现文化惠民。④要坚持城乡、区域间文化统筹发展，通过以城补乡、示范引导和辐射带动，把建设的重心放在基层和农村，充分利用现有设施，统筹规划、加大投入、因地制宜、分步实施，着力改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形成城乡文化协调发展的生动局面。
2、公共文化服务机制完善
（1）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健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一是实施基层文化阵地建设工程。在加大大型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力度的同时，重点规划与建设基层文化设施，进一步扩大公共文化设施的覆盖面，实现“十五分钟文化活动圈”。进一步完善文化馆、图书馆空间布局，组建集图书阅读、广播影视、宣传教育、文艺演出、科技推广、科普培训、体育和青少年校外活动等功能为一体的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推进村落文化活动阵地建设；把基层文化宫建设纳入城市规划。二是加大公共文化设施资源整合力度。要本着共建共享的原则，充分整合利用不同领域、不同系统文化设施，有组织地实施学校、企业等社会公共文化设施资源的开放共享，为广大城乡居民提供更多的公共文化服务，建成功能结构合理、地区分布均衡、高效便捷可及的公共服务设施网络。三是根据《国务院文化体育设施条例》的基本原则，出台商洛公共文化设施的管理条例或办法，加强对已建或新建的公共文化设施的管理。四是针对商洛相当部分的公共文化设施功能欠完善、活力不够、效率较低的情况，积极探索与创新公共文化设施的服务机构，充分挖掘与发挥商洛已有的公共文化设施的功能，优化服务，提高效益。如通过采用总分馆制或加盟馆制、网络图书馆和流动图书馆等多种方式，创新公共图书馆服务内容和方式，以市、县图书馆为核心，以乡镇综合文化站为纽带，以村（社区）图书室为基础，以企业、学校等行业系统图书馆联合加盟为补充，构建覆盖全市、城乡一体、功能完善、资源共享、管理规范、具有商洛特色的新型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
（2）进一步加强公共文化队伍建设，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能力。首先，要着力抓好三支队伍建设。一是公共文化单位要配足配强各类业务干部，理顺用人机制，建立健全竞争、激励、约束机制和岗位目标责任制，进一步增强公共文化服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二是加强基层文化工作队伍建设。进一步明确乡镇综合文化站工作职责和主体地位，着重解决专职文化站长的配备、使用、待遇等问题，建设、培育一支专兼职相结合的社区文化员、村落文化员队伍。三是要把文化志愿者作为公共文化工作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建立科学合理的管理机制、激励机制和培训机制，提高文化志愿者的素质，使志愿者更好地投身于公共文化服务，积极促进文化志愿者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其次，要加大业务技能培训力度。建立健全公共文化人才培养培训和继续教育制度，以基层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人才为重点，整合资源、完善机制、创新内容、扩大规模，构建多层次、多渠道、多门类的公共文化服务人才培养培训体系。建立健全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艺术团和乡镇综合文化站等公共文化机构工作岗位规范，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要求，逐步实施职业资格管理制度。再次，要完善选拔和激励竞争机制。制定落实选拔、任用、激励、评价等方面的措施，吸引各类优秀人才进入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发展，对做出突出贡献的公共文化服务工作者进行表彰宣传。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公共文化服务工作。注重发挥基层文化骨干、文化能人的作用，培育和发展农村业余文艺团队、文化示范户等，形成一支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专兼职公共文化服务队伍。
（3）进一步提供优质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公益性文化单位要充分发挥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中的骨干作用，面向基层、面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普遍均等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进一步加大政府购买服务的力度，博物馆、烈士陵园、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要免费向社会开放，深入开展“万场电影千场戏剧进农村”活动，继续实现“一村一月看一场电影”和“一村一年看一到两场戏”的目标。依托流动图书馆，扩大服务覆盖面，有效解决农民看书难的问题，争取到“十一五”末，全市三分之一的行政村和社区建立起流动图书馆流通点。组织开展全市农民文化艺术节、社区文化艺术节，精心安排适合外来务工人员需求的文化活动。鼓励和支持国家投资的影剧院每年安排一定场次，为低收入居民、外来务工人员及其他特殊群众免费或低价演出。
（4）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公共文化服务运行机制。一是要深化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以发展为主题，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进一步推动政事分开、事企分开，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要按照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的要求，深化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内部用人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水平。公共文化单位要优化组织结构，整合内部资源，面向群众、开拓市场，增加公共文化服务总量，提供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文化产品和优质文化服务。二是要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方式创新。改革传统的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方式，引入竞争机制，对重要公共文化产品、重大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和公益性文化活动，要实行政府采购、项目补贴、定向资助、贷款贴息等，扩大服务范围，提高服务质量，增强服务效益。创新服务方式和手段，努力推动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向社区和农村延伸。要完善管理制度，简化审批登记程序，提高办事效率，积极引导社会力量以兴办实体、赞助或冠名承办活动、免费提供设施等多种形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支持各类文化基金会和文化投资公司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支持民办公益性文化机构的发展，鼓励民间开办博物馆、图书馆等，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方式多元化、社会化。积极探索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实行市场化统一配送服务的新路子。三是要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技术水平。加快推进现代科技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应用，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信息化、网络化水平。大力加强网络文化建设，提供更多更好的网络文化产品，发展和传播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使之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途径、公共文化服务的新平台、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新空间。
关键词：潮汕企业；管理；文化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04-0000-02
近年来，伴随潮汕地区一些企业的上市，资本市场的潮汕板块逐步形成，潮汕地区的企业（简称：潮汕企业）发展迅速，但是真正做强做大的仍是少数，他们普遍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规模无法突破，家庭作坊式的痕迹依然存在，二是“百年企业”凤毛麟角，大多企业寿命不强。究其原因，与潮汕企业的管理模式与经营方法密不可分，而潮汕地区独特的商业意识与人文风俗更是深深影响和制约着企业管理模式的演变、发展。
