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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在古代文学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古代文学作品中谈及仙人之恋时都是美丽的仙女下凡来找男子，极少有男仙来找女子。大概古书大多是由男人写出来的，古代男尊女卑，很少有女人可以被允许读书的，故此类书是为男人而写的。人都会梦想自己有什么和别人不一样的，写书作家和普通人一样，都希望在平淡的生活中来场免费的艳遇，所以，他会把书中的男主角幻化成是自己的替身，所以就会写仙女为自己下凡。而大多数下凡的仙女找的都是书生，塑造大批仙女形象也是男性的内心期盼。男性作家塑造的大量的神话故事中都有一个美丽多情的不属于人间的女子。如干宝的《搜神记》中的记载：汉董永……父亡，无以葬，乃自为奴，以供丧事……道逢一妇人曰：“愿为子妻。”遂与之俱。……于是永妻为主人家织，十日而毕。女出门，谓永曰：“我，天之织女也。缘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偿债耳。”语毕，凌空而去，不知所在。织女，贵为天仙，竟会到凡间来为凡夫俗子生儿育女，为他织布还债，给了董永一个幸福安康又不需董永操心的家。这则神话故事在展现神人故事的最初并没有涉及到情爱，只是说织女是听命于天帝，所以下凡与董永结亲。但是此故事自它诞生开始，几百年的流传中，渐渐的变为织女偷下凡间，为了爱情而与董永结合，最后由于人神有别，天规难违而被迫分开。故事这样的流变说明了随着社会的发展，男性越来越多的主导社会，美丽神圣的不可亵渎的仙界美女也成为了男子可以征服的女子。这流露出男性对美女的希求，他们把女性功利化了，不单是爱情，而更多的是期盼美女成为自己生活事业发展的助手。而赵义山先生主编的《中国分体文学史》小说卷第48页中说到《任氏传》中说：在妻和任氏之间，郑六“昼游于外，而夜寝于内”，任氏的意义即在于为郑六提供婚姻之外的补偿。我很赞同赵义山先生的话，我认为男性作家建构任氏这个女性形象的目的就是表达了男性内心中对一妻多妾外加艳遇的心理期盼。上述故事充分展现了男性的一种心理：男性既追求男女刺激的情爱又不想妨碍现实的婚姻家庭生活，既想享受仙女式的美丽女子无偿的奉献，又不想负任何社会责任，故虚构了一位美丽多情又神通广大的仙女与凡男做情人，折射出男性潜意识中不平等的男女关系的根深蒂固。试想，如此美丽高贵而又神通广大的仙女竟然会与凡间贫困男子相恋，本就是一件不怎么可能的事，而在古代许多作品中都出现，这不能不说明男性自我强加了太多的自我意识。
二、男性在思想上处于主控地位，但又是行动上的逃避者立场
男性潜意识里男主内女主外的思想，使得男性对女性始终带着征服和控制的欲望，一旦男性对周围环境无法掌控，必然会选择行动上的逃避。如《搜神记———成公知琼》中：玄超梦到天上的仙女成公知琼，心生爱慕，由于她早失去父母，天帝哀其孤苦，就遣令知琼下嫁玄超。知琼姿容性情美好，像是人间多情而有才华的女子。知琼能诗善文，与弦超相处如人间夫妇一般。知琼这类仙女有着似人的方面，也有与人不同的特征，她们因仙人身份表现出特异性。成公知琼“夜来晨去，倏忽若飞，唯超见之，他人不见。虽居闇室，辄闻人声，常见踪迹，然不睹其形。”可以飞来飞去，可以隐形。这体现了男性作家对女性神秘感的要求，他们希望遇到的是特别的美女，比他们的妻子美丽而又多才气，同时又能够挑起他们的征服欲与幻想。同时，知琼说“纳我荣五族，逆我致祸患”，表明神仙与凡人之间不平等的关系。而有的书上说这是“神性压迫感”，凡间男子必须接受她们这些仙女，但这却是男性的一个狡猾之处，把所有出轨的理由都归于所迫，把一切责任撇得一干二净，明明心中期盼不已，却构造的都是女性的主动和强加性的爱情。我认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男性对于他们心中的女神的一种期待，无法亵渎，就以被迫接受的方式建构事件，把自己演绎为被迫接受爱情的弱者，实则享受着天仙带来的好处。又如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中的主妇吴月娘，除了帮助西门庆勤恳持家，协调家庭内部姬妾关系，还要在外面给西门庆充面子。但是吴月娘没有生孩子，即使是妻，也不得不小心伺候，容忍西门庆一次次的娶妾。即便这样，而吴月娘也依然百依百顺，她纵为妻，也只是西门庆的一个奴隶，被西门庆所控制着。这些美丽的女子，都是男性塑造得一批精神奴隶，为男性提供他们想要的生活，同时还要承担被谴责的责任。而男性，享受完美女带来的欢快之后，面对社会和舆论责任，总是选择妥协或者放弃。
三、男性作家把自己当作一位绅士
处于绅士地位，自主的为女性履行绅士义务，为女性建构了一座名为“”的围城。男性以保护女性为由，为女性建构了一道道坚固的道德围墙，如“男女授受不亲”，这在《礼记•曲礼》中即有记载，这很明晰的说明了古代的男女礼节，而且女子必须要遵守三从四德。如《秦楼月》中被原文引用的《真娘墓》，描述的是一位名叫真娘的青楼美女，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以生命为代价，与老鸨相抗争，最终香消玉殒。这究竟值不值得呢？为什么美女真娘把自己的贞洁看得比生命还重呢？为什么《秦楼月》中的女子要以真娘为榜样，如此羡慕和哀痛真娘呢？“贞洁”是男性作家强加给女性的，并不是女性一开始就对自己进行性德束缚。男性在着力于打造自己这个美好绅士形象的同时，把保持的女性作为了身份的一种象征，一种荣誉。婚姻与情爱，二者本该统一，但在吕贯的心中却不乏矛盾之处：情爱可以任性，婚姻却难违理。因此跨越了樊笼礼教的女性，可能会获得男人的一段爱情，却常常失去与此男人一生的婚姻，如《莺莺传》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男性到爱情的最后，不仅是无力，也根本就是不想为女人而争取什么。因此古代美女中才会出现那么多的思妇、弃妇、怨妇，从“氓之蚩蚩”到几百上千年后的作品中，女性无不是附拥品。高贵如李清照，美艳如李清照，才气如李清照，依然落得孤苦无依。她的一次改嫁，竟成为人生的一大污点。难道女性就没有权力选择婚姻吗？不是女性无法选择，而是她们已经失去了选择的能力了。无论她们做什么，她们的心理都用贞洁二字在衡量着自己的行为。这也可以说明男性很成功，他们把这种贞洁观塑造成了一种社会习俗，进而成为一种道德标准，最后成为女性自主的选择。男性绅士性的贞洁维护，让女性从此失去了心灵的自由。
四、男性把自己放在爱情的被动者地位
男性为了隐藏自己懦弱的一面，构筑一批大胆艳丽的女子。男性作家为了把自己的懦弱面隐藏起来，于是把自己置身于一个被动的地位，把求爱的主动权交给女性。如陈玄祐的《离魂记》：小说叙述王宙与美女张倩娘“常私感想于寤寐”，倩娘的父亲却将她许配他人。倩娘的灵魂于是离开躯体私下前往与王宙相会，并生两子。张倩娘的“私奔”是为社会舆论所不容的，而男性作家把女子置身于这样尴尬的地位，让女子独自去承受这种社会的道德的谴责，展现女子大胆反抗婚姻压迫追求自身幸福的同时，让我看到的是男子的更尴尬。如《柳毅传》中的龙女，连叔父钱塘君做主把她嫁给柳毅的时候，柳毅不娶，最终龙女化身为卢氏女嫁给他，他才娶，这个故事相对于别的男子期盼娶到仙女是有区别的，但是柳毅辞别龙宫的时候“不诺钱塘之请而后悔”，“殊有叹恨之心”表明柳毅的后悔，但是他仍然没有主动的去追求龙女，一直等到龙女主动的变换身份嫁给他，他才心安理得的接受而已。我认为这在显示男性既期盼多情美丽的女子，但是又不敢追求，对美好的女子产生一种无法亵渎感，只有把自己从主动者降低到被动者，男性才安心。还有如诗歌当中的文君当垆，卓文君美丽又多金，又多情肯私奔，难怪文人都爱引用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故事了。同时男性为了获得政治与经济上的利益，往往会选择在关键的时候让女性出现，如貂蝉，作为古代四大美女之一，却跟杨玉环，王昭君，西施一样的，红颜薄命，她作为王充的棋子，在吕布和董卓只见周旋，最终使董卓和吕布二人关系破裂，完成了任务。但是，作为一个女人，一个美丽的女人，貂蝉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究竟值不值得，这也许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但是从这个女子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男性在自身无法完成艰巨任务的时候，往往选择把女性当做棋子进行摆，做先头兵，如貂蝉为王充，西施为楚国，王昭君为大汉。都是一批为他人而牺牲自己的女子。这不能不反映出女子的艳丽大胆和男子的萎靡懦弱。
