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28 13:3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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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监督”一词在检察实务中广为传用，但关于“诉讼监督”的内涵却未有明确界定，在学理界也存有不同认识。而深入研究刑事诉讼监督，厘清诉讼监督内涵是理论前提。
（一）“诉讼监督”应为狭义界定
关于“诉讼监督”基本存在两个层面的理解：一为广义理解。即为党政部门、行政机关、法院、检察院、社会大众等对诉讼活动的监督。按照监督主体的不同，依据种属范畴其逐级可细分为：诉讼监督国家诉讼监督司法诉讼监督检察诉讼监督。在广义的层面理解诉讼监督则不等于检察诉讼监督，［1］否则将他方诉讼监督游离于诉讼监督之外，影响诉讼监督体系全面构建。二为狭义理解。专指特定机关为诉讼监督主体即检察机关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基于检察机关为法律监督的专属机关的宪法定位笔者认为对诉讼监督作狭义的界定是必须，与他方诉讼监督相比，检察诉讼监督具有以下特征：一是监督主体的专门性。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专属机关，是行使诉讼监督的必然主体；二是监督的规范性。监督的对象、范围、程序、手段等均由法律规定；三是监督的程序性。检察诉讼监督必须遵循法定程序，同时监督的效力也启动相应的司法程序。四是监督的强制性。检察诉讼监督具有法律效力，以国家强制力为保证。检察诉讼监督的以上特征提示了其具有其他诉讼监督所不能具有的功能，为真正意义的诉讼监督。正居于此，本文对诉讼监督的阐述均以狭义的诉讼监督即检察诉讼监督为理论基础。
（二）诉讼监督不能等同于法律监督
法律监督权能是诉讼监督的理论基础和宪法依据，诉讼监督为法律监督之下的子概念，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能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将诉讼监督与法律监督等同的错误认识，存在将法律监督诉讼化的错位倾向。［2］将法律监督归结于诉讼监督，不仅缩小了法律监督的范围，也会带来一系列的不利后果。首先，将法律监督变成诉讼监督，使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变成了诉讼监督机关，使一项国家政治制度变成了诉讼监督的制度，这不符合我国政体的安排。其次，仅仅从诉讼监督来概括和理解法律监督，必将中国检察制度则失去法律监督的社会主义内涵。最后，法律监督的诉讼化势必限制法律监督全面发展。我国法律监督制度作为一项国家制度，不仅应当包括诉讼领域中的监督，而且也包括诉讼领域外的监督，既通过诉讼形式进行监督，也通过非诉讼形式进行监督。［3］
（三）诉讼监督对象应为排除自身的公权力机关
检察机关自身和司法机关之外的诉讼参与人是否为诉讼监督的对象也是理论界争议的焦点之一，笔者认为刑事诉讼监督的对象应为排除自身的公权力机关。［4］首先，“对国家权力机关的控制和监督，不仅是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基本要求，也是维护司法公正、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迫切需要。”［5］就一般意义而言，法律监督是宪法规定的在国家机关之间进行权力控制层面上的一种制度安排，以违法行为为监督客体，并不涉及公民个人等私法主体。［6］因此，当事人和其他诉讼监督主体不应属于诉讼监督对象，诉讼监督对象仅为国家权力机关。其次，检察机关自身纳入的诉讼监督的对象有失严谨，不符合诉讼监督规律的要求。就同一客体而言，诉讼监督主体应当独立于被监督对象，保持中立性，如将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公诉等诉讼行为由自身监督则易为外界诟病也有违于诉讼监督的基本要求。而事实上，检察机关自身监督在强化内部的纪检监察、检务督察同时也早纳于党的监督、人大监督、群众监督、新闻媒体监督及人民监督员的监督体系的监督之中。
通过对诉讼监督内涵的逐层剖析，刑事诉讼监督概念也逐渐清晰，因此，笔者认为其核心定义为人民检察院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依照法定程序对刑事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以发现并纠正公权力违法的专门性活动，包括刑事诉讼监督中对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刑法执行活动监督。
二、刑事诉讼监督存在的问题
长期以来，检察机关忠实履行法律监督的神圣职责，刑事诉讼监督取得一定的成效，然而，当下的诉讼监督因受多方制约其效果与诉讼监督价值目标尚存在一定的差距，还不能完全满足社会群众对司法公正的要求。
（一）诉讼监督立法层面的制约
刑事诉讼监督没有统一规范，只零星散见于刑事诉讼法的某具体章节之中而且规定的过于原则和粗泛。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一定的程度完善相关规定，但这一顽症任存有迹象。法律规定的过于原则和粗泛直接导致监督效果的不理想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刑事诉讼监督范围不明确。由于诉讼监督法律原则规定，监督范围不能细化，大量诉讼行为游离于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之外而不能满足刑事诉讼全程监督的初衷设计。在刑事立案监督方面，仅规定了检察机关监督公安机关有案不立的问题，而对不应立案而立案的情况如何监督没有规定：法律没有规定检察机关能否对刑事自诉案件进行诉讼监督；在法院决定逮捕和变更强制措施程序、死刑复核程序等方面，检察机关能否进行监督的规定均有所欠缺。二是刑事诉讼监督方式不完善。首先，监督信息获取被动。刑事诉讼监督缺乏相关监督来源地渠道，就审前程序的监督而言，检察机关主要是通过书面审查案卷的方式进行，而这种静态的被动监督方式难以发现动态的违法行为。其次，监督手段缺乏约束力。我国检察机关的刑事诉讼监督是一种程序性的监督，其功能一般是启动相应的法律救济程序或提出相应的违法纠正意见，但由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被监督机关接受法律监督的义务和不接受监督的后果，诉讼监督缺失必要的保证措施而刚性不足，诉讼监督的目标实现必须基于被监督者自觉配合才能实现。［7］被监督者消极牵制，极大地影响了诉讼监督的效果。
关键词:自诉担当
公诉
自诉
随着刑诉法修改的深入推进，有关公诉制度改革的各种制度设计、模式、样态被纷纷提出，理论层面的论证与实践层面的革新呈现出并行不悖的繁盛态势。但是，关于检察机关践行自诉担当的问题在公诉制度改革中却甚少被提及。有鉴于此，本文试从公诉权与自诉权的关系角度入手，在对比德国与台湾地区自诉担当制度的基础上，就我国建构自诉担当的问题展开初步研讨。
一、问题的缘起:公诉权与自诉权的关系
自诉权与自诉制度在现代社会日渐式微，但由于自诉所具有的特质，其在刑事诉讼中的存在仍具有不容忽视的现实合理性与正当性。〔1 〕和大多数保留自诉的国家一样，我国刑诉法对自诉程序作了不同于公诉程序的单独规定。然而，现行规定却面临着操作上的尴尬处遇:一方面，在价值层面上，自诉制度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自诉制度的有效运作却难以自给自足，实践中自诉程序的启动和推进步履艰难。我们认为，这主要应归因于立法上存在着制度缺陷，导致自诉人难以获得有效的外部支持。就目前我国立法规定看，有些支撑自诉人进行自诉活动的配套性制度已经建立，如根据法律援助制度，在被害人诉讼能力缺乏且经济困难时，可申请律师提供法律援助。但无疑还有一些重要的配套性制度尚未建立，最为突出的是自诉担当制度的缺乏。
在公诉为主、自诉为辅的二元制追诉模式中，公诉权在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人员的配置、经费的供给等方面都享有比较优势，而自诉权则处于比较劣势。正因为如此，保留自诉的国家一般都通过制度设计，畅通自诉与公诉间的连结渠道，发挥公诉权对自诉权的支撑、扶助作用，借以弥补自诉权的弱势，彰显国家公权力的治理功能。我国虽然也存在这样的沟通，但显然不够顺畅，且力度也有待进一步加强。
我国《刑法》第98条规定:“对于被害人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如果被害人因受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人民检察院和被害人的近亲属也可以告诉”。这是目前已经存在的自诉与公诉的沟通形式，即在自诉人因特殊缘由无法启动自诉程序的情况下，为了维护被害人利益，防止放纵犯罪，由检察机关启动公诉程序，追诉原属告诉才处理的犯罪行为。某种意义上讲，这可以理解为公诉权对自诉权的扶助和救济。然而，检视《刑法》的这一规定，不仅过于简单、粗糙，不具备可操作性，而且在《刑事诉讼法》中也缺乏与之相对应的适用程序，导致实践中公诉机关介入自诉案件的情形极为罕见。〔2 〕除此之外，对于《刑事诉讼法》第170条规定的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相关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4条)也规定了在一定情况下要移送公安机关侦查。该规定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启动国家公权力弥补自诉权之不足的一种方式，但由于这类案件不直接涉及公诉权与自诉权之间的关系，且学界对公安机关接管案件后案件性质自然发生转变并不存在争议，在此就不展开阐述了。
实际上，不仅在自诉程序启动前，而且在自诉程序启动后，也会存在由于特定原因，导致自诉人不敢、不能、不愿推进程序进行，需要检察机关出面予以支持或处理的情形。比如自诉人在自诉程序进行中，因受到强制或威吓而无法继续自诉，或自诉人中途丧失行为能力，或自诉案件存在涉及社会公益的可能，此时都需检察机关中途介入，以维护被害人权益乃至社会公共利益并实现对犯罪的追诉。这种检察机关在自诉程序启动后的中途介入，即自诉与公诉沟通的另一种形式，或者说是公诉对自诉进行扶助的另一种方式。这种扶助形式又被称之为自诉担当。目前，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都没有明确规定自诉担当制度，这一制度的缺失已经凸显出我国刑事公诉权对自诉权的有效支撑远远不够，自诉与公诉之间的沟通尚欠顺畅。
二、两种模式:德国与台湾地区自诉担当制度之比较
所谓自诉担当，又称为自诉接管，一般是指自诉人已经提出控诉，自诉程序也已启动，但由于某种原因自诉人不敢、不能或不愿继续其诉讼行为，改由国家公诉机关替代自诉人行使控诉职能的一项法律制度。该制度蕴涵的理念基础是，虽然自诉程序已经启动，但代表国家、社会利益的检察机关追诉犯罪的任务，并不因自诉人提起自诉而消失;在必要情形下，检察机关需要以国家的名义，介入其中接管并推进诉讼。
就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德国与我国台湾地区刑诉法中有关自诉担当的规定具有典型性和较强的借鉴价值。但二者关于自诉担当的规定，因存在较大差异而形成了两种不同模式。以下试对这两种模式的立法现状略加分析阐述。
