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18 22:59:33
导语：在物联网技术导论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 物联网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489X（2013）30-0063-02
1 物联网工程专业产生与现状
自2009年8月同志提出“感知中国”以来，物联网已成为国家战略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内容，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国家纷纷开展该领域的研究工作。物联网已成为当前全球各国应对经济低迷的重要科技手段。2013年2月，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推进物联网有序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物联网是继互联网之后的又一次信息技术浪潮，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和难得的发展机遇。
作为面向21世纪的全新技术，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关注物联网技术程。目前国内著名大学已经纷纷开设或准备开设物联网相关课程，希望帮助学生了解和掌握这些新兴技术，提高学术科研和工程水平，保持技术发展和人才培养的同步。在教育部首批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本科新专业中，就包括增设物联网专业。从教育部号召高校设立物联网专业学科开始，全国已有近700所高等院校向教育部提交了增设物联网相关专业的申请，目前已经有67所本科院校建立了“物联网工程”或“传感网技术”等相关专业。
然而，由于物联网技术和专业建设都刚刚起步，高校在专业目标、人才培养、课程教材、师资和实验设备等方面都面临众多问题。笔者长期从事物联网技术方面的科研工作和相关领域的教学工作，希望能在本文给出物联网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有益探索。
2 主要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理论研究领域，从传感器网络和泛在计算发展到空间物理信息系统；在技术研究领域，从RFID和Zigbee发展到M2M；在市场应用领域，从企业关注和行业需求到政策层面推动，物联网的发展正经历着快速而深刻的变化。然而在人才培养方面，却面临一些挑战。
1）专业归属不清。目前在已获得物联网工程专业的院校中，有的将物联网工程专业归属通信学院，有些归属到计算机学院，还有的归属到自动化学院。出现归属不清有着其现实原因：物联网是典型的新兴交叉学科，涉及到通信、电子工程、计算机和测控等多方面的专业知识和多个应用领域，因此在专业归属方面存在多样性。然而，由于归属的不同，每个学院根据各自的学科背景和基础条件来建设物联网工程专业和制定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导致在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规划、实验体系等方面出现较大的差异。
2）人才培养目标不明确。由于物联网工程专业跨多个学科，其自身技术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物联网应用也在推陈出新。如何制定出适应技术更新和满足企业用人需求的人才培养方案，还需深入探索。从企业角度来看，物联网以行业需求为导向，应用于智能电网、智慧城市、绿色制造和智能医疗等多个工业领域，这就要求专业人才培养需面向其行业应用。同时，作为高等学校本科专业，须符合国家素质教育要求，体现专业人才教育思想。
3）专业人才培养条件匮乏。物联网工程专业刚刚起步，师资、设备和教材都面临匮乏的境地。教学质量的核心问题是师资，既有行业应用背景又跨多学科的教师较为缺乏，培养学术水平高、结构合理的专业教学团队是专业建设首先解决的问题；其次，实践教学薄弱，物联网专业的基础实验、综合实验和设计实验所需的开发平台、仿真平台和应用平台都较为欠缺，难以满足人才培养要求；最后，物联网专业教材更是缺乏，目前尽管已有一些物联网书籍，但太偏应用，难以作为教材使用，且未形成完整教材体系。
4）科研、教学和人才培养相互促进机制尚未形成。物联网/传感网相关教学内容和培养方案等都来源于科研成果，尽管物联网/传感网研究开展得如火如荼，但很多理论和方法都还完全成型。同时，如何将已有的研究成果转化用于课堂教学和人才培养，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常常发现由于有些理论较为系统，涉及的背景知识较广，学生理解起来很困难，实验系统也较复杂。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科研、教学和人才培养相互促进机制尚未形成。
3 物联网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重庆邮电大学物联网工程专业依托于学校自动化学院和工业物联网和网络化控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在近年来承担和完成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863计划等项目的基础上，通过对科研成果的总结和提炼，出版了《测量与控制用无线通信技术》等系列教材，自行设计和研发WIA-PAS、ISA100和6LowPAN等实验实训研发平台，培养了学术水平高，知识、年龄和专业结构合理的教学团队，在近2年的专业人才培养实践中积累了有益的探索。