一、用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分析潮汕企业管理存在的问题
企业管理不仅仅要考虑成本利润、商业模式、组织建设等问题，更重要的是解决由于文化差异所导致的矛盾和冲突。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关注不同区域、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价值观与行为，它包括四个维度：男性化/女性化社会、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下面我将结合其理论去分析、研究潮汕企业目前的管理活动与管理行为模式。
（一）男性化/女性化社会
男性化社会中，性别区分明确，男性成员重视表现、抱负、自信，注重物质利益上的成功，而女性则被赋予温柔和关心的角色；在女性化社会，性别角色区分不明显，男、女性都注重生活质量、服务、关心他人。
潮汕民风崇尚大男子主义、爱面子，男子以钱和物为导向，在一些场合有意识地起主宰支配作用，生活方面主张“男主外，女主内”。男性化倾向在潮汕企业较为明显，主要体现在：
1.人才选拔、任用方面。在潮汕企业老板的观念中，男性有魄力、有决断力，注重事业发展，而女性应贤惠持家。当企业关键岗位（如市场总监、生产厂长、技术总监）空缺时，如果同一岗位有不同性别的候选者，企业会不自觉受偏男性化因素影响，优先考虑男性，而认为女性较适合后勤保障类工作；
2.企业文化缺乏人文关怀因素。潮汕企业文化更重视对利润、物质的追求，体现在企业激励机制更多以物质激励为主，忽视精神鼓励。企业管理者虽偶尔对员工有口头上的关心或当员工遭遇变故时能给予一定资助，但不规范且无法形成行之有效的企业文化。
3.“粗线条式”的内部管理模式。潮汕多数企业的规章制度存在零散、内容不够详实周全、更新缓慢等特点，在企业高速扩张偏暴利时期，粗犷式的运作所带来的影响往往会被高利润掩盖，但当企业趋向微利时期时，由此所引发的内部经营管理问题就会暴露无遗。
4.以命令式沟通为主。管理者大多有着“发号施令”的习惯，科学化的流程、规范在他们的威严面前常常形同虚设，一般他们也讲究面子，大多不能容忍其他人公然对自己提出异议，使上下级交流出现障碍。
（二）权力距离
霍夫斯泰德发现在权力距离大的企业下属对上司有较大依赖，不崇尚协商解决问题，彼此间的感情隔阂较大，而权力距离小的企业则反之。
潮汕地区大部分企业由家庭作坊发展而来，发展壮大后，也多采取家族式的管理模式，即便是形式上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上市公司，依然带有一定程度的家族色彩。一般体现为决策权集中、自上而下，员工的参与程度底，工会作用微弱等。故潮汕企业显现较大的权力距离，具体为：
1.人员聘用上，普遍难以做到“任人唯贤、唯才是举”。潮汕民风重亲情乡情，讲究辈分、资历，这些延伸为企业行为中对中高层及关键岗位的保留控制权上。领导者更愿意相信家族成员，即使非家族成员有优异表现或对企业有贡献，也较难得到合理提升而进入核心管理层。这些都挫伤了员工的积极性，不利于员工工作态度与素质培养，影响企业的凝聚力。
2.严格的等级式管理。企业组织上下层级分明，决策大多是家族核心成员独自做出，基层员工很少有机会参与；上级对下级的授权较少，企业员工大多习惯接受上级的指令、工作指示办事，工作自主性及自主能力较差。
3.企业的创新能力弱。潮汕企业趋向领导的绝对权威理念，在创业初期或企业遭遇危机时，某些家族成员对企业有重大贡献，他们或老板就是权威。这种经验式、以自我意识为中心、“命令如山倒”的模式决定着企业的发展战略、经营方向。员工不敢也不愿质疑公司管理和挑战权威。这明显伤害了员工的创造力与工作积极性，严重降低企业的活力和创新力。
（三）不确定性规避
不确定性规避是指组织或群体面对不确定性时所感受到的威胁以及试图通过制定安全规则和其他手段来避免不确定性的程度。不确定性规避程度低的文化一方面愿意冒险、接受不同挑战，另一方面欠缺明确的规则来指导行为。
潮汕地区地少人多，潮汕人多以出海捕捞或经商为生，正是潮汕独特的自然条件和生产环境，造就了潮汕企业对不确定因素接受程度较高。其企业管理趋于不确定性规避弱。
1.企业管理存在非理性意识。潮汕人在生意场上容易产生“搏一把”心理，不重视法制、商业规则，喜欢走捷径。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在潮汕企业中较易发生，一定程度上阻碍其向外发展。
2.企业战略管理意识淡薄，缺乏前瞻性、规划性。很多潮汕企业在开展业务时，随行就市，存在随意性和盲目性，有时难免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出现捉襟见肘的情况。如某项产品的短期效益明显，企业可能会在不经考察和研究的状况下就仓促入市，往往对市场把握不准确而使企业陷入危机。且管理者对投资回报周期较长的项目一般较少涉及。
3.企业内部管理制度不完善。管理者思想上难意识到规章制度的重要性，即便某些企业有意识并制定出相关规章制度，但又经常脱离实际、可操性不强。潮汕裙带文化、念旧情气氛浓烈，规章制度执行时缺乏公平，难过“人情关”，执行困难。如企业对一些老员工迟到、无故旷工或工作期间私自离职等纪律散漫问题态度模糊，即使出现企业核心成员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也多半不了了之。
4.制约员工行为更多靠习俗、惯例。由于价值观、文化的差异且潮汕企业多半没有明确的员工行为规范，使员工中的“圈外人”与“圈内人”之间容易产生冲突和矛盾。
（四）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
集体主义盛行的企业推行伦理纲常，重视群体的和谐与安定，推崇“群体至上”观念；而个人主义偏重的企业强调个人成就，注重个体目标。
潮汕企业表现出强烈的集体主义倾向，潮汕人对群体的依赖和团结非常出名，他们提倡宗族精神，重视家庭朋友，但是这种“团结”并不一定是集体协作的结果，其背后也隐藏着一种渴望得到社会和所在群体认同的欲望，容易滋生人际资源的竞争。表现为：
1.分配制度上，“吃大锅饭”和平均主义思想较严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态在员工中较易出现，不利于现代绩效管理体制的健立，且员工流动率偏低，不利于企业保持活力。
2.地域观念过于严重，排外意识根深蒂固。企业存在“内部抱团、外部吝啬”现象，对外部成员界定态度明确，欠缺包容、信任，导致沟通成本增加，影响和谐。这种文化的魔力有时也会使圈内成员为了争夺资源，出现“窝里斗”。
3.员工工作效率较低，执行力差，不利于企业的成本控制。企业员工对集体的一些行为有盲从性，特别是一些不良的工作作风和工作习惯，这种“集体主义”的劣根性使企业出现高成本、低效率运营特点。
二、解决当前潮汕企业存在问题、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对策思考
（一）转变或确立合适的管理模式
1.引入职业经理人制度。经理人制度的本质是经营权与所有权相分离，引入权责高度统一的职业经理人制度，把企业的经营权交棒给专业管理团队，企业老板及某些家族成员只担任大股东。另外，为规避经理人制度的缺陷，潮汕企业还需结合实际构建相应的约束机制、审计监察体系、财务预算体系等，加强对企业的掌控力度。作为企业管理模式的过渡，也可考虑先引入第二形态的现代企业制度（即老板、家族成员与职业经理人共同管理）。
2.强化战略管理意识。树立战略管理理念，将战略管理与企业自身发展紧密结合，以战略发展为向导，正确分析企业自身战略特征，明确企业价值定位。实行合理的战略规划、执行及过程反馈评价动态管理模式，把握市场机会，及时调整、完善。从而避免决策、管理过程中的盲目性。
（二）建立、创新科学的管理制度
科学的管理制度不仅有利于企业发展，还能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企业利益与员工利益相一致。因此，潮汕企业需以现代管理理念为指导，建立、创新科学完善的管理制度。
1.建立有效的经营管理机制。企业应设置负责建立和完善企业规章制度的部门或把这项工作纳入原某部门的职责范畴，建立适应性强、行之有效的制度，并根据企业不同发展需求进行完善。另外在制度的建立、修正过程中，尽量让更多的员工参与，广泛听取意见并采纳正确建议。
2.创新人才选拔机制。打破企业狭窄的用人格局，不拘泥于从宗族里选拔人才，而是以应聘者的能力、特长为考量标准，允许提倡公平选拔，任人唯贤；对关键岗位人员，可以尝试引入“无领导小组讨论”、素质测试等新型选拔形式，较全面考察人选的综合素质，尽量避免裙带关系影响。有利于增强员工的积极性、企业发展也可获得各种可行性意见。
3.建立较为公平、有效的奖惩制度。激励机制方面，在强调物质鼓励的同时注重精神激励，采取榜样激励（鼓励先进典型）和机会激励（员工获得接受教育、培训的机会与工作态度、表现相关联）等方法，提高员工的满意度及企业归宿感。另外，采取一定方法鞭策后进员工，使其得到改善。
（三）构建“以人为本”的潮汕企业“新文化”
1.建立“理性”文化。一是进行理性授权，强调民主管理。重视员工自主性、个性的发展、培养，让员工参与企业管理；二是知人善任，实施以人为本管理，使其树立主人翁意识，提高工作积极性；三是不断为员工提供更多实现自身价值的平台，创造更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使员工获得“成就时的喜悦以及产生创造力的激情”。四是重视培训，增强学习意识，提高企业文化的认知度。
2.建立“共同理念”文化。共同理念，意味着行为观念上的包容。潮汕文化有特殊的区域性，但不应该固步自封、排外，应该以潮汕企业为先驱者，敞开胸怀，提倡和谐、平等、进步精神，在企业管理中跨文化融合。
（四）实施走出去战略
潮汕企业的经营者、管理者应大敢走出去，拓展国际视野，树立正确获取利用外部资源的意识和开放的心态。战略眼光、观念的转变在企业运营和发展中也将发生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王美彦.论我国家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D].东北师范大学，2007.
