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16 13:3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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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电视传媒尽管取得一定成绩，但是现有发展状况仍然不尽如人意。距离国家政府的要求和满足广大农村受众的期望还有较大的差距。主要表现为：
1从节目供给环节来看，农业电视节目总量严重不足，难以满足受众需求。
从纵向来看，尽管农业电视节日已经取得一定发展，但就整个电视事业的整体飞速发展横向比较，农业电视显然大大滞后。对农专业电视频道和农业电视节目在整个电视格局中只占据极小一部分。在全国现已上星的41家卫星电视台近60套节目中，只有中央电视台第7套这个惟一面向全国的半农业频道。在中央电视台400多个栏目、日播出近270小时的节目中，对农节目栏目总数不到10个栏目，日播出时间不到5小时，播出量对应着的是占中国人口70％的农村市场，资源的匮乏是显而易见的。另外，我国各类电视台的频道总数已经超过3000多个，但是农业电视频道尚不足10家，各省级电视台开办的农业电视节目只有20余个，个别省市甚至没有相应节目。据国家广电总局的统计调查，在对农专业电视频道中，对农节目所占比例最高40％，最低仅9％。可见在广播电视频率频道设置及内容城市化、泛娱乐化、去农村化现象严重，对农服务类节目少，离农村群众对广播电视需求差距很大。
2从节目传播环节来看，农业电视节目传播渠道急待拓宽。
长期以来，农村广播电视收入低，投入少，农村广播电视基础设施薄弱，发射台、转播台设备陈旧老化、专业技术人员缺乏等问题普遍存在。目前农村普遍采用模拟无线的电视覆盖方式，传送的节目套数有限，而且容易受发射功率、天气、地形等因素的影响，电视信号质量不稳定。严重影响了收视效果。许多地方由于缺乏足够的经费，广播电视发射台、转播台的开机时间不足，发射功率不足，无法满时间、满功率转播中央台和省级台的节目，农户只能在每天某一段时间里能够收到电视信号。目前央视七套的入户率不足10％，而且多通过有线覆盖。据调查，绝大部分地区农户只能通过无线方式接收到2套－3套、不超过5套的电视节目。仅有的几家专业对农频道，对农节目少之又少，而少量的对农节目由于覆盖问题农民很难收到。由于多种原因，部分原在省级卫视频道播出的农业电视节目改在地面频道播出，受有线电视网络限制，一些地区接收不到，这更限制了农业电视节目的传播效果。如原在吉林电视台卫视频道和乡村频道同时播出的农业电视节目《乡村四季》自2009年开始，仅在乡村频道播出，由于乡村频道覆盖问题，导致部分观众流失，节目社会影响力和收视数据下降。
3从节目生产环节来看，部分农业电视节目选题内容狭隘、定位失衡，编排不当。
一些农业电视节目的主创人员固守“传者本位”传统观念，缺乏对“三农”问题的深刻认识和农村受众的深入了解。在进行选题策划、组织拍摄过程中，思路狭隘，想法单一，或者板起面孔说教，生硬灌输；或者过分关注生产问题，对于农民的“生活”问题以及其他问题缺乏关注。即便是农业技术类节目，也不够深入浅出，农民难以理解接受。此外，节目样态陈旧，拍摄制作单一，难以吸引受众注意。曾有多位学者组织过农业电视节目观众问卷调查，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发现广大农村中喜欢看电视的农民常常觉得电视节目和他们比较疏远，许多节目实用性不强、指导性不力、针对性不够。在整个调查中发现，农村和城市因生活习惯不同，收视习惯也相应有着自己的特点。如城市观众一般要求主打新闻节目放在晚7点左右，而农村受众60％以上要求主打节目放在20：00点以后，因为这时农民才刚刚回家吃晚饭。由于生活作息习惯不同，对农节目也应有别于一般都市节目。
4从管理机制来看，农业电视节目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不顺、可持续发展能力有待提高
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出台多项支农惠农政策，下大力气解决“三农”问题，例如旨在解决农村地区接收广播电视信号难的“村村通”工程，但仅就媒介现状而言，绝大多数农业电视频道和节目在电视台内并未享受到优惠政策，仍按照商业电视的模式来运转、经营和接受上级部门的评价。按照公共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农业电视是一种“公共性”较高的准公共文化产品——九亿农民目前还属于社会弱势群体，应当由政府进行扶持，而对农电视节目的质量和数量如何，不仅与农村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全面发展有关系，而且与国家稳定直接相关。如果将农业电视作为准公共产品纳入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就可按照国家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对“三农”多予少取的方针，要求中央及地方各级电视台开办农业电视频道和栏目，并加强资金和政策扶持，引导各种电视媒体资源流向“三农”服务领域。
在电视媒体内部的各种考评机制和执行的考评标准中，农业电视频道和栏目没有享受到特殊优惠政策，被迫与都市频道、影视频道以及娱乐节目同台竞技，争夺受众。而且，在现有的以收视率、市场份额为核心的节目评价体系中，收视数据样本的选择大多都集中在城市各类观众群体中。由于多种原因，农村观众对于电视节目的评价很难在现有的各种收视数据调查中真实反映出来。作为以农村观众为主体受众的对象性电视频道和电视栏目，在面临以数据为排名主要依据的竞争排序中，无疑处于“话语权丧失”的尴尬境地。时刻面临“末位淘汰”的威胁。在现行的收视调查规则下，农业电视频道和栏目大多排名靠后，直接影响合内经费的划拨。更对广告创收带来巨大影响。有实力的广告主紧盯收视排名，把广告经费大量投放在排名在前的电视频道和栏目。涉农广告明显的季节性和地域性特征也给广告公司经营带来一定困难，所以很少有广告公司专门经营涉农广告。广告创收的困难直接影响到农业电视频道和栏目日常节目生产运营。影响到频道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如，目前山东电视台农科频道仅靠频道对农节目创收的部分，大约只占频道创收总额的1／8，尽管经营创收困难，但缴台里的比例逐年增加，现在已高达60％。这就迫使他们将创收的目光投向其他预期有良好收视的非农节目，在黄金时段，农村节目也让位给了能拉动收视率的电视剧等娱乐节目。
二
在国家高度重视解决三农问题、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时代背景下，电视传媒肩负着普及文化知识、提高农民素质的重要历史任务，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如何发挥现代传媒优势，推进这一历史进程成为电视传媒人需要研究解决的课题。笔者认为，农业电视传媒应该在以下方面加强工作：
首先，在宏观政策方面，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应该明确界定包括电视在内的农业传媒的公共服务属性，将其纳入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
近年来，按照“事业体制、企业化运营”和“制播分离”的原则，我国电视传媒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对节目资源进行市场化、社会化的定位和开发，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改革后仍然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政府管理部门对电视传媒的经营性产品和公共服务类产品没有进行明确区分和准确界定。国家尚未对频率、频道的所有权与使用权进行分离，在管办不分、所有权与使用权合一以及“财政差额拨款”的体制下，缺乏对频率、频道栏目性质的科学界定和分类依据，因而，追求利益最大化成为电视台难以避免的行为准则，其结果是导致农业电视频道和节目此类带有明显公共服务属性的频道和节目处境尴尬，甚至是举步维艰。因此，把农业传媒定位于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将其纳入公共服务体系，由国家投入资金运营，由本级政府财政纳入预算或进行差额补助，要求对本行政辖区无偿解决农业电视频道落地和覆盖问题。同时，在对其进行考评时。应根据农村受众实际。建立单独的考评标准，对频道和节目进行独立评价，建立绩效奖惩机制。这样使从业人员能够摆脱后顾之忧。专心从事农业电视节目生产制作。例如安徽省在2002年。为了改变农民收看农业电视节目困难的现状，率先在全国开展了“七套农业节目进村入户工程”的试点以提高央视七套农业节目的覆盖率，并用多种形式引导农民收视。13个试点县农业节目覆盖率，由原来的不足3％提高到了80％以上。“农业节目进村入户”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力。据统计，在试点县，每年就有9，200多条七套农业节目的信息被广大农民所采取，产生了可喜的经济和社会效应。试点县的收视表明，七套农业节目落地后，有70％～80％的农户收看。其中40％～50％的农户是经常收看，有的农户常年坚持记收视笔记。农村出现了看着电视种田，跟着七套赚钱的新观念、新景观。农业节目进村入户让农民踏上了信息致富的早班车。
其次，在节目传播环节，要加强传播渠道和传播基础设施建设，真正落实“村村通”。
传播渠道畅通，传播基础设施完备，保证农民能看到农业电视频道和节目，是农业电视节目成败的先决条件。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相继出台“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和“西新工程”等旨在加强电视覆盖的重要举措，意义十分重大。尽管进展顺利，但是完成难度仍然很大。农村市场由于经济等各方面原因，绝大多数都是通过无线覆盖或者自己架天线接收。行业主管部门对此提出了解决方案：在覆盖盲区要采用村村通补点，通过卫星接收、小功率转发、小片网分配等方式，数台卫星接收机集中接收信号后，再通过多道小功率电视和调频广播发射机将接收机输出的基带信号转换成射频信号无线发射，用户采用开路方式接收。电视与调频广播两套发射天线可共杆架设。这样，对于地广人稀、地理环境复杂、难以架设线缆而又适合采用卫星接收无线转发的地区，可以妥善解决农民群众看电视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一直高度重视农业电视传播、在全国开办第一个专业农业电视频道——吉视乡村频道的吉林省广电局最近又有新举措，采取微波传送等措施，达到有线传输与无线传送混合覆盖，使吉视乡村频道的节目能够进一步提高在吉林全省覆盖率。这一有远见的举措无疑值得借鉴。
再次，在农业电视节目制作环节上，找准定位，精心编排；在节目选题内容上要拓宽思路，转换视角，贴近生活；在节目形式方面。要形式新颖，寓教于乐。
农业电视专业频道必须紧扣定位，突出“农”字特色，做对象性特征明显的专业化节目，通过在对农村受众深入调查了解分析的基础上，对电视节目和电视剧进行合乎农村受众收视习惯的精心编排，这样才能在激烈的电视频道市场竞争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农业电视节目应该具有强烈的“农味”，要在准确定位观众的基础上，对广大农民观众的参与、节目的长度、观众的收视习惯与作息时间也要准确把握，合理安排，精心设置。把受众关心的乡村气息浓重的节目进行现代化的包装，真正做到一切为了农业、为了农村、为了农民。农业电视节目要强化服务功能，贴近农民生活，服务农村产业，使得电视传媒的文化内容。或给农民以充分的电视话语表达权，或在节目中融入农民的情感，使电视节目既能反映农民的所思所想，又能体现电视媒体对农民的关注。
为适应全社会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需要农业电视传媒采取全新的报道视角，展现全新的报道内容。有学者对此展开深入研究，提出的观点颇有见地：首先要从生产视角拓展到生活视角，要广泛报道农民的衣食住行，展现农民的喜怒哀乐，探究农民的内心世界；其次要从经济视角延伸到社会视角。真实再现农民的生存状态。真情讲述农民的生活故事，增强报道的服务意识；再次要从精英视角转换为平民视角，以普通平民作为报道主体，全面展示普通农民的全景图象。
农业电视节目要想增强吸引力，就必须在节目形式上多下功夫。要采用更加新颖的表达方式。主持人更要注重自己的亲和力和口语化表达方式，多走出演播室，亲临现场感受乡村的变化，与农民朋友直接对话，让他们真实表达自己的情感，这样既反映了农民的呼声，又拉近了电视与农民朋友的距离。
然而，自近代以来，尤其是历经清末、“五四”、“”和当前电子传媒时代等几个社会与文化转型期，传统文化百余年来逐渐滑入失去具有主体性根基的处境。古代诗文评论20世纪以来先是经历由评入史的演变，被冠以“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名目，“转形为历史的资料，成为今人钩考、清点与梳理的对象”［1］，随着晚近一些年“古文论”之称稍稍流行，其定位逐渐成为多数人的认识。作为一种被研究的对象，近百余来，中国古代文论所历经的“学科化”、“体系化”、“范畴化”及“文化化”等道路，基本上都是在西方思维模式的影响下进行的，处于被西方文论阐释的对象，抑或是西方文论的注脚本。［2］在世界文论中没有中国人的声音，在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中又没有古代文论的声音，这种根于中国人心灵民族意识的“失根”之痛，在20世纪90年代引发了中国古代文论“失语症”的讨论。近些年，部分学者们又从“失语”的悲怆体验中走出，围绕古代文论的“有效”与“无效”之争，寻觅中国文论中国化的建设之路。那么在中国文论的建设中，古代文论这一传统资源处于怎样位置？能否在古人“参古定法”前提下做到“推而行之”？又如何在“望今制奇”中“化而裁之”？皆是值得思考的话题。
面对着20世纪以来中国人渐趋丧失的对悠久传统的崇敬感，以及在西方文化不断冲击下滋生的怨古情结，我们必须分析“传统”的内涵与性质。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希尔斯（E.shils）指出，“传统”是“从过去延传至今或相传至今的东西”，“几乎任何实质性内容都能成为传统”，如人类所成就的所有精神范型、信仰或思维范型、社会关系范型等，都可以成为延传对象, 成为传统。［3］21传统一旦形成，就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重要力量,成为现实社会的一个向度。由此，希尔斯提出了“现在的过去性”的命题，尤其是对人文传统来说，“现在总处于过去的掌心之中”［3］208。希尔斯所言不免有些绝对，但为我们传承与创新传统文化提供了理论支撑。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指出人们对于传统的态度，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不加批判地接受一种传统，往往甚至还不知道它是什么”，“另一种可能是批判的态度，其结果，可能接受一种传统，也可能拒斥一种传统，或许还可能取折衷的态度。”［4］时下学界关于古代文论的意见，皆大体可归于波普尔所说。至于继承与创新，中国现代哲学家贺麟的一段话还是十分中肯的：“从旧的里面去发现新的, 这就叫推陈出新。必定要旧中之新, 有历史有渊源的新, 才是真正的新。那种表面上五花八门，惊世骇俗，竞奇斗艳的新，只是一时的时髦，并不是真正的新。”［5］
