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22 19:30:10
导语：在星座文化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说安全文化不只是一种“观念”，意思是它不单单是一些“现象”的总结。换句话说，不是一些反面教训的总结。不安全的行为并不一定导致恶劣的后果，即使导致恶劣的后果，你看到的后果，我并一不定看到。所以，仅仅由后果的倒推所形成的观念，是靠不住的。它往往不但会形成一种错误的观念，而且，所形成的观念也往往是主观的，不带有客观性，无法起到一种文化的作用。
而安全做为一种“理念”，一种文化，意味着它第一是一种人的理性的选择，第二是一种主体行为的基础，第三还是一种客观价值的取向。
“要我安全”与“我要安全”虽无一字之差，但二者一方面有着我们主体地位是否得到确立的区别。即后者认为每个人都是安全工作的施为者（主动者），从而要负起安全的责任；另一方面，也代表着两种取向相反的理念和文化。前者是否定性的，而后者是肯定性的。
“要我安全”做为一个否定性的理念，往往代表着一些禁止性的命令。比如：“严禁无证驾驶 ”、“严禁酒后开车”、“严禁超速行车和空档溜车”、“严禁带病行车”等；比如“严禁无阻火器车辆进入禁火区”“无作业规程、操作规程或安全措施不开工”等命令。这是一种“齐之以刑”的管理。
“我要安全”做为一个肯定性的理念，与之相关联的是一些指示性的语言。比如“珍惜生命”、“通过安全，才能享受人生的快乐和幸福”、“以每个人的行为的安全，实现同事、家人、企业乃至社会的安全”、从而真正树立起安全为自己、为他人、为企业的“大安全”理念，增强“一人不安全、大家受连累”的责任意识，形成人人讲安全、人人保安全的良好氛围，促进企业整体安全目标的实现。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可以看出：从“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的转变，不仅仅意味着安全意识的内化和主体化，更是一种工作的审美化。
一种是以安全为手段。如果说安全只是通达工作对象的途径，它就不能不表现出工具的特性。唯物主义的观念是“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工具是人自身物化形态的延伸。工具作为手段服务于目的，它始终源于自身之外的动机，并指向自身之外的目的。在这样的关系中，工具似乎是不重要的，因为目的实现之日便是手段终结之时。工具在使用中消失自身。工具也是在其历史中不断显示出自身的。在工具的制造过程中，工具本身有了优劣之分。而这个从优到劣的序列，恰正是它从无到有的序列。也就是说，最好的工具，就是没有工具。总之，安全只被看成一种权宜之计。在此过程中，安全本身意义就会得到消解。
一种是以安全为目的。以安全为目的当然要比以安全为手段高一层次。即说是安全是给工作指出一条光明大道，命令人们去行走。这个意义上，安全成为欲（愿）望的对象。欲（愿）望的本意是需要，是渴望，是需求和向往等。当人实现人的目的时，人会心满意足，踌躇满志；当人没有完成目的时，人将身心痛苦、悒郁或者愤怒。在这个过程中，工作受制于安全。无形中使工作沦落成为了安全的工具，从而在使用中消失自身。即：最佳的安全，就是不工作。这是在另一角度上，形成了对安全意义的消解。
无论是“以安全为手段”还是“以安全为目的”，都是“要我安全”的理念，都不能显示出工作的美感。换句话说，“要我安全”的理念，形成了一种手段与目的的分离，而这种分离，不可避免地显示出两重的反审美的特性。其一是安全本身的枯燥。因为任何安全措施都意味着成本的增加，无论是身体的成本，还是经济的成本。这在本质上都是反审美的；其二是工作本身的枯燥。不可否认，我们周而复始进行的工作有着枯燥性。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著名的作家阿尔贝•加缪在他随笔《西绪福斯神化》中，讲述了一个古希腊神话中的故事：科林斯城的创建者和国王，名叫西绪福斯，是一位暴君。据说他因为触犯了宙斯的权威，因而被罚在山下做苦役。每天，西绪福斯总是周而复始地重复着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是把山下的巨石推向山顶。可是，每当巨石到达山顶时，西绪福斯一放手，石头就又滚下山去。这样，西绪福斯只能一如既往地重复着永远也没有止境的劳役生活。加缪说：“诸神处罚西绪福斯不停地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石头由于自身的重量又滚下山去，诸神认为再也没有比进行这种无效无望的劳动更为严厉的惩罚了。”由这个故事，加缪想到的是今天工人们，他说 “今天的工人终生都在劳动，终日完成的是同样的工作，这样的命运并非不比西绪福斯的命运荒谬。” 这样的境况，使我们往往从根本上忘记了工作的审美化存在的可能，即：工作着是美丽的。
关键词：城乡规划可操作性对策
1．引言：
城乡规划的可操作性是一个历久常新的话题，编制出可操作性强，实施性强的规划，是每一位规划师极力追求的目标。但规划的实施往往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客观环境的影响和制约，规划的有效实施，也需要从法律、政策、管理等方面创造促进其实施的环境条件。从规划师自身角度而言，如何从改进规划编制的方法出发，制定出科学性强、透明度高，广泛反映社会意愿的规划，来加强规划的可操作性，是每一位规划从业人员所认真思考的问题。
2．当前城乡规划可操作性不强的缘由
“城市规划的问题，既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从根本上说，城市规划并不是为了“纸上画画”去编制文本，而主要的是付诸实施，它是一个从编制到管理、再到实施和反馈的连续过程”。[1]（马武定）这一论断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城乡规划的本质，也揭示了规划编制与实施之间的关系。
规划与实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规划的目的是为了指导建设实施，规划只有实施才能体现价值。不能实施的规划不能算是合格的规划。同时，实施可以反馈规划中的一些问题，以便于更好的编制规划。然而，由于存在规划的可操作性不强，导致目前很多情况下规划与实施的脱节，规划成果成为“图上画画，墙上挂挂”的摆设。规划的可操作性成为规划工作者的软肋。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因素：
2．1偏重对空间形态等“硬”规划的研究,缺乏对实施机制等“软”规划的认识。
规划的实施分析需要实施机制的强力支撑，而实施机制往往涉及到各级政府的各个部门。由于受传统“技术工具型”规划编制技术路线的影响，规划设计人员往往偏重对空间布局、空间形态等“硬”规划技术的研究，而对实施机制等“软”规划的认识不够。而一个规划的实施与政府的财政体制、行政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实施机制关系密切，如果规划编制不能与现行的实施机制有效衔接，规划的可操作性就无从谈起。
2．2缺乏对实施路径、建设时序的考虑，使规划缺乏弹性。
事物发展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都要求规划方案有一定的弹性，以应对不断变化的情况。然而，目前“静态蓝图式”的规划模式，使规划人员往往忽视对实施路径和建设时序的考虑，不能帮助实施者对规划实施的路径、时序做出较为明确和清晰的把握。现实情况稍微有点变化，规划就无法应对，导致规划应变性差，操作性不强。
2．3规划方案的唯一性，使规划缺乏科学性
事物发展存在的多种可能，然而，目前规划过程中往往是强调规划方案唯一性，把事物发展存在的多种可能方向，最终规划成一种发展可能，对规划的实施发展诉求存在的更多的可能条件分析不足，这使规划缺乏一定科学性。也就降低了规划的可操作性。
2．4、规划设计过程中没有充分反映民意，闭门造车，缺乏民意基础。
我国规划师往往存在一种观念，认为规划是一项需要复杂技术的职业，甚至受计划经济时代自上而下观念的影响，视为技术官僚和技术精英。在内容上往往偏重在建设形态，空间形态的研究，缺乏对多元化的社会利益平衡的考虑。对规划受外部各种变化的力量所作用的连续进程这一点，漠不关心。对民意诉求和社会各界其他的意见吸纳不够。使规划不能体现多元主体利益的要求和充分反映民意，缺少可操作性的基础。
2.5对实施主体认识的缺位，缺少与大部分实施主体的沟通
目前，规划阶段对实施问题研究的偏少，跟广大的实施主体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也是导致可操作性不强的一个重要原因。规划人员往往偏重与规划编制组织主体的沟通联系，在城乡规划领域内规划编制组织主体一般是规划建设部门，但是在现行的体制背景下，建设规划部门不是一个综合、全局的部门，她仅仅被赋予了一个专业部门的职权，只承担了规划实施一部分职能。这种工作方法导致规划与相当多的实施主体的沟通不足，在规划编制阶段没有充分暴露矛盾，揭示问题，没有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方案的可操作性也大打折扣。
3、提高城乡规划可操作性的对策与思路3．1重视多视角的切入，多目标的统筹，加强规划“广度”。
规划中重视多视角的切入，可为规划方案的制定提供多元的考虑因素，注重多学科与多价值观的合作与交叉，可增强了规划的“广度”，使规划的思路更加宽厚，为规划更具有科学性，提供了较好的基础条件。城乡规划牵扯到经济、社会伦理、生态环境、空间布局等方方面面，若规划论规划，未免视线过于狭隘。因此规划强调多视角的切入，按照目标与问题双重导向的思路，强化多目标的统筹。为规划方案的制定提供较为全面的视角考虑。
3．2以人为本，强调公众参与的实践规划。
公众参与是多元主体思想和观念的交流、碰撞和整合过程，为不同利益主体对话，协调乃至最终走向合作构建了一个有效的平台[2]。。公众参与可以起到集思广益的作用，从而有效减少规划过程中的失误。城乡规划涉及政府、公众、开发商等多方主体，各方主体在目标导向和主体利益上会有所不同，在主体的的观念和思想上，会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因此，城乡规划编制过程中要多路径推进规划的公众参与。通过公众参与能保证规划成果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不同主体的要求和意见，通过公众参与实现不同利益主体分歧的协调，减少实施中矛盾的激化。
3.3多方统筹，重视多部门利益的综合协调，调动各部门参与规划的积极性。
长期以来，城乡规划制度的研究往往集中在规划部门本身，城乡规划获得的权限也是建立在特定的行政组织结构基础之上的。导致城乡规划编制的侧重点也往往偏重在建设规划部门归口，对其他部门职能利益考虑不全，规划的实施也往往得不到相关部门的应有的支持。城乡规划的综合性要求在规划编制过程中加深对其他职能部门职权与城乡规划之间关系的研究，重视多部门利益的综合协调，突出各部门价值的导向，主动引导、明确职责，以期能得到了相关政府部门的积极响应，为规划的实施提供良好的政府基础，充分发挥城乡规划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统筹和综合调控作用。
3．4重视规划的政策属性，加强“配套政策”的研究和支撑
