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20 16:10:16
导语：在经济学博士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简历。陈少晖，男，1962年11月出生，祖籍福建安溪。1980―1998年间，分别就读于南京师大、华东师大、福建师大，相继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2002―2005年，在厦门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师从我国著名财政经济学家邓子基教授。现任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财政金融系主任、教授、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二级学科博士点经济史专业学科带头人，闽台区域研究中心研究员，兼任中国经济史研究会理事、福建省国有资产管理学会常务理事、福建省人大财经委专家团成员、福建省劳动保障学会常务理事。
研究领域及学术观点。陈少晖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为财政与国有资产管理研究、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以及当代中国经济史研究，同时还涉及闽台区域经济的比较研究。陈少晖教授在学术研究方面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敏于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研究成果具有系统性和前瞻性。2003年针对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问题，在《国有资产研究》发表《国有资产分级所有的新思路》，突破“国家统一所有、地方分级管理”的传统理论，提出了“国有资产产权分级所有”的创新观点，在学术界具有较大影响。2005年在《财经科学》发表了《国有资产“分级所有”体制的建构原则和划分标准》，对国有资产实行中央与地方“分级所有”过程中的建构原则和划分标准作出了深入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为国有资产的产权分割建构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思路。2007年在日本广岛召开的世界政治经济学第二届年会上作《新合作主义：中国私营企业劳资关系调整的目标模式》的学术报告，认为由于传统的行政化劳资关系体制的惯性作用和中国私营企业“再生”阶段的不成熟性，使得现阶段中国私营企业的劳资关系模式更多地反映出旧合作主义（专制型合作主义）劳资关系的模式特征，应当将构建新合作主义为基础的劳资关系自主协调机制作为需要努力的中长期目标。2010年在《财贸研究》发表《国有企业利润上缴：国外运行模式与中国的制度重构》一文，现行国有企业红利分配政策存在难以保障国有资本出资人权益等局限性，必须从国企理财目标的设定、自由现金流量假说、利润分配模式的选择以及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防范国有企业规避利润上缴行为等方面，重构国有企业利润上缴制度的设计思路。
主要学术成果。1998年以来，陈少晖教授主持承担了《公共财政框架下省域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研究》（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央与地方国有资产产权关系研究》、《福建省科技投入多元化机制于政策研究》等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项目10余项；在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等出版《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变迁与改革模式》、《国有资本财政研究》、《国有企业劳动就业体制改革研究》、《从计划就业到市场就业》等学术专著（含合著）8部，主编撰写相关教材3部；在《经济学动态》、《财政研究》、《当代经济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国风险投资》、《国有资产管理》、《台湾研究》、《中国劳动》等国家权威核心刊物及省内外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新型投融资体制框架下的国有投资公司改革》等论文100余篇，其中20余篇被《新华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经济学文摘》等全文转载。
获奖情况。因科研成果突出，陈少晖教授先后获得福建省第四届、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合著）、二等奖（两次）、三等奖（两次）；入选福建省首批“百千万人才工程”、福建省委组织部“541人才计划”；被评为福建师大第二批优秀青年教师（1996）、福建师大第三批科研先进个人（1999）、福建师大第二届“十佳”科研先进个人（2006）；博士学位论文《国有企业劳动就业体制改革研究》获得福建省第二届优秀博士论文二等奖；入选“2007年度福建省高等学校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关键词：博士教育；培养目标；学科差异
一、问题的提出
传统上，培养学术研究人员是博士教育的目标。美国卡内基博士教育项目（CID）将博士教育的目标界定为培养“学科看护者”（the steward of discipline），也就是培养未来学术界的继承人以推进学科知识的发展。但是，随着博士教育规模的扩张、劳动力市场的变迁以及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博士教育的目标逐渐发生变化并呈现多样化，诸如“可雇佣的人”、“高级知识工作者”等概念的提出。21世纪初，阿什（Usher）提出今天的博士生应该具备如下特质：他们必须具有适应性和多方面的技能，并有开放的学习态度；他们必须对全球化过程和信息革命中的工作环境有充分的把握，至少应懂得网络信息技术。这些技能在问题解决、写作、领导和知识应用中被形容为“软技能”和“知识密集型技能”――问题解决能力、合作工作能力、领导能力和知识应用能力。
这些要求超出了传统上学科教育的范畴。已有研究表明，学术不再是博士毕业生的唯一或主要归宿，美国只有不到一半的受调查博士从事学术职业。从博士生的就业意愿来看，70%左右的英语系博士生期待能从事学术职业，而在化学学科，只有34.8%的博士生对教职感兴趣。伍尔夫（Wulff）等人采用回顾性评价方法研究了分布于6个学科已经工作10年到14年的博士毕业生的职业发展，发现博士毕业生提及频率最高的是对劳动力市场更好的准备，强调跨学科和市场化的技能。
显然，博士教育目标从“学科看护者”到“可雇佣的人”的转变已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不少文献指出，培养学者不再是博士教育的唯一目标，应该在学术型博士学位之外建立专业博士、项目博士等多样化的博士项目。尽管这些研究试图将触角伸向学术型博士项目之外寻找解决博士教育危机的出路，但不可否认，学术型博士教育也未能逃脱当前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挑战。“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不仅促进了博士学位类型的多样化，同时也促使传统的学科进一步分化，而且在某些学科领域导致博士生培养模式的变化。”那么，学术型博士教育的目标究竟发生了何种变化？不同学科的教师是如何定位博士教育的目标？教师认为博士学位获得者应该具备哪些能力或素质？
