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22 13:54:58
导语：在沁园春长沙原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美的事物在于心中所唤起的感觉，是类似我们当着亲爱的人面前时洋溢于我们心中的那种愉悦。我们无私的爱美，我们欣赏它，喜欢它，如同喜欢亲爱的人一样。由此可见，美包含着一种可爱的，为我们的心所宝贵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为我们形象地揭示了美的愉悦性。这种愉悦性是指教育影响的美及教育活动的美，引起学生的审美情感，使学生获得美的享受。在语文教学中，愉悦的教学机制，能加强审美趣味性和美感效应。
从美的视角看，课堂教学是教师的艺术创造活动。在语文课堂教学流程中要表现出三种审美趣味形态，即谐趣、情趣、意趣。
一、谐趣
谐趣，是指教师授课的形式、技巧所产生的一种审美趣味，主要作用于学生的审美感官，属于课堂教学艺术的娱乐性因素，有“悦耳悦目”的审美直观效应。如讲读高尔基的散文诗《海燕》，先用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作背景音乐，让学生在有音响的艺术氛围中一遍一遍地朗读课文。当逐渐掌握了感情基调后，要求学生再拿出笔和纸，凭借形象思维中再造想象的广阔空间为课文画一幅诗意画，最后由他们自己来讲解作画的构思和对原文的理解。这样开展课堂教学艺术活动，既增强了教学形式的丰富性，又加强了教学内容的趣味性，能寓教于乐。谐趣的产生，必然带来语文教学中的审美直观效应。审美直观效应总是首先通过一定对象的感性认识，如语言、声音、色彩、线条、形体等直观的感知或表象来进行的。凡美的事物都有一定的感性形象，都具有一定的外部特征，不直接感知美的外部特征，不直接感知美的形象，是不能得到美的体验，是不能产生美感效应的。作为一名优秀的语文教师，在导语、提问、板书等教学环节中，应灵活采用多种形式和手段，以强化学生的审美趣味。江苏南通特级教师李吉林所倡导的“情境教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通过图画、照片、音乐、文学语言、电化教具等教学手段，再现教材提供的情境。或以生活尽显情境，或以画片再现情境，或以音乐渲染情境，或以语言描述情境，或以扮演角色体会情境，使学生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临其境，真正产生了审美直观效应。
二、情趣
情趣，是指教学中的情感内容所产生的审美趣味，主要作用于学生的感情，属于课堂教学艺术的感染性因素，有“悦心悦意”的情感体验效应。以《沁园春・雪》为例，在学生具体感知内容的基础上，教师以充满激情的语言概述道：“读了的《沁园春・雪》，我仿佛看到我们的一代先人站在雪域高原，意气奋发，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为祖国锦绣河山构画美好蓝图。这是一种爱国主义的真实体现。面对这种用文字表达的爱国激情，我们怎能不油然而生一种敬佩之情？怎能不感到一种豪情壮志之美？”诗一般的语言，火一样的热情，营造出浓浓的情感氛围，引导学生“入境入情”，在特定的情境中体验、实现审美愉悦，强化特定的审美情感，从而产生一种与教学内容的情感“心心相印”的审美效应。从客观上讲，接受对象应具有丰富的思想情感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从主观上讲，接受主体必须含有与接受对象相同或相似的思想见解与情感体验。当接受主观客体相碰撞时，就产生了感应关系，实现了两者之间的情感交流。在语文教学中，教师要千方百计地去激活学生的审美情趣，诱导学生感情与作品感情产生共振效应，促使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双向交流。
这里也是楚汉名城，“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半部近代史都由湘人写就，这里至今依然立志要“心忧天下，敢为人先”。
这就是长沙，一个看似分裂的城市。这其实是湖湘文化的两极。你看到的往往是表面的快乐和喧嚣，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历史的血脉就会贲张。
一