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时时会面临对“传统”的选择，在文化与社会转型期则尤其突出。近些年，学者们曾用“全球化时代”、“图像时代”、“图像社会”、“大众传媒时代”、“数字传媒时代”、“电子传媒时代”等话语指称时下社会的文化语境，深刻感受到人们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方面变化，以及文学存在方式的转型。解构主义哲学家米勒指出“新的电信时代的重要特点就是要打破过去在印刷文化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内心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二分法”，“将会导致感知经验变异的全新的人类感受”，且断言：“‘电信时代’的变化不仅仅是改变, 而且会确定无疑地导致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 甚至情书的终结。”［6］德国美学家韦尔施亦指出，“经验和娱乐近年来成了文化的指南”，“它与日俱增地支配着我们的文化总体形式”，这种改变“在表面的审美化中,一统天下的是最肤浅审美价值:不计目的的、娱乐和享受。”［7］欧阳友权亦指出，“无论是从文化现实的层面，还是在文化观念和思维认识的层面上，图像表意都已被深深植入到了当今社会的表意系统”，“图像中心化的转向，虽然凸显了图像符号的表意功能，却弱化了原有的文字表意体制，挤压了书写印刷文化的审美空间，迫使‘语言艺术’审美移至后台，形成了文字审美萎缩而图像符号强化的文化事实”。［8］
遭遇社会与文化的转型变化，人们极易在与“传统”割裂的感受中滋生传统与现代、古与今等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而当新生物在社会权力场中逐渐占据强势地位时，诸如旧事物“边缘化”、“失效论”乃至“终结说”等就会在人们盲从强力的心理中兴起。刘勰谈及文学发展规律时已忠告后人要“望今制奇，参古定法”，面对当今文学存在状况的变化，不仅要“在承认生活与审美、生活与艺术之间关系发生新变化、出现新动向的基础上，研究这些变化和动向，适应这些变化和动向，做出理论上的调整”［5］，更要思考这些变化和动向相对于“传统”延续了什么，缺少了什么，抑或是丢弃了什么。唯有如此，方能建设性地思考传统与现代、古与今等关系，更好地考量“传统”的优势与特色。
百余年来，人们凭借西方文论、中国现代文论等参照系，认识到中国古代文论的优势与特色，如今的“图像转向”所带来的文学场又提供了新的参照系。作为数字化时代中国文论建设的重要资源，传统的古代文论除了部分思想涉及到艺术活动的基本规律，可以直接运用到新事物的评价外，还有古代文论之优长的而恰为“图像时代”艺术观念之不足，抑或正是其应当需要弥补与充实的。
就人与对象的关系而言，古代文论以天人合一之宇宙整体观为基石，倡导心物共感、物我交融，构筑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有机体系。这种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生命之间和谐交流的生态学思想，正是工业抑或是后工业文明急需补救的理念。数字化技术正在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模式，人与对象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统一的关系逐渐被人与“屏幕”或“图像”这个“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9］没有生命的媒介的关系所取代。前者主张对世界“望闻问切”、主张“直寻”、主张“目击道存”、主张“面对面的谈话”，而后者则依赖他人的“镜头”、“屏幕”、“视听”认识世界。技术层面的媒介是客观存在的，但古代文论中重视艺术生命的理论理当为“镜头”所摄取。
中国古人则以时空一体，以时观空的观念构筑了宇宙观。伤春悲秋、别离、咏古、登高等古代文学史上最为突出的几类题材，虚实相生、情景交融、神思以及意境等古代文论史上至为重要的主张，都以这种艺术时空意识为内核。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云“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陆机《文赋》言“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皆希望在人们的想象中，不受时空之限，把不同的时间或空间内发生的事件并存于同一画面。不过，正如梁元帝《秋思赋》所云“登楼一望，唯见远树含烟。平原如此，不知道路几千”，古人是在切实体会时空之隔带来的种种辛苦之后，幻想着心纳天地万物之境。而时下的数字化语境通过图像消解了事物之间的时空距离，将不同时间、空间的事物迅速融于一体，成为接受者可以直观的眼前事实，省略了接受者心灵涵泳、体会、沉思的过程，降低了接受者的审美时间和审美空间，审美韵味亦随之散失。其实，现代社会需要古人那样的审美静观的精神生活,“这是一种高层次的精神交流”。［10］从这一点说，古代文论中的时空意识、涵泳体悟以及审美韵味等理论必将是图像时论建设的重要资源。
雅俗之辨是贯穿古代文论史的核心理论，由俗至雅又是古代文论艺术精神的一个重要向度。
王国维《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一文拈出“古雅”一词，绝非虚设！他在中西比较中，看出了中国文学理论重“雅”的特色。同时，他又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其实，此处“文学”不仅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之类的文体样式，而且附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思想”的含义。中国古代文论的核心理念几乎都是针对某一文体而言的，诸如“诗言志”、“文载道”等。于是，伴随着某种文体的演变过程，大体皆经历一个由俗到雅的文论演变的历程。当今的数字化时代亦在创生着新的电视剧剧本、短信等众多文学样式，致使由精英文学支配下的文学场发生了裂变，大众文学、网络文学等崛起。与其相伴的，则是“不计目的的、娱乐和享受”等最肤浅的审美价值。当诸多精英人士经过惶恐、震撼乃至无奈之后，重塑数字化时代文学的呼声自然而生。若理性地分析，作为当下时代兴起的文学样式，亦必将在“一代又一代之文学”的演变中，完成由俗至雅、由大众到精英的历程。古代文论极其重视人与文的精神道德取向的传统，再次发挥了作用。
历史悠久的古代文论资源博大深厚，以上只是例举一二。而如今研究与传播古代文论的重要阵地则是高校中文系的讲坛。
其一，以经典文论作品精讲为主，强化古代文论本体论的研究。“历史还原”是前提、是基础，但并非目的。古代文论精神及演变史的构筑当以文本阅读为前提，因此，在古代文论的教学中，文论作品的比重理当要大于批评史。同时，文论作品的讲授也不只是成为某种观念或范畴的佐证材料，而应该成为学生塑造心中古代文学精神史的基础。只有树立浓厚的文本意识，才能改变重在知识传授的狭隘性，从而充分挖掘古代文论的生命力，发掘其当代意义，向更为宽广的空间拓展。
其二，以启发学生的创造力为法，强化古代文论现代意义的解读。时下倾向于归纳概念、传授观念、记忆知识等“人灌输”和“机灌输”的教学方式较为普遍。我讲授古代文论时经常采用傅伟勋“创造的诠释学模型”，在其“实谓”、“意谓”、“蕴谓”、“当谓”与“创谓”等五个辩证层次的基础上，予以简化处理：一是文学语言层面的文本，在校勘基础上探问“原作者（或原典）实际上说了什么”；二是原作者层面的文本，结合作者传记、时代心理等，询问“原作者想要表达什么，他的真正意思是什么”；三是历史层面的文本，结合文学思想史等，进一步问“原作者可能想说什么？仍可能蕴涵那些意思意义”；四是读者层面的文本，联系当代，探询“由此文本我们能继承什么”，又“如何‘救活’原典或原有思想”？［11］
其三，以能力训练为目标，强化学生人文素养培养的教育。讲授古代文论，不仅要引导学生借助理论赏析评鉴古代作品，而且可以试图运用到当代作品的批评中。然而那种狭隘的职业化的“实用能力”的培养以及只重在培养研究型的学者，既非古代文论课程所能承担的，亦非当今高校古代文论教学的最终目的。朱自清早已说过：“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12］亦如陈寅恪在《我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中说的：“吾民族所承受文化之内容，为一种人文主义之教育。”［13］其实“修养”也是一种“能力”，人文主义教育并非空泛的口号，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无用之大用”的价值观。
至此，在当今数字化语境下，那种只从显性层面解读古代文论资源的做法不免过于迂腐，但有了一批具备
古代文论经典文本的阅读能力、赏鉴能力以及相应人文素养的群体，那么不仅在“化而裁之”中传承古代文论等传统文化有了希望，而且他们也会在每一次“推而行之”的实用之中抬高古代文论之“用”的品位。这或许就是古代文论在当今人文素质教育中所具有的得天独厚的专业优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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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电视广告；跨文化传播；文化隐喻
在“日常生活审美化”几乎已成学界共识的今天，广告的审美修饰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具体到电视广告中。借助现代多媒体技术营造出如真似幻的景象并能给受众以强烈的视听震撼，进而使后者对广告商品萌生好感、对广告诉求采取认同态度．这点也常常是其它广告媒介所难以望其项背的。但我们不能不承认，作为一种文化事项，广告的创作和接受总是受制于一定的文化情境。广告的传播过程其实也是不同文化群体之间交流与对话的过程。有鉴于此．我们在对电视广告进行审美修饰、审美评价的同时。也要兼顾文化的因素，以免由于不同国家、地区、民族甚至不同的相关群体在文化心理和习惯上的差异而导致对广告含义的理解产生分歧。甚至会由此引发文化上的冲突和龃龉。
在电视广告活动中兼顾审美的考虑和文化的考虑．这方面已有不少杰作可资借鉴。譬如：孔府家酒在刘欢的知名歌曲背后。所彰显出的中国特有的血缘文化与人伦亲情：南方黑芝麻糊广告在富有江南地域特色的空间背景下，所传达出的母子深情以及对童年生活的美好回忆……这些都是借助文化之力的成功案例。而相形之下。有些电视广告因为忽视了广告传播的文化情境，或者说对受众的文化心理及价值标准的理解和判断上存在失误，使得广告的投放不仅没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引起受众的反感。且看下面两则例证：
其一，2004年11月下旬，耐克公司的“恐惧斗室”广告片在央视体育频道和地方电视台播出。广告内容大致如下——
镜头一：NBA巨星勒布朗·詹姆斯用杂耍般的动作，摆脱一位形似中国老人的武林高手，从背后将篮球扔出，篮球经柱子反弹将老者击倒。镜头二：形似中国“飞天”的女子暖昧地向詹姆斯展开双臂，随着詹姆斯扣碎篮板，“飞天”形象也随之破碎。镜头三：篮板前出现的两条中国龙变成了吐着烟雾阻碍詹姆斯的妖怪．但后者晃过所有障碍后投篮得分。
耐克公司制作该广告的本意是藉此鼓励亚洲青少年直面恐惧、勇往直前，表现个人的篮球风格。但是广告播出后却引起受众及广告评论界的激烈争论与批驳，11月26日，《华商晨报》以《耐克广告“中国形象”被击败》为题报道了耐克广告涉嫌侮辱民族风俗一事，事情曝光后引来一片声讨。很多人都认为，该则广告伤害了中国受众的民族感情。12月3日，闹得沸沸扬扬的“恐惧斗室”广告片被国家广电总局叫停。8日，耐克公司通过媒体向消费者正式道歉。
耐克公司的电视广告之所以造成非常大的负面影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广告制作者在一味强调审美修饰的同时，忽略了广告背后的文化意味。在中国文化传统中颇具影响力甚至号召力的一些元素或符号(譬如武术、飞天、龙)，竟被置于铺垫、揶揄甚至诋毁的境地。这肯定是中国的消费者所万万不能认同的广告形象，其最终结果也就可想而知。
其二，2000年上半年．叶茂中营销策划机构为传化洗洁精所做的广告片《小狗篇》。叶茂中当时给传化洗沽精的定位是：干净，没有味道。而创意大致是：家庭主妇将盘子洗好之后搁到一边，小狗却把它叼回来；而用传化洗洁精洗过之后，小狗就不再把盘子叼回来了．原因是用传化洗洁精洗过的盘子不再有气味。这样看似很有创意的广告。播出效果却很不理想。原因一方面在于沟通效果欠佳。很多观众并不明白为什么小狗刚开始去叼盘子后来却不去叼了，广告的寓意转折太多：另一方面，小狗形象的使用很不恰当。在国外，狗是家庭的一分子，是可爱而值得尊重的，人性化的。但在中国，狗的形象有时却并不太佳。“看门狗”、“丧家之犬”等诸多用语中．狗都是作为反面形象出现的。对于主力市场在农村的传化而言．这种文化上的认知冲突更是严重。很显然。这也是带有几分西化色彩的文化观念不服中国的水土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作为现代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必然产物，广告何以能在信息传递与产品诉求的同时引发文化上的关注甚至争执．其中原因并不复杂。人类学家格尔兹曾经提醒过我们：“由审美力量的纯然现象所引起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把艺术放置到其他社会活动的模式中，如何使它和一些特定生活范式的大背景相协调。不管艺术是用什么样的方式以及何种可以导致结果的技巧来表现。这种措置，这种赋予艺术客体以文化意蕴的活动，总是一种地域性的课题。”叻我们虽然知道广告是将功利性的诉求放诸首位，它与艺术和审美之间尚且存在：不少距离，但当制作者煞费苦心地对它们进行审美修饰之时，广告就已通向艺术了。所以。格尔兹关于艺术的论断对于电视广告同样适用。而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还告诉我们，任何族群在艺术制作方面的惯例或习俗，都是奠基于这个民族特定的生活方式和精神观念之上，文化习俗方面的知识会时刻影响着人们对外在事物的感知。这样一来，当外在文化样态和本民族的文化样态相互接触时，接受者必定是从一定的文化背景出发．来对外在的文化样态做出选择和判断。而电视广告活动，作为现代文化传播与交流的重要途径之一，自然也逃不过上述规律。
从制作的角度说。广告制作者总是从一定的文化背景出发来进行创作。曾被美国《广告时代》期刊推选为风云人物之一的美籍华裔广告人杨朝阳谈到文化差异所导致的广告手段之差异时，以美、日、中三国的广告为例来予以说明。他指出：美国广告文化的根是植于清教徒的伦理中的，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乐观进取，以价值为取向，以契约关系为本，因而美国广告重事件，用场景，是行为过程。日本广告的文化是建基于神道一佛教一儒家伦理，态度保留，以人为取向．以信用关系为本，因此日本广告着重于人，显情绪，为情感过程。华人广告背后的文化是道一佛一儒的伦理、宗教行为，有宿命论色彩，以整体为取向，关系建立在实证上，所以华人广告重产品，讲实证，为语言过程。这些例证都生动说明文化背景对广告制作手段的影响。而从受众的角度说。他所处的文化背景及文化习俗肯定会影响到他对广告的接受。