本文的资料来源于笔者2010-2011年在美国中西部一所研究型大学（以下简称R大学）进行的质性研究资料。R大学是一所具有近两百年历史的公立、博士-研究型大学，并且是美国大学联合会（AAU）的成员机构，它在全美共有八个分校。笔者主要在主校区进行田野调研。就具体的资料收集而言，大体包括文本资料（R大学研究生院、学院和系的文件），正式访谈资料（对9个学科35位教授的访谈，全部录音并签署《知情同意书》，以半结构化访谈为主，同时辅以观察），非正式访谈和参与式观察资料（在R大学研究生院待了近一个月，访谈研究生院管理人员15位，参加各种会议3次）。本文主要选择化学、数学、经济学和英语作为典型学科进行分析论证。这四个学科的12位受访教师的具体情况如下（表1）。
本文采用扎根理论的三级编码进行资料分析，其具体操作过程是：一级编码，开放式登陆，以开放的心态呈现资料本身的概念和意义，发现概念类属，对类属加以命名，确定类属的属性和维度，然后对研究的现象加以命名及类属化；二级编码，关联式登陆，发现和建立概念类属之间的各种联系；三级编码，核心式登陆，在所有已发现的概念类属中经过系统分析以后选择一个“核心类属”，将分析集中到那些与该核心类属有关的码号上面。
二、不同学科教师对博士生培养目标的定位
（一）化学学科
当问及“您认为化学学科博士生培养的目标是什么”时，受访教授普遍宣称是培养独立的科学家。那么，化学学科的教师注重培养博士生具备哪些能力与素质？
在化学学科，对独立科学家的素质要求既包括学术研究与筹划的能力，也包括沟通和交流的能力。也就是说，独立的科学家应该能提出研究问题、理解研究问题，并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同时应该具备沟通能力、做报告的能力、独立思考和写作的能力，毕业后具有就实验室事务做出决策与计划的能力。对此，卡内基博士教育创新计划全面概括了化学学科博士应该具备的十个方面的专业能力：人际交流、写作和学术报告能力、团队工作能力、技术领域新技能的运用、道德伦理与公共关怀、了解企业策略和技术转移、接触其他领域以拓展知识广度、国际视野、了解工业界的机会、了解经济驱动对私企成功的重要性。
导师是如何培养化学学科的博士生具备上述能力呢？导师除了提供资源和好想法、给予指导和传授实践经验外，还教给博士生有关化学研究的基础知识、研究策略，并创造良好的科研氛围。一位化学教授陈述他作为导师的任务是：“教给博士生化学基本知识并习得研究过程，向博士生传授如何批判性并带有好奇心地观察科学世界的工具，希望博士生具有解决问题的策略和有效沟通的技能；我很高兴能创造一个有利于研究、学习和将博士生培养成为独立科学家的氛围”。博士生要做的事情是做实验，主动从事研究并在需要之时寻求导师的指导。博士生在此过程中获得解决问题的能力、具备了自主推进研究项目的经历以及相应的专业能力。此外，受访导师指出，指导博士生参加学术会议、与同行交流是获得沟通、报告、表达和展现能力的重要方式。下面是一段受访者的原话：
“我们教博士生如何沟通，包括口头沟通能力和阅读写作沟通能力。科学家喜欢讨论某一话题的研究进展，因此我们也喜欢参加专业学术会议，做20分钟的报告。我们的确花不少时间培养博士生如何做报告，如何画精致的图形，如何清楚地表达，如何机智地回答与会学者的问题。我们指导博士生如何有逻辑地、清楚地组织报告……我们不仅通过带博士生参加会议锻炼他们与人沟通的能力，也鼓励博士生与系里的访问教授交流。”
化学学科不仅注重培养博士生的学术研究能力，而且更看重博士生掌握一些可迁移技能。因为劳动力市场看重的是化学学科博士学位获得者作为科学家管理和指导研究团队的能力，而不仅仅是从事基本分析的能力。大部分博士生在毕业后会做两年左右的博士后，然后再选择到学界、工业界或者政府部门就业。越来越多的化学博士毕业生在公司或国家实验室工作，或自己开公司，这部分博士占了将近三分之二的比例。同样，导师认为对博士生的培养也并不局限于在学术界工作的科学家，也应考虑学术界之外的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如一位资深化学教授所说：“劳动力市场给我的触动是我们需要培养更多的化学家。我们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都需要更多的科学家。”因此，化学学科越来越需要培养服务于社会各种技术需求的科学家。而对博士生可迁移性技能的培养，使化学学科的博士生获得了在学界内外就业的基本素质。
（二）数学学科
受访者指出，如何培养博士生成为独立有潜质的研究者是数学学科博士教育的核心目标。借用卡内基博士教育项目的定义，数学学科的目标是培养生产、积累和转化学科知识的研究者。据统计，学术界是数学学科博士毕业生最主要的就业市场，占三分之二以上。学术就业市场对数学人才的挑选注重博士生的研究工作及其所展现的研究潜质。也就是说，数学学科评价博士生的标准是学术论文所体现出的研究水平――博士生要生产出具有创新性的、有结果的学术论文，并以此证明自己是有研究潜力、出类拔萃的研究者。
“学生研究做得比较好的、出类拔萃的，自然容易找到工作。对老师来讲，希望学生找到好工作的话，就要让学生做出好的成果来，对于学生来说就是希望写出好的论文。但是具体做什么样的题目，关系不是太大。例如说，数学系在招人的话，不管你做什么东西，只要做得好就可以，这说明你有研究潜力。”
尽管大部分博士生毕业后从事学术之职，但就“培养什么样的博士生是成功的”而言，数学学科的教师并非将博士生毕业后是否从事学术职业作为唯一衡量标准，有些教授更看重博士生在读期间的智识探索经历，诸如博士生是否具有自我激发（self-motivated）的能力，以及能否创造出有价值的研究。一位受访教师说：“如果学生获得博士学位后，没有进入学术界，没有成为教授，而是成为保险精算师，为公司工作。我认为这也是成功的，因为博士生拥有的这段智识探索的经历，将使其终身受益。所以，我希望他们在读期间有一个很好的智识探索的经历，并创造出一些有价值的研究。”
此外，博士生的教学能力也是导师提及的博士生应该具备的素质之一。数学学科博士生的资助主要靠教学和奖学金。教学是数学学科博士生的重要任务之一。这与英语学科很像：“博士生基本上是靠教课获得资助的，有很多教课的机会，因为我们有很多学生要教。在数学领域，我们的教学任务远远多于其他系，英语也是。”总体上看，博士生有两项任务：研究与教学。但是，如何平衡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是数学学科博士生面临的难题。正如受访导师所分析：一方面，博士生需要花大量时间用于教学以获得资助，但不可否认的是过多的教学实际上挤占了从事研究的时间与精力；另一方面，无论是从获取博士学位的要求，还是劳动力市场的选才标准看，研究的重要性远远大于教学。
（三）经济学科
与其他学科相比，经济学教授在访谈中更强调博士生的就业能力与专业技能的培养。经济学博士学位获得者既有到学术界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也有到工业界、联邦机构或投行从事研究或实务工作的。经济学博士生培养具有灵活性与多样化的特点，而不单是对“学科看护者”的培养。
当笔者询问：“您在指导博士生时的首要目标是什么？”经济学科的受访教师均指出他们的首要目标是培养博士生具备就业能力并顺利谋得职业。经济学科教授对职业一词的理解不仅包括学术职业，也涵盖非学术职业。经济学专业的博士生有各种各样的职业选择和发展路径：一条路是学术职业，即进入高校从事学术研究或教学之职；另一条路是非学术职业，这是经济学博士生的重要就业途径。非学术职业包括两类：一类是非营利机构，如国际经济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美国政府机构（美联储、财政部等）、智囊团（兰德公司）；另一类是商业机构，诸如投资银行、其他金融机构、咨询公司。
灵活多样的就业去向实际上也要求导师对博士生的培养要具有灵活性，教师通常倾向于结合不同学生的职业定位培养博士生。受访者明确提出对经济学博士生的指导并非只有一种模式，不同职业对博士生的素质与能力的要求会有差异。一位教授的陈述体现出经济学科博士生培养的灵活性以及对博士生就业意向的重视：
