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08 06:3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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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的重新解读
（一）税收要素的传统学说的不足
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学界亦称为税收要素或课税要素，是在实体的税收规范中，所规定产生税捐债务的各种抽象前提要件的整体而属于一项总括的概念。[3]它所解决的是税收之债的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的具体形成问题。学界对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的研究是较为深入的。如日本学者金子宏认为，课税要素包括纳税人、课税对象、课税对象的归属、课税标准以及税率五种。[4]台湾学者陈清秀认为，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应包括税捐主体、税捐客体、税捐客体的归属、税基、税率。[5]此外，我国学者则提出了税法主体、征税客体、税目与计税依据、税率、税收特别措施、纳税环节、纳税时间、纳税地点、税务争议和税收法律责任等税收要素。[6]
从税收之债的成立的角度来说，学者们对税收要素的概括仍有所不足。具体说来，纳税人仅仅代表了税收之债的一方当事人，即承担税款给付义务的税收之债的债务人，作为享有税款受领权利的税收之债的债权人则并未予以反应。尽管以税捐主体取代纳税人，足以弥补上述缺失，但由于征税客体仅仅表明税收之债所依存的对象，作为一种客观的存在，它或者可以作为各个税种相互区别的标志，却很难表征税收之债成立与否。以增值税为例，增值税以商品和劳务为其征税对象，但单纯的商品或劳务的存在本身并不会产生增值税的税收债务，而仅仅在商品经销售或劳务经提供之后，税收债务才会现实的发生。税法上所规定的征税客体，仅仅限定了税收之债所指向的对象，而该对象只有与税收债务人的经济行为相联系，才能现实的导致税收之债的发生。我国学者对税收要素的总结几乎囊括了对税收之债产生影响的所有要素。但纳税时间、纳税地点、纳税期限、纳税环节所涉及的仅是征纳的程序问题，即如何以及何时履行债务的问题，并不影响实体的税收债权债务关系的成立。另外亦有学者认为，税收优惠措施也是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7].但税收优惠措施仅在个别的税收债权债务关系中存在，并非一般的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而是特殊的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税务争议本身即是针对税收债权债务发生的争议，并不最终决定税收之债的成立与消灭。而税收法律责任是在税收之债未被完全履行时由相关义务人所承担相应的法律义务，是在税收之债成立之后发生的，也不会影响税收之债的成立。
（二）税务机关的核课行为与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
税务机关的核课行为是否影响税收之债的成立，进而成为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之一，在税收债权债务关系理论与税收权力关系理论存在较大的分歧。基于税收权力关系说，认为税法所规定的税收要素的满足并不成立税收债务，只有在税务机关具体核定税收之债的数额时，税收债务才现实的发生。这以奥托﹒梅耶为代表。基于税收债权债务关系说认为，税收之债于课税要件满足时成立。征税机关核定税额的行政处分，只是在于确定已成立的税收债务的具体金额，使得税收债务人能够现实的履行其义务。税务机关的核课行为只影响税收债权的行使而不影响税收债务的成立。《德国租税通则》第81条即认为税收债务在法律规定的租税要件充分时成立。为确保租税债务而必须确定税额的情形，不得阻隔该税收债务的成立。税收债务不以行政权的介入为前提。即为此说的代表。
两种学说争议的焦点在于行政权力的介入是否影响税收债务的成立。基于税收法律主义，税收债务的成立与否，只与法律的明文规定有关，而排除行政权力的干预。以稽征机关的核课作为债务成立的前提，则稽征机关是否核课，何时核课都不可避免的影响税收债务的成立。“法律保留”即只是具文。更何况稽征机关的有限理性，更不可能于任何满足课税要件的事件发生时及时予以评价。税法要求“对相同的经济事实应以相同的评价”[8]，在评价时点的差异上亦必会影响各个债务人期限利益的取得。在课税处分被变更或暂时被撤消时，其债务的成立时间亦难以确定。[9]此外，纳税申报作为债务的履行方式被越来越多的采用时，税额通过申报即可予以确定，过分强调税务机关的核定处分是没有意义的。核定处分和纳税申报只在于宣示已存在的债务数额，而非创立新的债务。因此，为确保成立税捐债权债务的法律效果对于一切税捐义务人均适用相同的基准时，而不受不同的税捐核定的时点的影响，应以法定的课税要素满足时为准[10].税务机关的核课行为不应成为税收要素的构成要件之一。
（三）税收之债构成要件新解
就笔者看来，借鉴私法之债中相关学者对法定之债的构成要件的归纳与总结，税收之债应包括以下要件：
1.税收主体
税收主体亦即税收债务关系之当事人，应包括税收债权人和债务人。税收是国家以取得满足公共需求的资金目的，基于法律的规定，无偿的向私人课征的金钱给付，税收债权人是为国家，国家是所有税收利益的最终享有者，税务机关不过是国家的人，仅仅是基于国家的授权，作为国家的人而向税收债务人行使债权，是代行税收债权的主体，债权的行使后果必须归属于国家。当前在我国行使稽征权的包括税务机关、海关、农业部以及财政部。
关于税收主体，更为重要是无疑是税收债务人。从抽象的层面来看，所有的公民包括居民和非居民均可能成为纳税人。具体而言，本国公民享受本国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应当为此而支付对价，并无疑议。而外国公民亦可能基于偶然的税收联结而受一国管辖而承担税收债务。我国宪法即明定，人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已将所属的公民纳入潜在的税收债务人之中。这是从政治意义的角度来判明主体资格。但亦有学者认为，一般系以可以体现经济上给付能力或在技术上可以被把握经济上给付能力者，作为税捐权利主体。[11]即在税收债务的承担中，仅有政治意义上的联结是不够的，还必须把握经济给付能力，始能符合量能课税的原则。
这仅是从抽象的阐明何为可能的税收债务人。在具体的税收债务关系中，税收债务人还需由各个税种法明确予以规定。例如，个人所得税的债务人是取得收入的个人，在营业税和消费税则为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税收债务的承担，即意味着须无偿转移一定的财产与国家。这必然会造成对税收债务人财产的侵夺。因此，关于税收债务人的规定应有议会严格保留，在法律中明确规定，以使公民在从事相关的经济活动中，可以预测自己是否会因此而承担税收债务。
2.应税事实的发生或存续产生某项经济后果
（1）发生某项经济事实，产生某项经济后果。
租税法所重视者，应为足以表征纳税能力之实质的经济事实。[12]税收应保证其侵夺公民财产的合理性与公平性。因此，即需考量潜在纳税人的纳税能力，以实现量能课税，实现税负公平。而其衡量的基础，仅在于某项经济事实的发生。静态的财产存续是难以表彰纳税能力的。只有在动态的财产变动中实现经济的流转始有可能基于由此发生的增值重新评价纳税人的纳税能力，也只有基于此种经济增值才有必要重新配置所增值的部分（收益）在各主体间的分布，达到国家重分配的目的。需要强调的是该经济事实并不仅限于经济行为。从事经济行为取得收入固可以征税，由于自然事件而使财产自然增值亦可就其增值部分征税。如1969年台上字第1415号判决即认为，土地增值税，系以都市土地之自然涨价为标的。[13]
（2）该项经济事实具有可税性。
所谓经济事实具有可税性亦即该经济事实所产生之经济利益与经济后果经由税法评价，属于应纳税的范围。由于课税必须和表彰经济给付能力的标的、状态、或事实经过相联结，[14]因此，必须切实把握何种经济利益属于“可税”的范围。有学者认为，一项经济利益必须具备收益性并排除公益性才是“可税”的。[15]首先，由于国家收入是由私人财产的收益中分享，性质上即为对人民自由权及财产权的限制。租税之对象限于所得及消费，不得及于私有财产本身。[16]为避免对私有财产的侵犯，租税应尽量不及于财产本身，而仅对财产上的增值部分为征收。其次，由于税收中性的要求，为避免由于征税给市场竞争造成不必要的损害，亦要求仅于某项经济收益发生时，对该收益进行征税。最后，税收是对社会财富的分配与再分配，只有存在收益时才有再分配的可能。就主体的收益而言，包括诸如商品（包括劳务）的销售收入，各类主体的所得，源于财产的收入或利益三大方面。以上述收益作为征税对象，便形成了商品税、所得税、财产税这三大税收的划分。[17]
（3）经济事实可归属于税收债务人
