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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温克族民间舞蹈音乐的创作灵感大多来源于生活生产中的情景，将对生活的热爱通过舞蹈的形式表达出来，由于鄂温克族是以狩猎为生，所以在民间舞蹈音乐中充满了狩猎文化的特征。从音乐形态的表现形式来看，可以将民间舞蹈分为呼号型和歌唱型两种类型。呼号型民间舞蹈与鄂温克族的狩猎生活紧密相连，在舞蹈的表现形式中，可以感受到浓烈的狩猎氛围，所用的舞蹈元素中大多比较质朴。在舞蹈创作中，呼号声、拍手声、跺地声以及人们的欢笑声都是重要的舞蹈元素，其节奏比较鲜明，力度的强弱以及速度的快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具有独特的舞蹈韵律。呼号型舞蹈对人的感官会造成非常震撼的冲击力，其舞蹈元素中大多是鄂温克族人民在生产生活中的真实形态，具有非常原始的特色，这也是其表现狩猎文化特征最直接的形式。歌唱型的民间舞蹈由于加入了歌词，所以在音乐旋律方面表现的更加明显，在现代的鄂温克族民间舞蹈中还加入了器乐的伴奏，艺术特色有了进一步的升华。由于受到原始狩猎文化的影响，所以鄂温克族的民间舞蹈音乐也具有浓厚的狩猎文化氛围。不论是带着原始呼号声的爱达哈喜楞（公野猪搏斗）舞、巴勒那?晕瑁ㄌ?虎）、聂那肯舞（犬斗舞），反映近现代用猎枪打猎的狩猎舞，节日庆典的奴克该勒舞，还是围着篝火边唱边跳的伊堪舞，都带有鲜明的狩猎文化特征。
二、舞蹈音乐的文化基因
鄂温克族的人口较少，其语言文化比较特殊，有本民族的语言，但是没有本民族的文字，所以其传统文化的发展主要是依据口头传承。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作为鄂温克族的民间舞蹈音乐承担了艰巨的使命，在舞蹈中所承载的狩猎文化在实用功能以及教育功能方面要大于娱乐功能，所以说民间舞蹈音乐是鄂温克族传承狩猎文化的一种重要途径。通过舞蹈的表现形式，其中蕴含了鄂温克族人民对古老文化的全部寄托，所以民间舞蹈音乐中都具有特殊的文化内涵。
从目前的流布范围来看，鄂温克族游猎舞蹈不仅流传于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这样“最后的狩猎部落”之中，而且还广泛地流传于已长期告别狩猎生活，习惯了农业和畜牧业的农区、牧区。从舞蹈动作等方面来看，阿罕拜舞、奴克该勒舞等节日庆典舞已经融入了很多近现代的生活内容，但是其音乐内涵与舞蹈内容仍然传递着古老狩猎民族的文化基因。在与多位鄂温克族朋友的交往中，笔者深切地感受到狩猎文化对于鄂温克人的影响之深，感受到鄂温克人对大自然那种无以言尽的热爱和深厚情感。无论是鄂温克族的哪一个分支，也不论他们现在从事驯鹿饲养业、牧业、农业还是远在他乡，抑或融入城市，狩猎歌舞和狩猎文化都承载着他们最原始的民族记忆，是他们的民族文化之根，是鄂温克族具有标志性特征的“文化符号”。
三、族群文化基因的流变
游猎舞是鄂温克族民间舞蹈的代表，在舞蹈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其历史比较久远，从呼号型的游猎舞中就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内容还是表现形式方面，都是对原始狩猎生活的真实写照，能够明确的展现出狩猎生活中的各种情景，所以其是原始狩猎文化的一种传承方式。在经过后期的艺术加工后，形成了歌唱型的舞蹈，在舞蹈元素中加入了音乐，在艺术形式上更加的生动活泼，能够赋予原始狩猎生活更加丰富的内涵和思想，在表现手法上更加成熟。
对于世界上大多数民族来说，其初始、古老的艺术形态通常都是歌舞一体的乐舞形式，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才会出现歌与舞的分化。从这个角度来考察，游猎舞应该是鄂温克族最古老的艺术形式，其渊源最为久远，这一点从其表现的内容主要集中于狩猎生活即可得到印证。尼玛罕（以及礼仪舞、节日庆典舞等）的产生应该晚于游猎舞，其完整而曲折的故事情节、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宏大的叙事风格，使其在传承本民族历史文化和教化方面的功能已远远超过原始游猎舞，具有中古音乐文化承前启后的阶段性特点。也就是说，在鄂温克族音乐历史上，反映狩猎生活的游猎舞、带有说唱和叙事特点的尼玛罕和具有山歌、小调性质的扎恩达拉嘎，这三种艺术形式虽然长期并存，但却是先后产生并“各领数百年”。
论文摘要：文章查看了毕达哥拉斯的音乐论，分析了他的音乐理论中数比例的关系，发现了数比例反映了数的秩序，进一步研究了其思想中数比例的和谐与宇宙和谐的关联性。
1绪言
毕达哥拉斯认为世界由极限和制定极限的两者和谐而构成的。相互对立性质的和谐，不同性质物体的和谐统一就是宇宙，是有秩序的“Kosmos ’。毕达哥拉斯学派主张数制定了秩序。毕达哥拉斯学派看来，有“形”的宇宙是有秩序的，没有“形”的宇宙是没有秩序的，“数”就是给予万物形象的主宰。毕达哥拉斯学派确立了世界万物以数为基础的形而上学的理论。“数”制定了自然、神、心灵和宇宙的关系，毕达哥拉斯学派理论体系中数是主宰(the one)，是世界万物的根源，具有善的属性。毕达哥拉斯派看来，数为宇宙提供了一个概念模型，数量和形状决定一切自然物体的形式，数不但有量的多寡，而且也具有几何形状。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理论中数是自然物体的形式和形象，是一切事物的总根源。因为有了数，才有几何学上的点，有了点才有线面和立体，有了立体才有火、气、水、土这四种元素，从而构成万物，所以数在物之先。自然界的一切现象和规律都是由数决定的，都必须服从“数的和谐”，即服从数的关系。
2毕达哥拉斯的音乐论
古希腊时代观照声音世界的态度首先联系Harmonia思想，之后探究宇宙、自然和人的Musike。所谓Musike是现代西方称之为“音乐((music)”的词源，来源于Zeus和Mnemosyne之间出生的九位女神Musai，指她们在Apoll。之下主管文艺、音乐、舞蹈、哲学、天文学等人的所有智能活动的女神行为ii。因此这Musike的概念和今日我们知道的音乐概念有一些差异。古希腊时代的Musike意义更贴近于创造整体艺术，现代西方称之为音乐的，如演奏乐器等这样的行为当时用melo。或no~等词汇。当时古希腊普遍认为Musike超越人能力的神秘力量或给予灵感能力，而不是单纯的行为或现象。
在这种古希腊哲学背景下产生的毕达哥拉斯思想中，音乐具有联系人和宇宙的和谐，表现Harmonia的音乐不是简单的助兴的行为。毕达哥拉斯和毕达哥拉斯学派是最早发展这种和谐观的人。因Harmonia体现了混乱和不和谐带来秩序的属神原理，所以音乐也具有两种价值。音乐像数学一样使人看到自然的结构，为心灵带来和谐净化内心和身体。毕达哥拉斯认为具有这种重要意义的音乐原理很难在知识的其他领域，特别是缺少“象征表象体系”的学生内心世界扎根成长，他开始寻找规划音乐要素可以沟通的方法iii。这件事像Plato所说一样，使毕达哥拉斯成为数学音乐论的莫基人1Vo毕达哥拉斯发现了音的高低和振动的弦长距离的关系，现论点既成事实了。
毕达哥拉斯认为节奏和旋律在模仿人的自然听力很难觉察到的天体的移动。音乐受支配于万物根源的数，所以它是宇宙形成原理又是作为伦理价值的物理音响存在。毕达哥拉斯观念中只要正确使用音乐，它为心灵的各个部分带来和谐，镇定内心和身心通过净化恢复和提高健康。这种观念内含音乐教育的音乐道德观念，对古希腊人来说每个音乐的tonoi道德性质，音乐的数秩序反映在人的心灵，音乐影响人的行为并可以改善人的性格v。所以在古希腊时代音乐教育是义务教育，最早在古希腊介绍音乐教育的人是毕达哥拉斯，他通过音乐教育强化了古希腊社会的凝聚力，为此作出了巨大贡献。 毕达哥拉斯相信通过感觉进行说服，教育人具有实用性意义，让受教育者欣赏美丽的样式或构成，聆听优美的节奏和旋律，从而达到教育目的。毕达哥拉斯最早使用明确的节奏和旋律，确立了音乐教育体系。从而发展的音乐治疗，协调人的不良习性，欲望和精神状态，使之恢复纯洁的精神状态，进一步通过特定旋律治疗身体上精神上疾病。这跟草药拯救人的生命是一个道理，通过适合的旋律除去精神上干扰因素塑造和谐状态vi。他把这样的音乐治疗方式试用在他们的共同体。晚间学生人睡之前毕达哥拉斯为他们演奏音乐，净化他们的心灵驱逐白天的内心兴奋。为了让他们做个好梦用音乐制造气氛，使之内心平安做好安息心灵的准备。到了清晨他用没有装饰的舒适声音和里拉琴的演奏，使用特定旋律和歌曲来驱逐整晚带来的无知觉，使他们解除疲乏。毕达哥拉斯掌握了什么样的节奏和旋律对人有益或有害，从而能够控制悲哀、愤怒、失望、嫉妒、傲慢等情绪。为生病的身体和心灵开了特定舞蹈和动作处方。毕达哥拉斯喜爱演奏亲自制作的八弦里拉琴，他认为相似双簧管的管乐器阿夫洛斯((Autos)动摇人的内心不适于治疗，毕达哥拉斯和毕达哥拉斯学派人认为弦乐器比管乐器更有治疗效果。
关于毕达哥拉斯的音乐治疗能力古希腊有相传的传说。有一天毕达哥拉斯观察天空行走在Kroton市内。经过酒店时有个青年大声吵闹。这叫Taummenia的来自外地的青年，亲眼目睹了他的情人从别的男人家里出来，伤心之余在酒店喝酒听管乐器笛子的演奏。随着时间的流失青年人沉醉于酒和音乐，控制不住情绪大声吵闹要放火。看到这情景毕达哥拉斯连忙要求乐师停止正演奏弗里几亚调式vii，换为慢板庄严的强强格((spondaic)节奏。乐师换了音乐之后青年镇定了情绪，旁人趁机说服他安静的回家viii。这音乐治疗行为使毕达哥拉斯在当时行使奇迹而名声大振。
毕达哥拉斯精通音乐的理由不仅仅是他有卓越的演奏或演唱能力，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学习获得的卓越的听觉能力(hearing)，以至达到能够听辨宇宙的音乐即天体之间的和谐。在这种能力基础上创作了表现自己思想品德的音乐，就是采用适合的音色、节奏、节拍、音程来模仿宇宙的音乐，并演奏给学生听。结果，毕达哥拉斯和毕达哥拉斯学派以理解音乐来认知艺术、技术和人行为中的至高者的属性。还有他们体系化的和谐音乐论为确立古希腊美学打下了基础，起到了西方音乐发展的最直接动力，并为建筑和雕塑发展给予了间接影响。
[论文内容提要]文章从伦理学的角度，对先秦儒家、道家音乐思想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形成、发展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深远影响做出了简洁明了的归纳和总结，并阐明先秦音乐思想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甚至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联系。
先秦时期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胚胎”和“萌芽”时期，作为伦理学的“德”的观念发韧于夏代，中经殷周和春秋战国，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思想，是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上有着重大影响的时期。由于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在对音乐文化的阐释中，先秦音乐思想凸显了中国传统音乐深厚的伦理意蕴。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德”具有总摄诸体、兼收并蓄的意义及功能。尤其作为中国音乐思想中一个最为重要、最核心的观念，从先秦典籍《论语》、《左传》到汉代《礼记·乐记》，从战国末期孟子、荀子的《乐论》到魏晋秘康的《声无哀乐论》，以迄于唐、宋、元、明、清，历代乐论、笔记、诗词、小说、曲论、唱论，无不浸润着“德”的观念。谨遵道德规范，乃是中国古代音乐伦理、政治、美感和形态的最高理想。
一、先秦时期的音乐伦理思想著述研究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伦理精神与音乐艺术之间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中国传统道德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一种艺术的境界，传统艺术又在潜移默化中促进人格的完成。先秦时期思想家学派繁多，在思想领域中产生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成就了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一页。先秦典籍、诸子百家的著述、先秦考古文献(包括出土的文献如“简犊”“帛书”及“铭文”等)、文物实物资料是研究先秦音乐思想史料的主要来源。这些文献史料如儒家孔子的《论语》，孟子、荀子的《乐论》及《周易》“象”，《周丰山“春官宗伯·大司乐”，《尚书》“尧典”、“皋陶漠”，《礼记》等经典;墨家的墨子《三辩》、《非乐上》、《非儒朴和《公孟》;道家的《老子》、《庄子》;法家的商鞍《商君书》、韩非子;杂家的《管子》、《吕氏春秋》、《列子》、《国语》、《左嘟(先秦史书);以及汉代的《史记》 ，《乐记》(后人记载的先秦历史资料)等均载有一定的论乐文字。
