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13 10:46:40
导语：在上市公司个人简历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保代注册审核制的取消，并不意味着保代将成为历史，仅仅是取消了保代注册前的一个流程，其他实质措施并未改变。因此也并不会给行业带来颠覆性的改变。虽然步子不大，但保代彻底改为注册制度后，新股发行程序中也向市场化迈进重要一环，也显示了监管层逐渐松开调控之手的风向。
在32项调整地行政审批权项目中，共计20个项目的行政审批权被取消。除了保荐人代表注册、证券公司设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要约收购义务豁免核准四种情形等今后不再经过行政审批核准外，还包括证券公司变更境内分支机构营业场所审批、基金管理公司副总经理选任或者改任审核、金融期货交易所结算会员结算业务资格核准、外国证券类机构驻华代表机构总代表资格核准，以及期货公司一系列股权、公司营业形式变更的行政审核权的取消。
值得一提的，还有市场中颇被关注的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行政审核权也正式被取消。这意味着，之后上市公司回购公司股份将仅需要通过公司的董事会和股东会决议之后，向监管层进行报备，而不用再等待有关的审核决议了。
显然，在此次被取消或调整行政审核权的32项涉及资本市场的项目中，保荐人代表注册审核核准的取消最为引人瞩目。实际上，有关保代注册审核制的取消，早在今年2月末便已经开始在业内试水。
按照之前的保代注册申请的有关条例规定，个人申请保荐代表人资格，应当通过所任职的保荐机构向中国证监会提交包括申请报告、个人简历、身份证明文件等一系列的文件资料，而证监会在依法受理、审查申请文件后，对保荐代表人资格的申请，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做出核准或者不予核准的书面决定。
曹国华，男，安徽宣城人。管理学博士，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金融系主任。1989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数学系，获理学学士；199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数学系，获数学专业硕士；1999年在重庆大学获管理学博士学位；1995年9月至1996年1月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进修经济学。2000年被提升为副教授，2006年被提升为教授，2007年被提升为博士生导师。曹国华2007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是重庆市“十二五规划”专家组成员。曹国华是重庆大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应用经济学博士点的学科带头人之一，主要负责金融方向，是重庆市金融学会常务理事，是国家开发银行重庆分行及广东分行的顾问专家，为相关金融机构及企业提供战略定位、融资规划、风险管理等咨询服务多次，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
二、研究领域
主要从事金融市场、金融工程、项目投融资等方面的研究。近几年在国内权威学术刊物《中国管理科学》、《管理工程学报》、《科研管理》、《管理科学学报》等发表了关于金融工程、金融市场、风险投资、期权博弈等方面的多篇论文，2006年5月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关于投融资方面专著一本。
三、主持项目
曹国华作为项目负责人在近三年完成了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可转换债券融资与项目柔性投资的互动机理研究（70571089）”（2005年获准，2008年底完成）、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期权博弈视角的西部风险投资发展研究（08BJY154）”（2008年获准，2011年6月结题）、一项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项目“期权博弈基本理论及其在投融资领域的应用（NCET—07—0905）”（2007年获准，2010年底完成），并都顺利通过验收结题，三个项目使用的主要工具是期权博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用期权博弈研究可转换债券，国家社科基金应用期权博弈研究西部风险投资，而教育部新世纪人才项目则研究了期权博弈基本理论及其在投融资领域的应用。
四、主要研究成果
1、上市公司“庄股跳水”预测模型的实证分析，《管理工程学报》，2006年第2期。
2、基于建设时间的企业投资期权博弈均衡分析，《中国管理科学》，2006年第3期。
3、基于期权博弈理论的技术创新扩散研究，《科研管理》， 2007年第1期。
4、企业创新竞争的期权博弈行为分析，《财经科学》，2007年第1期。
5、国有企业委托问题的期权博弈研究，《科技管理研究》，2007年第2期。
6、公司发行可转换债券动机的国外研究综述，《科技管理研究》，2007年第5期。
7、联合投资在分阶段风险投资中的约束机理研究，《科技管理研究》，2007年第7期。
8、银校合作模式研究，《金融经济》，2007年第20期。
9、可转换债券发行公司投资与分红的柔性分析，《统计与决策》，2008年第8期。
10、美、印风险投资发展特点及对我国的启示，《生产力研究》，2008年第23期。
11、技术创新投资决策的不对称双头垄断期权博弈分析，《华东经济管理》，2009年第2期。
12、风险投资家和创业者的双边匹配模型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2009年第5期。
13、技术不确定条件下的技术创新投资决策分析，《管理学报》，2009年第12期。
14、股权资本结构变动与宏观经济增长实证检验——基于中国“国进民退”隐忧的思考，《金融评论》，2010年第3期。
15、实物期权法在生态补偿额测定中的应用，《华东经济管理》，2010年第3期。
