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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论文

时间:2023-02-09 08: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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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论文

第1篇

论文关键词: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层次灰关联

0引言

传统理论从比较优势出发,过于强调劳动密集型的非高新技术的发展,随着国家提出自主创新战略,出现过于依赖高新技术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倾向。其实,不管是资本密集型的高新技术行业,还是劳动密集型的中低技术行业,只要在开放的条件下具备相应的技术创新能力,就会给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空间。

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应该同时关注不同技术层次行业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传导作用。我国目前处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时期,研究如何运用不同技术层次行业技术创新,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传导机制

各国工业化的进程表明,产业结构升级是以企业技术创新为前提条件和主要动因。企业创新系统中技术创新是关键,作为产业的微观组织,企业的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有传导作用。一般认为,从微观层次看,技术创新是企业在一定资源基础上进行的,决定技术创新能力高低的3种资源为人力资源、财力资源和物力资源(指工艺装备)。行业技术创新是行业内企业技术创新的有效聚集,是推动行业发展和结构优化的主要动因。关于产业结构的研究,文献认为,产业结构升级包含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2个方面,两者交织在一起,相互依存又相互作用,从而形成产业结构优化过程的一条纽带。产业结构合理化主要解决各产业之间有机联系和耦合质量的问题,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则是解决怎样促进整个产业结构从低水平向高水平发展的问题。产业结构演变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技术结构、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及贸易结构等,在诸多因素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技术结构,因为一种产业的形成发展或衰退,从根本上说起因于技术的进步或落后(技术创新),从而产业结构的变动也起因于技术结构的变动。由此,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途径应依赖于与之相应的技术创新,推进创新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核心。一方面,技术创新通过促使生产要素在产业问流动,直接实现传统产业的改造和新产业的形成;另一方面,技术创新会通过对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和贸易结构等的影响间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借鉴文献构造出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传导机制,如图1所示。技术创新过程的性质特点,决定着无法直接衡量技术创新的质量和数量,因此,只能采用一些替代性指标,如设备、资金及人员来反映技术创新活动。图1中虚框内的技术创新内容,通过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处于黑箱之中。本文根据信息不完全的特点,利用灰关联理论,在技术创新投入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建立模型,量化分析不同技术层次行业技术创新投入因素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2技术层次划分及指标设计

制造业水平决定了一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大中型制造业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力量,无论新产品销售收入还是从业人数都占有绝对优势,它们的技术创新状况直接关系到制造业总体的技术创新水平,数据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本文依据OECD(1996)的技术划分标准,结合我国对高技术产业的界定,将制造业划分为4个技术层次:高技术、中高技术、中低技术和低技术,考察我国1996-2005年制造行业的技术创新状况。由于部分行业原始数据残缺,再加上个别不同技术层次行业放在一起统计,数据不易分离,在这里剔除“石油加工、炼焦与核燃料加工”、“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及“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行业后,共得到29个行业的大中型制造业企业的原始数据,这些行业按技术层次划分情况见表1所列。

技术创新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了技术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由于技术创新过程涉及众多因素,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测度方法,国内外的研究者分别从企业层面、产业层面和国家层面提出了多种问接测度指标。本文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考虑到数据的可取得性,设立技术创新投入指标和技术创新产出指标,综合衡量行业技术创新能力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从投入一产出角度构建技术创新评价体系,体现了技术创新活动的链条式过程,把技术创新的实现看作是一个创新资源投入到产出的整合过程,指标体系就是一个描述技术创新资源从投入到产出的配置情况和运作水平的过程优化体系。

设技术创新投入指标为X;.z为微电子控制设备原价占生产经营用设备原价比重;zz为科技活动人员占从业人员比重。为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占产品销售收入比重;设技术创新产出指标为z。,包括专利申请量和新产品销售收入。

技术创新最重要的3个投入指标即设备、人才和资金。技术创新投入既包括R&D投入也包括非R&D投入,R&D投入是衡量技术创新投入最主要的指标,它既是自主创新的基础,也是成功消化吸收先进技术的要求。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大中型制造业R&D人员、R&D经费仅有20O3—2005年3a的数据,本文选择科技活动人员代替R&D人员,选择科技经费内部支出代替R&D经费。相比较而言,科技活动人员和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在量上大于R&D人员和R&D经费,而且不像R&D人员和R&D经费那样单纯反映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相应投入,因此,选取更加合理。技术创新投入指标中微电子控制设备原价占生产经营用设备原价比重体现了设备的投入强度,科技活动人员占从业人员比重反映了技术开发力量的强弱,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占产品销售收入比重体现了科技开发力度(由于统计原因,高技术行业用“年末固定资产原价”代替“生产经营用设备原价”;高技术行业的“产品销售收入”及“从业人员”1995年的数据口径为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1999—2004年的数据口径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技术创新产出包括潜在技术创新产出和现实技术创新产出。专利是研究开发的重要指标,用专利指标衡量R&D能力已被广泛接受。专利权是企业未来用以开发新产品的储备能力,以专利申请量作为衡量企业潜在技术创新产出的指标。技术创新包括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产品创新主要体现为新产品销售收入,工艺创新不易量化,但其效果可在新产品销售收入中得以体现。新产品销售收入几乎代表了所有技术创新投入要素或相关要素相互作用的最终结果。企业技术创新的最终目标是将创新的技术以新产品销售的形式实现其价值,新产品销售收人反映了企业现实的技术创新产出。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传导作用不易量化,因此仅简单以技术创新产出作为衡量技术创新导致产业结构升级的指标,技术创新的投入与实际结果之间的关系恰当地说明了企业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

本文在技术创新投入指标与技术创新产出指标间建立灰色关联模型,来测度不同技术层次行业技术创新投入与所带来的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

3灰关联模型应用

本文仅搜集了1996-2005年的数据,样本量较小。而且由于技术创新过程涉及众多因素,很难准确定义所有影响因素,收集到的信息并不完全,因此,数据具有不确定性。

灰色关联模型恰好适用于信息不完全情况下的关联度分析。关联度分析是分析系统中各元素之间关联程度的方法,其基本思想是依据关联度对系统进行排序。由于计算关联程度的数列量纲不同,先进行初值化处理。

4数据分析及对策建议

运用(1)、(2)式可以计算出不同技术层次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指标,对技术创新潜在产出指标和技术创新现实产出指标的贡献值,并找出不同技术层次产业结构升级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排序,计算结果见表2所列。

这也说明了我国中技术行业自主创新能力较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和持久。值得注意的是,中高技术层次的科技资金投入尚待进一步加强。

从低技术行业的计算结果看,我国低技术行业人才和资金投入对产业结构升级也有相当的作用,我国并不缺乏中低技术和低技术行业的科研人员,如何运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成为急待解决的问题。

第2篇

[关键词]:市场失灵政府干预产业结构调整

Abstract:Governmentisoneofprincipalentitiesofeconomicactivity.Marketfailureisthenecessaryoutcomeofmarketfunction.Thegovernmentcanrectifythemarketfailure,andjustthismomentthegovernmentinterferenceisnecessary.Accordingtothemarketeconomicrules,marketshouldplaythebasicroletocollocateresources.Sodoestheindustrialstructureadjustment.Governmentfailurealsocanresulttoindustrialpolicyinvalidation.Nowmarketandgovernmentshouldbeunitedtocarryoutourcountry’stacticindustrialstructureadjustment.