3.1 适应物联网技术发展和人才需求的培养目标
符合国家《物联网“十二五”发展规划》的要求，突出“传感器网络”技术优势与“三网融合”特色，充分发挥实验室在物联网核心专利、标准、测试和应用等方面的国际国内技术优势，培养面向智能工业、智能电网、智能城市、智能建筑与智能家居等相关领域从事物联网/传感网系统规划、应用设计、产品研发、运行管理等方面工作的跨专业复合型人才。
3.2 充分发挥学校信息学科特色和优势，整合学校教学资源，探索适合新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
物联网属于集成、交叉技术，当前任何一个专业都难以覆盖其全部内涵。成立物联网工程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聘请校内外相关专业、合作企事业单位专家参与课程体系规划、实验实训体系建设、专业指导和人才培养方案制订。比如通过实验室和思科公司的科研合作项目，由思科公司赞助、本教学团队负责组织实施面向重庆市高校的“思科杯”物联网应用创新设计大赛，该项大赛还被纳为2012中国（重庆）国际云计算博览会的主题活动之一，得到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引导学生参加各种科技活动，既培养了学生浓厚的专业兴趣，又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增强了就业竞争力。
3.3 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引导学生去思考，更有成效地完成课程的教学任务，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对专业核心课程，比如“无线传感器网络”，采用答辩、实做报告、课程论文相结合的评价方式，全面考核学生掌握的基础知识与理论、前沿技术、相应的开发能力；对专业导论课程，采用教学团队的授课模式，教学团队教师在物联网的不同研究方向有着多年的积累和研究成果，通过团队授课，既带来了各方向最前沿的研究成果，而且使得每个方向的讲解更加透彻和深入；灵活多样的教学手段，在重点实验室现场讲授理论课程，将实践融入理论，充分沟通交流讨论，增强了教学效果。
3.4 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逐步形成
如何有效地将最新的科研成果转化为人才培养，平衡学科前沿技术、基础理论与实际应用的关系，兼顾用人需求与教育教学，在物联网工程专业建设上得到了完整的体现和验证。这种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形成将是一个长期的工作，也将在后续的实践活动中不断完善和丰富。
4 结论
由于物联网是一项新兴前沿技术，本身又是处于不断发展和变化之中，而且物联网应用也呈现多样性和复杂性，因此，如何规划物联网工程专业和建设人才培养模式，是一个基础性问题。本文在分析物联网工程专业目前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给出了重庆邮电大学物联网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有益探索，并将在后续的教育教学中不断发展和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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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新媒体；类型；特点；分析
1新媒体的界定
段鹏博士在其著作《传播学基础:历史、框架与外延》中提出:“所谓传播媒介，是指介于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用以负载、传递、延伸、扩大特定符号的物质实体.”新闻传播学中的媒介一般指狭义的媒介.“新”，一般用来描述与传统的、旧的、落后的不同的、更先进的、新近出现的事物.童兵先生也曾在他的著作《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中提出:“传播媒介有时也称媒体.”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所谓“新媒体”，就是指一定时期内，在传统媒体基础上，以最新的科学技术为背景和手段，随着传播新技术的发展和传媒市场的进一步细化而产生出的一批新型的信息传播媒体的统称.新媒体出现于20世纪中后期，计算机的发明和网络技术的应用是其获得发展的科技基础和最主要的标志.
2新媒体的类型
新媒体，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近40年前.1967年，美国CBS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技术研究所所长、NTSC电视制式的发明者P·戈尔德马克(P·Goldmark)发表了一份关于开发EVR(电子录像，ElectronicVideoRecording)商品的计划，其中第一次提出了“新媒体”(NewMedia)一词.新媒体是个综合性的概念，它不是专指某一种特定的媒介，而是对为适应信息传播的新需求而出现的一批媒介的统称.这里所说的“新媒体”，是在传统媒体的基础上，以最新的科学技术为背景和手段发展起来的新型媒介，主要包括以下几大类:其一，光纤电缆通信网、电子计算机通信网、大型电脑数据库通信系统、互联网等网络技术下的网络媒体;其二，都市型双向传播有线电视网、利用数字技术播放的广播网、图文电视、通信卫星和卫星直播系统、高清晰度电视、数字电视等电视技术下的新电视媒体(为了和传统的电视媒体相区别，我们在这里把这些新型的电视媒体称为“新电视媒体”);其三，手机短信和多媒体信息的互动平台、WAP手机、手机电视等手机技术下的手机媒体.
