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总结大会发言稿

导语：在农村总结大会发言稿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第1篇

怀着对这位“老商业”无比崇敬的心情，我们在2002年春节前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在张部长（人们已经习惯使用这种亲切的称谓来称呼他，我们也就顺理遵从这样的叫法）的办公室里采访了他。

工作像上台阶――一步一脚印 做到脚踏实地

研究如潜海底――深入最基层 力争有的放矢

张世尧1932年初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市的一个店员家庭。在上海求学期间，他先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上海中学高中商科和立信会计高等专科学校。1951年被国家分配到中央贸易部任办事员。1952年体制调整，内贸与外贸分开，中央贸易部被分成商业部和对外贸易部，张世尧被分到商业部工作。他担任过科长、处长、局长，1987年任商业部副部长。用熟悉张世尧的人的话说：张部长是个“台阶式”的干部，既没有任何“背景”，也没坐过“直升机”和“火箭”，而是从部机关最底层一步一个台阶走上来的。然而，张世尧也从来没有因为工作地位和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他惯有的深入基层的工作作风。相反地，他的职位越高，他越是注重同广大商业职工和周围同志的密切联系，注重调查研究，注重解决实际问题，从而，在商业工作实践和经济理论研究中有着不少独到的见解。

1988年，正值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关键时期，城乡市场虽然很兴旺，却十分不稳定。各地程度不同地出现抢购，市场波动的程度是历史上少有的。概括起来有四大问题：一是紧，商品供应紧缺面进一步扩大，供求矛盾突出；二是涨，市场物价上涨幅度过大，群众实际收入下降；三是乱，流通领域秩序混乱，乱涨价，变相涨价，多头抢购，哄抬物价，转手倒卖，投机倒把等现象非常突出；四是抢，商品抢购风不断出现，带动了通货膨胀和物价的大幅度上涨，使消费者产生紧张甚至恐慌心理。面对这些问题，刚刚担任商业部副部长不久的张世尧带领部里有关部门同志深入商业第一线，查问题，找原因，正确估计1988年下半年和1989年的市场趋势，提出了“统一思想认识、整顿流通秩序、强化宏观调控、增加有效供给、稳定市场大局”的指导方针，并制定出加强农副产品收购、扩大工业品下乡、确保大中城市节日供应、改进商品管理、稳定市场物价、利用国际市场为国内市场服务以及全面深化商业改革、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流通新秩序等8项措施，受到领导和多方面的高度重视，在有关部门的大力协作下，使被动局面很快得到控制。

张世尧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只要部里没有重要会议和重大活动，张世尧便带领工作人员深入基层，了解新情况，发现新问题，占有大量第一手资料。他亲自动嘴动手同身边的工作人员共同撰写了大量调查报告和会议讲话，为国家宏观决策提供了依据，对商业系统的工作进行了具体指导。

1991年9月间，张世尧同商业部的几位同志深入我国西南地区了解情况，并对重庆市国营零售企业试行的“四放开”改革情况进行了认真的调查，撰写出《对重庆市商业“四放开”改革情况的调查报告》，将当地一些成功的做法加以归纳总结，报经国务院领导批准，在重庆召开了现场会，并部署在全国商业系统推广，对当时全国商业改革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90年代初期，在我国整个商品流通领域中，国营商业批发的问题最为突出，全国各地出现了一批亏损和濒临亏损的国营大中型商业批发企业，对于搞活商品流通，促进经济顺畅运行十分不利。张世尧和部里几名同志对上海、天津等地经营工业品的国有大中型商业批发企业进行了调查。在调查中他们发现，国营大中型批发企业出现种种困难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国家深化体制改革，流通领域出现了多渠道批发和工业自销、工商联营、厂销直挂等多种流通渠道和多种经营方式，主要是因为政策体制变化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影响，同时也是由于批发企业自身转轨变型严重滞后，内部机制远不适应客观形势的变化。当时张世尧就明确提出国营批发企业的改革“必须动大手术”，必须作“脱胎换骨”的改革、改造和重组。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写出了《关于搞好国营大中型商业批发企业的调查与思考》的调查报告，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并以部名义先后召开十大城市―商局局长座谈会进行座谈交流和全国商业厅局长会议讨论部署如何重新构造工业品批发体制框架，重新组建新型的日用工业品批发体系等工作，对此，各有关部门反响强烈，多家新闻媒体争相刊发上述报告和会议精神。

