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09 18:5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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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银行机构开展经济资本管理，可以量化内部每个业务单元和每个业务环节在获得经营收益过程中所承受的风险大小，可以实现对利润的风险调整和对客户的风险定价，进而使绩效评价和经营战略更为科学，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本文首先阐述了银行经济资本管理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其次，分析了银行经济资本管理的作用，最后，对如何建立现代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体系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看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我国；银行；经济资本管理
一、前言
金融业界对经济资本这个概念并不陌生，但一直困惑于如何将这个概念与金融实务紧密联系起来。自经济资本概念提出伊始，学者和实务工作者就一直在探索如何使这个概念具有实际可操作性，如何超越定性的层面，定量地、具体化地度量经济资本，以及如何利用各种经济资本指标来深化金融企业的业绩管理。这些努力总结起来，其实质就是如何实施经济资本管理工作。
经济资本指用于承担业务风险或购买外来收益的股东投资总额。经济资本＝风险资本＋商誉。如果没有购买外来收益计划，经济资本和风险资本的差别可以忽略。而风险资本是指抵补一定时间段内，给定置信区间内资产和其他头寸价值的潜在损失金额，即指能够令损失超过资本的概率小于一定水平的资本要求。在现代商业银行监管框架下，资本能力大小决定了银行的规模增长能力、风险抵御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银行机构开展经济资本管理，可以量化内部每个业务单元和每个业务环节在获得经营收益过程中所承受的风险大小，可以实现对利润的风险调整和对客户的风险定价，进而使绩效评价和经营战略更为科学。
二、银行经济资本管理在中国
2004年6月26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公布了以完善资本充足率框架为主要内容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并于2006年底在十国集团国家正式实施。中国政府为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设定的最后期限为：拥有大量海外业务的大型中国银行须在2010年前实施。2007年2月27日中国银监会《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规定：“银行经批准可以申请暂缓实施新资本协议，但不得迟于2013年。”同时，中国银监会督促大型国内银行，按照新资本协议规定的高级内部评级体系，开发最复杂的信用风险计量模型；要求中小银行借鉴新协议所代表的先进风险管理技术和经验，逐步朝先进的风险管理模式靠拢。
新资本协议提出的信用风险的初级和高级内部评级法都要求有5年的违约概率数据，高级内部评级法还要求有7年的违约损失率和违约风险暴露数据。因此，国内银行最迟需要从2008年1月开始收集数据或者推迟使用高级内部评级法，或者从开始收集数据起7年后再使用该方法。今日，国内银行执行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号角已经吹响。
管理风险的能力是银行的核心能力，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其实质体现了对银行风险管理的要求，新资本协议要求精确计量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新资本协议对银行的资本结构、风险状况、资本充足状况等信息披露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如何依照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识别金融风险，利用金融风险技术建立风险模型，难确计量与完整披露银行的风险，如何以“资本约束下盈利能力最大化”为目标，实现流程银行等管理激变，建立健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如何在经营管理过程中贯穿风险控制意识和风险管理，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在于引人经济资本分配和管理模式。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采用经济资本分配和管理模式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建立以经济增加值和经济资本回报率为核心的绩效考核体系，识别和计量经营过程中的风险水平，从而用经济资本定量表示全行总体、各业务品种、各分支机构在获得经营收益过程中所承受的风险水平，实现对利润的风险调整、对客户的风险定价，使绩效评价和利率定价更为科学，进而提升自己的风险管理能力，优化业务结构和区域结构，适应资本监管要求。目前在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还达不到监管要求的情况下，实施经济资本管理，建立资本制约机制，可以有效地引导和约束风险资产的增长，确保风险的增长与资本的增长相协调，稳定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
三、银行经济资本管理的作用
1.经济资本管理体系的引入是银行经营管理模式发生根本性转变的表现。经济资本管理体系的引入、运用以及相应管理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能够促进银行管理模式由传统的粗放式、外延式向集约式、内涵式转变。
2.经济资本是银行实施战略管理的基础手段。全面计量和监控风险状态是银行实施战略化管理、赢得市场竞争优势的基础手段。当经济资本总量接近或超过监管资本时，银行应通过某种途径补充资本金、控制其风险承担行为，否则其安全性将在战略上受到威胁。
3.经济资本是银行开展全面风险管理的重要工具。全面风险管理是银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其关键环节在于风险的量化、分解、监测以及应对策略。经济资本通过对非预期损失的计算和预测，直接反映银行的风险全貌，同时，经济资本的配置能够实现银行资本与风险的匹配。
4.经济资本是银行内部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在经济资本配置的基础上，通过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指标对银行的各分支机构、产品线和业务线的评价，考察了其盈利能力，又充分考虑了该盈利能力背后承担的风险。