Keywords:marketfailure;governmentinterference;industrialstructure

一、市场与政府之争

政府和市场之间怎样分工,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充当什么样的角色,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和方式是经济发展史中讨论最多的话题。经济学家们对政府干预市场问题的讨论也由来已久。

经济学家们对政府干预市场问题的讨论也由来已久。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提出“自由放任”思想,认为政府不需干预市场,市场可通过“看不见的手”自行调节,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经济自由发展的思想。20世纪30年代,英国伦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哈耶克,进一步阐述了自由主义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意义。20世纪后半期,在西方国家,特别是“供给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卢卡斯提出的“无为而治”的理性预期学说等,都属于市场自由主义学派的范畴。

相反的观点是强调政府干预的意义,认为市场的作用是有限的。李嘉图非常注重政府运用贸易和税收政策对一国经济平衡增长的作用。1936年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最明确、最直接地提出了用赤字财政和膨胀性的货币政策为主的“政府干预”,乃是解决由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危机问题的重要手段的主张。1994年,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市场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90年代中期以前亚洲经济出现的持续繁荣,主要经验之一在于政府的作用。

二、市场失灵是政府干预市场的根源

市场失灵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运行的必然产物。政府是“市场失灵”的纠正者,只有在市场失灵时,政府干预才是必要的。

西方学者认为,资源配置效率或帕累托效率只存在于理想世界的市场经济,而不存在于现实世界的市场经济。而当理想世界的市场经济的任一假设条件得不到满足或不能成立时,就会出现这种市场失灵。

例如,当进入市场的卖者和买者不是非常之多,而是存在垄断时,当进入市场的产品存在差别时,当进入或退出市场存在障碍时,当经济活动产生外部影响时,当存在公共产品时,当市场参与者存在不完全信息时,都会导致市场失灵,出现资源配置缺乏效率的状态。这种资源配置无效率,或者资源配置达不到帕累托效率的状态即是市场失灵。

市场不能保持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和稳定协调的发展;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最终必然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垄断;市场机制无法补偿和纠正经济外在效应;无力于组织与实现公共产品的供给;市场分配机制会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

三、产业机构调整中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产业结构是指各产业间的关系结构,包括各产业的技术基础、发展程度,及各产业在空间上的分布结构等。产业结构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与经济增长有密切联系。

产业结构的调整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经济发展减弱了结构调整中的资源限制,为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市场,使新的产业重组有可能在无障碍的市场条件下进行。

根据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要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产业结构调整也是如此。从理论上讲,市场经济主要依靠价格机制对资源进行配置在一些严格的条件下,价格机制可以使资源最优配置,即所谓的“帕累托最优”这些前提条件至少包括:信息的完全和对称、充分竞争、规模收益不变或递减、经济活动不存在外部性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这些前提条件得不到满足,价格机制起不到最优配置的作用,因而存在市场缺陷或市场失灵问题正是市场机制存在缺陷和后起国家需要赶超型发展,成为政府推动产业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

我国目前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包括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的优化和升级,完全靠政府制定产业政策来指导和干预是不可能的,政府无法掌握与结构变化有关的所有信息和对多元化的变动方向按其重要性进行排序因此,必须发挥市场对经济结构调整的基础性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产业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实际上隐含着如下一些假定:第一,制定产业政策的政府决策层有动力和有能力制定出合理的产业政策;第二,政府的行政执行系统有动力和有能力有效地推行产业政策;第三,通过产业政策解决问题比通过市场机制解决问题的成本更低,只有满足上述条件政府干预才是有效的才能弥补市场失灵问题。

四、产业机构调整中政府的失灵及其表现

(一)政府机构及其官员的利益最大化倾向,使产业政策决策的科学性并非必然。

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化身,本应公正无私地矫治市场失灵,以优化资源配置和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然而在产业政策决策过程中,政府机构及其官员会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力求使制定出来的产业政策符合其利益取向,置社会整体利益与社会福利目标于不顾。

(二)行政性(或经济性)分权的不彻底,致使产业政策在贯彻与执行中被扭曲变形。

一些地方为增加地方收入,不考虑国家中长期经济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导向,不考虑周边地区的经济环境,而是千方百计扩大基建规模,盲目发展短期内高盈利的产业,加剧了重复建设,造成了地区的产业结构趋同的现象,阻碍了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致使国家的产业政策在具体的执行中被扭曲变形,进而影响了国家产业政策目标的实现。

(三)信息不完全与政府机构运行效率低下,导致产业政策决策的失误与滞后。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信息是在大多数分散的个体行为者之间发生和传递,以及现代经济社会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政府要全面掌握和准确分析所有信息非常困难,而且成本高昂,产业政策决策失误在所难免。

五、我国政府如何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发挥作用

从国际经验看,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对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发挥干预作用。而通过对美、日、德三国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的分析可以看出,首先政府应均充分尊重市场机制在实现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干预都以不破坏市场调节为前,其干预的范围也多是为弥补市场失灵,而做出必要决策”。其次,三国政府都十分注重对教育和科研开发的投资和建设,以科技进步推动产业结构向高度化演进。第三,日、美两国政府在产业政策决策时注意吸收社会各利益集团(包括私营企业)的意见和建议,以使其制定出来的产业政策符合社会各集团的利益,在实践中便于贯彻和执行。

目前我国各产业之间机构不协调,第一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农产品加工与社会化服务体系落后;第二产业中,基础工业与加工工业增长不协调,传统产业比重大,高新技术产业发育不足,加工业能力过剩;第三产业发展不足且结构不合理。区域产业发展中,地区产业结构严重趋同,组织结构水平低。针对现存产业机构失衡问题,政府应采取的措施有:

(一)转变政府职能,推进体制改革,为产业结构调整创造有利的制度环境。

政府的调控行为必须依法在范围、力度和方式上作双向的调整,在某些方而强化政府调控以纠正调控不足,在另一些方而弱化政府的调控,以纠正调控的过度。例如,为保护竞争,维护市场秩序,质量规制和打击假冒伪劣而进行的政府行为必须强化。加大力度改革不合理的劳动就业制度和户籍制度,尽快形成合理的投资融资机制,完善证券市场的功能,建立统一的开放的市场体系。真正实行“非禁即入”市场准入制度,改审批制为备案制。

(二)推进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加强市场机制对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调节作用。

“十五”期间政府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式和政策,应当有较大的转变和相应的改革,不仅要提出鼓励或限制的产业和产品目录,要有符合市场规律要求的经济和法律手段加以配合,而要重视加强和完善市场调节功能,使结构调整的政策手段主要通过市场机制起作用。

(三)为了加强市场机制对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调节作用,需要重点推进以下几项改革:推进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加快以股份制为基本形式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完善全国城乡人市场,健全市场体系;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尽快形成合理的投融资机制;进一步完善市场竞争的规则和机制,加快优胜劣汰的进程;继续消除地区之间的割据状态,促进资源在区域之间、产业之间和各种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推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构建企业破产和职工再就业的系统工程。

参考书目:

1、政府干预与市场经济秩序[M]徐向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5)

2、以制度和秩序驾驭市场经济[M]洪银兴人民出版社2005,(3)

3、政府干预理论与政府经济职能[M]谢自强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7)

4、产业结构调整政府应有所为[J]郭克莎瞭望新闻周刊2001(2)

第3篇

1.1山东省三次产业结构与钱纳里标准产业结构的比较分析

根据《山东统计年鉴》(1991—2013年卷)的统计数据,将考察年份内山东省的人均GDP(人民币)按照当年平均汇率折算为美元,并参照美元通货膨胀率(1980—2012年均约为0.031)换算为1980年美元计价水平。然后利用插值法计算考察年份内历年钱纳里标准产业结构的数据,为比较直观的比较山东省产业结构与钱纳里标准产业结构之间的差异,利用两组产业结构数据绘制图1、图2、图3。1.1.1山东省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与钱纳里标准相比较山东省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与钱纳里第一产业标准相比较,如图1所示。从图1可以直观的看到:1990—2012年,山东省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与钱纳里标准比重相对应,均呈现下降趋势,1990—2004年的大多数年份山东省第一产业所占比重略低于钱纳里标准比重(1991、1995、1996年除外);其中,1990年,钱纳里第一产业比重为29.38%,山东省第一产业比重为28.1%;2005—2007年、2010—2012年山东省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与钱纳里标准比重基本一致,2006年至今,在山东省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后,其第一产业比重开始略高于钱纳里标准,其中2008年高出3.4个百分点。1.1.2山东省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与钱纳里标准相比较山东省第二产业比重与钱纳里标准相比较如图2所示,从图中可以比较直观的看出,1990—2008年二者均呈现上升趋势,2009—2012年二者均呈现缓慢下降趋势,而钱纳里标准第二产业比重在走势上更平缓些。1990—2012年,山东省第二产业比重均高于钱纳里第二产业比重,1990年、2000年、2008年,分别高出7.22、6.53、7.85个百分点。由图2可知,山东省的工业化程度要高于钱纳里标准结构的工业化程度,在1995—2002年间,二者差距比较稳定,而2003—2008年,二者差距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1.1.3山东省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与钱纳里标准相比较山东省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与钱纳里标准相比较如图3示。从图3中可以直观的看到,1990—2012钱纳里标准产业比重呈现平缓上升的趋势。1990—2002年,山东省第三产业比重呈现平缓上升趋势,而2004年,山东省第三产业比重有所下降,之后又开始缓慢上升。考察年份内,钱纳里标准第三产业比重始终高于山东省第三产业比重,1990年、2000年和2008年,标准产业比重比山东省的比重分别高出5.84、8.51和11.43个百分点。综上可知,山东省三次产业结构与钱纳里标准产业结构相比存在一定差异,山东省第一产业结构较为合理,第二产业所占比重高于钱纳里标准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低于钱纳里标准产业比重,可以初步得出山东省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结论。钱纳里三次产业结构模式作为分析产业间比例合理性的参照结构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但该方法也存在标准结构模式是根据样本国家历史资料统计得出,未考虑各国或地区资源条件存在的差异,未确立产业间比例合理性判断规则的不足。因此,为了全面地分析和了解山东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状况,该文在利用传统方法进行初步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Hamming有限点贴近度的方法,阐明山东省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程度。

