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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源流;成本;环境管理;生态效率
一、资源流成本会计的产生背景
资源流成本会计(ResourceFlowCostAccounting,RFCA)是我国会计学界借鉴德国材料流转成本会计发展起来的。目的是针对国内制造企业对资源大量需求的严峻形势,通过对生产流程的精确核算和控制,在提高资源利用率的同时降低对环境的影响,从而实现经济效益的提高和环境负荷的减轻,达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协调发展,促进两型社会的生态化建设。所以探寻资源流成本会计的产生背景就需要追溯到材料流转成本会计(MaterialFlowCostAccounting,MFCA)。
德国的材料流转成本会计(下称MFCA)开始于环境保护措施,即传统的环境管理方法。最初其强调在生产流程的末端通过环保技术进行污染控制以及为遵守环保政策而进行的环境管理;随着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和环境意识的增强,在环境管理会计领域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结合环境成本从更大范围考虑成本的降低;后来随着流量管理研究的深入和生态效率概念的提出,MFCA结合物质流分析和工业生态学的理论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它在生产流程的各个节点考虑材料的流转变化从而查找成本损失的原因和改进措施。将环境成本的概念扩展到整个生产过程并发展形成六类材料流成本,从而清晰地界定生产过程中的各种成本,使其具有可视化的特征,为进一步的改进提供基础数据,同时使企业可以据此提出改善措施。所以说,材料流转会计是在推进环境管理,发展环境管理会计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属于微观层面环境管理会计的一个工具。其发展轨迹和思想脉络如图1所示。
二、资源流成本会计的研究情况
资源流成本会计源于德国的材料流转成本会计。德国材料流转成本会计的原型是由德国管理与环境协会(IMU)的创立者、奥格斯堡(Augsburg)大学的贝恩德·瓦格纳教授(BerndWagner)提出的。其目标是通过流量管理(FlowManagement)的手段减轻环境压力和降低成本,同时提高经济效率和环境效率。此后,德国的学者对流量管理和材料流成本核算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斯蒂芬·伊尔勒博士(Dr.StefanEnzler)和马科斯·斯卓勃博士(Dr.MarkusStrobel)在《流量管理——通过材料流转导向的管理理念来降低成本和减轻环境污染》一文中,对流量管理的基本思想和流量管理的工具进行了论述。斯卓勃(Strobel)和雷德蒙(Redmann)在2000年写了《流转成本会计——基于实际的材料流转通过会计的方法降低成本和减轻对环境的压力》一文,详细地论述了材料流成本核算的相关内容,包括材料流成本核算的目标、基本思想及方法。
该方法在德国一经提出,即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特别是在资源匮乏的日本迅速得到了推广应用。1999年,日本经济贸易和工业部(METI)委托的“世纪工程”中的一个项目第一个将MFCA引入企业界;2002财年,全球环境战略研究所(IGES)属下的关西研究中心和日本涂料有限公司及盐野义有限公司合作实施了第二个这种项目。日本经济事务部(METI)组织专家对全世界范围内关于环境成本会计核算技术的规定进行了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MFCA方法进行了修正,以使其能更方便地应用于企业生产经营过程。在日本,近年来每年都会出具一份资源流成本会计指南(GuideforMaterialFlowCostAccounting)。
与此同时,美国将其研究重点定位于和计算机系统的结合应用。以上三个国家进行的MFCA研究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将该研究和每个国家的企业活动结合起来,在公司组织和研究机构的合作下展开。这种企业界和研究机构站在同一立场抱着同样的愿望进行共同的研究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迅速推动了该研究的进展。
在国内,典型的物质流分析文献是陆钟武院士及其研究团队对钢铁物质流研究的系列成果。此外,还有一些与物质流分析紧密相关的工业生态学方面的文献研究资料。这些文献几乎全是从自然科学或工程科学角度进行研究的,会计学领域对资源流成本核算的研究还很少见。
我国制造企业对资源的利用情况有别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如德国和日本现已处于后工业化时期,其产业结构上几乎很少有矿山、采料等高耗能、高污染产业,故研究的工业化问题主要是如何向高附加值的后端加工工业延伸。而我国则刚刚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改变,还需要经历一个资源消耗阶段,所以从源头上实现废弃物的减量化,控制污染是我国企业面临的更为严峻的课题。因此针对我国处于改变传统增长模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阶段,借助国外已有的研究基础,吸收工业生态学中的原料与能源流动(materialandenergyflow)分析、物质减量化(dematerialization)理论以及生态效益(eco-efficiency)等理论方法,将材料流概念向资源流内涵扩展,构建适合我国企业的资源流成本会计理论和方法具有迫切的现实要求和深远的社会意义。根据RFCA核算方法,通过量化资源流转系统中的各个因素,寻找废弃物转变为资源的材料流改进环节,优化整合企业所有的环境保护技术,有望达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降低企业环境负荷的目的,从而促进企业经济目标和环境目标的协调发展。
三、资源流成本核算方法的发展脉络和基本原理
MFCA起源于环境管理系统内部应用的“输入输出平衡”,又叫做物料平衡或企业的生态平衡。该方法是为了获得用于报告目的的环境指标,例如材料购买比率、各种所耗能量的百分比、废物输出的百分比等等。最初的指标仅用实物单位,比如每单位所产生的废物的吨数,或每单位所耗能源的千瓦/小时数。后来根据公司决策者的需要又将其转换为货币单位,如人均每年单位能源成本、单位原材料成本、单位废弃物成本等等。
德国首先在一个大型制药公司实施了材料流成本核算的项目。他们首先从生产过程的末端开始,然后循着物质流的轨迹追溯到其开端,直到材料的购买。后来的研究是从这两个方向追踪材料流,并将材料流成本分为三大部分:输入端购买材料的材料成本、生产过程中处置材料的系统成本和输出端的运输或处置成本。之后根据研究结果的反馈对损失成本进行了更精确的分析,按形成产品还是废弃物的不同将上述三类成本细分为六类:最终成为产品(包括包装物)的材料成本;形成材料损失(残余废弃物)的材料成本;生产产品过程中发生的系统成本;在材料损失发生前处理材料损失的系统成本;在材料损失发生后处理材料损失的系统成本,该部分成本通常又叫做末端成本;废弃物的处置成本。成本分类如图2所示。
从上述矩阵可以看到:材料成本的比例占了总成本的74%,是相当高的,其次是系统成本,传统观念中认为损失成本最大的废弃物成本反而是最低的。同时,还可看到,材料损失也大大高于正常的会计制度计算的结果。所以,从矩阵结果得出结论:在材料方面寻求成本节约比在人工费上更具潜力。从德国统计年鉴得到的总体统计数据也可以作为佐证。平均来看,在德国制造业,材料成本占到全部成本的54%,人工费用仅占18%,其他成本占28%。日本的情况也基本相似。
因此,下一步就需要沿着材料流追踪材料损失的源头,然后寻求相应的改进措施,这就进入到环境管理的改善提高阶段。之后人们提出的环境材料的选择、产品的生态设计、工艺上的清洁生产等具体措施可以说都源于MFCA对材料损失成本的挖掘和发现,只有在材料成本清晰透明的时候减轻环境负担并降低成本的综合措施才能得以实施。
至此,可以发现,MFCA就像CT扫描仪一样能够分析公司目前的状况。运用MFCA可以观察公司内部的情况并检查其健康状况。正如瓦格纳教授所说,MFCA提供给公司一面审查自己的镜子。
随着MFCA的进一步发展和人们对资源和环境问题认识的深入,后来的有些文献将材料(material)的概念转换为资源(resource)的概念,这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当前要研究的内容也必须扩展到资源的范畴,以后的研究也需要在空间上分别向资源耗用的前后端延伸。事实上,国外已经开始将生产制造流程和供应链及消费者联系起来,我国的现实情况还要求我们关注资源的最初来源。所以将材料流转成本会计(MFCA)发展为资源流成本会计(RFCA)既是国际发展的趋势更是我国的现实要求。
四、展望和思考
(一)资源流成本会计的现实意义
从经济的视角看,资源流成本会计以实际的资源成本为基础,通过对分层次的资源流程图及其数据的精确分析,提高了资源利用的透明度。这给人们探寻产品设计的新方法和提高效率的新措施指明了路径,从而可以成功地减少资源和能源的投入,降低成本,提高企业生产力。
从生态的视角看,材料流成本会计强调通过减少耗用材料和能源的数量削减成本,这自然减轻了环境负担,节约了资源,产生了积极的生态效果。
因此,资源流成本会计是实施和运行综合环境管理系统及提高生态效率的重要工具,帮助企业在提高盈利的同时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赢,促进生态化社会的发展。
(二)资源流成本会计的未来趋势
运用资源流成本会计这一环境管理会计工具,可以将材料利用效率的提高和对环境的减负结合起来。但通过深入考察可以发现,这种减负的最终实现除了针对材料损失的发生节点挖掘出的清洁生产、生态设计等战术性的环境管理手段外,还需要战略上的功能结构重组、技术上的信息系统重构。这些观念和技术越早引入,资源流成本会计的发展就越有前途。
1.功能结构重组——将资源流作为一个共同的交流沟通核心
在很多公司包括日本、德国参与资源流试点项目的公司,不同部门的职员之间很少交流,不能沟通和相互理解。行政管理者了解很多会计和市场知识,但他们不能理解包括资源流在内的技术生产过程的复杂情况;技术人员对资源流的透明度有较强程度的理解,但仅限于实物方面,而不是货币量度方面,他们没有优良的成本信息,他们不得不竭力完成定量和定性的生产目标并解决技术问题;环境管理部门的人员又试图激励员工遵守ISO标准,但他们很少有成本或技术支持等方面的信息。
所以,未来的任务是将这些人聚集在一起并使他们相互沟通和理解。而资源流成本会计可通过分层次的流程图使整个公司的资源流达到清晰的可视化。利用这一沟通工具,来自各个部门、各个生产流程的人员可以通过讨论资源流这一共同问题加强交流和沟通。当然,要使这一沟通工具能有效使用,需要根据资源流流程对各个功能部门进行重组,以实现其通畅的对话和交流,这是今后应重点研究的问题之一。
2.信息系统重构——用一体化信息系统实现资源流数据的即时处理和分析
由于资源流成本会计需要大量的基础性数量数据和成本数据,人们都认识到仅用手工收集数据长远来看是没有前途的,所以一些附加的计算机软件作为收集和处理资源流数据的辅助工具被开发了出来。例如澳大利亚的AUDITProfessional、德国的UmbertoBusiness等,但这些软件都没有和企业的ERP系统相连接,不能实现资源流数据的即时传递和处理。
认识到这一点,美国哈佛大学教授RobertB.Pojasek开发了“系统方法(theSystemsApproach)”,开始着手这方面的工作。该方法将资源流成本会计中各个流程、各个层次的流程图和ERP系统连接起来。虽然ERP系统原则上可以提供这些信息,但由于它是根据不同的目标定制的,而且原系统流程和资源流成本会计的流程没有统一起来,所以有时汇总的信息或者质量低劣,或者是错误的。
因此,未来的第二个任务是根据资源流成本会计的流程图设计一体化的信息系统,该信息系统要能追踪资源流从供应商——入库——生产——包装——出库——消费者等各个环节的流动,将所有的资源成本和损失即时列示并计算出来。运用这种流程图技术可以将产品生命周期的每个环节都连接起来,甚至可以和消费者联系起来,这就将触角伸向了供应链系统。所以,该任务的最终目的是在整合整个产品生命周期的资源流成本会计基础上实现供应链系统的资源流成本会计的核算。超级秘书网
在重构了数据收集和处理的一体化信息系统后,还要考虑构建此基础上的分析系统,通过创建分析模型,将已收集和处理的数据自动进行分析,自动形成各个决策部门所需的相关报告,比如平衡计分卡、资源流成本核算、生产报告、采购报告、环境报告等,形成一个以资源流成本会计为基础的ERP综合解决方案。
将来对基于资源流信息的精确数据——实物数量和货币价值,我们别无选择,一定要实现,而且这种信息必须能方便地自动获取。如果一个公司想有效率地利用资源,就必须拥有其资源的流量和存量的确切信息。这样的公司将更具有竞争优势。所以构建一体化信息系统,实现资源流数据的即时处理和分析是资源流成本会计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总之,提高盈利的同时减少对环境的影响是可持续道路上的一大难题,但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需要二者达到兼容。现在,资源流成本会计的出现为我们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工具,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具有环保意识的企业已经从中受益。今后的任务是不断改进这一工具,通过其应用和完善逐渐将环境因素融入日常的会计核算,进而纳入正常的管理要素,形成一个包括环境因素在内的管理框架,促进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共生,实现人类社会的生态化目标和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林万祥,肖序.环境成本管理论[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2]GuideforMaterialFlowCostAccounting,EnvironmentalIndustriesOffice,EnvironmentalPolicyDivisionIndustrialScienceandTechnologyPolicyandEnvironmentBureauMinistryofEconomy,TradeandIndustry,March2007.