也正是因为文化情境对广告传播的制约作用，所以．精明的电视广告制作人或广告主，在面对不同的文化受众时，在广告策略上也会做出相应的调整，或者说会根据不同的文化情境来区别对待，从而做出一些本土化的努力。而这方面非常成功的例子就是可口可乐公司在中国所采取的一些策略。
可口可乐电视广告的本土化策略，特别体现在对中国文化元素的开发和利用、对中国民族心理及文化心理的趋同与靠近上。中国人喜欢热闹，尤其是春节这个合家团聚的日子．而可口可乐广告引人注目的手笔就是从1999年开始连续几年推出的春节贺岁片了。这些贺岁片都选择中国人做演员、在典型的中国情境中拍摄，运用纸风车、对联、泥娃娃阿福、剪纸等中国传统艺术，通过舞龙、贴春联、放烟花等民俗活动，来表现中国浓厚的乡土味。而对于国人非常关心的事件(如中国申奥、中国队冲击世界杯)，可口可乐则推出表现可口可乐与国人共同关注、共同参与的场景的广告．达到了与中国消费者沟通的极佳效果。此外，可口可乐还积极选择华人新生代偶像如张惠妹、谢霆锋、张柏芝、伏明霞等做形象代言人．广告内容也紧扣中国年轻人这一可口可乐重度消费人群所关注和感兴趣的主题，从而获得后者的强烈认同与热情拥戴。
［关键词］ 偶像剧；叙事研究；新十年
作为叙事模式化而备受部分专家诟病的偶像剧，从21世纪初算起，已经走过了10年的历程。2001年首部偶像剧《流星花园》播出后创下当年最高收视率并风靡东南亚，掀开偶像剧热潮的序幕。从此，偶像剧如雨后春笋般争相而出，2002起，每年均有20部左右的偶像剧登陆荧屏，产量之丰可见一斑。且每年均有一两部偶像剧伴随着高收视率而成为两岸青少年或粉丝群讨论的热点。在论述过程中，如没有特别说明（如日本、韩国偶像剧），所出现的“偶像剧”均指台湾偶像剧。偶像剧作为海峡两岸青少年和粉丝群最受欢迎的电视剧类型之一，诞生十年尚无系统的研究总结。丰厚的台湾偶像剧创作实践和不断形成的观赏热潮极大地推动了相关的理论研究。电视剧作为当代社会最有影响力的艺术传播形式，有着不断建构当下文化现实的突出作用。偶像剧叙事对形成当代青少年的情感价值与道德价值取向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因而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本文力图以叙事为切入点，遵循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对十年来台湾偶像剧做一全面探索。
与本论题相关的研究领域主要是电视剧叙事研究和偶像剧研究，以下就对这两个领域的研究现状进行分述。
电视剧叙事研究
叙事学在发展中发生了一些变化，研究对象不仅仅局限于虚构性的叙事作品，非虚构性的叙事作品进入叙事学的研究视域，如罗兰・巴特认为任何材料都适宜于叙事，除了文学作品以外，还包括绘画、电影、连环画、社会杂闻、会话，叙事承载物可以是口头或书面的有声语言、固定或活动的画面、手势以及所有这些材料的有机混合。①电视剧也属于这一范畴。
电视剧叙事研究主要分为叙事学研究、叙事类型研究两方面。电视剧叙事学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专著论文均有一定系统性。研究专著有《电视虚构叙事导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年)围绕电视剧叙事的核心元素进行了深入的学术探讨。《影视剧作的叙事艺术》(上海大学出版社，2001年)，关注影视剧的叙事特质，从叙事视点、叙事时空、情节、冲突等方面，对影视剧创作进行了叙事学的理论总结。《电视剧叙事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在多学科比较中确立电视剧叙事的艺术特质，从而建构起电视剧叙事理论体系。《电视叙事学》(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年)关注电视叙事学符号的构成，电视叙事学的声音、画面、声画关系，是对电视叙事的总括性研究。《电视剧叙事艺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分别从叙事模式、情节、样式、技巧、人物认同等方面，对电视剧创作及其模式的特点进行了叙事学的技术分析和理论总结。《电视剧叙事情节》(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主要从情节角度入手，对电视剧进行研究。《电视剧叙事话语》(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则从叙述空间、叙述中的“时空结”造型和人物塑型等层面形式美学角度上考察电视剧叙事话语的深层规律。
电视剧叙事类型研究在国外已有一定的成果，如劳拉・斯・蒙福德的《午后的爱情与意识形态――肥皂剧、女性及电视剧种》就具体地论述了肥皂剧的叙事特点及其性别意义。国内的研究还远没有开展起来，对于各种类型剧的批评琳琅满目，但是系统的科学的研究类型电视剧的叙事和构成的著作较少，如《新语境中的中国电视剧创作》（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年）关注1990年以来我国各类电视剧创作的特征和发展趋向。《电视剧艺术类型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围绕电视剧类型的形成原因、各种类型电视剧的发展概况及特征进行了全面介绍和分析。关注于具体类型剧的研究专著仅有《家的影像：中国电视剧家庭伦理叙事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05月）。相对而言，类型电视剧的叙事研究尚处于一个拓荒期。一方面，类型电视剧的叙事研究是与整个电视剧研究状况相适应，即总体并不令人乐观。②在国外学界，实际上是把电视节目的类型化与电视媒介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关于这一方面的重要文献，包括贾森・米特尔的《电视类型理论的文化研究》、布莱恩・罗斯的《电视类型研究》以及莫里・福曼的《电视类型出现之前的电视流行音乐的个案》③等。米特尔反复强调的是要把类型分析放置到一个更为广泛的文化语境中。
当前电视剧叙事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是：一方面，结合叙事研究具体电视剧的论文和专著大都拘泥于内部形式分析而略显单薄；另一方面，在宏观理论层面上探讨的专著和论文，又容易缺乏微观研究，且存在概念体系上以及各种理论之间的众声喧哗、各自为政。研究类型电视剧的叙事和构成的著作很少，主要限于家庭剧和历史剧等研究，其他类型的研究尤其是偶像剧的研究呈现空白状态。
偶像剧研究
（一）中国内地研究
中国内地研究人员对台湾偶像剧的研究，目前尚无专著，只有论文。如2002年《我看〈流星花园〉――兼议青春偶像剧的价值取向》，关注偶像剧的价值取向；2003年《浅析台湾新一代偶像剧的市场化走向》，认为台湾偶像剧成功的市场化运作,值得大陆的偶像剧制作者们去关注去研究；2007年《台湾偶像剧的本土化实践》，探讨台湾偶像剧扎根本土的策略与努力；2010年《2009海峡两岸暑期偶像剧比较研究》，比较海峡两岸暑期偶像剧的异同；《台湾偶像剧中的青春镜像对青少年身份认同的影响》，侧重偶像剧的影响研究。
中国内地研究者对各国和地区偶像剧的研究论文比较多，截至2010年底共计217篇（据中国知网统计数据），尤其对韩国、日本偶像剧的研究不少，已经出了一些硕、博论文。博士论文如《1980年后日韩影视剧在中国的传播》（暨南大学，2006）；《大众叙事与精神家园――韩国电视剧叙事文化研究》（四川大学，2007）。偶像剧研究论文偏重于概述式探讨。
中国内地对电视剧的研究已较成熟，专著不少。其中，对日韩偶像剧的研究有一定基础，表现为论文多专著少。对台湾偶像剧的研究，无专著且论文较少，呈现出研究状态的空白化，其湾偶像剧叙事方面的研究最少，而市场分析与价值影响的研究偏多。价值影响的研究倾向于极性思维，在偶像剧影响的判断上，一些选项或观念过于二元和对立。这种选项在字面上明显造成一项是可取(积极、向上、健康)，另一项则暗示（消极、腐蚀、有毒）。赞成后者的论文明显较多。④2009、2010两年，对台湾偶像剧研究的论文有增多之势。现象描述和规范性研究居多，但理论分析及其深度不够，所以解释力不足，对偶像剧创作实践指导作用不强。和偶像剧日益掀起的制作播出相比，研究明显滞后。
（二）台湾研究
台湾关于日、韩剧的研究相当多，范围也相当广，对于台湾偶像剧的研究也在渐渐发展当中。如以消费、认同的角度来检视日本偶像剧对于台湾年轻人的影响；以文化认同的方向来检视韩剧对于阅听人的影响，诸如爱情价值观和消费行为等的影响；以流行文化的角度来解读日本偶像剧的文本等。
而关于台湾本土偶像剧研究所涵盖的面向比较局限。台湾地区对台湾偶像剧的研究只有硕士论文，尚无博士论文和专著。台湾地区的研究论文多忽视电视文本的分析，有三种取向，一是针对制作与播出生态进行政治经济分析，如徐玉青（2006）《台湾电视连续剧评估准则之研究――从编剧及制作人角度分析》，台湾铭传大学传播管理研究所硕士毕业论文；再如张正芬（2008）《话题营销在偶像剧营销之应用――以偶像剧〈命中注定我爱你〉为例》，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硕士毕业论文。二是对收视观众的接收与影响进行收视影响分析,如连丽雅（2008）《国小高年级学童偶像剧收视经验之研究》世新大学公共关系与广告系硕士论文。这类研究论文均是透过接受者的书写与口语陈述，作为诠释实践的来源，研究重心在于阅听众本身，而不是偶像剧文本。⑤这一种分析取向走着类似于人类学研究的路径，细致地梳理和研究了各个年龄层的观众对偶像剧的收视及其相关影响，虽然研究重心不在偶像剧文本，但对偶像剧文本的再生产有一定指导意义。三是对偶像剧的形式或内容进行分析。第三类取向的论文非常少。著名的有赵庭辉教授的《电视偶像剧〈熏衣草〉：爱情神话的建构与再现》，（台湾中华传播协会2004年年会论文）；《电视偶像剧〈吐司男之吻〉：写实主义的建构与再现》，（台湾《传播与管理研究》第五卷第一期）；《偶像剧〈流星花园〉的文本分析：青少年次文化的建构与再现》，（台湾《艺术学报》，第78期）。台湾地区对电视剧研究的专著较少。对传统电视剧的研究，“绝大多数电视剧研究者的基本立场，事实上受到实证主义（positivism）与行为科学（behavioral science）的影响，相当强调电视剧在传播过程中的社会功能。”⑥如果去系统查看台湾的大学图书馆馆藏和台湾各网络书店，均无法看到有偶像剧研究的专业书籍（娱乐八卦书籍不少）。台湾地区关于偶像剧的研究大多倾向于经济学与收视影响分析，缺乏电视文本分析，故而台湾地区的研究状态呈半边倒趋势。台湾地区价值影响的研究倾向于理性思维，在偶像剧影响的判断上，一些选项或观念不再二元和对立。这与内地研究形成反比。
综上，海峡两岸的偶像剧叙事理论研究明显落后于偶像剧的创作实践。其中，台湾方面倾向于对各个年龄层观众进行非常细微的梳理（如精确到某地的大、中、小学的某年级），偏重于探讨观众对偶像剧文本的接受和影响等内容。内地研究偏向于偶像剧文本的市场分析与价值影响且对价值影响的判断上倾向于否定或对立。目前国内外对偶像剧的研究尚属于起步期或空白期，因此，加强相关研究有弥补理论空白的积极意义。
注释：
① ［法］罗兰・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符号学美学》，张裕禾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页。
② 曲春景、朱影编：《中美电视剧比较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前言)，第1页。
③ 上述三篇文献参见《世界电影》，2005年第2期。
④ 《电影艺术》2004年第3期刊登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青春偶像剧研究的文章，大多集中于对偶像剧的表现形态及表现内容的分析及价值批判，批判其情节虚假及疏离现实的层面。
（一）影视传媒形态结构的变革
新媒体的出现使影视传媒业的媒介形态与结构发生转变，传统的影视传媒业丢失了主导地位，使得影视传媒业生态发生了颠覆性变化。报纸、广播和电视这三大传统媒介在新媒体的冲击下，都进入到了媒体融合的转型期，这样就让不同媒介载体的分界线越来越模糊，最后通过媒介融合形成了一个集合体。全媒体时代不同于传统媒体时代以“内容为中心”的观点，它是依据受众群体不断变化的新需求和不同媒介的传播规律，通过运用各种媒介表现形式的一种传播方式，主张“用户为中心”的观点。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单向的内容推送已经不能满足用户的需求，信息爆炸使用户对于媒介源有了更大的挑选余地，影视传媒企业在发展过程理念中必须做到以“用户为中心”，才能更好地立足于未来的市场。
（二）影视传媒产品制作和传播方式的变革
传统影视传媒业在信息数字化的环境中，正与网络等新媒介相互融合，传播模式正从单向转向互动，传播主动权向受众转移，从而形成了资源共享的供应中心，延长了传播内容产品的价值链。受众角色也已从单方面的接受信息演变成了拥有充分的互动和自由，可以轻易地参与文本生产和意见评论。如大多数报纸网站都已经建立互联网门户网站，并延伸到了手机端的app软件和微信公众号；电视频道或者栏目纷纷与网络、移动通讯运营商合作，开通了互动空问、视频点播，乃至策划大型活动以吸引年轻受众等。媒介融合拉近了内容与媒介之间的关系，使得传媒产品在传播中的类型更加多样化、人性化。
（三）影视传媒市场竞争基础的变革
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变革，传统的影视传媒业不断遭受冲击，但这也是时代给予的新契机，从侧面推动了影视传媒市场竞争结构、竞争权利的转换。新兴媒体应充分把握机遇，正视对传统影视传媒业带来严重危机。原来产业之间的边界和特性都将进行重组，企业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都在发生变化，市场竞争规则也在随之变化。新媒体最显著的特征是“免费”，大量免费资源的出现对于传统传媒产业链是最大的冲击。传统影视传媒企业在提高服务质量的同时还需要进行价格调控，这使得产品经营和盈利方式都将面临着严峻挑战。这样在全媒体时代影响下，新媒体就弱化了传媒产业中的自然垄断属性，使得市场竞争也从资源的垄断转向共享。
（四）影视传媒产业创意思维的变革
全媒体的信息化发展十分迅速，为了迎合市场需求和受众口味，影视传媒产业中创意思维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发展创意思维也是影视传媒产业的重要变革方向，其中传播内容的创意包装、传播产品的推广、品牌构建等正向着独创性、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方向演变。影视传媒产业在媒介融合下将在用户体验创新、互动创新、运营创新和内容创新上带来新的产业发展特征，使得单向传输向双向互动转变，产品运营从单线销售向综合的互动内容运营转变，产业话语权将从内容创新主题向服务主体转移，整个影视传媒产业正改变滞后的产业链和游戏规则。
二、国内影视传媒类硕士生培养的传统模式
（一）传统培养类型
从整体上看，国内影视传媒类研究生培养侧重于学术型人才，在课程和学位论文上都注重理论研究，缺乏实务训练。影视传媒类专业在专业硕士学位中设有新闻传播硕士和艺术硕士，但收效甚微。影视传媒类研究生培养类型阶段分MA和MFA两个方向，普通硕士（MA）主要学习和研究电影理论知识；另一种为艺术专业硕士（MFA）专业的多为电影制作，此类人才主要从事电影制作要、写作、导演和后期工作。大多数高校把培养重心都放在了理论学习方面，而忽视了影视实务方面技能，从而造成了一种“闭门造车”现象的出现。