五、在人生目标的前面，女性是被男性牺牲的，男性是胜利的一方
郭立诚说：“男人最不讲理的，他们一方面喜欢漂亮的女人，一方面又把亡国败家的罪过推到女人身上，骂她们是祸水是败家精”。的确女性一直都处在被牺牲的地位。如四大美女之一的杨玉环，马嵬坡前的赐死，真实的对她的命运做了总结。又如《霍小玉传》，李生与美女霍小玉情深意浓的时候，“自以为巫山洛浦不过也”。但是，在当时的社会，读书仕进才是李生这样的公子最重要的人生目标，小玉给她的恋爱只是他么临时的消遣而已。霍小玉这样的女子对李生这样的以仕途为重的公子的前途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因此当功名前途与“爱情”发生矛盾时，李生这样的公子最先放弃的就是“爱情”。男性总是幻想三妻四妾，第一个妻子往往选择门当户对的，与自身利益挂钩的，而第二三四个才是他们对女人的期盼。男人是满足了发展需求才开始寻求爱情。同时，男性作家以旁观审视者的态度看待爱情，在古代的爱情故事中，往往女性的形象塑造得非常丰满，男性在故事中起的是陪衬的作用，而不是主角作用。同时，当爱情与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男性自动的退下，置身为一个不受社会道德和舆论谴责的地位，而把一切的罪责划归女性的不守妇道。这样的不公正的立场，一直的延续，以致让女性越来越被束缚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沉沦在贞洁的围墙里。男性，总是把自己置于一个第三者的位置，一个不受指责与责任的人，似乎夫妻如有过错都是女方的问题，比如年长色衰，如白居易“素口蛮腰”，到老都在不停的换姬妾。这是不公平的。
六、总结
古代文学论文诗僧姚广孝简论
姚广孝为明初禅僧。少时出家，改法名道衍。明洪武年间，姚广孝经人举荐，以僧人身份辅佐燕王朱棣。策动“靖难之役”，成就了永乐的帝业。姚广孝既有政治作为，亦有诗文造诣。他与当时许多吴中文人往来频繁，为“北郭十友”之一。他作诗清新婉约，颇有特色，且深寓真挚之情。世人评价姚广孝，因其政治作为而常有偏见，视以为异僧，秉有纯粹之功利心。事实上以诗观人，便可深味姚广孝出世间与入世间感性知性郁结之心境。同时，剖析广孝诗，亦可体会其中与文人诗不同之禅意。
姚广孝的诗文主要有《逃虚子诗集》十卷，续集及补遗各一卷，《逃虚类稿》五卷。
此外亦有《道余录》、《佛法不可灭论》及《诸上善人咏》各一卷。其诗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评，乃“清新婉约，颇存古调”。同时，姚广孝胸怀中所寓之对人世的深挚情感、对宇宙的知性观照，亦点滴弥散于诗文间。这仿佛合了近人王国维于《人间词话》一书中说的“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姚广孝之情志秉性，有一种佛教信仰的参悟，可出人世之局外，以静虑之心观照万物之生灭来去；亦有一种在世生活的热忱，可入人世之局内，体会人间事之酸咸甘苦。故其作诗，既能入其内，以深挚之情感，写现实之生活；亦能出其外，以冷静之理性，写空寂之禅境。
姚广孝诗之特色大致有三；其一，登览山水、访师问友之作，常有深挚之情与睿智之思。此一特色，乃是就姚广孝诗之内容而言。靖难以前的姚广孝，为一方云游僧，行于诸方，与道徒、文士结伴，参禅学道，观览胜概。故其于所到之处、所遇之人，作诗以记，抒之以情，寓之以理。譬如“偶来值禅侣，清谈忘永夕”①；“ 忘彼区中缘，乐此尘外境”②。
因之，在人与事一面，有送别思怀、赠答宴游之作。如“我住城西寺，君归湖上山。马声知驿路，树色认乡关”③，写离别之事。于姚广孝而言，云游经历一方面增益他在哲学与诗学上的修养与磨砺；另一方面则使他与友人相知相交，结下深厚的情谊。所以，“离人千万意，都在短亭中”④。短亭筑在城外，立于路边，其中融入了客游人无限之离别意。且在离情别绪里，更平添一分对往昔乐游之追忆。譬如他写，“去年折花寄邻叟，今年邻叟无何有。可怜见花不见人，肠断东风绕花走。但愿东风休作恶，且使北人相与守。一枝送尔表情亲，侑花得句何须酒。”⑤乃是寄思念之情于东风，追忆与友人把酒言欢、切磋诗艺之真趣。
姚广孝居于吴地，位列“北郭十友”之一，与北郭社的成员常有同游、酬唱之乐。他曾写过《题张山人适乐圃林馆十首》⑥，乃是与北郭诸友同咏之作。其中有“去官归故里，侨隐倚高林。花月尊前友，松风席上琴”一首，言同里张适辞官退隐山林，诸友人相访之事。当时同往乐圃的，亦有高启、倪瓒等人，众人饮酒、吟诵，颇得逍遥情致。而“巷僻无车马，闲扉掩薜萝。笼驯传信鹤，池蓄换书鹅”一首，则是姚广孝写乐圃林馆幽静、空寂之味。远遁山林，避俗世之喧嚣，乃是元末明初，文士们向往之境。而驯鹤与蓄鹅的闲情逸致，又增添了一分物我同境之美，恰合了禅者圆融于心之参悟。
在景与理一面，则有登览、题画及怀古之作。其中，登览与题画之作，多以今之眼光，或绘自然之景，或抒感怀之情，亦或寓哲理之思。如《洞庭谣》⑦，以“七十二峰在其下”，“太湖三万六千顷”，极写洞庭的磅礴气势，由岚云水气之晦明变化，到阳动开
霁之波平湛湛。山水景物，千态万状，尽在三十二句七言诗里了。又如《题画》⑧一首，写“小小板桥斜路，深深茅屋人家。竹屋夕阴似雨，桃源春暖多花”，以六言道出山里人家之恬淡与真淳。“小小”、“深深”迭音，竹屋、桃源交融，夕阴似雨，春暖多花，似有自然而然、清丽澄彻之味。另一类题画诗，如《题倪云林墨竹》⑨，则常有睹物思人之意。诗中写“开元寺里长同宿，笠泽湖边每共过”，即言姚广孝与倪瓒往昔交往之情谊，淡泊而真挚。
耶稣会于1534年由依纳爵·罗耀拉(IgnaziodiLoyola)应当时基督新教的宗教改革需求在巴黎成立，1540年教皇保罗三世(PapaPaoloIII)批准了其组织形式和会宪。耶稣会士誓愿绝对服从教皇，特别致力于教育使命。耶稣会建立了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并培养了大量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耶稣会士，这些耶稣会士们的学术成就对他们在海外，包括中国的传教活动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前期历史中，来自于意大利的传教士较之其他国籍的人做出的贡献更为突出。这既包括最早确立和推行适应中国传统文化传教路线的耶稣会士范礼安、罗明坚和利玛窦，也包括利玛窦之后的郭居静、艾儒略、卫匡国、高一志、毕方济、罗雅谷、利类思、潘国光、毕嘉、殷铎泽、龙华民和熊三拔等著名传教士。”②这里要着重介绍和评述的是对中国文化及中国儒家文学经典有一定推介作用的罗明坚、利玛窦和殷铎泽三人。
(一)罗明坚与《四书》
罗明坚(MicheleRuggeri)是最早进入中国内地的耶稣会传教士，也是欧洲第一位汉学家。他1543年出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王国，获得了民法和圣教法的博士学位。29岁时加入耶稣会，1578年和利玛窦等人一起离开欧洲前往中国，并于1579年到达澳门。罗明坚刻苦学习中国语文，他创建“经言学校”，是中国第一所教授外国人汉语的学校。为了帮助自己及来华传教士学习中国语言，罗明坚编写了《葡华字典》，第一栏是葡萄牙语词项，第二栏是拉丁拼音，第三栏是汉字，第四栏是意大利文词项。1588年，由于在工作中的失误和想要敦促教皇派使节来中国，罗明坚被派遣回到罗马。但因后来一系列变故导致计划无法成行，罗明坚便隐居萨莱诺，再没有回到中国。在萨莱诺，罗明坚完成了将儒家经典《四书》翻译成拉丁文的工作，其中第一部分的《大学》译文刊载于1593年波色威诺的《精选文库》中，这是最早在欧洲出版的介绍中国儒家经典的译著。意大利汉学家、教授、出版总监弗朗西斯科·达莱利(FrancescoD’Arelli)以保存在罗马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国立图书馆中的手稿文献为基础，对罗明坚的《四书》译作做了细致的研究。
(二)利玛窦及其对中国文学的了解