[3]FlowCostAccounting,RelievingStressontheEnvironmentbyMeansofFlowManagement,Dr.MarkusStrobel,InstitutefurManagementundUmwelt,April2001.
[4]IntroducingMaterialFlowCostAccountingforEnvironmentalManagementAccountingSystem,MichiyasuNakajima,InternationalSymposiumonEnvironmentalAccounting2003.
论文关键词:人力资源成本会计 人力资源会计 会计核算
论文摘 要:企业的人力资源即人才,人才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已成为知识经济运行的先决条件,是企业发展的第一资源和第一推动力。企业应通过运用人力资源成本会计,充分挖掘企业人才的潜能,使之为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
随着全球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已经被作为企业最重要的核心资源,其核心作用也对整个企业发生着越来越深刻的影响,因此有人认为人力资源会计是“21 世纪会计主流”。显然,对人力资源成本的准确会计核算就成为人力资源会计最重要的基础。只有对人力资源成本进行准确的核算和报告,才能对人力资源进行全面的衡量、评估和管理,才能为各方面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高质量的会计信息。
一、人力资源会计核算的特点
人力资源会计是运用一定的方法,以货币或文字说明的形式反映、报告和考核人力资源的成本和价值,以供企业管理当局和其他利害关系者使用的一门学科。其会计核算具有一些区别与传统会计的特点,概而括之,主要有如下几点:
1.会计对象的特定性。核算对象是企业控制的人力资源,也就是一个会计主体反映和控制的劳动力资源,而且是可以用价值计量的资源。
2.不断投入性。人力资源的投资是构成人力资源资产的成本,是在人力资源的使用过程中长期创造价值的源泉,但未来收益具有不确定性,因而它具有不断投入的特点。
3.计量单位的多样性。人力资源会计仍以货币作为主要的计量单位,但由于人力资源价值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还要采用其他的一些计量单位(如自然单位、逻辑单位、百分比单位、文字说明)来说明人力资源信息。
4.资源的易失性。由于劳动力既是企业的资源又是社会资源,也是家庭、社会细胞的重要组成分子,具有相对的人格独立性,企业内外环境等诸多因素都会对未来人力资源的流动、离职产生影响,所以企业的该种资源具有缺控性和易失性。
二、人力资源成本会计的会计计量
一种资源是否构成企业资产,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由过去的交易、事项所形成;是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资源;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人具有服务的潜力,因为聘用协议的订立而受到控制和影响,因此可以把他们当作企业的资源来进行管理。为了正确计量人力资源,在运用传统的会计科目的基础上,需增加以下几个账户:
1.“人力资产”账户。该科目是资产类账户,属核算人力资源取得和开发过程中发生的资本性支出。其借方记录人力资源的原始取得价格和价值增减变动。根据我国现阶段的情况,可以对学历水平的层次以及专业技术职称的高低估价作为人力资产的初价值;职工由于调出、转让、退休、死亡等原因退出企业时,记入贷方;期末余额在借方,表示现有人力资源成本。该账户按群体单位设置明细账,对特殊人员成本可按个人设置明细账。
2.“人力资产摊销”账户。该科目是“人力资产”账户的备抵账户,核算每期摊销的人力资源的成本。对资本化的人力资源账面价值,按估计人员的利用期间平均摊销时记入该账户的贷方;借方记录职工因某种原因退出企业时相应的成本费用;期末余额在贷方,表示现有人力资源的累计摊销额。
3.“人力资源成本费用”账户。借方记录人力资源的工资、奖金、福利费等每期发生的人工费用。设置取得成本、开发成本、离职成本、使用成本和原值摊销五个二级科目,期末结转后应无余额。
4.“人力资本”账户。该科目的性质类同于实收资本。核算企业吸收劳动力使用权的初始投资和以后追加的投资。贷方记录职工的录用和评估增值时的价值,表示劳动者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一项资产投入企业;借方表示解聘、辞职、退休及聘期内死亡而注销的账面价值。
5.“人力资产损益”账户。核算企业职工调出、转让时收取的补偿费用(如学习、培训、实践费用的违约金等)与账面净值之间的差额及企业人员因退休、死亡而注销的账面净值。其借方记录企业人力资产变动时支付的有关费用,贷方记录收到有关的补偿,期末余额结转至“本年利润”账户,结转后该账户期末无余额。
6.“劳动者权益分成”账户。该科目按留存的人力资本分配企业年度实现的价值增值给劳动者时记贷方;借方记录劳动者从企业提取收益分配或某种原因放弃收益分成;余额在贷方,表示留存在企业的末分配劳动者权益分成额。
在会计报告中,应把人力资产账户中扣减人力资产摊销后,将其列在资产负债表上的长期投资与固定资产间。因企业的人力资源一般平均使用期会少于房产等固定资产使用寿命,将人力资本列示所有者权益的实收资本后,劳动者作为企业的人力资源所有者因而享有相应损益。此时,应将劳动者权益分成的贷方余额列示在留存收益下。
三、人力资源成本会计的推广意义
从宏观角度看,建立人力资源成本会计是我国宏观管理的需要,通过人力资源成本会计核算、报告,国家可以掌握企业人力资源开发和维护的现状,促进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本的协调,促进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同时,发展人力资源成本会计也是我国对外经济交往的需要。
四、结束语
在今天这个以人为本、重视人才的社会,随着人在生产力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日益重要,人力资源成本会计的重要性必将为我们所意识到,人力资源成本会计也必将普及性地进入会计理论和实践范畴。在实际运用中不断发展、完善、最终融入传统会计,弥补传统会计在人力资源方面不足,使会计更好的发挥记录、核算和监督企业经济业务的功能。
参考文献:
[2] 葛家澍. 人力资源会计相关问题探讨(上)[J].财会通讯,2004,(4).
[3] 刘玉勋.人力资源会计对象的缺陷分析[J].财务与金融,2008,(5).
[4] 罗春艳.刍谈人力资源成本会计帐户体系[J].财会月刊.2000,(4).
[5] 周旭.人力资源会计相关问题探讨[J].财政监督.2008,(11).
1.1会计成本中的主要应用在高层管理中为了不断的促进改善企业在管理中的战略,成本会计实施的战略中,要及能为企业发展中提供更多的信息资源和资料,辅助企业领导向更好的企业方向发展,发挥他们的潜能,而且,针对企业领导提出的战略方针还具有辅助的作用,使得企业领导有效的战略方案能够实际应用到企业中来,从而能够帮助需求更好的发展方向,同时还具有帮助企业了解更多的竞争对手,其竞争对手存在的缺点或者优点,竞争对手日后的发展方向;这样有助于企业更加了解消费者心里需求以及企业在今后的发展中挫折机遇,能够做出更好的解决方案。为加强成本会计中战略在对企业会计管理工作中,能够促进企业健康有序的发展,在管理的过程中,需要高层领导管理决策的鼓励和支持,这样企业的发展才能更进一步得到提升和完善。
1.2企业在管理成本中使用到成本会计中的战略企业发展经营中,企业管理会计成本时应该要比较准确的选用会计成本中的战略,这是企业经营管理中比较关键的一个问题,也是有助于提高企业经营管理的发展。在进行成本会计中的战略中,进行采购管理中的成本是应该要一些采购的价位、材料的质量、运送货时间的准确度应该要全面的进行考虑,根据这样的情况所联系到的成本内容就会更加的广泛和面,能够给企业参考提供更加准确可靠的信息量,这样才能促进企业更加全面的发展。相同的情况下,会计中成本中战略还要更加全面考虑到企业进行采购成本的相关的每个环节和相关的成本之间的联系,把企业中进行采购的成本环节当成才构成泵要素基础。其次,结果显示,所要承担的价格结果就是企业在进行采购成本的过程中进行比较完善的规划再到进行采购的商品。
1.3售后服务中使用到会计成本中战略减少企业中所需要的总成本来视为企业在进行实施成本会计中战略的发展目标,用来辅助企业进行优化管理控制成本量。成本会计中的战略在对企业进行售后服务时还存在需要改进的方案。这几个方面分别是在质量方面进行适宜控制,网点布局方面要适宜进行,对售后的服务要进行改进完善。一般是质量控制进行适宜的改进,在企业生产的质量和所需的成本之间的关系,采取合理的措施来进行解决。在追求最好的质量时,要和企业所需的低成本进行相结合,完善结合使得达到最好的发展效果。另一面来讲,在不断加强完善成本会计中的战略时,也要非常的重视在发展经济中产品中质量进一步分析研究,在进行市场调查时,要把所了解到的信息要及时准确的汇报给企业财务部门,让财务部门中成本会计进一步详细分析,有助于在成本发展中质量得到改善,是资源得到优化配置,这样更有利于减少使用成本。在进行销售产品时,在成本会计领域中,企业中所应用到的成本会计要更加完善、科学合理的方式,对网点进行合理的布局。同样的情况下,一个企业的发展是否稳定有序的一直发展下去,售后服务的好与坏与企业发展前景有很大的关系,售后服务质量的提高有助于引来更多的销售群众,这样企业的形象在消费的心里留下了一个很好的形象,这样有助于提高消费量。不过,企业所需的成本来进行,在售后原来的本质上,如果想要发展的更好,就要加强改善售后服务的设备,和提高售后人员的综合水平,更有助于企业的发展前景。
1.4市场定位在管理使用到企业会计成本中的战略企业在管理运营过程中,会计成本中的战略发展中,要全面考虑到企业产品中的类型、或者其它行业中存在有相同的产品,在市场中制定出合理的定位。在不断生产中,在成本会计系统里,要把收索了解到的经济信息把它当成生产产品的重要因素。其次,在根据市场的环境状况和企业的内部进行相结合,针对不同的环境状况制定和实施的方案不一样,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最适合的解决方案,在根据管理者的分析的准确程度,和有先选出的方案进行更有效的评价分析,在选出最佳的方案。市场定位使用到企业会计成本中的战略,成本会计中战略所获得的信息,有助于加强企业信息化的发展,还有助于改进各部门间的沟通交流,组成了各部门间的常联系频繁的习性,针对每个部门来讲,所具备有的职责显得很清楚明了。这样有助于减少成本的使用率从而也避免生产环节受到影响。
2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解决
在企业管理中,成本会计中的战略在企业管理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不可缺少的部分。但是,该怎样使用会计中的战略管理解决企业所面临的问题。第一,企业在使用会计战略进行管理时,要做好全局观念与组织管理的准备,在会计战略进行管理的过程中,要特别的重视关系到企业未来发展前景,在进行管理中,要不断的适应环境中新的管理方式。如果企业在成本会计中战略想要取的更好的管理效果,在进行管理中,要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首先,对成本的意识要认识得更全面,要不断的更新观念意识。公司在进行管理战略时,要不断的加强领导和员工对成本认识。让他们为达到战略管理中目标做出更好的努力。只有加强对成本的认识,树立很强的成本观念,才能保证会公司为实现战略管理目标取得的更好的效果。其次,要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定时的改善公司管理组织结构模型,为保证在进行战略管理时满足组织管理需求。公司应该要根据扁平化的发展趋势,应该更要注重加强沟通交流和团结合作,并应用比较有效率组织机制来学习其它组织设计,建立更有先进的团队项目,以防在进行战略管理过程中联系到其它部门或者其它人员也能有健康有序的发展。第二,加强对会计进行培养,提高会计人员的综合素质,引进更先进的人才,在信息技术发展的发展时代,人才资本不是管理战略的主要原因,在内部发展实施中,应该是把人才进行组织培养,企业可以采取其它更有效的方法,比如,可以通过有效培训、指导学习、各方面的咨询、对外部进行宣传等,采用更多有效的途径让更多人意识到会计成本中战略的实行是非常必要的,特别是企业高管与会人员。企业中几乎没有专业的会计管理人员,企业应该设有专业的会计岗位管理人员,优先选择一些比较优秀的会计管理人员,使企业在发展成本会计管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3结束语
一、成本会计内容的界定
随着时代的发展,成本会计不断引入新的内容,成本会计的范围越来越广。当今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成本会计包括以下内容:(1)成本预测;(2)成本决策;(3)成本计划;(4)成本控制;(5)成本核算;(6)成本分析;(7)成本考核。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主要理由是:
1、仍未摆脱传统计划经济观念的束缚;只注重生产领域的产品成本,而忽视7其它环节和其它方面的成本,其结果是成本信息失真,造成经济决策失误和成本失控。事实上,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竞争的加剧,生产成本在企业总费用中的比重已不断下降,而与产品相关的研究设计、供应、服务、销售等活动引起的成本将不断上升;其数额甚至远远超过生产成本。
2、将成本会计与成本管理混合在一起,不能突出成本会计的中心,达不到成本会计的目的,不能明确各部门职责。
