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20 05:09:13
导语：在大学生幸福感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校园SNS；人人网；主观幸福感；积极心理学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9-0038-02
一、引 言
近年来，有关“幸福”的话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与“幸福”相关的名词开始进入公众的视线，而相应的学术研究则集中于心理学领域。20世纪中期兴起的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主要致力于研究人的发展潜力与美德，逐渐形成了心理学界新的研究气象。
目前，在大学生人际交往中，社交网络日渐成为重要的工具，然而大学生能否真正利用好网络媒介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在国外，有研究认为社交网络的使用对大学生的积极心态有一定的影响，如有学者认为在Facebook的使用和学生的适应性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1]。然而，有关社交网络的使用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目前没有统一的结论。总体上说，有两种假设，一种是置换假设，另一种是增益假设[2]。置换假设认为网络交往降低了幸福感，用户将本应用于人际交流的时间花在了网络交往上，产生了交流上的置换，从而降低了幸福感[3][4]。另一方面，增益假设则支持网络的交流有益于促进现实的交流，弥补了现实面对面交流的障碍[5]，此假设尤其适用于外向型的人群，这类人尤其容易通过使用网络交流工具来提高自身幸福感[6]。
在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却很缺乏，而且由于文化环境的差异性，国外相关的研究结论不可能完全适应我国。因而，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究我国大学生幸福感的现状以及社交网络使用对大学生幸福感的影响。
二、方 法
（一）被试
本研究采用整体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安徽省高校学生中抽取一定样本。被试的年龄和年级不限。共发放问卷350份，回收有效问卷315份，回收率90%。
（二）测量工具
1.主观幸福感量表
采用Diener（1985）的主观幸福感量表，包括三个分量表，分别为生活满意度量表（5个题项）、积极情绪量表（6个题项）和消极情绪量表（8个题项）。此量表在不同国家被试中有过很广泛的使用，经Diener等人的研究表明，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与效度[7]。
2.校园SNS使用行为量表
参考学位论文《透析人人网_大学生使用SNS的传播学意义分析》[8]和期刊论文《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cebook and the Well-Being of Undergraduate College Students》[9]中的问卷修改编制，内容涉及用户校园SNS的使用强度、使用效果、网络人际圈、网络自我暴露等。
（三）研究步骤
以网络问卷的发放为主，同时使用纸质问卷补充样本量的空缺，保证男女比例和学生年级比例的平衡。
（四）数据分析
采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Statistical Package for the Social Sciences）20.0进行数据分析。
三、结果与分析
（一）样本基本信息及统计量描述分析
样本个人信息包括性别、年级和生源地等；其中男生156人，占49.5%；在年级分布方面，大一或大二学生有178人，大三或大四学生有47人，研究生72人，博士生18人；从生源地来看，156人来自城市地区，159人来自农村地区。
总体上，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呈正态分布（M=64.47，SD=9.596），比主观幸福感量表的平均值（M=66.5）略低。积极情绪较量表平均水平高（M=25.39，SD=6.307），而消极情绪较量表平均水平低（M=22.88，SD=7.205），生活满意度水平（M=16.20，SD=4.364）与量表均值基本持平。
在总体样本中，有275名被试是“人人网”的注册用户，占总体的87.3%。在使用强度方面，大多数被试注册时间较长（超过两年），但使用频率较短；在网络交际圈方面，154人的好友人数在100人以下，172人的主页被访问次数小于500次；在使用效果方面，145人表示“人人网”的使用并没有给他们的现实人际关系带来变化，只有8人认为“人人网”能帮助他们认识很多的新朋友；在自我信息暴露程度方面，209名被试人人网上的日志数小于10篇，而195人公开的有自己的照片数小于20张。
（二）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差异性分析
对主观幸福感及其各变量做单因素方差分析，分别以性别、年级和生源地为因子。结果如表1所示，当以被试的性别为因子时，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这两个维度有明显差别；当年级为因子时，只有在消极情绪上有明显区别；而当生源地为因子时，被试者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以及主观幸福感均有显著差别，并且p值都接近于0；即来自城市的学生与来自农村地区的学生幸福感水平有非常明显的差异。
表1 主观幸福感及各变量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因子
变量 性别 年级 生源地
F p F p F p
关键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途径
一、主观幸福感的概述及特点
“主观幸福感”是个体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的心理状态，主要是指个体依据自己设定的标准对其某个阶段生活质量所作的整体评价。[1]目前学术界认为有主观幸福感有三个重要衡量标准，包括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2]其中，生活满意度是主观幸福感的关键指标，是最有效的衡量标准。[3]主观幸福感的特点主要有三点：主观性、整体性、相对稳定性。[4]研究证实主观幸福感在一定时期内是一个相对稳定的量值，它是长期而非短期的评价，不随时间和环境的改变而发生重大变化，因此它是平稳波动相对稳定的。
二、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分析及影响因素
根据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研究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得出，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分数都高于平均分，而消极情感的分数则低于平均分132。[5]其中在整体上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在性别上是没有差异的。而进一步调查研究，经济状况只对经济困难的大学生有影响。[6]影响大学生幸福感的因素分为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客观因素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家庭中父母的教养方式、学校教育和社会支持等方面。主观因素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人格因素、心里参照系、归因倾向、成就动机程度等。
三、增强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有效途径
大学生作为新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对祖国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提高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对于我国以后的建设有很大作用。
（一）加强幸福观教育，提升大学生感知幸福的能力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当代大学生的必修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性理论知识传授的任务，幸福观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的一部分。其次高校教育还应加强素质教育，突出人文关怀。很多大学生在校园中他们没有体验到较高的幸福感，没有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或者是思想上缺乏明确价值观的引导，都导致他们没有勇于追求幸福意识和能力。[7]
（二）融心理咨询和生活辅导于思想政治教育中，培养良好的人格特质
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咨询和生活辅导，不仅能帮助大学生梳导心理困惑，缓解心理压力，以提高其心理素质，而且能增强大学生抗打击能力，使其在挫折中不断的适应环境，培养其稳定、积极乐观等良好的人格特质，促进大学生的健康成长。提高对生活的满意度，由此使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得以增强。[8]大学生是一个集学习和日常生活于校园之中的群体，而目前生活辅导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容易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积极关注大学生生活动态，在摸清大学生情况的基础上进行针对性的生活辅导，能有效改善其生活状态从而影响其生活态度向积极乐观的方向发展。
（三）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注重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结合。从本质上讲主观幸福感的教育是一种价值观认同教育，要使主观幸福感为学生所感知、所认同、所接受教学方法是关键。
1.开展丰富的校园文化活动，满足大学生多种心理需求
隐形课堂是对校园文化活动一个很形象的诠释，它对大学生身心发展和认知水平具有无形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校园文化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生动、影响深远等特点决定了其能满足大学生成长过程中的多种心理需求，使大学生在轻松快乐的环境和活动中增长知识、接受教育并在活动中体现自我价值，享受过程、收获成长、达到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从而感受更多的幸福感。