为成立税收债务，必须在发生的经济事实与税收债务人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关系。“可归属性”即关注该经济事实与特定的税收债务人有某种结合的因素。此种归属一般而言系基于私法上的法律行为，所有关系等而实现结合的。但这仅仅是由于借由私法中的法律形式来考察纳税人与某财产的关系以实现税法评价具有某种便宜性，亦有利于保持法律秩序的整体性。在民法对某种经济事实的形式归属不能完全反映经济生活的实质时，税法即有可能越过相关的民法的形式归属而直接考察其实质的经济归属，即税法的可归属性更重视经济事实与税收债务人的实质性联系。因此，有学者主张，应在归属性中导入实质课税原则，认为实质上相同的经济活动所产生之相同经济利益，应课以相同的租税。对有关课征租税构成要件之判断及认定，自应以其实质上的经济事实关系及所产生之经济利益为之，而非以形式外观为准。[18]在当前诸多的税收规避案件中，即有不少是利用私法的法律形式了掩盖某项经济事实的实质归属以达到规避税收的目的。因此，更应注重对实质的经济归属的考察。
3.税基和税率
税基即课税计算基础或课税标准[17]，即是应税客体的数量，反映的是在某征纳关系中具体“可税”的量化的收益的额度，是从量上来限定征税对象，属于量的规定性[19].如所得税中的所得金额。以此为基础，适用税率，即可计算税额。
税率是指对于税基应纳税捐金额的比例，反映的是征税的深度，可分为比例税率、累进税率和累退税率。
税基和税率相结合即可确定税额的具体数量，明确税收债务所实际及于的财产范围以及税收债务人实际承担的税收债务的范围，是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的核心，同样必须在法律中予以确定。
二、税收之债构成要件理论对税收征管的影响
税收是对公民财产的侵夺，是对公民财产权利和经济自由权利的限制，要求税收的征收应当严格的依税法的规定进行。具体到实体的层面，要求当且仅当税收构成要件满足时，税务机关才现实的严格依照税收构成要件所确定的范围行使债权。
（一）税收之债构成要件理论与税收之债的成立时间
税收之债的发生时点关系到已存在的债权何时得以现实的行使其请求权。如果说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关注的是是否发生债的关系及其具体的状态，那么税收之债的发生则关注何时成立债的关系，两者关系密切。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直接决定了税收之债的成立时间。
对于税收债务的成立时间，我国税法并无统一规定。而由各个税种法分别予以规定“纳税期限”。《税收征管法》亦只是笼统的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应按法律、行政法规的期限缴纳或解缴税款”。并无对纳税期限的起始点予以确定的标准。一般认为“纳税期限”是税法规定的纳税主体向征税机关缴纳税款的具体时间。在纳税期限之前征税机关不能征税。[20]就笔者看来，纳税期限应自课税要件满足时起至其后的合理期限为止。而新《税收征管法》第38条规定“税务机关有根据认为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有逃避纳税义务行为的，可以在规定的纳税期之前，责令限期缴纳税款；……”，而在纳税期之前纳税义务是否已经成立尚不得而知，税务机关以何为据认定其有逃避纳税行为，以何为据行使债权，又以何为据确定债务数额。就此看来税收保全制度的规定违反了课税要件满足时税收债务始成立的要求，应有完善的必要。
正因为税收债务的成立时间关乎税收债权于何时得以行使，纳税人何时承担债务，因此，为避免不当的期前债权行使与期后延期行使，应有必要按税收构成要件实现说于法律中明文规定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满足时成立税收债权债务关系，以使征纳双方可据以按时行使债权和履行债务。税务机关仅在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满足后才能向税收债务人行使税收债权，而税收债务人也仅在税收构成要件满足后始承担税款的缴纳义务。
（二）税收之债的成立与行政权力无涉
1.税务机关对税收之债的成立无裁量权
税收之债的成立仅与法律明文规定的税收构成要件的满足有关，法无明文规定则无税。税收之债仅于具体的经济生活事件及行为可以被涵摄于法律的抽象构成要件前提下，国家的税捐债权始可成立[21]，而不以行政权力的介入为前提。对税收之债的成立，应排除法律效果层面的行政裁量权。税收机关的核课行为仅仅是对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满足情况的认定，进而确认税收之债的实际存在及其实际数额。税务机关作为国家的人而向税收债务人行使债权，只能于税收构成要件满足时于授权的范围内依税收构成要件所决定的税收债权的范围确定并行使债权。它无权随意创设税收之债，也无权随意减少税收债权的数额，仅有如何实现税收债权的自由而无变更税收债权的权利。因此，税收之债的发生及范围并不取决于行政裁量，税务机关在租税法内的意思表示或其他行为，原则上并不能影响税收之债的成立。
2.税收之债不容和解
税收之债是为法定之债，因此，无论是税收债权人还是税收债务人，其意思表示都不足以影响税收之债的成立，即税务机关与税收债务人之间就税收债务的内容及征收日期、方法进行的和解或达成的协议，都不足以改变税收之债的成立及所确定的债务的范围。租税之额度不容税捐机关与纳税义务人私下妥协，让步达成协议，而应完全依法定之课税要件课征，[22]税捐协议或税捐契约原则上为法所不许。
此外，不仅税务机关与纳税义务人就各项税捐债权所达成的税捐契约不足以改变税收构成要件被满足的事实进而改变税收债权成立的事实，基于税捐债务关系的请求权的债务人与第三人间进行契约协议，约定由该第三人负担债务时，则此项约定对于税捐债务关系之请求权的发生也没有任何影响，亦即其并不影响公法上的税捐债务关系。
3.税收构成要件的满足与税务机关的举证责任
由于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是否满足直接决定了税收之债是否成立，并由此确定税收债权的范围，因此，税务机关为证明税收债务的存在，应当首先证明有符合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的事实的存在。在税收征收过程中，对于税收债权的成立和税收数额的提高的事实，税务机关应当负有客观的举证责任。在此范围之内，国家承担无证据的后果，倘若未能确实认定其事实存在时，则不论是对确认税收债务人的税收负担、提高税收负担还是减轻负担的或给予优惠的事实，税务机关均不得加以斟酌。税务机关与税收债务人之间对可涵摄于税收构成要件的事实关系无法取得一致意见而无法判定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的满足时，税务机关也仅得对已确信已实现的事实关系所确定的权利范围行使税收债权。
为此，一方面，税务机关应对税法所规定的各个税种的抽象构成要件有足够的了解，掌握对各种经济行为和经济事实进行可税性判断的法律依据。另一方面，税务机关在各种经济行为和经济事实发生时，能够依据税法所规定的抽象构成要件对其进行判断，以确定其是否可以涵摄于何种税收构成要件之内以及是否成立税收之债及税款的数额。
三、结语
在德国著名法学家阿尔拜特。亨泽尔提出了著名的税收债权债务关系说之后，税收债权债务关系说经历几代税法学者的发展和完善之后，对各国税收法治建设发生了深远的影响。税收之债也成为新型的国家、征税机关和纳税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的另一种代名词。以税收债权债务关系为基础，对税法理论进行全面的重构，也成为近年来税法学界努力的方向。而恰恰是作为税收之债认定标准的构成要件，学界似乎有意无意的忽视了对其进行以税收债权债务关系为理念的重新解读。构成要件的概括仍简单以税收学上的认定标准为蓝本，使得税收构成要件理论无法融入税收债权债务关系理论之中，更影响了税收债权债务关系理论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因此，以税收债权债务关系理论作为基本的学理基础，对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进行全新的总结，是相当必要的。新晨
税法的侵权法的特性决定了税收之债的法定性和严格的拘束性，这也就决定了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在税收债权实现中的基础性地位。从实体上说，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即是税收成立的法律标准，只有依税收构成要件所确定的税收债权进行税收征管，在此范围内的税收债权的行使才是合法有效的。从程序上说，税款征收程序是为保障税收债权的实现服务的，征收程序的展开应当是围绕税收之债构成要件的满足的认定而展开，并以此为核心安排其债权行使的顺序。从这个意义上说，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对税收法治的实现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如果说，税收之债成为税收法治构建的新平台的话，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恰恰成为税收法治起始的基础性内核。