成本会计不管是包含于财务会计之中还是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本质特征是财务会计,成本会计的中心只能是成本核算,更具体地说,成本会计的所要研究的就是向谁提供成本信息、提供哪些成本信息及成本信息的提供方式问题,成本会计的目标即会计主体在特定历史时期与环境中对成本会计工作所追求或希望达到的预期境地或标准始终是利用成本信息资料加强成本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然而由于成本会计内容走入了盲目横向拓展的误区,使成本控制、成本分析这些曾经有效的成本管理方法,因成本信息的失真而失去了其效用,因成本项目的过于简单而使控制缺乏针对性,因而实现不了成本会计为成本管理服务的目标;另外现代成本管理决不是某一部门的工作,而是企业各个部门及全体员工的责任.会计人员不可能承担现行成本会计赋予的成本预决策,成本控制,成本分析等职责。
3、将与成本有关的价值问题全部罗列到成本会计中,造成了成本会计与管理会计、财务管理等学科大量内容的交叉重复,不利于学科建设。成本预测、成本决策、成本控制是管理会计的基本内容,成本计划、成本分析、成本考核也只能是财会人员与其它管理人员共同利用成本信息所开展的工作,将其归入财务管理学科更为合适。
4、未能对成本会计中最本质的“费用”要素及成本会计基础理论、成本计算模式及成本计算方法进行深入研究,使成本会计跟不上时展的步伐,未能在实践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总之,笔者认为现行成本会计在完善发展过程中纵向深入不够,而走入了横向扩充的误区,而泛滥和肤浅是联系在一起的,现行的成本会计教材很能说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成本会计的内容应该是:(1)成本会计基础理论,这是成本会计的基石;(2)“费用”要素的构成及反映方式和成本计算模式及方法;(3)成本信息报告模式;(4)计算机在成本计算中的应用、完善和发展成本会计也只能从以上几方面入手。
二、成本会计的完善和发展
成本会计的内容指明了成本会计完善和发展的方向,根据现行成本会计的实际情况和现代管理的需要,迫切需要完善和发展成本会计,笔者想就以下几个方面谈点看法。
(一)建立成本会计假定问题
成本会计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建立成本会计假定和确定成本会计原则应是发展和完善成本会计的一项重要内容。成本会计应建立以下基本假定作为成本会计工作的前提。1、成本对象假定。即在成本核算中要根据谁受益谁承担的原则确定费用的“归宿”,也就是确定成本核算的空间范围。成本对象可以是某种产品、某项经济业务、某个生产环节、某道工序、某个班组、某个车间或某个制造中心。显然成本对象具有层次性。2、公平分配假定。由于成本对象具有层次性,当成本管理需要的信息资料和费用的“归宿”不一致时,原归集的费用需要在不同层次的成本对象之间转移。如车间照明贵的“归宿”只能是车间,但当需要计算某种产品或某个班组的成本时,原归集的费用就需分配落实到产品和班组头上。公平分配假定就是指这种费用的转移是和其实际受益情况相吻合的。
(二)成本会计一些基本概念的界定问题
准确界定支出、费用、生产费用、成本及成本会计对象等基本概念,是完善和发展成本会计的另一项重要内容。现行成本会计对这些基本概念界定不清,同一概念在不同场合的内涵和外延不同,其相互关系不明确;成本会计对象的表述既不统一、又欠科学。笔者认为:支出应是企业资产的流出,是一个会计主体与外界发生的一种交换关系,它属于收付实现制的概念。支出应具有下列基本特征:
(1):请记住我站域名支出的发生必然伴随着资产的减少;
(2)是会计主体与外部发生一种交换关系;
(3)是可以以货币计量的;
(4)其计量是以实际发生为标准的。
而费用则是和收入相对应的概念,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不同业务环节发生的,为了组织和管理生产、或是为了制造产品、或为了销售产品、或为了获得其它收入而发生的耗费。
这种耗费要和收入相配比,以营业收入来抵充。至于成本,马克思认为是商品生产中耗费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货币表现,这是成本理论的基础,它揭示了成本在经济学意义上的内涵。然而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生产环节重要性的下降;成本中知识含量的逐步增加,产品的成本结构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有研究表明:产品的开发和服务成本在整个成本中的比例已达到45%。 因此传统的成本概念难以全面界定和计量更广义的企业资源耗费,也越来越不能满足现代企业管理的需要。笔者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价值形态远远超出了人、财、物的范畴,成本也不再仅是财、物和人力活化劳动的耗费,成本应定义为:企业为特定目的而发生的资源耗费。它揭示了成本在会计学意义上的内涵。按照这一定义,产品成本应是产品从研究开发到售后服务整个过程所付出的代价。包括上游成本(如研究开发)、中游成本(生产加工)、下游成本(如售后服务),还应包括环境成本、人力资源成本和社会成本等。只有这样才能使成本会计系统的运行过程与经济运行主体的全过程相适应,才能提供准确的成本信息。至于“生产费用”概念是否有存在的必要值得商榷。而成本会计的对象应定位于成本核算,这样既能使各门会计学科的对象涵盖整个会计学科,又避免不同学科的交叉重叠。
(三)关于成本构成要素及成本计算模式和方法问题
成本是由各个“费用”要素构成的,对构成成本的各要素如何反映,对有关“费用”要素的转移分配如何选择一个恰当的标准,应是完善和发展成本会计的又一项重要内容。现行成本会计对“费用”的反映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不能反映企业产品的全部成本,也不能反映成本的经济内容;其次,生产费用按经济内容分类的含义不明确,现行成本项目也不能真正体现出经济用途。
关键词：文化可延承性发展，制度经济学，西部开发，扶贫政策，电子政务，上层 建筑
一、西部少数 民族 地区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
2003年，我们带领 哲学 系应届毕业生到贵州省雷山县千家苗寨 实习 ，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苗寨。同学们带着体验苗族淳朴民风的期望，走进苗家。其中几个同学，带上礼物，到一户苗家作客。东道主非常好客，摆酒上菜，待同学们吃完以后，户主却出乎意料地要收费，同学们顿觉古风无存。在这些崇尚古朴民风的学生眼里，在这些赞赏我国少数民族丰富多彩文化的学生眼里，这是一件坏事，是少数民族文化的衰败，是势利的金钱文化腐蚀了少数民族的朴质、豪放和好客的优良品质。但对当地人们来说，这是经济社会进步中的一个必然结果——接受商品经济新观念、接受 市场 经济产品交换的形式。当地苗族人民学会了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易，户主是在经营“农家乐”。这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插曲，设想这世界最大的苗寨，其独特风格的吊脚楼村寨变成了一般城镇随处看见的砖瓦房怎么办呢？是维护苗族人民住上现代化砖瓦房的权利，还是维持他们的安全卫生水平落后但独具风情的山寨生活呢？
我国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文化保护和文化变迁的矛盾。其一是经济发展可能使得某些少数民族文化不复存在。在现代化市场经济强烈冲击下，一些弱小的少数民族文化正在衰退和消逝[2]，文化学术界因此极力呼吁在经济建设中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3]，和对少数民族 语言 的拯救[4]。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化又严重阻碍着现代化发展，必须改变少数民族地区的旧观念和旧思想[5]，改变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生活方式，才能使少数民族地区由自然经济进入市场经济[6]。
在民族团结问题上经济发展和文化保护的矛盾更加突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落后影响了民族团结和 政治 稳定[7]，因此要积极迅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为此要消除“贫困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壁垒”[8], 这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的宗教和其它文化冲突[9]，而这些冲突又会影响民族团结[10]。但是，我们如果保持少数民族现有文化，则很难实现经济迅速发展，因此会使东西部差距继续扩大，也影响民族团结。保持少数民族文化而经济难以发展会影响民族团结，发展经济却又扭曲了少数民族文化也会从而影响民族团结，这是西部大开发的一个两难困境，这也是本文提出的“文化可延承性经济发展”概念的理由之一：没有文化可延承性的经济发展，就难以有西部的高速经济发展，而东部与西部社会和经济水平的差距也就无法弥合。
二、地区主体式开发模式是文化可延承性发展的必由之路
如果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要能够发展，文化又能要得以延承，那么，经济发展就必须以地区少数民族为主体。只有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发展，才能维护民族文化的整体性，使西部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各方面得到协调发展，并在发展中增进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10。要以西部地区当地人 民主 体进行西部开发，就必须转变目前国家政府作为西部开发主体的形式，让国家和政府只是作为提供帮助、扶持和服务的开发客体。
民族文化的发展是一个重新构建的过程，需要对外来文化引发的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方面的冲击，有一个理解、吸收、消化和转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就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对外部 环境 的适应过程[11]，是一个文化社会面对对世界环境变化的适应过程。广义文化作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只有根植于当地 地理 环境，并以特殊的定位与外界环境交流，才能发展成独特的，有生命力的文化形态。这种根植于当地的地理、社会和文化环境的总体发展，只能由本土内源性的创造力来完成，因为外源性的发展缺乏地方少数民族拥有的地方性知识。所以只有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开发少数民族地区，才能在吸收现代化先进科技的同时，充分发挥长期积累的民族文化的智慧与精华，实现文化可延承性发展。
“延”有伸展和延拓的意思，用到“ 文化 可延承性”，就是强调了文化的演进、进化、进步。但是，延也有延续的意思，就是强调了文化进步的平稳连续地传承基础。
人类 历史 上有许多非延承性的文化进步，其路径是强势文化以战争形式消灭弱势文化。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克里特文化消逝了，中美洲和安第斯文化也消逝了，因为它们被后来的优势文化所取代了。文化的非延承性进步，不单会造成人道主义灾难，而且会造成 社会 资本的损失和人类文化的损失。以强势文化替代弱势文化，或消灭弱势文化重建优势文化，都要付出沉重的社会 成本 及毁灭历史悠久的人文资本[12]，都不能为今天的信息时代所接受。特别是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在少数 民族 地区 经济 社会发展中，渐进式的文化演变是既能够缩小东西部差距又能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唯一选择，是我们时代进步途径的 道德 选择。
在以往人类文化进步历程中，每每以牺牲弱势文化为代价，造成许多不必要的社会资本损失，所以，我们必须了解影响文化变迁的各方面因素，以制定出文化可延承性的发展策略。
马克思把社会经济发展看作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 建筑 矛盾统一的社会运动过程[13]。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我国改革开发以来，都以发展生产力为主要政策目标，如今，已经使生产关系由公有制经由、自负盈亏等转变到股份制，并促进上层建筑发生相应的变化，如 宪法 的修改，法制的健全，精神文明和 政治 文明的建设等。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往往由于旧观念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其区域性的本土社会上层建筑，如习俗、观念、信仰等，如果不能连续地从传统模式演化为现代模式，那么这一区域经济就难以高速发展，或者其高速发展以民族文化的毁灭消逝为代价，两者必居其一，这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 原则所决定的[14]。所以，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必须走文化可延承性发展道路。
