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09 17:11:27
导语:在融资担保公司履职报告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影子银行”又称为平行银行系统,在美国,它包括投资银行、对冲基金、货币市场基金、债券保险公司、结构性投资工具(SIV)等非银行金融机构。
在中国,“影子银行”的概念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
“国内许多人对‘影子银行’的看法不一样,你要说他是‘影子银行’,他就很不高兴,在美国没有这么敏感。”一位接近监管层的人士表示。
“只要涉及借贷关系和银行表外交易的业务都属于‘影子银行’。”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发展室主任易宪容给出如此定义。
按此定义,今年上半年,国内“影子银行”的资金规模约有3.6万亿元。
但有银监会的人士认为,“影子银行”是非银行系统,是游离在银行系统之外的,银信合作、委托贷款都是银行业务,银行业务怎么能叫做“影子银行”?
其表示,国内的“影子银行”应该是游离于“一行三会”监管之外的变相融资机构,而信托业务是受到银监会严格监管的,不应该属于“影子银行”。
此外,大的国企、PE、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它们都在变相地贷款,它们是不是“影子银行”?现在的定义范畴都不明确。
有学者认为,所谓“影子银行”,是指无银行之名但有银行之实的机构,包括各类贷款公司、PE、典当行等。长期以来它们不在传统的银行业监管之内。
尽管上述人士认为“影子银行”定义模糊,但国内学术界、监管机构的研究部门已在两年前就展开了对“影子银行”的认定与研究。
“‘影子银行’最重要和最大的一块是基于信托公司的融资业务,银监会比较专业,早就注意到‘影子银行’,之前就对信托业务范围进行了重新设定。”易宪容说。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产品中心副主任袁增霆称,金融产品中心的课题组正在持续地跟踪研究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认识中国的‘影子银行’,最好按银行产品线和业务线来梳理。中国的‘影子银行’主要指银行理财部门中典型的业务和产品,特别是贷款池、委托贷款项目、银信合作的贷款类理财产品。”
该研究所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刘煜辉认为,中国的“影子银行”包含两部分,一部分主要包括银行业内不受监管的证券化活动,以银信合作为主要代表,还包括委托贷款、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和金融租赁公司等进行的“储蓄转投资”业务;另一部分为不受监管的民间金融,主要包括地下钱庄、民间借贷、典当行等。
最大的资金来源
“在中国,规模较大的‘影子银行’是银信合作,这一块规模大,涉及面广,且大家关注较多。”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指出,银信合作的信托方式属于直接融资,筹资人直接从融资方吸取资金,不会通过银行系统产生派生存款,这样就降低了货币供应的增速。
同时,银行通过银信合作将资本移出表外,“减少”了资本要求,并规避了相应的准备金计提和资本监管要求。另外,信托公司资金大量投向各级政府基建项目,形成集中度风险和政府融资平台违约风险。
有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前6个月银信合作产品较2009年前6个月增加2.37万亿元的规模,这使得银行的信贷规模控制失效,银行通过银信合作的创新方式释放出了大量的资金。
尽管2011年银信合作产品的资金总量在减少,但其仍是“影子银行”中最大的资金释放来源。
有专家表示,中国的银信合作理财已经符合了“影子银行”的部分特征:一方面很难被监管;另一方面,商业银行通过大规模的信贷资产证券化后,推向市场销售给客户,其利润是被锁定的,而风险完全被转嫁到了客户手中,进而出现了风险和收益的不对称,这和美国的房地产信贷证券化有异曲同工之处。
有商业银行的相关负责人介绍,银信合作中,资金募集方以项目未来收益为抵押,由信托公司设计一款基于该项目现金流的理财产品,周期一般为1年到1年半,并委托银行代销。
银行收取托管费,信托公司收取服务费,投资者获得理财产品预期收益,看上去三方皆大欢喜。不过,一旦现金流出现问题,比如资金募集方房地产商未能如期卖出商品房回笼资金,则该项目成为一个烂尾项目,该理财产品的资金链断裂。这中间,银行与信托公司已在项目初期获得托管和服务费,虽然有借款人提供的反担保措施等风险补偿机制,但受害的往往仍是购买理财产品的普通投资者。
为此,2010年7月2日,银监会口头通知信托公司暂停银信合作业务。当年9月,银监会要求信托公司计算净资本和风险资本,并且持续要求信托公司净资本与其风险资本的比值不小于100%。
2011年1月,银监会更是明确了商业银行合作业务表外资产转入表内的具体要求;同时要求信托公司对银信合作贷款按照10.5%的比例计提风险资本;最后是对信托公司2010年度分红作限制性规定。
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也在今年工作会议上多次指出,对银信合作等“影子银行”业务要果断予以规范。在防控“影子银行”风险上,要严格按时间表做好银信合作表外转表内的工作。
中国信托业协会数据显示,银信合作业务余额呈逐步下降趋势。截至今年二季度末,中国信托资产规模达3.7万亿元,其中银信合作的信托产品规模为1.6万亿元(去年3季度银信合作余额为1.89万亿元)。
非金融机构泛滥
在银信合作严控背景下,仍有不明资金通过其他途径流入市场。
以房地产行业为例,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在今年前7月的固定资产投资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最快,同比增长33.6%;在房地产开发商资金来源中,较国内贷款、利用外资和自筹资金,其他资金来源增速很快,上升了2.6个百分点。
“其他资金的来源根本弄不清。”易宪容说,流入房地产的资金途径很多,企业以各种名目申请到贷款,但所贷项目并不真实,钱转而投放高利贷,高利贷目前是资金流入房地产的来源之一。
“民间资金量非常大,现在中小企业特别是房地产企业基本上从银行拿不到钱,只能借高利贷。”武汉某典当行负责人徐先生表示。
担保公司、典当行、投资(咨询)公司、小额贷款公司虽然都有自己的经营范围,但他们基本是以高利贷模式从事民间借贷。“很多担保公司甚至吸储,月息1~1.5分从市场拿钱,贷出去3~5分,跟地下钱庄是一样的,他们无非是打了一个合法的幌子而已。很多小贷公司也在做民间借贷,私下吸储,都变成‘影子银行’了。”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称。
在接受采访时,上述武汉典当行徐先生刚刚谈完两笔借贷生意,“月息均为2.5%”。他表示,正常借贷的行情是年息60%,而且需求量很大,市场争着要。“这个行业做得好,确实是一个高利润的行业。”徐先生感慨说,很多人连公司都没有,钱直接在卡上打进打出。
银行界人士向记者透露,利用管理漏洞和大型企业的虚构项目,民间借贷公司从银行套取低成本贷款,然后以高利贷款赚取巨额利差,这个过程中,银行也成为高利贷市场融资的对象。一些国有担保公司、财务公司也利用国有银行的资金,偷偷放高利贷。
伴随着业务的激增,这些民间非金融机构发展迅速。截至2011年6月底,全国小额贷款公司机构数量增加到3366家,贷款余额2874.6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2%和57%;同时全国共有典当行5238家,实现典当总额1180亿元,同比增长38%。
而在担保公司方面,至去年底,全国融资性担保法人机构共计6030家,实收资本总额达4506亿元,比2009年底增加了约1000亿元。
武汉一家担保公司平常的资金借贷做到8个点(月息8%),业务做得很大,都有了自己的运钞车。
由于银根收紧,不仅信托、担保行业获得超速发展机会,典当行也在此番行情中获益匪浅。
以浙江的典当行为例。截至2011年6月30日,浙江省典当企业发放贷款累计总额199.4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1.20%,实现税后利润11422万元。
削弱宏调
“资金很紧的时候,由于对资金的垄断控制,导致出现很高的收益率,给人制造暴利的机会。”袁增霆说,“而且游离在监管体制之外的‘影子银行’体系,是削弱央行宏观调控能力的一个根本性因素。”
袁增霆及其课题组一直在跟踪研究中国“影子银行”的系统问题。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孙天宏通过央行数据分析发现,“实际现在宏观调控的力度并不大”:2011年6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78.08万亿元,同比增长15.9%;狭义货币(M1)余额27.47万亿元,同比增长13.1%。
“投资还在高位运行。”他说,今年1~6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同比增长25.6%;6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速为32.9%;半年M2增幅仍比GDP高出5.7个百分点。
事实上,国内的“影子银行”体系显然不在传统的货币银行体系之列,也不在央行的调控范围之内,但同样行使着货币银行的职能。
金融格局新变化昭示出,央行所能调控的对象和掌握信息资源日趋受限。“央行也亟需采取应对措施,从监管体制上规避宏观调控的失灵。”袁增霆说。
2011年2月,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曾表示,新增人民币贷款已不能准确反映我国实体经济的融资总量。因此,只有将商业银行表外业务、非银金融机构提供的资金和直接融资都纳入统计范畴,才能完整、全面监测和分析整体社会融资状况。
不过,曾刚对社会融资总量数据的科学性表示怀疑。“我们参与讨论了很多次,它存在很多缺陷,一是数据不能及时获取,大都是迟滞3个月后才能进行统计;二是民间融资无法统计,这并不是一个完整的融资总量统计。”
孙天宏说,由于银行存款负利率,造成银行存款减少,而实际的贷款需求旺盛,银行还通过大量代销信托理财产品或委托贷款,将资金的需求和供给放在表外匹配。这些资金大约80%流向了房地产企业。
根据央行数据,当前银行贷款余额总体为4万亿元。而截至6月上旬,理财产品的规模已达到7万亿。截至目前银行发行理财产品共有6000多只,已接近去年全年总量。
由于资产抵押贷款管理虚化和弱化,部分银行信贷资金并没有被用作企业生产和经营。“企业通过假的贸易合同或者虚报销售数据,获得贷款后再以高利贷形式转贷出去。”孙天宏说。
这就造成银行资金间接流向“影子银行”体系。
北京银联信咨询公司总经理符文忠称,如果银行根本无法或者没有努力去了解和监控信贷资金的使用方向,银行就不能正确地评估企业是否滥用资金,不能把握贷款中的政策风险和法律风险;银行无法监控资金使用方向,就无法预测信贷资金回流的时间和金额,难以保证信贷资金的安全收回。
而当民间“影子银行”的体系遭到重创后,风险将通过链条传导至正规的金融机构。
借贷风险累积
“现在实业都不景气,这么高的利率,企业承受不住,可是又不得不为生存而借高利贷。”温州民间资本服务中心曹舒浩称,目前温州企业丢下厂子和设备,卷走1到2个亿的不少。
“我们单位有三个同事,借高利贷还不上钱,连公职都放弃,出逃了。”浙江省温州市一家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介绍。
在全国范围内,资金供不应求仍在刺激着借贷利率的高企以及市场的膨胀。
