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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哲学论文

时间:2023-02-01 16: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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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哲学论文

第1篇

关键词:文学翻译 思维特征 主体 主体能动性

近年来,随着译者主体性研究的深入,对其探讨也出现了多元化、多角度的趋势。译者的主体地位及其创造性得到了普遍认可,但人们也辨证地看到了其受制约的一面,强调译者在发挥主体能动性的同时必定包含着受动性的一面(王玉,1995;陈大亮,2004);查明建、田雨(2003)从翻译过程、译者的译入语文化意识、译作与原作和译入语文学的互文关系等几方面探讨了译者主体性的表现;有的则分析了翻译规范与译者主体意识之间的关系(孙艺风,2003)。这些理论探讨旨在为我们理清译事上的一些基本问题,让译者在文本操作中有理可依,但由于多半停留在“说理”的层面,在实践操作中缺乏可证性,有待结合实证研究形成系统的、具有指导性的理论建构。

本文旨在探讨译者的主体性,翻译主体性和译者主体性的关系问题不在此详述。要解析“译者主体性”,首先要弄清何谓“主体性”。主体性最根本的内容是人的实践能力和创造力,简言之,是人所特有的主观能动性(陈先达,1991:115)。而译者主体性就是指“译者在受到边缘主体或外部环境及自身领域的影响制约下,为满足译入语文化需要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一种主观能动性,它具有自主性、能动性、目的性、创造性等特点,从中体现出一种艺术人格自觉和文化、审美创造力”(屠国元、朱献珑,2003)。可见,译者主体性最本质的体现是他的主观能动性,受到的各种制约因素包括有来自“边缘主体”的作者和读者,还有外部客观因素如社会文化环境,两种语言的特点、规律等,以及自身的审美力、创造力、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等等。如前所述,译者主体性体现在多方面,本文着眼于揭示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所表现的思维形式与特征,通过对居祖纯(2000)“必要的青涩”的英译文进行分析,主要考察译者如何在客体(文本)相关的制约、规定下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1.主题关联性思维与主体能动性

“必要的青涩”这篇小品文用青涩的苹果来比喻混沌未开的青春,颂扬其纯朴、真实的本质,劝诫青少年莫要做早熟的果实。文章没有直白的说教,通过买苹果这一生活小事逐步演绎出全文的主旨,寓意深刻,耐人寻味。“青涩”二字是全篇的点睛之笔,且在文中多处出现。我们通过对照以下4句的原文与译文,来探究译者对这个文眼的处理是否紧扣主题,是否丰满地表现了其内涵。

1)原:必要的青涩(题目)

译:the indispensability of greenness

2)原:唇齿之间的那一分青涩在不断转变着,反倒显得生动、真实。

译:The harshness or bitterness on the tongue constantly renews and therefore remains forever vivid and realistic.

3)原:然而混沌未开的青春毕竟是朴素真实的,它拒绝雕饰的幼稚犹如苹果青涩的一面,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

译:However,one’s uninitiated and unsophisticated youth is simple and genuine. Just like the unripeness of the apple, the youth’s innocence of embellishments is a logical necessity.

4)原:青涩是与生俱来、无法磨灭的班驳胎记,我们大可不必为自己幼稚粗拙的一面过分地脸红。

译:The greenness of youth, like an indelible birthmark, is nothing to be overly ashamed of.

“青涩”分别是颜色和味觉词的组合,在这四处译文中,译者并没有把它的色味都全译出,而是分别处理成greenness / harshness or bitterness / unripeness / greenness of youth。译者究竟是如何发挥他的主观能动性的呢?是否符合原文的意图呢?其实任何语篇都受其主题控制和支配,对词义语境化内涵的理解与解释都必须以反映主题的宏观命题结构为依据,即作品主题必须得到微观命题的说明,二者之间具有认知关联性(华,2004:181)。居先生认为作者的意图“不在于讲怎样选择苹果,而是指出人年轻时的“青涩”,即“幼稚、粗拙”是“必要的”,据此考证字典得出greenness就是指an underlying innocence,从而得出“青涩”是green(ness)的喻义。因此,题目就以 the indispensability of greenness来反映全文的主旨。这个题目译文的精彩之处在于:译入语与原语的表达方式在所指与能指上都达到一致,且这一微观命题巧妙地点明了语篇主题,取得了最佳关联。译例4的译文与译例1相似。尽管译者没有道出他的操作理据,他的思维轨迹我们还是可以窥见一斑。作者把“青涩”比做“胎记”,又提到“幼稚粗拙”,这些关联性极强的词语至少给了译者这样的启示:“青涩”只能是一种抹不掉的特质,它不会是颜色也不可能是味道;“幼稚粗拙”是每个人成长的必经阶段,是无法避免、无法忘怀的,所以“青涩”应当就是指“幼稚粗拙”的青少年时期。这样的释义与上面提到的语篇主题也是极为吻合的,但若按译例1也译成“greenness”,则词义显得过为宽泛,因为它的次要义素可以是颜色,或是指一种稚嫩,作为题目采用却可以一语双关,涵盖全文,给读者以更大的想象空间;但此句是接近尾声,全文的主题已浮出水面,所以利用词语的搭配greenness of youth,对它限制词义,使得不但全句合乎逻辑,与全文更是浑然一体,首尾呼应。

译例2中,译者没有把“青”色译出,并把“唇齿之间”译为“舌头上”。是因为译者从认知逻辑的角度考虑到“对不同味道做出反应的是舌头,‘青’是颜色词,于舌头无关”,而且认为“青涩”二字在此是因果关系,即因“青”(年幼无知)而“涩”(痛苦、粗拙),所以把“青”略去不译。刘宓庆在《翻译与语言哲学》(2001:72)一书中谈到主体能动性在客体之源的前提下,可以得到充分发挥的4种表现形式,其一是“翻译主体可以对原作文本本身进行广泛的参校及参证(语义及行文的真伪判断、是非判断及勘疏辨析)”。我们以段中的前一分句来考证译文的合理性:“也许,成熟、甜蜜乃至完美,并非生命的终级意义,更重要的倒是向这一目标趋近过程中万般况味的体验;……”。显然,此处“万般况味”指的并非是“味道”这一表层意思,而是生活的各种体验,引出后一分句即译例2用“青涩”来比喻成长中所经历过的种种酸楚。我们再来看原文的次级主题,因为语篇的宏观主题要靠段落主题、语句主题以及微观命题来印证,实现其逐步推进和发展。原文主要由3段组成,各语段主题的内在结构是:买青苹果――喜好青涩(贴近生活本质)――颂扬质朴青春。第二句属于第二段落,译者用harshness和bitterness来明指味苦和暗指生活的痛苦,构成双关含义,可见译者是在语段主题和语篇主题的双重制约下发挥主体能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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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例3的“青涩”,译者一反常态地不谈“颜色”,也不讲“味道”,采用了“unripeness”。居先生知道“有的品种的苹果就是熟透也还是碧青”,并没有把“苹果青涩的一面”按字面译为“the greenness of apple”,那样会与主题无关。“苹果的青涩”与“拒绝雕饰的幼稚”的相似点是尚未成熟,“unripeness”一词不但符合比喻的神韵,也对所在第三段的主题起了烘托作用。

任何文本都有向读者呈现的特定主题及主题倾向――作者创作意图,并以抽象概括化了的思想内容物化于作品之中(曾利沙,2005a)。这篇文章中作者用苹果的青涩这一形象可感物来比喻幼稚青春这一较为深刻的主题,正是译者抓住这点,充分发挥了主题关联性思维,才能在客体的制约下跳着灵动、自如的舞步。

2.语言结构逻辑思维与主体能动性

中国人的思维重直觉,重整体把握,西方人则重理性,重逻辑分析,语言上最突出的表现是汉语的“意合”和英语的“形合”。“意合”是指话语中词句语言单位的结合主要靠语意的关联,缺乏明显的外在形式标记。“形合”是指要借助各种形式手段,包括词汇和语法手段来实现词句间的连接。许多汉语的句子结构都带着这种典型的意合特点,若用英语的逻辑形式和语法规范来分析,都是不符合逻辑的,因而,翻译过程中必然牵涉到两种语言结构形式的转换。我们来考证以下一个译例,看译者是如何实现语言结构的转换的。

原:重温仓促来去的日子,那成熟之前的天真幼稚印象最深:爱、被爱、错爱、落叶般瑟缩的痛苦以及繁硕如花枝招展的欢乐,样样都是第一次……

译:Looking back on quickly-elapsed years, we may find that the period of innocence and naivety seems to have given us the deepest impression: loving and being loved the first time, letting the first chance slip by, unprecedentedly sorrowful feelings like fallen leaves withering fast and the first time-experienced ecstatic joys like flowers in full blossom.

译者没有拘泥于原文的结构,他说“把‘样样都是第一次’作不同译法、放在不同位置”。他的依据在哪呢?细读之下,撇开原文朦胧、深邃的含义不说,我们不禁要问:在成熟之前的青春期产生的爱都是第一次吗?青春期所经历的痛苦和感受的欢乐就必定是人生的第一次吗?人们在真正懂得爱情、成熟之前,从萌素到恋爱并不限于一次。显然这句话是汉语意合特征的又一佐证。从认知逻辑的角度而言,该命题真正的所指是:在未成熟的青春期里所经受的第一次“爱、被爱、错爱、落叶般瑟缩的痛苦以及繁硕如花枝招展的欢乐”。鉴于英汉表达的差异性,译者将‘样样都是第一次’幻化成the first (time)/ the first (chance)/ unprecedentedly/ the first time-experienced,溶入到句中各词组里作修饰语,这样既完整地反映了命题,又合乎英语的逻辑思维,且避免了行文用语的重复。

3.形象思维与主体能动性

形象思维是以表象或具体形象语言进行的思维活动,是用形象方式反映现实或表述知情意的思维形态(孟宪鹏,1996)。文学作品中广泛利用形象思维的类比、联想等形式,激发读者按相似的规律来认识事物的本质,勾起丰富的联想。试看下面两例:

1)原:更重要的倒是向这一目标趋近过程中万般况味的体验。

译:What is more meaningful is the undergoing of various experiences and the savoring of diverse tastes in the trudge to that destination.