“对不同学生的定位不一样。我的标准根据博士生的就业期待不同而有所不同。例如，很多韩国学生想毕业以后回国在研究所工作，那么这个标准就是很不一样的，对吧？如果你打算在美国的研究型大学谋职，这与去韩国的研究所工作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根据工作的特质以及我对学生的期待，标准有所不同。如果你想在美国从事学术职业，也就是从事学术研究，你得有创新能力，得有思想、有原创性的思想。如果你要回韩国的研究所工作就不是这样的标准，因为韩国的研究所大多数研究工作是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的不是原创性的思想，而是要看你有没有实用性的技能。”
既然导师指导博士生的首要目标是培养博士生获得就业能力，那么博士生应该掌握哪些技能或具备什么样的能力？通过对访谈资料提取高频词，发现“技能”一词在经济学科受访教师的话语体系中频繁出现，例如在受访教授EC_2的访谈中出现了18次，EC_3提到了13次。受访者提到的与技能相关的词有：研究技能、教学技能、沟通技能、实用技能、计算技能、英语技能、计算机技能、技术性技能、理论技能、计量经济学技能以及整套技能、所有各种各样的技能。从以上所列各种技能，可以看出经济学科教授的话语体系里对“技能”的宽泛界定，以及学科本身鲜明的实用取向的文化特征。
可以将受访者提到的博士生应该掌握的技能概括为四大类：专业技能、技术性技能、教学技能和软技能。其中专业技能是经济学博士生必须掌握的核心知识，是指经济学科本身的知识。但是，随着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导师越来越重视培养博士生的技术性技能。受访教授指出，现在对博士生的培养开始重视技术化的知识和技能，诸如数学、统计和计算机方面的技能。拥有数学、计算机等学科知识背景的学生在博士项目的录取中越来越受到青睐。拥有跨学科知识也是导师培养博士生技术性技能的一方面。“做一名出色的经济学家，不仅仅意味着精通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数学和统计学的知识是必备的，当然，任何一位像样的经济学家必须会说专业语言。但是一名更出色的经济学家应该意识到与其他学科专家交流思想是有利可图的。经济学思维方式的专家通过与哲学家、政治理论家、社会学家、艺术史学家、文化人类学家等研究人类状况的专家交换思想，能够使自己充实。”总之，博士生应该掌握整套的技能或各种各样的技能。“如果博士生想找到一个好工作的话，必须具备各种工具性技能，这是必需的。我也希望他们不仅具有理论技能，也要拥有计量经济学和实用技能……我认为与过去相比，今天获得这些整套技能、学习各种各样的技能更为重要。”
（四）英语学科
英语学科的受访教授认为，帮助博士生从学生向“专业化学者”的顺利转型是其博士教育的目标。英语学科教师眼中的“专业化学者”应该具备哪些能力和素质呢？扎根于访谈资料，可以发现英语学科教师对博士生培养中的“专业化学者”素质的界定大体包括：参加学术会议并做报告的经历与能力；写作与发表学术论文、博士论文具备出书的水平；教学经历。以上三方面是普遍被英语学科教授所认同的，同样也是就业之时劳动力市场所看重的评价维度。
首先，博士生应该具有参加学术会议的经历，而且导师鼓励博士生准备学术论文并做会议报告。参加学术会议更重要的目的是丰富作为专业化学者的经历与经验。同时，这一经历会在就业之时给博士生添砖加瓦。
其次，导师评价博士生学术研究成果（包括准备发表的期刊论文、博士论文）的标准是研究本身的创新性。导师认为，博士生向专业化学者的转型应该始于资格考试完成之后。也就是说，在资格考试之前，导师所看重的是培养博士生在专攻领域的基础知识的学习与积累，而在资格考试之后才开始对博士生进行专业化学者的学术训练。
第三，对英语学科的博士生来说，教学能力也是作为专业化学者所必须具备的能力。在导师看来，虽然更注重培养博士生的研究能力，但教学能力对博士生作为专业化学者的发展同样也是不可或缺的。从就业的角度看，英语学科的博士生多在大学任职，而美国的社区学院和教学型大学尤其看重求职者的教学能力；即使是在研究型大学从事学术职业，教学能力也是考核的标准之一。因此，英语学科博士生在读期间需要承担大量的教学工作。以R大学为例，一般情况下，博士生一年至少教三门课，这也是博士生获取资助的重要来源。
从就业的角度看，英语学科的教师希望博士生毕业后从事学术职业。英语学科的教师之所以比较看重博士生能否到学界就职，一方面源于纯基础学科研究本身的价值与社会应用部门的联系不紧密，另一方面也与英语学科趋于严峻的学术就业市场相关。英语学科的教师不断地表现出对博士生就业的担忧。“由于学术就业市场不容乐观，越来越多的博士生选择到非学术部门就业，但是很少有英语系出于就业市场的原因而改变博士生培养的课程结构。尽管我们开始尝试做20年前不会做的事，例如教研究生职业性和技术性的写作，因为学生可能需要到工业界撰写文案和宣传册”，但是，“英语是相当传统的学科，很多学校仍怀抱博士生生来就要成为学者的理念”。在这里我们看到劳动力市场、学科文化传统以及博士生培养理念之间的多重张力。以学术职业和专业化学者为博士教育首要培养目标的英语学科，处在保持学术传统与适应新兴环境的藩篱中，现实张力下的博士生培养究竟何去何从？
三、学科文化与博士生培养目标的学科差异
通过对化学、数学、经济学和英语四个学科案例的分析，我们认为，博士教育目标的总体趋势是从学科看护者向可雇佣人转化，但博士生培养目标呈现显著的学科差异。尽管所有学科的教师都注重对博士生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但是不同学科的侧重程度以及对学术研究之外的其他能力的强调呈现差异。英语学科博士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专业化学者；化学学科的教师将博士教育目标界定为能在各行各业工作的科学家；与英语学科相似，数学学科注重博士生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经济学科直接着眼于培养博士生成为“可雇佣的人”，当然这里所说的“可雇佣的人”包括学术部门和非学术部门。
这一差异可以用学科文化的理论进行解释。托尼・比彻（T.Becher）指出，学科是一种文化现象：体现于心智相似的人组成的共同体中，每个学科具有其行为方式、价值体系和独特的智识任务。导师对博士生的培养活动本身就是学术训练的过程，是将博士生进行学科规训或学科社会化的过程，因此，学科文化会对博士生的培养目标产生影响。之所以不同学科的博士生培养目标呈现差异，是因为学科文化所追求的行动理性不同。行动理性是指学科成员在行动中遵循的标准，他们可以遵循价值理性的标准，也可以遵循目标理性的标准。区分的标准是学科知识本身对应用的关注程度。纯基础学科是追求价值理性，即为学术而学术，其知识生产是纯粹智识探索的过程，典型的学科如数学和英语。因此，这类学科将博士教育的首要培养目标定位为学者或研究者，更强调博士生的学术研究能力。而应用学科遵循目标理性，谋求博士生的职业发展或者解决某个实际问题，研究关注应用性，对博士生的学术训练不仅注重学术本身，更强调知识的目的和应用性。因此，应用学科博士生的培养目标在强调学术研究能力的同时，更注重培养博士生的专业技能或就业能力，教师将博士生的就业去向定位为学术职业和非学术职业两条路径，典型的学科是经济学和化学（表2）。即使在当今博士教育的外部环境（就业市场）发生变化并对博士生培养形成挑战的情境下，学科文化仍旧以强有力的作用对不同学科博士生培养的理念产生影响。
对于从事高深知识研究的博士生、尤其是学术型博士生来说，对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几乎是所有学科的目标。但是，不同学科教师对博士生应具备的学术研究之外的其他能力，以及学术能力与其他能力的强调程度所持的观点是存在差异的。