今年一季度,温州民间借贷的交易量是上年平均的1.4倍,民间借贷市场处于活跃阶段,借贷规模的增长也比较明显。今年6月份,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水平为24.4%,折合月息超过2分,比去年同期上升了3.4个百分点。
如此高的借贷利率根本不是生产利率能够覆盖的,这必会引起一些风险暴露。“贷款利率高于企业利润,短期还可以维持,超过6个月就会出现问题。一些企业为了生存迫不得已通过民间借贷周转资金,但是眼下又看不到实体经济向好的趋势,未来这一块的风险会很大。”
银监会人士称,由于信贷需求旺盛,担保会司、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投资咨询公司纷纷转行从事高利贷业务,而放贷的资金相当一部分来自金融机构。利用管理漏洞和虚构项目,大型企业从银行套取低成本贷款后放高利贷赚取巨额利差。
一旦出现资金断裂,风险最终将传导至传统金融机构。
“现在变成恶性循环了,有些人借钱就是为了还上高利贷。”福建龙岩市一位从事民间借贷人士称。
“大家都在撑,看撑到什么时候崩盘,看哪些公司能撑下去。”他说,福建当地利息已经超过1毛(月息),许多担保公司和典当行也因收不回钱而倒闭。
特别是一些中小房地产企业资金链非常紧张,一些房地产公司从社会上拿个几千万,每月利息就要上百万元。
温州一些烂尾楼的老板开始向周德文寻求帮助。
担保机构本身只能从事银行贷款的中介担保,现在都跑去放贷,成了变相的民间金融。周德文认为,应该让民间借贷阳光化,使其规范运作。
据接近银监会的人士透露,银监会已要求银行严格遵循“三个办法,一个指引”的要求,严格贷后管理,确保资金流到实体经济中,要从源头控制资金挪用和风险隐患。
对此,中国银行战略发展部副总经理宗良认为,要逐步规范民间金融,但要把握节奏、谨慎而为,不然就会使非法经营者产生侥幸心理,误认为非正规机构规模发展大了最终都会成为正规机构。
系统漏洞
“庞大的‘影子银行’体系使监管层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也受到影响。”《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从多位监管层人士处获悉,目前银监会对“影子银行”的监管标准的设立尚处于初步阶段,且针对“影子银行”的监管还存在着很多方面争议。
曾刚表示,争议主要体现在监管对象、监管主体、监管规范三个方面。
“‘影子银行’存不存在,是好还是坏?第一个是学术界定,第二个是规范的判断,最后才会有监管政策的出台。”曾刚说。
对“影子银行”体系的监管,具体由谁去执行目前还是个问题。接近银监会的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由于“影子银行”涉及到证券、保险、信托等行业,最后对“影子银行”的监管不仅需要法律授权,“落(实)到哪一家(机构),还需要诸多讨论。”
已借调至吉林省金融办的银监会研究局原副局长龚明华也在其发表的文章中称,应尽快将“影子银行”监管问题纳入相关监管协调机制,统筹监管政策,明确监管主体和职责分工。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认为,由于“影子银行”涉及到许多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如保险公司、投资公司、证券投资公司、基金公司,因此对“影子银行”的监管也要从中国金融整体体系的角度来考虑。
“当前中国金融安全体系存在和面临金融监管滞后、存款保险制度缺失、金融市场化程度不高、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发展不均衡以及金融系统脆弱性严重等风险。中国对‘影子银行’发生的监管争议和监管难题突出了中国系统性风险监管体系不健全。”中国科学院“中国经济转型中的金融安全体系建设”课题组专家指出。
目前,中国的金融监管实行的是分业监管模式:银监会统一监管全国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及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证监会对全国证券、期货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管;保监会统一监管全国保险市场。
随着金融业的快速发展,银行、保险、证券机构业务彼此融合,行业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上述课题组专家指出,中国金融业实行分业监管,虽然明确了“一行三会”的监管职责,但对于游离于监管之外的融资机构,尚未制定整体性的监管政策框架,导致缺乏相应的履职手段和监管权限,权责脱离。
“影子银行”体系所创造的金融工具,几乎完全破除了金融系统结构与市场之间的边界,这种格局让已习惯于各司其职的监管体制变得无所适从,从而导致货币政策失效及暴露出系统性金融监管风险。
监管挑战
对“影子银行”的定义至今没有一个权威的说法,这是进行监管的首道难题;而多头监管主体的存在,也使监管变得困难。
“PE现在谁来监管?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都在变相贷款,银监会怎么去监管?还有一些大的国企金融业务,是不是属于‘影子银行’?”一位市场人士称,虽然银监会提出了对“影子银行”的监控,但证监会、保监会、地方政府等其他监管机构并没有明确“影子银行”的监管政策。
民间借贷,包括私人拆借,企业之间不以商业票据为基础的拆借,互助基金组织以及非政府小额信贷、投资公司、担保公司和典当行等非金融机构,都存在监管盲区。
目前小贷公司和担保公司的监管责任是在地方政府,这是明确的。但在地方上由哪个部门具体负责,各地有所不同。
方正担保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涂涛说,在银监会的规范文件出台之前,各种担保公司是随意注册的,没有经过严格审批的担保机构,借用了担保行业作为准金融机构的信用,从事一些非法的业务。
2010年3月,银监会开始出台关于担保公司的整顿文件。今年年初开始陆续发放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牌照。但一些机构仍打着担保旗号从事非法集资、非法吸存、高利放贷等活动。
上述武汉典当行负责人称,典当行由商务部监管,但当地商务局根本不管。他表示,实际上现在典当行在业务金额、注册资金、利率、抵押手续上都在违规经营,典当行已成为民间吸储与放高利贷的中介。
而民间私募基金主要以投资咨询公司、投资顾问公司、工作室等名义,以委托理财方式提供服务,其运作属于纯民间行为,具体规模尚没有权威数据。
目前,民间私募基金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没有纳入监管范围,从而滋生非法集资。大量私募基金游离于监管之外加大了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部分国外对冲基金透过虚构交易、平行贷款、柜台交易、钱庄及间接通过合格境外投资者渠道进入国内市场,对中国金融安全和交易秩序带来冲击。
影子银行究竟是什么?监管如何界定?又由谁来监管?坊间热传的国务院“107号文”似乎令这些话题变得更加清晰。据了解,此次的文件内容主要包括了影子银行的发展、影子银行的监督责任分工以及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和办法等。由于市场热传期间相关各方都保持沉默,因此对于“107号文”的真实性,分析人士认为,从以前的经验来看,“可信度很高”。
影子银行极具杀伤力
2013年12月中旬,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加强影子银行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正式宣告酝酿近一年的中国影子银行全面监管框架敲定。这一文件的出台也让影子银行进入公众视野。
影子银行是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之后所出现的一个金融学概念,住房按揭贷款的证券化是美国影子银行的核心所在。美国的影子银行包括投资银行、对冲基金、货币市场基金、债券保险公司、结构性投资工具(SIV)等非银行金融机构。
2013年10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金融监管报告2013》称,2012年底中国影子银行规模或达到20.5万亿元,占中国GDP的40%与银行业总资产的16%。
据悉,目前影子银行的资金来源不仅包括储蓄资金、企业闲置资金,还包括从银行融资便利的企业和个人从银行套取的低利率贷款资金,再转手贷给大量难以从银行获得贷款的企业和个人。
分析人士指出,不仅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甚至连治理结构甚严的上市公司,也进行民间借贷业务。这些大型企业及上市公司的一个简单操作链条,就是从银行搬运贷款资金,再到民间放贷,从中赚取丰厚息差。
在中国,企业之间直接拆借资金是被严格禁止的。不过企业可以通过银行向借款人发放委托贷款,贷款利率由委托方决定,银行则充当中介角色,收取委托贷款手续费,但不承担任何信贷风险。
那么,巨量的委托贷款流向了何方?有关调查显示,一类流向了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而大多数的委托贷款则流向了受政策调控的房地产开发商和中小企业。
由于货币紧缩使得中小企业更加难以通过正规银行渠道融资,而大型国企等国有部门的借款人能以低廉利率从银行获得大笔贷款,并间接向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投放资金。中小民企则普遍通过影子银行获得资金。
据估计,影子放贷机构当中有90%为国有企业。影子市场每年的资金流量可能已达2万亿之多,相当于GDP的5%左右。
分析人士表示,影子信贷可能会重新回到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并加大货币流通的速度。这将使得央行行使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抑制通胀的常规手段的效果大打折扣。
中国金融业实行分业监管,虽然明确了“一行三会”的监管职责,但对于游离于监管之外的融资机构尚未制定整体性监管政策框架,导致缺乏相应的履职手段和监管权限,权责脱离。
影子银行的大量资金不但扰乱了宏观调控的效果,而且一旦出现资金链断裂潮,这个游离在监管之外的影子银行体系,可能引发一场前景难测的金融危机。
中国的影子银行目前还没形成庞大的体系,尚未形成系统性风险。不过,由于中国的金融体系完全是由国家信用作担保,因此各类当事人都有过度使用现有金融体系的冲动。鉴于银根紧缩、房地产调控,房地产无疑成为影子银行资金集中地,房地产业过度信用扩展,风险增大。如果监管部门不防微杜渐,一旦让国内的影子银行泛滥,其风险累积的速度和程度将会比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更快更严重。
影子银行进入监管视野
影子银行一般是指那些有着部分银行功能,却不受监管或少受监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简单地说,影子银行就是那些可以提供信贷,但是不属于银行的金融机构。
在中国,影子银行主要包括信托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地下钱庄、货币市场基金、各类私募基金、小额贷款公司以及各类金融机构理财等表外业务,民间融资等,总体呈现出机构众多、规模较小、杠杆化水平较低但发展较快的特征。