16、基于期权博弈的西部风险投资发展研究，《华东经济管理》，2010年第4期。
17、基于BP神经网络的大非减持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以深交所上市公司为例，《软科学》，2010年第5期。
18、基于高新技术企业的中国科技保险与风险投资的协同发展，《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0年第9期。
19、基于rough集与BP神经网络的大非减持度预测研究，《软科学》，2010年第10期。
20、现金股利支付倾向与迎合理论——基于中小板上市公司数据的检验，《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年第11期。
21、我国股市对货币供应结构变动影响的实证检验，《统计与决策》，2010年第12期。
22、基于异质信念和卖空限制的分割市场股票定价，《管理科学学报》，2011年第1期。
关键词：国有企业；政治关联；董事会结构；公司治理
中图分类号：F271.5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3-04-25
作者简介：文学（1977-），男，湖南益阳人，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政治学；郝君富（1978-），女，辽宁东港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经济学院教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金融学。
一、引言
近年来，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Political Connections）与公司财务学的交叉研究已成为公司金融领域的一大热点研究问题。“政治关联”，通常用于表征的是企业与政府之间存在的关联关系。大量研究文献表明政治关联将通过影响企业的融资机会、市场准入、财务危机救助、税收待遇等方面对企业的经营绩效、公司价值带来重要影响。Jayachandran（2006）、Goldman等（2009）的研究表明，即使是市场经济和法律体系都非常健全的美国，政治关联对企业经营行为和经营绩效的影响也非常重要[1-2]。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正处于转轨阶段，不完善的法律环境和市场经济制度使我国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更紧密和复杂。夏立军和方轶强（2005）、俞鸿琳（2006）等指出，公司治理在一定程度上是公共治理的衍生物，在我国，政府行为几乎影响到包括董事会、股权制衡、激励机制、控制权市场和经理人市场在内的所有公司治理机制有效作用的发挥[3]。由于我国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和特定的制度背景，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也将构成影响公司治理效率的重要解释变量之一，因而，对政治关联和公司治理展开系统的交叉研究已成为两大热点领域进一步深化研究的客观要求。
本文选取现代公司治理体系中最重要的董事会要素，试图研究政治关联是否会对董事会这一重要公司治理机制的治理效率带来显著影响。基于当前“地方政府行政干预”这一地方控股国有企业所面临的最主要的外在治理环境背景，提出“制度背景——政治关联——董事会结构——公司治理”的这一分析框架，主要从公司治理视角研究地方控股国有上市公司与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水平对公司治理机制，即董事会结构的有效性是否有显著影响。基于以往研究，本文在实证研究中，（1）进一步改进了政治关联指标的量化度量，以进一步提升实证回归结果的有效性，并将企业的政治关联进一步细分为与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政治关联水平，与内部董事、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2）从公司治理的角度，董事会的“人文结构”特征是影响董事会治理效率的重要方面，基于制度分析和研究假设，实证检验政治关联对董事会“人文结构”特征的影响，以期进一步丰富董事会结构及董事会内部治理机制问题的研究。
二、制度背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推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和行政性分权改革，使地方政府获得了对地方经济的管理权并逐步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体，在GDP至上的政绩考核体系下，各地方政府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政治锦标赛”。特别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在地方财政支出压力进一步增大的情况下，各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动机通过加强对地方控股国有企业的行政干预和掠夺使企业的经营行为服务于地方政府的公共政策目标和官员的政绩目标。