1.2山东省三次产业的Hamming贴近度分析

利用有限点贴近度(Hamming贴近度)的方法比较钱纳里标准产业结构与山东省产业结构差异化程度。其中,sri为钱纳里标准产业结构模式中各产业的所占比重;sdi为山东省三次产业所占比重;Th代表实际产业结构与钱纳里标准产业结构的Hamming贴近度,i=1,2,3次产业。一般来说,Hamming贴近度越小,则实际产业结构和标准产业结构的差异越大,实际产业结构越不利用经济稳定健康持续发展;Hamming贴近度越大,则实际产业结构和标准产业结构的差异越小,实际产业结构越有利于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计算出Hamming贴近度,见表1所示。根据表1中数据,确立实际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判断规则,如下所述,首先找出最高贴近度(96.10)、最低贴近度(91.92),并计算出平均贴近度为94.15,然后根据Hamming有限点贴近度方法,计算判断山东省产业结构合理度的临界值,见表2。其中,94.80≈平均贴近度+(最高贴近度-平均贴近度)/393.41≈平均贴近度+(最高贴近度-平均贴近度)/3根据表1、表2中数据,绘制图4。由表2、图4可以判断,从总体趋势而言,1991至2003年(1993年除外,该年Th值=92.56<93.41)山东省产业结构合理度指标均高于较为合理度下限93.41,表明山东省产业结构较为合理,其中1995—2002年山东省产业结构合理度指标均高于合理度下限94.8。但是2004—2009年,Th值均低于较为合理下限(93.41),即在此期间山东省产业结构由原来的较为合理逐渐转变为不合理。考察年份内,2001年山东省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最高,Th值为96.10,此后,山东省产业结构与标准产业结构差异变大,其中Th值2005年最低为91.92,不合理的产业结构不利于山东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2山东省产业结构高度化评价

评判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高度化程度方法很多,例如标准的“发展型式”判别法、相对比较判别方法和结合经济发展阶段判别法,其共同之处是将两个产业结构系统进行比较。该部分借鉴上述方法对山东省产业结构高度化进行分析,将其与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的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比较。为考察1990—2012年山东省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引入产业结构高度值指标,考察山东省与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唐在该指标上的差异。H=H1P1+H2P2+H3P3式中,H为产业结构高度值;P1,P2,P3分别为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在地区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H1,H2,H3分别代表一、二、三产业的产业高度值,分别赋值为1、2、3。利用上述公式,并根据《山东统计年鉴》、《广东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1990—2013年卷的统计数据,计算山东省、珠三角、长三角及全国产业结构高度值并绘制图5,图5较为直观的反应出山东省与各区域产业高度值差异。由图5可知,山东省、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及全国产业结构高度值均呈现平缓上升的趋势。1990—2012年的产业结构高度值,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唐均高于山东省和全国平均水平,其中1990(2012)年,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和山东省该项指标分别为2.11(2.41)、2.09(2.38)、2.16(2.36)和2.02(2.20)。山东省产业结构高度值只有1995—2003年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其它考察年份,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2009年,山东省和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2.15和2.25,山东省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1。1990—2012年,山东省产业结构高度值年均增长率为0.57%,该数值相比山东省年平均经济增张12.97%显得微不足道,反映出山东省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并没有因为区域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的机遇而快速推进。在以上初步分析的基础上,为深入度量山东省与以上三个区域产业结构系统之间存在的差距,更为客观准确的表现该差异的演变趋势,以下进一步利用欧式距离法进行判断。欧式距离法的公式为rAB=[Σni(uAi-uBi)2]1/2;其修正公式为rAB=1-c[Σni(uAi-uBi)2]1/2,令c=1/21/2,A为判别的产业结构系统;B为参照系的产业结构系统;rAB为二产业结构高度化差异;uAi为产业i在A产业系统中的比例;uBi为产业i在B产业系统中的比例。为便于比较,经过修正,将正指标(数值越大,差距越大)改为反向指标并将数值扩大100倍(数值越大,差距越小)。运用欧式距离法检验山东省与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的产业结构高度化差异,由表3中数据可知,在1991—1995年,山东省与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产业结构高度化差异指标分别由89.2、93.24和88.08增张至93.36、94.69和94.86,说明山东省与三大经济区域的差距缩小;1996—2000年,该项指标一直在94左右徘徊,说明差异达到一种比较稳定状态;而2001—2008年,山东省与长三角和京津唐的产业结构高度化差异指标由94.12和93.24降至91.73和89.95,表明山东省与长三角和京津唐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差距在迅速扩大。

3山东省产业结构面临的问题

根据1990—2012年产值结构,将山东产业结构与钱纳里标准结构相比较,第一产业和钱纳里标准基本相当,较为合理;但第二产业比重均高于钱纳里标准;第三产业比重始终低于钱纳里标准;根据Hamming贴近度衡量山东省产业结构已趋于不合理。此外,比较1990—2012年山东省与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地区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数值均呈现平缓上升的趋势,山东省的该项指标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但低于上述三大经济区域。山东省产业结构相当于人均GDP在1000-2000美元的国家产业结构水平,总体结构基本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仍存在局部结构不合理现象。具体存在问题分析如下:

3.1第一产业面临的问题

3.1.1农业内部农林牧渔业结构不合理农业种植业所占比重过大,其它产业所占比重偏低。例如2010年农业内部产值结构,种植业所占比重为55.18%,林业仅占1.30%,服务业仅占4.1%,渔业为12.74%。3.1.2农产品加工不足,附加值低目前山东农产品销售仍以鲜销、鲜食为主,蔬菜加工率低,加工程度不足。水产品、畜牧产品仍停留在冷冻等初级加工的生产模式。例如,2008年,畜产品和粮食总产量分别为684.10万吨、4316.30万吨,加工率分别为50.29%、45.60%。3.1.3农产品出口层次低,市场集中,缺乏国际竞争力山东省出口的农产品以初级产品为主,加工工艺粗糙,附加值低,品种和品质结构优化滞后于需求结构变化,市场开发和产销协调工作发展缓慢。在出口农产品中,水产品、蔬菜、水果、肉食及制品、花生及制品约占78%,其中约80%销往日本、欧盟、韩国、美国和东盟,出口市场集中,需求增长乏力。此外,出口的农产品普通产品多、专用产品少,大路货多,名优产品少,不利于农产品出口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例如山东为苹果生产大省,但出口量却不高,出口受阻的主要原因有:包装以大包装为主,未分等级,大小不均、采后保质能力差、农药残留超标等。

3.2第二产业面临的问题

3.2.1高能耗、重污染产业所占比重较大山东省工业目前还停留在低加工性原材料重工业阶段,重化工业对能源和自然资源有着巨大的需求和消耗。山东地区正处于这种重化工业所占比重过高,高能耗、重污染不断加剧的阶段。山东省优势产业集中分布于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有色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资源密集型行业(2005至2010年上述行业的产值均占工业总产值的30%以上),具有规模优势和较强竞争力的现代制造业并不十分突出。而且以上产业技术设备大多是从国外引进,虽然在国内具有优势,但是由于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形成对外技术依赖,而引进的技术水平低,耗水、耗电,占据了许多地方经济发展的资源,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阻碍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3.2.2区域主导产业结构趋同,产业链断裂明显山东省的多个城市在产业定位时缺乏全局高度的协调和沟通,产业同构现象较为严重,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区域内产业间的横向联系,制约了产业经济协作体系发育,不利于构筑基于整体优势的核心产业。譬如,青岛与济南的产业结构非常类似,主导产业主要集中于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此外,烟台、威海、日照、潍坊等城市工业结构的相似性指数在0.8左右,在40个工业行业层次上存在着低水平的工业职能同构现象;济南、青岛、烟台、潍坊、威海五座城市总体规划中都提出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但实际上并不都具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能力和条件。3.2.3工业结构的层次偏低,传统产业所占比重过高,高新技术产业所占比重较小产业发展阶段可以分为轻工业阶段-原材料重工业阶段-一般加工组装重工业阶段-深加工阶段和后工业化阶段。目前山东工业处于低度一般加工性原材料重工业时期,工业的发育层次相对偏低,工业结构呈现出明显的“轻采型”特点,表现为在较低层次均衡基础上的“虚高级化”特征,产业竞争力相对不足。在山东省工业结构中,传统的产业所占比重仍然很高。2011年,采掘业、石油化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设备制造业和金属制品业等传统产业规模以上企业工业产值占山东省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43%。在装备制造业内部,计算机、通信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仅占制造工业总产值的4.12%,而且由于缺乏核心知识产权,大量依靠国外技术,使得产品的技术水平相对国外技术产品而言较低,附加值不高,行业增加值所占的比重仅为3.29%。另外,代表地区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的高新技术产业,却依然发展相对落后,并没有在地区产业结构中发挥其应有的主导作用。2009年,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值23558.7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32.9%,该比重不但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区,也远低于国内发达经济区。