2)原:(……爱、被爱、错爱、落叶般瑟缩的痛苦以及繁硕如花枝招展的欢乐,样样都是第一次,)都曾在空白的履历上留下无可涂改的痕迹,也都具备着他物难以替代的价值。

译:All these have left inerasable marks on our path of life and have demonstrated their worth of being irreplaceable.

前面第一部分的分析已指出“万般况味”并非实指“味道”之意,译例1的原文采用了暗喻的手法:喻体是“万般况味”,本体是指生活的各种体验。作者寓情于形,译者也要利用译入语的“显象结构”来表现这一意象。形象思维的根本特点是通过塑造典型的形象来“使感性、杂多的生活现象升华为理性的审美的艺术形象,来显示事物本质规律的”(周建军,1994)。在英语中,译者只有利用抽象思维把握本质,建立逻辑秩序,才能发挥其形象思维,重构原文丰满的艺术形象。译者没有停留在艺术形象的简单复制上,而是增译了various experiences。本体的出现是否画蛇添足呢?是否会因此而抹杀了原文的美感?若按原文直译What is more meaningful is the undergoing of the savoring of diverse tastes in the trudge to that destination,译入语读者会一头雾水,savoring of diverse tastes 与the trudge to that destination 有内在逻辑关联吗?当读者无法make sense的同时,当然也无法体验到原文所创造的美的意境。译者将原作的精神风貌、审美价值和具体形象有机地融入到译文中,将various experiences和the savoring of diverse tastes并列,含义一目了然,正是译者的主体创造性赋予了译文独特的审美价值。

再看译例2,原文描述的对象是人生第一次所经历的情感体验。我们知道,情感体验不是工作经验,是无法在“履历”上留下痕迹的,但原文的着眼点是“空白”,汉语的意合性使得读者能根据这一形象联想到人生的历程。译者考虑到照搬原文的比喻“联想意义不富诗意,不美,反而会产生错误联想:在档案上留下记录”,所以换用英语中的类似比喻“inerasable marks on our path of life”.这个比喻所蕴涵的形象是每个人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痛楚和快乐就如同在人生的道路上前行留下深深浅浅的一个个脚印。这个重构的艺术形象简洁明了,为大众读者所接受,忠实地阐释了原文蕴涵的质朴原理。文学作品中要让译文读者获得同样的审美感受,译者作为阐释者需要“充实作品的图式结构,至少部分地丰富不确定的领域,实现仅仅处在潜在状态的种种要素”(罗曼・英加登,1991)。由于各民族认知心理的差异,如原文形象的图式结构无法被译文读者所接受理解的话,译者还应当重建这一结构,正如该译文所示。

译者要将意蕴深邃的原文形象转化为内心的美学意象,再物化为译文中的外在形象,要借助创造性的形象思维,才能达到译文形象的“形、神、意”兼备(范勇,2001)。以上两例都充分体现了译者发挥形象思维的主观能动性,针对原作品的形象比喻,译者或是增译本体,或是改变喻体,与原作达到视界的融合。

4.结语

短文“必要的情涩”的英译文中没有词句对应的简单复制,处处流露着译者主体的叛逆性。译者凭着对原作主题的深刻了解,对英汉语言文化差异的把握,对美学的艺术感受,以及缜密的逻辑思维等等,从择词选义到句式结构到形象描述无不有理有据,语言表层的“异”恰好体现了精神实质的大同之处。由此可见,译者主体能动性的发挥以各种制约因素为前提,越是能掌握这些因素并善于利用的译者,他的能动性表现越强。限于篇幅,本文只简要探讨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表现的几种思维形式,这并不是其思维形态的全部表征,更不是译者主体性研究的全部内容,希望今后会涌现出更多以实证研究来探讨译者主体性的文章。

参考文献:

[1]陈先达.关于主体和主体性问题[J].哲学原理,1991,(9).

[2]华等.知识与语篇理解―话语分析认知科学方法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3]范勇.文学翻译中的形象思维[J].外语学刊,2001,(2).

[4]居祖纯.高级汉英语篇翻译[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5]刘宓庆.翻译与语言哲学[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6]罗曼・英加登.文学的艺术作品,转引自伊瑟尔.阅读活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7]孟宪鹏.形象思维抽象思维[J].思维与智慧,1996,(1).

[8]孙艺风.翻译规范与主体意识[J].中国翻译,2003,(3).

[9]屠国元,朱献珑.译者主体性:阐释学的阐释[J].中国翻译,2003,(6).

[10]王玉.论主体性的基本内涵与特点[J].天府新论,1995,(6).

[11]曾利沙.论旅游指南翻译的主题信息突出策略原则[J].上海翻译,2005,(1).

[12]周建军.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一枚硬币的两面[J].江南论坛,1994,(2).

第2篇

1.1一般资料

我院急诊科自2006年来,使用FOXPRO软件对所有来院就诊的患者进行了记录。共有374例急性中毒的患者;男的229例,女的145例;患者的年龄均在1~80岁,平均年龄为36.02岁。其中20~50岁中毒的患者占其总数的85%以上,这些中毒的患者中有乙醇中毒100例、药物类的中毒121例(安定中毒就64例)、食物中毒66例、一氧化碳中毒11例、农药中毒74例(有机磷28例)、其他中毒共2例等。不同毒物种类的中毒人数差异有高度显著性(χ2=8994.13,P<0.001)。

1.2中毒的原因

患者中毒的原因主要是分为过分的饮酒、精神异常、误服药物、自杀服毒药,以及不明原因的中毒;小孩中毒多数是因为对好奇心,对不认识的物品直接就放进嘴里面造成的中毒。

1.3临床症状

中毒的方式不同,对应的临床症状就不同;药物中毒的主要表现为恶心、呕吐、腹泻、腹痛、惊厥;对于农药中毒的患者主要表现为瞳孔缩小以及剧烈的呕吐;针对食物中毒的主要以消化道病变为主。发生急性中毒疾病之后,有些患者会并发一些病变如脑水肿、中毒性的肝炎、心肌炎等。这374例患者中有238例恶心、呕吐、腹泻等,出现抽搐的有66例,出现呼吸困难、紫绀、胸闷气短的有31例,瞳孔缩小的有20例,出现头痛、头晕的有19例。急性中毒性疾病如若不及时的救治,不仅可能留下后遗症,甚至还会危及生命;如:瘫痪、植物人、聋哑人等。

1.4治疗

当中毒一经确认,应该立即给患者进行洗胃、催吐,然后补液,促进代谢,将体内的毒物及时的排除体外;之后根据中毒的类型运用特效解毒药,主要为安定中毒、有机磷农药中毒和蛇咬中毒患者,需要进行血液净化治疗、采用高压氧治疗等。其他的患者均进行对症治疗。在治疗的同时需要大量的使用维生素C和保护肝脏、心脏的药物进行治疗。

2结果

本组的374例患者通过门急诊留观治愈或好转出院347例,急诊治愈率为92.78%,需要住院进一步治疗者9例,住院率为2.41%;急诊死亡6例,急诊病死率为0.16%,自动放弃出院5例(预后不详,占0.13%)。其中有意中毒死亡4例,意外中毒死亡3例。不同中毒类型中,急诊住院率居前三位的分别是农药、药物和食物,分别占32.35%、19.79%和17.65%。

3讨论

在年龄分布上存在差异。急性中毒病人集中在青壮年,主要分布在20~50岁年龄段,占该样本总数的85%。这一年龄段的人群是社会、家庭的中坚力量,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现代社会他们承受较大的生活压力,在担负着繁重工作的同时还要面临随时可能被社会淘汰的风险,这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负面影响,当其不能很好释放压力时就有可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选择不当的方式发泄,以至于危害身体甚至生命,一旦他们的健康出现问题就会给其家庭、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在性别上存在差异,男性多于女性。在毒物种类上乙醇、药物、农药中毒分居前三位,与其他类型比较差异有高度显著性。本组374例乙醇中毒病例,占同期急诊中毒病例的32%以上。韩明等[1]报道的1380例急性中毒临床分析中的乙醇中毒排第一位,与本次分析结果大致上相近,这与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报道[2]的药物中毒居第一位一致,可能由于南方和北方对急性酒精中毒是否需要到医院处理的认知有差异所致。而在药物引起的急性中毒中又以安定所占比例最大(52.90%),列所有药物之首。由于此类药物较容易取得且在服用时痛苦程度较小,当病人失业、失恋或家庭起纠纷时,多选这类药物自杀。因此,及时发现这类病人的不良情绪,做好心理护理,引导他们以积极心态对待生活,同时加强镇静催眠类药物的管理,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此类中毒的发生。在中毒原因方面,自杀、精神异常在女性中多见,其余在男性中多见。研究显示[3],女性是自杀观念的高危因素。服毒的主要诱因有婚姻恋爱情感问题、家庭暴力、事业失败、下岗失业、生活窘迫、家庭成员关系紧张、疾病等负性生活事件,当人的心理和身体不能承受负性生活事件的打击时易选择死来逃避现实,且由于女性从心理上对应激性生活事件的承受能力较男性差[4],所以女性病人多于男性。急性中毒的治疗主要是生命支持、尽可能清除毒物、对症支持治疗,在实际的救治过程中有特效解毒剂或能采取特殊治疗手段者所占比例极低,在临床实践中,应该加强对中毒患者的对症支持处理,而不应该依赖特效解毒剂或特殊治疗手段,急性中毒的急诊救治是一个综合治疗的过程。我们的统计发现,急诊洗胃在急性中毒患者的处理上,并非必不可少的手段,374例患者,进行急诊洗胃的只有84例,占22.46%,主要有以下原因:部分患者中毒超过6h才送达医院,超过了洗胃的最佳时机;由于大部分酒精中毒患者在入院前有过呕吐病史,或者有消化道出血的情况,所以,基本上没有洗胃;部分患者因为病情不重,患者本人或家属拒绝洗胃;部分中毒患者系经呼吸道或外伤中毒,不需要洗胃。