纯基础学科对“职业”一词的理解往往限于学术职业，也就是说，培养博士生从事学术职业。根据“博士十年后”调查（被调查者于1982-1985年之间获得博士学位），大约四分之三的英语学科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在学术界工作。英语学科对“专业化学者”的培养要求是：参加专业学术会议、发表学术论文，博士论文的研究要具有与学术领域对话的能力，并且能定义博士生的学术身份认同；同时，对博士生教学能力的培养也是作为专业化学者成长的重要方面。同样，数学学科大部分博士生毕业后都在高校从事教学科研之职，因此教师也看重培养博士生的学术研究能力和教学能力。他们认为，使博士生善于提出好问题，养成独立思考、自我激发和创新性的思维方式是博士教育的核心目标。
在应用学科，研究会受到外部实践需求的驱动，强调研究的实用价值，而且知识的应用范围较广。因此，这类学科对博士生的培养尽管也注重学术研究能力，但更注重博士生的专业能力与可迁移性技能，诸如经济学对技术性技能的强调，化学对解决问题与合作能力的重视。也就是说，应用学科注重博士生应用与实践能力的培养，博士生培养目标不仅仅定位于学术界，从事非学术职业也是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之一。化学学科对科学家的界定较广，不仅是指服务于大学的学者，也指在工业与政策等部门的就职者，是培养各行各业的科学家。
四、讨论与启示
长期以来，我国的博士教育目标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以下简称《学位条例》）的界定：培养博士生扎实宽广的学科基础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研的能力，以及具有独创性质的科学或专门技术方面的成果。《学位条例》体现的是一种整体化的培养学术型人才的理念，即主要培养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术研究者。
但是，不同学科的知识特点不同，相应地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特征，因此，从博士生培养实践来看，尽管学术型博士教育以培养学术界人才为主，但应当有符合学科知识特征的具体培养目标。例如，化学、经济学等学科呈现出追求目标理性的学科文化，那么，博士教育可以培养从事学术职业与非学术职业的人才为目标，这符合这类学科对实用文化的认同。而在英语和数学学科，呈现出追求价值理性的学科文化，知识本身对纯粹价值的偏爱决定博士教育的目标多局限于培养学术型人才，应当注重培养博士生从事学术研究的知识和能力，同时，也要加强对博士生教学能力的培养。
江肃京：中国大学大多数新闻学教师，都没有长期一线的记者编辑经历。我去高校讲课，很多学生反映，专职老师讲得很枯燥，从理论到理论，问实际问题常语焉不详。媒体里新闻系毕业生比例不高，真为中国新闻学专业担心。可否有“教师借调制”，新闻学博士毕业任教后，到媒体借调两到三年再回去教书?
王辰瑶：今天看到几条微博，再提新闻学教师应从业界来以及理论无用的话题。新闻教育绝对应打通和实务界的关系，包括请进来走出去，但不能把新闻学仅理解为实操技能的传授。大家对“理论”的反感，未必是“理论”的问题，而是我们压根没做好。昨晚和学生讨论“新闻学的想象力”，看看新闻理论应该做什么吧。(见右图)
baohuazhou：很有价值的讨论。第一要有体制和机制鼓励学界业界互动，包括让学生接触最鲜活、最前沿的实操案例；第二不能贬低理论价值，因为所谓“实操”背后其实都有规范理论的支撑(价值、立场、伦理)；第三从我们职业来说，只有作出“真”的好研究，才能赢得社会尊重和职业尊严。
四川陈焕仁：这的确是中国新闻教育的一大问题，现在从中央到二三线城市的大学或学院，都开了新闻传播课，新闻事业的发展当然急需要大批人才，但是现在不少人的新闻教学，从理论到理论，从书本到书本，学生毕业后很难适应新闻事业发展的实际需要，须知，新闻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必须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雄海老牛：不单新闻学如此，政治学也如此。讲政治者，不了解当代中国政府的运转，当然，另一方面也是执政者不开放决策过程及相关信息所致；另一方面则是为人师者不尽本份的原因。
芮必峰：对于新闻传播，如果实践是鼓动的风，理论则是牵引风筝的线。实在不用厚此薄彼，争个高下!没有人嘲笑文学博士不会写小说，也没有人指责经济学博士成不了企业家，更没有要求政治学博士做总统。自己不会游泳的教练也能训练出一流的游泳运动员。
主持人杨锐：传播学有理论，但它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中国新闻系的教师和记者队伍需要的是新闻法，而非新闻理论。立志于新闻工作的年轻人有个性，有思想，知识结构发达和语言功底好的一定大有出息，而最关键的是要有社会责任感
清华史安斌：应该借鉴美国的新闻学院体制，50％的教师为流动性的practiceprofessor(1ectuer)系列，从媒体现役人员中选聘，但在中国受到人事制度的限制，尤其是综合性大学，教育部考评的指标是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传媒大学实行过多年的青年教师挂职地方电视台制度，但其体制较为独特，在中国其他新闻学院难以推广。
吕尚彬：最近，湖北的学界和业界的交流也升级了。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大学五所高校都与湖北日报集团、湖北广电总台实行了双向挂职。这一举措，要持续实行。//张志安：一边是新闻业界持续批评学界，一边是大学体制限制业界人才进高校，两难啊。
atamxia33：大一新闻采访第一节课，老师bla完自己学术背景后我写了个纸条给她，质疑她没有长期媒体从业经历，恐不能胜任实务课程。初生牛犊啊，第二节课她用了近一堂课来各种解释。现在想想，新闻系的课程最重要的还是重塑价值。技术层面的东东很多途径可以解决。教学与实践脱节，新闻系不是孤例，理工科一样很多，所以才要实习。然而，新闻系不该成为培养新闻熟练工的地方，价值选择、新闻伦理等东东才是更为重要更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展江：业界和学界各自都要谦虚，新闻学界有此类问题。但这种简单化的说法值得商榷，可说是老调门了。有一个媒体出身的本科学历教授，总是说一些博士不会写导语。我要问：写导语难学，还是写博士论文难?以我之见，新闻教育好坏是看有没有恰当的价值观，是否看到新闻学与民主法治的关联。
网络水手1972：想要学习新闻在学校里枯坐当然不行，但是去了新闻单位实习就发现除了技术上的东西，什么都用不上，甚至如何判断新闻的价值都有困难，产生了多种要求之间的混沌。建议新闻学如同医学，延长实习期，三年不长带薪学习，这样才能更好的体会。而学校里的课程应该缩短，老师和学生可以组织成立workshop，给新闻栏目打工。
“我回携程，
不是为了名，也不是为了利，
就是要和大家一起体验二次创业的艰辛、激情和成功的。”
风雨“携程”
2012年，梁建章重新回归携程时说道：“我回携程，不是为了名，也不是为了利，就是要和大家一起体验二次创业的艰辛，激情和成功的。”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创始人，梁建章对携程的那份深情。同时，还可以体会到他创业时的那份艰辛和苦楚。不过，无论怎样，他都愿意与携程风雨同舟。
少年时的梁建章极富电脑天才，13岁就会用电脑写诗，是中国最早接触电脑的小学生之一，随后参加青少年程序竞赛，获奖如同探囊取物，这使他与电脑结下了不解之缘。15岁，完成初中学业的梁建章考入复旦少年班，半年后就读于复旦计算机本科。复旦没毕业，就考入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读完了学士、硕士。那一年梁建章20岁。
梁建章在谈到其留学经历时说道：“在美国的学习，对我的帮助很大，身处陌生的环境，语言、生活又不太习惯，在挑战面前就会促使你做出努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两年的学业。之后，为了工作，他中断了博士的学习。他觉得，“最先进的东西不是在学校而是在企业”。于是梁建章进入甲骨文研发部工作，在甲骨文积累了3年的研发经验。