一直以来,中国影子银行迷雾重重,一般意义上的影子银行是指游离于银行监管体系之外、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和监管套利等问题的信用中介体系(包括各类相关机构和业务活动)。据了解,“107号文”明确定义中国影子银行主要有三类:一是不持有金融牌照、完全无监管的信用中介机构,包括新型网络金融公司、第三方理财机构等;二是不持有金融牌照,存在监管不足的信用中介机构,包括融资性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三是机构持有金融牌照,但存在监管不足或规避监管的业务,包括货币市场基金、资产证券化、部分理财业务等。
长期以来,中国影子银行存在监管真空或监管不足。民间借贷、新型网络金融公司、融资公司、第三方理财机构、典当行等没有明确的监管部门,存在监管真空。虽然信托、委托贷款、理财、金融租赁等由金融监管当局实施监管,但因为这些传统银行业务与证券业、保险业的融合日趋复杂,业务结构涉及多个市场,存在监管套利动机,使得跨行业监管合作进展慢于业务发展实际,存在监管不足。尤其是融资性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由地方政府实施监管,而地方政府监管能力普遍不足。
业界普遍预计,继2013年出现两次“钱荒”后,2014年金融机构仍会受到流动性的较大冲击。从监管层的态度看,放松银根的可能性并不大,机构预测的2014年降准是否会成真仍是一部悬念剧。考虑到中国分业监管体制,当前中国影子银行监管重点应是防范跨市场风险传染。监管新规被称为是针对影子银行业务的一份最全面的监管文件,涉及的机构包括银行、信托、保险、证券期货机构、第三方支付等,就连尚未纳入监管范围的网络金融活动、第三方理财业务和非金融机构资产证券化等也被收入囊中。
业内人士表示,此次“107号文”主要是确定了一些原则性的东西,比如监管的范围和监管机构的职责。据悉,“107号文”还要求按照谁批设机构谁负责风险处置的原则,逐一落实各类影子银行主体的监督管理责任,建立中央与地方统分结合,国务院有关部门分工合作、职责明晰、权责匹配、运转高效的监督管理体系。
按照划分,银行业机构的理财业务由银监会负责监管;证券期货机构的理财业务及各类私募投资基金由证监会负责监管;保险机构的理财业务由保监会负责监管;金融机构跨市场理财业务和第三方业务由央行负责监管协调。业内人士分析认为,“107号文”要求按照谁批设机构谁负责风险处置的原则,合理分工监管责任。在这一原则下,影子银行的监管部门将涵盖“一行三会”,并从中央政府延伸到地方政府。在这样复杂的多头管理格局之下,监管的重叠和漏洞在所难免,金融机构的监管套利空间仍然存在,需要更加细致的细则出台。
监管升级捅破地产泡沫?
因为难以监管,影子银行对金融市场造成的影响,包括流通速度和规模,就没办法准确估算,所以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后,影子银行受到了更多关注。
在中国,影子银行通常是指游离于银行监管体系之外、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和监管套利等问题的信用中介体系。影子银行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因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期限错配、流动性转换、信用转换和高杠杆。影子银行的风险到底有多大?归其根本,还在于影子银行对房地产泡沫的助推。面对当前动辄9%到10%乃至更高的信托收益率,哪怕其伪装得再好,稍有一些经济常识的人就能分析出其资金的投向——房地产之外,别无他处。有信托类金融机构人士透露,目前市场上有90%的影子银行资金投向都是房地产或者与房地产相关。
中国非银行金融机构中规模最大的是信托公司,流向房地产的影子银行融资也主要是信托融资和地方融资平台融资。有数据统计显示,2013年房地产信托直接融资规模约3000亿元;通过信托流向地方融资平台的资金,有一大部分也进入到了房地产领域,而国家审计署近期公布的地方债务通过信托平台来源为1.43万亿元。可以说,严管影子银行对房地产行业影响最大,甚至可能会出现局部资金链断裂及信用违约事件。
虽然“107号文”正面肯定了影子银行产生是金融发展、金融创新的必然结果,是传统银行体系的有益补充,在服务实体经济、丰富居民投资渠道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影子银行确实存在着一定风险,特别是对于房地产行业而言。文件消息面世前后,地产股的连续下跌已经说明了问题。有分析人士认为,房地产类贷款将是2014年金融监管的重点。“107号文”要求对影子银行的严加监管,特别是信托公司不得开展非标准化理财资金池等具有影子银行特征的业务,并对信托受益权产品做出了明确规定,预示2014年房地产企业融资将会变得艰难。
金融地产不分家,没有金融的支持,房地产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尤其令市场担忧的是,房地产企业流动性将受到影子银行监管的冲击,因为影子银行资金主要流向房地产,特别是中小房企。对于流动性极度敏感的中国房地产业,获得资金的渠道本来不多,在多年调控下,银行早已被严格限制对地产企业放贷,开发商几乎不可能从银行、股市等正规渠道获得融资。因此,房企通过信托、基金等第三方或者说影子银行渠道获取资金,在近年来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也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从表面上看,从新一届政府执政以来,中央并未出台具体的房地产调控措施,但事实上,我们看到,从2013年6月起银行业爆发“钱荒”事件以来,国内金融市场的实际利率水平一直居高不下,从很大程度上推高了影子银行的融资成本,间接大幅推高了房地产的融资成本,对房地产业已经造成了较大的冲击。
防范市场风险为重中之重
多数媒体评价认为,107号文“堪称中国史上最为严格的影子银行监管文件”。
“107号文”,确定了中国影子银行全面监管框架。虽然中国式影子银行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基于证券化模式下的影子银行存在一定差异,但也存在信用转换、期限转换与流动性转换等金融中介的共同特征,因而将其纳入全面监管框架势在必行。考虑到我国分业监管体制,当前我国影子银行监管重点应是防范跨市场风险传染。
虽说,影子银行的产生是金融创新的必然结果,但其融资规模庞大、杠杆率高、形式多样易变且不透明则为金融体系的安全埋下了隐患。值得注意的是,银监会在网站的有关2014年全国银行业监管工作会议的内容中,也强调要防范四种业务风险。其中,对于理财业务,需建立单独的机构组织体系和业务管理体系,不购买本行贷款,不开展资金池业务,资金来源与运用一一对应;对于信托业务,要回归信托主业,运用净资本管理约束信贷类业务,不开展非标资金池业务,及时披露产品信息等,这些内容也刚好与“107号文”的相关内容吻合。
一、提升监督思路,大力营造履职氛围
市人大常委会更新监督理念,针对目前监督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拓展工作思路,依法行使监督权,营造了良好的履职氛围。
一是克服“无欲无求”的观念,树立“有为有位”的意识。在人大工作的老同志比较多,存在“船到码头车到站”、“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等“无欲无求”的消极思想。这些思想缺乏对人大地位、性质的充分认识。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国家权力机关,是民主法制建设的第一线,代表人民行使权力。既然人民信任我们,把权力赋予了我们,我们就应该牢记人民的重托,保持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面貌和公正无私、坦荡豁达的心态,“在其位,谋其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认真履行监督职责。
二是克服“自娱自乐”的观念,树立“胸怀全局”的意识。有的同志缺乏全局意识,患得患失,认为“人大不干不好意思、干多了没啥意思、干一点意思意思”,把人大监督工作狭隘地定位于“自娱自乐”。其实,人大工作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党的其它工作紧密联系。抓好人大监督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把监督工作放到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的全局中去把握,放到促进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中去思考,在议大事、谋全局中做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
三是克服“虚软指标”的观念,树立“阳光监督”的意识。过去,人民群众很少直接监督人大,人大工作缺少压力,人大监督工作处于“虚软指标”状态。近年来,市人大常委会按照监督法的要求,建立了“三公开”公示制(公开监督计划、监督内容、监督方案)、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发言通报制(将每次人大常委会会议组成人员审议发言以简报的形式下发人大代表)、人大代表及公民列席人大常委会会议制(每次常委会会议邀请5—7名人大代表和公民列席会议)、人大代表向选民述职等一系列制度,主动接受人民群众监督。
二、突出监督重点,全力推进科学发展
人大监督工作线多面广,如果面面俱到,往往会影响监督效果。只有突出重点,才能使监督工作更有深度、更具实效。近年来,市人大常委会紧紧围绕市委中心工作,把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为监督重点,增强了监督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一是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深入开展调研。常委会紧紧围绕市委“建设中部强市”的目标和“一区两带三极”战略等中心工作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撰写了一批高质量的调研报告,提出了许多有分量的建议,得到市委高度重视和社会普遍认可。年5月,市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及有关工委负责人赴广东、广西等地工业园区,就园区经济发展问题进行学习考察,并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的名义向市委报送了《打造工业园区新优势,推进园区经济大发展》的调查报告。市委高度重视,整合优势资源,完善配套功能,促进了园区经济大发展。年6月,围绕市委建设新城区的重大部署,常委会组织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和有关部门负责人赴江苏昆山、苏州等地实地考察学习城市规划和建设经验,并形成《城市规划与建设考察报告》,市委采纳了其相关建议,积极推进新城区建设。目前,我市新城区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都已完成,新城区4平方公里核心区建设已全面启动,正在有序推进。
二是围绕国计民生,进行重点监督。民生问题,民心所系。市人大常委会不断强化对民生问题的监督,把事关民生的农村安全饮水、农村公路建设与养护等作为监督重点,督促政府落实解决。近年来,常委会围绕"水厂建得成、企业管得好、群众用得起"的目标,每年都组织部分组成人员对这项工作进行跟踪督办。市政府广辟融资渠道,创新运行机制,落实优惠政策。近三年,全市共投资2300万元,修建了10座中心水厂,分步解决了25万人的安全饮水问题,群众对此十分满意。农村公路建设是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保障性工程。多年来,行路难困扰着农民,制约着农村经济发展。市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了全市农村公路建设养护管理情况的报告,并提出了审议意见。市政府加大投入,建管并举,确保了农村公路"建一条、成一条、养一条、保一条"。近三年来,全市共投资2.5亿元,完成通乡公路建设38.34公里、通村公路建设885公里、落实专业养护人员90人,实现了农村公路“村村通”。