第一个提出较系统的作为伦理学道德学说的是春秋时期的孔子，他是儒家的开创者、春秋末期的大思想家和教育家。在先秦，崇奉孔子学说的学派被称为“显学”;以孔子为宗师，孟子和荀子继承和发展的儒家学派建立了一个以“仁”“和”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体现;墨家学派的开创者是墨翟，与儒家并称为“显学”，他们兴起聆儒家学派之后，但所持思想观点与儒家学派针锋相对，是儒家的反对派。在文艺生活中，墨家认为艺术的美与道德的善是应当统一的，违背道德的娱乐享受应该禁止:法家音乐伦理思想出现于先秦，以商较和韩非为主要代表，其核心观点是“不务德而务法”，片面强调社会作用，否认了道德的社会作用。尽管法家的“法治”理论并未被完全抛弃，但其“不务德而务法”的原则在以后的封建社会中被否定，因此对后世并无显著影响。孔子及其前的音乐思想是儒道两家音乐思想的共同源头，以老子为最早代表的道家出现于春秋末期，是兼采儒墨而又批评儒半的一个学派，老子和庄子为其主要代表，“道”是道家音乐伦理思想的核心。
先秦时期丰富多样的音乐生活中，产生了许多很有价值、影响至今的音乐理论思想。诸子就音乐伦理思想的论述相互对立，亦各具其思想之精要，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堪称音乐史上思想繁荣的鼎盛时代。因为封建主义宗法等级统治的需要，儒道两家思想贯穿了2000多年中国发展史，称为这个涣映大国数千年的土流思想而影响于后世，其重要性远在其他各家之上。
二、对儒家音乐思想的伦理分析
在早熟的中国传统文化里，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的理性精神中内涵着浓厚的伦理道德意识，儒家文化传统是建筑在伦理道德的基础上，“仁”成为中国哲学所关注的中心课题，于是，在认同音乐给予人的快乐的同时，将它与“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强调音乐的美与伦理道德的“仁”相统一。因此儒家音乐思想的价值取向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在音乐中极力表现对人的重视和以人为中心，这些特点吸引了许多文化学家的眼球，被他们视为一种人文主义文化，他们认为在儒家音乐文化里，人的主体性是完全与伦理道德结合在一起的。因此音乐作品的创作也从“仁”出发，为“仁”服务;“正乐”、“靡靡之音”、“郑卫之音”等术语亦可以不加解释的用于音乐批评，并分别指称处于不同伦理地位的音乐。
儒家传统音乐文化强调礼乐一体，认为音乐与伦理相通，所谓“礼者为同，乐者为异。同者相亲，异则相敬”。《中庸》亦提到“尊德性而道学问”，由于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中国音乐教育历来主张以“德为美”。《周礼·春官宗伯》说:“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孔子曾有“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之言。孟子《公孙丑上》说:“闻其乐而知其德，’，这些言语都将音乐与仁德联系起来。“德生礼，礼生乐”，从“德”到“礼”、“乐”，是一个自然生成的过程，礼乐被儒家视为德的表征。“六艺”是西周时期学校教育的六门课程，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礼:包括政治、历史和以“孝”为根本的伦理道德教育。乐属于综合艺术，包括音乐、诗歌和舞蹈。其中，礼乐代表西周的意识形态，是决定教育的贵族性质的因素。乐的主要作用是配合礼进行伦理道德教育，礼重点在于约束子弟们外表的行为，乐重点在于调和子弟们内在的感情。
孔子开创了儒家的音乐伦理理论，建立起情感与伦理道德、个人与社会和谐的音乐思想，影响了整个封建时代音乐思想的发展，使中国古代思想进入了一个辉煌的时期。这些在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论语》中都有具体体现。第一:“乐之教化在于道德”—即音乐从道德上感化人。“文质彬彬”是孔子的审美思想。“文”即文采，指一个人要注重礼乐即音乐文化修养;“质”即实质，指一个人的仁义之道及伦理品德。孔子认为:一个人没有礼乐修养就显得气质不佳，但只有礼乐修养而缺乏仁义之道的伦理品德便是一种虚饰;所以他还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异，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强调具有礼乐修养与仁义之道的品德才是完美的人，只有人的身心得到全面发展才是文质协调。第二:“道德之内涵在仁”—即音乐要贯注“仁”的道德内涵，孔子认为“乐”可以感化人的心灵，陶冶人的情操，使人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仁义礼道，从而发展为君子。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意思是说:人如果没有仁爱，讲什么礼?人如果没有仁爱，讲什么乐?说的是外在形式的礼乐，都应以内在心理情感为真正的凭依，否则只是表象而已。由此可见，孔子的观点非常明确:礼乐的本质是“仁”，为人“不仁”，便无从对待礼乐。孔子在哲学上崇尚中庸之道，艺术上提倡中和之美泪而胃的“乐而不，哀而不伤”将中庸之道运用于音乐并将情感的因素统一起来，避免因突出某一因素而抹杀另一因素的片面性，这无疑是符合音乐艺术的内在规律。 第三:“尽善尽美的和谐”—即音乐形式与内容、情感与道德的统一。孔子认为音乐有思想性和艺术性。他评价音乐的标准是“善”和“美”。所谓“善”是指内容的完善，“美”是指音乐的形式美好、动听;二者能完美结合就尽善尽美了。这就将音乐的内容与形式和“礼”、“仁爱”结合起来了。他在齐国观听古乐舞《韶》后，认为获得了一次很高的艺术享受，以致“三月不知肉味”。并说:“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韶》尽美矣，又尽善也!”但接着评价另一部古典乐舞《武》时却说:“尽美矣，未尽善也!”可见他推崇《韶》，并要求乐应合乎礼的规范。他断言，歌颂舜帝功德的《韶》乐的内容和形式都达到了高度统一。而《武》这部反映武王灭商兴周事迹的乐舞，虽欣赏起来很美，但过多表现征伐的武力行为，未能完全做到仁爱，所以“未尽善也”。而《韶》乐则是赞颂舜帝德治的内容，符合了孔子的政治主张。因此，孔子在正乐时说:“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佞人殆”。将符合他思想的《韶》乐推崇到了崇高的地位。在此孔子是以他的道德标准作为音乐舞蹈的判断尺度。孔子在充分肯定美的形式前提下，强调内容与形式、情感与道德的统一。孔子的“尽善尽美”的主张是对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是对音乐艺术特征的认识和审美评价的一次飞跃。，孔子对音乐本质的认识非常清楚地强调音乐审美与情感及道德相结合。故历来的儒家音乐既维护“礼”，又满足感官的愉悦。使教育通过艺术表现出来，人的情感在正常发泄时又能受到教育，得到精神与道德的升华，教育也通过审美而获得体现;即所谓的“寓教于乐”;从而形成了儒家的“乐感文化”。
儒家用诗继承了周人注重政治道德伦理的传统，孔子对《诗经》的阐释，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诗经》是西周乐官文化的产物。从艺术功用上看，《诗经》体现了以德为本、以礼为用的文化价值和鲜明的理性精神。“德”是乐官必备的素质，“乐德”是贵族音乐教育中的必修科目，“德音”是儒家美学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理论范畴。《诗经》依据塑造伦理人格、完善群体道德的理想，描写了敬慎修德的彬彬君子之风，赞美了等级社会宗子宗孙、世卿世禄的宗法制度，个体则完全消融在由君臣、父母、兄弟、友朋、家族、婚姻所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而鲜有个性的表现。因此《诗经》堪称西周礼乐文明的范本，它完整地反映了艺术与文化的深层联系。《宇Li己·郊特牲》:“奠酬而工升歌，发德也歌者在上，鲍竹在下，贵人声也。”《礼记 ·仲尼燕居》:“升歌《清庙》，示德也。”所谓“登歌”、“升歌”，皆为人声之歌，而乐器多半处于从属地位。周人“贵人声”，显然不同于“恒舞”“酣歌”的殷商巫音，而更重视乐歌所激发的道德伦理情感(“发德”、“示德，’)。因此就有一“德为乐之本”、“德音之谓乐”之说。《诗经》雅、颂两部分作品大半都充斥着这类“德”的说教和“德音”的颂美之辞，与《国风》中的那些清新活泼的言情民歌形成截然不同的风格，同时为儒家的伦理政治学说提供了最丰富最现成的思想资料。由此可见，儒家的言必称《诗》、《书》，行必据《礼》、《乐》，也就不是偶然的了。在儒家礼乐文明中，乐体现出深厚的伦理化、道德化的色彩。
三、对道家音乐思想的伦理分析
道家既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派“玄之又玄”的思辩哲学，也是一派实际可用的关于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如何达到福乐人生的伦理学。道家伦理体系，也以其恢宏的规模、纳米般的逻辑，中国历史发展历程中社会和文化所带来的铁一般的证据，铸造了它的以“宇宙主义”为理论框架、以崇尚自由人生为特点的伦理学体系。这样一种伦理学，发人之所未发，道人之所未道，其在伦理学理论方面的创造性思考和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的批判，至今都是发人深省的。老庄及其弟子和诸多道学的后继者通过对“社会伦理”和“圣人之道”的批判和否定，表达了他们重自然的天理伦理观。他们的音乐思想也含有丰富的自然主义伦理观。
道家对艺术审美和艺术所具有的特征有着深刻的认识，它高度重视人的理性精神，但反对用特定的社会伦理道德来规范人的情感。它主张自然、无为，强调情感的自由抒发和表现。老子认为，理想的音乐是“大音希声”，是合乎道之特性的无声之乐，是白然、恬淡、用之不尽的至美之乐。有声之乐或“五音”则是不合乎道之特性的不完美的音乐;老子甚至告诫道:“五音令人耳聋”。庄子继承了这一思想，并进一步阐明，合乎“道”的音乐是“天”、“真”之乐，是自然之乐;唯它才具备音乐之“和”(即精神内涵);而这“和”才是音乐中最内在、最本质的东西，才是音乐之至美所在。简言之，自然之乐是“充满天地，苞裹六极”的宇宙之乐。老子否定一切人为的有声之乐，推崇“大音希声”，强调恬淡而不可欲，其意义是消极的:庄子则要以追求“天籁”似的自然之乐、宇宙之乐，来反对一切束缚人心、扭曲人性的有声之乐，与此同时，又肯定合乎人的自然之情性的有声之乐，因此，其意义是积极的。老庄道家音乐伦理思想，经过《淮南子》以及稽康、李蛰等人，获得进一步发展。稽康音乐思想的伦理观是道家音乐思想精髓在魏晋时期放射出的一道惊世骇俗的异彩。稽康在遵循道家自然主义音乐伦理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声无哀乐论”的命题，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儒家“音由心生”、“乐与政通”、“乐通伦理”的音乐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稽康认为，天地产生万物，音乐是万物之一，也是由自然之“道”、由天地之“气”所生，因而，音乐独立于天地之间，有自己的自然本性，而与人的哀乐无关。换句话说，音乐是客观的存在，哀乐则是主观的东西，二者互不相干，音乐不包含哀乐，也不能唤起相应的哀乐。此所谓“外内殊用，彼我异名”;“声之与心，殊途异轨，不相经纬”。显而易见稽康明确割断了音乐与心(情感)之间的联系。彰显了其崇尚自由、重自由的天理伦理观。
关键词：清代；北京；藏传佛教；道歌；艺僧制度；章嘉活佛；佛教乐舞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3-7721.2011.04.030
作者简介：杨民康（1955~），哲学博士，中央音乐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专职研究员（北京 100031）。
收稿日期：2011-07-21
一般认为，佛教大约于13世纪前后传入蒙古地区。关于传入的路径，国内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是认为最早自传入了藏传佛教。但根据某些早期的西文史料记载，为之提供了一些不同的说法依据。其中一种说法认为，13世纪初叶，伴随着藏传佛教萨迎派的东渐，从传入蒙古高原，同时也传入了汉传佛教和西域佛教和佛教音乐文化。元朝覆亡，蒙古人退回塞北草原，曾一度放弃佛教信仰，佛教音乐亦随之衰微。因此，从13世纪至16世纪，有关蒙古地区的佛教和佛教音乐发展状况，无论在中文或西文史料中均十分鲜见。直到16世纪中叶以后，蒙古地区依附于中原的清宫满族朝廷，藏传佛教音乐始真正在蒙古地区得到传播，并逐渐站稳脚跟，深入到蒙古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此过程中，历代章嘉国师及章嘉活佛系统凭借其在北方藏传佛教界的统领地位，大量的佛教仪式乐舞表演和建立乐僧培养机制等相关实践活动，对于藏传佛教乐舞在北京及蒙古地区的传承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史籍中有关三世章嘉活佛的道歌演唱、培养艺僧和组织、统管节庆仪式乐舞表演等事迹的相关记载进行梳理，以图对上述佛教音乐文化领域的研究提供一个鲜活的个案实例。
