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08 03: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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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投资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一方面是创造利润，另一方面要获取技术带动母公司的提升，因此，要求我们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施规模经营战略和品牌战略，提高企业自身的素质和创新能力，增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1、引言
建国后，我国对亚非拉等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了无偿对外援助，而对外直接投资直到1979年8月才开始正式实施，当时国务院明确提出了“允许出国办企业”的经济方针，吹响了对外开放的号角。从1979年至今，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为探索新的经济领域和合作方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我国企业走出国门、发展壮大作出了巨大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经历了30年的发展后初具规模，截至2006年底，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达750亿美元。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本文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国内经济发展的作用，对探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和对策以及实施“走出去”战略均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与现实借鉴意义。
2、我国的对外t接投资极况
截至2008年年底，我国己经建立了12000多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这些企业分布在世界174个国家和地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已经超过500亿美元，比2007年增加了111%，对外直接投资势头锐不可当。
表1 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存量分类构成情况
资料来源:((200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从公报里我们可以看出，2008年我国金融类投资达到140. 5亿美元，增长速度最快，较去年相比增长741%，占据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4。其中，银行业仍然是我国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龙头。中国四大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共在美欧等国家设立50多家家分行、接近30家支行，间接带动就业人数达10几万人。
据资料统计，2008年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1839. 7亿美元，其中，国有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力量。我国企业在境外总资产超过1万亿美元，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可见，在我国“走出去”战略的正确指挥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已锐不可当。
3、对外直接投资对国民经济带来的影响
3.1对国际收支的影响
国际收支表中的账户包括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和官方准备账目等。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国际收支的影响影响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以上几个账目，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促进本国的出口贸易增加，从而对母国国际收支造成有利影响: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也可以通过投资资金与利润的汇出而对该国的国际收支造成不利影响。随着经济的无国界发展，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均呈积极方向发展。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显示:2008年，中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呈现“双顺差”，国际储备保持快速增长。随着国际收支“双顺差”的继续和外汇储备数额的进一步加大，国外对人民币升值压力会继续加强，国际热钱的涌入及快进快出，不利于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和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影响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可以对国际收支波动进行有效调节。因此，在目前资金供给充足、外汇储备充裕的背景下，进一步鼓励、扶持国内企业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力度，可以减少国内高额外汇储备带来的风险，促进外汇保值增值，同时可以适当减少资本项目的顺差，缓解我国经常性项目账户中投资收益项逆差的压力，积极促进我国国际收支的动态平衡。 3.2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国际直接投资在一国国际贸易中占据举足轻重地位，蒙代尔的投资贸易替论和小岛清的投资贸易互补理论分别介绍了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蒙代尔认为:在对外贸易中贸易障碍的增加会刺激要素的流动，要素流动障碍的增加会刺激贸易的发展。投资国会减少拥有比较优势商品的生产和出口，而东道国则增加该种商品的生产，另外投资国会增加拥有比较劣势商品的生产。这两种情况都会减少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即投资和贸易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与蒙代尔等学者不同，日本学者小岛清认为投资与贸易之间存在互补关系。如果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母国己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依次进行，可以扩大两国问的比较成本差距，为双方进行更大规模的进出口贸易创造条件。
近年来，外国资本越来越注重在华独资经营，想方设法保护其技术，我们过去的以市场换技术的目标越来越难。在这种状况下，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逆向技术转移，即技术由东道国向投资国转移，纷纷通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打破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进一步讲所取得的技术带到母国企业进行消化吸收。我们所熟悉的华为、联想、海尔等一批优秀中国企业到海外市场投资并不一定直接获得产品上的优势，但是它们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途径在发达国家设立研究与开发机构，兼并当地高新技术产业，一方面来提高自身的研发水平，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另一方面将这些技术带到国内母公司，掌握世界上最新技术动态，与时俱进。因此，在当今世界全球技术一体化的趋势下，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先进技术的源头，并实现国外向国内的转移，将对我国的技术进步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 3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数量具有直接的以及间接的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对外直接投资对于短期就业的影响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因从事对外直接投资而使本国企业本该进行的生产活动停止所导致的就业机会的减少，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造成的国内就业机会一定程度上的增加，如为海外公司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形成的额外的就业机会。当前者大于后者时，对外直接投资将导致投资国就业机会的减少，反之，则会导致就业机会的增加。
（一）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是由日本著名的国际经济学家小岛清提出的，其核心内容是：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将要处于比较劣势产业（亦即边际产业）依次进行。如六、七十年代，日本纺织工业大举对海外投资正是在日本已基本完成了重化学工业的建立，劳动密集型的纺织业已经处于比较劣势，变成“边际性产业”的背景下进行的。
（二）弗农的产品生命同期理论
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把产品生命周期分为三个阶段：新产品阶段，成熟产品阶段和标准化阶段。从新产品阶段到标准化阶段，同类产品的新加入者不断增多，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此时竞争的焦点集中于价格，因此降低生产成本就成为生产者主要考虑的因素。20世纪70、80年代，家用电器在日本的生产已进入标准化阶段，家电产业逐渐成为组装加工业，日本逐渐将生产中心转移到东南亚国家及中国，以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来降低生产成本。
（三）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
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继承了垄断优势论的观点，吸收了内部化理论的内涵，又引入了区位理论，这构成了该理论的核心。该理论认为一个企业要从事对外直接投资必须同时具有3个优势，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对战后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同样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如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了面向亚洲“四小龙”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劳动力资源属于自然因素，而自然因素又是构成一国区位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较为注重将企业的原有优势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结合起来。
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特征
（一）资源开发型对外直接投资：由于日本是自然资源极其匮乏的岛国，在其战后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为保证所需原材料、能源的供应，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资源开发领域。如日本在中东地区以开发油田为目的的直接投资和为开发亚洲地区自然资源而进行的直接投资。
（二）利用廉价生产要素型投资：由于日元不断升值和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日本国内工资和原材料价格不断上升，使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下降。为了提高竞争力，日本企业不得不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对亚洲各国投资增加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获得亚洲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等生产要素。
（三）边际产业对外转移型投资：日本对亚洲和东盟国家的投资往往是既结合本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又配合该地区产业结构的转换而进行的。通常是日本将国内已失去比较优势的边际产业转移到该产业仍处于成长中的亚洲国家和地区。
（四）市场导向型投资：即为维持和扩大当地市场份额而进行的投资，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绕过贸易壁垒。如60年代以后，亚洲各国实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纷纷采取高关税和数量限制等措施，为维持国际市场份额，迫使日本扩大对外直接投资。
（五）专利与信息收集型投资：这集中表现在日本对欧美的投资上，因为欧美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高、科技发达，欧美市场对日本企业来讲，重要性在于专利与信息收集，商品筹划与开发研究等知识关系方面，因而大型跨国公司向欧美发达国家投资偏重于技术型产业。
（六）规避贸易摩擦型投资：7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日本产品大量涌入欧美，日本长期的贸易顺差使其与欧美的贸易摩擦日趋激烈，欧美各国纷纷采取措施限制日本产品的进口。为了规避贸易摩擦，日本采取由直接贸易往来转为当地生产、当地销售的直接投资方式，或将生产基地转到发展中国家通过第三国输入的迂回战略，从而达到缓和贸易摩擦，维持已有市场份额的目的。
三、日本利用对外直接投资规避国际贸易摩擦的绩效分析
（一）日本利用对外直接投资规避日美国际贸易摩擦的成效
1．减缓了日美贸易收支的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日美国际贸易摩擦
战后，日本“贸易立国—出口主导”的经济战略使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从1965年首次出现以后就开始不断扩大。80年代以来，美国对日本贸易逆差呈现出了迅速增长的态势，由1980年的69.59亿美元上升到1994年的549.01亿美元。贸易失衡引发了日美之间旷日持久的国际贸易摩擦。而日本大规模的海外投资对日美贸易收支的不平衡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作用。虽然日本的海外子公司在设立初期常常会从日本进口原料、配件、资本货物等，但当其生产逐步步入正轨后，为避免投资摩擦，企业从东道国采购零部件、半成品的比率也会提高，而曾经从日本进口的成品将在东道国当地生产，由此会减少日本的出口；同时日本国内生产向海外的转移也刺激了日本从海外子公司的进口，即原来的出口产品逆进口到投资国。