规划编制具有技术与政策的双重特性，规划成果既是蓝图，也是规划管理的依据。规划编制既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技术，也是建立目标，指导实践的公共政策过程。为了体现规划“公共政策”的属性，在规划编制过程中，应该加大了配套政策和实践保障措施方面的研究，进行体制创新。配套政策是城乡规划发挥效用的制度基础，也是规划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主要体现。从政策层面来研究规划实施中的管理制度、标准、政策等问题，可以大大提高规划的可操作性。
3．5、强调成果表达方式易读性和规划管理的便利性
规划成果的表达更具有易读性，提供方便性，可增强规划的公众参与性，加强规划管理的便利性，也是提高规划可操作性的一个方面。因此，在规划成果表达上从不同层次公众能看懂、读懂的角度，把规划的主要过程和规划设想表现在成果体系上，使规划从现状得出结论的过程，以及规划的措施和方法一目了然。另外，也要强化规划与实施的互动，从实施过程中反馈问题，给规划编制提供经验借鉴，形成规划与实施的良性互动，增强规划编制的可操作性。
4、结语
规划实施是规划编制最终结果，而规划可操作性是推动实施的根本动力。随着城乡规划实践的深入，规划编制的类型越来越多，规划编制工作充满了更多的复杂性与挑战性。做为一个城乡规划设计人员，责任感促使我们要从规划实施的角度来更多探讨规划的可操作性。把规划的可操作性作为主线贯彻规划编制的始终，通过不断的实践，来把握规律，寻找共性，服务社会，体现城乡规划应有的价值。
参考文献（References）：
文章首先在对《语文课程标准》中“阅读”内涵解读的基础上，对“个性化阅读”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其次通过举例说明个性化阅读在语文教学中的作用、方法和意义，最后对语文教师提出了殷切要求：语文教师要着眼于学生的终身发展，把课堂还给学生，变预设课堂为生成课堂，让学生在课堂中忘我地进行个性化阅读！
【关键词】 语文教学 个性化阅读
苏霍姆林斯基说：“让学生变得聪明的办法，不是补课，不是增加作业量，而是阅读、阅读、再阅读。”学生知识的获取、能力的提高、思想的启迪、情感的熏陶、品质的铸就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阅读。
为此，《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应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要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
这一段话表明，阅读作为学生的一种个性化行为，绝不是教师的说教，绝不是通过教师条分缕析的讲解所能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的，哪怕我们最初的想法再美好，再纯真，也必须留出充足的时间让学生读书、体验、感悟、内化、沉淀，逐渐地形成语感，进而让这种语感在学生的内心发酵、升华，学生逐渐学会创新，日积月累，积累厚重了，就会形成能力，形成素质。
所谓“个性化阅读”是指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调动自己的人生阅历和独特体验，依靠阅读者全部的心智和情感意向活动，创造性地对书面符号进行感知和理解并把握其所反映的客观事物及其意义，达到预期阅读目的的真正有效的阅读活动。在汉语中，“习得”的“习”字是一个会意字，从羽，与鸟飞有关。它的本义是：“小鸟反复地试飞。”由此可见，大凡学习，必有实践。其实，语言文字的学习过程同其它门类的专业技术的学习有着相通、相同的地方，它是一个在阅读中反复“习得”的过程，反复实践的过程。比如：学开车、学打乒乓球或者其它的任何技能的学习等等，倘若离开了这一“习得”的语言实践过程，即使老师讲得再好，到头来只能是一个结果：怎么也学不好。这个规律同于欧阳修的著名小品文《卖油翁》中所揭示的道理一样，卖油翁面对陈尧之轻蔑的态度，坦然淡然地保持着一颗平常之心：“无他异也，但手熟耳！”这淡淡的话语揭示的却是一个朴素的真理：我们只要在某一方面坚持实践，持之以恒，必然会有非同一般的发展。在教学上则启发我们，必须把阅读的原始权利还给学生，让他们敞开心扉。自由自在地去进行阅读，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决不能打断他们的阅读思路。
举例来说，我们经常见到在语文课上，有的老师让学生速读全文，可是还没到三分钟的时间，却又布置其它的任务或重复刚才布置的内容，于是又打断了学生的思路；待自己布置完任务后再让学生默读课文，如此反复，屡见不鲜。想一想：这样做浪费了学生多少时间啊？
这样做还是好的，有的教师让学生读课文根本就是做做样子，为完成自己事先早已设定好的教学任务，经常无情地掐断学生原始的读课文的语言感悟的实践活动，吝啬地再也不给学生哪怕一点点的时间。学生这里刚刚开始沉醉于愉悦的读书的氛围之中，教师那里就已经开始叫停。教师说：“请一位同学谈谈读完文章以后的感受……”或怎么样怎么样，接着就按部就班地按照自己所事先预设好的内容进行授课。我们不禁要问：这课堂究竟是你教师的课堂，还是学生的课堂？到底谁是课堂的主体？教与学的关系又是怎样的？我们所倡导的“以学为主”你又是如何加以理解的呢？
因此，必须让学生自己去读书，去背诵，去体验。著名特级教师韩军在他的《新语文教育的六大理念与艺术》中提出：“美读吟诵――回归语文教育的诵读之本。”他强调“五四后，尚西术，破传统，不再诵读，只推崇千技百巧――西术的和数理的剖解，美诗文碎尸万段，七宝楼台成残壁断垣；教师以滔滔讲析，代替孩子自悟自诵，美读吟唱，痴迷西术与数理剖解，乃五四后中国语文教育大患，语文教师通病，“少慢差费”本源！”
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
在语文教学中，学生的个性化阅读主要表现在在语文课堂中要积极倡导创造性阅读、个性化阅读、赏析性阅读、批判性阅读等多种阅读的方法，从而激活我们的语文课堂，使人感到不断有潺潺的活水、心灵的激动、领悟的喜悦在课堂上流动、闪现。
要积极倡导个性化的阅读方式
阅读应该是开放的、多元的，不同的人从不同角度出发，对同一个文本可能有不同的解读，所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鲁迅先生说“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密事”。只要是基于对文本的理解，而不是游离于文本之外，基于一定社会人们公认的、符合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的观点、解读就应该予以鼓励，予以认可。
学生在对课文进行通读、整体感知以后，有经验的教师往往让学生谈谈自己阅读后的感受或读过课文后你想到了什么，这就是倡导个性化阅读的表现。
比如，在讲解《岳阳楼记》时，老师提出问题：学过脍炙人口的名篇《岳阳楼记》，请你联系当时的背景，谈谈你对北宋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什么认识？并请你结合现代社会谈谈你有何评价？学生思维一度非常活跃，纷纷查找资料，几分钟后有的同学说：“我通过查资料发现，范仲淹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任参知政事，当时提出十项政治改革方案，为守旧派所不容，遂外放任州、邓州、杭州、青州等地知州，虽然被贬官，可他始终保持着一位读书人高洁、高尚的操守，并以天下为己任，矢志不渝，孟子曾经说过：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正是儒家的这种积极进取的入世的精神使范仲淹不甘沉沦，仍然心忧天下，所以才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有的同学说：“结合范仲淹幼时的不幸经历来看，他虽然幼年丧父，寄人篱下，但正是这种坎坷的遭遇成就了一代廉洁的清官，并使他成为后世所有时期读书人为人、为官的楷模，都要像范仲淹那样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边云卷云舒――”有的同学说：“北宋时期是一个文人辈出的朝代，欧阳修、坡、范仲淹、滕子京他们身上都有一种共同的东西――百折不挠的意志、先忧后乐的品质、积极乐观的态度，他们绝不因一时的人生失意而自暴自弃甚至于一蹶不振，相反，他们都有一颗救国救民、爱国爱民之心，正是这种情怀成就了他们，使他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种先忧后乐的品质在现阶段也是有着不同寻常的积极意义的，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去学习与效仿，这与今天所提倡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价值追求是一脉相承的……”班里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有的同学说：“作者虽然是封建社会的文人士大夫，文章中也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的思想虽然带有明显的忠君思想，但他所提倡的“先忧后乐”的精神仍然具有积极意义，倘若我们每个人都像范仲淹那样，何愁我们的国家不繁荣昌盛、富强呢？”
学生的这些观点可谓真知灼见，让人感到他们已经走进了课文之中，能表达出自己个性化的理解，正所谓：“我口说我心。”其中有很多让老师也是意想不到的。
“个性化阅读”这一阅读方式，充分体现了语文学科应重实践、重人文精神培养的特点和尊重学生主体地位、尊重个体差异等新课程改革理念，倡导结合学生个体情感体验，多元化、多角度地理解文本，这对打破传统语文课堂教学教师手捧教参，一讲到底，学生被动吸收的阅读教学方式无疑起到了颠覆性的作用。作为学习主体的学生逐渐活跃，他们在课堂上充满了欢乐，也充满了机智与智慧，不同的体验、不同的解读让语文课堂再次充满生机。
总之，建立在个性化阅读基础上的语文教学行为符合语文教育教学规律，符合学生的认知特点，极大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有效地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
作为新世纪的语文教师，怎样科学地指导学生阅读，不仅关系到学生自身的发展，而且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发展。让我们把眼光放得长远再长远，着眼于学生的终身发展和适应未来的发展，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尊重学生的阅读兴趣，大力倡导个性化阅读，为实现语文教学神圣的终极目标而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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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卫青.关于个性化阅读教学的冷思考[J]. 现代语文（教学研究版）， 2010
[5] 曾祥芹.个性化阅读要科学化，不要自由化[J]. 中学语文教学， 2007（11）