1552年10月6日，利玛窦(MatteoRicci)出生于意大利中部马尔凯大区马切拉塔城的一个贵族家庭。马切拉塔是教廷国的重要城市，宗教气氛浓厚，经济、社会发展也十分活跃。利玛窦9岁便进入当地由耶稣会士开办的学校，读完了小学和初中。16岁时他的父亲将他送到罗马大学法学院读书，在这里他结识了一些耶稣会神父，并最终成为一名皈依天主教的耶稣会修士。利玛窦在罗马期间积累了丰富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与教会上层人士建立了良好关系，为后来的传教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耶稣会视察员范礼安(AlessandroValignano)和耶稣会总会长阿桂委瓦(ClaudioAcquaviva)都曾和利玛窦有着良好的师生关系。1578年3月，利玛窦和罗明坚等14人乘船绕过好望角向东航行，利玛窦在印度停留4年后于1582年8月抵达中国澳门。利玛窦起初作为罗明坚的助手，在罗明坚大体确定的传教策略基础上进一步调适和发展，适应中国传统文化。罗明坚离开中国后，利玛窦抛弃传教士原有的僧人打扮，改换中国儒生的服装，进一步适应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1600年5月利玛窦一行到达北京，在北京虽几经波折，但利玛窦的广泛交往使他跨越险阻，继续推动着传教事业的发展。他先后用中文撰写和出版了《天主实义》《二十五言》和《畸人十篇》。1610年，利玛窦在北京去世。利玛窦很早就开始了解中国文学，这也要得益于范礼安的指点，在中国当时特殊的环境中，必须要很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和经典作品。正如他在文章中写到的那样，他认为:“只知道我们的(指西方的)文学而不知道彼国的文学是没有多大用处的。”③因此，他开始非常努力地学习《四书》，并翻译成拉丁文，使《四书》配有拉丁文的解述，以便刚来中国的同教会教士阅读，并且希望他的同事能更好地理解《四书》的内容。利玛窦还十分了解《五经》，有些人认为他熟记《五经》甚至强过许多中国官员，《四书》《五经》都是选拔政府官员的科举考试的规定书目。对中国文学的关注建立在两大理由上:1．不了解对话者受教育的典籍就无法恰当地与其交流;2．利玛窦找到了有利于传教游说的极为有利的工具，他在展示自己观点的同时也利用中国经典作品的权威性内容，如果没有对中国文学的深厚了解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利玛窦写道:“用我们坚持并严肃探讨过的方法，以他们谦恭有礼的举止，他们自会重视圣贤之名。我希望我们可以坚持用此方法直至最后，因为这里有许多优秀的思想，所有人都是神学家，现在没有人不好好致力于中国之文学，因为只知道我们的文学而不了解中国的是没用的。尊敬的神父，您会看到这一点是多么重要。我认为这一方法比一万基督徒的功用还大，以此安排才能实现整个国家的皈依。”④利玛窦认真研读《四书》《五经》，因此在1595年开始写作《交友论》时，他也借鉴了孔子关于友谊的一些根本思想。例如孔子在《论语》中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因此，好的朋友能帮助你成就仁德，友谊是仁的结果，而仁是人类的至善至美，在这方面利玛窦认为中国的理论与他熟知的基督教教义惊人地相似。利玛窦在《交友论》中写道:“正友不常，顺友亦不常。逆友有理者顺之，无理者逆之，故直言独为友之责矣。”⑤“平时交好，一旦临小利害，遂为仇敌，由其交之未出于正也。交既正，则利可分，害可共矣。”⑥“谀谄友，非友，乃偷者，偷其名而僭之耳。”⑦“永德，永友之美饵矣。凡物无不以时久为人所厌，惟德弥久，弥感人情也。”⑧这种独特的方法在《天主实义》中也有运用。利玛窦为了阐释上帝的真正含义，借用了很多中国古代经典。他写道:“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中庸》引孔子曰:‘郊社之礼，以事上帝也。’朱(朱熹注)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窃意仲尼明一之以不可为二，何独省文乎?《周颂》曰‘执竞武王，无竞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又曰‘于皇来牟，将受厥明，明昭上帝’。《商颂》云‘圣敬日跻，昭假迟迟，上帝是祗’。《雅》云‘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易》曰‘帝出乎震’。夫帝也者，非天之谓。苍天者抱八方，何能出于一乎?《礼》云‘五者备当，上帝其飨’，又云‘天子亲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汤誓》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金滕》周公曰‘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上帝有庭，则不以苍天为上帝，可知。历观古书，而知上帝与天主，特异以名也。”⑨尽管利玛窦出于传教策略的需要，对中国古经书有一些误读，他也无法完全理解中国哲学的复杂性和文字概念的多义性，但他的力辩却充分反映了他对中国古代经典著作的广泛而细致的研读，并通过翻译《四书》将中国的文化思想介绍和传播给西方的耶稣会士。
(三)殷铎泽———中国文学的翻译者和传播者
殷铎泽(ProsperoIntorcetta)1625年出生于西西里普拉提亚，16岁起进入卡塔尼亚的耶稣会学校，后来成为一名耶稣会士。1659年他作为传教士到达中国，在江西建昌进行传教活动。殷铎泽热爱中国哲学，对孔子的作品有深刻的理解。1662年他将自己读《四书》所做的笔记以拉丁文刻印出版，题目叫作《中国之智慧》(SapientiaSinica)，包括2页孔子传记、14页《大学》译文和《论语》的部分译文内容。1667年他在广州又出版了《中国的政治道德学》(SinarumScientiaPolitico－moralis)，对《中庸》进行了部分翻译，1669年在果阿(印度)再版时他又添加了对孔子生平的介绍。尽管这部作品的流传范围很有限，但因为1672年被法国作家、旅行家、东方学家戴夫诺(M．Thévenot)收录在他的《各种猎奇之旅之报告》(RelationsdeDi-versVoyagesCurieux)中，因此在欧洲获得了一定的关注。目前该作品在世界上仅存8本，被保存在最重要的图书馆中。他所译的《中庸》又与耶稣会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Couplet)、郭纳爵(IgnacedaCosta)的译作一起合编为《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oSinarumPhilosophusSiveScientiaSinensis)，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殷铎泽是一个多产的作家和翻译者，他用拉丁文翻译了许多中国文学经典作品。1696年10月，他在杭州去世。殷铎泽将孔子及其作品介绍到西方，产生了重大影响，莱布尼茨(G．W．Leibniz)和坦普尔(Wil-liamTemple)在读过《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后都对孔子及其思想大加赞誉，孔子在欧洲因此被称为道德与政治哲学上最伟大的学者与预言家。自由派人士欢呼这位被拉丁化了的孔子是人类最伟大的英雄人物之一，是中国的苏格拉底。
二、法国汉学的后来居上及近代意大利学者对中国文学的译介