5.经济资本管理的实施为银行市场营销提供指引。银行决策者判断不同业务和产品的市场进退标准是经济资本回报的大小。银行应保留和发展较大资本回报的业务和产品，否则应予收缩或退出市场。
四、如何建立现代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体系
根据我国商业银行现阶段的具体特点，建立现代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体系需要考虑和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尽快建立和完善经济资本配置程序
商业银行应综合考虑股东、经营管理层、监管当局等不同角色对资本管理的要求，从以下几个方面逐步建立和完善经济资本配置程序：第一，评价银行总体风险承受能力。银行的董事会须综合考虑监管当局规定、股东收益和经营中承担的风险，并对所需资本的总体水平做出评估；银行的经营管理层须就其风险偏好所要采用的风险结构做出决定。第二，合理配置资本资源。银行根据既定的资本总量和资本回报要求，运用限额管理、组合管理以及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目标管理等手段，将资本在各个分支机构、产品线和业务线等不同层面进行有效配置。第三，最优化可用资本。在风险结构和预计的资本需要量一定的情况下，银行需要平衡监管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的关系，运用内部风险资本模型度量最优化可用资本水平，确保可用资本与规划资本需要一致，并使资本成本达到最优。第四，衡量资本使用和收益。银行在持续经营前提下计算实际资本收益，当环境变化、业务超过原定目标或原定目标无法完成时，银行有必要对资本计划进行适当的调整。
(二)加快研究制定经济资本管理配套制度
经济资本的管理理念和方法必须运用到银行所有业务流程中，并使之充分发挥决策支持作用。在当前条件下，我国商业银行应坚持制度与系统“同步推进、配套建设、逐步完善”的原则。一方面，要加强宣传和培训力度，促进银行经营管理理念的转变和提升；另一方面，要加快研究、制定和出台一整套经济资本分配管理办法，从而更全面、更扎实、更有效地推进经济资本管理体系建设。
(三)明确经济资本计量范围
依据内部风险资本模型计量的经济资本应与监管当局要求的监管资本保持总体平衡，商业银行应分别计量相应经济资本抵御以上三种风险。
(四)合理选取经济资本计量和配置方法
商业银行的经济资本计量和配置方法主要有三种：资产波动法、收入波动法和系数法。这些方法的复杂程度不同，技术上也各有优劣。从各国银行的实践看，资产波动法正在成为普遍接受的计量和配置经济资本的方式。
(五)建立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评价体系
国际先进银行主要采用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综合考核银行的盈利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该指标不仅能够将银行的收益和风险直接挂钩、有机结合，充分体现经营目标和绩效考核的内在统一，还能够促进银行建立良好的内部激励和约束机制，也能够激励银行自觉地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风险，在审慎经营的前提下拓展业务、创造利润，实现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最大化，从而实现为股东创造最大价值的经营目标。
(六)加强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国外银行的先进管理信息系统主要有资产负债管理系统、资金转移定价系统、财务集中管理系统、内部评级系统等。这些管理信息系统不仅可以处理银行内部的资本配置问题，还可以对账面收益水平进行调整，得到风险调整后的收益状况，从而真实反映银行资本是否实现增值目标以及股东价值最大化目标。
参考文献：
[1]银强.引进经济资本管理手段实施全面风险管理[J],广西农村金融研究,2005,(01)
[2]单增建.运用经济资本提高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水平[J],新金融,2005,(06)
[3]单增建.用经济资本理念提升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水平[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5,(06)
[4]宋常,丁卫.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的核心技术——RAROC[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7,(02)
[5]莫海云.论经济资本与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J],经济论坛,2005,(16)
经济学的历史中就充满了这种不确定性。主流经济学的主题和研究范式并不是一个僵滞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更新的历史。翻阅经济学说史，我们不难发现三种类型伟大的经济学家：一种是在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中起到中流砥柱作用并有开创之功的学者，比如亚当·斯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等，他们是主流经济学中影响深远功绩卓著的人物，引导着经济学话语的潮流和学术研究的范式，并在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中起着无可比拟的革命性的作用；第二种是一些技术型的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家的贡献在于他们以自己的智慧和知识背景完善了经济学的分析工具，确立了主流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数理方法和逻辑体系，比如瓦尔拉、希克斯、萨缪尔森，他们的分析方法已经通过无数的教科书而融入经济学的发展长河中，渗透进无数经济学的初学者和经济学家的头脑中；第三类经济学家可以被称为“另类”经济学家，他们或者对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对象情有独钟，从而拓展了经济学研究的疆域，开辟了崭新的经济学研究分支，或者在研究范式上迥异于主流学派，从而以自己富于个性的思想和学术风格在经济学说的历史中确立了自己的独特地位。这些个性鲜明卓然不群的经济学家中，有马克思、凡伯伦、熊彼特、哈耶克、加尔布雷斯、布坎南、诺斯、贝克尔和森等。这些在经济学说史上另类（或者说异端，当然人们对于异端或者另类的标准并没有一致意见）的经济学家，现在已经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些思想正在或已经开启了经济学的某种主流思潮。以经济学说史的眼光来看，假如我们足够冷静和客观的话，我们就得承认，这三类经济学家在经济学的发展中都是不可或缺的，而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那些另类的经济学家，他们展现了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多元特征和无穷的多样性，显示了经济学家在许多领域的创造力和渗透力，也昭示着经济学与其他学科不断整合的历史趋势；他们增加了经济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的丰富性，拓展了经济学的视野，在经济学理性主义和工具主义的传统中浸入了经济学家的人文关怀和历史眼光，这是“另类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学的贡献与价值所在。