关键词：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可行性
对于环境公共利益的保护，传统法律制度采取的是单轨制保护模式，即由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来维护环境公益。然而，对于没有监督与制约机制的公共权力，其权力本身的扩张性和腐蚀性，是每一个掌握公共权力的人仅仅依靠道德力量所无法改变的。环境利益是一种公共利益，其利益的保护同样受到制约。尽快建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充分发掘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和监督的巨大潜力，是促进我国环境保护公益事业健康发展的趋势。
一、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概念的界定
环境公益诉讼指致使环境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时，法律允许公民、环保组织或特定国家机关为维护环境公共利益而向法院提讼的制度。环境公益诉讼并不是独立于民事、行政、刑事诉讼之外的一种独立的诉讼类型，它只是一种与诉讼目的及原告资格有关的诉讼方式和手段。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含义：
1.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一方为特定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及个人。此处所指的特定国家机关为人民检察院，它最有权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社会组织及个人可作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提讼。
2.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被告为管理环境的政府部门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环境行政主管部门，也包括按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
3.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对象是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或抽象行政行为。
4.环境公益诉讼的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利益，而非提讼当事人自己的私利。
二、建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理论依据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将成为鼓励公民参与环境管理，加强对破坏环境的行政行为进行监督，减少因环境纠纷导致社会问题的重要手段。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建立，主要理论依据体现在以下两点：
1.环境法中的环境权理论认为，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拥有享有适宜环境的权利，也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具体而言，就是有在良好，健康的环境中生活的权利，有参与国家环境管理的权利，有在环境保护方面监督、检举、控告和诉讼的权利等。因此，公民的环境权利遭到行政行为侵犯的时候，不管是否为直接利害关系人，均有权提讼，要求相关部门追究法律责任。环境权理论的兴起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基础。
2.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环境资源就其自然属性和作为人类生活所必需的要素来说，乃全体公民的共享资源和公共财产，任何人不能对其任意支配、占有和损害；国家是基于全体共有人的委托而行使管理权的，因而政府作为委托人有责任管理好这些财产。
当行政机关只注重本地的经济发展、财政收入的增加，而对日益恶化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现象漠然视之，行政机关在防治污染方面不依法履行职责时，任何公民、组织或国家特定机关均可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监督政府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依法履行其职责或管理环境的义务。
环境作为一种社会公共利益，与每个人的利益都息息相关，环境法是一种社会法，从社会法理的观点而言，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以社会法思想为底蕴，具有社会法理基础。
三、建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在我国，建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是十分必要的且可行的。
(一)必要性
在我国，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已达到触目惊心的地步，环境问题的危机不仅使人民的生命健康和社会生活遭受到严重侵害，而且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针对环境公益问题，我国实行的是政府行政管理的单轨制保护体制。这种体制下，不可避免的存在行政体制紊乱和软弱、行政监督缺位与低效、环境行政执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等因素。另外，政府环境管理行政部门在行政决策过程中可能存在政策的片面性，甚至行政权利本身对环境公益构成侵害，不能实施保护环境的行政行为。可见，这种单轨制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寻求解决这种弊端的方法就是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积极吸纳社会团体和公众参与环境管理，以期改变环境保护不力的状况。
环境保护的一个重要方式是预防为主，在立法上，法律有必要在环境侵害尚未发生或尚未完全时就容许公民采用诉讼等司法手段加以解决，阻止环境公益遭受无法弥补的侵害。由于政府的力量不足以保护环境，民众必须参与环境行政行为和环境司法过程。建立环境公益诉讼是公众参与保护公民环境权和环境公共利益的需求。
因此，基于我国单轨保护体制下，政府对环境保护的不力以及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需求，我国有必要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在政府行政行为上，进行监督制约，在立法上，肯定公民参与保护和监督环境公益的程序，在渠道上，畅通环境公益诉讼，以便更好地保护我国的环境。
(二)可行性
我国已经存在建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基础，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是可行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有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法律基础
《宪法》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同时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这些在法律上给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
《环境保护法》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这就体现了公民有参与环境管理的权利。《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这些规定体现了为维护公共利益的公益诉讼的精神，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精神依据。由此可见，人民可以通过诉讼等法律程序对政府机构行为和权力形成强制性约束，参与环境保护和监督管理。
2.民众法律和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
随着我国公众法律意识的提高，公众环境保护意识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热情空前提高。另外，社会的各种民间环保组织和非政府环保组织将一定范围内个人的的力量聚合在一起，对政府决策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对政府环境行政权力具有一定的监督性。民众法律和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奠定了一定民众基础。
3.国外经验可以借鉴
国外环境公益诉讼的实践，为我国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例如，在美国，环境法中将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称作公民诉讼，即公民可以依法对违法排放污染者或未履行法定义务的联邦环保局提出诉讼。这种诉讼方式完全废除了原告适格理论，原告没有必要证明自己受到违法行为的直接侵害。在英国，检察长是唯一在法庭上代表公众的人，是公共利益的保护人。私人不能直接提起组织公共性不正当行为的诉讼，只能请求检察长的同意，以检察长的名义提起。德国、法国的“越权之诉”“客观之诉”实际上也是类似于美国集团诉讼的模式。
实践证明，国外的公共诉讼对于维护公民的环境权、提高环境质量、实行法治发挥了极大作用，而且在具体的操作实践中也积累了经验，我们可以吸收其中的精华，并与我国的本土资源相结合，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法。
另外，我国已有公益诉讼的案例，这些案例从程序上、实体上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建立提供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建立奠定案例基础。