清代的章嘉活佛系统及其在宫廷及皇家寺院中的尊崇地位
清代除达赖喇嘛、班禅大师外，受满清朝廷特殊礼遇的还有章嘉活佛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两个重要的活佛转世系统，与达赖、班禅并称清代“四大活佛”。据史载，清康熙帝封二世章嘉活佛洛桑却丹（1642-1714）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赐国师印及诰命敕书，扶植他为内蒙古地区最大的活佛，住持多伦汇宗寺[1]。作为清代在藏传佛教界封赠的唯一国师，历代章嘉活佛都世袭此职。同时，由于达赖喇嘛、班禅大师及其统领的两大活佛系统的驻锡地一直是在地区，清代都城北京的藏传佛教便主要隶属于以章嘉活佛为首领的佛教系统，该活佛系统亦以蒙古族僧侣为主要成员。尤其是三世章嘉活佛章嘉•若比多吉(1717-1786)，①17岁受封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和掌教喇嘛，18岁时受封驻京掌印喇嘛，依据其拥有的上述特殊身份和地位，通过其所掌握的宫廷藏传佛教机构、教育系统和以雍和宫为首藏传佛教寺院，对当时包括北京和蒙古在内的整个北方地区藏传佛教文化的传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历代章嘉活佛中，三世章嘉•若比多吉除拥有上述尊贵的地位和名份外，还一直是清廷兴建寺庙的顾问。除了指导祭典仪轨、佛教造像、经咒讽诵外，还主持将藏文大藏经翻译为蒙文和满文的工作。清康熙二十一年(1683年)，在嵩祝寺，藏传佛教高僧们根据夏鲁寺布顿写本刊刻了《甘珠尔》，雍正年(1724年)又刊刻了《丹珠尔》，完成了全部藏文大藏经的在京刊刻过程。乾隆六年(1741年)，章嘉国师带领京城寺院中通晓蒙藏语言文字、学识精深的佛教高僧和藏蒙知识分子500余人组成译经馆，将大藏经《丹珠尔》翻译成蒙文，并付梓刊行，流布于蒙古各地。乾隆二十五年(1771年)，章嘉国师又组织译经馆将藏文大藏经《甘珠尔》部分译成满文。
章嘉国师通晓多种语言。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八月十八日，皇帝听受班禅大师讲“百胜乐长寿灌顶法”时，章嘉国师将其教言和仪轨程序译成蒙语，讲给大皇帝听[2]。他常常给不懂藏语的满人、汉人和蒙古人分别用他们的本族语言讲经说法，清晰动听，流畅无碍。这些人从未听过法音，通过国师的讲经，亦能粗知佛法内容，对之产生坚定的信仰[3]。雍和宫落成，章嘉国师主持了盛大的开光仪式，并担任该寺堪布。乾隆帝谕令：“在此寺聚诵时全都必须用满语诵经，因此诵经典，务必译成满文。章嘉国师翻译了各种仪轨和修法的书籍。由于诵经语调不适合满语念诵，章嘉还专门为用满语诵经的僧人制定了新的诵经音调[4]。
清代三世章嘉活佛在满族宫廷仪式及歌舞表演中的道歌演唱
藏传佛教史上，演唱道歌是历代藏传佛教尊者所重视并擅长的佛教文化传播方式和宣教手段。有关藏传佛教仪式与仪式音乐唱诵的关系，《乐论》里如是说:“六大事时不咏歌，瑜珈音典定消亡。”所谓六大事，如旋陀罗轨范师所说:“六大事时要咏歌，修供、灌顶、开光、期供、丧事和烧施。”[5]可以说，“六大事”基本概括了同佛教相关的各种仪式活动类型。既然“六大事时要咏歌”，那么，在藏传佛教仪式里，歌唱活动便是一个覆盖率甚高的行为内容，且因此而受到了《乐论》作者的特殊重视。
历代藏传佛教尊者中，宋代米拉日巴尊者的道歌演唱尤其具有典范性和文化个性。流传至今的《米拉日巴道歌集》里，曾收录了米翁所作道歌500首，民间的说法则是他“留下了十万歌颂”。在后弘期的藏族佛教文化里，以米拉日巴道歌为代表的一类藏族传统民歌，除了可以在民俗活动及日常生活中演唱之外，还是在佛教仪式里用于宣讲、解释佛教义理的一种重要手段。其作用堪比唐宋时期汉传佛教寺庙里的俗讲和变文。据学者分析，从米翁时代人们所编唱道歌的格律看，大部分是鲁体民歌[6]。而非一般人认为的那样，是佛教经腔或吟诵调。一代佛学大师宗喀巴对诗律音韵学，藻词学，戏剧舞蹈、攘灾明论等大五明和小五明也无不精通，仅以他对于声明（包括佛教音乐在内）学的学习经历来看，他在前藏地区住锡时期，不仅详细地阅读了全部《甘珠尔》佛经，还详细地阅读和思考了至尊玛尔巴及米拉日巴等尊者的著述。特别是细阅了《那若六法》、《长寿三法》、米拉的六种道情歌、各种耳传法等[7]。另据史载，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在成年后，尚能为幼僧教授并示范“一楞金刚”“三楞金刚”“五楞金刚”等金刚舞姿和步法，开口即唱道歌经曲[8]。
关于后世藏传佛教大师演唱道歌的情况，可见于清末汉文史籍里记载的当时满族宫廷法会仪式及歌舞表演中的道歌演唱。根据清代藏传佛教章嘉国师的亲传弟子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著：《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乾隆十年（1745年），三世章嘉国师在香山居住，他心情舒畅，灵感顿发时，依照妙音仙女所唱的曲调，写下了吉祥美妙动人的《仙人喜乐之舞》等几篇著作，并即兴吟成赞美恬静的道歌《长颂》[9]。这种情况并非偶然。无论是盛大、公开的仪式典礼还是小型、私密的供轮法会，章嘉国师都会即兴演唱道歌，然后由弟子们记录下来。这样的例子，在该书里比比皆是：
在一次由土观活佛洛桑却吉尼玛为国师举行的庆寿会供轮法会上，他唱起道歌奉献给章嘉国师，国师情不自禁地唱起具有深意的金刚道歌作答。[10]
在另外一次迎接班禅大师的法会上，章嘉国师还献唱了一首金刚歌供养道歌。[11]
有一次在五台山，章嘉国师在扎萨克喇嘛的请求下，唱了一首秘密道歌《空行母心要之歌》（又称《认识母亲的戏语回声之歌》），并传授了一些修行秘诀。[12]铁兔年八月空行聚会之吉日，嘉木样活佛在多化诺尔的新寺佛殿中举行的会供轮供养法会上，章嘉国师又即兴吟唱了道歌。[13]
僧侣在法会仪式里演唱道歌的作用，正如达赖喇嘛在给章嘉国师的教诫中所说：“脱离庸俗愚昧和猜疑，在一荒僻清静的地方，你这佛陀的尊胜弟子，经常唱起欢乐的道歌，如获初地的补特伽罗，努力地修证教法实义，将会受到大德们称颂，同时庄严你菩萨道行。”[14]
从藏传佛教后弘期以来的的佛教音乐历史看，其对于仪式诵经的演唱风格通常保持着为固定的梵乐或梵呗的传统观念，在这一点上比较前弘期持有更为明确和坚守的态度。同时，这一时期的佛乐观念中蕴含的另一个特点是，对于僧侣日常生活及仪式里，为了弘扬佛法而采用的道歌――鲁体民歌与其他民歌的歌唱行为，不仅佛教界人士予以支持和肯定，而且还在宗教典籍中予以确认和论证。可以说，上述重视以诗歌演唱方式来传播佛教的特点，在整个后弘期的佛教历史上，从阿底峡、米拉日巴、宗喀巴、《乐论》的作者和诠释者，直到后来的六世达赖仓央嘉措那里，都得到了良好的贯彻和传承。而在《乐论》里，不仅十分重视诗歌（或道歌）的演唱方法及社会作用，而且还将后来主要用于演唱诗歌的鲁体民歌曲调列为俱生乐的一个重要部分，对之予以了肯定。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然而，同样也是在《乐论》里，作者也指出：“从前的歌唱家们精通歌词，到污浊之世即现时的歌唱家们都注重练曲，想到十分污浊之世即未来时期的歌唱家们不精明、智慧浅、头脑简单，因此只喜鲁体民歌，而对音、词等毫无所知，相反却产生厌烦，想到此处，不得不说：要警惕啊!”[15]。②由此可见，上述提倡道歌演唱的传统习惯，也存在着一个由早期比较注重歌词和声韵，到后来仅只注重曲调，甚至沦落到仅以掌握其中的一两种（如鲁体民歌）而感到满足的发展过程，或者说是一种逐渐走向世俗化和民间化的发展趋向。
章嘉活佛主持的佛教艺僧制度及其对蒙古佛教乐舞发展产生的影响
蒙古地区的佛教，经过数百年的发展，至清末曾经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19世纪中叶，法国遣使会士古伯察一行穿越中国的长途旅行期间，曾于1844年10至11月期间来到蒙古地区的青城（归化城，即今首府呼和浩特）。据古伯察著《鞑靼旅行记》所述，青城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其贸易规模在当时的中国北方城市里难有其匹。城中有5座大喇嘛寺，各有2000多名喇嘛。喇嘛的数量，几乎占本城居民的三分之一[16]。1844年9月的一天，古伯察等来到卓资喇嘛寺。据说在当时这是一所由清朝皇帝敕封和赐建的名寺，有大约二千名左右喇嘛驻寺。就像前述第二类情况那样，喇嘛们以教团方式过集体生活，上层喇嘛都享受着清廷给予的俸禄[17]。在阅读上述资料时，笔者遇到的一个困惑，即对于藏传佛教为何近世在蒙古地区得到迅猛发展，究竟是通过藏族僧侣大批进入蒙古地区的方式直接传入？还是由蒙古地区的僧侣大批前往藏区求学取经？抑或是通过其他第三方的途径达到上述结局？以往的相关史料多语焉不详。而在具体的史料中，则可看到同前两种传入途径有关的零星说法。例如，一则对于藏族僧侣进入蒙古的史料，是根据近年来发现的一本《仓央嘉措秘传》，18世纪初，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并非像以往所说的那样，被解送进京面圣时病死在青海，而是在途中与随从人员分手，相继到了四川、、青海、北京、内蒙、尼泊尔和印度，晚年在内蒙古的阿拉善定居，在那里治病、讲经、收徒，还在岱兑、楚古等等十三座寺院担任堪布职务。在担任大同寺寺主时，在金刚持祭祀法会期间，按拉萨传大召的传统，制订了讲经、祈愿、跳神、打鬼等全套仪式。从那时起，传如法会大河流水，年复一年，迄今不断。当时有一种黑冠神舞，便是尊者亲自传授的。他又将假面舞教与嘉格隆托桑达尔杰寺，并订下规矩，全部按古夏扎仓的传统行事。在他的主持下，寺院进常举行驻乐、金刚手、大威怖三位本尊的彩粉修祭和其他盛大修祭活动，对内蒙古藏传佛教的发展做了很大的贡献[18]。而有关异族或异地僧侣到取经的事迹，则散见于许多的佛教人物个案。例如本文所提到的二世章嘉活佛，幼年在青海佑宁寺出家，曾于1681年去学佛，成为五世达赖的弟子，1683年返回佑宁寺[19]。三世章嘉活佛青少年时期一直在京城学习佛法，在十八岁时，才有机会前往，“以国师名号赴藏办事”[20]，并在此期间从五世班禅大师受具足戒[21]。由此可见，即使像章嘉活佛这样贵为上层喇嘛者，能够到一次也殊为不易，何况是普通僧人！值此备感困扰之时，笔者从一些汉、藏文史料中发现，当时以章嘉活佛为首的一些京城藏传佛教僧领，通过前述其种种地位、身份的便利条件，充分利用当时京城拥有经济、文化交流和地理交通等优势，逐渐使北京地区佛教界成为上述两条备感艰难的佛教传播途径之外的第三条甚为便捷、有效的传播通道。
据史载，乾隆九年(1744年)，为了更为系统、有效地为蒙古地区培养藏传佛教高级僧侣，在章嘉国师主持下，雍和宫改建为藏传佛教寺院，并举行了开光仪式，乾隆帝赐名“噶丹敬恰林”。此后在雍和宫建立显宗（300人）、密宗（200人）、时轮（50人）和医学（50人）四大扎仓，使之成为清代北京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
雍和宫建立伊始，四大扎仓教师一律从选送，显宗院上师由哲蚌寺哈东然坚巴•阿旺群佩担任，密宗院上师由后藏选派的贡却丹达担任，药师殿上师由彭措赞林担任。其他导师分别由拉萨三大寺和上下密院的十八位格西担任。学生包括从蒙古四十九旗、喀尔喀七部及汉藏地区选送的五百名天资聪慧的年轻僧人[22]。另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雍和宫各扎仓额定的“学艺喇嘛”共80名，均系选送来京的官费生，费用由各旗负担。其中内札萨克六盟，每盟10名；外札萨克四部落，每部落5名③。
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廷又在热河避暑山庄附近，仿照桑耶寺的形式修建了一座很大的佛教寺院普宁寺。寺院建成后，乾隆帝和章嘉国师亲临其地，举行庆祝典礼，并从蒙古各旗征集僧人入寺学经。寺院分显宗扎仓和密宗扎仓，总堪布和各扎仓的喇嘛选任与雍和宫的规则基本相同。当时，乾隆帝下令：“成立一支表演时轮和胜的四月供养舞蹈的仪仗队，从派教习歌舞的老师来。”于是由夏鲁寺派来两名舞蹈老师，教习“噶尔”和神兵驱鬼的“羌姆”（跳神）两种舞蹈。按照章嘉国师的指示，从府库内准备了铜鼓、面具、顶髻、骷髅等道具，每当逢年过节或举行法会时，都表演“噶尔”和“羌姆”。此外，还表演过扎什伦布寺中所跳的“羌姆”和萨迦寺的供养宝帐依怙的“羌姆”[23]。
由此可见，清代北京的藏传佛教寺院，集满清宫廷的最高佛教管理机构、从事与内地及内地寺庙的交流传播和为蒙古、青海、甘肃等地培训高级藏传佛教僧侣人材等作用于一身。许多藏传佛教的活佛在京城寺院讲经说法，将藏传佛教文化传播到中原地区。大批、蒙古和西北等地的年青僧侣来京城学习、供职，主持寺庙的法事，学成之后又回到本地，明显地促进了不同地区藏传佛教及佛教音乐文化的互相交流和广泛传播。从其寺庙形式及僧侣制度看，可以说吸收了古代汉传佛教十方丛林的诸多特征，在当时无疑已经成为全国除之外的另一个藏传佛教文化中心和集散地。
学僧、艺僧系统为佛教节庆及仪式活动输送了大量新鲜血液