2．减轻了自愿出口限制措施对其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
自愿出口限制措施是日本为缓解日美国际贸易摩擦最常使用的一种手段。例如在50年代的日美纺织品国际贸易摩擦、70年代的日美彩电摩擦、80年代的日美汽车国际贸易摩擦中，日本均迫于美国的压力，对出口到美国的相关产品实施了自愿出口限制。自愿出口限制是进口配额的一种特殊形式，是通过对进口商品规定最高数量或金额，直接限制商品的进口。这种方式对自愿出口限制实施国的经济及其国内相关生产厂商造成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3．对外直接投资既促进了日本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更使日本在国际贸易摩擦中获得了不断扩大的回旋空间，立于比较主动的地位。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展开正规的、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其中对东亚的投资产业结构明显倾向于劳动密集型和一定程度上的技术、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上。而这些制造业又是日本国内早已标准化或将要淘汰的“夕阳产业”及环境污染型产业。
（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在规避国际贸易摩擦过程中产生的问题
值得重视的是，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虽然给日本经济带来了丰厚的利益，但从长远看却造成了一些不利影响，而且这种不利影响正在不断显现。
1．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上引发了新的摩擦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规避日益激化的国际贸易摩擦，然而由于日本企业在投资方式，经营方式上与东道国的差异，使得日本在利用对外直接投资规避国际贸易摩擦的过程中，又与投资国产生了新的摩擦。如上世纪80年代，日美在汽车贸易上的激烈摩擦使日本在美国的压力下，不得不单方面妥协同意对美国的汽车出口实行自愿出口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汽车生产厂商纷纷开始对美国进行直接投资。然而在日本生产企业进入美国后，日本企业的系列生产结构与美国的生产结构发生了直接冲突，产生了新的投资摩擦。
2．制造业的海外转移使日本国内出现了产业空洞化的趋势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以来，由于日元不断升值，国际贸易摩擦不断激化，国内经营成本的不断上升使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将其生产基地转移到了海外，以致国内投资减少，制造业相对萎缩。20世纪90年代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日本的技术进步明显减缓，在高科技领域和基础研究领域处于劣势。低层次的传统制造业不断外移，而高层次的新产业又无法形成明显的比较优势。
在世界经济中，国际直接投资是最能体现经济全球化概念的经济运作方式之一，且与国际贸易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从总体上看，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相互作用、相互促进，都在大幅度增加和日益扩大。但具体而言，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究竟存在着何种关系，是具有互补性还是具有替代性？对外直接投资是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还是相反？在加入WTO之后，我国政府和企业如何充分利用WTO的规则，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促进贸易出口的增长，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做一分析。
一、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理论解析
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
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即存在互补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这要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而定。
二、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证检验
当我们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再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会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异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对这两类国家分别进行研究。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国外一些学者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某些产业的实际出口联系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认为，在美国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那些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较低的产业，其出口水平也较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出口规模也相应上升；但是当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一定规模后，追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既是互补关系也是竞争关系。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竞争（替代）也将不断加剧，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产将逐渐替代美国的出口。同时，学者们也有相反的发现，利普赛(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美国的出口与美国海外子公司销售额都是高度正相关的，而且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生产销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国出口竞争伙伴中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出口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除去个别的现象，较大规模的起步应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亚洲的印度、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从那时起陆续向国外或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些成员的投资方式也从贷款转向间接投资，再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注：宋亚非：《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而且由原来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转向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世界级大企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1997年，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全球500强”的仅有22家，平均营业收益率为3.6%；而2000年入围企业增加到33家，平均营业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强”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张金杰：《国际直接投资形势与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编《2001-200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也有其特点。首先，小规模和特殊商品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大多数属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生产，资本劳动比率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低许多，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更愿意接受劳动密集型高的项目投资。即使是进行规模较大的生产性投资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母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占据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这种生产性投资也将给母国带来原料、设备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强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性。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侧重于扩大出口的市场销售战略。无论是为保护原有的出口市场，或是开辟新的市场，还是避开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多采取各种方式保障出口，在达到一定实力和经验积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经营战略发展。
考察韩国的经济，其迅速发展得益于通过出口把国内产业与国际市场紧密连接的结果，从而使国际市场容量的不断增大，并对国内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91年韩国全国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注：参见杜玲博士论文：《发展中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经验与趋势》，2002年5月。）中，我们看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总的来讲与贸易联系较多，所占比重也较大。如开拓市场与回避进口限制两项都与贸易紧密相连，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韩国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当然，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北美洲和欧洲地区，开拓市场的动机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动机的比重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这是为适应当地区域化经济和确保新产品市场的结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区，最高比重的动机为回避进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动机高出10.4个百分点，这说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此两个地区对贸易壁垒的突破动机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体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还有更进一步的动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译）(Lee,Honggue)对韩国电器行业的研究。电器是韩国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电器生产国。李宏格指出，韩国电器行业在198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比1979年增长了85%，显示出韩国在该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于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尽管与韩国电器产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资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间电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亿美元，而1992年电器产品的出口额却高达161亿美元。李宏格分析，韩国电器行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表现为维持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韩国本身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造成的压力，迫使电器行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寻求廉价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是在亚洲地区）；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韩国扩大对欧美出口的同时，其电器产品也已成为反倾销的对象——这一点对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审视海外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的对外贸易乃至国际贸易；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一，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已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运作方式。