[2]李广利.中小企业经营战略存在的问题[M].知识文库出版社，2009-06.
[3]刘靖.适用的才是最好的：中小企业管理之道[M].中国电力出版社，2013-10.
关键词： 地域文学史 研究现状 古代文学教学
近年来，我国地域文学史的编撰越来越完备和细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绝大多数省份完成了地域文学史的编撰工作。据不完全统计：1986年出版了韩明安编著的《黑龙江古代文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出版了学丛书编委会主编的《文学史》（台北：文殊出版社）；1988年出版了龙华编著的《湖南戏曲史稿》（湖南大学出版社），蓝华增著《云南诗歌史略》（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了廖雪兰著《台湾诗史》（台北：武陵出版社），古继堂著《台湾小说发展史》（辽宁教育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1年出版了刘登翰主编的《台湾文学史（上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了马清福著《东北文学史》（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出版了陈伯海、袁进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崔洪勋主编的《山西文学史》（北岳文艺出版社），陈永正主编的《岭南文学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了王齐洲等编著的《湖北文学史》（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王剑丛著《香港文学史》（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出版了蔡靖泉著《楚文学史》（湖北教育出版社），陈庆元著《福建文学发展史》（福建教育出版社），钟贤培主编的《广东近代文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了张福三主编的《云南地方文学史》（云南人民出版社），潘亚暾、汪义生著《香港文学史》（鹭江出版社），刘登翰著《香港文学史》（香港：作家出版社）；1998年出版了陈书良主编的《湖南文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刘登翰主编的《澳门文学概观》（鹭江出版社）；1999年出版了田本相等编撰的《澳门戏剧史稿》（江苏教育出版社），廖雪兰著《台湾诗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袁良骏著《香港小说史》（海天出版社），黄万机著《贵州汉文学发展史》（贵州人民出版社），陈明台著《台中市文学史初编》（台中县：台中市里文化中心），刘登翰主编的《香港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了罗可群著《广东客家文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了谭兴国著《巴蜀文学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傅德岷主编的《巴蜀散文史稿》（重庆出版社）；2002年出版了王永宽、白本松主编的《河南文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彭放主编的《黑龙江文学通史》（北方文艺出版社），马宽厚著《陕西文学史稿》（中国文学出版社），古继堂主编的《简明台湾文学史》（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年出版了杨世明著《巴蜀文学史》（巴蜀书社），叶春生著《岭南俗文学简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了白长青主编的《辽宁文学史》（辽海出版社），乔力、李少群主编的《山东文学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了河南省文学院编的《图说河南文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吴海、曾子鲁主编的《江西文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邱明正主编的《上海文学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孙海洋著《湖南近代文学》（东方出版社）；2005年齐鲁书社出版了王恒展著《山东分体文学史（小说卷）》，许金榜著《山东分体文学史（戏曲卷）》，王琳著《山东分体文学史（散文卷）》，李伯齐、许金榜著《山东分体文学史（诗歌卷）》；2006年出版了冯著《陕西地域文学论稿》（陕西人民出版社），李穆南等主编的《中国台湾文学史》（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学苑音像出版社），李穆南等主编的《中国香港文学史》（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学苑音像出版社）；2007年出版了刘登翰主编的《台湾文学史》（北京：现代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了王嘉良主编的《浙江文学史》（杭州出版社），韩洪举著《浙江古代小说史》（杭州出版社），徐志平著《浙江古代诗歌史》（杭州出版社），聂付生著《浙江戏剧史》（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年出版了刘登翰、庄明萱主编的《台湾文学史》（现代教育出版社），陈书良主编的《湖南文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年出版了王长华主编的《河北文学通史》（科学出版社），傅秋爽主编的《北京文学史》（人民出版社），徐宏图著《浙江戏曲史》（杭州出版社），等等。
从地域来看，多数省份和直辖市有自己的文学史，目前仍然没有完整文学史的省份和直辖市主要是江苏、安徽、广西、陕西、青海省和天津市等地。2011年6月18日，江苏省地域文化研究会在南京师范大学正式成立，这也意味着《江苏文学史》的编撰将提上议事日程。2011年8月17日，陕西省出版总社联合陕西学术界、文化界、教育界顶级力量启动“陕西文化研究工程”，其中就包括“陕西文学史”选题，这不但会为宣扬陕西文化作出贡献，而且将满足陕西省内高等教育改革与公共选修课教学的需求，成为特色鲜明、目标明确的地方文化通识教材，提升高等院校学生的人文素养。安徽省地域文学研究虽然也取得了一些前期成果，但显然这一工作落在了其他省份的后边，《安徽地域文学史》的编撰需要加快步伐。
另外，各省内的地市辖区乃至县级文学史的编撰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先后出版的有戴言著《朝阳文学史》（香港：天马出版社，1993年），李近义编著《泽州戏曲史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涂木水主编《临川文学史》（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太原市艺术研究所编《太原戏剧史》（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范培松、金学智主编《插图本苏州文学通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王增文、刘同般著《商丘文学通史》（中原农民出版社，2005年），司全胜著《河洛古代文学概览》（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聂大受等著《陇右文学概论》（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张静文著《幽燕文学艺术嬗变纬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等等。而由曹培根主编《常熟文学史》（广陵书社，2010年）则被称为全国第一部县级市文学史。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城市文学史的研究方面还存在很大的开拓空间，如继《苏州文学史》之后，《长安文学史》、《洛阳文学史》、《开封文学史》、《扬州文学史》、《杭州文学史》、《徽州文学史》等，这些都可以作为研究课题。
从地域文学史的编撰现状来看，最为细致和全面的是浙江分体文学史和山东分体文学史，而江苏、安徽、广西和青海省的地域文学史仍然没有编撰完成，还有一些文化传统浓厚的城市文学史也有待人们开掘。在地域文学史的编撰体例上，各地也存在一些差异，有些以作家作品为线索，有些以文体为纲领，可以说各有所长。在了解了我国地域文学史编写现状的基础上，我们就来探讨它与各地高校中文系的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教学的关系。