(一)立法现状
依据德国《刑事诉讼法》第377条第1款之规定，当法院认为应由检察机关来进行犯罪诉追时，则其应将卷宗移交检察官。此为德国刑诉法中检察机关的自诉担当，即由于发生特定原因，由检察官接管原来的自诉。自诉担当的原因具体有哪些，德国刑诉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实践中主要是法院认为涉及社会公益的情形。自诉程序因检察机关担当诉讼，而被终结之。〔3 〕检察官一旦介入自诉程序，即取代自诉人的地位而成为当事人，该自诉程序自此开始转为一般的公诉程序。所以，国内学者也将检察院担当自诉译为检察院接管，〔4 〕实际上“接管”的翻译也许更为形象。
依照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332条之规定，自诉担当是指由于法定原因的发生，致使自诉不能进行，由检察官接替原来的自诉，以免自诉程序无法进行。自诉担当的原因包括: 1、自诉人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或到庭不作陈述的(2003年台湾新修订的刑诉法已经删除了该情形) ; 2、自诉人于辩论终结前丧失行为能力或死亡的，如无承受诉讼的人或逾期不作承受的，法院应分别情形，径行判决或通知检察官担当自诉; 3、自诉人因事实上的原因如服兵役等无法到庭的，法院应通知检察官担当自诉。
关于自诉担当的性质，台湾地区学术和实务界基本形成了共识，即担当自诉并不变更原来的自诉性质，检察官也不取代原自诉人而成为当事人。〔5 〕自诉担当中，检察机关事实上是协助自诉人进行诉讼，因此自诉担当实为“法定之另一形态”，〔6 〕检察官是以自诉人人的身份出庭支持起诉，不具有国家公诉的性质。
(二)立法分析
1 自诉担当后程序的性质德国与我国台湾地区刑诉法自诉担当的主要差异，在于自诉担当是否改变原自诉程序的性质。台湾地区的自诉不因检察机关的担当介入而改变其性质;德国则相反，检察机关的接管从根本上变更了原程序的性质，因此可以形象地称之为“自诉转公诉”。同样是检察机关介入自诉案件，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效果，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探究。以下我们尝试从二者关于自诉案件的范围规定入手进行分析。
德国刑诉法在起诉方式上采取了公诉为主、自诉为辅的立法例，法典虽然保留了自诉制度，但严格限制其适用。仅就自诉案件的范围而言，依据德国《刑事诉讼法》第374条的规定，自诉案件只有八种:1、非法侵入罪; 2、侮辱罪; 3、侵犯通信秘密罪; 4、伤害罪; 5、威胁罪; 6、损坏财产罪; 7、《反不当竞争法》第4条等规定的犯罪; 8、《专利法》第142条第1款、《实用新型专利法》第25条第1款、《半导体保护法》第10条第1款、《濒危动、植物保护法》第39条第1款、《商标法》第25条d第1款和第26条、《设计注册法》第14条第1款、《版权法》第106至108条、《造型艺术及摄影作品著作权法》第33条规定的犯罪。这八种案件又分属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第1、2、3、6、7、8种)和轻微刑事案件(第4、5种) 。首先，对告诉才处理的案件采行自诉，是因为告诉才处理的立法本意在于，在贯彻国家追诉原则的大前提下，适当寻求追诉犯罪的公共利益与尊重被害人私人利益之间的平衡，即在无涉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国家没有必要违背被害人的意识强行追诉犯罪，允许被害人对部分案件在权衡利弊后斟酌是否起诉，这样更符合客观实际，更有利于纠纷的彻底解决。实际上，这些犯罪都是轻罪，交由被害人处分不会对社会公益造成实质性损害。其次，对轻微刑事案件采行自诉，主要是基于诉讼经济的考虑。在任何时候，需要追诉的犯罪在数量上均远远大于已被追诉的犯罪，打击犯罪的无限性与国家资源投入的有限性之间永远存在难以弥合的矛盾，由此也凸显出效益问题的重要性。这样，从诉讼经济的角度考虑，对特定轻微刑事案件，国家也不必完全干预，而是交由被害人决定是否追诉。因为，即使是这类犯罪未被追诉，对社会公益也不会造成多大损害。总体而言，这两类犯罪是否追诉几乎都无碍于社会公益，这是实行自诉的大前提。〔7 〕但是，一旦这些犯罪因特殊原因牵涉到社会公益，自诉程序启动、进行的大前提———无碍社会公益，就随之丧失，继续自诉程序的理由已不充分，代表公共利益的检察机关当然就要介入其中，国家必须“公事公办”，自诉转公诉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事了。所以，德国的刑诉法规定，检察机关担当自诉后，便终结了原来的自诉程序，程序性质转为公诉，自诉人无权干预检察机关此后进行的公诉活动。
台湾地区起诉制度的设定与德国有所不同，采公诉与自诉并行的立法例。2003年刑诉法的修正，虽然被学者认为是确立了“公诉优先的原则”，但其自诉案件的范围几乎没有限制(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外，不论犯罪的种类、性质、罪行的轻重，因犯罪而直接被害者均可提起自诉) ，这与德国仅八种自诉案件的限制，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同时也显示了台湾刑诉法对自诉制度的倚重。虽然台湾地区自诉制度设置的目的承袭了德国自诉制度当初设立的目的，即防范检察官滥用公诉裁量权，以免检察官不启动诉讼程序，被害人又无法启动，而使后者陷于无从获得救济的不利境地。但台湾地区并没有仿效德国，对自诉进行严格限制，把自诉案件的范围只局限于少数特定轻罪，而是把自诉案件扩大到几乎所有的犯__罪，将防范检察官擅权不起诉的范围推向了极至。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台湾地区诉讼文化中对公权力的高度戒备和警惕。在台湾地区，检察机关担当自诉后，并不因其中途介入自诉而改变程序性质，检察机关只能充当自诉协助人的角色。这与其自诉制度的直接指向———防范、警惕检察官擅权，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虽然在特殊情况下，需要检察官介入自诉，但要控制其介入的程度，即只能让其处于协助自诉的位置，而不能喧宾夺主，取代被害人的地位，一旦自诉人有能力或愿意继续进行诉讼，则检察官应当退出诉讼。否则，便无法实现制度设立的初衷目的。正因为如此，台湾地区的检察机关担当自诉后，自诉程序的性质便不会发生改变。
2 自诉担当之原因
如前已述，台湾地区自诉担当的诸项原因，基本都只涉及自诉人自身或与自诉人有关的事由。德国自诉担当的原因虽然没有在刑诉法中具体列明，但实践中主要是法院认为涉及社会公益的情形。前者关乎个人，后者关乎公益。二者的差异极为明显。
就德国而言，自诉担当的原因主要涉及社会公益，这与其刑诉法中自诉案件范围与公诉案件范围泾渭分明有关。自诉案件主要局限于无碍社会公益的特定轻罪，公诉案件中的犯罪则关乎社会公益。自诉担当是由代表社会公益的检察机关介入自诉程序，所以只有在自诉程序启动后，又出现关乎社会公益的情形，检察机关才有理由介入。因此，德国检察机关担当自诉一般不考虑自诉人是否有能力或有意愿进行诉讼。
反观台湾地区，其自诉担当的原因主要涉及自诉人自身或与自诉人有关的事由，这与台湾刑诉法中自诉案件范围与公诉案件范围区别不大有关。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各种犯罪的直接被害人均可提起自诉。设立如此没有限制的自诉制度，如前所述，是为了全面地防范检察官滥用起诉裁量权，其结果必然是全面地赋予了被害人自诉权。自诉担当定位于检察机关作为自诉人的人协助其完成自诉，实现其自诉权。所以，自诉程序启动后，需要检察机关协助完成自诉的情形，主要局限于自诉人因自身原因无法将自诉继续进行下去，一般不会考虑案件是否涉及社会公益。
综上，德国与我国台湾地区自诉担当制度的不同，与其刑诉法对待公诉与自诉关系、自诉制度设立之目的、功能，以及自诉制度与其他的被害人保护制度的消长关系有关。可以说，两种不同模式在其制度框架内各有内在的逻辑性与正当性。
三、初步构想:我国自诉担当制度之设计
(一)自诉担当制度的价值
在我们看来，修改我国刑诉法时，应当考虑借鉴域外经验，直接引入自诉担当制度，因为该制度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独特价值:
1 实现自诉与公诉之间的有效沟通
虽然沟通是双向的，但如果沟通对象之间存有差异，而这种差异又是以其中一方优势为背景的，此时的沟通就应更多地呈现出扶弱助贫的单向流动。所以，我们更倾向于认为自诉与公诉之间的有效沟通，主要是指法律规定属于自诉范围的案件在一定条件下转由公诉程序来进行(即自诉转公诉) ，实现公诉权对自诉权、公诉制度对自诉制度的有效支撑和扶助。如前已述，我国自诉转公诉的法定情形只有一种，即《刑法》第98条规定的检察机关在特殊情形下对自诉案件的接管。这种情况是检察机关对自诉案件的自始介入，即自诉程序无法启动，由检察机关动用公诉权直接追诉犯罪，很显然，仅有此是远远不够的。既难以适应实践中完全救济被害人权益的需要，又无法充分彰显公诉权对自诉权的支撑、扶助作用，实现公诉程序与自诉程序之间的有效沟通。自诉担当制度之设立，可以有效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形成自诉与公诉之间互助互补、配套衔接、运转顺畅的良性运作机制。
2 有效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原则是检察权行使的基本原则之一。〔8 〕少数轻微刑事案件一般不涉及社会公益，交由被害人斟酌起诉又能有效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益，这是我国采取公诉为主、自诉为辅刑事起诉模式的理论预设。但不可否认，自诉案件在特殊情况下又会关乎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在此情形下，放任诉讼程序自由进行无疑会助长侵害社会公益的不良风尚，与社会正义的基本理念背道而驰，同时也背离了设立自诉制度的初衷。因此，我们认为，公诉与自诉虽相互独立，但并不相互排斥，在一定情况下还相互转化，这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符合有效维护国家、社会整体利益的实践需要。显然，自诉担当正是体现这一诉讼观念，实现这一诉讼目的的最佳制度设计。
3 弥补被害人能力之不足
除了维护公益外，公诉权还具有对个人利益的保护功能。〔9 〕与国家公诉机关的强势运转不同，自诉人在自诉程序中与被告人地位平等、机会均等，能力也相等。自诉程序启动以后，自诉人由于外来的(如受强制、威吓)或自身的(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原因，无法将自诉进行下去，又没有其他的诉讼承受人(如近亲属或法定人)时，放任程序终结或无休止中止下去显然都不公平。此时，检察机关的介入使本来可能阻断诉讼程序的原因被有效化解，从而保障诉讼活动有序推进，而诉讼程序继续推进本身就符合被害人的意愿，也符合一般的正义理念———(实体)利益受损失时给予维护、(诉讼)能力受限时给予弥补。而且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是，检察机关担当自诉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被害人二次受害。因为，如果诉讼程序开始后，由于自诉人受强制、威吓或自诉人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而终结，不排除被告人为促成程序终结而再度伤害自诉人，检察机关担当自诉则能从根本上防止此类危险的产生。