清代北京藏传佛教寺院的节日，与其他地区藏传佛教一样，均同佛祖释迦牟尼以及本教派创始人的诞辰、忌日以及对他们创教弘法业绩的纪念活动有关。根据众多的史志资料显示，清代北京藏传佛教寺院的节日里，最隆重的是四大祈愿法会：正月祈愿法会、四月祈愿法会、六月法会和九月法会。其中的正月祈愿法会，起源于明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正月，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在拉萨大昭寺举行的大规模法会活动。自此，格鲁派所有的寺院都在正月里举行法会，来表达对宗喀巴大师的尊敬和纪念。北京的藏传佛教寺院也因此形成了由章嘉呼图克图总领西黄寺诵经活动的惯例。会上除诵经、讲经、辨经以外，还要举行祈祷、施供、跳布扎、放乌卜藏等佛事活动。京城其他寺院也都在正月举行金刚法舞活动。北京的藏传佛教寺庙均为皇家寺院，驻京喇嘛均属奉调支差（乌拉），由官府给予钱粮俸禄，其特定的佛事活动，即为清朝皇室诵经祈福。康熙二十六年(1697年)，在宫内中正殿设立了喇嘛唪经之所，定例为每日以二十人，在前殿唪《吉祥天母经》；以九人在后殿，唪《无量寿经》；以三人在后殿，唪《龙王水经》。此外，对各寺喇嘛在各处举行“跳布扎”、“放乌卜藏”仪式和念经的人数、所念诵的经典都有甚为详细的定制④。
正如前文所述及的，历代章嘉活佛中，三世章嘉•若比多吉(1717-1786)一直是清廷兴建寺庙的顾问，负有指导祭典仪轨、佛教造像、经咒讽诵之责。可见在这类佛教节庆活动中，章嘉活佛系统作为京城的佛教文化中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组织和领导作用，而由章嘉活佛掌管，具有佛学院性质的雍和宫则源源不断地为之输送新鲜血液。他们所培养的大批学僧、艺僧，成为这类佛教节庆中举行仪式表演活动的一支基本队伍和中坚力量。
结 语
在文化传播和交流的过程中，少数品质能力出众者，有时能够于特定的历史时刻，在局部社会里发挥出令人惊异的个人作用，并因此而凸显出个人的文化或艺术魅力。在各民族传统音乐的发展与维护过程中，这种“时势造英雄”乃至于“英雄造时势”的现象并非鲜见。然而，这类现象的性质和表现有时会因不同的环境条件而存在差异。在族群、地域或某一文化阶层等局部范围内进行文化传播和交流时，每当有个体杰出人物出现，其头顶上往往也会伴随着出现一个较鲜明的族性、地域性或阶层性的文化标识。而在跨族群、跨地域和跨阶层的文化传播、交流活动中，这种较狭隘的文化标识将会趋于模糊。那么，像出自青海（甚至来自土族）的章嘉活佛为北京和蒙古地区佛教文化发展做出贡献；来自西北地区和身为伊斯兰教徒的赛典赤为云南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尽心竭力等事例便层出不穷。本论文从佛教及音乐艺术等不同角度来讨论北方都市与少数民族地区的音乐文化交融问题，或许能够为这类多层、多元音乐文化研究提供一个典型个案和参考事例。
课题来源：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3年度重大课题项目（批准号：03JAZJD760005）
注释：
①三世章嘉•若必多吉出生于青海的霍尔人（土族）家庭，四岁被认定为阿旺•罗桑却丹转世灵童，并迎入郭隆寺学经。
②此段的原文是：“从前的歌手们精通歌词、如今人们则重于练曲。耽心今后歌手们不高明，智能下只喜鲁体民歌，什么也不懂，反而心生厌烦。”
③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九百八十七•理藩院二五。
④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内务府•杂例•卷一二一九。
［参 考 文 献］
［1］土观•洛桑却吉尼玛，陈庆英，马连龙.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8.15.
［2］同［1］，348.
［3］同［1］，186.
［4］同［1］，205-206.
［5］阿旺•贡葛索南扎巴坚赞，赵康.五明处之一――工巧明之分支《乐论》注疏•文殊上师喜悦之雅音，明慧意乐功业遍布（连载）［J］.艺术研究，1993(1):6-12；(2):18-24；(3):7-13.
［6］云丹次仁.米拉日巴道歌初探［J］.研究，1984(4):81-89.
［7］周加巷，郭和卿.至尊宗喀巴大师传［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
［8］阿旺伦珠达吉，庄晶.仓央嘉措秘传［J］.研究丛刊，1981:484-552.
［9］同［1］，189.
［10］同［1］，297-298.
［11］同［1］，268.
［12］同［1］，327.
［13］同［1］，310.
［14］同［1］，303.
［15］同［5］.
［16］（法）古察伯，耿.鞑靼旅行记［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
［17］同［16］，92-93.
［18］同［8］.
［19］同［1］.
［20］同［1］，99.
［21］同［1］，第七章.
［22］同［1］，137.
［23］同［1］，221-222.
On Singing Dao-Songs and the System of Art Monk in Tibetan Buddhism at Beijing in Qing Dynasty
YANG Min-kang
摘要佐罗塔耶夫是俄罗斯著名的巴扬作曲家、演奏家,六组《儿童组曲》是佐罗塔耶夫的代表作品之一。这套作品历时七年完成,体现了作曲家独特的创作手法和风格特征。新民族主义、新古典主义、表现主义、浪漫主义风格的体现,使得这套作品与众不同。而各种风格的运用,都是作曲家表现自我的手段。
关键词:佐罗塔耶夫 《儿童组曲》 风格特征
中图分类号:J624.3 文献标识码:A
佐罗塔耶夫(1942-1975)是俄罗斯著名的巴扬作曲家、演奏家,是近现代巴扬手风琴史上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作为俄罗斯著名的手风琴作曲家,佐罗塔耶夫才华横溢、名声远扬,他的作品在国际大赛和音乐会上深受演奏者的青睐,而且还有以他名字命名的手风琴比赛。而这位1942年9月13日生于俄罗斯军官家庭的作曲家,却在1975年5月13日开枪自杀,年仅33岁。佐罗塔耶夫在短短十四年的创作生涯中,凭着卓越的音乐天赋和对手风琴的热爱,谱写了大量优秀的手风琴作品。他的作品不仅体裁广泛、风格各异,在创作手法上亦有独到之处。无论是活泼单纯的六组《儿童组曲》,气势磅礴的《西班牙狂想曲》,还是被誉为生命终曲的《奏鸣曲3号》等等,不同体裁与风格的作品,都有标志性的旋律代表着佐罗塔耶夫的创作。这种标志性既是人们在听觉上辨别佐罗塔耶夫作品的先端,也是作曲家独特旋律创作手法的表现,更是佐罗塔耶夫作品风格的展示。
六组《儿童组曲》作为佐罗塔耶夫的代表作品之一,在近几年得到了更多的青睐。不仅因为它的优秀,更重要的是这套作品形象生动,旋律优美,创作过程长,历时七年完成。因而这套作品既体现了作曲家的创作手法,在音乐风格上又是他一生创作的浓缩。六组《儿童组曲》分六组三十一首:第一组五首,创作于1968年;第二组七首,创作于1969年;第三组四首,创作于1970年;第四组五首,创作于1974年;第五组五首,创作于1974年;第六组五首,创作于1974年。整部作品的前四组突出现实中的想象,表现对生命的热爱之情;后两组则更多表现了回忆之中的悲伤忧郁心情。从整体看,作品的创作经历了从具体向抽象、从传统向现代的发展,体现出作曲家创作手法和风格上的变化。
一 民族主义风格
在19世纪民族主义音乐发展的基础上,20世纪的民族主义风格有了新的发展。它除了具有面向民间,选用民间题材,发扬本民族音乐文化等特点外,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音乐更加突出“对民间音乐本身的兴趣,对民间音乐特征与形式的挖掘”。“作曲家不再企图将民间乐汇吸收在传统的风格中,而是利用民间乐汇创造新的风格,特别用于扩大调性的范围。”自19世纪30年代格林卡带来俄罗斯音乐的黄金时代以来,经过达尔戈梅日斯基、柴科夫斯基等人的继承和发展,其民族主义风格一脉相传,贯穿始终,直至20世纪的斯特拉文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在他们的创作中,俄罗斯的民歌、节奏、织体等方面的运用,丰富了作品的内涵和民族性,推动了俄罗斯的民族音乐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探索处理民族传统,运用民间创作的新方法,成为时代的课题。”佐罗塔耶夫作为一名俄罗斯作曲家,其作品的创作素材必然离不开本民族音乐的汲取。在六组《儿童组曲》中,有传统的俄罗斯民歌、民间乐曲、民间舞蹈音乐等形式。例如,第六组的第三首《轮回舞曲》,就是一种典型的俄罗斯民间舞蹈形式,这些都赋予了作品浓厚的俄罗斯风格。而作曲家独特的创作手法与现代作曲技法的结合运用,使这部作品展现出区别于传统的现代派俄罗斯风格。
首先,在自然小调的应用上:在俄罗斯音乐中,自然小调的应用不是西欧古典音乐中的偶尔使用,而是作为一种独立的调式被普遍运用的,几乎所有俄罗斯作曲家的作品中都存在大量的自然小调应用的范例。在佐罗塔耶夫的六组《儿童组曲》中,自然小调的运用也占到了作品的一半。而且,越是后期作品,现代创作手法运用越多,自然小调的运用就越频繁。仅在第五组、第六组作品中,就有七首乐曲运用了自然小调。这种调性的应用与现代创作技法的结合,使作品在传统的表现中融合了现代因素,表现出新的“传统特点”。
其次,在独特和弦结构的应用上:俄罗斯音乐中的和弦结构与和音,具有丰富的旋律意义和表现意义。其中,以不完全和弦、四六和弦运用较多,且各声部进行自由。在六组《儿童组曲》中,有些乐曲的低音旋律是在四六和弦的分解中进行的,如第二组的第二首《慢步》的创作,就采用了这种形式推进作品发展,和弦似乎也像慢步一样悠闲的进行;有些作品中和声经常出现同度或八度进行,如第四组的第一首《剧场的回声》、第六组的第一首《冬天的早晨》等作品的创作,运用这种方式给作品带来了厚重感。可见,佐罗塔耶夫在自己独特的音乐语言中,一直渗透着民族因素。
最后,在自由句法结构的应用上:在俄罗斯传统音乐中各种自由的、不对称的、不断变化的句法结构形式被广泛使用,而那些方整的、等长的结构形式并不被常用。在六组作品中,佐罗塔耶夫在句法结构上运用很自由,各种对称的、不对称的,统一的、变化的、方整的句法构成都在作品中有所使用。三十一首乐曲的图示结构可以看出,佐罗塔耶夫并没有拘泥于传统创作,而是将其进行了现代的发展,综合的加以利用。
另外,还有一些乐曲在结合作曲家独特创作手法的同时,以俄罗斯的传统音调为主题,例如第六组的第一首《慢步》。以独特的旋律进行为基础,例如第五组的第一首《KARABAS-BARABAS》。俄罗斯伤感风格的四度六度跳进、音阶走向等,也在作品中运用较多。这些都充分展示出佐罗塔耶夫创作的民族性,体现出作品中所蕴含的民族风格。
二 新古典主义风格
新古典主义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一个重要流派,它的产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生活突变有关。一战后,残酷的现实改变了人们的音乐观念,人们厌倦了晚期浪漫主义过于浮华的语言,更不屑于印象主义虚幻的描写,开始追求一种简朴、理智的风格,并从古典主义音乐中找到了根源。这一时期在作曲家的创作中,一方面采纳新鲜的因素,一方面又保持从前的特点。因此新古典主义风格的作品要求艺术整体的匀衡与稳定;情感的适度与普遍;提倡复调;节奏匀称等等,而这些特征在古典主义早期就已经具备了。
20世纪的作曲家采用它们时,总是或多或少地结合当代人们的思想感情与现代作曲技法,相当于对古典音乐的二度创作。在俄罗斯,新古典主义风格的代表人物当属斯特拉文斯基,其主要表现为作品中有模仿或暗示过去作曲家的音乐素材,并加入了一定的感情因素。而同为俄罗斯人的佐罗塔耶夫在六组《儿童组曲》的创作中,也融入了这种风格以表现主题的单纯。
在佐罗塔耶夫六组《儿童组曲》的三十一首乐曲中,每一首都有匀称而严格的节奏,绝大部分作品都有明确而单一的调性,规整而娇小的结构,清晰而单纯的和声配置,人们甚至可以从听觉上感觉到乐句进行中的半终止与终止、完全终止、回归主音等一些传统和声效果。这种整体均衡、节奏匀称、配器清晰、调性明确的新古典主义音乐风格,增强了作品的可听性。同时,佐罗塔耶夫又赋予了这种古典美“新”的特点,即各种20世纪新创作手法的运用,使整部作品在现代中孕育出古典的美,在古典中暗含着现代的流行。
三 表现主义风格
表现主义风格产生于一战前夕的德奥,最早用于绘画,常与印象主义相对立而言。印象主义音乐通常以一瞬间看到的、感受到的外界事物为表现内容,体裁多为自然的、历史的、文学巨著的描绘。表现主义通常从主观出发,强调内心感受的表达。因此,“表现主义艺术的特点是绝对强烈的感情和革命化的表达方式。”其中,表现主义风格音乐最大的特征就是无调性,以此手法来表现人物内心的冲突、紧张、焦虑等不安的情绪。此外,表现主义音乐还有“零碎的、急剧跳动的旋律进行;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力度变化;尖锐的不协和和弦;不对称的节拍;不清晰的结构等”特点。这就使表现主义音乐“缺少浪漫主义的抒情,缺少古典主义的逻辑力量,缺少印象主义的精美音响,显得怪诞、不协和、不悦耳”。
这种表现主义风格在六组《儿童组曲》的后期作品中表现得比较突出,例如在第五组的第一首《KARABAS-
