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16 17:3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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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工商行政管理；老年人；消费权益保障
随着我国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老龄消费市场也在逐年扩大，当老年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自然会导致消费市场的紧缩，没有消费，也就没有市场。保护老年消费者的权益已经不仅仅是消费者个人的事情，它和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的稳定息息相关。
一、老年人消费权益保障中所存在的问题
1.维权意识较弱
据了解，老年人因生理原因如：老年人普遍存在身体机能退化、器官衰弱等现象，导致七成以上的老年人不能够准确的对商品进行真伪的辨别，我国老年人消费市场中比较集中的是保健品，保健品与药品的区别主要是根据批准文号判断的，但是老年群体对于这些方面了解得少，使得老年人容易受不良商家欺骗，即使当老年人意识到受骗时，也很少采取维权措施，对商品拍照、与商家对质等[1]。
2.维权渠道有限
当老年人的消费权益受到侵害时，有的老年人会选择去维护自己合法权益。但是在我国相关的法律不够健全，没有专门针对老年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时如何维权的相关法律，以及在我国市场上，因为商品的特殊性，使得企业之间出现垄断的现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作用范围比较有限，对待不同的问题有可能采取相同的解决办法，同时因为消费市场的商品品种多种多样，致使行政调节无法作用在一些个别的非生活消费品上。
3.经营者不合法经营
当老年人购买到问题商品时，商家不但不给予退还，有的还对老年人进行威胁和恐吓。老年人的知识结构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无法和年轻人进行比较，使得有些商家利用这个漏洞，故意设置一些消费陷阱，让老年人陷入进去，让老年人需要付出大量的成本进行消费者权益维护，这就会迫使一些老年人直接放弃维权。
二、老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有效措施
1.提高老年消费者维权意识
加强对老年人维权教育，可以通过开展一些维权活动，让老年人参与到其中，在活动可以是维权座谈会，在座谈会上上大力宣传维权渠道，这样可以加强老年对侵权行为的认识。加强老年人维权渠道的宣传，这样当老年人的消费权益受到制约时，老年消费者就会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让老年人明白维权是一项合法的权益，是每个公民可以享受的权力[2]。当老年人消费权益受到侵犯时，老年消费者要善于利用相应的设备获取证据。例如，通过拍照以及录音的方式，进行取证，当自己在维护权益时，这些都可以提供有力的证据。服务到老年人的生活中，选取一些老年人维权成功的案例在座谈会上进行宣传，让老年树立维权意识。
2.拓宽维权渠道
通过建立老年人维权的专门通道，比如在12315的服务平台设立老年人消费维权专线。专线服务人员和通道服务人员必须是经过专门的培训针对老年人维权方面，这样老年人在维权过程中就可以获得维权详细信息以及享受细节服务。还可以建立老年消费者投诉快速处理机制，这可以保证一旦获得老年人消费权益受到侵害信息时，机制可以迅速采取帮助老年人维权措施，让维权更加及时，以及帮助老年人进行维权活动[3]。此外，还可以通过建立老年消费者维权投诉站，投诉站可以与老年消费者维权的相关法律援助部门相结合，投诉站的服务人员可以是志愿者，这样就可以降低维权过程中的支出成本。志愿者可以收集和整理老年人在消费中遇到的侵权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并向工商行政管理机构汇报，在行政部门的帮助下，有效的解决。把收集的资料整理成册，这样有利于当出现类似的问题和现象时，可以采取相同解决办法进行处理，节约维权中花费的时间。定期针对总结工作，及时发现不足，改进工作进步，更好的保护老年人的消费合法权益。在一些大型商场和农贸市场设立老年人专用消费服务通道，让老人在购买商品时获得优先权。解决老年人行动不便的问题，节约老年人购买的时间。协调导购人员真实具体的解释产品的相关数据，解决老年人对部分商品不了解带来的不便。一旦出现导购员欺骗老年人消费的现象时，要进行严肃处理，监督商家做好售后服务。
3.加强对经营者的教育
经营者的道德缺失往往会出现消费者维权行为。工商行政部门以及相关部门要通过开展商家座谈会的方式来对经营者进行教育。商家和企业都是主张长期发展和盈利来经营的，如果商家不诚信经营那它将会永远失去自己的客户，秦池就业在勾兑白酒之前，在我国市场还是很有名，并且发展的也非常好，但是在勾兑白酒新闻一倍报道出来，它的销售额立即下滑，并走向了倒闭的道路。这可以商家充分意识到规范经营的重要性。同时，还可以选举一些优秀商家，评定为“老年人满意示范店”，店铺的录用是要通过老年群体推选出来的，同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其进行考核和保护。这些店铺可以为其他店铺做树立榜样，使得其他店铺自觉的向它们看起。对这些店铺也可以适当的进行奖励，并作宣传，让更多老年人来这些店铺进行消费，这样可以有效保障了老年人的消费合法权益。
4.加强市场监督
对于老年人相关的消费品生产企业进行严格的管理，但使企业的生产经营规范合理，让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更加强烈。对一些受老年人好评的品牌商品，政府部门要给予扶持和保护。严查侵害老年人合法消费权益的商家，当发现商家侵犯了老年人消费合法权益时，进行严肃处理甚至是给予停业处理。
三、总结
工商行政管理视角下，老年人消费合法权益粳稻有效的保障，使得社会发展更加和谐。因为老年人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集体，所以应该给予老年人足够的保护，使得老年人感受更多的来自这个社会的关怀。
作者:陈达端 单位:福建省泉州市老年活动中心
参考文献：
[1]寻舸.我国农村居民公共消费现状及改善对策[J].商业时代,2012,13:12-13.
【关键词】农民工 文化权益 保障 完善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尽快把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联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民工文化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至“2015年，形成相对完善的农民工文化工作机制，建立相对稳定的农民工文化经费保障机制，将农民工文化服务切实纳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因此，加强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问题的研究，是贯彻落实文化强国战略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必然选择。
一、农民工的文化权益的基本状况
（一）文化生活的贫乏。农民工的劳动强度普遍较大，工作时间长，休假休息日较少，务工收入偏低。由于务工地的排外和歧视，政府和企业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有限，再加上自身的自卑，交际圈狭窄，融入务工地居民的生活圈十分困难，其娱乐休闲方式显得十分单一。农民工文化生活的匮乏不利于增强农民工对务工地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也容易导致社会不良的精神文化现象、产品和服务的滋生。
（二）培训权益的缺失。我国农民工的总体素质不高，文化程度偏低，专业技能较弱，适应的岗位狭窄，大多数从事脏、苦、累、险、毒的体力劳动和相对简单的低层次脑力劳动。全国总工会的一项调查显示，农民工的平均年龄23岁左右，初次外出务工岁数基本为刚毕业年龄。这意味着培训不仅对于企业的转型升级意义重大，而且对于农民工个人的发展尤为重要。但是农民工的培训权益缺乏有效的保障。
（三）子女在务工地受教育权益的缺失。长期以来农民工子女在务工地上学难、上学贵等问题一直未得到很好地解决。尽管教育部门也出台了不少政策措施，要求保障农民工子女在务工地顺利入学，但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教育资源和教育经费有限，一些地方仍然以户籍为借口做出限制，这些都使得农民工子女未能充分享受务工地均等的优质教育资源。除义务教育外，农民工子女在务工地接受高中教育的难度更大。
二、保障农民工文化权益的重大意义
（一）加强农民工文化工作，是落实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保障农民工文化权益的重要举措。农民工大多集中在制造、建筑、传统服务业等领域，承担着最苦、最累的工作。由于受到自身经济、时间、居住等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基本文化权益实现的程度还有较大欠缺。因此，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要求尽快把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让他们和所在地居民一样，享受到普惠、均等、便捷的公共文化服务。
（二）加强农民工文化工作，是统筹城乡文化发展，促进城乡文化一体化的重要内容。加强农民工文化工作，加大面向农民工的文化投入、设施建设、人才培养、文化资源供给等方面的力度，增加农民工文化服务网点和文化服务总量，强化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激发农民工群体的文化创造活力和文化传播活力，将会有力地促进城乡文化统筹发展，促进城乡文化一体化，从而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三）加强农民工文化工作，是建设农民工精神家园，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农民工背井离乡、身心长期处于城市的边缘，耳闻目睹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心理容易失衡，容易引发一些社会问题，这就迫切需要加强对农民工的文化熏陶、心理疏导，有效地满足农民工的精神文化诉求，加快建设农民工的精神家园。只有认真做好农民工文化工作，为农民工了解城市开通更多的渠道，搭建更好的平台，帮助农民工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增强农民工的归属感、尊严感和幸福感，才能有效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三、农民工文化权益保障机制的完善建议
（一）构建以农民工为主要对象的公共文化服务机制。统筹城乡发展的目标之一是让农民工融入城市，和城市居民一样享有平等权利。我国农民工数量已达2亿多人，其文化需求与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之间尚存在一定缺口。因此，应充分考虑农民工的文化需求，构建积极有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使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公共文化服务。
（二）构建农民工技能培训机制。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是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适应经济结构调整、逐步融入城市的重要途径。目前，很多农民工没有一技之长，在求职过程中经常面临“技术尴尬”。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升级，城市对技术工人的需求越来越大。农民工对技能与收入之间的关系体会得很深，普遍具有接受培训的愿望，但较低的收入限制了其参加高层次培训的机会。为此，在职业技能培训制度设计时应充分考虑农民工的实际情况，满足他们接受技能培训的愿望。
（三）明确政府的职责，加大对公办学校的投入。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关键，在于要逐年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扩大城区接纳农民工子女入学的中小学校的数量和规模，让更多的公办学校向农民工子女敞开大门。建议政府要以逐年递增的方式加大对教育事业的资金投入，要向承担义务教育任务重、接受农民工子女多的学校倾斜，帮助农民工子女集中的学校改善办学条件。要长远规划、合理布局，加快新城区学校的改扩建工作。
（四）构建农民工文化生活的质量保证机制。满足农民工文化生活需求，不仅要注重量的增长，更要强调质的提高。受各种因素影响，农民工文化生活方式及内容呈多元化发展趋势。不容忽视的是，部分农民工消极、落后、颓废的文化生活方式依然存在，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目标相悖。因此，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应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以健康向上的文化占领农民工的思想阵地，帮助他们抵制庸俗文化、落后文化、颓废文化的侵蚀。
基金项目：2013年度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课题（2013lslktfx-18）。
参考文献：
[1]叶文姬.转型期农民工问题研究[J].沈阳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
[2]雷世平.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研究[J].湖南社会科学，2005，（5）.