地域文学史的编撰完成对于各地高校的古代文学教学具有积极影响。地域文学史的编纂不但可以彰显我国各地文化传统的悠久深厚，而且可以体现各地文学风格的特色和差异，对大文学史很难兼顾的课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这种地域文化品格的提炼可以为当地的经济文化建设服务，也是我国传统文学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对我国大文学史研究形成补充。陈小芒教授在《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地域性策略》一文中提出：“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充实地域文学内容，不仅可以开阔学生视野，而且有利于深化教学内容，有助于完善课程教学目标，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乡土自豪感，有助于承接乡土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1］从教学的层面来看，一部完备客观的地域文学史可以为各地高校中文系的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课程的特色化教学提供指导大纲，为学生的课程学习和研究调查实践提供线索和对象；可以有效弥补各地高校在综合文献资源和数据库资源方面的不足，为地方高校汉语言专业的特色教学创造条件。在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教学中补充地域文学和地域文献内容可以让整个课程更加微观而细致，同时也有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使学生对于地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也得到提升，提高其服务社会扎根基层和地方的自觉性，进而为地方文化建设和研究培养一批后备人才。在实践教学上，地域文学史所涉及的内容均是地域文学研究中比较突出的课题，这些课题可以成为实践教学的内容，可以组织学生以地域文学课题为对象开展实践训练，比如开展提高查阅文献能力、文献阅读能力、学术论文写作能力、社会调查能力等方面的训练，加强对学生科研课题的选题和研究能力的培养等。总之，利用地域文学史所提供的线索，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任课老师可以组织学生开展以地域文学文献和地域文化遗存为依托的实践训练，从而有效提高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和利用有限条件开展学习和研究的能力，真正形成地方高校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的教学特色。
通过以上对我国地域文学史编写现状的概括，以及其与地方高校古代文学教学关系的探讨，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地域文学史的编写和研究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对于地方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和研究都是一个机遇。只有充分利用好地方文化资源，各地高校特别是新建本科院校的文科专业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走出一条特色化教学和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正如意大利东方学研究所所长富安敦(Antonino Forte)教授在序言中所推测的那样， 伯希和应当是为了研究唐建中时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及其研究史而到梵蒂冈收集材料的[1]， 他以极为丰富的汉籍知识和刻苦工作的学者毅志， 在短短三个星期里， 编制了这份现在看来仍是相当详细的目录。《梵蒂冈汉籍目录》按图书馆收藏单位， 分七组藏品著录， 由于一些藏品在图书馆内部已有分合， 并增加了“Palatino收集品”， 所以高田时雄氏将全书分八组著录， 著录号码约八百余， 每一号码少则一种书， 多则有二、三十种。对于每一种书， 伯希和都给出汉文书名的拉丁转写(用法国远东学院转写法)， 高田时雄则极为明智地改成拼音体系， 因为这一体系对今天的大多数读者更方便使用。高田氏的另一贡献是给出每个汉文书名、作者名、出版地、出版社的汉文原字， 这对于中、日学者来讲更为方便而且准确。伯希和的著录还包括作者、出版社、出版地， 有时对作者和有所说明， 他还给出高第(H.Cordier)《中国书目》(Bibliographie des ouvrages publies en Chine par les Europeens au XVIIe et au XVIIIe siecle， Paris 1901)和古恒(M.Courant)《中韩日文书目》(Catalogue des livres chinois， coreens， aponais， etc.， Paris 1902-1912)中的编号， 以便可以得之汉文原名。高田时雄的工作除了保留所有伯希和注记内容外， 订正一些错字， 并就藏本的转移， 参考文献等作了必要的补充， 写在脚注或方括号中以示区别。他在王重民先生《罗马访书记》中提到的几种汉籍处都做了注记， 便于我们今天查找王先生提示的珍本。高田时雄没有保留伯希和编的没有汉字的汉文书名索引和欧洲作者索引， 而是统编为一个索引， 包括汉籍书名、人名、出版社名， 更为方便。高田氏的《补编》， 体例一同于伯希和目录。
据高田时雄教授在序言中介绍， 伯希和所编目录虽然题为《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 但其中也包括许多传教士用欧州语言所写的著作， 同时还有一些日文、韩文、藏文、蒙文、满文、越南文、泰文著作。这批藏书不是某种特藏， 而是陆续受赠的， 因此没有系统性。其中的主要部分是传教士在华印刷的书籍和所写的传教文献， 包括一些汉文和某种欧洲文字的字典稿本， 天文、地理等著作和地图， 大量的传教和教义著作。至于非基督教内容的汉文古籍， 主要是明末清初版的儒家典籍、史书、小说、通俗类书和字典等， 价值不高。
此外， 还有一些石刻拓本和早期佛典印本较有价值。就今所知， 最早的一批大宗入藏品是1685年比利时耶稣会是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捐赠的约五百卷中文书。此後， 不断有传教士或东方学家的藏书加入， 特别是名为“Barberini Orientale”和“Borgia Cinese”的两大收藏， 使梵蒂冈的汉籍藏书量剧增。《补编》所著录的汉籍， 主要是1911年以后出版的，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罗马大学汉学教授华嘉(Giovanni Vacca， 1872-1953)的藏书也在其中。
从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角度来看， 《梵蒂冈汉籍目录》所著录的材料中， 以基督教各派教士在华传教和他们回到欧洲後所写的文件、著作， 编制的地图、词典等最为重要。属于写本的材料更富于研究旨趣， 如其中的布教对话录、往来书信、传教士研究儒家经典的笔记、宣教文件、基督教教义著作稿本、地图， 以及许多部词典稿本等等。如1694和1699年Basilio Brollo在南京编纂的汉语拉丁语词典， 分别收词约7000和9000， 是欧洲第一部综合性的词典， 曾以稿本的形式为欧洲汉学家所使用， 但因部头太大， 始终没有出版。1813年， 法国汉学家小德金(C.I.Joseph de Guignes)奉拿破伦之命， 据Brollo的稿本， 编纂出版了《汉法拉丁语词典》(Dictionnaire chinois， francais et latin， Paris 1813)， 但只署了自己的名字， 随即为法国汉学家雷慕沙(J.P. Abel-Remusat)和柯恒儒(J.Klaproth)所指出。Brollo的原稿本就存在梵蒂冈图书馆(Borgia Cinese 392-393)[2]。已刊写本中有价值的材料， 还有随法国耶稣会士傅圣泽(Jean-Francois Foucquet， 1663-1740)到欧洲的中国人胡若望(John Hu)的一封汉文信， 由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在《胡先生的故事》一书中发表[3]， 而广为人知。
