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11 22:15:47
导语：在信息技术产业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1 引言
信息技术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其产值增长速度远大于整体工业的增长速度。2006年的美国国际数据公司(IDC)《软件及IT服务业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的研究报告指出，信息技术行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着眼于信息技术产业上市公司的效率评价问题，同时，运用有关财务指标分析信息技术企业技术效率差距与财务指标间的关系。
目前，对上市公司的绩效评价，传统的方法都是通过股价变动，或者是通过一系列指标体系来评价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指标评价法逐渐完善，许多学者开始探讨运用综合的指标体系来考察上市公司的绩效。国内部分学者已经将数据包络分析法用于上市公司效率研究，胡洪力通过数据包络分析对中国客车类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进行评估；并有学者运用DEA模型对农业、银行业等做了效率分析。
本文运用的数据包络(DEA)分析是以相对效率概念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一种效率评价方法，这种方法是使用数学规划模型比较决策单元之间的相对效率，对决策单元做出评价。数据包络分析与财务指标结合分析是一种不常用的方法，这两种方法都是用来评价企业绩效的，本文判断两种方法在评价企业绩效中的相关性。
2 我国信息技术产业上市公司效率分析
2.1 信息技术产业上市公司效率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了47家信息技术产业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作为产出指标，主营业务成本以及期间费用作为投入指标(期间费用由营业费用、管理费用以及财务费用3项构成，是3项加和)，后面财务指标计算中的数据是依据不同财务指标的计算公式所得。
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来源于金融界网站中企业公布的基本财务数据，文章选取了2001年到2005年5年的企业数据进行分析。
在运用投入主导的规模报酬可变模型对上市公司的投入、产出指标进行运算之后，我们得出的基本结果见表1、表2、表3(这里给出的是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大于0.95、小于0.80的股票的效率值：并给出了规模效率大于0.99、小于0.90的股票的规模效率值)。
从2001年到2005年，整个信息技术产业上市公司的效率平均值为0.8762，纯技术效率的平均值为0.9056，规模效率的平均值为0.9666。数据所体现出来的效率值分布都很均匀，数值也比较高，这说明，信息技术产业上市公司的效率差距比较小：规模效率的值也很大，5年平均值在0.99以上的上市公司有22家，约占47％。
47家信息技术产业上市公司的技术效率值中，从2001年到2005年，效率值为1的企业在2001年、2004年、2005年这三年有5家，其余两年有4家，占9.81％左右；这些企业可以视作技术有效率，处在生产前沿线上；效率值大于0.8小于1的企业数量最多，2001年处于该范围的企业数为36家，2002年有34家，2003年有37家，2004年为36家，2005年为34家。5年技术效率的平均值大于0.95的企业有10家，约占21％；5年平均值小于0.8的企业有8家，约占17％。
2001年，纯技术效率值为1的上市公司有12家，小于1大于0.8的上市公司的数量为30家；2002年纯技术效率值为1的企业有12家，介于0.8与1之间的企业有30家；2003年纯技术效率值为1的企业有10家，在0.8到1之间的企业的数量仍然是30家；2004年，效率值为1的企业有8家，比前面有所下降，介于0.8与1之间的企业数量为34家：2005年，纯技术效率值为1的企业有12家，在0.8到1之间的企业数为30家。5年纯技术效率平均值大于0.95的企业有13家，约占28％；平均值小于0.8的企业有6家，约占13％。
2001年，规模效率值为1的上市公司有17家，小于1大于0.9的上市公司有27家，0.9以下的公司有3家；2002年，规模效率值为1的上市公司为10家，小于1大于0.9的上市公司为34家，0.9以下的有4家；2003年，规模效率值为1的上市公司有7家，介于0.9和1之间的企业有38家，0.9以下的上市公司有2家；2004年，规模效率值为1的企业有7家，小于1大于0.9的企业有37家，0.9以下的企业有2家；2005年，规模效率值为1的企业有7家，介于1和0.9之间的企业有34家，其余的有6家。5年规模效率的平均值大于0.99的上市公司有22家，占47％；平均值小于0.9的上市公司只有3家，仅占6％。
2.2 效率分析与财务指标分析的相关性
效率计算结果中，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都大于0.95的股票有：方正科技、G中广通、亿阳信通、G天成、G亨通、国电南瑞、航天信息、中国联通、华盛天成；G用友的技术效率值连续5年均为1；两个效率都低于0.8的股票有：青鸟华光、G华电脑、上海邮通、G飞乐、南京熊猫、新太科技。
我们将运用这些企业的财务指标来分析，看技术效率是否和财务指标有关。
2.2.1 主营成本比例与效率的分析
从表4中可以看出：效率值最高的G用友，其主营成本比例明显低于其它股票，G用友5年主营成本比例的平均值仅为0.0812，其余没有任何一只股票的主营成本比例可以达到该水平。但是，两个技术效率均高于0.95的股票与均低于0.8的股票，两组别的主营成本比例却并没有明显差别。青鸟华光技术效率与纯技术效率都很低，技术效率的5年平均值为0.6546，纯技术效率的5年平均值为0.6626，其主营成本比例5年平均值为0.5420，而技术效率高的组别中，大多股票的主营成本比例远高于这个值。方正科技技术效率5年平均值为0.959 8，纯技术效率5年全为1，而主营成本比例5年平均值0.9136，高于上面所列的所有股票。2002年其技术效率值为5年最低值，而主营成本比例也为最低值。
因此，可以看出，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与反映经营效率的主营成本比例的变化关系没有确定趋势，除了G用友的主营业务成本明显低于其它股票之外，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与主营成本比例几乎没有联系。
2.2.2 经营毛利率与效率的分析
从表5中可以看出，除了个别股票，技术效率高组别的股票经营毛利率普遍高于技术效率低组别的股票。
GN友的经营毛利率最高，为0.8969，远远高于其余股票。方正科技比较反常，经营毛利率为所列股票中最低，而其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却都很高；青鸟华光的经营毛利率反而很高，5年平均值为0.4482，而且经营毛利率的变化与技术效率的变化不相对应。
就组别而言，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高的一组，其经营毛利率的平均值为0.4243，而下面一组的经营毛利率平均值为0.2023，两组经营毛利率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可以看出：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高的一组股票经营毛利率普遍高于效率低的一组股票。
3 研究结论
通过分析信息技术产业上市公司的技术效率、
原始数据来源于金融界网站中个股资料所公布的基本财务数据纯技术效率以及规模效率，可以得出结论，信息技术产业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都比较高，由于通过投入主导的可变规模的数据包络模型分析的效率是相对量，因此，同时说明信息技术产业上市公司内部差距比较小。
关键词：国际关联；技术学习；技术能力
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发展中国家通过外资引进技术与真正意义上的本土技术发展之间存在着距离，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发展虽然能够从对外合作的技术学习中获得支持，但是技术发展最终的目的体现于技术能力的获得，而不一定是仅仅以生产率的提高作为唯一的体现。本文从中国利用外资过程中主要关联模式下的技术发展活动探索在产业全球化进程下跨国公司投资对东道国技术能力的效应以及中国相关的技术战略。
1 国际生产网络下的中国信息技术产业
目前我国信息技术产业推进国际关联主要采取的模式是OEM(原厂设备制造)方式，OEM方式可以看成是一种企业之间的联盟形式，主要做法是供应商企业按照购买方的特定要求制造出成品，在购买方的品牌下在市场上出售。OEM购买方在设计、包装、造型和质量上影响制造方。同时，购买方干预供应商在设备、制造系统，以及质量控制系统上的水平，并给制造方提供建议，在许多OEM业务中，购买方对供应方企业的雇员进行培训，帮助他们使用以及维护设备，以及协助提高供应商有关的技能。OEM目前是我国本土企业与外国跨国公司在生产合作上越来越普遍的方式。虽然OEM方式在本质上还是一种双方就产品加工范畴内的合同关系，但是在目前我国的技术能力水平下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就该方式下产品购买方和供应方之间的技术关联而言，由于双方企业都有动机来保证OEM产品的质量，这意味着在许多情况下，购买方企业认识到提高供应方技术能力的必要性，在双方签定了协议之后，外国跨国公司(OEM的购买方)的工程师通常会驻在供应商企业中，推动技术转移以及必要的能力建设。因此，这个合作方式对OEM的提供方，即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技术学习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一般而言，在寻找新的供应方过程中有很高的交易成本，所以购买方一般不会在短时间内更换供应方，双方的合同关系一般能够维持得比较长。OEM对外国跨国公司的好处是能够使跨国公司找到低成本的生产者，同时也保持他们的技术优势。