大学生正处于身心成长发展的重要时期，有较强的求知欲、探索欲和对于新事物的感知能力，大学生活是丰富多彩的，知识的获取、情感的体验、身心的发展除了课堂的学习，更多的来源于校园文化生活。校园文化活动主要通过两个渠道提升大学生主观幸福感能力： 一是组织开展好校园文化活动。广泛开展各类文明健康、内容丰富的文化活动。同时积极探索特色鲜明、吸引力强的主题教育活动，促进学生在较长时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中既增长才干，以开阔学生视野，提高学生人文素质。
2.通过社会实践让大学生切身体会到幸福感
社会实践，就学校而言，它是指相对于理论教学以外的各种社会活动或实践环节， 狭义的社会实践活动，是指纳入学校教育计划的第一课堂以外的各种实践活动或环节。[9]当代大学生中独生子女较多，基本上都是父母的手上宝心头肉，再加上平时待在学校学业功课繁重，参加社会实践的机会少等一系列原因，导致大学生缺乏社会实践活动这一普遍现象。因此，高校应积极开展、组织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鼓励大学生参加社会调研、支农服务、志愿服务、社会公益活动和勤工俭学社会兼职等社会实践活动。用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丰富理论，并在实践过程中收获感情、收获喜悦，提高感知幸福的能力，从而体验到更多的主观幸福感。
（四）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价方式，提升大学生学习、生活的积极性
学习也是一个创造幸福的活动。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从个体心理结构的角度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由低到高依次划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10]较高的层次需要是在较低的层次需要得到满足后出现的，由低到高直到最高层次自我实现的需要得到满足，人生的价值得以实现，这时，人们将体验到更多的幸福感。能进入大学校园学习这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它能满足大学生喜爱学习这样一种社会需要。同时也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知识的获取、素质的提高能帮助大学生更好的实现人生价值，学习目的的崇高性也能带来幸福感。因此，高校应改进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方式，对大学生采取以鼓励性评价为主的评价方式，帮助其树立学习的自信心和主动性，在提高学习效率的同时，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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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 灵，郑 雪，严标宾，温娟娟，石艳彩.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J].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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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雯，郑日昌.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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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生；家庭教养方式；恋爱幸福感
一、引言
作为校园生活的一大主题，大学生谈恋爱已经逐渐被社会所接受和认可，人们对待大学生恋爱所产生的问题也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以往关于恋爱心理的研究往往都集中于恋爱价值观、恋爱动机、恋爱道德、恋爱行为等方面，关于大学生恋爱幸福感的研究并不多见，最新的资料是漳州师范大学张瑞的硕士学位论文大学生恋爱幸福感问卷的编制以及团体干预研究一文中，自己编制了大学生恋爱幸福感问卷，并检验了其信效度。因此，本研究的第一个目的，就是验证大学生恋爱幸福感问卷的信效度。同时，我们对对大学生恋爱幸福感的相关人口学、个人恋爱经历和社会学等因素进行了调查，分析大学生恋爱幸福感可能存在差异的影响因素。
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近年来有关幸福感的研究越来越多，大学生作为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其群体幸福感的研究必然成为了人们普遍关注一个领域。有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性别大学生的总体幸福感无显著差异，都与父母教养方式中的某几个因子显著相关。[1]可见由于家庭教养方式与大学生的幸福感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家庭教养方式对子女幸福感的影响会不会体现在恋爱中，表现出与恋爱幸福感的高度相关呢？本研究的第二个目的，便是从恋爱的体验和感受出发，探讨家庭教养方式与大学生恋爱幸福感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相关。
二、研究方法
1.被试
在郑州大学内方便取样，选取了大一至大五的恋爱中的本科生共280名，最后得到有效数据的大学生257名，其中男生108名，女生149名。
2.材料
（1）父母教养方式问卷（egmaminnenavbardndosnauppforstran，EMBU）
采用Perris等编制的EMBU父母教养方式问卷，国内学者根据中国的语言习惯做了修订，具有良好的信效度。[2]EM BU包括6个父亲因素和5个母亲因素，分别为父因子1：父亲情感温暖、理解；2：父亲惩罚、严厉；3：父亲过分干涉；4：父亲偏爱被试；5：父亲拒绝、否认；6：父亲过度保护。母因子1：母亲情感温暖、理解；2：母亲过分干涉、保护；3：母亲拒绝、否认；4：母亲惩罚、严厉；5：母亲偏爱被试。[3]
（2）大学生恋爱幸福感问卷
大学生恋爱幸福感问卷包括6个维度，分别为性格匹配度、恋人交流方式、共同兴趣爱好、相互扶持度、性态度和相互信任感，共计23个题目。大学生恋爱幸福感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效度，可以作为调查、研究大学生恋爱幸福感的工具。[4]
（3）其他因素
此外还收集了性别（男-女）、年级人口学变量（大一到大五），恋爱时长（1年以内、1-2年、2-3年、3年以上），家庭来源（城镇-农村）、是否独生、父母受教育程度（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以及父母是否离异等可能会存在恋爱幸福感差异的因素。
三、结果统计
1.大学生恋爱幸福感问卷的信效度
用spss18.0对大学生恋爱幸福感问卷的分半信度进行统计，得到分半信度是0.871，p=0.000。结构效度的检验结果显示，6个分量表的相关系数在0.262-0.643之间，且均显著。表明本量表具有很好的信效度。
2.大学生恋爱幸福感的人口学差异
对男女大学生恋爱幸福感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发现，男女大学生除了在性态度上（t=3.05）的得分存在显著差异（M男=14.90，M女=13.91）。其他维度上的差异均不显著。
对年级在恋爱幸福感各个维度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恋人交流方式（F=2.93）和相互扶持度（F=3.89）两个方面年级差异显著。事后检验结果显示，在交流方式上，二年级的大学生恋人在交流方式上的得分（M2=16.83）显著高于三年级（M3=15.82）和四年级（M4=15.61）。在相互扶持度上，四年级（M4=16.32）显著低于其他年级（M1=17.69，M2=17.67，M3=17.25 M5=18.88），三年级（M3=17.25）显著低于五年级（M5=18.88）。
对大学生恋爱幸福感在恋爱时间上进行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恋爱时间在恋人交流方式（F=4.89）和性态度（F=2.70）上存在显著差异。事后检验结果显示，在恋人交流方式上，恋爱1年（M=15.78）的大学生显著低于恋爱2年（M=16.89）、3年（M=16.91）、3年以上（M=16.76）的大学生。在性态度上，恋爱1年（M=13.91）的大学生显著低于恋爱3年（M=15.19）的大学生。
对不同家庭来源的大学生恋爱幸福感进行各个维度上的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发现农村和城市大学生在性格匹配度（M农=19.17，M城=20.00）和相互信任感（M农=12.04，M城=12.66）两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
大学生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在性格匹配度（M独=20.12，M非独=19.30）和相互信任感（M独=12.75，M非独=12.15）两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
大学生恋爱幸福感各个维度在父母受教育程度上都没有显著的差异。
在相互扶持度上，父母离异的大学生子女在恋爱中得到的分数更低（M离=16.74，M未离=17.48），两者存在统计学差异。
3.大学生恋爱幸福感与家庭教养方式的相关
表1 母亲教养方式5个因子及父亲教养方式6个因子与恋爱幸福感的相关系数
从表中可知，大学生恋爱幸福感与母亲拒绝、否认和母亲惩罚、严厉，父亲情感温暖、理解和父亲拒绝、否认四个因子存在显著的相关，其中除与父亲情感温暖、理解因子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外，与另外三个因子均为显著负相关。
四、结论
根据以上数据，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结论一：新编的大学生恋爱幸福感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以直接拿来使用；
结论二： 收集的性别、年级人口学变量，恋爱时长，家庭来源、是否独生、父母受教育程度以及是否离异等因素，除父母受教育程度外，大学生恋爱幸福感的不同维度在其他因素上都存在显著差异；
结论三：大学生恋爱幸福感与母亲拒绝、否认和母亲惩罚、严厉，父亲情感温暖、理解和父亲拒绝、否认四个因子存在显著的相关，说明恋爱幸福感与父母的负性影响的关系更密切。
五、讨论
1.验证了新编大学生恋爱幸福感问卷的信效度，可以为后来的研究者使用该问卷提供依据；
2.提供了可能对大学生恋爱幸福感造成影响的几方面的因素，这对家长改善家庭教养方式和大学生提高恋爱幸福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3.本研究的不足是由于时间限制，搜集资料的被试数量偏少，可能不足以说明问题，笔者在以后的学习生涯中会继续完善。
参考文献
[1]胡洁，姬天舒，冯风莲.父母教养方式与大学生总体幸福感的相关研究[J].健康心理学杂志，2002（01）.
