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12 16:0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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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调查报告是由106名博士，在集中两个月左右的时间，调研上万农产的基础上精心撰写而成的，调研方向包括农村基层政权、减负增收、医疗教育文化、退耕还林和打工者权益等近10个热点问题。”5月12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管学院常务副院长侯军岐在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透露，“这份报告除公开出版外，还将呈送高层决策者。”
侯军岐已为这本即将出版的调查报告起子一个名字：《博士十策》。“我们的博士通过与农民和基层官员面对面的交流，搜集到了许多第一手的资料，希望能为党和政府的决策建言献策，为实现社会和谐贡献力量。”
在此之前，有农业经济管理、农业技术经济与项目管理、园艺等专业学科的 106名博士，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派往陕西的农村。这个被校方称为“百名博士访三农”的活动，被博士们形象地称为“上山下乡”。
农民不是不愿意讲真话
谈到这次“博士访三农”活动的起因时，侯军岐说，“目前解决‘三农问题’，缺少的不是理念和方法，而是第一手的基层情况。解决‘三农问题’如同病人看病；病把握不准，再好的‘药方子’也没用。”
2月21日，筹备了半年之久的“百名博士访三农”活动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启动，首批30名博士奔赴陕西的宝鸡、汉中、商洛和安康。
“以前关于三农问题只是一个观念，只是一个概念，这次下去之后，感觉到了责任。”在读博士王秀娟深有感触地告诉《望东方周刊》，“虽然去之前早有心理准备，但下去之后发现，一些农村的贫困现状还是让人触目惊心。”
2月23日是农历的元宵节，王秀娟把带去的元宵和走访的村民一起煮着吃，“有一个男村民，吃着吃着眼泪就掉在碗里了，说他一辈子还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听得我们心里特别沉重，也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博士们和村民同吃同住。“我住在村长家，村长家的条件还是比较好的，但没有多余的被子，我和村长媳妇盖一床被子。”王秀娟说。
陕西省柞水县瓦房口乡党委书记万维勤对这次“博士访三农”活动“感到非常惊喜”，“现在―些上级领导来农村视察情况，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农村有好多地方是需要步行才能到达的，但有几个领导能深入到这些地方去呢?顶多是车能开到哪儿就调研到哪里，会导致调研不够真实和全面。”
一个让万维勤感受深刻的事情是，“现在好多希望小学的选址都是在车能开到的地方，而真正在最贫困最需要帮助的深山里，希望小学却没有几个。”
“好多人有顾虑，担心我们的调查不会得到农民的配合。这是毫无道理的，农民是不敢向他的县官、乡官讲真话，而不是不愿意讲真话。”侯军岐说。
“这次活动对帮助政府解决‘三农问题’是一个有益的补充。”陕西省委政策研究室助理巡视员梦熊在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评价说。据了解，陕西省省长陈德铭对此次活动曾作出批示：这应该是一次十分有意义的调研活动，既可使政府从一个侧面了解行政工作的进展晴况和存在的不足，又可使博土们在实践中受到一次国情教育。
“这是一场求解‘三农’问题的民间实验。”华商报社执行总编辑孙晓冰认为。此次“百名博土访三农”活动由华商报社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共同策划，《华商报》对此次活动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
后税费时代的农村需求
“我们在调研途中，经常会被农民拦住，咨询一些问题，有好多农民还找到我们的住处问我们，问的有农作物的病虫害防治、种植前景等，农民对科技的需求还是非常大的。”博士生刘天军说。
让刘天军感到疑惑的是，每个县乡都设有农技站，但很多人什么也不懂，“我向农民发了100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98份，73份显示农产很需要科技人员，但没有科技人员下去为他们服务。”
商洛市新田地绿色食品有限公司经理李元在听说“百名博土访三农”的活动后，专门来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邀请博士生到他的企业去看一看：“我们的企业在运作过程中总感觉力不从心，想请博土从更高更深层次指导。”
李元毫不隐讳地说，当地政府每年都有好多科技下乡的活动，“但大多是刷刷标语，或者在大街上摆个桌子宣传一下，流于形式。”
对此，柞水县瓦房口乡党委书记万维勤解释说：“乡镇干部的素质比较差，知识层次老化，信息落后，科技人员缺少，这些差异直接限制了经济发展。”
李元向《望东方周刊》讲述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真事：“某县农业局的一位领导对农业一窍不通，有一年冬天下大雪，这位领导十万火急地给各乡镇领导打电话质问，‘下这么大的雪，把麦苗冻死怎么办?你们采取了哪些防护措施?”’