目前我国相当一部分上市公司仍呈现出国有控股和“一股独大”的普遍特征。“一股独大”原本有利于调动大股东加强对经理人的监督，降低成本，但国有股委托人又存在“所有者虚置”问题，因而导致了上市公司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同时具有“政府干预”与“内部人控制”的双重特征[4]。特别是我国地方国有企业形成了更为复杂的“全民所有者——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多层委托关系，地方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第三级委托人，其在委托企业的人时，为便于将社会性目标内化到企业，更倾向于任命现任政府官员或具有政府从业经历的人员担任公司管理层，以使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形成更为紧密的政治关联关系，这自然导致与政府关联紧密的人更可能在地方政府的干预下成为真正控制地方控股国有企业的“内部人”，形成企业管理层与政府之间紧密关系的利益脐带，“内部人”也越有能力依托地方政府的支持采取更有利于自身控制的董事会结构，如在董事会中引入更多的政府官员背景董事。根据Fan、Wong和Zhang（2007）[5]的研究，如果董事会中引入太多的政府官员，虽然拥有丰富的政治资源，但欠缺职业经理人的管理能力，董事会的专业性不强，从而会导致较差的公司治理水平，无助于甚至会损害公司业绩的改善，即政治关联越强的地方控股国有企业，董事会的人文结构特征将越不合理，董事会无法发挥应有的监督和咨询职能，甚至将纵容与政府存在紧密关联关系的“内部人”与地方政府官员之间的“合谋”，为更好地满足双方各自的利益目标服务，造成对国有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重大侵害。因而地方控股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将通过弱化公司董事会人文结构的专业性，制约董事会治理机制作用的发挥，降低董事会这一最重要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治理效率。
因而，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之上，本文提出如下基本研究假设：地方控股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水平越强，董事会的人文结构特征越不合理，董事会的专业性越差，董事会内部治理机制的治理效率越低。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7-2010年我国A股地方控股国有上市公司作为基本研究样本①，同时采取以下筛选程序：剔除同时发行B股和H股的公司样本；剔除2006年及以后上市的公司样本；剔除金融类公司样本；剔除政治关联信息、财务数据缺失或出现异常值的公司样本，最终观测值样本为1 916个。公司CEO、董事长及其他董事会成员的个人简历及行政级别资料主要根据WIND数据库中的“公司深度背景资料”进行整理获得，公司财务数据主要来自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
（二）主要变量指标的度量
1.自变量。本文将“公司CEO、董事长或董事会成员现在（或曾经）在国家各级行政系统任职”视为存在“政治关联”②。为更准确揭示地方控股国有企业不同政治关联强度的影响，本文借鉴王庆文、吴世农（2008）对政治关联的度量，对每家样本公司按年构建政治关联综合评分。首先，对公司CEO和董事会成员的个人行政级别进行赋分③[6]。赋分标准设置为“无任何从政经历为0分，具有行政部门工作经历但为副科级以下为1分，副科级为2分，正科级为3分，副处级为4分，正处级为5分，依此类推”。而后将公司所有政治关联个人的行政级别得分进行简单加总，计算得到每家公司各年的政治关联综合评分（PC）。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细化考查不同来源的政治关联对董事会结构的影响，对政治关联评分做如下进一步的细分，见表1。
除此之外，借鉴Fan等（2007）的研究，本部分选取以下可能影响公司董事会人文结构的变量作为模型控制变量，见表2。
2.因变量。国内外学者以往对董事会结构治理效率的研究，集中于董事会的规模结构、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董事长与CEO是否两职合一这三个重要方面的治理效率，但尚未得到一致性的结论。本文认为，还应关注对董事会“人文结构”特征的研究。董事会的“人文结构”特征主要体现为董事会成员的年龄、性别、学历、专业背景、管理经验等。董事会成员的人文结构特征可能决定董事会成员所具有的专业素质及能力，而董事会的专业素质和能力正是董事会监督、评价职能有效履行的基础，对董事会的治理效率有重要影响[7]，同时还将对董事会的顾问、咨询职能的发挥产生重要影响。Bhagat和Black（1999）甚至认为董事具备专业知识与经验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比独立性更为重要[8]。而且，政治关联对董事会结构及治理效率的影响，可能正是主要通过对董事会人文结构特征的影响实现的。因而，本文将因变量设定为反映董事专业能力背景的董事会“人文结构”特征，具体选取了包括董事的平均教育水平、具有财务背景、法律背景、科研背景、技术背景、国际背景、企业高管经历背景的董事人数及具有上述六种专业背景的董事的总人次数等主要相关指标，见表3。
3.模型设立。本文设置模型（1）和模型（2）对基本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④，采用泊松回归法。
四、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一）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1.度量董事会人文结构的主要因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除给出全部样本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外，本文还分别给出政治关联组（PC>0）和非政治关联组（PC=0）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4。
通过对上述政治关联组样本和非政治关联组样本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的比较可发现，政治关联组企业样本，董事的平均教育水平为3.432551年，低于非政治关联组的3.507818年。政治关联组企业样本中，具有专业背景董事的平均总人次数为11.55618人次，低于非政治关联组的11.89005人次，其中，政治关联组样本企业具有财务背景、法律背景、国际背景董事平均总人次数高于非政治关联组样本，而具有科研背景、技术背景、管理背景的董事的平均总人次数低于非政治关联组样本。