BARABAS》中,贯穿全曲的半音进行使作品的调性不确定,音响尖锐,旋律跳动大;在第六组的第五首《TARARUSHKI》中,作曲家借用零碎、急剧跳动性、极端力度变化、不协和、不悦耳的特殊音响,结合表现主义音乐善于描述紧张、恐惧内容的特点,形象地描绘出儿童五彩斑斓的梦境。作为整部作品的最后一首,在表现主题的同时,作品也表达出作曲家内心的烦躁不安。梦终究会醒的,美好的回忆终究不是现实,残酷的生活终究是要面对的。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部作品创作完的第二年,佐罗塔耶夫就以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虽然作品的题材与体裁相对单纯、简洁,不足以承载作曲家内心的挣扎,但仍能反映出作曲家的心境。
四 新浪漫主义风格
在六组《儿童组曲》中,第六组的第五首乐曲《TARARUSHKI》比较特殊一些。这首乐曲比较注重感情的表达,和声以传统结构为基础,旋律即便是在模糊不清的情况下,也能辨别出调性的存在,这些也是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相结合产生的新浪漫主义音乐风格的特点。新浪漫主义是20世纪中后期出现的一个新流派,它的音乐一般有调性,传统和声功能运用较多,但又不同于19世纪的浪漫主义。19世纪的浪漫主义在经历了古典主义之后,作品创作仍会存在某些逻辑性的、内在的联系。而20世纪的新浪漫主义中,传统的和声、调性只是为了表达的需要而运用,作曲家在创作中更广泛地使用新的语言和手法。作为整部《儿童组曲》的最后一首,不经意地包含了两种音乐风格,既给了作品一个完满的结局,又是整部作品的一个亮点。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1970年,推荐佐罗塔耶夫进入莫斯科“柴科夫斯基”国立音乐学院学习的罗季昂・谢德林(R・Shehedrin)教授,亦是新浪漫主义流派的一员。以罗季昂・谢德林当时的地位和声誉,佐罗塔耶夫在创作中借鉴“伯乐”的风格特点亦不足为奇。
新民族主义、表现主义、新典主义、甚至是新浪漫主义的风格在这套作品中的体现,表现了身处20世纪的佐罗塔耶夫在创作上音乐风格上汲取的多样化。这种的多样化一方面表现出作曲家高超的、富于特点的作曲方式,另一方面,在这些风格特征下的作品,是佐罗塔耶夫内心、性格、情感的最好宣泄。六组《儿童组曲》在这种多样化风格的创作之中,显示了与众不同的特征,也显示出了作曲家的心路。
注:本文为2008年山东省文化厅艺术科学重点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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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许贤绪:《20世纪俄罗斯诗歌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
[10] [美]库斯特卡,宋瑾译:《20世纪音乐的素材与技法》,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
[11] 于润洋:《西方音乐史》,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年。
近日，笔者听到一盘由中国唱片深圳公司出版发行的原创歌曲专辑《亲亲大理风》，立刻就陶醉于歌曲的优美旋律之中。该专辑曲调清新，民族特色浓郁，让听者仿佛置身于大理的山水人情，风花雪月之中。
初见杨克先觉得他外表朴实，不善言辞，甚至显得有些木讷，但一谈起音乐，杨克先立刻变得健谈起来，两眼闪烁着光芒，周身洋溢着激情。
破茧成蝶 春华秋实
“我最初的启蒙老师其实是我的父母！”杨克先一脸真诚地对我说。
上个世纪70年代，杨克先出生于大理洱海东岸的挖色镇高兴村。纯净的洱海水赋予了他艺术的灵性，挺拔的苍山赋予他坚韧不拔的性格。
杨克先的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但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乐观向上的人生价值观，特别是对白族音乐舞蹈十分热爱，在忙完田里的农活或者不出海打鱼的时候，父母便弹起三弦，唱起白族小调，跳起霸王鞭。杨克先从小就被白族民间音乐的魅力所折服，加之父母亲的耳濡目染，上小学课时，他就能跟着父母或村民哼出一支支白族民歌小调，为今后的音乐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杨克先具有一定的音乐天赋，加之勤奋学习，1997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大理师专音乐系，开始系统的学习音乐。大学三年里，手风琴、钢琴的成绩都是全年级第一，此外他还不断挖掘民间文学，从民间文学吸取民间音乐养料，自己进行词曲创作，到大学毕业时，他成功举办了个人音乐会，使他的音乐才华“初露锋芒”。
2000年，杨克先被分配到下关三中，担任高色班的音乐专业教学工作，杨克先并未停止自己在音乐艺术道路上的追求，他勤奋钻研教学，教学相长，不仅教学成果显著，而且音乐的创作愈加成熟。杨克先深爱家乡这片热土，在他创作歌曲中，大多吸收了白族音乐的音调韵律，再加以创新，把现代音乐与民族音乐有机结合，形成一种新的歌曲风格。
随着时间的推移，杨克先的羽翼渐丰，昔日无闻的丑小鸭渐渐蜕变成美丽的白天鹅。越来越多的音乐爱好者通过他创作的歌曲了解到他。然而他并没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为了拓宽艺术视野，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2001年至2003年，他从云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本科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杨克先还向省内外许多专家虚心请教，先后师从钱晓雷、廖一等省内外音乐名家学习音乐创作。特别是2010年10月，他有幸到厦门大学参加全国骨干教师国家级培训，直接聆听了郑小瑛、邱孝胥蜚声国际的音乐指挥大师的教诲，使他的音乐创作水平甚至指挥水平有了质的提升和飞跃。
“大师就是大师，他们随便点拨几下，就能让我领悟到很多东西，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杨克先发自内心的感叹道。
杨克先不断提高自己的学识和水平，最终是为了实现自己心中的梦想，那就是为了培养更多更好的民族音乐人才，为了更好地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他认为作为音乐教师，把抢救民族音乐、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义不容辞的职责。几年来，他收集整理了白族民歌80多首，白族大本曲九板十八调中的十三调，共30多首乐曲，作词8首。他创作的民歌《下关风》、《小普陀》、《洱海鱼》、《采花莫把花采错》等120多首，其中《洱海金花妹》、《洱海鱼》、《我是大理小山茶》等发表在《民族音乐》杂志上。
在课堂上，杨克先经常把民间艺术与现代音乐相融合，教学中进行适当提升，让学生多了解学习一些民族音乐文化方面的知识。2007年，他创作了《白族民间音乐》课堂实况录像，介绍白族民歌、曲艺、戏剧及白族音乐的发展。参加云南省第三届教学课堂实况录像比赛获中学组一等奖。
为了推动彝族打歌的发展，他创作编排的舞蹈《彝寨欢歌》把原生态音乐进行加工升华，使节目更具有艺术性和时代性。在共青团大理州委庆祝改革开放三十周文艺晚会上演出，这个节目引起强烈反响，成为学校经常表演的保留节目，对弘扬优秀民间文化艺术起了积极推动的作用。
学高为师 德高为范
“杨老师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老师！他不仅在艺术上毫不保留地教授我们；在经济上还力所能及地帮助我们；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心我们！”。这是杨克先所教过的学生们对他的一致评价。
的确，十多年来，杨克先爱岗敬业、爱生如子。杨克先参加工作至今已十一年有余，一直从事艺术特色班音乐专业教学工作，他所任教的班级在高考中都取得好成绩，连续6届上线率均为100%；所担任班主任的班级都被评为市级、校级“先进班集体”、“优秀团支部”等。2006年他被评为省级优秀教师，2008年被市委市政府评为名师，此外还被评为市级优秀教师1次，校级先进教师、优秀班主任4次。
这，正是他醉心艺术，为教育事业奉献爱心的体现。
杨克先家庭经济并不宽裕，父母都是农民，他跳出农门后，并没有贪图享受物质生活，而是一心奉献给贫困学生，爱心无疆，默默奉献。他的生活用度相当节俭，但把钱花在学生身上却一点不吝惜，没有任何迟疑。
高六十四班沈光，有较好的艺术天赋，但是由于父亲丧失劳动力，家境十分艰难，杨克先主动承担起帮助这位同学完成学业及成长教育的重任，不仅在思想上不断引导鼓励，而且在经济上给予无私资助，先后资助费用高达24800多元，使这位同学树立了立志成才的信心。在杨克先的帮助下，沈光同学圆满完成高中、大学的学业，并成为了一名优秀的艺术设计师。
高86班的李克秀同学，家住弥渡县密址乡边远山区。2007年（高三上学期）临近专业高考时，她父亲病重，需长期住院，李克秀面临辍学的困境。杨克先得知后先进行思想上的引导，再给予经济上的帮助，半年多时间共资助她3700多元，帮助她圆满完成了高中学业，顺利考入云南民族大学……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据粗略统计，10余年来，杨克先先后为多名贫困生资助三万五千多元，帮助他们完成学业。这对于那些大款来说，三万多元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对于一个拿工资吃饭的人来说，可是个了不起的数字。
“谁没有父母，谁没有子女？作为一个老师，要教好学生，首先要爱学生，把他们当成你的亲姊妹，甚至儿女！”杨克先谈起自己的学生时，脸上更多洋溢的是欣慰。
杨克先接着说：“我现在个人的家庭条件和生活条件虽然不是特别好，但还是有一定的能力。所以，平常就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我觉得能帮助别人也是种幸福，自己所做的不算什么，‘送人玫瑰，手留余香’而已。”
在班务管理中，杨克先的理念是：“绝不放弃每一个学生，给每一位同学力所能及的一份关爱。”
在教学中，他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因材施教，通过各种文艺汇演、比赛、音乐会等实践活动对专业进行巩固和应用。他把民间艺术与现代音乐相融合，用民间乐器来授课，介绍白族民歌、曲艺、戏剧及白族音乐的发展，让年轻一代了解学习一些白族文化。此外他还注重对尖子生的培养，根据学生自身的特长充分发挥学生的兴趣，挖掘他们最大的潜能，许多学生在高考中取得佳绩，如李婷婷、李程斌等被四川音乐学院、西南大学、西安音乐学院等重点音乐院校录取。杨克先的许多学生已经活跃在全国各地的艺术舞台上，他所指导的学生在全国、省、州、市都获过大奖，其中张国庆同学在第七届洱海歌手大赛中获美声组三等奖，李帅运获CCTV全国青少年七彩阳光艺术人才选拔赛声乐组铜奖，并于2007年教师节在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播出。
立足苍洱 绽放奇葩
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杨克先谈起他的音乐专辑《亲亲大理风》时如数家珍。这盘专辑堪称是他从事十年音乐教育生涯的结晶，专辑以歌颂云南秀丽风光、唱响大理美好家园为素材，成功地把民族音乐的精髓与现代音乐节奏融合在一起，表现了独具魅力的音乐风格。
专辑由“唱响大理”十二首不同风格的歌曲组成，歌曲都由云南省著名歌唱家黄绍成，著名歌手赵绍波等演唱。其中《洱海金花妹》由于旋律优美、民族味浓郁又有时代气息，在保护洱海启动仪式上作为开场表演，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后由著名歌手杨建英、郭海波演唱，被大理电视台拍摄成MTV，选入《爱在大理》音乐专辑中。现在《洱海金花妹》已是大理州市各种晚会经常运用的歌伴舞节目。
歌曲《我是大理小山茶》是杨克先创作给女儿的礼物，其轻快的语调给人以明朗的享受，被广为传唱，现已成为大理市小学生参加全国各种音乐比赛的经典选唱歌曲。
杨克先虽献身教育，却从未忘记自己对音乐的追求，在艺术道路上坚定执着，立志弘扬民族文化，对自己作品的要求几近苛刻，力求开拓创新，追求卓越。
在教学之余，他收集整理白族民间音乐，坚持创作歌曲，创作接近疯狂，有时半夜躺在床上，大脑里还在天马行空地跳动着音符。灵感乍现，他立马起身，弹钢琴，记录灵感的火花，有时兴起还会吟唱几句。他家住的是单元楼，这可苦恼了周围邻居，纷纷称杨克先为“艺术疯子”。
“大理有着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随着流行音乐的不断冲击，民间音乐将面临消亡，随着老艺人的减少，很多民间歌曲就会逐渐失传；作为一个文艺创作者、一个专业音乐教师，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对这些民间宝藏进行挖掘整理和传承保护，让它们发扬光大，更好地服务于大理州的民族文化事业大繁荣大发展！”这是杨克先发自肺腑的声音。