如果我们想判断一个“另类经济学家”的价值的话，也许最合适最突出的例证是马克思。这个深谙德国古典哲学传统的经济学家，以自己的独特的逻辑力量和犀利的批判性语言揭示了资本主义这一历史制度的运行特征，“在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驱动力和各参与力量之间的紧张局势方面，无人能与马克思相提并论”，因而“马克思必将与亚当·斯密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一起，并称为经济学历史上的三位巨匠”，尽管这三位经济学家的理论存在着根本的歧见和冲突。马克思的经济学充分显示了一个经济学家（当然马克思并不仅仅是经济学家）在引导和影响学术范式和意识形态从而在左右社会思潮方面所能达到的广度和深度。无论后代的经济学家对马克思有多少批判性的反思，他作为经济学历史上的一个极其独特的革命性人物以及他贡献给这个学科的思想资源，都是学术史所必将铭记的。与马克思同时关注资本主义制度和工业时代弊端的还有美国20世纪初的著名经济学家凡伯伦，这个行为怪僻离奇、思想独特卓绝的经济学家，在其他主流派的经济学家遵循着经典的经济学理念进行他们的研究的时候，他却关注制度的变革和演进，断然否定经济学中流传已久的理性人的假说，并将其他社会科学的丰富思想引入经济学来研究人类行为。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凡伯伦是美国20世纪初最著名的几位经济学家之一。他把从其他社会科学中汲取的知识引入经济学，并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拓展经济学。更具体地说，他阐明了习惯、文化以及制度如何塑造人类行为，以及人类行为的变化怎样影响经济。正是由于上述研究成果，凡伯伦成为经济学制度学派的智慧之父。”这是对这位离经叛道特立独行的经济学家的公允的评价。
我要说的第三位带有“另类经济学家”印记的学者是哈耶克，尽管在货币、商业循环和资本理论方面的纯经济学成就上，哈耶克完全能够跻身于一流经济学家的行列，但是他的最引起知识界轰动和争议的成就却是在政治哲学与社会哲学方面。40年代以来，“哈耶克主要以一位法律和政治哲学家以及一位尖锐的对经济计划和经济统制的理智批评家而闻名于世”，他的经济学家的身份反而在逐渐淡化，有些学者对此评论说：“哈耶克在学术上的主要成就是重新使经济学成为社会科学的主要部分。”在1941年他的全面论述经济理论的著作《资本纯理论》（ThePureTheoryofCapital）出版后，他由衷而坦然地感叹：“我对（经济学）纯理论有些厌倦。我写作《资本纯理论》的4个年头里是非常艰苦的。”此后，他的主要精力转向政治哲学、法律理论和思想史的研究，并在这些领域取得巨大的成就，其影响远远超出经济学领域，成为一位划时代的思想巨匠。从正统的主流经济学的观念来看，哈耶克的名作《通往奴役的道路》（TheRoadtoSerfdom,1944）的论证范式和学术价值是值得怀疑的，因而这部后来声名大噪的著作在当时的学术界却连遭非议，几乎到了“声名狼藉”的地步。这种受主流经济学家排斥的命运直到70年代才有所转机，作为凯恩斯的反对者，哈耶克东山再起，再次被主流经济学界所接纳并奉为神明。经济学界对于哈耶克态度的这种变化从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稍显夸张和吹捧的评语中就可以看出：“鉴于哈耶克作为在经济学界自亚当·斯密以来最受人尊重的道德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云云。哈耶克经历了一个典型的“另类经济学家”的典型命运：先是从“主流”的经济学研究转移出来而投入广泛的社会科学的探索，成为“边缘”的经济学家，然后在经济学“边缘”获得巨大的思想成就（也遭受广泛的争议和攻击），然后在经受了历史考验之后重新受到主流经济学的认同和尊崇，从而再次成为“主流”。加尔布雷斯也许是受到非议最多的经济学家，他在经济学界所赢得的声誉与遭受的毁谤几乎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作为先进工业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重要评论家，加尔布雷斯成为当代最著名的学者和最有影响的批评家之一，他的四部著作（《美国资本主义》、《丰裕社会》、《新工业国》和《经济学与公共目标》）引起思想界和大众的普遍关注与争论。加尔布雷斯在方法论上是独树一帜的，他运用历史的和演进的方法研究经济现象，他相信，“行为和感觉要在它们的文化和制度环境的结构中得到理解，这一信条促使他以相互约束和机能主义的方式建立一种神圣的综合分析”。这种信念影响了他的写作方式，他屏弃了正统的经济学家的论述模式，而代之以更有震撼力和说服力从而也更加容易被思想界接纳的方式来阐述他的犀利观点。有评论说：“加尔布雷斯改变了人们的信条，进而改变了他们的社会；他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不仅由于他论点的力量，而且因为提出论点时的极强的表达能力、诙谐和能够被接受的方式”。作为主流经济学的不懈的严厉的批评者，加尔布雷斯讥讽经济学家们只是关注于数理分析而不关注现实的经济社会的“专家”，这些尖锐的批评激起经济学家主流集团的强烈反感和抵制，许多经济学家反唇相讥，称加尔布雷斯并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学家，甚至根本算不上经济学家。但是尽管如此，加尔布雷斯以其独特的理论魅力和论证方式，证明了经济学在影响公众和社会信仰方面所能达到的力量，因此，“低估他对经济学作出的特殊贡献和对社会科学的一般贡献，将是错误的。”
关键词： 技术变革；稳态增长理论；稳态增长模型
1.简介
稳态增长理论是说，如果一个新古典增长模型展示了稳态增长， 然后技术变革必须增加劳动，至少达到稳定状态。有时候还说，另一种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但是这确实包含在理论的原始版本中，如果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在稳定的状态下，技术变革总是被认为是劳动扩大的形式。这些没有逃脱经济学家们的关注，不论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还是在现在，这都是一个非常严格的理论。我们常常希望我们的模型表现出稳态增长，但为什么技术变革是纯粹的劳动力增加 诱导创新的文献与费尔纳、肯尼迪、萨缪尔森、德兰大基斯、菲尔普斯仔细考虑过但没有明确答案的问题相联系。最近，阿西莫格鲁和琼斯又重新思考了这个谜题。