第3篇

【论文关键词】泰纳;艺术哲学;文学思想

在文学批评的领域里。法国批评家希波里特·泰纳(nipplm AdolpheTable,1828—1893)以其大名鼎鼎的文学演变受制于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的理论而闻名于世。他的理论对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且不说l9世纪后期的许多批评家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这一理论,就是在当今我国的很多文学读物和教科书里,依然可见泰纳那种社会学文学理论的影子。虽然泰纳的这种从外部进行文学研究的理论的弊端早已为西方的学者所批判,但是它毕竟是社会学文学理论的先声,因此时至今日仍不乏其追随者。作为一位博学多识的学者,泰纳在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方面均有造诣,仅就文学批评的领域而言,除了“种族、时代、环境三要素”理论。泰纳关于文学问题的讨论还有很多,其中很多不常被人论及。这些论述散见于他的《拉封丹及其寓言》(E.,m/SUAr脚deLaFonm/ne1854)、《英国文学史》(H/sto/rede/af妇盘鹏ang/a/se,l一4vol1864一l869)、《艺术哲学》(P^del’art1865—1869)等有关文学批评的著作里。其中,《艺术哲学》一书虽不是专论文学的理论著作,但是它将文学置于“艺术”的总体范围之下,并从这个角度对文学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这样的一些讨论,对于说明泰纳的文学思想仍然是十分重要的。本文从文学批评的角度,仅就《艺术哲学》一书,谈谈较为显著的几个问题。

一、文学艺术耍表现事物的主要特征

泰纳抓住了艺术要表现事物的普遍性这个问题,对艺术的本质进行了讨论。既然是一部“艺术哲学”,必然要从艺术的总体概念出发,去探讨艺术的特点和规律,进而去说明各个艺术形式。泰纳从对艺术作品的定义这一角度去考察艺术的本质,并对艺术形式做了分类。他认为,一切“艺术品的目的都在于表现某个主要的或突出的特征,也就是某个重要的观念,比实际事物表现得更清楚、更完全;为了做到这一点,艺术品必须是由许多相互联系的部分组成的一个总体,而部分之间的关系是经过有计划的改变的。在诗歌、雕塑、绘画、建筑、音乐这五大艺术形式中,泰纳将前三者界定为“模仿的”艺术,因为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总体”与实物相符;后两者界定为非模仿的艺术,他们表现的是“各个部分”间的数学关系。泰纳强调“模仿的”艺术,并非照搬现实,而是要抓住最能表现事物的主要特征的因素,对这些因素进行模仿。他认为一切上乘的艺术品都不拘囿于现实,因为现实不能充分表现特征,必须由艺术家来补足。相反,艺术家如果缺少这种善于抓住事物主要特征的天赋,也就与临摹的工匠毫无二致了。因此对现实进行一定的夸张和歪曲,以表现事物的主要特征,在艺术作品,特别是优秀的艺术作品中是十分必要的。泰纳这里所谈的“诗歌”即文学,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虽然关于文学究竟是“模仿的艺术”还是“表现的艺术”是一个复杂的话题,不能简单而论,但是泰纳提出模仿并非照搬现实,至少肯定了文学作品中那些不同于现实生活的因素。当然,泰纳所举的文学方面的例子都紧紧围绕他的“艺术表现事物的主要特征”这一论点,并没有深入到文学的虚构性问题,可是这种讨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为说明“文学真实”与“生活真实”的不同奠定了基础。而反对艺术创作单纯地摹仿自然,要求艺术抓住事物的普遍性,这也正是黑格尔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从历史角度看待文学问题

在《艺术哲学》中,关于艺术以及文学诸问题的讨论始终是放在历史的具体角度进行分析和考察的。泰纳深受黑格尔思想的影响,而其中“最重要的影响(认识论问题另当别论)体现于……泰纳的历史观念,这样一种历史的眼光和角度与他的“时代”这一术语相类似,也正是其历史观念的体现。简单地讲,这种历史眼光就是:认为文学作品产生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文学批评也由于经历了历史的积淀才得以确定和趋于合理,因此只有将具体的文学作品及其相关批评,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才能对文学问题得出比较科学、公允的结论。正是对泰纳关于艺术作品的产生、评判以及作用等方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他文学观上所反映的历史意识。

艺术品的产生受到当时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这是泰纳在《艺术哲学》中着重论述的一个问题。而文学作为艺术的一个分支,自然也是如此。泰纳花费了大量的精力、笔力去说明意大利画派和尼德兰画派,古希腊雕塑等艺术形式是如何在他们那独特的“气候”下产生的。这“气候”在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历史环境。

从分析绘画艺术的产生人手,泰纳总结了艺术的产生规律,继而将这一规律推广到各个艺术形式中去。因此对艺术的产生问题的讨论,同时就包括了对文学作品如何产生的认识。泰纳认为,艺术品的产生及其作用都与历史的具体形势密切相关。泰纳说:“艺术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uJ他认为,首先有一个“总体形势”,其次是总体形势产生的特殊倾向于特殊才能;然后这些才能与倾向造就一个中心人物;最后,声音、形式、色彩或语言这些艺术材料,把中心人物变成形象,或对中心人物的倾向与才能进行肯定。

关于“总体形势”,泰纳描述为:在古希腊是好战与畜养奴隶的自由城邦;在中世纪是蛮族的入侵,政治上的压迫,封建主的劫掠,狂热的基督教信仰;在l7世纪是宫廷生活;在l9世纪是工业发达,学术昌明的民主制度……而“特殊倾向”和“特殊才能”则表现为爱好体育或耽予梦想,粗暴或温和,战争的本能,说话的口才,追求享受等错综复杂的倾向,具体来说:在希腊是肉体的完美与机能的平衡,不曾受到太多的脑力活动或太多的体力活动扰乱;在中世纪是幻想过于活跃,漫无节制,感觉像女性一般敏锐;在17世纪是专讲上流人士的礼法和贵族社会的尊严;到近代是一发不可收拾的野心和欲望不得满足的苦闷。

所谓的中心人物,就是表现了“特殊才能”或“特殊倾向”的典型人物:这个人物在希腊是血统优良、擅长各种运动的青年;在中世纪是出神人定的僧侣和多情的骑士;在l7世纪是修养完美的侍臣;在我们的时代是不知厌足和忧郁成性的浮士德和维特。按照泰纳给艺术的分类,艺术作品或是表现中心人物或是诉之于中心人物。而文学和雕塑艺术一样,被他划分为模仿的艺术,它们表现中心人物。他认为,古代雕像中的《梅莱阿格尔》和《尼奥勃及其子女》和拉辛悲剧中的阿伽门农和阿喀琉斯一样,都是表现中心人物的。同样,文学和绘画、雕塑等艺术形式一样,其产生受特定历史条件影响。因为从泰纳对予“总体形势”、“特殊倾向”和“才能”,以及“中心人物”这些术语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的“时代精神”和“周围风俗”无非都是特定的历史环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们所代表的含义也不同。而按照他的推论,正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才产生了表现不同的典型形象的文学作品。

从艺术品的产生来看,文学作品的出现受到了历史环境、特定社会风貌的影响,同样,从艺术批评的角度来看,关于文学作品的合理评价也是一个历史积淀的过程,而文学批评也应回到历史中去,参考特定的历史背景,从而对文学作品作出一个合理的理解和评判。泰纳在谈到如何形成对艺术品的公允判断时谈到:先是与艺术家同时的人联合起来予以评价,这个意见就很有分量,因为有多少不同的气质、不同的教育、不同的思想感情共同参与;每个人在趣味方面的缺陷由别人的不同趣味加以补足;许多成见在互相冲突之下获得平衡;这种连续而相互的补充逐渐使最后的意见更接近事实。然后,开始另一个时代,带来新的思想感情;之后再来一个时代;每个时代都把悬案重新审查;每个时代都根据各自的观点审查;倘若有所修正,便是彻底的修正,倘若加以证实,便是有力的证实。等到作品经过一个又一个的法庭丽得到同样的评语,等到散处在几百年中的裁判都下了同样的判决,那么这个判决大概是可靠的了;因为不高明的作品不可能使许多大相悬殊的意见归于一致。也就是说,在历史积累中形成的价值判断是一个趋于真理的结论,正如我们“今日每个人都承认,有些诗人如但丁与莎士比亚,有些作曲家如莫扎尔德与贝多芬,在他们的艺术中占着最高的位置。”这样的一个结论正是在数百年来众多意见和判断的不断修正、不断积累中所产生的。因而也是一个比较公正的结论。那么当代的批评家又如何去考察判断一件艺术品呢,泰纳认为,艺术品产生于历史环境之下,因此批评家对待历史的第一件工作是为受他判断的人设身处地,深入到他们的本能与习惯中去,使自己和他们有同样的感情,同样的思想,体会他们的心境,又细致又具体地设想他们的环境;凡是加在他们天生的性格之上,决定他们的行动,指导他们生活的形势与印象,都应当加以考察。这样一件工作使我们和艺术家观点相同之后能更好地了解他们;又因为这工作是用许多分析做成的,所以和一切科学活动一样可以复按,可以进行改进。根据这个方法,我们才能赞成或不赞成某个艺术家,才能在同一件作品中指责某一部分和称赞另一部分,规定各种价值,指出进步或偏向,认出哪是昌盛、哪是衰落。

虽然这种历史主义的口吻有滑向相对主义的危险,但是毕竟道出了批评工作的_丌一分真意。正如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所说的:“实际上,我们是从自己认识中的一个部分建立一个更高标准出发去批评自己认识的另一部分”。从当代的批评视角出发,回到历史中去体察作品的原生态,继而在一个动态的价值尺度中综合考察和重新认识作品本身,这正是泰纳在19世纪对批评工作所作的概括,也是与韦勒克等人所倡导的“透视主义”(pempcctMsm)相类似的地方。

不仅文学的产生和文学批评受制于历史环境,泰纳认为,文学的作用也体现在对于时代精神与风俗的反映上。而对于历史时期的主要特征表现得越充分、越生动、越深刻,作品所占的地位就越高,泰纳将这样的作品称为“历史的摘要”。他认为,文学作品,特别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可以补足历史研究的文献缺漏,可以提供各个时代的思想感情、重大事件和民族特性。,虽然我们不能同意将文学作品当成历史研究中的文献资料,但是,承认伟大的文学作品是世纪的掠影,它更具代表性地体现了历史进程中的民族性和时代性,认为通过阅读文学作品可以感受历史环境,则是不无道理的见解。既然越是伟大的文学越是表现事物的本质特征,而这种本质特征无疑是历史性地存在的,因此艺术所表现的真理也必然是历史的真理。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泰纳的历史主义眼光的确渗透在文学研究的每个基本层面,无论是文学的产生、评价,还是对于其作用概括和价值的判断,虽然其中有些观点未免极端,但从总体上看还是有很多合理成分的,这些观点也的确道出了文学的特点,为我们更好地研究文学本身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三、价值强调对历史相对主义的克服