这是午夜12点的长沙。街道上车水马龙，解放西路、韶山路、芙蓉路、八一路等主要街道常常塞车，喇叭无所顾忌地摁得震天响。的哥拿起话筒与朋友们商量着一会儿去哪玩。
酒吧“魅力四射钻石店”星光熠熠，人潮涌动。很多年轻的女子刚从旁边的弥敦道商场换了新衣，画了指甲，就匆匆挤进五光十色的酒吧之内。
五十多岁的女老板李志永远扎着两个羊角辫，化着浓妆，一身白衣地站在门口迎接新老顾客。她常常端着酒杯，说：“老板发财！”然后就是一个热烈的拥抱。她还跳到台上，带着所有人一起喊。
这里是长沙的“红磨坊”，有热舞，有特技，有浅唱低吟……据说，每个周末总有许多从外地来这里泡吧的人。表演倒是其次，关键是气氛，长沙才有的High到爆棚的气氛。
李志是上世纪80年代长沙首批成功的建材商人之一，2000年在北京泡了吧之后，她就关了手头所有的建材市场，回长沙专心做酒吧。无论生意好坏，她都每天在店里迎宾，即使非典也不例外。她是真的爱酒吧，爱热闹。
芙蓉路上的乐点KTV里，老板富刚正为他打造的这个全国最科技的KTV兴奋不已。在这里，每个人都是超级女声，快乐男生。各个包厢的网络都是相通的，麦霸们在大屏幕上PK或者合唱，还不断有人发微博，发短信在屏幕上支持、交流。一首歌没完，他们就已开始交换联络方式。或者更长的故事或许就此开始。
富刚说，各唱各的多没意思啊，要有互动才好玩。长沙人就喜欢热闹，一见面就互相斗嘴，也就是长沙话“策”。所以长沙的酒吧从来不是小资的，安静的，而是越拥挤越好。曾有酒吧特意把唯一的卫生间设在正中间，就为了让大家走来走去，搭个讪什么的。
一个当地朋友约我12点在南门口吃宵夜。因为晚上九点多他才刚刚睡醒。对于很多长沙人来说，这一天才刚刚开始。
长沙的宵夜摊是无处不在的。街边的梧桐树下，摆着几张脏兮兮、黑乎乎的桌子。在树枝上吊一盏100瓦的灯泡，或者干脆就用灰白的街灯。一个个煤炉边均有一个三面玻璃的食品橱，摆着五颜六色的各种凉菜。
一堆堆的人围着桌子，两手欢乐地扒着口味虾，吃得满头大汗，就一口白沙啤酒，再天南海北地“策”上一段。长沙的夜是沸腾的，是无限延长的。
“如果用一种声音来概括长沙，那就是花鼓戏。花鼓戏的主要乐器是唢呐和锣鼓，唢呐一吹乌哩哇啦，锣鼓一敲叮叮咣咣，是非常热闹的，就像是一群长沙人聚在一块。”作家何立伟说。
他的电话常常在午夜两点响起。“出来先吃饭噻。吃了饭就洗脚噻。洗了脚就打牌噻。打了牌就宵夜噻。”
于是，朋友们都以“麻将110”的速度聚集到一块。一开始几个人，吃着吃着就不知不觉扩张到两三桌人。“这是一个呼朋引伴的城市。”
一直到凌晨五六点，大家才揉着血红的眼睛各自散去。
二
湘江将长沙一分为二，隔着橘子洲头，遥遥相望。河东多商业，河西多大学。长沙的热闹却不因此而阻隔。这里的夜生活是全城总动员式的。
芒果台风靡全国，长沙人则见怪不怪。在1997年《快乐大本营》掀起全国收视热潮之前，长沙的歌厅已经火得一塌糊涂。从二人转到相声歌舞，从流行音乐到花鼓戏，正经八百的、插科打诨的，都能逗得人哈哈大笑。
在作家何顿看来，湖南电视传媒的发展其实受长沙歌厅文化启发不少。歌厅里，演员拉高音、满场走、甚至有歌手边喝酒边唱，High到高处撕烂衣服、由头到脚浇酒。很多中年人也浑然忘我地站起来边唱边舞。主持人老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大家是来开心而不是开会的。
1997年，湖南本地的电视台经视台创办了综艺节目《幸运3721》，把当时还在长沙歌厅跑场子的奇志、大兵请上了节目，在当时创下了高达40％的收视率。随后，芒果台才有了叫响全国的《快乐大本营》。奇志、大兵后来还两次上央视春晚。
正是在对《快乐大本营》的持续经营之中，芒果台提出了“快乐中国”的口号。湖南卫视副总编辑李浩说，在选择这个口号时，一度考虑过直接使用“快乐大本营”这一名称。
整个长沙就是个快乐大本营。在河西的岳麓山上，湖南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之间曾有条不足千米的小街，通宵达旦地开着网吧、饭馆、发廊、歌厅、小旅馆……臭豆腐味、槟榔味、烧烤味、汗味混杂成一股独特气息。
这其实是一条再普通不过的商业街，却有一个让人过目不忘的名字：堕落街。一下子，这条小街就如同这个城市一样充满了享乐的气息。一届又一届的大学生在这里留下了爱情、和青春。
如今，堕落街已被拆除了，变身观光大道。但只要有青春，故事就会继续。就像《快乐女声》虽几经打压，但我在节目录制现场依然听到了持续狂热的尖叫声。
来长沙有“四个一工程”：吃一次饭，洗一次脚，唱一次歌，听一次曲。娱乐形式层出不穷，人们娱乐的劲头从未消减。