也许令人惊讶的是，鉴于文献发展的重要性，我们已经找不到一个明确的观点和这一理论的证据。并且这就很好解释为什么恰好结果什么也没有提出。为什么技术变革的直觉是必须增加劳动？这一结果的证据通常归功于宇泽的证明，并且毫无疑问的是他证明了这一理论。然而，宇泽主要关注的是哈德罗中立的技术变革（即如果利率不变是常数使资本份额不变的技术变革）和劳动增加型技术变革所展示的相等性和罗宾逊图形分析的正式确定。当然对于稳态增长要求哈德罗中立的技术变革来说这是很小的但却很关键的一步。但是宇泽的现代读者将被两件事所打击。第一是缺乏稳态增长理论的观点和直接证据。第二是缺乏经济直觉，证明方法大多是纸上谈兵。巴罗和萨拉 C 伊―马丁所说的（1995年，第2章）接近提供一个明确的观点和证明这一理论的证据。然而，他们这一理论的观点有更多限制： 技术变革是一个增加了速度常数指数的因素，然后稳态增长要求劳动的增加。这就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可能会有一些反常的因素增加扭曲技术变革的可能性，使得与稳态增长保持一致。麦卡勒姆也提出了一个一般理论的证据并且和宇泽的方法非常相似：虽然坚持和宇泽的方法接近，然而直觉的结果仍然难以捉摸。
这一观点填补了文献中的空缺。我们提供了一个明确的观点和证明稳态增长理论的证据，以及为什么要提出这一观点的简洁的直觉。
本文的工作报告（琼斯&斯克林杰2005）包含一个受宇泽观点（1961）和关注发展直觉启发的证据。根据我们的工作报告，很多作者提出了更直接的证据。罗素提出了一个快速证明这一理论的数学方法，利用一些方法证明，这些方法来自被称为平流方程的类偏微分方程的物理文献中。
2.陈述和证明的定理
稳态增长定理适用于一个部门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我们首先精确地定义模型，然后定义一个平衡增长的路径。我们将遵循通常的惯例也指的是一个平衡增长的路径作为稳定状态。根据下面的定义，我们陈述并证明这一定理。
定义2.1新古典增长模型的经济环境如下所示：
Yt=F （Kt， Lt； t）， （1）
Ct+ It = Yt， （2）
Kt = It -δKt， K0> 0， δ≥ 0， （3）
Lt = L0ent， L0 > 0， n ≥ 0 （4）
生产函数F满足标准的新古典主义属性：在K和L规模收益不变，K和L的边际产品递减。
定义2.2新古典主义增长模型中的平衡增长路径是一个在常数指数率中所有数量{Yt， Kt， Lt， Ct， It}增长的路径。
定理2.1（稳态增长定理，宇泽，1961）
假设新古典增长模型建立一个稳定状态的开始日期记作Τ，人均产出增长速度记作g，并且It > 0，t≥Τ且所有的t≥Τ。
Yt=F（Kt， At Lt；Τ） （5）
当At1/At=g.也就是说，技术变革在稳定状态是劳动增加。
证据：（斯克里克特，2006）根据生产函数Yt=F（Kt， At Lt；Τ）让gx表示在稳定状态下数量x的增长率。然后YT=Yte-gy（t-T）例如，所有的t≥T。
Yt e-gy（t-T）=F （Kt e-gy（t-T），Lt e-gy（t-T）； Τ）
因为F体现了K与L的变量回归，我们可以通过除以指数得到以下公式：
Yt=F（K e-gy（t-T）t， L e-gy（t-T）t；T） （6）
如果gy=gk，结果被证明，并且Ate-gy（t-T）但是众所周知的是这一结论的提出――举例来说，它是一个直接结果模型中不断的投资率。在更一般的框架中，它遵循一些稍微单调乏味的代数。
特别是，方程（3）需要的资本积累gI= gK。所以如果我们得出gI= gY。要与Yt =Ct+ It 区别开来必须遵循时间t≥Τ因此给出以下式子：
gY= Ct/Yt・gC+ It /Yt・gI.
再次区分这个表达式要遵循时间和以下给出的式子：
gC（gY - gC）Ct =gI（gI - gY）It.
如果Ct =0，那么等式的右边必须为0，所以我们得出gI= gY。如果Ct ≠0，那么这个表达式只能得到Ct和It以同样的速度增长。但是这需要gI= gY。因此gY= gK。
3.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在理论的陈述中我们假设的是，在最后一步的证据中投资发挥的是积极作用，在这里我们可以得到gY= gK。特别的是，如果投资等于0，当gY> gK时，可能会出现一个稳定状态，但是前提是资本和劳动力的增加。在零投资下，资本存量下降呈现指数级的速度贬值。因为资本不是输出的积累，稳态增长定理的逻辑不适用于此。相反，技术变革需要增加资本：第一，以抵消贬值，第二“有效资本”与出口以同样的速度增长――回见方程（6）。由斯克里克特提出（2006）的理论和证据遗漏了一个条件就是It > 0。
除了它的简单性，斯克里克特的证明相对于宇泽（1961）的来说有另一个优势。宇泽的证据结尾处出现一个新的生产函数G，就是F（Kt，Lt；t） = G（Kt，AtLt）。斯克里克特在方程（5）中表示，在原始的生产函数中技术变革是劳动的增加。
4.结论
在新古典主义增长模型中，资本与劳动之间唯一的不对称是，资本是每一单位输出的积累，而劳动不是。这种不对称背后蕴藏的是稳态增长理论 ，这是被确认的证据。
这里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来连接这种直觉与劳动力增加的结果。按照输出量把双方的生产函数分开，产生“平衡”表达式1=F（Kt/Yt， Lt/Yt；t）。资本积累和继承了输出的趋势，所以资本产出率在稳定状态下是一个常量。劳动力没有继承这一产量趋势，所以Lt/Yt低于稳定状态。为了达到等式平衡，技术变革必须完全抵消Lt/Yt的下降。也就是说，技术的变革必须是劳动的增加。 （作者单位：广西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著，萧琛等译：《宏观经济学》[M]，华夏出版社，1999 年。
日前，“十八届三中全会与民营经济的机遇”论坛暨温州（中国）商人联谊会年会在北京昆仑饭店举行。令人感到耳目一新的是，年会上联谊会的工作报告言简意赅只用了20分钟，而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资委高级职称专家评审委员会主任徐东华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原副院长、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曹凤岐以及温州市经济学会会长、温州大学教授马津龙所做专题报告以及与企业家互动环节，从上午九点多一直延续到晚上。无论是演讲者还是听课者，无论是作报告还是在互动环节的提问与解答，大家都非常投入，直到结束还意犹未尽。
温州是一方古老、美丽、神奇的热土，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发祥地和改革试验区。改革开放以来，受温州“其货纤靡，其人善贾”的传统影响，温州商人发扬“走遍千山万水，历尽千辛万苦，说了千言万语，想出千方百计”的温州“四千精神”，白手起家、艰苦奋斗；不等不靠、依靠自己；闯荡天下、四海为家；敢于创新、善于创新，闯出了一片片天地，创造了一个个奇迹。温州人的创业精神、自主精神、开拓精神、创造精神长期以来为世人所称赞和颂扬。但近年来温州受金融危机和部分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温州经济在较大程度上受到了制约，一些民营企业的发展受到了阻碍，需要理清思路，迈出新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召开的消息传出后，就引起了温州（中国）商人联谊会的充分关注。尔后公报提出的“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等内容更令他们感到欢欣鼓舞。因此，他们经过商量，将11月底要举行的联谊会年会内容做了精简，决定请几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举行“十八届三中全会与民营经济的机遇”论坛。
