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20 00:29:44
导语：在自由市场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自由市场现场淘宝观摩会
今天下午，我们学校搞自由市场活动。就是把自己的东西带到学校，放在自己班的店铺里卖，卖钱归自己。目的是为了锻炼学生社会沟通能力和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到了下午，老师叫唐欢等人搬了些桌子下去，我和奚玲玉、景钰纯把一大堆将要卖的物品带下去。全部布置好后，活动开始了。我负责卖掉一些玩具，吸引来了一群接着一群的小男孩们。他们在这大声赞叹，挤来挤去，七嘴八舌地说：“这个多少钱？”“那个是什么？”“我要买这个！”……一开始，我便盈利了很多钱，“现在的孩子都爱玩,嘻嘻。”我笑着对记帐员张炜杰说。在一旁数钱的陈星宇好不快活，一下子龇起牙傻笑，一下子……可张炜杰呢，惨咯，他在不停地挥笔，一刻也不停息。“姐姐，这个东西多少钱？”一个小女孩蹦蹦跳跳地跑了过来。“1块5。”我说。她想都没想就把手中的钱递给了我，拿起玩具就跑掉了。我把钱给陈星宇，他可得意开心了，看到我一会递钱，一会递钱，“怎么又有了？包太重啦！”他调皮地笑着说，做了个鬼脸，露出了两个小酒窝。我朝他一笑，又转了回去。此时，张炜杰都写到第三张纸了，他拿起单子，深吸一口气，说：“生意真棒！”“喂，我告诉你，刚刚一个小男孩买果冻，我告诉他一元钱三个，他却拿了三个果冻给了三元钱。”景钰纯捅了捅我说。“我想他把意思理解错了。”我说。“是啊，怎么办？”看她急样，我说：“你还给他就是。”“他早走了，我上哪找他呀？”“算了呗，反正我们不亏本就行了。”她一点也不高兴，到处告诉这个店员那个店长，真是个嘴闲不住的家伙，喋喋不休。接着，我在货架上放了一个大水晶球，刚放上，店铺就被围地水泄不通，他们都是问水晶球的价钱，我不假思索地说：“20！”他们听了这个数一个个转身离去，满脸失望。整个下午我的耳边都在响着“这个水晶球多少钱？”看，又有人被水晶球吸引过来了，我怕她问这个水晶球多少钱，因为我已经听烦了，我叫张炜杰替我说价，自己捂起耳朵，只见她拿起一个1元钱的手环说：“这个多少钱？”张炜杰没在意，他正看单子，听了她问价，又想起我叫他办的事，便低着头说：“20！”……哄堂大笑，我生气地问他：“你有病吗？这个手环20？你不把别人吓趴下了！？”他望望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光盘多少钱？”一位男同学问。“3块。”我说。他掏出钱给我，拿起光盘转身离开。我又把钱交给陈星宇，他手舞足蹈，开心的不得了。
我向远处看了看，校园里人头残动，人山人海。在买东西的小朋友几乎每人都捧着些玩具跑来跑去。
不知不觉中，活动结束了。我们收拾了摊子，回去了。今天可真高兴！
有一群牧民在公共草场放牧，因为免费，每个牧民都希望放养尽可能多的羊，结果羊的数量无节制增长，草场最后被啃成不毛之地，羊饿死了，牧民也全都破产。于是，便产生了因为没有规划的“公地悲剧”。
规划是人们生活、学习和工作的基本形式。规划，明明是大好事，可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却被西方经济学主流所否定。直到20世纪随着第三世界的强力崛起，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被人们接受。但苏联解体前后，计划体制再一次落荒而逃。
主流经济学之所以否定计划体制，原因可能在于信息永远不完全。早在论述“看不见的手”时，斯密就强调了这一点，哈耶克后来作出更明确的重申。他认为，个体在市场上是分散的、多样的、易变的，这就决定没有哪一个头脑或哪一个机构能真正随时了解全部的个体信息，从而也就决定规划的不可行。
但规划不如变化并不足以构成对规划的全盘否定，就像在战场上，尽管情况瞬息万变，但指挥官仍要作规划，不打无准备之仗。甚至可以说，正因为信息永远不完全，才需要规划。许小年先生说企业家多成于试错，试错正是规划在先，不可能无厘头乱来。
市场为规划选主
规划不如变化的信息有限论，不足以置规划于死地，充其量只是打倒规划的一个必要条件。真正对计划体制构成冲击的问题是谁来规划？显而易见，所谓规划，必须有一个主脑来作规划。如果人人都去作规划，就无所谓规划了。
谁做主脑？有人会想到，由最有智慧的人作，可谁最有智慧？别人怎么知道他最有智慧？此路不太可行。还有人会说，由最有信息的人来做主，可谁最了解全局？别人怎么知道他最了解全局？所以，不管人选是谁，都会存在类似疑问。
“伯乐常有，而千里马不常有”。问题在于，哪里去找伯乐？如果有两个人声称自己是伯乐，而相中的千里马又不同，那么，哪匹马是千里马的问题，就演化为谁是真伯乐？
市场恰能分辨真假“伯乐”。比如，张三声称自己是伯乐，李四也声称自己是伯乐，但张三辨认千里马的成功率高达九成，而李四仅有二成。人们自然会认为张三是真伯乐。这就是市场的选择，不迷信人为权威，通过试错作出选择。
可见，市场机制实际上是不规划与规划的统一。说不规划，是市场并不预先安排某个人，没有先验人选；说规划，是市场一旦发现某一个人，就依赖这个人，由他规划去。市场是一种选人机制，核心在人。以看不看得见论，这个人是“看得见”的，但发现这个人的过程又可以说是“看不见”。
科斯的明白与不明白