长沙有个词，叫“鬼舞十七”，意思是不正经，故意捣乱。用它来形容长沙人的娱乐精神再合适不过。
他们的娱乐精神是骨子里透着的。有长沙人的地方永远不可能安静，得“策”得别人哑口无言才开心。所以，汪涵的《越策越开心》甚得人心，他被誉为“策神”。
音乐家谭盾是长沙人，他的音乐里有弹四浪的影子。弹四郎是指长沙操办丧事时，人们晚上在灵堂边吹拉弹唱。一队民乐，一队管弦乐，你来我往地赛歌，或流行歌曲，或花鼓戏，或革命歌曲……热闹非凡，丝毫觉不出这里面有多少悲伤。
也曾有这样的趣闻，在葬礼上，女艺人忘乎所以，唱起《今天是个好日子》，结果被主家拳脚相加逐出门去。
谭盾说：“这种声音非常能代表长沙给我的印象，我走到世界各地，听到这个热闹声音，我就能想到长沙。”
在这个城市，人们热爱热闹，制造热闹，围观热闹。每个人都活在热闹之中，无论什么事都能成为聚会的理由。
5月中旬，长沙男人老龙摆起了离婚宴。他在酒店门口挂上了横幅：“普天同庆，老龙先生离婚。”他说：“办离婚宴相当于找个借口与死党聚聚，让心情好一些。”
喝完酒，他还打算去湖南广电的世界之窗参加520万人的相亲会。因此，长沙人就在网上说了：“冯小刚，请不要和我们长沙人比娱乐精神。”
三
长沙是1954年国务院颁布的全国第一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它是中国唯一一个2000多年位置不变的古城。
这里自然不仅有青春和娱乐，还有历史和理想。黄兴、蔡锷、蒋翊武、陈天华这些英年早逝的先驱们均归葬于岳麓山。1925年，30岁的陈天华留下《绝命书》，投身东海，只为了警醒同胞能“坚忍奉公，力学爱国”。他们如流星一般，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永远的光芒。
山脚的岳麓书院更是“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朱熹、王夫之、魏源、、左宗棠……在河西还有个城南书院，另一位理学大师张轼在那讲学论道。他和朱熹两人常常一起往返于湘江两岸，在舟中论学，于是就有了“朱张会讲”的佳话。
城南书院就是后来的湖南第一师范。在这里读书的时候，常常从湘江东岸游到橘子洲头。站立洲头，极目云水相交处，人会豁然开朗，神清气澹。后来，他在此写下了《沁园春・长沙》：“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此时的伟人还只是一个风流倜傥的青年才俊。他先后与陶斯咏、相知相恋。一句“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不知是写给谁的。
如今，这里有全国最大的青年的雕像。他不再梳着一个大背头，而是长发飘飘，意气风发。“这里的是年轻的，这个城市也是青春的，躁动不安的。”李浩说。
作为历史古城，长沙不像西安、南京那样，不经意就能看见到亭榭王府、石坊古碑、塔影斜阳，可以让人凭吊历史，发思古之幽情。
究其原因，恐怕主要是由于1938年那场毁灭性的“文夕大火”。整个城市都被毁于一场莫名其妙的大火。大火连续烧了五天五夜，城市都成了废墟，千年古城的遗址几无留存。也许这种瞬间的巨变也让长沙人有了更充分的理由及时行乐。
每个周六，橘子洲头都会燃放半个多小时的烟花。这个城市热衷于这种瞬间爆发的轰鸣与灿烂。就像他们总是迷恋重口味的食物，获得刺激的感官享受。他们在所有的菜里都放上“全国山河一片红”的辣椒，辣得人头晕脑胀，忘乎所以。还有，长沙不产槟榔，却消费了全国最多的槟榔。
于是，长沙的人文也似乎难以慢条斯理，总是带着一股热辣劲。据说话剧《暗恋桃花源》刚来长沙巡演的时候也同样火爆。只是一些长沙人是带着香辣蟹进去边嚼边看的。
这里真是湖湘文化的发源地吗？历史和现实总是让人有一种分裂的恍惚。
何立伟感慨说，现在的长沙人太重于消费而疏于生产，太重于享乐而疏于创造，太重于市井快活而疏于精神聚敛。和他们的前人，那些大人物们相比，他们缺少一点开天辟地的雄心壮志。
四
2006年，长沙公交车上发生一起窃案，上前制止歹徒施暴的是个湖北人，而车上的长沙人全都是看客，这在红网引发了湖南人的血性是否被狗吃了的争论。
这让骄傲的长沙人无法接受。这个城市有过太多的英雄。谭嗣同宁可杀头也不愿逃离，“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日本人攻打长沙打了四次才拿下，最后一次还是因为守城的主将并不是湖南人。中越战争时，很多湖南人开始还怕，后来看到自己的人死了，全都扑上去打红了眼。
