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欢迎来到好期刊网!

会展礼仪

时间:2023-01-27 21:36:49

导语:在会展礼仪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会展礼仪

第1篇

任往事轻轻抚弄

心早已烂漫成一片绿洲

岁月渐远

在这些孤寂的日子里

把心绪精心梳理

相思如飘落一城的小雨

相思呀

真能放任自由地挥洒吗

远方的眷恋呀

只能遥遥的张望

我的寂寞如草般疯长

谢你给我的心醉的感觉

像随风飘来的一丝温润

我把它写进新词

怕被时光冲淡

一遍遍吟诵哦

独享这份寂寞

此刻,只有你才能看懂吗?

第2篇

所谓展览会,对商界而言,主要是特指有关方面为了介绍本单位的业绩,展示本单位的成果,推销本单位的产品、技术或专利,而以集中陈列实物、模型、文字、图表、影像资料供人参观了解的形式,所组织的宣传性聚会。有时,人们也将其简称为展览,或称之为展示、展示会。

展览会,在商务交往中往往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它不仅具有甚强的说服力、感染力,可以现身说法打动观众,为主办单位广交朋友,而且还可以借助于个体传播、群体传播、大众传播等各种传播形式,使有关主办单位的信息广为传播,提高其名气与声誉。正因为如此,几乎所有的商界单位都对展览会备加重视,踊跃参加。

展览会礼仪,通常是指商界单位在组织、参加展览会时,所应当遵循的规范与惯例。在一般情况下,展览会主要涉及展览会的分类、展览会的组织与展览会的参加等三个方面的大问题。现分别对其介绍如下:

首先,展览会的分类。严格地讲,展览会是一个覆盖面甚广的基本概念。细而言之,它其实又分作许许多多不尽相同的具体类型。要开好一次展览会,自然首先必须确定其具体类型,然后再进行相应的定位。否则,很可能就会出现不少的漏洞。

站在不同的角度上来看待展览会,往往可以对其进行不同标准的划分。按照商界目前所通行的会务礼仪规范,划分展览会不同类型的主要标准,一共有下列六条:

其一,展览会的目的。这是划分展览会类型的最基本的标准。依照这一标准,展览会可被分作宣传型展览会和销售型展览会等两种类型。顾名思义,宣传型展览会显然意在向外界宣传、介绍参展单位的成就、实力、历史与理念,所以它又叫作陈列会。而销售型展览会则主要是为了展示参展单位的产品、技术和专利,来招徕顾客、促进其生产与销售。通常,人们又将销售型展览会直截了当地称为展销会或交易会。

其二,展览品的种类。在一次展览会上,展览品具体种类的多少,往往会直接地导致展览会的性质有所不同。根据展览品具体种类的不同,可以将展览会区分为单一型展览会与综合型展览会。单一型展览会,往往只展示某一大的门类的产品、技术或专利,只不过其具体的品牌、型号、功能有所不同而已,例如,化妆品、汽车等等。因此,人们经常会以其具体展示的某一门类的产品、技术或专利的名称,来对单一型展览会进行直接的冠名,比如,可称之为“化妆品展览会”、“汽车展览会”等等。在一般情况下,单一型展览会的参展单位大都是同一行业的竞争对手,因此这种类型的展览会不仅会使其竞争更为激烈,而且对于所有参展单位而言不啻为一场公平的市场考试。综合型展览会,亦称混合型展览会。它是一种包罗万象的,同时展示多种门类的产品、技术或专利的大型展览会。与前者相比,后者所侧重的主要是参展单位的综合实力。

其三,展览会的规模。根据具体规模的大小,展览会又有大型展览会、小型展览会与微型展览会之分。大型展览会,通常由社会上的专门机构出面承办,其参展的单位多、参展的项目广,因而规模较大。举办此类展览会,要求一定的操作技巧。因其档次高、影响大,参展单位必须经过审报、审核、批准等一系列程序,有时,还需支付一定的费用。小型展览会,一般都由某一单位自行举办,其规模相对较小。在小型展览会上,展示的主要是代表着主办单位最新成就的各种产品、技术和专利。微型展览会,则是小型展览会的进一步微缩。它提取了小型展览会的精华之处,一般不在社会上进行商业性展示,而只是将其安排陈列于本单位的展览室或荣誉室之内,主要用劲教育本单位的员工和供来宾参观之用。

其四,参展者的区域。根据参展单位所在的地理区域的不同,可将展览会划分为国际性展览会、洲际性展览会、全国性展览会、全省性展览会和全国性展览会,往往被人们称为博览会。应当明言的是,组织展览会有一定非要贪大求全不可,特别是忌讳虚张声势、名不副实,动辄以“世界”、“全球”、“全国”名之。若是根据参展单位所属行业的不同,则展览会亦可分为行业性展览会和跨行业展览会。

其五,展览会的场地。举办展览会,免不了要占用一定面积的场地。若以所占场地的不同而论,展览会有着室内展览会与露天展览会之别。前者大都被安排在专门的展览馆或是宾馆和本单位的展览厅、展览室之内。它大都设计考究、布置精美、陈列有序、安全防盗、不易受损,并且可以不受时间与天气的制约,显得隆重而有档次。但是,基所需费用往往偏高。在展示价值高昂、制作精美、忌晒忌雨、易于失盗的展品时,室内展览会自然是其首选。后者则安排在室外露天之处。它可以提供较大的场地、花费较小,而且不必为设计、布置费用过多,展示大型展品或需要以自然界为其背景的展品时,此种选择最佳。通常,展示花卉、农产品、工程机械、大型设备时,大都这么作。不过,它受天气等自然条件影响较大,并且极易使展览会丢失或受损。

其六,展览会的时间。举办展览会所用的具体时间的长短,亦称为展期。根据展期的不同,可以把展览会分作长期展览会、定期展览会和临时展览会。长期展览会,大都常年举行,其展览场所固定,展品变动不大。定期展览会,展期一般固定为每隔一段时间之后,在某一特定的时间之内举行。例如,每三年举行一次,或者每年春季举行一次,等等。其展览主题大都既定不变,但允许变动展览场所,或展品内容有所变动,一般来看,定期展览会往往呈现出连续性、系列性的特征。临时展览会,则随时可根据需要与可能举办。它所选择的展览场所、展品内容及至展览主题,往往不尽相同,但其展期大都不长。

其次,展览会的组织。一般的展览会,既可以由参展单位自行组织,也可以由社会上的专门机构出面张罗。不论组织者由谁来担任,都必须认真作好具体的工作,力求使展览会取得完美的效果。

根据惯例,展览会的组织者需要重点进行的具体工作,主要包括参展单位的确定、展览内容的宣传、展示位置的分配、安全保卫的事项、辅助服务的项目,等等。

第一,参展单位的确定,一旦决定举办展览会,由什么单位来参加的问题,通常都是非常之重要的。在具体考虑参展单位的时候,必须注意两厢情愿,不得勉强。按照商务礼仪的要求,主办单位事先应以适当的方式,以拟参展的单位发出正式的邀请或召集。

邀请或召集参展单位的主要方式为:刊登广告,寄发邀请函,召开新闻会,等等。不管是采用其中作何一种方式,均须同时将展览会的宗旨、展出的主要题目、参展单位的范围与条件、举办展览会的时间与地点、报名参展的具体时间与地点、咨询有关问题的联络方法、主办单位拟提供的辅助服务项目、参展单位所应负担的基本费用,等等,一并如实地告之参展单位,以便对方据此加以定夺。

对于报名参展的单位,主办单位应根据展览会的主题与具体条件进行必要的审核。切勿衣莠不分,来之不拒。

当参展单位的正式名单确定之后,主办单位应及时地以专函进行通知,令被批准的参展单位尽早有所准备。

第二,展览内容的宣传。为了引起社会各界对展览会的重视,并且尽量地扩大其影响,主办单位有必要对其进行大力宣传。宣传的重点,应当是展览的内容,即展览会的展示陈列之物。因为只有它,才能真正的吸引各界人士的注意和兴趣。

对展览会,尤其是对展览内容所进行的宣传,主要可以采用下述几种方式:其一,是举办新闻会;其二,是邀请新闻界人士到场进行参观采访;其三,是发表有关展览会的新闻稿;其四,是公开刊发广告;其五,是张贴有关展览会的宣传画;其六,是在展览会现场散发宣传性材料和纪念品;其七,是在举办地悬挂彩旗、彩带或横幅;其八,是利用升空的彩色气球和飞艇进行宣传。以上八种方式,可以只择其一,亦可多种同时并用。在具体进行选择时,一定要量力行事,并且要严守法纪,注意安全。

为了搞好宣传工作,在举办大型展览会时,主办单位应专门成立对外进行宣传的组织机构。其正式名称,可以叫新闻组,也可以叫宣传办公室。

第三,展示位置的分配。对展览会的组织者来讲,展览现场的规划与布置,通常是其重要职责之一。在布置展览现场时,基本的要求是:展示陈列的各种展品要围绕既定的主题,进行互为衬托的合理组合与搭配。要在整体上显得井然有序、浑然一体。

顺理成章的是,所有参展单位都希望自己能够在展览会上拥有理想的位置。展品在展览会上进行展示陈列的具置,称之展位。大凡理想的展位,除了收费合理之外,应当面积适当,客流较多,处于展览会上的较为醒目之处,设施齐备,采光、水电的供给良好。