西方搞了几百年市场经济，却把市场付托于看不见的手，很不应当。但一代接一代的西方学人并非毫无洞见，事实上，市场机制是规划与不规划的统一，已由一位西方学人发现，他就是被誉为“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199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罗纳德·科斯。如果说哈耶克对规划的否证作出过有力贡献，那科斯就在真正发现市场上作出了有力贡献。
且回到科斯从熟悉中看到陌生的原始问题：在古典经济学中，价格机制是一个完美的自动装置，能够在市场上无摩擦地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然而为什么现实世界中还存在企业这样一些不属于市场个体的经济组织呢？正好比问：既然电脑里面的一切东西市场上都有，为什么还会出现原装机呢？
科斯的回答是因为交易有费用。举例讲，装配电脑，如果分部件来购买，就会出现在这里买硬盘，讨一番价，在那里买主板，还一番价，尽管DIY，价格可能也实惠，但讨价还价的成本和其他时间和精力等成本计算之后，还不如一次性购买原装机，于是市场上就有了电脑原装企业，它能够依靠节省顾客的交易费用而赢得部分利润。
交易费用的确是正确答案，但交易费用的计算则来自于规划的主脑。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正是通过他的计算——实质就是规划——而实现的，这里面根本就没有什么看不见的手，它是完全“看得见”的，没有主脑们的算计，就不会有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
说到底，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是通过“企业家”实现的，并没有另外的什么超脱于人的价格机制。张维迎先生提出“市场=价格+企业家”，重复了科斯的错误，没有看清市场是一种选人机制。
在论市场机制时，哈耶克提出“资源配置是由非人格的过程完成的”，并经常把市场比做“有机体”——这是一大批西方学者共同的譬喻。殊不知，市场之所以看起来像有机体，原因在于市场乃人的集合，通过反馈或试错——具体表现为优胜劣汰——形成人的联网计算。正是通过联网计算，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总体上要优于单独某个人甚至某个政府的规划。市场与规划本质是一回事，只是市场的计算能力更强大而已。从这一点来讲，市场有点像一架超级计算机。
总量管制与交易机制
市场的本质在选人计算，哪还有政府能够配置而市场不能够配置资源的领域呢？凡需要人来配置资源的地方，都是市场能够配置资源的领域，因为市场机制原本不过是选人机制。如果的确存在不需要考虑效率的领域，则市场可以退避三舍，要不然，市场都应该当仁不让。
这正是“市场的归市场、保障的归保障”的荒谬，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最优机制，在住房问题上，为什么就只能为一部分富人配置资源而要留出非市场解决的余额呢？更要命的逻辑还在于，政府建设保障房不也是配置资源吗？不也得由人来配置吗？而市场不就是找到能有效配置资源的人吗？从计算的角度讲，市场与政府并没有绝对界线，只是市场的选人的范围更大，因而计算总体上应该比政府更高效。
但这同时也划出了市场的边界，因为不管是谁计算都是有限的，甚至可以说极其有限——因为“我”的时间和精力极其有限——唯有在限定系统内，“我”才可能作出科学的算计，资源才可能得到优化的配置。如果系统无限开放，仅信息不对称就足以让人的计算失灵，通常所说的投机盛行或其他市场失灵甚至所谓“劣币驱逐良币”，追根究底，实质上都是系统过度开放导致“我”的计算失效的结果。事实上，系统无限开放，也选不出真正会作规划的主子——“我”。
真正的市场机制模型在环境权益交易上得到集中而鲜明的彰显，并用专有名词作了表达，即“总量管制与交易机制”。1968年，加拿大经济学家约翰·戴尔斯首先提出“排污权交易”的概念。1986年，美国环保局颁布有关排污许可的贸易政策，并在一些地区开始实施。1990年，美国《清洁空气法》修正案的通过，总量管制与交易机制的法律地位得到确立，排污权市场正式启动。实践证明，总量管制与交易机制的做法是成功的。
排污权市场是个标准、正宗和地道的市场模式，“总量管制”就是价值认定，就是规划在先。“管制”之所以在“交易”之先，即因为唯有在限定系统内，“我”才可能作出科学的算计，资源才可能得到优化的配置。包括公地悲剧在内，既有经济学所谈论的种种市场失灵，实际上都不是市场失灵，而是因为根本就不符合自由市场的模式，“交易机制”缺乏总量规划，缺乏价值认定。拿公地悲剧来说，牧民为自我利益计则多养羊，这正是市场机制的根本动力，何错之有？错在缺乏总量规划和价值认定，不构成自由市场，而只是无序竞争。
产权清晰与规划和
约束一体两面
中国房地产市场就是个脱离限定系统的典型，缺乏总量规划，陷入无序竞争，乃至如今严重脱离客户需求和购买力的基本面，无论房价收入比，还是租售比，都远高过国际标准。
（1）市场经济的雏形是自由市场经济。在早期，出现市场经济萌芽状态时，市场的雏形正是自由市场经济。自由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经济商品化和生产社会化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基于交互的市场初态。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中，个人或企业选择任何商品都有自己的自主意识支配，不受任何其他因素的干扰。最重要的，在自由市场经济中，没有政府的任何干预手段，任何买卖和行为都是自由的，不受任何外力的控制。自由市场经济的这种建立在自由贸易和市场竞争基础上的，通过价值传导自发调整市场运行机制的运作模式是现代市场经济中最终要的规则。