2.1网络媒体
计算机网络在传播新闻和信息方面具有媒体的性质，因而将其称为“网络媒体”.网络媒体的发展是以目前全球最大最普及的计算机信息网络—互联网为基础和载体的，有时，国内也将其称为“互联网媒体”.
互联网又译为“因特网”或“英特网”，其全名是“国际计算机互联网网络”，是目前最大的国际性互联网络.互联网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网络上的每一台计算机就是每一个节点，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资源共享，这是人类传播领域里的实质性变革.
因特网起源于1969年美国国防部为避免核战时通信瘫痪而开发的计算机“ARPANET"，这个网络的使用者最初被严格控制为有关从事国防科研的科学家.1991年，欧洲粒子物理研究所科学家提姆·伯纳斯·李(TimBernersLee)开发出了万维网(WorldWideWeb)，还开发了极其简单的浏览软件.此后，互联网开始向社会大众普及.1993年，伊利诺斯大学美国国家超级计算机应用中心学生马克·安德里森(MarkAndreesen)等人开发出了真正的浏览器“MOSAIC".该软件后来被作为NetNavigator推向市场.此后，互联网才开始爆炸性普及.90年代中期，互联网在全球迅猛发展起来.到1998年，互联网已经通达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连接着超过947万台的计算机主机，用户超过1亿.
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才开始和互联网发生联系.1987年9月，在北京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正式建成了我国第一个互联网电子邮件节点，并于同月22日22点55分在北京通过互联网向全世界发出了第一封电子邮件:“越过长城，通向世界”(OvertheGreatWall,WecanreacheachcornerontheWorld)，而当时我国还没有加人互联网.1991年10月，在中美高能物理年会上，提出把中国纳人互联网络的合作计划.1994年4月，我国实现了和互联网的TCP/IP连接，开通了互联网的全功能服务，并在同年5月完成了我国最高域名CN的主服务器设置，这标志着我国正式加人互联网工程.1995年，张树新创立了第一家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壕海威公司，中国的普通百姓才开始使用互联网.至今，互联网进人普通家庭仅12年时间，但互联网工程在我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和普及.2000年末，我国颁布了《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和《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在国家政策的规范下，相信中国的互联网媒体产业能够走出一条富有特色的发展道路.
2.2新电视媒体
1884年，德国科学家保罗·尼普科夫(P"Nipkow)发明了一种机械式的圆盘扫描盘，并申报了专利.这项发明为现代电视的诞生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20世纪初，电子电视的研制工作正式开始.1926被称为“电视之父”的英国科学家约翰·洛克·贝尔德(J"L"Baird)利用尼普科夫发明的机械扫描盘成功地完成了画面传送和接收的完整组合试验.1962年7月，电视图像首次越过大西洋.
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一书中首创了“地球村”(TheGlobalVillage)一词.他认为，传播革命改变了人们的感官尺度，电子媒介的高速传播压缩了广漠的空间，消除了人类视觉和听觉上的珍域，使世界逐步变小，最终成为一个村庄.麦克卢汉认为，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的普及，把遥远的世界拉近了，整个世界成了一个“地球村”，任何国家和社会都是这个村庄的一部分.
电视在中国出现于1958年.那年5月1日中国中央电视台(初名“北京电视台”,1978年5月1日改为现名)开始试验播送节目，同年9月20日开始正式播送节目.
“电视”，在今天应该是属于传统媒体的，但是随着都市型双向传播有线电视网、图文电视、通信卫星和卫星直播、数字信号处理的等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电视”这一传统媒体衍生出了属于新媒体的数字电视、高清晰度电视、车载移动电视等新型的传播形式.