我国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和政府单轨保护环境不力的状况以及民众要求参与环境管理与监督的社会现实，有必要尽快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而我国已经具备了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软环境，具有可行性。从保护公民环境权和环境公共利益出发，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绿中美.环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2]张明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刍议[J].法学论坛，2002；(6)
[3]赵慧.国外公益诉讼制度比较与启示[J].政法论丛，2002；(5)
关键词：教师；教师文化；教师合作；高校
中图分类号：G451.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5-0285-02
当前，诸多高校都在进行内涵建设，内涵的提高必然涉及教师的观念与行为方式转变，教师是在一定的环境中工作学习的，环境中独特的“小气候”和“氛围”，构成独特的教师文化。内涵的提高必然涉及新旧教师文化的冲突和碰撞。因此，寻求构建良好的教师文化，形成教师新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是加强内涵建设的有效途径之一。
一、合作型教师文化的界定
（一）文化与教师文化
文化是人类特有的，按其涵盖的范围看，可以分为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广义文化即“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成果与精神成果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专指精神的或观念性的东西，是指一个群体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思想、理念、行为、风俗、习惯以及由这个群体整体意识所辐射出来的一切活动。
可见，文化首先是属于群体的，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亚文化，它是特定群体的特定的生活方式的表现；其次，文化是学习而得的行为方式；再次，文化为社会成员所共有。最后，文化无处不在，具有弥漫性，而且精神文化具有内隐性，它比外在的显性文化对人的影响更具有深刻性和持久性。人类的活动无不受文化的影响，无不深深地烙上文化的印记。
高校教师是社会的一个独特的职业群体，由于其相对特殊的工作方式和职业角色，使得教师的思想、态度、行为、价值取向等都会表现出与其他社会群体不同的特征，由此而形成相对独特的高校教师文化。它是高校教师成长的“小环境”、“小气候”，构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对教师个体具有内在的约束力，是解释教师行为的重要参考。高校教师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无不深深打上高校教师文化的烙印。
（二）合作型教师文化
基于教师文化的内容都是通过关系的若干形态表现出来的这一认识，加拿大学者哈格里夫斯从“形式”的视角将教师文化分为“个人主义、派别主义、人为合作和真正合作的教师文化。”[1] 在这四种亚文化中，他特别推崇合作的教师文化，他认为，“合作的教师文化是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地生成的一种相互开放、信赖、支援性的同事关系。” [2] 即这种合作是深层次的、个人的和持久的，是教师日常工作的中心部分，它渗透在日常教学中，是教师之间自发的、自然而然的合作。
合作型教师文化具有五个特征：第一，自发性，即合作关系非外力诱发，而是教师之间自发地形成的；第二，自愿性，即合作关系是一起工作过程中形成的，其实践既非义务也非强制；第三，发展取向性，即合作是指向教师专业发展的；第四，超越时空性，教师相互交往不受时间和场所的限制，可以充分地进行；第五，不可预测性，即合作的结果不一定表现为成果，因而不能简单地预期。
由于教师职业特性的封闭模式、高校教师之间的竞争压力以及专业的隔离，当前的高校的教师文化通常表现为个人主义的文化，教师之间很难形成真正的合作，哪怕是人为的合作。这在一定程度上使高校教师的专业工作处于一种独自奋斗的状态。
二、构建合作型教师文化的意义
（一）有利于形成教育的合力
马卡连柯曾说：“无论哪一个教师单独地进行工作，都不可能作为个人冒险，不能要求个人负责，而应该成为教师集体的一分子。” [3] 一个学校有几十位教师，他们的教育对象相同，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达到教育方向的统一性、教育要求的统一性、教育活动的协调性，教师之间必须合作，否则就会“没有一致的步调、没有一致的、正确的对待儿童的方法……任何的教育过程。” [4]
但在具体的教育教学活动中，教师的劳动是以独立的个体形式出现的，然而，培养学生成长的任务不是一个教师能单独完成的，而是整个教师集体乃至所有教职员工协同努力的结果。从系统论的观点看，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只有全体教育工作者具有集体意识和团队合作的精神，才能形成教育合力，产生良好的教育影响。教师群体应建立合作的教师文化，从而保障教师群体之间的德业相劝、相互鼓励与欣赏。
（二）有利于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建构主义认为，知识的建构发生在与他人交往的环境中，是社会合作与社会互动的结果，这为合作型教师文化的构建以及教师间的相互帮助和学习提供了理论基础。已有的研究也显示，“教师的反思意愿和能力不可能只是个体地形成的，而且教师的整体专业发展也需要一定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尤其是教师文化的支撑。”[2]
美国学者李特尔认为，教师最大的援助来自其他教师。教师之间在家庭背景、求学历程、认知结构、智慧水平、思维方式以及生活方式等等都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即使是教授同一年级、同一学科的教师在教学整体设计、教学内容处理、教学方法选择、学生积极性的调动等方面的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这种差异就是一种宝贵的学习资源，通过教师与教师之间的交流和对话，可以相互启发、相互补充，实现知识和经验的互补、思维和智慧的碰撞，从而产生新的思想，使原有的观念更加科学和完善。
（三）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同事关系
1999年，都斯尔特曾对1 110名加拿大教师进行测定，发现孤独和压力之间呈明显的正相关。长期以来，由于竞争而导致的错误的评价导向，使得教师之间形成不健康的竞争，从而造成相互之间“消极的互依关系”，这种“消极的互依关系”又导致彼此“对抗性的互动”或“破坏性的对抗”。在消极的互动中，个体既关注自己的成功，又要防止任何人比自己更成功。教师竞争的结果造就了“胜利者”和“失败者”，教师普遍没有归属感，进而造成教师工作的封闭性、“单位主义”、“个人主义”。
在中国部分高校也存在类似现象，功利主义的学校考评导致教师关注自己的短期成功，进而导致教师之间紧张的人际关系，互相攻击，互相离间，互相猜疑，甚至内斗的事屡见不鲜。这就导致教师之间难以形成良好的同事关系。通过合作型教师文化的构建可以促使教师之间自发合作，在合作中进行情感交流，进而形成良好的同事关系。
三、合作型教师文化创建的途径
创建合作型的教师文化，是一项系统的活动。为此，要从大环境入手，配合制度性的校本教研，更要激发教师合作的积极性。
（一）塑造积极的学校文化
教师文化是学校文化的亚文化，学校文化是教师文化的母文化，学校文化这个“大气候”对教师文化这个“小环境”有直接的影响作用。学校管理者要创建知识共享的学校文化，使学校的全体教师在体现差异的基础上获得共同的发展，实现不同文化背景教师的合作与对话。通过鼓励教师之间的联系，鼓励教师之间教学技能和专长的分享、学习和提高，能够形成教师共同的意志、信念，形成彼此分享价值、沟通意见的日常行事风格。
比如，各项活动或决策，领导能主动咨询教师的意见；定期召开教师座谈会，听取教师对学校工作的建议等等。教师领导身处教师群体中，与教师共同备课、教研等。在这一过程中，管理者不要被表面的教师合作所迷惑，当合作成为教师的生活方式和行事风格，成为自然状态下的教师的无意识习惯行为时，才代表真正教师文化的形成。
（二）建立开放的校本教研制度
校本教研是将教学研究的重心下移到学校，以课程实施过程中教师所面对的各种具体问题为对象，以教师为研究的主体，理论和专业人员共同参与。校本教研分为同学科的教研和跨学科的教研，同学科的教研圈子较小，难于形成教师间真正的合作。“开放的校本教研是指学校内跨越学科界限的教研，不同年级、不同学科的教师的进行研讨和交流，促进教师团体的共同进步。”[5]
校本教研需要学校教师的合作与交流，形成开放的组织气氛和教研组织制度。为保证校本课程开发能够持续、有效地开展，学校教师打破同一学科组和年级组的界限，积极参加集体教研和体验交流，围绕着共同的研究主题重新建立起新非正式的、开放的组织气氛和组织制度，从多学科的视角以平等对话、开放、合作的组织方式研究、设计、实施校本课程体系，这种组织气氛和教研组织制度能够保证校本课程开发的持续性、发展性。在开放的校本教研中教师之间的自然合作，可促使教师合作文化的形成。
（三）激发教师合作的积极性
教师文化的改善，关键在于教师自身的转变，即自我更新，包括教学观念、教学方式以及职业价值观的更新。
首先，提升教师个人的主体意识。教师主体意识越强，他们对学生发展就抱有越多的责任感，对教师职业会有更多的执著感和责任感，在职业生涯中也就越有主动性。为此，必须唤起教师的主体意识。其次，用“共同愿景”激发教师合作。哈佛大学教育学者巴特认为，“共同愿景”是一种精神理想，它让学校每位成员不仅看到学校现在的样子，还可以想象它的未来。可见，“共同愿景”是一个团队奋斗的方向和目标，是一个团队贯穿始终的精神追求，也是组织成员前行的一种动力。为此，在提出愿景时，应考虑到每位教职员工都有自己的信念和愿望，在此基础上凝练出学校的共同愿景。共同愿景一经提出，应及时进行宣传，使愿景成为众心所向。在实施愿景时应制定周密的行动计划，引领教师齐心协力予以完成。
参考文献：
[1]Hargreaves.A.Cultures of Teaching: A Focus forChanges [G]// in Hargreaves，A.& Fullan，M.G.(eds.) UnderstandingTeacherDevelopment
Cas-sell，1992.
[2]绕从满，张贵新.教师合作:教师专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路径[J].教师教育研究，2007，(1):12-13.
[3]张庆远，宋载铭.班主任大全[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115.
[4]刘福国.班主任工作概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171.
[5]马玉宾，熊梅.教师文化的变革与教师合作文化的重建[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153.