中西文印本书籍中， 也不乏有价值的文献。1937年10月， 王重民先生走访梵蒂冈图书馆， 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 以一天数百册的速度， 翻阅一过， “薄而录之， 罕传者手抄， 珍贵者摄影”。他在《罗马访书记》中， 择要介绍了《西字奇迹》、《大西利西泰先生行迹》、《坤舆全图》、《中国图》(卜弥格尔撰)、《汤若望恩纶褒荣录》、《天学传概》、《身见录》、《本草品汇精要》及《目录》等[4]。该文提到的王先生所编《明清之间天主教士译述书录》， 惜后来将稿本遗失[5]。王重民先生在文中说的“暇中稍加校注而刊布之”的《身见录》， 后遇专治中西关系史的严宗临先生，即交其整理。此书是1707-1720年间奉清廷之命与传教士艾若瑟出使罗马的山西平阳人樊守义所写的旅行记， 可以说是中国人写的第一部欧洲游记， 诚为中西史要籍。原稿夹在梵蒂冈图书馆藏《名理探》(Raccolta Generale Oriente 231)书中， 大约与王重民先生同时走访罗马的阎宗临先生， 也将此书抄出， 并加以笺释， 撰成《身见录校注》， 先刊桂林《扫荡报》文史地副刊52-53其期（1941年），后列入1948年编辑的《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6]。解放后又发表于《山西师范学院学报》1959年第2期[7]。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 除了一些重要文献的历史价值之外， 梵蒂冈聚集的这批藏书本身， 也可以反映出十七世纪以来中欧文化交流史的某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传教士们收集什麽类的书， 读什麽程度的汉文典籍， 他们的笔记表明他们对儒家经典的理解程度， 这对于我们认识传教士对罗马教廷乃至欧洲的片面性。而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时留下的档案资料， 更为真切地展现了明清时期许多地方民众皈依基度教的实态。
有关清史、专史研究的学术专著，本年度出版的计有：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十册(人民出版社)；王戎笙主编的《清代全史》(1—6册)(辽宁人民出版社)；左步青主编的《清代皇帝传略》(紫禁城出版社)；陈支平著《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三联书店上海分店)；杨英杰著《清代满族风俗史》(辽宁人民出版社)；林永匡、王熹编著《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王毓铨、刘重日、郭松义、林永匡著《中国屯垦史》(下册)(明清)(农业出版社)等。出版的学术论文集有：清代宫史研究会编的《清代宫史探微》(紫禁城出版社)，收入论文34篇。出版的学术工具书和专题资料书有：陈生玺、杜家骥编的《清史研究概说》(天津教育出版社)；张书才主编的《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1—30册，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下册、西南卷上下册）（书目文献出版社）。
国内的学术交流活动与学术会议计有：本年度先后召开了“第二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址：天津·南开大学）；“第六届国际清史学术讨论会”（会址：四川成都）；“清史避暑山庄研讨会”（会址：河北承德）等有众多学者参加的研讨会，且有一定收获。
在清史的专题研究领域，学术论文除拓展一些新领域外，对原有课题的研讨更加深入、作者的视野有所扩大、背景研究亦更广阔、论点更形坚实，致使论文均有一定的学术水平，研究分析有较大力度和深度。
一、政治史、政治制度史研究
政治史与政治制度史研究，是清史研究中一个既老又新的领域。对前者的研究，本年度多涉及清王朝对明末宗室的政策、雍正朝军机处设立时间、军机大臣的考证等课题；后者多着眼于对各时期政治机构的演变、八旗制度研究等方面。
为探寻满族开国初期的政统风貌和开基建制、立制的沿革，刘小萌写了《满族肇兴时期政治制度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报》第2期）一文，认为努尔哈赤称汗建国，是满族历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它结束了漫长的氏族部落时代，开创了满族历史的新时期；并对满族从氏族部落时代向国家过渡中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特征、性质及其演变情况进行了探讨。对“都堂”这一满族开国时期的重要政治制度，以往研究者涉及甚少。姚念慈在本年度《清史研究》第3期上，则撰专文探讨了天命年间都堂产生的背景、权限的发展及消失的原因；并认为都堂衙门虽为处理汉人事务而设，但不久其权限就扩大到八旗诸申，成为掌管后金全国财政的机构，同时都堂还是参与后金最高决策的议政会议大臣。对“议政王大臣会议”，研究者多认为它只是一种议政制度，而无衙署办公处，不属于国家机关。杜家骥则在《清代“议政处”考略》(《清史研究》第8期)一文中提出不同见解，他认为议政王大臣会议确有衙署议政处，其主要职责是奉皇帝之命商议国家“机要”事务，包括军务、边疆民族事务、议处皇族王公及旗人要员和八旗中的重要旗务等内容，又尤以商讨军务为重。但它却带有非正规性的落后特征。
八旗制度研究，是清代政治制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赵秉忠、自新良在《关于乾隆时期八旗政策的考察》，(《史学月刊》第2期)一文中，认为乾隆帝为了促使八旗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和调动旗人在管理国家事务中的积极性，适时采取了加强旗务管理、严格八旗等级制度，扩大满洲八旗的入仕途径和处理八旗王公遗留的历史问题等八旗政策。实施后，取得了积极成效，并对康乾盛世的稳定和持续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安双成在《清代养育兵的初建》(《历史档案》第4期)一文中，对雍正初年设置养育兵的前因后果进行了论述，认为清代养育兵是八旗人丁日增的情况下组建起来的军队，它不仅缓解了八旗人丁过剩的矛盾，同时对培养造就八旗子弟也有一定的作用。
对清代督察制度的研究，以往人们只注重御史、给事中对百官的纠劾作用，而忽视了对行政效率的督催作用。对此，吕美颐在《清代的督催与注销制度》(《中国史研究》第8期)一文中，认为有清一代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督催与注销制度，对承政机构和办事效率实行了较为严格的监督。督催与注销应是清代监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制度经历代斟酌损益、修改补充，日臻完善；从机构设置、办事程序，到督催内容、注销标准、惩治办法等，都实现了规范化、制度化。清代州县是地方行政的重要建制，为从宏观角度对此进行考察，毕建宏在《清代州县行政研究》(同上)一文中，阐明了县级行政的发展过程、地位和作用、特点、行政组织的利弊等，指出清代州县衙门良好地完成了清统治者交给的职责，对清统治的稳定起了巨大作用。它说明：以满族为核心的清政权，之所以能在比前朝更严峻的国际形势面前长期延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清统治者对州县行政空前重视，从而对中国内地基层的控制空前牢固。然由于客观社会条件的限制，更由于剥削阶级的贪婪本性，以及行政制度存在的缺陷，县州衙门对清朝国家职能的良好执行，是以成倍地加重人民的负担为基础的。
对清代政治史的研究，本年度的论文多涉及历代一些重大的政策、机构设置、治道异同等问题。如，郑克晟《试论多尔衮对明皇室态度之演变》(《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认为，在清兵入关前后，多尔衮以摄政王身份，对明朝宗室一向采取笼络政策，以期为促成清朝早日统一起到作用，这种政策收效不小。但事隔不久，这种笼络明朝宗室的政策却为打击与镇压所替代。这一转变，并不是多尔衮个人好恶所使然，而是由于当时国内形势起着一种明显变化而造成的结果。清代的军机处究竟创设于何年，清史学界长期以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俞炳坤的《军机处初设时间新证》(《历史档案》3—4期)一文，对各种观点进行了比较研究之后，认为四年说基本上是正确的，应当引起充分的重视。而赵志强则依据清代满汉档案和文献资料，对雍正朝的军机大臣进行考察，为解决军机大臣的官称和军机大臣的担任者两个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历史档案》第8期)在治道研究上，韦庆远的《论雍乾交替与治道同异》(《史学集刊》第1期)一文，认为高宗在许多重大政策上坚决继承了世宗的决定，乾隆政治不失为雍正政治的继续和发展。但也指出，在若干重要的方面，高宗确实对世宗制定的规章制度及其推广方法，用人政策等，毅然作了较大的更张、纠正和充实。两代君主的政治经历、素养、作风、心态、哲理倾向等确有不同，但却不能忽视，他们在御极前后的政治背景和政治格局也是截然不同的。高翔在《从“持盈保泰”到高压统治》(《清史研究》第3期)一文中，从“持盈泰保”的提出及其内容、文治官僚的征用与政治形势的转变、乾隆的对策、高压统治的强化几个方面入手，对乾隆中期政治转变作了简要分析，认为所有这些变化无不与当时的国内形势、政治结构、文化传统、统治心理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反过来它还影响、支配，乃至规定了乾嘉之际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此外，对乾隆后期的专制统治问题，赵秉忠、自新良在《论乾隆后期的专制统治》(《清史研究》第l期)一文中，作了简要论述，指出乾隆后期将加强君主专制作为施政的首要任务，则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乾隆帝滥施君威，打击朝臣、官吏，士民，血腥镇压人民斗争，致使政治日趋腐败、思想文化窒息、社会动乱、经济凋敝，清朝由盛而衰。