杨克先从2004年开始进行对白族说唱艺术大本曲三腔九板十八调的收集整理，曾多次找到民间艺人去收集，去找作邑村北腔代表赵丕鼎老艺人、向阳村海东腔传承艺人李丽老师学习，有些曲调由于演唱者的自由发挥，在曲谱中无法记录，他还作了一些加工整理，在民间音乐整理过程中，尽量保持歌曲的原滋原味。他还专程赶到云龙、剑川、鹤庆、洱源等地收集吹吹腔唱腔资料，收集整理了100多首白族民间歌曲和大本曲选段，创作歌曲近百首，绝大多数歌曲在省内外正式刊物上发表和获奖。
为了方便交流和学习，他尽量把白族话译成汉语，曲谱规范化，并用中文作词进行一些改编。其中由他改编的《新麻雀调》由白剧团国家二级演员董凤琴演唱后，深受当地群众欢迎和传唱。杨克先创作编排经典节目十多个，节目《火的恋歌》获教育部第三届中小学艺术展演二等奖，歌曲《和谐班级》、《快乐依依》荣获全国校园歌曲创作大赛一、二等奖。
杨克先勇于探索，创作上形成了自己的个性和风格，他大胆吸收了一些民族音乐的精华，将传统与现代创新意识相交融，因此，他的歌曲既是民族的，又具有时代性，让人耳目一新。他创作的《洱海鱼》荣获中国2010群众歌曲创作大赛一等奖，《快乐的阳芊依》获全国第三届校园歌曲大赛三等奖等等。
关键词：国学；古诗词歌曲；声乐教学；通识教育课程
国学，是指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涵盖历史、哲学、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术数、医学、星相乃至音乐、戏曲、书画、建筑、舞蹈等艺术范畴。中国古诗词歌曲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流传至今至少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每个历史时期都留下了古诗词歌曲的遗韵。这些古诗词歌曲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不同时期的音乐审美意识，而且活态化地展示了儒家音乐美学思想，是中华文化中的音乐瑰宝。教育是人类文化延续最主要的渠道，尤其是高等教育能够对文化进行过滤和整合，将本民族文化中最有价值的精髓进行保存和传承，使之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因而，在高校音乐教育领域弘扬国学，在高校音乐教学中重视中国古诗词歌曲的教学与研究，应是我们无可推卸的文化担当。
一、古曲渐息——古诗词歌曲教学的现状
迄今为止，国内高教领域仅有中国音乐学院在2007年成立了“中国古典诗词歌曲研究中心”，并开设了由本科至研究生的“中国古典诗词歌曲教学”。这大概是我国唯一冠以“古典诗词歌曲研究”的学术机构，也是唯一开设了古典诗词歌曲专业的音乐院校（此处的“古典诗词歌曲”即本文的“古诗词歌曲”）。随着那位毕其一生、呕心沥血致力于古诗词歌曲研究的傅雪漪先生的离世，随着创办这一专业教学的中国音乐学院王学芬教授的退休，也随着王教授苦心孤诣培养的7位研究生的先后“转业”，中国古诗词歌曲教学这块原本是广袤而丰厚的文化土壤，而今已是地荒人稀、寂寥冷清。
2500年来，孔子代表的儒家学说在国内外推崇得如火如荼。88个国家和地区开办了282所“孔子学院”，进行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与教学。国学日兴，但儒家音乐文化的精髓——古诗词歌曲却声息渐远、日趋式微。点开“网络孔子学院”的音乐栏目，我们可以看到其下有民歌、民乐、戏曲、曲艺、歌唱家、演奏家、乐评论道、音乐资讯……唯独没有古诗词歌曲的介绍。近年来，我国数以百计的高校设立了音乐专业，但又有多少将中国古诗词歌曲教学列入课程体系并真正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教学与科研呢？我们难以设想在其他门类的艺术教学中——绘画不学水墨丹青、工笔重彩；建筑不懂雕梁画栋、斗拱重檐；工艺不识四羊方尊，长信宫灯；而书法不知道泰山刻石、颜骨柳筋、《兰亭序》、《华严疏》……假若如此，高等教育何以传承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因而，在高校的音乐教育中没有理由让中国古诗词歌曲的教学处于后位、甚至缺失。
难道是当代社会文化价值的多元将中国古诗词歌曲已经边缘化了？或是她自身的生命力开始衰竭？
二、诗乐同源——古诗词歌曲的文化基因
“中国文学中的诗歌，从诗经、楚辞、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无一不是歌曲之词，随着时代推移，音乐佚亡，歌词尚存。凡词皆可歌可咏，应当说，中国文学史中的半壁江山存在于中国音乐史中。”［1］赵晓生阐述的诗歌与音乐同源的观点不仅反映了中国音乐发展中的文化现象，在西方音乐历史中这种现象同样存在。古希腊的“音乐和诗歌几乎是同义词”，“没有音乐，诗歌形式便没有名称”，抒情诗歌（lyric）最初指的就是“和着里尔琴（lyre）而唱的诗歌”［2］，这和我国诗经“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3］几乎是同样的音乐行为方式。
然而，由于乐谱的佚亡，我们无法知道诗经、楚辞、乐府这些上古时期的诗词歌曲是什么样的曲调？用什么样的谱式记录？歌词与曲调的配合又是怎样的方式？
人类最初的音乐是通过自身的嗓音来创造的。唐人孔颖达为《诗•周南•关雎序》注疏：“动声曰吟，长言曰咏，作诗必歌，故言吟咏性情也。”［4］从 “言之不足故嗟叹之”的吟诵进而“嗟叹不足故咏歌之”的咏唱，原始的歌唱是语言的音调化逐步加强的结果。由于汉语的“四声”音韵极富音乐性，“把歌词声调略为夸张性地朗诵，可‘吟诵’出曲调来。”［5］这正是《礼记•乐记》中“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的意思。因而，吟诵这种最自然的发声状态也常常成为营造古诗词歌曲清微淡雅、沉着高古的艺境特有的表现手段。
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古诗词歌曲的初始阶段仅仅只是语言声调情绪化的强调，它应该还有与歌词同出一“辙”的曲调。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汉书•艺文志》除了录有《河南周歌诗七篇》、《周谣歌诗七十五篇》，另外还录有与此相应的《河南周歌声曲折七篇》、《周谣歌诗声曲折七十五篇》。以“歌诗”与“歌声曲折”并列，由此可以推断应是词与曲的关系。《文心雕龙•乐府》篇说得更清楚：“凡乐辞曰诗，诗声曰歌”，这里“诗指的是诗人所作的歌辞，歌指的是和诗相配合的乐曲”。［6］ 尽管当今学者对于“声曲折”或“歌声曲折”的谱式形态还见解不一，尚在探讨，但无论是认为“声曲折是用线条的曲折来表示音调的高低” ［7］之 “曲线说”，还是认为“声曲折是用文字记写的方式标记歌诗音调之高下的乐谱”［8］之 “曲谱说”， 或者是认为“歌声曲折是现知中国最早的旋律谱本”之“旋律谱说”［9］，基本的共识是古诗词歌曲在文学的诗词之外还存在表现音乐的歌曲曲调。由于至今缺乏实物考证，唐代以远的古诗词歌曲还不能如我国古代器乐曲那样根据文字谱、减字谱、燕乐半字谱以及弦索谱和管色谱去“按谱寻声”，大量“歌词尚存”的古诗词歌曲均为后人补曲，这也为我们研究古诗词歌曲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历史发展到“依声度曲”、“倚声填词”的诗、乐高度分化阶段，我们依然可以从诗的整齐美、对仗美、节奏美、音律美以及词的平仄相间、抑扬顿挫，散文化的语法句式中看到古诗词歌曲中音韵与旋律的关系，即诗乐同源、共为连体的关系。
三、修身养性——古诗词教学的现实意义
“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人类用自身的嗓音来表达内心情感，更为直接，更为深刻。古诗词歌曲大部分属于中国古代的文人音乐，尤其是唐、宋时期及其以后的古诗词歌曲，歌词精辞妙句，大多咏史叹世，直抒胸臆，寄情山林田园，参破人间宠辱；曲调则婉转迂回，韵味幽远，忧而不伤，哀而不怨，表现一种超脱、旷达的人文品质。古诗词歌曲的演唱很大程度表现为气定神闲的“自娱性”音乐行为，体现了中华民族 “中正平和、含蓄蕴籍”的审美趣味，在音乐审美中保持一种“和”的情感态度。和谐的音响对人的心理有安定、抚慰的作用，音乐的和谐让心灵的和谐达到完美的境地，从而达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音和——心和——人和——政和……这正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历来重视音乐与人生、人与社会关系的特点所在”。［10］
我们清醒的看到，由于当前社会媒介市场化、商业化运作，一味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带来了社会文化的低俗、恶俗现象，并日趋形成强大的媚俗文化势力。从颠覆审美的“文化丑角”到精神狂乱的“反智主义”，都是用瞬间的精神去满足人们日益浮躁、倦怠无聊的心态。长期 “速食”这种娱乐至上的快餐文化，人们将逐渐丧失审美的“咀嚼”能力和对一种高品质文化的欣赏耐心，直接导致整个民族文化素质的低下。目前，大学生中存在的审美取向低俗化、娱乐化的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著名文艺评论家仲呈祥在“全国高校艺术教育科学论文报告会”上大声疾呼，在低俗化的时风下 “高校要保持独立的思考，发出科学的声音”、“高等学校的艺术教育应该对民族的艺术思维作出独特的贡献”（2009.2.13于东南大学），这也是每一个高校音乐教育者的社会良知。将中国古诗词歌曲教学纳入高校音乐教育，引导大学生品读、演唱古诗词歌曲，在古曲中唱出诗的意境，在诗词中领略古曲的幽雅，在“唱着歌儿学古诗”［11］中修身养性，不仅可以培养大学生对美的感受、鉴赏能力，完善审美心理结构，培养他们在文化人格、艺术趣味、音乐素质方面的自我塑造能力，更重要的是增强当代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使他们能从情感上建立起母语文化的音乐情结，从而凝聚中华民族文化的向心力。
四、专业化研究与普及性推广——古诗词歌曲教学走进高校
作为中国古代音乐文化主要的艺术品种，古诗词歌曲应该成为一种特定的声乐体裁进入高校声乐教学课程，并获得应有的地位，犹如德奥艺术歌曲、民族民间歌曲、现代通俗歌曲等，真正使高校课程体系包容多种文化形态，成为多元而丰富的现代教育体系。在高校实施中国古诗词歌曲教学应首先从声乐专业教学切入，在教学实践中逐步获得对中国音乐文化的深刻理解，进而作出系统的理论总结，包括诗词审美欣赏、音乐本题分析、演唱风格的把握以及教学方法的创新，进而推及到全校学生公选课的教学，形成专业化研究与普及性推广的全方位展开。
专业化的研究是指在声乐表演专业的教学中系统的进行中国古诗词教学与研究。
（一）组成教学团队
在高校的古诗词歌曲教学中，师资队伍是确保教学质量的首要条件。担负古诗词歌曲教学的教师除了具备精深的声乐专业知识外，还需要广博的古典文学知识以及对古诗词歌曲音乐方面的分析解读能力，这种高素质师资人才的缺乏，也是古诗词歌曲教学难以在高校广泛展开的原因之一。综合性大学应充分利用学科门类齐全的资源优势，集合声乐专业教师、音乐理论教师、古典文学教师共同组成“三合一”的教学团队，形成学科知识的互补与共享，以获得对中国古诗词歌曲“全观视角”的整体解读。
（二）加强理论研究
中国古诗词教学应在系统的理论指导下进行。我国几千年的音乐历史，历代音乐家都曾对民族声乐艺术作过理论总结，如战国时期的《乐论•师乙篇》、《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唐代段安节的《乐府杂录》、元代燕南芝庵的《唱论》、明代魏良辅的《曲律》、清代徐大椿的《乐府传声》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音乐论著，不仅精辟地论述了歌唱中的咬字、呼吸、发声、润腔等技巧，而且详细地规范了民族声乐的审美标准，鲜明地体现了民族声乐的审美意识，具有珍贵的学术价值。将这些典籍中有关声乐艺术的理论进行精选，并从现代声乐科学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加以系统整理，从而为古诗词教学夯实丰厚的理论基础。
（三）建立教材体系
编写教材《中国古诗词歌曲教学》及辅助教材《中国古诗词歌曲萃选》，包括简谱、五线谱对照的声乐演唱谱与钢琴伴奏谱。教材中对每首古诗词歌曲的教学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1.古诗词的文学赏析（作者简述、创作背景、文学风格、诗境与艺境、白话体译文）；2.歌曲的音乐本体分析（曲式结构、调式风格、旋法特征、钢琴的背景与歌唱）；3.古曲演唱提示（基本音乐情绪、重要的吐字归韵、有特点的行腔、声音色彩的把握）。
（四）调整课程设置
为声乐专业所有学生开设学科基础课程“中国古诗词歌曲演唱”，使他们掌握古诗词歌曲的一般知识以及能够演唱一定数量的古诗词歌曲。同时，为那些立志研究中国古诗词歌曲的学生开设专业选修课程“中国古诗词歌曲教学与研究”，以适应学生的个性发展。以上课程的教学都应制定相应的教学大纲与课程标准，切实按纲实施教学。
（五）创新教学方法
通过声乐专业的教学实践，探索、创新一种“以中国古诗词歌曲的吟诵、咏唱为原点，并吸纳民歌、戏曲演唱技巧”的教学方法，在演唱中要求学生做到以情带声，以气出声，气息流畅，字清腔纯，尤其是注重无声状态下的气息连贯，培养学生在演唱中逐步进入和谐的情趣意境、淡定沉稳的气韵神态。