对于信息技术产品而言，由于在价值链各个环节涉及的技术要求上巨大的差异性，以及产品自身鲜明的可拆分性和延展性，OEM方式作为与国外企业生产性关联(主要供应链关联)的初级阶段，随着产品供应企业技术能力的提升供求双方的合作将沿着ODM(Of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原始设计制造方)和OBM(OriRinal Brand Manufacturer，原始品牌制造方)方式攀升，供应方占据更高的价值链环节并实现更大的利润空间。这个过程与企业的技术能力之间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市场活动的发展阶段与技术发展的阶段是密切相关的(见表1)。
1．1 OEM方式在我国的发展及其效应
目前，我国信息技术企业的对外合作模式主要表现为给大型跨国公司进行OEM生产，这个模式除了受跨国公司的战略影响外，自身的市场活动的水平也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中国的信息产业发展阶段在技术创新上处于较低的水平，同时也表现为薄弱的国际市场活动能力。在这个情况下，企业强大的生产能力并不一定导致出口的成功，随着该产业日益竞争的激烈以及晶牌形象重要性的提升，劳动力成本上的优势并不十分重要，在缺乏知名品牌的前提下，市场分销和开拓仍然是依赖于跨国公司。
由于OEM方式在目前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出口加工区内的中小型企业中广泛发展，已经呈现产品生产能力过剩的趋势，但集中在技术含量较低的产品上，对一些技术要求较高的关键元件仍大量依赖进口。我国能够完全自主生产的通讯类产品门类包括程控交换机、电话机，这些产品都已经进入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状况，而且，技术水平越低的产品，生产能力过程的问题就越严重，1998年，我国手机市场主要由诺基亚、摩托罗拉和爱立信等品牌占领，国产手机市场占有率和生产能力都非常有限，而在此后的几年里，手机的制造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国产品牌手机的市场占有率从开始时的不到5％上升到30％，但在国产手机企业中，绝大多数企业仍停留在散件组装和整机组装阶段，掌握手机应用层软件和射频模块设计技术的企业不多，移动通信设备元器件与零部件的配套能力比较低，核心芯片(包括基带芯片RF芯片)、LCD、RF器件主要依靠进口。
虽然在OEM的实行过程中，相关的技术培训和技术转移活动经常发生，但OEM方式并不是一个自动通往技术学习的一个渠道，它对于技术转移的实现需要企业自身的努力和政府的政策支持。
从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可以看到，东亚部分经济体是唯一成功地实现了依靠OEM和OBM方式推动出口能力提升的经济体，OEM和及其高级阶段OBM方式的安排在这些经济体中带来许多创新性的因素，成为当地的企业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优势的动态性源泉，虽然韩国已经走过了以OEM为起点借助跨国公司网络的平台发展自身技术能力的阶段，但目前的中国并不一定就将经历与韩国相同的过程。一些与中国开展OEM合作方式的日本企业认为中国企业的技术能力较低OEM方式对中国企业的技术能力的提升风险很大，因此日本企业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将自己的技术通过许可证来转移(Tho，Urata 1995：303)。OEM方式本身并不一定自动决定企业获得的技术能力的高低，有能力的学习者的努力会在OEM方式下得到进一步的强化。而对能力比较低的企业而言，OEM方式让他们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只能靠低工资来维持其竞争优势，企业所在的东道国必须维持这样的工资水平来保持直接投资的稳定的流人趋势。
1．2 外商与本土企业之间的技术关联与本地产业技术能力
目前我国外资政策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是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提高本土创新能力，采取的政策主要是鼓励高技术领域的外商直接投资，并以激励手段刺激跨国公司的创新性活动。
我国自1996年开始推出的对于外国企业设立这类中心的激励政策也促使了跨国公司本地R&D中心建设的快速发展。近年来，跨国公司建立本地R&D中心也成为跨国公司已全球战略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这类研究开发展中心大多是由具有一定知名度的跨国公司设立的，例如，英特尔投资的Intel中国研究中心，微软建立的微软中国研究院，到2002年年末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中心约有400余家，累计投入研发金额近30亿美元。
考虑到技术的保密性和技术在行业内的领先，跨国公司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更加愿意设立独立型的研究开发中心。独立型的研究开发中心占了国外企业在上海设立的研究开发中心的41％。这个状况
在电子设备和软件等领域尤其突出。
这类研究开发机构的功能导向存在着如下问题：一是大多集中在应用性研究和产品的开发，从事基础性研究的很少，即以D(Development)为主，以R(Research)为辅，在创新活动上属于“二次创新”范畴。目前的一些实例表明，大型跨国公司新近投资的R&D中心中，兼有创新性研发活动的中心也开始逐渐增加，但所占比例还比较低。二是与本地产业发展的联系相对较弱，由于独立的研究开发机构一般直属于跨国公司在上海的控股公司(非独立的研究开发机构一般被认为是企业的内部行为)，同时也是跨国公司全球R&D网络的一个节点，因此在发展战略上受制于跨国公司的整体战略，这对于研究开发活动中与本地的要素融合是不利的1。三是，在独资举办的研究开发中心的投资模式下，研究课题的设立和成果的应用范围都被纳入到跨国公司全球化战略下的技术发展和人力资源配置的政策框架下，与当地分支机构在跨国公司全球化价值链中的定位相一致。而且愈是技术领先的企业，愈是倾向于采取独资的形式，以便自主管理，保护知识产权。不少跨国公司开始采取直接并购当地企业已有的R&D中心的方式，加以改造，为已所用，这个过程中往往削弱原有研究中心创新性研究的功能，或者被迫根据新功能进行转型，导致现有资源因重组而引发的额外成本。
除了在当地建立研究开发中心外，跨国公司与本地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也构成了技术关联的一种模式。但是，在外商投资企业与大学及科研机构的合作开发过程中，跨国公司对合作的最终成果一般都提出了独享知识产权的要求。
2 国际化开放背景下我国的技术发展战略
对中国而言，现实的产业全球化发展趋势与中国加入WTO的现实使外国厂商进入我国市场的限制越来越少，在信息技术产业中，核心技术的“先人为主”特性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产业长期性的创新水平提高。这里存在着一个利用外资与技术战略的自主性关系的命题，两者之间不存在根本性矛盾。在制定政策过程中，需要将产业发展目标融合到利用外资政策中，协助工业部门的技术升级。合理的战略定位是在扩大外资研究机构的“二次创新”效应的同时加大本国自主性技术创新活动的力度，而后者的重点利用政府力量替代部分残缺的市场，通过各方面政策及其相互协调，给技术创新以整体性的推动，探索技术创新的后发展道路。
对中国而言，除了以培育风险资本为目标的制度创新外，需要国家在以教育和科研资源储备为核心的关键要素上发挥积极作用，提高信息技术产业的核心竞争力。韩国曾经是20世纪70、80年代整个亚洲地区OEM生产规模最大、最集中的国家，通过多年的OEM方式的实践，成功地实现了从技术学习阶段上升为技术能力的发展，其中很重要的经验就是政府有效的干预手段。韩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政策(见表2)有效地刺激了企业提高技术能力的努力，同时对全社会形成一批高质量的人才发挥了有效的作用，这些因素都贡献于本国企业OEM的国际化生产活动中的技术能力建设，使韩国成功地以OEM生产为基础推进了本国制造业的竞争力。
借鉴韩国的经验，我国今后的技术政策应重点关注以下三方面领域：
一是加强基础性的科学研究和共性技术的研究推动创新能力的培育。除了现有的针对企业创新活动的鼓励措施以外，需要在政府相关部门介入下关注和重视基础性的研究，它作为WTO规则下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The WTO Agreement on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简称ASCM)中被允许的国家对技术发展的资金支持行为，可以避免补贴活动中的争议。根据因此，我们对技术创新的财政金融资助需要更多地放在支持产业研究和前竞争开发活动阶段的R&D，把基础技术和共性技术的研究作为今后我国科技补贴的重要对象。由于这个研究领域针对的技术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所获得的收益在短期内不大，但是它们可以积累起来产生很大的长期效益，能够像其他公共基础设施一样，使整个产业甚至整个国家受益，由于短期内的投资回报很少，企业一般不愿意投资，客观上要求政府和其他公共机构进行投资活动。这一投资行为在发达国家也是非常普遍的，尤其是欧洲国家，这个措施已经成为政府公共政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国需要把技术政策和产业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把技术培训、咨询、测试服务等方面的扶持转移到基础技术的研究范围内，避免与对我们构成约束的WTO规则相违背。