（2）市场经济克服了自由市场经济的缺陷。随着时代的发展，自由市场经济开始逐渐出现了对新形势的不适应。自由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以来市场的充分竞争和资源的合理配置。但，这一切在垄断行业出现以后都变得不再可能。垄断行业以其独特的优势（资源或者政策），可以无视任何市场规律，随意定价，破坏竞争，打击竞争者。这对于自由市场经济是无法制约的。现代市场经济通过政府调控和法律约束有效地改善了这种情况的发生。
（3）市场经济中加入了“计划经济”的优势功能。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并不是水火不容的两个矛盾体。我国的经济发展就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在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构建正是在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充分运用各种干预因素，在不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充分发挥市场的潜能，纠正市场盲目最求利益最大化而产生的不合理分配为题。因此，市场经济中加入了计划经济的优势功能是当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一大特色。
2.经济法的基本地位
当前，全球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形势，超级大国的概念被进一步的弱化，一超多强的发展模式不断清晰。随着我国经济的崛起，带动整个亚太地球经济的发展，全球经济多极化越来越明显。新的经济形势赋予了经济法新的地位。本文对经济法地位的论文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1）经济法的对市场经济的主导作用更加明显。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形势要求在市场行为中，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必须要逐渐弱化，要充分保障市场环境的自由。在这种形式下，经济法的作用必须要得到更多的重视并且在经济活动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经济法作为市场经济行为调控的重要手段，要进一步得到发展和完善。对新的经济形势中出现的新问题，经济法要及时针对问题作出相应的修改。
（2）经济规律、宏观调控、经济法对市场经济的约束要三管齐下。新的经济形势下，对市场经济的约束和管理要充分依靠经济规律、宏观调控和经济法的多重管理。特别是经济法，虽然成型时间较晚，却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不断完善经济法与经济规律和宏观调控的适应性有助于提高经济发在经济活动的管控能力，进一步规范市场经济。
（3）充分发挥经济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的作用。经济法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有助于经济法在管控经济活动时，不受或者少受其他法律的约束。只有充分认清经济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的事实，才能是经济法在根本上对市场经济活动进一步的规范和完善。因此，必须坚持经济法独立法律部门的性质，才能时经济法在市场经济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对于经济法的内涵和外延，要清除界定，不能丝毫的模糊。
3.小结
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中国，人们普遍认为，社会主义政府是穷人的救星，而自由市场则会危害社会。然而，60年代末被下放到内蒙古农村接受再教育时，我认识到，这种意识形态狂热掩盖了我们计划经济的内在缺陷。这正是我要讲述的中国故事的开端。
作为一名企业领导，我亲身经历了过去30年的改革，对中国必须应对的问题有了更多的了解。目前，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后期阶段――我们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讨论，与那些具备成熟市场体制的国家大不相同。
即使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里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我们的辩论仍围绕着以下问题：这样的成功是政府控制的结果，还是自由市场的作用？对这个关键性问题的回答，将决定中国的未来。中国将继续推进尚未完成的自由市场改革，还是就此结束历时30年的转型？中国的经济问题和社会摩擦是源自于市场改革本身，还是改革进程中的瓶颈和倒退所致？中国的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究竟是一种已实现目的的转型安排，还是一种应进一步深化的创新？