三是围绕热点难点问题,进行跟踪监督。人大监督有许多不是一次视察、检查就能够解决好的,市人大常委会通过“监督—落实—再监督—再落实”的形式,一抓到底,督促热点难点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近年来,水污染防治一度成为全市人民高度关注的焦点问题。年,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将“采取得力措施,加强水污染治理”确定为重点议案。市人大常委会决定五年治理,分步实施,每年都通过深入现场检查、集中力量整治、召开专题会议督办等形式,督促市政府及环保等部门认真落实治污工作。关停了13家污染较大的“五小企业”,投资2亿元建起了2座污水处理厂,督促12家重点企业安装了15套污染源在线监测装置。通过近几年的治理,全市大小河渠的水变清了,人民群众生活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年我市污染物总量减排继续保持双降,经省环保部门认定,两项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分别减排4%、6%。
三、加强预算监督,着力打造阳光财政
预算监督是监督工作的重中之重。打造“透明钱柜”,为老百姓管好政府的“钱袋子”,人大常委会责无旁贷。近年来,市人大常委会不断探索预算监督的方式方法,预算监督工作取得新进展。
一是强化制度保障,全面实现预算监督“三个转变”。年,市人大常委会按照“遵循法规、结合实际、便于操作”的原则,修改《市预算监督办法》。修改后的监督办法内容更全面、程序更明确、方式更科学、有“预算才有支出”的原则更突出,使我市预算监督工作实现了实质性的“三个转变”:即在预算编制上,由总预算与部门预算分步编制向总预算与部门预算同步编制进行了转变;在预算审查上,由“一审”向“四审”转变;在预算执行上,预算的调整和变更由事后批准向事前审批转变。在此基础上,常委会于年、年又分别制定了招商引资等特殊事项借款备案制度和《关于资源枯竭城市财力性转移支付专项资金使用监督办法》,为预算监督工作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二是强化初步审查,不断提高预算监督的工作实效。常委会破解专业人员缺乏的“瓶颈”,通过聘请专业人员,成立初步审查专班,采取听汇报与查“四表一书”相结合、审查总预算与审查部门预算相结合、全面审查与重点审查相结合、集中审查与进户调查相结合等办法进行初步审查。每次审查出来的问题以初步审查报告的形式向主任会议报告,市政府分管领导及财政部门负责人在主任会议之后7日内将相关问题的解决进行答复。近几年来,初步审查报告的问题和建议一般都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和落实。
三是强化审计支撑,逐步拓展预算审查监督的广度和深度。常委会始终依托审计部门的力量,一方面把人大的监督重点纳入审计工作的年度计划。如常委会要求市审计局对市四大公司(城司、汇桥担保公司、盛公司、投资公司)的营运、市国资办产权收益专户、国家投资浩口镇等基本农田土地整理项目等专项资金进行了连续几年的跟踪审计。常委会在听取审计报告后,形成审议意见交市政府落实,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另一方面,注重利用审计成果。审计成果不仅是人大开展预算审查的重要依托,而且还是跟踪监督,加强整改的重要依据。在预算审查时,初步审查专班将预算执行审计结果作为初步审查的重要依据之一。主任会议和常委会审查预算执行情况时也要听取审计局对本级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审查报告。同时,我们还注重利用审计结果进行跟踪监督。对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进行了跟踪督办,形成审议意见后转交市政府办理。市政府及有关部门根据审议意见进行整改后,向常委会进行专题报告。
关键词: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金融征信;信用信息
一、泉州征信体系发展现状
泉州金融征信体系建设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1992年,为满足商业银行专业分工打破后对贷款信息共享的需求,人民银行开始试点推行贷款证制度,成为金融机构贷款审批的一项重要依据。1998年,泉州成为全国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建设的首批15个试点城市之一,实现了全国信贷信息的有效联网及异地查询及管理,并开始借助该平台构筑新型的银企信用关系。2005年,人民银行将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升级为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下称“企业征信系统”);2006年,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下称“个人征信系统”)实现全国联网运行,自此,人民银行全面推开以信贷征信为核心的金融征信体系建设,两大征信系统逐渐成为使用者最多且影响力最大的信用数据库。2013年以来,人民银行泉州市中心支行充分发挥泉州“金改区”建设先行先试引领示范的作用,以小微企业信用体系试验区建设为立足点和切入点,按照“制度推动+部门联动+技术驱动+示范带动”四轮驱动的工作思路,建设契合辖情并独具地方特色的金融征信体系,取得了积极成效。
(一)征信系统信息化稳步推进
1.数据库模式由分散到集中。1998年,泉州市作为全国首批试点地区率先建成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地市级数据库,同时根据三级数据库分散管理原则,逐步推进全省、全国联网工作,并于2002年实现跨省异地查询。2005年,为进一步提高征信系统查询效率和入库数据的及时性与准确性,人民银行启动了全国集中建库、各接入机构一口接入的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建设;2005年及2006年,泉州市分别实现了企业及个人征信系统的统一全国联网与实时查询服务,有效满足了各类信息使用者日益增长的查询需求。
2.征信模式从单一到联合。改变发展初期仅采集企业金融信贷情况的单一征信局面,构筑环保、法院、公积金等多部门共享的信息联合征集共享平台。当前,泉州辖区已将环保违法信息、公积金缴存信息等5类非银行信息纳入征信系统。
3.业务内容从单一到复合。当前征信系统对泉州辖区开放了包括信息查询、数据汇总、统计分析、信用报告、关联查询、重要信息提示等系列信用产品,有效满足不同使用主体的查询需求。
4.认知程度从“要我查”到“我要查”。由于系统不断提升的时效性与日益拓展的信息容量,目前以泉州25家银行业金融机构为主体的征信系统接入机构,已将信用报告查询作为信贷决策参考的一项重要前置性制度安排,成为征信系统最主要的信息查询与使用者。目前,泉州市累计开通个人征信查询用户1160个,基本实现金融机构营业网点的全方位覆盖,系统在防范信贷信用风险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
5.应用领域从贷款“准入卡”到“经济身份证”。征信系统除履行信贷业务准入“把关人”职能外,还广泛应用于商务、工程招投标、司法等领域。在政府履职方面,泉州市政府在推进地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系列制度文件中,均将征信系统作为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以及促进经济金融良性互动的重要抓手;同时,还将向征信系统查询并提供信用报告,作为工程招投标、工商“重合同守信用”企业评选,或人大政协委员资格审查、优秀先进评选表彰等的必要流程,写入制度条款。信用报告作为各类信息主体的“经济身份证”,正进一步渗透和日益影响到经济主体的融资、经济行为。
(二)地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纵深发展
1.“征信加法”纾解信息不对称问题。推动出台《泉州市小微企业信用信息交换与共享平台运行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完善政府部门业务系统与平台的数据传输渠道,积极引导金融机构依托平台和征信系统,建立“审批+培植”的金融征信服务模式,从中筛选有市场、有效益、有信用的企业作为首选目标客户。
2.“费用减法”降低小微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推动以信用良好的中小企业为服务对象的无还本续贷模式业务显著扩面。2016年全年累计发放无还本续贷业务13830笔、金额394.99亿元,有效节约中小企业融资成本;推动设立10个以“救信救短、保本微利”为运行原则的非盈利应急周转基金,为生产经营正常但短期资金紧张的信用良好企业提供融资成本较低的过桥资金。
3.“增信乘法”积极释放金融改革创新红利。推动设立总额2.7亿元的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及增信资金,推动成立4家政府主导的融资性担保公司,撬动银行信贷发放59.55亿元;推动金融机构依托增信资金的杠杆作用,累计创新设计小微企业信贷产品和服务方式69项。
4.“惩戒除法”助力信用生态环境优化。推动泉州市政府印发《泉州市贯彻落实“构建诚信惩戒失信”合作备忘录的实施意见》等6份系列制度文件,明确金融领域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在市金融风险防范工作小组领导下开展,建立联合惩戒等4项有效工作机制。
(三)征信市场培育有序推进
1.梯次培育地方征信机构。明确“先规范后发展,以规范促发展”的思路,从准入源头上切实保障征信市场培育质量;同时,结合辖区征信市场初期发展不均衡的实际情况,联合泉州市金融工作局,依托泉州市中小微企业信用信息交换共享平台,探索培育地方征信机构。
2.征信产品日趋丰富。目前泉州市已落地的征信系统载体包括两大征信系统、动产融资登记公示系统以及以泉州市中小企业信用信息交换与共享平台为代表的地方征信平台;已运用的征信产品主要有信用报告、动产融资登记和查询、企业信用评级报告等;征信产品服务对象包括自然人、金融机构、上市公司等。以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为例,信用报告查询已然成为银行业金融机构贷前审查的必经流程。据统计显示,泉州辖区2016年企业和个人信用报告月均查询量分别达2.87万次和22.01万次。
(四)征信文化建设多点推进
1.加强教育促内化。通过面向全辖所有商业银行征信从业人员开展“信用关爱八闽情诚信助圆中国梦”专题演讲比赛等活动,深入挖掘“唯信、唯实、团结、创新”的征信内涵,引导和约束征信人的言行举止,凝聚征信人的“精、气、神”。
2.依托载体促深化。围绕征信核心价值理念,采取“征信知识电视大赛”“信贷诚信企业评选大会”等形式,利用各类媒体开展征信宣传,营造征信文化建设的浓厚氛围,力促征信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
3.搭建平台促转化。建立“诚信”主题金融书吧、“诚信与金融生态馆”等多个信用文化载体,着力培育和宣传征信核心价值观。
(五)征信监管模式逐步完善