长沙人也特别推崇那些战功卓著的军事将领。自不用说了，长沙有他的各种塑像，此外最繁华的商业街叫黄兴路，体育场叫体育场，还有蔡锷路。
何顿说，长沙在历史上被奴役被欺凌的时间是最短的，总是在最后一刻才被征服，而且一般都是和平解放的形式。因此少奴性，野性重，像豹子一样，莽撞、强悍，甚少屈服。
在他看来，长沙男人到了四十岁还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做起事来从不计后果。不过一旦遇到大事，他们就会挺身而出，迅速成熟。
前几天他有几个中年朋友在一起“策”。策着，策着，其中两个人闹不愉快了。一个人就对另一个说，你等着，我找几个人来收拾你。过一会儿，几个人提着一米长的砍刀就冲过来。那人也不闪不躲，倒是一个无关的朋友冲上去拉架，结果被砍断了胳膊。
何顿给那个受伤的朋友打电话慰问时，他正一只手吊着绷带，一只手忙着打麻将。长沙人就有这种满不在乎的乐天态度。也许这些人放下麻将，上了战场，端起刀枪，个个都是一员猛将。
长沙的城市口号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但在一片歌舞升平之中，我看不到太多忧愁的面孔。快乐是从其生活中长出来的城市气质，就如同空气一样，弥漫在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
在何立伟看来，这恰是湖湘文化的两端，只不过在精英层面表现为“忧患”，在草根层面则是“忘忧”。因为这个地方既有以屈原为代表的南楚文化，又有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既有中原文化的“文雅”，又有群苗文化的“蛮野”。
何立伟很享受俗不可耐的市民生活，一口长沙话里总喜欢带几个脏字。“俗有什么不好？精气神都在里头。不管是精英还是草根，长沙人从来都不萎顿。”
不过，在坐稳省级电视台的老大之后，湖南卫视却已不满足于单纯的俗和单纯的娱乐了。这个端午节，他们推出了《端午赋》诗歌晚会。“即使没收视率也要搞。好不好总得试试，湖南台就是这么起来的。一味地娱乐总是让人觉得有些精神缺失。”李浩说，“我们希望能打造一批有文化的娱乐人。”
汪涵是其中一个。这个目前中国最著名的娱乐主持人，这两年却频频以文化人的身份出现。隐居、出书、收藏。最近，他接受专访时总是背靠古书，手摇折扇，喝着清茶，变身“湘公子”。他也开始主持《端午赋》、《非常靠谱》这样的人文节目。
“不应该说汪涵转型，而是他在升级，变得亦文亦娱。脱离了娱乐，就不是汪涵了。但有品质的娱乐肯定要比无厘头的搞笑更有生命力。”《非常靠谱》的制片人徐晴说。
翻译在形式上是不同语言字符的转换，在内容上是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这种转换和交流，犹如自然界中一种形式的能转换成另一种形式的能一样，不可避免的存在着能量的损耗。钱钟书先生曾说过:“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中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他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尺的渡越那许多距离，安稳到达另一种文字里，这是很艰辛的历程.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因此，译文总有所遗失或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后不尽原文。”翻译实践也表明，译文和原文之间始终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距离。以汉英翻译为例，汉语和英语都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但分属两个不同的语系: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英语属于印欧语系。在演变发展的漫长过程中，汉语和英语在发音规律、字词结构、造句谋篇、修辞形式等方面都形成了各有民族特色的固有规律和特点，两者之间虽不乏共同或相似之处，但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此外，在汉英翻译的过程中，当汉语语言形式上的某些特点本身作为信息的内容传达时，由于英语语言结构的民族性特点，有时往往很难用相对应的形式予以表达;特别是在日常交往和文学作品中，作家为写景抒情、陈述事理或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时，常常使用某些特定的语音、修辞或句法手段，有时还会设计某些不规范语言，从而使翻译的可译性程度受到一定的限制。