“农村现在非常需要科技人才，尤其是农业税减免之后，农村的发展有了更大的利润空间。但现在好多农民纷纷外出打工，把自己可以致富的土地放弃了，合本求末，因为从土地上他们得不到更多的收益。如何利用科技增收，这是目前解决农民收入的一个瓶颈。”
《望东方周刊》在2004年9月采访宁夏回族自治区撤销陶乐县建制一事时发现，这个总人口仅3．2万人的小县城，竟然有2300多人吃财政饭的，而在政府各部门严重超编的同时，却是各乡镇农业科技人员的严重缺编。
“综观中国农村历次变革，政策从基层来，从实践中来。”“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称，“所以后税费时代的中国农村需要更多的精英知识分子深入农村，与农民相结合，学习农民的创造力，发现农村的潜力，与农民协作，总结经验教训，寻找农业问题的综合解决之道。”
不过，侯军岐认为；“大学要成为农业科技推广的主体，我感觉难为了大学，大学的利益源在哪里?教师的利益源又在哪里?社会责任感要和利益对接起来。”据介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毕业学生只有不到30％到了农业岗位上，而真正专业对口的不到10％。
高教改革尝试
在读博土生王秀娟目前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管学院经济系副主任，1996年留校，主要教授课程为《农产品贸易》，“以前讲到农村时只是泛泛来说，现在就有具体的事例了，”
据《望东方周刊》了解，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百名博土访三农”活动开展的同时，中国农业大学也开展了“红色1 +1”科技行动，学校12个博土研究生党支部与北京市密云县12个村党支部共建， 100名博土生进村，1个党支部带动―个村庄，一名博士生帮扶1个农产。
“学校还从这些党员博土生中选聘6人到密云县挂职，分别任农委、科委等部门副处级干部。”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的秘书王海滨告诉《望东方周刊》。王目前挂职密云县任县长助理。
王海滨称，中国农业大学目前已有多名教授或在读博士生到地方挂职，如在云南红河州有1名副州长和6名副县长，在河南开封有1名副市长和6名副县长，“最近河北涿州市委又到学校联系，希望有人到当地挂职。”
一、我市的主要做法
我市是一个农业大市，现有农村人口90余万，分布了大量的田秀才、土专家，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以前由于政府引导力量不够，政策落实不到位，组织管理不规范，教育培训力度不大，严重制约了他们作用的发挥。近年来，我市领导高度重视，多方协调各涉农部门，理顺关系，出台优惠政策，为我市乡土人才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协调管理，形成合力。首先是把乡土人才开发管理列于我市“人才兴市”战略体系，成立市乡土人才开发管理领导小组，由市委党群副书记任组长，组织部长、科技副市长任副组长，组织部、人事局、科技局、乡企局、团市委、农业局、畜牧水产局等十几个部门领导为成员，对全市乡土人才工作实施统一领导，通过制定规划、完善政策，加强督促，努力探索乡土人才工作的新途径、新方法，通过大力总结推广典型经验，表彰先进单位和优秀乡土人才，为乡土人才的成长和发挥作用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各乡镇也根据市委精神，由乡镇党委书记牵头，建立了相应的领导机构。其次是构建乡土人才市、乡（镇）、村三级服务机构，加强组织管理。市级服务机构由市人事局负责，主要对拔尖乡土人才进行管理；乡(镇)级由科技副乡镇长负责，主要对在当地有一定影响的优秀乡土人才进行管理；村级由村支书负责，主要是对本村其他符合条件的乡土人才进行管理。三是建立乡土人才信息库，实行动态管理。市人事局对各乡镇呈报的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建档造册，输入微机，建立乡土人才库。截止目前，我市乡土人才库已登记1438人，其中民间医术能手195人，致富能手能手141人，雕刻绘画能手136人，能工巧匠178人，治跌打损伤能手74人，种养能手539人，电器维修能手93人，技术革新能手82人。四是组建专业协会，实行自我管理。以拔尖和优秀乡土人才为核心，把各类乡土人才有效组织起来，成立行业协会，通过定期开展活动，加强乡土人才相互之间的联系和交流，促进乡土人才自我管理机制的形成，使乡土人才由松散型向相对紧密型群体转变。