一、国内外研究情况
“妇女人权是保障妇女的尊严，发展妇女的人格，实现妇女的价值，在道德上、社会上、政治上、法律上，应当得到承认或已经得到承认的平等的、自由的生存权与发展权等一切权利的统称。”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妇女人权逐渐成为人权领域的热点。国内关于这方面的著作，笔者了解的主要有：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95北京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丛书编委会编的《95北京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国外论文选》，李明舜、林建军主编的《妇女人权的理论与实践》，董云虎、张世平主编的《中国的妇女人权》，信春鹰主编的《妇女与人权》，林建军著的《妇女法基本问题研究》，刘伯红主编的《中国妇女研究年鉴2001-2005》，肖巧平著的《社会性别视野下的法律女性与法律》，荣维毅、黄列主编的《家庭暴力对策研究与干预——国际视角与实证研究》，谭琳，杜洁等著的《性别平等的法律与政策——国际视野与本土实践》等等。内容涉及妇女人权为什么会提出，妇女人权的发展现状及趋势，国际妇女人权的保护，中国妇女人权的保护等各方面。国外学者的著作，笔者了解的主要有：朱莉•莫特斯（JulieM-ertus）等著、社会性别意识资源小组译的《妇女和女童人权培训实用手册》，美国阿斯金、科尼格编的《妇女与国际人权法第2卷》，美国凯利•D•阿斯金、多萝安•M•科尼格编，黄列、朱晓青译的《妇女与国际人权法：第1卷妇女的人权问题概述》，加拿大丽贝卡•J•库克编、黄列译的《妇女的人权国家和国际的视角》，内容主要涉及妇女应该享有的权利，世界范围内对妇女权利的侵害，影响妇女人权的共同的人权问题等问题。关于妇女人权的中文期刊，笔者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以“妇女人权”为篇名，从1993年到2010年，共检索到84条结果，包括报道、评论、学术论文以及学位论文，从文章的分布时间来看(见下表)，对妇女人权的关注出现了三个高峰期，并且研究和关注的侧重点各有不同。时间22155高峰期是在2000—2001年。《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是国际上第一个全面、系统地专门规定妇女权利的国际人权公约，它“为妇女的国际人权保护提供了必要的、充分的法律基础。”。1999年的12月10日，在这个人权日，《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任择议定书》在联合国大会开放，以供签署、批准和加入。该议定书的通过和开放签字无疑是国际妇女运动的重大成就，是国际社会关心妇女人权、承诺保障妇女人权的又一体现。这引发了人们的关注。这一时期的文章主要是围绕这一妇女人权的新发展，并阐述其进步意义。第二个高峰期是在2005—2006年。自2005年12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止案)(以下简称《修止案》)开始施行。由此引发了对《妇女权益保护法》修正案的讨论热潮，进而联系到国际妇女人权的发展。通过对这一阶段现有学术论文的整理，笔者认为，关于妇女人权相关问题的阐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国内关于《妇女权益保护法》修改案看我国妇女人权的发展。有的作者认为，从总体上看，这次《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改，在政治权利方面、文化教育权益方面、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方面、财产权益方面、人身权利方面、婚姻家庭权益方面加大了对妇女人权保护的力度。此次《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改和通过是全国广大妇女政治生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充分反映了我国对妇女权益保护问题的高度重视，同时也标志着我国政府对妇女人权的尊重与保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也有的作者认为，《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改和通过，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法律的上述变化和进步，同时，也带给我们对它的一系列理性思考，包括：《妇女权益保障法》是一般法还是特别法；《妇女权益保障法》与其他法律之间的和谐统关系；《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实体权利规定和程序权利规定的关系；《妇女权益保障法》中所体现的公法与私法的兼容关系。
其二，涉及妇女人权的具体方面，比如反对家庭暴力、性人权保护，以及提高妇女参政权。有作者说家庭暴力的存在，严重侵害的妇女的人权。和谐社会理应包括两性关系的和谐和家庭关系的和谐。要构建和谐社会，反对家庭暴力刻不容缓，应从思想观念、法律制度及社会工程等方面着手。有作者认为我国应当通过制定专项反家庭暴力法、明确警察机构的职能、对婚内进行明文规定、设立民事保护令制度以及在法院开设家庭暴力专庭等方而进一步完善我国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的立法，更好地保护妇女的基本人权。有作者说实实在在依靠法律，就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公民自身和整个社会的传统观念，遏制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行为的滋生，保证妇女的生命权、人身权、安全权、以及其精神和身体的完整等基本人权的真正实现。有作者说加强制度建设，为妇女人权提供制度保障。
其三，关于妇女人权的国际保护。有的作者列举了国际人权法在保护妇女人权方面的缺陷，比如妇女人权的国际保护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保护妇女人权的国际、国内立法未能有效地衔接；保护妇女人权的国际公约在内容上的缺陷等，有作者认为妇女歧视依然存在，列举了妇女歧视在参政、受教育、劳动就业婚姻家庭领域的表现，有作者认为国际法注意对妇女公权利的保护，而较为忽视对妇女私权利的保护，国际法的命运由男性掌控，保护妇女人权的国际法的执行机制存在问题。关于完善妇女人权国际保护的措施，有作者认为要正确理解和处理妇女人权与其他权利的关系，确保实质平等，使法律更客观、公正，加强对国际人权公约的监督；有作者认为要采取强制措施，提高妇女在联合国任职的比率，同时提高她们在联合国决策层的比率，强化联合国妇女组织的地位，修改有关的公约，使其更能体现妇女的要求，更好地为妇女服务。第三个高峰期是在2008—2009年。这段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我国妇女人权的发展，我国妇女人权的保障，妇女人权的国际保护，除此，对妇女遭遇家庭暴力也有集中研究。作者们对家庭暴力的定义进行了探讨，分析了其产生原因，解决方式的特殊性，对于制止家庭暴力的举措，有作者提出加大执法力度，加大宣传力度以提高妇女的反暴意识，援助和保护受害者。
二、笔者观点
论文关键词 孕期妇女 劳动权益 保障
人类社会由男女两性构成，妇女不仅参与社会生产促进社会进步，还担负着人类繁衍的重任。孕期正是妇女需要充分保障的时期，对怀孕女职工予以充分保障不仅是为了保护其自身权益，也是为了保护下一代的健康成长。
一、问题的提出
案例1：某女职工在某公司担任销售经理，月薪加提成每月收入为3万余元。后该女职工被确诊为怀孕，公司以其无法胜任销售工作为由，将其岗位调整至前台从事接收服务，月薪为3千余元。
案例2：某女职工在某公司从事操作员，但从未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单位亦未为其缴纳社保，其每月工资也是通过非公司账户汇款至其个人账户。后该女职工被确诊为怀孕，单位口头将其辞退。该女职工申请仲裁，单位否认与其存在劳动关系，后因女职工无法证明与单位存在劳动关系，致仲裁败诉。该案诉至法院后，我院在申请人民陪审员时，特指定要求妇联工作人员担任陪审员。
案例3：某女职工原是一家外地饰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的营业员，双方订立了为期三年的劳动合同，该女职工在该家公司已正常工作近两年。2011年4月30日，该女职工以怀孕为由向公司提出停薪留职申请，并自5月1日起未再去公司上班。同年9月，该女职工发现公司从3个月前起就不再帮其缴纳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费。与公司联系后才知道，公司早自6月起就以她违反公司请假规章制度为由，单方做出了与其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仲裁裁决公司恢复与该女职工的劳动关系，但公司并未履行，该女职工向我院申请强制执行。
上述案例 ，均为妇女怀孕后劳动权益受损的典型情形。法律法规虽然给予女职工特殊的保护，然而女职工劳动权益未得到保护的情形仍然存在。特别是在女职工的孕期、产期和哺乳期间，女职工被辞退或逼退的现象屡见不鲜。主要而言，妇女孕期劳动权益受损情形有三点：
一是用人单位辞退怀孕女职工。未与女职工签订劳动合同的单位在女职工怀孕后直接辞退怀孕女职工，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单位在女职工请产假后以女职工不来上班等为由将其辞退。
二是用人单位对怀孕女职工调岗减薪。在女职工告知单位怀孕事实后，用人单位以各种理由将女职工调至低薪岗位或不适合孕妇工作的岗位，这种行为的目的往往在于变相逼退女职工，想以女职工自行辞职为由来免除单位责任。
三是用人单位未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导致女职工怀孕后无法享受生育保险。
二、妇女孕期劳动权益保障现状
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依据，以《劳动法》、《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主体及其配套法规等诸多法律、法规在内的保障妇女劳动权益的法律体系，最新出台的相关规定为2012年4月28日国务院颁布施行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这些法律规定为维护妇女权益和妇女平等参与社会、参与劳动权利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并且基于女性的生理特点，以法律规范的形式加强了对女性劳动权利的特殊保护，其中就涵盖了对怀孕妇女孕期的劳动权益保护。主要包括了用工保护制度、工资保护制度、产假制度、生育保险制度等。
（一）用工保护制度