上午论坛上，徐东华研究员就全球经济形势、国内宏观经济、产业政策、工业经济、企业治理结构等情况和政策性工作做了多方面的讲解，精到的分析、详实的数据和今后民营企业要把握的方向等内容，引起了与会者强烈的共鸣。下午，曹凤岐主任就中小微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得地位、作用与困难，建立多层次金融机构体系及民间金融合法化、规范化等内容作了讲解。他的精彩演讲不时引来热烈的掌声。之后曹凤岐、徐东华和马津龙三位经济学家现场回答了与会企业家提出的有关温州历史上的金融改革、最近浙江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温州民间融资管理条列》的意义、具体操作以及如何使以温州中小微企业为典型的中国民营经济如何走出困境等问题。现场企业家提问非常活跃，经济学家解答也很认真、到位，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温州现有780万人口中，有175万人在全国各地创业，有60万人在世界各地奋斗。2013年1月6日，一批温州商界精英和温州籍在京知名人士汇聚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温州（中国）商人联谊会成立大会，北京世纪天鼎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市第三届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北京市政协委员林余存经推选和批准，担任首。林余存表示，温商（中国）联谊会成立后先后举办了几场论坛，尤其是这次论坛结合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就民营经济的机遇做了深入的分析和互动，意义尤为重大。通过学习，大家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有利于更好地促进企业把握好方向，推动民营经济创新发展。他说，今后联谊会每年都将不定期地举行有关经济、科技、国学论坛和报告会，不断提升联谊会主席团成员的综合修养，把联谊会打造成一个学习型、创新型、紧密合作型的组织，为地方经济和我国的民营经济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中广网南昌1月2日消息（记者蔡福津）江西井冈山大学两位教师因为在国际学术期刊《晶体学报》发表70篇造假论文，日前被井冈山大学开除公职和党籍。
去年12月19日，国际学术期刊《晶体学报》官方网站称，来自中国“井冈山大学”的研究人员发表在该杂志上的70篇论文存在造假现象，并决定撤销这些论文。《晶体学报》认为这70篇论文涉嫌伪造数据，这些研究“是不可能从这些数据中产生的操作”的“学术欺骗”。
“井冈山大学”的相关研究人员已经承认事实并同意撤销论文。据了解，参与造假的两位教师分别是井冈山大学的教师刘涛和钟华。井冈山大学有关负责人士表示，近3年来这两位教师因数量过大，曾经引起部分同事和该校科研处的怀疑，但学校没有深查和追究。井冈山大学认为，钟华和刘涛两位教师是通过《晶体学报》网上公布的联系方式进行投稿，属个人行为。 论文造假事件暴露后， 井冈山大学学术委员会经调查认定，钟华、刘涛两位教师的行为分别属于教育部《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中列举的学术不端行为类型，影响特别恶劣。为此，井冈山大学决定，撤销钟华、刘涛的造假学术成果，追回所有造假论文的全部奖励3.2万元；撤销钟华、刘涛的高等学校教师资格；撤销钟华、刘涛的高等学校讲师专业技术资格；撤销钟华于2009年12月15日获得的高等学校副教授专业技术资格；开除钟华、刘涛的公职；开除钟华党籍。
经济学论文写作是所有经济学学习者和研究者共同关注和感兴趣的热点话题。《经济学家茶座》曾经多次刊登与此话题有关的文章。比如，何帆研究员曾经在《经济学家茶座》2001年总第9辑发表《如何发表经济学论文》。再比如，聂辉华副教授曾经在《经济学家茶座》2003年总第14辑发表《如何创作经济学论文》。又比如，冯伟博士曾经在《经济学家茶座》2011年总第52辑发表《拍电影与写论文》。这些作者都从不同的侧面告诉读者们如何下手写经济学论文以及写论文时的注意事项，总体上来这些侧面或实或虚，或大或小，不一而足，但都能给我们带来很好的提示和启发。我试着从不同的侧面通过五个比喻来告诉大家经济学论文的写法。为了把这五个比喻拧成一股绳，也为了给本文起一个带有比喻性质的名字，我把这些比喻称为“五步曲”.经济学论文的写作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可偏废于某一方面，我想我在这里写的东西正好可以跟何帆研究员和聂辉华副教授等讲过的内容形成互补。我所讲的“五步”是指经济学论文的定位、选题、构架、成文和修改，而关于这“五步”的比喻则是论文定位犹如打靶子、论文选题犹如找座位、论文构架犹如选兵器、论文成文犹如加调料和论文修改犹如补漏子。
为什么论文定位犹如打靶子呢？
在打靶时的定位就是要瞄准靶心，即使打不中十环，也很有可能会打中九环或者八环，或者往坏里说打中七环或者六环或者更低。反过来，如果瞄准的是六环，那么，一不小心结果就很有可能是脱靶。写经济学论文的道理也在于此。我们不是要求每个经济学研究者都发国内顶级的《经济研究》或者都发国际顶级的《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EconomicReview)，但在定位上我们要瞄准最高级别的经济学期刊。孔子说过，“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孙子兵法》里也说过，“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求其下，必败。”如果我们瞄准的是《经济研究》，即使不能在《经济研究》上发表，就算要往下掉好几个级别，也很有可能会在国内一般CSSCI期刊上发表出来。如果我们瞄准的是《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EconomicReview)，即使不能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EconomicReview)上发表，就算要往下掉好几个级别，也很有可能会在国际一般SSCI期刊上发表出来。瞄准靶心的过程是提升我们的品味的过程，即使功力达不到，但也决不会走了一条“南辕北辙”或者“缘木求鱼”的歧途。张五常教授就特别强调品味的重要性，我想这也是他能写出并发表很多具有原创性思想的论文的重要原因。品味问题在经济学论文写作意义上就是瞄准靶心的定位问题。好品位意味着可能会有更好的学术潜力和学术未来，意味着更容易在发表上从低级别的期刊向高级别的期刊“升级”.