这个时候的中国，正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翻天覆地的变化。梁建章在回国时看到这样的景象，就意识到，“在中国，机会比美国多得多，尤其是创业”。在这种意识的驱动下，他申请到客服服务部工作。虽然离开研发部会使得利益有所损失，但是他并不后悔。梁建章说道：“如果还在研发部门就不可能调回中国”。
他的这份工作，可以有机会深入接触到国内软件和电子商务方面的企业。这个时候的他一直在寻觅机会，想亲身投入到创业的浪潮中，去试一试身手。梁建章说：“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当你真正觉得你在这行业比其他任何人做得都好时，机会就有了。”
1998年，互联网在中国悄然兴起。梁建章觉得机会到了，于是他毅然决然的离开甲骨文公司，自立门户创建携程旅行网。
谈到为什么选择进军旅游行业时，他说道：“一是出于对国内旅游市场的预期，还有就是直觉。”就是在这种既没有调研又不熟悉的情况下，凭着直觉就进入旅游行业。最后，他竟然还取得了成功。携程的成功，一方面得益于梁建章的敏锐直觉，另一方面要归功于当时国内旅游行业的兴盛。
公司初建，梁建章觉得携程的架构应该是设计、配送和支付。在这种思维的引导下，梁建章开始组建他的创业团队。后来，沈南鹏、季琦和范敏成了他的合伙人。团队分工非常明确，各居其位，各司其职，至此，携程的团队构建完成，即将杨帆起航。
这个时期，互联网行业正处于时期。梁建章很容易就吸收到了风险投资。之后的发展可谓顺风顺水。他说道：“创业往往看一个机会，但热情若超越机会就是泡沫，而机会再加上热情，就是创业的最好契机。”
在梁建章的带领下，携程正在不断地向前发展。2000年，携程的员工不足100人，发展到现在已经有15000多人；2002年，携程的营业额就已高达10亿元人民币，其净利润更是远远大于传统的旅游企业。携程如此好的发展态势，使得梁建章信心十足，也使得携程来了一次华丽的转身。
走上发展快车道的携程，通过不断的兼并重组，正在不断扩展着自身的规模和业务范围。携程先是收购了当时最大的酒店预定中心――现代运通；随后又切入机票预订领域，并购机票公司北京海岸；2008年又将华程西南旅行社收入囊中，正式进军自助游市场。携程成了名副其实的行业整合者。
在进行一系列的并购后，梁建章开始考虑建立携程的核心竞争力。在国际大公司历练多年的梁建章，将先进的管理理念带给了携程。通过他的努力，携程建立起来一整套高效简洁的公司制度。其构建的酒店销售网络、机票销售体系以及互联网+呼叫中心的远程服务模式，更是让携程愈加成熟和完善。
在员工眼中，梁建章一直是个聪明、理性、不爱说话、有着前瞻思维、喜欢开快车的带头人。上市后，梁建章也没有丝毫的改变，惟一的改变就是他觉得身上的压力更大了。“从前是为几个股东打工，现在是给几十万名投资者打工。”他这样说道。
梁建章把自己对于互联网企业的认识和理解，以及公司文化和管理理念，一同注入到了携程的血液当中，从而铸就了携程的灵魂。这个时候的携程，已经变得牢不可破、坚不可摧。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梁建章选择离开，去完成他的下一个目标。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觉得携程已经长大成“人”，不再需要呵护和关爱，只有接受不断地磨砺，才会变得愈加强大。
至此，梁建章的第一段携程岁月结束了。2012年，梁建章完成了美国的学业，重新回归携程。就像文章开头所说，他这次回归既不为名，也不为利，只是要和大家一起体验二次创业的艰辛，激情和成功的。
这句话表现了他二次回归的心态。相信在他的引领下，携程会开启一个新纪元。祝福梁建章，祝福携程！
人口学者
2012年4月，梁建章出版了一本新书――《中国人真的太多了吗？》。人们可能会觉得十分诧异，一个互联网企业的老板为什么会如此关注人口问题，为此竟然还写了一本书？
要想解答这个疑问，可能要追溯到2007年。这一年，他辞去了CEO的职位，并远赴美国，去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 他师从美国人力资源经济学权威Edward Lazear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 Becker 。他的研究领域包括人口和创业以及中国劳动力市场。学习期间，他曾提出：“一个国家人口结构老化后，其创业和创新活力会随之衰退”的观点。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他还前往北美、日本等地进行调研。
在准备博士论文的过程中，他拍摄了一部纪录片。透过纪录片，梁建章才意识到：经济学家们也许看完就明白问题的所在，但对一般公众而言，这远远不够。“农村人口、资源、城市化、交通等方面的问题，确实需要坐下来花几个小时来讨论。所以，觉得还是得写本书把这些问题说清楚。”就这样，他和北大教授李建新合作，两人分别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论述人口问题和生育政策改革的迫切性。
经过的五年的努力，《中国人真的太多了吗？》这本书在排除万难之后，终于问世了。梁建章在书中说道：“中国不是人太多了，而是未来孩子太少了。人口结构的剧烈变化将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为了证明他的人口问题论断，他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他说：“2010年，大学同学聚会的时候，我碰到了一位开办服装企业的老同学。当问起企业发展前景时，他说中国的人口走向实在令人沮丧。找不到年轻工人还是小事，问题是现在他做的是10岁左右少男少女的服装，但这却是一个夕阳产业。青少年的数量每年迅速减少。如果计划生育政策的修改还在讨论，他过几年就要改做中老年服装了。”
这次经历，使梁建章更加坚定了自己写这样一本书的信念。近年来，人们普遍的认识是中国的人口数量太多，却忽略了人口结构的变化。然而，人口结构的变化才是导致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
梁建章提到：“经济界早有共识，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就像一个企业，最终取决于人才的数量和质量。而我在研究中还发现，对于中等以上发达国家，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和一个国家年轻人口的比例是密切相关的。”
讲到这里，梁建章人口学者的身份已经毋庸置疑。虽然他是一家互联网企业的老板，但是他却做了一些不符合他身份的事情。然而，正是因为这些事情，才彰显了他的情怀。
“去携”之争
携程作为中国领先的在线旅行服务公司，业务包括：酒店预订、机票预订、度假预订、商旅管理、特惠商户及旅游资讯等内容。去哪儿是中国领先的旅游搜索引擎，为消费者提供机票、酒店、度假产品的实时搜索，并提供旅游产品团购以及其他旅游信息服务。
从介绍中不难看出，这两家公司属于行业内的同质公司。既然是同质公司，那么竞争就在所难免。事实上，两家公司的竞争一直存在着。携程是国内最早的旅行服务公司，通过多年的经营，已经成为了行业的主导者。去哪儿网作为后起之秀，不甘落后，想方设法地提升自身的影响力。于是，一场你争我夺的较量就开始了。
早在2006年，两家公司就因为“价格战”引发的纠纷而一度对簿公堂。虽然这场纷争以携程的胜利结束，但是两家公司间的恩怨纠葛却没有就此停止。
在一段时期内，尽管两家公司也有合作，然而竞争才是它们的主题。2014年9月，携程方面表示，因去哪儿网涉嫌通过技术手段，给予其“马甲”商更多的露出和优先排序，携程已主动将酒店产品从去哪儿网下线。去哪儿网则表示，已经将携程在去哪儿网上的产品全部下线。