一、语言结构与可译性限度语言之所以能够传递信息，储存文化，在于每一种语言都具有一定的存在方式，语言的声音表征和书写形式。事实上，人类在利用语言的认知表达功能和文化功能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对语言本身的各种物质形式特征进行认识和总结，并加以利用。每一种语言都会有自己的文学形式和修辞手段，如汉语中的山歌、民谣、诗词、笑话、饶口令、双关语、韵律、节奏、谐音等。人们甚至还可以用语言来描写语言本身，如有关语音、词汇、语法的书籍。语言的这种认识、描写和展示自身形式特点的功能属于语言的一种元语言功能。由于语言的这一功能来自于语言本身的音形特征，而每一种语言都有其独特的、不同的发音和书写系统，因而所产生的美学效果也会有所不同，因此，如果我们欲将原作品中的某些美学修辞效果转移到译语作品中去，而译语又缺乏相应的音形特征时，我们就只好望文兴叹，感到束手无策，难以胜任了。1.音韵美感的可译性限度语音是语言的重要表达形式，是口头语言中表情达意的主要手段，汉语和英语在语音规律上相差迥异，某些语音现象在另一种语言中不存在相对应的表达形式，致使译文语言难以达到与原文相同的艺术效果。如:九溪十八涧以“曲曲环环路，叮叮咚咚泉”著称。T he p lace ca lled N ine C reek s and E igh teen Gu llies isw ell-know n fo r its tw isting p a th s and m um eringstream s.在这句话中，双声叠韵词“曲曲环环”和“叮叮咚咚”读起来节奏轻换缓、和谐动听，所产生的音韵之美让人神往，特别是“叮叮咚咚”与“泉”相结合，使人自然联想起“泉水叮咚响”的拟声效果;相比之下，英译文则大显逊色，英语拟生词“murmuring”难以产生与汉语“叮叮咚咚”同样悦耳动听的声音美感。汉英诗歌都非常讲究音韵和节奏，诗歌的魅力全在于奇妙的意境与和谐的音韵节奏，然而诗歌中节奏美感的再现却非常困难。如: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唯余茫茫;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弛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SnowTo the tune of Sp ring B eam ing in Ga rdenW ha t a scene is in the no rth found!A thou sand li of the ea rth is ice-clad aground，T he thou sand li of the sky is snow-bound.B eho ld!A t bo th sides of the G rea t W a llA n exp an se of w h iteness conquers a ll;In the yellow R iver，up and dow n，T he su rging w aves a re gone!译文忠实的表达了原作的思想内容，并通过重音及尾韵的安排，使译文读起来朗朗上口，体现了原作的气势;但从音韵美感的角度来衡量，译文并未完全体现原作的要求，失去了汉语的韵律，这是因为汉英诗歌在音韵节奏上有着迥然不同的规律。2.字形结构的可译性限度汉英语文字虽然都是由最早的象形文字演变而成，但由于分属不同的语系，在字、词结构和变化规律方面也必然有很大的差别。英语是拼英文字，每一个词都是由字母按一定的规律排列组合而成，字母的变动就会构成新的单词，从而词义也相应发生变化;汉语中的许多合体字可以拆分，拆分后的偏旁或部首有的也能独立成字，从而具有新的字义。另外汉语中同音异意字是一种语言现象，汉英翻译中遇到同音异字，或既有字形变化，同时又有字义融为一体的翻译内容时，往往成为不可译的对象。如:甲:您好!我姓L i，叫L i Guojun.乙:哦!我也姓L i，您是哪个L i?