普及性的推广是指将中国古诗词歌曲教学的外延扩大到非音乐专业范围，将国学的传承融入于高校的素质教育。“乐所以修内也”、“乐者，德之华也”，这些儒家古籍中的名言强调用音乐来提高内心修养，并在音乐审美中体现以德为美，说明高尚的道德和美的情趣是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发展的重要组成因素。上世纪80年代，哈佛大学开设的六类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第一类就是“文学与艺术”，其目的就在于使学生在具备专业知识技能的同时成为有教养的现代人。因而，构建一门“以国学传承为宗旨，以音乐教学为载体”的通识教育课程“中国古诗词歌曲的品读与学唱”尤为必要。在通识课的教学中可以突破传统声乐教学的“一对一”模式，将多媒体大课教学与口传面授的分组辅助更广泛的教学平台。
责任编辑：陈达波
注释：
① 2009年 12月12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创作研究中心主办、北京世纪视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的“唱响古诗词•汪国真作品音乐会暨唱着歌儿学古诗•汪国真古诗词歌曲唱专 辑首发式”在北京音乐厅举行。此处借用“唱着歌儿学古诗”，是提倡一种边唱、边学、边背的古诗词传习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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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ing a thorough inquiry into the chinese songs filled with ancient poetries
rao zerong
当人们打开音像资料第一遍欣赏音乐是，首先听到的是音乐的旋律，其次是音乐的力度是强还是弱、速度是慢还是快、然后才是考虑是有什么乐器演奏的。在以往的音乐教学中,很多老师讲课时,会问学生这段音乐表现了怎样的场面?学生会争先恐后的回答表现了……然后教师非常高兴得说回答的太好了、你真棒。而不再去揭示出表现这个场面的音乐要素是什么？只是来个走马观花的欣赏。在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一册《爱劳动》一课中老师注重了音乐表现的情景、场面是由许多音乐要素的变化发展来的（运用的第一段音乐是表现小和尚，第二段是表现胖和尚的）。在一上课老师问学生第一段音乐表现的是什么样的和尚？第二段音乐表现的是什么样的和尚？学生回答第一段音乐表现的是小和尚。第二段音乐表现的是胖和尚。老师进一步问是怎么听出来的？学生回答第一段的音乐细、轻巧。第二段的音乐浑厚、笨重、低沉。虽然学生由于学的知识少不能说出是通过音色变化听出来的，但学生明白音色的不同能表现出不同得音乐画面。
在对力度、速度这一要素的欣赏教学中，我听到、看到过得音乐优质课、公开课教学大都是与以上的做法相同，只是注重了音乐所表现的场面，而不去挖掘音乐的要素。在欣赏教学中只是注重表面的现象，不注重深层次地实际教学。在本课的教学中经过讨论、实践、验证大胆的运用了通过学生说出以音乐要素来表现人物、场景、情景。再例如：在欣赏《三个和尚》那段优美的旋律与救火的那段音乐进行比较时学生说出了慢的音乐是说：和尚们睡觉、喝水等悠闲自在的场面。另一段音乐学生则说：和尚们在救火、打架等场面。老师这个时候接着问你怎么听出来的？学生回答：第一段音乐慢而且很轻、第二点音乐重而且快、很紧张。通过学生对乐曲慢与快得比较，轻与重的比较体会出音乐的强与弱、快于慢的音乐要素的变化。充分体现了音乐欣赏的根本是音乐场面、情境的变化是音乐要素变化的真理。
二、音乐欣赏的情绪、情感变化中要渗透音乐要素变化
从心理学的角度说：情绪与情感是密切相关又相互区别的二种心理形式。但从关联范围来说，情绪比情感要更广泛。虽然当我们体验到某中情感时，总会感到具有一定的情绪色彩，但这种情绪色彩远不如情感那样稳定和持久。情感有强度和深度之分，有高、低层次之分。情绪与情感是审美教育的基本特征之一，对音乐教学来说，不仅尤为突出，而且，还有特殊的表现内容。从音乐美的本质来说，音乐进行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情感的展示与变化过程。同时也是音乐要素发展变化的过程,音乐作为情感的载体，虽无语义，但却是最生动的心灵语言，常言说；“语言的尽头是音乐的开始。”就艺术形式来说，音乐的表现力远远胜过其他艺术门类，其特质就是情感抒发、情感的撞击、情感渲泄、情感交流、和情感审美。
在音乐教学中，牢牢把握情感这条主线，通过音乐情绪与情感的这种特质，不断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提搞学生的情感强度，使人们的情绪、情感同音乐情绪、情感和谐的沟通与交流，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音乐情绪与情感体验不能仅仅停留在外表的层面上，更需要内心深处的体验，寻求那种动人心魄的、使人感到震撼的艺术效果与境界。多让音乐本身面对学生，用音乐的情感来呼唤学生的情感。当然在体验情感的同时要更深层次的挖掘音乐要素的变化，小小的音乐要素变化了，音乐的情绪、情感就会发生变化。情绪甚至会相反。在《爱劳动》一课中老师通过情绪的变化，就挖掘的音乐要素的变化。如,在欣赏《三个和尚》那段优美的旋律与救火的那段音乐进行比较时学生说出了第一段音乐是：和尚们睡觉、喝水等悠闲自在的情绪。另一段音乐学生则说：和尚们在救火、打架等焦急的情绪。老师这个时候接着问你怎么听出来的？学生回答：第一段音乐慢而且优美，第二段音乐很紧张。通过学生对乐曲舒展与紧张而终情绪的比较，体会出音乐快于慢的音乐要素的比较。充分体现了音乐欣赏中音乐要素变化是音乐情绪、情感变化的根本要素。
三、音乐欣赏的体裁形式中要渗透音乐要素的变化
新的《音乐课程标准》提出一、二年级对音乐体裁的了解是聆听儿歌、童谣、进行曲和舞曲，能够区别独唱、独奏、齐唱、齐奏。《爱劳动》是进行曲体裁的歌曲，老师在进行歌曲教学中，首先通过歌曲中的衬词：嗨哟里格嗨哟嗨嗨…..与劳动的步伐相结合来了解体验“进行曲”这一体裁，音乐与行进的步伐是统一的。在学习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二册《汪汪与》一课通过聆听《跳圆舞曲的小猫》体会三拍子咚、嚓、嚓，咚、嚓、嚓的舞蹈场面，把音乐场面融合与渗透了音乐情绪、情感，音乐的力度、速度等表现要素体验乐曲的各种节奏形式与音乐体裁的关系。突出了节奏在音乐要素中重要地位。
通过以上观看，老师教育学生的是学习的方法，受人一鱼，不如授人一渔，在音乐教学中，深入浅出，潜移默化的渗透音乐知识、音乐要素的欣赏教学，有助于提高学生欣赏音乐、审美音乐的能力从而提高学生音乐欣赏水平，为学生终生喜爱音乐、审美音乐、享受音乐打下良好的基础。
四、音乐情感在音乐欣赏中的具体表现
感受与鉴赏是重要的音乐学习领域，是整个音乐学习活动的基础，是培养学生音乐审美能力的有效途径。良好的音乐感受能力与鉴赏能力的形成，对于丰富情感，提高文化素养，增进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在教学中应激发学生听赏音乐的兴趣，养成聆听音乐的良好习惯，逐步积累鉴赏音乐的经验。应采用多种形式引导学生积极参与音乐体验，鼓励学生对所听音乐要有独立的感受与见解，帮助学生建立起音乐与人生的密切联系，为终身学习和享受音乐奠定基础。我的观点是在音乐教学中，不能单纯的走马观花的欣赏，而是要充分揭示音乐的要素（节拍、节奏、旋律、音色、力度、速度等）在音乐中的表现作用，让学生亲身感受到音乐中最激动人心和极具表现力的部分,而不是进行枯燥的、单纯的技巧和灌输死记硬背的知识；应以整体的方式来体验音乐，将音乐要素贯穿在音乐教学的整个过程，而不是将音乐的各种构成元素支离破碎的讲授。要注重艺术的完整性，这正是音乐教育区别其他学科的一项重要原则。与音乐隔离开来的单纯的记忆音乐概念，讲解音乐知识是毫无意义的。所以音乐欣赏要把音乐要素贯穿到整个教学过程中。
音乐是一种善于表现和激发感情的艺术，可以说，音乐欣赏的过程就是感情体验的过程，它既是欣赏者对音乐的感情内涵进行体验的过程，同时也是欣赏者自己的感情和音乐中表现的感情相互交融、发生共鸣的过程。无论是对于普通的音乐听众，还是对于音乐的专门家来说，感情体验都是在进行音乐欣赏时不可缺少的一种心理要素。对于音乐的专门家来说，假如在欣赏音乐时只注意技巧、技术手法、结构形式等方面，而在感情上却无动于衷，那么他对音乐的欣赏也只“见其文而未见其心，见其表而未见其里"，并不能完整地感受与领会音乐的美。一位有经验的英国音乐教育家曾告诫说："不要允许你的批评性的敏捷聪明窒息你的情绪反应。那些专家们经常把他们的注意力局限在技巧上。"【1】他还说："除非你也重新抓住了激动过贝多芬写这一作品（指Waldstein）钢琴奏鸣曲--引者注）的同样感觉，或是认为你也有这种情感，你才有权利说你欣赏他。"②音乐是一种善于抒情的艺术，音乐中有着丰富而深刻的感情内涵，只有当音乐欣赏者的感情活动与音乐作品蕴涵的感情基本相吻合的时候，才能称之为正确的音乐欣赏。因此，准确、深刻和细致地体验音乐作品中的感情内涵，是音乐欣赏中感情体验的基本要求。对音乐作品感情内涵的体验，首先表现为感性上的直接体验。比如，我们在听到一首乐曲的时候，对这首乐曲所表达的感情（它或是快乐的，或是悲哀的，或是慷慨激昂的……），凭借自己的感性经验，自然地产生出一种体验。这种伴随着音乐感知而自然产生的感情体验，就是我们所说的感性上的直接体验。
例如，我们听到这样一个音乐主题：
例3快速地
郑路、马洪业：《北京喜讯到边寨》
①布克（P.C.Buck）：《音乐家心理学》，中译本，第107页。
②同上书，第104页。
我们自然会从这个由弦乐器和木管乐器奏出的快速而又活跃的音乐主题中，获得一种欢乐和喜悦的感情体验。
而当我们听到下面这个缓慢的、如泣如诉的音乐主题时，一种悲苦、凄凉的感情会不由自主地在我们的心头涌起：
例4
慢速地《江河水》
当在钢琴上响起了下面这个在左手持续不断地上下滚动的音型衬托下，由右手奏出的号角般铿锵有力的音乐动机时：
例5
肖邦：《c小调练习曲》
音乐中所表达的那种激昂悲愤的感情波涛，会把我们深深地打动。
欣赏者从音乐中获得的这种感情体验，并不是由于标题或文字说明等所引起的，而是一种感性上的直接体验。当然，欣赏者能够在自己的意识中，把从听觉感受到的音乐音响转化为感情的体验，是要以正确的音乐感知为前提的，而当欣赏者对某种音乐音响及其艺术风格不熟悉，不能正确地进行音乐感知的时候，那他就不可能获得正确的感情体验。老师在给我们上课的过程中做的课堂实验表明，学生们对于他们熟悉的音乐风格，尽管预先并不清楚听的是什么乐曲，但还是能够大体上正确地体验到乐曲的感情性质。例如，在对乐曲不作任何说明的情况下，老师放了一段德沃扎克的《大提琴协奏曲》中第一乐章副部主题在展开部的变奏段落的录音，然后让学生们写出自己的感情体验，五个学生的回答分别是：
（1）回忆的、欲以挣脱某种纠缠。
（2）悲哀的、带有哭泣的主题音调。
（3）充满深沉的情绪。
（4）悲哀、哀怨。
（5）远方的倾诉。
五个学生的答案用语虽然不同，但他们的感情体验在性质上却比较接近，而且与原作的感情内涵基本上是吻合的。德沃扎克在这首乐曲中所抒发的对祖国的深切思念与身在异乡所感到的孤寂与愁苦的感情，我们的感性的直觉也是能够有所体验的。
然而，身为学生的我们对具有所不熟悉的音乐音响与艺术风格的乐曲，在感情体验上却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我们上面所讲的欣赏者对音乐的感性的或者说是直感式的感情体验，是音乐欣赏中感情体验的基本方式。然而，它毕竟是对音乐作品感情内涵的一种初步体验。如果欣赏者仅凭直感去进行体验，虽然有可能体验到乐曲的基本感情，但却往往会局限于喜怒哀乐的感情类型的体验上面，而不能更深入地体验乐曲感情的内在含义。因此，对音乐欣赏中感情体验的进一步要求就是要有理解认识的参与，即欣赏者要从各个方面去研究和了解乐曲感情的内在含义。只有在对乐曲感情赖以产生的思想和生活基础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之后，才有可能更深刻、更准确地领会音乐作品的感情内涵。这正如同志在他的哲学著作中所说“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2】
当然，我们这里是指对那些的确表现了深刻的感情内涵的音乐作品的欣赏而言。而我们之所以对音乐欣赏中的感情体验提出这种进一步的要求，是因为音乐中所表现的感情既不是一种与人的思想没有什么联系的神秘莫测的东西，也不是没有生活基础的主观自生的东西。相反，音乐中的感情内涵是由一定的社会生活所引起，并且是和一定的思想相联系的。正如我国古典音乐论著《乐记》所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3】。但是由于
①：《实践论》，《选集》四卷本，第263页。
②见《乐记》中的《乐本篇》。
音乐表现手段的特殊性，使得它在表现感情的同时，却不能把感情所赖以产生的思想和生活基础同样明确地表现出来，这就要求欣赏者在对音乐中的感情内涵凭借感性进行体验的同时，也能够有意识地运用理解因素，深入体验乐曲感情表现的内涵。