我国法律禁止用人单位非法辞退孕期女职工。劳动法规定了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但对孕期妇女做出了例外规定。依照《劳动法》第29条 的规定，除试用期内发现不符合录用条件、或违纪、或严重失职，营私舞弊，对用人单位利益造成重大损害、或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外，用人单位不得以一般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解除与怀孕女职工的劳动关系。《劳动合同法》也做出了同样的规定。《妇女权益保障法》第27条 也规定，用人单位不得以怀孕、产假为由，辞退女职工或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第23条第二款 还规定用人单位不能在劳动合同中规定限制女职工生育的内容。《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五条 也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因职工怀孕，将其辞退或解除劳动合同。并且，根据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劳动者在孕期、产期的，劳动合同期限届满时，用人单位不得终止劳动合同，并且劳动合同的期限应自动延续至孕期、产期期满为止。
此外，我国法律还对孕期女职工的劳动强度、劳动时间做出了安排，禁止用人单位安排怀孕女职工从事不适宜孕妇从事的工作。《妇女权益保障法》、《劳动法》、《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的规定》等法律法规对女性孕期的劳动保护作了专门规定。《劳动法》第61条规定不得安排女职工在怀孕期间从事国家规定的第三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和孕期禁忌从事的劳动。对怀孕七个月以上的女职工，不得安排其延长工作时间和夜班劳动。《妇女权益保障法》第25条规定：“妇女在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受特殊保护”，“不得安排不适合妇女从事的工作和劳动”。《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6条规定“女职工在孕期不能适应原劳动的，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医疗机构的证明，予以减轻劳动量或者安排其他能够适应的劳动。对怀孕7个月以上的女职工，用人单位不得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安排夜班劳动，并应当在劳动时间内安排一定的休息时间。怀孕女职工在劳动时间内进行产前检查，所需时间计入劳动时间。”并且，在《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后的附录中对女职工在孕期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进行了专门列举 。
（二）工资保护制度
我国法律不仅保障了女职工不被辞退，不被调至不适宜孕妇工作的岗位，还对孕期妇女的工资进行了明确的保障。按照《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5条 的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因女职工怀孕、生育降低其工资。《妇女权益保障法》第27条规定“任何单位不得因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辞退女职工，单方解除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但是，女职工要求终止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的除外”。这些规定有效防止了用人单位以女职工休产假为由扣减孕期、产期工资或以降低工资的行为逼退女职工。
（三）产假制度
针对妇女孕期的身体状况，我国法律特别规定了孕期女职工的休假制度。根据《劳动法》第62条 ，女职工可享受最少九十天的产假。《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七条则做出了更为详细的规定：“职工生育享受98天产假，其中产前可以休假15天；难产的，增加产假15天；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1个婴儿，增加产假15天。女职工怀孕未满4个月流产的，享受15天产假；怀孕满4个月流产的，享受42天产假。”由此可看出，妇女在怀孕后享受法定的休假期，拥有向用人单位请假的权利。在女职工依法向用人单位请假后，单位应予以准许，并不得以职工不来上班为由辞退。
（四）生育保险制度
《劳动法》第73条规定生育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八条规定：“女职工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对已经参加生育保险的，按照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标准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对未参加生育保险的，按照女职工产假前工资的标准由用人单位支付。女职工生育或者流产的医疗费用，按照生育保险规定的项目和标准，对已经参加生育保险的，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对未参加生育保险的，由用人单位支付。”《社会保险法》第六章对生育保险做出了专门规定，用人单位应为职工缴纳生育保险，职工享受生育保险待遇，其中生育保险包括了生育医疗费和生育津贴。我国法律规定将生育保险纳入了社会保险缴纳范围，并明确了用人单位的缴纳义务，职工有权要求单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
综上可见，我国法律对妇女孕期劳动权益的保护日益完善。如从劳动强度保护制度、产假制度均可看出法律规定逐步从原则性规定向细则性规定发展，对孕期妇女权益保障更加严格细化。但是笔者认为在责任制度和经济补偿方面还有所欠缺。在责任制度上，基本上都是行政责任，即行政处分和行政罚款。这种救济方式属于国家公权力救济范围，对于受侵害的妇女没有任何有益的补偿，而且行政责任只对行政主体适用，对于“三资”企业没有什么约束力，使得这些企业中的违法行为得不到有效地追究 。此外，在责任中涉及赔偿的规定也没有具体的赔偿标准。
三、妇女孕期劳动权益受损原因
妇女孕期劳动权益受损，怀孕仅是一个诱发因素，从深层次上看，它是由一些先期就存在的问题导致的。
第一，用人单位用工制度不规范。劳动合同是劳动者权益的基本保障。法律规定建立劳动关系时应当订立劳动合同。但是在实际情况中仍然存在不签订劳动合同，或者用工单位在劳动协议中订立苛刻的要求，如“有些单位在签订劳动合同时在合同中规定女职工在参加工作几年内，或者在整个劳动合同过程中都不得生育，这样企业将大大降低雇佣女职工的成本” 。女性在就业中处于弱势地位，这种无劳动合同保障的情况就更易发生在女职工身上。因此，一旦女职工怀孕后，用人单位便凭借无劳动合同随意辞退女职工，女职工也无劳动合同保障自己的权益。还有些用人单位即使与女职工签订了劳动合同，但会缩短与女职工的合同期限，甚至一年一签，或在预计女职工要怀孕时表示不再续签劳动合同，以此种方式来尽量避免女职工因怀孕影响工作的情况发生，逃避用人单位需要承担的义务。用人单位不规范的用工制度，不仅导致了女职工孕期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还间接加大了妇女就业的难度，增加了妇女就业的不稳定性。“以江苏省的情况为例，女工就业签订5年以上较长期限合同的占40.82%，而近50%的女职工签订的是短期合同，仍有相当一部分女职工与用工单位没有签订任何合同或协议。”
第二，妇女自我保护意识不强。一些妇女的思想落后及自我保护意识的缺乏，导致女职工在孕期时无法保护自己的权益。在就业时，面对用人单位不与其签订劳动合同或劳动合同规定的内容苛刻的情形，为了获得工作，选择默许。在权益受到损害时，因不了解法律知识，不知道如何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甚至有的妇女因害怕失去工作而持容忍态度。并且，在实践当中，相对于用人单位，女职工往往处于一种弱势地位，也缺乏收集、保存证据的意识，因此即使进入了司法救济程序，也因无法举证，导致诉求无法实现，权益无法得到保障。
第三，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完善。一方面，有些用工单位不予缴纳社会保险。相关法律法规均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各种社会保险。但现实生活中，尚有为数不少的企业没有依法参加社会保险，有的则欠费严重，导致女职工生育或发生工伤事故后，职工难以享受应得的各种待遇。另一方面，在社会保险中的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方面存在盲点。《工伤保险条例》并未确认怀孕女工发生工伤事故，造成女工流产或对婴儿损害的情形属于工伤。立法标尺男性化，男子无二位一体的特殊情形，故立法为将女工特殊生理机能和胎儿损害纳入其中。女职工只能寻求民事法律救济。无法获得工伤对母体的伤害实质上造成对胎儿的连带侵害这一认知。《失业保险条例》第14条，将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法定条件确定为：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据此，女性在孕期出于确保胎儿健康之目的自动辞职的，不能得到失业保险救济。其实质将女性特殊生理条件排除在立法之外 。
四、对妇女孕期劳动权益保障的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以及原因，结合权益保障现状，笔者对妇女孕期劳动权益保障提出如下建议：
（一）加大宣传力度，提高保护意识
要实现妇女孕期劳动权益得到有效保障，提高妇女自身保护意识是关键。可由劳动部门、司法部门定期向社会典型案例，将这些案例在各类媒体上进行宣传，或协同妇联，以小品、话剧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走街道、进社区。同时，组织法律人士定期或不定期主动到女职工较多的企业或个体经营组织进行有针对性的法律宣讲，提高用人单位的法制意识，增强妇女自我保护意识，增强妇女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权益的能力。
（二）完善法律制度，扩大保护层面
现有的法律对孕期妇女在用工保护制度、工资保护制度、产假制度、生育保险制度等方面都做出了相关的规定，但在法律责任追究机制和经济赔偿方面仍有待健全。要明确责任主体、监管主体；增加如补发工资的民事责任，明确经济赔偿标准；扩大权益受损时的救济形式，如对于被单位非法辞退的孕期女职工，给予恢复劳动关系或获得经济补偿的选择权，让权益受损女职工可以选择对自己更加有利的救济形式。此外，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对《工伤保险条例》及《失业保险条例》进行一定的修改，将女职工因工作而导致流产或对婴儿造成损害纳入工伤范围，对为保护胎儿而自愿辞职的妇女纳入失业保险保障范围。进一步扩大对妇女孕期劳动权益的保护层面。
（三）加大执法力度，加强保护监督