为什么论文选题犹如找座位呢？
同学们跑到教室去上课，一定要找一个合适的座位坐下来，或前或后，或左或右，总之是要找一个别人没有坐的位子。写经济学论文也是这个道理。在论文选题的过程中，必须找到自己合适的“座位”.如果你的选题的具体细节都已经被别人研究过了，那么你根据此选题写作的论文在经济学文献中就不会有“座位”.在文献中没有“座位”的论文，学术期刊也往往不会给你发表，特别是国际期刊对这一点的要求就更加严格。选题是必须跟文献阅读和文献积累联系在一起的，杨小凯教授生前曾多次强调中国大陆的大多数经济学者在文献积累上不过关。一个选题是不是合适的选题，一方面要看这个选题本身是否具有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要看这个选题有没有被别人做过。张五常教授多次提醒经济学研习者，论文选题是在文献阅读前面的，论文选题不是从文献堆里找出来的。你需要做的是，先找到一个选题并想好对付这个选题的具体思路，然后再去检索和阅读相关文献。如果已有的文献没有做你想要做的事情，那么你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做了。如果已有的文献已经做了你想要做的事情，那么你就只能发出一声叹息了，这声叹息的内容就是杨小凯教授所讲的“英雄相见略同”，因为你想到了已经的“英雄”所想到的东西，你自己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做“英雄”的潜质了。总之，经济学论文在选题上不能坐别人已经坐好了的“座位”，不能在低水平重复中做无用功。
为什么论文构架犹如选兵器呢？
选择合适的工具是一门大学问。我经常在课堂上告诉同学们的一句话就是，“骑着自行车永远上不了月亮，不是人不行，是工具不行。”看看中国名着中的人物使用的那些几乎量身定做的兵器吧。《西游记》里孙悟空使用的兵器是金箍棒。《水浒传》里林冲使用的兵器是丈八蛇矛，卢俊义使用的兵器是点钢枪，李逵使用的兵器是板斧，鲁智深使用的兵器是禅杖，石宝使用的兵器是流星锤。《三国演义》里刘备使用的兵器是双股剑，张飞使用的兵器是丈八蛇矛，关羽使用的兵器是青龙偃月刀。很显然，选择跟自身能力匹配的兵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增强自身的战斗力，正所谓“好马配好鞍，良将配宝刀”.在找好了论文的选题以后，紧接下来的一步就是在构造框架时让思想跟工具匹配起来，也就是要找到合适的分析工具。简单的分析工具对付复杂的问题，可能会力不能逮，所谓“杀牛用杀鸡刀”是也。复杂的分析工具对付简单的问题，可能会大材小用，所谓“杀鸡用杀牛刀”是也。在这一点上做到恰如其分本身就是很难的事情，正因为很难所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论文的质量。但是，就现阶段中国经济学界的整体实力来说，工具箱里的工具还不是很厚实，还不是很精良，甚至没有达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程度，所以很多高校都在努力提升高级微观学、高级宏观经济学和高级计量经济学等“三高”课程的教学水平。很明显，只有拥有更多的工具可供选择，才能让思想和工具更好地匹配。
为什么论文成文犹如加调料呢？
大家都知道，美食追求的是色、香、味，而在成就美食的过程中调料的作用往往功不可没。调料种类繁多，包括咸味调料、甜味调料、酸味调料、辣味调料和鲜味调料等。选择合适的调料，那可是大厨的学问。经济学论文要求的是视角独特，论证透彻。很多经济学论文写作者选题做得不错，构架也做得很好，但就是论文整体上看起来“瘦骨嶙峋”、“面无血色”、“病病歪歪”，问题就在于作者在如何“加调料”上没有过关。经济学论文不能仅仅是数学公式的堆砌，也不能仅仅是给出一个问题的答案，经济学论文需要注重自身的可读性。经济学的研究方向甚多，专门研究微观经济学的学者可能不懂宏观经济学的数学公式，专门研究宏观经济学的学者可能不懂微观经济学的数学公式，经济学期刊的主编也不是万事通，在作者文字写得不清晰且文字论证不透彻的情况下，论文的初审就很有可能通过不了，国外叫“deskrejection”.所以，作者在论文成文的过程中一样学会“加调料”，让自己的论文看起来“有血有肉”，读起来“有滋有味”，即使不能像精致的散文那样让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回味无穷”，但至少也要让人读起来通畅顺溜而不至于要靠猜测作者的意思才能磕磕绊绊地读下来。
为什么论文修改犹如补漏子呢？
论文摘要：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实证化和专门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证伪主义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发展的边缘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现实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补充、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等趋势强化，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以及政府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得到共同重视。
20世纪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研究方法的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十大趋势。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1］〔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经济学家们一直认为资本账户自由化——资本在各个国家间自由地无限制的流人与流出确实是有益的，它对债务国有益，同时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然而，过去几十年中所发生的银行投机和金融危机——从拉美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危机，斯堪的纳维亚地区1990年的危机，到后来发生的墨西哥、东南亚、俄罗斯以及最近的阿根廷金融危机彻底打破了这一观念。在这本文笔简练、分析透彻的著作中，欧洲经济学家的杰出代表之一让?梯若尔分析了上述危机的特征，防范危机的制度改革，以及为此而进行的全球金融体制的重建等重要问题。