「注释
[1]参见陈清秀：《税法总论》，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223页。
[2]蔡震荣：《行政法理论与基本人权之保障》（第2版），（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第59-87页。
[3]参见陈清秀：《税法总论》，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234页。
[4][日]金子宏：《日本税法学原理》，刘多田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93页。
[5]参见陈清秀：《税法总论》，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323－328页。
[6]参见刘剑文主编：《财政税收法》（第2版），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73－283页；张守文：《税法原理》（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3－46页；刘剑文主编：《税法学》（第1版），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页。
[7]参见刘剑文主编：《税法学》（第2版），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1页。
[8]林进富：《租税法新论》，台湾三民书局1999年版，第70页。
[9]陈清秀：《税法总论》，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220页。
[10]陈清秀：《税法总论》，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220页。
[11]参见陈清秀：《税法总论》，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324页。
[12]林进富：《租税法新论》，台湾三民书局1999年版，第70页。
[13]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台湾三民书局1999年版，第350页。
[14]参见陈清秀：《税法总论》，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325页。
[15]可参看张守文：《论税法上的“可税性”》《法学家》2000年第5期。
[16]葛克昌：《税法基本问题》，台湾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
[17]可参看张守文：《论税法上的“可税性”》《法学家》2000年第5期。
[18]林进富：《租税法新论》，台湾三民书局1999年版，第70页。
[19]陈清秀：《税法总论》，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327页。
[20]刘剑文主编：《财政税收法》，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75页。
[21]刘剑文主编：《财政税收法》，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80页。
（一）研究背景
我国现行的《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对税款追征期并未给出准确的概念和范围，仅在五十二条规定了在税务机关责任、纳税人失误、偷税抗税骗税等情形下税务机关追征税款的时限分别为三年、五年和无限期。2015年1月5日，国务院法制办《税收征管法》的修订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对税收征管时效和追征责任认定进行了修改。本文将围绕这些修改对我国税收追征制度进行研究。
（二）税收追征期概念
因我国法律未对?收追征期的概念进行准确界定，不同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理解，但大多从以下五方面进行阐发，即适用条件、追征起算时点、时效期限、追征范围和时效届满效力。李丽风（2006）认为，税款追征期是指税务机关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可以征缴入库的期限。笔者认为该定义相对笼统，用词也不规范；在综合了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后，笔者认为税收追征期是指因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缴或少缴依法应缴纳的税款，税务机关有权向纳税人等追征该欠缴税款的期限。
二、税收追征期的法律性质
税收追征期法律性质研究的争议焦点在于，它是核定期间还是征收期间？其期限适用消灭时效制度还是除斥期间？笔者分析如下：
（一）核定期间vs征收期间
熊伟（2007）和陈戈云（2010）两位学者对此问题给出了相对清晰的解答，二者均认为税收追征需要先核定欠缴追款才能进行追征，而我国税法只规定了统一的追征期是不合理的，他们通过列举境外税收追征制度的规定来证明其观点。笔者认为，两位学者的观点有一定道理但仍有失偏颇，原因在于，我国现行规定基于便于征管的考量采取了相对折中的态度进行性质认定，虽未明确规定但对税收核定和税收征收也有相对清晰的划分；草案出台后，明显可以看到核定期间被包含在了税额确认制度中，追征期则明确界定为追征期间。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现行规定和修订意见均认定追征期的性质是征收期间而非核定期间，学者得出此结论更多的是由于对现行五十二条第三款“无限追征”问题的藏否罢了，更何况核定税款是税务机关的内部事务，严格意义上也不属于税收追征的范畴。虽然两位学者的观点有失偏颇，但其给出的方案也体现了对制度不合理之处的反思；在此前提下，将税收追征的两个环节分离，并分别确立税额确认制度和税收追征制度，是对我国税收征管制度的完善。
（二）消灭时效vs除斥期间
学界普遍认为，若将税收追征期认定为征收期间则其毫无疑问是消灭时效，但由于我国规定的相对模糊，对此问题仍需讨论一二。笔者认为除斥期间更多的适用于形成权等私权利，而税务机关依法征税属于履行法定职权，不能适用除斥期间；当前对追征期是消灭时效还是除斥期间的争议和讨论，归根结底在争论追征时效届满后税务机关的追征权是归于消灭还是仅仅丧失司法救济请求权（或相对人获得时效抗辩权）？而在追征期是征收期间的前提下，草案第八十六条规定的期限应为消灭时效，这样规定也是为了更好的督促税务机关工作人员及时履职。
三、草案对现行规定的修改及评价
草案对前述三种不同责任情形对应的追征期进行了更为细化的规定，新增税额确认制度、滞纳金追征的中止和免收制度，设置了更为合理的追征期限（包括删除无限追征条款），避免了责任竞合。修订主要集中在《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条和原实施细则的第八十条至八十三条。笔者认为，草案的修订有以下三大亮点：
（一）明确了税收核定制度，规范了税收征管时效
修订后的草案明确规定了经确认的应纳税额与申报税额不一致或未申报的，税务机关应当向纳税人出具税额确认通知书即税额确认制度；五十三条由规定，纳税人申报的应纳税额，税务机关未确认或超出确认时效的，申报税额视为税额确认通知书所确定的应纳税额。由此可以推断，如果税务机关怠于行使核定职权，那么即便纳税人申报的数额低于实际应确认核定的数额，也只能认定为申报数额，这既明确了税务机关的核定职责，又将核定期间与追征期间进行了分离，使草案五十六条和八十六条规定的时效有了适用依据；同时，八十六条第三款规定了追征期的上限为二十年，体现了草案既提高税务机关权限，又敦促工作人员积极履职的修订精神。
（二）新增税收利息（原滞纳金）中止情形和免收情形
草案第六十条对税收利息（原滞纳金）的计算规定了中止情形和免收情形，对征收期间增加时效中止和中断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有利于税收征收管理工作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
（三）明确追征期限，避免无限期追征带来的弊端
草案删除了三年追征期的规定，统一规定为因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过失造成少报、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五年内可以要求补缴，即明确了过失欠税的追征期；同时将未办理纳税申报以及逃避缴纳税款、抗税骗税的期间由不受期限限制变为十五年，并新增上限条款，限制追征期限为二十年，体现了我国税收征收管理体制的改革进步，避免无限期追征带来的公权力滥用和公权力怠于行使问题。