从17世纪中叶起，欧洲汉学的牛耳从意大利人那里落入到法国人手中，有几方面原因:1．1658年法国从罗马教廷取得在中国、越南建立主教区的权利，这为在这些教区征招法国传教士提供了方便。法国传教士开始与清朝廷有了深入的接触，在对中国研究的过程中，他们编写出版了一些大型出版物。2．法国学者将对汉学的研究科学化、专门化，特别是在法国本土，改变了之前意大利人零散、非学术化的风格。3．在和一系列中法条约签订以后，法国人对中国的研究更加直接。4．法国几大汉学家、翻译家，如儒莲(StanislasAignanJulien)等人的贡献突出。到19世纪，除了古文经书和科学著作之外，法国学者更注重对中国民间文学作品的翻译，如元杂剧、诗歌、爱情小说等。因此，近代意大利学者对中国文学的译介常常受到法国学者的启发，或从法语译本中转译过来。皮埃特罗·安东尼奥·麦塔斯塔西奥(PietroAntonioMetastasio，1698～1782)是意大利诗人、歌剧剧本作家、剧作家、音乐剧改革家，长期为奥地利宫廷创作和演出。他秉性平和，却崇尚英雄壮举。1752年，他将歌颂忠诚正义、舍己为人的中国元杂剧《赵氏孤儿》改写成意大利文歌剧，题为《中国英雄》(L’eroeCinese)，于1752年春天在维也纳美泉宫皇家花园剧院上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麦塔斯塔西奥对《赵氏孤儿》的翻译和改编参照的就是收录在杜赫德(DuHalde)1935年出版的《全志》(DescriptiondelaChine)中由耶稣会神父马若瑟(JosephdePremare)翻译的法语版。阿尔丰索·安德莱奥奇(AlfonsoAndreozzi)是最早对近代中国进行研究的意大利学者之一。他1821年出生于佛罗伦萨，早年学习法律，他向往民主，同情烧炭党人的革命活动，作为律师他曾为多梅尼科·圭拉齐(DomenicoGuerrazzi)进行辩护，因此屡遭迫害。在他流亡法国巴黎期间，他结识了法国汉学家儒莲并在他的指导下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从此一生致力于汉学研究。他在佛罗伦萨的语史学界教授汉语，尤其致力于阅读和翻译中国作品。1883年，他以《佛牙舍利》(IldentediBudda)为题目翻译出版了中国著名古典小说《水浒传》的一小部分，并于1885年再版。他对中国的法典有很深的研究，写有《论古中国人的刑法》(LeLeggiPenaliDegliAntichiCinesi)。他的翻译在字面上忠于原文意思，有时会标注音标，但也不乏缺陷和瑕疵。图罗·马萨拉尼(TulloMassarani)所编写的《玉书:远东的回声》(IlLibrodiGiada:EchiDell’Es-tremoOriente)收录、翻译了中国古代多个朝代诗人的百余首诗作。全书共176页，1882年由SuccessoriLeMonnier出版社出版，分为25个主题:“柳枝”(Ramoscellodisalice)、“渔父”(Pescatore)、“湖畔”(Inrivaallaghetto)、“镜中女人”(Unadonnaallospecchio)、“秋沙鸭”(Losmergo)、“秋思”(Pensierid’autunno)、“流放者”(L’esule)、“七夕”(Pensieridelsettimomese)等。图罗·马萨拉尼1826年出生于曼托瓦，是意大利文学家和政治家，也是意大利王国第一位犹太议员。他精通艺术，文学创作风格灵活优雅，著述颇丰。他让意大利人了解了德国浪漫派诗人海涅，推广了欧洲一些不为人知的作家的作品，特别是他对于意大利文学家卡洛·谭卡(CarloTenca)的研究最为著名。
三、明清时期意大利人对中国古代文学经典译介的动机及特点
一、中国古代文学实践教学模式刍议
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模式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建构。其一，学时设置上，实践学时和讲授学时要进行有机整合，既要有一定的区分度，也要强调二者的可溶性。就前者而言，实践教学与课堂上的讲授教学有本质的区别。作为一门古老的传统学科，中国古代文学涉及到众多的作家、作品，其没有讲授学时是不可能的。实践学时只能是讲授学时的有益而必要的补充。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实践教学与讲授教学二者在本质上并不矛盾，实践的过程也需要教师必要的指导，讲授的过程，也是实践的另一种模式。二者的融合，能够加强彼此所强化的领域，对学生的理论与实际操作能力，都有很大的提高。其二，要探索有意义并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践教学方法。目前，工作在第一线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师，对实践教学的方法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并有了较成熟的案例，诸如古体诗词的写作、古籍文献的整理、经典叙事文学的排演、古诗文的诵读与传唱等。任何成熟的教学模式，都需要有相应可行的教学方法作为支撑。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的实践教学方法是统摄整个教学改革的灵魂。从教学实践中得来，应用到实践教学终曲，是中国古代文学实践教学方法得以成熟的唯一选择。其三，重视中国古代文学实践教学中宏观因素与微观因素之间关系的协调。理论上的宏观建构，或许不能保证微观与宏观的完全一致性。作为一种切实可行的教学模式，如果微观教学现实与建立的宏观模块不能完全一致的话，会导致一系列因素的随之变化。没有基本固化因素的存在，教学模式也就无从谈起。所以，协调教学过程中宏观与微观的诸多因素，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实践教学所要注意的问题之一。
二、个性化考查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实践教学
中国古代文学实践教学模式的建构是一个系统的工程，课堂上的闭卷考试或者开卷考查已经不能满足教学的基本要求。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大背景下，对课程考查的改革，理应得到一定的重视。所谓的个性化考查，指在课堂的常规教学和实践之后，根据具体作家、作品或文学史现象，创造性地针对某一可操作性题目，进行考查问题的建构，问题要具有新鲜性和趣味性，其答案一定是开放性的，从学生的作答中，可以看出，其对专业的理解，以及对专业延伸部分的操作能力。中国古代文学的个性化考查的模式建构必须遵从以下原则。首先，无论是多么开放性或富有趣味性的问题，必须以文学原典或文学史基本史实为依据。其次，个性化考查的题目设置要合理，以便给学生留出尽可能大的思考空间，并且这种思考尽量涉及到多学科的知识与技能。最后，个性化考查切忌随意性。教师要认真思考，要像备课一样准备考查内容。个性化考查的实施，对教师的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教师的思考维度要跳出文学史固有的局限，要尝试以当下的眼光，以大文学视角，重新审视并梳理原本的文学史基本事实，要让作家作品活起来，让学生体会到流淌在文学历史中的血脉。只有教师具备了多维思考的能力，学生才有可能在学习过程中有所提高，有所创新。当然，无论我们如何强调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实践性，考查的独特性，我们都不能忽视对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传授。对文学原典的通读和背诵，是我们进行个性化考查的前提。“通读、背诵重要的古籍和诗文名篇，似乎很笨，其实最巧。巧就巧在用力较省而收效较大：既提高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又扎扎实实地扩大了知识领域，而写作能力、记忆能力和艺术感受能力，也得到了培养。这真是一举数得!”个性化考查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带着问题找寻答案，这本身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但并不枯燥，且趣味横生。在此基础上，个性化考查才能够提升学生的实践技能，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学生不仅在学习知识，而且能够运用现有知识，解决与学科有关的一些实际问题，在解决过程中，知识与能力得到了相溶和转化。
作者：高政锐邓福舜赵丽单位：大庆师范学院文学院