?让?梯若尔首先分析了关于金融危机以及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普遍观点。他认为，大多数的改革建议只注重表象而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并且无法协调建立有效的融资限制条件与确保借款国自行改革之间的目标冲突。他强调指出，正确识别市场失灵对于重建IMF的目标责任是十分必要的。然后，他将公司金融、流动性供给以及公司风险管理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个体国家的借款问题。建立在“双重”和“共同”的基本分析框架之上，他重新审视了通常建议的政策，并且考虑了多边组织如何帮助债务国在开放本国资本账户的同时获得更多的收益。
【前言】
经济学家对于以下观点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共识，即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允许资本在各个国家间无限制地自由流人和流出——确实是有益的。它对于债务国是有益的，对于世界经济也是有益的。资本流动的两个优点是显而易见的：第一，资本流动创造了较好的保险机遇，并促进了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配置。资本流动使得家庭和企业能够在世界范围的市场上对本国的(流动性)冲击进行保险，消费者因而得以平滑他们的消费，而企业则可以更好地管理它们的风险。商业周期受到抑制，完善的流动性管理促进了投资和经济增长。第二，除保险作用外，资本流动允许储蓄从低回报国家流向高回报国家，这种资本转移提高了世界范围的经济增长…
【序言】
我非常高兴看到《金融危机、流动性与国际货币体制》在中国出版。2002年12月，应邹恒甫教授之邀，我有幸在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做访问，期间与EMBA学员和博士研究生讨论了本书的基本观点。对于所面临的国外借贷及其与世界金融体系的相互关系等问题，中国也许与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有所不同，因而本书的某些观点必须加以修正以适合中国的现实。但无论如何，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其中的共性，并且我希望中国的读者会对本书的基本观点感兴趣。
让?梯若尔1953年出生在法国巴黎附近的一个小镇，197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素有法国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摇篮之称的法国理工学院。1978年，在他获得巴黎第九大学应用数学博士学位后不久来到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继续深造，并于1981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梯若尔继承了法国学者重视人文科学的传统，再加上他深厚的数学功底，很快就显示出了他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卓越的天赋和才华。他当时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并以1982年和1985年发表在最权威的Econometrica（经济计量学杂志）上的两篇经典论文奠定了他在这一领域的学术地位。此后，梯若尔转向了当时正在兴起的产业组织理论，出于研究的需要，他同时师从于著名的博弈论大家马斯金（EricMaskin）研究博弈论。梯若尔将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分析框架应用于产业组织理论，开始构建了一个新的框架，并用其分析并解决产业结构调整中出现的许多新问题。1988年，他的代表作之一——《产业组织理论》出版，标志着产业经济学新的理论框架的完成。在此后的十几年中，这本书一直作为世界著名大学经济系研究生的权威教程而广为流传，至今无人超越。
1991年，梯若尔和弗登博格(Fudenburg)合著的《博弈论》正式出版。这本著作立即成为博弈论领域最为权威的高级教程，十几年来一直无人超越。80年代中期，梯若尔和拉丰教授共同开创了激励理论的一个最新的应用领域——新规制经济学，并以两本经典著作《政府采购和规制中的激励理论》（1993）和《电信竞争》(2000)完成了这一理论大厦的构建，同时确立了他们在这一领域的开创者地位。
梯若尔从当代经济学三个最前沿的研究领域博弈论、产业组织理论和激励理论的十几年融会贯通的研究中获得了经济学研究的真谛和“秘笈”，这个真谛就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直觉——即透过纷繁复杂的经济学现象把握经济学本质规律的能力，而这个秘笈则是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自90年代中期起，梯若尔开始以一个开拓者的姿态征服经济学的新领域：经济组织中的串谋问题（1992）,不完全契约理论（1999），公司治理结构(2001)，公司金融理论（2002），国际金融理论（2002），以及最近完成的经济心理学（2002）。在上述每一个领域，梯若尔或以综述性论文的方式，或以专著的形式完成该领域的理论框架的建构，并指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然后悄然转向另一个领域。梯若尔具有非凡的概括与综合能力，他总是能够把经济学的任何一个领域中最为本质的规律和最为重要的成果以最为简洁的经济学模型和语言表达出来，并整理成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而梯若尔对经济学惊人的直觉，也是一般的经济学家望尘莫及的。他敏锐的洞察力和极快的反应能力使得一般的学者根本无法跟上他的思维，因而许多人都这样认为：“在梯若尔面前，我们如同！”
中国社会不能缺少市场派经济学家，市场派经济学家不能不挨骂。理由很简单，经济学家是中国社会利益分裂的象征，也是专业素质受诟病的典型一族。