The Construction on Teacher Cooperative Culture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DING Ming-jiang
(Suqian College，Suqian 223800，China)
关键词：水彩画发展史创作创造性思维
水彩画在中国的历史不长，到目前为止也不过百余年时间，但由于该画种与中国含蓄潇洒的审美心理相吻合而很快落地生根。中国水彩画至今经历了几代画家的艰辛探索与努力，从而获得了现在多方并存、繁荣发展的局面。从目前中国水彩画创作作品展示的内容和画家创作心态来看，在艺术观念和创作行为上有四个方面的倾向：一是继承英国水彩画传统基础上不断拓展与创新。二是汲取中华艺术的精华，在创作的作品中有较强的民族文化意识和中国水墨画的表现形式。三是注重艺术本身的探究，作品内容和作品表达形式与手段有现代前卫的艺术创作倾向。四是纯粹的自我意识或浮躁的狂热创作倾向。近二十年中国水彩画的创作发展很快，但有许多画家把注意力放在了对水彩画单纯技法的研究上，沉迷于对水彩画技法所特有的明快、轻柔和流畅的玩味上，导致了水彩画创作中存在不理想的状况。多年来，中国水彩艺术作品是以小品形式出现的，很少有思想深刻、艺术感染力强的力作出现。久而久之，不少水彩画家也就自认为水彩画创作是以静物、风景和人物写生为主，谈及创作也是相对意义上的创作。由于这种思维的存在,导致了一些奇怪现象,其一，认为水彩画不适合创作，不适合表现思想深刻的大型作品；其二，创作就是抄照片；其三，使越来越多的水彩画的初学者，陷入到技法的框框中，热衷于表现效果的处理。水彩画创作要摆脱这些奇怪现象，从真正意义上的振兴，笔者认为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正确认识水彩画的发展史,改变思想观念;二是注重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一、正确认识水彩画的发展史
西洋近代水彩画始于16世纪。从德国绘画巨匠丢勒起，他善用水彩铺底，以水粉描绘的方法画动物、植物、风景；鲁本斯运用明暗法画水彩速写；伦勃朗在素描上画淡彩；18世纪和19世纪的法国画家德拉克洛瓦、西班牙的戈雅，也都用水彩画工具材料作过诗意浓郁的风景或肖像画等等。对这一时期的大师们从事水彩画的状态和作品作分析，就不难看出：（一）画水彩是业余性的，花费时间少；（二）画面内容多是速写性的风景、静物、肖像等，没有主题性创作，是为油画创作而作的草图；（三）用水彩画工具材料，表现油画创作所要的模拟效果；（四）画幅小；（五）轻视水彩画语言，重视油画语言，因此水彩画也未能在这一时期成为一个独立画种。
到19世纪，水彩画在英国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画种，得力于一批水彩画家的努力。他们认识到了水彩与众不同的艺术效果，同时在创作中对工具材料更新，形成了一套水彩画创作技法，使得水彩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涌现出了如泰纳、康斯泰勃尔、波宁顿等等—大批著名的水彩画家。但水彩画始终未能与油画平起平坐，当时的画家偏爱油画的审美价值和版画的经济价值而对水彩画存有偏见。这对水彩画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以致在19世纪以后，虽然英国画水彩画的画家增多，但专注于画水彩画的画家却不多。许多画家从事油画、版画、壁画创作，兼画水彩画，难免会影响水彩画的艺术质量，表现为题材狭小，以风景为主，缺乏主题性创作，未能认识和发挥水彩画的社会作用。
水彩画仅是绘画手段中的一种形式，它的产生，以及它所具有的能量的大小是由人们在艺术实践或艺术生产中的能力大小所表现出来的。正确认识水彩画发展史，可以帮助我们明白，水彩画“小品论”的产生，是由于在某一阶段因人们对水彩画认识上的不足和偏差，及表现能力、创作能力上的缺乏所表现出的一种缺陷，断然归结为水彩画这种载体能量小，即片面认为水彩画只能画小品，不适合创作。事实上，用水彩来表现什么样的内容与题材、画多大、以什么风格，是由画家的创造性思维来决定的，而不是画种本身。因此从事水彩画创作应注重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二、注重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纵观20世纪艺术发展的轨迹不难发现，各种艺术语言不再是以传统的、单一的艺术表达方式进行着。水彩这个画种也是一样，一个水彩画家如想在水彩画方面别开生面、推陈出新，就必须在技术与艺术创造性上下功夫。其艺术思维方式也要从画上拓展开来，从工具、材质、技巧、视觉审美上拓展开来，用创造性的眼光和思维去体验和分辨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中优秀的东西。对于水彩画创作，首先必须强调创造力的培养，而创造力的培养有赖于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在这里创造性思维指的是一种相对高级的人类心理活动，也是每个从事艺术创作的人必须具备的一种素质。创造性思维可分为传统的自然思维和开放的辐射思维两种。
自然思维是遵循规律性的逻辑思维，在绘画中表现为对技能的训练。比如我们进行水彩创作，怎样将一个东西画真、画像，如何处理好一组画面的载体效果等等，这些问题同样需要我们思考。那么对这类问题思考，所涉及到的思维方式就是传统的自然思维方式，也是一种定式的思维。这种思维定式在水彩画创作中还表现为，以相同的思维套路及同样的观察方法在面对不同的对象，甚至是不同的创作题材时以同样的表现技法、同样的构图方式等去进行创作。这种思维方法是以总结前人的或过去已有的直接经验中引伸出来的一种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表现为人们对过去成功经验的反复应用。运用这种思维方式进行水彩画创作，偏重于一种稳定的审美趣味，表现为对既成技法的迷恋，不擅于对意外效果的驾驭，在思维和表现手法上经常落入俗套、缺乏新意。纵观近十几年的水彩画创作，其中不乏新颖与技艺精湛的作品，但普遍还存在着思维方式的局限性而影响到作品的艺术性的问题。不少水彩画家的作品缺乏创作的思维深度和艺术作品的表现力度。如：视野狭窄、题材雷同、手法单一、过于小品化，缺乏精神内涵等等，使得水彩画创作者陷入一个很不利的环境中。
对于水彩创作而言，开放的纵横辐射思维就是多视角、广视野的参与创作思维。它最大的特点是突破了传统自然思维方法的狭小视野，扩展了思维空间。我们进行水彩画创作的思维路径应该是多向性的、纵深性的，它应是打破常规的，甚至可以是怪异的，这种思维在水彩画创作中是非常积极而健康的。在水彩创作中开放的纵横辐射的思维方式，对突破“传统水彩”的面貌是十分有效的。它要求每一个水彩画创作者都站在艺术的高度去驾驭水彩画，要求摆脱既成技法的束缚，无限扩展思维广度和深度，以便能够获得更多的艺术表现内容和表现手法，并由此构成具有思想深度和题材、表现手法独特的画面。水彩画是一门独立的艺术画种，既然是画就必然会在题材、风格、形式、技法等方面，受到各种绘画艺术的影响；同时，它也必然会寻找这些绘画形式技能与水彩画的特性来作比较，从中发现自身的不足和长处，只有这样才能加强水彩画的艺术趣味和绘画性。如油画的用色、构图、造型，特别是印象派绘画中有关光与色的应用，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还有中国画中有关笔法的应用、泼墨的艺术表现、用水的把握，以及画面留白的讲究等等，都与水彩有着相通之处，都可以借鉴并为我所用。各种艺术语言都是相通相融的，水彩也是一样，它的多种技法、风格与其他种种艺术语言、艺术流派的技法、审美要求都是相通共存和融洽的。艺术的这种生存状态，给水彩画创作提供了一个足够广阔、足够深远的发展空间，为水彩画的发展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同时它也使得水彩画创作者，站在一个艺术的角度来审视和启示水彩画创作。水彩画创作涉及到艺术上的诸多问题，如创作者自身文化修养的高度、艺术风格的变化、创作手法的把握等等,这些都有待于作者在创作中进行锤炼和充实。
综上所述，在水彩画创作中正确认识水彩画的发展史，改变思想观念,注重创造性思维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创造性思维层次的高低是衡量画家艺术修养及各个方面能力的重要环节。
参考文献：
[1]水彩艺术委员会编著《中国水彩》，第7期，广西美术出版社，1998年12月
1 化工行业档案的特点
1.1 形成周期长，变动大
化工产品的研发过程往往需要经历很长的时间，并且从立项开始，在到产品的各项研发阶段，都需要根据项目的要求完成整个研发。同时在完成研发过程后也往往需要根据市场的要求，进行修改产品的设计及研发思路，整个过程涉及较长的周期。
1.2 专业面广、种类多
化工企业的产品涉及诸多具体的专业，涵盖的专业面较广，并且根据具体的产品种类还可以细分更多的领域。这就诞生了诸多的化学产品信息，并且包括各种行业的档案信息，要求档案管理中需要处理各类的化工专业信息。
1.3 技术储备功能和继承性
在化工专业的发展过程中，需要根据化工实验发展确定相应的化工学科发展，最主要一个特点就是实验中积累发展经验，并且通过不断地实验获得最终满足市场的技术和产品。其中，化工档案作用就是记录技术发展的中重要信息，能够提升产品技术的积累特性，能够发挥技术传承的作用。化工档案能够总结过去的研究经验，并且根据前人的研究为未来产品发展提供支持，从而能够保证化工技术发展的延续性。此外，化工技术发展中，档案管理工作能够通过搜集技术经验，形成相应的技术知识群，也就可以促进设计研究的发展，从而体现了化工技术的发展潜力。