[2]岳冬梅.父母养育方式评价量表（EMBU）[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3（07增刊）.
[3]张志涛，王敬群，刘芬.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领悟社会支持、孤独感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J].中国健庚心理学杂志，2012（07）.
[4]张瑞.大学生恋爱幸福感问卷的编制以及团体干预研究[D].漳州师范学院，2012.
【关键词】体育锻炼；中职生；生活事件；主观幸福感
1 文献综述
主观幸福感是人们根据自定的标准对自身的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价，是衡量个人生活质量的综合性心理指标，反映了个体的社会功能与适应状态，是衡量一个人的心理健康的重要指示因素。它包括生活满意度和情绪体验两个基本成分，前者是个体对生活总体质量的认知评价，即在总体上对个人生活做出满意判断的程度；后者是指个体生活，中的情绪体验，包括积极情绪（偷快、轻松等），以及消极情绪（抑郁焦虑、紧张）两方面。
体育锻炼是人们主动改造和完善主体自身身心健康状况的一种有意识的活动，是活动主体的人与自身间一种能动关系的反映。研究证实，适当的进行体育锻炼可以直接影响人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的许多方面，增强人的身体自我意识，而且有利于改善人体的精神状态，产生积极情绪。可以看出，体育锻炼不仅增强了人的体质，而且在参与体育锻炼的过程中能够使人体验目标实现的愉悦，并获得良好的情绪体验，从而促进人的心理健康。
中等职业学校的多数学生除了学习成绩较差外，思想道德素质尤其有待于提高。特别是一些家长把自己在家难以管教和约束的子女送到学校来，其主要目的就是要让学校能管住和教育好他们的子女，让他们的子女在学校里经过教育和学习能够从一个“失败者”转变成一个“成功者”走向社会。这就是说，与其他类型的学校尤其高校相比，中等职业学校的教育工作所针对的情况更为复杂，所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所担负的责任更为沉重。中职生是流向人才市场的一个重要源头，学校往往重视技能操作的教育，忽视学生情感方面的问题。如何提高中职生的学校生活满意感及幸福感值得学校方面的思考，培养中职生快乐、幸福的心态，提高其对各生活领域的满意感，令其有更多的积极心理体验，这无疑对改善和提高中职生的生活质量，塑造其良好的心理品质，促进其身心的健康成长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以某职业技术学院中职部的三个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两个班，共6个班。回收有效问卷244份，有效回收率为95.3%。
2.2 研究工具
2.2.1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
2.2.2 高中生主观幸福感问卷
2.2.3 体育活动等级量表（PARS一3）
2.3 测试程序
采用集体测试的方式，在晚自习时间，用指导语指示被试填答问卷，问卷现场收回。
2.4 数据处理
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为了考察生活事件对中职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及体育锻炼在生活事件与主观幸福感关系中的作用，通过作生活事件、体育锻炼量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散点图，发现生活事件和主观幸福感之间、体育锻炼量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呈直线趋势，存在相关关系。生活事件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负相关，体育锻炼量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正相关。
为了进一步明确体育锻炼在生活事件与主观幸福感关系中的作用，采用回归分析来探索体育锻炼的影响。由分析可知，生活事件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消极影响，总锻炼量对主观幸福感具有积极影响，并且在加入体育锻炼后减小了生活事件对主观幸福感的不良影响。
通过对被试进行各个方面不同维度的比较，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3.1.1 中职生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性别差异。男生在正性情感、生活满意感和学习满意感上显著高于女生，负性情感和身体满意感显著低于女生，男生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女生。
3.1.2 中职生的主观幸福感存在年级差异。二年级与一年级、三年级的被试主观幸福感均无显著性差异；三年级在正性情感和生活满意感维度上显著高于一年级，在其他维度上两组被试均无显著性差异，且三年级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一年级。
3.1.3 中职生的主观幸福感存在家庭地域差异。农村学生的负性情感显著高于城市和城镇学生；在生活满意感上城市学生显著高于农村学生，城镇与农村学生无显著差异；中小城市学生在正性情感和生活满意感维度上显著高于农村组学生；大城市学生只是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农村学生。
3.1.4 自觉参加课外体育锻炼的中职生具有更强的主观幸福感。
3.1.5 身体锻炼对中职生主观幸福感可以产生积极的影响，中等以上锻炼量的体育锻炼对中职生主观幸福感影响更为显著。
3.1.6 生活事件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消极影响，总锻炼量对主观幸福感具有积极影响，并且在加入体育锻炼后减小了生活事件对主观幸福感的不良影响。
3.2 建议
3.2.1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学生对自身的身体状况较为认可，在遇到困难和压力时也可以通过锻炼来暂时地缓解，这为中职的学生工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就是不仅仅重视对学生进行专业的技能教学，还应该让学生多参加一些体育活动，并养成他们自觉锻炼意识。不仅可以增强体质，也能让学生拥有更加积极的生活态度，减小生活事件对他们主观幸福感的不良影响，以改善他们的心理健康状态，提升自身的主观幸福感水平。
3.2.2本研究探讨了有关身体锻炼量与中职生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等以上锻炼量的体育锻炼对中职生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效应更为显著。因此，建议学校今后在要求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的同时，也要注意锻炼量的选择，尽量控制在中等锻炼量以上。
3.2.3本研究选择的被试是中职生，这是一群特殊的青少年，心理特点显著，主观幸福感偏低；同时他们也是人力资源市场的重要来源，对于社会的发展有重要作用，所以提高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是至关重要的。而本次调查只考察了一所学校，并且被试数量太少，有很多极端值的出现，建议以后的研究可以考虑全国范围的样本。
参考文献：
[1]陈作松.身体锻炼对高中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心理机制的研究[J].硕士论文.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4
关键词：师范生；情绪调节内隐态度；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情绪调节；主观幸福感
1.问题提出
1.1研究的现实意义
2012年中秋、国庆双节前期，中央电视台推出了《走基层百姓心声》特别调查节目“幸福是什么？”。栏目组奔赴全国个体对各地各行业人民进行随机采访，“幸福”成为媒体的热门词汇。“你幸福吗？”，也成为2012年度最热门的问题之一，引发了全社会对幸福的深入思考。在不久前的十记者见面会上，在让人倍感亲切、温馨的一番关于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讲话中，也提到了幸福是什么和我们要将幸福作为重要的目标来奋斗的问题。不得不说，“幸福”无愧是2012年最热门的主题词。
心理学研究表明，主观幸福感是评价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生活品质的一个重要指标（Diener，2003），也是能够直观、有效标识个体心理健康的主要内容。[1]大学生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国家未来发展的中坚力量，是国家现代化建设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因此，长久以来，大学生的心身健康状况与促进和维持其心身健康的方法一直是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众所周知，在学业、生活、情感、就业多重大山的压迫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早已经告急。师范类大学生是未来我国教师队伍的储备人才，是国家未来科教兴国战略实施的重要力量。师范生的主观幸福感问题不仅关系到其自身的心理健康状况，也关系到其日后在教学活动中对学生的影响。因而，对师范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尤其是主观幸福感进行研究有重要意义。
1.2研究的理论意义
关于主观幸福感的定义，目前，Diener（1984）提出的概念得到了大多数研究者的认同，他认为，主观幸福感是指个体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估，它是衡量个体生活质量的重要综合性心理指标。[2]目前，关于什么是主观幸福感，什么因素会影响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极大的进展，研究表明主观幸福感是由认知维度和情感维度构成，其中认知维度包括生活满意度，情感维度包括正性和负性情感。
因此，情绪无疑是主观幸福感的核心成分之一，可以直接作用于情绪的情绪调节也必定会对主观幸福感有重要意义。近期已经有研究者开始从情绪调节角度对主观幸福感进行研究。王力（2007）以广州中山大学的大学生为被试研究成人情绪调节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意义，研究结果表明重新评价策略可以有效预测个体的主观幸福感的变异；而表达抑制策略的使用并不会显著影响个体的主观幸福感。[3]