二、社会经济史的研究
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一直是近年来清史研究中最为活跃、论著最多、涉及问题面最宽最广的领域。本年度亦是如此。
l、财政研究
它包括对清代国家财政、养廉银制度、常平仓与社仓的研究诸方面。其中，袁一堂的《清初财政问题初探》(《中州学刊》第2期)一文，对清初财政暨清王朝有关稳定财政的政策，作了初步探讨。认为清初的财政危机是严重的，财政亏空几达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以致影响到统一事业和政权的生存，但由于采取了圈地、加派练饷等解决财政危机的主要措施，才得以渡过了危机时期。而清朝的养廉银制度，始于雍正初年，它既是一项经济政策，也是清朝前期整顿封建制度的一项综合改革措施。冯元魁的《论清朝养廉银制度》(《复旦学报》第2期)一文，认为清朝推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至少对雍乾二朝发生了三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是吏治稍得澄清；二是理足国帑；三是闾阎咸免扰累。所以，社会矛盾比较缓和，局势较为安定，为清王朝的强盛创造了条件。此外，牛敬忠的《清代常平仓、社仓制度初探》(《内蒙古师大学报》第2期)和《清代常平仓社仓的社会功能》(《内大学报》第1期)两文，则分别对清代常平仓和社仓在清代社会经济生活、财政中所占的重要位置以及社会功能作了探索。他认为，常平仓、社仓的社会功能主要表现在稳定社会秩序、维护农民最低程度的简单再生产及军事、社会福利、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常平仓、社仓实质上是封建制度下的一种公共性实物积累，是封建政府对生产、分配过程施行向一种调节、控制措施，它是存在于封建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管理制度。
2、农业垦殖与租佃关系
程墨秀在《清代山东移民开发东北农业述略》(《齐鲁学刊》第4期)一文中，认为清代的山东移民东来，对开发东北农业的贡献表现在：一是荒地(旗地、官荒和蒙荒)的垦辟；二是传播先进的耕作技术，三是伴随农业经济的发展，引起了生产关系的变化，使清初的封建农奴制彻底瓦解。拓垦形态是台湾开发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长期以来，清代台湾的拓垦形态一直被笼统地说成是“垦首制”，但研究表明，台湾的开发过程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关系和形式，并非全是“垦首制”一词所能全部概括的。对此，周翔鹤的《清代台湾土地开发史上垦首、业主、佃首等名称的地理分布》(《台湾研究集刊》第1期)一文，作了认真探讨，认为垦户、业户、业主这几个称呼是适用于全台湾各地区的；佃首、佃户首则适用于屯地(保留地)；而垦户首、垦首则适用于山地。清代前期，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湖南四川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商品粮产地，属于小农经济的一个重要类型，方行的《清代前期湖南四川的小农经济》(《中国史研究》第2期)一文认为，无论是佃农向地主缴纳押租，还是自耕农与佃农转变成为地主，都说明因农业生产和商品经济发展而形成的积累，不是流向生产，而是流向地产，这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沉痛的历史悲剧。屯田在清代社会经济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李帆的《论清代屯田》（《辽宁师大学报》第1期）一文，通过对清代屯田的产生与发展的过程、屯田内部的生产关系与屯田的破坏，以及屯田的作用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展示清代屯田的全貌，反映清代经济和土地制度的一个侧面，从而揭示封建土地制度的本质和它必然灭亡的命运。崔永红在《清初青海东部的兴屯开荒和屯田民地化问题》(《青海社会科学》第4期)一文认为，清初承袭明卫所制度，虽然在青海的河湟地区继续实行屯田，但明中期以来屯田向民地转化的发展趋势仍在继续，其过程至雍正初年终于大体完成。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始终在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上，存在着缙绅与庶民的严格等级划分。所谓庶民地主系指地主阶级中非身份性的阶层，其中尤以中小地主居多。江太新的《从清代获鹿县档案看庶民地主的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1期)和韩少白的《清代前期保定地区庶民中小地主的发展》(《河北学刊》第8期)两文，选定河北地区的庶民地主作为个案，对各自命题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江文认为到乾隆年间时，庶民地主的发展改变了缙绅地主在农业经济中的垄断地位，而跃居主要地位，缙绅地主已从主要地位退居到次要地位。这无疑改变了土地占有关系，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雇工经营提供了必要的前提。韩文则认为保定地区土地关系中各类中小地主的涌现，“隐藏着非常真实的经济内容”。从量上看，这些中小地主不但普遍存在又在不断滋长；从质上看，他们都是隶属于与豪绅权贵不同的庶民地主阶层。中小庶民地主的发展证实着“土地占有的非身份性是在增长着”，这正是封建土地关系已经松弛化的一个显著标志。谢肇华、何溥莹的《清代的佃农》(《社会科学辑刊》第1期)一文指出，人身依附关系松弛；自身分化加快是清代佃农所表现出的特点。但它仍然受到沉重的封建剥削，是地主阶级的对立阶级，是反封建的主力，这个本质没有变化。而李三谋的《清代南方永佃制和额租制的关系问题》(《求是学刊》第2期)一文，对定额地租制和永佃制的形成关系进行了说明，提出了较之以往不同的观点，认为各处的永佃制的产生情况都因地而异，何止十种百种，但一般却以额租制为其根本前提。
3、人口研究
清代人口研究，本年度仍十分活跃。陈权清在《清代人口的增长与危机》(《湖南师大学报》第6期)一文中，考证了清代人口在编审统计中，存在人丁与人口混同不分的差错，造成雍正前与乾隆后的人口数目出现巨大差数，但这并不否定乾嘉以后人口突破四亿大关的事实。至于此期间人口之猛增，系由康雍乾盛世长达百余年，玉米、番薯的广泛种植，摊丁入亩和保甲户口册制的推行等四大因素所致。而随着人口的日益增多，清廷君臣一致认为出现了人口危机，并相继提出了缓解人口压力的办法。这说明以古为鉴，控制人口增长速度是忽视不得的。吴建新在《明清广东人口流动概观》(《广东社会科学》第2期)一文中认为，广东的人口在明清时期经历了重大变动，不仅表现为数量上的增长，而且表现在分布上，越来越显示出地区之间的不平衡。人口从人多地少的地方流向地广人稀的地方，从艰于谋食的地方流向易于谋生的地方，是明清广大人口流动的一般趋势。但它与历史上以往时期相比，还表现出显著的时代特征。清朝是我国人口急剧增加的时代，社会矛盾尖锐，游民问题因而成为社会的突出问题。王跃生的《试论清代游民》（《中国史研究》第8期）一文，对游民的概念、种类与职业特征、游民对社会的影响；以及官府对游民的态度、游民问题较突出的原因诸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后，认为清代游民问题的出现与当时人口问题有密切关系。实际上，任何社会只要人口急剧增加，而社会又不能为他们提供适当的谋生途径，游民问题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
4、商人、商业和城镇经济