二是提高公共科技水平与加强政府采购支持战略性产业。信息技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产业，一方面需要国家扩大研发投入，提高公共科技水平。公共科技水平的提高对于缩短技术开发周期，提高研究机构进行技术转让的积极性有重要作用。高水平的公共科技水平能够转让时要价太高，让企业无法接受。另一方面大力发展政府采购作为引导投资规模和方向的重要政策工具。政府采购可以有效地降低创新企业进入市场的风险，现实中这个方式尤其对本地企业的创新有一定促进作用。政府采购实施的对象应放在处于产品开发早期或未成熟阶段的产品，采购的策略包括预付定购金、以略高于成分和进口货的价格购买等，当然，这类采购要有严格的标准，并坚持平等、公开的原则。
三是重视自主技术标准的发展，提高产业安全。技术标准的掌握在我国未来该领域中的技术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其目标是在现有的国际技术标准中寻求中国的位置，尽快摆脱一直扮演的“快速跟踪者”角色，挑战占主导地位体系标准。中国开发自主技术标准是应对信息技术产业国际竞争不断升级的一个积极的对策，是提高在该产业国际分工利益分配中地位的一个重要途径。我国在这方面存在两方面有利条件，一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市场，为这样一个潜在容量巨大的市场设立一套标准无疑是有可行性的；二是中国具备独特的语言，构成一个天然的优势，我国可以在汉语特有的平台上在包括信息技术、通讯及生物技术等领域里开发相关的技术标准，并利用广大市场来加速推广的进程，从国内企业扩大到希望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公司，这无疑将成为我国改变在这些新兴产业上的利益分配格局的一个契机。
目前，在电脑和通讯产品领域，我国制定标准的一些事例已经受到广泛关注，包括：自行研制的电脑微处理器(“龙芯”)；自主的DVD换代标准EVD(增强型多媒体盘片系统)标准；自己开发的新的数码音频标准AVS(数字音视频编解码技术标准)取代MPEG(活动图象专家组)；自己开发用于数字设备交流信息设备资源共享协同服务标准(IGRS)；新一代的互联网协议第6版(IPV6)。2003年底，我国信息产业部颁布了自己制定的WAPI无线局域网标准以来，引起了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的强烈关注，这个事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技术标准对技术和经济竞争主导权的重大意义。
3 结 论
对中国的本土企业而言，真正意义上的技术发展不仅仅包括从“免费获得的国际平台”那里被动地获得外国的技术蓝图，为了使能够实现可持续的技术发展，他们必须在根本上改变国内能力。需要通过外资政策和国内技术产业政策的配合，在扩大外资研究机构的“二次创新”效应的同时加大本国自主性技术创新活动的力度，重点利用政府力量替代部分残缺的市场，通过各方面政策及其相互协调，给技术创新以整体性的推动，探索技术创新的后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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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IT 产业技术 创新能力 评价
一、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指标
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指标可大概分为定性指标以及定量指标两类。
定量指标包括R&D投入量、专利统计量、新产品有关指标量、开发研究人员投入以及开发经费投入。
首先，R&D的投入强度直接影响创新技术能力。由于技术创新也是建立在企业原有资本基础之上的，所以对于技术创新的实际投入难以单独的计算，R&D则不同，其投入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为后期的统计分析提供了准确的依据，所以R&D是反应技术创新评价的重要因素，同时经过对我国R&D投入量和销售额之间的对比，能够证实R&D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联性。
其次，当技术创新进入中后段的时候，R&D就难以反应出技术创新的效益，于是变产生了一种新的评价指标，即专利统计量，并且在世界范围内被重视，其依据专利的技术构成以及购买、申请的归类统计分析，能够得出企业相互间技术创新联系的评价结果，主要是因为专利具有较强的指向性，集中体现了企业的技术创新，当企业申请的专利越到，说明其技术创新的投入和水平都较高。
再次，新产品有关指标量，这项指标主要针对已经产出的产品评价，有关指标量是指新产品的收益、开发周期、技术水平、技术转让收益等等，当中开发周期以及收益是比较能够反映技术创新的质量和效率。指标量的大小的差异是因为技术创新中的差异。总的来说新产品有关指标量是一个较为有效的评价指标，具有可比性、实用性、规范性，但是由于是对最终产出产品的评价，无法对过程中的其他创新方式进行评价。
然后，开发人员的投入包括人员的数量以及能力，根据分析，人员投入比重与产品产值率有0.81的相关系数，由此可以得知，技术创新依靠人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必须适当的增加高素质人员的投入，尤其是新产品后期的销售人员投入。
最后，技术开发经费的投入和新产品的相关系数为0.8，同样为重要的评价指标。
定性指标主要包括企业整体的技术水平以及国家对技术创新的帮扶政策。企业整体技术创新是对原有产业结构的创新，技术创新的基础包括企业内部管理以及物化技术，这两点直接作用于企业创新的全过程。基础扎实会减少R&D的投入，并且能够完全理由新增的资源发展技术创新，促进企业尽快的转型为技术创新模式，而管理是技术创新的基础，是保证技术创新成功的基础。国家政策对于企业技术创新有很大的影响，主要因为：第一，企业技术创新受到外部环境的较大影响，而技术创新的结果往往也是服务于社会的，因此需要政策扶持使得社会环境更有利于技术创新；第二，政府能够改善企业之间因为创新引起的竞争困境；第三，政策能对新兴技术产业产生刺激作用；第四，政策能偶平衡技术创新的动、能力创新。
二、中国IT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
首先，R&D投入量以及人员投入量方面。随着我国对于信息技术产业的重视，已经树立了正确的发展理念，即利用高新技术产业优化整个产业机构，拉动整个产业的发展，所以R&D投入量较大，但是与外国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还较为落后。根据国际要求，R&D投入资金占销售收入的3%以下将难以生存，在5%以上才可以保持发展状态，因此我国IT产业必须要增强R&D的投入力度，将开发研究经费落到实处。
其次，我国当前R&D人员投入量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并且IT行业开发人员占有较大的比重，这说明我国IT产业的技术创新人员相比其他行业数量更多，而工程技术人员的数量少，但仅是与国内其它产业相比，而相比国外还存在较大差距。
再次，新产品产值率通过产品的创新能力以及新产品产值所占的比重等方面来反映创新情况。我国当前的IT产业创新能力明显高于其他行业的平均创新水平。
然后，我国IT产业的专利授权量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体现在我国IT企业的自主开发能力不足，同时技术创新的力度不够，因此一方面必须树立IT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另一方面还需加大开发力度。
最后，随着我国IT产业的不断发展，我国IT产品在国际中的竞争力也得到了提升，并且不断缩小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而在IT产业增加值所占总产业值的比重还是较低，比重增加的进程缓慢，但是从长远来开还是存在较大的发展潜力，只要坚持进行产业技术创新，便可以使这部分潜力得以发挥。
我国当前已经建立了大概的技术创新体制，技术创新能力有了较大提升。但是从局部来看，企业并没有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尤其是国有企业在创新的积极性不足，大多企业还没有从生产型企业转为创新型企业。由融资角度来看，风险投资薄弱，同时投资的约束、监督、考核以及效率都存在缺陷。对企业调查显示大多的中小企业任务资金不足是开展技术创新工作的最大难点，资金不足会导致后期一系列工作难以开展，除此之外人才分配、激励机制不健全一定程度也制约了我国IT产业技术创新的进步。
三、结束语
总的来说，我国近年IT产业经过多次的转型和调整，其发展进程、产业结构、出口贸易等方面相比之前都有了质的改变，产业结构得到了优化。我国当前电子产品出口的比重呈现明显的上涨趋势，在这样的大环境下IT产业的创新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直接关系到产业结构的优化、发展进程等等方面，所以必须客观分析我国IT产业的技术创新，实现企业向创新型企业的完全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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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突破型 高新技术产业 指标体系 江西