现有研究显示（Mauss，I.B.，Cook，C.L.，& Gross，J.J.，2006；刘俊升 桑标，2009），在诱发负性情绪的情境中，对持积极情绪调节内隐态度的个体，会自动化的调节和控制自己的情绪[4][5]；而关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研究表明，只有当个体认为通过调节可以达到自己想要的情绪状态，对自己情绪调节能力拥有良好的认知与坚定的信念，个体才会进行情绪调节[6]。
既然情绪调节对个体主观幸福感有重要意义，而情绪调节内隐态度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又是影响个体情绪调节的关键性因素，那么情绪调节内隐态度与情绪调节主观效能感与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究竟如何，它们能否作为个体主观幸福感的指标呢？
在发现情绪调节能力信念影响个体的情绪体验管理后，Caprara（2001）开始对情绪调节的自我效能感进行探索[7]。Caprara （2006）等的研究表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和处理人际关系的自我效能感共同影响着主观幸福感的认知和情感成分。[8]另一项研究（Caprara，Pastorelli，Regalia，Scabini，& Bandura，2005）显示，管理积极、消极情绪的自我效能感可以提高个体对未来的积极期望、维持积极的自我概念、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绪、感知到生活的幸福，从而有效提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感[9]。由于关于情绪调节内隐态度的研究最早2006年才出现（Mauss，I.B.，Cook，C.L.，& Gross，J.J.，2006）[10]，对于它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纵观国内外研究，已有的研究仅仅从宏观的行为角度揭示了情绪调节内隐态度对情绪调节行为的可能影响，关于其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的研究几乎是空白。
2.研究构想
2.1被试选择
研究计划随机选取沈阳师范大学学生120名，男女各半。要求：㈠右利手；㈡无重大生理疾病；㈢视力或者矫正视力正常；㈣无精神病或神经性疾病病史；㈤在参加研究前无明显情绪事件。
2.2 研究材料
研究计划会用到以下实验材料：
①情绪调节版内隐联想测验（ER-IAT）：
由刘俊升、桑标（2009）根据Iris B.Mauss等人（Mauss，I.B.，Catharine Evers，Frank H.Wilhelm&James J.Gross，2006）的研究材料，并结合汉语的语法习惯对目标词进行改编与修正。[5]
②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
Caprara G.V.（ 2008）最新修订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量表（ Regulatory Emotional Self-Efficacy ，RES）的中文版。RES包括表达积极情绪的自我效能感（POS）、调节沮丧/痛苦情绪的自效能感（DES）和调节生气/愤怒情绪的自我效能感（ANG）三个维度。该量表共由12个项目组成，采用5 点计分法。
③序列递减任务：
参照刘俊升（2009）等研究中所采用的序列递减（serial subtraction）任务诱发被试未激活的负性情绪。任务要求被试从1000 开始，依次递减7。实验程序进行了计算机化处理，被试计算的结果直接报告在电脑上。先前研究结果表明，97%的被试报告有不同程度的受挫和郁闷情绪的产生。[5]
④情绪状态投射系统
由于情绪状态的主观报告量表得到的数据，无法排除被试对情绪的反思和再认。Izard认为情绪体验一旦进入认知系统，就意味着情绪已经被调节。从中国情绪图片系统（CAPS）中选取第121号图片，要求被试对图片的愉悦程度打分，打分范围从1至9。
⑤主观幸福感量表
郑雪等人根据Diener编制的《国际大学生调查量表》，修订并编制的《主观幸福感量表》。该量表共包含四个方面，分别为：总体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量表共19个项目，采用9点计分。
⑥计算机若干及实验与统计程序（E-prime1.1与SPSS17.0）
2.3 研究过程
研究计划采用个别施测的方式进行，共分3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进行情绪调节内隐态度测定。采用个别施测的方式进行，每个被试处于一个独立的空间。主试在讲完实验基本要求后离开，然后被试自行按照指导语的提示完成测试，计算机记录被试反应的时间和正误。在测验之后，将所有被试的测验结果导入SPSS进行统计检验，将错误率超过20%的被试删除。将相容测验部分反应时显著小于不相容测验部分反应时的被试选取出来（ t检验，p
第二阶段间隔一周之后进行，所有有效被试完成序列递减任务后，马上完成情绪状态投射程序。测验一间小房间里进行，测验采用单独施测，在计算机上完成。主试在讲完基本要求后离开房间，被试自行按照指导语的提示完成测试，计算机记录被试的反应。
第三阶段进行问卷施测，所有被试在实验过程结束之后填写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问卷和主观幸福感问卷。结果输入SPSS进行统计分析。
2.4 研究假设
①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性别差异显著，男性比女性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水平高；情绪调节内隐态度性别差异不显著；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和情绪调节内隐态度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
②对情绪调节持积极内隐态度的个体，即情绪控制型个体，在负性情绪诱境下，会自动化的调节和控制自己的情绪；而对情绪调节持消极内隐态度的个体，即情绪表达型个体，则不会对自己的情绪进行自动化的控制和调节；对高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个体，在负性情绪诱境下，能够较好的调节和控制自己的情绪；而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个体，则不会对自己的情绪进行很好的控制和调节；情绪调节内隐态度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影响个体情绪调节时存在交互作用。
③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在年级、性别、专业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大学生的情绪调节内隐态度在年级、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在专业上差异不显著； 大学生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年级、性别、专业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大学生的情绪调节内隐态度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存在正相关，情绪调节内隐态度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
3.小结
总的来说，本研究将主要采用实验法和问卷调查法，首先确认师范生的情绪调节内隐态度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关系，再探讨情绪调节内隐态度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对师范生情绪调节的影响，最后研究情绪调节内隐态度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师范生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结果将会进一步揭示师范生情绪调节和主观幸福感的心理机制，为师范生的情绪调节和主观幸福感干预提供重要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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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力.成人情绪调节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意义，北京师范大学2007届博士论文.
[4]Mauss I.B.，Cook C.L.，Cheng J.，et al.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cognitive reappraisal： Exp-eriential and physiological responses to an anger provocatio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physiology，2007，66（2）：116-124.
[5]刘俊升，桑标.情绪调节内隐态度对个体情绪调节的影响，心理科学[J].2009，32（3）：571-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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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Caprara，G.V.，& Gerbino，M.（2001）.Affective Perceived Self-efficacy：The Capacity t-o Regulate Negative Affect and to Express Positive Affect.[C] In G.V.Caprara （Ed.），Self-efficacy Assessment （pp.35–50）.Trento，Italy： Edizioni Erickson.
[8]Caprara，G.V.，Steca，P.，Gerbino，M.，Paciello，M.&Vecchio，G.（2006）.Looking for adolescents’well-being：Self- efficacy beliefs as determinants of positive thinking and happiness[J].Epid-emiologia e Psichiatria Sociale，2006，15：30-43.