三、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与贸易的关系
为了论述的方便与国土概念上的准确，我们把以下涉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称为“海外投资”。
（一）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从1949年算起。但因那个时期的海外分支机构都是一些贸易企业，规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海外投资的步伐越来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的企业就达6610家，中方海外投资总额已达83.5731亿美元，遍布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注：此海外投资的区域数字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1年）为准。）。
1.中国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国海外投资在全球的区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目前从投资的额度来看，集中化的表现还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在全球主要63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见表1。从基本格局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发达国家（欧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国港澳地区33.46%的分布，大致呈现出各占1/3的态势，可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分布。具体的投资额度和比重见表1。
表1中国海外投资区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外经贸部《对外经济贸易简要统计》(2001)整理。
通过以国家和地区分布的形式进一步对投资额排序，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海外投资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使相邻国家（地区）和海外华侨聚集的国家（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集中区域。至于在拉美地区和非洲投资额分布得较高，一般为投资行业的原因所致，这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
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海外投资是从贸易型企业起步的。这些贸易型企业开始在海外做的商业性工作是为对外贸易企业提供信息、进行市场调查和客户联系服务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下，生产加工型企业有所增加。但总的来看，服务贸易型的投资行业特点仍十分突出。根据对外经贸部的统计，截至1999年，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企业，无论从企业数量上还是在投资额度上仍占绝大多数；生产加工型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上增加较快，但在投资额度上还处于较小规模；而资源开发型企业在投资额度上比生产加工型企业还要大些。详见表2。
表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与投资额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供的数据整理。参见：外经贸部发展司：《中国的境外投资状况》，《国际贸易论坛》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国海外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多为服务贸易型和研究开发型，即非生产性项目。服务贸易型企业的运作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以促进中国产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资于研究开发型企业则是为了更有利地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大多为资源开发型和生产加工型，即非贸易性项目。资源开发型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外开采条件较好或储量、品位较高的石油、矿产、林业、渔业等资源，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生产加工型投资，主要为转移国内长线产品的生产能力或发挥中国在技术、管理上的比较优势以占领当地的市场，同时带动相关材料、设备、零配件的出口。因此，这也是生产加工型的投资大多集中在亚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互动
1.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从外部条件上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进入生产、销售、采购的全球体系成为必然。中国既然已经实行了“引进来”的改革开放，也必然要实施“走出去”的对外开放，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资本、技术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不仅是政府的政策号召，更主要的是国内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驱动和内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许多动因，具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的动因主要有如下五点：(1)寻求资源开发。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短缺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其中，开发的重点放在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外能源投资，即对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此外，还有一般性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树林资源等）的开发。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2)扩大出口贸易。无论是从中国政府政策的角度，还是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材料、机器设备、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带动服务业的出口，都是目前进行对外投资最多的动机。在政府制定的有关海外投资政策中，着眼点基本上都是扩大出口，是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综合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动机调查，扩大出口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注：参见段云程：《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与战略》，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版；谢康：《跨国公司与当代中国》，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版；鲁桐：《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对英国中资企业的实证研究》，载世界经济学会编《世界经济与中国：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开拓国外市场。在中国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同类企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积极开拓新的国外市场是企业利益驱动的内在动力所致，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这与理论上阐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寻求市场型是相同的。(4)规避贸易壁垒。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规避贸易壁垒或突破贸易壁垒都是寻求市场型的一种动机。由于我国现已加入WTO，关税逐步下调后，规避各种贸易壁垒已成为扩大出口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出口配额限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等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可谓是突破贸易壁垒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对特殊贸易限制的一个反应。(5)获取高新技术。在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的一些航天、航空、电子、生物化学和机械业的大型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少数中国企业还在国外投资建立了研究和开发机构，用最近的距离、最快的时间学习、研发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当然，这种类型的投资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但它将是最具潜力的海外投资。
2.中国海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如前所述，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上，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即存在互补关系也不乏替代关系，即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有贸易替代效应。具体到中国的实际，由于投资行业的特点和投资区域的不同，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要视具体的投资行业和投资区域而定。首先，服务贸易型企业的投资，动机与目标非常明确，肯定是为扩大出口服务的，因此这类企业的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其次，资源开发型企业的海外投资，进口的资源都是我国相对成本低或战略的需要，同时还能带动设备、制成品（如钢材）、技术和劳务的出口，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进口贸易增长，但从整体上看对我国出口贸易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情况较为复杂。我们将对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做一个具体分析。(1)机械行业。机械行业中如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组装，家用电器中的CKD、SCD等，由于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国内的零部件，在初期设备投资之后，后续的零部件就成为组装生产的必备条件。因此，从总体上看，机械行业在海外投资对我国出口的带动作用是持续且长期的。特别是大型家用电器，这是典型的加工组装型产品，根据外经贸部的有关统计，家电行业投资带动出口的系数比其他产品高达20-30倍。金城集团的案例也显示，摩托车产品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后，大幅度地带动了该集团的出口：1997年海外销售收入250万美元，带动出口近150万美元；1998年海外销售收入近600万美元，带动出口达400万美元（注：李钢主编：《“走出去”开放战略与案例研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版。）。实证分析表明，机械行业由于技术与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结合，海外投资就可带来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2)轻工行业。严格地讲，轻工行业中也有属于机械行业的产品，区分出来的主要是体积较小的机械产品如自行车以及其他轻工产品。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体积较小，出口运费没有体积较大的机械产品高，与海外加工的生产成本比，在国内的生产成本更低，因此这类产品的海外投资与出口很可能出现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此类产品后出口更经济，就很少会有企业再到海外投资生产；即使在海外投资并形成规模生产，对国家的出口带动作用也不大。(3)纺织服装行业。纺织服装业的投资主要是规避贸易壁垒，由于根据多种纤维协议，在投资国的出口配额已经用尽时，如果东道国尚有未使用的配额，投资国便可以使用。中国在纺织品领域受欧美出口配额的限制非常严重，因此不少的纺织服装企业到海外投资主要动机都是为了突破配额的壁垒，在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市场。这种类型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也要视情况而定：一次性投资建厂可以带动国内纺织机械的出口，但对出口贸易没有持续的带动作用；使用国内材料多的，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产地规定比例的国家对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国家（地区）可以享有免配额、免关税的优惠，则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出口或向第三国出口。因此，纺织服装行业在海外的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扩大还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实证数据。
四、结论