高新技术产业具有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巨大。大量研究表明。基于最新科技成果的高新技术产业对推动产业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国家经济能力具有支柱性作用，是决定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因素。突破型高新技术产业，是指基于产业中频繁的突破性技术创新的一类高新技术产业，主要包括信息技术产业、先进制造技术产业、生物技术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技术产业、环保技术产业等。与传统产业相比，该产业所依赖的关键技术是当前国际技术发展的主导潮流，具有超高的产业关联度、影响力系数。由此对相关产业甚至整个产业发展有超强的带动作用，其内涵体现在：1，产业技术上的关键性，即突破型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所需的技术必须是对科技和经济发展有突破带动作用的关键技术；2，产业创新的突破性和频繁性，即产业内部所进行的突破性创新的强度和频度比一般产业高，产生的影响大：3，产业关联的高强度性，即突破型高新技术产业的关联度必须比一般产业高，对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显著。突破型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经常导致产业版图发生剧变，并产出革命性的新产品或服务模式。规范型高新技术产业虽然也基于高新技术，但与突破型高新技术产业相比，其突破性技术创新的频度、强度和影响度均有限，对经济的发展并不具有明显的、超强的突破性带动作用。
面对新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结合江西省自身的特点，科学地选择对江西经济增长有突破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产业对江西经济发展及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意义重大。本文构建了突破型高新技术产业选择指标体系，建立了相应的选择模型，并对江西省突破型高新技术产业选择进行了实证分析。
一、江西省突破型高新技术选择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主要研究江西省5大高新技术产业：电子信息，航空航天制造业，光机电一体化制造业，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制造业，新材料制造业。根据突破型高新技术产业内涵及科学、全面、准确地选择原则，其选择指标体系主要由产业增长率指数、市场占有率指数、资金利税率偏离度指数、需求收入弹性指数、区位商指数、就业吸纳率、影响力系数、感应度系数等8大类指标构成。
(一)产业增长率指数
增长率指数主要是衡量某产业在特定时间内的产值增长状况。增长速度快的产业。会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强带动作用。设x：为第i产业部门初始的产品需求
由此可见，利用多元统计中的因子分析方法得到江西省高新技术产业的综合得分，从大到小的排位顺序为：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新材料、光机电一体化、电子信息、航空航天。
三、结语
利用多元统计中的因子分析方法，可以得到江西省高新技术主导产业的综合得分，从大到小的排位顺序为：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新材料、光机电一体化、电子信息、航空航天。根据上述定量分析，并结合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未来一段时期内江西省应将前三类产业作为高新技术主导产业。但同时出现一些现象，也值得我们注意：
(一)通过数据可以看出，江西省的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已经具有相当强的比较优势。但是其需求收入弹性不是很高，说明其市场需求潜力有待提高。
(二)新材料产业排位在第二，有很强的市场占有率、资金利税率和就业吸纳率，但是其产业增长和区位比较优势不明显。
(三)光机电一体化的资金利税率最低，这表明光机电一体化产业的资金配置效率还不是很高，有待提高。
(四)光机电一体化，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新材料，电子信息影响力系数都大于1，说明这四个部门对其他部门所产生的波及影响程度超过全社会平均影响水平，这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对国民经济有较大的拉动作用。
这四个产业的感应度最强，这些产业对江西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程度越高，具有基础产业和瓶颈产业的属性，应该得到优先发展，
突破型高新技术产业的选择不是固定的，它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演化。因此，经济管理部门应当科学地确定各个不同时期的突破型高新技术产业，以推动区域经济结构的完善和发展。
参考文献：
关键词：湖南；高新技术产业
当前，湖南省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推进“四化两型”、实现“两个加快”的重要时期，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发挥科技支撑引领作用的要求十分迫切。将创新驱动作为我省经济发展的核心战略力量，把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提高高新技术企业产值、促进新兴产业成为支柱产业和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健康发展作为2011～2015年我省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
一、湖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现状描述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湖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现状从多个角度进行了研究，研究角度多从湖南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速度、发展领域、发展地域、产业结构和所有制层面进行了研究，并根据研究现状指出我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在融资、产学研结合、人才机制、高新园区发展和政策支持五大方面的问题。[1]从总体上看，湖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现状和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1）资金投入总量和高新技术产业活动人员规模偏小。从R&D投入角度观察，湖南省投入总量呈递增趋势，但2008～2011年间投入量落后于上海、江苏。2008年，湖南R&D投入占全国比仅为0.77%，远低于上海、江苏的7.41%和14.57%，2011年，湖南R&D投入总量为144500.7万元，占全国比为1.17%，但仍落后于上海、江苏的5%和14.03%。在R&D投入总量上江苏远高于上海、湖南，占到全过总值将近15%，体现其投入之高；上海市R&D投入总量在2008～2011年间，占全国比重呈下降趋势，虽然总量逐年增长，但增加量低于部分省份；湖南R&D投入总量呈递增趋势，但2011年该值占全国比只有1.17%，凸显了湖南省R&D投入的不足问题。从高新技术人力资本角度观察，2008～2011年间从人员投入总量来观察，湖南高新技术产业人员投入落后于比较对象。2008年，全国、上海、江苏和湖南科技活动人员数量分别为564887、26444、80980、5883人，上海占全国科技活动人员比重为4.68%，江苏为14.34%，湖南科技活动人员只占全国总量的1.04%，这显示湖南省高新产业科技活动人员落后上海、江苏较远；2011年，湖南只占到全国的0.98%，这与湖南省作为中部人口大省的现状极不相符，说明湖南省高新专业人才投入难以满足产业发展需要。
（2）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资金需求旺盛，投融资渠道和结构单一。从融资总量来观察，2010年湖南省固定资产融资总额分别为8493亿元，2012年增长到13920亿元，融资年均增长速度大概为30%。根据数据观察，湖南省近三年的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占全省固定投资额的10%水平来计算，2012年湖南省高新技术产业融资规模低于1500亿元，融资总额较低；从融资结构观察，2012年湖南省固定资产融资种类有国家预算、国内贷款、债券、外资、股权融资和其他资金六大类，分别占到总量的6.9%、12.4%、0.1%、1.3%、63.7%和15.5%。根据数据可知，直接融资为主体的融资结构，融资总量低、融资渠道单一是湖南省投融资的主要特点。因此，湖南省在面对高新产业融资总量少、融资渠道狭窄的现实情况下，必须开拓新的融资渠道，优化融资结构，促进高新产业的合理发展。