（二）传统培养方案
当前我国高校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方案是由高校相关部门与导师沟通协商共同制定的，学制一般为两到三年，主要分为课程学习和学位论文两个阶段。在课程学习上实行学分制，分为学位公共课、学位基础课、学位专业课、选修课以及必修环节等。学位论文包括开题报告、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这些必须在导师指导下由硕士生本人独立完成，研究生阶段毕业一般以是否通过论文答辩决定。国内一般综合类高校在影视传媒专业的培养上都把重心放在了理论学习上，通常都以完成学术论文为毕业要求，在整个研究生学习中很少有拍片实践课程，也不会以拍毕业成片作为毕业要求。框架式的硕士培养方案并没有对学生本科的学习起到一个很好的承接作用，其不能满足影视传媒行业对专业影视人才的培养要求，这种目标定位的不准确直接导致影视类硕士教育在理论类和专业实践型研究生培养方面比例失衡。影视行业中技术和理念更新的速度日新月异，若无法根据时代需求及时调整教学就会导致教学内容过时陈旧，使得学生毕业后无法适应当今的就业形势。
三、影视传媒类硕士生培养模式转型的传承与创新
（一）完善课程体系结构
全媒体时代对人才的需求偏向多元化和复合型，专业型院校可因地制宜，建设有地方特色的课程，以吸引学生，或据自身多民族文化的特点，逐步在课程建设上注重多元化、国际化等特点。我国的影视传媒在学科建设上应该有更加丰富的本土课程特色，将历史资源与现代学科理论相结合，以培养学生审视世界的能力。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和教学要求，要注意与本科生课程之间有所区分和衔接，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二）专业型影视传媒人才向复合型全能转型
影视传媒类专业是应用性很强的专业，我们应该按照“基础平台+专业方向”的模式设计课程体系。基础课程包括新闻学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以及与影视传媒人才知识结构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类课程。在课程设置中，要相应压缩专业课程的比例，增加素质课程的比例。同时，要将学生面向的职业岗位能力结构进行分解，通过相应的课程板块教学予以实现，使学生的所学与社会需求挂钩。教学重点必须落实到教学生怎么动手、如何操作、教给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上，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能力。就影视传播专业实践性教学而言，是要注意培养学生制作影视节目的基本能力。通过课堂理论教学与课下实践的结合，使学生从电视制作的整体架构上了解电视节目的生成过程，以及在制作的各个环节中需要使用到的设备和基本使用方法。
（三）师资队伍从单一型向一专多能型转型
国内多数高校对全媒体教育缺乏教学经验。为了解决普遍存在的师资匮乏问题，一方面，我们可以优化学校的人力资源，将影视传媒专业教师与其他学科教师资源重组；另一方面，鼓励教师参与媒体实践，通过跨媒体的采写编评等技能培训方式提升教师的业务技能；同时，还可以引进媒体资深人员走进课堂教学，构建业界与学界的长效互动机制。学院应加强与世界各国电影院校、著名电影制作公司、国际间著名电影、电视公司、学术研究机构、科研机构的联系，开展多种双边合作和交流。
（四）明确学术型与专业型人才培养
10月25―26日，来自美国、英国、德国、印度、韩国、俄罗斯、澳大利亚、中国8个国家著名学府的一流学者和业界专家齐聚上海大学，参加由上海市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大学影视与传媒产业研究基地、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共同举办的“新媒体产业国际研讨会”，共同研讨新媒体产业发展的前沿课题，探索在新媒体时代传媒与社会和谐互动的关系与方略，这是新媒体研究领域一次空前的国际学术盛会。研讨会上，各国学者、业界专家围绕“新媒体产业发展的现状与趋势”、“新媒体产业发展的政策与策略”、“新媒体与人类和社会的发展”、“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互动”等主题展开了深入交流和探讨，其中既有对宏观层面的把握，也有对微观、具体媒体形态的深度探究，对世界新媒体产业前沿发展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了展示、交流和对话。
各国新媒体产业发展的宏观态势
来自印度克鲁克舍大学的B K Kuthiala教授做了题为《淘金记！迅猛增长的印度新媒介产业中的全球化问题》的报告，他结合当前印度人口众多、消费主义盛行、青年一代快速崛起的现状，介绍了电视行业、电影行业、印刷媒体、音乐行业、电信、外资电台等相关领域的发展状况。针对在通向市场化乃至全球化的路途中，印度媒体所遇到的“政策体制”和“语言文化”的双重阻碍，B K Kuthiala教授介绍说印度政府尽管不情愿全面开放，但还是给了私人企业以充分的自，很多新媒体的行业联合迪拜和香港的合作项目共同开发；在语言方面，印度语、英语甚至中文呈现出混合与共存的现象，而且大多数印度本地的受众已经习惯了这种语言融合，新媒体在印度的发展空间是很大的。
来自韩国水原大学的Monhaeng Lee教授的《韩国IPTV用户的观看模式》一文则是从受众研究的视角对用户实际使用的IP－VOD服务展开调查。在2007年3月至2008年3月的一年内，韩国的IPTV有一个显著的变量：不仅用户数量增加了一倍，而且使用频率每月增加了15倍，受众观看时间每人翻了两番。在内容方面，用户仍然倾向于收看免费的电视节目。但是，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观众逐渐定制适合自己消费方式的电视节目，而这一服务IPTV完全能够提供，事实也已经证明，IPTV是传统电视的一个很好的补充，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彻底改变受众观看的模式。
中国的IPTV目前也处在关键的运行阶段，而最初的两大壁垒（政策与技术）正在弱化。上海文广集团百视通公司在IPTV运营上已积累了可喜的经验，其首席运营官李怀宇在《中国IPTV业务发展与创新》报告中指出，IPTV处于有线电视和网络之间，并更偏向于电视的媒体渠道，在中国，IPTV的技术特征也使它不能完全取代有线电视，而只能与有线数字电视实现差异化定位。他介绍了BesTV（百视通）在顺应三网融合的发展下谋求IPTV的创新发展举措。比如与Web2.0整合，实现跨终端社区视频服务；个人用户与家庭用户透过IPTV家庭电视填补互动缝隙；个人用户能把“想要看”、“未看完”或“好友推荐要看”的内容在不同时段播看，等。他预测，在不久的未来：用户一旦定制IPTV，在家庭、路途、宾馆、工作场所等，凡宽带所在之处，IPTV均可实现互动视音频服务体验。
上海大学的青年学者，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的王雨琼博士在《俄罗斯卫星电视产业》中重点介绍了俄罗斯卫星电视发展历史和现状，她指出，一方面，制作高质量内容的电视节目这一竞争法宝，已普遍被业内人士认同和遵循；另一方面，节目收视技术的竞争，也成为电视的新竞争重点。在这种趋势下，俄罗斯卫星电视市场由于较好地发挥了卫星传播手段的技术优势，以及把握推行了一些有利的运营策略，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对世界各大卫星电视公司和俄罗斯本国新兴卫星电视公司充满着巨大的魅力和诱惑。尤其在传统媒体市场已充斥着近于饱和的激烈市场竞争的情况下，俄罗斯卫星电视市场更显示出巨大的市场潜力。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的Alan Knight教授预测未来传媒发展大致会出现以下几个趋势：内容获取更加便捷；更多的媒介形式和信息平台；传媒发展更加个性化；媒体的公众参与程度越来越高；受众实现分流；媒介所有制更趋集中化和数字化制作。
新媒体产业经营的创新视角
互联网上电视新闻传播有何新的动向？有何创新的机遇？针对这一课题，上海大学的吴信训教授和王建磊博士在《中外视频网站上电视新闻传播现状与创新策略探析》一文中，对比分析了中外代表性视频网站上电视新闻在传播形态、传播技术、传播方式以及传播内容构成等诸多方面的不同，并做了详细、全面的定性分析，认为国内互联网现在对电视新闻传播的使用与满足状态，只是互联网发展中早期阶段的一种状态，国外则有更大比例的互联网使用者运用视频新闻传播来观察监测世界发生的新变动（新闻范畴的功能），来增益自身适应社会发展的生存能力的提升（信息与学习范畴的功能）。这种需求的增长，无疑也为网络电视新闻与信息的传播拓开了日益增长的空间。正因为如此，尽管目前国内网站存在着电视新闻数量稀少、传播情况欠佳的现状，但应借鉴发达国家经验，以前瞻的目光开发对电视新闻的传播和利用，并根据互联网的特性设计创新的传播模型和体系。
同样对视频网站予以关注的有来自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的Jenny Weight博士，她对视频网站中并非由商业机构提供而由用户生成内容，并以表达自我为重点的媒体类型称为身份媒体，比如Facebook和Youtube。这类“身份媒体”是技术和理念共同的产物，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媒体盈利模式。在业界主要有三种利用方法：1.市场营销和审查；2.合作开发；3.购买网络。
在手机媒体成为各界关注热点的势头下，上海大学影视学院的龙锦副教授在《新媒体发展：勿忘消费者――以手机电视为例》中指出，集各种利益关系于一身的中国手机电视已经步入严重的发展瓶颈。与手机电视发展密切相关的两大政府部门在奥运会后仍未能进行有效的合作，广电总局手中的“许可证”与工业和信息化部手中的“入网证”仍互相牵制，各不相让。在这种情况下，从这一产业链的终端着手，强化消费者在消费终端的拉动作用，无疑是手机电视市场发展的一个最好选择。而要使消费者形成对手机电视的市场需求，关键在于如何让消费者意识到自己对手机电视产品的需要并付诸行动。上海大学孔秀祥副教授则详细分析了手机广告的类型、特征、市场规模、产业模式，介绍了国外的先进模式及其借鉴价值，并综合各方数据，结合中国市场发展实际探讨了中国市场手机广告的发展趋势。
针对当前炙手可热的Web2.0研究，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的蒋晓丽教授、付玉杰在《互联网的二度华丽转身：从工具进化的角度展望Web3.0的发展趋势》一文中指出：互联网的发展史本质上也是互联网这种生产工具不断进化的历史。文章从生产工具进化的角度对Web1.0到Web2.0的转变进行了阐述，并对未来Web3.0的发展趋势做出了判断，主要有信息表达方式转变、网络使用方式转变和信息搜索模式转变三个方面，而这种转变和Web3.0的主要内涵还有进一步可待探讨的空间。
政策与策略制定的新影响因子考量
德国埃森文化研究院Claus Leggewie教授在《媒体民主――民主化和媒介化之内在关联》中指出：新媒体环境给传统媒体和传统社会结构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网络媒体成为一个最大的档案，它的双向交流特点和受者与传者互换造成了社会分散化，进而对20世纪的中心化和民主集权形成了一定冲击。网络媒体在作为宣传工具和信息自由化工具之间存在一种博弈，就德国自身的情况而言，目前已有四分之三的德国公民在线。尤其是年轻的80后一代，他们有自身更显著的特点，在所有上网的动机中，政治目的大概只占2％，98％都是消费信息和娱乐。媒介化所带来的对民主的改进已经成为一个全球的现象。
上海大学的张咏华教授的《博客现象和网络时代公共空间的拓展》一文，从对中国大陆若干网站上的博客内容的实证分析出发，探讨在当今中国大陆，博客同网络时代公共空间的拓展之间的联系。在研究中发现，博客内容或多或少有一部分是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和意见的表达，尽管在目前，涉及公共议题的部分所占的比重在常规时期还不大，博客行为也还不够成熟，但是在公共话语空间的建设尚较薄弱的中国大陆，博客空间和在其中展开的公共议题讨论的出现本身，就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论文同时指出，博客形式的社会空间作用的进一步发挥，博客空间中非理性、极端化等问题的克服，呼唤着公民公共参与意识和积极性的提高和公民理性的培育和增强。
来自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大学的Fiona Martin博士在其《公共服务广播的信息化与转型》一文中指出，公共广播机构在互联网上有两个新角色是商业广播无法满足的：一是带给公众有来源的信息和材料，尽管商业公司也可以做到这一点，但双方的兴趣和动力不同，无法真正做到像ABC和BBC网络提供的丰富资源那样；另一点是功能上的互动，它将个人博客、新闻机构、社会团体的媒体代表整合为一体，以跨越时空的方式在机构与用户，用户与用户之间实行互动，及时提问、发表观点和议论。这在客观上也为公众的民主表达提供了新的形式和途径。
对于新媒体产业而言，版权问题已然成为新媒体内容生产和经济模式的重要问题而凸显出来，来自英国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中心的Wolf Richter博士的论文《数字音乐的未来》，中国传媒大学胡正荣教授和徐聪的《中国网络
电视盗版与公共利益的维护》的论文，都对此作了探讨。
从人文视角对新媒体产业的反思
新媒介为大众又开拓了一块极具诱惑力的虚拟空间，催生了许多新的大众文化形态，对大众文化注入了新内涵。上海大学许正林教授的论文《新媒体的崛起与大众文化新症候》则对这种新的文化形态做出一番批判的解读。他指出一系列大众文化的新症候，主要有虚拟交往、文化拜物教、负价值迷狂和政治参与4种表现类型。他认为，新媒体一方面促成了大众文化人性化回归的一面；另一方面新媒体又产生了一种社会负价值迷狂症、一种人性的异化……。在新媒体未来发展的道路上，这些表现出来的大众文化新症候是在观照新媒体与大众文化关系中应该警醒与批判的。
复旦大学孙少晶副教授在《新技术环境中的传播陷阱分析》中指出了在当今新媒介环境中存在着：人－信息互动：思维与认知陷阱、人－机互动：控制与使用陷阱和人－人互动：沟通与关系陷阱三类传播困境。尽管因特网、手机、互动电视等新媒体技术赋予了受众更多的控制自由，但换一个角度来看，这种方便性和互动性的增强更增加了人成为媒介奴隶的可能性。Email、PDA、手机、IPOD等占据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大量的时间。网络上瘾症（Internet addiction）、网络依赖症（Internet dependency）等新媒介症状越来越盛行……总之，传播手段的丰富性表面上让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维护更加容易，实际上它也间接创造了人际关系的一些危机。因而应充分重视新技术的传播陷阱，同时加强信息素养（information literacy）、媒介素养（media literacy）和传播素养（communication literacy）的教育和培训。