数字电视是21世纪广电领域中引领人们享受现代数字化生活的一项新的技术革命.在电视节目的制作、传输和接受中，使用模拟方式的叫模拟电视;而在电视信号的获取、产生、处理、传输、接受和存贮的过程中均使用数字方式的电视叫数字电视.一般而言，数字电视系统是将活动图像、声音和数据，通过数字技术进行压缩、编码、传输、存储、实时发送或者经过纪录媒体传播的视听系统.有线电视是通过电缆或光缆组成传输线路，将电视节目直接传送给用户接受机的一种区域性电视广播方式.1999年，中国国务院作出决定，组织我国高清晰度(数字)电视产业的研究和发展，并把数字电视产业化项目列人国家“十五”计划的十二项重点项目中.电视产业数字化发展的趋势不可阻挡.中国国家广电总局更是提出了发展数字电视的“三步走”战略，到2015年全面实现数字电视的播出.
数字电视的发展在中国具有深远的意义.它不仅会改变人们的日常收视习惯，也给传统的广播电视产业带来了巨大的革新和激烈的竞争.今后几年，数字电视在中国将会得到更大程度的发展.
“移动电视”作为新电视媒体的一种，其发展之迅速，依然让人始料不及.移动电视具有覆盖面广、反应迅速、移动性强等特点.移动电视首先在新加坡得到应用.我国内地已经有北京、上海、广州等十多个大城市开始在公交车上播放移动电视.上海文广集团在我国率先开展了移动电视业务.一个中型城市公交车达2000至5000辆，2003年我国私人轿车数量突破1000万辆，2003年全国列车年运载量达13亿、2007年将达17.6亿、2020年更有望达40亿.面对如此庞大的移动受众群，广播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国家广电总局将2003年定为“中国广播发展年”并大举酝酿中国广播业的第二次复兴.然而，移动电视的出现，注定了我国广播业的繁荣只是昙花一现，也注定了广播业将很难再有如此巨大的辉煌，这份辉煌将属于移动电视.
2.3手机媒体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不会发生变化。这是认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一个基本逻辑前提。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研究必须坚持这个逻辑前提。目前学界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观点众多，而且新的提法层出不穷。这容易让人产生误解，认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本身就是多样的，同时也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然而，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科学是一种客观存在，其研究对象是恒定不变的。虽然图书馆学学科体系是人为建立起来的，受到价值观等主观因素的影响，导致不同人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会有不同的视角和出发点，认知过程还会受到历史条件、社会环境、认知偏见等方面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带来认知结果的多元化。但是，认知结果不等于科学内涵，并非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每种观点都能准确地反映学科本质。作为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促进着图书馆学的发展。围绕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研究，许多研究者都试图提出开创性的理论，努力去建构自己的理论框架，证明自己理论观点的科学性。但无论研究者如何去表述自己的思想，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属性不会发生变化，其研究对象必然是稳定的。尽管图书馆学是一门发展中的科学，其研究领域会逐渐拓宽，但对其研究对象的研究必须要坚持这一逻辑前提。
2两种现象分析
2．1学界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众多
自图书馆学诞生以来，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探讨始终是图书馆学界的一个重要话题。据一些研究者统计，目前国内外有关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已达上百种之多，而且新的提法还在不断出现。〔1〕笔者认为，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2．1．1很多观点是一致的、重复的。图书馆学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认识过程中，产生了各种不同的观点。据刘烈的统计，仅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就有50余种，〔2〕但其中很多观点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重复的。以“资源说”为例，美国图书馆学家切尼克（B．E．Chernik）在其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图书馆服务导论》一书中指出，“图书馆资源是一种信息资源”〔3〕。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学者徐引篪、霍国庆提出“信息资源说”，把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动态信息资源体系及其过程”〔4〕。柯平在2004年发表《知识资源论———关于知识资源管理与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一文，提出“知识资源论”〔5〕。以上这几种表述往往被理解为不同的观点，实际上资源的范畴很广泛，无论信息资源、文献资源、知识资源还是情报资源，都属于图书馆学研究的范畴。由此可以看出此类观点的出发点基本相同，都是将信息资源体系作为图书馆的本质，并由此来理解图书馆学。所以，只要是从“资源”角度来概括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就都可以归纳为“资源说”这一种观点。