甲:美丽的丽加个右耳朵(郦)，国家的国，千钧一发的钧。由于汉语中同音异字是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光凭语音听觉很难确定是哪个字，必须通过相关词语的解释才能使人明白，而这种解释对不懂汉语的外国读者来说理解十分困难，跟不用谈翻译的可能性。
二、文化差异与可译性限度语言自产生之日起，便与文化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语言是人们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共同协作中产生的。一种语言中的词汇和语法代表了使用该语言的民族千百万年来对各种客观事物及其相互间的联系的认识，是该民族对客观世界的高度抽象和概括。从这种意义上讲，一种语言往往积累了该语言民族在认识和改造世界过程中所获得的全部智慧和经验，是该民族文化的总储存库。对于说同一种语言的人而言，由于他们在习得语言的同时也自然地习得了该语言所代表的文化，因而有了相同的文化背景，因此，相互在进行交流时，便容易对语言的文化功能视而不见而产生一种文化无意识。但翻译却不同，不同的语言承载着不同的文化内容，虽然译者一般要求应具有双语文化背景，但他要传递信息的对象却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为了使两者之间能够顺利沟通，译者就必须要有一种文化意识，要随时注意语言的文化功能会给译语读者造成的种种障碍并在翻译过程中加以化解。1.物质文化的可译性限度汉英民族所处的生态环境不同，所体现的物质文化也各有特色，这不仅反映在生产的工具和科学技术发明创造成果的命名上，也反映在日常生活的用品上.某一国家或民族所特有的事物或知识创新成果，在译入语国家或民族中不存在对等的事物，这往往给跨文化交际和语际翻译带来困难。汉语中有不少音译词如“沙发”、“维他命”、“雷达”、“声纳”等都是因当时缺乏对等事物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同样汉文化中某些独有事物的名称在译成英语时，有时也找不到确切对等的词语，而只能采用音译词，如气功(qigong)、饺子(jiaozi)、阴(y ing)、阳(yang)等，或用具有类似语义的词汇代替。如:接着他们用绳子五花大绑，把节证国捆得象个粽子似的，又是一阵拳打脚踢。T hey gave h im a good cuff and k ick，tru ssed h im uplike a fow l and then w en t on w a llop ing and k ick ing h imaga in.粽子是典型的中国传统食品。对于从未亲口尝过粽子的西方读者来说，很难理解句中“把节证国捆得象个粽子似的”具体形象，因此译者用一个比较一般化的形象代替了它。从有利于英美读者的接受和理解的角度出发，这种译法未尝不可;但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衡量，则不利于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另有一份旅游资料对粽子译得较为具体:端午节那天，人们都要吃粽子。D u ring the D ragon Boa t Festiva l(w h ich fa lls on thefifth day of the fifth luna r m on th)，it is a comm onp ractice to ea t Zongzi，w h ich is a rice p udding w rapp edup w ith w eed leaves.此译法采用音译法，将粽子译为zongzi，同时加以解释，便于西方读者的理解。2.习俗文化的可译性限度习俗文化指的是贯穿于日常社会生活和交际活动中由民族的风俗习惯形成的文化，是整个民族的成员在交往中形成的文化规约，反映着民族的心理、社会的准则和行为习惯。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习俗文化，如中国人见面，常说“吃了吗?”、“上哪儿去?”，而英美人却说“H i!”中国人在打电话时常说“哪里?”“您贵姓?”，而英美人却习惯说“Thank you”以表示感谢。这些都是由不同民族的习俗文化的差异性所决定的。在汉英翻译中，汉民族的某些习俗很难用英语准确明晰的表达出来。如:大家见面，招呼声“吃了吗?”透着和气。W hen p eop le m eet，they p a ss the tim e of the dayw ith each o ther，ju st to show their good neighbo rlyfeelings.在汉民族农耕文化的影响下，“民以食为天”，一日三餐历来是人们生活中的大事，人们见面相互问一声“吃了吗?”一方面以示关心，另一方面也作为正式交谈的开场白，久而久之也便成了见面时的客套话和寒暄语，其真正的语用目的并非真要问清对方吃过饭没有。因此如果译成“Have youhad you m ea l?”则失去了其语用意义和应酬功能;英语中“to pass the time w ith each other”意为“to give greeting to，and or have a shortconversion w ith”这与原文“吃了吗?”不仅在语义上基本对应，在语体上也比较接近。从交际功能对等的角度来衡量，这种译法准确贴切，语言通顺，但中国人日常交际的民族特色却无从体现。综上所叙，由于语言结构和文化背景的不同，翻译中的可译性限度是客观存在的，但可译性限度也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的广泛传播，济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都推动着各民族文化的趋同进程，人类共性的认识正在扩大，而各民族之间特殊性的差异正在缩小，因而可译性的限度也正在日益缩小。作为译者，只有正是可译性限度的现实，深入研究和探讨两种语言的特点和规律，分析和比较两种语言的结构和表达方式的异同，理解和把握语言深层所蕴涵的文化内涵，才能准确、艺术的化解和缩小这种限度，在译文中忠实、通顺的表达原文的内容，再现原文的语言特色和艺术形象。
参考文献
:[1]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2]傅仲选.实用翻译美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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