2 化工行业档案管理工作的优化
2.1 档案的收集
第一，档案收集工作的基础是专业人员的工作知识，而领导干部的意识和重视程度直接决定了该工作的质量。在收集化工档案的工作过程中，若工作人员不具备专业素质，就不能在工作中实现信息的全面把控，从而导致档案收集工作出现混乱。若工作过程中领导干部的意识不到位，独一收集档案工作不重视，必然导致该项工作开展困难。第二，在档案收集工作中，需要建立符合自身发展的制度，能够建立全员的法律知识体系。在档案工作中，需要根据制度执行相应的工作，按照要求落实相应的责任。同时，档案收集工作人员能够熟练掌握各类专业法律知识，从而形成全面的法律知识体系，从而能够加强档案收集工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2.2 档案的整理
在档案整理工作中，直接决定档案管理整体水平，也是化工企业管理的关键工作。化工档案整理需要通过分析各类档案信息，进行相应整理和分类，从而形成完善档案体系。在具体工作过程中，必须重视提升工作技巧，具体包括：第一，能够及时追踪已存档的档案信息，根据档案要求进行分析相应的工作内容，在档案整理中能够按照企业的化工信息实施分类，及时地制定相应的档案整理规范，能够与相关部门进行及时的信息交流，实现档案信息的共享。第二，在档案整理中，还应该行业的发展，制定相应的解密和降密工作制度。根据相应的技术知识保密性，调整企业内部的共享范围和加密等级，做到与行业保持知识产权的与时俱进，从而能够全面提升档案管理工作规范性。
2.3 档案的利用
档案管理工作的根本还在于应用档案，具体档案的利用中技巧包括：第一，提升服务质量，转变服务模式。在传统的档案管理工作中，受到工作人员工作态度和专业素质的影响，诸多人员不能够提供主动服务，这就要求工作人员必须提升服务质量，通过服务质量管理全面提升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并且按照行业的发展要求提供更加专业的档案服务。第二，在档案管理中应充分的使用信息化的工具，采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来提升档案管理工作效率，全面提升档案管理电子工作的质量，从而形成全面化的档案管理模式。此外，应积极与专业信息化服务公司合作，挖掘档案管理工作的信息化能力。
2.4 加强宣传，提高积极性
档案管理宣传是提升全企业员工参与档案相关工作重要方式，在进行档案管理宣传中，需要整合企业内部的资源，强化内部员工的意识，能够在内部形成良好的工作氛围，并且将档案管理工作中的管理价值发挥出来，从而形成企业档案管理文化机制，能够提升档案管理工作水平。同时，通过宣传档案管理工作的相关要求、制度和规范，就能够全面强化员工的主动意识，将档案管理工作作为企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形成良好的发展循环，全面提升档案管理能力。
关键词：新形势；基层群众；文化辅导；对策
群众文化是我国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一环，它以基层群众为主体，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极大地满足了基层群众的文化需求。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群众文化在基层群众中深受欢迎，在活跃群众生活，提高群众综合素质的同时，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精神文明建设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这种新形势下，加强基层群众文化辅导工作意义重大，使命光荣。
一、基层群众文化辅导工作概述
基层群众文化辅导工作包括思想政治和文化修养工作两个方面。思想政治方面的辅导旨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证群众文化思想和活动的先进方向，引导群众多开展有益身心健康的文化娱乐活动，从而树立积极向上的思想观念和文化观念，严防有害思想和腐朽文化在基层群众中滋生和蔓延，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谐社会提供坚实群众基础和思想保障。文化修养方面的辅导工作是基层群众文化辅导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通过辅导基层群众文化修养知识和技能，普及文化知识，弘扬社会主义正能量，提高基层群众综合文化素质，活跃基层群众业余文化生活，教育群众分清美丑、善恶，用更加积极的态度对待生活，用更加友好的态度对待他人，在全社会形成满满正能量，共同创造和谐美好的生活环境和文化生活。由此可见，基层群众文化辅导工作意义重大，其不仅能发挥学校教育、单位教育、组织教育的功能，而且影响范围更广，发挥作用更大，是在全社会层面对基层群众进行教育，对于每个人的人格养成、思想素质、文化修养都至关重要，对基层组织、社区良好邻里关系的构建作用突出，对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更是功不可没。同时，通过良好的基层群众文化辅导工作，大力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将祖国大量的传统文化保留、传承，使我国优秀文化扎根基层，扎根每一个基层群众，有助于有效地保护民族优秀文化，有利于爱国主义和民族自豪感的养成，极大地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有助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
二、强化基层群众文化辅导工作的对策
（一）加强对基层群众文化辅导工作人员的培训
基层群众文化辅导工作人员水平的提升，是提高基层群众文化辅导工作水平的关键。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求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高，急需高质量的基层群众文化辅导工作，这就造成高水平基层群众文化辅导工作人员的缺乏。要想尽办法提高基层群众文化辅导工作人员的思想和业务素质。首先，要教育基层文化辅导工作人员树立 “基层群众为本”的工作理念时，要尊重群众，贴近群众，增强服务群众意识，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为群众提供更加贴心的文化辅导服务。其次，严把基层群众工作准入关。严格要求工作人员具有基本思想道德素养、良好工作作风和文化辅导专业知识，达到基层群众文化辅导岗位工作要求，经过岗前考核培训，才可以上岗工作。同时，要加强基层群众文化辅导工作人员在岗教育。通过经常邀请文化专家学者授课、组织文化辅导工作座谈研讨、基层文化辅导工作互相参观学习、基层文化辅导工作人员经验交流会等方法，不断将好的基层文化辅导工作经验做法总结推广，从而提高基层文化辅导工作人员工作能力。同时，通过不定期的基层文化辅导工作业务抽查、考试、考核，检验和督促基层文化辅导工作人员工作水平的提高。发现工作不符合要求的，又不积极改进的，坚决辞退或者转岗。
（二）基层群众文化辅导工作人员多多深入群众
基层群众文化辅导工作的基础是群众，是群众的生活。基层群众文化辅导工作人员必须了解群众的生活背景和所思所想所爱，才可以有的放矢的开展基层群众文化辅导工作。开展文化辅导前，要进行广泛的文化生活调查，了解基层群众意见、征求群众文化辅导方面的建议，了解基层群众文化需求。通过走访群众，与群众聊天，对他们的生活范围、生活内容、家庭成员、兴趣爱好进行了解分析，了解群众的所思所想和感兴趣的生活内容，针对性地采取群众文化辅导工作措施，可以为基层群众提供更加高效的文化辅导服务，更加吸引群众参与，获得群众支持。比如，在城市和农村、山区和海边，群众的生活背景不同，文化娱乐生活差距很大，基层群众文化辅导工作就要灵活机动，开展不同的活动，采取不同的形式，达到丰富基层群众文化生活，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的目的。
（三）完善基层群众文化辅导工作制度
强化基层群众文化辅导工作，完善的制度和严格的执行是关键。要不断细化基层群众文化辅导工作的组织、管理、服务、考核等规章制度，明确每个工作环节的工作标准和操作规范，制定每个工作人员的岗位职责和奖惩办法，保证基层群众文化辅导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特别是要形成重视基层群众文化辅导工作的工作制度和机制，主要领导亲自抓，派专人负责此项工作，并加强文化辅导工作力量。近几年，各党委和政府对基层文化事业的投资巨大，形成了广播电视全覆盖、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全覆盖、全国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等基层文化辅导的体制机制。严格文化设施、文化经费的管理使用，真正让中央的惠民措施落到实处，让基层群众享受到更多的文化成果[2]。
（四）加强基层群众文化辅导工作的科技化水平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信息化、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新科技广泛得到应用。针对新形势下基层群众文化辅导工作的实际，应用信息化、云技术、大数据等新兴科技加强基层群众文化辅导工作，意义重大。通过新兴科技的运用，可以实现书法、戏曲等文化资源的共享，便于相关工作人员查阅、学习使用。另外，还可以把各地的文化辅导活动资源保存在云端，由各基层文化辅导单位共享。