(二)立法的模式选择
制度建构犹如量体裁衣，我国增设自诉担当制度也不例外，也应当在充分考量我国刑事司法之国情的基础上选择更为合理的模式。我国自诉制度依托于公诉为主、自诉为辅的刑事起诉模式，总体而言，立法对自诉采取的是限制态度。自诉范围主要限于无碍公共利益的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这与德国自诉制度的基点是一致的。加之，我国立法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机关的定性以及长期以来人们对检察机关的认识，都使检察机关接管自诉后等同于自诉人“法定人”的构想难以具备现实的合理性与观念上的正当性。因此，我们认为，我国自诉担当制度应当主要参照德国的立法模式来建构。诚然， 1996年刑诉法为了解决司法实践中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的问题，专门增加了一类特殊的自诉案件———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这一点与台湾2003年修正后的刑诉法相类似。但无论从理论上分析，还是总结历经十年的司法实践，该类案件都是不宜进行自诉的。学界和实务界在取消这类自诉案件的问题上，有着相当一致的态度，因此，这不能成为我们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立法模式的理由。
(三)立法的制度建构
自诉担当的前提条件。立法应当明确规定，自诉担当的前提条件是自诉人已经提出自诉，自诉程序已经依法启动，同时考虑到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70条规定的第三类案件不宜进行自诉，我们认为自诉担当的案件范围应当仅限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
自诉担当的法定原因。综合德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规定，我们认为，应在刑诉法中直接列明自诉担当的法定原因，这些原因至少应当包括:案件涉及国家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自诉人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或到庭不作陈述，案件不宜按撤回自诉处理的;自诉人因受强制、威吓无法继续诉讼的;自诉人于辩论终结前丧失行为能力或死亡，又无其他人继续代行诉讼的。
自诉担当的启动。为了避免自诉担当沦为检察机关随意干预自诉案件的借口，立法应当考虑规定__法院在程序启动中的作用，即法院认为应由检察机关来接管追诉犯罪的，由法院通知检察机关，并将卷宗移交检察机关，检察机关无权直接从自诉人手中接管自诉。当然，检察机关担当自诉后，原来的自诉程序随之终结，程序性质转为公诉，此后是否继续诉讼以及如何继续诉讼，理应由检察机关自行决定。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检察机关担当自诉后，程序由自诉转为公诉。此后，被害人的意志如何体现，比如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在检察机关接管自诉后判决作出前恢复了行为能力，并希望与被告人和解或撤诉，这些意图能否在公诉程序中实现。如果能，该怎样实现? 如果不能，可否通过其他途径实现?
我们认为，若案件因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而被检察机关接管，此时该案件与一般公诉案件没有区别，被害人的意志只能通过检察机关的公诉活动来实现，其无权就刑事责任问题与被告人自行和解。在单纯为了被害人利益由检察机关担当自诉的案件中，虽然程序性质已转为了公诉，但毕竟案件还是特定轻罪案件，即使被害人的利益与国家追诉犯罪的整体利益表面上存在矛盾，二者也并非势不两立。此时，若将该案完全等同于一般公诉案件，不考虑被害人的意志似乎也显失公平。特别是在被害人希望与被告人和解或撤诉时，检察机关违背被害人意志追诉到底的意义实在不大。一方面，这与当初检察机关担当自诉以维护被害人利益、弥补被害人能力不足的初衷不符;另一方面，也与诉讼经济原则相悖。所以，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通过其他配套的制度设计，确保被害人意志得以体现，比如，在被害人与被告人就赔偿问题达成和解后，检察机关可以撤回起诉，或通过量刑建议，请求法庭对被告人作出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注：
〔1 〕吴卫军:《我国刑事自诉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J ]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4期，第25 - 26页。
〔2 〕笔者在西部某省会城市调研时发现， 2000年至今该市没有一起检察机关根据《刑法》第98条之规定提起公诉的案件。
〔3 〕[德]克劳思?罗科信:《刑事诉讼法(第24版) 》[ J ] ，吴丽琪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82页。
〔4 〕《德国刑事诉讼法典》[ Z] ，李昌珂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8页。
〔5 〕林钰雄:《刑事诉讼法(下册) 》[M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版，第31页。
〔6 〕陈朴生:《刑事诉讼法实务(新增版) 》[M ] ，中国台北海天印刷厂有限公司1981版，第388页。
〔7 〕虽然，德国自诉制度一开始是为防范检察官违反起诉法定原则、罔顾被害人利益而擅权不起诉设置的。但后来，这个目的已经经由另外一项制度———强制起诉制度得以实现。因此，目前德国自诉制度防范检察官擅权的功能已大大弱化。
涉台刑事诉讼，是指大陆的司法机关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照法定程序进行的具有涉台因素的刑事诉讼活动。简单说，涉台刑事诉讼就是具有涉台因素的刑事诉讼。
所谓涉台因素，是指我们司法机关在进行刑事诉讼的过程中，在某一环节上涉及台湾居民，或台湾的权益等方面的因素。比如说，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是台湾居民，或者被害人是台湾居民，或者犯罪行为涉及台湾，或者在大陆的犯罪嫌疑人逃至台湾，需要台湾方面进行司法协助，协助缉获犯罪嫌疑人并将其遣返，或者台湾的犯罪人犯罪后逃到大陆，大陆司法机关将其捕获并遣返台湾等这样一些因素，具有这些因素的刑事诉讼都是涉台刑事诉讼。
要进一步理解涉台刑事诉讼的概念，需要把握它与一般刑事诉讼、涉外刑事诉讼、台湾涉大陆刑事诉讼，以及涉台案件的刑事诉讼这样一些概念的区别。唯此，才能更准确、全面地理解涉台刑事诉讼的概念。
1.涉台刑事诉讼和一般刑事诉讼
一般刑事诉讼就是最普通、最通常的刑事诉讼，即处理通常刑事案件而进行的诉讼活动。涉台刑事诉讼则是具有涉台因素的刑事诉讼，具有涉台因素是区别于涉台刑事诉讼和一般刑事诉讼的根本所在。一般刑事诉讼不具有涉台因素，只是在通常情况下进行的刑事诉讼。二者都是刑事诉讼活动，如果说一般刑事诉讼采取的是刑事普通程序，那么涉台刑事诉讼则是刑事特别程序，二者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正因为如此，导致二者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有一系列的区别，所以在进行诉讼时需要采取相应特殊的方式、方法和步骤，比如在调查取证、羁押被告人、法律文书的送达，以及生效判决的执行等方面，都要采取一般刑事诉讼所没有的方式、方法和步骤。
2.涉台刑事诉讼和涉外刑事诉讼
涉外刑事诉讼是指司法机关在当事人和诉讼参与人参加下，依法进行的具有涉外因素的刑事诉讼活动。所谓涉外因素，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涉及外国的一些因素。
涉台刑事诉讼和涉外刑事诉讼有很大的相似性，二者都属于刑事特别程序，和一般的刑事诉讼活动不同，都需要采取一些特殊的方式、方法和步骤。
但是，涉台刑事诉讼和涉外刑事诉讼又有明显的不同。前者是具有“涉台”因素的刑事诉讼，后者是具有“涉外”因素的刑事诉讼。这导致了二者在诸多根本问题上又要采取不同的原则、不同的处理方法。根本在于“涉台”涉的是台湾，“涉外”涉的是外国，台湾不是外国，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因而，涉外刑事诉讼主要是不同国家在刑事诉讼方面相互协作，可能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而台湾则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台湾和大陆之间的关系不涉及国家与国家的主权问题，而是一国内部的问题。涉台刑事诉讼实质是一国之内不同法域之间的区际司法冲突问题。
在涉台刑事诉讼法中，要尊守“一个中国，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尊重历史和现实”的原则等等；而在涉外刑事诉讼中，则要遵守“信守国际条约”和“国家主权”原则等等。在涉外刑事诉讼中，可以使用“引渡”罪犯的概念，在涉台刑事诉讼中则不能使用“引渡”这个概念，因为引渡是用于不同主权国家间进行刑事司法协助的概念，在涉台刑事诉讼中可以使用“遣返”，但不能使用“引渡”的概念。
不难看出，涉台刑事诉讼与涉外刑事诉讼根本在于“涉台”和“涉外”的区别，即一国内部的刑事司法冲突与不同国家的刑事司法冲突的区别。
3.涉台刑事诉讼与台湾涉大陆刑事诉讼
台湾涉大陆刑事诉讼是指台湾地区的司法机关在当事人和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照其法定程序，进行的具有涉大陆因素的刑事诉讼活动。
涉台刑事诉讼与台湾涉大陆刑事诉讼合起来可称为两岸互涉刑事诉讼，二者有相似的地方，密切联系，但又有所不同。
涉台刑事诉讼是从大陆的角度出发，主要是大陆的司法机关进行的具有涉台因素的各种诉讼活动，在进行具有涉台因素的具体诉讼环节上，可能需要台湾方面的协助，比如请求台湾司法机关协助抓获犯罪嫌疑人，协助调查取证等等，但刑事诉讼的进行主要是大陆司法机关进行的；台湾涉大陆刑事诉讼则刚好反过来，是从台湾的角度出发，主要是台湾的司法机关进行的具有涉大陆因素的各种诉讼活动。
涉台刑事诉讼与台湾涉大陆刑事诉讼二者也是密切联系的。就有涉台因素具体的诉讼环节来讲，实际上可能既属于涉台刑事诉讼，也属于台湾涉大陆刑事诉讼。对大陆来说，这个诉讼活动就属于涉台刑事诉讼；对台湾来说，则属于台湾涉大陆刑事诉讼。
4.涉台刑事诉讼和涉台案件的刑事诉讼
涉台案件的刑事诉讼是指大陆的司法机关处理涉台刑事案件的诉讼活动。一般情况下，涉台刑事诉讼和涉台案件的刑事诉讼是一致的，但又不完全一致。涉台刑事诉讼所包含的内容要广于涉台案件的刑事诉讼。涉台案件的刑事诉讼，前提是涉台的案件，即某一案件具有涉台因素，比如犯罪嫌疑人或被害人，或者犯罪行为等有涉及台湾的因素，处理涉台案件的刑事诉讼也就是涉台刑事诉讼。但涉台刑事诉讼又不限于涉台案件的刑事诉讼，还包括非涉台案件，在诉讼过程中可能某些诉讼行为有涉及台湾的因素。比如犯罪人犯罪后逃到台湾，就其案件讲本非涉台案件，但若进行刑事诉讼追究其刑事责任，诉讼行为需要涉及台湾，这种情况下进行的刑事诉讼也是涉台刑事诉讼，但却不是涉台案件的刑事诉讼。