张世尧还十分重视市场信息工作，并在国内率先提出了市场预测的“四化”（经常化、网络化、规范化、电脑化）标准和“四性”（灵活性、及时性、准确性、理论性）的要求，当时在商业部建立的商业信息中心和全国市场监测预测系统倍受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和推崇。

肩负历史重任――参政更议政 反映实际问题

甘做百姓“喉舌”――心中装农民 关切农村经济

张世尧自1993年起就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在每次的政协会上，他张口闭口都是谈城乡市场和商业改革与发展。在一次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的会议上，他对10年商业改革成果及问题做了详细阐述，全面、系统地总结了10年改革给商业体制带来的5大变化（社会商业结构从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商品购销体制由统购包销向多种购销形式发展，企业运行机制由政府附属物向自主经营的实体发展，供销合作社改革由官办向民办发展，商业行政管理体制由微观直接管理向宏观间接管理发展），并提出市场机制不健全，批发渠道乱、环节多，企业改革不够深化等问题，使与会者颇感耳目一新。

在1995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八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组全体会议上，张世尧发表了题为《抑制通货膨胀的六点意见》的专题发言，对国务院提出的稳定物价、抑制通货膨胀的10条措施做了有效的补充，在会上引起国务院领导的重视。

在2001年3月举行的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上，张世尧专门就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问题提出了八条建议，他原本是作为书面发言递送给会议秘书处，因会议领导认为这个发言稿主题突出、针对性强，指定张世尧在大会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了大会发言，受到与会领导和政协委员的重视及新闻媒体的广泛报道。用张世尧自己的话说：“参政议政是人民赋予我的神圣的权利。不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和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参议出来的东西也都是些空中楼阁，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近年来，张世尧针对国家经济全局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他参政议政的重点也有所转移，把农业、农村、农民（简称“三农”）的问题常挂在心上，并抽出相当一部分时间致力于农村经济、农民生活和农村市场的研究，为农民“买难”、“卖难”问题奔走、呼吁。张世尧常说：“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存在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偶然的，而是和国民经济的其他部分息息相关。如果解决不好，会影响改革和建设的进程。”他认为：当前开拓农村市场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农民手里缺少钱。近些年，农民收入有所增长，但增幅大大下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长期以来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扩大。农民手里缺钱，有消费欲望但缺少购买力。另一方面，很多重要农副产品价格大幅下降，尽管国内农业连年丰收，农产品总量不断增加，但优质品种少，结构矛盾突出，销售不畅，粮棉等大宗农产品出现相对的阶段性过剩。农产品“卖难”，农民收入增幅下降，不仅影响农民生活，而且还影响农民对生产的再投入；而再生产能力减弱，又影响到农民增收，不少地方已出现这种恶性循环的现象。

针对这些问题，张世尧通过多次深入调查研究，提出了促进农民增产增收、开拓和搞活农村市场的思路和具体建议，并向全国政协报送了提案。他提出了对农业结构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开辟农民增产增收的新途径和新领域；鼓励城市的工业企业、流通企业下乡，积极参与农业的产业化、市场化；发展农村合作经济和中介组织；加强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加快科技进步，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加快推进农村税费改革步伐等7项措施的建议。同时指出：“要努力实现从单纯就农业抓农业转向拓宽农民就业渠道和增收领域；从单纯抓传统农业转向大力发展农产品精加工、深加工，提高农产品转化水平；从小区域的自给自足转向调整农产品区域结构，发挥各地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优势农业；从单纯追求农产品数量转向以市场为导向的多样化、优质化农产品生产；从粗放经营转向科技兴农、集约化经营”的5个转向的建议。并强调要大力发展农村的“产、加、销、农、工、商” 一体化经营，把农民从单纯的种植业引向工业领域、流通领域，引向二、三产业，对农业结构、农村经济、农民收入进行一次领域更广阔、层次更深入、内涵更丰富的全方位调整，从各方面帮助农民解决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问题；要大力开发高附加值的特色产品，提高农产品加工的综合利用能力，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实现货畅其流。张世尧这些建议的提出，受到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为加快调整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市场化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搞活农村市场、增加农民收入指出了方向。