正如我们上文所说的,泰纳的历史主义贯穿于《艺术哲学》,也渗透在他的文学观念之中。然而历史主义很容易导致彻底的相对主义,但是在《艺术哲学》中,泰纳却避免了相对主义的错误。他并没有过分注重作品的历史价值而忽视其艺术价值,相反,他致力于对文学价值判断标准进行界定,强调即便是同一时期的相同题材的作品,由于艺术家运用了不同的手法,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从而使艺术品分出高低等级。他将衡量艺术价值的标准规定为,对于“显著特征”的表现,以及对特征的效果集中程度的表达。“显著特征”分为“重要的特征”和“有益的特征”。“重要特征”主要指更接近事物本质的特征,泰纳认为,文学价值的每一等级都相当于精神生活的等级,别的方面都相等的话,作品的精彩程度则取决于它所表现的特征的重要程度。而人类精神生活中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一个民族、种族的主要特征。“有益的特征”则与人的道德等级相关,泰纳认为,文学价值的每一等级都相当于道德价值的等级。因此,作品所表现的道德等级越高则其艺术成就越大。但是泰纳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往往将作品中人物的道德等级等同于作品的道德等级,这种逻辑上的谬误不仅在例证上损害了他理论的合理性,更成为其理论的一大硬伤。当然,作品具有显著特征也并不一定就会成为伟大的作品,还要看如何去表现这些特征,这就涉及到效果的集中程度的问题。要达到作品效果的集中,泰纳认为要做到三个方面:在塑造人物性格时要表现他的“精神地层”,也就是人物性格的典型与集中;构思情节要与人物的性格相符,要能够表现人物;最后,作品的风格要与人物性格以及情节相配合,做到人物、情节、风格的统一。虽然泰纳的论述并不算深入,所持观点也并不新颖,但是却体现了他对艺术的自身规律及其价值的认识,这在一定程度_IzEJI~Y他理论上单一的历史标准,避免了相对主义的弊端。

四、文学艺术研究中的“科学”方法

第4篇

研究目的及意义:施蒂纳是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人物和逻辑终结者,他的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一次全面的批判了费尔巴哈甚至是启蒙思想以来的古典人本主义逻辑,也是西方思想史上在现代性的语境中第一个自觉地消解形而上学的人,而且他直接地影响了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在传统的思想史教学中,施蒂纳被贬为一个小丑式的浅薄理论家,虽然国内目前有个别学者深刻地认识到了施蒂纳的重要意义并作了简要的分析,但这种不受理论界重视的情况仍未完全改变。我的研究试图对施蒂纳的代表作的理论特色及其思想对费尔巴哈、马克思等当时各种哲学的巨大影响进行阐述分析以及对其思想与克尔凯郭尔、尼采、阿多诺甚至当代后现代思想的理论相似性进行浅要发掘。

研究计划:立足现有资料,力求先把握施蒂纳的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主要内容与理论逻辑,同时参照早年和现有学者对施蒂纳的研究成果(如张一兵《回到马克思》中对施蒂纳的研究),然后进一步寻找分析施蒂纳反对形而上类本质思想的当世影响,以及他的思想与克尔凯郭尔、尼采、阿多诺及后现代思想的理论相似性。

章节目录

一.施蒂纳其人及其代表作介绍

(1) 施蒂纳其人及其所处的历史环境。

(2) 施蒂纳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文本分析。

(3) 施蒂纳的理论观点及对其分析。

二. 论施蒂纳的当世影响与冲击

(1) 施蒂纳思想对当时各种哲学(重点是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

(2) 施蒂纳对马克思思想形成的直接影响。

三.施蒂纳思想的后世意义:分析施蒂纳的思想与克尔凯郭尔、尼采、阿多诺甚至后现代思想的相似性。

1. 施蒂纳与克尔凯郭尔

2. 施蒂纳与尼采

3. 施蒂纳与阿多诺

4. 施蒂纳与后现代思想

四.结论

主要参考文献

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务馆89年版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孙伯揆《探索者道路的探索》2002年版

张凤阳《现代性的谱系》南大出版社2004年版

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转向》,南大出版社2002年版

张一兵《无调式的辩证想象》,三联书店2001年版。

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馆1982年版

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商务馆1992年版

尼采《权力意志》商务馆98年版

尼采《偶像的黄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梯利《西方哲学史》商务馆2000年版

赵敦华《西方现代哲学新编》北大出版社2001年版

刘放桐《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谭培文《唯物主义如何可能成为社会主义哲学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5篇

关键词:文献计量;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

卫生资源是指提供各种卫生服务而使用的投入要素总和;卫生资源配置是指对相对稀缺的卫生资源在各种可能用途之间进行选择、安排和搭配,以获得最佳效益的过程;卫生资源分配公平性主要是指按需分配卫生人力资源、物力资源[1]。卫生资源配置公平作为卫生服务公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卫生服务利用公平的前提,对促进社会公平和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采用文献计量法,回顾和分析2000-2015年我国关于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的相关研究,了解以往研究的优点和不足,为深入研究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提供理论依据。

一、对象与方法

选取中国知网(CNKI)为检索统计源,以“主题”为检索项,以“卫生资源配置and公平”为检索式,采用“模糊”检索方式,时间限定为2000年1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共检索出文献1184篇。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检索到的文献进行统计分析,分析指标包括年代、关键词、作者、期刊、论文内容等。其中,年代分析、关键词分析、作者分析以1184篇文献为研究对象,期刊分析、论文内容分析以654篇期刊论文为研究对象。

二、结果

1.文献总量的年度变化

如表1所示,2000年至2015年6月与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相关的文献共1184篇,其中期刊论文654篇(占55%),硕博论文463篇(占39%),会议论文28篇(占3%),其它论文39篇(占3%),即期刊论文、硕博论文是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相关文献的主要组成部分。文献总量从2000年的19篇增长到2014年的140篇,其中,2010年开始超过100篇,文献数量总体呈增长趋势。由此可见,2000年以来,随着我国卫生经济学科的发展和医疗改革序幕的拉开,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问题吸引了越来越多专家学者的关注。

2.中文关键词分布

统计分析某领域研究论文的关键词,可以发现该领域的主要研究方向和研究问题[2]。在1184篇文献中,出现频次最高的中文关键词是“公平性”(305次),其次为“基尼系数”(153次),“卫生资源”(135次),表明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得到广泛关注,其评价指标主要是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尤其是基尼系数。同时,关于社区卫生服务的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卫生人力资源的配置公平性也是重要的研究领域(见表2)。对1184篇文献的作者所属单位进行统计,排名前十的机构都为高等院校,其中综合性大学7所,医科大学4所,说明高等院校是该研究领域的主力;医科大学的发文量低于综合性大学,可能与卫生经济学科的交叉性有关(见表3)。发文量超过4篇的作者共有33人,表明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有较为稳定的研究队伍。

3.论文的期刊分布

根据布拉德福定律,刊载论文总数占33%的期刊是这一学科的核心期刊[3]。结果显示,在654篇期刊论文中,《中国卫生经济》《中国卫生事业管理》《中国卫生资源》《中国初级卫生保健》《中国医学伦理学》《卫生经济研究》《医学与哲学(A)》《医学与社会》《卫生软科学》9种期刊共刊载225篇与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相关的论文,占期刊论文总量的34.40%。其中,《中国卫生经济》《中国卫生资源》《中国卫生事业管理》《医学与哲学(A)》《卫生经济研究》是北大中文核心期刊,《中国医学伦理学》《医学与社会》为中国科技核心期刊,表明2000年以来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相关的论文质量较高。

4.论文的研究内容分析

(1)卫生人力资源配置公平性研究。马国芳[4]等运用Lorenz曲线和基尼系数分析2001-2010年新疆13个地州市卫生资源(卫生技术人员、床位、医生)配置情况,发现其卫生技术人员、医生的配置处于不公平状态,建议从卫生投入、人员培训等角度优化卫生资源配置。李贞玉[5]运用泰尔指数分析评价辽宁省医院(卫生院)卫生总人员、卫生技术人员、医师和护士(师)等配置公平性,显示其总体公平性较好,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卫生人力资源配置存在较大差异。(2)卫生财力资源配置公平性研究。郭锋[6]等分析了2010年辽宁省政府卫生支出的资金分配情况,发现政府补助在不同级别机构之间分配不公:城市医院(包括城市中医院)所占比重最高,为70.35%,县医院(包括县中医院)为11.26%,城市社区和乡镇卫生院分别为8.68%和9.71%,也就是说,城市高级别医疗机构获得了大多数的财政补助。吴欣[7]等运用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分析2008-2011年我国社区中医服务财政投入的区域差异情况,认为东部地区的社区中医服务财政投入波动较大;中部地区总额持续最低,且有逐年减少的趋势;西部地区逐年持续增加。(3)基层医疗机构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研究。王春晓[8]等利用Lorenz曲线和基尼系数对广州市115个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力资源配置公平性进行评价,认为其核定编制数、在编在岗人员数、卫生技术人员数按服务人口分布的基尼系数处于正常公平状态;按服务面积分布的基尼系数处于高度不公平的危险状态。闫亚玲[9]等以29省乡镇卫生院数据为样本,评价我国农村基层医疗机构卫生资源配置情况,结果表明:我国乡镇卫生院核心人力资源配置在较大程度上关注了当地的健康水平状况,配置公平性较好,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具有较好的一致性。(4)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存在问题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卫生事业发展迅速,但城乡发展不协调、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10]。罗志红[11]等通过实证研究表明,江西省城乡公共卫生资源配置存在明显的不公平现象,资金、物资、人力等资源都偏向城市,乡村公共卫生资源难以满足广大农民卫生保健的需要,农村人口均等的生存权和健康权得不到保障。贺买宏[12]等对我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卫生资源配置的地理分布公平性进行评价,表明我国卫生资源按地理面积配置处于高度不公平状态,政府部门在制订区域卫生规划时,应着重考虑卫生资源配置的地理公平性,同时注重卫生资源结构的优化。

三、讨论

1.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研究的总体关注度上升,论文质量较好

从文献的数量变化可知,文献总量呈增长趋势,说明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得到越来越多专家学者的重视,同时,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研究的水平较高。对此,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要挖掘新的研究方向,创新研究方法,发表更多高质量论文。

2.研究主体较为单一,研究内容较为集中,有待进一步探索

根据对1184篇文献的作者单位统计,排名前十的机构都为高等院校,也就是说,研究主力为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而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涉及多方面内容,应得到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科研团体等共同关注。从论文的中文关键词看,相比其它领域,人力资源和社区卫生服务资源的配置公平性得到更多的关注。同时,从论文的内容看,对卫生人力资源配置公平性的研究较为集中,对其它如物力、财力资源的研究较少;以实证研究为主,侧重省级以上的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研究,评价指标主要为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因此,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的研究领域及理论体系有待进一步探索。

参考文献:

[1]柏高原,王耀刚,杨文秀,等.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的政策选择[J].中国卫生资源,2014,6:477-481.