在解决经济问题的过程中，民主政府由于受到选民偏好和党派斗争的束缚，可能会牺牲效率、或是做出过度反应。现代民主体制和市场机制并不总是理想的搭档。然而，世上没有乌托邦，也不存在完美的体制。这些体制能否自我维系、并为社会所接受，关键在于它们能否避免犯重大错误、具备纠错机制，并做出相应的调整。
在历史上，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曾寻找过现代市场体制的替代模式。主要的两项试验是苏联时代的“列宁-斯大林模式”和“东亚模式”，前者是时代中国计划经济的基础，而后者则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为代表，这种模式在日本和一些东亚国家创造了经济奇迹。
上世纪30年代，当西方经济体陷入“大萧条”之际，列宁-斯大林模式推动苏联经济迅速增长，在经济学家中间引发了热议。三、四十年后，日本模式引起了另一场热烈的辩论。然而，历史已经宣判了这两种模式的失败。前者是一种僵化的模式，以牺牲个人权利为代价，竭力发展经济和军事实力。后者则导致价格扭曲、资源错配和。
现代民主和市场体制需要进一步改善，但它们仍然是可行的，而且人类迄今尚未找到更好的选择。
那么，这带给中国什么教训呢？中国政府在上世纪70年代末启动改革开放的进程，随后放弃了计划经济，转而采用了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这使中国经济得以避免崩溃并迅速增长。在转型的初期阶段，由于市场尚不发达，政府有必要发挥主导作用，因此产生了与东亚或日本模式类似的政府主导型体制。如今，这种政府主导型模式的使命已经完成，接下来我们应该摆脱特殊利益团体的掣肘，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推进市场改革。
当前有两项任务必须完成。第一，政府必须把重点从发展经济，转向完善法治和提供公共服务。第二，经济体制必须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政府则发挥监管的职能。
本来,舆论对富人积累财富应该本能地有一种反感情绪。奇怪的是,在讨论企业继承问题的时候,却颇有点皇上不急太监急的意味,仿佛一家成功的企业维持时间越长对社会就越好。这样的议论说明人们没有弄清市场配置资源的内在机制,尽管市场比计划能更有效配置资源的常识似乎已经深入人心。
市场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而这个资源不断再配置的过程,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展开的,资源是从一个人手里转移到另一个人手里。由此可以想见,市场重新配置资源的过程不是诗意的,而是相当残忍的。
要明白这一点,首先得弄清楚,究竟是谁在创造财富,某些人又是如何积累财富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这方面的陈述最为精辟。创造财富的不是财富,而是人本身,更具体地说,是人所具有的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按照米塞斯的说法,这种企业家精神就是那种基于对未来的预见而采取行动以获取利润的能力。
应当说,每个人都具有企业家精神,不过,在有些人身上这种企业家精神更为突出,他们敢于冒险进行投资、投机、创办企业等活动。他们的活动假如较好地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他们所预期的利润就能够实现,否则,他们就要自己承担失败的全部后果。企业家的利润就是他服务消费者所得到的奖赏,企业家就是这样积累财富的。在自由市场中,财富最多的人必然是最好地服务了消费者的人。
白手起家与富不过三代,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企业家精神就好像音乐天才、写作天才一样,很难在家族内遗传。创业者有企业家精神,子女却未必有。确实,出生在企业家之家的孩子,可以有更多机会观察成功的企业家是如何做事的,因而,在企业家素质的后天训练方面他占有优势。他也可以轻易地获得资源,又具有人脉。不过,企业家精神的先天因素不会通过血缘遗传,人性固有的弱点也使富家容易出败家子。
一旦继承企业的第二代缺乏企业家精神或缺乏健全心智,企业就会很快在竞争性市场中,即使其拥有丰富的资源。而这将在客观上为那些富有企业家精神的人腾出发展空间。当然,拥有财富而缺乏企业家精神的人,也可以明智地借用种种金融制度,将自己的财富交给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打理。不论是哪种情形,都可以上演一个白手起家的故事。
无论如何,创造财富的物质资源,不论其初始分配如何,最终是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流入到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手里,这是自由市场的一个基本趋势。这些人获得对他人财富的支配权、使用权,以之为自己创造财富,并积累财富。这正是自由市场具有效率的根源。它可以动态地、自发地把资源从资源利用效率较低的人手里转移到资源利用效率较高的人手里。