【关键词】职校生自尊父母教养方式 主观幸福感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2-0110-02
一、职校生自尊、父母教养方式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现状
1、职校生自尊的特点与影响因素
通过从性别、年级、父母是否离异三个方面对自尊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果：职校生自尊水平在年级的主效应上存在显著差异，而在性别、父母离异的主效应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而自尊在年级上呈现了显著差异，这个结果也得到很多学者研究的证实。自尊随着个体的年龄增长会发生变化，在本研究中，低年级的自尊水平要显著高于高年级的自尊水平，这是因为不同年级面临的压力不同，职校生年级越高，他们要面临升学或者就业的压力就越大，而低年级的学生感受这种压力相对会晚一点，所以自尊在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
2、职校生父母教养方式的研究结果与讨论
在父母教养方式的研究中，我们按照父亲教养方式和母亲教养方式的不同维度分别进行了研究，以性别、父亲文化、母亲文化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为：不同的父母文化程度都与父母的关爱有显著差异，其研究检验结果显示父母文化程度越高，对子女越多关心、理解；越少的惩罚、拒绝、否认等消极情感。而在同一个家庭中，父亲教养方式自然也会受到母亲文化的影响。
3、职校生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结果与讨论
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现状，职校生的主观幸福感的平均得分为76.35分，比平均分75分要高一些，说明目前职校生的主观幸福感处于均上水平。
父亲文化与母亲文化的交互作用对孩子主观幸福感的感受影响显著，父母文化程度越高，对子女更多关心、理解；更少严厉、惩罚和拒绝否认，父母的正向情感越多，孩子的幸福感越强。
二、职校生自尊、父母教养方式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1、职校生自尊、父母教养方式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通过对职校生自尊、父母教养方式及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发现这三者都有非常显著的相关关系。分别对父亲教养方式、自尊与主观幸福感和母亲教养方式、自尊与主观幸福感的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如下：
父母教养方式对孩子的自尊、主观幸福感都有很重要的影响，父母选择合适的教养方式，则更有利于孩子的心理健康，孩子更容易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人格特征，因此，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母应尽量采取积极的情感对待孩子的成长。
2、职校生高低自尊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分析不同自尊水平的个体，我们可以发现，高自尊的学生通常在平时的活动中会更活泼、更积极主动，他们能更好的应对生活学习中的一些问题，感受更积极，幸福感也更强；而低自尊的学生对自己是消极的评价，自我接纳感较低，认为自己不如别人，因此主观幸福感较低。
三、结论
1、职校生的自尊整体处于中等水平；高年级的学生比低年级的学生自尊水平低些。
2、职校生的父母教养方式受不同因素的影响，父亲教养方式受到孩子性别和母亲文化程度的影响；母亲教养方式主要受到父母文化程度的影响。
3、职校生的主观幸福感的总体感受处在中等水平。影响职校生主观幸福感感受的还有父母的文化程度。
4、职校生的自尊、父母教养方式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关系。
5、高自尊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要强一些，低自尊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弱一些。
6、父母教养方式中积极情感的成分越多，孩子的主观幸福感越强，父母对孩子的消极情感成分越多，孩子的主观幸福感越弱。
四、展望
在今后对自尊、父母教养方式和主观幸福感的相关课题的研究中，会对以下几个方面做进一步的探讨：
(1)采取更加恰当有效的取样方法，扩大样本容量，平衡性别、年级比例，使研究结果更接近实际。
(2)对研究变量的不同维度做进一步的分析，更深入的了解现状。
(3)使用不同的方法获取研究对象的信息，如进行个案访谈法、横向研究与纵向研究方法相结合等。
参考文献：
[1]蒋立杰，王欣.大学生自我概念与父母教养方式研究.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1，15(6)：442-444
[2]周玮、张斌才．南昌市高职生主观幸福感与父母教养方式关系的研究．南昌高专学报，2009（12）：91-92
[3]蒋奖，鲁峥嵘，蒋菁，许燕．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中文版的初步修订．心理发展与教育，2010（1）：94-99
[论文关键词]高等院校 大学生 幸福观 培育
哈佛大学校长德鲁·福斯特的就职演讲主题就是幸福。德鲁·福斯特认为，幸福是人生的主题，是人类的根本追求。一所大学的精神所在，是它要特别对历史和未来负责，而不完全或哪怕是主要对现在负责。幸福是人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得到同时满足时的和谐感，是人的身心健康和谐与人格充盈的完美状态。大学生幸福观的培育，为高等学校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提出了新的课题。
一、当代大学生的幸福观
第一，对幸福内涵的理解直观。当代大学生对幸福的理解就是有一定的付出而获得充分的享受。他们认为别人追求幸福具有合理性，却不能够把别人的幸福当成是自己幸福的一部分。付出而享受天经地义，但付出得多与少，享受得好与坏，在大学生的心中却没有尺度。换句话说，当代大学生认为幸福就是我行我素，别人的幸福与己无干。这种狭隘的幸福观势必会使得大学生以自我为中心，甚至可能为了自身的幸福而去损害他人的幸福。
第二，对幸福目标的界定直白。当代大学生中对幸福的认知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享乐主义、物质主义倾向。当代大学生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在成长的过程中倍受呵护，随着改革开放后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上一些人的物质欲望、金钱欲望、享乐欲望不断膨胀，对大学生的健康成长产生负面影响。他们除了追求感官刺激与快乐以外，没有培养足够的追求幸福的意识，也缺乏追求幸福的能力。
第三，对幸福价值的追求直接。物质生活的富足使得当代大学生安于现状，没有危机意识，崇尚“知足常乐”的价值取向，对于幸福缺乏主体创造意识。因此，他们对于未来生活没有崇高的理想和目标。普遍现象是，一些大学生能够坚持正常上课，能够坚持完成课业，但对于自身的前途和就业前景茫然无措，不会提早规划人生，当然也就无从谈起追求幸福。课堂上，幸福就是课程内容不理解却没有被提问，搞个小动作却没有被老师发现，作业顺利蒙混过关；课堂外，幸福就是毫无约束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不管这些事情是否有益。这种对幸福价值的直接追求导致大学生普遍缺乏真正的幸福感。
第四，对幸福来源的表现直率。当代大学生基本是家中的独生子女，其教育环境和成长空间优越。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些大学生往往脆弱、冲动、无知、偏执，对于自己拥有的一切，缺乏感恩意识，不思回报，也并不珍惜。他们不知道自己肩负着比自己更重要的脱离自身利害的社会责任。
二、当代大学生幸福观缺失的原因
第一，高等教育体制方面存在缺陷。制度化教育是“人们为了捕捉随生产剩余、社会分层和文化更新而来的新的教育机会利益而对教育进行重新设计、选择和调整时所产生的具有正式化、规范化、等级化、集权化乃至科层化倾向的教育”。制度化教育是以“精英论”为指导思想，旨在造就和选拔精英的教育体系。实际上它是把社会上的所谓精英和其余的人区分开来，其目的不是根据一个人的社会背景去排斥他或挑选他，而是按照现有的精英这个概念去挑选所谓优秀的人。制度化教育虽然不能说它绝对不能造就出精英，但是它的标准及实践表明，它实际上是把学习与文凭、文凭与就业资格、就业资格与社会地位等同起来，形成了一种带等级特征的学历社会，迫使学生从小就要攀爬那没有尽头的作业、升学、考试阶梯。在制度化教育实施过程中，学生与幸福渐行渐远。
第二，高校教育的异化问题越来越严重。首先，教育的异化表现在人的异化上，现行教育的明显特征是过分重视分数，不关心人的需求，学生丧失了独立的主体地位和意识，变成学习的工具；其次，教育的异化表现在学校管理的异化上，学校教育市场化、职业化、产业化，教育功利主义日渐抬头。异化的教育使学生成为教育的奴隶，脱离了人，教育也就不能称之为是教育了。在现有的大力提倡素质教育但实质上无法脱离应试教育模式的教育体制下，片面重视智育、忽视德育，片面强调学校教育的整体性，扼杀学生的个别差异性，无法顾及学生的幸福观和全面素质。
第三，家庭教育的辅助功能正在丧失。家庭对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文化背景、心理氛围、教育理念等诸多方面的影响，是终身挥之不去的。当前大学生的父母大多为接近50岁的中年人，其事业正在上升阶段，自身的幸福还在创造过程中，有时工作中的挫折和不顺心往往干扰家庭生活气氛，甚至给子女的幸福观教育带来负面影响，更不用说顾及子女的幸福教育。这也使得大学生的幸福观有所缺失。
三、培育当代大学生幸福观的对策建议
第一，加强幸福观念教育，指导大学生认知理解幸福。理解幸福的能力就是具备正确的幸福观，不断充实正确的关于幸福内涵的能力。幸福观是人们在追求幸福和享受中所持的观点和看法。一味把幸福寄托在外在的物体上，幸福也就成了没有根性的浮萍。幸福感的产生必须依赖于个体的认知与情感，依赖于正确幸福观的形成，指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幸福观是开展幸福教育的首要内容。一是加强幸福观教育。幸福观要求以他人的幸福为己任，主张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统一、享受与劳动的统一、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的统一。哲学关于幸福的论述和看法，对于大学生树立科学、理性的幸福观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二是吸收中西传统文化中关于幸福观的精华内容。这是培养大学生树立理性、科学幸福观的有力补充。三是树立积极进取的价值取向。在对大学生进行幸福观教育时，应加强对大学生幸福观的引导，形成理性、科学的幸福观。