1.综合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理论，回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中的发展，以及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现状与特点，论述了中国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我们进一步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既存在互补又存在替代关系、中国的海外投资既有贸易创造效应又有贸易替代效应的理论。有意义的是这些互补和替代关系，或称贸易创造和贸易替代效应，在不同的投资领域、投资行业、不同的投资区域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是有所差异的。
[论文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经济总量迅速增加，经济质量不断改善，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但是，也应当看到，我国经济在高速发展中还面临着结构失衡、生产过剩、国内需求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仅仅依靠国内市场无法完成，必须借助于国际市场予以 解决与实现。因此，企业“走出去”与“国际化”就成为必然。根据我国的经济现实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国际环境，“走出去”的主体应该是中小企业。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及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各国政府日益关注中小企业的重要地位及其不可替代性。对于刚刚起步的我国中小企业来说，他们的发展对于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极具战略意义。
一、我国中小企业跨国经营发展现状及优势
（一）我国中小企业跨国经营现状
根据我国有关部门的统计调查，我国已在境外投资设立海外企业6758家。投资涉及的行业从初期集中在贸易方面，发展到资源开发、生产加工、交通运输、工程承包、医疗卫生、旅游餐饮及咨询服务等领域。我国出口年增长速度为17.4%，高于全球平均增幅9个百分点，其中，中小企业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成为我国外贸出口和外向型经济的主力军。[1]从贸易方式上看，加工贸易是我国中小企业出口的重要方式之一。据估计，香港加工业有70%以上已转移到内地，其中大部分是出口加工型的中小企业。目前，我国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有近15万家，绝大部分是中小企业，从业人员3000多万人，约占城乡工业就业总人数的35.4%，在加工贸易出口总额中的比重由45.2%上升到72%。从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来看，我国中小企业的海外投资规模相对较小。以中小企业占很大比重的浙江省来说，其境外投资项目的平均规模为58.78万美元，中方独资的平均投资规模仅为9.67万美元。这样的投资规模大大低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国外子公司约600万美元的平均规模，也低于其他发展我国家跨国公司子公司平均约260万美元的规模。[2]
（二）我国中小企业跨国经营的优势
1．速度优势
中小企业在投资决策过程中政府干预较少，其决策行为更接近于市场决策。一方面，由于中小企业本身资金实力有限，对外投资的规模较小，政府缺乏干预的热情；另一方面，由于中小企业产权清晰，在人事和行政方面都有较大的自主权。由于政府干预较少，中小企业投资决策的经济性大大强于国有大企业，这是中小企业进行跨国直接投资较之国有大企业的一个明显优势。约翰·奈斯比指出，小公司能够较快地革新产品及公司内部经营以利用更新的技术。对小企业来说，速度就是小企业的优势。当大企业对速度变化的条件反应迟缓时，雷厉风行的小企业家就可以利用他们的速度竞争优势，在大公司做出反应之前获取巨大的销售业绩。
2．低成本优势
在开放经济的背景下，我国的中小企业能够动态地利用和发挥各类比较优势，获得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优势，实现了传统比较优势的深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许多中小企业紧紧抓住世界产业结构调整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我国家转移的契机，在纺织、服装、玩具等典型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广泛形成并不断扩大了低成本的竞争优势， 取得了较大的国际市场份额，创造了大量的经济剩余。这种经济剩余会促进高级生产要素（如资本与技术）的生成能力，为产业结构的进一步提升奠定了内部物质基础。
近年来，我国中小企业得到了很大发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小企业的境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将有一个很大的发展。但是，目前我国中小企业跨国经营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与障碍。
二、我国中小企业跨国经营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调整境外直接投资的国内政策法规数量较少，且较为零乱，不成体系。一些主要的政策法规尚不成熟和规范，有些政策法规由于颁布的时间较早，其内容、手段和覆盖范围都不适应当前境外直接投资发展的需要。迄今为止，我国没有一部系统化的调整境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法，也缺少相关的配套政策法规。由于缺乏政策指导和立法工作滞后，导致我国境外投资中出现一定的盲目性，投资的区位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够合理，投资输入与输出的比例失调。
我国目前对境外直接投资缺乏应有的鼓励和扶持措施，从而难以激发国内企业的境外投资热情，妨碍了境外企业的长足发展。一方面，我国的境外企业还不能有效地运用各种创新的融资工具，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筹集资金；另一方面，由于金融管理体制的制约，我国境外企业与国内金融机构的联系仍停留在传统的借贷关系上，还没有形成一种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相互融通的格局。在税收政策方面，我国至今尚无一套专门针对境外投资企业的税收管理制度，这既使我国境外投资活动无法得到政府税收的有力扶持，又使境外企业税收征管处于较为混乱的状态。这也大大限制了中小企业的跨国经营。
三、我国中小企业跨国经营的对策与措施
（一）完善中小企业跨国经营的融资政策
一是从中央到地方普遍设立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的专项基金，根据中小企业和项目的不同情况，分别以各种方式给予支持，从而引导企业，金融机构和其他社会资金流向外向型中小企业。二是鼓励国有大商业银行恢复和扩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配置，同时，大力保护和发展适合中小企业需要的中小型金融机构。对向中小企业提供跨国经营业务贷款的各类金融机构，政府要实行各种优惠政策和奖励办法。三是扩大中小型跨国企业的境外融资权。四是打破所有制和企业规模的限制，允许并支持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到证券市场直接融资，同时，鼓励、支持和帮助中小企业到香港和海外证券市场上市，并且要加快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立，进一步拓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五是积极促进银企合作。跨国银行能满足跨国企业的巨额资金需求并提供全面稳定的融资服务，而跨国企业作为跨国银行的大客户则能为银行带来较高的经济效益和较低的风险。
（二）加快境外投资的法律体系建设
在总体法律框架方面，我国首先应制定一部既有我国特色又与国际投资法和国际惯例接轨的《境外直接投资法》，作为调整我国境外直接投资关系的基本法。该法律应该明确肯定发展境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开拓两个市场、利用两种资源、实现内外双向良性循环的积极作用，肯定我国企业利用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的正确方向，这将有利于上下统一认识，调动各方潜在力量，促进境外投资事业的长足进展，在这个前提下，该法律应对我国境外投资主体、投资形式、审批程序、资金融通、技术转让、收益分配、企业管理、争议解决等问题做出原则性的规定。还应考虑建立国家级的权威性的海外投资管理机构，并在《境外直接投资法》中明确其性质和地位。有的专家学者提出，可在国务院领导下建立由商务部及有关部门组成的常设性专门机构海外投资委员会。设立海外投资委员会，有利于国家对海外企业宏观管理目标的实现：一是对海外投资的规模与总量进行控制；二是调整和优化海外投资的地区和行业构成；三是确保海外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设立这一专门的投资管理机构，既可以为改革目前过于繁琐和低效率的审批程序作制度上的准备，也有利于贯彻国家宏观产业政策，这是由我国的国情所决定的。
注释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走出去 区域格局
利用外资是改革开放的核心内容，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企业逐步加大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据统计，201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创下1078.4亿美元的历史新高，连续两年位列全球三大对外投资国。截至2013年底，中国1.53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设立2.54万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分布在全球18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达到6604.8亿美元。目前，我国已成为发展中国家重要的对外投资大国，成为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总体而言，现阶段我国对外直接具有明显的区位分布特点，区域格局不是特别合理，区域选择有一定的盲目性。
1. 中国企业“走出去”现状
根据表1数据，从1991年到2013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从10亿美元增长到1078.4亿美元，这期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速度为49.9%。
表1 1991-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情况 （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整理得到。
虽然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很快（部分原因是由于其基数较小造成的），但低于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平均水平。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2013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2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流量1.39亿美元，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流量的6.3%，排名世界第3位，位居美国和日本之后。 截至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了4354.9亿美元。同时，中国企业对外并购领域扩大，交易金额大，并购项目457个，实际交易金额434亿美元。并购涉及到采矿、电力生产供应、文化娱乐、制造等领域。
2.中国企业“走出去”区域分布情况
根据统计数据，现阶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域分布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性。对外直接投资大都流向了香港、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对发达国家的投资比例很小。2012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排名前10位的国家分别是，中国香港、美国、哈萨克斯坦、英国、英属维尔京群岛、澳大利亚、委内瑞拉、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卢森堡。整体来看，2012年，中国对亚洲、北美地区投资高速增长，对其他地区投资下滑。
随着中国对外投资规模的扩张，投资的区位结构也在不断发生变动。对外投资的初期，主要集中在亚洲尤其是东南亚为主的格局，且大多数承包工程以中东和非洲为主要投资区域。到了20世纪80年代，生产型投资项目明显增加，投资区域开始由初期的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东盟国家向亚非拉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扩展。20世纪90年代后，这种区位分布逐渐向多元化方向发展，逐步加大了向发达国家的投资。
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目前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仍旧以亚洲和拉丁美洲为主。从流量分布来看，亚洲一直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选择区域，对亚洲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最高，近年来的比例一直维持在60%以上，2007年更是达到了77.89%。其次为拉丁美洲，尽管流向拉丁美洲的比例近年来有所降低，但是还是维持在10%以上的水平。以2010年为例，我国在亚洲投资流量达到了448.9亿美元，占对外投资总量的65.1%：①拉丁美洲为105.38亿美元，73.3亿美元，占15.3%%;欧洲为67.6，占9.8%;北美洲26.2亿美元，占3.8%。对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投资中，主要流向了中国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三个地区。2010年流向这三个地区的流量占了70%。2011年，六成的投资流向了这三个地区。②2012年，73.8%的投资流向了亚洲，8.0%的投资流向了欧洲，7.0%的投资流向了拉丁美洲。
从力量结构趋势变化来看，中国对欧洲的投资增长的比较快，从2003年5.08%增加到2010年的9.82%。对亚洲的投资的比重有所降低。对非洲和大洋洲的投资比重保持了稳定，对北美洲的投资比重有所增加，但增加比重较小。
3.目前“走出去”的区域格局成因分析