（二）政策扶持，人才支撑，技术支持，优化环境。首先是政策上给与倾斜。市组织部、人事局、科技局、乡企局、团市委等部门先后颁发了文件，明确要求各部门应转变观念，把乡土人才看作特殊的人才群体，加以培养，并为他们的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合理情况下，解决他们的政治待遇，吸收他们入党，一部分优秀的乡土人才转干后已担任了领导职务。其次是提供人才支持。一方面我们为34个乡镇（街道办事处）配备了科技副乡镇长（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另一方面是通过公开招考、选拔、上级组织选调等方式，吸引大中专院校优秀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充实我市基层人才队伍。20*年来，我市公开招考录用乡镇干部50余名，从机关选派到乡镇任职或挂职的32人，选拔到乡镇的优秀大学生7名，选调生6人。三是提供技术支持。市各涉农部门大多能根据本部门的职能，为乡土人才提供技术支持，如市农业局经常给马水、哲桥、夏塘、龙塘等粮油、制种基地送优良种子、科普杂志、《*病害预报》，市畜牧水产局经常给养殖大户讲解防瘟防病知识，市烟草办经常请省、市专家为烤烟种植户讲解病理知识。四是提供资金援助。乡土人才力量少、底子薄，启动资金不足，严重制约了他们的发展。为此我市通过集资、捐款等方式向他们提供资金援助，并与多家银行协调，争取贷款优惠政策。仅去年一年，我市各市直单位为乡土人才援助资金、物品价值共256.68万元。
（三）立足实际，加强培训，提高素质，贮备人才。我市对乡土人才的培训主要是做到了“三实”，实际、实效、实用。
一是讲实际。我市对乡土人才的培训能立足于把致富能手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村干部，把村干部培养成致富带头人。一方面是注重加大投入，创新培养模式，创建了“党校+农校”的基地培训模式。近年来，我市先后整合资金1000多万元，建立了农村党员干部科技知识示范基地6处，组织农村党员干部和农民分期分批地到基地观摩、培训50000人次，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仅去年一年，全市掌握2门以上致富技术和拥有“绿色”证书的党员和群众分别达到了5400人和2900人。另一方面又注重盘活现有资源，把乡土人才培训与我市的党员远程教育和市农业局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阳光培训”工程相结合。自开展远程教育工作以来，我市先后投资300多万，在全市建立了445个远程教育站，举办了农村党员培训班120余期，培训党员群众8000余人。市农业局也能跟据我市实际情况，制定了科学的培训计划，20*年来，“阳光培训”工程共培训农村富余劳动力3万余人次。
二是讲实效。我市的乡土人才培训不走过场，培训内容不空洞，培训方式因人而异，讲求实效。首先是后备人才培养上追求打基础。对于后备人才，我市的培训方针是宽入口、严出口，高标准、严要求，只要是思想上进，完成义务教育的青年都可以报名参加培训，并邀请省、市专家集中授课。对于学习不认真，掌握知识不扎实的学员，不与结业，不发放“绿色”证书，不纳入后备人才管理。其次是重点对象重点培养。把拥有“绿色”证书的种田能手，乡镇企业、股份制企业、私企、民营科技服务业中的技术和管理人员，各类科技推广示范户、专业户中的一些先进生产者，种、养业能手，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做出突出贡献的村组干部，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的回乡知识青年，具有一定专长和知识面的退伍军人等七种对象纳入重点培养对象。第三致富能手特殊培养。对于那些有一技之长，在地方影响力大的乡土人才，纳入特殊培养对象，邀请省市专家与他们结成“一帮一”帮扶对子，扶助他们发展，对于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引导、鼓励他们到大中专院校、职业技校继续深造。