专业素质要求经济学家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不止一个经济学者说过，自己的唯一职责是判断怎样的经济手段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并提出相关的建议。这与社会的道义要求有万里之遥，这个转型期的社会要求经济学家不仅指出什么是高效的资源配置，还要求他们在效率与公正之间作出正确选择――经济学家如果不愿意成为伦理专家，就可能被口水淹没。口水战的结果是两败俱伤，经济学家丧失了尊严与道义，而社会丧失了经济效率的理性探讨。
茅于轼是经济学家分裂症的典型人物
茅于轼是经济学家分裂症的典型人物。这位年长的经济学家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他几乎在房地产、社会保障等各个领域遭遇炮轰。不要说，不能说，一说就是错。对此，他倒也十分坦然，达到这种境界的经济学家不多。
从实践角度来看，茅于轼先生是个身体力行的无可挑剔的穷人的经济学家。1992年开始，他联合同道中人在山西创办“龙水头村民互助基金”，以具有尤努斯乡村银行特征的小额贷款试点开始探索中国特色。2003年，他74岁时又创办了北京富平家政培训学校，以后又在北京尝试为民工办理小额信贷支持创业。就是茅于轼理论的反对派也承认，这是一个品格令人敬重的人物。正因为如此，茅于轼的“不识时务”让人头痛之极。
前两年，他支持铁路票价上涨以缓解春运压力，支持油价上涨以缓解交通运输压力，贯穿2007年与2008年初是“替穷人办事，为富人说话”的主张，而后提出“经济适用房不应该继续建设”和“限价房太多的确会搞乱正常的房地产业”，还赞成提高高校学费，认为在中国高校里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20%，通过提高学费来增加更多的助学贷款和奖学金，才是解决穷人上学问题的最好办法，可以避免富人搭便车……不用多说，谁都知道这些言论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但他以平和的口气继续说，不断地在各种场合说，这其实不是经济学家的执著，笔者认为这更是历史学家式的历史道义。
茅先生将市场化简单化了
毫无疑问，茅于轼先生是个市场派。他这一生青壮年时期的大好时光，正值计划经济大行于世，经济计划时代的普遍贫穷成为特定历史时期无法抹去的集体记忆创伤，经历过那一代的人，大都坚定地走市场道路，避免回到普遍贫穷状态，而这根逻辑贯穿到极致，有可能得出即便是贫富不均也好于普遍贫穷。如果市场经济发展到贫富严重不均的程度，可以选择的道路是，政府建立基本保障制度，实现基本的生活保障，最坏的选择是政府直接插手，以实现市场公正的名义进入市场资源的配置领域，在获取行政溢价之余，败坏市场的基础。
茅于轼的选择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他反对限价房，主张提高高校学费，逻辑是一以贯之的，限价房既不是彻底的市场化的商品房，也不是彻底的保障性住房，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蝙蝠”。政府在土地供应与税费上实行一定优惠，同时对房地产商的盈利空间进行严格管制，参照周边楼盘的均价进行定价。很清楚，从市场的角度来看，限价房是一个将市场与行政混杂于一体的怪胎，决策者以为是将市场与行政的益处集于一身，而在市场派眼中，是将市场与行政之害嫁接到一起，既无益于已经混乱无比的房地产市场，也是政府推卸责任的表现。
反对限价房政策只是市场之树上无数果实中的一粒，反对经济适用房同样归因于此，主张高校学费上涨虽然体现出茅于轼先生对于高等教育市场化的观点，与上述稍有不同，牵涉到对于贫富区隔的基本判断，以及对于公办教育的理解。我国的大多数高校属于公办高校，由政府拨款建立，教育产业化政策实行之前，基本上实行的低收费政策。茅于轼先生认为是高校低收费，是穷纳税人补贴了富人，但这一理论根基的数据调研显然值得推敲。中国高校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10%～20%有什么依据？所谓穷人的标准是什么？在屡屡爆出高校学费压垮学生家长新闻的今天，是否证明我国的高校平均收费已经是中产收入阶层不可承受之重？如果提高了收费，高校将这部分经费不用于教育资源的增加，而是挪用作购新楼、买房产或者像天津某高校一样大买股票，又该如何处置？
这就体现出市场派经济学家的另一劣势，即在专业上色厉内荏。如茅于轼先生基本上以供求关系理论这一招“吃”遍所有经济难题，一切的经济失调只要涨价或者降价，就能完成调整，市场会自动根据供需作出涨价或者降价的选择。但他不能告诉人们，当面对中国铁路这样的垄断铁老大，当在特殊时段内需求处于刚性时期的涨价，是缓解供需还是垄断溢价？对于自由市场的发展是有利还是有害？可以说，茅先生是将市场化简单化了，这种脸谱式的做法，被大多数人所反对，包括许多市场派经济学家阵营内部的人物。
经济学家挨骂是社会过失的替罪羊
丁学良曾经指出，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人。另一个屡屡挨骂的经济学家张维迎则被指责为根本不具备经济学家四个字的起码支撑，无论从论文还是如今的主要任务，都让他离专业经济学家相去甚远。在张维迎与邹恒甫之争爆发后，有记者曾经直言不讳地向他提出了这一问题，而张维迎也变相地认可了。
道德上的质疑因人而异，可以用清者自清的办法来解决。当人们质疑厉以宁家族在股市上的作为让厉以宁的股市发言失去客观性与公正性以后，虽然有人提出了茅于轼的小额信贷试验有任志强等企业家捐赠的资金，但这并不是什么污点，不至于被戴上“二奶学者”、“利益代言人”的帽子。但另一些经济学家在市场与理论上的表现，确实有违起码的社会公德。
要害的问题在于，当市场派经济学家盯着行政权力介入市场的广度与深度时，社会已经因为扭曲的市场所产生的教育、医疗等扭曲的价格而义愤填膺，有强烈的呼声，要求政府干预市场，比如打压房地产市场，以降低房价。普罗大众与市场经济学家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对立，这一对立来自于此前市场的扭曲。事实上，如中国的房地产业一样，在教育与医疗等领域，从来没有真正独立的市场产生，这样的伪市场必须纠偏，不是向左，就是向右。可惜，市场派经济学家不仅不识时务，还以含糊不清的过激言论在市场理念上撒了一把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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