3.3第三产业面临问题

3.3.1整体实力不强,产品附加值低山东省第三产业明显滞后于钱纳里标准结构,也明显低于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唐等经济发达区域的第三产业比重,2008年山东省第三产业的产值占地区总产值的比重比珠三角、长三角低9.5个百分点,比京津唐低10.2个百分点。从纵向比较看,1996—2010年,山东第三产业占的比例由32.28%上升到36.60%,仅增加了4.32个百分点,在劳动力构成中的比例由22.1%上升到31.9%增加了9.8个百分点,全国同期第三产业占GDP的比例由1996年的32.80%上升到2010年的43.10%增加了10.3个百分点。山东省与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的三次产业比较。从区域内部来看,2009年山东省服务产业增加值为11543.7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34.14%,远远低于国际标准水平的75%。譬如,2009年,山东服务业人均劳动生产率约为0.53万美元,而同期美国、日本、欧盟的人均生产率达到6万美元以上,不到西方国家人均劳动生产率的十分之一。尽管山东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越来越高,但服务产业的增加值不高,劳动生产率较低。3.3.2传统服务业仍然占主导地位,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滞后从服务业内部结构看,发达国家或地区主要以信息、咨询、科技、金融等新兴产业为主,而山东省服务业仍以传统的交通、商贸、餐饮住宿等服务业为主,金融保险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教育、卫生和科研等知识含量高的产业比重仍然偏小。以2010年为例,山东金融业增加值为1361.45亿元,占全省服务业总值9.49%;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实现增加值474.59亿元,占全省服务业总值的3.30%;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实现增加值262.45亿元,仅占全省服务业总值的1.82%,而与之相对应,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以及交通运输和仓储业三个传统服务行业,2010年增加值为6899.36亿元,占全省服务业总值的48.10%。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与工业的联系十分密切,山东省工业结构由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转型过程中,将伴随着对知识和技术密集、市场化和专业化的生产业的庞大需求。制造业产业链的延长、附加值的增加、核心竞争力的提升都需要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对于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结构面临高度化发展的山东省来说,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不足,已经对山东工业升级和整体经济形成负面影响,不利于综合竞争力的提高。3.3.3各地区服务业发展不均衡,且市场化程度低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自然环境的影响,山东省各地市服务业发展水平差距十分明显。从2010年服务业增加值总量来看,上千亿元的仅有青岛、济南、烟台和潍坊4个城市,青岛为2630.58亿元,济南为2057.90亿元,烟台为1457.48亿元,潍坊为1040.13亿元。服务业增加值最低的是莱芜,仅为177.54亿元。从服务业增加值占本地GDP比重来看,2010年,济南市最高,达到52.6%;青岛市居其次,为46.4%;德州(29.4%)、菏泽(29.2%)和东营(23.7%)三市在20%-30%之间;其余12城市均在30%-40%之间。各地市之间的最大差距达28.9个百分点。另外,在山东服务产业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行业垄断、行政垄断以及所有制垄断等问题。例如,山东的金融行业仍为内资银行控制市场,但是,在现有制度性进入壁垒的保护下,内资银行并未将这种时间优势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在电信、教育、文化、公用事业等行业行政垄断现象较为严重;在现代租赁、会展和旅游等行业又存在着被国有服务企业和事业单位主宰的局面。

4结语

4.1第一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建议

首先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可以考虑适当缩小种植业的面积,大力发展林业、海洋渔业及其相关服务业,提高其在第一产业中的比重。其次依托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譬如青岛市可以依托青食、青啤、大洋、华东等制品企业,发展海洋产品、粮油农产品的精加工;烟台市可以依托张裕、龙大、鲁花、天府等驰名品牌,对葡萄、苹果、花生、大豆等经济作物深加工。最后,支持民营科技型农产品加工出口企业的发展,鼓励并引导它们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开发专用农产品、品牌名优农产品,提升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将有利于开拓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

4.2第二产业结构调整的对策建议

首先,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走低能耗、高产出的区域发展道路。优先发展具有规模优势和较强竞争力的现代制造业。循环经济和现代制造业的发展将有利于改变山东省高能耗、重污染工业占比重较大的局面。其次,综合各地优势产业,明确各城市产业定位,充分利用城市间产业关联度,带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改变区域内产业结构趋同的不利局面。譬如,依托青岛海尔、海信等企业发展多元化的优势家电制造业,充分发挥产业关联效应,推动潍坊、日照等地家电配套产品生产基地的发展;依托烟台、青岛等地的运输设备制造业基础,发展轿车及零部件制造业;利用烟台、青岛、威海海洋科研优势发展海洋医药、海洋保健品制造业;此外,在济南、青岛、烟台等地高新区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培育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最后,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企业。通过培育企业创新能力,建设区域创新体系、鼓励大中型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建立开放和稳定的合作关系,利用成果转让、委托开发、共建技术开发机构等,逐步形成以企业为主体、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广泛参与、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产学研联合科技创新体系,为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提供动力和支撑。

4.3第三产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对策建议

第4篇

1.提升经济外向度,加速产业国际化。韩国三星电子设立的三星(中国)半导体有限公司在西安落户,将生产世界上最先进的10纳米级NAND闪存芯片,高端闪存芯片项目的投产,使西安“数字丝绸之路”新起点建设大大提速。过千亿的半导体产业集群既延伸了产业链条,又带来一百多家配套企业形成产业集群,对西安的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带来了较大改变,提高西安的区域竞争力,也将为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提供强劲支持。

2.产生聚集效应,重塑电子信息产业战略格局。三星在电子信息领域拥有先进的技术和雄厚的实力,已连续两年称冠全球IT行业。三星项目投产后可形成年产660亿元人民币的产值,至少带动160多家配套企业,创造就业岗位1.3万个左右。而关天经济区区域原本就是中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多年来已形成了以机械制造、电工电器、电子信息为主体的装备制造业体系,有一大批自主创新能力强的中小科技型企业,三星项目投产后,这些活跃的中小科技型企业完全可以围绕三星这个项目,进一步发挥自身的科技创新能力,承担三星的产业配套,最终形成区域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使以西安为龙头的关天经济区成为中国电子信息产品新的生产极,有利于发挥关天经济区龙头城市西安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3.推动产业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源开发。韩国三星公司投资是一种与技术关联的投资。其技术进步不仅由三星公司在本地的子公司实现,而且扩散给了本地企业。通过设立研发中心、发展与当地企业的配套协作,不断提升当地企业的技术水平,提高相关产业部门的整体竞争力。当三星公司向本地企业购买零部件和原材料时,一般会对其质量、技术和性能提出较高要求,由此,也会对零部件供应商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持,以提高质量,改进工艺,或进行新产品的开发,这些效应都将会带动西安相关企业的技术进步。此外,三星投资的注入不是简单的资本流入,其中也包括企业家才能技术和管理经验,这些都能从不同方面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因此,三星在西安的投资对人力资源开发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4.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高效化、合理化。韩国三星公司进入西安后,通过加工贸易、外资并购等方式,扩大西安地区市场份额,更新企业的技术观念和提高工作效率,优化资源配置,逐渐淘汰低效率的行业,被淘汰的落后产能要么转向有效率、新兴产业,要么被具备更高生产效率和生产能力的大型企业收购,因此抬高了并购者的整体实力和竞争能力,间接促进了该地区的产业结构高效化。另外,随着三星公司入驻西安跨国公司之间也产生激烈的竞争,这些竞争促进了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的合理配置,既有效避免了国际行业巨头的垄断行为,又大大加速了西安产业结构升级速度。三星投资不仅促进西安地区产业聚集、就业增长、技术进步、工业增长,同时三星投资反过来也受西安产业结构的影响。产业结构调整使先进产业和有效率的行业发展迅猛,使产品的利润水平和附加值提高,产业发展更加科学合理,进而引导这些外资流向,促使外贸结构优化。因而,总体来讲,两者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更深层次的经济发展。