（五）保证基层文化健康
在基层群众文化辅导工作中，必须确保为群众提供高品质的健康的精神文化食粮。基层群众文化辅导工作人员必须严把先进文化导向和优秀文化作品关，选择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辅导内容和符合和谐社会形势的文化辅导项目，最大限度地维护群众精神文化品质。要加强与文化执法部门的合作，严厉打击媚俗低级的文化活动和不健康的文化作品的传播，为基层文化辅导工作开展提供良好文化氛围。
三、结语
综上所述，新形势下，加强基层群众文化辅导工作至关重要，能够促进基层群众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更加增加群众幸福生活的获得感，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和和谐社会、精神文明的建设。所以，必须加强对基层群众文化辅导工作人员的培训、基层群众文化辅导工作人员多多深入群众、完善基层群众文化辅导工作制度、加强基层群众文化辅导工作的科技化水平、保证基层文化健康，希望对于新形势下我国基层群众文化辅导工作，有所益处。
参考文献：
关键词：反思行动；实验戏剧；文化传承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11)05－0040－05
随着村寨观光旅游的发展，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变得日益迫切。文化是民族村寨旅游的核心，只有保存了文化的核心价值，民族村寨旅游才有永续发展的可能。如何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笔者认为应尊重村民意愿，以其为主体进行传承。而要实现村民为主体的民族文化传承，提升文化所有者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尤为重要，反思行动即是实现这一目的的一种有效手段。
本文试通过对反思行动的系统介绍，结合苗族实验戏剧《季刀苗寨的女人》的实践，讨论反思行动在实现以村民为主体的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的作用，为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可能的参照。
一、问题的提出：村寨旅游中的民族文化传承危机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丰富的、独具特色的民族村落，村落里保存着贵州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传承人散落在村寨中，在贵州社会文化生活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当走入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语境，村落文化面临挑战。乡村旅游盲目模仿观光旅游发展模式，处于一种单向的、趋同旅游工业发展的格局。民族文化保护、发展和传承成为当下的一个世界性难题。
近年来，随着中国观光旅游市场的深入开发，工业旅游引导的巨大诱惑已经让游客到达许多偏远的角落。贵州已成为观光旅游的一块圣地，越来越多的人们随着导游的小旗子走进乡村去体验另一种生活。贵州乡村旅游的目的地无疑是那些充满原生态自然山水和民族人文的村寨。然而，有学者认为，观光旅游对文化的原生态破坏最大，贵州完全可以跳过观光旅游阶段，直接过渡到价值旅游和情感旅游等高端旅游阶段。
在这些充斥着眼球享受的表面感官情景中，观光旅游与现代商业契合的简单物质买卖成为主导，以吃、喝、行、购为主体的观光者无暇顾及真实的生活场景，毫无感情地走过村寨。村寨好比充斥着旅游产品的城市大卖场，庞大的旅游工业已经从各个方面塑造其商品化的形象，观光者只是来赶时髦，走马观花游一回，对其而言不过是换一个地点吃东西、购物、睡觉。此时，村寨的排他性、唯一性价值内涵变得毫无意义。然而，观光游客主导的消费市场强势地引导着一种变化的意愿：旅游目的地人群开始有改变他们自身和他们所处的世界的意愿，因为游客想把这里变成他们的样子、他们的世界，村寨的日常生活以游客的需求为需求，于是村民的日常生活与旅游活动密切相关。艾里克・科恩提出了一个用于分析东南亚地区民族旅游发展的模式，他认为真实文化在村寨的生产活动转型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使少数民族地区在旅游开发以前的日常生产活动转变为旅游文化，在这种旅游文化里，日常生活和与旅游有关的活动实际上没有了区别。于是，之前的文化形态在慢慢消逝，渐渐趋同于许多文化旅游地的生活形态，“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世界很快形成，于是，文化的价值反思及传承问题提上日程。
与此同时，来自外界的保护民族文化的观念似乎让村民在走现代化之路的过程中形成了障碍。政府主导包装的寨子不容许有水泥砖房、铝合金窗户等现代物品，于是，政府出资、村民出力的集体包装木房行动在村寨里屡见不鲜。许多村民甚至抱怨不能建更大的旅游商品店或大型宾馆来获取更大的旅游效益，文化保护和旅游开发的矛盾凸显。
生活在村寨里的人群也面临着发展生产、提高生活水平的强烈需要，把文化保护和文化产业结合起来，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正成为人们研究的方向。值得重视的问题是：村民的愿望是什么?迎合外界需求把房子的样式包装得古旧，是不是只简单迎合了外界的需求?村民在想什么?高端旅游不仅仅是一个乌托邦的概念，走高端旅游路线，村寨的主人做好准备没有?村民怎么看待自己的文化?他们对文化的认同将决定他们如何选择未来的生活。针对这些疑问，一些学者已经提出村民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保护的首要力量，要重视“人”的价值，重视他们的发展诉求和发展途径的多元性。
而以村民为主体的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应重在对文化认同和自身生活空间掌控意识的提升，这种意识的提升也是一种能力，反思行动正是培养和建构这种能力的开始。对自身生活的反思将提供一个巨大的空间，让村寨的主人提升文化意识，敏锐地意识到旅游带来的商业化的强大的去真实的力量，主导并有能力控制旅游行为，在旅游行为中建构以自己的文化为中心的旅游发展模式，逐渐回归日常生活世界。
二、它山之石：反思行动
何谓反思行动?反思行动是一种学习推动社会变迁的方法，协助者积极创造一种空间以使人们乐于见面，讨论生活及其他相关议题，通过强化人们的沟通、交流能力，促进人们更有意义地参与到可能影响日常生活的各种决策中。它是巴西教育家保罗・弗莱雷所倡导的政治哲学与参与式农村评估(PRA)使用方法论的一种融合。
通过1993年和1995年在乌干达、孟加拉和萨尔瓦多进行的创新试点项目，反思行动开始逐步发展起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组织在具体实践中运用了该方法。2000年的“全球反思项目调查”显示，共计60个国家的350多个组织使用了反思行动方法，比如印度的村级规划、马里的学校管理能力的建设、尼泊尔社区林业综合资源的动员和秘鲁的双语和跨文化教育都使用了反思行动方法，取得显著成效。
戏剧是沟通中最有力的一种形式，在反思行动中，许多方面可以运用戏剧。为什么要使用戏剧?反思行动起源于人们对自己知识、文化的认同，戏剧可以在此基础上发展，提供广泛的空间，加强人们对文化的认同和意识，提升自身发展能力。戏剧不仅能有效地使人们参与反思行动的学习，而且能让更广泛的村民及其他社区甚至决策者分享、交流重要的学习体会。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的南部非洲，戏剧实践者们通过研究公众问题并举办地方性培训班来创作戏剧，从而展现各种社会问题，随后将讨论的内容和问题呈现在戏剧中。此举逐渐打破了一些有权人物控制表演过程，其他人消极旁观的传统西方戏剧的权利结构，而公开讨论戏剧，使听众转变为演员和戏剧的创作者，使他们积极地投入到整个过程，鼓励他们对戏剧进行反思和批判，挑战新思路，用于尝试不同的方法。
用于发展领域的戏剧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依赖本土娱乐的方式，始于帮助社区对以社区名义开展活动的发展机构的相关工作进行分析和批判。一些实例证明不同的反思行动戏剧项目，在不同文化环境中显得非常不同，但是效果明显。如乌干达阿鲁阿地区的反思行动学习小组，参与者通过一个家庭各个成员的故事，排练了一部主题为忽视家庭的戏剧，演出后由观众的讨论来挖掘问题的根源。危地马拉的
田园组织使用木偶戏来提出贩卖儿童和战争影响等问题，使得人们被许可讲述和表演一些被视为禁忌的主题。可见，戏剧是践行反思行动的一种有效方法。
三、我们的实践：实验戏剧《季刀苗寨的女人》
2003年11月至2004年11月，由“中国妇女能力建设与农村妇女发展”行动项目之一的“提高农村社区及公众社会性别行动”小组设计实验戏剧《季刀苗寨的女人》，是以戏剧的方式对反思行动的一次践行。项目既推动了农村社区及公众社会性别意识，又提升了村民对本民族文化的觉醒意识，增强了其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并开始自觉地将戏剧带动的觉醒意识用于村寨旅游发展中。