王廷元的《明清徽商与江南棉织业》(《安徽师大学报》第1期)一文认为，明清数百年间，微商一直是江南棉布收购、染色和运销的主要经营者，因此他们的活动既促进了江南棉织业中商品生产的发展、棉织技术的提高，也有助于棉布染踹业资本主义萌芽的滋长。李华的《清代湖南的外籍商人》(《清史研究》第1期)和《清代湖南城乡商业的发达及其原因》(《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3期)两文，对清代湖南城乡商业发达及外籍商人的情况作了详细研究论证。前文指出湖南城乡，除本籍商人外，集聚着江西、广东、山西等十四个省的商人在进行着经商活动。湖南商帮之多，商人数量之大，为其它省份所少见的。商帮、商人数量的多而大，意味着湖南商品经济的活跃和社会经济增长水平的高度发展。有清一代湖南的社会经济已发展到仅次于长江三角洲的地位。后文认为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湖南城乡商业的发展非常迅速，在商业当中，不但行商坐贾活动频繁，作为中介行业的“行户”“牙行”也异常活跃，而且在有些地区人们的意识形态领域里还出现了“重商轻农”的思想。罗一星在《清代前期岭南市场的商品流通》(《学术研究》第2期)一文中，对岭南市场的商品流通总额、商品结构、市场主要商品(如粮食、棉、布、粤盐、铁器、广糖等)的长距离远销等诸问题分析研究后，认为岭南市场的商品流通在清代前期有很大发展，它的网络已伸向四面八方。它生产的主要商品都不仅仅是满足本地区的需要，而是满足各地区的需要，成为一个地跨两广、面向全国、联系海外的区域市场。
三、中外关系与对外贸易研究
这是近年来，在清史研究中形成的一个热门课题；本年度亦是如此。何瑜的《康熙晚年清政府海疆政策变化原因探析》(《清史研究》第2期)一文认为，康熙晚年清廷南洋禁航令、禁止设堂传教，以及在此前后对台湾澳门和沿海地区的强化治理等，并不是孤立的，它是海疆内外交相压迫的必然结果。从中俄《尼布楚条约》到《恰克图条约》，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两国基本上保持和平的相处状态。在双方频繁的交往中，俄国方面显得积极主动，清政府则表现得消极、迟滞。对此，周祚绍的《康熙后期中俄关系基本态势简析》(《文史哲》第3期)一文指出，康熙帝采取谨慎保守的睦邻政策，既有军事斗争，借以打击沙俄的骚扰和扩张，也有不卑不亢的外交活动。与之同时，俄国彼得一世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扩张。但由于它忙于西略，无暇东顾，不敢贸然出兵南下。胡廷新在《十八至十九世纪浩罕汗国同吉尔吉斯人关系初探》(《兰州大学学报》第2期)一文中，对浩罕汗国同吉尔吉斯人的关系，对之的征服统治和吉尔吉斯人在浩罕汗国的历史地位等问题作了论述，认为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吉尔吉斯贵族在浩罕汗国的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愈来愈大，甚至超过了乌兹别克贵族，占据了首要地位。康熙中清朝宣布解除海禁后，相继在闽、粤、江、浙等省设立海关，管理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厦门海关在众海关中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但它的早期历史依然扑朔迷离。陈育宁的《清代前期的厦门海关与海外贸易》(《厦门大学学报》第3期)一文，阐述了对闽海关地点的争论、关税收入、用人与管理制度诸问题的看法和意见。而蔡鸿生的《论清代瑞典纪事及广州瑞行商务》(《中山大学学报》第2期)一文，则认为中瑞关系形成于瑞典帝国瓦解以后。1732年瑞典东印度公司商船首航广州，开辟了中瑞通商的时期。广州的瑞行，长期贩运丝、茶、瓷三大名产，具有与西洋其它国家不同的通商风格。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十册)则认为清王朝的对外贸易，在前二百年间，以禁海闭关为其政策的支柱。基本形势是：西方殖民主义国家以所谓“开放贸易”为其原始积累的手段，清王朝则以限制乃至停止贸易为防范外国侵略的武器。在防范外国商人的非法活动方面，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在商品的进口方面，作了许多的限制措施。这时，中国的自给自足经济结构还很牢固，西方产业也不够发达，中外贸易虽然有一定增长，但只能维持比较小的速度和规模。中国对友邻国家、特别是对南洋群岛和东南亚国家的和平贸易，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清王朝为防范西方的侵略，对这一部分民间的和平贸易，也加以限制。尽管如此，它在这二百年中，仍然有所发展。中西文化的交流源远流长。黄启臣的《十六至十八世纪中西文化的交汇》(《社会科学战线》第1期)一文认为，具有近代意义的中西文化交汇，则似是从葡萄牙人于1553年进入和租居澳门开始。以后西班牙、荷兰、英国等西方国家接踵而来，于是中西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生了大规模的频繁的关系，互相激荡、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促进。而在十六世纪中叶至十八世纪末叶的历史时期，澳门作为中国的领土、葡萄牙人租居的特殊地区，不仅是东西方贸易的转运港，而且是中西文化交汇的一座桥梁。
四、民族史研究
本年度民族史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清代民族政策、民族关系以及边疆民族经济等问题的探讨。马汝珩、赵云田的《清代边疆民族政策简论》(《清史研究》第2期)一文，对清代边疆民族政策的基本方针、内容及措施，形成与发展等问题作了客观的历史评价。马大正的《略论清代边疆政策的研究》(同上)一文则认为，清代的边疆政策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地域的广阔性、内涵的多样性和影响的现实性等四大特点。杨选第等的《清朝对蒙古地区实行法制统治的几个问题》(《内蒙古师大学报》第2期)和陈光国等的《清朝蒙古民事法律规范试析》(《西北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两文，对清政府对蒙古地区的法制问题进行了探讨。前文认为，清政府对蒙古地区立法及司法管辖是在借鉴历朝统治者成文法与各民族习惯法基础上形成的，它的实施与深入，体现了清廷已相当注重以法律形式调整民族间的关系，达到维护北部边疆的和平与安定目的；也反映出清廷用法律手段统治压迫羁绊蒙古民族的实质；后文则指出，清政府为了调整蒙古社会一定范围内的财产关系和与之相联系的人身关系，曾制定颁布民事法律规范。它的实施，对于巩固和发展封建社会的民族关系，维护边疆地区的社会秩序，曾起过重大作用。而苏钦的《试论清朝在“贵州苗疆”因俗而治的法制建设》(《中央民族学院学报》第3期)一文认为，清代在“贵州苗疆”的法制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其特点是因俗、因地、因时而治，把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与苗族习惯法有机统一起来，这既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也促进了苗疆发展进步。此外，还有不少研究边疆开发与民族经济文化的文章，如华立的《清政府与新疆农业开发（《清史研究》第2期）一文认为，在开发活动中，作为行为主体的两大力量——国家政权力量(其人格代表为皇帝及各级官员)和民众自发群体力量，都对开发进程起着重要作用。就新疆而言，清政府对这一地区以农业为重点的开发方针和措施，与当地民众的开发实践相结合，取得了超越前代的显著成效。张世明的《从清代西藏地区的经济开发看文化因素的影响》(同上)一文，认为西藏民族性格属于宗教型众趋人格，受藏传佛教影响的价值取向及与之相适应习惯化行为方式无疑对清代西藏地区的经济开发会产生明显的负面作用。潘向明在《清代滇桂地区开发概论》(同上)一文中认为，滇桂地区程乾嘉年间获得了成绩斐然的开发，其所以如此，根本一点是“康乾盛世”下安定统一的政治环境使内地充裕的人力资源得以用于这里的边远山区。而吴元丰的《清乾隆年间伊犁遣屯》和王熹的《清代乌鲁木齐哈萨克贸易的两个问题》（均见《西域研究》第3期）两文，分别对伊犁遣屯的背景、原因、设置及规模、制度作用；清代乌鲁木齐哈萨克贸易的成交额及马价、丝绷价与贸易比值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五、社会生活史的研究