应当指出，这个区分主要是理论上的一个分析。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情况则是复杂的，有些是相互交织而融于一体的。
二、涉台刑事诉讼的具体情形
涉台刑事诉讼是大陆司法机关依法进行的具有涉台性因素的刑事诉讼。那么，涉台刑事诉讼究竟包括哪些情形，只有进一步明确涉台刑事诉讼的具体情形，才能便于司法实践的操作。
随着两岸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刑事诉讼中具有涉台性因素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复杂。我们认为，涉台刑事诉讼应包括以下情形：
1.当事人是台湾居民
这又可分为两种情形：一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是台湾居民；二是受犯罪行为侵害的是台湾居民，即受害人是台湾居民。
第一种情形是指，台湾居民在大陆实施了犯罪行为，那么在刑事诉讼中，其处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即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地位。
第二种情形是指，台湾同胞在大陆受到犯罪行为侵害，是受害的一方，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自诉案件的原告提起刑事自诉，也可以作为公诉案件中的受害人参加刑事诉讼。
涉台刑事诉讼中当事人是台湾居民的情形，在实践中大量存在。随着两岸关系的日益发展，人员往来的大量增加，台湾的某些不法分子趁来大陆之机，伺机作案的屡屡不少；来大陆正当探亲、旅游等的台湾同胞，因大陆的犯罪分子实施犯罪行为，人身、财产受到损害的也不少见。而且，在这种情形下进行的刑事诉讼活动，或者是追究台湾居民的刑事责任，可能对其处以刑罚，或者为了保护台湾同胞的合法权益而追究犯罪，都将直接涉及台湾同胞的切身利益，因而务必认真、慎重地进行这种涉台刑事诉讼活动。实践中出现的个别案件，本来属于一般的刑事案件，如“千岛湖”案件，但被台湾当局加以渲染宣传，给海峡两岸关系的正常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所以处理这些案件必须慎重和认真对待。
2.需要台湾方面协助的刑事诉讼
这是指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需要台湾方面的配合与协助，否则刑事诉讼将难以进行的情形。也就是一些诉讼活动具有涉台性因素。比如，大陆居民在大陆犯罪，犯罪后为躲避追捕，携带赃物逃至台湾的；或者被告人、被害人均为大陆居民，犯罪也是在大陆发生的，但案件的重要证人是台湾人，而且在进行诉讼时其人已回台湾的等等这样一些情形。本来这些案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被害人、犯罪行为实施地等在大陆，应该是大陆内的一般刑事诉讼，但由于现代社会的发展，人员流动性大，从而在进行刑事诉讼中出现了涉台性因素，而且，由于现实情况，大陆的司法机关不可能亲自到台湾去抓捕犯罪嫌疑人，收集证据，而这又都是进行刑事诉讼必不可缺的。因此，这类情形下，需要台湾方面的司法机关予以协助，缉拿犯罪嫌疑人，收取证据；在必要与合理的情况下，证人出庭作证，或者提供书面证人证言。目前实践中这类情形的案件也相当多，比如在北京盗窃334万美元汇票的吴大鹏， 作案后就逃至台北，后被台湾方面将其遣返大陆。
3.协助台湾方面的刑事诉讼活动
这类情形与上一类情形刚好相反，是台湾方面的司法机关在进行刑事诉讼的过程中，其犯罪嫌疑人逃至大陆，或者其它重要证据在大陆，需要大陆的司法机关予以配合、协助的情形。这种情形下，刑事诉讼活动主要由台湾司法机关进行，而涉及我们大陆司法机关帮助其查缉犯罪嫌疑人或调查取证，主要进行司法协助意义上的诉讼活动，这些诉讼活动属于涉台刑事诉讼，实践中这类情形的案件也非鲜见，比如台湾的杨明宗杀人后逃至大陆，后被大陆警方押送到新加坡，再由台湾警方押回台湾受审。
三、涉台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
涉台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是指司法机关及其诉讼参与人进行涉台刑事诉讼时应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
通常进行一般刑事诉讼，要遵守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例如侦查权、检察权和审判权由专门机关依法行使的原则；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依靠群众的原则；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公开审判的原则；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的原则等等。这些原则都是进行刑事诉讼所必须遵守的。涉台刑事诉讼是刑事诉讼的特殊形式，也是刑事诉讼，因而涉台刑事诉讼也要遵守这些基本原则。
涉台刑事诉讼不仅要遵守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在此前提下还要遵守涉台刑事诉讼的特别原则。涉台刑事诉讼的特别原则与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是特殊和一般的关系，涉台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是进行涉台刑事诉讼-针对这个特殊的刑事诉讼-特有的基本原则。
现阶段进行涉台刑事诉讼的原则，应当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有助于维护两岸同胞的合法利益，能够有效、及时地惩治犯罪，从而促进两岸关系的发展，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
我们认为，现阶段进行涉台刑事诉讼，应坚持以下几项特别原则：
1.维护国家统一，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这是进行涉台刑事诉讼，也是处理涉台问题首要坚持的一个原则。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实际上形成了大陆和台湾两个地区分别实行着不同的刑事诉讼制度，但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坚持一个中国，这是两岸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实际上在两岸的刑事诉讼法以及其它刑事法律中，都明确规定了维护国家主权统一的原则，比如进行刑事诉讼活动和制作司法文书，都要求使用国家通用的语言文字；在刑事诉讼中只能由中国律师进行辩护，不允许外国律师作为辩护人，不得从事任何有损于中国主权和利益的活动。因此，涉台刑事诉讼首要坚持的原则就是维护国家统一，坚持一个中国。
这一原则表明，涉台刑事诉讼所引发涉及的刑事法律问题，应定性为一个主权国家内部的刑事法律问题，属于一个主权国家内部不同法域之间的刑事法律问题，绝非不同国家不同法域之间的刑事法律问题。因此，不能将大陆涉台刑事诉讼作为涉外刑事诉讼来对待。对于任何妨碍国家统一、分裂国家，以及危害祖国主权、和完全的行为，都要坚决反对。
因此，两岸的司法机关在处理互涉刑事问题，以及两岸专家学者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时，都必须首要坚持维护国家主权统一的原则。
2.尊重历史和现实的原则
由于历史的原因，造成了两岸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上有着很大差别。就刑事诉讼制度讲，从内容到形式，从司法机关、证据制度、诉讼原则到诉讼程序上两岸都有显著区别。这是历史造成的，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我们必须冷静地面对客观现实，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
涉台刑事诉讼中，有相当部分的诉讼活动需要台湾司法机关的协助，比如犯罪嫌疑人作案后逃到台湾，我们虽然明知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情况，但客观现实是，犯罪嫌疑人不在我们司法机关实际控制的范围内，无法将其抓获归案，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就必须有台湾方面的司法协助，帮助将其捕获并遣返大陆，交由我们的司法机关，依照法定程序追究其应负的刑事责任，才能有效的打击刑事犯罪，实现刑事诉讼的任务。
此外，在涉台刑事诉讼中对于当事人尤其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为台湾居民的，还要充分考虑其对大陆法律的知晓情况，追究其刑事责任应适当予以从宽，这样的处理结果才显得合理，也便于当事人接受。
因此，涉台刑事诉讼必须坚持尊重历史和现实的原则，冷静地正视历史和现实，不回避问题，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前提下，承认对方现实的法律管辖范围及效力，妥善解决涉台刑事诉讼问题，才能有助于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
3.平等对待原则
所谓平等对待原则，就是在涉台刑事诉讼中，承认两岸居民处于平等的诉讼地位，平等地享有法律规定的诉讼权利，平等地承担法律规定的义务。在一定条件下承认对方的法律及效力，在适用法律上要平等对待，不允许有任何偏见和歧视，不能只考虑本地区的利益，而损害对方地区及对方居民的利益。
这是涉台刑事诉讼必须坚持的一个原则。由于历史的原因，两岸隔绝对立了几十年，两岸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上存在很大差异，在涉台刑事诉讼中不可避免地涉及这些问题，产生一些冲突。处理、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坚持平等对等的原则，不能因台湾与我们制度不同而有歧视，更不能因过去的对立而存有敌意和偏见，那样做绝不会有利于涉台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只会恶化两岸的关系，不利于祖国统一的早日实现。
因而，平等对待的原则是顺利进行涉台刑事诉讼、妥善解决涉台刑事问题的又一重要原则，必须坚持这一原则。
4.促进两岸交往与合作的原则
两岸关系自解冻以来，两岸间的交往与合作不断发展，人员往来日益增加，旅游、探亲、访问、交流的领域也日趋广泛。涉台刑事诉讼是解决两岸间的刑事问题，也要坚持促进两岸交往与合作的原则，否则不仅涉台刑事诉讼的任务完不成，更不利于两岸关系的发展。
为了保障和促进两岸的正常交往与合作，必须面对现实，承认两岸实际存在不同的刑事诉讼制度，在涉台刑事诉讼中，适用自己的刑事诉讼法。对一些特殊性问题可以经过协商妥善解决。所以面对现实，从实际出发，本着促进两岸交往与合作的原则，既有利于涉台刑事诉讼的进行，更有利于两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5.及时有效惩治犯罪的原则