搞研究重实效――突出一主题 把握三个重点

抓建设促服务――做好双加强 贯彻两个结合

采访中我们发现：张世尧同志思路敏捷、谈吐有序，大有长者之风；他为人谦和、待人热情。一些记者感到不大明确的问题，经他稍加解释，一切问题都便不成问题了。

当记者问：“您作为中国商业经济学会的会长，长期从事商业理论研究和学术交流工作，您认为有那些动力？”他说：我们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商品流通工作。近两年李岚清副总理多次强调发展现代流通的重要意义，指出“流通是现代经济的火车头”；发展现代流通“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是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参与国际竞争的迫切需要”；要“把发展现代流通作为21世纪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 ”。研究商业经济是学会的重要工作，甚至说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任务。在最近学会召开的常务理事会上我就学会自身建设问题强调了两点：一是要进一步加强理论建设，特别是理论创新。对商业经济的研究要拓宽范围，要注意搞好宏观经济研究和微观经济研究的结合。学术理论研究要更好地面向全社会，面向大商业、大流通、大市场，面向各种所有制的商业企业，也应面向各种所有制的生产企业。有人认为商业就是商业，我认为还应该包括从事商品性生产的各种企业。从工业来讲，所谓“厂商”它本身有商业行为。农业也一样，商品性生产占极大比重，特别是中央强调要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我理解，农业产业化就是要把农民变成又是农民又是工人、又是农民又是商人，即所谓农工商一体化和产供销一体化。农村的富余劳动力据说在一亿以上。搞产业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引导农民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向各地销售；要引导农业按市场需求生产，同时实行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所谓市场，既包括国内市场，也包括国外市场。所谓一体化，也应包括服务领域，如仓储、运输和各种生活服务的一体化等等。所以我主张要把学会的视野拓宽，把我们工作的对象、服务的领域拓宽。我始终认为商经学会的生命力是非常强的，特别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商经学会的任务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再进一步说，除了生产领域外，我们还要面向更广阔的消费领域。商经学会的工作对象、服务对象，应该是从生产到流通到消费的全过程。既要了解消费情况，了解消费需求，又要引导消费，刺激消费，切实贯彻中央关于扩大内需为主的既定方针。二是要进一步加强组织建设，继续贯彻两个‘三结合’，即‘老中青三结合’和‘行政、企业、科研院所三结合’。中国商经学会的工作重点要从省、市、自治区向中心城市开拓，向广大基层企业和广大生产者、消费者开拓，促使学会工作更贴近第一线”。

在谈到2002年中国商业经济学会的工作重点时，张世尧说，概括起来就是要抓好 “一个主题、三个重点”的研究。

一个主题就是要集中研究新世纪商业的发展方向、发展思路和发展战略。在这个总题目下当前要抓好三个重点问题的研究：

（一）对商业地位作用的再认识。主要针对社会上存在的轻视流通、轻视商业的问题。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轻商思想。当前需要研究和澄清的主要是商业劳动是不是创造价值？对此问题，社会上认识并不一致。很多人长期认为，只有生产性劳动才创造价值，商业是非生产性劳动不创造价值。对此，要根据与时俱进的精神来研究和对待。过去在重农经济时期商业没地位。到了工业经济时代，商业的地位也不行。但在一些发达国家，这个问题早就解决了。要重新认识商业，首先观念上要有转变，理论上要有创新。

（二）要研究如何发展现代流通。最近李岚清副总理在全国市长会议上的讲话专门讲了一段发展现代流通问题。张世尧说“我个人认为，研究现代流通，首先要研究体制，包括行政体制和企业体制；同时再研究发展思路、发展战略以及企业组织形式和经营业态等问题。为什么要先研究体制？因为20多年前搞流通改革就是从商业体制改革入手的。商业改革起步比较早，起点比较高，收效比较快，成效比较显著。但在这个基础上怎么建立和完善新的机制，没有紧紧跟上。也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一个问题是‘散’了，一个问题是‘乱’了。‘散’了，表现在行政体制和企业体制两方面，例如外贸与内贸就不能及时解决长期分割的问题，无论是行政或企业，内外贸都自成体系；就是内贸本身包括市场调控也有‘散’的问题。至于地方上出现的所谓地区封锁、部门分割、行业垄断更是普通存在”。他认为，研究流通体制改革必须对行政体制和企业体制同时进行研究，并且要同步进行改革。发展现代流通，首先要研究体制，在此基础上再研究组织形式和经营业态以及现代化营销技术、现代化企业管理。所谓“乱”了，是指市场经济秩序出现了相当混乱的问题，查其原因，与体制上的“散”也有直接关系。当然，和其他领域的体制改革一样，流通改革和流通的现代化，首先都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