二、三星公司投资对西安产业结构调整的消极影响

1.导致区域差异扩大,产业结构出现偏差。在区域结构方面,经济较发达的西安高新区由于三星项目投资其发展会更快,也就会更多地吸引外资,而其他较落后地区发展速度持续很慢,所以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外资加大了地区经济的不平衡,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和提升。在产业结构分布方面,外商投资方向选择的目标是占领市场,实现利润最大化,这一方向往往与东道国的引资目标是错位的,因此东道国通过外资优化产业结构的目的没能达到预期,有时还会加大产业的结构偏差。韩国三星公司所投资的电子行业,投资量相对较少、投资回收快、利润高。三星的接入,更多的是处于与国内企业相竞争的替代状态,而并非分工合作的互补状态,降低了整体资源配置效率。但实际上,那些投资量大、价值增值率和利税率较高的上游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是我国的产业瓶颈,是需要重点发展和鼓励外资投入的,可见三星电子的过多资金投入不利于这一目标。产业发展中存在着局部结构失衡和扭曲的现象。在农业基础地位仍然不稳、农业现代化水平较低,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偏低,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工业的现状下,三星项目这样的外资产业投向上的不均衡,会加剧西安产业投资结构的偏差,使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错位,不利于西安市经济的健康平稳发展。

2.导致产业控制,危害经济安全。跨国公司在我国市场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通过直接投资、合资或者其他策略,压制本土品牌,推广自己的品牌。中外合资企业股权控制比例与品牌控制相对应的是,我国很多产业领域的绝大部分市场被跨国公司所控制,如以计算机为例,中国产的计算机,CPU来自英特尔公司,主板和显示器来自中国台湾,硬盘来自美国,在中国组装生产,最终以跨国公司的品牌出口,在上游和下游部分均严重依赖海外。这种市场垄断的严重后果是它对我国经济安全带来实质性伤害。其次,跨国公司还对我国经济产生危害,为了吸引FDI,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给予跨国公司非常优惠的税收条件。而且FDI规模的扩大,产品出口对外商的依赖增强,给跨国企业增强自己谈判能力提供了条件。沃尔玛、家乐福等拒绝建立工会是公然对国家政策的违反,而微软在某些地区政府采购软件中的胜利实际上是对政府官员的收买。在此,韩国三星公司在西安投资建厂所产生的经济安全主要表现在:首先,三星投资的终极目标与西安的长期经济发展目标之间存在矛盾。三星所投资的电子行业主要推动了第二产业的发展,但是不利于巩固第一产业的基础地位,这与西安产业结构的发展方向存在偏差;其次,三星公司若将利润集中汇出,则不利于西安市的国际收支平衡。

3.形成资本排挤或外逃,危害资本形成。第一,可能产生排挤内资现象,增加资本形成的成本。特别在东道国为吸引外资,提供较之内资更为优惠的政策。当外资选择和国内资金流向相同的产业,不如传统技术型产业时,优惠政策将降低外资的成本,从而非市场因素导致对内资的排挤现象。实际上,对内资的排挤增加了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建设的成本。第二,减小国内储蓄倾向,危害资本形成。引入外资后,新的消费方式对国内产生示范作用,提高对奢侈品和相关服务的需求,国内用于消费的部分增加,从而降低储蓄倾向,储蓄转化为资本的数量也大大减少,外资对资本的形成效应是双方面的。第三,引发资本外逃,爆发金融危机,破坏良好经济环境。厦门大学李晓峰将资本外逃定义为“因恐惧、怀疑或为了逃避本国的异常风险或管制,或为了获取较高的相对收益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资本外流。”当外资更多的为风险基金或投资于证券市场而非实物经济时,投机获利后将出现大量资金转移,目标函数由预期收益、风险、交易成本等组成的外国及地区私人投资者将有可能大规模撤资,引发信用危机和挤兑现象,引起汇率市场的波动,进而导致金融危机。资本外逃对产业结构调整极为不利,不仅表现在信用支持、资金支持上,还表现在临时的撤资对产业结构带来的冲击,加大在可预期的未来恢复的困难度,不利于产业结构的持续优化。

4.危害或污染国内自然资源安全。随着我国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深入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我国遭受“生态侵略”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一些外商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和逃避母国或第三国严格的环境治理规定,逐渐将污染行业转移到我国,给我国环保工作留下新的隐患。三星公司在电子项目实施过程中,避免不了会产生一些由于重金属、阻燃剂等一系列的工业原料、化学物品、可燃性气体所造成的各种污染。在国际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会将高耗能、高污染的项目由韩国转至中国,大大地损害了我国国内的自然环境与资源,进而影响到国内的经济安全,不利于国内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持续优化。

三、充分引导三星项目,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

1.塑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市场准入机制以及基础设施建设要更为完善,这对于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来说是鼓励和吸引外资的最佳途径。第一,市场开发力度要加大,要积极打造合理、公平、透明的市场竞争机制,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减少行政手段对其干预,进一步加强软环境的建设力度。第二,根据各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制定政策,尤其对欠发达地区要进行政策倾斜,并制定科学的外资引进规划。第三,加强当地劳动者的科学文化建设,提高其整体劳动素养,进一步创造条件积极吸引国内外的高端人才,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智力支撑,进一步为企业发展注入活力。

2.法制体系与监督体系要建立健全。引进外资,必须要对相关的法规和立法进行完善,第一,能够表明西安大都市对外开放的决心,消除投资者的各种顾虑。第二,对引进外资进行有效管理和评估,规范外商和省内引资企业的行为,有效提高外资的使用效率。第三,对投资者和投资行为进行规范管理,防止金融风险。第四,对现有的引资法规要细化分析,以便有效服务于引资过程。第五,在引进外资时,加强对外资行为的规范管理,进一步加强政府职能作用,维持好市场持续,提高监管水平,简政放权,提高服务效率。第六,外管机构要进一步加强对跨境资金流动的监管,并建立健全金融风险预警体系。

3.拓宽引资渠道,利用多种引资方式。目前,西安市利用外资的方式主要还是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借款,为了更好地优化产业结构、加快经济发展速度,还应该鼓励其他一些投资途径。通过引进外资可以对经开区国企和民企实行并购投资,以便更好地进行招商引资,壮大投资规模。同时,还可以鼓励外商进行风险投资,也可以成立中外合资风险投资基金等新型投资方式,并积极探索资产支持证券化项目、项目融资和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等国际通行的和新兴的吸收外资方式,鼓励与跨国公司合作。同时,也应尝试股权融资、海外基金融资、海外债券等国际金融市场的筹资新方式,以降低利用外资成本为原则,灵活机动地利用外资。

4.引导外资投向,区域结构平衡。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将外资引进与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多方面、多层次加以考虑。近几年,西安市政府的引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过去的“全面引资”逐步向“有针对性的选资”方式转变,为当地的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应做到:第一,积极鼓励外资向技术密集型的产业投资发展,改变过去传统的产业方式,加强市场监管,谨防外资流向房地产行业,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了保护环境,对污染大、耗能高、效益低的落后产业进行彻底淘汰。第二,加强外资吸引能力。通过招商引资,提高外资与产业的配套率,进一步发挥产业集群效益,带动产业升级,拉动经济发展。第三,加大外企的科技研发力度。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下,谁掌握科技核心谁就赢得市场的主动权,科技研发和科技创新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5.提高外资的引进质量和利用率。引进外资的技术含量高低与投资规模大小将直接影响西安市产业结构的优化,在今后外资的引进中必须在重点上有所突破,第一,利用外资进一步提升高新技术产业优势,比如在生物技术、电子信息、新材料研发、现代医药等领域形成自己的品牌和优势。第二,提升制造行业的技术水平,加大科技研发力度,强化当地产业升级及服务功能。有重点地在“高端”产业、“关联”产业、环境资源、技术合作、服务贸易等方面进一步优化政策环境,提高外资的引进质量和外资的利用率。