制度 经济学 把社会经济发展看作是人类经济生活中各种制度形态持续演进的历史过程。制度经济学定义的正规制度的产权、货币制度、 合同 权利等制度实际上就是理论中生产关系概念的一部分，而宪法、婚姻等制度是上层建筑概念的一部分[15]；制度经济学中的非正规制度，则都属于理论中的上层建筑概念，如意识形态、世界观、习俗、信仰等[16]。制度变迁理论以古典经济学中成本效益分析为工具，认为只要制度变化的成本低而收益高，则会诱发制度变迁。而收益来源又分为四个方面：规模经济、外部性、风险和交易费用。就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而言，如果政府政策和 法律 建设可以降低贫困 人口 进入 市场 经济的风险，降低交易费用，那么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就有可能找到现代化的对接口。而为了降低交易成本，政府必须对西部软 环境 有较大的投入，对法制建设有较大的投入，这样才可以使文化可延承性发展成为可能。
人类学家把文化系统分为技术、制度和观念三个子系统，而每一个子系统又各自有三大类。技术系统被分为以物为操作对象的自然技术、以人为对象的社会技术和以概念为对象的思维技术；制度被分为以信仰为纽带的宗教制度、以权利为纽带的政治制度和以财产为纽带的经济制度；观念被分为信仰观念、理性观念和价值观念[17]。政府促进西部少数民族文化进步也要从这三方面着手： 传播 技术用以促进技术更新、法制的建设用以促进制度变迁， 教育 培训用以增强理性并促进观念更新。为了文化的可延承性，这些工作必须结合当地实际，尽量利用少数民族传统观念解释现代化现象，或以科学理性重新解释传统观念以使其与现代观念接轨。政府绩效考核，要以调动当地居民积极参与的程度为主要绩效考核，以地方自身努力取得的成果为最终绩效考核。
文化的演变有三种途径：进化、传播和涵化[18]。人类七个初始文明中，只有
，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就是西南弱小少数 民族 文化 所面临的日益开放的 环境 。
五、制度创新内生是文化可延承 经济 发展的决定因素
从制度 经济学 角度来看，造成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最主要因素这一，就是东部文化鼓励更多的制度创新而西部缺乏制度创新机制[21]。由于东部和西部这一制度创新能力的差距，造成东西部经济 社会 总体水平日益扩大。那种将西部落后的原因，归咎于西部缺乏资金、缺乏 地理 优势、缺乏基础设施的观点，虽然不能说没有理由，但至少也可以说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如果这些理由都成立的话，那么这些理由也同样可以成为
西部开发目标之一就是改变落后贫困面貌，为了 文化 可延承性发展，为了少数 民族 由开发客体变为开发主体，扶贫政策应贯彻相应的文化可延承性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把面上扶贫原则改为现代化边界推进式扶贫原则。我国在扶贫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取得丰硕成果。但大力度扶贫的副作用之一，就是形成了某些地区等、靠、要的依赖文化[39]，甚至产生“自愿贫困” 人口 [40]。所以，扶贫政策要有相应的阶段性修正，就是扶贫目标不是谁贫扶谁，而是谁有意愿朝现代化多迈进一步，政府就应该给予合理的帮助扶持。让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一原则：张三比李四富有，张三想采纳新技术而李四没有劳动致富意愿。政府仅有有限的扶贫资金，不能同时扶持张三和李四。按迄今的面上扶贫政策，应该先扶李四，因为李四更贫穷；但按照现代化边界推进原则，就应该扶持张三。应用这一原则有以下几点理由：其一是主体开发原则，扶助张三是因为张三为开发主体，扶持李四则主体是政府，客体是李四；其二是示范外溢效应，张三的进取会促使李四产生对未来的期望，看到劳动致富的奔头；其三是兼顾效率与公平，维护 市场 激励机制，消除造成返贫的贫困文化；其四是政府有限扶贫资金，扎扎实实地产生了区域 经济 和 社会 发展的效果，积累了 人力 资本和社会资本，改变作为贫困根源的“贫困文化”。不按现代化推进原则的扶贫，往往会由于缺乏贫困人口本身改变现状的意愿而失败，如发给的良种被吃掉。
第二个原则是努力与回报均等原则。 在以往公平与效率争论中，公平被分为机会均等的公平权利和收入均等的公平权利两种模式[41]。这两种模式都不利于西部文化可延承性发展。对于弱势文化民族来说，他们在现代化市场中竞争能力不强，机会均等只会使他们失去机会，落后于东部。而收入均等抹杀了市场激励机制，抑制了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创新进取精神。故此笔者提出第三种公平原则，就是努力与回报均等原则。这一原则的应用之一就是上文提到的现代化边界推进原则。如果大家都努力劳动致富，按照机会均等原则，能力强的回报自然就高；能力弱的如果屡试屡败，按照 心理 学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42]，就会逐渐放弃劳动致富行为，最终沦为“自愿贫困”人口。所以政府对于能力弱的有意愿劳动致富的贫困人口，应该设法弥补他们能力的不足，提供技术培训、 法律 咨询、信息获取补贴和小额贷款等等。对于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政府不能用收入均等原则来扶贫，而应该给他们以劳动致富的机会，并帮助他们利用这一机会。人人都有参与市场经济的机会的权利，而且人人都可以经过自身努力致富，无论其能力差别有多大，致富效果要基本与努力程度成正比。致富期望不能高不可攀，必须一步一步小台阶提高，而且每次努力都能有回报，这就遵循了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40，培养少数民族创新进取文化，使他们变为西部开发的主体，使西部得以文化可延承性地发展。
六、地方政府 电子 政务的制度供给导向
为了提高西部区域制度创新的能力，提高地方政府的制度供给能力，就必须建立有效的政府与民间首创精神互动的制度更新机制，这一机制的建立，必须在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进行。
创新的方式之三，是对于重大案件，尤其是经过升级机制才能解决的案件，案件主要负责人必须在结案后写出报告，分析案发原因，提出避免类似事件发生的具体建议，提出短期、中期和长期解决类似问题的建议。
“案件注册追踪系统”也是政府服务部门绩效考核的有力工具，政府可以根据案件处理量和处理速度两个指标，不断完善和提高政府内部 管理 水平。
“案件注册追踪系统”是一个以服务为导向的系统，它可以用于如何政府服务 社会 的机构，例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甚至直接设在政府接待室。西部地方政府要在短期内赶上东部政府，
七、结论
西部要缩小与东部的差距，并在发展中弘扬少数 民族 和地方 文化 ，就得在制度创新竞争中走出自己的模式，要走出自己的模式，就得以当地人民为主体，走文化可延承性的发展道路。为此，政府政策性 投资 ，要由以往的固定资产投资为目标转变为以社会资本和 人力 资本投资为目标，建设西部 社会文化 的软 环境 ，建设目标就是要扶持少数民族由开发客体转变为开发主体，为此要实行现代化边界推进原则和努力收益均等原则；软环境建设还要注重产权建设和 法律 建设与宣传，注重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转变可以以电子政务为切入点，寻求跨越式发展途径。
cultural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of western region:
with argument on the shift of object of adjustment investments to the west
abstract: china’s western development facing a dilemma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inority ethnic culture preserva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e dilemma, the development must be cultural evolutionary. for the culture to be evolutionary, the local people must be the actor of the development, not the subject. accordingly, the government must invest on the buildup of social capital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these include improving the legal environment, government reform, and education. fighting poverty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als of pushing the boundary of modernization and equal return on corresponding effort. digital government may be an opportunity to increase the institutionary a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keywords: cultural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institution economics, western development, poverty reducing policy, digital government, upper infrastructure
参考文献：
[1] 贵州省省长基金《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研究贵州省中小企业 发展战略 》科研课题项目阶段成果。
[2] 王希恩，《论
，因为没有综合利用的水电开发往往破坏了生态，并造成沉重的移民搬迁 社会 成本 。对于其它自然资源和 文化 资源也一样，要通过合理产权设计和 管理 ，将开发的负面外部效应内部化，才能够发挥西部资源优势，能够有西部开发的可持续发展。
[36]王炳梅，《试论 水利 经济 与发展》，《水利经济》南京 1998第4期第4～7，13页。
[37] 章竟，《关于西部资源产业化管理的几点思考》，陈育宁主编 《
[38] 徐晓光，《“乡规民约”的 历史 继承与苗族地区 法律 的现代化》，顾朴光主编 《贵州 民族 论从（一）》，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2， 第146～157页。
［论文摘要]当今整个世界经济已经进入“信用经济时代”，建设一个完善的诚信体系是全社会的共同目标。然而与这个目标背道而驰的是现在的社会诚信度普遍偏低，这一被大家普遍认同的商业社会的基本原则却得不到普遍的遵守，诚信缺失的原因是什么呢？诚信又如何构建呢？本文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探讨。
[论文关键词]诚信缺失构建经济学
据《京华时报》报道:近年来,合同交易只占经济交易量的30％，合同履行率只有50％左右。中国每年因不诚信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近5855亿元。由于市场交易主体的不诚信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妨碍我国经济国际化的竞争，影响宏观调控的政策效应。诚信缺失不仅仅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害，还将对整个社会体系造成深远影响。加强诚信建设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一、诚信的经济学含义
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性道德规范。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诚信已被人们公认为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关系的原则之一，更多地应用于职业道德的规范和行业内外竞争的秩序化。诚信不仅属于道德和法律的范畴，也属于经济范畴。现代意义的诚信是在中国传统信义原则的基础上并借鉴西方管理制度的一些经验形成的全新的理念，其出发点和目的是保证社会活动的顺畅进行，各方在诚信原则的协调下都能获得自己的利益，从而达到一种“双赢”或“多赢”的态势。世界经济学制度主义的创始人凡勃伦认为，诚信作为一种“人类制度”在市场经济的现实条件下，它遵循投资、收益、支出、回报等经济学的规律，可以用货币曲线来描绘。“诚信”的观念原本就是在人们追求利益的活动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通常情况下，诚信是要付出“成本”才能得到的，有了初级的诚信后还要付出维护诚信的成本和扩大诚信的投资，才能获得回报和源源不断的收益。诚信的投资与收益关系为正比关系，投资越大收益越高。但是这种比例关系还要考虑客观条件的因素，比如社会信用环境等。
二、诚信缺失的经济学分析
在这里，笔者用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人性假设理论来分析诚信缺失的原因。
“经济人”假设包含的基本含义：第一，“效用最大化”;第二，“有限理性”;第三，“机会主义行为”。作为市场主体的个人或者企业，首先是一个“经济人”，他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私利，争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因而经济人要追求金钱或物质利益，而诚信是获得这些的手段之一。对诚信缺失原因的分析不妨建立在个人对成本收益比较的基础上。
如果市场主体是诚实和守信用的，就会给他带来好处，使他很容易地找到交易伙伴，低成本地进行交易，最终获取利润。此时，人是一个经济人，诚信是利益之源。另一方面，维持诚信也是有代价的。在交易中，必须要守诺，即便是自己遇到重重困难，会受到很大的损失，也必须要守信，以维持信誉。