1.构建执法检查规范指引。根据现场检查实践经验,组织编印了《征信业务执法检查工作标准化指引》(以下简称“指引”),以标准化流程方式规范现场检查程序,合理设定处罚金额测算公式,有效矫正自由裁量偏差。
2.探索“2+2”联动模式。试点建立市中支、县支行双组长与双主查的联动执法检查模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建立双交叉机制,即由县级人行交叉检查县域金融机构,市县两级主查、组长交叉复核执法检查业务,进一步丰富金融征信监督层级。
3.强化异常数据监测核查。遵循“核查全覆盖、处理有重点”原则,梳理总行异常查询数据监测清单,结合征信评价体系,筛选征信内控制度建设较为薄弱、日常业务管理配合不到位、频繁上榜异常监测名录的金融机构开展重点检查,进一步提升异常数据监测的针对性及威慑力。
4.建立征信工作联席会议机制。定期通报各类接入机构在征信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推动接入机构征信管理经验做法的充分交流与积极共享,初步形成良好的监管联络机制。
二、泉州征信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征信领域法规制度建设相对滞后
1.现有法律制度体系尚不健全。目前,我国征信领域所依赖的法律文件主要包括《征信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征信机构管理办法》等,尚未形成有机的法律制度体系。一方面,《条例》仅是行政法规,法律效力层级较低;与此同时,在金融互联网化的背景下,征信信息采集与数据整合方式将逐步向数字化、网络化方向拓展,现行《条例》难以满足新兴业态下的征信业务管理需求。另一方面,现行征信相关法规制度未能对个人隐私、个人信用信息的属性作出明确界定,降低了对信息主体权益的保护强度与可操作性。此外,信用信息在法律规范中的运用范围已远超现行征信法律体系,且与《民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其他律法之间尚未形成明确有效的衔接,降低了对信息主体的保障力度。
2.失信惩戒制度亟待完善。一是有效的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尚未全面建立。当前,虽然社会信用体系基础框架已初步建成,但泉州市推进失信联合惩戒工作仍需多个行业的上位法规支持。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部门间尚未形成有效的制裁合力、联合惩戒机制建设尚处初步探索起步阶段,致使失信联合惩戒难以达到预期效果。二是已入库的非银行类失信信息更新缓慢。部分非银行信息提供部门在电子化程度、数据集中等方面均较为滞后,实现失信联合惩戒的基础前提———信息及时更新存在较大的障碍。
(二)征信系统功能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1.征信系统覆盖面有待扩大。目前小额贷款公司等小微信贷机构,在接入征信系统方面面临以下三重难题:一是接入意愿方面,此类机构担心一旦将信贷业务报送征信系统,可能导致部分已与商业银行发生信贷业务关系的客户资源流失。二是成本控制方面,接入系统需承担程序开发、通讯线路租用等费用,而引导客户到人民银行窗口进行查询,则无需负担上述费用。三是接入硬软件方面,较之全国性商业银行,小微机构在业务系统、内控管理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按要求开展信贷数据报送、合规管理方面存在较大困难。
2.征信查询服务渠道有待拓宽。一是征信服务窗口作为查询主渠道,其弊端日渐显现。一方面,人民银行物理网点较少,人力、物力资源有限,飞速上涨的查询压力可能导致征信服务质量及水平的“双下降”。以人民银行泉州市中心支行为例,单日最高查询量已达1092人次。另一方面,潜存较大的管理风险。由于查询公众、中介机构工作人员聚集于征信服务网点,可能引发。二是互联网等非现场查询方式暂难成为查询主渠道。基于内外网物理隔离等安全管理需要,非现场查询方式一般需隔天才能获取查询结果,加之非现场身份验证较为复杂,其查询效率和体验感远不如征信服务窗口。
(三)征信市场培育面临困境
1.征信产品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目前,辖区社会各方对征信产品的有效需求严重不足。信息使用方面,辖区多数商业银行主要依托征信系统、内部业务系统以及内部评级系统三大渠道,来筛选和评定客户资信状况,对于其他机构提供的准征信产品接受意愿不高。信息提供者方面,辖区多数企业和个人对信用需求了解不多,更多停留于通过征信系统获取信用报告,尚未形成使用征信产品的观念。
2.商业征信机构极度匮乏。目前泉州地方征信机构发展尚处于探索起步阶段,现有征信机构及信用评级公司缺乏依据客户的多元化需求进行专业研发、细分征信产品的能力,致使地方征信市场发展现状较之泉州6000亿元的信贷规模,存在明显的差距,无法满足各类信贷机构深度挖掘信贷业务增长点、切实防范信贷资产风险的合理诉求。在当前经济遭遇较大下行压力、小微经济主体融资难、融资贵呼声日益高涨的大背景之下,银行业金融机构对于地方征信机构培育及征信产品的研发,提出了更为迫切的需求。
(四)基层央行征信管理高效履职仍存障碍
1.征信监管方式单一,监管成效与风险预警能力不高。一是当前仍以重点抽查为主要手段,检查方式也仅限于档案资料抽查、查询记录比对等方式,尚未形成依循征信业务链条,对信息报送、查询以及使用等各关键环节进行全方位监控。二是非现场监管方面,目前主要依托商业银行报送的非现场监测报表以及征信中心下发的异常查询数据开展日常监管。由于缺乏完整的非现场监管制度以及科学合理的监测指标体系,难以及时发现预警征信违规行为。三是系统权限方面,基层央行无法直接提取接入机构查询明细以及用户登录IP,难以对接入机构违规使用公共查询用户或恶意盗查等非法行为进行有效定位及事前排查预警。
2.基层央行身兼双重角色,职能定位亟待进一步细化明确。依据《条例》第二十七条:“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由专业机构建设、运行和维护。该机构不以营利为目的,由国务院征信监督管理部门监督管理。”在人民银行总行层面,征信管理局与征信中心(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建设运维机构)在机构人员、职能分工上业已实现分离。但人民银行各级分支机构依然承担着征信业务监管与征信查询服务的双重职责,监管职责与服务角色亟待分离。
(五)信用信息主体权益保护面临新挑战
1.接入机构信用报告查询流程风险潜存。一是信息查询方面,部分接入机构存在未授权查询或先查询后授权等违规情况,致使信息主体知情权、隐私权方面难以得到全面、充分的保障。二是用户管理方面,部分接入机构由于业务量大、人员调动频繁等原因,存在管理员用户、查询用户兼任或多人共用查询用户的违规现象,个别查询用户虽已调离征信岗位但未能及时停用,均在较大程度上增加了用户被盗风险。三是内部检查方面,当前征信系统未对接入机构开放查询记录下载功能,接入机构内控稽查人员仅能依照用户已登记台账开展核查,难以有效甄别台账记录的真实性。
2.征信系统入库数据质量仍待提高。一是数据报送、核查方面,部分小型接入机构未制定明确的内控制度,存在“重征信查询使用,轻数据报送质量”的问题。二是从业人员方面,部分接入机构存在报数人员频繁变动和报数工作培训缺位等问题,引发数据报文频繁出错,导致入库数据质量下降。三是接口程序方面,随着信贷金融创新的加速推进,部分新型信贷业务可能无法按现行接口程序进行规范报送,致使系统信息存在部分缺失。3.征信异议诉求及救济机制亟待完善。一是非银信息异议处理渠道不畅。基层法院等非银行信息报送机构,未能按照“谁报数,谁改数”的数据纠错原则,建立健全异议数据纠错机制,对信息主体反映的异议信息常以内部系统信息展示正确为由,拒绝信息主体的异议诉求,并引导其向人民银行申请异议及数据纠改。二是跨区域异议诉求处置衔接不畅。在处理涉及异地机构的异议时,由于异地机构不属受理地人民银行监管,经常发生异地异议信息处理时限过长,极易引发征信投诉甚至法律纠纷。
(六)征信宣传文化建设长效机制尚未建立
1.基层央行征信文化建设机制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一是缺乏目标明确、权责分明的组织建设管理机制,载体创新建设推进力度不够,创建彰显基层央行特点、公众喜闻乐见的征信文化品牌任重而道远。二是各部门协同联动、金融机构广泛参与的建设长效机制尚未形成,征信文化建设仅依靠人民银行唱“独角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已有创建成果的进一步巩固及深化。三是缺乏全面有效、紧贴履职实际的征信文化建设形式,征信文化创建及展示形式有限,部分文化建设活动缺乏时代感、生活感。
2.信用使用主体参与征信文化建设的主动性有待激发。银行业金融机构是征信活动的主要参与方,但目前主动参与征信文化建设的积极性有待激发。在偏重业绩考核的大背景之下,商业银行的征信文化建设主要依靠人民银行的监管行政手段推动开展,自主开展的积极性普遍不高;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征信人力资源相对匮乏,征信从业队伍整体素质不高,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金融征信文化建设的深入开展。
三、泉州征信体系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征信行业发展外部环境建设
1.进一步完善征信领域法规机制体系建设。一要在《条例》基础上,推动出台更高层级的律法,向下配套与之相适应的涉及征信业务活动、互联网征信及其监管、信用主体权益保护及信息安全等方面的规范细则,逐步丰富并形成覆盖信用信息采集、加工、保存、查询和使用全过程、全方位的征信律法制度体系。二要在政府主导下,先行推进重点行业领域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建设,优先选择影响面广且与民生关系密切的食药、工程建筑等重点行业领域,并突出在行业行政许可、优惠政策实施等管理事项中,推广使用行政管理相对人的信用报告。三要尽快制定出台征信从业人员执业规范,形成与征信律法体系遥相呼应、互为补充的征信从业自律约束机制。
2.切实优化征信监管环境。一要立足“非现场监管为主、现场监管为辅”的监管主线,积极转换监管模式,建立以电子化、网络化为基础的非现场监测信息系统,加强对非现场监测信息的分析运用,探索建立征信监管评价及信息安全风险预警体系。二要切实厘清基层央行征信监管职责及征信服务角色,设立征信中心地市级分支中心负责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运维及查询服务,确保基层央行严格高效履行《条例》赋予的征信监督管理职责。三要在征信系统中增设查询用户登陆IP记录功能,向基层央行开放接入机构查询记录的下载提取功能。
3.完善信息主体权益保护环境。一是有效防范查询流程风险,督促接入机构进一步完善查询授权审批、用户安全管理、异议处理等方面的内控制度。与此同时,加强查询监测以及痕迹管理,切实保障征信系统安全。二是提升系统数据质量,督促接入机构建立健全数据质量内控机制,对数据录入、报送、纠错等环节进行全流程、全方位管理,并明确报数人员的从业资格认证与岗位培训要求。同时,要根据信贷金融产品创新情况,及时调整接口规范,切实满足新兴业务的数据报送需求。三是完善异议诉求及救济机制,建议从更高层级指导和督促非银行部门有效落实“谁报数、谁改数”的异议信息纠改制度,并积极探索跨区域异议诉求移送对接机制。
(二)拓展征信系统功能
1.拓宽征信系统覆盖面。一要加强协调推进,依据《条例》关于履行信贷数据报送义务的有关规定,尽快推动出台小微信贷机构接入征信系统的有关规定,确保各小微信贷机构接入工作依法有序推进。二要加快推进征信系统互联网接入渠道建设,对目前已采用专线接入的小微信贷机构,给予减免一段时期或一定笔数的查询收费,以切实提升各小微信贷机构接入意愿与查询应用积极性。三要加强接入业务辅导,从制度、技术和专业知识层面对小微信贷机构开展接入工作培训,引导其从软硬设施配备、从业队伍储备以及内控制度建设等方面做好接入准备。