第5篇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优化

一、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现状

河北省引进外资中,第一产业即农、林、牧、渔业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一直较小,其金额与当年外商直接投资总值的比例均未超过4%。如2007年第一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为4138万美元,占当年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2%,其利用外资规模与河北省是农业大省的情况很不相称。

从河北省利用外资的产业分布看,在第二产业即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与建筑业所占比重过大,平均占到总额的80%以上。

但在第二产业中,河北省的外商直接投资分布并不均衡,外资主要投向制造业,如钢铁、食品、化工、医药、纺织等行业,而采掘业和电力、燃气及水部门所占份额很小,如:2007年投入到制造业中的外商直接投资为188582万美元,占当年外商直接投资总金额的78%,占第二产业的93.6%。在制造业中,劳动密集型产业比技术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大得多,随着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和改善,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比重逐步上升,最近几年成为河北省整个制造业的外商投资热点。

第三产业与第一产业相比较,占外商直接投资总值的比例有所提高,平均保持在13%左右。在第三产业中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投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5个行业领域,教育业、金融业、卫生和社会福利业等其他8个行业所占比例较低。随着入世承诺的不断实现,我省服务业的门槛不断下降,允许外商投资的领域不断拓宽,除房地产行业外,其他行业领域投资金额变化剧烈,交通运输业所占比例不断下降,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所占比例出现大幅上扬,2007年达到2435万美元,但主要分布格局没有发生重大改变。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河北省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入,以及随之而带动的市场竞争和政府引导规范可以分别从合理化、高效化、高度化三个方面来提升产业结构,使其达到优化的目的。

1.政府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导和规范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

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通常只能由政府的规范和引导来完成。因为目前,基础产业存在投资额大、建设周期较长、投资回报低、投资回收期较长等特点,己成为制约我省产业结构优化的“瓶颈产业”,很多境外投资者不看好我省的基础产业。

因此,只有通过政府的合理引导,让适当的外资进入适当的地区,才能够有效地加强该地区产业结构之间的协调与联系,使其结构合理化,进而有力的推动我省产业结构的优化。

2.外商直接投资下的市场竞争促进产业结构高效化

外资的进入会集中在我省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和地区,这些产业就能够得到较快的发展。同时,成熟的外资企业进入后,会通过市场作用加剧国内企业的竞争,将低效率的企业从本行业中淘汰出去,从而优化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促进产业结构的高效化。

3.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

一定量的资金直接流入缓减了省内生产建设资金的不足,利用这些资金可以优先购买世界先进的生产设备和进口高等级的生产原料。而且,外商直接投资同时带来了国外先进技术和研发能力。这样我们可以通过对新技术的积极消化、吸收、创新和扩散,来提升技术水平,优化技术结构,从而使产业结构系统在技术进步作用下,从较低级形式向较高级形式演变,即完成产业结构的升级或者说是高级化。超级秘书网

三、河北省引进外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对策

为了提高河北省利用外资的实效,加强外商直接投资对三次产业的拉动作用,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加快河北省经济发展步伐,应采取有效措施改善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效应。

1.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

建立良好的、完善的投资环境是吸引外资的基础条件之一。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等南方城市相比较,河北省无论是投资硬环境还是投资软环境都相对较差。且每年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也相对较低。因此,河北省要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加大对外资的吸引力度。

2.加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引导

目前河北省对外资的利用仍然比较注重对外资数量的扩张,而对外资质量的关注较少。对外资的利用应根据经济发展的变化和趋势以及区域的资源、劳动力素质、技术水平等因素进行调整和引导,使外资可以投向符合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方向的产业或部门,更好的发挥外资在一个地区的所产生的影响效应。政府部门也应该根据发展需求,有重点的、科学的制定经济政策,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引导外资投向,加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导向。

3.改善河北省各地区外商投资的不均衡性

投向河北省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11所属市中石家庄、唐山、廊坊、秦皇岛等地区,其他地区吸引外资的金额比重较小。因此为均衡发展河北省各个地区经济,应在鼓励各地区结合自身实际发展特色工业,扩大外资投资领域,加快各地区基础建设,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同时充分借助三大港口优势,加快港口腹地经济发展步伐,并整合各地区资源,加强各地区之间的相互支持和配合,加大与环渤海地区各省市的经济合作,整合资源优势,促进河北省经济更快、更好发展。

参考文献:

[1]石海.论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的产业机构调整.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经济学院.2003年

[2]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河北省经济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2008

第6篇

(一)数据来源数据主要来源于云南省及其各州市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相关州市统计年鉴中的有关数据。通过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得到表1。

(二)研究方法对产业结构趋同的测度目前有多种方法,最普遍采用的方法是由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国际工业研究中心提出的结构相似系数,结构相似系数公式如下。在公式(1)中,Sab表示a地区和b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的数值;k表示产业部门;n表示参与测度的产业部门个数;Xak和Xbk分别表示产业k在a地区和b地区的比重。Sab值的变动范围为0到1。当Sab等于0时,说明两地区之间产业结构完全不相同;当Sab等于1时,说明两地区之间产业结构完全相同。即当Sab越趋向于0时,两地区之间产业结构的差异性越大,趋同的程度越小,互补性越强,越不存在竞争关系;反之表示趋同的问题越严重。且联合国工业组织认为两个相比较地区之间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大于0.9时,即为产业结构趋同[10]。本文在此基本上,采用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对云南省16个地州进行两两相关系数的测算。并且选择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会地区昆明与其他州市之间进行深入的对比研究。

二、产业结构趋同度测算与分析

(一)云南省内部产业结构趋同度测算分析如表2所示,通过对云南省16个州市2013年三次产业结构相似系数的测算,可以发现产业结构高度趋同。其中昆明-普洱、昆明-临沧、昆明-德宏、昆明-版纳、曲靖-版纳、玉溪-保山、玉溪-普洱、玉溪-德宏、玉溪-怒江、玉溪-版纳、普洱-迪庆、临沧-怒江、临沧-迪庆、德宏-楚雄、楚雄-版纳、红河-版纳等16对州市两两之间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小于0.9000,其余州市两两之间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均大于0.9000,表现出产业结构趋同的现象。并且从中还可以发现,昆明-迪庆、曲靖-昭通、曲靖-红河、玉溪-楚雄、玉溪-红河、保山-普洱、保山-文山、保山-版纳、昭通-红河、丽江-大理、普洱-临沧、德宏-版纳、大理-文山、楚雄-红河等14对州市两两之间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大于0.9900,产业结构趋同严重。其中曲靖-红河产业结构相似系数为0.9994,趋近于1,说明两地之间产业结构趋同极为严重。近年来,云南省经济社会得到长足的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产业分工协调发展性增强。但由于云南省位于我国西南边陲地区,经济发展起点低、基础设施差、技术与人才缺乏,整体上还处于工业化的初中期阶段。各州市产业的层次水平还很低,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较为接近,产业政策和产业定位较为相似,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云南省州市之间产业结构的趋同。特别是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政府的巨大影响力和部分官员的个人意志,导致过分追求GDP的增长,进一步加剧了产业结构趋同的现象。正是由于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合意因素和不合意因素两者相互作用,才导致云南省州市之间产业结构趋同较为严重。

(二)昆明与其他州市产业结构趋同度测算分析昆明为云南省省会城市,经济较为发达,且产业结构相对较为合理完善,因此选择昆明为代表与其他州市进行分析研究。根据表1的计算结果,得到图1。结合表2和图1,可以发现昆明与迪庆的产业结构趋同最为明显(0.9978),其次是昆明与怒江(0.9783),其中昆明与位于西北地区的迪庆、怒江、丽江、大理、楚雄的产业结构趋同系数都大于0.9500,产业结构趋同较为严重;与位于西南地区的德宏、普洱、临沧、版纳的产业结构趋同系数都小于0.9000。云南省西北地区的省份多处于横断山区,自然地理环境较为恶劣,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但在21世纪,特别是“十一五”和“十二五”以来,在对该区域加大资金政策支持力度的条件下,充分利用当地特色资源优势,大力推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主要表现为第一产业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所占的比重快速上升成为各地区的主导产业,逐步形成与昆明市较为相似的三次产业结构,因而产业结构趋同系数相对较大。西南地区的省份多处于我国与东南亚和南亚接壤的区域,但该地区长期为第一产业或第三产业占主导地位,且农业产业化发展缓慢,导致第三产业的发展缺乏必要的产业支撑。德宏以及版纳第三产业的比重都超过40﹪,普洱和临沧都为第二产业发展薄弱且第一产业所占的比重相对较大。这与昆明市的三次产业结构存在较大的差异,因而产业结构趋同系数较小。