涉台刑事诉讼是围绕刑事案件，进行侦查、起诉、审判的诉讼活动。其实质是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从而有效地打击和惩治犯罪，维护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和利益。按照一般刑事诉讼的理论，及时地进行诉讼活动才能有效地惩治犯罪，达到刑事诉讼的目的。涉台刑事诉讼，由于其诉讼具有涉台性因素，因而有可能导致延缓诉讼，或不利于诉讼的进行。实践中有许多犯罪分子作案后，利用大陆与台湾现实的情况，逃至对岸，躲避惩罚，这确实给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带来麻烦和障碍。涉台刑事诉讼中常常会遇到这样的障碍。因而，为了使两岸刑事司法运作不致陷入困境，发挥刑事法律维护社会秩序和公民利益的功能，在涉台刑事诉讼中，还必须贯彻及时有效惩治犯罪的原则，这样，才不致于海峡两岸成为对方犯罪分子的“保护地”，纵容犯罪分子逍遥法外，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对双方的利益都会有所损害。
6.真诚合作的原则
涉台刑事诉讼，或者两岸互涉的刑事诉讼，往往要涉及两岸司法机关相互协作的问题。两岸司法机关能否彼此真诚合作，直接关系到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尤其是在侦查阶段和预防打击犯罪方面，如果一方司法机关不积极协助，将会使犯罪人有可乘之机，很容易放纵犯罪。
因此，两岸司法机关应本着真诚合作的原则，建立有效与良好的司法协作关系，才会有效、及时地打击犯罪，保障两岸人民的合法权益和法律秩序，促进两岸关系的顺利发展。
四、涉台刑事诉讼适用的法律
一、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责任
由在刑事诉讼中执行控诉职能的国家专门机关承担，即由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等承担。承担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就是指有提出证据并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如果不能做到，其后果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的结论当然成立。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执行控诉职能，代表国家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并出庭支持公诉。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决定提起公诉的案件，必须达到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标准，检察官在出庭支持公诉时，还应当依法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并向法庭出示所收集的各种证据，经过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证实和论证书中所指控的罪行成立。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对公诉案件承担证明责任。
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也执行控诉职能，对其负责立案侦查的刑事案件，负有证明责任。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的主要职责是及时收集各种证据并抓获犯罪嫌疑人，当案件侦查终结并决定移送时，在事实方面必须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另外，监狱或军队保卫部门对其负责侦查的案件，也依法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
二、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应当对其控诉承担证明责任
在自诉案件中，自诉人处于原告的地位，独立地承担控诉职能，对自己提出的控诉主张依法应当承担证明责任。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71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于自诉案件进行审查后，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犯罪事实清楚，有足够证据的案件，应当开庭审判；
（二）缺乏罪证的自诉案件，如果自诉人提不出补充证据，应当说服自诉人撤回自诉，或者裁定驳回。
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般情况下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如实陈述
（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对于否认自己有罪、否认指控的答辩，依法不承担应当提出证据并加以证实的责任。
（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享有为自己进行辩护的权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行使辩护权，为证明自己无罪、反驳控诉等而进行辩解以及提出有利于自己的事实和理由，都是法律赋予的诉讼权利，绝不是诉讼义务。不能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不出证据证实自己无罪，就认定其有罪，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所严格禁止的。需注意，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而是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如实陈述的义务。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3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
刑事诉讼中的拘传是指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对未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的强制其接受讯问的一种刑事强制措施。
1、对于已经被拘留或者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直接讯问,不需要经过拘传程序。
2、拘传的目的是强制犯罪嫌疑人到案接受讯问,因此,拘传不具有羁押的效力,讯问之后,应当将被拘传人立即释放。
3、拘传不同于传唤,传唤适用于所有的当事人,传唤不属于刑事强制措施,也不是拘传的前置程序。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都有权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拘传。
当前，世界各国或地区，尤其是英美法系诸国或地区，法律繁多，程序复杂。一般的诉讼当事人如果没有律师协助，在诉讼中必然处于不利地位。但是，律师费用却十分昂贵，使得贫穷的被告人实际上丧失了辩护权。为了保护诉讼当事人，尤其是被告人的利益，许多国家和地区纷纷建立了免费辩护制度。
免费辩护制度，英国称之为法律补助制度。根据英国在二战后颁布的《1949年法律补助和咨询法》，当被告人无力支付律师费用时，可向法院申请，经法院审查合格后签发法律补助金，补助其全部或部分聘请律师费。这种补助分三类：对非诉讼法律事务的补助；对民事诉讼律师费的补助；对刑事被告人律师费的补助。其刑事法律补助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刑事被告人可以在诉讼中任何阶段向受理其案件的法院申请补助。（2）申请补助的被告人必须是自己的收入和收益无从支付律师费用，而且从案情看确实需要辩护。（3）被告人提出书面资力（资产能力）报告，再由法院根据其资力确定律师费由国家负担全部或一部，隐瞒资力作虚伪报告者，要受刑事追究。（4）被告人在取得法律补助后可自行选择任何执业律师为其辩护。对被告人批准补助问题，法律只规定“法院认为对审判有利时”即可予以批准。根据1974年的统计，除上诉法院外，各级法院对补助申请的批准达90％以上。这说明法律补助的标准很宽，适用面很广。作为“福利国家”的一项福利措施，刑事法律补助虽并不能解决低收入和失业者请律师的全部困难，但是对于保障刑事被告人的辩护权得以实现，是卓有成效的。
美国实行公设律师、公设辩护人制度，为经济上无力请律师的被告人实行免费辩护，即由政府聘用为被指控犯罪的人辩护的律师。这项制度在二战前开始实行，战后虽进一步强调了指定辩护的必要性，但是，被告人在刑事案件中享有提供辩护律师的权利仅限于联邦法院内实行，一直到1963年最高法院对吉迪恩诉温赖特案件作了里程碑式的判决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规定贫困者有权在警察讯问、审理和上诉过程中，获得律师的帮助。自此，保障贫穷的被告人享有辩护权才在美国得以推广和坚持，而不再局限于重大复杂案、未成年人及精神障碍人犯罪才必须提供辩护律师。各州法律对此也作了相应的规定。
日本则为由于贫困或其他原因无力选任辩护人的被告人，实行国选辩护制度。日本《刑诉法》第36条规定：“被告人由于贫困或者其他事由而不能选任辩护人时，裁判所应该根据被告人请求为其提供辩护人。”第38条规定：“依照本法规定应由裁判所或者裁判长提供的辩护人，必须从律师中选任之。”这就对国选辩护的对象及申请程序、辩护人资格都作出了明确规定，而使之便于操作。还有不少的国家也有类似的规定。
我国台湾律师收费高昂，一般平民较难负担，也实行平民法律扶助制度。台湾对平民的法律扶助通过两种途径解决：其一，公设辩护人；其二，由律师公会办理对平民的法律扶助。平民请求法律扶助，以无力负担律师酬金为限。公设辩护人设置在高等以下各级法院，受该院高等法院院长的监督，办理案件（除法律另有规定外）适用刑事诉讼法关于辩护人的规定。公设辩护人受法院指定为刑事被告人辩护，不得收受被告人的任何报酬。平民向律师公会请求法律扶助的，应提出邻居二人以上或保甲长的证明书。律师公会规定专门办公时间，由理事伦流值日，处理平民法律扶助各项事务。律师承办平民法律扶助事项，所需必要费用，由律师公会负担。