法例的出台的确有所谓的“民意基础”，香港妈妈因为买不到奶粉而抗议的声音此起彼伏，年初甚至有1万多人在白宫网站向美国总统请愿，要求国际社会关注，帮助香港婴儿面对或即将到来的因奶粉短缺而导致的营养缺乏问题。而不少内地人也对此报以同情之心，认为港府管制策略是无奈之举。
我举个例子：市场上有两个摊档，一个卖水果，一个卖猪肉，顾客川流不息，生意很好。卖水果的也会去肉档买肉，一天，他抱怨买肉的人太多，导致肉价上涨，要求市场管理者对买肉的人进行管制，每天买肉不能超过1斤。你觉得这合理吗？
市场繁荣，无论对卖水果的、卖猪肉的还是顾客来说都是好事。卖水果的发现肉价涨了就要求政府管制，而政府能管制肉价也就能管制水果价格，这样的后果，是市场受挫，终有一天，卖水果的也会因为自己的短视而利益受损。
香港弹丸之地，谈不上有多少资源，即便作为海港的地理位置优势也比不上内地一些沿海城市。繁荣的基础不在于生产，而在于自由港政策——除了烟草、酒类等商品，一般进出口货物均无须缴付任何进口关税，亦不设任何增值税或一般服务税。
自由港政策奠定了香港百年繁荣的基础，二三十年来无论机场旅客发送量还是港口货物吞吐量都居世界前列。而香港更起着内地和世界联系的桥梁作用，从内地改革开放初期的资金、技术和信息，到后来更紧密的合作，以致内地开放自由行后，不但是奶粉，奢侈品、化妆品、药品等都成了热销商品，这也促成香港繁华地带的店铺租金全球领先。
而奶粉问题其实并不像媒体渲染得那般严重，几大奶粉供应商都表示供应充足，断货的只是部分旅游热点的部分品牌。奶粉管制只是香港政府行政干预市场的其中一例而已，从2011年《最低工资条例》正式实施，到2012年提高炒楼者的额外印花税，即买楼半年内转手需缴纳成交价20%的额外印花税、非香港永久居民及公司买家需再缴纳15%的额外印花税，这些管制措施，已经使香港离其赖以安身立命的不干预政策渐行渐远了。
1.决定国际矿产资源价格的主要因素
决定国际矿产资源价格主要因素有两个：国家间资源供求关系因素和资源计价货币与其他货币的汇率因素。
资源供求关系因素是指：在自由市场中，一方面，随着对资源需求量的增加，资源价格会逐步走高。反之，其价格逐步走低。随着对资源需求量的减少，资源价格会逐步走低。反之，其价格逐步走高。另一方面，随着资源价格上升，资源需求量会逐步减少，会随着价格下降而增加。随着资源价格的上升，资源供给量会逐步增加，会随着价格下降而减少。根据以上两面的机制，在自由市场上，由于资源价格要变动到其均衡水平，所以过剩和短缺都是暂时的。供求定律是任何一种物品价格的调整都会使该物品的供给与需求达到新的平衡。而影响需求和供给变化的因素往往很多很复杂。
资源计价货币与其他货币的汇率因素：在自由市场中，一方面，资源计价货币如果对其他货币出现贬值，那么，以此计价的资源价格会逐步上升，反之，以此计价的资源价格会逐步降低。另一方面，随着资源价格的逐步上升，对资源需求量会下降，资源需求量下降又会使资源价格走低，资源价格走低，反映到资源计价货币上，说明此货币会逐步走强，反之，资源价格走高，资源计价货币走弱。因此，在自由市场中，资源计价货币与其他货币的汇率也会在动态中寻求平衡，影响汇率走势的因素也是很多很复杂的。
2.国际资源价格走势分析
进入本世纪以来，全球矿产资源类产品价格出现了强劲上涨，呈现出长达近10年的商品牛市行情。国际市场中铁矿石、石油、煤炭、铜等资源价格普遍比2001年上涨了3倍之多，其根本原因不外乎两个，一个是资源供求因素，譬如，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对资源的大量需求；二是资源计价货币美元的持续贬值。还有建立在以上两个因素之上的国际投资资本的推波助澜等非根本因素。
今后的国际矿产资源价格走势还将取决于上述根本因素的变化趋势。如果支持资源价格上涨的因素继续存在，资源价格的趋势将保持不变；如果支持资源价格上涨因素逐步改变，那么资源价格的趋势将会发生改变。目前，将促使矿产资源价格行情出现深幅调整的有以下因素。
1.世界经济增长同步进入调整期。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美国次贷危机的负面效应向全球扩散，并导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预计2008年、2009年全球经济增长低于3%，进入衰退的几率为25%。发达国家经济危机导致其消费不振，使得以出口贸易为主的对矿产资源需求巨大的国家经济增长放缓，对矿产资源的需求量逐步下滑，将导致国际矿产资源价格下跌。另外，人民币持续坚挺，消弱了以出口贸易为主的中国的国际竞争力，由此放缓中国经济增长，导致对矿产资源需求量减少，也将使国际资源价格下跌。
2.矿产资源需求量巨大的中国开始着手资源价格市场化改革。中国对矿产资源一直实行价格管制，使得矿产资源不能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随着中国对资源价格市场化改革，矿产资源价格将逐步反映出资矿产源稀缺程度和环境稀缺程，那么，中国资源价格将会稳步上升，直接导致中国国内资源需求量降低，将促使国际资源价格走低。
3.美国次贷危机向第二轮深层次蔓延，预示美元贬值触底为时不远。在近一年内，美元贬值将出现见底行情，从而导致美元出现升值预期，将进一步导致以美元计价的矿产资源价格出现直接下跌。随着美元出现升值预期，国际投机资金投资方向转变，会加剧国际矿产资源价格的下跌幅度，国际矿产资源价格泡沫的破灭也将随之而来。