[2]李范,赵玉虹,何欢.我国DRGs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J].中国病案,2013,2:65-66.

[3]马志强,唐青,朱永跃.我国社区卫生服务研究现状———基于CNKI的文献计量分析[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12,3:173-176.

[4]马国芳,潘雯,安尼瓦尔•阿木提,等.2001年~2010年新疆13个地州市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分析[J].医学与哲学(A),2013,7:68-71.

[5]李贞玉,孔祥金,高丽敏.基于泰尔指数的辽宁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分析[J].医学与哲学(A),2013,7:65-67.

[6]郭锋,马月丹,万泉.辽宁省政府卫生支出研究[J].中国卫生经济,2012,7:40-42.

[7]吴欣,许仁丹,叶清丽.我国社区中医财政投入的公平性分析:基于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视角[J].中国卫生经济,2014,6:55-58.

[8]王春晓,廖军娟,彭荣春,等.新医改框架下广州市社区卫生人力资源配置研究[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14,3:177-180.

[9]闫亚玲,张志明,陈颖.我国农村基层医疗机构人力资源配置研究:基于29省乡镇卫生院数据[J].中国卫生经济,2013,6:37-39.

[10]高建民,杨金娟.健康公平性概述[J].卫生经济研究,2014,10:51-54.

[11]罗志红,朱青.公平正义视阈下城乡公共卫生资源配置研究:基于江西省的实证分析[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15,3:201-203.

第6篇

作为我国现存最早、影响力最大、较为系统、完整的中医学巨著,《内经》建立了“阴阳五行、藏象、经络、养生”等学说,从整体观上论述医学,创立了独特的中医理论体系,集中反映了我国古代的医学成就,不仅是中医学发展的奠基之作,更是中医从业者和爱好者的必读之作。正因如此,《内经》的翻译工作也是开展最早、译本最多的,目前海内外各种译文已有11本之多,围绕这些译本展开的对比研究、理论分析之著作、学术论文可谓不计其数,《内经》俨然已成为专家学者挖掘无穷知识财富的宝藏。因而,对于中医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学习《内经》不仅可以全面深刻了解中医基础理论知识的渊源,更能促进翻译理论知识的学习及翻译实践的开展,对于学生切实提高译介能力意义重大。

二.引入《内经》的必要性

《内经》不仅是论生命科学为主体的、具有独特科学内涵的医学经典巨著和医学“百科全书”,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粹[1]。它不仅是研究中医学理论渊源最重要的文献,而且由于它较详尽地记述和运用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并论及古代的天文、气象、物候,所以也是中国哲学、天文学等学科发展史上的重要书籍[2]。因而,在“文化自信、传统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内经》的学习有了双重含义,其必要性不言而喻。

除此之外,作为中医翻译的重要组成部分,典籍翻译一直以来都是译者们不懈努力的重要领域,《内经》更是如此。目前,有关《内经》翻译研究也从翻译理论(如严复之“信、达、雅”、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劳伦斯.韦努蒂的异化翻译法、彼特.纽马克翻译理论等)拓展至翻译原则、方法等策略研究,从英译史到英译版本对比研究,从整体研究到细致研究(如虚词、反义词、文化负载词、四字格等),从内容研究到译者主体性等等,《内经》翻译研究已经涉及到翻译相关的方方面面,因而,学习《内经》对于学生全面了解中医翻译理论及动态,熟悉并逐步掌握各种翻译技巧非常必要。

另外,在功利性学习风气的不良影响下,现在的学生普遍目光短浅,目的性强,一切不能短时间产生效益的学习活动都是不能打动学生的。因而,想要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中医经典著作从而感悟祖国医学的博大精深,这显然不太现实,那么通过《内经》相关翻译理论及方法技巧等学生们普遍感兴趣的教学活动来继发学生主动学习中医典籍,这不失为双赢。

三.引入《内经》的可行性

《内经》研究至今,各种白话、注释以及图解本层出不穷、目不暇接,其重要性可见一斑,因而,虽然《内经》内容晦涩玄妙,语言古奥难懂,但对于已经有了中医基础知识的学生来讲,通过借鉴白话本辅助教师讲解,学习《内经》并非难事。

第7篇

关键词:自然辩证法;医学研究生;创新途径

《自然辩证法》课程是面向理、工、农、林、医专业研究生开设的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从学科性质看,它是哲学的重要分支,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中心线索,研究自然界的辩证本性、认识和变革自然的辩证过程及科技与社会的关系。以创新精神为核心的素质教育功能和以创新机理为核心的方法论教育是自然辩证法的基本功能。[1]这门课程不仅有利于医学研究生树立科学的自然观和科技观,而且在形成良好的医学人文素质、培养科研思维能力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1 医学院校《自然辩证法》课程存在的问题

1.1教材问题。目前国内各高校硕士研究生的本门课程统一使用郭贵春教授主持编写的教育部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自然辩证法概论》(2013年版)。包含绪论和五个章节,分别为自然观、科学技术观、科学技术方法论、科学技术社会论和中国科学技术观与创新型国家。这本新教材与以往使用过的教材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结合时展的实际,贴近理科专业实际,侧重文理知识的交叉与融合,蕴含了党十集体智慧的凝结精神。

在2013年以前,各个高校的《自然辨证法》课程自主选择、使用教材,可供选择的版本丰富多样,大部分教材在自然观、科学技术观、科学技术方法论及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四层内容体系上编写得比较完善,便于教师从整体上把握本课程的核心主线和内在逻辑结构。但是,有的教材在编写时内容不够深入浅出,理论性太强,案例资源缺乏针对性和前沿性,无法适应学生的不同专业需求。以这样的教材为模本而展开的教学活动是典型的填鸭式教学,教师把学生的头脑看作是容器,拼命往里填充既定的知识,把科学教育扭曲成一种高度浓缩的科学知识教育,其直接后果是科技人物、科技事件、科学精神几乎成为学生的盲点,学生普遍缺乏对科学技术创新性的理解。[2]

许多医学院校选用《医学辩证法》作为参考辅助教材,采用由国内多所医学高校联合编写的《自然辩证法概论》(高等医学院校选用教材),其特点是紧密结合医学实际,注重医学临床辩证思维、循证医学思维及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尽管现存的教科书版本较多,选用教材丰富,但结合医学专业实际的教材可选性少,很多教材存在的普遍问题就是内容抽象,与医学实际脱节,即使有部分医学案例,但内容陈旧,缺乏感染力和吸引力。有的教材内容还存在严重的老化现象,不能及时反映最近时期的医学前沿问题,大多数案例资源是十几年前的内容,导致教材内容的时代性和针对性不强,严重影响了学生对这门课的学习兴趣,难以把握到辩证自然观、科学观、方法论的精髓。

1.2大班教学问题。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张后,研究生的数量越来越多,为了降低办学成本,各高校都普遍采用大班课堂教学。《自然辨证法》普遍采用大班教学的形式,平均150人/班的大课教学方式给课堂的有效管理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增加了一定难度,给教师上课时的课堂控制带来很多困难,难以采用研讨式、PBL教学法等课堂手段和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效果。在大班教学中经常出现看课外书、玩手机、睡觉、迟到或早退等违纪现象,教师在课堂管理时感到异常棘手。任课教师能否成功地实现教学目标,一方面与课程提供的内容有关,另一方面还与教师驾驭和控制课堂的能力密切相关。因此,研究并讨论课堂控制问题对提高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普遍采用的自然辩证法大班教学的质量具有现实意义。

1.3考核问题。采用课程论文或调研论文的考核方式比较普遍,可由教师推荐论文选题,也可由学生自主选择感兴趣的主题。有的教师采用课题调研方式,将自己的课题分配到班级,吸纳部分科研水平优秀的研究生进入课题调研组,将研究任务细化分解,充分调动了学生的自主研究的兴趣,培养了学生的科研意识和能力,取得了较好的科研成果。

在针对课程论文考核方式的调查过程中,发现大部分学生上交的课程论文并不是在认真收集资料的基础上独力完成的,而是以应付的态度采用过度抄袭的方式完成论文。通过与多个学校的交流与对比,发现课程论文考核的方式所取得的质量和效果甚微。2009年在我校的本课程论文考核中,存在60%以上的学生上交论文存在过度抄袭问题。有的学生甚至直接在期刊网上打印论文,连原作者的姓名、单位等个人信息都来不及删掉就上交给老师。部分学生对专业课程过度偏重,认为自然辨证法是选修课,平时忙于科研或实验,没有时间去收集资料撰写论文,考前应付式地上网抄袭一份作业,如果教师要求不严格,许多学生的抄袭作业通过考核,会导致多届学生的学风和考风松懈,进而严重影响了这门课程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单一的考核形式及结构不合理课程考核评价体系无法达到强化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目的。

1.4学的问题。部分学生对于“为什么要学习这门课程”的目的不够明确,在对待这门课程的态度存在抵触情绪,认为医学研究生学习自然辩证法课没有实际意义,纯属浪费时间。在这种“实用主义课程观”的影响下,学生没有从心底里接纳自然辩证法课程,旷课的学生较多,上课时看专业书或英语书的现象不少,课堂参与不积极,缺乏自主学习的时间和动力。