2.延伸征信查询服务渠道。一要强化互联网个人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在确保个人征信信息安全的前提下,探索建立电子邮箱、微信号等多样化的信用报告反馈方式,大力推进手机APP开发建设,提高互联平台的查询体验感。二要在征信查询网点试点配备互联PC计算机,重点引导80后、90后的年轻客户群体开展网络查询,通过“由点及面,以点带面”的示范效应,提升互联查询渠道的认知度与使用率。三要提高自助查询机具布放覆盖面。试点在人民银行各级分支机构、银行业金融机构甚或行政服务中心,推广应用自助查询机具。四要探索信用报告查询建设,推动在内控制度健全、征信从业素质较高、客流量较大的金融机构网点,设立查询窗口。
(三)大力培育地方征信市场
1.强化甄别培育征信机构。按照“先规范后发展、以规范促发展;市场导向为主,政府参与为辅”的阶梯发展培育思路,重点支持大数据背景征信机构的备案发展及培育,鼓励有条件的政府背景数据库平台积极向市场化运作转化。加强与工商等有关部门的沟通及交流,进一步强化对辖内征信机构的甄别与培育,保障征信市场健康长足有序发展。
2.建立征信产品推广运用机制。鼓励政府部门在行政审批、财政补贴、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领域,主动应用信用报告、资信评级等征信产品;引导企事业单位在订立合同、业务往来等有信用交易背景的情况下,积极要求交易对手提供征信报告,并优先选择信用良好企业开展接洽合作。
3.树立建设标杆,扩大示范效应。以泉州市中小微企业信用信息交换共享平台为载体依托,积极打造“政府建平台、企业用平台”的良性培育发展模式;积极辅导平台运行机构对已入库企业数据进行深度整理、加工,利用自主研发的行业评价模型,探索适合泉州辖情的中小微主体信用评价机制建设。
(四)打造征信文化建设“泉州模式”
1.有序推进,建立征信文化建设长效机制。一要依托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的组织框架,在地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嵌入征信文化建设的短中长期实施规划,加强与地方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的沟通联系,在地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找到双方共生点与契合点。二要提升征信文化建设层次,将征信文化建设的愿景、运行体系等方面内容塑造成互生共赢的文化体系。三要加强基层央行与商业银行征信队伍的“细胞工程”建设,强化征信从业人员征信理念的培育与征信专业技能的培训,激发其参与征信文化建设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2.融合多种媒介,开创全媒体时代征信文化建设新局面。一要探索打造“一县一品”征信文化建设的有效模式,结合闽南文化和县域特色,积极创新征信宣传方式与载体,如建设征信主题文化长廊,编排倡导诚信的南音曲目、梨园戏等。二要融合现代传媒手段推动征信文化传播,一方面,利用报刊、广电等传统媒介,加大征信知识长效化宣传力度;另一方面,利用微信、微博等多种平台,借助动漫、视频等多种形式,提高征信知识的传播速度与宣传辐射范围,不断扩展基层征信文化建设的张力。
参考文献:
[1]余建平,刘晓芬,林东阳.征信系统的发展脉络与信息化进程[J].上海金融,2010,(3).
[2]沈良辉.我国征信机构发展问题研究[J].福建金融,2015,(9).
现在,我代表县人民政府向大会作工作报告,请予审议,并请大会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2013年工作回顾
过去一年,在市委、市政府和县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县人大、县政协的监督支持下,县政府团结带领全县人民,紧扣“项目落实年”主题,加快“两园三区四基地”建设,突出扶贫开发,培育产业,优化环境,扩大开放,改善民生,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有进,势头良好,圆满完成了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预计,全县生产总值实现112.9亿元,增长12.5%;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完成3.27亿元,增长22.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28.5亿元,增长29.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47.17亿元,增长16.5%;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19.4亿元,增长26%;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9037元,增长15.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2951元,增长15%。县域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
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坚持把培育产业作为富民强县的主要抓手,扎实开展“项目落实年”活动,9个市级、94个县级重点项目超额完成年度投资计划。县工业园新开工项目5个,实现产值22亿元。西北家具工业园建设快速推进,投产企业32家。全年新增“四上企业”9户。新建高标准农田1万亩,新增节水灌溉面积3.1万亩,粮食总产达28.7万吨。新增流转土地3.86万亩,创建现代农业示范园18个,其中省市级示范园5个,建立返乡创业示范基地27个。建成肉鸡核心区,全县年出栏肉鸡600万只。启动市县共建优质核桃发展示范县,新栽核桃2万亩。申报____白皮松和华胥大杏地标产品保护,华胥镇阿氏村荣获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汤峪养生休闲度假区、白鹿原文化产业基地等建设顺利,焦岱镇鲍旗寨村入选全国“美丽乡村”创建试点村。旅游业蓬勃发展,全年接待游客216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2亿元。三次产业比例调整到25.6:38.1 :36.3。
城乡建设有力推进。坚持把基础建设作为富民强县的先导工程,城乡建设完成投资7.1亿元。实施新民街道路、向阳路人行道、县门街综合改造工程,建成灞河左岸路和西区绿化广场,完成县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启动滋水金街等旧城改造项目4个。绿化提升迎宾路、蓝新路、蓝水路等城市主干道。开展城市精细化管理年和省级园林县城、省级文明县城等创建活动,县城管理水平逐步提高。汤峪重点示范镇建设保持全省前列,玉山、葛牌省级文化旅游名镇建设顺利启动,灞源、华胥、洩湖、孟村等小城镇建设扎实推进,全县城镇化率达到40.6%。启建新型农村社区4个,95个新农村重点村建设通过市级验收。完成厚三路、南三路改建和九灞路路基工程。灞河上游(____段)河道综合治理工程新修河堤22公里。绿化4789亩白鹿原直观坡、4755亩秦岭北麓浅山区、水安路及水陆庵旅游专线,整片造林4万亩。
扶贫攻坚成效显著。坚持把扶贫开发作为富民强县的关键举措,贫困村面貌明显改善。在确定30个重点贫困村集中帮扶、典型示范的基础上,积极推进79个村市县“两联一包”工作,动员全县4069名干部职工包扶5555户绝对贫困户,逐村逐户落实脱贫措施。设立产业帮扶基金975万元,发放小额创业贷款6930万元,帮扶贫困村栽植核桃7990亩,种植樱桃、板栗、西瓜等水杂果2520亩,培育各类苗圃1075亩,养鸡2.2万只,养羊2100只。汇聚各方资源,集中向贫困村投入2.01亿元,新建移民搬迁点(社区)23个,硬化通村路60公里、产业路40公里,修桥21座,打深水井6眼,建设人饮工程14处,改厕930户。1.88万绝对贫困人口全面脱贫,全县脱贫4.5万人。
改革开放取得突破。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富民强县的不竭动力,县域发展活力不断激发。理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制,启动县医院、县妇幼保健院法人治理结构改革试点。推行大学区管理制和校长聘任制。完成玉山镇机构改革试点。实施农作物[:请记住我站域名/]政策性 保险试点24.5万亩。与曲江新区、西投控股、市建工集团、市水务集团及陕西天然气公司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县城生活垃圾无害化填埋场、焦汤旅游专线、工业园标准化厂房等一批合作项目顺利实施,县域经济发展的资金制约大幅缓解。第十七届“西洽会”签约项目15个,总投资达91亿元。全年实际利用内资10亿元,实际引进外资1100万美元。开展投资环境集中整治活动,查处破坏投资环境的事件10起,项目建设环境明显改善。
社会事业不断进步。坚持把社会建设作为富民强县的重要内容,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完成18所中小学基建工程,营养改善计划实施率100%。县图书馆新馆主体封顶,组建县文联、县剧团,放映公益电影6240场次,组织惠民演出76场。完成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____成果展示。完善灞源、葛玉中心卫生院基础设施,率先在全市开展镇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试点工作。顺利通过全国中医先进县、国家科技进步县复审。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5.25‰。推进省级食品安全放心县和餐饮服务示范县创建活动。加大治污减霾工作力度,拆除燃煤锅炉25台,加强建筑工地和道路扬尘污染控制,空气质量明显好转。完成第五次社区居委会换届工作。组织法律“六进”活动,“六五”普法扎实推进。开展化解重点积案百日大行动,化解积案27件。加强安全生产“三基”建设,全年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积极开展“五防五打五管控”等集中整治,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惠民实事有效落实。坚持把改善民生作为富民强县的最大责任,年初确定的十件惠民实事全面完成。15个商贸市场基本建成;修建通村水泥路错车带1020个;新建公办幼儿园7所;投运校车40辆;县城新建公厕6座;建成县门街绿地广场;消除66个行政村通讯盲区;完成18个行政村农网改造;新修农村饮水安全工程87处;改造农村危房1000户。保障性住房建设任务全面完成。28个李家河水库移民搬迁安置点全部建成,375户移民入住新居。广电“户户通”惠及群众2.2万户,整转数字电视1.1万户。新增城镇就业5500人,转移农村劳动力14.7万人。县财政社会保障资金支出5.2亿元,新农合补贴1.88亿元,发放民政救助、补助等资金1.9亿元,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实现全覆盖。