2.样本公司政治关联水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5可以看出，我国地方控股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主要源于与地方政府和内部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
3.其它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6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非政治关联公司样本的ROA经营业绩指标的均值为0.410497，略高于关联组公司样本的0.0405901，即非政治关联公司的整体公司业绩水平高于政治关联组公司；非政治关联组样本公司的负债水均值也整体上高于政治关联组样本公司。除此之外，政治关联组样本公司的董事会规模、资产规模、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上市时间各变量的均值整体上略高于非政治关联组公司。
（二）实证检验结果
1.以董事的平均教育水平（Education）和具有专业背景董事的总人次数（SpecialistB）作为因变量的泊松回归结果（见表7）。
表7的实证回归结果表明，地方控股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水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董事的平均教育水平（Education）具有显著负面影响，而企业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的平均教育水平则不存在显著影响。同时，这种负面影响主要源于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内部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的平均教育水平不存在显著影响。从董事的专业经历背景来看，地方控股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水平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对董事会具有专业背景董事的总人次数（SpecialistB）具有显著负面影响，而企业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水平对具有专业背景董事的总人次数则不存在显著影响。同时，这种负面影响主要源于内部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会具有专业背景董事的总人次数不存在显著影响。
上述实证回归结果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即地方控股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的政治关联水平越强，企业的“内部人”越可能采取更有利于自身控制的董事会结构，导致公司董事的平均教育水平更低，董事的专业经历背景越欠缺，董事会的专业性更差，无法充分发挥董事会应有的监督、决策和咨询的职能。进一步，政治关联水平越强的公司，董事会成员的平均教育水平越低主要体现为独立董事的平均教育水平越低，而政治关联水平越强的公司，董事会成员的平均专业经历背景越欠缺则主要体现为是内部董事的专业经历背景的欠缺，即政治关联水平越强的地方控股国有企业越可能形成内部董事缺乏专业管理经验背景、独立董事平均教育水平较低缺乏监督能力的董事会人文结构，致使董事会的专业性更差，将无法发挥董事会对经理人应有的监督作用，助长了企业的“内部人”控制，弱化了公司治理的效率。
此外，从模型其它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公司规模、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总资产报酬率、上市年指标等控制变量与董事会成员的平均教育水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正相关，而董事会规模和公司资产负债率对董事会的平均教育水平则不存在显著影响。同时，董事会规模、公司规模控制变量对董事会成员的平均专业经历背景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正相关，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资产负债率、总资产报酬率、上市年指标等控制变量对董事会成员的平均专业经历背景则不存在显著影响。
2.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会所拥有的具有财务、法律等六大专业背景董事人数影响的泊松回归结果（见表8至表10）。
（1）表8表明，地方控股国有上市公司的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会结构中具有财务专业背景董事的人数并不存在显著影响；地方控股国有上市公司的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会结构中具有法律专业背景董事的人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显著负面影响，企业与地方政府的政治关联水平越强或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越强，董事会中具有法律专业背景董事的人数越少。
（2）表9表明，地方控股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的政治关联水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董事会中具有科研背景董事的人次数（Research）具有显著负面影响；地方控股国有企业与中央政府的政治关联水平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对董事会中具有科研背景董事的人次数（Research）具有显著负面影响，而这种负面影响主要源于企业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会中具有科研背景董事的人次数（Research）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具有显著负面影响。从董事的专业技术背景来看，地方控股国有企业内部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董事会中具有技术背景董事的人次数具有显著负面影响，而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董事会中具有技术背景董事的人次数则具有显著正面影响。