明确各劳动监察部门责任，并联合工会、妇联等非政府组织，形成合力，加大对用人单位的监察执法力度。采取专项检查和联合督查相结合的方法，定期或不定期地对企业使用女职工情况开展检查，积极预防、及时发现问题，纠正和查处侵害妇女孕期劳动权益的违法行为。同时，在公共场所或用人单位张贴违法用工举报和女职工劳动权益保护咨询信息，如地点和电话号码，不仅对用人单位产生一种威慑力，也方便权益受损女职工及时反映问题、进行咨询，得到帮助。各部门相互配合，切实保障妇女劳动权益保护立法的遵守和执行。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 老年人权益保障
1 我国当前人口老龄化现状
根据我国2011年4月28日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截止到2010年11月1日，大陆60岁及以上人口占到总人口的13.26%，65岁以上占到8.87%，根据国际标准，我国人口已经进入老龄化阶段。但是我国人口老龄化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呈现出发展迅速且与经济发展不同步等特点。
1.1 人口基数大，发展迅速
随着我国人口预期寿命延长，预计根据目前的发展速度，到2050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将超过4亿，占总人口30%多，而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3亿多，将占到总人口的20%左右。而80岁以上的老年人也正以每年5%的速度增长，依这种快速发展的增长速度计算，我国老龄化程度将日益严重，将给社会和自然造成沉重负担。
1.2 老龄化发展区域、结构发展不平衡
由第六次人口普查可知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极其不平衡，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出现了未富先老的特点。大中城市提前达到人口老龄化，像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老龄化程度比较严峻。同时东部沿海地区人口老龄化水平高于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在老龄化的性别分布上，女性人口也高于男性人口，所以呈现出了区域、结构发展不平衡的现状。
1.3 人口老龄化伴随着后代子女的锐减
我国人口老龄化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老年人口基数的增加而年轻人口基数的减少，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计划生育的实施及人们传统观念的转变等，导致人们由以前“枝繁叶茂”的传统观念到如今的“少生优养”的转变，我国在人口老龄化的同时也伴随着低龄人口的减少趋势。
2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然面临的问题，但对于相对不发达的我国来说，与经济不相匹配的人口超前的老龄化，将给社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2.1 社会劳动力下降且出现劳动力老化现象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引起劳动力增长放缓。从目前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到2020年以后，我国劳动力人口比例将出现下降趋势，在缓解就业压力的同时也给社会劳动力造成了一定的威胁，这是劳动力人口将呈现内部结构将出现老化趋势。
2.2 社会保障压力增大
面临社会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对社会医疗、养老、卫生等社会服务基础保障设施的需求增大，这些都需要政府的财政投入。根据预测，到2050年，每年支付给离退休职工的退休费用将达到18万亿元，到2030年将占到国民收入的10%，将大大加重财政负担。同时这也将对我国社保制度提出新的挑战，城市养老与农村养老等问题亟需解决，以期实现社会保障制度的“充足性”、“可负担性”、“透明性”和“可持续性”目标。
2.3 对老年人权益保护的政策和法律体系不够完善
我国目前情况下，初步形成了以《宪法》和有关基本法律为依据的老龄政策体系，但是由于缺乏其他相关制度的支持，所以缺乏长远战略眼光，同时可操作性也比较差功能较为单一，缺乏完整的保障体系。
3 我国老年人权益保护的法律问题及对策
针对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严峻的现状，可以通过学习借鉴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先进经验及策略，结合我国的国情，通过各种途径丰富老年人的物质、精神生活，为社会继续贡献力量。下面我们从老年人权益保护的法律方面进行如下分析：
3.1 我国老年人权益保护的法律规定
对我国老年人权益保护进行规范的法律主要包括《宪法》、《民法通则》、《婚姻法》和《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在我国《宪法》中除了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之外，针对老年人的退休制度受到法律保护，且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保护及我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等。
在《民法通则》中并未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权利进行规定，但是规定了老年人作为一般公民享有的财产权、继承权、婚姻自由权、著作权、生命健康权和名誉权等权利。
在《婚姻法》中规定了公民享有的夫妻共同财产的同等处分权、相互之间的扶养义务及老年人作为父母或继父母时享有的子女对其的赡养扶助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扶助义务时，父母在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情况下有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
《老年人权益保护法》是以特别法的形式明确规定老年人权益内容的法律，除了以上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之外，老年人作为特殊群体，还享有参与社会发展、依法享有养老金和其他待遇的权利，依法享有医疗待遇的权利等。刚刚修改入法的“子女常回家看看”等都是对老年人权益的保障。
除了以上的规定的权利外，老年人还享有以下特殊的权利：老年人享有法律援助的权利；享有司法救助诉讼费用缓交、减交、免交的权利；优先立案的权利和享有先于执行的权利。
3.2 我国老年人权益保护实施中遇到的问题
3.2.1 立法保障的局限
我国对老年人权益保护在立法保障方面还存在着法律体系层次不明的现象，而且现行的法律对老年人的权利保障较为笼统，操作性不强，且内容较为空泛，出现大量的立法空白。
3.2.2 法律实施的局限
立法保障是老年人权益保障的基础，但是法律目的的实现在于其实施，而目前情况下由于公民法律意识薄弱及执法不严等问题导致对我国老年人权益的保障在实施中也存在局限性，比如（1）部分子女没有尽到赡养父母的义务，而导致遗弃、虐待老年人的现象普遍存在。（2）侵害老年人的财产权。由于老年人属于弱势群体，他们的体力、反应能力不足等，导致成了社会不法分子盗窃、抢劫、诈骗的重点对象。（3）老年人婚姻自由权利不能得到有效实现。（4）由于老年人缺乏法律意识及一些司法部门不能严格执法，使得法律赋予老年人的法律援助、司法援助权利等不能得到有效落实。（5）“常回家看看”入法，但却没有相应的违法惩罚措施，但却不能得到法律的有效保障等问题。
3.3 加强和完善老年人权益保护的法律对策
3.3.1 明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定位，理清层次
虽然对我国老年人权益保护的法律规定较多，但是存在层次不明，特别权益保护定位不明确的现象，《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作为老年人权益保护的特别法律，应当突出其地位，把其作为老年人权益维护的最直接的法律，应当把分布在其他法律法规的老年人特别优待等权利补充进来，以便更好地保障老年人权益并贯彻实施。
3.3.2 修正法律内容，突出其核心地位
《老年人权益保护法》作为对宪法的继续和延伸，更加专门、详尽地规定了老年人的权益，是老年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打击违法犯罪的强制性法律武器。所以在实践中应当严格的依法执行，把《老年人权益保障》放在保障权利的核心地位。借鉴发达国家“禁止歧视老年人就业”，有条件的取消部分工作的年龄限制，让有能力有条件的老年人继续参与社会财富的创造。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不断进行修正和完善，满足日益增多的老年群体的需要。
3.3.3 完善对老年人法律援助及司法救助制度
加强对老年人的普法教育，宣传相关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律法规，加强社会年轻一代敬老爱老的道德及法制教育。相关部门联动起来，加强基层和社区老年维权工作，对侵害老年人权利的行为及时联系相关部门，由社会老年人权益维护机构及时处理，以确保老年人人身及财产安全。针对老年人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可以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由政府机关强制在基层司法所设置专门的老年人法律援助机构，为老年人提供法律咨询与服务工作。人民法院系统应当切实执行对涉及老年人权益的案件实行“优先立案、优先审理、先于执行”、减免诉讼费用等的制度，设置专门的审判组，在审理涉及老年人追索赡养费、养老金、医疗等案件时，有人民陪审参与，更好地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4 结语
针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显得日益重要，通过适时研究调整人口政策，完善法律法规，丰富老年人的物质、精神生活，保证老年人的各项权利得到有效保障，最重要的是需要政府、社会、家庭及个人全方位的努力，贯彻“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面关怀”的思想，从而才能健全老年人社保制度，改善老年人的生活、健康及参与社会发展的条件，从而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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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涉老 家庭财产 纠纷类型 维权对策