众多学者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区位分布成因进行了研究。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有寻求动机，双边贸易、文化接近度、东道国通货膨胀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正相关。有学者认为东道国市场规模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着重要影响。可以说，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区域分布是建立在国内行业发展和企业国际竞争力基础之上的，其差异较大，成因各异。
就目前而言，贸易型企业分布广泛，以发达地区为主。以前，中国对外经济交往以外贸为主，海外投资机构的设立也以贸易代表处及相关运输型机构为主，主要集中在外贸重点市场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及港澳地区;资源开发型企业分布以非洲、美洲、大洋洲以及俄罗斯等资源较丰富的友好国家为主。苏丹、委内瑞拉、印度等国的石油、天然气开放，澳大利亚的铁矿，赞比亚、秘鲁的铜矿，俄罗斯、美国、新西兰等国的森林开发，西非西欧等地的远洋渔业，规模相对较大;境外加工贸易型企业主要在发展中国家。防治、轻工、家电、机械等产业是中国的重要产业，国际竞争力较强，由于国内饱和，有关企业到海外办厂，将富余设备和人员投入到亚非拉国家，拓展了国际生存和发展空间;对外承包工程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多集中在亚洲。这是建立在国际工程市场区域分布及中国建筑企业总体实力基础上的。20世纪80年代，东南亚市场崛起并取代了中东成为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的最大市场，尽管欧美和北美一直是全球重要的建筑市场，但受国内公司工程技术和管理水平所限，所占份额较小。③
整体上看，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很大的比例流向了亚洲和拉丁美洲，其中流向香港、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占得比例又比较高。中国如此高比例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入香港和北美洲的两个小岛是有原因的。第一，这三个地区都具有十分发达的离岸金融体系，同时公司管理体制宽松，注册手续简便，对资本流动限制少。一些中国企业为了规避国内的监管，在这些地区投资成立控股公司，以控股公司的名义在海外上市。第二，三个地区的税收政策比国内优惠，我国香港地区仅对企业利润收取利得税，税率仅为16.5%（有限公司）和15%（非有限公司），而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不对企业收取任何所得税、利得税和公司税。④
4.中国企业“走出去”区域发展政策思考
目前我国正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转变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归根到底还是要取决于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及拥有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发达国家一些成功的跨国公司无疑在这些方面具有领先地位，加大对发达国家的投资，能够帮助中国企业获得逆向技术效应，进而促进企业自身的发展。所以，中国企业在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时，应该适时向发达国家和地区倾斜。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经验表明，政府完善的政策支持和服务是本国企业成功实现对外直接投资目标，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和分工地位，不可替代的关键因素。政府应该为企业对外投资做好保驾护航工作，可以通过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手段、进出口银行的政策性融资手段、开发银行的政策性支持手段、行业协会的信息咨询等支持中国企业向海外投资，在出口融资、信息资源和应收账款管理等方面为企业提供高效服务，为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提供安全保障。⑤政府同时应该明确自己的角色定位，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应该立足于服务，从而为企业构建一个好的服务平台，而不是直接去干预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从而更好地去引导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注释：
① 2010年，中国在亚洲地区设立境外企业数量超过8500家，占53.4%.
② 引自：《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③ 许丹松，中国企业“走出去”行业和区域选择[J].中国对外贸易，2004（7）.
④ 刘爽，邱爱莲. 国家风险视角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特点[J]. 商场现代化，2009（33）.
⑤ 魏浩.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及相关问题. 国际经济合作，2008（6）.
参考文献：
[1]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2010中国企业“走出去”发展报告[M].人民出版社，2011.
[2]周升起.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趋势、现状与政策， 东亚论文， 2009（9）.
[3]魏浩.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及相关问题[J]. 国际经济合作，2008（6）.
[4]许丹松，中国企业“走出去”行业和区域选择[J].中国对外贸易，2004（7）.
论文关键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有权优势
进入21世纪，在“走出去”战略的指引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s，简称ODI）持续增长，2002-2008年年均增长速度为65.7%。2009年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及世界经济下滑的影响，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量较上年下降43%，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微增6.2亿美元，达565.3亿美元。[①]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名列全球国家（地区）第五位，发展中国家（地区）第一位。[②]
依据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无论是垄断优势理论（Hymer，1960）还是国际生产折中理论（Dunning，1977）都强调跨国企业的特定垄断优势或所有权优势，认为这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基础。但是，运用这些基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建立起来的理论，难以解释中国企业的ODI行为，因为通常认为中国企业并不具备上述优势。那么，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其ODI行为是否需要以所有权优势作为基础，所有权优势的形式如何表现，这将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一、文献回顾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间的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发展，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美国学者海默（Hymer，1960）通过对美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分析，首次提出运用垄断优势来解释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此后经过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69）、约翰逊（Johnson，1970）、卡夫斯（Caves，1971）等学者的补充完善，形成了完整的垄断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的垄断优势来自于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不完全，如产品差异性、商标、专利、资金优势、技术优势、管理优势等。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东道国运用这种特殊的独占性优势抵消额外的跨国经营成本，获得高于东道国企业的利润。
英国里丁大学教授邓宁（Dunning，1976，1977，1980，1988）将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Buckley，1976）的内部化优势理论相结合，并加上区位优势，形成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Ownership-Location-Internalization Paradigm），认为只有上述三种优势同时存在，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才会成功。这其中的所有权优势与海默提出的垄断优势并没有本质区别，只是进行了重新分类与扩展。
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多，以发达国家企业为研究对象的理论无法解释不具备绝对所有权优势的企业为何也有能力进行对外投资，因此，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逐渐进入研究视野。美国经济学家威尔斯（Wells，1983）提出的小规模技术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竞争优势是对其母国市场环境的反应，主要表现在为小市场服务的小规模技术、民族品牌的海外生产、低价产品营销战略。
英国经济学家拉奥（Lall，1983）通过对印度跨国企业对外投资竞争优势的研究，提出了技术地方化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拥有适用于母国及东道国的技术，其生产的产品更符合发展中国家消费者的偏好，要素需求与当地经济条件相适应。
哈佛大学著名学者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1980，1985，1990）从企业、产业、国家三个层面来分析竞争优势的来源。他认为一国国内的经济环境通过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及支持行业等因素，再结合企业经营策略对其竞争优势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通常来自竞争十分激烈的行业。
海默的垄断优势与邓宁的所有权优势都属于绝对优势，用以解释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理论与拉奥的技术地方化理论则运用相对优势，解释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如果说前四种理论都强调优势的内生性，那么，波特的竞争力理论更强调外部因素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塑造。
上述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虽然表述不同，但其中都包含所有权优势的内容。本文沿用邓宁“所有权优势”的提法，但将其内涵进一步扩大，使之拥有更为广泛的适用性。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所有权优势
1.技术优势
在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中，技术优势是所有权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正是利用他们在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推动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先进技术领域不具备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全面竞争的优势。但是，随着政府加大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企业致力于应用技术的开发，再结合跨国企业进入中国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中国企业在技术方面具备了一定所有权优势。
2008年，全国R&D经费总支出为4616亿元，比2007年增加905.8亿元，增长24.4%； R&D经费投入强度（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1.54%，比2007年的1.44%有所提高。其中，各类企业经费支出为3381.7亿元，比2007年增长26.1%；政府部门所属研究机构经费支出811.3亿元，增长17.9%；高等学校经费支出390.2亿元，增长24%。[③]从行业来看，R&D经费投入强度超过1%的行业有九个[④]，这些行业中的企业正利用不断积累的技术所有权优势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中国企业的技术优势不但来源于自身原创性研发，还来自于跨国公司技术溢出效应以及技术地方化效应。跨国公司是世界领先技术的发明者，为了维持技术垄断性，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实现技术内部化转移。然而，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子公司向客户提品和服务、与当地企业开展技术合作、技术人员流动等，都会使原本希望保留在企业内部的技术被东道国企业所模仿。世界上绝大多数跨国公司在中国都建立生产、研发机构，加上中国良好的科学技术基础及人才储备，技术溢出效应使中国企业在短时间内技术能力得到极大提高。同时，跨国公司使用的技术大多产生于发达国家，应用于发展中国家时不免产生局限。中国企业具有在发展中国家经营多年的优势，将先进技术与东道国的经济、技术、人力资源等条件相结合，创造出适应当地的新技术，实现技术地方化。
2.金融优势
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国际间资本流动，不但要求企业有可用资金，还要求这些资金具有成本优势，并能按需要自由兑换成东道国货币。目前，我国部分企业融资成本低、国家外汇储备充足的良好条件成为对外直接投资又一所有权优势。
在中国，利率受到政府严格管制，在近年来通货膨胀低位运行的背景下，利率一直维持较低水平。虽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纷纷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增长，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利率仍然高于中国，这为中国企业获得资金成本优势创造了前提条件。此外，监管体系不健全，国有企业获得财政拨款、政策性贷款，民营企业获得家族成员低息或无息借款等因素都使得中国企业产生了相对于东道国企业的资金成本所有权优势。