市场主体是否坚守诚信取决于守信的机会成本与不守信的机会成本的比较。如果维护信用要付出极高的成本，诚信的动机会降低。如果不诚信会给市场主体带来巨大的损害，诚信的动机就加强。事实上，不守信用的机会成本是非常高的。都不遵守约定，则互惠的交易不能实现。其实每个人本质上都还是认同诚信的，而且诚信也能增进所有人的福利。那么为什么诚信又会缺失呢？诚信是在相互交往中实现的，问题也就出现在交易对象之间的博弈中。我们可以从这种博弈当中来分析市场交易主体的机会成本。交易实际上是一个囚犯困境式的结局：如果大家都信守承诺、诚实交易，对双方来说会形成双赢；如果一方守诺而另一方背信，背信一方就能得到比双方都守信还要高得多的收益，而守信者一定损失惨重。结果，当对方遵守承诺时，守信固然有益，而背信则更是暴利；而当对方不守约定时，守信就损失惨重，背信则可避免损失。这样一来，无论对方守信与否，背信都是最佳选择，因此双方都会选择背信。由于不守诚信，交易就无法开展，因此结果一定劣于都守信时的状况，此即囚犯困境，因此双方的机会成本都是相当大的。
在市场主体的交易中，不同情况决定了其机会成本的大小，也决定了其是否诚信。情况一，如果双方之间的交易是一次性的，结果诚信缺失的概率就非常大。不过，如果反复交往，结果会有所变化。因为一次易中不诚信的机会成本要小得多，而获利更多，而在反复的交易中，如果一方失信，则会导致对方的不信任，因此对方就会加强防范风险的措施，甚至会取消交易，机会成本就会大得多，自己获利的概率就要小得多甚至会付出极大的代价。因此无限连续交易博弈，每次交易的均衡都表现为双方都遵守规则、坚守诚信，因而是最优结局。情况二，和不同的人交易，每个人都只交易有限次数，但与不同人的一系列交易在时间上错开，而且其交易对象相互之间拥有共同的信息，这也等同于与同一个人连续交易，其结果是双方也会选择守信。情况三，和不同的人交易有限次数，但其交易对象也在时间上错开，但并不共享信息，或信息共享的范围是区域性的。由于信息传递的阻塞导致信息不对称，因此结果跟第一种情况是一致的，欺骗的动机会强化，而诚实的心理会减弱。
正如亚当·期密所说：“一个人如果常常和别人有生意上的来往，他就不盼望从一次交易契约来图非分的利得而宁可在各次交易中诚实守约。一个懂得自己真正利益所在的商人，宁愿牺牲一点应得的权利，而不愿启人疑窦。”
三、诚信构建的理性思考
1.建立以强制性建设为主的诚信制度
上述市场主体在交易博弈当中诚信缺失的分析是建立在没有外界约束的情况下，而外界的约束最好的方式便是制度。有效率的制度不仅会减少直接监督、法律制裁等方面的成本，而且可以通过对个人利益的尊重，消除损害他人利益的不良动机。制度的设计应该在承认个人利已动机的前提下，设计一套约束规则，使经济主体在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动机驱使下，能服从制度制定者的意图。
制度的形成有诱致性方式也有强制性方式。诚信的诱致性的制度变革，内涵着市场主体在博弈中自己教育自己，制度安排所需时间相对太长，故此，我们必须充分重视诚信的强制性的制度安排，即政府在构造有关诚信的制度安排中处于主导地位，具有强制性的推动作用。对我国构造诚信的制度安排的总体判断是强制性制度安排和诱致性制度变革的统一。但是，因为诚信的诱致性建设所需时间太长，所以，从总体上讲，应当是强制性推动为主的。
2.诚信制度的核心是加大不诚信的机会成本
由于市场主体的“经济人”属性，在博弈当中是出于自利的目的进行成本收益比较而决定是否守信的。而在现实当中，之所以有相当大一部分人会选择不诚信，是因为不诚信的低成本和维持诚信的高成本。我们在制度设置中就必须针对“经济人”的自利目的，加大对不诚信的打击力度，增大其不诚信的成本。只要在制度中适当设计规则，使对不诚信行为的惩罚是可信的，并且惩罚的力度足以抵消不诚信行为带来的额外收益，人们就不会有激励去背离规则的约束。在社会上出现那么多不诚信现象主要原因就是现阶段我国诚信制度不健全，不诚信获益，而诚信相比会“吃亏”，在巨大的利益诱惑这之下,作为“经济人”必然会选择不诚信。因此，在诚信制度建设中，核心是加大不诚信的机会成本，让“经济人”为其不诚信付出应有的代价。
3.诚信制度的主要内容是诚信体系的建设
我们在分析诚信缺失的原因时得知，不诚信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信息不共享而导致的信息不对称。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就应通过诚信体系的建设构建良好的信息共享机制。在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银行对个人信誉的记录就是一个信息共享机制，警察局对个人违法犯罪等污点的记录也是一个信息共享机制。这些机制足以保证一个人的交易信用为其他人获知，从而使得他的交易具有无限连续的性质。诚信体系在我国虽然已经受到重视并着手开始建设，但是以诱致性为主，没有形成全国性的具有制度约束力的统一的诚信体系。这正是我国目前的经济环境，既没有一个全国性的银行信用记录体系，也缺乏其他传递和共享个人信用的机制。因此，应该建立全国性的个人信用体系，让个人的诚信记录成为共享的信息。信息的共享可以将交易或交往变成无限连续的博弈，从而增加不守信用的机会成本。
总之，市场主体的“经济人”属性在交易博弈中追求功利最大化是诚信缺失的经济根源。而要扼制“经济人”的不诚信就要强制性建设有效的制度进行外在约束。在制度设计中一是要加大不诚信的机会成本，同时要建立全国性的旨在信息共享的诚信体系。
参考文献：
[1]程国慧:《失信损失触目惊心》[N].《京华时报》,2002年3月13日
【关键词】环境成本；生命周期成本法；环境成本核算
1.环境成本概述
1.1 环境成本定义
目前环境成本权威定义来自于《环境会计和报告的立场公告》，其中“环境成本是指本着对环境负责的原则，为管理企业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而被要求采取措施的成本，以及因企业执行环境目标和要求所付出的其他成本。如避免和处置废弃物、保持和提高空气质量、清除泄漏油料、去除建筑物中的石棉、开发更有利于环境的产品、开展环境审计和检查等方面的成本”。
1.2 环境成本研究现状
1.2.1 国外研究现状
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已在企业环境成本核算、环境审计、环境成信息披露等开展实施工作。
美国学者Marc J. Epstein（1996）提出将生命周期评价运用到环境成本管理中；Dana R. Hayworth（1997）提出环境成本会计和环境成本管理是一个实用的工具，适时利用既满足政府监管需要又提高企业公众形象。
日本环境会计发展突出体现在环境的报告方面。1999年日本环境厅 “关于环境保护成本的把握及公开的原则”的规定。自此，日本企业对环境会计重视加强并陆续公布“环境报告书”。
德国环境管理机构于2003年编制《企业环境成本管理指南》。环境成本被分为四种类型：（1）事后环境保全成本；（2）环境保全预防成本；（3）残余物发生成本；（4）不含环境费用的产品成本。
1.2.2 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对环境会计认识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葛家澍教授最早提出了环境会计问题。我国学者关于环境会计的研究分为以下方面：
（1）确认计量：徐瑜青和王燕祥（2003）认为可以用作业成本法计算企业的环境成本，郭晓梅（2003）采用作业成本法对环境成本与完全成本会计法、寿命周期法相结合计量计算企业环境成本；
（2）环境成本归集分配：浙江省教育厅课题组2001年指出环境成本计算方法，应当较多采用FCA法(全部成本法)、ABC法(作业成本法)和LCC法(生命周期法)。徐瑜青等在2002年，还以火力发电厂为案例对采用ABC法计算环境成本进行了专门的分析研究。
（3）环境成本披露：郭静娟(2003)提出构建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两种模式：一方面借鉴财务报告模式的思路；另一方面编制独立环境报告提供企业的环境绩效状况。张劲松、何学军(2002)认为在我国构建新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模式时应遵循渐进性原则。
2.环境成本核算
2.1 环境成本核算理论基础
环境成本核算理论基础包括：可持续发展理论、总成本理论和边际机会成本理论。
2.1.1 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的观念，经济发展与环境协调。生态环境是社会经济运行的基础条件，资源和环境变化对经济的影响须反映在经济运行的价值核算体系中。可持续发展强调重视发展的状态和目标，更强调发展潜力的培养和发展持续性。
2.1.2 总成本理论
总成本理论认为，产品成本由环境费用、物化劳动和活劳动构成。公式表示：Y=C+V+E，其中，Y为产品总成本，C为物质成本，V为劳动力成本，E为环境成本。
2.1.3 边际机会成本理论
边际机会成本（MOC）中边际机会成本由边际生产成本（MPC）、边际使用成本（MUC）、边际外部成本（MEC）三部分组成，MPC是生产过程中直接支付的生产费用；MUC是资源耗竭成本；MEC是环境生态等方面的损失。
2.2 环境成本计量方法
环境成本的计量可归为以下四种方法：
（1）作业成本计算法(ABC)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是管理会计中采用的按作业对成本进行归集并按成本动因将成本分配到有关的产品或流程上的方法。
（2）环境质量成本法。将环境成本分为四类：环境保护成本，环境检测成本、环境内部损失成本和环境外部损失成本。其中前两者是符合性成本，后两者是非符合性成本。
（3）完全成本法。根据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协会的定义，完全成本会计法是 “将与企业的经营、产品或劳务对环境产生的影响相关的内部成本(包括所有的内部环境成本)和外部成本综合起来的方法”。
（4）生命周期(Life Cycle)法。基本思想是对环境成本加以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时，立足于产品的生命周期全过程，对产品设计材料加工、仓储、销售、使用、废弃等各个阶段所有内部和外部环境费用加以处理。
3.环境成本管理
3.1 企业环境成本管理
对于企业环境成本的管理可以按照其生产经营事前、事中、事后三个层次进行划分，以期清晰看到企业环境成本产生的具体原因和环境保护投入的效果。
（1）环境成本事前管理项目：环境教育培训费，环境管理考核机构的运作、构建费，环境认证费和环保研究开发费。
（2）环境成本事中管理项目：原料存储、运输、耗减费用，绿色材料消耗、运输、存储等费用，环保设备投入、更新改造、运行、维护费用，绿色包装方案设计及消耗费用以及副产品回收及废料循环利用投入费用。
（3）环境成本事后管理项目：土地污染、自然环境破坏的修复成本，环境事故或公害的赔偿金、罚金，排污费、超标排污费，环保案件诉讼费。
3.2 环境成本管理注意事项
（1）进行环境成本管理事前规划实行事前规划，可以使企业获得声誉、品牌等方面的价值增长，赢得社会公众和政府的鼓励性投入或在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进一步降低企业的环境成本。
（2）改善生产过程，清洁生产。生产之前整体考虑生产及产品对环境的影响，重新设计产品，从而达到清洁生产；在生产过程中，尽可能地寻找更加环保的材料、原料替代以前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材料；在生产过程完成之后，要进行废弃物循环利用。
4.结论
本文对相关相关文献的梳理来归纳环境成本的确认、计量，得出四种常用的资本成本计量方法。通过对这四种方法从不同角度进行比较，并且对资本成本环境成本的相关研究视角进行了整理，发现对于环境成本成本理论本身的研究、估算方法还须有较大突破。环境成本的计量和披露对于企业效益的提高以及成本节约和企业持续发展多有极大的积极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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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颉茂华.基于层次分析结构法的环境成本管理模式构建[J].会计之友,2009(2):5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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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主要探讨在考虑机会成本的情况下，作为风险企业家与有限合伙人的风险资本家．-j-~E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以及如何通过对风险资本家管理支持力度的合理分配，达到可行的帕累托边界，并最终实现风险企业家和有限合伙人的利润最大化。
一、问题的提出
风险投资作为一种新兴的投资与融资方式，其主要目的不是取得风险企业的经营权和控制权，而是期望经过一段时间的有效运行，以实现增值并通过股份转让来获取高额的资本回报，是一种高风险与高回报并存的投资。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导致了一系列道德问题的出现，并在一定程度上对风险投资主体各方利益产生了不良影响。为了解决这一道德风险问题，减少风险投资主体各方的利益损害，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与探讨。萨尔曼(Sahlman，1990)指出，可转换证券可以有效地解决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之间的激励问题，从而减少道德风险问题的产生；Bigus从风险企业家的角度出发，分析解决风险企业家道德风险问题的多阶段融资契约，研究结果显示这样可能会促使投资方产生道德风险；Bergemann和Hege构造了风险投资中的动态道德模型来研究风险投资问题，指出最优的投资契约应该是债券与股票的混合体；Cornell&Yosha针对风险投资阶段性融资进行研究时，认为风险企业家为获得下一阶段的进一步融资，有动力操纵短期项目信号，这显然对项目的长期发展不利，建议使用可转换债券减少这种信号操纵现象；马克斯(Max，1998)认为将债务融资与股权融资结合或通过一个可转换优先股能使风险资本家实行有效的干预：即在企业经营不善时实施对控制权(如清算权)进行干预，而当企业发展顺利时，放弃干涉则更为有利；Aghion和Bohon首先将不完全合同理论用于创业融资领域，认为存在利益冲突时(EN不仅关心企业增值带来的货币收益而且还关心私人的非货币收益)可通过控制权的有效分配来加以解决。