一、财政税收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现有的财政税收体制存在缺陷
我国财税部门现有的财税体制还不够完善，存在一些缺陷和漏洞，影响了财政税收工作的开展，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首先，缺乏健全的税收种类与统一的税收标准，影响了社会企业的纳税，使得税收调节社会分配的功能得不到良好的发挥；其次，一些诸如社会环境和资源等相关税收未纳入财税管理体系中，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再次，现有的财政税收体制没有设置科学合理的增值税及所得税，阻碍了技术的创新改革，不能发挥出税收的调节作用；最后，财政税收体制中分税制不够完善，主要是没有将地方财政与中央财政之间的收入比例划分清楚。
2、财政税收预算体制不够健全
在我国财政税收预算中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合理的预算体制，而合理的预算体制是保障财政税收工作顺利开展的关键所在。在我国财政税收的预算中没有建立健全的周期财政预算和中长期财政税收预算制度，且财政税收预算体制涉及的范围很窄，缺乏对整体的预算，致使转移、挪用资金的现象频繁发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除此之外，我国的财政税收预算体制中还缺乏相应的预算监督体制，使得财政预算结果的审批工作受阻。
3、财政税收的监督体制不够健全
在我国的财政税收工作中，逃税、漏税、偷税等现象时有发生，一些不法分子虚开、伪造增值税的专用发票的现象也较为普遍，这些现象都为我国财政税收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而归咎其原因，很大程度来自于我国财政税收的监督体制不健全，财政税收的监管工作落实不到位。此外，由于我国财政税收监督体制存在缺陷和漏洞，很多企业未在规定时间内进行纳税，甚至出现不纳税的现象；另外，在我国的一些企业与经销商中，缺乏实际的经营指标，并将财务成果虚报给财政税收部门，在财政税收的监督体制不够健全的情况下，依然能都获利，这样就造成了财政税收的的流失，影响国家财政经济的发展。
二、深化财政税收改革的建议
1、完善现有的财政税收制度
科学合理的财政税收制度是财政税收工作顺利运行的重要保证，并能有效避免偷税漏税的现象，维护国家利益。针对我国现有财政税收体制存在的问题，我国应从如下两方面进行财税制度的改革完善。一方面，要调整税收政策。在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形势下，国家的经济结构体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各企业的发展模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因此，财税政策也应该在适应企业发展的情况下进行税收政策的合理调整，将财税制度制定的目标放在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目标下，在保证企业发展的同时维护国家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要调整税收结构。从目前的税收结构来看，企业的营业税和所得税存在不合理性，需对其进行适当的调整，最大程度的减少重复纳税的现象，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
2、深化改革财政税收预算机制
财政预算对财税工作的开展至关重要，财政税收预算机制的深化改革也显得尤其紧迫。我国财政税收预算机制的改革应将周期财政预算与中长期财政预算并存，并对其给与适当的管理。我国现行财政预算体制应扩大预算范围，确保财政税收预算机制覆盖所有的部门和行业，使单一的财政预算机制向多元化预算机制转化。此外，我国现阶段的复式预算体系中，还应将我国政府部门有关的社会保障预算、国有资本预算等财政收纳入预算管理范围，促进财政税收预算的科学合理。
3、加强对财政税收的监督工作
针对当前我国企业偷税漏税现象普遍存在的情况，国家应加强财政税收的监督工作，最大程度的维护国家经济利益。为此，我国要制定科学完善的税收监督制度，并设立专门的监督管理部门，安排专业人员对企业的纳税进行监督管理，及时发现问题，并实施解决措施。在财税监督过程中，尤其要对偷税漏税的企业进行法律的严惩。为了减少企业的偷税行为，税收征管部门应该对企业财务信息进行有效的管控并对其进行纳税教育，减少国家的税收损失。
4、完善税收的征管与审计工作
征管与审计是财政税收工作的重要环节，要提高财政税收工作的效率，应该加大对这两项工作的完善力度。在审查征收的方式上，应该将账目健全的纳税户作为定额户，开展审查工作。对于账目有所出入的单位或部门，则应对其施行延伸制度进行深入调查，确定税务部门与其是否存在“照顾关系”，若存在此关系，使得税款被少征，则应该通过通审软件的方式开展纳税辅导，并采用排序法定出具体定额的纳税户名单，采用正确的方式开展纳税工作。
三、结语
1.1税收管理不易控制。
这里所指的税收管理工作，是指财政税收人员在开展工作中，需要同时接受业务管理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的两种管理体制要求，但这两种管理体制本身又存在一定的矛盾，这就使得税收管理难以得到有效控制。也不能够对税收工作人员产生严格的约束力，使得工作人员容易出现推诿扯皮现象，工作难以落实到位。
1.2监督管理机制不健全。
作为一种与财政和经济有直接联系的工作，财政税收工作人员往往面临着较大的利益诱惑，而要约束工作人员，使其能够恪尽职守，坚守岗位，就必须要有一定的监督管理机制来支撑。而目前我国财政税收的监督管理机制并不健全，很多监督管理工作流于形式，失去了其监督职能作用。
1.3民主管理机制不完善。
财政税收应当是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的财政收入，积极推行政务公开和民主管理是很有必要的。这样有利于民众对财政税收工作进行全面监督，能够促进财政税收的顺利开展。但是很多地方和基层在实际的工作开展中并为真正落实政务公开和民主管理，民众的监督地位被完全忽视。
1.4规范化转移支付问题较多。
受传统思想的影响，目前我国政府部门的财政资金转移往往不够公开透明，其中存在的问题也相对较多，包括转移流程不规范、转移时间较长、转移模式落后、转移资金利用率较低以及贪污犯罪现象屡禁不止等问题。财政税收在从社会基层收取上来之后，要通过一定的转移来实现税收的合理运用。但尽管中央已经采取了分税制的改革措施，在财政税收转移支付中依然存在很多问题。这就说明了当前我国财政税收转移支付流程仍然不够规范，监督管理机制仍然不够健全，转移支付中存在的多种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1.5财政税收名目较为混乱。
由于财政税收所涉及到的税收项目较多，因此其税收名目也相对较为繁杂琐碎，极易出现重复收费和乱收费的现象。尽管国家已经出台了一些政策来取消部分税种，如农业税，个体户工商税等。但是很多不知所以的税收名目依然在各地基层中存在。这就严重破坏了国家好不容易获得的税制改革成果，为财政税收的顺利开展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带来极大不利影响。而目前我国对于财政税收乱收费的管理机制还未形成，很多管理工作无法落实到基层，这也是存在于当前财政税收体制中的主要问题。
2我国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措施与创新对策
基于财政税收对国家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以及财政税收体制管理中存在的多种问题，我们必须要深刻的认识到当前的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工作还负有艰巨的任务。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来创新财政税收管理体制是目前我国财政工作的重点发展内容。在此笔者提出了几种改革措施和创新建议，具体如下所示：
2.1建立完善“分级分权”的财政体制。
建立完善“分级分权”的财政体制，不仅是我国基本国情的需要，也是通过改革整治现行财政税收管理中诸多漏洞的手段。合理划分各级政府、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分级分权财政体制，目的在于调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税收比例、依据当前情况，应当适当加强中央政府的收入比例，强化政府财政同一支出的平衡；加大中央政府的直接支出，加强统筹管理，减少财务问题，同时减轻地方政府的财务管理的压力，配合行政改革中人员精简的客观要求；还要对地方政府的支出权限进行必要的规范，既赋予足够的财政权力，也要控制过度的财政自由，使得地方支付财政税收管理改革加速进行。
2.2健全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