由此可见，目前支持国际矿产资源价格强劲上涨10年的因素正在发生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在短时间内有朝着相反方向变化的趋势。而目前国际矿产资源价格有可能正在筑顶，如果以上三个方面因素的变化出现实质转向，矿产资源价格筑顶成功，必然会出现国际矿产资源价格行情的深幅调整局面。
3.我国资源外向型战略发展机遇及采取措施
我国资源外向型战略主要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在贸易的基础上积极利用全球资源要素为自身经济发展提供资源要素保证;二是资源产业要积极走出去，从根本上确保国外资源的供给。
通过上面的分析，国际矿产资源价格行情趋势在短时间内出现逆转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就是说，国际资源价格将结束10年的牛市，进入调整，这就为我国实施资源外向型战略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机遇。另外，人民币持续坚挺，也为我国实施资源外向型战略提供了内部动力。为了抓住资源外向型战略发展的机遇，需要我国提前积极采取以下措施。
1.加快资源产业市场化改革步伐，建立反映资源稀缺和环境稀缺的国内资源价格形成机，为实现资源外向型战略提供强大的市场动力。
1教育服务纳入《国际教育贸易服务总协定》后的发展
乌拉圭回合谈判，自1986年9月开始到1994年4月，历时7年半。通过该回合谈判，世界贸易组织将教育服务纳入到《服务贸易总协定》规定的服务贸易的范围之内。《服务贸易总协定》把教育服务划分为初等教育服务、中等教育服务、成人教育服务、高等教育服务和其他教育服务五大类。在世界贸易组织中，有47个国家（欧盟作为一个国家）于2006年3月至少对其中的一个教育服务类别作出了承诺，其中有38个国家承诺开放本国包括高等职业教育在内的高等教育市场。美国、德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凭借本国良好的教育资源优势，信息、人才和管理优势，纷纷在《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框架内对本国包括高等职业教育在内的高等教育作出承诺，积极开放本国包括高等职业教育在内的教育市场。与初等教育领域和中等教育领域相比，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在包括高等职业教育在内的高等教育领域的承诺，限制很少或者基本没有限制。据美国一项全国性调查，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美国社区学院中，招收有海外留学生的社区学院高达80%以上。在美国一些优质社区学院，海外留学生的比例甚至高达学生总数的50%。
20世纪80年代末，在美国社区学院留学的海外学生有5万人之众，相当于美国本科教育阶段海外学生总数的1／3[1]。开拓国际教育市场，为美国筹措了大量的办学经费。据美国有关方面的统计，1997年，美国通过开拓国际教育市场筹措了83亿多美元的经费，2007年，美国开拓国际教育市场筹措了135亿多美元的经费[2]。在加拿大，包括高等职业院校在内的高等学校依据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理论，大力开拓我国的高等教育市场。据有关方面的统计，截至2002年底，加拿大与我国合作办学的机构已经达74个；从1994年至今，加拿大与我国合作办学的项目已经达140个，涉及25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3]。其中，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理工大学与我国11所高等职业院校开展了职业、技术类专业的合作办学。开拓国际教育市场，为加拿大筹措了大量的办学经费。据加拿大有关方面的统计，1997年，加拿大通过开拓国际教育市场，筹措了近5亿美元的经费，2000年加拿大开拓国际教育市场，筹措了7.9亿美元的经费[2]。在德国，职业学院和应用科技大学等高等职业院校依据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理论，大力开拓国际教育市场。据德国有关方面的统计，1992年，德国应用科技大学招收了22600名海外留学生，占德国高等学校招收的海外留学生总数的18.1%。目前，德国应用科技大学签订的德外合作办学协议高达1700多项，覆盖70多个国家。如，德国埃斯图林根应用科技大学已经与我国、美国、英国、法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约旦和捷克等40个国家的高等学校签订了合作办学项目协议（见迪特里系1997年在“中德高等应用型人才培养经验与发展趋势研讨会”上所作报告《德国应用科技大学25年发展的经验及其与中国高等院校的合作关系》）。
2教育准市场化理论
2.1教育准市场化理论的起源