“下架门”的背后，是两家公司在争夺酒店资源方面的博弈。对于在线旅游公司来说，酒店是最核心以及利润最丰厚的一块领域。无论携程还是去哪儿网，都将酒店业务视为自身业务的重心。庄辰超表示：“未来酒店将是重点。”同时，去哪儿网开始加大直签酒店的力度。最新的数据显示，去哪儿网已经直签接近20万家酒店。
此外，去哪儿还加大了酒店直销的促销力度，到2014年8月，去哪儿网PC端和无线端返现相加金额已达到了1亿元。此次营销，使得去哪儿网的订单量大幅增加。
去哪儿网在酒店业务的布局，引起了携程的警惕。自2012年，梁建章重新回归携程之后，携程就加大了在无线端及酒店业务的布局力度。在抢占酒店资源的同时，携程还频繁收购同业、并进军邮轮业务，以图增加在行业内的话语权。
关键词：空间异质性 个体异质性 资源异质性
区域金融调控是从区域经济结构层面促进并优化总量金融调控政策目标实现的调控模式，是涉及总量和结构、全国与区域、整体和局部的复杂关系，因此也是一个多主体与环境的协调过程。这一过程中，空间异质性、个体异质性和资源异质性，成为区域金融调控的初始条件和必须面对并解决的问题。
一、区域金融调控的空间异质性
（一）传统经济学对时空的处理――时空分离
一般均衡理论是现代经济学原理建立的基础，其哲学前提是时间的可逆性①。时间的可逆性表现为时间既可以前进，又可以“后缩”。如果时间向前推进，经济发展状态也将有规律地指向预期结果，并且这种过程和结果可以通过数学方程式精确化；如果若时间“向后收缩”，经济发展状态也会精确地回到原先的空间和轨道，具备原先的属性和特质。基于这些认识和分析，经济学一般对时间进行了“切块”分析，将时间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不同“时间段”。如预期理论可以根据基础信息的“时间段”不同分为适应性预期和理性预期、对资金匮乏者和资金盈余者之间“时间差”的调节产生了银行信贷，根据不同“时间段”货币价值的交换产生的贴现概念等。但现实是，人类的经济活动不可逆，时间不可逆，人类永远不可能回到以前的空间和状态。因此，传统经济学在牛顿经典物理学的影响下，在时间可逆性条件下，忽视了空间概念，时空分离，离现实越来越远。在我们常用的经济增长速度表达式中，
LimΔY÷Y=Y*÷Y=y* （Y代表国民收入）
速度是时间的倒数，经济增长速度是经济增长时间的倒数，隐含了对时间作用的认识，却忽视了经济增长依赖于经济增长的空间布局、国民总产出依赖于经济增长区域这一初始条件，从而忽视了空间的作用。事实上，经济增长速度这一统计数据的获得，必然是不同区域国民产出统计数据的加总，离不开空间这一范畴；经济增长速度这一统计数据的变动，必然与一定区域内经济要素的变化密切相关，离不开空间经济结构的差异和变化。因此，经济增长与时空概念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对空间概念的忽视，使得经济研究和政策实践常常更多地注重速度和时间，较少注重区域内和区域间的经济结构变化，较少注重空间因素。
但是，人类的经济活动必然会受到所处的经济空间的制约，经济生活离不开一定的经济空间，空间概念同样重要，甚至不可回避。传统经济学常采用线性代数的矩阵形式表述经济空间，这种数学形式中，矩阵的向量空间虽然是多维的，但却是通过减少维度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的。按照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的分析，人类欲望的满足是通过商品单位效用的消耗来实现的，商品的单位效用是诸多效用的分解，边际效用价值量取决于最后一单位商品的效用。在经济时空中，商品单位效用的消耗表现为维度的减少，实现一次，维度减少一次，是通过减少向量空间维度的办法逼进最后一单位效用的。这里隐含了一个前提，即向量的同质性。只有同质的向量均匀地分布在满足人类愿望的无差异曲线上，才可以进行规则、有序的“排除”，实现维度递减。这一过程中，首先是忽略了空间因素，实现向量无差异，同时时间是静止的，时空是分离的。
（二）现代经济学对时空处理的趋势――时空结合
传统经济学的时空观是受牛顿经典物理学的影响的，其对时空的处理需要做出改进和调整，这是符合人类思维发展模式和文明进步方向的。经济学的发展也不例外，毕竟，时空相互结合、相互影响已成为常识，时空结合已经成为经济研究的一个基本环境和因素。对空间概念进行分析，离不开时间概念；对时间概念进行分析，也离不开空间概念。
事实上，经济学对空间因素的忽视也引起了不少经济学家的注意和重视，如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空间经济学就试图将空间因素纳入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1991年，保罗・克鲁格曼的《收益递增和经济地理》一文奠定了空间经济学的发展基础。空间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规模收益递增，区别于传统经济学规模收益不变或递减的假定。主流经济学一直将空间因素排斥在外，使得经济学没有任何空间维度，这与现实情况存在很大背离。现实中，区域人口密度、自然环境及经济金融环境等方面的空间不平衡普遍存在，当一个经济区域的经济增长超过周围区域时，常对周围区域的资源产生“虹吸效应”，作为自身增长的基础，产生边际收益递增效应，区域差异和交易必然存在。最优货币区理论把不同国家看作没有任何空间维度的点，国家之间存在差异，一国内部不存在差异，认为区域差异会通过市场机制自动消除，同样不合实际，这些都与传统经济学对空间因素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有关。在经济学分析范式中，马克思较早采用了时空结合的时空观。马克思《资本论》的最终目的是要“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他洞察到了资本主义再生产条件前后经济时空发生的重要变化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关键所在，因此，他从经济时空有机结合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生产实践活动进行了分析的。内生增长理论将区域经济增长速度作为区域经济时间尺度，将区域产业结构的变化作为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尺度的分析框架也值得我们很好借鉴。
（三）空间异质性研究意义
“空间结构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地域组合关系，反映了社会经济空间集聚或分散的趋势，是现代经济结构的重要补充，也是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②。主流经济学较少涉及空间因素，主要是技术性难题，我们确实很难处理空间现象，同时，就处理方法上讲，是在现在的经济学理论中加入空间维度还是另起炉灶？难做并不等于不做，我们至少要足够重视：时空结合的时空观是我们分析问题的初始条件。就时间维度来讲，我们面临的永远是一个未知世界，时间不可逆，我们不可逆，现实世界不可逆。空间异质性告诉我们，在给定的时刻，我们只能获得、关注局部信息。在空间维度上，我们所能看到的只能是沧海一粟，博大的世界中的一个小得可以忽略不计的点，但这个“点”绝对不是同质的，因为世界不仅大，而且丰富多彩，沧海中的“一粟”也并非同质，因此，忽略空间差异并不符合现实情况。时空因素告诉我们，我们获得的历史的、局部的信息，将迅速成为历史且具有异质性。在这种经济时空观下，传统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就自然具有暂时性，非均衡发展将成为常态，空间差异成为普遍现象，这为我们经济政策研究提供了基础思路，成为我们研究区域金融调控政策的初始条件之一。金融内生于经济的本质属性，说明区域金融对区域社会经济条件的敏感依赖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内生于金融的要求，这种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区域金融调控政策应该具有针对性，具体事情具体分析，即所谓的“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二、区域金融调控的个体异质性