庄子的“故里地望”已被众多学者证实乃宋国而非楚国。而宋国的地域文化在周代又颇具特色。崇敬鬼神、喜好占卜、重视巫术、喜爱神话、崇尚玄幻梦想是殷商文化最突出的特点。殷商文化体系下的子民遇事都需要与神灵沟通，占卜问卦，一般的问卜对象都是天神、地鬼，也包括地示。而天神主要是风、雨、日、月;地示是山、川、土、四方;人鬼则是旧臣、先公、先王、先妣。人们沉浸在对神灵的幻想之中，常常以虚幻的想象方式去理解世界，并与神灵对话。《逍遥游》中“鲲”“鹏”的奇幻妙想便是殷商传统文化中崇拜神权、崇敬鬼神、信赖巫术而又充满艺术创想力和超现实主义的独特文化韵味。这也是殷商文化最为盛行和最普遍的特征。又如《齐物论》中对神人的夸张性描述:“至人神矣!……骑日月，而游湖四海之外……”［1］这种夸张式的境界描述正是对现实世界的精神超越，是对神的崇敬，更是对迷幻世界的创想，是幻想中的人与自然的共生共游。《庄子》中也有不少巫文化的体现，重视巫、鬼正是殷商文化的特色。而此时巫、鬼的样貌、形态还未在人们脑海中形成。庄子在这样的环境下通过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对神话世界的内容进行吸收、加工，然后创造出了构成《庄子》寓言的重要内容。同时，庄子也会借神巫之言来表达自己对社会、自然的一些看法。例如《庄子》外篇《天运》中的巫咸，庄子借其言表达了人们对“天其运乎”“云者为雨乎”等自然问题的看法。
二、鲜明的政治现实特征———《庄子》的强烈批判意识
从《庄子》二十四则寓言及其他文献记载可以推算出，庄子的主要活动范围在魏国、楚国、宋国三国之间。《秋水》中记载:“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这说明庄子曾经游历过魏国。此外，如此之说在《山木》中也有说明:“庄子衣大布而补之，正緳系履而过魏王。”而庄子深处宋国的依据就更多了，《列御寇》中有记载:“反于宋，见庄子。”“人有见宋者，锡车十乘，以其十乘骄穉庄子。”也有说庄子曾是楚国人(经多方研究已证实庄子为宋国人)，依据在于“庄子之楚”(出自《至乐》)，但这只能说明庄子到过楚国。由此，可以推断出庄子及其作品《庄子》受宋国的影响较大。而宋国属于弱小国家，在当时的地理位置上极为不利，处于齐国、楚国、晋国三个大国中间，饱受战乱之苦。宋国不仅要向大国进贡纳税，还时常会遭到驱逐和杀戮。［2］《左传》记载，宋国曾经遭到其他诸侯国侵伐20余次。不仅如此，宋国国人还遭到其他国家的污蔑和轻视。例如众所周知的“揠苗助长”“守株待兔”等故事都说的是宋人。因此，在宋国，人们都很厌恨战争，也看淡了功名利禄，对忠孝仁义也是可有可无。他们开始崇尚精神世界的崇高与伟大，与“有”和“无”进行对立思考。这也是与《庄子》寓言中大讲特讲“乾坤”之说“无用之用”“等生死”“齐万物”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对庄子思想以及文学艺术风格更直接、更深刻的影响是在王偃、剔成(宋国的两个国君)的统治下的宋国政治现实。其中又属剔成弑杀宋桓侯自立为王，对庄子的震动最大。《庄子·肱箧》:“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所说之事就是以此为背景。宋王偃的荒统治庄子更是亲身经历过，从宋国灭亡到被诸强肆意瓜分，宋国整个国家都处于悲痛之中，这让庄子清晰、透彻地认识到政治的悲哀以及统治者的荒诞、虚伪、残暴，以及在这个宗法制度、等级制度、专治统治共同制约的背景下人们苟延残喘的生活状态。［3］“今宋国之深，非直九重之渊也;宋王之猛，非直骊龙也。”(出自《庄子·列御寇》)“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出自《庄子·在宥》)等等，都是当时黑暗社会政治现实的真实写照。也正因为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庄子才会将无忧无虑、无拘无束、人物共生、自由自在作为创作的基调。综上所述，宋国的社会政治环境形成了庄子创作的基调，对庄子的个人思想、文学风格、作品涵义等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宋国的社会政治现实也在《庄子》中的人物心理、地方特色、民风民俗、人与自然关系、人的思想等各方面有所体现。
三、特殊的地理位置特征———《庄子》的杂糅思想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宋地，房、心之分野也。今之沛、梁、楚、山阳、济阴、东平及东郡之须昌、寿张，皆宋分地。”因此，可以判断宋国应当地处中原，处于东西南北的交汇地带，地理环境特殊，属于文化杂糅区域。前文说到，宋国是以殷商文化为主，而庄子却经历了宋国的灭国之痛。此后，宋国的文化就掺杂了更多的外来文化。这地方特色包括宋国必须依托的周文化以及中原周边地带以老子、列子以及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文化。但是宋国在庄子之前就已经有了道家文化，并且已经成为了道家文化的中心和基地。《庄子》记载，曾有南郭子綦(又说南伯子綦)等道家大师到此讲学。而从《天运》《寓言》《德充符》《齐物论》《徐无鬼》等书籍中，我们可以发现此处所说的道家大师正是老子。［4］再者，宋国与齐、楚、鲁、晋、越等国都相邻，文化交流频繁，自然也会受到各国文化的影响。例如，三晋的思辨思想、邹鲁的儒家思想、燕齐的神仙学说与九洲思想、墨家思想等。宋国可以说是当时的文化交流中转站，各国文化都在这里聚集，在这里得到传播，形成了一个集道家文化、殷商文化、各诸侯国文化、周文化为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系。因此，中国古代几大思想流派的产生也与宋国或宋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孔子先辈为宋人，老子早年、晚年都在宋国居住过，而宋钘、惠施、倪说、禽滑厘等都出生于宋国。而庄子又不同于其他人，他是唯独一个生于宋、长于宋的地地道道的宋人。因此它所接受的文化思想更杂，更能集中体现宋国这个地理环境下所造就的杂糅思想。《庄子》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思想杂糅的背景下产生。《庄子》中的畸形人物就是这种杂糅思想的一种体现。［5］在这种思想混杂、诸家思想难以区别谁善谁恶的条件下，加之宋国国情的忧患，一种淡然于外的畸形人物随之出现。这些人与庄子本人有几分相似，他们表面平静，内心却无限挣扎，饱含强烈的批判意识。他摒弃楚国卿相地位，俨然一副与自然共生的面目，独来独往、自由自在，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而这一切也显示了他对其他思想流派的态度，他愿意恪守宋国本身形成的殷商文化，但又不得不受之影响。例如在《德充符》中就有这样六位与正常人相比显得畸形的人物，主要用于讽刺那些儒者。其中包括哀骀———其实是鲁哀公，申徒嘉———即子产，叔山无趾———即孔子。
四、结语
首先从学生授课基础看，蒙汉双语班学生古汉语、古汉文基础普遍较低，古文理解、阅读能力参差不齐.蒙汉双语专业生源主要集中在内蒙东部地区的纯农牧区，调查赤峰学院近三年（2010年—2013年）的蒙汉双语专业生招生情况来看，来自通辽，呼伦贝尔，锡林郭勒，赤峰纯农牧地区的学生占主导.对赤峰学院在校的蒙汉双语专业103学生进行的调查问卷分析中发现86人来自纯牧区，93人家庭中纯蒙语交流，103人没有古汉语，古汉文基础.这些学生所成长的环境是纯母语环境，对汉语的学习只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的课堂应试教学，在小学、初中、高中都是用蒙语授课，在基础教育阶段没有汉语的特殊语言培训，也未曾接触过古汉文，所以在汉语读写听说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困难，尤其古汉语，古汉文基础相当薄弱.汉语理解，阅读能力参差不齐，所谓不齐包含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横向比较中城市里长大的蒙古族学生汉语水平较高，理解阅读能力较好，而纯农牧区的学生汉语水平较低.其次是纵向比较中同一学生蒙语理解，阅读能力高，汉语理解阅读能力较弱，如何提高这些学生的汉语和古汉语基础水平，继而进行《中国古代文学》有效教学是一项难题.采用传统的老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方法和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深化内容的教学方法显然不适于蒙汉双语学生的学习现状，图文并茂，视觉和听觉结合，表演为辅助手段的情景化教学更适用于古文初学者的蒙汉双语专业学生.