（3）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偏低，市场竞争能力有待加强。从高新技术产品产值来观察，2008年，湖南省高新产值为575818万元，占全国比值仅为0.44%，同期远低于上海占比12.75%、江苏占比17.79%；2011年湖南省高新产值增长为1980443万元，年均增长率达到80%，但占全国比值仅为1.03%，同期落后于上海、江苏占比4.84%、17.38%。根据注册类型划分，2011年，湖南省内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高新产值分别为1261.6、140、143.2亿元，而国有企业高新产值只有94.4亿元，省内国有性质高新产值能力有待加强。2011年，湖南省高新产值落后上海3.81%，落后江苏16.35%，按照当前平均年均增速0.2%计算，预计在2028年达到上海发展水平。因此，提高高新产值水平成为湖南省高新产业发展的当务之急。
二、政策建议
（1）培育战略新兴产业，推进高新产技术产业链建设。打造一批具有良好发展势头的战略新兴产业作为我省新的经济创新点，通过支柱产业的扩散和前后向联动效应，拉动其他产业的升级发展，重点建设信息技术、环保、新材料和新能源、生物工程、先进制造和文化创意七大产业。通过利用高新产业龙头企业的地区影响力，依靠高新技术园区的资源基础，有效利用专业研究机构和重点院校研发资源，重点建设信息、新材料和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链，提高高新技术企业的产业集群度。
（2）加强政策导向功能，促进高新园区的合理发展。在中央和中部地区发展战略的整体目标上，依据湖南省已形成的高新园区建设整体框架，突出重点园区的建设发展，形成以点带面的发展策略，重点建设长株潭国际级工业园区和衡阳、岳阳京广一线产业园区。其次，在当今我国污染程度加剧的背景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开展循环经济园区模式建设，通过政策引导低碳、少污染企业的进入，建立循环型、低碳企业发展的激励机制，将未来高新园区建设与国际接轨，打造低碳园区。
（3）加强高新产业产权建设。高新技术产业产权制度建设一定程度影响了R&D效率，制度建设落后的区域，企业创新效率较低，R&D创新收益不确定。[2]因此，湖南省要提高高新产业产权制度建设，对高新产业企业提供政策支持，鼓励引导其发展，提供较为宽松的发展环境；对企业高新产出实施法律保护，学习国内外关于维护知识产权利益的经验，构建完善的法律机制，保障创新相关利益人的权益。
（4）人才队伍建设。高新技术的核心在与人，湖南省以地区内丰富的高校资源为基础，培养储备一批高素质的技术人才。建立有效的人才引进机制，为海内外专业人才提供良好的就业环境和条件，设计科学的人才激励制度，鼓励科技创新活动的开展。
（5）建立有效的融资和渠道，改善融资结构。目前，国内高新技术产业的融资结构构成不合理，高新技术产业融资形式以企业自筹为主，政府支持力度不够，社会融资渠道狭窄，湖南省可借鉴国内外经验，构建具有一定代表性的高新产业投融资体制。1）引导市场资金参与湖南省高新产业的建设发展，构建良好的投资环境，发展商业银行、吸引风投机构等投资主体对高新产业的投资力度；规范资本市场运作机制，建立良好的资本退出机制，通过政策引导，鼓励市场投资机构参与高新产业融资渠道发展。2）湖南省在引导市场非政府资金参与高新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可以根据传统担保模式进行发展，引进风投资金，建立多方担保机制，分散高新投资风险；发展资本市场，实现外资投资和债券融资等多种融资手段的多级发展；建立规范、标准的高新产业企业信用机制，优化融资环境。
参考文献：
[1] 苗俊明，黄健，黄艳红.湖南省高新技术产业的现状及发展对策[J].科学学研究，2002（2）.
在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智慧城市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新应用兴起的时代，如何创新产品，如何为整个产业经济的转型升级做更大贡献是全社会最为关注的话题。
新一代信息技术无疑将成为中国经济和产业变革的新引擎，其所起到的支撑作用和一些重点行业信息技术的应用发展，让人们对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其相关领域的发展，为我国ICT企业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发展机遇。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和不断涌现的新机遇，要求ICT产业务必做到以下几点：一是紧跟国家政策，洞悉市场需求，认真学习研究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在“安全自主可控”的新形势下，抓住更多市场机会；二是加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集中力量突破核心关键技术，在加强与国际先进企业合作的同时，重视自主知识产权工作，做到以技术为核心，以用户需求为导向，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三是结合自身能力和可获取的资源，抓住不断涌现的新机遇，培育新的增长点，调整产品结构，实现产品多样化、差异化的发展；四是转变产业的发展模式，重视应用、重视服务，紧跟时代步伐，采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型推广和社交模式。
在ICT产业发展的大环境下，不同的细分领域，例如，智慧城市、信息消费、可穿戴式设备和网络安全等，因为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或者存在不同的关注方向和发展诉求，对于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经济转型升级的贡献也大有不同。
大数据：城市的“智慧”预算
“智慧城市”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新范式和新战略。我国近200个城市先后成为“智慧城市”的试点，迈入“知识社会下一代创新城市”发展进程，推进城市建设的顶层设计、系统设计、架构设计、制度设计的工作，并付诸富有前瞻性、科学性的“智慧”建设实施。当前，如何使一个城市在“智慧化”或“智能化”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除了城市之间的个性差异，大多数城市的建设思路都是先进行以物联网、云计算为基础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随后通过搭建面向不同领域的智慧应用，完成一个城市在应用、模式、协同上的智慧创新。“城市的运营和管理需求”是这个课题的中心，一个城市的信息化设施或许可以通过短期投入得以配置，而获得一个足够智慧的“引擎”并非易事。
在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慧社区、智慧管网等关键智慧应用的建设中，能否充分发挥一个城市固有信息数据的价值是建设的重点和难点。以往的城市信息化建设相互孤立、分而治之、存用分离，数据分析能力受到严重制约，城市管理者只能截取数据片段进行分析处理，难以获得一个城市信息数据的全貌。
由于在信息化过程中海量数据难以负载、难以利用，有些城市甚至存在摈弃、搁置数据的情况，因此能够充分挖掘数据价值的大数据分析技术成为智慧城市“引擎”的必然选择。对于智慧城市筹划者和建设者来说，大数据就是城市“智慧”与否的关键因素，在智慧城市预算编制阶段就应重视大数据技术的应用。
当前，尝试将大数据“引擎”引入智慧城市“快车”的城市有很多，南京智能交通建设便是一例。像其他城市一样，南京每年用于城市交通的监控摄像头、出租车GPS、地铁、公交等终端设备能产生百亿，甚至上千亿条数据，基于其构建的大数据综合分析与决策支持平台，从亿万条数据中分析出全年交通流量的变化并获得规律，以用于城市智慧管理的进一步的决策，如公交站点设置、出行线路规划等城市设施优化部署。考虑到依靠数据分析获得的决策结果并非令人百分之百笃信，南京构建的决策模拟系统还可以验证决策的正确性。比如在城市交通方面，借助大数据处理能力量化城市交通需求，根据历史数据可以在智能交通平台上模拟出单双号限行等措施影响下的交通状态，从而确信分析决策的合理性。
再者，通过智能交通的实现可以作为城市规划管理的数据基础，积累一定时间区间内的交通流量数据分析城市居民的出行规律，还有利于提供制定合理的城市商圈、公共设施、生活配套等城市规划布局参考数据。围绕智能化交通生态圈进行不断创新和完善，就能为城市管理、公共服务提供有力的支持。
信息消费：区域经济转型的重要突破口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创新的不断加快，信息消费逐渐成长为国内消费市场的重要增长力量之一。同时，我们也看到，加快促进信息消费，能够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消费升级、产业转型和民生改善。
2013年，中国信息消费产业规模已达4.69万亿元。到2016年，我国信息消费产业规模预计将达到6.51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1.5%。信息消费作为国家重点培育的新兴消费热点，以其创新活跃和拉动作用大的突出特点，将形成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支柱产业，成为我国区域经济转型的重要突破口。
我国信息消费产业发展的驱动条件已经成熟。日益明显的硬件软化和产品服务化的技术趋势将深刻改变消费行为的基本模式。而“云物移大智（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智慧城市）”等新技术和产品的出现，也大大丰富了信息内容的来源和构成，有效降低了信息产品的生产门槛，充分扩展了信息和传播渠道，使得大范围普及信息消费成为可能。
我国经济发展中传统的投资拉动型经济政策难以为继，经济发展需要进行产业升级，同时地方经济增速放缓，寻求新的产业发展方向成为地方政府的工作重点。信息消费以其丰富的内涵和不受环境限制的特点，成了带动产业升级和地方政府突破产业发展桎梏的重要抓手。