牛顿经典物理学致力于寻找世界的单极本质，最终将这种本质归结为上帝、神、灵魂或心理等特定实体。在这种思维方式影响下，主流经济学家坚信复杂现象背后必然存在单一的核心本质，并且坚持探寻这种单极化本质。对西方经济学的核心本质而言，“没有比用‘主观使用价值’这个短语能够清楚地描述现代经济学的特征了”③。事实亦然，从西方经济学的出发点、构建基础和修正路径来看，完全理性的自我、有限理性的自我、理性和非理性共同构成的自我等各种结构的心理自我是成为整个经济学大厦构建的终极根据，经济学越来越向心理本质逼近。从物理学的发展脉络来看，物理学经过亚里士多德、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等巨匠的贡献和发展，表现出一个明显的发展趋势，就是跳出牛顿经典物理学具有的单极化本质主义思维框架，不再将世界的本质归结为某一单极，如心理，而是逼近关联互动的现实世界。从社会发展趋势来看，人类社会逐渐从封闭走向开放，选择和被选择的关系逐渐取代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正从单极本质主义向关系论转向。从现实来看，人们行为的决定因素不是单一地来自于人的心理，而是由人和其所处的“环境”之间的交互过程决定的，是一个复杂系统，在这一系统中，人是参与者，人与身处的“环境”之间的关联互动才是行为的全部现实。现实已经深刻地告诉我们，与其把自我与现实世界割裂，不如摆正参与者的位置，融入现实。在这一点上，主流经济学做得远远不够，却还在“心理本质”的泥沼中步履蹒跚，渐行渐远。
（一）关于“经济人”假设
在斯密开创的古典经济学体系中，利己心驱动为基本动力或原则；经过穆勒古典经济学的综合后，经济人假设成为经济学大厦的基石；在边际主义的推动下，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扩展了经济人假设的内涵：把完全理性和一般均衡假设作为理论基础，认为所有经济主体具有理性预期，愿意并且能够最大化他们的预期收益，完全理性的经济主体经过博弈最终形成的经济状态通常是均衡的。后来，经过德布鲁等人的努力，完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公理化，形成了一套自洽的数学形式理论体系，完全理性的自我成为正统经济学的心理基础。在完备性、传递性、自返性三大假设下，经济人可以对备选空间中的各种选择的进行理性排序不会发生混乱，并且一定会选择其偏好的选择而不会犯难，最终形成一个唯一的、一致的偏好顺序，从而诞生一个作为“原子”的经济人。同时，在一般均衡理论指导下，构建的分析模型就是分析当“参数”发生变化时，调整系统的均衡状态，其常用的研究方法就是比较静态分析方法，也就是时间可逆下，经济系统在被忽视的空间中按照预期规则地进行所谓的调整。
事实证明，完全理性和一般均衡假设，是对经济主体行为和经济系统的过分简化，虽然有利于经济理论的简洁化、模型化和美观化，但因为距离复杂的现实世界越来越远而备受现实诟病和质疑。鉴于此，经济学发展的一条重要脉络就是对经济人的完全理性做出修正，使其更符合现实情况。有限理性假设认为，现实经济是复杂的，经济主体具有有限理性，经济主体追求最大化的过程是渐进的，经济主体的预期是有差异的。
（二）关于个体的主动参与性
如上所述，古典以及早期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是决定性世界。在这一个世界中，被置于完全竞争市场当中的经济人根据完全理性假设确定的决定论法则，权衡代价和回报的关系，实现效用最大化。这一过程中，代价和回报的关系是被决定的，经济人只是被动接受市场价格变动，机械地做出反应，同时这种行为对市场没有任何影响力。经济人在“环境”中是事实上的“旁观者”。
而在现实经济世界中，人们只能决定投入，无法控制所得。人类获得的信息和可以进行的预期都处于持续演进的时空中，面对的总是不确定性世界。在不确定性世界中，经济人与所处“环境”为互动关系。在“关系互动”情形下，经济人由被动旁观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经济主体的行动不是根据刺激被动做出反应，而是主动参与。每个经济主体按照符合自身利益的行为模式行动，个体异质性普遍存在，不存在不变的、一致的心理法则，任何无视现实世界这种关联互动关系，构建“心理黑箱”的做法只能是纯粹的理论探讨。目前，尽管基于“被动接受”关系结构的完全竞争理论仍然是正统经济学范式的核心部分，但是，经济学已经逐渐向深入现实的经济世界方向发展，个体异质性越来越引起研究者的正视。
系统论认为，系统中的主体即个体具有适应性，与“环境”进行交互影响。这将“个体的主动性提高到了系统进化的基本动因的位置，从而成为研究和考察宏观演化现象的出发点”。个体间的交互作用过程即适应过程产生复杂性，生存或发展是其目的。这一交互过程中，没有脱离“环境”、脱离整体的个体，作为整体基础的个体不是孤立的单独的可以简单相加的个体，而是相互作用的个体；每一个个体都是其他个体的“环境”，并在主体与“环境”的关系中不断转换，形成整体作用，因此，并不存在“凌驾”个体的整体。主体与“环境”交互作用是为系统的演化动力，这种对主体和“环境”交互作用的认识将宏观和微观有机联系，为我们将个体主动性视为整个系统变化的基础提供了基本理论依据，也为我们区域金融政策分析中将微观主体行为动机、作用机制与中观、宏观经济现象有机联系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之一。
（三）个体异质性研究意义
作为古典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新古典经济学采用了将宏观经济现象直接缩小为个人或个体的经济行为现象进行分析，然后再加总推理到整个社会经济现象的研究方法，是典型的还原论思想。简单来讲，还原论的基本逻辑认为，“整体等于局部之和”，任何事物都是由“物质之砖”堆砌起来，可以通过对其组成结构的分析来形成对事物整体的认识，事物的整体行为可以通过分析部分行为并把部分加和来解释。
分析还原是西方知识传统的基本特征，现在来看，作为认识事物的一种方法，通过逐步地、部分地认识系统组成部分逐渐形成对系统状态、结构和功能的理解，对于我们认识世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还原论的成功之处在于，通过解构系统，从系统组成成分的性质探究系统的基本特征，这也是近代科学以追求确定性和线形规律为崇高理想的表现。事实上，现时经济世界中并不存在典型个体，不存在全局掌控者，而是存在众多差异化的个体。同质化的典型个体无法反映经济系统中个体的差异化，也无法解释非均衡状态的长期存在性。典型个体的同质化带来的是对个体差异的忽视，是对个体利益和动机的轻视和抹煞，是对局整关系的误解。还原综合方法中，我们常常把局整关系归结为局部服从、服务于整体，这并不科学。系统的局整观也注重全局对局部的服务能力，要给局部的发展提供平台和条件，绝不是一味抑制和抹杀。“局部之所以加入整体，原本不是为了整体去牺牲自己，而是为了通过与其他局部关联起来产生特定的整体涌现性，同时也使自身得以生存发展。所以，保护和照顾局部是系统整体固有的义务和责任，在管理局部的同时还应该尊重局部，在使用局部的同时还应该培养和保护局部，这才是系统之为系统的核心价值所在。”
这里涉及两个观点，一个是整体性，一个是个体异质性。关于两者关系，其实一早就体现在亚当・斯密的研究视角中，斯密的社会利益实际上是个体利益的“合力”，很早就认识并指出了整体和局部的关系和实现方式。系统论认为，系统中子系统的多样化和差异性是系统整体涌现性存在的前提条件。区域金融调控政策研究的初始条件之一就是要在遵从整体性的基础上，正确认识、对待和整合个体差异性，促进系统间的相互作用，促进系统正的涌现效应的实现，即正确认识、对待、整合各个区域之间的个体异质性，不是单纯抑制异质性的发展，而是强化这种异质性的联系和合作，引导这种异质性向整体目标靠拢，最终实现整体目标。