在一般情况下,展览会的组织者要想尽一切办法充分满足参展单位关于展位的合理要求。假如参展单位较多,并且对于较为理想的展位竞争较为激烈的话,则展览会的组织者可依照展览会的惯例,采用下列方法之一对展位进行合理的分配。

方法一是对展位进行竞拍。由组织者根据展位的不同,而制定的不同的收费标准,然后组织一场拍卖会,由参展者在会上自由进行角逐,由出价高者拥有自己钟意的展位。

方法二是对展位进行投标。即由参展单位依照组织者所公告的招标标准和具体条件,自行报价,并据此填具标单,而由组织者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常规,将展位分配给报价高者。

方法三是对展位进行抽签。即将展位编号,然后将号码写在纸签之上,而由参展单位的代表在公证人员的监督之下每人各取一个,以此来确定其各自的具体展位。

方法四是按“无来后到”分配。所谓按照“先来后到”进行分配,即以参展单位正式报告的先后为序,谁先报名,谁便有权优先选择自己所看中的展位。

不管采用上述何种方法,组织者均须事先将其广而告之,以便参展单位早作准备,尽量选到称心如意的展位。

第四,安全保卫的事项。无论展览会举办地的社会治安环境如何,组织者对于有关的安全保卫事项均应认真对待,免得由于事前考虑不周而麻烦丛生,或是“大意失荆州”。

在举办展览会前,必须依法履行常规的报批手续。此外,组织者还须主动将展览会的举办详情向当地公安部门进行通报,求得其理解、支持与配合。

举办规模较大的展览会时,最好从合法的保卫公司聘请一定数量的保安人员,将展览会的保安工作全权交予对方负责。

为了预防天灾人祸等不测事件的发生,应向声誉良好的保险公司进行数额合理的投保。以便利用社会的力量为自己分忧。

在展览会入口处或展览会的门券上,应将参观的具体注意事项正式成文列出,使观众心中有数,以减少纠葛。

展览会组织单位的工作人员,均应自觉树立良好的防损、防盗、防火、防水等安全意识,为展览会的平安进行竭尽一己之力。

按照常规,有关安全保卫的事项,必要时最好由有关各方正式签订合约或协议,并且经过公证。这样一来,万一出了事情,大家就好“亲兄弟,明算帐”了。

第五,辅助的服务项目。主办单位作为展览会的组织者,有义务为参展单位提供一切必要的辅助项目。否则,不单会影响自己的声誉,而且还会授人以柄。

由展览会的组织者为参展单位提供的各项辅助项目,最好有言在先,并且对有关费用的支付进行详尽的说明。

具体而言,为参展单位所提供的辅助项目,通常主要包括下述各项:其一,是展品的运输与安装;其二,是车、船、机票的订购;其三,是与海关、商检、防疫部门的协调;其四,是跨国参展时有关证件、证明的办理;其五,是电话、传真、电脑、复印机等现代化的通讯联络设备;其六,是举行洽谈会、会等商务会议或休息之时所使用的适当场所;其七,是餐饮以及有关展览时使用的零配件的提供;其八,是供参展单位选用的礼仪、讲解、推销人员等。

最后,是展览会的参加。参展单位在正式参加展览舒畅地,必须要求自己的全部派出人员齐心协力、同心同德,为大获全胜而努力奋斗。在整体形象、待人礼貌、解说技巧等三个主要方面,参展单位尤其要予以特别的重视。以下,就分别对其作简要的介绍:

第一,要努力维护整体形象。在参与展览时,参展单位的整体形象直接映入观众的眼里,因而对自己参展的成败影响极大。参展单位的整体形象,主要由展示之物的形象与工作人员的形象两个部分所构成。对于二者要给予同等的重视,不可偏废其一。

展示之物的形象,主要由展品的外观、展品的质量、展品的陈列、展位的布置、发放的资料等构成。用以进行展览的展品,外观上要力求完美无缺,质量上要优中选秀,陈列上要既整齐美观又讲究主次,布置上要兼顾主题的突出与观众的注意力,而用以在展览会上向观众直接散发的有关资料,则要印刷精美、图文并茂、资讯丰富,并且注有参展单位的主要联络方法,如公关部门与销售部门的电话、电报、电传、传真以及电子邮箱的号码,等等。

工作人员的形象,则主要是指在展览会上直接代表参展单位露面的人员的穿着打扮问题。在一般情况下,要求在展位上工作的人员应当统一着装。最佳的选择,是身穿本单位的制服,或者是穿深色的西装、套裙。在大型的展览会上,参展单位若安排专人迎送宾客时,则最好请其身穿色彩鲜艳的单色旗袍,并胸披写有参展单位或其主打展品名称的大红色绶带。为了说明各自的身份,全体工作人员皆应在左胸佩戴标明本人单位、职务、姓名的胸卡,惟有礼仪小姐可以例外。按照惯例,工作人员不应佩戴首饰,但男士应当剃须,女士则最好化淡妆。

第二,要时时注意待人礼貌。在展览会上,不管它是宣传型展览会还是销售型展览会,参展单位的工作人员都必须真正的意识到观众是自己的上帝,为其热情而竭诚地服务则是自己的天职。为此,全体工作人员都要将礼貌待人放在心坎上,并且落实在行动上。

展览一旦正式开始,全体参展单位的工作人员即应各就各位,站立迎宾。不允许迟到、早退、无故脱岗、东游西逛、更不允许在观众到来之时坐、卧不起,怠慢对方。

当观众走近自己的展位时,不管对方是否向自己打招呼,工作人员都要面含微笑,主动地向对方说:“你好!欢迎光临!”随后,还应面向对方,稍许欠身,伸出右手,掌心向上,指尖直接展台,并告知对方:“请您参观”。

当观众在本单位的展位上进行参观时,工作人员可随行于其后,以备对方向自己进行咨询;也可以请其自便,不加干扰。假如观众较多,尤其是在接待组团而来的观众时,工作人员亦可在左前方引导对方进行参观。对于观众所提出的问题,工作人员要认真作出回答。不允许置之不理,或以不礼貌的言行对待对方。

当观众离去时,工作人员应当真诚地向对方欠身施礼,并道以“谢谢光临”,或是“再见!”

在任何情况下,工作人员均不得对观众恶语相加,或讥讽嘲弄。对于极个别不守展览会规则而乱摸乱动、乱拿展品的观众,仍须以礼相劝,必要时可请保安人员协助,但不许可对对方擅自动粗,进行打骂、扣留或者非法搜身。

第三,要善于运用解说技巧。解说技巧,此处主要是指参展单位的工作人员在向观众介绍或说明展品时,所应当掌握的基本方法和技能。具体而论,在宣传性展览会与销售性展览会上,其解说技巧既有共性可循,又有各自的不同之处。

在宣传性展览会与销售性展览会上,解说技巧的共性在于:要善于因人而宜,使解说具有针对性。与此同时,要突出自己展品的特色。在实事求是的前提下,要注意对其扬长避短,强调“人无我有”之处。在必要时,还可邀请观众亲自动手操作,或由工作人员对其进行现场示范。此外,还可安排观众观看与展品相关的影视片,并向其提供说明材料与单位名片。通常,说明材料与单位名片应常备于展台之上,由观众自取。

第3篇

一、会计核算与会计管理的内涵以及二者关系

(一)会计核算与会计管理的内涵

会计核算即会计反映,通过以货币的形式将企业各项经营项目的运营情况及资金利用情况反映出来。会计核算作为会计工作的基础,其主要核算方法包括成本计算、账户设置、审核凭证、清查企业财产以及编制会计报表等[1]。会计管理作为会计系统中的子系统,以分类标准为依据可以将会计管理工作进行细分,例如,以管理对象为依据时会计管理主要包括会计核算管理制度、会计电算化管理以及会计档案信息管理等。会计管理条件、会计主体、会计客体是构成会计管理体系的主要内容[2]。

(二)会计核算与会计管理之间的关系

会计系统内部之间的各个要素之间存在互相依存又互相制约的辩证关系。在会计管理人员根据相关的管理条例与法律条文规定、企业的管理目标以及现有管理制度中的存疑制度等各个方面的需要,积极地运用会计管理方法与管理工具来完成会计核算工作。将会计核算与会计管理有机结合起来,就可以帮助企业更加准确的制定计划、做出决策。会计工作已经是企业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会计工作,对目前企业的经济情况进行分析,明确企业发展中存在问题的地方,同时还能对未来市场的发展与需求做出预测,这样就可以为企业决策提供可靠的会计信息,做出正确的决策。

二、会计核算与会计管理的未来发展方向

(一)会计核算的发展方向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企业规模的不断壮大,企业的会计结算的未来发展方向也出现了变化。第一,会计核算向集中化的方向发展。会计核算集中化就可以把企业经济活动中的全面决算分级辅助都进行集中的核算。第二,会计核算向信息化方向发展。在近年来的会计核算中,会计核算的相关数据、核算工作渐渐同企业的先进的电子信息联系起来,通过运用核算更加精确,速度更快,效率更高的电子信息技术,会计核算工作的准确性以及工作效率都有显著的提高。第三,会计核算向规范化的方向发展。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对会计核算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会计事务所、相关的会计从业人员能够在会计工作中采用更加标准和规范的手段来进行会计核算工作。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发展来对核算规范的内容进行更正、修改,使会计核算的内容不断规范,从而使会计核算人员的核算行为更加合理。第四,会计核算向法制化方向发展。会计核算不仅要符合会计核算的规范还要遵守相关的法律条文规定。企业的管理部门也要根据法律的规定来监督管理会计核算行为[3]。