2013年2月27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不了《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 报告指出，中国将迎来第一个老年人口增长高峰，2025年之前，老年人口每年递增100万人。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加剧，涉及老年人的纠纷日益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在这些涉老纠纷中，尤以家庭财产纠纷所占比例最高。新《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然而现实中，老年人的养老状态不容乐观，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家庭财产纠纷不断，相当多的老人享受不到安宁的养老生活，他们在精神上受到打击，物质上处于困境。然而就我国现行法律程序来说，在赡养纠纷案件中，老年人的权利却不能得到及时的保障，本文立足于涉老家庭财产纠纷的典型类型为切入点，力求能对实践中纠纷案件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
一、涉老类家庭财产纠纷典型类型分析
（一）要求支付医疗费
案例：王老太现年81岁，系江苏南京人，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等疾病，膝下育有三子一女。2010年5月，王老太的老伴去世，之后，王老太将老伴留下的一万元钱交给了阿文（化名）和阿强（化名），而老大阿健（化名）却没拿到一分钱。为此，阿健与母亲王老太的关系恶化，阿健甚至称自己要与母亲断绝关系。
2011年，王老太怕影响其他子女的正常生活，住进当地养老院，期间的生活费用由阿文和阿强轮流支付。由于老太身体不是很好，期间曾患病花去4千余元医疗费，由于阿健不愿分担医药费用，故王老太将阿健告上法院要求支付医疗费用的四分之一。
根据《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的义务，无劳动能力或没有将经济来源的父母，有权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赡养费包括父母的生活费，医疗费等费用，且赡养费的数额应根据被赡养人的生活需要、赡养人的经济状况及当地的经济水平确定。法院最终判决阿健支付王老太医药费的四分之一近1千元。
在此类纠纷中，由于被赡养人年老体弱，容易患病，较为常见的就是老人向法院起诉要求子女支付医疗费，特别是在一些农村多子女家庭中，因部分子女经济情况较差，一旦遇老人生病，农村医保不足则难以支付日益增长的医药费、护理费等开支。而往往农村多子女家庭，多有家庭矛盾或老人在财产处分等问题上如有偏心现象，则更易激发子女矛盾，引发纠纷。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家庭成员应当关心和照料老年人。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对患病的老年人应当提供医疗费用和护理。当老人年老病重时，子女都应当平等承担照顾老人，支付医疗费的赡养义务。
（二）追讨赡养费
先哲孟子的名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把敬老爱幼提高到了治国安邦的高度，成为我国传统孝文化的精华。天下父母们在“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上大都做得无私而近乎完美，把子女养大成人后仍无怨无悔地奉献“余热”：带孙子孙女，作“免费饭堂、旅馆、保姆”，被子女心安理地“傍老”甚至无情地“啃老”、“刮老”，不求什么回报，只要看到子孙幸福有出息就很满足。 相比之下，子女们做得如何呢？
案例：老人胡某某起诉子女支付赡养费，法院判决后，一年需支付老人870元。之后，胡某某每年前来法庭领取，法庭工作人员每年都代老人去向儿子讨要赡养费，有时，未能及时讨要到赡养费，考虑到老人年龄大，行动不便，便由法庭工作人员便先行垫付，将钱交给老人。
我国《婚姻法》第21条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这说明父母子女间的权利义务是对等的，父母抚养了子女，对社会和家庭尽到了责任，当父母年老体衰时，子女也应尽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新《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则规定，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家庭成员应当关心和照料老年人。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对患病的老年人应当提供医疗费用和护理。赡养人不履行赡养义务，老年人有要求赡养人付给赡养费的权利。赡养人之间可以就履行赡养义务签订协议，并征得老年人的同意。
很多赡养纠纷尽管判决结案，但亲子关系也被破坏，物质赡养尚可以通过诉讼解决，也可以通过法院予以执行，然而精神赡养，包括看望老人和日常的关心，却很难执行。同时，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在审理追索赡养费案件时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先予执行。而在现实生活中，老年人基本不知道这条规定，诉讼能力差，法律知识薄弱，也不存在申请先予执行等情况，先予执行难以落实。
我国《婚姻法》第21条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这说明父母子女间的权利义务是对等的，父母抚养了子女，对社会和家庭尽到了责任，当父母年老体衰时，子女也应尽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则规定，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家庭成员应当关心和照料老年人。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对患病的老年人应当提供医疗费用和护理。赡养人不履行赡养义务，老年人有要求赡养人付给赡养费的权利。赡养人之间可以就履行赡养义务签订协议，并征得老年人的同意。
很多赡养纠纷尽管判决结案，但亲子关系也被破坏，物质赡养尚可以通过诉讼解决，也可以通过法院予以执行，然而精神赡养，包括看望老人和日常的关心，却很难执行。同时，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在审理追索赡养费案件时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先予执行。而在现实生活中，老年人基本不知道这条规定，诉讼能力差，法律知识薄弱，也不存在申请先予执行等情况，先予执行难以落实。
（三）侵吞老人房屋的产权
“房子是要留给子女的”，这是很多人惯有的思维。相比于老人的其他行为，子女们更加关注父母百年后财产的分配。而房屋往往是老年人最重要的资产，无论是老人再婚，或者是不能在子女中平均处分自己的财产，都会引起子女对父母房产的过度关注，一旦处置不当，极易产生纠纷。 因此，房产权已成为老年人家庭财产纠纷中维权的第一焦点。随着房产私有化程度的加深，我国无论城乡老年人住房被子女或他人侵占而引发的维权案件呈明显上升趋势。有的子女把占用老年人住房作为赡养父母的条件；有的甚至强占、强行调换老年人的住房；有的利用房改将老年人的住房登记在自己名下。
案例：老朱有一子一女，盘算着把自己唯一的一套房子送给儿子，以后老了就由儿子养老送终。于是，把房子过户到了儿子的名下。可天不遂愿，几年后，儿子儿媳把他们赶出了房子。
老人把房子过户给子女中的一个，并约定由这个子女承担主要的赡养责任，是目前不少家庭采取的养老方式，但这种方式给养老带来不少后患。
新《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老年人对个人的财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干涉，不得以骗取、盗取、强行索取等方式侵犯老年人的财产权益。”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传统观念总认为，父母的房产天经地义要交给儿子的，子女早些处分也是得到世俗观念认可的，而父母打官司要拿回房产则会被世俗议论，也难以被子女所理解。因此，这类纠纷背后家庭关系复杂、矛盾尖锐，在与子女打官司的过程中，老人的身心均受到巨大伤害，即使赢了官司，赡养义务最终也很难真正落实。即使老人得到了赡养费，但破裂的亲情也难以修复，不少老人还因此遭到了子女的打骂。广大老年人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谨慎处理自己的房产等价值较大的财产，尽对子女购房的资助也要量力而行。另外，在与子女相处时也应注意，不要过于偏颇，以免造成子女们心理不舒服引发纠纷。上了法庭，不管结果如何，大家都输了亲情。能够协商解决的，最好不要以付出亲情为代价。
（四）为子女抵押担保
案例：2010年，胡某因投资生意，缺少资金，欲向银行贷款。然而，胡某前些年曾向多家银行申请了贷款，自有的信用额度和房产都已做抵押，且由于其在银行有不良贷款，已被列入银行黑名单。
但胡某又不想错过这个机会，便动员自己的小舅子陈某，让陈某出面向银行贷款，并说服自己的老父母将他们坐落在宁海跃龙街道的房屋进行抵押担保。
2010年12月，陈某与该银行签订了个人借款合同，约定该银行向陈某发放贷款72万元，期限一年，并以胡某父母的房屋进行抵押担保。
贷款到期后，陈某未能归还贷款本息。为此，银行将陈某及胡某父母告上法院，要求陈某立即归还贷款，并要求在陈某未能按期还款的情况下，将胡某父母所有的房屋进行拍卖，以归还贷款。
法庭上，陈某表示，借款合同虽然是由他来签名的，但实际借款人是胡某。而胡某投资失败后，便外出未归，下落不明。
胡某的父母年近七旬，膝下有三子，原本这套房屋是想留给有残疾的老大，但是一直未过户，仍然登记在老人名下。老三常年在外打工，经济上也有纠纷。如今因为老二导致他们身陷官司，老两口非常无奈。
考虑到房屋拍卖未必能拍出好价钱，最终，在法院调解下，双方达成还款的调解协议。两位七旬老人无力还款，最终，无奈将房屋卖掉，用来抵债。老人无处安身，只得在原来房子的对面临时搭建一间棚屋住下。
往往父母子女之间出于亲情，对子女的要求不会拒绝，结果导致房屋被抵押担保，诉至法院后，老人还一无所知，临老无所依。如今，涉老年人民间借贷案件日益增多，一方面老人手中有了余钱，便想通过民间借贷的方式增加收入，另一方面，又缺乏风险意识和法律意识，最后不得不将自己的房屋出卖或被法院拍卖处理，导致晚景凄凉。
（五）再婚老人问题多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文明意识的提高，老年人再婚已不是社会道德不可逾越的鸿沟，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通过再婚重又找到了相依为命的伴侣，重又体味到了家庭的温暖，重又过上了幸福美好的老年时光。但是老年人再婚所引起的财产争议确是呈逐年上升趋势，甚至有些引发成了极为恶劣的案件，既给一些家庭造成了不幸，又造成了很多社会不稳定因素，对此应引起社会足够的重视。
案例：75岁的蒋某（男）与74岁的张某（女）均为再婚。2010年，两人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然而，登记后两人并未共同生活。为此，蒋某多次请求张某到他处生活，可张某却一直拒绝。于是，蒋某将张某诉至法院请求离婚。蒋某表示，自己只是想有个人给他烧烧饭，陪他聊聊天，可是，现在钱被分走了，目的没达到，连儿女们也不理他了。