其次从学生学习心态和心理上看，面对古文课程有畏难心理，学习兴趣不浓.从《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性质来看，属于难度较高的课程.本课程内容丰富，包括作者、作品、流派、文学思潮、社会背景等等一系列的繁杂内容；从时代来看从先秦开始至近代，年代跨度较大，故作品的语言文字及其所反映的生活与当代距离较远，对古文基础薄弱的蒙汉双语专业学生造成了畏难情绪，进而造成了教学障碍.从赤峰学院蒙汉双语专业《中国古代文学》课问卷（2014年4月14日）得知，三个不同年级的103名学生中98名学生认为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学习难度较大，在尚未开《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2013级蒙汉双语专业23名学生中只有4名同学对《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表示感兴趣，可见蒙汉双语专业学生对这门课程存在很严重的畏难心理.情景化教学是通过情景模拟教学内容，达到教学目的的教学方法，情景化教学能更直观，形象地把教学内容和授课体验输送给学生，提高了学生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从而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据调查报告分析得知赤峰学院2010级、2011级、2012级三届蒙汉双语专业学生共103人中，乐于接受《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情景化教学的学生84人，乐于接受传统教学的学生19人，由此可见古汉文基础水平普遍较低的蒙汉双语专业学生更愿意接纳情景化教学方法.情景化教学手段有很多种，如采用图像，音频，视频，文字，自主表演等形式再现教学内容.如：在讲授元朝关汉卿的杂剧代表作《窦娥冤》时，可以选取片段让同学们分组表演，在练习台词时不仅提高了对古文的解读能力，更是加深了教学内容印象.基于授课学生的特殊性，课程本身的特殊性，蒙汉双语专业《中国古代文学》课程选择情景化教学更加有利于营造浓厚的古文学习氛围和提高学生积极性，从而能够提高其教学效果.
2情景化教学模式的实践方法
2.1与知识构建相结合
蒙汉双语专业《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目标为提高蒙汉双语专业学生古汉文理解，分析能力，提高汉文修养，为培养蒙汉兼通的应用型人才打好基础，这里强调的是蒙汉兼通的综合性、应用人才的培养.单纯的，单一的认知性情景化教学模式无法使学生在所涉及内容形成更多的相关知识体系，无法完成知识的构建，更是无从提起综合能力的提高.情景化教学应该和知识结构的构建和知识体系的构建相结合，使学生获得系统知识的同时，提高其古文阅读，解析能力.例如：在讲授李白生平的时候，可以选取李白与酒的图片，以点带面讲李白与酒的关系，然后让同学去找李白写酒的诗歌，让同学们解读李白诗歌中的酒意象，使同学们很直观、形象地感受李白与酒的关系的同时，又留有空间让同学们自主去解读和思考，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中国古代文学史是一部整体的、系统的知识体系，在情景化教学过程中必须要注意知识构建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不能使知识独立化，单一化.使用情景化教学方法讲授阶段性内容的基础上，强调文学发展演变的趋势的整体把握.如：在讲授明代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时可选用人物图片，视频片段相结合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学习兴趣，课外还可让同学们自主去表演小说中人物，开展讨论人物形象、人物语言、作品品评等，同时必须还要用文字的形式让同学们把握明代小说的源流和发展概况，可采用多媒体简明的方法，屏幕上演示如下文字：秦汉时期（史传文学）———魏晋时期（志怪小说）———唐代（传奇小说）———宋元时期（话本小说）———明清时期（可谓空前繁荣）———近代（把古代的和现代的结合，由文言文到白话文）是同学们对小说发展史有整体的把握，有利于学生古代文学小说史知识的构建.
2.2双主体原则
传统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老师是主体，学生是授课对象，很少有主动权利.这样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并不能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致，反而面对繁杂的内容产生厌学情绪.蒙汉双语专业《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更应提倡双主体原则，鼓励学生克服畏难情绪，羞愧情绪，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课堂互动中.课堂互动可采取讨论式，表演式等多种形式.例如：在讲授《蒹葭》可播放邓丽君的在水一方，让同学们讨论伊人的性别，体貌特征，身份等.在讲授《西厢记》时可选三名同学分别扮演崔莺莺，红娘和张生，表演崔莺莺夜听琴的片段，让同学们加深对西厢记故事内容的同时又提高了学生的听、说的应用能力.
2.3与拓展学习相结合
中国古代文学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和文化内涵，有许多问题值得学生去继续思考和探究，通过自主阅读，解析，表演可以提高听说读写综合能力.老师通过情景营造氛围，讲授基础知识的同时可设立一些相关问题让学生去思考，解析，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拓宽学生看待问题的视角，激发学生积极主动学习古代文学的兴致.例如：讲授《红楼梦》时可播放87年经典版的宝黛初会片段，从宝玉摔玉分析宝玉的性格极其在贾母心目的地位.情景化教学除了采用图像，视频，音频也可用文字.如：讲授《西游记》时可采用四大名著新解“西游记，一个人类和三个动物的故事”的文字，让同学们去讨论沙僧是动物还是人类，也可提出孙悟空和唐曾谁是西游记的主人公等有趣的问题，引发学习古文的热情.课堂上通过情景化教学提高学生学习古文的积极性，鼓励学生课外拓展学习古汉文，自主挖掘古文中的文化内涵，文学内涵.在情景化教学实践中学生们独立思考能力得到了提升，在赤峰学院2011级蒙汉双语班讲授王维作品时，列了几首诗，《山居秋暝》《鸟鸣涧》《鹿柴》等，让学生去找三首诗的同一意象时同学们都找出了空山意象，然后提问王维为何喜欢空山意象时，同学们很快联想到上一届图文并茂讲授过的王维的佛教思想，这既是思维能力的锻炼方式也是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的表现.单纯的情景化教学只是对知识获得的辅助手段，而与拓展学习相结合的情景化教学不但能够提高学生的自主学生能力，而且还能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对学生树立正确，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有很大的帮助.