关键词：大学生；时间管理倾向；影响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37-0062-02
一、时间管理倾向的定义
时间管理在人格特征方面的表现被定义为时间管理倾向，即人们在计划、安排、调控和管理时间等方面的态度和行为的综合表现，时间管理的目的是提高时间利用率。黄希庭按照三个维度对时间管理倾向进行划分，分别是时间价值感、时间效能感和时间监控观，体现在个人的时间管理方面就是：个人的时间价值观、时间效能感和时间监控能力。
二、时间管理倾向的影响因素（原因）
时间管理倾向既受先天遗传的影响，也受后天环境的影响。根据前人的研究，时间管理倾向主要受以下几个方面因素的影响。
1.时间管理倾向受人格特质方面的影响。国内外很多的研究结果显示，人格四因素显著影响时间管理倾向，通过对时间管理倾向和人格因素之间的关系模型的建立发现，宜人性、开放性以及谨慎性能够正向预测时间管理能力。
2.时间管理倾向也受家庭教养方式的影响，父母对孩子的教养方式不同，孩子的时间管理倾向也不同。有研究表明，冷漠和过度保护的家庭教养方式和时间管理倾向中的时间效能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爱的民主性的教养方式与时间管理倾向中的时间效能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3.时间管理倾向也受心理健康状况和情绪状态的影响。积极健康的心理状态能提高时间管理倾向，相反，消极悲观的情绪也能够降低时间管理倾向。焦虑、恐惧、不安等负面情绪影响对时间的计划、管理和调整能力。
4.时间管理倾向和个体意志力的某些方面有关系。时间管理倾向中的时间效能感维度和成绩――掌握两个趋近目标呈显著正相关，与成绩――回避两个趋近目标呈显著负相关，时间管理倾向中的时间监控感维度与成绩――掌握两个趋近目标呈显著正相关。也有研究指出，心理控制源也影响时间管理倾向，时间管理倾向与中学生的心理控制源呈显著负性相关，时间管理倾向低的学生和时间管理倾向高的学生的心理控制源有显著差异，内控型的大学生有较强的时间管理能力，外控型的大学生的时间管理能力低。
三、时间管理倾向对大学生的影响
1.时间管理倾向对大学生适应的影响。时间管理倾向能够影响大学生的适应，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的时间管理能力能有效预测大学生的适应性，如果被试时间管理倾向量表得分较高，则该被试在适应性上的得分也相应较高。适应是大学生学习生活的基础，时间管理能力强的大学生能更好的适应大学生活，能更加有效的利用时间，获得学业上的成就。同时，时间管理倾向中的时间效能感能很好地预测社会适应。因此，对大学生的时间管理能力的培养可以提高大学生适应学校生活和社会。
2.时间管理倾向影响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影响大学生的身心健康以及学业成就，而时间管理倾向能够很好地预测主观幸福感。有研究说明，时间管理倾向中的时间价值感、时间监控感和时间效能感这三个维度与个体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时间管理倾向的调节功能，帮助大学生高效的利用时间、安排日常生活，能够让大学生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绪，以良好的状态应对学习生活，从而增强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
3.时间管理倾向对大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国内外很多学者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例如Weinstein，Stone和Hanson的研究指出，大学生时间管理倾向与其学业成绩显著正相关，在时间管理倾向量表上得分高的学生学业成绩相对高，在时间管理倾向量表上得分低的学生学业成绩也相对低。Ranjita和Michelle对大学生进行时间管理倾向的干预研究，结果显示时间管理倾向能有效地缓解学业压力，因而有助于学业成绩的提高。
4.时间管理倾向对大学生其他方面的影响。时间管理倾向影响大学生的责任心，有研究结果指出，时间管理倾向三个维度与大学生责任心各个维度均呈现显著正相关，该研究通过回归分析得出结论：时间效能感、时间价值感和时间监控观能有效的预测大学生的责任心水平，其中，时间效能感的预测能力最强。时间管理倾向和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时间管理倾向的各个维度都能有效的预测自我效能感。大学生的自我统一性中的三个维度和时间管理倾向的各个维度均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大学生的自信心也受时间管理倾向的影响，自信心水平与时间管理倾向的三个维度都有显著关系。
四、时间管理倾向的干预研究
时间管理倾向对大学生的各个方面既然都有影响，这预示着，对时间管理倾向的干预研究就至关重要了。美国德克萨斯大学教授Weinstein设计了一系列提高时间管理倾向的训练课程，旨在提高学生的时间利用率以及时间管理能力。他指出，在训练过程中，首先应该让学生了解自己使用时间的现状，并且让学生自己产生需要提高时间利用率的信心，要求学生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自我监控和他人监督，制定学习计划，并规定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如此不断循环训练，最后发现，学生的时间管理能力提高了很多，并影响了学习效率和学习成绩。国外学者Connell（2009）另辟蹊径，他认为有效的时间管理就是“极限时间管理”的方法，认为不是时间不够用，而是做了太多无用的事情，因此，他指出，极限时间管理的核心理念就是“很多事情不要去做”。国内对时间管理倾向的干预主要采用团体辅导的方式，大量的研究得出结论，采用团体辅导的方式对大学生时间管理倾向进行干预具有一定的效果。团体辅导是一种有效的干预方式，但是，团体辅导内容的设计以及技术至关重要，即使方式有效，但是如果内容设计不合理、技术使用不恰当，取得的效果也不明显。
五、时间管理倾向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目前时间管理倾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对时间管理倾向本身的研究，如管理倾向的概念、具有的特征、结构模型、发生原因的研究。其次，对时间管理倾向相关因素的关系研究，如时间管理倾向和个人人口学特征、社会性、情绪等方面的关系研究。最后，时间管理倾向的干预研究，即如何提高时间管理能力，更加有效的利用时间。综上所述，时间管理倾向研究的不足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任何一种人格特征都受知、情、意三个方面的影响，时间管理倾向和个体的认知能力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如观察力、想象力、记忆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等。其次，时间管理倾向的干预方面，主要使用的是团体辅导的方式，团体辅导是一种方式，但团体辅导的内容以及辅导中使用的技术不同，对时间管理倾向的影响有什么不同？基于各个不同的干预技术产生的效果之间有什么区别？这种效果是不是具有保持性？时间管理能力的高低有不同的原因，个体在时间管理倾向的三个维度上存在不一致的状况，团体辅导是不是根据个体时间管理倾向的不同特征有针对性的制定了团体辅导方案？研究任何一个问题，都是为了帮助人们更好的学习和生活，研究时间管理倾向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个人对时间的管理能力，为了更加高效的利用时间，更加有效的工作，因此，对时间管理倾向的干预显得至关重要。在以后的研究中，学者们能更加全面的对时间管理倾向进行描述，能够找到更合理有效的干预方法，这是对后续研究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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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冲突;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
中图分类号：C913;F323.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6）01-0014-07
引言
党的十提出解决农民工问题要“从人文关怀走向制度设计”，并提出要努力追求民生幸福。将主观幸福感加入民生指标，充分反映出党与政府对农民工的关注[1]。居民幸福感是度量社会是否和谐的“晴雨表”，也是衡量和谐社会以及幸福建设成果的重要指标[2]。根据2013年《新民周刊》的最新统计，新生代务工者（1980年以后出生）大约有 8 487 万人，占外出务工者的 58.4%。相比国企和集体企业的员工总数，其数量规模已经远远超过并且逐渐上升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力军[3]。所以，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状况及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已有许多学者关注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问题，如夏晶等通过层次分析模型，得出薪酬、工作与生活的环境、人际关系、社会融入、劳动时间、自身发展等7个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4]。刘雪梅通过调查湖北省新生代农民工得出，工作-家庭冲突对其工作绩效有负向影响，其中组织支持充当调节角色[5]。贺爱忠通过服务行业的群体层次回归分析得出利益集与新生代农民工任务绩效呈正相关，主观幸福感在这个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6]。近几年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已经逐渐开展，但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探讨仍待加强。