从以上文献分析可以发现，现有研究成果都是侧重于研究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如何控制风险企业家的道德风险问题，而对风险资本家道德风险问题研究的情况较少。事实上，风险资本家作为投资人不仅为风险企业提供资金支持，而且为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并且这种管理支持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到风险企业的生存发展。但这种包括风险资本家对风险企业进行监控与注资的管理支持都是有成本的。这些成本包括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制作报告的机会成本、订约成本、花费的时间成本，风险企业家的资源成本以及签订协议时律师费和相关成本。这些成本数额有时可能相当大，并且在风险投资合约中是得不到补偿的。为了节约这些成本，增加收益，风险资本家在风险投资过程中反而会比风险企业家更有可能产生机会主义行为，这样就形成了风险资本家道德风险问题；另一方面，风险资本家作为风险投资基金的受资方和管理方，其投资基金的主要来源于民间资金，其与投资人之间的关系是普通合伙人(GP)与有限合伙人(LP)的关系，作为GP的风险资本家作为LP的人，虽然其收益与风险投资基金的收益直接相关，但当其努力程度的机会成本超过其收益时，也可能导致风险资本家放弃努力，选择偷懒行为，从而产生道德风险问题。所以，在信息不对称以及环境不确定和行为不可验证的情况下，负有双重身份的风险资本家极有可能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形成道德风险问题。
二、投资人风险资本家的道德风险
风险资本家与风险企业家通过谈判选定一家风险企业后，除了要向风险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外，还要付出相当的时间和精力供管理支持。由于风险资本家的收益直接与所筹集的风险基金规模以及所投资的风险企业的增值能力有关，所以为了实现收益最大化，风险资本家除了要向现有的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以实现所投资的风险企业最大程度增值外，还要尽量地扩大风险投资基金规模来增加能够投资的风险企业的数量。在风险资本家的精力和时间数量一定的情况下，需要在这两者之间进行平衡以实现收益最大化。风险资本家在向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时，我们假设：第一，风险资本家给单个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的时间间隔为c；第二，两次管理支持之间风险企业实现的单期最大价值增值为g>0；第三，两次管理支持之间风险企业产生的单期最小投资损失为b>0；第四，两次管理支持之间风险企业的单期利润以 的速度递减。这样，如果用ri=γg-b表示风险企业某一阶段i的单期非贴现利润， 。那么， 就可以表示提供管理支持时间间隔为c的单期非贴现总利润。我们将风险资本家的时间和精力分解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可以用来给现有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从而保证现有风险企业能够以p＜0o(0
假设新风险企业从风险资本注资到顺利上市增值共要接受风险资本家s次管理支持，用ps-1表示经过s-1次管理支持后的存活概率、 (t)表示风险资本家新接受一家风险企业经过管理支持后的市场价值贴现增加值(α'代表风险资本家占有的新风险企业股份比例)，即风险资本家给现有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的机会成本的净值。如果在对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时考虑机会成本，那么，风险资本家在一家风险企业投资并提供管理支持所能得到的净值αwc(t)就是：
假设为了实现风险企业的价值最大化，风险资本家必然会对投资收益与潜在的成本和监控成本之间进行权衡，以决定对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的力度和提供资本的频率。当风险资本家认为与风险企业家的利益可能发生冲突时，投资的存续期就会下降，提供管理支持的力度就会加大；再者风险企业资产的性质也对预期的成本和分阶段风险资本投资的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一般来说，有形资产越多，风险资本家能够通过清算形式获得的投资补偿也越多，这将降低进行严密监控的必要性，增加投资的存续期限。现假设风险资本家能够提供的最优管理支持次数为tv。由于风险资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机会成本不能得到有效补偿，如果考虑这种机会成本的话，那么风险资本家的实际报酬就会小于名义报酬。因此，风险资本家向风险企业提供的管理支持数量总是少于风险企业家所要求的数量，所以，风险企业家所需要的风险资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最优时间周期ce总是短于风险资本家实际提供管理支持的时间周期cv。除此而外，风险资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次数还可能随着获得新的投资机会能力的增加，及其风险资本家在风险企业中所占股份份额的减少而减少、随着风险企业盈利下降速度的加快而增加、随着风险企业单期利润的增加而下降。但不管出现何种情况，风险资本家提供的管理支持次数都是不足的，并且总是少于最优次数。这里我们对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所要求的管理支持次数进行比较分析。风险资本家所需要提供的管理支持最优次数tv就是能够满足在时间周期cv既定的情况下实现αWcv(t)值最大化；风险企业家所需要管理支持次数就是能够满足在ce既定的情况下实现 值最大化。由于风险资本家在提供管理支持时存在着机会成本，并且风险企业家在计算利润并没有考虑机会成本，所以，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存在着因利益冲突而产生的管理支持次数非最优的状态，并且这种状态还会随着新加入的风险企业中风险资本家的股份份额增加和优惠措施的提高而日益加重。
三、一般合伙人风险资本家的道德风险
为了风险投资能够生存并沿续下去，各风险资本机构必须周期性地筹集风险投资基金，这类基金存续期限一般为10年，并可以展期，通常采用有限合伙制的组织形式。在有限合伙制组织形式中，风险资本家是普通合伙人，负责管理基金的运营；外部出资人是有限合伙人，能够监控基金的运行并参加基金的年会。但只要其承担有限责任，就无权直接参与基金的日常管理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出资数量较大的有限合伙人相对于风险资本家来说就成了风险投资基金的外部人，而出资额度较小的风险资本家反而成了风险投资基金的内部人。由于风险资本家获得基金规模的固定费用报酬与基金投资利润，所以，风险资本家有通过发起大规模的后续基金以增大公司管理的资本额的动机，因为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增加其报酬收入；另一方面由于规模经济使然可以大幅度降低固定管理成本，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加利润。而风险资本家受时间和精力的限制，必然带来对所筹集的投资基金管理支持力度不足的问题，这必将引起作为普通合伙人(GP)的风险资本家与作为有限合伙人(LP)的外部投资人的利益冲突，产生风险资本家作为内部人的道德风险，出现损害有限合伙人利益现象的发生。
风险资本家为了增加收益并实现利益最大化，会先后筹集并管理多只风险投资基金，而风险资本家由于受时间和精力的限制，会分散其对单个风险投资基金的注意力，影响到对单只风险投资基金提供管理支持的力度，降低了单只风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人的收益。
用i代表风险资本家管理基金的数量、cG表示风险资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最优频率、CL有限合伙人要求提供管理支持的最优频率、tG代表风险资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最优数量、tL代表有限合伙人要求提供管理支持的最优数量。根据上面的模型可以得出结论：由于风险资本家在提供管理支持时，必然会考虑其机会成本，导致风险资本家提供的管理支持力度总是少于有限合伙人所要求的最优管理支持力度，并且这一个管理支持力度会随着风险资本家获得新的风险投资基金的能力的提高而减少，引起风险投资基金管理和投资的潜在问题随风险投资基金规模的扩大而增加。除此之外，在既定的时间约束下，作为普通合伙人的风险资本家，为了缓解管理支持力度与所管理的风险投资基金幅度之间的矛盾，可以通过采取投资于风险企业发展晚期的办法来加以解决。这是因为：一是随着风险企业的逐步成长，风险企业就能够提供越来越多的信息供风险资本家进行评估，这样信息不对称程度就会越低，风险资本家就不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监控风险企业，从而可以大幅度降低和监控成本；二是在风险企业的后期阶段，风险企业的管理及发展已逐步走向正轨，需要风险资本家投入的管理支持力度就可以大幅度降低，这样风险资本家就可以分配更多时间和精力来管理更多的基金；三是风险企业的有形资产逐步增多，而有形资产不必通过正式评估就很容易监控，这样风险资本家就可以选择较长的融资轮次而减少所提供的管理支持力度，从而可以加大基金管理规模。这种事情尤其会发生在是当风险资本家监控风险企业的机会成本非常高的情况下。
我们用模型来分析风险资本家的投资阶段偏好：用 表示风险投资基金清算时预期市场价值的贴现值，那么作为有普通合伙人的风险资本家的份额就为 ；作为有限合伙人的外部投资者的份额为
其花费时间的机会成本 时，作为普通合伙人的风险资本家就会偏好于投资风险企业的后期阶段，并且机会成本越高，风险资本家的这种偏好就会越强烈。这一结论可以通过一组数据得到验证，据Venture Economics数据库中统计资料显示，1985-1989年五年间美国风险基金投资于后期阶段的比例依次为：52．3％、56．9％、60．3％、60．0％、65．5％，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
一
国际贸易纯理论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有三个方面，即，国际贸易的原因，国际贸易的结构和国际贸易的结果。国际贸易的原因要说明，一国为什麽要参与国际贸易，它的动力是什麽？国际贸易的结构所要回答的是，国际贸易的生产结构或分工结构是什麽？从而要回答一国在国际贸易中所出口或进口的商品结构是什麽。国际贸易的结果所要回答问题的是，国际贸易能否给参加国带来经济利益。要回答这三个基本问题还有待于国际贸易理论前提的确立。一定的经济学理论前提所得出国际贸易理论是不同的。
我们认为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三个基本的发展阶段。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古典贸易理论。这一理论的基本前提是：企业是完全竞争的企业；在当生产要素从一个部门转向另一个部门，或其它部门是，增加某种商品生产的机会成本不变；一国的生产资料在本国范围内得到充分利用；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不流动。各国对商品贸易不加干预。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比较利益理论。这一理论从不同的方面出发，有两种表述。一是技术差异论。技术差异论认为，各国之间开展贸易的基础在于，它们生产同一产品或同质商品的价格差；这种价格差的基本原因是各国生产该商品时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在生产中只投入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力—的假定条件下，这种劳动生产率的差别表现为各国劳动力熟练程度上的差别，从而是单位产品的成本差别。在这里比较利益实质上是比较各国在生产同一产品时劳动生产率，从而是劳动力熟练程度在各国的差异。在生产两种产品的条件下。各国在同一商品生产上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又进一步表现为，各国在生产同一产品是相对劳动生产率，即表现为生产某种产品的机会成本的差别。在假定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的情况下，当一国在两种产品生产上的劳动生产率都高于另一国家时，从相对意义看，该国专门生产其中一种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商品时，可以发挥本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即将本国的生产要素都投入到生产其机会成本比较低的商品。进而通过贸易交换到本国放弃生产的那种产品。