三是讲实用。培训具有针对性，能从各乡镇、各部门的实际情况出发，有什么优势就选拔管理什么人才，有什么需要就培训什么样的人才，能做到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讲求实用。如全市28％的畜牧养殖类乡土人才主要集中在畜牧业较发达的哲桥、永济等乡镇，37％的种植类人才主要分布在马水、夏塘、竹市、龙塘等粮油、制种生产基地，而23％的技术革新能手主要分布在市经济开发区、灶市街道办事处、蔡子池街道办事处等乡镇企业发达的乡镇（办事处），36%的能工巧匠则分布在大义、南阳、黄市等楠竹生产基地，42%的雕刻绘画能手分布在黄市、导子等大理石出产乡镇。由于这些乡土人才既产生于当地的优势行业，又都是该行业的技术尖子人才，同时又服务于该行业，因此，这些乡土人才的生命力和活力都比较强。
二、我市乡土人才开发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存在的问题。乡土人才的总量偏少，层次不高。*市是个农业大市，有农村入口近90万，从调查统计情况来看，每百名农村人口中乡土人才不足1名。且多数乡土人才所从事的都是附加值低的种养业，在种养户中又以传统的养猪、种稻为主，科技含量低。能带头致富又能带领群众致富的“双带”能人不多，尤其是像沙明乡竹制产品加工领头人朱清成，能树起一个品牌、带动一方产业、致富一方百姓的拔尖乡土人才更是缺乏。
乡土人才的教育培养缺乏针对性。近几年来，尽管我市加大了对乡土人才的培育力度，但由于乡土人才从事行业较多、综合素质和年龄差别较大，致使培训专业的设置难以适应乡土人才的需要，大多停留在对种植、养殖等大众化项目的培训和基础性科技知识普及上，培训工作往往事倍功半，效果不够明显。
乡土人才的资源优势发挥不充分。基本上处于一种土生土长的状况，示范效应不明显。这其中既有乡土人才本身思想上的认识问题，如只致力于自家的发展、对农业的规模效益认识不足等，也有当地党委政府组织机构不健全、管理水平跟不上、开发力度不够大、教育培训方式不够多有关。
刚才工作都部署完了，现场都看了。那么，如果要我讲话，我想讲一句话，就是加快农村城市化是厦门新一轮跨越式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这句话的意思，一个是指厦门新一轮跨越式发展中，农村城市化是应有之义，是回避不了的，是必由之路；另外一点是大家不要把新一轮发展与农村隔裂开，更不要把农村城市化当作一个包袱，一定要把它当作看作我们本身所具有的一项重要任务。新一轮跨越式发展是市里定下的任务，是"十一五"的核心任务、核心目标，这个跨越应该包括农村向城市跨越，它本身的任务就在这里。现在我们研究很多工作、讨论很多问题中有个二元习惯思维，经常把工业、城市发展和农村分离。实际上，工业、城市发展和农村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是绕不开、躲不过的一件事情，必须把它处理好。这主要从三个方面看：
第一，从厦门工业化的角度来看。立峰书记来厦门主持工作以后，再次特别明确了市委、市政府以工业为主、大力开发工业一贯的思想，这个思路无疑是正确的，就当前来说是重要的选择。在岛内发展工业是不可能了，就向岛外发展；不是岛外什么地方都发展，像靠近海边、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要发展工业就必须有土地，必须有载体，要发展工业，没有空间是不可能的。岛外分担了岛内的压力，把工业向岛外转移，在转移的过程中，就有农民的问题。反过来，不能消极看这个问题，把它当成甩包袱的过程，那是不客观的、不现实的。为什么？举个例子，最近岛内有些工厂确实搬到岛外去了，我在调研工业区的时候，有几个企业跟我说他们要准备回来，原因是他们搬到岛外，没有配套，中午吃盒饭打电话从很远的地方送过来，还要涨价；岛内一些人搬到岛外去，中午回不了家，晚上坐车回来，去一小时回一小时，堵车时可能还要更长，外面工作孩子上学很多事情管不了，很多的人才就不愿呆。因此，如果岛外不搞城市化，岛外不配套，工业呆不住，人才留不住。如果岛外城市化发展起来了，工业才能发展，人才才能呆得住。