（3）表10表明，地方控股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的政治关联水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董事会中具有国际背景董事的人次数（International）具有负面显著影响，而这一负面影响主要源于内部董事的政治关联——内部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会中具有国际背景董事的人次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具有显著负面影响。从董事所具有的高管经历背景来看，地方控股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的政治关联水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董事会中具有高管经历背景董事的人次数（ManagementB）具有显著负面影响，而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董事会中具有高管经历背景董事的人次数具有显著正面影响。
综合上述实证回归结果，地方控股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会的人文结构具有显著负面影响，政治关联水平越强的地方控股国有企业，董事会的专业性越差。同时从衡量董事会成员专业背景的六大具体指标来看，要重点关注（1）企业与地方政府的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会成员的法律背景、科研背景和国际背景的显著负面影响；（2）企业内部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会成员的技术背景、国际背景和管理背景的显著负面影响；（3）企业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会成员的法律背景和科研背景的显著负面影响。
（三）稳健性检验
为提高实证研究结果的有效性，在上文实证回归模型检验的基础上，本文从以下方面进行了敏感性测试：对于“政治关联”的界定既包括公司CEO、董事长的政治关联，也包括其他董事的政治关联。考虑到公司的关键高管人员（即CEO和董事长）在公司决策中的作用将更为重要，因而在本部分稳健性检验过程中，仅将政治关联界定为关键高管人员的政治关联，并计算关键高管人员的政治关联水平及对前文模型重新进行实证检验。同时，前文在政治关联评分的构建过程中，对公司CEO和董事会成员的个人行政级别进行赋值时，赋值的级距统一设定为1，而实际上CEO和董事会成员从政经历的经济影响程度可能与按统一的级距对其行政级别赋分后简单相加的得分并不一致，特别是当公司高管曾具有较高行政级别的从政经历时，其政治关联的经济影响很可能大于按级距1赋值的行政级别评分的影响。因而，为验证实证研究结果的有效性，这里改用公司CEO或董事个人政治关联评分的平方和作为整个公司政治关联水平的度量进行相关实证检验。上述检验结果与前文结论无本质区别。
五、结论
本文结合我国地方控股国有上市公司经营的外在治理环境，即地方政府干预背景，以地方控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政治关联变量引入董事会结构的研究，通过建立“制度背景——政治关联——董事会结构——公司治理效率”的基本分析框架，实证检验了地方控股国有上市公司与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会人文结构及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为：地方控股国有上市公司的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会的人文结构存在显著负面影响，即政治关联水平越强，则地方控股国有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的平均教育水平越低，董事会的专业性越差，董事会的人文结构越不合理，董事会内部治理监督机制作用及治理效率越低下。可见，政治关联可通过影响地方控股国有上市公司董事会的人文结构特征弱化公司治理的效率。
注释：
①2006年我国基本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国有股份解禁后能够在二级市场上流通，与中小流通股东在追求市场价值最大化的目标方面更可能趋于一致，这对国有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可能产生相应的影响。同时，我国自2007年开始实施新会计准则，因而，为尽可能剔除股权分置和会计准则差异对研究结果的可能影响，本文选取了2007年至2010年四年的样本数据进行研究。
②以往文献中，很多学者对政治关联指标的度量，将CEO及董事会成员具有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身份也包括在内。本文考虑到多数企业高管是因所在企业经营业绩好、社会影响力大而当选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而不是相反，因而如果将CEO或董事会成员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身份包括在政治关联指标的度量内进行研究，可能使回归分析产生较为严重的变量内生性问题，因而本文并未将其包括在内。
③考虑到政治关联影响的滞后性，本文按照年初时公司CEO、董事长和董事会成员当时或曾经在国家行政系统任职时的最高行政级别对其进行政治关联赋分。