较之以往，本年度清代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得到了足够的重视，且有一定的加强。马涉湘在《满族入关前生活方式变化的历史思考》（《社会科学辑刊》第1期）一文中，认为在明季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白热化之际，满族奇迹般地崛起，挥麾全辽，驰聘中原，兴起之迅猛，定鼎之稳健，衰落之急速，都与满族入关前的生活方式的变化有直接深刻的联系。而急剧性、主动性、整体性和具有较强的模仿力，则是体现满族生活方式变化的鲜明特点。宋传银的《论清前期“奢靡”之风》（《华中师大学报》第5期）一文指出，从整体来说，若将清代前期出现予民间衣食住行的奢靡之风，放在封建社会末期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去考察，它无疑是在封建社会末期在社会生活领域所渗透出来的一股清新之风，它表现封建社会已经到了它的晚期，正向自己的坟墓走去。冯尔康在《道光朝存在的社会问题》（《南开学报》第4期）一文中认为：（1）吏治严重败坏；（2）民众运动蓬勃兴起；盗贼、民变、民间秘密宗教和会党活动频繁；（4）国内民族矛盾和冲突严重；（5）中国人民进行反对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势力的斗争是道光时期的五大社会问题。它的发生受着三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一是封建的社会制度，二是封建的官僚制度，三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这三种因素的结合，是道光朝社会问题发生的根源。而郑振满的《清代福建合同式宗族的发展》与郑德华《清代广东宗族问题研究》（均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4期）二文，从不同的角度对福建、广东地区宗族制产生发展的特点作了探讨。前文认为合同式宗族作为一种互利性组织，是继承式宗族与依附式宗族的必要补充。尤其是在商品化程度较高、社会流动性较大的环境中，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都不足以构成宗族组织的现实基础，合同式宗族也就势必得到更为普遍的发展，成为宗族组织的主要形式。后文则认为，清代广东平民宗族是一种以血缘为主体，夹杂有地缘因素的社会基层结构。它是中国传统宗族社会发展的一部分，对社会的影响也特别明显。
六、宫廷政治史与文化史研究
清代宫廷政治史与文化史研究，在本年度获得可喜的收获。涉及内容多在重大历史事件、各种宫廷典章制度、宫廷文化活动等诸方面。其中，重要的文章多在《故宫博物院院刊》上刊载。如郭松义的《明清两代诏造“淑女”，引起的动乱》（《故宫博物院院刊》第1期）一文，根据日本史籍《华夷变态》等书的记述，对清代江南地区因讹传点选秀女而发生的民间动乱，作了剖析论述，作者认为尤以顺治年问为最甚，达六七次之多。杨珍的《康熙晚年的秘密建储计划》（《故宫博物院院刊》第1期）一文指出，康熙是秘密建储制度的开创者，而这一崭新的建储法又给中国占代的建储制度带来并开创出全新的局面。刘潞在《论后金与清初四帝婚姻的政治特点》（《故宫博物院院刊》第4期）一文中，以努尔哈尔、皇太极、福临、玄烨四帝为例，对其婚姻的特色进行分析，认为他们婚姻状态的变化，是与政权的取得、巩固和发展相平行的。政权不同时期的政治目标，决定了后妃的出身和民族成份的来源；政权不同的发展阶段，又影响到皇帝的婚姻或是必须服从于政治需要，或是允许保留一定的个人情感。此外，王佩环的《清初宫廷礼仪琐谈》（《清代宫史探微》）一文，对清初军礼、皇室相见礼仪及丧葬礼作了探讨。苑洪琪的《论乾隆时期清宫节庆活动》（同上）一文，认为宣扬纲常礼教、笼络少数民族、满汉合璧、关心农业，关心国计民生和炫耀盛世是乾隆朝节庆活动的特点。郎秀华的《清代宫廷戏曲发展浅谈》(《故宫博物院院刊》第2期)一文，则对清初、乾隆、清末各时期宫中的戏曲种类、剧目、唱腔变化、剧本等问题，进行了沿革、流派论述和探讨。更有一些研究者立足于不同的侧面，对清代的卤簿仪制、祭陵礼仪、陵寝规制、宫苑的建筑风格、宫廷音乐等宫廷史问题，作了详尽的考述论证。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旅游翻译；文化差异；翻译策略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旅游业得到蓬勃发展。旅游是一项国际活动，而文化旅游是旅游业快速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旅游资料不仅是向外国游客介绍景点的媒介，而且是传播中国文化的媒介。为了让旅游者了解中国古代文化，旅游文本的翻译成为实现旅游文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一、文献综述
如今，几乎所有的学者赞同以下定义：跨文化交际是指人们之间的交流，其文化认知和符号系统的不同足以改变交际活动。而旅游翻译，程刚认为，它是专业翻译的一部分，其涉及旅游活动和旅游专业。那他们二者又是什么关系呢？首先，跨文化交际影响旅游翻译。反过来，旅游翻译促进跨文化交流[1]。
二、旅游翻译文本中的问题及其原因
（一）旅游文本中的问题
1.中式英语
中式英语是指在翻译中受到汉语的干扰而出现的误用或误译。如:公厕、后殿有开花显像佛。第一个例子可以直接翻译成厕所。第二个例子也是中式英语，它是汉语语法顺序。花在这里指的是莲花而不是普通的花。而佛是指文殊菩萨。因此，这种翻译将对外国游客留下一个坏印象[2]。
2.文化背景知识的缺乏
五台山旅游文本中，佛教文化及其背景信息是主要方面。因此，外国人会对佛教文化很困惑。例如:五台山历史悠久，传为文殊菩萨化显之地。在例子中，谁是文殊菩萨呢？这可能令外国人感到困惑。因此，译者应添加一些智慧与美德并存的文殊菩萨的背景信息。
3.文化误译
在五台山旅游文本中，有许多旅游景点使用文言介绍。译者在翻译时应该了解其文化内涵，克服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倘若只按字面意义翻译，这往往导致误译和误解。比如:昔文殊化为贫女，遗发藏此。“遗发藏此”意味着文殊菩萨将她的头发留在这里，但却错译为丢下她的头发以隐藏自己[3]。
（二）翻译问题之因
译者所要处理的是两种语言，但事实上，他们面对的是两种不同的文化。此处从宗教文化差异、审美差异、思维方式差异和文化缺省方面来探讨：
1.宗教差异
中国和西方有各自不同的。西方国家信仰基督教，而中国，尤其是五台山，佛教文化氛围很浓厚。因此，翻译时，一些宗教人物和术语就不能被外国人所理解。例如:五台山历史悠久，传为文殊菩萨化显之地。从例子来看，外国游客会对文殊菩萨很迷惑。因此，译者必须添加一些宗教信息。
2.审美差异
审美差异是中国人和西方人之间在认知感方面的差异。在中国旅游文本中，作者习惯用四字结构或优美的词语来描述旅游景点。如:五院进落，殿堂楼阁，雕刻精致，规模宏伟，建筑瑰丽。在例子中，中文使用了四字结构，这非常富有诗意。然而在翻译时，应该用英语表达习惯和外国人的审美习惯进行翻译。
3.文化缺省
在翻译词语时，我们会在另一种文化中找不到对应的表达。如佛教僧侣去五台山朝圣，其中“上香”是中国一个非常独特的活动。然而译者怎么翻译“上香”？这样的现象我们通常叫做文化缺省或词汇空缺。
4.思维方式差异
思维方式或思维模式，通常是指一个人在思考事情时自然而然的一个思维过程。西方的思维模式是相对简单。他们用直接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们不喜欢拐弯抹角。然而，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更为复杂。他们通常不是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是很含蓄。因此，译者应在保持原文内容的基础上用西方的思维方式进行思考。
三、翻译策略
（一）直译
直译，是指按照源文本中的文化负载词，翻译其词语的基本意思，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使用目标语传播源文化。例如:现在五台山存有泥塑、木雕、石刻、金属铸像、脱纱、烧瓷、刺绣、绘画等诸多种类的造像艺术品。上面的例子可以直接翻译词语。但是直译并不意味着逐字逐句地翻译，这无疑是“死译”。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运用直译以生动地传达文化内涵。
（二）增译
增译是指在准确理解旅游翻译原文的基础上增加必要的词汇，译者需要在历史故事和人物的翻译中添加必要的词汇或信息。例如:（罗睺寺）清康熙年间，改黄庙。在这个例子中，外国游客会不理解“罗睺寺”和“清康熙”，因此有必要在括号中添加信息，使外国人能够有效地了解中国佛教文化。
（三）类比旅游翻译
文本中的类比，是指将源语言的信息与目标语的信息联系起来。通过采用类比，旅游文本的内容能够弥合中国人和外国游客的文化差距，引起外国游客的共鸣。例如:五台山文殊信仰的确立和推广使五台山在唐代中叶就成了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首。该示例将唐朝与希腊荷马时期联系起来。对外国人而言，了解这一时期轻而易举，并且吸引他们可以继续了解中国文化。
（四）音译与意译
音译是指用汉语拼音翻译旅游景点名称，但拼音不能传达给外国游客文化内涵。同时，它也不能达到有效沟通的目标。意译是一种通常根据意思表达原文的意义和精神。例如:望海峰、翠岩峰、挂月峰、佛光寺、塔院寺、罗睺寺、叶斗峰等。他们都用音译和意译结合的方式，这样才能让游客了解其内容。
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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