2003年，中国提出“走出去”战略后，从制度上放松了外汇管制。而中国对外贸易多年保持贸顺差，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增长，2006年超过日本后一直稳居世界第一位，这减少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外汇约束。许多发展中国家缺乏资金而急需外国投资的现实，使中国企业的金融优势得以发挥。
3.文化认同优势
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投资时，倾向于首先向人文环境相似或具有族裔联系的东道国进行投资，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语言优势、文化背景相近等优势，获取市场信息、稀缺资源、市场准入，并能有效地降低经营风险，从而使跨国投资成为可能。
对外投资实践表明，华裔族群文化相近的优势成为中国企业对香港地区、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所有权优势之一。这些国家和地区华人及华裔族群分布广泛，在人口中所占比重高，加上他们在历史上与中国大陆联系广泛，使得这一地区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首选。2009年，中国企业对香港和东盟的投资分别为356亿美元和26.98亿美元，占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比重63%和4.8%，位列中国企业投资目标国（地区）的第一和第三位。虽然当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目标开始向北美、欧盟、非洲转移，这些东道国华裔人口比重不高，但利用文化认同优势，加强与当地华人华侨的沟通联系，利用这类关系资源克服不熟悉东道国市场的缺陷，仍然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能使用的所有权优势。
4.母国与东道国经营环境相似的优势
一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时，其母国与东道国经营环境具有相似性，将有助于该国企业将母国的经营经验运用于东道国市场，从而产生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所有权优势。2009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超过80%的份额流向亚洲、非洲国家（地区），这些国家有着与中国相同或相似的国内经济发展阶段、资源禀赋状况、人力资本条件，使得中国企业相对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拥有熟悉经营环境的所有权优势。此外，中国企业在适应制度环境方面也具有所有权优势。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制度不完善、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的情况，中国企业在本国多年经营中也形成了应对这一问题的良好对策。
三、结语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发现，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不是完全不具备所有权优势，在技术、金融、文化、经营环境等方面，中国企业具备相对于发展中国家企业、乃至相对于发达国家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中国企业既要把握现有优势，将之与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相结合，又要充分发掘和培育其他类型的所有权优势，如品牌、专利、管理优势等，才能使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获得长期稳定的经营收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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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韩国企业 对华投资 投资动机
一、韩国企业对华投资的背景
韩国的经济起飞，主要是得益于其出口导向型经济战略，而出口对韩国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基于这样的背景，从总体来看，韩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为了扩大韩国产品的出口和提高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也就是说，通过对外直接投资，韩国产品避开贸易壁垒并进行海外扩张，从而扩大韩国的出口。
韩国企业对华直接投资全面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这一时期，随着韩国对外贸易顺差的增加，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开始增加，企业投资环境急剧变化。随着工人薪水和房地产价格的大幅上涨，生产成本急剧增加，而且美元汇率的下跌使韩元升值，企业对外竞争力开始大幅度下降。
为适应这样的变化，原有的出口型企业——从事纤维、服装、缝纫、制鞋、皮革等 劳动密集型轻工业企业开始转向生产成本更低的地区，主要集中于薪资低廉的东南亚各国和市场改革中的中国、越南等国家。中国因具备低廉的劳动力、类似的文化背景、庞大的市场规模等优点，跃居了韩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首先。
截止2012年12月末，韩国企业对中国投资项目的数量累计达到22，557件。累计投资金额达到了396.8亿美元。这占到韩国企业在全球累计投资项目的数量（53，977件）的41.8%，相当于全世界累计投资金额（2，151亿美元）的18.4%。
韩国企业对华投资迅速扩大的背景如下；
第一，韩国国内产业结构的变化。韩国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经历了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因此，部分韩国企业将它们的生产线转移到中国。
第二，地理上、文化上的邻近性，使得韩国企业对中国的投资进行相对容易。再加上中国境内朝鲜族的存在大大减少了语言沟通上的障碍。因此，与其他地区相比韩国企业以更积极的姿态进入到中国。
第三，中国成为了全球外资流入国，很多跨国企业进入中国展开经营活动。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致力于全球化经营，将中国市场当作全球化经营的重要环节。韩国企业认为中国具备了优秀的劳动力和内需市场，全球跨国企业的持续投资，中国市场具有了引领全球市场成功的关键地位。
二、韩国企业对华投资的发展阶段
韩国企业的对华投资以1985年汉斯物产在中国广东省投资成立的缝纫、玩具工厂为开端。但是直到1988年为止，主要通过日本企业，以间接投资为主。1988年进雄有限公司在厦门投资1万美元，是首次对华进行直接投资的韩国企业。随后，韩国企业的对华投资方式发生了变化，投资规模也急剧增大。按照各时期的对华投资情况，可以分为第一阶段（～1991年）、第二阶段（1992～1997年）、第三阶段（1998～1999年）、第四阶段（2000年～现在）。
第一阶段：韩国企业的对华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中小企业的劳动密集型单纯加工出口行业，投资规模很小，而且投资地区也局限在山东省和吉林省。在这个时期直接投资的中小企业的目的是节约成本。据韩国输出入银行的统计，同期总投资项目为101件，投资额为6500万美元。
第二阶段：1992年6月中韩正式建交后，韩国企业的对华直接投资迅速增加。仅1992年一年的总投资项目就达到170件，投资额为1.41亿美元。以邦交正常化为契机，韩国企业开始全面进行对华投资。从1994年开始，以大企业为中心的对华投资开始增加，资本及技术密集型投资项目大幅度增加。投资地区也扩大到华东地区、华南地区以及以成都、重庆、武汉为中心的中西部地区。（Kim Yeong Sun，2000）1996年，投资项目为738件，投资额为9.4亿美元，出现了第一个对华投资高峰。在这一阶段，对华直接投资激增的原因是国内的房地产及薪水的上涨、劳资纠纷等原因导致的成本增加，从而作为第三国迂回出口的前沿阵地、对中国的投资开始增加。
第三阶段：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体制下韩国经济恶化，导致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减少。1998年投资数量减少至266件，投资额降至最低水平，为3.48亿美元。此时，进入中国和东南亚市场的企业没有充分的准备，错误判断市场需求从而缩小项目规模。从进入中国的韩国企业的情况看，本地法人没有正确判断中国本地的劳动费用，面临进行雇员结构调整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进行高技术产品生产，并了解中国市场的特殊性。
不仅韩国的对华投资，该时期其他外国投资者的对华投资也减少了11.4%。发达国家企业的大规模收购合并（M&A）导致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入相对减少，加上美国经济出现长期的好转，资金开始流入美国。IMF管理下的韩国企业认识到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必须作为生产战略的一环。最近，韩国的对华投资虽然出现恢复趋势，但变得更为审慎和极富战略性。
第四阶段：2000年以来韩国企业的对华直接投资数量和投资额呈现出增长趋势，从2000年的779件和7.56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2，121件和52.63亿美元。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使韩国和中国的经济都受到了比较严重的冲击，在2009年至2012年期间，各年度投资项目急减至737件、908件、832件、709件。但是，我们仍需要注意在同一段期间，韩国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金额分别达到21.3亿美元、31.7亿美元、36.8 亿美元、33.1 亿美元。这说明，韩国企业对华投资，虽然一方面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而导致投资数量上的减少，但另一方面，韩国企业的每件投资项目的平均金额却继续扩大。
三、韩国企业对华投资动机
韩国企业在初期进入中国的投资动机中占主要地位的是通过廉价劳动力削减费用。但是随着大规模投资的逐步增多，中国本地市场的重要性逐渐增加，现今为了开拓中国本地市场而进入中国的韩国企业也变得越来越多。
1995年韩国贸易协会以进入中国的制造企业为对象实施的调查结果显示；对中国的投资动机中大部分是为了‘利用廉价的劳工费（26.8%）’，而‘开拓本地市场（18.7%）’则占据了对中国投资动机中第二的位置。2008年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KOTRA）以592家企业为对象，进行的对中国投资动机问卷调查 （Grand Survey） 结果显示；‘进入中国内需市场’（31.3%）占到最大比重，而‘运用廉价劳动力’（21.9%）则变成了次要的投资动机。KOTRA在2009年和2010年分别进行的两次问卷调查（Grand Survey）结果显示，‘进入中国内需市场’的回答比率继续上升至34.0%和53.1%。这就表明，越来越多的韩国企业进入中国的时候，他们的首要考虑是中国国内市场。
韩国企业对中国的投资动机从‘确保廉价的劳动力’逐渐变成‘开拓内需市场’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中国内需市场规模的扩大。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内需市场的规模逐渐扩大，使大多数跨国企业进入到了中国市场。中国成为跨国企业全球化战略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市场之一。
第二，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优势逐渐减少。虽然初期进入中国的企业主要是通过廉价的劳动力确保利润，但这种优势正在逐渐消失。中国的劳工费比周边的发展中国家—如越南相比相对较高，而且薪资上升速度也相对较快。
第三，从韩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战略方面可以理解。最近韩资企业的海外投资中占最多部分是中国，而且很多企业将中国市场定位为最重要的战略性市场。因此，在中国内需市场的成功，就成了影响全球经营战略的关键因素。
对中国的投资动机，因企业规模而表现出一定的差异。韩国知识经济部在2009年11月以进入中国的859家制造企业为对象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小企业还是主要考虑，工资等费用削减（37.0%），而大企业则以开拓本地市场（63.6%）为目的的最多。
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KIEP）实施的调查（2004）当中也可以看到；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在对中国投资动机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在不分企业规模的情况下‘运用廉价劳动力（36.2%）’占到了对中国投资动机中最多的部分。但是以其中34家大企业为对象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进入内需市场（45.3%）成为了进入中国市场最主要动机。
将韩资企业在海外直接投资的业绩以进行动机来区分分析的结果（韩国输出入银行，2004）显示；在世界各地以进入内需市场为目的的投资项目的数量为1，048件（26.8%），投资金额为23.5亿美元（29.6%）占据最大的比重。其次是运用低薪资为目的的投资项目的数量991件（25.4%），投资金额为8.7亿美元（11.0%）。中国的情况虽然在投资金额方面，开拓内需市场以28.7%占据最大的比重。但是投资项目的数量方面，则是运用低薪资为目的的情况以37.6%占据了最大的比重，这表明以制造业为中心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型的投资倾向相对明显。
表6 韩资企业在全球投资动机与在中国投资动机比较
资料：韩国输出入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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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发展中国家银行在海外的发展具有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特点，其机构分布的广度和分布数量显示，发展中国家银行基于自身经济发展的阶段及特点，对海外发展以跟进市场和支持母行发展为策略，倾向于在发达国家、金融中心和对母国有更多贸易进口的国家建立据点；银行在海外分支机构的数量与其资产规模成正比，与母国的经济开放水平也具有较强的相关性。本文运用发展中国家的银行数据，采用实证方法检验影响发展中国家银行国际化的因素。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银行国际化；影响因素