1.5教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在教学活动与学科建设方面存在问题,如教学活动中存在着教师数量少、教师专业背景普遍文科化、自然科学知识比较欠缺,教材内容不能满足需要等问题。[3]理论讲授的模式存在着单向性和机械性,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和储存知识,讲授的时间占了课堂的大半部分时间,学生的参与活动较少,主动获取、形成和发现知识的过程被忽视。授课内容抽象单调,形式和手段单一,理论与现实脱节是自然辩证法课程无法进入学生内心的关键原因。大部分教师的学科背景属于思想政治教育或哲学专业,缺乏医学专业知识的相关背景,在联系医学实际时存在医学知识的储备不够深厚,医学理论的功底亟待加强的问题。这就要求授课教师的专业背景必须有足够的医学相关知识,才能不断增强自然辩证法的思想吸引力,让这门课程凝练出“精彩一课”的效果。

2 医学院校《自然辩证法》课程的创新途径探索

2.1利用教学大纲整合教学内容,实现教学内容贴身化。即联系研究生的专业、学习和科研中的实际问题,增添兴趣与效果。进一步展现自然辩证法原理与工学、医学及军事等具体学科领域契合的意义。主张在示范教材参照下,自主选择教材。[4]密切联系医学实际制定教学大纲,坚持医学与哲学融合的原则,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在教学大纲的编写上,为了突出医学技术的特色,可融入《医学哲学》、《医学辩证法》、《医学伦理学》、《医学史》等多个学科的相关内容,结合其他人文类的课程加以整合。编写全国“一本通”的材显然不能适应新形势下个学科专业研究生自然辩证法课程教学的需要,编写“一纲多本”的自然辩证法教材则成为各个高校任课教师的热切期盼。[5]

教学大纲的内容突出了三个特色:一是紧密结合医学研究生的专业实际,将《医学哲学》、《医学辩证法》等内容融会贯通,渗透到自然辩证法的教学设计中,更突出本课程的实用性和针对性;二是紧密结合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新特点,思想角度新、教学专题性新、案例资源新,突出本课程的时代性和创新性;三是紧密结合《医学技术史》、《医学伦理学》、《医学社会学》等其他交叉学科的内容,突出本课程的外延性、趣味性和研究性。如在医疗技术伦理方面,不仅要跟学生讲清其内涵,还要讲授其主要内容。在医学高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要谨防“医学技术主义”的影响。

2.2优化教学设计:一是内容结构的设计,打破教材的逻辑结构,贴近医学专业实际。如在讲授技术观时,整合有关技术伦理的内容,在有限的课时内,将最优化的内容呈现给学生。从技术观和技术方法论角度,思考“技术决定论”在医学领域的表现,探讨医学技术价值、医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两重性及现代医学技术伦理存在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分析一方面可培养学生辩证分析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可把医学、医学伦理学、哲学等多种学科内在地统一起来以拓展学生的视野。[6]让学生明确,医疗服务是终身职业,不断加强自我学习,更新知识,提高伦理素质,才能更好地将自己所掌握的医学技术奉献给社会。

二是多媒体教学的设计,查找网上大量的相关资料,精选趣味性的图片,如讲授远古时期的自然观,人对自然的膜拜,运用一些国内外的古代巫医图片配图说明,学生对这些知识从未了解过,经过生动有趣的讲解,提升了学习注意力。精选一些给学生带来极大思想震撼的视频资料,通过正反对比手法,使学生领悟到人与自然的终极和谐才是一种精美意义上的生态自然观。每一专题都设计“影视推荐”栏目,将新近的、优秀的、典型的节目介绍给学生,增加了学生对自然辩证法知识的理解和思维拓展。

三是分组讨论设计,一般来说,单个问题提问学生的参与性不高,课堂积极性难以调动。采用案例教学形式,把问题分化成多个小问题,实行分组讨论,每个小组讨论一个主题,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在问题的设计方面,多结合医学专业和社会热点,问题设计与专业背景密切联系,有助于医学背景的专业知识与自然辩证法理论相互交叉和渗透。如在讲授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创立时,引导学生讨论古代自然观在历史上对中医和西医的不同影响;收集资料讨论中国古代的生态智慧的表现及现实意义。在讲授科学本质时,组织学生辩论中医学是否是科学的;谈到技术的价值和伦理时,引导学生讨论转基因食品给人类带来的后果是福还是祸。

2.3增强学生的研究性学习导向,培养学生创造意识。《自然辩证法》教材涉及创造技法的内容很少,我们结合医学创新案例,多方面介绍医学创造方法。使学生实现从记忆性学习向创造性学习的飞跃。增强学生运用方法的自觉性和提高他们运用方法进行科技创新的能力。[7]结合相应的教学内容,向学生提供课程论文题选、推荐书目、优秀影视等科研信息,鼓励学生进行科研探索。课前给学生布置讨论主题,学生利用收集的资料,通过小组讨论达成共同认识。有意识地组织学生参与课程设计,突出学生的主体性。在方法论的教学中,突出方法论教学的哲学特色,把各种具体的医学研究方法归入医学思维方法范畴,通过医学假说和医学发现与探索的思维方法等内容,深刻揭示各种思维方法在医学领域的运用。

2.4采用多样化的考核模式,即“平时成绩+分组讨论+期末考查”模式,总评成绩由三部分构成,平时成绩占20%,由课堂表现和考勤情况组成;分组讨论占30%,按照自愿原则组成10人小组,自主选择讨论主题,上交讨论报告和记录。期末考查占50%,实行开卷考查,出题方式比较灵活,重要考核学生运用知识、原理、理论分析现实问题,考核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和知识拓展能力。分组讨论发挥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有助于提升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团结协作,增强学生的沟通能力,培养创新精神。通过本学期的考核创新机制的实践,学生的学风和考风实现了较大的转变,学生上交的小组讨论作业反映出他们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得到很好的锻炼和提升。

2.5融入人文教育。自然辩证法课程内在蕴含着医学与人文、医学与哲学相融合的特点。现代医学突飞猛进,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层出不穷。医学在技术上的高度发展纵然给人类传来了福音,但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困惑。加强医生的人文关怀意识,需从重视医学院“未来医生”入手。欧美发达国家也将医学人文学科作为培养高素质医生的基础,列入医学教育的必要内容。目前,我国部分医学院校已开设医学人文课程,但内容仅占5%的比重,远低于美、英、法等国25%的水平。由于教材不成熟、教学经验缺乏、师资力量不够等原因,我国医学人文教育还存在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的现象,教学效果尚不理想。

现代医学所面临的种种困境,更多的并不是在医学本身,而是在医学科学化后的一些副产品和现代社会商业化带来的冲击。越来越多的医学研究生意识到,要成为一名杰出的医生或医学家,仅仅凭借医学知识还是远远不够的,同时还必需具有哲学智慧和人文精神。在本课程的教学中可增加人文知识的相关教学资源,如医学大家的介绍、医学发现和发明、药物研究的相关历史等案例,增强学生的关注度,提高学生的人文探究,促进科研思考。

自然辩证法可以从“仁心”和“仁术”两方面来提高医

学生的人文修养。人文精神贯穿自然辩证法教学始终,以鲜明的人文案例教学方式,培养学生的仁心。要促成科学技术与人文文化的融合,首先应给科学技术一个准确的人文定位,如果说医学仅仅是一种知识和技术,有失偏颇。在关于“科学技术的价值”内容讲授时,引入医学的价值有关内容,让学生思考为什么“有时去治疗,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最能彰显医学的真谛?通过讨论使学生理解医学是一门“人学” ,而不是单纯的自然科学,不但要有治病的能力,更要有安慰人的艺术,“医乃仁术”是医学人文性的集中体现。在探索医学难题时,应考虑病人的需求,注重生活质量,如缓解病人的痛苦,提高生活质量,治疗并不总意味着治愈,还包括体恤和减轻痛苦。

在自然辩证法教学中,如何将一般原理与学生的学科专业实际联系起来,以达到更好的教学和学习的效果,是从事自然辩证法教学的教师们一直探讨的问题。在教材的创新方面,需要很大程度突破传统教材的体系结构,突出医学高科技应用的问题。目前在医学领域呈现出与自然辩证法基本原理紧密结合的优秀成果,甚至还呈现出具有中医特色的自然辩证法教材,探索出了一套适用于中医院校行之有效的教学模式。将医学实际融入自然辩证法教学内容,对教师的知识结构提出了挑战,组建一支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教师团队,实现教师间的密切合作、学科互补,是提高教师素质和课程实效性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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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徐治立.自然辩证法教学与研究的新思路[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8,24(1):105-108

[5] 张宗明,张艳萍.结合研究生专业的自然辩证法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0,26(9):97-100

第8篇

而更令人敬佩的是,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不断钻研、创新、突破的精神。他们尊古法,而不拘泥於古法,行医过程中,不断寻求更优的去病之道。並在四十多年的行医经验的基础上,从实践中求得真知,积极钻研中医学基础性概念之气、经络的本质,力图将其理论化、现代化、科学化,挑战这世界性医学难题。其一家人合作之论文《经络是生命信息能量的谐振通道——经络本质初探》、《气的本质》获北京生物工程医学杂誌主编高度评价:创新、合理、全面。

善心仁术 造福病患

气功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健身术,以其调息,调形,调心的方式达至形神合一的境界而闻名於世。作为中医学的重要一支,其强调同因的整体疗法,在中医学上的作用亦日益受到重视。香港中国气功科学研究院院长王而刚先生练习气功多年,深入钻研气功之功用,强化了中医“气化论”、“精气神”等理论和臓腑心理相关性等的认识。他认为:通过自我气功修练,能夠提高人体免疫力,调整机体各系统的功能。因而,他充分运用气功之医学效用,将气功与针灸、推拿相结合,形成气理合一,开拓了新的治疗途径。

王而刚先生和张葆荣医师夫妇二人於1988年来到香港,坚持行医治病,服务市民。开办的张葆荣中医诊所,治疗范围包括内外全科、疑难杂症、耳穴治病、点穴刮沙、针灸拔罐、物理治疗、病理推拿、跌打损伤。张葆荣医师介绍道:“我们主要以物理治疗为主,无论是内科还是外科,通过针灸、推拿、拔罐等手法的运用,达到治疗的效果。”作为医生,他们自知是药三分毒的道理,因而在治疗时,尽量少用药物,如果一定要用到药物也主要採用食疗,以减少副作用。而多年的实践经验和临床效果验证,该法具有十分显著的疗效。