三、原因分析

(一)自然因素自然环境一定程度上对产业结构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以及产业结构发展都离不开当地特有的自然环境。云南省作为西部欠发达省份,经济的发展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依旧较大。加上各地区之间自然条件以及资源禀赋相似,在此基础上形成农林牧渔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烟草制造业、旅游业、化学工业等主导产业,这是导致云南省内部产业结构趋同的重要因素之一。其次,各区域之间地理位置相近,在产业发展过程中相互学习、交流,经济联系相对较为紧密,促进产业转移和技术转换,这也会进一步导致产业结构的趋同。

(二)经济因素一般认为,各地区发展水平相近,相互之间的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相似度较高,也会导致产业结构趋同。而云南省整体上处于工业化的初中期阶段,处于“二、三、一”的产业格局,经济发展较多的依赖重工业。加上市场经济的趋利性,随着技术不断进步、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消费需求不断变化,会导致经济发展出现结构性的发展不平衡,一旦某些新兴技术行业的产品相对短缺,当投资利润率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率,就会引起竞相投资,导致重复建设、相互竞争与模仿,这就决定了产业结构趋同的必然性。云南省现在正处于制造业迅猛发展的阶段,伴随着各种生产要素在市场竞争的作用下不断集聚,导致产业结构趋同。

(三)体制因素当政府作为最主要的投资主体与决策主体时,强有力的行政权力对企业的投资方向和投资重点具有重要的影响力,进一步影响着产业结构与布局。特别是地方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直接干预以及参与,导致地方项目、生产的产品都极大地受到政府的影响,削弱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而政府在进行投资决策、产业抉择的过程中又存在主观随意性较大,不考虑市场需求,过度追求地区利益和政绩,片面追求地区产业结构体系的独立性、完整性,倾向于选择收益大、投资回报期短、见效快且能够展现政绩的项目和产业,使得重复建设、盲目投资比比皆是。另外,云南省各地方政府之间的产业规划没有进行相互协调或分工,都只是考虑对地方经济最有利的产业,特别是主导产业的选择,地方政府的人为干预是导致主导产业定位重复的重要原因。而一旦出现产业相似的现象,现行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又缺乏有效的调控措施。

四、结论和建议

第7篇

(一)国际贸易影响国内产业结构的形式

1.进口

借助于进口产品来开拓国内市场,引发该产业在国内的发展。当该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规模经济得到充分利用,生产成本显著下降时,再利用本国某些生产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出口该产品,并通过国际市场的开拓,进一步促进该产业的发展。

2.出口

即使本国的工业生产面向世界市场,并以制成品出口逐步替代过去的初级产品出口,其主要目的是利用扩大出口带动整个工业结构调整。具体做法为:首先在国内开发新产品,形成国内市场,以此促进该产业的发展。当国内市场趋于饱和时,便开拓国外市场,扩大出口。随着国外市场的形成,进一步出口有关技术和输出资本。当国外生产能力形成之后,再把这种产品以更低价格打回本国市场,以此促进国内这一产业的收缩,乃至转向其他新产品的开发。通过这样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该国的产业结构便不断发生变动,从而获得动态比较利益。

3.贸易二元化

一国既需要由出口产业,也需要有不出口的产业,这样国内产业结构才能均衡发展。同时,一国的出口产业会对不出口的产业产生影响。

综上,国际贸易能有效调整产业间各种耦合方式,提高产业协调性,强化结构聚合效应。

(二)产业结构影响国际贸易的形式

1.在自由贸易中,产业结构的差异决定了各国贸易机会成本的差异

产业结构的差异,不管是阶段性差异还是部门结构差异,都会体现为边际转换率的不同。产业结构层次较低的国家,由于其技术层次较低,那么为了换取它所需要的工业品,就不得不动用更多的资源,所丧失的机会成本就会很大。对于产业结构层次较高的国家,由于技术层次高,转换率高,因而用较少的资源生产工业品就能换取较多资源生产的初级产品,这就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资源的一种变相掠夺,即使贸易条件均衡的情况下,这种掠夺也是存在的。

2.产业结构的阶段性差异与国际贸易条件

产业结构的阶段性差异是由生产技术体系的差异决定的,是技术层次差异的表现。技术的不断进步,意味着边际转换率的不断提高,从而改变某些资源的相对稀缺性。边际转换率的提高,对于既定的贸易条件,就意味着贸易条件的相对改善,而对于技术停滞或进步缓慢的国家来说,就意昧着它对于技术进步国的贸易条件相对恶化了。

3.产业结构的部门性差异与国际贸易中适应经济波动的能力

产业结构较完全的国家,其适应经济波动的能力强于产业结构单一的国家,并且可以通过向它国输出这种波动来稳定自己的经济。而产业结构单一的国家由于对国外市场的依赖性使它在适应经济波动上显得极其脆弱。

二、我国产业结构与国际贸易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产业结构总体现状

我国的产业结构经过长期的调整得到了较大改进,但与世界各国相比差距仍然很大,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产值结构突出地表现为总体水平低下,结构严重失衡:第一产业严重滞后,第二产业过度超前,第三产业发展不足。而且第二产业的超前发展,是建立在大量消耗不可再生性自然资源为代价的。

(二)我国国际贸易的现状

我国国际贸易实践中的以进养出当属于这一类型。以进养出是指利用国外原材料和技术加工生产成品再出口。在国内生产有潜力,国外销路较好,而在原材料和零部件短缺的条件下开展以进养出业务,可以充分发挥劳动力丰富的优势,挖掘设备、技术潜力,扩大出口商品生产,形成劳动密集型要素组合方式。

(三)应注意的问题

1.结构开放的负效应

国际贸易有可能在没有改善国内产业结构甚至导致国内产业结构恶化的情况下也会带来短期的经济增长,这种增长是以国内资源的大量低效使用为代价的,最终仍会阻碍经济增长。

2.注意深度开放结构下的国际产业分布与产业转移。在各国生产要素禀赋差异基础上的国际分工分业格局,必然是发达国家主要发展尖端产业,中等发达国家主要发展现代产业,而发展中国家主要发展传统产业。作为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这一产业分布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种完整的产业关联,然而从每一国家来说,其产业结构则是“残缺不全”的,有必要提防国民经济由于国内产业结构“空心化”,造成国民经济内部机制失控;另一方面,还应注意借助于某种力量(如政府扶植等)发挥潜在要素禀赋优势的产业潜能。

3.我们应根据世界贸易结构的变化趋势,以科学技术为先导,以动态比较利益为着眼点,坚持可持续性、资源效益性和竞争性原则,在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的同时,扩大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在保持传统产品竞争优势的同时,创造新的优势,促进结构升级。

4.优化资源配置就要发挥资源比较优势,建立主导产业群,实现经济规模化。必须运用财政金融的“整合力”,促进企业广泛开展分工与协作,使企业从“各自为阵”、“封闭全能型”向“市场牵动型”、“产业拉动型”、“群体联动型”转化,推动产业优化组合。

5.应以新兴产业的发展带动整个产业结构的跨越式成长。在国际贸易中,逐渐强化第三产业的开放,发挥我国劳动力和旅游资源丰富的优势,加强国际间长短期资本的输出入管理,鼓励跨国公司的国际经营,大力发展国际服务贸易。

6.把技术化作为发挥后发优势的战略目标,促进和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按传统的方式建立起的低技术含量的经济成长方式,会因能源和物资等的匮乏,非但没有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反而扩大了差距。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渗透性和增值性,提高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生产能力和经济效益,才能加速产业结构的成长。

参考文献:

第8篇

1.1理论模型Farrel于1957年最早提出了随机前沿模型的效率测算方法,该方法反映了最优状态下的投入产出关系,它将生产非效率(即不可能达到生产可能边界)的部分分为随机扰动项(表示统计噪声)和非负随机误差项(表示技术非效率)两部分。