再婚老人家庭成员关系复杂，尤其是各自子女关系难处理，矛盾容易激化；同时，老年人再婚后的生活涉及到具体的日常开支、住房、医疗费用、财产所有权、子女继承权等一系列经济问题较为复杂，若不能妥善处理容易引发纠纷，再加上老年人法律意识不高，更为纠纷的解决和处理带来麻烦。
随着社会进步与发展，老年人丧偶或离异后再婚已被大多数人接受。但婚前财产继承问题成为老人再婚的障碍，儿女们担心财产旁落他人。要想从根本上解除再婚双方的后顾之忧，可以通过办理婚前财产公证或者律师见证，避免将来可能发生的纠纷，利于稳定家庭关系和财产关系，利于保护再婚双方的合法权益，利于双方老人安度幸福的晚年。 因此，为了避免日后产生歧议和纷争，黄昏恋的双方最好作一个财产公证。老年人再婚之前，最好先就各自财产的归属和分配签订一份明确的遗嘱或协议，避免将来发生争议。
确定婚前双方各自的财产所有权通常的做法是：（1）子女们提出的对已亡生父或生母的遗产继承要求，应予以支持。死者的遗产，应由包括诸子女在内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共同分割。（2）老人原来与子女在一起生活的，应当做好再婚前的家庭析产。（3）再婚双方各自确定本人的婚前财产，婚后不再视为夫妻共有财产。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财产权明确，既可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又可一旦发生纠纷能够依法处理。比如，属于老人的财产就可不因再婚而受到子女的牵制，再婚以后可以自行支配自己的财产，不受配偶的干涉。退一步说，即使再婚后又离异，也只分割共有的那一部分财产，而属于自己的财产不会被对方侵占。当然，确定财产权是一件严肃的事，在与有关的当事人协议后应形成书面材料，并由有关人员签字盖章，最好到公证部门予以公证，以免过后发生争议。
二、为何涉老类家庭财产纠纷维权难
通过以上几种老人家庭财产纠纷类型的叙述，不难发现，在民事诉讼中，涉及赡养权、扶助权、婚姻自主权、继承权等权利的案件是常发、高发案件。老年人维权为何难呢？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1.老年人法律观念薄弱，自我保护意识不够。法律上规定“年满60周岁的公民为老年人”，对于这部分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年龄大，读书少，法制观念薄弱，法律知识就更加少。有时明明自己是受害者，就因为他们缺乏基本的法律知识，自己的合法权益被侵犯了都不知道，就更加无从去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了。
2.老年人不知道怎样维权。当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大部分的老年人不知道如何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不知道找什么机构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就出现了维权难维权无门的局面。
3.老年人打不起官司。许多老年人因经济困难打不起官司，无法通过法律途径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权益被侵害。
4.老年人不能正确对待侵权问题。现如今，引发老年人权益纠纷以家庭财产纠纷居多。因老年人家庭内部原因而产生的权益纠纷，由于老年人存在与“被告”子女有亲情的心理障碍，使得老人权益即使受到严重侵害，也一般不愿声张。因此在维权上的力度就小得多，客观上也助长了侵权事件的发生。
在许多涉老家庭财产案件中，老人们都是由于法律意识不强、自我保护意识较弱或受传统观念影响，面对子女缺乏防范意识。老年人把自己的权益保障全部押在被告子女的自觉履行上，是不明智的。例如，有很多老人借款给子女时，很少会要求其出具借款条或其他书面证据，看起来是对家庭成员的信任，事实上却是在自身的权益保障上打开了豁口。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定和民事证据规则的“举证时限”等规则要求，在诸多子女直接侵害老年人财产的案件中，绝大多数的老年人因没有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而在法律面前得不到支持，引发老年当事人与法院的矛盾，将家庭内部矛盾引向社会，影响了和谐社会的建设。
三、涉老类家庭财产纠纷维权建议
针对以上所提出的涉老类家庭财产纠纷的典型类型和维权难点，有如下的一些基本建议：
第一，加强道德和法制宣传力度。提高老年人的维权意识和能力，一旦发生纠纷，引导老年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调解，或直接向法院起诉。同时提高子女履行赡养义务的责任意识和法律意识，形成尊老敬老的良好氛围。
第二，建立农村老年人维权绿色通道，优先立案、优先审理、优先执行，对生活困难的老人，提供司法救助，并帮助联系司法行政部门，积极寻求法律援助。
第三，建立代履行制度。法院在确定每个赡养义务人应当承担的份额后，可以判决有履行能力或在家的子女代为履行全部的赡养义务，代履行的子女有权向代为履行义务的义务人追偿。
第四，采取支付令方式。如果原告只是要求金钱给付赡养费且能够送达赡养人的，法院可以根据法律规定发出支付令，要求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
第五，建立完善老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机制。充分发挥基层调解委员会、村（居）委会、派出所、司法所等职能部门的作用，建立纠纷预警、个案共调制度。
关键词：大学生；权益；兼职
中图分类号：D9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2）04-0044-03
一、大学生兼职权益的概念分析
兼职一般是指在本职工作之外兼任其他工作。大学生兼职通常是指在校学习的大学生利用自己的课余时间，通过为他人提供劳动，获取劳动报酬、提高自身能力的行为。大学生兼职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从主体来看，是在校的大学生，年龄一般在16周岁以上；从时间来看，一般是课余时间，或周末，或寒暑假，呈现出短期性和阶段性；从劳动的内容来看，多为家教、促销、餐饮服务等简单劳动，目前还出现一些翻译、会计、导游等专业性较强的劳动；从劳动报酬来看，或者按小时来计算报酬，如家教，或者按天计算报酬，如促销、餐饮服务，除翻译、导游等少数工作报酬较高外，收入普遍偏低。
权益是指公民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和利益。权利是被法律所认定的利益，法律赋予其“权利”的称谓，比如生命权、健康权等人身权利，所有权、用益物权等财产权利，知识产权、股权、继承权等兼有人身和财产的权利。利益是指尚未被法律上升为“权利”，但对公民有影响的那部分价值。这些价值同样可分为经济、人身等方面。根据主体的不同，权益可划分为消费者的权益、妇女儿童的权益、老人的权益、劳动者的权益等。不同的权益主体，其享有的具体的权益内容也不尽相同。就大学生兼职权益而言，主要是指大学生在学习之外从事某种劳动的过程中应享有的权利和利益。比如在家教中，大学生的人身安全要有保障，事先谈好的报酬要及时获得，大学生的名誉要得到尊重，尤其是女大学生的人身安全和名誉要受到保护。当然不同的兼职工作，其具体的权益内容也多种多样，但大体上可分为生命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等人身权利；获取劳动报酬的财产权利；兼具人身和财产权的著作权等。
二、大学生兼职权益受损的类型归纳
大学生在兼职过程中其合法权益屡受侵害，这已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据有关部门调查，约有半数以上的大学生在兼职过程中出现了权益受损的情况，其中包括遭遇雇主拖欠工资、克扣工资等损害经济权益的，无故延长工作时间、法定节假日无薪加班等违反工作制度的。这些权益受损的情况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
1. 经济权益受到侵害。部分大学生兼职是以锻炼能力为目的，但也有部分学生是为了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对于后者而言，劳动报酬的获得就显得尤为重要。尽管《劳动法》中有最低工资的规定，但《最低工资规定》“学徒、利用假期勤工俭学的学生不适用最低工资制度”，这是用人单位不执行最低工资规定的依据和理由。大学生兼职活动应获得的报酬由于欠缺法律的硬性保障，导致实践中大学生兼职劳动报酬的高低绝大部分取决于用人单位或者雇主的意愿，加上大学生的弱势地位及人数较多，致使劳动报酬普遍偏低，而且就是偏低的劳动报酬也经常遭受拖欠、克扣，严重侵害了大学生的经济权益。
2. 人身权益受到侵害。比如在夜间的兼职路途中遭遇暴力威胁；部分女学生在从事家教、促销工作中遭遇性骚扰；尤其是对于一些理工生、高职院校的学生，在兼职劳动中面临较高的人身伤害风险，一旦发生人身伤害，其产生的医疗费用由谁承担，是自己、单位还是保险公司？事实上绝大部分是由大学生的家庭来负担，单位和保险公司承担的极少。劳动保障部门的官方网站在“实习人员的工伤政策”解答中明确指出“到参加工伤保险的企业实习的大中专院校、技工学校、职业高中学生发生工伤事故的，劳动保障部门不再进行工伤认定。”这也是单位对大学生人身伤害不予承担法律后果的依据。
3. 其他权益受到侵害。近年来，出现了翻译、会计、写论文、形象代言、专业设计等一些新的兼职类型。大学生在这些兼职工作中享有的权利突破了传统的权利类型，如翻译、撰写论文中的著作权、形象代言中的肖像权、专业设计中的署名权等。但兼职实践中发生的冒名顶替、盗用设计方案、滥用形象和肖像的行为不仅侵害了大学生的经济权利，严重的还可能破坏该学生在学校的声誉，影响大学生的校园生活。此外，由于兼职大多没有签订书面合同，所以用人单位或雇主可以任意解除劳动关系，导致兼职大学生的劳动权利被任意剥夺，其已付出的心血得不到保障。
三、劳动法视野下大学生兼职权益的范围探讨
（一）大学生与劳动者的关系探讨
《宪法》第4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即劳动权是宪法赋予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大学生作为我国的合法公民，理当享有这一基本权利，而兼职就是大学生们行使劳动权的具体体现。在大学生兼职这种劳动行为中，大学生能否成为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争议很大。争论的焦点主要有二：一是1995年原劳动部颁布的《关于贯彻执行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条的规定（“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俭学，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系，可以不签劳动合同”）；二是大学生的学生身份。笔者认为大学生兼职权益的保护应该涵盖在劳动法的调整范围之内。首先，大学生的学生身份并没有限制其劳动权的行使，大学生完全符合劳动者应具备的基本要求，大学生兼职的客观存在足以说明了这一点，所以其在兼职中产生的一系列权益应当得到相应的保护。其次，劳动法调整的是劳动关系以及与劳动关系密切联系的其他关系。大学生在兼职劳动中产生的关系如果是劳动关系，又当如何认定，所以不能否认其是劳动关系。再次，既然大学生兼职形成的是劳动关系，就理应受劳动法的调整和保护，不能因为现行劳动立法规定的不完善、不明确就否认其属于劳动法的调整范围。因此，我们需要从劳动法的视角下对大学生兼职权益的范围予以界定，同时处理好与其他法律的相互衔接问题。