要将一般性转移支付与有条件的专项转移支付进行合理搭配，形成资金来源稳定可靠，资金分配方法较为科学合理的中央、省（市）两级两类转移支付体系。首先是要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例，适当整合其中的专项转移支付，妥善安排转移支付的结构比例。其次是要改革税收返还与增值税分享制度，从而稳定转移支付的资金来源。最后是要改革转移支付的分配方式，建立起科学合理、公开透明的资金分配体系，从而逐步改变目前从基数法确定转移支付数额与转移支付水平的方。
2.3财税改革要在制度上实现创新。
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一直是制约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政府改革深化的羁绊。在广大农村地区大力推广，农民的劳动热情被充分激发，农业生产工具的价格下调，给农业生产降低的生产成本，在免除农业税等税收项目外，在水手结构上也应当进行必要的调整。正式地方政府的职责所在，也是发展地方经济的必由之路。通过适当的途径招商引资、引进先进技术、合作扩大生产是有效手段。在财政税收体系中，合理的采用“合同制”，也是完善地方政府财务税收管理分配职能的一大创新，不仅仅加强了地方财政税收的自，也使得中央政府能够施加有力的宏观调控。体制改革是永不过时的话题，制度创新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作用一再被历史证明。加强中央管理和不同级别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是制度创新的出发点和着眼点。
2.4完善国税与地税的协调机制。
所谓的税收筹划其实就是指纳税的相关企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为了维护自身应有的利益以及合法的权益，通过相关的理财活动或者是投资活动以及实际的企业经营行为等方式来尽可能的在纳税前最好纳税分析，从而有效减少未来纳税成本费用的同时获得较大利润的行为活动。而这种税收筹划也是现今市场发展的必然需求，企业要想适应市场的发展就必须在其运营中纳入税收筹划。除此之外，现今税收筹划已经在企业中开始普及起来，对于邮政企业来讲如果没有及时的将税收筹划纳入财务工作中，就会被其他企业远远的甩在身后，对于其未来的发展也会造成严重的阻碍，因而可以说税收筹划是邮政企业适应市场的重要手段。
二、探析税收筹划对于邮政企业运营的作用
(一)在邮政企业运营中起到利益最大化作用
通常来说税收在法律上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无偿性”，这两种性质又具有固定意义，对于税收的意义不仅是企业单位以及个体必须要从事的活动同时也体现出了税收对于企业法律地位的认可，对于邮政企业来讲，税收是其纯利润中的一部分，企业通过对税收相关政策法规进行深入研究，以及通过相关的理财活动或者是投资活动以及实际的企业经营行为等方式来尽可能的在纳税前最好纳税分析，从而有效减少未来纳税成本同时获得较大利润的行为活动。而原因在于政府在进行市场规划以及制定相关产品以及消费投资等政策时其实都是依据了税法来进行的。所以邮政企业在做后续经营时，应当充分结合有关政策与税收合理筹划对运行项目规模等予以安排及调整，通过这样的税收筹划可以充分利用对自身有利的法规来最大限度的获得经营上的利润。
(二)在邮政企业运营中起到提高经营能力作用
对于邮政企业来讲税收筹划可以在其运营中提高经营管理能力。可以说邮政企业的经营管理主要是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就是“人”的管理，其二是“物”的管理，而对“物”的管理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资金的管理。而收税筹划则是对资金管理的一种增值活动，具体来说税收筹划可以具体进行资金流向方面的谋划，同时以具体的财务会计作为核算的基础条件，这种状况就需要对税收筹划建立比较健全的制度，这种制度的建立就会潜移默化的提高企业的经营能力，可以说企业建立了良好健全的税收筹划制度，同时税收筹划这个过程也使邮政企业提高了经营能力。
(三)在邮政企业运营中起到维护企业形象作用
在邮政企业运营中除了基本的经营管理之外还包括对于企业形象的维护，企业具有良好的形象不仅可以使运营更好的开展，还能使邮政企业的业务量大大增加，而企业税收筹划能力的高低又是企业建立良好形象的重要构成要素，一旦邮政企业在运营中做出了相关违法行为就会使企业在消费者心中的位置大大降低，比如邮政企业没有进行税收筹划就很有可能造成漏税或者逃税等现象的产生，而这种现象会严重使企业的形象蒙尘，严重情节的还要受到法律制裁而轻者其后续的经营也会受到重创，企业形象没有了，经济利益就会大大损失，因而可以说做好税收筹划对于邮政企业营造良好形象有着重要作用，总结来说就是，“愚笨的企业抗税偷税”，而“聪明的企业进行税收筹划”。
(四)在邮政企业运营中起到引导经营决策作用
对于邮政企业来讲，税收筹划在其运营中的作用体现在能够对后续的经营决策起到引导的作用。通常来讲邮政企业在进行经营决策的制定时考虑的是六个“w”,具体来说就是“谁，什么时候，在何地，做什么，怎样做，为什么这么做”六大决策因素，而这些因素又往往和税收紧密相关，因此邮政企业在制定决策的时候要充分结合税收筹划，同时参考政府对于税收方面的相关政策，将税收筹划与决策紧密融合起来，利用税收筹划来制定正确的经营决策，从而有效的带动邮政企业利益的提高。
三、结论
关键词：税收征管法制制度问题修订对策
现行《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自2001年和2002年修订并实施以后，在实际工作中已暴露出一些具体问题，有部分法律法规条文的具体设置问题，也有实际工作中的具体操作问题。
一、现行税款征收法律制度问题研究
1．现行税款征收制度存在的几个问题
第一，欠税管理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目前，有些纳税人为了逃避追缴欠税，或在欠税清缴之前就已经在其他有关部门注销登记，或采取减资的行为，使得原有企业成为空壳企业，导致国家税款流失。《税收征管法》对纳税人欠税如何处理只有责令限期缴纳税款、加收滞纳金和强制执行的规定，但税务机关应当在什么时间内采取这些措施却没有具体规定。虽然关于逃避追缴欠税已经明确了法律责任，但前提是“采取转移或者隐匿财产的手段，妨碍税务机关追缴欠缴的税款的”。换言之，如果纳税人不妨碍税务机关追缴税款但也不缴纳税款，税务机关又不“忍心”对其财产进行执行的情况下，纳税人就可能“千年不赖，万年不还”，而又不承担法律责任。
第二，“提前征收”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税收征管法》对于税务机关提前征收的规定只局限于“税务机关有根据认为纳税人有逃避纳税义务行为”的情况，这一条件本身就很难把握，因为纳税人申报期未到，很难有证据证明将来可能会发生什么行为。等到税务机关对其采取保全行为时，纳税人的财产已经转移一空。也有纳税人可能因为种种原因需要提前缴纳的，但又无法律依据。
第三，“延期纳税”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税收征管法》对延期缴纳税款规定的期限只有3个月，这对遭受重大财产损失无法按期缴纳税款的纳税人可能起不到实际作用。现行法律规定延期缴纳税款需经省级税务机关审批，这一规定存在审批时间长、周转环节多、省级税务机关不了解纳税人具体情况等问题。
2．现行税款征收制度修订建议
第一，为加强欠税管理，建议在新法中明确规定欠缴税款的纳税人不得减资及减资的处罚措施；注销税务登记是其他部门注销登记的前提；有关部门不能为欠缴税款的纳税人转移或设定他项权利；有关部门未按规定执行的法律责任；在纳税人欠税一定时间后税务机关必须进行强制执行，这个时间可以是1个月或2个月。
第二，为使“提前征收”成为切实可行之条款，建议将“提前征收”的前提条件改为“发现纳税人有明显的转移、隐匿其应纳税的商品、货物以及其他财产或者应纳税的收入的迹象的”，这一条件可以根据一定的线索判断，比较容易操作。建议扩大提前征收的范围，如纳税义务人于法定征收日期前申请离境者，纳税人自愿的，税务机关也可以提前征收。因其他特殊原因，经纳税义务人申请后税务机关也可以提前征收。
第三，建议适当延长延期缴纳税款的期限，一年甚至于两年或三年，具体执行时间由税务机关根据实际情况把握。因为纳税义务人需要有足够的时间通过经营自救解决实际存在的经营困难，时间较短不足以解决纳税人的实际困难，起不到保护纳税义务人生产经营的作用。由于延期纳税时间延长可能会影响税款均衡入库，所以在征管法修订时也可以规定分期缴纳税款，既可缓解纳税义务人的实际困难，也可以保证税款均衡入库。笔者还建议延期纳税的审批权限应由熟悉纳税人情况的县级税务机关审批为宜。
二、现行税务检查法律制度问题研究