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刚开始拥有家庭或者爱情，需要情感的倾诉，时间的付出，而“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险参与率低、工资水平总体偏低”“工伤多、加班多、职业病多”使得他们工作时间长、工作收入低、接触面窄，从而造成了这一群体的情感和生活的困扰。这种长期以往的困扰使得工作-家庭的矛盾升级，大大影响了他们对幸福的主观感知。对社会支持主观、客观的感受度和对其利用度上不同的群体或者人具有差异，其身心健康与其对社会支持度的感知之间的关系密切[7]。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正处于职业起步阶段，他们在未来奋斗中呈现出的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冲突是否对主观幸福感产生消极的影响，社会支持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正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一、相关研究及概念界定
（一）工作家庭冲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Greenhous等认为工作-家庭冲突是指工作角色和家庭角色给个体带来的压力是不可协调的[8]，他还将工作-家庭冲突分为时间冲突、压力冲突和行为冲突三种形式，即时间冲突代表时间的有限性使个体无法满足两个角色的需求;压力冲突则分为家庭与工作两个方面，家庭冲突包括夫妻之间的分歧、矛盾等，而工作冲突则为工作需要、领导的支持度等等;而行为的冲突则是因为角色的行为特征与另一个出现分歧或者不兼容。这个理论还提出了工作-家庭冲突以及家庭-工作冲突这两个维度，即工作对家庭的冲突干扰是因为因工作的需要而产生的两者间的冲突，而家庭对工作的冲突干扰则因为家庭的需要而产生家庭和工作之间的冲突。Carlson等将工作对家庭冲突以及家庭对工作上的冲突在Greenhous的工作家庭冲突三维度进行了扩展成为为六个维度，工作-家庭时间冲突、工作-家庭压力冲突、工作-家庭行为冲突、家庭-工作时间冲突、家庭-工作压力冲突和家庭-工作行为冲突等[9]。本研究引用了Carlson的概念即工作-家庭冲突六个维度。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SWB，是个体按照自己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总体性评估。主观幸福感具有：主观性、稳定性和整体性的特点[10]。我国学者景淑华等认为，主观幸福感是人们自身所感受的状态和其对人生的重要态度，它反映了个人对生活总体的全面评价以及感知到的满意程度，而且这些感受对个体的行为有重要的影响力[11]。
新生代农民工刚步入社会，工资薪酬普遍偏低，而且工作时间长，而这个阶段也正是他们收获爱情或刚拥有小家庭，需要时间和金钱，因此要面对工作和家庭多重角色的压力。刘雪梅指出这一群体对情感和家庭的归宿感较强，而且随着时代的进步，又迫切地想寻求更高的职业发展，如果角色不能很好地协调，二者会产生负向的溢出影响，造成工作-家庭的冲突[5]。根据主观幸福感的情境理论，Allen年通过工作-家庭冲突的元分析发现，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满意度、家庭满意度、压力相关结果有关[12];Karatpe研究发现若感知到越高的工作-家庭冲突则其工作满意感就越低。同时，Parasuranman认为这种冲突将导致个体压力增大，会使人产生消极情感，进而降低个人的主观幸福感。袁圆证明了工作家庭冲突对主观幸福感呈负向的影响关系，当工作-家庭冲突越严重，则个体所感知的主观幸福感越低[13]。因此，通过对文献的梳理，我们得到以下假设：
H1：工作家庭冲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有负向影响作用;
H1a：WIF时间冲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有负向影响作用;
H1b：WIF压力冲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有负向影响作用;
H1c：WIF行为冲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有负向影响作用;
H1d：FIW时间冲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有负向影响作用;
H1e：FIW 压力冲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有负向影响作用;
H1f：FIW 行为冲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有负向影响作用。
（二）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
社会支持包括看得见的实际支持和体验到的精神情感上的支持[14]。肖水源、杨德森等将西方学者提出的社会支持总结为：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个体对已存在的支持所主动利用的程度）[15]。
农民工的流动本身就是在不断的寻找社会的支持，以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16]，华金・阿朗戈就曾研究社会支持对农民工的重要性[17]。目前对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大学生和老年人，从农民工的角度研究较少。如Kahn曾得出老年人的社交网络与主观幸福感有正向的影响关系[18]。Chu通过研究儿童和青少年得出了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有正相关的作用，并得出了年龄是其之间重要的调节变量，随年龄增加，二者之间的关系越强[19]。而宋佳萌、范会勇等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元分析，得出社会支持的三维度（主观支持、客观支持以及对支持利用度）与主观幸福感总体呈中度正相关，与消极情感之间呈负相关[20]。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渴望在三十而立之年做出成绩，渴望来自家庭、社会、亲朋好友的支持，以获得积极的情绪从而提高幸福感，所以从以往文献中总结，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其中与积极情感正相关，与消极情感负相关。依此，本文提出H2假设：
H2：社会支持与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
（三）社会支持、工作-家庭冲突与主观幸福感
在以往的研究中，社会支持对工作-家庭冲突和主观幸福感的作用关注较少，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还未有研究。MesmerMagnus认为工作-家庭冲突是个体压力来源之一，能有效的预测工作满意感和职业倦怠感等[21]，而主观幸福感则描述的是个体情绪以及身心健康的变量，社会支持感与个体情感是正相关的关系，即个体所感知到的支持感越多则主观幸福感越强[22]。而社会支持对压力和身心健康的调节作用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同。李锡元认为在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影响上，上司支持能够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23]。因此对社会支持、工作家庭冲突与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提出如下假设：
H3：社会支持可以调节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家庭冲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H3a：在高的社会支持感下，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冲突对主观幸福感的消极作用减弱;
H3b：在低的社会支持感下，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冲突对主观幸福感的消极作用增强。
二、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
（一）研究框架
通过上述理论铺垫和假设的提出，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冲突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效应，以及社会支持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可以列入图1的逻辑关系框架。
图1研究框架
（二）研究方法
1.样本选取。对西安各个行业中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抽样，其中包括餐饮业、建筑业、服务业等。在问卷发放之前，首先进行预测试，让26个在西安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填写并全部回收，听取被测者的意见进行修改，来保证问卷的有效性。最后共发放问卷212份，收回有效问卷207份，有效回收率是97.6%，其中男性113份，约占总数的53.3%，女性99份，约占总数的46.6%。年龄在18～35岁左右。
2.研究量表。工作-家庭冲突问卷采用Carlson等编写的工作-家庭冲突量表，共18个题6个维度，采用李克特式5点计分法，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分别计1～5分，分值越高，表示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冲突越强。经研究测得该量表的α系数为 0.85（>0.7），表明该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
社会支持问卷采用的是由肖水源编制的量表，其中包含三个维度主观支持4条、客观支持3条和对支持的利用度3条组成，共10个条目。社会支持与各维度都以总分计算，总分越高，则社会支持越高。本次测量该量表的α系数为0.77（>0.7），表明该量表可以使用。