再如，“交流说”也是图书馆学研究对象领域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美国图书馆学家杰西•H•谢拉最早提出了“交流说”〔6〕，对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学科体系建设等方面产生了广泛影响。对于“交流说”理论的传承和发展，是我国学界对图书馆学研究一种重要的学术贡献，形成了几种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学术观点。周文骏在《概论图书馆学》（1983）一文中提出“文献交流说”〔7〕，宓浩等人编著的《图书馆学原理》提出“知识交流说”〔8〕，以及南开大学图书馆学系主编的《理论图书馆学教程》提出“文献信息交流说”〔9〕。这三种观点并非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创新性观点，只能说是在“交流说”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在新的研究视角之下对“交流说”进行的重新论述。正如上文对“资源说”的理解一样，这三种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都可以用“交流说”来总结概括。当前，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新说法仍在不断出现。如果只是在词语表述上有所不同，而不是一种独立的、创新的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那就不必另设新说。
2．1．2很多观点不是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在众多观点当中，很多无关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混杂其中。提出者并没有明确指出其观点是研究对象的观点，往往是后人将其误解为研究对象的观点。以“要素说”为例，“要素说”自诞生到成熟，经历了“三要素”、“四要素”和“五要素”这样一个发展过程。然而无论是杜定友、陶述先还是刘国钧，他们均未表示过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所谓的“要素”。至于后人把“要素说”当成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来展示，完全是一种主现虚拟，是在“文献上的曲解”，这也许是作者也没有预想到的事情。〔10〕“要素说”自诞生以来，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和图书馆工作等多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能否用图书馆的构成要素来概括，始终是学界争论的一个话题。在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研究中，很多研究者误将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当成了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研究对象作为科学得以成立的学术内核，应该是抽象的；而由研究对象派生出来的研究内容，却往往是具体的。〔11〕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并不是固定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图书馆的研究内容也会不断地发生变化。然而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不会因为图书馆学的发展而改变，它是图书馆学最核心、最本质和最稳定的内涵。“只有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区分开来，才能抓住图书馆学的科学内核，才能保持图书馆学的可持续发展。”〔12〕在图书馆学发展的早期，出现过“整理说”、“技术说”和“管理说”等观点，受当时实践水平和认识水平的局限，它们只是对图书馆学研究内容某一领域的理论概括，不能把这些有关研究内容的具体观点等同于研究对象。〔13〕如今，“事业说”是众多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观点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它试图站在一个更广泛的角度对图书馆学加以研究，进而概括出图书馆学研究内容的全貌。然而，对图书馆学研究内容概括得越全面，就越无法准确把握图书馆学的学术内核。因此，类似这样的理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
2．1．3研究者心态的变化。随着图书馆学学科的发展，图书馆学研究呈现出一片繁荣的局面。科学研究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给研究者提供了广泛的天地，然而学术界也逐渐暴露出一些不实之风，有些研究者浮躁情绪滋生，为了提出新观点而去提出新观点，希望通过撰文立说，用自己标新立异的观点在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致使学术研究的“新观点”不断出炉。王子舟就曾指出，理论研究者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历史误读”造成了今天理论的混乱。〔14〕在学术研究上，学者由于各自所站的角度不同，对图书馆学采用的研究方法不同，容易在同一问题上产生不同的理解和看法。由此形成的不同研究结果本身没有对错之分，都会受到学界的尊重。学术研究的繁荣局面是大家所期望的，然而，一些非理性的论文只可能导致学术水平的整体下降。此外，众多研究者对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抱有极大热情，都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最正确的，并试图让自己的观点成为图书馆学界的主流思想，以此来改变学界研究的混乱局面，最终却使得彼此间的争论更加激烈，这也是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始终没有得到统一认识的一个原因。