施政行为更加规范。坚持把政府自身建设作为富民强县的有力保障,政府职能加快转变。完善政府常务会议议事程序,成立决策咨询委员会,建立法律顾问团参与重大决策制度,全年召开政府常务会议12次,学法讲法4次,研究议题56项,其中涉及产业规划10项、改善民生11项、城乡建设9项、规章制度10项、其他方面16项,政府工作更加规范。自觉接受县人大、县政协监督,办理人大代表建议44件、政协委员提案108件,办结率、满意率分别达到100%、99 %。优化政务服务,建成县级电子政务平台,县政务服务中心办理群众事项1万余件,办结率100%。认真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市县相关规定,“三公”经费同比下降12%。对58个单位进行预算、财务审计,对13名领导干部进行离任审计。完成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加强公务车辆管理,深化行业专项治理,政风行风满意度明显提升。
编制、统计、粮食、人防、物价、档案、气象、妇女儿童、国防动员、精神文明建设等工作也取得了新的成绩。
各位代表!成绩来之不易,奋斗充满艰辛。一年来,全县干部群众用创新和实干破解了诸多难题,用智慧和勤劳推动了健康发展。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绩,都是市委、市政府和县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县人大、县政协和社会各界有效监督、大力支持的结果,是全县人民团结拼搏、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此,我代表县人民政府,向奋战在全县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干部职工、人民群众,向长期以来支持____发展的各位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回顾一年来的工作,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前进道路上还存在着不少困难和挑战。一是主导产业基础薄弱,经济效益还不稳定,县域综合实力不强的局面未得到根本扭转。二是扶贫开发任务艰巨,民生投入仍显不足,教育、卫生等基本公共资源配置还需优化。三是宏观经济持续低迷,部分企业融资困难,投资环境不尽人意,项目推进不理想。四是个别干部缺乏担当进取意识,工作效能和服务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对此,我们将采取切实措施,认 真加以解决。
2014年工作要求和预期目标
2014年是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也是落实县“十二五”规划、加快 “人文山水____,西安东部新城”建设的重要一年。按照县委十五届三次全会的安排部署,今年政府工作的总体要求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和县委的决策部署,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加快发展和改善民生为主线,以工作效能提升为主题,以扶贫开发为统揽,以两园三区四基地为重点,深化产业培育,推进城乡统筹,优化生态环境,扩大改革开放,持续改善民生,全力促进农业现代化、工业新型化、县域城镇化、城乡生态化、民生均等化,不断加快“人文山水____,西安东部新城”建设步伐。
主要预期目标:全县生产总值增长11%;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增长19.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5.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2%;实际利用外资1100万美元; 实际引进内资10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2%;万元生产总值能耗降低率3.5%;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6‰以内。为实现上述目标,今年政府工作应把握好以下几点:
坚持改革创新。改革开放是推动发展的动力源泉。要把改革贯穿于发展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释放改革红利,激发市场主体创造活力和内生动力。要突出属地管理,坚持简政放权,推进事权改革,做到管理重心下移、服务关口前移。要秉持不图所有、但求所在的理念,促进合作共建,实现借力发展。
坚持科学发展。科学高效是持续发展的根本内涵。要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经济绿色发展,着力打造____经济升级版。要统筹推进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各项工作,保持经济社会协调、健康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城乡、四化融合,着力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
坚持改善民生。改善民生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要强力推进扶贫攻坚,持续增加群众收入,帮助群众尽早过上幸福生活。要加大民生投入,多办群众期盼关注的实事,切实提高群众生活水平。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升群众生活质量。
坚持转变作风。工作作风是加快发展的有效保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树立群众观念,提升服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要坚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严明工作纪律,建立作风建设长效机制。要扎实开展“效能提升年”主题活动,崇尚实干,强化执行,跟踪问效,促进县域繁荣和谐。
2014年主要工作任务
围绕全年目标任务,今年重点抓好以下六项工作:
(一)以扶贫开发统揽发展,接继打好扶贫攻坚战
以扶贫开发统揽工作全局,深化扶贫开发模式,着力改善贫困村生产生活条件,大力发展脱贫主导产业,帮助贫困群众早日实现脱贫致富。
优化脱贫基础条件。把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与改变提升农村面貌结合起来,通过落实行业、企业扶贫聚集项目,采取土地增减挂钩、闲置资产抵押等渠道筹集资金,新建通村水泥路125公里,实施人饮工程8处,完成农网改造工程26项,新建健身广场2个、村级公共服务中心2个,改厕830户,力争使贫困村水、电、路、通讯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得到全面解决。加强偏远地区教学点和卫生室建设,推动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充分用好移民搬迁、危房改造、生态建设等政策,年度新开工移民点33个,完成2922户11617人的移民搬迁任务,实施危房改造1000户。
促进群众增收致富。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塑造工程,充分利用与西农大合作的平台,培训农业技术人员1000人次,通过阳光工程、雨露计划培训农民1.5万人次。用好小额扶贫贴息贷款、创业贷款、产业帮扶基金,引导群众积极发展核桃、药材、蔬菜、奶山羊、土鸡等特色种养业,从事农家乐和家庭手工业。新建产业示范园22个、创业示范基地10个。成立产业协会,鼓励农民发展专业合作社,通过“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等形式,把贫困群众的生产纳入产业化经营之中。加大劳务输出力度,转移农村劳动力13万人,其中贫困人口4万人。完善脱贫群众动态管理办法,巩固扩大消除绝对贫困人口成果。
凝聚扶贫开发合力。坚持扶贫开发“四个帮扶”工作机制,不断深化“两联一包”工作,引导市级帮扶单位,尤其是工商联组织的帮扶企业,加大贫困户劳务输出和增收项目资金投入,增强贫困户造血功能。制定和完善帮扶工作考核管理办法,坚持机关干部对口帮扶“三年不变”政策,继续帮助贫困户和脆弱脱贫户解决困难、改善生活、增加收入。县财政按不低于一般预算收入2%的比例安排专项扶贫资金。完善政策引导机制,激励全社会参与扶贫开发,构建“政府主导、群众自立、社会参与、保障托底”的扶贫机制,确保 58150人全面脱贫。
(二)以产业培育支撑发展,着力推动县域城镇化
坚持产业化带动城镇化,城镇化促进产业化的思路,深入推进产业培育,加快城乡建设步伐,加速就地城镇化,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和谐共进。
壮大主导产业。增量提速工业,启动县工业园浙江农发集团食品产业园建设,实施绝味鸭脖、桃花春食品等5个项目,建成金盾人防、金一诺钢结构等项目,园区实现产值23亿元。投资5亿元加快西北家具工业园二期基础设施建设,启动物流、仓库和生活配套区建设,力争入园企业140家,投产企业50家。全年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6户。升级提效农业,推进白鹿原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新创建1个省级示范园、3个市级示范园、10个县级示范园。栽植优质核桃3万亩,新建标准化肉鸡棚舍50栋,实施岭区3万亩无公害蔬菜基地建设。加快完善基层农技服务体系,发展“订单农业”,培育5个市级龙头企业,鼓励涉农企业争创省市名牌。新增流转土地2万亩,实施国家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项目,新修基本农田1.5万亩,新建高标准农田1万亩,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90万亩以上。优化提质三产,以西安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旅游中心为契机,加快西安日月湾国际旅游度假区、汤峪林海温泉度假区等项目建设,加快创建汤峪国家4A级养生休闲度假区,将白鹿原文化产业基地打造为省级重点文化产业基地。整合文化旅游资源,完善标识牌等旅游接待服务设施,提升景区服务质量,全年接待游客200万人次以上,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超过3.5亿元。实施焦岱、厚镇等一批“新网工程”项目,加快7个农村商贸市场建设,发展限上企业2户。
打造靓丽县城。坚持老城区提升改造和新区开发建设并举,投资1.5亿元,完善县城道路、管网等市政设施,加快供热供气、雨污分流步伐。新建灞河人行拱桥,实施体育路、蓝金路立交桥改造,建设南区污水处理厂,完善县城排污管网,杜绝县城生活污水直排灞河。推进滋水金街、新城路片区等综合改造,建设向阳休闲广场和灞河滨河公园。加快世贸酒店、____新城二期、蓝水新城、白鹿溪岸等项目建设进度。以创建国家卫生县城为载体,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完善县城标准化管理体系,推行网格化、属地化城市管理新模式,规范城乡自建房,开展小产权房清理工作,实现城乡管理水平新提升。
建设特色小镇。以完善重点区域、重点镇村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为抓手,着力推 进城乡统筹发展。加快汤峪重点示范镇建设,完善供水、供气等公共配套,实施山体点亮、滨河大道建设等工程,建设环山路汤峪旅游客服中心。与曲江新区合作,强力推进玉山文化旅游名镇建设,启动玉山湖文化景区、玉山新桃园、玉山新家园等项目,把玉山打造成小城镇建设的新标杆。启动山水葛牌生态休闲旅游度假区建设,加快葛牌古镇整体改造,逐步恢复古镇风貌。加快华胥、洩湖、灞源、孟村等小城镇建设,有序推进有条件农民进城落户4000人。做好渭玉高速____段建设和环山路拓宽改造工程,完成九灞路和冯十路改建,实施29条100公里通村公路完善工程。建成灞源、华胥、蓝桥变电站。启建新农村重点村96个,抓好4个新型社区和4个片区化公共服务中心建设。