国际化发展是当今世界的趋势，但在银行业的国际化风潮中，发展中国家银行在国内市场经受着外部力量的冲击。作为市场经济体，发展中国家银行面临海外发展的现实选择。现有研究银行国际化问题的文献中，以研究发达国家银行国际化现象居多，而缺乏对发展中国家银行海外发展情况的研究。本文根据发展中国家银行国际化情况的材料，分析了发展中国家海外发展所考虑或受影响因素特征，通过对发展中国家银行国际化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相关结论，即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银行的发展仍处于落后，需要进一步发展。
一、文献综述
银行国际化的动因理论包括引导效应说、分散风险说、规模经济说、扩大市场份额说和比较优势说等，但是各国由于金融发展的特性，其国际化进程的广度和深度都不相同。通常学术界实证研究以母国为本位视角，研究银行的国际化、银行国际化目标区域的布局和银行国际化方式的选择。
Sabi(1988)发现银行国际化的决定因素是东道国的市场规模(+)；MillerandParkher(1998)利用美国银行在国外的资产数量及分支机构数目的数据，研究发现FDI(+)、银行规模(+)、管制条款(一)是影响美国银行海外发展的影响因素；BuchandLaPP(1998)根据德国银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股票数额，发现FDI(+)、金融中心(+)和GDP(+)是影响德国银行海外发展的影响因素；Yamori(1998)发现FDI(+)、人均GNP(+)、M2超过GNP的数量(+)、进口(+)、出口(+)和国家风险(+)是影响日本银行海外发展的影响因素；tllFoearelliandPozzolo(2000)则揭示东道国的潜在收益(+)、东道国的经济增长(+)、管制环境(-)、银行的竞争力水平(+)、距离接近程度(+)、语言接近度(+)是影响OECD国家海外发展的影响因素；Demirgfie-KuntandHuizinga(2001)发现东道国税率(-)和东道国人均收入(+)是银行海外发展的影响因素；NDeF61iceandRevoltella(2001)考察欧盟成员国的银行的海外经营活动，发现高度国家集权(-)、东道国市场规模(+)、经济增长潜力(+)对于银行的国际化具有显著的影响；Buch(2003)发现管制(-)、信息成本(-)、文化相似性(+)、地理距离(-)、相同或相近的法律制度(+)和进入管制(一)是影响银行国际化发展的影响因素；BuchandDe，10ng(2004)利用144个国家的数据发现信息成本(-)、管制(-)、是否发达国家(-)是重要影响因素；Gareia-HerreroMartinez-Peria(2005)发现贸易、市场规模(GDP)(+)、进入成本(-)影响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国银行海外经营活动；Papaioannou(2005)则发现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地理距离(-)、法律(+)和政治风险(-)是显著影响因素。
目前的文献主要是研究发达国家银行的海外发展，而针对发展中国家银行国际化的研究不多，我们尝试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发展中国家银行海外发展总量和海外分布的影响因素。
在考虑样本的国家属性、地理位置属性的基础上，笔者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国家划分标准，选取了22个国家，即选取亚洲的中国、印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中东欧的波兰、罗马尼亚、土耳其、匈牙利；中东地区的埃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沙特阿拉伯；非洲地区的南非、尼日利亚；独联体国家俄罗斯；拉美地区的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委内瑞拉(见表1)。
二、影响发展中国家银行海外发展总量的实证检验
发展中国家银行基于自身生存与发展的考虑，其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的影响因素包括母国经济水平、母国经济开放程度、银行自身实力等。我们以海外机构数量作为对发展中国家银行海外发展规模的度量标准，包括一家银行在海外的所有机构数量，即分布在各东道国的机构数量加总，记为BRCHLa。我们以银行在海外分支机构总数为因变量，设定以下回归模型：
BRCHa=a+a1asset+a2hmGDP+a3hmPGNI+a4hmTRD+a5hmTRPG+a6hmFDI+a7hmFDIPG
影响因素我们考虑银行自身实力(asset)；母国经济水平，分别用国内生产总值(hmGDP)和人均国民收入(hmPGNI)；母国经济开放程度，分别用商品进出口总量(hmTRD)，商品与服务进出口总量占国内GDP比重(hmTRPG)，母国对外直接投资资产余额hmFDI和吸收国外直接投资负债余额之和(hmFDIPG)。
我们用Eviews6.O估计参数，表2列出估计结果。在所有解释变量参与估计的情形下，银行规模(asset)和人均国民收入(hmPGNI)对银行外海机构总量有显著影响，前者为正影响，后者为负影响；另一个变量组合估计中，国内贸易总额占GDP百分比(hmTRPG)表现出对银行发展海外机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余四个变量，包括国内GDP(hmGDP)、国内贸易额绝对值(hmTRD)、国内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和(hmFDI)以及该和占GDP比重(hmFDIGP)等对被解释变量没有表现出显著影响。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我们发现银行资产规模(asset)对银行在海外机构总量产生正向显著影响，这与理论预期相符，银行资产规模相比国内GDP是银行发展海外机构更直接的影响因素；国内GDP(hmGDPI对银行在海外机构总量的影响是间接的，结果显示正向影响。但不显著，说明经济规模小的发展中国家其银行海外发展数量未必同比例减少；国内人均收入指标(hmPGNI)对银行在海外机构总量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发展中国内人均收入国民收入越高的国家，其银行在海外机构的数量反而越低，国内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对银行海外发展的影响也是间接的，从国内人均收入水平与银行资产规模相关系数看。二者呈弱负相关，银行规模的高低源于国家经济总量，而GDP这一指标与PGNI在发展中国家呈现一定负相关。所以PGNI对银行发展呈负向影响；母国贸易额绝对值hmTRD、贸易额占GDP比hmTRPG对银行海外机构总量影响前者不明显，后者明显，一国经济开放度更多体现为经济中外向经济的比重，所以后者代表经济开放度对银行海外发展的影响更明显，从两者相关系数看，绝对量与占比基本不相关，绝对量难以对银行发展形成影响；母国直接投资余额hmFDI及占GDP比hmFDIPG对银行海外机构总量影响不明显。一国经济开放度可由贸易和直接投资来衡量，但从变量描述统计看，在观察的发展中国家贸易占经济比均值达到78％。而直接投资只占4.7％。可见以直接投资代表的经济开放度对银行海外发展影响有限。
三、影响发展中国家银行海外分布的实证检验
银行海外机构总量由分布国家数和在一个国家机构数量构成，我们结合银行海外分布的国家数和在一个国家的机构数，分析发展中国家银行海外机构分布的广度和密度。
从发展中国家银行在海外机构数量水平看，独联体和中东欧地区在海外机构数量最少，平均一家银行海外分支机构在5个的水平，亚洲地区最高。平均一家银行海外有超过18个分支机构，其余三个地区处于中等水平，经济规模的不同并没有带来所属银行在海外机构数量的差异。无论各个地区，还是不同经济规模水平的国家，银行海外机构分布密度都较低，按分行计，不超过3个，按代表处计，不超过5个，最低的按代表处计为2个，全部国家平均密度为3.4个(代表处计)；相对较高的地区是亚洲和中东地区，GDP后5名组比前5名组密度大。所有国家总体上一家银行海外分支机构分布在接近7个国家范围，亚洲国家海外机构总量较大，分布国家也最广，超过9国，体现处较强的分散特征。
从海外机构地域分布偏好看，各组大多把一半略强的海外机构留在所在洲国家，但非洲和拉美的母国把更多的海外机构分别安排在非洲和拉美地区以外，中国在亚洲和在亚洲以外的分布偏好是各半。
选择东道国时在经济发达程度的偏好方面，所有国家总体安排海外银行分支机构为发达国家和非发达国家各半。不同经济规模的国家在考虑海外分布时，表现出对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偏好的差异：经济规模较小国家把超过7成的海外机构分布在发达国家，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则仅将略过一半的机构布置在发达国家。对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偏好从母国地区分组看，亚洲和中东欧地区分布在发达国家机构超过一半，其中中国这方面的偏好更为明显达到接近80％：中东和非洲地区更多地把海外机构安排在非发达国家，在发达国家机构分别仅占两成和三成。总体水平上在发达国家的分布密度是在非发达国家分布密度的4.5倍，GDP前五和后五在这个倍数上差别不大，但在不同地区倍数较悬殊：倾向于把较多海外机构分布在发达国家的亚洲和中东欧国家，其在发达国家的分布密度也远大于在发展中国家，前者分别是后者的4.3倍和3.4倍；其余地区在发达和非发达国家分布密度差别不大。
在对金融中心的偏好上，对发达地区更有兴趣的经济规模较小国家、亚洲国家、中国也都表现出对金融中心的喜好；中东欧地区国家虽然在发达国家分布机构略多，但却对金融中心没有表现出同样的兴趣，仅把海外机构的24％投放在金融中心。总体水平上，同在发达国家比重一样，接近一半的海外机构分布在金融中心。在金融中心与非金融中心的分布密度，总体上前者是后者的近6倍，这个倍数在亚洲地区最大，其余地区则最多近2倍。
四、影响发展中国家银行海外机构形式的实证分析
银行在海外机构形式包括分行、代表处、附属银行和联营银行，其分布受银行自身和东道国两类因素影响。银行自身因素与前面海外总量研究所考察的因素、数据时间和数据源相同，第二类东道国因素则包括两部分，即东道国国内因素和东道国与母国间关系因素。我们设定被解释变量BRCH_b为某银行在某东道国的分支机构数量。BRCHb=a+a1asset+a2hsGDP+a3hsPGNI+a4hsTRD+a5hsTRPG+a6log(hsFDI)+a7hsFDI+a8HsCNT+a9HsLVL+a10hsIMP+a11tohsEXP+a12tohsIE+a13DSTANC+q14AERA
在解释变量中，我们考虑东道国国内因素，包括东道国经济水平(GDP、P_GNI)、东道国经济发达程度(虚拟变量O，1)、东道国经济开放程度(hsTRD、hsTRPG、hsFDI、hsFDIPG)、东道国是否拥有国际金融中心城市(虚拟变量0，1)。同时，我们还考虑东道国与母国间关系因素，包括两国间贸易额，包括母国从东道国进口商品额(tohslMP)、母国对东道国出口商品额(tohsEXP)，以及这两项相加的进出口总额(tohsIE)，反映两国文化、语言、制度等社会因素的共通性程度的两国间地理距离和是否同属一个洲(虚拟变量O，1)。
根据各形式机构业务能力，1个代表处按0.5个单位折人观测值。其余各形式机构则按实际数量计入，所有分支机构数量数据截止2008年7月。用Eviews6.0软件进行估计，结果列在表4。
表4中第(1)列列出包括全部14个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其余5列列出改变变量组合时变量的显著性情况。在本部分回归检验中，共有五个变量对发展中国家银行海外目标国的选择有显著性影响，包括：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hsGDP(显著负影响)、东道国是否为金融中心hsCNT(显著正影响)、东道国是否为发达国家hsLVL(显著正影响)、母国对东道国出口tohsEXP(显著正影响)和母国对东道国进出口贸易总额tohsIE(显著正影响)，另外九个变量对发展中国家银行海外机构目标国的选择无显著影响，包括：银行资产规模asset、东道国人均国民收入hsPGNI、东道国对外贸易额hsTRD、东道国对外贸易额占GDP比重hsTRPG、东道国直接投资余额hsFDI、东道国直接投资占GDP比重hsFDIPG、母国从东道国进口(tohsIMP)、东道国与母国地理距离DSTANC，以及东道国是否与母国在同一个洲AREA。
根据实证结果，我们发现：银行资产规模对发展中国家银行在东道国的分支机构数量有一定负面影响，但不显著。前面我们发现银行资产规模对海外分支机构总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一国的机构数并未因此增大，甚至有所减少，反映资产规模大的银行倾向于在更多的国家设立分支机构；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对发展中国家银行海外布局产生显著负向影响。根据估计结果，东道国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银行在这一国家的分支机构将减少0.05个百分点，影响显著但程度并不强，弹性较小。因此，GDP并非代表市场机会，而发展中国家银行发展海外分支机构的目的主要不是寻求东道国新的市场机会，包括不会把在国内的主营业务在国外作为主营业务，这一发展目标导致了对东道国经济规模包含的市场机会的不敏感，与此同时，银行国际化的发展，令在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竞争也更激烈，发展中国家银行不具备竞争优势的，因此在考虑目标国时会有所注意；东道国人均国民收的影响不显著，其原因与对经济规模不敏感原因相同；但由于该变量与发达国家、金融中心两变量相关度较高，且偏好于向发达国家和金融中心城市国家布局，使该指标对银行对目标国选择的影响不至于像GDP指标那样呈明显的负影响。
东道国经济开放指标(外贸绝对量hsTRD和单位GDP量hsTRPG，以及直接投资绝对额hsFDI与单位GDP量hsFDIPG)：经济开放指标的不显著表明一国经济开放与否，对发展中国家银行的准入而言，并没有造成多大影响，这与当前各国外资银行渗透率较高，银行国际化进程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有关。
东道国是否是发达国家、是否拥有金融中心显著影响发展中国家银行的海外布局。此类指标的正显著性表明，发展中国家银行海外发展目的是获得良好的金融环境、市场学习机会、规范的市场交易机会、及时集中的金融市场信息。一方面，为母国银行提供资金、信息、金融工具方面的支撑；另一方面，通过在代表全球市场的金融环境里学习、培育，提高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拓宽视野、增强国际业务能力打下良好基础。
前面结论表明，发展中国家银行倾向在发达国家和金融中心城市设立分支机构，由于发达国家和金融中心多在北半球，且集中于北美、西欧及亚太，与发展中国家的空间分布有较远距离，且多与发展中国家不在同一洲，造成两个变量的显著性结论与前人研究发达国家、或包括发达国家的样本结论不符。
四、结论
论文提要：近年来，为顺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我国不断简化手续、放宽限制，大力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但对企业后续的金融支持还不够重视，一些配套措施没有及时跟上。本文提出构建“走出去”金融支持体系的总体思路和具体措施，认为我国应当把零散的金融措施纳入一个基于国家战略角度的金融支持框架，明确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职能分工，依据海外投资的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实行有差别的支持政策，构建一个多层次、宽领域、分阶段推进的金融支持体系。