第二，从市里的定位来看。厦门要建设经济特区、区域性中心，要建设海峡西岸的龙头城市，提出要做大做强中心城市，这个城市就要对外辐射、对外扩张、对外服务，在整个闽南甚至更大的范围凸显一个中心城市，这就是厦门的发展战略，就像“珠三角”有深圳、广州，长三角有上海等等。只有整个地方发展了，才能隆起一个中心城市；只有中心城市发展了，才能辐射周边城市。厦门的任务就是在整个闽南甚至更大的范围隆起一个中心城市，这就是厦门的城市定位。在这个定位过程中，光靠厦门岛内显然是不够的，现在全市架设的通道由十条到三十多条，通道建成后岛内、岛外连成一体，真正发挥辐射作用的，将来还在岛外。海沧不仅要搞工业区，还要注意向龙海加强辐射；现在正在推进同安与安溪的道路的建设，为同安打开一条通道，加强同安对那一带的辐射；翔安正在加强对水头南安的辐射。最近香港来的客商，搞房地产，我们积极推荐到岛外投资。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思路是：岛内要提档次，岛外要扩规模，只有岛外规模扩大了，才能真正实现城市规模的扩大，岛内岛外呼应起来更好地发展。特别是马銮湾、同安湾的建设，其建设水平要超过岛内，现在整体规划，道路、公共配套措施都超过岛内；只有这样才能把厦门做起一个大城市，真正在祖国的东南方隆起一个中心城市。岛外任务任重道远，建设水平要看得更远，要建设得更有水平。厦门城市化不那么简单，我们要做大文章、大格局。
第三，从人民富裕来看。目前农民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城镇居民16400多元，农民只有6230元），相差大体上10000元。如果说“十一五”计划有难度的话，那就是农民增收；为什么“十五”计划不敢说全面完成，那就是因为当时说的农民收入翻两番没有实现，农民与城市居民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大。要解决农民的富裕的问题，从总体上来说，唯一的办法就是减少农民数量，让更多的农民转为市民，从这个角度来讲，要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除了收入差别外，在生活质量、公共服务水平、对居民的社会保险，包括公共教育、文化消费等，细算起来，实际上农民与城市居民的差距还要更大。所以加快推进农村城市化应该是厦门“十一五”的核心任务，是新一轮跨越式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我考虑到五件事情必须把它提到议事日程上，要统一认识，抓好落实。
一、要把符合条件的地方直接建成新城区。哪些地方直接建成新城区？岛内全部，岛外城镇周边、工业区周边、公路主干道周边以及拆迁移民的地方。有三层意思，一是不要过渡，不要拆来拆去。比如海沧，有农民讲他们因为被征地而搬迁三次了，实际上是当时我们规划没有那么远、对农民的事情没有想得那么清楚，造成了多次搬迁，对农民造成了不稳定。另一方面我们也付出了很高的成本，搬迁一次比一次代价高。事情应该有个轻重缓急，那些老有山体滑坡的，直接规划到小区里，一劳永逸，加快城市化进程，千万不要原地恢复，也不要移几米再修理。二是一个自然村或几个自然村搞成小区。我的意见是应该把几个村，尽量多几个村集中在一起。要尽可能把小区规划、建设得更大一些，能够把更多的村庄集中在一起，将来道路、学校、店面、宽带等配套设施也可以相应集中，降低管理成本。把小区规划、建设得更大一些，哪怕小区一次建不成，就搞一期、二期、三期工程。三是要早规划，早控制，将来社区的规划把图画出来，让农民提前几年早知道，周围的环境怎样，将来农民搬迁起来心里才会踏实，才会更好配合我们的工作。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农民的物质要求解决清楚了，思想意识、思想观念就很容易转弯了。不要走弯路，不要搞二次搬迁，符合条件的地方直接建成新城区，我们看到的第一个试点洪山柄，就是一次搞定。大家要有一个早期规划、早期考虑，要直接建成社区，不要走弯路，如果一次搞不好的，可分期完成，但是也要一次规划完成。