中国社会科学院孟威副研究员的论文《新媒体话语的文化影响力》针对新媒体话语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从议程设置、互动、文化意识、价值观、社会文化秩序、意识形态等方面讨论新媒体文化功能及其双重作用，进一步思考应对新媒体挑战的文化策略。同样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赵康在《集中，抑或分散？――网络技术特性初探》一文中指出，网络的出现，为中国民众提供了一个虚拟的自由发展空间。在这样的空间中，通过网络互动激荡出公民观念、自由信念、法治意识等才是网络的真正使命。虽然这个空间也受到统一运作的束缚，但是对于中国民众来说至关重要。
德国包豪斯大学、同时也是同济大学的Lothar教授的论文发出了《创意尚有空间否》的提问，他结合自己主导参与的创意产业项目和跨国教学经验，指出创意是生产力，未来经济发展的重点在于创新。目前新媒体等通讯行业也在产业化，而这个行业的发展更需要创意。他认为目前中国的标准化教育体系对于培养创意型人才不利。华东师范大学严三九教授则通过《上海市新媒体专业人才培养情况调查》指出上海市新媒体专业人才紧缺，进而思考新闻传播教育如何面对市场需求。同样关注此问题的还有中国矿业大学新闻系张如成副教授，他指出，中国动漫业缺乏的不是中期制作环节人才，而是前期规划和创作人才。因此高校在培养动漫人才时，首先要坚持创意从文化中来的观念，从课程设置上注重培养他们的文化素养，增强文化敏锐度。
汶川抗震救灾中传媒的表现普遍被视为传媒改革30年成就的一次大检阅。会议主题报告用“正确的抉择、重大的胜利”评价中国新闻改革取得的重大成就：实力大大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舆论支持、努力探索体制和机制创新、新闻传播学术研究趋向繁荣、人才梯队建设初有成效。如今传媒改革遇到新闻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弊端所造成的种种障碍，反思过往、探寻未来之路，是本次会议召开的主旨。
思想解放：激荡30年
经历过思想被严酷禁锢的人更能深深体会到“解放”的含义。中国新闻改革和新闻学研究30年的亲历者之一、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童兵教授认为思想解放是中国传媒发展强大的原动力。他在题为《突破体制瓶颈深化新闻改革》的主题演讲中，回顾了1977-1981年启动改革的三次思想解放大讨论和新闻传播界的三次重要会议，提出要继续深化改革的5项举措。作为曾直接指挥传媒前行的领军人物，原广电部副部长、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先生提交的论文《创新是电视事业和产业发展的动力》，回忆了中国电视从电视剧到新闻节目的创新与变革，认为要注重对“度”的把握，以求扩大正面效应减少负面效应。
改革开放初期，解放思想就可以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但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各种动力因素就复杂起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者郑保卫教授在《从激发人的潜能到全方位整合资源》一文中，概括了30年报业改革发展动力体系的丰富与拓展：最初，通过调动人的积极性来谋求发展；后来制度、资本、市场、技术等各种因素逐渐发挥出更加重要的作用。
华中科技大学孙旭培教授的文章《从精英主义新闻观念到无产阶级新闻自由》追溯历史源头，认为新闻观念在两条路线上发展：从弥尔顿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主义认为，言论、新闻自由是人权，应该人人都有；从柏拉图到的精英主义认为，只有部分精英可以享有言论、新闻自由。两条路线的分水岭为是否承认人人平等，于是出现社会自由和阶级自由的分野。多数人自由、实质自由的说法都是用来支撑阶级自由的理论的。
武汉大学单波教授在《西方新闻传播观念的导入与中国新闻改革》一文中认为，1992年之前的第一次思想解放，“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观启蒙”，解决了传媒“无新闻”的问题，具有思想“解冻”的味道；1992年之后是第二次思想解放，开始了向大众传播学的转向，带来了精神空间的拓展，解决了新闻“无业”的问题；从1997年开始的第三次思想解放是面向全球化语境下的新闻改革，进一步冲破了“所有制崇拜”。但囿于政治体制，中国传媒寻求本土化生存成了当下一个相对可行的策略；今后新闻改革将不得不直面自由的挑战。
市场化与传媒公共性
市场经济是新闻改革最重要、最根本的推动力。武汉大学罗以澄教授认为传媒业的市场化转型，是中国新闻改革30年的缩影和最核心的“板块”，它给中国新闻传媒业带来了巨大变化，同时也带来了更为严峻的生存压力以及无法回避的挑战与问题。
传媒市场化是促进还是压抑了中国公共空间的发展？两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长江讲座教授都讨论了传媒的公共性。来自美国威斯康新－麦迪逊分校传播艺术系的潘忠党教授在题为《传媒的公共性与传媒改革的再起步》主题演讲中，认为30年的改革依赖并发挥了市场的解放力量，传媒改革步入正题就必须超越市场，以不同的目标思路和价值引导重新起步。
来自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陈韬文教授以“公共空间”为核心概念，发表《传媒市场化、权力结构与公共空间的发展：一个比较视角》的演讲，检视西欧、美国、新加坡、香港、大陆地区的公共空间形态，认为其形态变化受制于权力结构及市场化程度。民主化带来权力结构的开放，是发挥传媒市场化扩大公共空间作用的社会条件之一，也是开拓公共空间最根本的办法。河北大学白贵教授在《博客新闻评论的特征与功能》一文中认为，网络在培养民众的公共参与意识与公共精神方面功不可没，博客新闻评论的公共性体现在搭建进入公共领域的平台、实现完整的民意记录。
在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视角下，传媒话语实践的变化，体现了公共空间与权力结构之间的互动。复旦大学孙玮教授以1978年以来中国大陆大众化报纸的演变为线索，采用话语分析的路径，认为由大众化报纸建构的社会主体经历了“读者”、“市民”、“公民”、“小资”等不同阶段的变化。但这种话语实践为社会结构中的多重力量所左右，常常出现游移和混乱，充满着很多变数。香港浸会大学郭中实教授与复旦大学陆晔教授合作的论文《报告文学的“事实演绎”：从不同历史时期的文本管窥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家关系之变迁》，认为“报告文学的发展路向，从70年代末期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合法性建构开始，经过80年代中后期与国家政治权力结盟短暂触及政治体制改革，至90年代演变成知识分子将公共利益作为社会现实批判和与国家关系建构的话语基础。通过三个典型文本分析，发现在这一过程中，市场经济催生的国家―社会从高度统合到有限疏离的结构性转变对知识分子的社会作为起到重要影响”。
30年改革也投影在新闻文体的变化中。复旦大学许燕副教授的文章将新闻文体变化分为四个时期：大转型时期（1978～1982年）――多元化时期（1983～1989年）――分众化时期（1990～1998年）――网络化时期（1999～2008年），文体从新闻报道理念、文体结构布局、语言修辞风格和文体表现方式等方面都随着社会环境的迅速变化而不断变化。
改革攻坚与传媒重新定位
“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曾经释放了传媒的文化生产力，如今则成为传媒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深圳报业集团党委书记黄扬略的文章《走出误区，正确把握党报集团改革方向》，针对夸大“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中的企业因素、甚至主张把传媒集团划归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认识“误区”，认为要正确把握党报集团的改革方向，不能轻率地将党报集团归入企业。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张伟在《“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历史价值》一文中认为，“由于事业和企业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组织逻辑集于传媒一身，形成一种难以克服的结构性困扼，影响和阻碍了传媒产业的健康发展”。复旦大学张涛甫副教授在《中国传媒改革的风险考虑》中认为，媒体改革面临着政治风险、社会风险、市场风险，“增量改革在化解风险的同时，也在积累新的风险；需要在存量改革阶段解决结构性、系统性风险。”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中，中国传媒需要重新定位。上海大学张咏华教授认为，“反映我国传媒社会定位转型的企业化管理和重塑传媒市场主体的探索，需要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深化。它没有相同的现成经验可以照搬，难点的存在势所必然，曲折乃至彷徨或徘徊或许也在所难免。但是，这种转型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转型的必然要求”。思考传媒重新定位的另一种视角是风险社会理论。天津师范大学殷莉副教授认为“新闻传媒在风险传播中的新闻价值取向必须符合价值理性，以公众关注的公共利益和不损害公共利益的公共兴趣为选择标准”。
公民权利、舆论监督与重构现代新闻制度
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三项权利,即言论出版自由、知情权和批评建议权为舆论监督提供了宪法依据。暨南大学董天策教授、林爱B副教授及河北大学乔云霞教授撰文谈到以公民权利为基础、为舆论监督提供制度保障和法治保障。复旦大学黄旦教授与瞿翌轶合作的论文认为“权力”与“权利”是考察中国语境下舆论监督的两种视角。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展江教授从公民社会的理论视角梳理了近七年来大陆的舆论监督，认为其表现出了公共领域和市场领域的双重热情。南京大学丁柏栓教授在《扩大人民民主与实施新闻舆论监督关系论》一文中认为，改变新闻舆论监督难的境况，要靠扩大人民民主。而从执政党自身建设方面来说，则需要将加强和改进新闻舆论监督工作作为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现代新闻制度的核心，是通过新闻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对公共权力的监督权。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博树和前新闻局长钟沛璋合作的文章认为，中国传媒如今面临着重构现代新闻制度的历史任务，新闻制度的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紧密相连。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李瞻教授在《报业制度与政治制度之关联性》一文中认为，报业制度决定于政治制度，当社会政治制度变更时，报业制度亦随之变更。华中科技大学张昆教授在《中国媒介改革的政治限度》一文中认为，现存的政治限度是：不危及社会系统的稳定、不伤害权力系统的合法性、不削弱权力对媒介的管理、不影响主流价值的传承。
数字化、媒介融合与制度整合
数字媒体技术推动了媒介融合，进而提出了制度融合的需求。广电总局副总编辑、发展改革研究中心黄勇主任发表了题为《数字化――中国广播电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的演讲。谈到目前推进数字化进程面临的困难是：定位不够清晰、用户认可度不高、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认为推动广电数字化需要政策支持与制度创新。中国传媒大学黄升民教授、周艳、王薇在《推进、发展、冲突、创新―――解析广电数字新媒体的发展演变》中认为，广电产业与其他媒体产业一样，各方利益矛盾冲突的特征是内包、长存、调适的，矛盾各方形成一个无法明言的底线，呈浑浊状态博弈前行。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胡正荣教授在《媒介融合时代的中国媒介制度整合》演讲中谈到，中国传媒面临的问题是内容单一但却渠道多元，他认为媒介制度整合的原则是：保证资源的合理分布与公平利用，信息传播的多样性，保护受众的公共利益。
新媒体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全面而具体。清华大学熊澄宇教授、吕宇翔、张铮合作的文章认为，新媒体不仅是一种技术生产力，还是一种文化生产力。它在发展中与生产关系不断出现适应―不适应―再适应的过程，从而推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改革的不断深化。华东师范大学严三九教授则通过调查发现了上海市网络视听专业人才紧缺，进而思考新闻传播教育如何面对市场需求。上海大学吴信训教授和王建磊合作的论文则积极探索新媒体环境下电视新闻的增值方式：运用数字存储和点播、编辑技术，使原本大多为一次性消费的新闻得到价值的重新开发和利用。
2001年，中国广告产业全面开放。武汉大学张金海教授认为，制度选择与制度安排促进了中国广告产业30年的高速发展，也导致中国广告产业的市场低集中度、外资主导倾向，以及结构不均衡等许多严重问题。全球化语境下，文章思考自由开放市场模式与产业后发的政策保护及自主发展之间、市场运作机制与以行政为主导的市场管理体制之间的关系。
文化传播与新闻传播教育
上海大学戴元光教授和郑涵教授合作的论文《建构多元的文化传播体系提高我国文化的传播能力》认为，我国文化传播体系形态进入迅速扩容和分化重组的发展阶段，文化传播的关键在于公信、多元与经济竞争力。安徽大学姜红教授检视了现代中国新闻学术思想中的进化论观念，发现存在着两种思想脉络：“渐变”式进化论和“突变”式进化论。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邱沛篁教授、上海大学李建新教授总结、回顾了30年来高校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和流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高钢教授在《媒介融合趋势下新闻教育基础元素的构建》中则强调，在媒介融合的新形势下，构成新闻教育四大基础元素的学科架构、师资队伍、课程体系和教学平台，需要在新的教育目标之下重新建构。南京大学段京肃教授基于CSSCI数据库，通过分析论文篇均引用数量发现新闻传播学科研究水平仍较低。
[摘要]：2007－2008年，对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电影发展历程的回溯和反思构成了电影研究领域核心的话题，电影产业制度的优化和院线的改革也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电视艺术研究在聚焦电视剧创作的同时，对文艺栏目和纪录片的思考也日趋深入。