(二)会计管理的发展方向

随着企业发展的要求和市场发展的需求,会计管理也要及时的调整管理内容。首先,会计管理更加注重战略管理,因为会计战略管理也是企业战略管理的一部分,通过加强会计管理水平来推动企业经济发展;其次,会计管理更加注重对企业人内部的管理,尤其是在加强企业有形资产的同时还要加强无形资产的管理,及对知识产权和人力资源的管理;最后,会计管理重视对人才和知识的管理,因为现在的社会就是人才和知识竞争的社会,企业会计管理中不断提高对人才和知识的管理水平就可以有效的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创造出更高的价值。

三、会计核算与会计管理一体化发展的原则

通过上述文字的描述可以看出会计核算与会计管理是相互依存又相互独立的辩证关系。要想顺利开展会计管理工作就要依赖于精准的会计核算,会计核算为企业做出正确的经济决策提供了精确的数据基础。会计核算与会计管理一体化并不是近年来才新兴起来的,而是始终处在一个缓慢发展的过程中,在近年来才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而且随着近年来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各个企业和会计从业人员意识到会计核算工作不仅包括对企业的资金、资源的支配与流向记录,还应该对企业的人力资源进行管理[4]。

(一)不断完善会计核算信息系统

为了能够通过会计核算提供更加准确和完善的数据资料,在进行信息系统设置的时候,通过人工将数据信息输入到计算机系统中很容易因为人为原因导致数据误差的出现,最终影响整体的核算结果。因此,就要在设计核算信息系统的时候,将管理中的细节进行仔细的核对,能够兼顾会计核算与会计管理一体化的具体要求[5]。

(二)建立起统一的数据交换端口

由于会计核算系统掌握着企业的关键信息,而且对企业决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对会计核算系统的规范性要求较强。为了解决在报表合并、汇总和跨系统查询时出现的各种障碍,就要建立起一个可以实现不同软件之间,可以互相交换数据信息的统一数据交换端口,也可以给用户提供一定的选择的空间。通过建立起统一的数据交换端口,企业在进行会计核算与会计管理一体化信息系统共享数据信息的时候,就不用再交换财务软件,使财务核算与财务管理工作更加简单。

(三)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

为了能够不断提高会计核算与会计管理一体化水平和为企业决策提供更加准确的数据,企业的财务系统就要不断的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可以对企业财务管理的各个阶段与各个方面进行分析与考虑,一旦企业的管理中出现问题,就可以及时解决,规避企业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和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四)以企业的实际发展需要为主

促进企业计核算和会计管理一体化是为了能够更好的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并制定正确的管理方法。推进企业会计核算与会计管理一体化要结合企业的实际发展需要,把企业的发展需要作为一体化的基础与前提,探究更加适合本企业的财务管理方式,而不是生搬硬套。同时要不断促进企业的会计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提高会计水平。

结束语

第4篇

论文摘要:高校教师人力资源在发挥人力资源本身作用的同时,不断地再造与重塑社会人力资源。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在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重要的是她能够也应该引领社会的先进文化、选择与传承优秀的人类文明,从而区别于其他生产要素而为社会和谐与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人力资源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最早源于西方。纵观企业管理的全部历史,大致经历了经验管理、科学管理、文化管理三个阶段,总的趋势是管理的软化。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在这一背景下兴起。中国改革开放后,对人力资源与社会发展的研究在理论上迅速与世界接轨,但在实践中还比较滞后。一个总的发展趋势便是更加注重个体的人的全面发展,强调社会的发展就是人的全面、科学的发展。

人力资源是最重要的稀缺资源,而教师人力资源位列所有人力资源之首,为社会再造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和后备力量,而超出诸如石油等其他资源成为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同时教师自身人力资源的深度开发将为所在区域的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先进的文化理念和现实的生产力,促进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均衡与科学的发展。

一、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意义

人力资源强国思想将人力资源理论与强国思想相结合,创造了一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通过自身资源与能力开发谋求和平发展的新理念、新模式。在我国这样一个后发展的人口大国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目的在于解决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根本动力问题。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将成为我国寻求和平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如何把我们巨大的人口资源优势变成人力资源优势需要一个踏踏实实的社会转型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得到真切的尊重,即实现“人本位”而不是“官本位”,这就需要政府作出痛苦的抉择,接受外部的批评,自上而下地进行改革,由“官本位”转变为“人本位”。否则的话,目前大量的人才与资金外流的状况就不会改变。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不断增长,一些体育、影视等明星纷纷取得外国国籍,官员的家属与子弟的移民,所有这些都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表明这些人并不看好中国的发展,怀疑它的可持续性与稳定性。人力资源的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发展战略,对提升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具有深远的意义。

人力资源开发水平是衡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重要指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从根本上说,就是要以人为本,坚持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而怎样依靠人民、如何为了人民、如何由人民共享这些具体实施与操作层面的问题,必须有人来做详细的分解方案,扎扎实实地推进,否则只能流于形式和口号。而这些都是要由人来做,由有知识、有才能、有道德的人来担此重任。所以,要给予这些人位置、待遇与发展的平等机遇,要有一种环境和制度,以保障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中国今天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全球第二名。人口巨大的中国自身的发展与进步就是对世界的一个贡献,但是我们一直号称的和平崛起却使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越来越出现与和平不协调的声音和行动。一方面,的多边化与国际化已经成为无法挽回的事实,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错失了很多机遇,这也说明我们在这方面人才的匮乏;另一方面,人才在泱泱大国没能有机会贡献自己的智慧,这是一种悲哀,其实我们有能力为人类和平发展提供创新模式。

人力资源强国思想将人力资源理论与强国思想相结合,创造了一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通过自身资源与能力开发谋求和平发展的新理念、新模式。在我国这样一个后发展的人口大国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目的在于解决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根本动力问题。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实现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发展”,这是我国有别于传统资本主义国家强国之路的重要特征。而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将成为我国寻求和平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二、高校教师人力资源对社会的独特作用

高校教师人力资源的作用是通过高等教育对社会发展的综合作用来体现的。最初象牙塔式的高等教育从社会的边缘走进社会舞台的核心位置,高等教育日益与社会的发展紧密的结合起来。更加开放的大学校园难免受到社会上不良习气的影响。日益行政化的高校管理很难真正做到“以人为本”,这里的人既有学生,又有教师。“官本位”依然会是主流的追求,学术权威往往会屈从于行政的权威。法国的狄德罗曾说过:“除去真理和美德,我们还能为什么所感到?”——那是一个单纯而美好的年代,大学是神圣的,曾寄托了多少圣洁的理想与期待。今天,当人们开始抱怨大学的世俗化的同时,也说明我们教师人力资源的积极作用没能很好地发挥出来。大学作为先进的组织,其运行机制与文化氛围应该成为所有其他组织效仿的对象,这就是大学的文化引领与文明的选择与传承功能的发挥。

纵观高等教育发展史,特别是19世纪洪堡创立柏林大学以来,教学、科研与服务构成了高等教育的三大社会职能,并至今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同时,高等教育三大职能随着社会变革的需求在不断调整其内涵与外延。高校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质性的合作形成良性的互动,这已经为许多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所证实。比如,美国的硅谷就是以斯坦福大学等高校的教学(培训力量)、科研为依托形成了令世人瞩目的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的一个增长点和加速器。而且,因此高校所形成和向社会传播的“文化生产力”氛围将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科学的发展注入更深的底蕴。这些作用的充分发挥要依赖于教师人力资源的言传身教,教师对社会的贡献不单是教师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量化指标,而在于教师是如何把孩子们引领上热爱科学、追求真理、热爱生命、关心他人等拥有良好素质和身心健康的幸福人生。在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缓慢进行这样一个状态下,教师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知识的传播、道德的示范、创造力与心智的开启,所有这些美好的东西都是要由教师来完成的,教师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是前提条件是要让教师在学校得到尊重,让知识在学校得到尊重,学术的事情由学术的专家来决定,而不是屈从于行政权力,改变目前高等教育过度的行政化倾向。

今天,我们慨叹社会发展了,很多人富了起来,有了大房子,有了车,一天忙忙碌碌,但是幸福感并没有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增长。如今我们面对的是:宽阔的大街上车辆的愈来愈多,我们呼吸的空气越来越污浊;酒后驾车造成的交通事故或逃逸或者更加令人发指的行为;毒奶粉与地沟油,加上各种激素、化肥的蔬菜水果,哪里还有安全的东西,人们无处藏身;道德的沦丧、学位的贬值……所有这些,有人把它归结为教育的失败,这是不公平的,在这样的大环境体制背景下,教育承担不了这么多的职能,仅靠教育解决这些问题,就像我们把官员的廉政寄托在官员自身的道德品质上一样是不靠谱的。

高校教师人力资源在发挥人力资源本身作用的同时,他们是在育人,教师身上的任何瑕疵都会作用于学生的身上,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工作呢?教师人力资源不断地再造与重塑社会人力资源从而塑造民族的未来。同时,教师人力资源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在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她能引领社会的先进文化、选择与传承优秀的人类文明,从而区别于其他生产要素而为社会和谐与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作者简介:郑立新,副院长,副教授,从事教育文化研究。

参考文献:

[1] 王天翔.激励机制在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作用[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1,(1).