实施“走出去”战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目的在于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以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后劲，对于促进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海外投资是一项高风险经济行为，一些国际经验较为欠缺、竞争优势并不明显的企业在这一过程中会遇到一系列问题和困难，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资金实力和抗风险能力较弱，难以解决海外投资过程中遇到的资金和风险保障这两大“瓶颈”问题。为帮助“走出去”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做大做强，我国应借鉴国际经验对海外投资金融支持体系进行战略性安排，从制度和政策层面入手加大 “走出去”的金融支持力度。这既是世贸规则下所允许的政府干预与扶持行为，也是“走出去”战略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一、构建“走出去”金融支持体系的总体思路
正常市场条件下，商业性金融是一切经济活动的融资主渠道，但海外投资活动中的高风险性及国家风险因素等特点，使商业性金融在很多具体领域与项目上不敢、不愿或无力涉足。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在海外投资发展初期，由政府提供后盾支持的政策性金融一般都是金融支持的主导力量。政策性金融以国家信用为支持，通过向海外投资企业及参与的金融机构提供条件相对优惠的融资支持与风险保障，使海外投资的起始风险点相对降低，从而使社会中商业性资金介入意愿增强，吸引更多资金参与海外投资。当海外投资企业逐步发展壮大，商业性金融进入的深度和广度足以支撑企业发展时，政策性金融再逐步淡出，从而形成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
目前，我国海外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海外企业规模小，资金实力不足，商业性金融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大多不愿意承担企业发展初期的风险，贷款条件苛刻且金额有限，远远不能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政策性金融虽然承担了较多的金融支持职责，但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僧多粥少”的局面不可避免，资金供需矛盾十分突出。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我国应当确立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分工合作、协调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国家通过政策引导和扶持，鼓励商业性金融采取多种形式，为企业“走出去”提供配套资金支持，同时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的引导、辅助与补充作用，通过政策性金融的拓展，带动更多商业性资本和民间资本介入。
二、围绕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要求确定金融支持重点
走出去”既是企业战略，也是国家战略。在金融支持方面，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应当根据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特点合理进行分工，突出支持重点，充分体现海外投资的国家利益和产业政策导向。
（一）根据企业类型确定支持重点
从投资目的上看，“走出去”企业大致可以分为资源开发、市场开拓、技术和品牌获得以及劳务输出四种类型。其中，资源开发型投资对于缓解我国资源紧张局面、保证工业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国家应当对这类投资提供专门的政策性金融支持，鼓励企业扩大对资源开发业的投资。由于这类投资资金需求量大，投资周期长，投资风险也大，为保证企业获得充足的资金供应，国家可以设立专项基金，由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包括前期费用、勘查资金、专利使用费、其他取得资源开发权所需资金等。投资金额特别巨大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还可以采取股权融资的方式，先占有海外投资企业的部分股权，一旦企业经营步入正轨之后，再将所持股权转让给其他的投资伙伴，从而分担企业的投资风险，减轻企业的资金负担。对于勘探开发境外石油、天然气、木材、矿产等国内短缺资源的企业，其自产产品运回国内，国家应当给予进口配额、税收和外汇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在其他类型的投资中，政策性金融的支持重点应当放在带有国际合作性质或涉及国家战略利益的投资项目上，优先考虑拥有自主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业、能够带动大宗物资出口的境外承包工程项目以及家电和轻纺等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对于企业自主的投资行为，特别是一些规模小、竞争力不强的投资项目，则以商业性金融支持为主，要求其自筹资金、自担风险，充分发挥现有商业银行境内外分支机构的作用。与此同时，政府部门通过放松管制、简化手续创造一个宽松的政策环境，支持企业采取多种融资方式在境内外融资，推动有条件的企业在国内外资本市场发行股票、债券，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二）根据企业发展阶段确定支持重点
按照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企业发展一般会经历四个阶段：创业期、成长期、成熟期和持续发展期（或衰落期）。一般而言，“走出去”的企业在前两个阶段各种投入比较多，流动资金短缺，由于在当地缺少信用记录，再加上经营情况不理想、不熟悉东道国的金融和法律环境等原因，“融资难”的问题比较突出。此时，国家要加大政策性金融的支持力度，一方面通过提供优惠贷款、财政贴息、内保外贷、税收减免等手段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资金瓶颈，提高企业的自生能力；另一方面，通过与东道国签订投资保护协定、提供出口信用保险和风险管理咨询等方式为企业提供有力的风险保障，避免企业因非正常原因遭受财产损失。一旦企业在国外市场站稳脚跟并实现盈利，能够凭借自身信用筹集资金，政策性金融就可以逐步退出，转而由商业性金融充当企业资金供应的主渠道。
（三）根据企业投资方式确定支持重点
近年来，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日趋多样化，除传统的设备、技术、现金投资外，逐步出现了并购、参股、换股或BOT等更为灵活的投资方式。2005年，我国通过收购、兼并实现的直接投资占到当年流量的一半。国内企业通过并购可将其优势与国外企业的强项相结合, 形成协同优势；或通过并购获得带有垄断性、稀缺性资源, 包括具有特殊价值的人力资源和专有技术等。随着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特别是随着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的提高，跨国并购将成为我国企业“走出去”的主要方式。大型跨国并购往往会涉及巨额资金筹集，不仅项目前期投资数额巨大，并购后的整合阶段也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因此，能否获得强有力的资金支持是并购成功的关键因素。为了积极有效地运用跨国并购方式，培养更多的世界级跨国公司，我国应当将跨国并购列为政策性金融支持的重点，在政策和资金上予以扶植和鼓励。对于采取现金并购方式的企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可以通过银团贷款、股权融资、对外担保等方式为其提供多层次的资金来源，外汇管理部门则适当放宽外汇汇出限制，满足其合理的用汇需求。对于采取股票置换、资产折股等其他并购方式的，有关部门要完善管理规定，研究制定配套政策。同时，我国还要大力推动投资银行业的发展，充分发挥投资银行在跨国并购中的专业顾问和媒介作用，积极开展银企联合或战略合作，鼓励企业采取股票上市、发行债券、杠杆收购、海外存托凭证等手段拓宽融资渠道，逐步减少对政策性金融支持的依赖。
（四）根据企业投资地域确定支持重点
境外企业出现“融资难”既有自身的原因，也与东道国投资环境欠佳有一定的关系。截至2005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遍布全球163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一些发展中国家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环境还不够成熟，金融市场欠发达，对外国投资者采取一些限制性政策，致使我国企业在当地很难获得稳定的、低成本的资金来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我国企业在这些区域的投资规模。从发展趋势看，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经济转轨国家）拥有众多的人口和庞大的消费群体，自然资源丰富，经济增长较快，并且我国的许多产业相对于其国内产业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是许多国内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理想的目标国。为进一步拓展对外直接投资市场的多元化，鼓励企业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我国应当对这些有资源、有市场、有效益和双边关系友好的国家和地区提供更多的政策性金融支持，以弥补商业性金融的不足，免除企业的后顾之忧。
三、“走出去”金融支持的具体措施
（一）尽快研究制订《海外投资法》等专项立法，建立完善我国海外投资的法律体系
目前，国内还没有一部完整、全面规范海外投资行为的法律，立法滞后造成多头管理、责任不清、监管不力等体制性问题，不利于我国对海外投资进行统筹规划，影响“走出去”战略的有序推进。为保证海外投资政策的系统性、长期性和稳定性，我国应借鉴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尽快制订《海外投资法》等相关法律，将现有的海外投资政策和条例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建立和完善海外投资的制度保障体系、监管和调控体系、金融支持体系以及市场服务体系。为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推动企业“走出去”，防止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海外投资法》应当对中国海外投资方向、投资主体、投资方式、组织结构、地域分布、产业布局、金融支持等进行法律上的规范和指导，同时加强对海外投资市场经营秩序的监管，避免恶性竞争。此外，《海外投资法》还应明确海外投资监督制度，对企业“走出去”以后的发展状况给予积极关注，注重提高“走出去”的质量和效益，提高境外项目的成功率、境外企业的存续率和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应针对不同的投资主体，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对于国有企业，监管重点是建立境外国有资产管理制度、经营责任制度和健全考评、评价体系，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对于民营企业，要着重防止投资移民、资本外逃和境外非法经营等问题。
（二）进一步改变“宽进严出”的外汇管理政策，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外汇便利
“走出去”必然涉及跨境资金流动，企业在外汇管理方面的需求主要有：取消在外汇资金来源审核、购汇审核、利润汇回等方面存在的不必要的限制；适当延长境内公司对境外投资企业出口收汇核销期限；简化对外担保的审批和履约核准手续；放宽境外放款在资格条件和资金来源方面的要求；境内外资金集中管理和调拨；非贸易项下资金有效运作和高效管理；规避汇率风险、提供更多金融创新产品等。随着我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在外汇短缺时期形成的管理思路和政策亟需改变，外汇局应当在审慎监管、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不断提高用汇和汇出的便利化程度，满足企业合理的业务需求。
（三）支持中资银行的国际化经营战略，为“走出去”企业提供本地化、多元化的全方位金融服务
实证研究表明，银行海外分支机构的增长和分布与一个国家的对外投资具有一致性，相关度几乎达100%。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奉行“跟随客户”的战略，大多以本国企业为主要的目标客户群体。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实力逐步增强，为金融机构开展国际化经营创造了有利时机。2006年，国内几家大银行都加快了海外发展的步伐，中国建设银行收购美银亚洲，中国银行收购新加坡飞机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工商银行收购印尼Halim银行。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成功入股巴克莱银行，更是我国最大的一笔海外投资。中资银行通过在境外新设网点和开展跨国并购不仅能够增强海外竞争力和影响力，也可以为境外中资企业提供更全面的金融服务，实现银企战略合作。
（四）支持国内银行开展业务创新，满足企业“走出去”多样化的融资需求
目前，国内中资银行还缺乏清晰的市场定位和明确的发展战略，同质化竞争严重，业务品种高度相似，客户群体相对集中，金融创新意识和自主创新能力明显落后于外资银行。由于对中资银行的服务不满意，一些有意“走出去”的企业都会考虑和外资银行成为全球合作伙伴。为防止优质客户流失，中资银行必须改变传统的盈利模式，加快金融创新步伐，针对不同类型的海外投资企业设计金融产品，提供差异化的金融服务，如离岸金融服务、提供股权融资、出口应收账款质押贷款、海外资产抵押贷款等形式多样的业务品种。
（五）明确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职能定位，改革政策性业务的运作机制
我国行使官方出口信用机构的职能、为“走出去”提供信贷支持和投资保险的主要是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三家政策性金融机构。由于我国尚未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立法，在管理中存在一些模糊地带，例如，如何定义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如何确保有需要的企业能够获得低成本的政策性资金支持，如何处理银行因经营政策性业务造成的损失等。另外，对于一些高风险的海外投资项目，商业银行往往不愿涉足，尤其是一些动荡地区的海外企业，更是难以获得商业银行的信贷支持。为打消商业性金融机构的顾虑，国家可以通过海外投资保险等政策性保险来分担企业和银行的风险。目前，我国政策性保险的渗透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这里既有市场宣传力度不够、企业风险意识较差等原因，也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业务品种少、承保能力弱有一定的关系。要推动政策性保险的发展，必须多管齐下，中央财政拨付专项基金用于特定项目的保险，各级政府可以视情况对投保企业进行保费补贴，鼓励更多企业参保，同时企业也要强化风险意识，学会自我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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