2．2按阶段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进行划分
目前，研究者大多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按照阶段进行划分。吴慰慈在《图书馆学概论》中按时间标准把人们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分成了四个阶段：图书馆的具体工作技术（图书馆管理）、整体系统下的图书馆及其在社会环境中的功能、信息交流和信息资源。〔15〕徐引篪、霍国庆在《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过程》一文中，从认识的发展过程的角度出发，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分为四个阶段：表象的具体的认识阶段（19世纪初至20世纪20年代），整体的抽象的认识阶段（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本质的规律的认识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以及深入的整合的认识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16〕这种“四阶段”的观点，目前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认识的划分最具代表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现如今的学术研究。此外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划分还有很多种，按阶段划分已经成为当今学界划分的主流。不可否认，人们对图书馆学的认识是随着人们的认识活动逐渐深入的，在某种程度上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也和时间阶段基本吻合，然而却不能完全断定时间阶段等同于人们的认识阶段，时间的变化不可能完全概括出认识的变化。同时，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会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不同人对同一事物的认识也可能不同，这也就使得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划分会出现不同的标准。此外，科学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认识的发展也不是直线型的。受实践活动的局限，认识又往往表现出循环反复性。在图书馆学兴起的早期，出现过“整理说”、“技术说”等观点。为适应图书馆学的发展，新的研究观点不断出现，人们的认识角度发生了变化，但并不代表这些观点已经消亡。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新技术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17〕技术因素被重新提上日程，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对传统图书馆产生了巨大影响，人们从另一个视角对技术因素重新加以重视，为19世纪的“技术说”赋予了新的内涵。
3三种观点流派
在图书馆学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众多关于研究对象的观点，对各种观点进行合理的划分可以更好地理解图书馆学的科学性质和研究对象，更清楚地梳理图书馆学所研究的内容和领域，进而推动图书馆学的发展。纵观图书馆学的发展史，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划分往往会出现不同的标准，主要原因是研究者的研究视角和出发点不同造成的。文章从观点流派的角度出发，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分成了“工作说”、“事业说”和“本质说”三大流派。
3．1“工作说”
“工作说”是以图书馆工作的内容为出发点来表述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图书馆工作的内容非常广泛，文献资源建设、用户服务、管理实务等都属于图书馆工作的范畴。因此，“整理说”、“技术说”（“新技术说”）、“管理说”等都是有代表性的“工作说”的观点。现代图书馆学的奠基人施莱廷格最早提出了“整理说”，他认为“图书馆学是符合图书馆目的的整理方面所必要的一切命题的总和”〔18〕。受当时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概括为“图书馆整理”，其主要内容是图书的配备和目录的编制。“技术说”是由德国图书馆学家艾伯特提出的，“图书馆学应研究图书馆工作中的实际技术”，它是“图书馆员执行图书馆工作任务时所需要的一切知识和技巧的总和”〔19〕。“管理说”的代表人物是帕尼兹和爱德华兹，重视图书的系统整理、妥善保管和充分利用，在要求增加藏书量的同时，强调藏书结构的系统性和科学性。〔20〕我国关于图书馆的研究起步较晚，早期对图书馆具体工作缺少代表性的论述，加之学界长期将图书馆学视为图书馆之学，因此“工作说”引入我国后，很快成为图书馆学界的主流观点，一直到现在仍然是图书馆学界主要理论流派之一。
3．2“事业说”
吴慰慈、邵巍在其1985年出版的《图书馆学概论》〔21〕一书中指出，图书馆事业及其相关因素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包括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微观对象是指图书馆的各个组成要素，以及作为其工作对象的知识、信息等；宏观对象是指图书馆与图书馆事业。〔22〕“事业说”是对前期理论研究结果的概括和总结，旨在通过对客体的研究来揭示其内在的运行机制。“事业说”从图书馆事业的角度出发，是对图书馆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拓展。这不仅丰富了图书馆学的基本理论，而且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有很强的推动作用。同时“图书馆事业”这种研究对象的表述形式，能够明确地将图书馆学和其他学科区分开来。