[2] 吴彩星,杜学元.对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特点及意义的再认识[J].教书育人·高教论坛,2010,(3).

第5篇

【关键词】农资连锁;特许经营;发展战略

农资连锁经营是指经营农用生产资料、使用统一商号的若干门店,在同一总部的管理下,采取统一采购或授予经营权等方式,实现规模经济效益的一种现代商品流通方式,主要有直营连锁、特许(加盟)连锁、自由连锁等类型。这种现代流通方式在发达国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近几年在我国也迅速发展起来,各地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农资连锁企业,实践证明,农资连锁经营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分销商品与服务的方法,同时还对农业经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一、农资连锁企业的SWOT分析

(一)优势

1.先进的连锁经营模式。农资连锁企业竞争优势在于其是省内同行唯一采用特许连锁加盟经营模式进行分销的流通企业。规范统一的市场形象和价格,有利于在消费者中树立品牌形象和迅速建立起全国市场营销网络和服务体系,也有效避免了困扰其它同行产品的假冒侵权现象。农资连锁企业公司开安徽农资连锁之先河,构建起新的游戏规则。实行“统一品牌、统一采购、统一管理、统一营销、统一服务、统一核算”的“六统一”连锁经营,规范农资营销的各个环节,不仅做到商品质量有保证,同时也提高流通效率,降低成本,保证农资连锁企业的农资连锁经营在较高的平台上运营。该种经营模式把乡镇连锁店作为分销终端,通过牢牢掌握终端市场,以低成本和服务来创造品牌,做大规模,提高市场占有率。

在连锁店的设立上,公司从各乡镇的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进行合理布局。一般在每个县设立一个人、财、物完全由公司统一控制的销售中心,成为本地区的控制系统,把连锁店设在乡(镇)或村上,最大限度地与消费者拉近距离。通常这些连锁加盟商大部分都是过去的乡(镇)农技推广站或供销社的从业人员,具有多年经销农资产品的行业背景,不但与农民有广泛的联系,而且还有场地、人力资源的优势,基础非常好,有利于农资连锁企业开拓本地市场。

2.完善的品牌推广体系。以往农资销售一直不讲品牌,徽商农资连锁企业进入农村市场后,投入近百万元进行农资连锁企业品牌宣传,拥有一批十分精通流通领域、农村市场、农资产品营销的各类专才,具有先进的营销理念和营销技术,并制订了富有创意和可操作性的营销行动计划,设计并注册了徽商“农资连锁企业”徽标,通过电视广告、广播、报纸、助学活动、农资连锁企业报、配送车、墙体广告、访销员和连锁店等多层次、多渠道宣传“农资连锁企业”的品牌。安徽电视台、安徽日报、安徽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对农资连锁企业公司进行专访,称赞“农资连锁企业”连锁店是农民的放心店。据最近调查,不到一年时间,农资连锁企业品牌无为县知名度达到70%以上,巢湖(含山)和庐江县达到50%以上,农民普遍认同,农资连锁企业公司农资商品质量可靠、价格公道、服务又好,买农资连锁企业商品就是买放心。

3.先进的信息管理系统。公司拥有功能强大的信息管理系统,包括前台POS系统和后台MIS系统、电子商务系统、决策支持系统、财务管理系统、业务分析系统、采购管理系统、仓储管理系统、配送管理系统、客户管理系统、加盟商管理系统、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等。不仅实现全部业务流程的动态监控和远程管理,更可实现与生产厂商、结算银行及公用计算机网络的安全联通。

(二)劣势

1.管理与技术人才短缺。农资连锁企业自成立以来,在不长的时间内,迅速引进一批农业专家与管理人才,他们对于商品的了解、市场判断等具有很强的实力,为公司的快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随着公司规模的迅速扩大,区域市场的不断拓展,以及市场竞争的不断变化,需要更多的管理专才、营销专才与行业专家,现有人手明显不足。公司不可能在短期内自行培养出紧缺人才,从市场上也很难一下子招聘到合适人员,因此,人才短缺问题已成为农资连锁企业发展的一道“瓶颈”。而这道瓶颈如不能及时解决,无疑会增加企业的经营风险。

2.短期内融资压力较大。连锁经营是规模经营,因此对企业的融资能力有很高的要求。尤其是农资连锁企业正处于高速扩张期,急需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与流动资金,对公司的实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目前,公司正与银行、投资机构、农业部门广泛接触,有望在年底前获得1~2亿元的贷款或投资,暂解部分资金压力。

3.缺乏强势的企业文化。农资连锁企业从成立至今不到三年时间,员工来自四面八方,其中大多数人都有过从业经验,思想观念千差万别。有人戏称公司现在正处于“井冈山”前期,各路人马各有神通,但却是未经整编的散兵游勇。农资连锁企业急需建立符合自身特点的强势企业文化,并运用这套文化对这批人马进行“三湾整编”,从而将各种力量整合起来,形成一支有战斗力的企业团队。

转贴于

(三)机会

安徽农资市场长期处于无序的竞争状态,正规的生产企业和农户都深受其苦。农资连锁企业的入场无疑给政府、企业与农户带来了希望。而相关利益者的这种期望又反过来促成了农资连锁企业品牌的快速成长。安徽农资市场需求总量每年约为200亿元,至今尚无一家公司的市场占有率超过10%,也就是说,农资连锁企业拥有巨大的成长空间。

(四)威胁

尽管农业部农市发[2003]3号文件明确要求积极推动农资连锁经营发展,但地方特别是县乡基层行政执法部门地方保护主义严重,非正常行政干预与处罚各地时有发生,大大增加了公司市场进入成本和经营难度。就农资市场现状来看,许多企业不规范的竞争行为依然威胁着农资连锁企业的发展。对于农资连锁企业而言,未来几年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现有的市场竞争,而是外资企业的进入。根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三年之后外资企业就能直接介入中国的农资流通企业,这些外资企业都十分看重中国农业这一极具增长潜力的市场。(1)从今年开始,在分销服务方面,对于佣金服务和批发服务,中国将允许外国服务提供者从事农药和农膜的分销服务,将全面放开佣金服务和批发服务;对于零售服务,除了不允许外资进行化肥零售(入世后5年内取消限制) 外,中国将取消对零售服务的限制;另外,中国还取消对特许经营和无固定地点的批发或零售服务的限制。(2)加入WTO五年即2005年后,允许外国分销服务商从事国内化肥的批发零售业务。

二、企业战略设计

(一)企业愿景设计

让更多的中国农民享受到我们的优质服务。

(二)企业使命

造就农资行业顶尖的管理与技术人才;做传统行业新价值的发现者与创造者。

(三)经营理念

农资连锁企业的经营理念归纳起来共16个字,即货真价实、量足诚信、专业技术、服务三农。长期以来,我国的农资生产与销售环节相脱节,市场交易主体分散,经营规模小,服务水平差,效益不高,造成了农资市场无序竞争、市场秩序混乱,制售假冒伪劣产品、坑农害农事件屡有发生。面对这样一种混乱的局面,政府部门虽有整顿之心,却无控制之力。农资连锁企业公司以服务三农、造福农家为己任,欲藉市场之手解决固有顽疾,通过向市场提供货真价实、保质保量的农业生产资料,规范市场,平抑物价,从源头杜绝假冒伪劣;通过向农户提供专业技术服务,引导农民科学种田,调整种植结构,快速致富奔小康。

(四)企业目标

成为中国最优秀的农资分销商,以农资连锁经营为载体,不断拓展农资经营范围和服务领域,不断拓宽市场范围,逐步把农资连锁企业发展成经营规模化、市场网络化、服务多元化、跨地区、跨行业的现代农资流通企业;办成集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于一体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办成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服务的综合服务组织。并逐步拓展物流配送、农技推广服务、农业技术开发、农产品收购、农产品加工、自由品牌商品开发,乃至农村金融服务等多项业务。

(五)总体战略

1.差异化战略。差异化战略最突出的表现是,为顾客带来价值的是企业产品/服务独特的属性与特征,它是个性化的,而非共性的。从理论说,企业能为顾客创造价值的一切都可以作为差异化的基础。企业可以通过不计其数的方式实现产品/服务的差异化。迈克尔·波特也说过,战略的本质就是差异化。但难点在于,如何识别能为顾客创造价值的特征。农资连锁企业公司从研究农户的潜在需求及竞争对手入手,结合自身的能力条件,找到了自己的差异化路径,即产品差异化与服务差异化。

2.快速反应战略。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快的速度响应客户并满足他们的需求是全球市场竞争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农村市场竞争的发展趋势。反应速度已成为反映企业竞争能力的重要指标,成为企业增强竞争力的核心。对组织内部的快速反应与对组织外部的快速反应是农资连锁企业的快速反应战略紧密联系的两个方面。对组织内部的快速反应要求组织扁平化,组织的各个环节分工明确、信息畅通、协调一致、执行有力;对组织外部的快速反应则要求组织建立与上下游间信息、物资、资金的快速通道。企业要提高快速反应能力,就有必要进行一番变革,将生产过程、营销过程、管理过程重新整合为统一高效、具有快速反应能力的业务流程,从而创造更高的顾客价值和企业价值。

参考文献

[1]丁立言,张铎,吴清一.物流基础[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2]郭冬乐,等.以创新上规模用规范促发展[J].财贸经济,1998,(2).