Abstract: The key topics about the movie studies in 2007-2008 are mainly focused on exploring and reflecting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hinese movie in the past 30 year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 policy was launched in 1978. The refinement of movie industry system and reform of theater chain management are also widely discussed. The studies of television art are mainly focused on the productions of television drama， and the research makes progress in the filed of television art columns and documentary.
Key words: China; Movie; Television Art; Research Development; Annual Report
2007－2008年，对于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电影发展历程的回溯和反思构成了电影研究领域核心的话题，随着一批国产大片的上映，对于大片现象的研究和探索也取得了较大发展，电影产业制度的优化和院线的改革成为人们关注的议题。在电视艺术领域，对近年热播的家庭伦理剧、东北农村剧、军旅剧的批评趋于活跃，围绕着大地震和奥运会制作的电视文艺节目也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纪录片的研究也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上篇：电影学研究综述
一、中国电影史研究
随着中国电影百年华诞的到来，一系列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电影百年发展历程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的丛书、论文相继面世，丁亚平所著的《影像时代的中国电影简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着重探讨了中国电影视觉再现与存在的历史，也是全球性背景（理想空间）、时代政治经济力量（现实空间）以及社会文化精神（真实空间）消长变化及发展的历史。邸世杰，刘洪才主编的《广播电影电视专业技术发展简史（下册:电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概要地回顾了我国电影技术各专业的百年成就，以及为中国电影百年发展做出的贡献。
在通史的研究之外，2007－2008年电影史研究的特点是出现了不少带有浓厚地方性色彩的研究著作。傅葆石的《双城故事——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着力重构抗战前后（1937－1950）上海和香港之间的双城故事，藉此呈现中国电影文化的复杂多义。陈文平、蔡继福编著的《上海电影100年》（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以断代史的方式，评析各个时代上海电影发展状况、特征以及审美流变。沈寂编著的《上海电影》（文汇出版社，2007）通过不同类型的影片概述上海电影的初创、发展、成熟的过程，折射时代特征和上海电影的独特风格。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口述上海——上海往事》（上、下）、（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2007）则试图通过众多影人口述的方式，对建国后上海电影自身的发展同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的联系进行分析，构成对建国后多部上海电影文本的独特解读。
除上海电影史研究之外，2007－2008年另一热点是香港电影史研究。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和中国电影资料馆共同编著的《香港电影10年》（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深入透析香港电影发展的新态势，以“融合与发展”为中心命题，围绕“”这个关键词，从产业、文化、创作等三个方面探讨以来电影的发展变化。赵卫防的《香港电影产业流变》（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对香港电影产业的发展进行多维度的诠释与分析，力求完整而深刻地描绘出香港电影产业的流变过程。朱家昆的《香港类型电影漫谈》（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为读者展现了香港类型电影的兴衰。此外，还有的灰的《香港电影：金像奖帝后列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朱家昆的《闲话香港电影》（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等。
2007－2008年也出现了一些对于电影发展历程上重要团体或者个体的个案研究。吴筑清、张岱编著的《中国电影的丰碑——延安电影团故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意在填补中国电影史上关于延安电影团这一段历史的空白，不少图文史料均为首次发表，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邹健的《中国新生代电影多想比较研究》（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概述了中国电影新生代的诞生、转轨和嬗变。谢晋编著的《谢晋电影选集》（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从谢晋导演现有的电影作品中精选出18部作品，收录了谢晋导演的导演阐述，以及著名电影评论家的影评、剧照等。《谢晋画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精心收集和整理了谢晋导演生平资料与他拍摄的众多影片的珍贵图片资料，该书的问世恰好成为人们对一代电影大师2008年不幸去世的最好的纪念与缅怀。
2008年正值改革开放三十年，《当代电影》、《电影艺术》、《北京电影学院学报》都开辟了相关的专栏，对中国电影在这三十年里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和存在不足分别进行论述。丁亚平的《社会空间与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电影发展》（《当代电影》2008年第11期）、李道新的《重构中国电影——从学术史的角度关照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电影史研究》（《当代电影》2008年第11期）、饶曙光的《观众本体与中国商业电影之三十年流变》（《电影艺术》2008年第3期）、周星的《改革开放30年中国电影观念的变化》（《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等论文，从不同角度探讨了30年以来中国电影美学、叙事范式等各个层面的发展与流变。
二、中国当代电影研究
在2007－2008年的当代电影研究中，《2008中国电影艺术报告》（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作为国内第一部年度电影艺术创作报告，由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组织撰写。全书共包括十二个章节和一个专题研究，分别为中国电影创作年度综述、年度热点、年度创新、年度症候、年度走向，导演艺术、剧作艺术、表演艺术、摄影艺术、声音艺术、新技术、港产合拍片的年度分析，以及专题研究中国进口分账影片态势分析。影协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推出这部艺术创作报告的目的，意在从电影创作本体上把脉国产影片，把理论家、评论家的判断与声音传递给社会大众，以期在电影理论评论中坚持主流文化的声音。
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产业研究中心编著的《2008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是产业研究中心在《2007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的基础上，倾力推出的第二部电影产业研究报告。全书分为年度产业发展总报告、专项研究报告和电影市场调查三大部分，客观详实地勾画出年度电影产业发展脉络，前瞻性地分析电影产业链各环节发展态势与潜在问题。此外，中国电影家协会产业研究中心编著的《2007电影产业研究之国有影视企业卷》（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电影产业研究之影院发展卷2008》（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黄勇主编的《2008年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报告》（新华出版社，2008）、张晓明、胡惠林、章建刚主编的《2008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崔保国主编的《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07－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都运用了最新的事实和翔实准确的数据，综合使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分析方法，全面系统反映2008年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状况和发展特点。
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进一步改革发展，电影的全球化议题在近年来也吸引了不少学者的目光，中国电影在世界电影市场中的地位和竞争力成为研究者注目的焦点。尹鸿编著的《跨越百年：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电影》（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系统记录和分析了中国电影近10年来在全球化、数字化和产业化的大背景下所进行的转型，帮助我们更积极更有建设性地看待中国电影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当代电影》2008年第2期设置“文化软实力与中国电影”专题，倪震的《软实力和中国电影》、饶曙光的《感染的力量——文化软实力和电影》和张颐武的《电影与21世纪中国新的发展——文化软实力的展开及其意义》等论文，指出电影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总体战略中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近年来，国产电影不断的寻找着自主品牌的创立途径，并为此进行了长期而不懈的探索，国产大片便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应运而生并不断前进。2007年电影《集结号》在无论在票房和口碑上都得到了广泛的赞誉，对此，贾磊磊的《事件电影：〈集结号〉》（《当代电影》2008年第3期）、胡克的《建构现实社会型主流大片电影观念——〈集结号〉的启示》（《当代电影》2008年第3期）、黄式宪的《牺牲与辉煌：乐观的悲剧及其崇高之美——略论〈集结号〉在大片文化品位上的可贵拓展》都表达出了对于中国大片在经历了五年磨砺之后走向成熟期的乐观态度，并由此观照中国大片的前景和未来。
三、电影理论研究
在电影理论研究的著述方面，丛书成为2007－2008年中国电影研究的一大特色。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了“北京大学影视艺术丛书”，包括了梁明、李力的《电影色彩学》和王志敏的《电影语言学》，前者对电影中色彩的运用和意义阐释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后者对电影成为一种语言的可能性进行充分的论证和阐述，把以往单纯的理论研究真正变成了指导实践的创造性思想。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在2007年推出了“影片分析系列教程”，包括单万里、张宗伟主编的《纪录电影分析》、饶曙光主编的《中国电影分析》、李迅、祝虹主编的《欧洲电影分析》、胡克、游飞主编的《美国电影分析》、周涌、张希主编的《亚洲电影分析》等。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复旦博学当代电影学教程”系列丛书也在2007、2008年相继面世，2007年葛颖的《电影阅读方法与实例》针对电影阅读逐层深入的行为逻辑，提出了表层意义场、深层意义场和核心意义场等三层意义场的文本解读方式。2008年黄文达主编的《外国电影史教程》以叙事电影的发展为主线，强调从全面、多元的角度认识、理解电影。金丹元的《电影美学导论》主要阐述电影美学的原理和基础知识，结合具体作品的分析来探究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电影美学的发展趋势。
范志忠的《当代电影思潮》（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通过对当代电影的叙事范式和美学流派的梳理，认为电影艺术作为成熟的一种标志，必然创造出特定的叙述范式，规范着电影人本人乃至后来者的创作与制作。汪方华的《现代电影：极致为美后新浪潮导演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提出“被体验的真实”的影像本体观并做出具体的美学原则的阐述。戴锦华著的《电影理论与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每一章节重点介绍一种电影理论流派的主要特征，并通过对一部影片的细读来展示对这一理论方法的运用。杨健的《拉片子：电影电视编剧讲义》（作家出版社，2008）应用拉片子的方法，通过七部教学片、七部参考片、两部电视剧，传授影视编剧基础理论和剧本写作基本技巧。其他论著还有苑媛主编的《光与影——意象对话看电影》（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康尔主编的《电影艺术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薛凌的《电影艺术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田川流、王颖主编的《电影学论纲》（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彭澎主编的《电影艺术文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等。