多年经验的积累和钻研,王而刚夫妇的医术不断精进,结合古法自创了各种疗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治疗理念。他们将推拿、针灸、气功三者相结合,在治疗老年退化性增生、骨刺、膝关节炎、膝关节退行性病变、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颈椎骨刺、颈椎增生、软组织增生等各类骨痛症状具有突出的疗效。且该类顽疾,基本上在一个疗程即十次治疗之内,就能基本解决,使病人恢复正常。其自创的“38秒穴位按压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疗法,以推拿为基础並配以自创手法,按住痛点持续38秒即可解除痛苦,而今,经此手法治愈的病患已有上万人之众。其疗效之神奇、救助之众,不得不令人讚叹,无怪乎二人备受患者尊敬。

数十年来,无论是各种小疾小病还是疑难杂症,经王而刚夫妇诊治的案例已不计其数,其中不乏专业名医所未能治愈之案例。有位比利时患者,身患遗传性多囊肾肿瘤,其母亲、两位哥哥、一位姐姐因此病而不治身亡,在该患者前来治疗时已不能工作。遗传性多囊肾肿瘤本就是一个医学难题,世界上还未有过完全治愈的案例,经王而刚夫妇细细剖析病理,耐心诊治後,该病患虽未完全康复,但已能正常生活。为了感激他们的帮助,该病患还赠送他们一个特别纪念品,以表示:他们二人还原了她钢铁般的体魄,是其再生父母。更有甚者,夫妇二人还通过高超的医术,转变了一位西医对中医的看法。该医生原对中医持怀疑态度,患有腰痛症後,朋友向其推荐张葆荣中医诊所数次而不至,及至亲眼所见另一位患者的神奇痊愈,第四次终於前来诊治。而後,该医生已成为王而刚夫妇的朋友,甚至经常向患者推荐该诊所。

除了高超的医术令人叹服外,其仁厚的医德更使人钦佩不已。夫妇二人紧遵医术乃仁术善业之道,将治病救人置於首位。患者无高低贵贱之别,皆以一颗医者父母心待之。对於一些经济条件较差者,往往减免费用,甚至不收费。有一位长者生活困难,以接受社会福利署救济为生,每次求医问诊,除免诊治费外,还赠送药物,助其痊愈。其善心仁术,称得上良医之名。

在业界,张葆荣医师也备受关注与褒奖,並荣获全国疑难病癥三等奖,於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荣誉证书。在患者们的口口相传下,诊所声誉日隆,王而刚夫妇在治疗骨痛症和疑难杂症上的良好名声早已传扬海内外,吸引了众多世界各地的患者慕名而来,包括美国、意大利、新加坡等地。而在这众多的顾客中,更为以一个家庭、公司、团体的形式固定在诊所检查诊治,诊所在患者心目中的信誉度可见一斑。

谈及今日香港中医发展之环境,王而刚先生欣慰地说道:“後,政府对中医的重视程度日益加强,实行中医註册制度确保了管理的法制化和规范化,而所以香港註册中医师必须不间断进修的规定,亦带动了整个中医行业的向前发展。因此,香港中医业发展前景可喜,这是中医之福,也是医者之福。”

执著钻研 勇於创新

王而刚先生的气功造诣能达至今日之境界,可非一朝一夕之事,都是通过他的艰苦劳动和刻苦努力所得。从家至诊所须一小时的地铁路程,他就利用这一小时练习气功,日日坚持,周而反复,甚至还专门写了《在地铁里的健身术》一文,以鼓励大家充分利用地铁时间。作为香港中国气功科学研究院院长,王而刚先生倾心研究气功文化,扩大气功的影响力。他参加2010年的(香港)国际中医针灸、推拿、气功学术研讨会,一家人共同撰写了论文《中国气功的健身机理探析》,与众医学专家及气功大师交流心得,探讨发展之道。

问渠哪得清如许,惟有源头活水来。创新与改进是任何事物向前发展的源泉,中医也是如此。中医之所以不如西医发展那麽迅速,大部分原因在於中医的很多重要概念、原理皆未得到规范的、理论化的解释,在现代化道路上,发展较为缓慢;另一方面中医的哲学基础如“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等皆属於形而上的理论,很难用语言进行清晰凖确的描述。因而导致被冠之以“不科学、不规范”而受人诟病,推广也就较为困难。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王而刚夫妇勇於创新,不断钻研,採用中西医结合、传统医学与现代科学相结合,博採众长,而成一家之言,为中医的现代化、科学化发展做着不懈的努力。

气与经络乃中医学之基础性理论,然而什麽是气,什麽是经络,卻未能得到详尽的解释,依然是世界性医学难题。就经络而言,经络的本质是什麽?如何将经络具体显示出来?为什麽活人有经络,而死人没有?就气而言,中医所说的“气血”、“肝气”等中的“气”实指什麽?气又在人体中起着什麽样的作用?等等一系列问题,中医乃至世界性的医学专家穷其十几年时间,卻仍未有定论。中医科学化道路依然路漫漫而修远。

王而刚夫妇结合四十多年的行医经验,不断改进治疗方法,总结理论,这两方面作了深入细緻的研究,写成《经络是生命信息能量的谐振通道——经络本质初探》、《气的本质》两篇论文,投稿於北京生物工程医学杂誌並被採用,将於明年的第一期刊登。两篇论文受到该杂誌主编的重视,在其回信中以“创新、合理、全面”六字进行高度评价。

在论文中,他们分析了“在解剖学中无法观察到的原因”、“如何显现经络”等问题。他们认为,经络是生命信息能量谐振通道,生命信息能量的载体是远红外电磁波,因而显示远红外电磁波的通行传导情况,就会找到生命信息能量的通道(经络)。並提出,可用测能量的仪器如热相仪等可测量经络中的能量及其变化情况並显示经络等重要理论。

於“气”方面,他们认为,气首先是一种能量,其本质是生命信息能量,人体中的四种基本气(元气、宗气、营气、卫气)和派生的“臓腑之气”等,其本质都是相同的,是一种有生命信息能量的物质。而细胞通讯的传播子是W+、W-、Z°和光子。並计算出气在体内的传导速度是载体(远红外电磁波)产生的热效应的传递速度和按五十营的推算相符,约为3.125厘米/秒。中医所谓的补气、养气,就在於把体内能量调动起来,以加强自我免疫力,从而形成自我防护达到加强体质的作用,因此,中医在一定程度上是气的能量的科学。

两篇论文将中西医结合、经典理学理论与现代科学理论相结合、生物化学与能量学相结合,在合理的基础上创新,深入细緻、严谨而又全面地分析了“经络”与“气”的理论,並试图将二者以现代化、科学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二者皆是中医学之重要而又独有的概念,王而刚夫妇的所进行的探索,皆是现代医学界未攻克的难题,属於最前沿、先进的理论,无论是在充实中医学的理论知识,还是在医学实践运用上,都有着重要的作用。作为先行者和探索者之一,王而刚夫妇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和国内外学者一起开拓科学研究的独特领域。”今後,他们将更加致力於其实践性研究,继续钻研,向医学难题挑战。

其子王汇成先生,在父母的影响下,亦颇具医学天赋,是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系学士学位、广州中医药大学医学硕士,刚刚考取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並担任香港中医经络研究院院长。一家人齐心协力,共同致力於医学研究上,用高超医术造福於人,透过研究推动中医业的发展,可谓厚德之家。

王而刚先生在多年气功练习经验和发表的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中国传统健身术的健身基理》一书,正在筹备出版中,为发扬气功文化,推动市民身心健康略尽己力。

王而刚先生一家用精湛医术诠释着仁心仁术之含义,用不懈的钻研体现一位医者对医学发展的责任。而无论其成果如何,他们对於医学执著精神,都将感动你我。有着这样一群为中医学发展尽心尽力之士,中医发展的未来,我们拭目以待。

第9篇

一、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即哲学基础问题,是近代以来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进行西化式的疏解,所以,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因此,应当认为这些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研究中的自在的哲学反思的结果,因为任何文化形式的历史和逻辑的过程只能形成于其文化母体的自在性,而不可能是以任何外来文化所可能进行的解释。西方当代的分析哲学和解释学表明,因为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所限定,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困难重重,并且认为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所以,其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既然如此,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和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以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是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其中国哲学自在的形式与这些“基本规律”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绝然不同的形式,而且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思维方式的统一⑴。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只能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的结果。而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只能在其文化母体中寻求。那么,中医У恼苎Ь烤故鞘裁葱问降?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的认识论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反思,发现在中国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最成熟的知识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要把《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的形式,而这也是研究中国哲学的首要的工作。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⑵,形而中论的哲学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对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是哲学反思的重要工作。

因此,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的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有清一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哲学形式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外化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我们已经把中国哲学暨《易经》中的哲学模式以形而中论的原理进行概括和反思,由于在中医学中主要体现出医学的目的和方法论的统一──“保性命者,医道也”,所以,对应和中是中医学中主要的思维方式和哲学方法论。以对应和中的规律进行对中医学的反思,其表明,在这一方法论的作用下产生的中医学哲学的主要规律是: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下面对这三大规律进行具体的论述。

二、中医学的哲学基本规律

就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而言,对应和中者,人对应天地而和于中者也。因此,于道、器论之,人是形而中之存在。而人体中之中者,以藏象论之,脾胃也,以五行论之,中土也。以三焦论之,中焦也。而和于中者,人体健康之象也,而离偏于中者,疾病之所出矣!辨证施治者何以谓之?辨证者,由症对应于阴阳、五行、三焦者也;施治者,和于中者也;和者,由治而达者;中者,阴阳、五行、三焦之中者也;和也者,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者也。