第6篇

面对疫情,各级干部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工作作风必须有脱胎换骨的大变化,才能做到有所作为、不辱使命。疫情发生以来,x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市委关于疫情防控的一系列部署要求,把做好疫情防控作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现实检查,在全区党员干部中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造思想、改变习惯、改进作风”大行动,为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高标准完成三大历史任务、交出两份优异答卷提供了坚强保障。

以改造思想为先导,切实增强做好疫情防控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思想决定行为,思路决定出路。市委书记x指出,各级干部改造思想的根本目的是**,要以对党的事业负责、对人民群众负责的态度对待肩负的工作任务。对x而言,全区60万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就是各级干部的初心所系、职责所在。我们坚持把做好疫情防控摆在第一位,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针对部分干部存在的畏难思想、固化思维、松劲心态,深入开展“疫情讲堂”“防控党课”,

强化学习教育和思想改造。工作中,所有处级领导全部深入一线开展防控排查工作,组织近万名机关干部直接下沉514个“三无”小区和130片平房,昼夜值守、严格管控。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共有1.28万名志愿者、企业职工、退伍军人参与了防控工作,形成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疫情防控大格局。

以改变习惯为核心,将高标准严要求落实到每个工作细节

战胜疫情,不仅需要高超的指挥艺术、过硬的战斗本领、顽强的斗争精神,更需要一线作战的党员干部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针对部分干部存在的“推一推动一动、不推不动”“工作标准不高、敷衍塞责”等不良习惯,我们从责任分解、纪律约束、督导检查等方面着手,推进各级干部以战时的状态和战士的姿态投身到战“疫”中。建立处级领导包联社区、包联企业制度,深入一线、靠前指挥,推动落实疫情防控、复工复产、项目建设等各项工作。区直各部门和乡镇街道,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经济社会发展,做到两手抓、两不误。印发《全区各级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疫情防控“八必须八严禁”的通知》,组织16个督查组进行全面督导检查,对防控排查不力的单位进行了严肃问责,保障各项工作有序有力推进。发挥选人用人导向作用,对在抗疫一线勇于担当、

表现突出的党员干部大力提拔重用。

以改进作风为动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第7篇

“中国复兴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规划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我们认为,这将直接刺激更多中国游客奔赴马来西亚,进而带动旅游周边产品输出。我们不能错失良机。”在第117届广交会上,马来西亚六星资本创业有限公司CEO陈质扑怠

借助运作成熟的中国―东盟自贸区规则,这家企业今年在广交会上首次向中国和全球市场发售海藻系列产品。陈质扑担在他看来,随着外贸格局的演变和调整、新战略的落实与推广,中国还将成为更多东南亚企业借力参与全球贸易的新平台。

中国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的出口值增长速度超过10%,远高于外贸出口总额增幅。而随着战略政策释放的红利逐渐显现,2万多家参展广交会的中国企业或借助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势,或积极寻找海外商业合作伙伴,纷纷掀起一股拓展外贸新格局、谋求共赢新动力的热潮。

“为响应‘一带一路’的号召,我们积极参加沿线国家的各种展会,以参展的形式,宣传企业产品,树立企业品牌,扩展沿线国家市场。”青海天地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研发部经理李兴隆说,这家企业目前的主要市场还是澳大利亚,但未来将拓展至中亚、南亚、西亚地区如土耳其、孟加拉等国家的市场。

作为新疆唯一一家生产洗衣机的企业,新疆鑫鸿运电器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夏雪说,企业将秉持“一心做质量”的理念,专注产品质量,做好产品服务,“相信我们在俄罗斯西西伯利亚的市场将会得到更进一步开拓。”

除了拓展贸易新空间外,“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还契合沿线国家的共同需求,为沿线国家优势互补、开放合作开拓了新的合作途径,也为中国海外投资和企业“走出去”带来历史性机遇。

江苏无锡开普动力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鹏举说,作为高新技术企业以及国内产销量最大的专业发电机组制造商,企业正紧跟“一带一路”战略的前进步伐,积极开拓全球各国家、地区的战略合作关系,试图真正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沿线国家与地区构建起“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位于中国江苏省的连云港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连云港澳瑞特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海东表示,“一带一路”的战略有助于外贸企业更好地走出去,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目前,该公司正在积极打通商业环节,力争往上游走,实现与东盟、中亚及其他国家和地区“一带一路”互惠共赢。

相关链接:

第117届广交会机电产品出口景气指数为52.3 企业运行总体趋好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4月19日称,第117届广交会机电产品出口景气指数为52.3,表明当前企业运行情况总体趋好,但增长依然面临较大压力。

数据显示,第117届广交会开幕三天,中国机电产品累计成交73.7亿美元,家电及消费电子类产品成交35亿美元,占机电产品成交额“半壁江山”。其中家电成交28.4亿美元,下降5.4%;消费类电子产品成交为6.7亿美元,下降34.1%。品牌企业成交高达30.5亿美元,占比超过四成,海尔、美的、广东志高、华菱冰箱、海信科龙、新宝和格兰仕等7家企业前三天成交额均破亿,共成交18亿美元。

第8篇

关键词:文艺理论;20世纪中国;主体性;间性研究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7)01-0150-08

一、回顾:百年中国文艺理论的基本性质

简单地说,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的基本性质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为主体性的建构和消解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多元化格局。

建构主体性,首先需要确立人的个性主体(尤其是感性意志)的本体地位。尽管古典主义文论也讲主体,但在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主体自我的力量是微弱的,主体最终消融在外在的理性规范之中,或者消融在外在的伦理规范之中,或者消融在抽象的宇宙法则之中。因此,古典主义所讲的和谐统一是以客体消融主体为前提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可以称古典主义美学为客体性美学。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虽然并没有完全忽略人的感望,如《礼记・礼运篇》中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告子上》中说“食色,性也”,但却将这种感望归于“天理”,正所谓“有阴阳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焉”,这样,人的感性便完全被纳入封建伦理规范之中,实际上等于取消了感性。特别是到了宋明理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便更加明确地排斥了人的感望。因此,虽然中国古代文论追求情与理统一的和谐美,而且与古希腊一样,也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体现着和谐美的古典文艺,但这种和谐美的实现常常是以压抑和钳制人的感性为代价的。

在确立感性意欲的本体地位方面,王国维的贡献不可抹杀。他在《红楼梦评论》中指出:“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在《叔本华与尼采》《古雅之在美学上之地位》等论文中,他一再申明“吾人之根本,欲而已矣”的观点。确立感性意欲的本体地位,对于消解古典主义的客体性,建构近现代审美意识的主体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使一个人在个性主体的意义上与古代伦理理性产生分离。

1902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第一次将西方文学中“理想派”(浪漫主义)、“写实派”(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同时引进中国。他指出:“凡人之性,常非能以现境界而自满足者也……故常欲于其直接以触以受之外,而间接有所触有所受,所谓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也……小说者,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也。此其一。人之恒情,与其所怀抱之想象,所经阅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习矣不察者……欲摹写其情状,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笔不能自传。有人焉,和盘托出,澈底而发露之,则拍案叫绝……感人之深,莫此为甚。此其二……由前之说,则理想派小说尚焉;由后之说,则写实派小说尚焉。小说种目虽多,未有能出此两派范围外者也。”①梁启超的阐释虽然有些原始、初级、粗糙,但这毕竟是中国文论史中首次对从西方移植而来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明确论述,其意义显然要超出这种论述本身。后来,王国维又在《人间词话》中再次提出“理想派”与“写实派”的分别,他提出:“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到五四时期,这种有关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抽象的理论提倡,终于演化为“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两种文艺流派的具体实践。

在中国文论由古代向近现代的发展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它的重要美学意义主要体现在对古代群体伦理理性的冲击和反判,从而确立了个性主体的本体地位。无论是鲁迅的“任个人而排众数”,还是所断言的“新文明之诞生……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韪……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②,都将个人置于与社会群体尖锐对立的位置。中国近代文论的产生就是根植于这种人与社会的深刻的分裂之中。

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则逐渐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所取代。例如,郭沫若在他的《文艺论集序》中写道:“我从前是尊重个性,敬仰自由的人,但在最近一两年间与水平线下的悲惨社会略略有所接|,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由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人要求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未免出于僭妄。”“在大众未得发展个性,未得享受自由之时,少数先觉者倒应该牺牲自己的个性,牺牲自己的自由,以为大众请命,以争回大众人的个性与自由。”③基于这种认识,他开始抛弃主体的个性,转而提倡“在精神上是彻底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艺”④。这预示着一种新的美学观念正逐渐出现,标志着以崇尚主体性为主要特征的中国近代文论的发展已告一段落。