免费辩护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有类似规定，但是没有明确化，同时还极不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7条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为他指定辩护人。被告人是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为他指定辩护人。”我们认为，虽然指定辩护并非一定免费辩护，但是该条第2款中被告是聋、哑或者未成年人且没有监护人和资产时，人民法院为其指定辩护人，辩护费由人民法院支出或律师事务所承担，这种情况就属于免费辩护。此外，有关司法解释对指定辩护还有以下规定：（1）对于重大刑事案件（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和涉外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如果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一般应当为其指定辩护人；（2）在共同犯罪案件中，一个或几个被告委托了辩护人，而另一个或几个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为他指定辩护人；（3）盲人被告人、少数民族而不懂当地通用语言文字的被告人，在有公诉人出庭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一般也考虑为其指定辩护人。
法律的规定和司法解释中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得到辩护人的帮助。但是，我们认为《刑事诉讼法》第27条至少忽略了被告人因贫穷或其他事由无资力委托辩护人这种情况。这类情况中的被告人不属于刑诉法第27条第2款中聋、哑及未成年被告人中“应当指定辩护人”的特殊规定，只能划归第一款“可以指定辩护人”之列。而第一款中的“可以”一词，使法律条文本身弹性过大，灵活性太强。实践中司法机关往往把“可以指定”同时理解为“也可以不指定”。对什么情况“可以指定”，什么情况“可以不指定”，没有一个具体明确的衡量标准。这就导致有些被告人不能享有得到辩护人帮助的权利（当然，被告人明确表示不需要辩护人的，自当别论）。同时，我国目前实行的“指定辩护”，乃是诉讼程序上的法律概念，它并不意味着法院领导律师工作机构，不意味着只要“法院指定”，律师就要承担“免费服务”的义务。因此，对于被告人因贫穷或其他特殊原因无力聘请辩护人又希望得到辩护人帮助的这类公诉案件，若不为被告人指定辩护人，则在一定程度上变相剥夺了至少是限制了被告人全面地行使其辩护权。
鉴于上述情况，为了切实保证刑事被告人充分行使其辩护权，我们建议在我国的法律制度中，明确免费辩护制度，在有关的法律法规中，具体规定免费辩护制度的操作办法。真正体现我国宪法第125条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第8条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的精神，通过实行免费辩护，使被告人的辩护权得以充分实现，这对于公正、民主的审判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在一些的立宪制度国家里，若法院没有为贫穷的被告人指定律师，则对该被告人的定罪判决为无效判决。这应当成为我国免费辩护制度立法的借鉴。
关键词：刑事诉讼 影响性诉讼 信息公开
影响性诉讼成为近年来推动司法改革的有效推动力,是我国推进依法治国和司法改革的必然产物。其内在规定性，是个案推动司法进步，影响社会变迁。同时，影响性诉讼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变革的重要反映，是社会矛盾纠纷的重要表现形式。对影响性诉讼的原因与对策的研究，积极引导影响性诉讼的走向，对于用个案解决众多类似矛盾、创造范例等有很大促进作用。
一、影响性诉讼的界定
（一）影响性诉讼的定义
所谓影响性诉讼，是指个案价值超越本案当事人的直接诉求，能对立法、司法完善和社会管理制度改进，以及人们法律意识转变产生较大促进作用的个案。其作用在于，可能引起立法和司法变革、引起公共政策的改变、促进弱势群体权利保障等。本文所研究的影响性诉讼，主要指有重大影响的刑事案件。刑事影响性诉讼在社会众多影响性诉讼所占的比例较大。这些诉讼的影响力也较为广泛。对社会秩序的冲击和对公众普遍价值观的影响较为剧烈。
（二）影响性诉讼的基本特征
第一，公众知悉性较大。诉讼的公众知悉程度是界定其为普通个案还是影响性诉讼的重要标准,媒体的曝光率也是影响性诉讼的判断标准，这也是其与普通诉讼的区别所在。
第二，社会矛盾的集中和突出体现。影响性诉讼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矛盾的突出体现。影响性诉讼的影响力也在于其能够引起有相类似矛盾的当事人的共鸣和响应。社会焦点问题和某一时期的突出问题能够进入司法领域，那么它所产生的影响就会超出了法律本身，是借助于司法的影响来拓展在本来领域的影响力。
第三，案件类型的新型化。新类型的刑事诉讼进入司法领域后所产生的影响较大，对后期相类似的案件起到范例的作用。同时，也能够促进对法律法规的反思和修改。
二、影响性诉讼的形成原因
（一）司法机关信息公开制度不完善和媒体的有选择性报道
影响性诉讼的形成，有赖于信息技术的发达。司法机关并没有形成有效的信息披露机制，只有在重大影响案件时，才会择机进行信息会，但这一信息公布机制也没有形成长期的机制。没有上升到制度层面的新闻会致使司法机关在信息和引导上缺乏控制力和影响力。媒体有选择性进行报道也是影响性诉讼形成的重要因素，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经济利益驱动机制导致媒体对于能够为本单位带来经济利益或影响力的诉讼更为关注，市场机制不可避免地导致媒体对诉讼报道进行选择。
（二）社会各方面矛盾的集中爆发和突出体现
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矛盾，是社会改革和转型期不可缺少和回避的。按照司法最终解决原则，这些矛盾最终会进入司法领域，由司法进行评判。这些矛盾进入司法领域的同时，已经进入了公众视野。司法评价功能的启动就会对这些矛盾进行一次具体的审判。具有代表性的个案就会导致其诉讼影响力增强。
（三）司法对个案评价与公民普遍价值观的背离
司法对个案的判决显失公平是影响性诉讼形成的又一原因。部分影响性诉讼是由于司法判决的显失公平，对公众价值观的冲击较大，公众通过各种途径表达对司法评价的不满和质疑。个案的影响力得以扩大。
（四）个案的新奇性与创新性
在社会转型期，新型的案件不断涌现，案件的新奇性是公众对案件关注的着眼点。新类型的案件是检验司法评价功能的窗口，是影响法律法规变更和修改的突破口，是判例的形成过程。
三、影响性诉讼的作用
（一）积极作用
第一、促进法律适用的统一。
相同的案件得到相同的判决是法治统一的重要特征。基于影响性诉讼的广泛影响性，法院的判决树立了评价某种价值或权利的权威，导致就特定案件作出的决定，能够对此后出现的同类案件的判决具有基本标准的作用。新型的影响性诉讼对此后的相类似的诉讼有范例的作用。同时，个案判决的显失公平是影响法律统一适用的重要因素，将显失公平的个案放在公众视野下，让公众普遍的价值观对个案进行评判，对法律适用的统一有着监督和评判作用。
第二、法律价值的发现过程和实现法律创新的过程。
影响性诉讼能够引发相关法律的立法、改革和废除。加速我国司法改革。影响性诉讼进行的过程是法律价值的发现过程，是通过个案对法律已有价值的检验和对法律新的价值的探索。影响性诉讼改变法律法规的现状，引导法律的创新，对新法律的形成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立法的检验过程和法治观念形成过程。
影响性诉讼是法治之标本，体现着国家利用法律对社会及公众行为的指引和评价，也体现公众对法律的遵守和利用，是检验司法法律适用的重要途径。法律的社会效果要靠司法实践来检验，影响性诉讼通过个案的影响力把法律在适用过程中凸现的问题显现出来，对立法的检验意义较为明显。
普法宣传功能是司法进入公众视野的必然影响。法律的宣传与法律意识的形成密不可分，法治观念的提高需要更多的影响性案例进行演示，将法律的适用通过鲜活的案例进行说明，对公民法治意识的提高有极大裨益。
(二)消极作用
影响性诉讼也有其消极作用，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影响性诉讼的消极作用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第一，可能导致司法公信力的下降，影响司法权威。
司法解决是社会的最终解决途径，个案通过社会的其他力量的影响改变了判决，这对司法的权威有着极大的威胁。同时，对案件的不当报道或者片面报道使得司法形象被扭曲。
第二，民意和媒体对司法的独立性造成损害。
民意的表达是在公众自身获取信息的情况下做出的判断，而公众自身获取信息的全面性有待质疑。而且与司法机关获取的信而言，司法机关更能获得全面客观的信息，也就能做出最为中立的判断。影响性诉讼的出现，是民意表达的出口，却不能作为断案的依据，司法机关应该有这份自信，以维护司法的中立性。
四、影响性诉讼的应对措施
（一）完善司法的信息公开机制，扩大司法机构信息影响力
司法机关的信息公开机制的不完善，同时已有的信息机制影响力也较弱，这与司法机关所担负的责任不相适应。将对影响性诉讼的会作为常规机制予以规定，同时拓展更多信息渠道，切实增强司法机关对信息的掌握和影响能力。这也是司法机关增强其评价功能的应有之义。
（二）注重程序公正与透明，改变片面追求实质正义和个案公平的现状
司法机关应该从片面追求实质正义、实现个案正义的传统中解脱出来。更加注重实现程序公正，强调程序公正保障下公民的自我责任。增强程序的透明度，将影响性诉讼的程序通过更有效的信息公开机制予以公开，以消解公众因为信息片面所导致的不信任。
（三）通过影响性诉讼提高公民的法治意识
影响性诉讼是公民对个案和法律关注的集中体现，司法机关要尽可能利用这一平台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给予公众以正确的引导。这对于公民法制意识的提高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司法机关对影响性诉讼要有应有的自信，将其消极作用降到最低限度。不为媒体和民意的不良导向所左右，法律是民意表达的最终表现和终极标准。
结语
影响性诉讼的进行体现和影响着司法改革的进程，其形成的原因凝聚了社会诸多因素，是社会各种矛盾的集中体现。其处理过程也应该充分利用多种手段，解决影响性诉讼，要加强司法机关自身对信息的影响力，注重对信息的有效公开和正确引导，减少影响性诉讼对司法公信力的消极影响。通过影响性诉讼提高公民的法治意识，使得司法能有效解决新型矛盾，实现社会规则之治。
参考文献：
关键词：立法背景 刑事和解 法律适用
刑事和解，又称"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Victim-Offender Reconciliation，简称VOR），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形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国家专门机关对和解协议进行审查、认可后对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责任、免除处罚或者从轻处罚的一种案件处理方式。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将其作为一种特别程序以专章加以规定，体现了立法者对刑事和解在促进社会关系恢复与化解矛盾、保障被害人权利以及促进犯罪者回归社会和防止从新犯罪等方面价值的认可，并希望通过法律上的明确规定对其具体操作予以规范，在发挥作用的同时，防止负面影响。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在第五编"特别程序"中以专章的形式对刑事和解作了明确规定，这使得刑事和解在中国由法律外的试验正式走向了制度化。
一、立法背景