3结论
所谓人文教育，其本质在于人性教育，根本目的在于提升受教育者的思想境界，加强受教育者理想人格的塑造，以及促进受教育者个人及社会价值的实现。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化发展，科学技术在社会进步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彰显，再加上人文教育功能的实现并不能一蹴而就，人们的教育观念开始向科学知识教育倾斜，人文教育逐渐被忽视。在高校课堂教学中，科学知识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对立也屡见不鲜。教师们盲目地认为，为适应当今社会发展需要，让学生立足于社会，就必须使他们掌握特定的谋生技能，因此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培养就成了课堂教学的主要目的。一些专业技能课变成老师和学生们重点关注的对象，而文史哲等课程则被置于无关紧要的地位，大学教育呈现出过分专业化的弊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教育活动关注的是，人的潜力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并加以实现，以及人的内部灵性与可能性如何充分生成，质言之，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集”。这就告诉我们：教育的核心是人的教育，人的健康全面的发展是教育的终极目标，“重专业，轻人文”的教育观念则偏离了教育的初衷。高校是人才培养的主要阵地，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基石，因此在高校教学中如何加强大学生的人文教育是关系到整个社会价值导向和整个民族精神塑造的重大课题。
二、高校日本古代文学史课堂教学中人文教育的必要性
日本古代文学史的授课对象为高年级日语专业的学生。语言类专业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过分注重语言这一工具，认为语言学习的目的无外乎听、说、读、写、译这几种能力的习得，语言背后所蕴含的人文知识则无关紧要。部分教师“重专业轻人文”的教育观更是加深了学生这一错误认识。因此，目前高校日本古代文学史课堂出现的问题是，教师只是按部就班地对教科书中的知识点进行梳理，要求学生死记硬背，对古代文学史中涉及到的作品及其社会文化现象只字不提或笼统概括；学生则更是出于应付考试、拿学分等目的，机械地学习此课程，教师教学效果不佳，学生学习兴趣低下。我们应该高度重视日本古代文学史的教化功能，改变过去教学中只重视传授专业知识的做法，注重人文教育，使广大学生在学习日本古代文学史的过程中真正获得心灵的熏陶和升华，“使学生变成历史意义上、文化意义上、情感意义上、道德意义上的人，实现精神成人的目的”。
三、人文教育视域下的高校古代日本文学史课堂教学
（一）分析我国文化对日本古代文学的建构，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中日两国同属于汉文化圈，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学的建构，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古代文学的建构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例如，向学生讲授日本古代文学史时，不能忽视中国古代文化的以下作用：奈良时代，汉字的传入结束了日本漫长的口承时代，使日本进入了文字记载时代，首创了由变体汉文或纯汉文书写的文字文学《古事记》《日本书纪》等，并为假名文字的产生打下了基础；平安时代初期，日本贵族文化兴起，汉字文化更是被置于公众场合，《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等大批汉诗集出现在日本文坛，一度占据日本古代文学的主流，掀起了唐风文化的。初期的汉文学模仿带来了平安中后期的汉文学深层消化吸收，间接地推进了日本文学的“和风化”进程。日本古代文学双壁《源氏物语》《枕草子》中的白诗受容等就可以反映出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深远影响。镰仓室町时代是日本文学发展的特殊时期，这个时期的日本战乱频繁，文学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在中世文学代表作《沙石集》《徒然草》等作品中依旧可以看到中国儒家、道家与佛教典籍及其思想的受容；江户时代的草子文学、读本等更是处处有中国明清志怪、传奇小说的缩影，甚至出现了以中国的小说为题材的“翻案小说”。通过以上的日本古代文学史的学习，可以让学生感受到日本古代文学史是一部日本文学自身发展史的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部中国文化受容史，以此可以让学生了解到中国古代文化的灿烂辉煌及其深远的影响力，增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从而使学生树立起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自豪感。
（二）解读日本古典名著，提升学生的审美素养
审美素养是当代大学生应具备的一种重要素质，审美素养的提升应贯穿大学教育的始终。古代日本文学史课程的讲授不仅要包括基本文学常识、文学概念的讲解，更要与经典作品的解读相结合。文学反映的是人与世界的审美关系，对文学著作学习、鉴赏的过程，同时也是审美素养形成的过程。文学经典名著表面上看起来或许只是一次远离社会生活的个体审美事件，但归根结底是与某种意识、思想、观念联系在一起的，是对客观世界的人格化处理。在作品的世界里，人的思想、行为在文学艺术中被展示、被感受、被体认，从而在读者中引起一系列积极的反应。不同时代文化渲染下的读者对同一作品可以表现出不同的审美态度。在日本古代文学史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文学理论的有效渗透，奠定学生审美意识的思想基石；通过文学经典著作的讲读，陶冶学生的审美情操，拓展学生的审美视野，真正做到“以美启真、以美启智、以美育人”。日本最早的和歌总集《万叶集》以雄浑、朴实、清新的歌风奠定了日本文学的基础。其作者层上至宫廷贵人下至普通庶民，题材广泛还涵括了日本偏远地区的民歌———“东歌”“防人歌”等，被称为日本民族的精神故乡。《万叶集》是古代日本人民对自身精神生活的直接表露和最真实情感的流露，他们热爱山水，敬畏自然；忠于国君，奋勇征战；悼念死者，感伤离别；满怀希望，追求自由。通过对《万叶集》的学习，可以让学生理解用文学来表达对自然及人生的最淳朴的感动———“诚”的文学美意识。日本女作家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与清少纳言的《枕草子》被并称为日本古典文学的双壁。作品《源氏物语》以光源氏为主线，描写了不同身份贵族男女间的恋爱纠葛及生死别离，“美丽”和“哀愁”是贯穿小说的主线。对《源氏物语》的赏析可以让学生理解日本美学中的“物哀”精神。与此相对，清少纳言则一改平安贵族们作品中惯有的感伤情调，采取积极的创作态度，通过对自然和人事的描写，创造了“明快”的世界，它与《源氏物语》中的“物哀”一起，构成了平安朝文学中的两大审美趋势。
（三）探究文学中日本特有的文化现象，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任何时代的文学都映射着各自发展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政治思想以及意识形态等文化内涵。因此，在日本古代文学史课堂教学中，不应局限于文学本身的研究，而应将其上升到文化层面，探寻文学背后的文化意义。日本古代文学史是日本精神文化的源头，通过对该课程的学习能够使学生更加客观地理解日本文化，拓宽视野，并用广阔的视角去比较中日文化的异同，从而加深对中日文化异同的理解，更好地增强跨文化交际能力。日本文化向来被称为“杂合文化”，日本古代文学史中不同历史阶段中国文化的受容，可以使学生更好地理解日本文化的这种“杂合性”，了解日本民族自古以来对外来先进事物所采取的惯有的积极吸收、巧妙融合的态度，从而使学生理解当今日本社会对外来文化强有力的兼容和吸收。日本古代文学作品中歌颂自然的作品的大量存在，则展示了日本人对水木山川、日月星辰等大自然的敬畏和热爱，这与中国古代作品的“诗言志”倾向大有不同。对中日文学差异的讲解，有助于培养学生用世界的眼光来看待外来事物和文化。另外，日本古代文学中武家社会生活的描写则有助于理解日本人所推崇的武士道精神，古代日本稻作文化中则体现了日本人的集团意识。这些异文化的学习和理解，对学生在以后的跨文化交际中能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四、结语
（一）教育和教化
从“诗三百”诞生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都被作为教材使用。儒家鼻祖孔子的众多言说也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基于这种文化背景，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一个以诗为主体的阶段。诗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对当时的社会有影射作用，对后世文学的形成和创新也有很大的启发作用。还有后来出现的《文选》、《乐府诗集》等作品也逐渐变为基本的教材。他们在教育方面发挥的作用非常巨大。与此同时，文学在教育人的同时，也在发挥着教化的作用。孔子在以诗教人的同时，也逐渐提出全新的教化观念，主要表现为“宏教化、厚风俗、正人伦”，以至于后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观都在不知不觉中得以发扬，同时也在约束着人们。
（二）抒怀和抱负