主体性理论也曾于20世纪80年代获得复兴,这主要体现在李泽厚的主体性哲学和刘再复的主体性文论中,但随着90年代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主体性的呼唤再次被淹没。

作为近代文学理论,现实主义也讲主体性,但浪漫主义主体与现实主义主体又存在着质的差异。浪漫主义文论追求个性主体的普遍性,现实主义文论则追求主体的特殊性。作为刚从社会伦理结构中分离出来的浪漫主体,浪漫主义尚缺乏一种社会内容的具体规定,显得空泛而又抽象,往往表现为一种大人类主义,它将整个外在自然、宇宙一律看成是自我的表现。浪漫主义者提倡抽象普遍的人类之爱,主张以自我为中心,实行超阶级差别的爱的推移。相对而言,现实主义文论则不像浪漫主义那样特别关注自然,对于社会存在,他们也能采取较理智的态度,清醒地认识到人与人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一般来讲,现实主义者反对浪漫主义抽象的人性论,而主张阶级分析的社会学方法。

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主体性经历了一个由抽象到具体的发展过程,而这一过程发展到现代主义那里才得以完成和终结。与浪漫主义强调主体的普遍性、现实主义强调主体的特殊性相比,现代主义则强调个性主体的个别性。其审美意识的结构方式主要表现为审美主体的感性意欲对理性目的的剥离,从而丧失了理性目的的总的统摄。在现代主义那里,整个外在世界都是异化的力量,主体感觉是破碎的、不完整的,他们特别表达了一种荒谬、无聊、空虚的纯体验的感觉。也就是说,现代主义处于主体性建构的临界点,是主体性历时发展的最后环节,可称之为“主体性的黄昏”。

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不仅表现为主体性的建,也表现为主体性的消解。这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受到古典主义的消解。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关系具有互动性,是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古典主义不会只受到近代审美意识的冲击,它也会对后者进行反击。梁实秋曾在《古典的与浪漫的》一书中,从古典主义客体理性的角度,对中国新文学中所表现出的主体个性化倾向进行批驳与苛责。⑤

第二,受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消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现实主义的一种特殊形态,它理应充分尊重主体性,它所崇尚的主体群体性也必须以个性主体为前提,群体应由具有主体性的个体组成。然而在实际的历史发展中,主体群体性却时时表现出抹杀主体个性的倾向,这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表现得尤为突出。1958年提出“两结合”创作方法,旨在把浪漫主义提到与现实主义同等重要的地位来加以确认,但由于受到当时社会氛围的影响,极力膨胀人的主观意愿,漠视客观现实的规律,结果却导致了“假浪漫主义”的出现。“假浪漫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区别在于,后者强调理性目的与理性认知的融合,前者则导致理性目的对理性认知的脱离。“”时期的文艺仍然标榜“两结合”的创作方法,但在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中,文艺实质上成为“伪古典主义”的试验场。“伪古典主义”是建立在虚假的客体性原则基础上的,其中主体的理性目的外化为一种相当于古代伦理规范的所谓“根本任务”,并强制性地抑制和排斥主体的感性意欲、生命意志;主体的理性认知外化为一种相当于古代外在法则的所谓“三突出”原则,并对主体的感性体认进行了抽象化剥离。上述情况结合在一起,使现代审美意识主体性彻底解体。

第三,受到后现代主义的消解。这主要表现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逃避崇高”为旗帜、以“调侃”为主题的王朔小说中,以及崇尚“零度情感”、追求纯现象还原的新写实主义小说中。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在中国的一种新型的审美意识。它虽然带有从西方横向移植的明显特点,却也有着深刻的现实文化背景。伴随着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受到大众文化的奚落和嘲讽,以“逃避崇高”为旗帜的王朔小说是这方面的集中体现。王朔小说中的“调侃”主题、对精英意识的弃置、对“崇高”的嘲讽以及他的大众文化立场、宁愿流俗的态度,都构成了对审美主体性的致命一击,使得还残存在“先锋派”小说中的一点点主体理性也荡然无存了。在坚守大众文化立场、放弃知识分子话语及写作方式这一点上,新写实主义小说与王朔小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与王朔小说不同的是,新写实主义小说放弃了许多情绪化的东西,不再有意嘲讽精英意识,而是将这种态度贯穿在具体的纯客观的叙事与写作之中。他们崇尚“零度情感”,追求纯客体还原,将一切主体性的东西搁置在括号中,所剩下的就只能是一些琐碎的带有原貌性质的生活片段和生活场景。在注重客体这一点上,新写实主义小说似乎与现实主义有着共同的倾向,但实际上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现实主义注重艺术形象的典型塑造,在审美主体的构成中,追求感性体认与理性认知的矛盾统一,其中感性体认为现实主义审美意识提供可感的生活素材,理性认知提供理性形式和艺术结构,它是对感性体认的艺术升华。这样,现实主义艺术作品便可以再现社会生活的主流,反映宏大的社会场景,并具有严密的艺术结构。而新写实主义小说却放弃艺术典型的塑造,在审美主体构成中,搁置主体的理性认知因素,只专注于从感性体认得来的生活碎片,虽然有鲜明的形象可感性,但缺少宏伟的艺术气魄。因此,我们决不能将新写实主义小说归入现实主义文论范畴之中。由于对主体情感的完全搁置,王朔小说和新写实主义小说完成了对浪漫主义的最终解构。

主体性建构与消解的过程,也就是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在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中交替发展的过程,从而形成了百年来中国文论发展的多元化格局。

二、反思:百年中国文论的话语转型

百年来,中国文论的发展无疑受到外来文论特别是西方文论的影响。如何看待这种影响成为20多年来中国文论界的一个争论焦点。从20世纪90年代的文论话语“失语症”,到最近一两年的“强制阐释”,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的一个观点是:自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激进主义和反传统态度,过于偏激地对待自己的传统,因而使得中国文化出现了某种断裂。基于此,他们极力主张,在新的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中,身为“第二大世界经济体”的中国的文论,应强调自己的文化传统,建构自己的文论话语,避免西方话语的入侵。

然而,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国话语,论者迄今并没有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答和一个可资操作的方案。如果说,中国传统文论中的“风骨”“神韵”等一系列的范畴可以作为我们中国文论建设的重要的文化资源的话,那么,我们必须进一步追问:这些范畴的确切含义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自己尚不能对它们的内涵达成共识的话,我们又如何让文论初学者或者外国的文论研究者来掌握它们、接受它们?又如何实现论者所理想的避免中国文论“边缘化”的目的?中国文论百年来的发展,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话语体系,尽管这套话语体系对西方有借鉴,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仍然主要是植根于中国的社会现实,是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中成长发展起来的。文论话语转型能否完全无视这一百年来形成的中国现代的文论传统,是很值得怀疑的。

笔者深感有文论话语转型的必要,但在实现转型的目标和手段上却有着自己的私见。笔者认同下列观点:文论话语转型的目标和方向,不应该是“向后看”,而应该是“向前看”,不应该是简单地回到古代,而应该是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换”;实现转型的手段也不是简单地采用中国古代的一些术语,而仍然需要立足现实和放眼未来,在中外文化的比较参照中,用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去照亮和激活传统,以一种批判的眼光去开发中国古代的文论资源,以一种审慎的态度对待中国现代的文论传统,以一种宽广的胸怀迎接西方文论话语的挑战。

中国传统文论,尽管具有丰富的价值资源,但其概念的构成形式、知识的生产和交换方式均基于特定的v史背景。主要表现在,关于文学艺术品评所操用的术语均局限在特定的文人社群之中,在这种文人圈中,人们的知识背景大致相同,审美趣味大体一致,因此其概念话语均带有自明的共享性质,彼此之间不需要太多的解释,对方肯定能听得懂。作者在写作的同时,已经将自己放置在读者的位置上,他可以从自己作为读者的立场上来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评判;读者也清楚作者的意图,并以作者的身份来对作品做出反应。因此,作为中国古代文论重要资源的诗话、词话、画论、文论、曲论、乐论、传奇评点等,往往三言两语即能道破艺术的真谛,不需要太多的分析与论证。中国文论发展到近代,则逐渐丧失了这种特性。由于文艺要担负重要的启蒙职责,需要面对文人社群之外的广大民众,这在客观上必然要求对其话语方式进行转换,以弥合由于知识背景的不同而造成的差异。因此,要谈论中国文论话语的现代转型,必须首先从中国文论自身的发展历史寻找转型的动力。尽管在中国文论转型的过程中,中国文论接受了西方文论的影响,但西方文论并不是唯一的、更不是最重要的起因。如果中国文论自身的发展是文论话语转型的“内因”的话,那么外来文论的影响顶多可以看成是“外因”,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才促使中国文论从传统走向现代。