英国开拓国际职业教育市场筹措办学经费所依据的理论是教育准市场化理论。这一理论起源于英国社会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批判和对英国福利国家政策的批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二战以来英国政党政治共识的根基，是福利国家这一庞大体系能够在英国建立的基础。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撒切尔夫人担任英国首相，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才受到激烈的批判，海耶克主义自由市场观点崭露头角，这一观点主导了撒切尔执政时期的教育政策。自由市场观点认为：自由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优越于精心研究的、理性的政府计划。市场体制是实现经济发展和国民财富增长的最佳发生器。自由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能够以人类思维无法理解的方式，协调无数个体的不同需要并使之得到满足[4]。
2.2教育准市场化理论在英国的实施
海耶克主义自由市场观点把完全市场和准市场作为市场运行的两种基本形式。所谓完全市场的运行形式，适用于许多公用事业，如水、气、电、通讯等。为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政府可以把这些公用事业向私有部门拍卖，政府只需通过与私有部门签订“服务水平协议”等方式，对其进行松散的管理。而至于教育、卫生等社会服务部门，则适合采取准市场的运行形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政府将自由市场机制引入教育领域，对英国的教育进行改革，目标是建立与传统的以生产者（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为主导的体制完全不同的以消费者（受教育者和家长）为主导的体制。依据教育准市场化理论，政府是教育服务的投资者和购买者，包括高等职业院校在内的高等学校是教育服务的提供者及投资对象，英国包括高等职业院校在内的高等学校获取政府相应资助的基本途径是向消费者（受教育者和家长）提供优质、高效的教育服务。在这一市场化运作的系统中，包括高等职业教育在内的高等教育市场，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准市场。在这一准市场中，政府所扮演的是教育服务购买者，即顾客的角色，代表最终消费者（受教育者和家长）向包括高等职业院校在内的高等学校等教育服务提供者购买教育服务。依据教育准市场化理论，在教育领域采取准市场的运作形式能够有效地限制各种社会团体和垄断机构滥用利己主义权力[5]。实质上，英国教育准市场化理论的根本目的是在英国建立以消费者（受教育者和家长）驱动的教育市场，通过将自由市场机制引入教育领域，来优化包括高等职业教育在内的高等教育的质量，实现英国教育制度向受教育者及其家长提供高质量的、多样化的教育选择，利用自由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协调英国技能劳动力的供求关系，从而提高英国国家配置技能劳动力资源的质量和效率的目的。开拓国际高等职业教育市场、招收更多的海外留学生，正是英国教育准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英国包括高等职业院校在内的高等学校的准市场化改革拉开了英国大力开拓国际高等职业教育市场的帷幕。正是在英国包括高等职业院校在内的高等学校进行的准市场化改革之后，开拓国际高等职业教育市场才成为英国包括高等职业院校在内的高等学校在海外开展的一项颇具影响的活动，并为英国挣取了十分可观的财政收入。据英国有关方面的统计，1989年英国开拓国际教育市场、进行跨国教育的收入为22.1亿美元，1997年为40.8亿美元[6]。
3教育产业理论
3.1教育产业理论的肇端
教育产业理论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如英国、澳大利亚、美国、新加坡和新西兰等国开拓国际职业教育市场筹措办学经费所依据的理论。在当今世界，率先提出教育“产业”的是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的教师莫林•伍德尔。其论文《在英国大学教育中的生产力倾向》，从理论框架、投入与产出构成和教育效率等方面对教育“产业”进行了分析。美国教育经济学家E•科恩首次提出“教育是产业”的观点。他在其专著《教育经济学》中首次提出，教育与其他产业一样，能够创造价值，具有产业的属性。教育产业概念提出之后，随着教育投资、教育供需市场分析、教育经济学等一系列理论和方法的出现，教育产业理论逐步形成。依据教育产业理论，包括职业教育在内的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除具有自身特有的性质外，还具有一般产业的共同特征，即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投入产出规律，必须遵循生产与消费互相制约、相互促进的规则和能够满足社会需要的特质，属于产业。
3.2教育产业理论的支撑