三、区域金融调控的资源异质性
传统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中，经济人按照完全理性假设条件进行选择，经济分析可以达到均衡状态还隐含一个重要条件，即资源的完全可替代性假设，在给定的资源约束下实现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经济人用于购买商品组合的资源是完全可以替代的。这一假设的重要作用在于客观度量经济人的主观效用。因为，每个个体的主观评价千差万别，即使是典型的个体，主观感受也不可能相同，理论上就需要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需要一个能够起到客观衡量作用的事物，经济学选用了货币或者时间。如前所述，这里的货币是无差异的货币，这里的时间也是去除了空间差异的时间。这样，完全可替代的经济资源就为传统经济学提供了一个客观度量主观感受的参照系和经验框架，在这个经验框架下，资源具有完全替代性，资源的异质性却被忽视，从而背离现实。
（一）关于资源
经济学中，对资源的研究由来已久，并体现在经济学研究主题的变化中。在19世纪中叶前，经济学被看成是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斯密）、“支配人类产品分配的法则”（李嘉图）以及“资本主义运动规律”（马克思）的研究；19世纪中叶后，经济学逐渐成为分析“作为既定目的和具有替代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罗宾斯），在对资源增长的关注之后，经济学逐步成为在既定资源下，对资源最佳配置原则的研究。这里撇开不谈这种研究主题变化的意义，单从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可以看出，“资源”是经济学中的基础概念之一，并且可以从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中追本溯源。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们对资源概念的认识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资源内涵是随着时间维发展而变化的增函数”，从流通领域到生产领域，从单一资源到多种资源，从自然资源到社会资源，资源的内涵动态拓展，资源具有的一些共性相对稳定，如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同时，资源的一些特性也逐渐被人们认识和重视，如资源的非均衡性和异质性。任何经济活动都离不开一定的地域空间。从世界经验来看，资源空间分布上的不均衡是很多国家经济发展中的普遍现象。自然资源在地球上的分布是不均衡的，社会资源在各国和各地区的分布也是不均衡的。就货币来讲，因货币资源区域流动引力和惯性（崔满红，2002）、货币持有者的心理预期和偏好等因素，同质货币的异质性也很明显。因此，非均衡性和异质性就成为一种资源特性。资源的非均衡性主要是指资源空间分布的不均衡，资源的异质性主要表现为在特定空间中不可完全替代的差异性，自然资源如此，社会资源、金融资源亦然。西方经济学流派中关于资源的界定见表1。
（二）资源异质性影响经济行为
“蝴蝶效应”认为，“一只蝴蝶在巴西煽动翅膀会在得克萨斯引起龙卷风”，指出了系统行为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在经典动力学解释下，系统运动的轨道对初始条件并不敏感，系统运行具有确定性；而“蝴蝶效应”认为，系统运行轨道敏感依赖于初始条件，初始值的不同或微调，会使得系统运行轨道发生偏差。对资源相互替代性的经验框架来讲，资源同质性和异质性的区别，就是无差异曲线的分析轨道的两个不同的初始值。在资源完全替代假设下，无差异曲线被赋予了资源同质性的初始值，其运行轨道可以用“经典动力学方程式”严格确定，向外扩展或向原点回缩，两条无限接近的无差异曲线只会永远平行运行而不会相交；而在资源不能完全替代设定下，无差异曲线对初始值的敏感依赖性将影响其运行轨迹。在资源异质性初始值下，无差异曲线运行轨迹将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即使是初始值的一个微小的变化，就可能引起无差异曲线运行轨迹的重大调整和变化，两条永远无限接行运行而不会相交的无差异曲线将不可能存在。这对区域金融调控政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对统一政策与资源异质性的关系来讲，资源异质性就是统一政策运行的初始条件。我国不同区域的金融资源分布不均，金融资源的异质性也比较明显。统一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一般忽略了资源异质性，但并不代表这种异质性对统一货币政策的运行轨道不产生影响。事实上，不同区域的资源异质性会对统一政策的运行轨道产生不同的、微小的、“多点式”影响，有如“蚂蚁溃堤”，这些不同的、微小的、多重的影响一旦在同一方向形成合力，将会使得统一政策的运行轨迹发生微调甚至改变运行轨迹。可见，资源异质性初始条件不同，即使是比较小的差异，也难免会影响统一政策的运行轨道和政策效应。因此，区域金融调控政策研究的重要出发点之一就是重视金融资源的异质性，对这种异质性对经济、金融运行以及统一政策运行轨道能够产生的影响引起足够重视，不能视而不见，更不能打击、抑制，应该引导并规范这种异质性的作用力向统一政策的基本运行轨道无限靠近，从而强化统一政策效力。
（三）资源异质性的研究意义
在资源稀缺的约束条件下，资源配置研究主题中，资源完全替代性分析范式备受现实质疑。我们以货币这一经济学常用的价值衡量工具为例，在传统经济学中，资源完全可替代，参照货币或时间无差异标准衡量的边际价值是相等的，人们的主观感受趋于高度理性和高度一致。但在现实中，经济资源具有差异性，人们进行选择评价的参照系是多维的，面对同一问题，按照参照系的不同维度，其得出的判断和结论也很可能不同。试举一例，现实中，看戏前丢了戏票大多数人选择放弃看戏，如果丢了和买戏票差不多的钱，并且还有钱买票的话，大多数人选择再买票。在传统经济学中，货币和时间衡量的边际价值无差异，丢戏票和丢钱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应该趋于一致，而现实并非这样，戏票和等额货币并没有完全替代，由此引发的人们的行为也存在较大差异。由此可见，现实中，资源异质性对经济行为具有重要影响。
综上所述，空间异质性、个体异质性和资源异质性分别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形成了区域金融调控的三个设定，从而影响并决定了区域金融调控的整体性、系统性、层次性和科学性，我们在研究区域金融调控问题时应予以重视。■
注：
①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时间只是一个外在几何参数，没有方向，时间反演对称。事实上，系统演化具有方向性，过去和未来不再对称。简单来讲，在牛顿方程式F=和傅里叶方程式=中，用-t代替t，前者没有区别，后者方程变号。
②项俊波.结构经济学―从结构视角看中国经济[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7。
③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著，梁小民译.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167―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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