该项目由温洛克国际农业开发中心资助，由贵州日报社、贵州电视台和贵州师范大学的四名志愿者策划、实施，在凯里三棵树镇排乐村季刀苗寨完成。项目试图通过一台农村生活剧延伸一个话语空间，让村民表达自己的生活感受，找到文化的自信。同时，以村民参与到戏剧的表演和讲述的方式，展示发生在寨子里的生活故事，通过进入城市的舞台展演和媒体倡导让外界了解村寨的生活现状，扩展这种话语和表达空间，提升其文化在强势文化中的认同，从而提升村民的文化自觉。这里的关键点是通过表演让他们表述生活的愿望，让人们控制这一过程，使得参与者能从新的渠道中获得新的信息与观念，使他们充满信心，获得足够的判断能力和选择能力来掌控自己的生活。志愿者搜集、整理村民的故事，请专家整理成实验戏剧《季刀苗寨的女人》剧本。经过四个月的驻村排演，2004年5月，《季刀苗寨的女人》在凯里首演。7月，在贵阳北京路影剧院公演，近5000名观众观看，数十家传统媒体和网站对项目全程进行追踪报道，省、州、县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积极参与到主办和协作演出中，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对于宣传贵州民族文化，推动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开发及文化传承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从策划、组织、实施到社会影响，实验戏剧《季刀苗寨的女人》项目实现以下契合反思行动的关注点：
其一，在全球贸易和经济发展―体化时代，全球化和现代化发展语境导致传统文化正在消失或者处于边缘弱势的状态。许多处于弱势发展状态下的人群知道自己的民族文化很有价值，但是当面对主流强势文化的进入时，往往对自己文化的价值信心不足。此时，社区有必要梳理其文化的核心价值，并借助外界的干预使内部能力得以增强，从而重拾文化的自豪感。《季刀苗寨的女人》明确地将项目放在苗族寨子，与传统文化联系起来，引导村民大胆讲述自己的故事并在舞台上自信地表达，这与反思行动关注本土文化和地方知识等关注点相符。《季刀苗寨的女人》积极地坚持使用地方文化，在剧情里穿插了苗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苗族歌舞，这些穿插在戏剧中的文化形式，不仅有助于激发人们学习的兴趣，激起参与的热情，唤起民众意识，同时还可以作为有效的信息传递方式向地方决策者传递一些重要信息。
其二，《季刀苗寨的女人》以真实的生活形态为原型，本真地反映了村寨的生活故事。它一开始就尊重并珍视人们现有的知识和经验，而不是从外部引入信息或者转移知识。剧情以文金花一家的故事为主线，讲述在现代生活变迁中，金花的男人到深圳打工，多年没有音讯，村里人议论纷纷，都说男人死了。女儿潘芳见妈妈忙里忙外太累，打算辍学回家帮妈妈干活，但遭到金花反对，“只要你和哥哥一样，好好读书，妈妈做好多事情都不累”。这时，婆婆悄悄找人算命，金花急忙拉着女儿去阻拦婆婆，“这个命我们不算，不信命，不信!”后来，收到丈夫来信的金花悲喜交加，她到深圳看他，并在那里找到一份做清洁工的工作，但是她怀念家乡跳芦笙、唱飞歌的日子。几年后，她又回到村寨，种地、守着儿子读书，回到自己安静、安逸的生活世界。整个故事情节与反思行动以现有的知识为基础相符。
其三，《季刀苗寨的女人》通过故事的讲述、排练、公演，到媒体的倡导及各级政府的协作参与，使得村寨的文化话语和表述空间得到极大延伸。在戏剧和她们日常生活的两重空间里，她们展示本色的生活，表达自己的愿望，释放自己压抑已久的生活激情，发出自己的声音。参与《季刀苗寨的女人》戏剧排演后，从凯里演出回到村子里，五位地道的苗族农村女子在给志愿者来的一封信里，开始大胆地谈她们的想法。潘芳说：“我努力表达自己，我觉得这是我人生旅程新的开始。”潘仁珍从来没有那么大胆地表达，她说：“农村生活不仅只是做农活，演戏中我感到很多快乐，想演更好的戏反映自己的生活。”杨志芬则禁不住笑哈哈地表述：“我喜欢。今后的生活，我会自己努力去改变，去创造新生活，高高兴兴、欢欢喜喜地度过一生。”害羞的潘丽大声说道：“我突然对这个世界有了新的看法!”她们中多数人不识字，这些文绉绉的表达都是通过读过初中的潘芳记录下来的。沟通与对话的重要性，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被先知们称颂为首要的人类价值。反思行动理论认为，说话在人们获取权利过程中拥有必不可少的作用，人们对于公共或私人领域的表述能力将对社会权利关系产生很大的影响。保罗・弗雷里把说话放在学习的中心，但这需要一系列策略来创造空间和氛围，大家才能畅所欲言，对自己充满信心，同时聆听他人。
四、初见成效：重拾的文化自信
反思行动项目实验戏剧《季刀苗寨的女人》扩展了村民对话和表述的空间，提升了村民的自我意识，增强了当地与外界的交流，增进了村民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提升了村民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从长远来看，将有助于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项目初步的成效，可以从人物与村寨的发展诉求转变中略见一斑。
其一，潘芳开始反思村寨和自己的发展，并把这种思考带入自我的发展实践中，这让我们看到项目的实施有效提升了参与者的能力。潘芳对生活有了新的看法，戏剧生活的表述空间让她自信地回到她的现实生活世界，找到生活诉求的更多可能。参与实验戏剧《季刀苗寨的女人》的演出，让潘芳对戏剧产生极大的兴趣，她发现村子里的人想把自己的故事更多地展现在舞台上。潘芳尝试着写了两出戏：一出反映村民为什么不喜欢上识字班；一出则表达自己不能上学时的心情以及走出学堂后的自立自强。潘芳曾经以为打猪草、外出打工、回家嫁人，是自己宿命的生活状态；《季刀苗寨的女人》给她打开一扇明亮的窗户，她开始看书，了解自己寨子的古老文化和故事，并在心里酝酿着在寨子里开一个青年旅馆，憧憬四面八方的人来这里，坐在木屋前方，看季刀人在踩鼓场中央表演《季刀苗寨的女人》。在她企图找到的这个人生出口上，自己的文化是被放在中央来扩展话语和表述的，她想在这里实现一种交流，寻找季刀苗族文化在更大空间里的认同和表达。
其二，实验戏剧《季刀苗寨的女人》为村民发展村寨旅游的诉求转变产生重要影响，在这种发展诉求转变中，他们更尊重内心的真实，认为居于自己文化的发展才具生命力。季刀苗寨紧邻南花苗寨和郎德苗寨，南花和郎德通过发展民族村寨旅游富了起来。以往大家总是想：季刀人也有灵巧的双手，能绣出美丽的花朵；有清脆的歌喉，能唱出动人的山歌，为什么旅游就是发展不起来?他们也急于想把寨子变成南花和郎德。后来，他们看到一些寨子为了发展经济，亲戚不往来了，传统节日也不那么热闹了，
每天围着游客的脚步生活，他们意识到这样的发展不那么尽如人意。如今，季刀成为黔东南州巴拉河沿岸村寨旅游规划的一个重点村，处于贵州省重点乡村旅游示范带。季刀人很高兴，妇女在屋檐下充满耐心地做绣花鞋、绣花包；老人们开始教小姑娘们做绣花鞋；男人们找媳妇做起了新的土布长衫、土布鞋；打工回来的年轻人开始参与到排练新版《季刀苗寨的女人》的队伍中，这将改变他们的生活，使村寨文化为主题的旅游成为民族村寨发展的一抹亮色。
其三，以戏剧提升的文化觉醒意识已经让季刀人从附近社区旅游的发展中敏锐地意识到旅游带来的商业化强大的去真实力量，以及为了短视的经济发展，刻意迎合、模仿和嫁接外来文化的种种弊端，这种观照让村寨的主人有意识主导并有能力控制旅游行为，以自然流淌的文化为主旨，势必增强村民应对外界和适应市场的能力。
为了理解《季刀苗寨的女人》全过程，需要纳入更广泛的全球视角，这个视角的动机来源于理解我们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渴望；来源于寻找到一个村寨民族文化传承的可能。很多发达国家的社区已经在有意识地主导着依托民族文化发展的旅游产业，他们的目的不仅仅是卖商品，而是在表述，是为了他们所构想的认同能够被世界所承认，这是反思行动的开始。居于村民文化为主体的发展具有生命力，居于村民文化自觉的发展空间将更大，而在以村民为主导的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下，村民将拥有自信，更有能力控制村寨的旅游发展。在贵州乡村旅游发展的态势下，这种视角下的反思有益于我们理性地观察未来的方向。
这种对文化的认同和自身生活空间掌控的意识，是一种能力，反思是建构这种能力的开始，对自身生活的反思将提供一个巨大的空间，在旅游行为中建构以自己文化为中心的旅游发展模式。这种以自己文化为中心的旅游发展模式体现了民族文化觉醒和文化自信。美国一些印第安部落发展旅游的同时建构起以自己文化为中心的模式，他们会告诉游客传统节日将在哪天，请游客那时候光顾，他们不会为了吸引游客盲目把节日提前或推后，甚至凭空创造节日并把民族文化舞台化和表演化。在游客进入社区之前，他们会告诉游客“请尊重我们的习俗”、“我们不喜欢照相”等。文化认同是必须被重建的，夏威夷的认同处于中心，夏威夷人的特殊之处在于：夏威夷人关注自己文化的自我观，并没有把外面的世界看成是力量或者是认同的源泉。
季刀人的旅游发展愿景和体验开始寻找一种表述，这种表述以其文化的建构而非毁坏为基础，这是以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为前提的，这将引导他们在热闹的村寨旅游中闹中取静，重新拾起文化的坐标。
五、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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