④因本文将同时用前述八个因变量对模型进行检验，因而在下面的回归模型中统一用Dep代表因变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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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夏立军，方轶强.政府控制、治理环境与公司价值——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J].经济研究，2005（5）：4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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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我国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现状
人力资源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第一资源，也是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备资源。当前，家族企业是我国非公有制企业的一种主流企业形式。无论是何种方式的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在其中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根本目的是把企业所需的人力资源吸引到本企业来，将他们保留在本企业之内，并调动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开发他们的潜在能力，使他们能够全身心地投身于企业的发展壮大。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发展，家族企业面临的竞争对手日益强大和多样化，竞争变得更为激烈，我国大部分家族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上普遍出现了如下的情况：
1.家长式、集权式的管理方式。家长式管理，也可称为集权式管理。家族企业中的家长式管理，主要是指采取集权式的组织模式、恩威并用的管理方法以及“家长”的示范效应等方式，来完成企业的人事管理。在家族企业中，所有权主要为业主及其家族所掌握和控制，重要管理岗位主要为家族成员担任，企业集团下属子公司的决策管理层也大多由家族所占据。即使有些家族企业发行股票成为上市公司，家族仍然以多数股份牢牢地控制上市公司。尤其在家族企业的经营决策管理方面，一般都是老板一人说了算，在下属提供的充分资料的基础上老板自己作决策，同时要求下属绝对服从。这种高度集中的决策机制，在家族企业创业初期是高效率的，能够形成强大的领导核心与执行能力，能适应市场的瞬息万变并做出迅速的反应，推动企业快速发展。然而，由于家族企业的权利往往过于集中在一个家族甚至一个家长手里，家族企业的命运维系于一身，特别是当家族企业规模越来越大、企业主要负责人综合素质不全面时，不仅容易造成决策的失误，而且为家族企业的长远发展埋下了“危机”。
2.注重亲属、关系的管理模式。大多数家族企业在用人方面侧重于近亲使用，任人惟亲，而不能对社会优秀人才进行“择优录用”。在家族企业中，具有血缘、亲缘等关系的家族成员被当作自己人，而没有血缘、亲缘关系的则被当作外人。这种注重关系的企业治理方式，能够借助亲情增强家族内部的凝聚力，使家族成员为了共同的目标不辞辛苦、不计报酬地勤奋工作。在我国家族企业，自己人与外人概念的存在，已是一种客观事实。《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表明，20.9%的私营企业主愿意自己的配偶参与企业管理，而绝大多数私企老板都为子女“预留”了接班位置。据调查，在家族企业中，总经理、副总经理有66%来自策事长或总经理亲属，其他重要部门(如采购、则务等)的人员多来自董事长或总经理的亲属和朋友。家族企业试图用血缘、亲属关系来保证企业资金的安全，来确保企业的顺利运转。总而言之，家族企业主要是靠血缘关系、朋友关系和亲属关系进行管理的。所以，注重关系式治理，是当前我国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比较盛行的做法。
3.重使用轻开发的用人制度。人力资源在知识经济中之所以被看成是最重要的资源，是因为只有人才能创造知识、传播知识和运用知识，而人力资源开发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培训。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对智力资本的经营是企业经营的最高层次。但是，目前大多家族企业还没有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家族企业中普遍存在着“重使用轻开发”的现象，而这种现象主要体现在对员上培训出现“内外有别”的情况。对于家族内部成员，尤其是子女的教育和商业技能培养极为重视，甚至不计投入；非家族员则重使用轻培训，不愿承担人才培养的投资成本，担心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得不到回报，缺乏充分开发培养的积极性。不少劳动密集型企业，宁可花费大量资金进行设备投入，也不愿意增加人才培养的投入。在我们对某地区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调研中发现，51%的受调查企业未制定培训计划，49%的受调查企业虽然制定了培训计划，但是其中71%的企业执行不力或没有执行。93.8%的企业培训投入在5%以下。这种情况的存在，无疑将企业人力资源的能力局限在现有水平上，一旦企业发展壮大，则缺乏相应的人才支撑，从而制约企业的发展。
二、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家族企业以其快速的发展逐渐成为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中已占据了重要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人力资源管理问题，依然是家族企业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目前我国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而：