1.2区域生态效率评价的SFA模型构建、数据来源及指标选取

1.2.1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生态效率要求系统用较少的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获得较大的经济收益,其核心思想是“少投入多产出”。本文采用2002~2011年的各省域资源-环境-经济复合系统的投入产出数据来分析同期的生态效率,其中产出指标用各省域的经济发展总量-GDP表征;投入指标包括资源消耗和环境投入(污染物排放量),分别以全社会平均从业人数、耕地面积、能源消费总量、全社会用水总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七个指标衡量。本文研究指标的选取参考了邱寿丰的生态效率指标设计体系,根据指标的科学性,劳动力、资本和原材料投入未记入研究范畴。生态效率评价投入产出指标选取见表1。基础数据主要来源于2002~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及中部六省省级统计年鉴;2003年以前的用水总量来源于各省的《水资源公报》;部分缺失数据系折算所得,对结果影响不大。

1.2.2基本模型投入产出函数的形式一般有柯布-道格拉斯和超越对数两种。前者容易计算,但会受到要素间替代弹性不变假定的限制;后者放宽了上述假定,但会产生多重共线性问题。根据以往研究结果,柯布-道格拉斯投入产出函数(C-D函数)能够较好地描述与经济总量有关的投入产出问题。因此本文以Battese和Coelli[11]在1992年提出的模型为基础,选取对数形式的C-D函数,建立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

1.2.3模型检验结果分析运用Frontier4.1软件,得到模型(3)的估计结果(见表2和表3)。由表2可以看出,LR=59.6131,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模型的误差显著受到技术非效率的影响,因此有必要使用SFA模型;模型(3)中的σ2和γ的检验显著性水平均高于1%,γ=0.7793,说明在随机误差项中有77.9%来自技术非效率的影响,只有22.1%的影响来自系统误差等外部影响因素,进一步说明了使用SFA方法分析区域生态效率是十分必要的。

1.3评价结果分析由表3可以看出:(1)从总体来看,中部六省这10年的平均生态效率水平偏低,仅为0.6128,说明中部六省实际产出与前沿生产面的差距较大,资源环境利用效率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中部六省应着力转变生产方式,在“节约资源,控制污染”上下功夫,有效提高资源环境的利用效率。(2)从各年度来看,无论是中部各个省域的生态效率水平还是六省的平均值都呈现出逐年稳步上升的趋势。中部六省平均生态效率从2002年的0.5503增加到2011年的0.6719,涨幅为22.1%;生态效率涨幅最大的是湖北省,十年间增加了35.2%。这说明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资源环境各投入要素的使用效率在逐年提高,实际产出与前沿面的距离不断缩小。(3)从各省域来看,中部六省域间生态效率存在显著差异,但这种差异在逐年缩小。生态效率水平最高的是江西省,2011年达到0.898;河南、安徽、湖南三省居中,2011年生态效率水平在0.6-0.7之间;而生态效率水平较低的是湖北和山西两省,2011年湖北省的评价值仅为0.5657,江西省几乎是它的1.6倍。省域间生态效率的差异呈逐年递减的趋势,2001年中部六省生态效率评价值最高者与最低者相差0.43,到2010年这一数据缩小为0.33。

2中部六省三次产业与生态效率的关联度分析

以往对系统关联因素的分析主要采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如主成分分析、方差分析等,但这些方法要求数据量大,样本要通过某种统计检验,往往出现量化结果与定性分析结果不符等现象。尤其我国现有统计数据十分有限,灰度大,许多数据无法通过特定统计检验,因此采用数理统计方法往往难以凑效。灰色关联分析法对样本量的多少和样本有无规律都同样适用,可以弥补上述方法的缺陷。

2.1灰色关联度分析原理与方法灰色关联度分析是对一个系统发展变化态势的定量描述和比较的方法,目的是寻求系统中各要素间的主要关系,找出影响目标值的重要因素,分析和确定要素间的影响程度,其基本思想是根据序列曲线几何形状的相似程度来判断其联系是否紧密,曲线越接近,相应序列之间关联度就越大,反之就越小。

第9篇

每一个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社会大众的消费,体育行业的发展也是如此。事业部门以及居民的消费,是体育产业消费的两个部分,居民消费形式的单一,影响了我国体育产业结构的有效发展。目前,我国居民的体育消费大多停留在实物消费上,像购买运动器材、体育杂志等。相对于实物消费来讲,劳务消费的比例明显不足,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社会大众体育消费结构的不合理,让体育行业的可持续发展缺少动力。

2、影响体育产业结构优化的因素

2.1、商业运营机制因素

我国的体育产业发展程度之所以与发达国家的体育产业发展存在明显的差距,是因为体育行业的商业动作机制并不健全。在企业现代化发展的今天,企业的运营机制越发规范,体育产业的发展也需要符合企业的商业动作机制。只有这样,才能让体育行业不断壮大,且成为投资者的中意行业。但是,我国体育行业的商业运营机制并不健全,影响了体育行业的融资渠道,阻碍了体育产业结构的优化。另外,我国体育行业的发展对于政府的依赖较大,体育产业的自主积累较少,不利于其产业结构的更新。

2.2、体育市场的开发度因素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我国有一个十分广阔的体育市场。但是,受到群众消费观念的影响,加上体育市场的开发度不足,让体育产业的发展关键被局限在竞技体育中。同时,体育行业的发展资金大多被投在竞技体育中。在阳光体育普遍实施的今天,体育活动的社会福利性越来越高,政府支持群众去做体育运动,给群众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这就使得群众自发的体育活动需求减少,迫切性的体育消费减少,大大削弱了体育行业消费主体的消费能力。群众市场的开发度低,让体育行业的发展缺少动力。

3、体育产业结构优化方法分析

加强体育产业的发展,对于社会经济、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以及体育行业自身的进步,都有着极大的积极意义。下面,笔者就体育产业结构优化问题提出几点方法:

3.1、提高体育设施建设力度

体育设施,是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对于体育产业结构的优化也有促进意义。与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所实施的用来促进体育产业结构优化的体育设施建设力度还明显不足。政府单位的相关部门要加强对体育设施建设问题的关注力度,加强设施强化度。利用科学政策的出台,给体育设施的建设提供更多的措施,在体育产业结构优化的过程中发挥自身的作用,尽最大努力去促进我国体育产业结构的优化。

3.2、发挥政府与市场的主体作用

在我国的国情中,体育产业发展的两大主体是政府与市场。要促进体育产业结构的优化,必须要重视这两个主体作用的发挥。首先,从政府来讲,其在体育产业结构的优化中发挥主导作用。政府是市场发展的宏观调控者,在体育产业结构的整体规划与控制方法具有决定性作用。政府部门要综合我国的社会发展现状以及具体国情,科学制定体育产业的发展决策,从而做出政府关于体育产业的政策性指导,促进体育行业在政策的鼓励与扶持下快速发展。另外,政府部门还要在体育产业结构的优化过程中发挥自身的监督管理作用,规范体育产业内部的运营秩序,给予体育行业更多发展的动力。其次,市场是体育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主体。体育产业结构无论怎样优化,都在市场的控制范围之内。体育产业的管理者要做到一切从市场出发,跟随市场中上时代的潮流,做好体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3.3、加强体育服务业的发展力度

服务业是市场经济结构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体育产业的重要组成。服务业是体育行业的主体,对于其它的体育行业发展有着带动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来讲,体育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标志着体育产业的整体发展水平。因此,在进行体育产业结构的优化过程中,我们需要关注体育服务业的发展,加强体育服务业的投资力度,促进有效服务的供给。体育产业的管理者不仅要建立多元化的体育投资体系,更要对自身的服务水平进行提高,以此作为凭借去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给体育产业结构的优化提供更为丰厚的物质基础。另外,作为体育行业的一员,我们还需要对体育服务体系进行优化。在原来科学的体育服务机制中,添加更多的具体细则,考虑消费主体的个性化体育需求。体育服务行业的发展,还需要大量体育人才的支持,加强人才战备在体育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的实施,是实现体育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手段。扩大体育人才数量,提高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是产业结构优化的必要条件。

3.4、发挥先进企业的作用

我国的体育行业发展,存在着市场分散、竞争过于激烈的问题。这对于体育行业的整体健康发展有消极影响。要促进体育产业结构的优化,需要加强龙头企业的设置,有了龙头企业,其带动作用得以发挥,可以让一些规模较小的企业具有发展的动力。优化体育产业结构,需要关注大企业为引导的市场发展机制的建立,加强政府的鼓励与扶持,让大企业继续发展与扩大,带动其它小企业的发展。企业实力的提升,会让企业的发展更加规模,促进体育行业的健康发展。在鼓励与引导大企业发展的同时,政府部门与体育行业还要关注小企业的发展需求,对那些发展水平低、技术能力不足、运营方法不科学的企业进行的指导,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促进企业的平衡发展。

4、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