在电影美学方面，王丽君的《当代电影美术先锋设计及其审美形态》（《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介绍了当代电影美术先锋设计在美学上表现出的一种独异的、颠覆现存价值体系的反叛精神和多远平衡的哲理表达。在这个方面的论文还有金丹元的《回归本体——对于当下电影美学研究的质疑》（《电影艺术》2007年第1期）、陈犀禾、刘宇清的《电影本体与电影美学——多元化语境下的电影研究》（《电影艺术》2007年第1期）。电影符号学的研究是继电影美学之外另一个研究重点，余纪的《电影符号学质疑》（《电影艺术》2007年第4期）对语言学意义上的电影符号学存在权利提出质疑，认为电影的每一个镜头都是全新的、多义的，甚至是任意阐释的。吴迎君的《反思电影叙述学的研究误区》（《电影艺术》2007年第4期），对电影叙述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挖掘。赵勇的《电影符号学研究范式辨析》（《电影艺术》2007年第4期）则对不同的符号学研究范式加以分类区别。相关的论文还有王志敏、陈捷的《电影语言：新概念与新版图》（《影视艺术》2007年第10期）、史可扬的《新时期中国电影的美学困顿》（《影视艺术》2007年第10期）等。
四、翻译与介绍
在电影译著图书方面，对于经典电影大师的介绍依然是不可替代的热点。弗朗索瓦特吕弗的《我生命中的电影》（黄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收录了法国新浪潮领军人物特吕弗的重要论文和资料。奥蒙的《电影导演论电影》（车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对电影导演的作品和他们的电影理论之间的关系做了系统的考察。康拉德所著的《奥逊威尔斯》（杨鹏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是国内首部对威尔斯进行系统介绍的评传。基亚罗斯塔米等所共同编著的《特写：阿巴斯和他的电影》（单万里、李洋、肖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由阿巴斯个人的电影笔记、相关访谈以及法国电影评论家撰写的关于阿巴斯电影的批评文章组成。苏伯的《电影的力量》（李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的立意虽然在于解剖与分析决定一部电影好坏的奥妙，但其实质却是对美国价值观进行解剖与分析。戴尔牛顿和约翰加斯帕尔共同创作的《低费用电视电影拍摄101》（贺微等译，重庆出版社，2007）是一本由两位低费用独立制片的美国顶级制片人撰写的国际性经典畅销书，介绍了从脚本到屏幕的低预算数字影片制作的各个环节。梅内盖蒂的《电影本体心理学——电影和无意识》（艾敏、刘儒庭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荟萃了本体心理学的创始人梅内盖蒂教授对世界一百部经典影片的剖析。纳卡什的《电影演员》（李锐、王迪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对演员的诞生、功用和在电影史上的地位进行了评定和研究。德斯贾汀的《日本异大师》（连城译，吉林出版集团，2008）中所提及的全部电影制作者均不同程度地代表了日本的“异色（叛逆）电影制作者”。
在论文方面，对于外国电影的介绍和研究也呈现了丰富多彩的发展态势。与一直以来在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欧美电影研究相比，近年来对于亚洲电影的关注逐渐增多，成为一个新的亮点。《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设立了“韩国电影研究专题”，对近年来在国际影坛逐渐显露出强劲的发展态势的韩国电影进行分析。此外，东南亚电影的发展在这几年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陈时鑫的《新加坡电影业：发展、困境与挑战》（《电影艺术》2007年第4期）、阮氏宝珠的《越南电影业：旅途没有终点，我们一直在路上》（《电影艺术》2007年第4期）章旭清的《当代越南电影的三副面孔》（《当代电影》2007年第1期）都将研究目光投向了这一极具潜力的领域。
在欧洲电影研究方面，对于德国和意大利电影的关注有所增加。《当代电影》2008年第3期在“外国电影”专栏中整合了德国电影专题。包括张艾功的《德国电影新现实主义潮流与东德身份的认同》、崔军的《媒介：疏离的激情——德国电影中的东德记忆》、汪方华的《柏林墙：东德政治题材影片的一个胎记》，对德国电影中东德因素加以观察。《电影艺术》2007年第6期在“国际视野”中设置意大利电影专题，顾博的《贝洛奇奥电影中的意大利政治变迁》、徐源的《困境中的光芒——从比萨透析当代意大利电影发展现状》等，都对当代意大利电影进行了介绍。
纵观2007－2008年的中国电影学研究，虽然在电影本体的理论研究尚多停留于宏观层面，缺乏更加深入和细致的探讨，但是中国电影史的研究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关于电影产业发展和市场体制的变革等议题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研究，并向着务实、系统、学理的方向迈进。
下篇：电视艺术研究综述
一、电视剧创作批评研究
2007－2008年，中国电视剧市场依旧延续着红火的发展态势，理论界对电视剧的批评也趋于活跃。欧阳宏生、秦丽、林林的《多样化的题材多元化的风格》（《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1期），侯洪、杨俊杰、刘杰的《2007年中国电视剧年度报告》（《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2期），毛凌滢的《现实题材的永恒魅力与艺术创新的积极探索——2007年中国电视剧创作综述》（《电视研究》2008年第2期）等文章分别对2006、2007年度的电视剧创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
2006年，国家广电总局出台多项措施，积极引导电视剧的创作，电视剧创作现当代题材的电视剧数量占了总量的绝大多数，其中以亲情、爱情伦理叙事为核心的家庭伦理剧《金婚》、《亲兄热弟》、《家事如天》、《家有爹娘》、《继父》、《双面胶》、《女人不哭》、《保姆》等在2007－2008年均创下不错的收视成绩。黄美华、曾庆瑞的《现实主义召唤电视剧回归——从近两年播出的电视剧说起》（《现代传播》，2008年第3期）中指出中国电视剧在现实主义精神的感召下，注意创造出与积极健康的审美意蕴。此外，梁英的《观察和呈现故事的新角度——家庭剧〈金婚〉的叙述视角分析》（《电视研究》2008年第4期），董楠、赵婧怡的《电视剧〈亲兄热弟〉的人物关系解读》（《当代电影》2007年第5期），张子扬的《家文化的探索与重建——电视剧〈家事如天〉观感六则》（《当代电视》2007年第7期）等文章则对这两年家庭伦理、婚姻关系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创作进行了细致的解读与剖析。
近几年，从《刘老根》、《马大帅》、《插树岭》、《希望的田野》到《乡村爱情》、《圣水湖畔》、《福星临门》、《清粼粼的水，蓝莹莹的天》， 东北农村题材电视剧迅速抢占荧屏，成了收视主力军，并带动了相关批评研究的发展。张德祥的《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的新突破》（《当代电视》2008年第4期）、普丽华的《影视轻喜剧：新农村生活的“热媒介”》（《现代传播》，2008年第2期）、马梅的《电视剧〈乡村爱情〉的美学追求》（《中国电视》2007年第3期）等论文，分别从宏观和微观方面分析了乡村题材电视剧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个体文本创作的审美追求。
除此之外，以军旅题材、革命历史题材、现实题材、“红色”经典改编为代表的主旋律题材电视剧生产创作的好势头依然不减。以《井冈山》、《恰同学少年》、《士兵突击》、《闯关东》、《夜幕下的哈尔滨》为代表的主旋律电视剧的崛起，也引发了批评界的关注。张智华的《贴近大众 彰显人性 引导“励志”——2007年主旋律电视剧辨析》（《电视研究》，2008年第2期）、刘潮的《对经典的重新诠释和思考——论热播剧〈夜幕下的哈尔滨〉的继承和突破》（《电视研究》2008年第12期）、傅思的《百年关东传奇事 生生不息中华魂——谈五十二集电视连续剧〈闯关东〉》（《电视研究》2008年第3期）等论文，都从不同角度指出主旋律电视剧贴近大众情怀，塑造平民偶像，彰显人性，进而引导大众积极向上，追求生命的理想。
二、电视剧理论研究
2008年适逢中国电视剧诞生50周年，赵玉嵘、王若芳、果青、陈友军编著的《中国早期电视剧史略》（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年），在钩沉历史史料的基础上，对中国早期电视剧的发展脉络作了较为全面的描述和勾勒，是一部填补中国早期电视剧历史研究空白的重要学术著作。周靖波、戴清主编的《中国广播电视文艺大系：1977－2000理论批评卷(上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收录了1977－2000年公开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有关广播影视的理论与批评文章共125篇，以有代表性的广播剧、电视剧为主，分析其利弊得失，勾勒了该期电视剧批评的基本轮廓、发展流变。胡智锋、董小玉主编的《求异与趋同—中国影视文化主体性追求与现代性建构》（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尹鸿的《中国电视剧文化50年》（《电视研究》2008年第10期），李岚、罗艳的《我国电视剧产业三十年改革发展与未来趋向》（《电视研究》2008年第12期），则分别从电视剧文化、电视剧产业、电视剧创作的方面来把握电视剧发展的历史脉络与未来趋势。
陈友军的《现实题材电视剧艺术真实形态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对中国现实题材电视剧的纪实性电视剧文本的艺术真实，虚构文本的现实主义艺术真实和虚构文本的非现实主义艺术真实等多种形态的叙事特征和语言系统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此外，曲茹的《以“故事”为核心——论电视剧艺术的审美价值体现》（《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杜莹杰、路宝君的《中国历史电视剧的定位、类型极其美学价值》（《现代传播》2007年第2期）、李冬茵的《电视剧创作与审美日常化》（《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4期）则分别从审美价值的高度、审美取向的嬗变与受众审美习惯的不同角度来研究电视剧美学特征，拓宽了对电视剧审美研究的思路。
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戴清撰写的《家的影像：中国电视剧家庭伦理叙事研究》，通过类型分析的方法梳理了当代社会转型时期“家的影像”中表现的传统家庭伦理观念及其现代性超越的文化价值，揭示“家的影像”中所表现的民族审美风格及其对传统审美心理定式的时代超越。此外，蒋梅的《视觉文化与电视剧叙事指向》（《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11期）、陈晓春的《试论电影和电视剧的叙事功能》（《现代传播》2008年第3期）等论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和出发点对电视剧叙事话语作了思考和辨析。
由刘萍编著的《影视导演基础》（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王强的《电视剧创作》（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杨惠宽的《实用影视制片手册》（ 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郝冰的《影视特技制作》（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郝俊兰的《电视音乐音响》（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施玲的《影视配音艺术》（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等著作，分别从电视剧的导演、创作、制片管理、特技制作、音乐制作等环节作了全面的介绍和阐述，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三、电视文艺栏目的研究
继2004年《超级女声》火爆成功以来，《梦想中国》、《加油！好男儿》、《我型我秀》、《舞林大会》、《红楼梦中人》等各种类型的选秀节目层出不穷，既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平民明星”，又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还制造了无数的热评争议。王彩平、钱淑芳的《电视变形记》（南方日报出版社，2008）通过对 《超级女声》与《美国偶像》等节目的跨文化比较研究，透视境外节目的本土化历程。亢美歌、李伟明的《娱乐选秀节目的社会价值与迷失》（《电视研究》2008年第7期），在肯定娱乐选秀节目的审美价值的同时，又明确了其对社会价值观迷失所负的责任，强调指出电视娱乐节目需要不断推陈出新才能满足多元文化发展的时代要求。洪艳的《电视选秀节目的批判分析》（《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7期）从欲望叙事的角度解读以“超女”为代表的中国电视选秀节目，指出在“奇观逻辑”主导下的选秀节目在娱乐的基础上将“狂欢”推向了极致。
“年年春晚年年看”。春晚作为一独特的文化现象，作为中国观众仪式化的过年节目，持续受到观众和学者的关注。靳斌的《丰富多元 欢乐和谐——2007年春节联欢晚会评析》（《电视研究》2007年第5期）、陈临春的《解析2008年〈春节联欢晚会〉》（《电视研究》2008年第11期）、黄梦阮、詹正茂的《文化传统与国家话语——谈2008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主题宣传》等论文，指出每年农历除夕在央视现场直播的春节联欢晚会的意义已经超出电视节目本身，它构成了大众电视传媒语境中的主流话语体系，成为具有政治宣传意义的文化符号。