相应地，尽管另外一国生产两种产品的劳动生产率都低于另一国，但是它仍然可以专门生产自己（相对于外国）机会成本较低的产品。进而通过交换，获得本国放弃生产的商品。在这里技术差异—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成为各国进行国际贸易和分工的原因和决定各国专门生产某种商品结构的基础。这种贸易和分工使参加国际贸易的双方都都获得了利益。因此在这一理论的提出者—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看来，劳动生产率的差别或技术差别是各国生产同一产品时存在价格差别的基本原因，这种价格差及其生产者对较高价格的追求是国际贸易的原因或动力；每个国家专门生产自己有优势的产品并根据自己对产品的需要进行交换是国际分工的结构；各国经过国际贸易都能够获得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则是国际贸易的结果。基于获得和维持这一结果的因素，国际贸易得以维持和发展。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另一种观点是生产要素禀赋论。在其提出者赫克歇尔和伯蒂尔•奥林看来，现实生产中投入的生产要素不只是一种—劳动力，而是多种，而投入两种生产要素则是生产过程中的基本条件。根据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在各国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水平相同的情况下，两国生产同一产品的价格差来自于产品的成本差别，这种成本差别来自于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这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则决定于该国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由于各种产品生产所要求的两种生产要素的比例不同，一国在生产密集使用本国比较丰裕的生产要素的产品时，成本就较低，而生产密集使用别国比较丰裕的生产要素的产品时，成本就比较高，从而形成各国生产和交换产品的价格优势。进而形成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此时本国专门生产自己有成本优势的产品，而换得外国有成本优势的产品。在国际贸易理论中，这种理论观点也被称为狭义的生产要素禀赋论。广义的生产要素禀赋论指出，当国际贸易使参加贸易的国家在商品的市场价格、生产商品的生产要素的价格相等的情况下，以及在生产要素价格均等的前提下，两国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水平相等（或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密集度相同）的情况下，国际贸易决定于各国生产要素的禀赋，各国的生产结构表现为，每个国家专门生产密集使用本国比较丰裕生产要素的商品。生产要素禀赋论假定，生产要素在各部门转移时，增加生产的某种产品的机会成本保持不变。生产要素禀赋论是瑞典的两位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伯蒂尔•奥林提出的，奥林在他的老师赫克歇尔提出观点的基础上，系统地论述了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这一理论突破了单纯从技术差异的角度解释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的局限，而是从比较接近现实的要素禀赋来说明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1技术差异论和生产要素禀赋论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以各国生产同一产品的价格或成本差别作为国际贸易的原因和动力的。因此尽管两种理论在产生的时间上相距约150年的时间，但是其理论渊源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衡量这种变化的基本尺度是：它们借以立论的经济学基础是否有根本性的变化；它们的理论本身是否建立在不同的动力机制上，即是否改变了价格差作为贸易原因或动力的基本观点。在我们看来这两个方面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2因此我们将技术差异论和生产要素禀赋论统称为比较利益理论，从而构成古典贸易理论的内容。
我们知道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假定：只有两个国家；生产中使用的生产要素是一种，或两种；两国都能生产两种商品；在各国范围内，生产要素在部门间转移时，增加生产某种产品生产的机会成本不变；生产要素在本国的各部门间自由流动，而在各国之间不能自由流动。这些假定条件在理论上是可以接受的，但距离解释现实还有一定的距离。
二
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是放松了古典贸易理论各个次要假定前提后所形成的国际贸易理论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对这些假定都作了放松，从而得出了某种新的观点。首先，古典贸易理论提出者，两个国家、生产两种产品。现实中的国际贸易不只是生产两种产品。这些学者将两个国家与生产多种产品生产联系起来，提出，在多种产品生产的条件下，每个国家总是可以出口其中一部分自己有比较成本优势的商品，而进口另外一部分本国有比较劣势的产品。这一分析没有改变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原理，但是却推进了古典贸易理论的使用范围，即无论是两种产品还是多种产品，国际贸易都能够用比较利益理论加以解释。其次，古典贸易理论假定，各国只使用一种或两种生产要素生产产品，现实生产中，人们使用的生产要素不只两种。亚罗斯拉夫•万尼克在其著名的论文《要素禀赋论—多种要素的情况》中指出，在多种生产要素下，同样可以依据两种生产要素的分析方法将多种要素下生产的多种产品按照产品的相对价格比进行排列，得出要素禀赋在产品价格上比较优势的系列，仍然可以得出赫克歇尔和奥林的基本结论。第三，古典贸易理论假定，当各国为了实现专业化分工，生产要素从一个部门转向另一个部门时，其机会成本不会发生变化。正是基于这一假定，各国的贸易结构表现为完全专业化的国际分工。因为在本国有优势产品国际比价高于封闭下的国内比价的情况下，该国厂商将增加其产品的生产量。当机会成本或边际成本保持不变时，该国的资源将逐步集中到自己有优势的部门。由于该国生产者无论怎样增加其产量，边际成本仍保持不变，结果是该国的全部资源或生产要素就集中到专门生产自己有优势的产品生产上，形成各国完全专业化的国际分工。但是在现实中，当生产要素从一种产品的生产向另外一种产品的生产转移时，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其机会成本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机会成本递增。机会成本递增意味着，当本国有比较优势的商品产量增加时，本国总会在该优势行业尚未实现完全专业化生产水平以前边际成本就上升到等于边际收益的水平，从而本国的生产不能达到完全专业化。由此可以看出，当放松了机会成本不变的假定条件时，古典贸易理论关于完全专业化生产和贸易的假定，或贸易结构会有某种程度的调整。因而其结论更接近于解释国际贸易结构的某种现实情况。即在现实的贸易中很少存在一国专门一种产品的情形。第四，古典贸易的分析是建立在静态分析分析的基础上的，实际上无论在生产要素的总量上，还是技术水平上，一国的技术优势或要素优势将发生变化。从动态的角度看，一国各种生产要素总量会发生变化。从劳动力的总量看由于经济发展各阶段劳动力的自然增长呈现出“∩”型，即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其劳动力表现出开始增长较曼，然后增长加快，到经济发达阶段劳动力增长速度重新放慢的特征。另一方面，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其居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将减少，而用于储蓄的比例在增加，因此，一国的资本存量将随着该国经济的发展而直线增加。资本的直线增长与劳动力的“∩”型增长相结合，使该国的要素丰裕度发生变化，从而按照赫克歇尔—奥林模型的结论，该国的贸易结构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都会发生变化。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主张的比较优势理论中，各国技术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重要基础，它是以要素技术建立在各国之间不存在技术传播为前提的。然而在现实中，各国间存在着技术的相互传播，这种传播有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利润。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不仅指出了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动力，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客观上带来了技术的扩散，从而是技术发明国丧失了在某种产品生产上拥有的技术优势，并将这种优势转向其它国家。某种产品技术优势的转移带来了贸易结构的变化，即从该产品的出口国变成进口国，而某些过去的进口国，由于技术的引进变成了出口国。从国家的角度看，这种技术转移带来了技术进口国收入水平的提高，但是跨国公司的理论告诉我们，这里存在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某种利益集团的利益分享。技术扩散和技术转移理论对古典贸易理论产生了新的影响。即建立在各国技术差异基础上的国际贸易优势不是一个长期不变的量，相反从动态的角度看，建立在技术差异基础上的国际贸易优势是一个不断传播的过程。而技术的扩散则表明，如果技术发明国不能不断发明新的技术，它的技术优势，从而是贸易优势将会消失，更深层的意义是，技术扩散将使建立在技术差异基础上的贸易逐步减少，进而出现各国对对外贸易的依赖“递减”。古典贸易理论还假定，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是不流动的。然而在现实中，如果生产要素的流动能够给有关企业带来较多的收益，资本的流动是可能发生的。1957年罗伯特•蒙德尔发表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论文《商品流动与资本流动的关系》。在论文中，蒙德尔从要素价格均等化的角度说明了，商品流动与资本流动对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的相互替代作用。这意味着，当商品的自由流动遇到障碍时，资本流动将代替商品流动实现各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化。从另一个角度，美国经济学家王凯峪（1963年）提出了商品流动与生产要素流动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互补充关系，即在考虑生产要素可以在各国间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国际贸易可能只是部分地起到促进要素价格均等化的作用。因此在放松了生产要素不能在各国之间自由流动的假定之后，广义上的要素价格均等化需要做一定的补充，即生产要素的价格均等化不仅可以通过自由贸易加以实现，也可以通过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实现，或者商品流动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可以同时起作用，实现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化。然而无论这种假定条件的放松对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作了那些重要的修正，都不能改变古典贸易理论的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因是建立在比较成本差别基础上的商品价格差异；二是，国际贸易的分析是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之下的。因此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是自由竞争市场结构下的理论。三