（二）劳动法视野下大学生兼职权益的范围界定
依据劳动法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选择职业权、取得劳动报酬权、休息休假权、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权、接受职业技能培训权、享受社会保险福利权、提请劳动争议处理权等。结合这些权利，对大学生兼职权益的范围作如下界定。
1. 从兼职实践中大学生屡受侵害的权益内容来看，获取劳动报酬权、休息休假权、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权、提请劳动争议处理权等权利，劳动法应无争议地予以保护。大学生兼职的劳动报酬是否适用劳动法的最低工资标准有很大争议，但该争议不能成为否定劳动法对大学生兼职获取劳动报酬权利的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是我国宪法的规定。大学生这一劳动者理应享有休息休假权，所以针对实践中，延长工作时间又不给予报酬这种廉价使用大学生的行为劳动法应予以制止。在兼职中大学生受到伤害是否适用“工伤”的有关规定也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安全是劳动者在劳动中的首要权利，既然不能否定大学生的兼职是一种劳动行为，而大学生又完全符合劳动者的基本要求，那么大学生就理当享有劳动安全这一最基本的权利，立法也应对这一权利给予保障。各有关机关对大学生兼职中产生的争议不予处理的事实是基于目前立法规定不明确造成的，有争议就要解决，放在劳动法中对该类争议予以解决既可节约立法资源，又可使立法体系系统完整。
2. 从兼职的主体、兼职时间的短期性和阶段性来看，接受职业技能培训权、享受社会保险福利权应附条件地予以保护。职业技能培训是单位对准备就业的人员和已经就业的职工，以培养其基本的职业技能或提高其职业技能为目的而进行的技术业务知识和实际操作技能教育和训练。社会保险是国家和用人单位依照法律规定或合同的约定，对具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在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以及暂时失业时，为保证其基本生活需要给予物质帮助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而社会福利较社会保险而言，是较高层次的社会保险制度，它是在单位财力允许的范围内，在既定工资水平的基础上，尽力提高职工的待遇。如果将兼职大学生与劳动者完全等同，就可能存在单位为兼职大学生提供了技能培训的机会，为其缴纳了社会保险，但兼职大学生却辞职不干，这对单位而言是一种损失。所以兼职大学生是否享有这两项权利，应附加一定的条件。如立法可明确，该学生和单位签订合同，表明其毕业后在该单位长期工作，如果这一条件成就，则兼职大学生可享有这两项权利，反之不享有。也就是说立法可以搭建一个现在和将来的桥梁，以权衡兼职大学生和用人单位双方的权益。
3. 新型兼职中产生的其他权益，不宜纳入劳动法的视野，但要做好和其他法律法规的立法衔接。由于新型兼职的出现，兼职大学生的权益也突破了劳动法的权利范围，出现了肖像权、设计署名权、著作权等民商法上的权益。笔者认为，这些权益受到侵害时，应适用民法、知识产权法及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予以保护，而不应纳入劳动法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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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cope Defini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Part-time Interests under the Labor Law Perspective
Liu Liqing， Zhang Jieying
关键词：劳动关系、劳务关系、权益保障
一、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传统界定因素的反思
传统理论认为,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直接招用劳动者为其成员,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提供有报酬的劳动,基于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所产生的一种权利义务关系。而劳务关系是基于劳动者与用工单位根据口头或者书面约定,由劳动者向用工单位提供一次性或特定的劳动服务,用工单位依约向劳动者支付劳务报酬的一种有偿法律关系,最典型的就是民法中的承揽法律关系。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的区别可概括为四个方面:(1)适用法律不同。劳动关系适用《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而劳务关系适用《民法通则》及《合同法》;(2)法律关系主体不同。劳动关系有两方当事人,即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而劳务关系可能是三方当事人,即劳动者、用人单位与用工单位;(3)劳动的直接提供者不同。劳动关系中劳动者直接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受其管理和约束,而劳务关系中劳动者是通过其用人单位的安排间接地向用工单位提供劳动;(4)解决纠纷的途径不同。劳动纠纷必须先仲裁后,而劳务纠纷可以直接论文。
虽然理论上对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的界分比较明显,但司法实践中还是难以区分,有些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直接以属于劳务关系为由不予受理,人民法院在立案时也会严格审查属于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结果直接导致劳动者的劳动权益无法保障。而导致这一结果的直接原因就是传统理论中关于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的界定严格限定了劳动关系的适用范围。比如,在主体上,劳动关系上的用人单位具有特定性,自然人、农村承包经营户、合伙组织则不可以作为用人单位。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以及在校大学生从事兼职工作则不可以作为劳动关系主体一方;在客体上,事实劳动行为又该如何认定?劳动者无法举证又该怎么办?这些问题很有必要值得反思。因此,为了实践中便于操作,有必要对我国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的界分予以重构。
二、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界分因素的重构
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虽然本质上都是以活劳务为标的的契约关系,但由于我国现行法对二者实行分别调整模式,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之际,重新审视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的区别,研究制定适应当前劳动力市场和世界立法潮流的法律制度,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和其他法律关系类似,都是由主体、内容和客体三要素构成的,为此,笔者从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上对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的界分予以重构,以充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一)主体上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平等关系
劳动关系主体,是指依据劳动法律规范享有权利与承担义务的劳动关系的参加者,即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依据劳动法的规定,自然人的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从年满16周岁时开始具备,但是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是否可以作为劳动关系的主体,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我国劳动法规定的用人单位也具有特定性,排除了农村承包经营户、自然人等作为用人单位的主体资格。这些法律规定,就使得很多用人单位钻了法律的空子,规避劳动合同的签订,否认劳动关系的存在,当劳动者无法举证时就很难保护其合法劳动权益。因此,笔者认为,只要主体双方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平等关系,从事的是平等民事行为,就应视为劳动关系的主体双方,而不应该过多考虑主体的属性、身份、年龄等。
(二)内容上具有应然权利义务关系
劳动关系内容,是指劳动关系主体双方依法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我国劳动法对劳动关系主体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作出了明确规定,实际上也许并没有切实履行,但这并不影响劳动关系的存在。因此,笔者认为,只要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身份上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这个管理应扩大解释为形式意义上的管理),财产上存在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其劳动报酬最终来源于用人单位就应视为具有劳动关系的内容,而不能单纯看实然权利义务的履行情况。
(三)客体上存在事实劳动行为
医疗救助制度是保障人权的重要内容，涉及到人的生命健康问题，运用法律制度加以规范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我国医疗救助制度的构建已经探索了若干年，国内学者也对该制度的进行了比较深刻的研究，但在法律视野下的制度建设却鲜有提及，笔者拟从法律规范的角度对我国城市医疗救助制度存在的问题加以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概述