2008年是中国悲喜交加、大事频仍的一年。512大地震与奥运盛事构成了2008年中国电视传播中的两大热点。围绕着大地震和奥运会制作的电视文艺节目也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张颐武的《创造历史的时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意义》（《电视研究》2008年第10期）、曾庆香的《仿像与奇观——北京奥运开幕式的符号分析》（《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等论文，对奥运会相关电视文艺节目从符号学、美学、价值观与内容等方面做了评析。陈临春的《〈爱的奉献〉，吹响爱的集结号》（《电视研究》2008年第7期）、孙江华的《浅析电视公益广告的社会功能优势——以512抗震救灾公益广告为例》（《现代传播》2008年第3期）对抗震救灾相关电视文艺节目从策划、内容、社会功能作了阐释。
四、纪录片研究
2008年，中国电视纪录片诞生50周年。张同道《中国电视纪录片50年》（《电视研究》2008年第10期），分别考察了自1958年以来中国纪录片所经历的国家话语、民族记忆、个人表达与市场呼唤的四个时期的传播方式、美学特征和文化形态。刘效礼主编的《2007中国电视纪实节目发展报告》（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联系当下国际市场电视纪实节目的发展态势，从创作生产、管理评估、品牌运营链条入手，关注当前电视纪实栏目的运作模式。杨状振、王立新的《2007年中国纪录片创作报告》（《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2期）、何苏六、李智的《和时代语境 映万千气象——2007年中国纪录片书评》（《现代传播》2008年第1期）回顾了2007至2008年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发展轨迹，指出中国纪录片必须只有坚持“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战略，才能不断走向成熟。
在纪录片创作的各种元素中，真实性无疑是纪录片创作者和研究者不懈探索的一个重要课题。陶涛、张德宏的《虚拟真实主观真实质朴真实——论纪录片真实的三个层面》（《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王凌雨的《碎片的拼贴——“真实再现”的创作原则》（《电视研究》，2008年第12期），分别从本体论、美学、文本研究等方面对纪录片的真实性作了全面多维的观照。此外，张梓轩的《断裂与传承：中国纪录片娱乐化倾向溯源》（《电视研究》，2008年第7期）、罗以澄、张昌旭的《数字纪录片：在真实与虚构之间》（《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3期），袁博的《纪录片与剧情片声音的比较研究》（《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等则从技术与艺术创作的视角对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创作要素作了深入的探究。
【论文关键词】对外传播 电视媒体 跨文化 传播能力
【论文摘要】电视媒体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国家提升软实力的重要方式。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具有内部性、能动性、运动性、互动性和系统性的特点。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的发挥和提升受到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的影响。其中外因包括：传媒环境、基础设施、覆盖范围、国外媒体与国外受众，内因则包括媒体的公信力、媒体传者素质、媒体信息传播艺术四个方面。
何为传播能力？美国学者特伦霍姆和延森所下的定义是：“一个人以有效而得体相宜的方式进行传播的能力。”我国在研究科技传播能力的时候，学者们提出这样的概念：国家科技传播能力就是一个国家所具有的有效整合科技传播力量、高效配置科学技术信息资源的一种能力。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媒体传播能力就是媒体以有效而得体的方式进行传播的能力。它强调用恰当的方式达到媒体传播目的。
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就是电视媒体以有效而得体的方式对本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所进行的信息传播的能力。它包括传播的信息量、传播速度与精度、信息传播的覆盖面以及最后产生的影响效果。
一、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的特征
根据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的定义，我们可以得出它具有如下特征。
1、内在性
电视媒体的对外传播能力是媒体自身所具有的，通过媒体内部的结构优化、各个部门的协调运作、媒体的理念以及工作人员的素质和能力等方面体现出来。如果把电视媒体比喻为一个人，那么媒体的传播能力就是这个“媒体人”的心理特征和掌握的各种技能，是媒体能够顺利完成一项对外传播活动的主观条件。因此，电视媒体的对外传播是以媒体自身作为主要发力点来进行的传播，是媒体内在的特征。
2、能动性
所谓能动性，就是对外界或内部的刺激和影响做出积极的、有选择的反应或回答。人的能动性称为主观能动性，其特点是通过思维与实践的结合，主动地、自觉地、有目的地、有计划地反作用于外部世界①。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也是如此，它是电视媒体主动的将决策、理念、战略等与实践相结合，根据具体的外部世界进行主动的、自觉的、有目的、有计划的传播活动，从而产生一定的影响力。相反，如果电视媒体的传播活动始终处于被动的局面，始终服从于其他媒体的议程设置，或者是成为其他媒体的传声筒，无法单独采集并信息，没有形成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没有自己的价值追求和理念，，那么这样的电视媒体可以说不具有传播能力，或者传播能力低下。
3、运动性
运动性原理是指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是动态的，其稳定是相对的。电视媒体传播能力内部的联动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要根据具体事件做出不同的并且恰当的反应。世界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和运动，人们对信息的需求也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和更新，电视媒体若要适应世界的变化，满足人们的需求，就必须不断的调整自己，适应社会，从而走在信息时代的前列，影响并引导时代的发展。这恰恰也体现了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运动性的特点。
4、互动性
电视媒体对外传播的目的就是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产生一定的影响。电视媒体要达到对外传播的目标，就必须了解受众群体的特征和需求，提供受众想要知道的信息，而不仅仅是传播自己想传播的内容，说自己想说的话。媒体与受众之间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媒体内容对不同的受众有不同的针对性，受众对媒体的传播活动做出信息反馈，两者形成互动。与受众保持一定的互动使媒体更好的为受众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信息，这不仅是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的体现，更有助于提升这种能力。
二、影响中国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的外因
中国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的发挥和提升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主要分为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两大类。在客观因素中则包括以下几点：
1、传媒环境
传媒环境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内，大众传媒的发展水平，媒体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等。其指标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媒体发展水平，指传媒的种类、数量，传媒的覆盖率、普及率、发行量等，还体现在国家对媒体资源的利用，以及媒体在受众中的易得性。二是传媒的社会环境，指传播机构的管理方式以及传媒与国家权力的结构关系。
传媒环境之于电视媒体发展，犹如水之于鱼的生长。良好的传媒环境将有利于电视媒体的健康发展，有利于电视媒体传播能力的提升和发挥。但是，传媒环境是一个较宏观的概念，其内部各项因素对电视媒体的影响也比较复杂，因此，要多方观察、仔细研究，针对不同领域、不同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方能把握住传媒环境与电视媒体的关系。
2、基础设施
电视媒体基础设施是中国电视媒体对外传播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和前提。因此在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的建设中，我们要重视基础设施的作用。
我国曾深刻体会到没有自己的传播渠道设施的无奈。在20世纪60、70年代，我国对外传播通过向国外寄送节目，或者租用其他国家的通讯卫星来进行，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外传播活动的开展和传播的质量根本得不到保证，甚至受到不法分子的干扰。再例如媒体的数字技术。在现代传播中，数字技术是一项高质、运用范围非常广泛的技术。对于中国电视媒体来说，掌握和运用数字技术将大大提高传播效率，实现传播现代化。
3、覆盖范围
媒体覆盖范围是指印刷媒体的发行范围或电子媒体传播所能达到的地区范围。对于媒体来说，覆盖范围越广，其信息传播的范围也就越广，媒体的潜在受众也就越多，媒体的潜在影响力也就越大。但是要明确的一点是，媒体的覆盖率不等于收视率，媒体的覆盖率高，并不等于其影响力大。媒体要进行国际传播，其覆盖率必不可少。没有覆盖率，媒体的信息就无法到达传播的目的地，也就无所谓国际传播。媒体若要进行全球性的传播活动，就必须建立全球性的媒体覆盖。
三、影响中国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的内因
影响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的主观因素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1、媒体公信力
喻国明认为：媒介公信力评价是公众通过社会体验所形成的，是对媒介履行作为具有特殊使命的社会公共产品所应承担的社会职能的信用程度的感知、体验基础上的评价，而媒介公信力则是指媒介所具有的赢得公众信赖的职业品质与能力②。
从公信力的概念和认识中可以得出，公信力重在“信”字。“信”体现了媒体在传播信息时的媒体精神和理念，是对受众负责的表现。同时，“信”也体现了受众对媒体的看法，是媒体在受众心目中地位和权威性的体现。
电视媒体公信力的形成，取决于电视媒体所传递的信息。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信息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客观、真实的信息是电视媒体公信力的基本也是关键性因素，只有客观、真实，才能取信于民。二、信息的及时性。电视媒体的主要责任就是及时地为受众提供各种信息，以满足受众对社会变动的信息的需求。三、信息的观点和立场。电视媒体的观点和立场是立足之本，人云亦云顶多充当“传声筒”的角色，所传递的信息将无价值可言，无法在竞争激烈的媒体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四、受众的态度。电视媒体的公信力如何，归根到底还是由受众说了算，而这取决于受众对电视媒体的接受和使用程度。
2、传媒从业人员素质
当今的国际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在传媒领域，人才决定着媒体的实力。传媒从业人员素质的高低，关系着媒体的生存与发展。在全球传播势不可挡的当下，高素质和专业人才的缺乏成为制约中国媒体发展的重要因素。
作为一名对外传播的媒体从业人员，光具备专业知识、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还不够，还要具备跨文化传播能力和良好的外语水平。跨文化传播能力，是媒体从业人员面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传播的能力，它需要充分了解和认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人民的政治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在了解的同时融入进去，运用其他民族和国家容易接受的传播方式来传递本媒体所要传递的信息。只有这样才能具有国际传播能力。
3、媒体信息传播艺术
如何传播是技巧问题，是指新闻媒体在采集、制作和传播新闻信息时所选择的角度、方式、分寸和时机等。能否在信息的传播中体现及时性、丰富性和服务性、能否对复杂的新闻事实提供有效的深度解读，能否提供独家的报道、评论和观点，直接影响到传播的质量和能否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在信息传播艺术上，人的传播方式和技巧受到他所处的文化背景的影响，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相同的信息内容会有不同的传播方式，会有不同的看法和态度。
首先是信息传播的语言艺术。媒体语言是媒体进行传播时所使用的社会语言，是媒体传播的基本元素，对媒体的信息传播有巨大影响。相同的内容，采用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会取得不同的效果。
其次是信息内容传播的角度问题。采用恰当的传播方式，包括叙事方式，传播者的立场，传播中的用词等使得受众容易接受，甚至是乐于接受。在跨文化传播中，独特的民族文化也会产生世界性吸引力，但作为一种具有“吸引力”的有效传播方式，传媒必须用国际传媒介的通用语法，用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核心价值去设置、评说国际社会的核心议题。■
参考文献
①百度：baike.baidu.com/
view/1286.htm
②喻国明、靳一：《大众媒介公信力测评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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