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新贸易理论发展的阶段。前面我们已经注意到，生产某种产品时的机会成本不是不变，而是变化的。这种变化的第一种形式是机会成本递增。而另一种形式是机会成本递减。实际上，机会成本递减的另一面就是由规模经济所引致的报酬递增。所谓规模经济是指，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其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逐步下降的效果。它可以表示为TC/Q=FC/Q+VC/Q。式中，Q表示该商品的生产量，TC表示Q量商品的生产总成本，FC表示生产商品的固定成本，该成本将随着其产量的增加平均到每个单位产品上的固定成本会下降。VC表示生产该商品的可变成本，该成本不会随着产品产量的增加而下降，而是保持不变。规模经济效果意味着，企业可以通过扩大其生产规模、降低商品的单位成本占居竞争的优势地位。同时企业对规模经济效果的追求，将带来产品一个行业或产业内排他性的增强，先进入的企业可以通过逐步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形成单位产品的成本优势，从而是价格优势。这是一种凭借规模经济效果所取得的市场势力或市场控制能力。另一方面，琼•罗宾逊认为，尽管理论上我们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但在现实中，大多数的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其原因是，任何企业都希望通过某种优势，获得对市场价格的操纵权，或控制权。获得垄断或控制权的便利途径是生产差异产品。从消费者的角度看，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不仅要追求某种消费品消费数量的增加，以提高自身消费的福利水平，还可以通过在多种同类产品的供应中，选择最适合本人愿意消费的产品提高自己的福利水平。因此从一国封闭经济的条件下，市场从两个方面表现出不完全竞争的特点，一是规模经济排除了企业自由进入某些部门的可能性，二是差异产品意味着企业追求控制产品价格的可能性。这两个方面都打破了原有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结构。然而在一国市场范围内，追求规模经济效果和追求差异产品是矛盾的。因为规模经济效果要求生产大批量、同质产品，从而带来市场价格的下降。但是对差异产品的追求要求生产小批量、异质产品。要解决这一矛盾的最佳途径是开展国际贸易。因为国际贸易可以使批量生产的产品分布在不同国家的市场上，从而在每个国家都成为小批量产品，且成为差异产品。这一基本观点由保罗•克鲁格曼在其国际贸易新理论的经典性论文《报酬递增、差异产品和国际贸易》作出了完整准确的论述。在那里，保罗•克鲁格曼非常系统地阐述上述观点。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贸易理论强调，在规模经济发生作用的条件下，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差异产品的追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对规模经济效果的追求，从而是对获得超额利润的追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动力。这一理论观点还意味着，国际贸易的结构是不确定的，因为建立在规模经济效果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暗含着这样两个重要的假定条件，一是各国之间不存在技术水平的差异；二是各国生产要素禀赋不一定是有差异的，甚至可以说，在参加贸易国家的生产要素禀赋相同的条件下，国际贸易仍然可以存在。此时的贸易结构与以往国际贸易结构的根本差异在于，古典贸易理论所揭示的国际贸易是产业间或部门间的贸易，而建立在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是产业内贸易。产业内贸易中，出口方的利益就是不完全竞争厂商获得的市场势力与规模经济利益的总和。进口方利益则是从消费差异产品中获得消费上的满足，进而是福利水平的提高。由此按照保罗•克鲁格曼的观点，既然要素禀赋相同的国家可以通过开展产业内贸易获得经济利益，那麽各国之间建立在要素禀赋相近或相同基础上的贸易冲突将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各国企业在产业内生产和出口差异产品。新贸易理论的第二个重要的理论是相互倾销理论。詹母斯•布兰德和保罗•克鲁格曼在其著名的论文《国际贸易的相互倾销模型》（1983年）中指出，寡头垄断厂商为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将增加的产品产量以低于本国市场价格的价格销往国外市场。尽管从表面上看，在国外市场上产品的销售价格降低了，但是从销售全部产品所获利润最大化的角度，如果这种销售不影响在本国销售的其它产品的价格，那麽厂商所获得的总利润水平提高了。同样道理，其他国家的厂商也会采取同样的战略将增加的产品销售量销往对方国家市场，这种相互倾销行为所形成的贸易不是由于两家分属不同国家的厂商生产了差异产品，而是因为各自对自己最大限度利润的追求。由此可以看出，在相互倾销贸易理论这里，各国开展对外贸易的原因只在于垄断或寡头垄断企业的市场销售战略。进而国际贸易的结构既不受产品成本差别，进而是要素禀赋差别的限制，也不受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差异产品追求的限制。同时，相互倾销基础上国际贸易的利益来自于各国企业通过“倾销”所获得的垄断利润和在本国市场上销售价格保持不变情况下所获得的垄断利润总和。为说明这一点，我们假定，A国的垄断厂商甲生产和销售汽车100万量，单价为20，000万美元，如果其增加了生产量1000量，并在国内市场销售，则为使市场吸纳增加的供应量，企业必须将产品的市场价格降低。（因为寡头垄断企业面临的是一条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例如降价200美元。即每量车售价19800美元。在此情况下，该企业因增加生产和销售1000量汽车额外获得1980万美元。但是，当企业降低其商品售价时，不仅要降低新增产品的价格还要将原有的100万量汽车的价格降低到与新增产品价格相同的水平，即从2万美元降至19800美元，100万辆汽车因降价减少收入2000万。结果是企业增加生产后，其总收入还减少了20万美元。显然是有背企业增加生产和销售的初衷的。对此，企业的决策是将产品以低于本国市场价格的价格“倾销”到国外。此时即使该汽车在国外市场上的卖价相对较低，也不致引起企业整体销售收入和利润的大幅度下降。如果说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贸易理论开创了新贸易理论的新阶段，那麽相互倾销贸易理论将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推向了更高的层次：即使各国生产的商品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异，垄断或寡头垄断企业仍然可以出于对最大限度利润的追求，开展各国之间的贸易。不完全竞争企业的市场战略，使国际贸易的结构更加不确定。在那里，既然国际贸易产生于企业为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而确定的市场战略，贸易的结构只服从于垄断企业的市场战略或获取最大限度利润的标准。所以，相互倾销贸易理论指出了，现代国际贸易的原因之一是不完全竞争企业的市场战略，这种市场战略下，贸易的结构仅仅是由于各国企业对最大限度利润的追求。新贸易理论的第三个重要方面是外部规模经济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所谓外部规模经济是指由于企业外部经营规模的优势给企业带来的额外报酬或外在优势。根据外部规模经济贸易理论，企业有贸易优势或没有贸易优势的一个原因不在于各国之间绝对的要素优势的差异，而在于有关部门在某个时点上的发展规模。一般而言，如果一国在某个行业上发展的规模较大，相应地会形成一个行业的规模优势。这种优势表现为，该行业有一个可供共同使用的劳动力队伍，它可以调剂各企业间的余缺；同时行业规模较大，有助于技术的进步和技术成果的迅速普及或采用。总之一定的行业规模有利于资源或生产要素的共享，从而能够在自身企业规模不变条件下的经济利益。相反如果在一国范围内，行业的规模较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要求一家企业必须“小而全”，否则难以维持正常的生产，在生产规模较小的情况下，“小而全”将导致产品单位成本较高，从而是该行业在国际市场上不具备竞争能力。在以往的贸易理论中，我们所谓一国在某种产品的生产上有优势，是将企业优势与行业优势等同起来。在新贸易理论中，企业的优势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二是企业的外部规模经济。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可以使企业自身产生竞争优势，而企业的外部规模经济是借助行业优势产生的企业优势。这两种优势都会导致国际贸易的产生。在外部规模经济贸易论那里，某些具有要素优势的国家所以不能在某个行业处于劣势地位，可能产生于该国的这个行业还没有发展起来，因而行业规模有限，难有外部规模经济的优势，“干中学”是该国发展此行业的途径。由此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需要在政府的干预下，获得某种规模经济优势或行业规模优势。上述三个方面所阐述的新贸易理论是从生产的角度分析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在这些理论中，国际贸易的基本前提已经发生变化。由于现代企业追求对市场的操纵，并且从操纵市场中获得额外利润，因此这种市场结构已经不同于典型的完全自由竞争，代替它的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这里的关键在于，现代经济学，从而是国际贸易理论已经承认了这样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的事实，并将这一事实纳入国际贸易理论的思考之中。这种贸易理论基本前提的变化，标志着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即使国际贸易理论进入了新贸易理论发展阶段。在此基础上，国际贸易理论才有了建立在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基础上的国际贸易论，才有了相互倾销贸易理论以及外部规模经济贸易理论。这些理论的核心是，具有某种不完全竞争优势的企业或行业凭借自身的优势获得国际贸易中竞争优势，它们扩展了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的理论观点。使现代贸易中的许多新现象得到了更切合实际的解释。
新贸易理论不仅从供给的角度解释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还从需求的角度对现代国际贸易加以解释。林德认为，每个国家都存在一个代表性的需求水平。代表性需求水平表明一国平均的收入水平或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这种收入水平的代表性消费品是各国消费品产业发展的主导。因为企业生产的产品只有符合大多数消费者的需要，其生产才容易达到规模经济，从而有助于企业获得较高的利润率。另一方面任何一个国家，由于收入水平的差异，其需求水平也必然有差异。因此一国专门生产某一个代表性需求层次上的商品，就意味着它不能满足其它收入水平消费者对同类产品的消费。国际贸易可以解决各国生产者在某个层次产品的生产上达到规模经济和满足不同收入消费者消费需要的矛盾。即各国可以专门生产本国代表性需求产品，并出口这种产品，同时分别从不同的国家进口其他国家生产的这些国家代表性需求的产品，满足本国其他收入层次消费者的需要。代表性需求贸易理论表明，在消费品的生产上，规模经济容易在各国代表性需求的产品生产上形成；收入水平比较接近的国家，它们的贸易较多，因为它们代表性需求的接近，为相互之间满足不同收入水平的消费者的需要创造了条件；由此可以推论，两国间收入水平的差距越大，它们相互贸易的可能性越小；建立在代表性需求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是同一产品内部不同档次产品的贸易。这是产业内贸易的一种表现形式。
新贸易理论的中心问题是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产业内贸易。根据这一理论，产业内贸易是第二产业内部各种制成品之间的贸易。这种贸易是建立在不完全竞争或机器大生产的基础上的。因此它趋向于排除竞争，形成大规模企业控制某个行业产品生产和市场的程度；这种生产上的规模经济在国际贸易上产生三个方面的结论。一是由于企业追求差异产品形成的不完全竞争导致的国际贸易；二是由于不完全竞争企业的市场战略所导致的相互倾销（贸易）；三是由外部经济效果所产生的行业优势，从而是不完全竞争企业所进行的贸易（出口），以及由此引申的后发展的国家为获得某种行业，从而是企业优势所需要的“干中学”。另一方面，由需求引起的产业内贸易则是由于代表性需求与需求的多层次性给各国企业向大规模化发展创造了条件。从而产生了建立在差异需求条件下的国际贸易。此外新贸易理论也试图解释跨国公司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在那里，赫尔普曼不是从对外直接投资引起贸易，而是真正从企业选择的角度推论出国际贸易的产生和结构。然而依笔者看来，到目前为止，新的贸易理论主要是上述四个方面的内容。
由上述的基本分析可以看出，国际贸易理论从基本前提划分，可以分成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从贸易理论渐进的发展看，国际贸易理论分成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三个发展阶段此后，保罗.萨谬尔森、爱德华特.利马都进一步论述了要素价格均等化的理论。在萨谬尔森那里概括出了“斯拖尔帕.萨谬尔森定理。即对任何本国密集使用稀缺生产要素产品的关税保护都有助于稀缺生产要素收入水平的提高。这是生产要素禀赋论的一个逆定理。
一些学者认为，将新贸易理论出现以前的所有贸易理论通称为传统贸易理论似乎更符合人们的一般看法，但是科学的任务之一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将其发展过程细分成不同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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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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