1.人力资本产权不明晰。企业人力资本产权，是指人力资本所有者凭借其自身的人力资本通过与物质资本所有者博弈而得到的相关权利，这个权利最终表现为收益权和部分控制权。它由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和体力等构成。家族成员之间由于特殊的亲属关系，不但物质资本产权不甚明确，人力资本的产权更加模糊。作为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家族成员，因为产权不明晰，许多成员并不能从家族企业中得到体现其人力资本价值的收益。主要表现为：某些家族成员为企业发展做出了贡献，但因为在家族中的地位不高，得到的收益并不多。家族外的人才因在家族企业中，处于“圈外人”的角色，也可能得不到体现其人力资本的收益。这种产权模糊的状况，不仅影响家族企业的健康发展，严重时还可能引起家族成员内讧，最终导致家族企业分崩离析。
关键词：财务会计特征 公认会计原则 会计报表局限性
财务报表是会计信息的集中反映, 它对报表使用者进行各项经济决策, 加强经济管理和财务管理, 合理配置社会经济资源, 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财务会计本身所固有的特征，作为财务会计最终主要结果的财务报表所提供的信息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一、会计报表信息局限性的原因及表现
1、财务会计立足于构成会计主体的企业（即会计主体假设），只能提供特定企业的内部信息，尽管产业环境、市场结构和政策法规等外部信息也是进行投资决策所必须依据的，但财务报表却无法提供。
2、财务报告是财务会计的最终“产品”，而财务报告的中心部分是财务报表，在财务报表中不可能有非财务信息，即使这些信息对报表使用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3、为了连续、全面地反映企业的经营活动及其成果，财务会计必须在理论上假设企业是持续经营的，除非是有明确的破产、清算、被兼并而中止的反证。这一假设撇开了市场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对企业存在寿命的影响。
4、会计分期假设界定了财务会计确认、计量、报告和披露的时间范围，据此，财务会计提供的只是分期的、暂时的信息，也是短期的信息，定期编制的财务报表只能列示几个时期的数字，不可能提供用户需要的更长时期的信息。这一假设同时也导致了会计报表无法提供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连续变化的情况，而只能反映某一特定时点的瞬时信息或期间累计信息。
5、财务会计处理的是企业每日每时已发生的、过去的交易和事项中能用货币量化的方面，是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历史记载。因此财务报表所提供的信息不但主要是财务的，而且主要是历史的。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它重要的非财务信息，如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员工素质、技术创新等，财务报表则无法提供，它亦无法提供报表使用者所需要的前瞻性信息。
6、财务会计通常以法定的名义货币为计量单位。若假定币值不变，财务会计只能提供按面值或名义货币单位计量的信息，而在实际中币值并非是一直稳定的，从而使得资产负债表并不能反映企业资产、负债和权益的真正价值，利润表亦不能反映企业真正的利润。
7、在基本的财务报表中，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以权责发生制为时间确认的基础，权责发生制同时又是日常会计记录的时间基础。现金流量表则以收付实现制为时间确认基础，但它只是在编表时才由权责发生制转化为收付实现制。因此，财务报表的要素，日常记录的所属账户，列示于报表中的所属项目，一般只受权责发生制的影响。权责发生制下分期损益的确定一般要用到四个特殊的会计加工程序：应计（accrual）、分配（allocation）、摊销（amortization）、递延（deferral）；又由于不确定性和一系列假定的存在，财务会计和财务报表允许会计人员进行合理的估计与判断，这使得财务会计信息包括报表的表内信息的可靠性并不是绝对的，财务报告的结果是会计方法选择的结果。因此，对财务会计信息的要求只能是可理解、可比，以及相关与可靠的，而不可能绝对真实。
8、现代企业的两权分立，导致了财务报告的编制者与使用者的分离，管理当局和投资者（包括债权人）之间，产生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为了不断提高投资者的信心并不断增加管理当局传递信息的诚信，资本市场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公平、公正、平等互利的一些制度安排，来规范财务会计与财务报表的标准，例如美国的“公认会计原则”（GAAP），英国的“标准会计惯例公告”（SSAP）和“财务报告准则”（FRS），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国际会计准则”（IAS）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以及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等。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财务会计只存在于是否符合会计准则、制度之间，无所谓好坏。例如，在很多情况下，由于财务会计固有的确认标准，财务报表经常把重点放在法律形式上，而不是交易或事项的经济实质上。用法律形式来确认、计量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利得与损失不能完全反映经济事实的实质。