这一学术思想在国内图书馆学界一直占有支配地位，对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影响深远。属于“事业说”的观点也比较多，“规律说”、“矛盾说”实际上也是从不同角度来阐释图书馆事业的。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合编的《图书馆学基础》中指出，“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事业发生、发展、组织形式以及它的工作规律的一门科学”〔23〕，这是关于“规律说”代表性的论述。1962年黄宗忠根据《矛盾论》的论述发表了《试论图书馆的藏与用》〔24〕一文，把“藏与用”当作图书馆的特殊矛盾，试图通过分析这对特殊矛盾来概括图书馆的本质和规律。这两种观点站在整体角度对图书馆宏观事业进行了考察，是对图书馆的运作机制的探寻，对图书馆与社会联系的考察，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事业说”的内涵。
3．3“本质说”
“本质”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根本属性，是对事物根本性和规律性的把握。“本质”可使人们脱离具体的形象进行创新活动，所以对“本质”的把握必须是抽象的而非具体的。“本质说”应该是在各种具体的现象中作出合理的抽象。根据是否把研究视角局限在图书馆当中这一标准，可以将其分为“图书馆本质说”和“图书馆学本质说”。
3．3．1“图书馆本质说”。图书馆的本质可以表述为一个信息资源体系。〔25〕把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表述为一个“资源”体系或集合的观点都可以称作图书馆本质说，无论这个“资源”体系是信息、知识还是文献。如上文对“资源说”的论述，“信息资源说”、“知识集合论”和“知识资源说”等这些“资源说”的观点实际上都属于“图书馆本质说”的范畴。这几种观点从信息时代的广阔背景出发，力图把握图书馆的本质。面对网络化、数字化对图书馆产生的巨大影响，“资源说”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信息社会的变化。然而，“图书馆本质说”仍然是从图书馆的角度出发，仍然没有使图书馆学研究超越图书馆这种客观的社会事物，不是对图书馆学这门科学的本质把握。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科学，是一种独立于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科的客观存在。诚然，我们对图书馆学的认识源于对图书馆的认识，但图书馆学的本质却不以图书馆的本质为转移，也不以我们对图书馆学的认识为转移。
3．3．2“图书馆学本质说”。“图书馆学本质说”是从图书馆学科学本质的角度出发，脱离出图书馆的限制，是对图书馆学本质和规律的把握。图书馆学是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可。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社会现象，特别是考虑到图书馆学的“应用科学性质”，因此我们应该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表述为一种社会行为。〔26〕所以，对图书馆学“交流”、“组织”等社会行为的论述都属于图书馆学本质说。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各种“交流说”，以及信息组织、知识组织等各种“组织说”。美国图书馆学家谢拉最早提出了“交流说”，“交流不仅对个人的个性十分重要，而且对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及其活动也是重要的，所以它成了图书馆学研究的中心内容”〔27〕。前苏联图书馆学家丘巴梁指出，“苏联图书馆学是一门把图书馆过程作为群众流社会思想的一种形式的社会科学”〔28〕。同时“文献交流说”、“知识交流说”和“文献信息交流说”是我国有代表性的“交流说”的观点。马恒通于2007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把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表述为“馆藏知识”的传播。进而把图书馆学定义为“研究图书馆馆藏知识的传播、以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一门综合性学科。”〔29〕实际上，传播和交流是同一个概念（Communication）的不同表达形式，因此“传播说”的本质还是“交流说”。“组织说”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通过“组织”这种社会行为来表述。王知津在20世纪末连续发表了《从情报组织到知识组织》〔30〕、《知识组织的研究范围及其发展策略》〔31〕、《知识组织的目标与任务》〔32〕等系列文章，认为“知识组织应建立在知识单元的基础上，将无序的知识组织起来供人们使用，这就是图书馆学的研究领域”，通过这些文章对知识组织的内涵进行了详细的阐释。金胜勇在《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析论》和《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研究对象与学科关系》两篇文章中指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面向信息检索的信息组织”〔33〕。无论是“知识组织说”还是“信息组织说”，都把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表述为“组织”这种社会行为，都试图对图书馆学的科学本质进行把握。在上述三种流派、四种学说中，“工作说”、“事业说”、“图书馆本质说”都是围绕图书馆（图书馆工作、图书馆事业、图书馆本质）来阐释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可以统称为“图书馆说”。而“本质说”中的“图书馆学本质说”则是从图书馆学的科学本质来阐述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可以称之为“非图书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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