当前，因地制宜、开拓创新地建立适合本地消费特点的信息产业链、信息消费链，是实现区域经济信息化提升、消费结构信息化调整的重要途径。
建立适合本地消费特点的信息产业链和信息消费链要抓住消费者体验和以技术驱动。首次是以消费者体验为诉求，提升产品服务体验，以概念引领区域信息消费能力。建设者要重点关注消费者的体验诉求，加大信息体验服务的规模与质量，丰富信息消费的产品概念，培养信息消费需求，形成快速发展的区域信息消费市场。目前，整个信息消费行为从“功能式”消费发展到“品牌式”消费再到“体验式”消费。各地区要推广成熟的信息消费产品，保证良好的产品服务体验，创新信息消费概念，推进信息体验的标准化建设，加强对信息消费体验体系的宣传，提高区域信息消费的能力。
其次是以技术趋势为航标，提升产品设计层次，强化区域信息消费产业布局特色。建设者要顺应国内外前瞻信息消费技术趋势，以服务为核心，促进“云物移大智”等应用的发展，实现信息产业层次的提升。
各地区需结合地区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特点，有特色地开展信息消费试点示范，鼓励企业合力推动技术进步，辅以政策支持，结合区域线下商业特色、消费习惯，在电子商务、智能信息产品、宽带移动网络等信息消费领域进行特色布局。
可穿戴式设备：2014年将走向现实
如果说2013年是可穿戴式设备的元年，智能手表、智能手环概念不断涌现，可穿戴式设备开始流行，那么赛迪顾问认为2014年就是可穿戴式设备真正走向现实的一年，各大ICT厂商不遗余力将可穿戴式设备推向。特别是2014年举办的国际消费电子展（CES）和世界移动通信大会（WMC），再次让可穿戴式设备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2014年，随着PC行业的不景气，智能手机市场的逐渐饱和，可穿戴式设备无疑为电子信息产业内软硬件厂商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和发展方向。从上游元器件供应商到下游终端产品制造商均将可穿戴式设备视为2014年全年布局的重中之重。从2014年CES和WMC上，我们可以看到，可穿戴式设备涵盖的种类较多，从头到脚都有相关设备，无论是产品终端形态还是产品应用效能都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可以说，2014年可穿戴式设备已经走进人们的生活。
可穿戴式设备作为下一代智能终端设备，是一个正在快速发展的市场，市场规模将快速扩大。这为智能终端厂商开启了另一个市场空间，为智能终端厂商改变原有产品结构、扩展市场创造了良机。
可穿戴式设备作为颠覆式智能终端，功能涵盖医疗健康、社交、娱乐等方面，具有交叉性。可穿戴式设备与制造业、商业、服务业的交叉将催生新的业态。因此，赛迪顾问认为，要从多方面入手更好地以可穿戴式设备为契机发展相关产业。
首先，推动企业间合作，构建产业生态系统。政府推动可穿戴式设备上下游企业间的合作，重点面向移动互联网应用，研发可规模商用化的可穿戴式设备；支持可穿戴式设备应用程序和配套支撑系统技术的开发，通过应用软件的推陈出新，实现可穿戴式设备价值；推动可穿戴式设备产业生态系统构建。可穿戴式设备产业内部环境中需要在软硬件技术创新的同时整合相关资源，推动软硬件企业和服务企业间合作，为可穿戴式设备用户提供“硬件+软件+服务”的一体化设备；可穿戴式设备产业外部环境中打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应用环境、网络基础设施环境，加强与医疗卫生、体育、娱乐等领域机构间合作，构建协同发展的内外部产业生态环境，为可穿戴式设备普及提供坚实基础。
其次，研究有效的商业模式，推动企业发展。除了技术上突破创新和构建产业生态系统外，我们还需要加快产品推广，促使可穿戴式设备企业尽快实现商业价值。目前，可穿戴式设备大多处于推广实验阶段，有效的商业模式仍在探索，需要可穿戴式设备厂商积极研究可以产生增值效益的商业模式。当务之急，我们针对不同可穿戴式设备的特点，探索适用性的商业模式，寻找最适宜的商业模式组合。
再次，改变产品研发模式，注重消费体验。用户将可穿戴式设备穿戴在身上，势必兼顾产品的美观度。同时，我们还要提高可穿戴式设备产品附加值和品牌效应，提高客户对品牌和产品认知度，培养消费者使用习惯，增强客户对可穿戴式产品和品牌黏性，将工业设计与服饰设计融合起来，避免用户产生“异物”感，让产品变得时髦起来，激起消费者购买欲，使可穿戴式设备从“可穿戴”变为“想穿戴”，从而实现其价值。
企业级杀毒：谁主沉浮？
企业级杀毒软件产品作为信息安全的重要装备已经有十年的时间，早已不是一个新话题，特别是对于那些在信息一体化进程里走在前列的用户群体而言。相对于个人杀毒软件产品市场的厮杀竞争，企业级杀毒软件产品市场似乎一直是风平浪静。
2013年的“斯诺登”事件使得敏感的中国CIO再次开始顾虑起自己安全锦囊里那些非自主可控的软件产品，加上今年云计算在数据中心、计算中心等信息系统设施和架构上带来的变革，一场新的企业级杀毒软件市场之争正拉开帷幕。
互联网时代的杀毒软件产品由谁主宰？“用户说了算”这个答案占据着较高的比例。金融、制造、能源、交通、医疗卫生、流通、建筑、物流等行业是中国经济建设的主体，在GDP的贡献规模上也占较大比重，其信息化发展趋势、IT投资综合特点、用户选择倾向等具有代表性特征。基于对这些行业信息安全建设的长期观察，结合阶段性杀毒软件产品市场调查研究，赛迪顾问总结出以下市场特点，以期描绘出中国企业级杀毒软件产品的市场格局。
互联网时代获取软件产品的方式发生了彻底改变，一改产品光盘等介质的传统方式。用户在杀毒软件产品的获取方式和渠道上，免费下载的方式占据多数，通过集体采购、自行购买的方式成为第二类获取方式，而以系统集成打包等方式获取的则相对更少。
在免费下载的方式下，以奇虎360为代表的安全厂商以其具有的互联网优势盘踞首位；在集体采购、系统集成打包的方式下，以赛门铁克为首的安全厂商则体现出其与系统集成商的合作优势；在自行购买的方式下，赛门铁克和瑞星的产品市场渠道优势有所体现。
关键词：金融支持体系高新技术产业产业生命周期多层次资本市场
本文将根据高新技术产业生命周期理论，细化高新技术产业的种子期、创建期、成长期和成熟期不同阶段的资金需求和创业风险，同时通过综合分析上海地区金融支持体系的构成以及对高新技术产业各个阶段的具体投入和退出机制等，针对上海高新技术产业的金融支持体系存在着天使投资部分缺失、风险投资不足的现状，在风险投资和天使投资的市场失灵、系统失灵、制度失灵、人才失灵的状况下，政府的引导作用显得十分重要，对比分析美国高科技产业的金融支撑体系后，给出相关建议。
一、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过程的融资特征分析
（一）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过程的经济特性分析
1、生命周期性：一般来讲将产业发展过程分为种子期、创建期、成长期和成熟期等四个阶段，每一阶段都有着各自的经济特性。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多阶段性更加的明显，具有更加突出的S型曲线。一方面是由于高新技术本身是一个技术创新的过程，所需投入的设备、资金和人力都是非常巨大的；另一方面由于高新技术的产品是一种全新的产品或者服务，技术和产品的市场前景非常巨大，增长迅速而且能有机会获取长期高额的利润。
2、成本骤变性：在成本的经济范畴内有固定成本和边际成本两个部分。由于高新技术的研发是多学科交差创新，直接导致科研投入金额激增，固定成本较传统工业经济要高出许多。另一方面，由于高新技术研发完成后，一般其复制或者重复再生产的成本非常低，而且能基本保持不变。
3、规模经济性：在代工专业化的大背景下，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规模经济性具有全球化的经济特性，信息的流动成本越来越低，一个信息几乎可以再同一时间在全球散播，各种壁垒正在逐步消除，全球商品化的实现成本较低。
4、速度经济性：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的经济特性就是速度经济性，在当今社会，新技术本身的先发优势很容易被其他企业所掌握，陷入低利润的尴尬境地。此外，新的替代技术发展也是日新月异，新技术的产业化竞争非常激烈。
综合上述经济特性，可知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周期的多阶段性和成本骤变性，将直接导致其投融资需求的多样性，而规模经济性、速度经济性决定了金融支持的连续性和系统性。
（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过程中的融资特征分析
在上述的分析基础上，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是一个的具有多阶段性的动态过程，是个连续完整的技术经济行为。不同阶段的特征分析如下：
1、种子期的融资特征
种子期具有与市场失灵相对应的“内部融资”融资需求特征。种子期企业基本处于产品技术研发的中后期，一般已经取得实验室成果，还没有对技术成功实现产品化，也还没有建立完善的销售渠道，无法从市场取得产品收入。资金需求量较小，但投资风险很大。
2、创建期的融资特征
创建期的高新技术产业具有与风险资本（VC）的“风险性”的融资特征。此阶段高新技术企业将步入“死亡谷”阶段，虽然技术风险已经能够有效的控制，但是市场风险急剧增加，资金的需求急速放大。由于还是存在巨大的风险，只有专业的风险资本从战略投资布局的角度会投资部分企业或者项目，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无法发挥融资功能。
3、成长期的融资特征
成长期具有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E）的“互动性”融资特征。在此阶段企业已经有自身的经营特征，如果能够有效的整合风险资金、商业银行资源、政府减税项目等各类资源，朝着资本市场的目标经营，将可以取得巨大的经济效益，但是资本市场的完善程度将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制约或者促进作用，政府的资本市场制度性的设计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4、成熟期的融资特征