作为抒怀和抱负的文学载体主要有诗歌、赋和小说等。很久以前，古人的文学作品中就表现出一种不平、渴望作为和个人情怀等。汉代的司马迁就层做出类似的见解。后来作为唐宋家之一的韩愈之处，当人们在遭遇不公时，往往会引起愤懑和不满，但是人作为情绪的主体不会无动于衷。作为主体，人总是会通过特有的方式将产生的情绪发泄出来，以达到内心的平衡和稳定。追溯到明清时期，小说就逐渐变为文人表达情感的载体。形成了“风情丽逸”的独特性格，加上特殊的命运遭遇激发出他们独有的激荡情怀。而这份情怀在当时理学氛围充斥的时代也只能借助小说的形式来表达。
（三）政治目的
统治阶级派专人或者特殊机构将民间是个加以整理并演奏，可以达到考察社会情况的目的。以诗为证，在周朝众多的民歌中，就有很多描述国家盛衰和人民生活情况的作品。汉代以后，这份职责由“乐府”这一特殊机构承担。不仅如此，从周朝开始很多统治者就开始鼓励公卿、士人、大夫等“赋诗言志”，借由这种方式对时政进行赞扬或批评或献策。
二、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方式
（一）语言传播
口头传播的方式最为普遍、便捷。上古时期应文字还没有文字，所以早期文学都是通过集体口头创作产生的，并经过口耳相传得以传播。后来，伴随着文字的诞生，文学的传播方式逐渐多样化。在口耳相传的同时，唱和也渐渐兴起。这种传播方式因为韵律的加入，创作了一种特殊的语境，因此唱和的传播方式有时比口头传播更有效果。当唱和的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以唱和作为职业的乐妓就应运而生。而乐妓参与文学活动室从魏晋开始的，到唐宋时期，乐妓的数量日益壮大，活动范围也逐渐扩展，歌妓向词人索要词赋的情况也日益普遍。乐妓可以通过词赋大家的名望提升自己的身价，而此人则通过乐妓的弹唱将自己的作品传播开来。
（二）抄写方式传播
抄写传播可能在殷商之前就已产生，到了秦汉时期，已经得到长足的进步。汉代自惠文帝废除挟书令后，整理文学名著大兴，大规模的抄录得以实现，文学才真正进入到抄写传播的时代。但是，由于秦汉时期的传抄介质多为简牍和绢帛，受到便利性和经济性的限制，文学无法实现大范围传播。知道后来纸张的出现，给传抄传播带来了翻天覆地变化，纸张凭借携带便利、方便书写和成本低廉等有点，迅速取代其他书写介质，大大加快了文学作品的流通速度。后来出现的专职抄书的“佣书”，更是使得文学作品得到了迅速发展。由于传播介质的进步，文学传播活动对于文学产生了更加深刻的影响。纸张的出现，在打破了贵族文化垄断的同时，大大他读懂而来中国文学的自觉性，也极大程度提高了文人的文化水平。
（三）雕版印刷传播
在纸张经历了规模和质量的大幅提高之后，国家对于书籍也进行了系统整理，并出现了定本的经典之作，再加上科举制度的普及使得书籍的传抄规模更加庞大。种种原因刺激了雕版印刷的产生，雕版印刷对于古代文学的传播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大量书籍的产生带动了社会上的藏书风气，继而是佣书业的兴旺，这也为文学文本的大规模复制奠定而来坚实的基础。值得一提的是唐朝出现的中外交流现象。由于唐朝文化的极度兴旺、昌明，唐朝与周边国家如朝鲜、印度等多的交流逐渐频繁起来，同时，唐文化的巨大辐射作用也深刻影响着周边国家的文学发展。经过唐朝之前长期的发展，雕版印刷和发达的文化形态是唐朝的文学传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广度。根据史料记载，唐朝中后期在民间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和数量的印书作坊。可见，雕版印刷在唐朝以后得到更深度的发展和创新。
三、结束语
在各个优秀文学作品当中，爱国主义是一个经久不衰的思想，并且任何一个朝代的诗人、文学家等都有强烈的爱国情感。例如：屈原、陆游、文天祥、林则徐等人。其中，屈原成为后人啧啧称道的著名爱国诗人。特别是在《离骚》当中所表现处的忠诚、为国殉难的强烈爱国精神，铸就民族灵魂，因此，成为人们心中的楷模。当前，贯穿在古文学当中的爱国主义情感，都可以成为培养现代人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一种精神食粮。尤其是此种情感并不是通过理论知识所能表现出来的，通常都是融入到具有较强感染力艺术形象当中，触动当代学生的心灵，使他们都能够接受这种情感。一般来说，爱国精神和热爱人们都是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当中，表现出爱国主义精神的主要支柱为爱国与爱民。在诸多优秀文学作品当中，都反映出对人们疾苦生活所表现出的怜悯与同情，歌颂了人民在反抗统治阶级斗争当中的伟大精神，并且这也是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主干线。在当今时代，要求当代学生必须要有较高的政治素养，其核心内容就是培养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思想。这样一来，利用古代文学当中的诸多审美艺术形象，都为当代学生提供足量的思想教育范本。在人文素质教育中所提出的各种理想道德，比如：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等，都是我们所要汲取的古代文学的精华。然而，在古代文学当中涉及到的君、臣、父、子等传统观念中，有些都是糟粕东西，而有些则是非常合理的内容，因此，也值得我们去效仿的。另外，在古代文学当中涉及到的勤劳、朋友情、交往时的款款有礼等，都能够充分体现我国民族传统良好伦理道德。而这些伦理道德内容通常都是体现在家庭、朋友等方方面面。而对于当代学生来说，上述内容都是培养他们道德素质的基础内容。如果任何一个人对家庭、朋友等都持有不负责任的态度，而只是想着自身的利益，甚至去损坏他人利益的人，更不会热爱国家。因此，在古代文学作品当中，都会倾注这些形象，爱憎分明，营造一个良好的意境，并且对当代学生进行素质教育有较强感染力与说服力。由此看来，我国古代文学对我国人文素质教育产生的影响是来自多方面的，特别是古代文学教育者不仅承担着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使命，又肩负着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使命，因此，我们必须通过不断努力，不断挖掘我国古代文学中生存和发展的底蕴，通过古代文学教育来促进我国人文素质教育的发展。
2.怎样在古代文学教育中融入人文素质教育
2.1准确对古代文学教育价值进行定位
当前，各个高校都进一步扩大共选课程设置，从而进一步加快了文理渗透的快速发展。在实施此对策之后，对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然而，在当今时代，受我国体制改革和全球化的共同影响，从而使得我国教育体制发生了巨大改变，因此，其古代文学教育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影响。由于大环境的不断变化，当前教育工作者与教育研究者所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需要将古代文学教育有一个正确的定位。然而，在古代文学教育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古代文学边缘化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古代文学教育为我国传统文化教育的一个主要形式，而且又是现代文化教育当中所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所以，改革的核心思想为开展素质教育。
2.2把现有德育教育和古代文学特点相结合
结合古代文学内容与特点，在当前思想道德教育中，教师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与人生观，从而培养他们高尚、正直的人格。然而，由于古代文学内容十分丰富，而且题材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在古代文学教育过程中，进行人文素质教育是极其重要的，尤其是对学生思想树立起到十分重要的教育作用。除此之外，在古代文学教育中进行人文素质教育有多方面的优势，它不仅有丰富的内容，而且形象也十分的鲜明，同时有着强烈的情感。为最终实现人文素质教育的根本目的，我们要结合文学作品内容去寻找潜藏在文字之后的信息，充分去感受人们鲜活精神跋涉。由此看来，我们古代文学的价值不只是完全局限到教材当中，而是要将其看作是一个流动式的教学课堂。
2.3培养现代化教学思想
在当前以及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精神具有顽强生命力，并且这也成为教书育人的核心内容与有效方式。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我们都应该将爱国主义精神、各种传统美德、中心思想等作为重点内容。并且使教育工作和我国现展步伐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样做的根本目的不只是追求时髦，而这是由古代文学丰富性予以决定的。因此，我们要培养现代化的教学思想。
2.4认真做好科研工作
在日常教学过程中，尽管涉及到教师的科研成果并不多见，但是，他们的这些科研成果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调动全局，因此，进行科研的根本目的就是为加快教学的发展。与此同时，还要在此基础上，要把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化发展紧密相结合。特别是在古代文学教育过程中，追求美学律动，点评古代文学与现代作家创作二者的关联。这样一来，不仅有深度，而且也有一定的广度。
3.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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