刑事和解在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正中入法，建立在长期的政策铺垫和实践探索之上，有着深厚的立法背景，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在《贯彻实施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对刑事自诉案件和其他轻微刑事犯罪案件，探索建立刑事和解制度，并明确其范围和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在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意见中也对刑事和解作了相应的规定。自20__年开始，许多地方公检法机关开始探索运用刑事和解办理公诉案件，许多地方制定了相应的规范性文件。 归纳起来，刑事和解入法有以下几方面的立法背景：
（一）构建和谐社会理论是刑事和解入法的指导思想方面的背景。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要求"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并对司法制度提出"完善司法体制机制，加强社会和谐的司法保障"的具体要求。 刑事和解所体现的修复关系、消除矛盾和多元化案件处理方式，具有传统办案方式所不具有的促使加害人与被害人达成谅解和化解矛盾与冲突等方面的功能，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方式。
（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刑事和解入法的司法政策背景。我国实行的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其内核是针对不同的犯罪情节及悔罪表现进行区别对待，也是对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具体化措施。它要求司法机关在处理主观恶性较小或者是初犯、偶犯，并能够真诚悔罪的积极赔偿的犯罪者，可以区别对待，当被害方能够谅解时，对其从轻处罚。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体现了以人为本、公平公正的执法理念，其对于打击犯罪并保障人权，最大程度的去遏制、预防、减少犯罪，进而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刑事和解则从一个方面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三）长期实践探索是刑事和解入法的实践背景。刑事和解的产生源于司法实践的现实需要，而长期的实践探索不但充分暴露了刑事和解在实践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刑事和解的多方面价值在实践中得以充分体现。首先，有效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和矛盾，降低刑事发案率。大多数轻微刑事案件，都是发生在邻里、亲友之间，并且多为初犯、偶犯等，主观恶性不大，如果不能恰当、稳妥地处理这些案件，可能会加深加害人和被害人之间的矛盾。通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和社区帮教等方式教育、改造犯罪人，消除其人身危险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诱发犯罪的动因和可能性。其次切实保护了被害人的权益。通过刑事和解，加害人及时向被害人做出赔偿，修复被害人因加害人的犯罪行为而承受的物质损失和精神创伤，有效地保护了被害人的利益。最后，降低了诉讼成本，节约司法资源，进而提高了诉讼效率。中国司法实践中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司法资源供需之前的矛盾，司法人员超负荷运转，监管场所人满为患的状态十分突出。刑事和解的适用，对公诉认罪案件实施轻缓刑事政策，对案件进行简繁分流，避免繁琐的诉讼程序给当事人带来的诉累，也减轻了检察院、法院和监管场所等机关和部门的工作压力。
刑事诉讼法修正前，中国以往司法实践中所试行的刑事和解虽然具有诸多方面的积极意义，但其毕竟属于国家法律制度外的试验，在合法性上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刑事诉讼法修正前，虽然不少地方司法机关都了当地有关轻罪刑事和解的规范性文件。最高人民检察院20__年颁布的《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法院20__年颁布的《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和最高人民检察院20__年颁布的《关于办理当事人达成和解的轻微刑事案件的若干意见》，也都对有关轻罪刑事和解问题作了明确规定。但是仔细考察或审读却发现不管是各地司法机关在轻罪刑事和解中所采取的做法，还是最高司法机关、地方司法机关的规范性文件，其中不少实际上都是没有法律依据或与当时的法律规定相违背的。所以从法治主义的基本要求来看，中国以往司法实践中所试行的刑事和解确实存在合法性问题。"如果不在法律上加以规定，不设置最基本的法律程序，不对作出决定的机关的权力加以必要的限制，那么，刑事和解的正当性就会存在根本性的缺陷。" 故此，需要在刑事立法中对刑事和解问题予以明文规定，使其上升为正式的法律制度。《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刑事和解制度的明确规定，正是契合这种要求的具体体现。
二、刑事和解的法律适用问题
由于刑事和解是首次入法，一些方面尚未达成共识，所以新刑事诉讼法只以三个条 文作出了宏观框架性的规定。下面对这三个条文分析如下：
（一）刑事和解适用的前提条件。刑事和解制度，是国家刑罚权在一定程度上的出让。故而，司法机关应设置一定的适用条件，确保双方当事人不滥用权利。新刑诉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
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真诚悔罪。刑事和解并非简单地以赔偿被害方取得宽缓的处理，更重要的是加害人回归于社会，修复因犯罪行为而破裂的社会关系。因此，真诚悔罪应是和解的首要条件。那么，何为真诚悔罪呢？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由衷的、发自内心地，出于个人意愿而非受到压力的作用下违背真实意愿的悔罪。当然，真诚悔罪需要通过向赔礼道歉、赔偿各种损失、弥补伤害等形式表现出来，是被害方走出因犯罪造成的阴影，恢复正常的生活状态。
二是被害方谅解。为被害方抚慰因犯罪行为而致的伤痛，是刑事和解制度的初衷，因而被害方的谅解是和解的基础。如果被害方仅仅是想获得加害方的赔偿而进行和解，也就失去了和解的修复破坏社会关系的价值，失去了和解想要达到的效果。但是，在实践中这一般需要一个过程，这也是检验加害人是否真诚悔罪的一个过程。无法谅解，那么刑事和解也就无法进行了。
三是被害方自愿和解。只有双方出于真实意愿达成协议，才是和解。在刑事诉讼中，被害方遭受了创伤，为了避免在和解过程中，再次受到受到伤害，所以强调被害方必须是自愿进行和解，不能受到外力的干扰，要在谅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础上，出于自己的意愿，与其进行和解。
除如以上三个条件外，笔者认为，适用刑事和解还必须以案件基本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为条件。所谓案件基本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指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发生，行为人实施了这种犯罪行为，行为人对这种行为应负刑事责任。设置此条件的原因在于：其一，刑事和解只有建立在基本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才能使双方当事人所达成的刑事和解协议不易出现反复。其二，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利益的保护，也可以防止司法机关将一些事实不清的案件以刑事和解的方式变相进行非法处置。但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适用刑事和解应只要求案件基本事实清楚即可，对于不影响定性和进行刑事和解的一些细节事实，不必硬性要求查清。
（二）刑事和解适用的案件范围。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七条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刑事和解适用案件范围作出了规定。可以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包括：
（1）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罚分则第四章规定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罪"、第五章规定的"侵犯财产罪"并且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这里有"因民间纠纷引起"这个前提条件，是指的犯罪的起因，是公民之间、邻里之间因为财产、人身等问题出现矛盾引发的纷争，既包括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也包括因口角、泄愤等偶然发生的矛盾导致的案件。从充分发挥刑事和解积极作用的角度来说，可以对其做广义的理解，即只要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案件都可以归为因民间纠纷而起。
（2）除渎职犯罪以外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与故意犯罪相比，过失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小，加害人多为无心之失，被害人谅解的可能性也较大。从恢复社会关系、保障被害人权利和促进加害人回归社会的角度，应当允许一些造成后果相对严重一些，可能判处刑罚相对较高的过失犯罪案件适用刑事和解。除刑罚分则第九章规定的"渎职罪"以外，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也可以适用刑事和解。
笔者认为过失犯罪案件中的被害人身份应限定为自然人。我国刑法规定的过失犯罪除渎职罪之外一共有29个罪名,包括了过失损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罪,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过失损毁文物罪、过失损坏武器装备、军事设施、军事通信罪等等,这些罪名和过失致人死亡罪、交通肇事罪等罪名虽同为过失犯罪,但是它们的被害人是国家,不是个人。因此将国家也放在当事人和解程序中,缺乏主体的对等性,也没有人能够代表国家对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进行谅解。因此建议将适用刑事和解程序中过失犯罪案件中的被害人身份限定为自然人。