1．现行税务检查法律制度存在的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税务检查搜查权的问题。《税收征管法》没有赋予税务人员搜查账簿、凭证等证物的权力，也没有规定税务执法人员取证无能时的解决办法。而税务行政案件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属于治安问题或刑事案件又不能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实际工作中税务检查取证已经成为税务检查工作的瓶颈，其结果可能是：一是纳税人隐匿、销毁证据，使税务检查工作无法顺利进行，造成国家税款流失。二是税务执法人员在明知不可为的情况下违法行政。
第二，关于税务案件退税或补税的问题。如果税务案件发生时间长，加之税务检查的时间也长，那么对纳税人加收的滞纳金就有可能比罚款还多，也可能比应补的税款多。在对税务案件处罚的同时加收滞纳金，就有了双重处罚之嫌。如果因为对税法条文规定的理解不同，纳税人与税务机关发生争议而引起复议或行政诉讼，因此而滞纳的税款，也按规定加收滞纳金显失公允。税法对纳税人多缴税款的退税还区分不同情况，有的退有的不退，退税时有的支付利息，有的还不支付利息。
第三，关于税务检查相关概念和税务检查过程中强制执行的问题。《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税务机关在进行税务检查时可以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如果说税务稽查是税务检查的一部分，税务稽查结果的执行是税务稽查的第四个环节，那么税务稽查结果强制执行的法律依据应当是《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五条。根据此条规定，如果纳税人不存在“明显的转移、隐匿其应纳税的商品、货物以及其他财产或者应纳税的收入的迹象的”，税务稽查局就无法对被查对象行使强制执行的权力，被查对象也就可以“千年不赖，万年不还”。但又有人根据《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八十五条的规定理解：税务检查只是税务稽查的第二个环节，所以《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不适用于税务稽查结果的强制执行，税务稽查结果的强制执行应当适用《税收征管法》第四十条的规定。但这种理解又存在征收管理的条款能否在税务检查环节适用的疑义。
2．现行税务检查法律制度修订建议
第一，为解决税务检查取证难的实际困难，建议《税收征管法》适当增加税务检查工作中的搜查权力，但为了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对税务机关的搜查权力严格控制，设定必要的限制条件。例如搜查权一般只适用于生产经营场所，如要对生活场所搜查，必须取得司法许可，并在司法人员的监督下进行等。
第二，建议将税务机关发现的纳税人多缴税款与纳税人发现的多缴税款同等看待，在相同的时间内发现的多缴税款纳税人都可以要求税务机关支付相应的利息。对于3年的时间规定，笔者认为可以延长至5年为宜，更有利于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建议对税务案件中纳税人不缴、少缴或扣缴义务人已扣而未缴的税款，按银行的同期利率加收利息，避免滞纳金的处罚嫌疑。
第三，建议《税收征管法》明确在稽查执行阶段可以直接依据税款征收强制执行的条款行使强制执行的权力。修订《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八十五条的内容，将税务稽查的第二个环节由“检查”改为“实施”，或者不明确税务稽查的内部分工，只是原则性地规定税务稽查要实行内部分工制约。另外，还建议明确稽查结果强制执行的抵税财物的范围是否包括“其他财产”。
三、现行税收法律责任问题研究
1．现行税收法律责任存在的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税务行政处罚幅度的问题。现行《税收征管法》对纳税人税收违法行为的处罚一般只规定处罚的幅度，税务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实际工作中各地税务行政机关具体操作不统一，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对纳税人税收违法行为的处罚比较轻，一般都是按照50％的下限进行税务行政处罚。这就使得税务行政处罚的最高标准形同虚设，纳税人的税收违法成本很低，不利于遏制不法纳税人的税收违法行为。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曾经下文对偷税行为的处罚做了统一，在该文件中将偷税行为细化为若干种具体情节，并对各具体情节规定了具体的税务行政处罚标准。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很少执行这个文件。
第二，关于在实体法中明确违法行为法律责任的问题。现行税务行政处罚规定基本上是在《税收征管法》中明确的，实体法中很少有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税务行政处罚规定，这使得税务执法人员在实际工作中难以根据各税种的具体情况履行税法规定的行政处罚权力。
第三，关于“一事不二罚款”的问题。现行《行政处罚法》有“一事不二罚款”的规定，但什么是“一事”却很难理解。由此也就增加了税务行政执法的风险，有税务机关曾因此而败诉，对纳税人的一些税务违法行为无法进行有效的遏制。例如，2009年全国税务稽查考试教材《税务稽查管理》就有这样的表述：“纳税人对逾期不改正的税收违法行为，如果税务机关先前已对该税收违法行为进行了罚款，对该逾期不改正行为不得再予罚款”。在实际工作中如此理解的结果就是该“逾期不改正行为”将持续进行下去，也就是说，如果纳税人没有按照规定设置或保管账簿的，只要税务机关对其进行过税务行政处罚，那么违法行为人就可以手持罚款数额为数不多的罚单永远不再设置或保管账簿了。很明显，这种理解不符合《税收征管法》的立法精神，也不是对“一事不二罚款”原则的正确理解。
2．税收法律责任修订建议．
第一，建议在《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中由国务院授权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税务行政处罚的具体执行标准。该执行标准应当细化各种税收违法行为的具体情节，对不同的具体违法行为情节设定处罚标准，基层税务行政执法人员按照相应标准对号入座，实施税务行政处罚。这既方便了基层税务行政执法人员的实际操作，也使严重违法行为得到严肃处理，轻者轻罚、重者重罚，充分发挥税收法律制度对税收违法行为的震慑作用。
关键词：税收征管；集中征收
“九五”期间，浙江省国税系统紧紧围绕“以申报纳税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的税收征管新模式建设要求，坚持“探索、实践、创新”的精神，沿着实现县市为单位集中征收这一主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征管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初步形成了浙江国税的发展优势。进入二十一世纪，按照总局融会贯通地做好依法治税、从严治队、科技加管理的新要求，立足浙江国税实际，再次提出以信息化建设为突破口，建立以市地为单位集中征收的税收征管体制建设的新目标，积极、稳妥地开展试点和探索。
一、以县市为单位集中征收改革的简要回顾
在“九五”期间的后三年，浙江省国税系统全面开展了以县市为单位集中征收为主要特征，以规范税收执法、提高行政效率、降低税收成本、优化干部素质为主要内容的征管改革，构建了具有浙江国税特色的“一项制度、四大体系”税收征管格局，在县市范围内基本实现了总局提出的征管新模式的要求。
1.建立了纳税人自行申报纳税制度基本实现了由税务机关上门收税向全面实行以纳税人上门申报、邮寄申报、电子申报、电话申报等多种申报方式组成的自行申报转变。在税款缴库方式上，基本实现以预储账户纳税为主的纳税方式。2001年，全省68万户纳税人中，采用电子申报的纳税人已达189524户，其中使用网络申报78472户，电话申报111052户；通过“税银联网、实时扣款”方式缴库的纳税人已达553194户。
2.建立了“一体两翼”的集中征收体系浙江省国税系统在县市区域内撤并了所有的基层税务所（分局），建立征收、管理、稽查局。统一设置办税服务厅（或少数延伸办税服务窗口），全省、国税基层征收机构（场所）已从1995年的748个，减少到2001年的79个（其中征收局58个，延伸申报点21个）。系统人均征收税款从1996年的88万元上升到2001年的228万元。
3.建立了监督机制健全的一级税务稽查体系全省各级稽查局专职稽查人员已占干部总人数的30%.实现税务稽查选案、检查、审理、执行四个环节的内、外分离，即选案由选案协调小组（办公室设在征管部门）为主，涉税案件审理实行案件审理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法规部门）和稽查部门两级审理。规范了税务稽查行为，加大了打击涉税违法犯罪活动的力度。
4.建立了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的税收监控体系实现县市为单位的集中征收，计算机依托作用得到加强。省、市、县三级DDN主干网全面建成。浙江国税税收征管信息系统（简称ZT97）全面推广，“金程工程”稳定运行，提高了税收征管的监控能力和干部的计算机应用水平。