成熟阶段高科技企业具有与资本市场相对应的“市场化”融资特征。因此，成熟的资本市场体系将对高科技企业的后续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整体来看，资本和技术以及信息的市场化机制已经发挥作用，但是后续的资本市场监管将会显得更加重要。
二、上海高新技术产业的金融支持体系现状分析
（一）上海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现状分析
1、数额巨大的上海地方政府财政投入
2010年，围绕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上海财政在全市科技领域公共资源配置、加强基础科研建设、推动自主创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成果应用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全市财政共安排科学技术支出202.03亿元，是2004年的5.14倍，占比地方财政总支出也由2.8%增长到6.1%，政府的支持力度大幅增加。
2、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占据市场的主导地位
目前我国的金融机构类型有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外资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邮政储汇局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但够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占据绝对的垄断地位，国有商业银行更是这个市场的引领者。
3、功能不完善的多层次资本市场
我国资本市场主要由主板（包括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和场外交易等市场组成。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市场的上市门槛还相对较高，新三板市场主要是北京中关村的非上市高科技股份公司服务的报价交易系统，各场外市场主要由各个政府部门主办，交易市场的定位不明确，分布不合理。整个资本市场结构层次单一，还有待进一步发展。
4、体系不完整的上海创业投资市场
上海市创投机构数量逐年增加，2010年共有各类创投机构313家，管理资本总量以及单个机构平均管理资本量已增长至866.96亿元和2.77亿元，创投投资总额为58.41亿元，但是据对93家样本创投机构调研，2010年共投资158个项目，成长期和成熟期的投资占比为75.21%，种子期的投资严重缺失。
（二）上海高新技术产业金融支持体系的运行特征
1、国有银行为主导的关系型融资体制与自主创新战略间的矛盾
高新技术产业除了具有传统产业的经济特征外，还具有高风险、高收益、高投入等独特的特征。这种高风险的特性，是无法与目前已经完成上市的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策略和监管政策所契合的。
2. 信用缺失和退出渠道不完善造成资金供需渠道不通畅
中国的资本市场建设却一直落后于世界主要的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的的主板和中小企业板块，面对的都是已经拥有巨额净利润的成熟企业，创业板的上市标准也出于种种因素，进入门槛相对较高。2010年创业板共有117家企业IPO成功，企业的最低门槛也远高于证监会所规定的条件，整体来看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创业板退出市场渠道，直接挤压了资本市场对高科技产业的投资热情。
3、政府投入方式单一、边际效率急速下降
上海的科技政策和财政投入，都面临着法律层面和绩效评估的约束，这种过分追求投入回报的政府投入，导致70%以上的财政投入都投入到了高新技术企业的中后期。不少中后期的企业都已经有利润，这种政府投入无形中变成了补贴企业的净利润，使用的效率很低，而使用效率非常高效的早期中小型高科技企业却无法获得足够的政府支持。
三、美国硅谷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撑体系分析
在第三次信息技术为代表的工业革命中保持了经济的长期稳定的增长,加利福尼亚的“硅谷”是其中最成功的地区，综合多数专家学者对美国硅谷的研究，与硅谷的金融支持体系，特别是风险投资体制和纳斯达克资本市场，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发达的区域性金融服务机制
按照美国政府的监管规定，通常以资产规模的大小来对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分类，将资产规模小于10亿美元的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归为社区银行。如果照此标准来分析，根据2006年美国公布的监管数据，全美国约有6995家商业银行可称作社区银行，占所有参保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中商业银行总家数的93.5％，社区银行在美国的金融体系中占据着数量上的最大份额。社区银行的主要客户是农场主、小企业以及个人，主要业务形式是小企业贷款、农场贷款以及个人存款。可以说，社区银行作为一种区域性的金融中介机构，在银行体系中发挥着与大型商业银行不完全相同的功能，为中小企业提供良好的金融中介服务。
（二）完善的资本市场体系
从风险投资业的发展规律来考察，风险投资业的发展需要结合实体产业的发展，但是要想持续发展高科技产业及风险投资业，必须要有通畅高效的退出渠道。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美国拥有全球最完备的证券市场分层体系，第一个层次是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纳斯达克交易所（NASDAQ），第二个层次是公开报价系统，公开报价系统包括信息公告栏市场(OTCBB)和粉单市场(Pink Sheet)，第三个层次是地方性柜台交易市场，第四个层次是私募股票交易市场。由上述四个层次构成的证券市场体系，为全美3万家左右的公司提供不同程度的服务。
（三）较宽的资金来源渠道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和促进社会其他资本进行风险投资的扶持政策，同时也利用财政资金设立投资公司参与直接投资，引导社会资本进入风险投资行业。自网络经济泡沫破灭后，美国风险投资的资金来源也在结构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许多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逐渐成为风险资金主要的投资来源，更加强调决策理论化和程序化，机构化的资金能够以非常合理的方式来进行风险投资，使得风险投资产业成为了一个可以持续发展的行业，进入了一个良性互动的局面。
（四）繁荣的风险投资运营机制
美国拥有丰富人才渠道、灵活的公司体质、宽容失败的文化，形成了一种多方共同参与、互动发展的良好风险投资模式，基本解决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过程中高投入、高风险中融资难题，使得新技术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新的产品更新换代速度加快，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五）高效的政府扶持模式
美国政府在高科技产业不同的创新研发阶段，都制定有不同的科技计划以及相对应投入模式。美国政府的科技投入对不同的领域由不同的机构进行负责，如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国家健康研究院（NIH）、能源部（DOE）等部门主要侧重于基础研究；中小企业管理局（SBA）则是针对应用型的科研资助。
总之，美国政策、法律、经济等各方面的支持充分体现了政府政策的引导作用，促进了民间投资的积极性。所以，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政策上的支持是风险投资得以发展的前提条件。
四、上海和硅谷地区的对比分析
对上海和硅谷的金融支持体系进行对比分析可知，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的区别：
（一）在种子期，由于企业存在巨大的风险，导致市场失灵，社会资本不愿意进入此阶段。对于此种情况，美国硅谷具有高效而全面的政府投入机制，而且美国政府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引导者社会资本对天使投资的支持，而上海高新技术产业的这个阶段政府支持的形式较为单一，显得非常的不足。
（二）资本市场方面。美国拥有非常发达的OTC、纳斯达克、纽约交易所构成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而且对上海的高新技术产业而言，缺乏有效的OTC交易系统、新三版市场（只对中关村开饭），创业板和主板的高门槛导致很多高科技企业很难获得有效融资。
（三）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服务机制方面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美国硅谷的社区银行与上海的小额贷款公司在运营、考核机制都存在巨大的差异。
五、关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金融支持体系的改善建议
（一）资本市场方面创新建议——推出更加适合高科技创业风险的区域性产权市场