据中国社科院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4》指出，我国目前城市贫困人口约有5000万人，而且这个数字正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在保障其最低生活标准的同时，城市贫困人口的医疗救助也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城市医疗救助”是指行政机关和社会组织对无经济能力但患病的城市贫困人群进行的专项救助制度。医疗救助制度是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部分，是民政部门继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之后，为从深层次解决城镇低收入群体因病致贫和看病难等实际困难而推出的一项新的社会救助制度。
城市医疗救助制度所要救助的对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城市贫困人口，因此，有必要对“城市贫困人口”这一概念加以明确。“城市贫困人口”是指家庭人均收入在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以下的贫困户，城市贫困是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城乡人口的迁移和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而产生的。致贫原因主要有：第一，社会经济因素，即人口基数大、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收入差距加大等；第二，社会保障覆盖低，我国目前由于制度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资金筹集、管理体系的构建等方面还面临着很大的问题；第三，自身因素，该部分人群普遍受教育水平较低，工资收入低，小病不及时就医，拖成大病，使得贫困容易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二、法律视野下我国城市医疗救助存在的问题
城市医疗救助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在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保障了困难人群的最低医疗需求，体现了我国《宪法》规定的尊重人权的精神；另一方面，该制度的确立促进了社会和谐。但该制度从实施之日起，就面临着很多困境和难题，从近些年来的实践来看，该制度暴露的问题也越来越多，现从法律的视角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一）法律不完备
我国目前既没有制定统一的《社会救助法》，也没有《医疗救助条例》，至今我国的城市医疗救助的许多工作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只能依靠相关部门的规定或政策来确定，缺少一套完整的法律法规体系来进行规范各方面的工作，影响了医疗救助实施的效果。同时，一旦在医疗救助过程中发生争议或出现违法行为，当事人难以从法律层面得到保护和救济。
（二）现有立法层次低
为了应对医疗救助立法上的“空窗期”，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建立城市医疗救助制度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的意见》等文件来进行指导，各地方政府也纷纷制定相关的医疗救助的政策。从效力层级上来看，上述两个规范性文件属于规范性文件，其规定的内容效力还较低，难以做到全国范围内的遵守和执行。而各地方政府制定的相关规定则随意性较多，导致各地的操作实践大相径庭。
（三）医疗救助法律制度有待完善
已有规范性文件在医疗救助制度的构建上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从目前的现状来看，其中有些医疗救助法律制度还有待完善，医疗救助的筹资机制、管理机制、运行机制、救助范围和救助模式等都不够健全。如各地在医疗救助的实施过程中一般遵行的救助模式是“事后救助”，即患者预先筹集足够的医疗费用才去医院看病，治疗过程结束后才能到相关机构报销。这种医疗救助模式使救助的作用受到了限制。因此，我国应借鉴国外多数发达国家选择的“事先救助”的模式，即预先确定受助者，在其治疗疾病时产生的费用由医疗服务机构同配套机构直接结算，具有受助者事先垫付全额医疗费用、再向医疗服务机构报销结算的突出优势，能够有效防止低收入者因无能力垫付医疗费用而放弃治疗、拖延治疗、贫困加剧等恶性循环的发生。[1]
（四）医疗救助的法律监督有待提高
医疗救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部分，在具体构建这一法律制度的过程中，各地救助标准不一，致使操作实践的随意性很大，同样的救助对象得到的救助程度有着很大的差别，这与我国没有一套完整的以立法为主导的救助体系有着很大的关系。同样，对于医疗救助程序进行法律监督更是鲜有谈及，没有明确医疗救助的监督机构及其职责，尤其是监督机构享有的职权和措施，这使得救助程序的公正、有效等原则大打折扣。国内部分省市对于法律责任进行了说明，对于如何进行问责、如何加大监督都还未细化。
三、从法律的视角完善我国城市医疗救助制度
医疗救助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保障发展到今天，已成为当代各国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很重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国家对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障救济只有通过立法才能加以确定和公之于众，国家对需要保护的城市弱势群体给予帮助，更需要法律制度来加以强制性规定、执行和监督。
从首次提出在我国范围内建立城市贫困人口医疗救助制度到现今已经过近十年的探索，但我国医疗救助制度仍处于构建初期，采取的是以政策为保障、以行政为推动力量的发展模式，制度的法律化、规范化程序较低。虽然各省市以围绕医疗救助立法为主干，对救助执行、救助程序包括救助对象、救助标准及法律责任等都有了一定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的探索实践，但城市贫困人群的医疗救助仍需进一步完善。笔者综合国内学者的建议及自身的 思考拟提出以下几方面的建议。
（一）推进立法进程
在缺乏统一立法的情况下，医疗救助在具体制度乃至运行模式方面都存在一定差异，并呈现出明显的地方特色和区域色彩，从而不利于统一制度的形成。从各国的立法经验来看，加快立法是医疗救助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国城市贫困人口医疗救助法律制度的构建主要是国务院下发的部门规章及地方政府在结合自身省市的实际情况下作出的规定，这两者的法律效力较低无法进行统一的医疗救助法律制度的构建，并且在实践活动中的指导也还没达到应有的效果。因此，推进《社会救助法》的出台将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内容。为确保贫困人群医疗救助能够健康、稳定、可持续性的发展，从社会发展的需要来看，要把建立确保卫生事业的发展方向、政府在卫生领域的责任和贫困医疗救助制度在法律法规中明确肯定下来，这对建设和谐社会具有现实的积极意义。[2]我国目前立法环境已然成熟，亟需一部法律来对城市贫困人口医疗救助制度进行系统性的构建。
笔者建议，医疗救助应形成以《社会救助法》为统领，以国务院制定的《医疗救助管理条例》为主体，以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规定的法规、规章为补充的完整法律体系。作为统领作为的《医疗救助法》立法内容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统筹性，不可能对医疗救助的具体制度作出详细的规定。因此，国务院应另行制定《医疗救助管理条例》，就医疗救助的具体制度和内容作出详细的规定。同时，考虑我国地域广阔、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可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地方性法规、规章等。
（二）确立医疗救助立法的宗旨与基本原则
从目前来看，地方政府制定的医疗救助规范性文件的首要目的是规范医疗救助管理，保障医疗救助制度的安全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运行，而救助对象的权益保障却被放到相对次要的地位。笔者认为，医疗救助法律制度的宗旨就是要鲜明地确立和始终贯彻以人为本的精神，通过立法使弱势群体的生命健康权益获得更佳的维护、保障和发展，法律制度设计不仅关注其享有什么权利，还要明确严格的法律规定来保障其其他权利不受侵犯以及平等地享有社会权益。
为了贯彻这一宗旨，医疗救助法律制度应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就是要求在医疗救助立法中，强调把维护患者的生命健康权益放在首要位置，重视其价值，尊重其作为人的尊严，保障其权利，满足其正当合法的需求。在立法时应围绕如何最大程度保障患者的权利展开设计，尤其是在资金的筹集、管理、补偿和管理部门的职责等方面，相关规定应更加明朗。
（三）完善城市医疗救助法律制度的内容
各地城市探索医疗救助法律制度的建设已有近数年时间，对救助对象、救助程序等环节的构建均有了一定的成果，但其暴露的问题也发人深省。首先，在进行城市贫困人群医疗救助法律制度构建时，应充分考虑到城市救助的特殊性，出台针对该人群的法律规定，如城市医疗救助构建可以很好地利用社区医疗这一背景，而不是笼统地提出指导。其次，各地在具体操作时应以“事前救助”或“事中救助”为原则，转变立法导向的偏离。最后，完善法律监督体系，以法律的视角来保障城市医疗救助在一个正常的轨道上健康地运行。
（四）加强配套制度的建设
城市医疗救助制度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还需要其他配套法律制度的完善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如城市救助对象中的流浪乞讨人员的医疗救助问题，流浪人员由于没有固定住所，并且没有有效的身份证件，在对其进行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医疗救助时所产生的费用结算，住院治疗期间的护理等问题都有待解决，这就呼吁专项的城市流浪人群救助制度和城市流浪人员临时户口登记制度的出台。
法律法规是行为约束和制度施行的强制性力量。城市医疗救助在我国还只是以一种政策来贯彻落实，导致有些救助项目无法可依、无章可循。[3]这种不完善使得在进行城市贫困人群医疗救助的过程中面临着标准不一、运行制度不稳定等风险。一个国家和谐文明程度高低，很大一部分是看对待社会弱势群体的态度，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对于城市贫困人群的医疗救助问题不得不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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