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的生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西方文论的启迪,这在王国维、这两位中国现代文论的缔造者身上非常清楚地表现出来。不过我们在强调他们的“西学”知识背景的同时,同样也不应该忽略他们深厚的“中学”知识背景。中国文论的“现代性”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其中当然也有“反西方现代性的现代性”⑥问题。纵观百年来中国文论的发展,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理论价值取向,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论的追求以及这种追求被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作为文论思想的阐释者,就曾明确地提出要“建立中国自己的文艺理论和批评”,反对“背诵马列主义条文和硬搬外国经验,而不结合中国实际”的做法,强调文艺理论“必须与我国的文艺传统和创作实践相结合”。⑦这种意见代表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声音,对中国现代文论的影响不可低估。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20世纪中国文论的发展确实存在着外来文论话语横向移植的倾向,但以下四个问题同样不能否认。第一,这种分析性知识质态的移植或切换并非唯一的现代性知识的生成形式,如宗白华的文艺理论话语显然是个例外。第二,中国文论发展中即使有对西学异质知识的移植,但它也不是某些理论家个人有意选择的结果,而是中国现实发展的内在驱动使然,其中存在着“反传统的中国传统”问题。第三,我们对西学知识的接受存在文化“误读”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在借用西方话语时,由于受到本土经验的干扰,其“能指”与“所指”在西方原生意义上的关联性有时会出现分裂的现象,我们借用的是西方话语符号的“能指”,而“所指”的却常常是中国现实文本。西方话语在中国现代文论中的意义生成有着深刻的中国现实的文化背景,这也使得西方知识的全面置换打了折扣。第四,要将知识话语的建构与价值话语的建构进行区别,不能一概而论。从概念的外延上讲,话语不仅仅是知识性话语,而且包括价值性话语。我们在接受西方知识性话语的同时,是否也接受了西方所有的价值性话语,这仍然是需要进一步论证的问题,并非不证自明。

从整体上看,20世纪中国文论的发展历程反映了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的现状,其中有采纳,也有拒绝;有借鉴,也有变异;有西方的知识话语形式,更有中国本土的现实经验。中国现代性文论话语正是在这种冲突与融合中曲折地发生、发展的。这种现象可以首先从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层面上去说明。“知识的现状,与其说是根据它们本身的情况,还不如说是依其所追随的事物来界定和解释的。”⑧文论知识的增长,不仅是文论自身内部的知识调整,更是它所关注的现实经验的回应。在中国文论的历史发展中,话语系统的变换应该被看成是一种经常发生的情况,即使是被看成一个整体的中国古代文论,其自身依然存在着“不连续性”“断裂”等现象。如果我们断言,中国传统在现代出现了断层,我们就应该接着追问这种断裂变换的判断是否也适用于中国古代传统。我们不应该只注意到传统与现代的界限,而分别将传统与现代看成是两个互不相干的毫无变化的僵死实体,从而忽视和抹杀传统和现代本身所具有的差异性。需要指出的是,所谓“不连续性”“断裂”的论断仍然是西方话语,这在米歇尔・福柯的著作中可以很容易地查找出来。但“中国传统断裂论”也同样没有将福柯的理论贯穿到底,其中仍然有“误读”。论者在传统与现代的分界点上,采用断裂的判断,但当他们分析传统这个概念的时候,却给传统赋予了“连续性”。在这里,我们非常有必要听一听福柯本人关于传统是如何被构造出来的解说。他指出:“传统这个概念,它是指赋予那些既是连续的又是同一(或者至少是相似)现象的整体以一个特殊的时间状况;它使人们在同种形式中重新思考历史的散落;它使人们缩小一切起始特有的差异,以便毫不间断地回溯到对起源模糊的确定中去”,而这在福柯看来,不过是“以各自的方式变换连续性主题的概念游戏”,本身并不“具有一个十分严格的概念结构”。⑨不幸的是,“断裂论”正是通过“变换连续性主题”、通过无限夸大现代与传统的差异而极力缩小两者本身中存在的差异的方式构造出来的,这里显然使用了双重标准。

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基本事实,20世纪中国文论的发展格局是多元化的。中国百年来文论历史发展的实践表明,以单一模式来限定本身具有诸多差异性的中国现代文论,必然会显露出自身的理论困境。

三、展望:间性研究与中国文论的未来发展

间性研究是当前文艺理论研究中出现的一种新的研究观念和方法,它包括学科间性、文化间性、主体间性和文本间性四个方面,追求和强调的是学科之间、文化之间、主体之间、文本之间的综合性、跨越性、开放性、互动性。间性研究对于文艺理论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通过学科间性研究,可以进一步明确文艺理论的学科定位与性质,促进文艺理论与相关学科的互动,密切文艺理论与当代审美实践的P系。通过文化间性研究,可以突破以往中/西二元对立模式,避免中西方文化孰优孰劣的简单对比和无谓纠缠,可以进一步发掘中国古代文艺理论资源,促进中外文学艺术的交流。通过主体间性研究,可以突破主客二元对立模式,进一步认识作者、作品、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文本间性研究,可以突破文学研究内外二元对立模式,促进文艺理论文本研究的开放性。所有这一切,显然都有利于文艺理论的学科建设及理论创新。

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又称“互文性”,这一概念首先是由法国符号学家、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于1966年提出的。她在论文《巴赫金:词、对话、小说》中说:“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转换。互文性这个概念取代了‘主体间性’的位置。诗性语言至少是作为双重语言被阅读的。”⑩在1974年出版的《诗歌语言的革命》一书中,她又指出:“互文性表示一个(或几个)符号系统与另一个符号系统的互换;但是因为这个术语经常被理解成平常迂腐的‘渊源研究’,我们更喜欢用互换这个术语,因为它明确说明从一个指意系统到另一个指意系统的转移需要阐明新的规定的位置性,即阐明的和表示出的位置性。”从克里斯蒂娃的解说中,我们可以看出,文本间性超越了主体间性研究和“渊源研究”,其基本内涵是,每一个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镜子,每一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它们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形成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网络,以此构成文本过去、现在、将来的巨大开放体系和文学符号学的演变过程。这样,阅读成了在文本之间的游走过程,而意义则存在于文本与其他相关符号系统之间。应该说,克里斯蒂娃的文本间性理论并不是空穴来风,它是对巴赫金历史诗学的对话思想和复调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其学术背景则是结构主义理论向后结构主义理论的转变。文本间性研究也可以看成是对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新批评理论所提出来的文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二分模式的超越,它强调的是在“符号系统的互换或文本意义的相互开放”基础上文本与文本之间所达到的交融与会通。在这个意义上,再划分文本之内与文本之外的所谓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就没有多大意义了。中国古代文艺美学中所说的“文已尽而意有余”“文外之旨”“韵外之致”与“味外之旨”,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有关“互文性”问题的理论资源。

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这个概念最早是由胡塞尔提出来的。对于胡塞尔而言,主体间性指的是在自我和经验意识之间的本质结构中,自我同他人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为我的世界不仅是为我个人的,也是为他人的,是我与他人共同构成的。“在胡塞尔现象学中,‘交互主体性’(即主体间性――引者注)概念被用来标示多个先验自我或多个世间自我之间所具有的所有交互作用。”因此,这一术语可以克服现象学还原后面临的唯我论倾向。同时,主体间性还可以突破西方理性主义“主/客”二元对立的哲学和美学,“让哲学和美学回到人的‘生活世界’,避免那种离开人类生活世界的客体与主体的隔绝与对立”。对于文学艺术问题而言,主体间性的概念则可以比较合理地解决作者、世界、文本、读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文艺美学的主体间性研究要侧重研究的是作者与世界、作者与作品、读者与作品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即不再把作者对世界的感知、读者对作品的解读看成是主客体之间的关系,而是将其看成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这样,就可以使我们充分注意到作为主体的作家和作为主体的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使长期被忽视的读者的地位得到重视;就可以使我们充分注意到作为主体的作家与作为主体的文本之间的关系,从而不仅注意到作家对文本的决定作用,而且也注意到文本对于作家的反作用或方向的决定作用;就可以使我们充分注意到作为主体的读者与作为主体的文本之间的关系,从而不仅看到文本对读者的决定作用,而且也看到读者对作品的主动接受与变异;就可以使我们充分注意到作为主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作者、读者之间的关系,世界不再被看成是文学艺术反映的被动对象,而是与我们具有相互依存的密切互动关系,从而使我们对周围的世界产生某种敬畏和依存感。与西方古典美学以主客二元对立论哲学为基础不同,中国古代美学以“天人合一”的思想为基础,以“致中和”为审美理想,完全以文学艺术为研究对象。中国古代美学可以成为今天文艺美学主体间性研究的重要资源,并与西方现代美学和后现代美学形成对话格局。

文艺理论的学科间性(inter-discipline)是指文艺理论与美学、文艺美学、艺术学的学科关联性和交叉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文艺理论是一门“间性”学科――这种认识对于文艺理论的学科定位和学科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研究对象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是人文学科的一大特点。我们关于文艺理论的学科定位的讨论,总是试图找到一个确定的文艺理论的研究对象,其结果总是让人感到失望,原因就在于我们忽视了文艺理论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特征与品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区别于人文学科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其学科研究对象的相对确定性。用这样的标准来要求人文科学,显然是忽视了人文学科的特点,容易滑入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本质主义的泥坑。文艺理论的学术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跨学科性,这是文艺理论自产生之日起就具备的一种独特的品质。文艺理论总是在自己与其他学科的相互关联中来确立自己的学术形态、知识谱系、话语方式、精神皈依与价值取向,这其中主要是它与美学、文艺美学、艺术哲学、部门艺术美学的关系。正确地对待和处理这些关系问题,对于文艺理论的学科发展是内在性、本质性的问题。毫无疑义,文艺理论与美学、文艺美学、艺术哲学、部门艺术美学一样,研究对象均脱离不了文学艺术,共同的研究对象使得上述各学科之间形成一个密切相关的相似于家族的学术部落。