应该说，正是在市场经济发展的特定背景下，以提高教育投资效率为目的，教育产业理论才应运而生的。关于教育收益和教育贡献率的研究是教育产业理论的有力支撑。在这一方面，享有“人力资本理论之父”的舒尔茨和经济学家丹尼森作出了突出的贡献。1961年，运用“经济增长余数分析法”，舒尔茨对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美国1929-1957年之间国民经济增长额中做出的贡献进行了研究，得出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的贡献率约为33%的结论；1962年，丹尼森也运用“因素分析法”，对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美国1929-1957年之间国民经济增长额中做出的贡献进行了研究，得出了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的贡献率约为23%的研究结果[7]。虽然舒尔茨和丹尼森得出的结论，其数据差距较大，但它们却同时都表明教育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尤其表明对于个体和社会（国家）来说，教育都能够带来不错的收益。对教育贡献率的研究显示，美国教育产业的规模巨大，2000年美国教育产业的市场容量达7400亿美元，并且美国教育总支出以每年6％的速度增长。在英国，教育产业对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达5.6％。在澳大利亚，教育产业对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达5.5％[8]。教育产业理论认为，既然教育能为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能给社会（国家）和个人带来巨大的收益，就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将非义务教育作为产业来运作，并在开拓国际教育市场以筹措办学经费中发挥重要作用。
3.3发达国家在高等教育中贯彻教育产业理论的政策
正是在教育产业理论的指导下，20世纪80年代末，英国、澳大利亚、美国、新加坡和新西兰等国所进行的教育产业实践在包括高等职业教育在内的高等教育投资方面率先突破了完全依靠国家拨款的局面，进行收费制度的改革，开始实行“全成本收费”政策。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当属澳大利亚。1987年澳大利亚公布了名为《高等教育：政策讨论书》的教育绿皮书，明文指出向海外学生收取全额的学费，这一举措极大地增加了澳大利亚包括高等职业院校在内的高等学校的办学经费。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财政法》明确规定，所有在澳大利亚高等学校（包括高等职业院校）留学的海外学生，都必须向本校缴纳全部培养成本，在包括高等职业院校在内的所有高等学校均不得擅自降低对海外学生的收费标准。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政府解除了长期以来对海外留学生市场所实行的管制，允许包括高等职业院校在内的所有高等学校根据本校的实际直接招收海外留学生，海外留学生所缴纳的全额学费和学杂费归招生高校全权处理，同时高等学校原先享有的政府拨款保持不变。
4结语
市场，买卖商品的场所。以前的市场，称之为集市，特指定期聚集进行商品交易的贸易场所。欧洲中世纪时。集市常于宗教节庆日在教堂院内举行，某种集市，往往主要进行某种特定商品的交易。比如乳酪集市等。集市活动的繁盛与否，与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时代的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越是繁荣鼎盛的时期，集市的规模就越大。买卖兴旺，是人民安居乐业的一种最为直观的体现。
集市的规模不是无限扩大的，所以，当它已经不能够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购买需求时，市场便应运而生了。如今，无论是大城小镇，市场无处不在。想去溜个早，可以去早市；想买时鲜的蔬菜，菜市里应有尽有；想买到齐全的生活用品，超市是好选择。可以说，我们的生活，已经密切地与市场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想要了解一个地方、一个城市的风土人情，去逛逛自由市场。绝对是最原汁原味的体验。
市场会随着时代不断变化发展。在大城市中，新建的住宅小区里不再设立露天的自由市场，因为这样可以保持环境的清洁。于是我们只能在那些古老的社区中觅得露天市场的踪影。那里有熙熙攘攘的人群，抑扬顿挫的叫卖声，还有新鲜且价格低廉的蔬菜。在这样的市场里。常有住在近郊的农户，清晨摘了带着露珠的新鲜水果。搭车到城里的市场来卖，几时卖光。几时便打道回府。潇洒自在。漂亮饱满的水果，就是他们的招牌。也有海边的渔民，带着自己刚刚打上来的时令鱼虾，穿着还没来得及换下来的捕鱼胶鞋。用沾着海藻的网子把这些渔获分类。常有一些熟客过来搭讪，并买走这些新鲜的鱼虾，于是当日，他们的厨房里便会飘出鲜美诱人的气味。
近日，听说家门口的市场被拆除了。取而代之的，是整齐划一的室内市场。虽然进入室内有诸多优势，但是有限的摊位对于原先自由交易的规模相比，实在是大大缩水了。于是，很多小规模的商户，都被迫离开了。原先热闹的市场，就这样在突然之间冷清起来。
这个消息难免令人怅然。因为，再没有什么场所，能够比露天市场更让人感觉到实实在在的生活气息。它也能给人带来安全感和愉悦。这种感受。想必每个主妇，每天都会体会到。也许有一天，市场会慢慢消失，变成一个古老的名词。不过，我们还是期待，能有一种方法，可以两全其美。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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