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过程中，由于风险很大，因此有很大比例的企业将部分创业成功或者不成功。鉴于此种特点，建议推出针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区域性产权交易市场。根据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特征，瞄准融资功能，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降低企业进入区域性产区交易系统的门槛，规范交易系统的监管，引导企业提高经营水平。此外，通过政府与银行的合作机制，使得进入区域产权交易系统的企业可以较为便利的获得银行的贷款支持。
（二) 政府投入机制方面创新建议——成立专门的天使投资管理机构，引导社会参与天使投资，弥补市场失灵和市场缺位
根据上海市创投业发展现状，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针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遇到的资金瓶颈问题，基于创投产业链的运动轨迹，从政府资金使用效率和融资周期的角度，进一步优化政府支持的环节，建议加大对种子期创业企业的投资力度。
（三）金融市场方面创新建议——建立区域性的科技型金融服务机构，提供符合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律的金融服务
面对全国统一监管的商业银行的关系型融资体系与高新技术产业融资需求之间的矛盾，依靠银行自身的改革是无法解决的，靠行政的手段可以暂时缓解此种矛盾，但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此问题。因此我们建议参考美国社区银行的运营经验和做法，新成立一个面向高科技产业的区域性金融机构，按照高新技术产业的高风险、高收益等特征来设定经营目标和措施以及考核目标，专注于服务区域的中小型高科技企业。
（四）服务体系方面创新建议——做好金融市场的政策体系和市场服务工作
金融市场的高效运行，还需要信用担保、人才培养、交易市场现代化和法律完善等多个方面的跟进，特别是在政府支持方面，创新融合各类金融支持政策，形成优惠政策体系，集中关注金融支持的风险和成本两个方面。
参考文献：
[1]张陆洋.高技术产业发展经济学特性的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1;03
[2]罗正英.信誉链假说:中小企业融资能力的放大[J].上海经济研究，2003;5
关键词：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产业人才培养；地方高校
作者简介：刘雁（1975-），男，湖南邵阳人，三峡大学理学院，副教授；蓝岚翎（1982-），女，福建漳州人，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实验师。（湖北 宜昌 443002）
基金项目：本文系三峡大学教研重点项目（项目编号：J2010014）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0079（2012）31-0021-02
我国的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本科教育在过去的10年中经历了从少到多的快速发展阶段，为我国的光信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人才保障。[1]
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学生的就业一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领域，不仅仅对重点高校，对地方院校都一直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2]
总的来说，希望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学生能熟悉光学、电子学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具有本学科及跨学科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的基本能力。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不同的学校有自己不同的思考，或者说是培养特色。[3，4]
三峡大学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从2004年创建以来，对本专业产业人才的培养一直进行着摸索，希望结合地方经济走出一条有自己特色的产业人才培养路子。争取在未来5年左右的时间，把本校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学生培养成让企业认可、有一定特点的受社会欢迎的学生。
一、光信息产业现状分析
“光谷”最早是由美国人在1998年提出来的，在亚利桑那大学附近的吐桑，美国人最先提出了“光谷”的概念。“光谷”出现后，各国纷纷响应，包括法国、英国、意大利、中国都有响应。2001年7月，在武汉东湖国家高新区建立国家光电子产业基地，也就是“中国光谷”。2010年，武汉光谷的光电子信息产业总收入突破千亿元。在产品产业化方面，光纤光缆的生产规模居全球第一，光纤光缆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5%，国际市场占有率达到15%；光电器件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60%，国际市场占有率达到12%；激光产品的国内市场占有率一直保持在50%左右，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占有一席之地。[5]伴随着武汉光谷的建立，我国相继出现深圳光谷、上海光谷、长春光谷、广州光谷等光电产业基地。
全世界光电子技术产业的市场规模己达1万亿美元。国外光电子产业主要集中在美国、西欧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近十年来，中国光电子技术产品市场的年增长率始终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随着信息光电子技术、激光加工、激光医疗、显示、照明等光电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已经形成市场可观、发展潜力巨大的光电子产业。
2006年，《国家信息产业科技发展“十一五”规划和2020年中长期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未来5～15年15个领域发展的重点技术中就包括了光电子技术，声明要重点发展激光器、光电探测器、光传输和光传感设备、微光机电系统、半导体照明等产品。[6]2010年10月，国务院正式《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光电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新型显示器件、LED等在内的细分产业都在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中明确提到。[7]
可见，在光电产业相关技术和生产能力快速提高的情况下，对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人才的需求量也将逐年增大。
二、产业人才培养方案
光信息科学与技术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处于高速发展时期。目前，在光通信、光电检测、光电照明、光学元件与系统、光伏产业、激光技术、光学设计、光学材料等方面都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对社会的发展和贡献不可估量。
作为高校，除了科研、教学，还要服务于社会，服务地方经济发展，这些不仅体现在科学研究和教师兼职方面，也体现在人才培养目标和方案上。光信息科学与技术同光学、机械、电子、材料、计算机、自动控制等多学科的知识息息相关，但也不能面面俱到，所以十分有必要结合当地企业的发展，调整学科的发展、人才培养计划，为地方经济服务，加强科学研究，引领社会的发展。
三峡大学地处湖北省域副中心城市的宜昌，经济活跃，交通方便。现在高铁开通后，宜昌到武汉的时间已经减少到2小时左右。随着国内光电照明、太阳能、光电显示产业如火如荼地发展。宜昌太阳能、光电照明等光电企业也有较大的发展，如中国南玻集团宜昌南玻硅材料有限公司（一期项目已累计投资20多亿元，专门从事高纯多晶硅材料、太阳能硅片及电池片生产的大型制造企业）等等一大批光电企业。这些企业主要集中在光伏产业、节能照明、LED、光学冷加工等方面。这些光电企业有着旺盛的人员需求，对本专业产业人才的培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11年出台的《宜昌市科技发展“十二五”规划（2011至2015年）》明确提出，在节能环保领域的发展方向要围绕光电子产业核心技术开发，抢占背景光源行业技术创新制高点，加快液晶照明灯、LED背光源及照明产业化。围绕太阳能技术开发，加快太阳能热水系统产品系列开发及产业化。[8]由此可见，在地方政府的扶持下光电子相关产业会得到快速发展，这些都为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结合本地进行产业人才培养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根据三峡大学理学院发展的需要，结合产业的蓬勃发展，产业人才培养措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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