主观幸福感采用的是段建华修改后的总体幸福感量表，是适合我国情境的乘数量表，此量表总共有18个题项，总分越高代表其主观幸福感越强。本次测量该量表的α系数为0.81（>0.7），表明可以在研究中使用。
3.数据处理。本次研究将所收集回来的全部数据统一编码，录入SPSS17.0统计软件中进行t检验、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等。由于采用的国内外成熟量表，所以在此不对信度和效度结果进行详细说明。
三、研究结果
（一）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冲突、社会支持以及幸福感总体测评
从表1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家-庭冲突处于中等程度。从分维度看，冲突程度从强到弱依次为：家庭-工作行为冲突、工作-家庭行为冲突、工作-家庭时间冲突、工作-家庭压力冲突、家庭-工作压力冲突、以及家庭-工作时间冲突。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均值为60.55分，接近中值，说明其主观幸福感还不够高。此外，新生代农民工在客观支持、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3个维度的均值分别为10.56、18.75和7.47，说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各维度的平均分均低于中值，因此，此次调查对象的社会支持处于中等水平。
（二）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冲突、社会支持感、主观幸福相关性
统计学中，pearson 相关系数是用来衡量两个定距变量间的线性关系。相关系数的值在-1到1之间，其绝对值越大，表明两者的相关性越强。通常情况下当相关系数大于0.6时，则能说明两者间有较强的相关性，pearson 相关系数大于0时，说明两者是正相关关系，反之则是负相关关系。
从表2的相关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在新生代农民工这个群体中，工作-家庭时间冲突、工作-家庭压力冲突、家庭-工作压力冲突、家庭-工作行为冲突维度与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均小于0且显著性值小于0.05;工作-家庭行为冲突和家庭-工作时间冲突维度对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的相关性;主观支持、客观支持以及对支持的利用与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为0.301、0.187和0.361。
（三）回归分析
1.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冲突、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回归分析。从回归分析结果（表3）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家庭时间冲突、家庭-工作压力冲突、家庭-工作行为冲突、主观支持以及对支持的利用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对应的T值均大于1.96。具体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时间冲突、家庭-工作压力冲突以及家庭-工作行为冲突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影响，表明冲突越大，则主观幸福感越低;工作-家庭压力冲突、工作-家庭行为冲突、家庭-工作时间冲突对主观幸福感没有影响;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影响，而客观支持对主观幸福感没有影响。此外，自变量对主观幸福感的解释变异度为21.5%，回归方程显著，F值为5.356， P<0.01。
2.社会支持对家庭工作冲突和主观幸福感的调节效应检验。为了检验社会支持对家庭工作冲突和主观幸福感的调节作用，使用逐步回归法（见表4）：第一步和第二步分别引入自变量工作-家庭时间冲突、家庭-工作压力冲突、家庭-工作行为冲突和调节变量社会支持;第三步对自变量和调节变量去中心化，做两者的交互项，在模型中加入交互项。
从表4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交互项工作-家庭时间冲突*社会支持、家庭-工作压力冲突*社会支持、家庭-工作行为冲突*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0.270、0.205和0.220，因此，通过社会支持可以调节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时间冲突、家庭-工作压力冲突以及家庭-工作行为冲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旨在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冲突、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工作-家庭时间冲突、家庭-工作压力冲突以及家庭-工作行为冲突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影响，表明冲突越大，则主观幸福感越低。（2）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影响，表明支持越大，则主观幸福感越高，而客观支持对主观幸福感没有影响。（3）社会支持可以调节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冲突及三维度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一）工作-家庭冲突与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冲突与主观幸福感呈负向影响，其中工作-家庭时间、家庭-压力冲突、家庭-工作行为作用更强，主要是因为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数是80、90后，他们刚刚收获爱情或建立小家庭，职业生涯也刚刚开始，急迫需要在职业道路上得以伸展。他们需要家庭和爱情给予精神寄托，需要工作维持家庭的生计。工作占用到家庭的时间，家庭给工作带来压力，他们的社会经验和生活经验又不是特别丰富，因此对平衡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关系感到很大的压力，使得这一群体的主观幸福感不是很高。
在社会支持方面，目前对农民工的医疗保险、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还没有很好的落到实处[24]。其次，由于社会阅历浅，他们承受压力的能力还不是很强，这也使得其主观幸福感偏低。最后，由于事业刚刚起步，他们的经济积累、文化资源相对要少一些，所得到社会支持也要少得多。这些都是造成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偏低的原因。
（二）应对策略
研究结论表明社会支持可以调节工作-家庭冲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这为缓解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之间的冲突，提高其对幸福的主观感知提供了一定的帮助。
1.企业应给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多方面的帮助。首先应建立支持性的组织文化，针对不同行业、不同岗位、不同年龄段或者职业发展阶段给予智力、精神上的支持，比如对员工进行培训，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工作能力和对时间的掌控能力等;其次对农民工的工作-家庭冲突进行有效管理，而不是一味地让他们创造更多的绩效。要对员工的压力进行疏导，举办一些文化活动来缓解压力，帮助员工树立健康向上的心态;最后针对性的建立支持性的薪酬休假机制，如可以实行弹性工作制，使其自主的完成工作任务，给予其时间和空间自主，使其有效地调节工作和家庭的关系。
2.政府应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政府应该以人为本，而且要充分体现对全体公民的公平、公正，为农民工提供像城市居民一样的制度性保障[25]，让新生代农民工感知到社会公平公正，减少摩擦与矛盾;其次是解决新生代农民的生存问题，降低其生活成本，提高其工作能力，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最后应建立和完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和劳动权利保护的法律制度，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子女教育问题，缓解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压力，降低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冲突。
3.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调节与适应。新生代农民工不能只依赖企业、政府等外界因素来提升自身的主观幸福感，还要努力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第一，应主动的融入社会，拓展交际的范围，以获得更丰富的社会资源。第二，要努力适应社会的发展，加强学习，提升自身素养，更好地处理工作和家庭的关系。第三，提升自己排解各种压力的能力，保持良好的心态，提升自身对主观幸福感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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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n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SONG Ping， GUO Guimei*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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