9、财务会计不能直接反映会计主体产品价值的形成（创造）的真实过程。财务会计对企业新创造价值的确定是通过在产品销售已可确认收入的时点上，通过收入同费用的配比大致确定的。在这个意义上，会计不能完成价值核算的任务。通过会计，我们所能得到的仅仅是一系列观念上的数字，而且是部分的（如成本）或间接的（如收入）价值概念。会计主体假设是主体之间产生了千丝万缕、直接和间接依存的联系。这种联系为直接计算和精确计算每种产品和每个企业的价值及其形成过程制造了几乎难以克服的障碍。
10、财务会计工作在涉及利益关系的同时又是由人构成行为主体的工作，因此，财务报表难免被粉饰和人为操纵。另外，会计准则的不确定性和经营者对剩余会计规则制定权的分享，也为会计信息被人为操纵创造了便利条件。
二、阅读财务报表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鉴于会计报表存在以上的局限性，财务报表使用者在就会计报表进行阅读和分析时，应该先对财务会计和财务报表的以上特点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使自己获得的信息不仅仅局限于报表之内，从而去挖掘出更多的与决策相关的信息。
从报表分析的角度看，解决会计报表信息局限性的主要对策是：首先，借助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报告和报表内部科目之间的钩稽关系、报表之间的钩稽关系、报表前后的比较等资料等方法，对会计报表的可信度进行甄别。在会计报表信息在所有重大方面真实公允地反映了会计主体的经营活动的前提下，由于会计报表受会计信息基本特征的影响仍然存在本身的局限性，我们在阅读和分析报表时，还必须树立起普遍联系的观点，实现会计报表内部相关方面以及会计报表信息与非会计报表信息的有机结合，以全面分析评价企业的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
1、会计报表信息与报表附注信息相结合
这样做，既可以观察报表项目的数量变化及其变化情况，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把握 项目变化的原因。比如企业的费用和净利润变化了，是由于经营状况变化造成的，还是由于会计政策或会计估计变更造成的，将其变化的原因进行合理分解，是正确使用这些财务指标的前提。
2、财务分析与非财务分析相结合
企业财务与经营情况的变化原因并非都是财务方面的，更多的是企业非财务方面的。比如，利润水平下降了，可能是负债筹资过多因而利息负担过重造成的，也可能是由于产品质量降低等原因引起销售下降，或由于管理弱化等原因引起成本费用上升。因此，若要知道效益下降的原因，就必须将分析工作深入到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就是要将财务分析与非财务分析相结合。
3、短期分析与长期分析相结合
在我国，企业会计报表提供的数字一般都是短期的，至多只是两期的数字，据此所能观察的情况也只能是短期的，如当年的财务与经营情况。对报表分析者来说，财务与经营上的长期发展趋势也许对于进行分析评价和决策更为有用。因此，报表的阅读和分析者最好是将若干期（如5年或10年）的会计报表汇总并列一起，这样可以更好的观察企业财务和经营的变化趋势。
4、企业内部分析与外部分析相结合
企业经营和理财的过程往往受制于一定的外部环境。如当前企业应收账款挂账很多，存货积压严重，这个问题的形成，仅仅从企业内部寻找原因是不行的，必须结合企业经营和财务环境的变化，如信用制度不完善、信用观念较差、买方市场形成等方面。所以，要想全面深刻的认识企业会计报表项目的变化，还必须将企业内部与企业外部的环境结合起来。
三、财务报告的改进构想
进入21世纪之后，多元化、多角化、集团化经营的企业组织形式，大规模、跨国化、跨行业的经营趋势又对企业现行的会计管理模式提出了新要求。财务报告作为会计信息系统的输出结果存在很多局限性，需要不断改进，以规范信息模式，适应这种新的经济环境。
1、财务报告模式的改进现行的财务报告是一种通用的财务报告，它提供给不同使用者相同的报告。然而，企业的信息需求是多样化的、特色化的，并且由于使用者的目标、方法不同，使用者的信息偏好不同，对信息的需求也不同。因此，有必要改进现行财务报告的模式，使其具有灵活性，以提高会计信息的使用价值。
现行财务模式是一种非黑即白的模式，即在会计报告中反映的事项，会计上可以确认；而在其他报告中反映的事项，会计上不予确认。美国学者韦曼针对这种模式的沿革，提出了一个彩色模式。彩色模式就是将财务报告的内容分为五个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报告那些符合可以定义性、相关性、可靠性和计量性要求的传统会计报告内容；第二层次，报告那些只符合定义性、相关性和计算性要求的事项(如自创商誉等)：第三层次，报告那些只符合相关性、可计量性的事项(如顾客满意程度等)；第四层次，报告那些只符合相关性、可靠性和计量性的事项(如风险等)；第五层次，报告那些只符合相关性的事项(如知识资本等)。按照彩色模式，可以较全面地报告与企业相关的各类信息。
2、财务报告结构改进
在知识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人力资源在经济发展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对人力资源进行披露，有利于信息使用者更好地评价企业的财务状况与发展后劲。然而在现行的财务报告中，人力资源的价值却得不到反映。在我国上市公司的年报中，关于人力资源的信息只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简历以及公司员工人数，各种学历、职称的员工人数。为了满足信息使用者了解企业人力资源状况的需要，有必要将人力资源纳入资产负债表中。同时应在现行的财务报告中增添专门反映企业人力资源的报告。比如，人力资源投资报告，专门用来反映企业对人力资源的投资成本，包括总的投资成本和各个部门的投资成本。人力资源效益报告，用来反映企业对人力资源的使用状况，利用情况，企业对人力资源的管理效益和使用效益等等。
参考文献
[1]葛家澍：《中级财务会计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陈少华：《财务报表分析方法》[M]，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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