谈论文艺理论的学科间性,当然不是否认文艺理论的特殊性,否则文艺理论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文艺”作为文艺理论的对象,有“文学的艺术性”“文学与艺术的并列”和“文学与艺术的综合”多种解释的可能性。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是指诗歌、散文和小说,艺术是指音乐、绘画、雕塑、舞蹈等,这些文学艺术形态之间是并列的,而当代大众文化中新出现的文艺形态(如影视作品、网络文学、多媒体动漫等),则具有文学与艺术的综合性、兼容性,传播的全球性、跨文化性,读者观众与作品的互动性,阅读接受的互文性,也可以说是一种间性文艺。文艺理论的研究应该适应当前审美实践的主“场域”由过去小说、诗歌、散文到现在的影视作品、网络写作的变化。

文化间性研究,即跨文化研究。在英语中有三个词都可以被翻译为跨文化研究,即cross-cultural studies,inter-cultural studies,trans-cultural studies,有学者分别把它们解释为“穿越式沟通”“互动式交叉”“会通式超越”。笔者认为,从总的方面来讲,我们没有必要过于拘泥于英文中这三个词的细微差异。“跨文化”这个词已经很好地将这三个词的意义提炼了出来。所谓跨文化研究,就是跨越文化的界限,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化之间进行比较,以便促进文化之间的理解、交流。在西方,希罗多德可能是最早的跨文化研究者,他在《历史》中比较和分析了许多希腊世界的文化。19世纪,跨文化比较开始被进化论用来排列社会阶段,如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所尝试的那样。在文学领域,根据德国著名理论家伊瑟尔的说法,跨文化话语的出现可以追溯到19世纪30年代托马斯・卡莱尔的《拼凑的裁缝》这部作品。这是一部写法非常独特的书,既不是哲学,也不是小说和自传,而是三者的结合。作者借助“衣服哲学家托尔夫斯德吕克先生的生平和观点”,采用戏剧的手法,既对所涉哲学的原则作精要的叙述,又对哲学家的生平和性格进行描述,同时又扼要地阐释了卡莱尔自己对人生的看法和观点,而这正是对该书书名的解释:衣服是指一切形式和惯例,裁缝则是指形式与惯例的创立者;裁缝是那位伟大的德国“衣服哲学家”,而将他的故事拼凑起来的另一位裁缝则是英国的卡莱尔。这就形成了一种沟通英德两种不同文化的跨文化话语,作者也就成了一位将两国不同的思想文化拼凑起来的文化的裁缝。伊瑟尔在《跨文化话语的出现:托马斯・卡莱尔的〈拼凑的裁缝〉》这篇文章中指出:“卡莱尔在《拼凑的裁缝》中对跨文化话语的勾勒,是一个模式,而绝不是不同文化碰撞的缩影。不过,它倒确实提供了有关这种碰撞可能被确认的线索。跨文化话语不可能被确立为一种将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都包容进来的超验的姿态,只有在此情形下,它才能成为模式。跨文化话语也不是一种凸现的第三维,它只能行使连结网络之职,并将假定一种形态,其普遍特征不能等同于任何现存的类型。”也就是说,在伊瑟尔看来,跨文化研究也许不会关心不同文化碰撞和冲突的具体过程,但却为理解和研究这种过程提供模式和线索。这种理解和研究并不是超越于F存文化之外的,而是在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因而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间性。

目前,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趋势,跨文化研究或者说文化间性研究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那种局限于一个国家和民族领域内的单纯的文化研究会越来越难以进行。过去将世界文化简单地分为东方和西方的二元对立的模式显然已不合时宜,亨廷顿的世界七种或八种文明的划分,也显得粗糙。最理想的当然是在世界范围内,不同的文化和文明都能得到同等的尊重和理解。在这一方面,笔者认为荷兰跨文化研究学者霍夫斯戴德(G. Hofstede)的研究值得我们注意。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霍夫斯戴德通过大规模的文化价值抽样调查,得出了表现各国文化核心价值的五个层面:个人主义(IDV)、权力距离(PDI)、不确定性回避(UAI)、男性化(MAS)、长期倾向性(LTO),计算出了53个国家和3个地区在这五个层面上的数值,从而揭示了不同文化之间量的差异性。霍氏为跨文化研究创立了一个可操作的理论框架,文化价值五个层面的数值之间可以比较。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不再是质的差异,而表现为量的差异。这在文化比较研究方面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例如在霍氏的量表上,中国的PDI为80,IDV为20,MAS为66,UAI为30,LTO为118,而澳大利亚相应的数值则分别为36、90、61、51。这表示,与澳大利亚相比,中国文化更能注重上下级在各方面的差异,不太注重个人主义倾向;在注重生活质量方面稍差,而在承受不确定性的能力方面以及在尊重传统方面都要高于澳大利亚。而这样的比较只是量的差异,并不是质的差异。也就是说,中国文化只是在量的意义上在注重个人权利方面低于澳大利亚,而这并不表示中国不注重个人权利。这就消除了以往异质文化论带给我们的理论困惑。这样的一种观念,对于我们的美学研究也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过去我们有一种观点,就是认为中国美学是表现美学,而西方美学是再现美学。这就容易将中西美学完全对立起来,消解了中外美学对话的可能性。实际上,中国美学中并不是没有再现的因素,而西方文化中也并不是没有美学表现的因素,中外美学的差异只是量的差异。这种量的差异性就为中外美学的跨文化研究提供了可能性,从而可以消解中西二元对立模式所造成的绝对论倾向。

在中国,最早的跨文化研究至少可以上溯到《史记》。《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西王母”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人物,司马迁的这条记载说,在条枝(即今伊拉克)一带也有类似的“西王母”的神话传说,这可以被看成是中国跨文化研究的最初萌芽。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1904年),采用“取外来之观念与中国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方法,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最早的跨文化研究的文艺美学著作。这种中外相互参证的跨文化阐释法,也成为中国现代文艺学、文学批评的一个主要学术范式。

对于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建设而言,文化间性研究要超越中西二元模式,它以文化间的开放性为前提,要研究的是不同文化之间文学艺术的接触、交流、相遇、传播的运作方式,其中包括“文化翻译”“跨国界传播”及“跨语际欣赏”等问题。文化间性研究要达到的总体目标是实现“多元化的普遍主义”,既强调文艺创作的“地域性”“本土性”特征,又强调文学艺术欣赏与消费的超地域性,以及人文精神价值的普世性。

文化间性研究对于中国文艺理论未来发展的价值和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有利于促进中外学术的平等对话,有利于提升中国人文学科的国际形象和地位,有利于解决中外学术交流中中国学术话语缺失的问题,以真正做到中外学术的平等对话。第二,有利于发掘中国古代的文艺美学资源。相对于西方发达的哲学美学而言,中国古代则具有更加丰富的文论资源,从文化间性的角度,深入挖掘中国古代包括诗话、词话、评点、画论、书论在内的文论资源,可以使这些资源更好地走向当代,更易于被国外的研究者所接受。第三,有利于促进文艺理论对文化研究的积极回应。文化间性研究是对文化研究的超越,它强调的是审美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结合,因而可以回应文化研究的冲击和挑战,并承担起在市场经济与信息化时代的新形势下从审美的创造和接受的角度探索通俗性与审美性、娱乐性与陶冶性有机统一的问题,使得新时代的文学艺术(网络文学、影视作品等)在适应大众文化消费需求的同时,提高作品的审美品位。

注释

①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十《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转引自《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下,中华书局,1981年,第424页。②:《“晨钟”之使命》,《晨钟报》创刊号,1916年8月15日。③郭沫若:《文艺论集・序》,《沫若文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3页。④郭沫若:《革命与文学》,《沫若文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321页。⑤详细论述请参见李庆本:《梁实秋与中国近代浪漫主义的终结》,《东方丛刊》1998年第2期。⑥具体论述参见汪晖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文艺争鸣》1998年第6期)、《关于现代性问题问答》(《天涯》1999年第1期)、《传统、现代性与民族主义》(《科学时报》1999年2月2日)。⑦参见《建立中国自己的文艺理论和批评》,《文艺报》1958年第17期。⑧[美]马尔库塞、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三联书店,1998年,第24页。⑨[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三联书店,1998年,第23―24页。⑩Julia Kristeva.Word, Dialogue and Novel. The Kristeva Reader, edited by Toril Moi, 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86, p37.[法]朱丽娅・克里斯蒂娃:《诗歌语言的革命》,《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英]拉曼・赛尔登编,刘象愚、陈永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22页。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三联书店,1999年,第255页。张玉能:《主体间性与文学批评》,《文学批评与文化批判》,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3页。王柯平:《走向跨文化美学》,中A书局,2002年,第2页。程主编:《文化研究新词典》,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8页。Wolfgang Iser.The Range of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59.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3163―3164页。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n The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rt in One Hundred Years

Li Qingben

第9篇

具有自觉能动性,具体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能自觉地调节生产力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

2、能自觉调节社会生产力系统与其他系统之间的关系;

3、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最突出特点之一是宏观调控力度强。

(来源:文章屋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