“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岁十二节,皆生五,其气三,数犯此者,则邪气伤人,此寿命之本也”(《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于主体性而言,阴阳对应和于中者也,阴阳对应者,时空对应之机也,人的形而中者也。所以,于人而言,“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吴谦:《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以上的论述在基本的意义上阐明了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所以,如果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偏阴偏阳之谓疾。”(张元素《医学启源·卷之中·十、内经主治备要》)从而使之阴阳对应成为哲学本体论的依据,那么,我认为“阴阳和中之谓医”。阴阳和中者,医之大用也。“气血之根皆在下,培养在中,发用在上。”(郑寿全:《医理真传·卷三·问病人干咳周身痒者何故》)。“培养在中”者,“黄中通理”者是也。“人之元气,根基于肾,萌牙于肝,培养于脾,积贮于胸中为大气,以斡旋全身。”(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第四卷·治气学郁滞肢体疼痛方·培脾舒肝汤》)“培养在中”“培养于脾”,中之用也。所以,“凡人中气充足,则署邪不能相犯;署气入侵,皆气虚招之也。”(陈士铎《辨证录·卷八·内伤门》)。所以,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者,阴阳、五行与三焦辩证而使之和于中者也。和于中者,后天而言,和于脾胃者也,先天而言,和于肾者也,和于脾胃者,血之用也,和于肾者也,气之用也。所以,后天而言,“人以胃气为本。”(李杲《脾胃论·卷中·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对中土的认识,历代医家都有深刻的认识:“脾为土脏,主乎运水,全身水道,赖脾为通调。”(吴克潜:《大众医药·第二十四章·卫生门·健康要览》),“胃者,水谷气血之海也”(《灵枢经·玉版第六十》),“脾胃为血气阴阳之根蒂”(沈金鳌《妇科玉尺·卷五·崩漏》),“胃者十二经之源,水谷之海也,平则万化安,病则万化危。”(李杲《脾胃论·卷下·脾胃虚则九窍不通论》),“胃受司受纳,脾司运化,一纳一运,化生精气,津液上升,糟粕下降,斯无病矣。”(王纶:《明医杂著·卷一·枳术丸论》)。以哲学思维论中土者,以章虚谷为要,他说:“土本先天太极之廓,为后天万物之母,故通贯四气而主于中也……夫太极为。五行之廓者,生物之道也;土为太极之廓者,成物之道也。以五行该有形,则太极为五行之廓矣。以有形该无形,则土为太极之廓矣。理气有回环,故生成有顺逆耳。……良以阴阳虽判而太极之体即具阴阳之中,四象虽分而太极之体即具四象之内。所以加土称五行者,以表土中即太极之体所在也。是故五行相生循环无间者,以太极浑然之气流行乎中也。浑然之气无形而土居四象之中,&nbsp;通贯四气以显太极之用,故其成物则土为太极之廓而浑然之气即寓于中矣。”(章虚谷:《医门棒喝·太极五行发挥》)。

关于中医学的哲学基本规律,以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的概括,使之辨证施治成之所为也,是为中医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规律也。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是以《周易》的思维方式为基础的,因此,医易相通者,哲学思维的统一性也。

三、中医学的发展方向

由上可知,医易相通是在哲学思维中的统一,因此,作为中医学的文化形式而言,其本质性与中国文化的形式及本质性是统一的。所以,中医学在当展方向的问题,宏观而言,其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是统一的,微观而言,是由中医学的自在的规律所决定的,而且与当代的哲学思维密切相关。

在西医学已经于当代越来越显现出其固有的不足和缺欠的同时,伴随着中国文化热的出现,中国医学的优异之处同时引起了世界医学界的重视。对其进行的哲学反思表明,从问题的发生的根本原因而言,其所要解决的问题已不仅仅是单纯的医学问题。因为从目前西方文化的模式所暴露出的问题,不仅仅表现在医学方面,其更主要的问题是在西方文化的哲学方面。应当认为,两种医学模式的优劣是在其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形成的,这些优劣还要在以后的医学和文化的进步中更加明显的表现出来。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显然已注意到中医学的优势,但是,除了中医学的医疗实践上的优势以外,笔者认为,中医学的优势表现在哲学思维上,中医学的成就是中国哲学思维所造成的。因此,正是在中国文化及哲学的统一下所生成的中医学本体论,使中医学的医学理论和实践在历史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当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将成为人类医学继续发展的相当重要的参照系。但是,由于近代中国引进西方文化和哲学以来所造成的思维定势和对中国哲学的判定的失误,以至于造成对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思维方式上的误导,影响了中医学的正确发展。因此,从哲学的高度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及其在实践中的作用,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的重要的工作,也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由于中国的哲学思维与西方的哲学思维的不同,以至于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从固有的中国文化形式中重视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即中国哲学是以怎样的本体和本体论进行哲学思辩的。尽管西方的形式化的哲学思维造就了西方文化,但是,由于中国的传统哲学不是形式化的,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畴释解中国哲学就势必使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受到歪曲,例如,对“道”范畴的研究,以西方哲学形式所进行的疏解,已使我们看到二律悖反的结论。因此,研究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哲学和中医学发展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个观点,即认为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的,实际上这并不是哲学上的终极结论,应该反思和追问产生所谓“天人合一”观念的本体及其这一思辨性的本体论哲学问题,以最终使中国哲学的本体和本体论形式被发现出来。

从道教医学大家孙思邈对中医学的学术性质的观点能够得到中医学本体论问题的相关启示。他认为:“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损;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研究,始可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百家,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须探微,若能具而学之,则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孙思邈:《备急千斤要方》)。由时空对应的本体论和阴阳对应和中的中国哲学可知,“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nbsp;“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周易·系辞》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上述的这些论述都说明了中医学本身即是关于“道”的学问,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学思辩,才能具体把握中医学,但由于自在的思维方式所决定,中国哲学在历史上并没有象西方哲学那样从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学,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维中把握,而只能在存在的整体性上把握,因此,一个有贡献的中医学者,必须象孙思邈所论述的那样,非达到群书博览,涉猎百科而得“道”莫属。因此,举凡历史上的名医,无一不是对“道”有深刻的体认的得“道”者,从而使其“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而在完成对中国的文化外化为哲学之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将以自为的思维方式指导中医学的研究,中国哲学的自为的形式将对中医学的发展带来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质性的进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从近代开始的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滥觞,在当代完成对中国哲学“道”本体论的发掘,以建构中国哲学的独立形式,尽管无论对中医学或中国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就目前的中国哲学的研究的状况而言,却显的任重而道远。因此,就中医学界而言,应当重点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问题,使人的存在本质与存在本体统一,这将是中医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具体而言,中医学应在“道”本体论的思辩形式中,完成对人的生命的本质性的认识,在确立可操作的形式中,使人类的生存达到其应达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论证的中医哲学的基本规律表明,中医学的哲学是与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统一的,而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自在的和独立的系统,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体论下所作出的概括,因此,人的存在方式应与其形而中的本质性统一。所以,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学的文化形式,历史和逻辑均表明,中医学的发展与其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一样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规律。由此可知,中医学在当代的发展将取决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应当认为,中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的。发现和顺应中国哲学的规律,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质性与时空层次的对应统一,使中医学的形式在与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统一,这将是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及中医学在今后的发展进路并将以此实现社会和人类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释

⑴关于中西哲学的统一性问题,是建立人类哲学的必然性工作,但这只能是在发现了人类共同的哲学基础之后才能完成的工作,任何外在的以形式化的努力并以此形式上的归类的方法,不但违背了形式逻辑的乖诘囊孕问交呐Σ⒁源诵问缴系墓槔嗟姆椒?不但违背了形式逻辑的购捅咎迓劢姓苎急绲摹>芪鞣降男问交恼苎嘉炀土宋鞣轿幕?但是,由于中国的传统哲学不是形式化的,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畴释解中国哲学就势必使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受到歪曲,例如,对“道”范畴的研究,以西方哲学形式所进行的疏解,已使我们看到二律悖反的结论。因此,研究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哲学和中医学发展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个观点,即认为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的,实际上这并不是哲学上的终极结论,应该反思和追问产生所谓“天人合一”观念的本体及其这一思辨性的本体论哲学问题,以最终使中国哲学的本体和本体论形式被发现出来。

从道教医学大家孙思邈对中医学的学术性质的观点能够得到中医学本体论问题的相关启示。他认为:“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损;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研究,始可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百家,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须探微,若能具而学之,则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孙思邈:《备急千斤要方》)。由时空对应的本体论和阴阳对应和中的中国哲学可知,“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nbsp;“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周易·系辞》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上述的这些论述都说明了中医学本身即是关于“道”的学问,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学思辩,才能具体把握中医学,但由于自在的思维方式所决定,中国哲学在历史上并没有象西方哲学那样从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学,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维中把握,而只能在存在的整体性上把握,因此,一个有贡献的中医学者,必须象孙思邈所论述的那样,非达到群书博览,涉猎百科而得“道”莫属。因此,举凡历史上的名医,无一不是对“道”有深刻的体认的得“道”者,从而使其“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而在完成对中国的文化外化为哲学之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将以自为的思维方式指导中医学的研究,中国哲学的自为的形式将对中医学的发展带来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质性的进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从近代开始的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滥觞,在当代完成对中国哲学“道”本体论的发掘,以建构中国哲学的独立形式,尽管无论对中医学或中国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就目前的中国哲学的研究的状况而言,却显的任重而道远。因此,就中医学界而言,应当重点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问题,使人的存在本质与存在本体统一,这将是中医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具体而言,中医学应在“道”本体论的思辩形式中,完成对人的生命的本质性的认识,在确立可操作的形式中,使人类的生存达到其应达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论证的中医哲学的基本规律表明,中医学的哲学是与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统一的,而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自在的和独立的系统,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体论下所作出的概括,因此,人的存在方式应与其形而中的本质性统一。所以,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学的文化形式,历史和逻辑均表明,中医学的发展与其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一样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规律。由此可知,中医学在当代的发展将取决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应当认为,中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的。发现和顺应中国哲学的规律,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质性与时空层次的对应统一,使中医学的形式在与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统一,这将是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及中医学在今后的发展进路并将以此实现社会和人类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释

⑴关于中西哲学的统一性问题,是建立人类哲学的必然性工作,但这只能是在发现了人类共同的哲学基础之后才能完成的工作,任何外在的以形式化的努力并以此形式上的归类的方法,不但沉诵问铰呒墓媛桑ㄐ问郊安问降穆呒肼呒安呒男问绞峭骋坏模?而且不可能从形式到逻辑进行不同文化形式的整合,正如英语和汉语不可能实现在形式到逻辑的统一一样。人类文化的统一首先要求哲学的统一。笔者的研究表明,人类的文化形式和哲学思维只有在完成时空的形式和方式的还原以后,才有可能完成,这是笔者的“时空统一论”哲学体系所力图完成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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