5.建立了税务机关和社会中介组织相结合的税收服务体系通过脱钩、整顿改制税务中介机构，完善税务机关和社会中介组织相结合的税收服务体系。2001年，通过社会中介组织申报已达112547户，纳税人满意，社会中介组织也得到了发展。按照总局文明办税八公开的要求，在全系统统一推行政务公开，建立税前、税中、税后的义务纳税辅导与服务体系。
以县市为单位集中征收的改革，实现了浙江国税税收征管改革的“第一次跨跃”，为我省国税系统“依法治税、从严治队”提供了体制和机制上的保障。
二、以市地为单位集中征收改革的探索
浙江国税系统在全面实现以县市为单位集中征收以后，针对主要税源集中在县市城区、基层征收机构相对集中、税收征管信息化程度较高的实际，在提高税收征收集中度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一）以市地为单位集中征收改革的试点
1.以市地为单位集中征收改革的提出。以县市为单位集中征收的税收征管形式，与以往征管体制相比优越性明显，是跨越式的一大进步。但是，我们在总结以县市为单位集中征收改革所取得成效的同时，展望当今世界信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展望未来的国税征管工作，特别是与总局新时期工作要求相比，仍有不少缺陷。这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制约税收征管信息化的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在县市局需根据数据量配置不同档次的小型机、服务器，投入较大，电子申报、银税联网以及跨部门采集信息的接口比较分散，系统与数据的安全性不容乐观，在征收能力和纳税评估方面缺乏可比性，公平税负的范围和程度受到限制。二是税务行政效率有待提高。实行以县市为单位集中征收以后，基本形成了小机关、大基层的格局，但由于受传统管理思维的影响，基层征收局、管理局和稽查局的内设机构、工作流程和服务窗口设置带有机关化的趋向。工作环节从经办人、征收或管理局工作部门、局长，到县市局机关科室、县市局长等，职能迭加，制约了税务行政效率的进一步提高。三是税务行政管理有待规范。以县市为单位集中征收，税收执法基本得到规范。但税收行政管理信息化程度不够高，人、财、物的管理仍相对独立和分散，且信息不够透明，有待进一步完善。四是纳税服务有待加强。需要统一规范和简化办税程序，同时在网络支持下，征收管理工作如何拓展服务领域、深化和完善管理措施，达到服务优化、管理强化的目的，在树立国税新形象等方面需要努力和完善。
2.以市地为单位集中征收改革的试点和改革方案的形成。按照省局提出的以市地为单位集中征收改革的思路，2001年初，衢州市局、丽水市局根据经济薄弱地区税源相对集中在县城的特点，率先开展了以市地为单位集中征收改革的试点。2001年7月省局在衢州市召开全省国税系统市地局长会议，对试点工作情况进行了总结交流，围绕在市地范围内实行税款集中征收、信息集中处理、人财物集中统一管理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肯定试点工作的基础上，作出了扩大试点范围的部署。会后，嘉兴市局以试点单位的经验为基础，结合本地国税工作的实际，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以市地为单位集中征收的市局、县局机构设置、职能分工、人员配备以及征收、管理、稽查工作协调等方面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的方案。2001年10月，湖州、金华、舟山等市局也着手进行以市地为单位集中征收的准备工作。2001年12月，省局再次召开由省局领导班子成员、部分市地局主要领导、省局有关处室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专题研究以市地为单位集中征收改革的有关问题。通过认真的讨论和分析，会议进一步统一了思想、明确了目标，对以市地为单位集中征收方案中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职能调整、权限划分、人财物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论证，提出了全面建立以市地为单位集中征收的新型税收征管和行政管理体系总体目标，从而为在全省范围内实现以市地为单位集中征收的税收征管改革奠定了基础。
（二）以市地为单位集中征收改革的主要内容
以市地为单位集中征收征管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立以市地为单位“信息数据集中处理，税款集中征收，稽查相对集中以及人、财、物集中统一管理”的新型税收征管和行政管理体系。
1.在集中征收上，按照“税收监控在省局、税款征收和纳税信息处理在市地局、税收管理在县市局”的要求，市地局设一个征收局，负责全市地税收征收业务的管理和指导，在各县市局设办税服务厅。县市局按管理为主的功能调整内设机构，负责办理所属纳税人的有关涉税事项。
2.在信息化建设上，采用以市地为单位数据集中分布模式，数据库建在市地局，全市各单位在一个数据库下开展税收征管业务处理工作。
3.在干部的管理上，县市局局长、党组书记的任免、新增人员录用和外系统人员调入应报经省局同意，县市局中层正职干部的任免应报经市地局同意；同时为体现集中征收、分类管理、重点稽查的要求，管理、稽查、征收系列人员大致按基层干部的5：3：2比例配置。
4.在财务管理上，市地局实行财务统一管理，总账建在市地局，各县市局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统一核算，统一工资标准，奖金分档核定。全市地固定资产由市地局统一协调管理和调剂使用，其登记、建账、核算、管理由县市局负责，大宗物品由市地局公开招标、集中采购。
5.税务稽查的相对集中。市地局稽查局负责组织实施专项检查及市地局以上收到的举报案件的查处，对县市局查处涉税金额超过规定标准的案件派员参与查处，并负责审理。
（三）基层征管机构设置
1.市地局机构设置市地局设1个征收局、1个稽查局，按建制区设管理局，市局内设机构按总局关于机构改革的要求设置。
2.县市局机构设置县市局内设机构调整为：办公室、税政法规科（股）、管理科（股）、计统征收科（股）、人事教育科（股）、监察室；直属机构调整为：稽查局、进出口税收管理分局（根据条件设立）、涉外税收管理分局（根据条件设立）；事业单位为：信息中心、机关服务中心（根据条件设立）。
3.县市局内设机构的主要职能
（1）办公室：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及长远发展规划；处理局机关日常政务，起草和审核有关文件和报告；编制税务经费的年度预、决算和全局的财务管理。
（2）税政法规科（股）：负责贯彻执行上级制定的各项税收政策、法规；负责增值税、消费税、金融保险业营业税和中央企业所得税、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的征收管理和税政业务；负责增值税专用发票、防伪税控系统实施和管理工作；负责对税收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过错责任追究，办理税务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县局案件审理委员会日常工作。
（3）管理科（股）：负责对所辖区域内纳税人的专业管理工作。组织实施综合性税收征管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研究制定有关税收征管制度和办法；指导税务登记、征管质量考核、纳税申报和税收资料的管理；负责纳税人税务登记的认定和管理、核定申报方式和纳税定额、纳税评估、发票管理、减免抵缓退税审批、零散税收征管。
（4）计统征收科（股）：负责贯彻落实税收计划；负责汇总、编制税收计划、会计、统计数据；负责税收票证的管理工作；负责申报受理、税款的征收、解缴、入库和计划会计、统计分析；负责办税服务厅的各项涉税事宜。
（5）人事教育科（股）：负责执行人事管理制度；负责机构、编制、任免、调配、劳动工资、专业技术职务等干部人事管理工作；负责机关党务、思想政治工作、基层精神文明建设；负责教育培训管理和组织实施；负责离退休干部的管理和服务工作。
（6）监察室：负责本系统的纪律检查和行政监察工作；负责党风廉政建设和行风建设；查处干部职工违法违纪案件。
（四）CTAIS的全面应用，为以市地为单位集中征收提供了技术支撑
根据总局关于加速信息化建设推进征管改革的意见和税务管理信息系统一体化建设的要求，从2001年6月份开始，全省国税系统集中人、财、物推广CTAIS，历时四个月，至2001年9月底，全省国税系统所有市地局CTAIS全部成功上线运行。启用申报征收、管理服务、发票管理等十二个CTAIS主要功能模块，成功办理了税务登记、纳税申报、税票开具和税收计会统等多项业务，系统运行基本平稳。在推广CTAIS的过程中，我们把数据库建在市地局，县市局所有的税收业务通过宽带网与市地局小型机相连接，从而实现以市地为单位信息的集中处理，也为全面推行市地为单位集中征收的征管改革提供了技术上的保障，实现了浙江国税税收征管改革的“第二次跨跃”。