另外，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本章规定的程序。"由于上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过故意犯罪的前科，说明其人身危险性较大。应当考虑从严处理。对于此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刑事和解程序，不利于发挥刑罚特殊预防的功能，社会公众难以接受，社会效果也不好。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对该类案件不适用刑事和解程序，严格控制从宽的范围，符合宽严相济形势政策的内在要求。
此外，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所指的"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指的是依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犯罪的具体情况，根据刑罚所确定的法定刑和量刑幅度，可能判处三年或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不是指该罪名的最高刑为三年或七年有期徒刑。比如故意伤害案件，《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了三种量刑幅度，分别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和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考虑某一故意伤害案件能否适用刑事和解，应当依据犯罪实施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体情况以及能否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来判断是否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
（三）刑事和解适用的法律后果
新的刑事诉讼法在第279条中规定：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作出不的决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
对于该条规定，不少学者认为该条款实际上是有关刑事责任追究的法律规定，设计实体法领域对犯罪本质的重新认识和界定，甚至可以突破罪与非罪的界限，其所承载的法律规范已非单纯的程序法律规定，而具有了改变实体法规范的性质。但是同样不能否认的是，刑事和解必然涉及被害方、加害方、司法机关的权利义务以及司法程序运行的相关程序如刑事和解协议的达成、和解协议的制作等，这些均需经过细致复杂的程序设定。相比较而言，刑事和解所具有的程序法规范 的性质更加明显。
三、刑事和解制度之完善
（一）如何避免刑事和解沦为富人的专利。
刑事和解自诞生之日起，就有人认为刑事和解存在花钱买刑的嫌疑，有可能沦为富人的专利，不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当然，把刑事和解当成是花钱买刑事对刑事和解制度的误读。对于特定类型的案件，只有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并且"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才符合刑事和解的前提条件。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经济实力相对较强的施害者有着更强的支付经济赔偿的能力，为了逃避刑事处罚，他们具有更强的支付赔偿的意愿。同时由于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缺位，使得被害人过于依赖从加害人处获得经济赔偿，从而使一部分案件的刑事和解过于关注经济赔偿而忽视了双方关系的修复，甚至使一部分被害人为了获得经济赔偿而违心地与加害人达成和解。因此建立对被害人的国家补助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国家可以建立公益机构，设立援助基金，设立补偿。另外，还是应该鼓励一些赔偿的替代措施，比如，赔礼道歉、公益劳动、劳务补偿等形式。
（二）和解协议的反悔问题
当事人和解虽然是双方合意的体现，但由于各种主客观的原因，当事人在达成和解协议后，可能会发生当事人反悔不履行和解协议的情况。实践中，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无论是人民检察院作出不的决定，还是人民法院接受检察机关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后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此后如果和解协议未能履行，就很可能引起另一方当事人申诉，导致办案机关陷入困境。一般情况下，和解协议应当即使履行，在案件处理结果（包括人民检察院是否的决定和人民法院的裁判结果）作出前，当事人应当履行和解协议的内容。尽量要求赔偿款一步到位，尽可能不要出现分期付款的问题。对确有履行诚意即使给付有困难的，可采取分期给付的方式，但是要提供相应的履约保证。
对于被告方故意毁约或者不履行协议的，应当认定协议失效，人民检察院可以重新提起公诉，或者人民法院在裁判时不再考虑该和解协议；对于被害人在达成和解协议并立即履行后无故反悔的，由于达成和解协议前已经告知其相关的权利义务，因此应当认定和解协议成立；对于被告方因不可抗力而丧失履行能力的，例如因天灾或意外事件导致其丧失全部或部分赔偿能力的，因被告方主观上并无过错，就应当征求被害人的意见，如果被害人同意谅解被告人并减免赔偿款项的，可以视为达成新的和解协议，并按照新的和解协议执行；对于因情更因素导致的反悔。由于当事人和解之时是基于他们当时对案件事实的认识，但从被害人权利被侵害的实际状态来看，有时其身体受到的损害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趋于严重。这就意味着被害人一方的权利受侵害的后果在进一步扩大，超出了协议约定的原初状态。此时，情势已经发生变更，被害人如果合理地提出更改和解协议，增加赔偿数额等要求，应当予以支持。对于刑事责任追究部分，应当重新认定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在程序选择上可以重新和解，或者通过普通程序解决。
（三）严格限制刑事和解不制度
由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修改时机的错位（刑法修订在先而刑诉法修订在后）以及受立法技术等限制，使得"两个部门法应共同规定的内容只有一个部门法作了单向规定，而另一个部门法却不作任何规定，造成了一个部门法规定的内容得不到另一个部门法的承认和呼应，从而使法律对该内容的调整。适用遇到极大的障碍。"
从法律实效上来看，适用刑事和解有两个法律后果。一是从宽处理，二是罪轻不。问题在第二个罪轻不，这一条款冲击罪与非罪的刑法理念，赋予刑事和解改变犯罪行为最终定性的法律效力，无可避免地造成了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对案件处理结果上的不均衡。对于检察机关来说，刑事和解的达成可能导致不，不仅使犯罪嫌疑人免于量刑，更可使犯罪嫌疑人免于定罪。而刑事和解在法院审判阶段却仅限于从宽处理，无论减轻的最终幅度为何，均建立在定罪的基础上，而无免罪之功效。检审分离致刑事和解在不同诉讼阶段失衡与不当。
从量刑均衡上来看，刑事和解对于现存的从宽处罚情节也是一个巨大的突破。根据现行刑法相关规定，从宽处罚情节主要体现在自首、立功、认罪态度、有悔罪表现等。从量刑均衡来说，从犯、自首、立功等系法定量刑情节，而刑事和解尚未被纳入法定量刑情节范围之内。其次，从各量刑情节的从宽幅度来说，从犯可达50%直至免刑，自首可达40%，立功可达50%直至免刑，但均建立在定罪的前提之下，刑事和解的从宽幅度不仅可达50%甚至可免于定罪。
犯罪情节轻微不使检察机关的裁量权在这一法律的指导下得以合理膨胀，甚至可以出罪入罪，为关系案、人情案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和合理化的理由，在缺乏有效机制的情况下，难以避免权力寻租和司法腐败的出现。所以，为了保持量刑情节之间的均衡以及不同诉讼阶段处理结果的均衡，有必要对刑事和解不加以严格限制。检察机关在适用刑事和解程序中，也要加强内部监督，自觉维护刑事和解的严肃性，确保刑事和解得到合法适用。
1.惩罚犯罪分子,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所谓准确,就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枉不纵,毫无差错。所谓及时,就是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尽快办案,不拖延时间。
2.惩罚犯罪分子,必须正确适用法律。准确地查明案件事实是正确适用法律的基础与前提;而正确适用法律只是准确查明案件事实的一种正常的结果,而非必然结果。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才能正确地判断证据,认定案情和适用法律,从而正确地裁判案件。正确适用法律,必须正确认识和对待依法从重从快惩处严重刑事犯罪问题。依法从快,依法从重 。3.在惩罚犯罪的同时,必须注意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是指对于已经追究的无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撤销案件,或者宣告无罪;对于尚未被追究的无辜公民,不得无根据地追究刑事责任。对于无罪的公民,法律不仅要保障他们不受司法机关的刑事追究,而且要保护他们不受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的非法追究,切实保障公民合法的财产权利、民主权利、人身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二、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
1. 司法机关通过立案、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诉讼活动,惩罚犯罪分子,警戒犯罪,有助于减少和预防犯罪。
2. 司法机关通过整个诉讼活动,教育公民自觉学法、知法、守法,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观念。
3. 司法机关通过刑事诉讼活动和法制宣传,教育公民自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积极与犯罪行为作斗争。
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产生于经济基础,并为经济基础服务。
四、刑事诉讼法的总任务与各项具体任务之间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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