(三)以绿色生态助推发展,打造美丽宜居新家园
坚持把优美生态作为____的最靓名片,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加大生态环境建设力度,打好治污减霾攻坚战,保护好青山绿水,着力建设美丽____。
加强生态建设。实施秦岭北麓生态环境保护和“八水润西安”工程,围绕建设森林城市,开展城市重要节点、环路、广场绿化,实施县城扩绿补绿工程,完成南区迎宾路、灞河左岸路等主干道路绿化提升。绿化沪陕高速迎面坡等重点路段2679亩、秦岭北麓浅山迎面坡7656亩,整片造林4.5万亩。建成灞河上游(____段)河道综合治理工程,启动灞河灞源段治理,新修汤峪河河堤4.5公里。在全县打造一批景观镇,建设30个生态示范村,创建1个省级生态镇、1个省级生态村,4个市级生态镇、4个市级生态村,不断提高县域生态质量。
保护秀美山川。开展“美丽乡村”创建活动,注重保留村庄原始风貌,建设蓝桥野竹坪、小寨董岭等5个特色鲜明的乡村游示范村和写生基地。加强农村环境管理,抓好移民迁出区土地复垦、生态恢复工作,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荒坡整治等水保生态工程建设。实行农村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处理,新建沼气池1000口,安装太阳能1000台,完成改厕1500座,农作物秸秆利用率达到98%以上。加强林木、水源、土地、矿产等资源保护,严格执法监察,强化旱地挖沙和河道采砂管理,从严打击非法采砂采石行为,实施采砂权公开拍卖,保护河道生态环境,让____始终山美、水清、天蓝。
狠抓环境治理。继续开展创建国家卫生县城等“四创”活动,强化治污减霾措施,加强燃煤锅炉拆改和餐饮业油烟治理,实施水、气污染综合治理,遏制扬尘污染,着力改善县域大气环境质量。治理水土流失面积50平方公里,实施土地整理项目1000亩,改造空心村2个。加强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加快建设县城生活垃圾无害化填埋场、南区垃圾压缩站和15座公厕。实施“美丽乡村、洁净家园”创建活动,开展农村污染连片治理和农家乐污染专项整治,完成畜禽污染治理项目3个,努力建设生态式村庄、田园式家园。
(四)以改革开放创新发展,激发县域经济新活力
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针,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加快开放步伐,加大改革力度,创新工作举措,着力推动县域经济社会跨越发展。
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推进镇级机构改革和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实施卫生计生、食品药品和气象机构综合改革。做好“营改增”等财税体制改革。申报国家级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县,进一步推进大学区管理制,加大公办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力度,提高卫生、教育管理水平。运用市场机制盘活供销、粮食、经贸等系统国有资产,稳步推进县属企业改制。创新信贷融资体制机制,组建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设立中银富登村镇银行,鼓励民间资本进入交通、水利、市政、教育、医疗等领域。探索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加快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农村房屋产权确权发证工作,开展农村产权抵押融资试点。
提高招商引资水平。举办形式多样的项目推介会、投资环境说明会,提升____知名度和吸引力。坚持择商选资,招优引强,建立项目筛选评估退出机制,规范已签约项目,集中清理闲置资源、圈而不建的项目。做好重大项目策划、包装,以家具制造、食品加工、现代农业和休闲旅游为重点,开展招商活动5次以上。组织参加好第十八届“西洽会”,力争签约项目15个以上,总投资额80亿元以上。完善招商项目保障、推进和考核机制,确保签约项目顺利落地。综合治理投资环境,加强窗口单位、执法人员监管,规范执法部门对企业检查行为,依法严厉打击破坏投资环境的人和事,为企业提供便捷、优质、高效的服务。
加快合作共建步伐。深化与曲江新区、西投控股、市建工集团、市水务集团、陕西天然气公司战略合作,丰富合作内容,提升合作层次。加大与浐灞生态区、航天基地、经济开发区、航天四院等单位的合作共建力度,创新合作模式,建立合作机制,全面启动灞河环东大桥、灞源小城镇建设等一批项目,促进城乡统筹,实现互补共赢。推动西北家具工业园与西安现代纺织工业园的合作,实现道路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五)以民生普惠彰显发展,切实提升群众幸福感
坚持民生优先,将财政支出和新增财力的80%向民生领域倾斜,提高民生保障质量,致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努力让群众学有优教、病有良医、老有康乐、住有佳居。
促进社会服务均等化。稳步推进城镇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改善偏远地区教学点条件,加快县职教中心建设进度,新建7所镇中心幼儿园,建成52所营养改善计划食堂,规范寄宿制学校管理,启动“双高双普”工作,实施高中质量提升三年行动计划。建成县图书馆新馆和玉山文体中心。加快县医院迁建项目进度,实施县120急救指挥中心和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工程,完成横岭、焦岱中心卫生院基础建设,规 范药品三统一运行管理,加强卫生等专业技术人才配备,基本实现农村标准化卫生室全覆盖。做好失独家庭养老扶助工作,稳妥推进“单独二孩”政策。新建安全饮水工程65处,全面落实城乡供水工程长效管理机制,着力解决农村人口饮水困难。
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逐步改善山岭地区教师和医务工作者待遇。提高城乡低保标准和新农合补助标准,城镇医疗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3%以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率达到98%以上,新农合参合率稳定在98%以上。建成保障性住房400套。实施特殊群体关爱工程,继续减免贫困高中学生学杂费,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做好贫困群众大病医疗救助,减轻贫困群众负担。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兴办社会福利机构,建设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和农村幸福院,建成县残疾人托养中心。出台全县征地补偿标准和新失地农民生活保障办法,建立被征地农村居民社保及就业安置长效机制。
提升社会管理满意度。开展质量兴省先进县创建活动,推进放心粮油全覆盖工程,创建食品安全放心县。扎实做好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把素质高、本领强、能带领群众增收致富的人选到村级班子中。改善社区基础条件,提升社区管理和服务水平。推进诉访分离,继续开展积案集中化解活动,做好重点群体稳控,建立突发性事件应急处置和舆情引导机制。深化“安全生产规范监管年”活动,加强安全生产“三基”建设,强化建筑施工、道路交通及校园等领域的安全监管。深化“平安____”创建,加快县拘留所、治安监控平台建设,创新社会治安管理模式,强化治安社会面管控,不断增强群众安全感。
(六)以提升效能保障发展,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以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树立“依法律行政、按规律行政、守纪律行政”意识,规范公权运行,转变政府职能,改进工作作风,着力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
进一步规范施政。把依法施政摆在突出位置,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打造法治型政府。落实重大事项集体决策、专家咨询、公示听证等制度,健全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不断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水平。理顺行政执法体制,规范行政执法程序,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做到严格规范文明执法。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实行政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增强政府工作透明度。主动接受人大依法监督、工作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积极办理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利用县长信箱、县长热线等政务平台,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
进一步提高效能。按照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坚持属地化管理,主动承接好上级下放的审批事项,合理划分县镇事权,把该放的权放开、放到位,把该管的事管住、管好,促进政府职能加速转变。深入开展“效能提升年”主题活动,加强机关事业单位规范化精细化管理,完善机关服务管理制度,实行办文办事限时制、服务承诺制和首问负责制,提高办事效率和质量。推进政府系统绩效管理,完善工作督查、考核、考评机制,强化对行政行为和履职尽责情况的考核,加大对目标任务、重点项目的检查考核力度,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实到位。
进一步改进作风。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全面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市县委的有关规定,着力整治“”,深入基层,深入一线,着力为群众解难事、办实事。加强各级政务服务中心规范化建设,完善县镇村三级便民服务体系,不断提高为民服务水平。推进政府系统廉政建设,加强公务人员教育管理,强化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加大权力、资金和资源密集领域反腐力度。切实执行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等系列规定,从严控制“三公”支出,加强公务车辆管理,树立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