由于音乐中的感情内涵常常可以在音乐以外的因素中找到理解的根据，例如在声乐作品中可以在标题和文字说明中找到根；在标题音乐中可以在标题和文字说明中找到根据，因此，在对声乐作品与标题器乐作品的感情体验中，对这些非音乐因素予以充分注意是完全必要的。如果对这些非音乐因素不予注意，而仅凭感性体验是很难深刻领会乐曲的感情内涵，特别是它的社会意义的。音乐是一种表现生活的艺术，为了避免音响材料的局限性，更好地进行艺术表现,它往往需要和其他艺术相结合，这种做法早在音乐发展的原始时代的歌、舞、诗三位一体的形式中就已经开始了。由于这些非音乐因素已经和音乐紧密地融合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欣赏者在对音乐进行感情体验时，就需要运用理解认识这一心理要素去对这个艺术整体加以研究，从而加深对音乐的感情内涵的体验。
有些无标题音乐作品，并没有综合运用非音乐因素，但是却并不意味着这些音乐中的感情表现就没有它们的生活和思想基础。为了更深入地体验这类乐曲的感情内涵，欣赏者一方面要通过对音乐本身的反复倾听，凭借直感更准确、更细致地去体验乐曲的感情表现，另一方面也要从更广阔的方面，特别是从乐曲产生的社会环境、作曲家的生活经历、创作意图、艺术风格等各个方面去进行研究和了解，以求得对乐曲感情内涵的正确把握。例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德沃扎克的《大提琴协奏曲》，如果通过理解认识的作用，了解到这部协奏曲是捷克作曲家德沃扎克晚年旅居美国时写的作品，作者通过这部作品倾诉了他对远隔重洋的祖国和亲人的深切怀念，那么，学生们在欣赏过程中就会对这部作品的感情内涵获得更深刻的体验。又如，对贝多芬的《爱格蒙特》所写的十段配乐中的序曲，不了解这部戏剧的主人公爱格蒙特是十六世纪荷兰人民所崇敬的英雄，对他所领导的荷兰人民反抗西班牙统治和争取独立的斗争也毫无所知，那么也就很难体验到这部序曲中戏剧性的感情变化：痛苦的、激烈的反抗、悲壮的颂歌和胜利的狂欢。如果欣赏者能够充分发挥理解认时的作用，对这部戏剧的内容和人物形象有比较深刻的理解，那也必然会对乐曲的感情内涵有更深刻的体验，而这是单凭感性体验所不可能做到的。
但是，对感情体验的这种进一步的要求，却并不是每一个音乐欣赏者都能够作到的。对音乐家和音乐作品创作情况的了解也不是每一个音乐欣赏者都有条件进行的。而且，有许多无标题的器乐作品，作者在创作他们时往往没有留下什么有关记述，作品本身也并没有表现什么深刻的社会内容，而只是某种情绪的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很难对乐曲做出进一步的解释，而只能凭借音响感知和对作者总的创作个性和风格的把握来体验乐曲的感情。因此，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对于绝大多数音乐欣赏者来说。音乐欣赏中的感情体验更多地还是以感受性的直观形式进行的。像通常所说，欣赏者是处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心理状态之中，更何况音乐中所表达的感情，在很多情况下的确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呢！这样判断一个欣赏者是否能够借助于某种概念把体验到的感情表达出来，而是要看欣赏者是否对音乐中表现的感情真正从内心里有所体验，欣赏者的感情是否能够在欣赏的过程中随着音乐的进行而起伏、变化，如果做到了这一点，那就可以说是对音乐中所表现的感受情有所体验了。当然，我们这样说也并不是否认理解认识对音乐欣赏中感情体验的重要作用，而是要说明，这种理解认识只有融注于感受性的体验之中，才能真正有助于音乐欣赏。
综上所述在相关文献中，国内相关实验论文的数量和国外相比差距较大，国内的实证研究仅仅是集中在个别音乐治疗和音乐心理学的实验研究报告方面。显然，国外在实证方面的历史和经验比国内要雄厚，但是，国外实验研究的被试都是白人或黑人，他们的数据结果是否能够代表中国被试的情况，是需要考虑和解决的。
随着近几年我国心理学的快速发展，对于音乐情感的研究也更加趋于实证化、科学化。在2005年11月25日召开的第二届全国音乐心理学学术研讨会上，会议收到的论文以及会上宣读的论文都显示了这一趋势。重视应用性研究，采用实证性研究方法的学者明显增多。此外，2005年10月召开的第一届情感计算与智能交互国际会议（ACII2005）共录用论文118篇，然而，音乐情感研究的文章仅有两篇，但这方面的研究在国外已经形成一个热潮。不过，我们可以看出，计算机科学、脑神经科学、生理学与心理学的结合对音乐情感的研究在我国正在逐渐萌发，并显现了强大的生命力。从与浙江大学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的一个集中研究音乐情感的队伍的联系交流中得知，目前我国对于音乐情感的研究是相当重视的，投入了大量的物力和财力，与国际接轨，在一群卓越的科研工作者的努力下，音乐情感的认知模型的计算机程序已经初具规模，这将使情感的识别、表达和转化实现数字化、程序化，更好地促进音乐情感的深入研究。
通过对音乐情感的研究的回顾和梳理，对于该领域的研究是需要计算机科学、脑神经科学、生理学、物理学、美学、心理学、音乐学等多学科的交叉背景作支撑的，并且，在实证研究的根基上结合思辨性的分析思考，将因果模式与阐释模式融会贯通起来。
另外我认为欣赏者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首先对音乐表现为感性上的直接体验，其次欣赏者要从各个方面去研究和了解乐曲感情的内在含义。换句话说，欣赏者要准确、深刻和细致地体验音乐作品中的感情内涵，这是欣赏者在音乐欣赏中感情体验的基本要求。当然，我又认为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音乐欣赏者的欣赏能力各不相同，而且每个欣赏者都只能根据自己的不同生活经验来体验乐曲所表达的感情，因此，我们可以再从另外的角度去论证音乐欣赏活动是一种欣赏者的主体活动，欣赏者意识中的乐曲，必然渗透着他自己的主观色彩，而不可能和作者创作这首乐曲时的感情体验完全一样。也就是说，音乐欣赏活动中主体与客体（欣赏者与被欣赏的乐曲）的关系是既一致又不完全一致的辨证统一的关系。
参考文献：
[1]布克（P.C.Buck）.《音乐家心理学》[M].104-107.
[2].《选集》--《实践论》[C].263
[3]《乐记》[M]
关键词：学生音乐欣赏人格塑造
《乐记》的《乐象篇》中说：“乐者，德之华也。”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亦认为：“我们一向对于身体用教育，对于心灵用音乐。”同时还说：“节奏与乐调有最强烈的力量浸入心灵的深处，如果教育方式合适，它们就会拿美来浸润心灵……”这些都说明了音乐可以引人向善，对人生价值与人性韵味的整体展现与提升有着重要作用。优秀的音乐作品能让学生的情感在欣赏音乐的联想中得到美的熏陶，精神上的满足，达到陶冶情操、升华人格的目的，使德育教育渗透在音乐欣赏教学中。这一点，多年的教学实践使我深有体会，音乐欣赏对促进学生个性的和谐发展，塑造良好的人格有着很好的作用。下面我就从几个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音乐欣赏对学生个性形成的影响
受到好的艺术作品的熏陶，对学生良好个性品质的形成有着积极的作用。
音乐欣赏的审美功能是最具音乐艺术本质性和价值性的功能。音乐的审美从类型上可分为阳刚性和阴柔性的美，从情绪发展上可分为悲剧性和喜剧性的美。阳刚性的作品包括反映人类与自然斗争与命运斗争的作品，正如贝多芬的《命运》，其宏伟的结构、彭湃的气势、热情乐观的精神使人胸怀壮阔、坚毅刚强，有助于学生奋发向上的性格形成，培养坚强的意志品质。
阴柔性的作品—宁静柔和的音乐能令人心情安定、气息平和；欢娱优美的音乐则可以使人摆脱冷漠、孤寂的心境，精神焕发；委婉细腻的音乐能使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
可见，音乐的审美功能对培养学生良好的个性产生广泛的、潜在的影响与作用，使积极的性格特征得以肯定和发展，消极的性格特征得以转化与改变，促使学生个性和谐发展。
二、音乐欣赏对形成学生良好品质的作用
学生是文化的接受者、传承者，更是文化的创造者。通过音乐欣赏中的实践活动可以开阔学生的文化视野，丰富学生的文化知识，培养学生热爱民族音乐的感情。
浩如烟海的音乐文献构成了庞大的音乐文化体系。当我们欣赏一首音乐作品时，我们必然要了解作品的风格流派体裁，题材作者和创作背景，以及与之相关的全部文化信息，这就是音乐欣赏的文化功能的全息性了。
由张艺谋执导的外国歌剧《图兰朵》的演出过程中，观众对歌剧中被作曲者普契尼采用的《茉莉花》为素材创作的杜兰朵公主演唱的小夜曲尤其注意和喜爱。海外的华人每当听到《思乡曲》就会勾起无限的思乡情愫，这些就是音乐文化功能所特有的本土性。这种全息化的音乐图景与本土化的音乐情境，将会在文化的框架下，给学生以深刻的影响，使学生的个性品质向着良好的方向发展。
三、音乐欣赏对改善学生注意力品质和良好培养想象力的影响
音乐是不断变化着的动态，是乐音的有序运动。学生会随着音乐的运动变化和发展始终保持注意力的指向性和稳定性。因为对音乐作品的赏析，分辨音乐的风格、旋律、和声等音乐要素，就必然促使学生合理地分配自己的注意力。爱因斯坦曾说过：“想象比知识更重要。”格式塔派心理学家对此是这样解释，我们身体内部充满了大量的内部空间、时间和深度感觉结构，有各种感觉的接合点和中心，音乐欣赏正是开阔这些空间和开掘深度的催化剂。可见，欣赏音乐具有改善学生注意力品质和培养想象力的功效，进而促进学生个性的良好发展。我觉得在实际工作中以下几种做法是行之有效的，在此与大家探讨。
1.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我认为在音乐欣赏的实践活动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是进入物我两忘的欣赏情境、培养学生形成欣赏习惯的良好开端。一首音乐作品能否激起学生欣赏的热情主要取决于学生对这首作品的熟悉程度，在音乐欣赏过程中熟悉感受和陌生感受制约着学生注意的兴趣，似熟非熟对人有一种驱使力，适应人的探索新奇的心理，为了获得这种效果，我在课堂教学中要努力创设“逼真”的情境，它包括：（1）提供积极、贴切的教学态度。（2）提供简单、通俗、艺术化的语言叙述。（3）提供融科学、艺术为一体的多媒体课件以及挂图等，使学生尽可能多的获得对音乐知识的了解，强化学生对音乐的熟悉感受，促使学生在欣赏过程中保持注意力的适度集中性和稳定性，达到激发学生兴趣的作用。保持学生在欣赏音乐的期待和探索的状态。
上述情境的创设过程，也是音乐欣赏文化功能的逐步强化外显的过程。同时，又是音乐欣赏心理功能的具体体现与内化的过程。通过创设情境，激发兴趣，使负荷整体文化的音乐欣赏逐步逼近并进入学生的心灵，引发学生的共鸣，促使学生个性的发展。
2.多方引导，互动欣赏
音乐审美的这种非语言性使得教师在教学中必须调整好自己的角色，即非学生学习的主教导者，而是学生主体性学习的引导者。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指导学生通过文字欣赏法、图画图形欣赏法和舞蹈欣赏法的结合，达到学生、欣赏材料和教师三者之间的互动，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逐步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提高学生鉴赏美的能力，使学生在音乐欣赏实践活动中想象力得到发展，从而提高主体的创造性、思维中的连动性、多面性和跨越性能力，并使人格在“高峰体验”中获得升华，促进个性更好实现自我完善。音乐欣赏的审美功能与教化功能正是在这种互动中交相辉映、溶为一体，起到综合的促进作用。
四、对学生由美而求真、向善的个性品质的形成的影响
荀子在《乐论》中就指出：“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之礼乐而民和睦。”音乐能使人不断获得最美好的“高峰体验”。这是美国著名心理家马斯洛提出来的。他说：“在这些短暂的时刻里，他们沉浸在一片纯净而完善的幸福之中，摆脱了一切怀疑、恐惧、压抑、紧张和怯懦，他们的自我意识也悄然消逝，他们不再感到自己与世界之间存在着任何距离而相互隔绝。相反，他们觉得自己已经与世界紧紧相连融为一体。”那么，学生在“高峰体验”中可以迅速、直观地把握人生的价值、自我实现的幸福与世界的本质，这就是音乐欣赏教化功能的内隐性了。它既满足了学生追求真、善、美的需求，又使学生个性在不断发展与自我完善的过程中获得前进的动力。
中学阶段是学生个体成长的关键时期，是个体由不成熟逐步走向成熟的成长发育时期，学生身心的各个方面都潜藏着极大的发展的可能性，其身心发展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各种特征处在变化发展中，具有极大的可塑性。作为一个艺术教育工作者，如何运用音乐欣赏的审美功能来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由美而求真向善，运用音乐欣赏的文化功能来扩大学生的文化视野，运用音乐欣赏的教化和心理功能启迪学生的智慧，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而音乐欣赏的这四种功能也是相辅相成的，对学生完美人格的塑造起着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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