二、要加大力度实现城市化配套。必须把服务新城区的配套，必须把服务城市化的配套作为城市建设重点。如塔埔那条道路不把它修好，污水、学校等不给它配套，农贸市场和外口公寓租给了别人，房子就租不了什么价钱。路一修好，汽车可以开进去，一平方一年就多得几百元，那几万平方的房子，农民就多得几百万元甚至几千万元。我们不给农民配套，那么就提高不了价值。学校、路灯、文体活动场所、公共服务、就业培训、通信等等都要考虑配套，要考核人居环境指数、绿化率等多项指标，与市区同等待遇。希望各个部门特别是建设局和财政局要加强配套设施建设，农村城市化水平才会更高，农民才会更容易接受政策，更容易迅速转变成为市民，生活水平能逐渐与市区接近。岛外在城市化配套建设要考虑周边的配套，农民的利益才能更好地体现，直到让农民得到实惠。根本问题还是农民生活的市民化，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农民才能长治久安。以后我们每年考虑计划安排，发改委在考虑项目安排、财政局在制定资金计划的时候，都要统筹考虑农村城市化的配套。
三、关键要抓好资产股份化。农村城市化的“四化”中，关键的是农村资产股份化，这是难点，也是工作的核心。今天云峰区长介绍思明区的经验，学习其经验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研究资产股份化这件事情，它不是市、区教你怎么做，你就能做得好的。要结合实际，因为各个村千差万别，各个村的观念、资金，人们的接受程度差别也很大，股份化问题是很难的问题。但如果说有什么规律，有什么根本的话，那就是公开、公正、公平。如果不那么做，农民便不接受。提出的方案，算出来的账，农民眼睛要看得明白，心里要乐于接受，这点非常重要。以前村民上访较多，现在村民上访是少了，上访问题大多都是村或者小组分配不公。所以，资金分配上，要清清楚楚，这是躲不过的。资产股份化难与不难的转折点就在于要“三公”，农民觉得你没有私心，分得清清楚楚，让农民持股份、分红、买社保这些是公开的。分配要有一套机制，民主表决，农民不嫌少，就怕不公。资产股份化是农村城市化的难点，关键还是坚持“三公”。
四、重点是农民就业问题。农民就业了，他们的心里就安稳了，把心思转移到职业上去，就会为生活去奔波，为富裕去忙碌，这个时候就好引导。这几年坚持举办专场招聘会，企业拿出一部分岗位，对企业给予农民就业的给予优惠政策，对农民的免费培训、农民子女的进技校培训、再就业，不再产生新的农民。政府提供公益性岗位，给特别困难的农民，像护林员、市场管理员、交通协管员、卫生保洁员、垃圾转运员等等，用种种方式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将来劳动力岗位是有竞争力的，首先要把自己的农村劳动力解决好，如果就业不解决好，将来可能会变成包袱，对于城市社会也是财富的极大浪费，农村劳动力是新的生产力的生力军，过去是与土地结合，现在与商业结合。厦门目前的劳动力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外来人员比厦门本地多，所以要千方百计地解决本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市委、市政府的很多政策措施，如“金包银”，实际是引导农民从事第三产业，要按照原定的政策，组织更多的就业岗位，将来工业区的保洁、工业垃圾处理，最好让村民自发形成社区管理公司、垃圾保洁公司，村村联合起来成立几个公司，创造劳动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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