三、以市地为单位集中征收改革的成效
通过一年半的试点和推广，到2002年6月底，全省10个市地局已全面实行以市地为单位集中征收，从目前的情况看运行基本正常，成效也比较明显。
（一）进一步实现了税收执法权的上收、分解、制约和规范实行以市地为单位的集中征收，市地局征收局负责全市税收征收业务的管理和指导。市地局执行上级各项税收征收管理措施时，加强了协调和指导，确保了业务流程、操作规程的统一，以及与CTAIS的有效衔接。在全市地范围内统一实行征收和专项检查，纳税人属地管理，基层税收管理的执法权全部上收到县市局，征收和检查等执法权限逐步上收到市地局，执法主体的数量大大减少，实现了以市地为单位税收执法权的分解和制约。随着市地局CTAIS操作权限的统一设置，征管业务流程的逐步统一，税收征管措施的统一落实，大要案案件检查的统一安排、统一实施、统一处罚标准，使得税收政策、执法口径、操作程序在一个市地范围内基本统一和规范，执法的随意性得到有效遏止。同时，规范执法也促进了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我省国税系统税收收入在“九五”期间1997年、1999年以及2000年跨上200亿元、300亿元、400亿元、500亿元四个台阶，2002年又跨上了600亿元的台阶，全省国税共组织收入688.17亿元。加上海关代征和车辆购置税，全省国税总收入达到869亿元。
（二）为税收征管信息一体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实行以市地为单位的集中征收，将信息处理的主机集中到市地局，并按双机备份的网络安全要求配置硬件设备，实现了以市地为单位的数据集中分布模式。同时对全省的网络进行增容改造，省局完成了到杭州市局100兆、到其他各市地局8兆的网络传输能力，市地局完成了到县市局2兆的网络传输能力，以满足以市地为单位数据集中和各地与省局交换数据的需要。这一数据分布模式，把信息处理的支点放在市地局，一方面统一在市地局设置电子申报、银税联网以及跨部门采集信息的接口，系统与数据的安全性大为改善；另一方面使系统现有的物质、人力资源得到合理调配，也为将来把信息处理的支点放到省局提供了经验和准备，而且与总局提出的税收征管信息化中、长期发展规划基本吻合。
（三）有效地精简了机构，提高了工作效率实行以市地为单位的集中征收，彻底改变了以县市为单位集中征收时内设机构层迭的格局，内设机构工作人员在办税窗口直接面向纳税人，工作环节大为减少。在现有信息处理和网络技术的支持下，使县市局税收征管业务从纵向分层分级处理，向横向同层同级处理转变。管理层次由原来的经办人、征收或管理局工作部门、局长、县市局机关科室、县市局长等5个环节减少到目前的经办人、县市局机关科室、县市局长等3个环节，既实现了专业化分工，又解决了县市局与各管理机构在税收管理中“两张皮”的问题，有效地提高了税收工作的效率。
软件行业是信息产业的核心和灵魂所在，其发展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近些年来软件企业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支撑作用越来越重要。与此同时，我国对软件企业的支持力度也在不断增加，从政策指导到优化外部发展环境等各方面提出了促进其发展的专项产业政策，为软件企业发展提供优越的发展条件，营造了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
近些年来，我国软件企业迅速发展壮大，已经从新兴产业朝着成熟行业方向发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对软件企业管理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机遇总是伴随挑战，面对挑战，软件企业管理者采取各种积极手段，来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并逐步提高企业的行业竞争力。在这个过程中，软件企业进行税收筹划就是重要的内容之一。以来我国政府部门给予软件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软件企业可以降低企业的纳税负担和经营成本，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因此，税收筹划成为软件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税收筹划就是指企业的管理人员依据国家税收方面的法律法规，根据国家税收政策指导作用，对企业的生产、集资、筹资、经营、投资等活动进行合理规划，降低企业纳税的负担，提高企业经济利益。在当前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软件企业只有作出合理的税收筹划决策，才能有效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同时，借助国家税收政策的导向作用和杠杆作用，推动软件行业健康发展。
二、软件企业实行税收筹划措施的重要性
税收筹划指的是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软件企业管理人员应当充分利用企业内部资源和外部条件，如借助政府税收优惠政策和多种的纳税方案等优势，对企业运作项目进行合理规划并实施，使实现企业最大化经济效益。当前，社会市场经济竞争日益激烈，企业间竞争逐渐进入到白热化阶段，为了提高软件企业核心竞争力，促进软件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针对当前较为激励的外部发展环境，软件企业需要通过改善内部管理，才能提高市场竞争力，降低企业税收成本，提高企业的净收益。因此，我国软件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针对企业内部和外部环境，采取合理的措施和方案减少纳税，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实行税收筹划的目的在于使企业纳税程序进一步优化，减少企业多缴税、漏税等问题，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前提下，降低企业税收成本。实行税收筹划能够很好地提高企业管理层和财务管理人员的法律知识和税务知识水平，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并且还能促进企业规范运营和管理。在税收筹划的过程中，不应该只考虑到自身利益，想尽各种办法避税，还应当提高财务风险的防范意识。因此，软件企业需要不断提高税收方案的灵活性和能动性，定期审核和调整税收筹划方案，一旦发现问题，需要及时处理，降低企业损失。
三、当前我国软件企业税收筹划存在的问题
1.受制于部分软件企业自身管理水平
当前，一些软件开发企业在进行投资活动时，过于注重眼前利益，而忽视了长远利益，同时因为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和行业性，使得一些软件企业在进行投资活动时，因为地域和行业不符税收优化政策规定，不能获得税收优惠。另外，一部门软件企业的管理者经营管理方式单一、落后，并且不加筹划，使得税收筹划方案不合理，难以发挥实效。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就加剧了软件企业的税收负担，阻碍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降低软件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竞争能力。
2.软件企业税收筹划的成本比较高
合理避税能够帮助企业发挥税收筹划的实际作用，降低企业的纳税负担，但是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的过程中，单独设立的筹划部门或者机构，或者将税收筹划工作外包给专业的税务部门或者机构等，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尤其是外包给专业税务机构，软件企业往往要花费很多昂贵的咨询费用。并且，当前我国并没有统一规划，因此税收筹划的费用花样百出，一般软件企业会与专业的税收筹划机构通过协商确定费用，但是这样税收筹划的成本仍旧很高，降低企业能合理避税的效率，难以实现真正的降低税收负担。
3.软件企业的税收筹划工作缺乏合理性和前瞻性
当期，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因此，政府出台了很多新的法律和法规引导和规范各企业市场行为。因为软件企业具体特殊性，其经营管理活动涉及的法律和法规较多，并且会计制度和税法在不断地完善过程中，而软件企业税收筹划队伍整体水平差异较大，参差不齐，使得软件企业税收筹划工作较为分散，不能全面的进行规划。另外，当前有很多软件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的过程中，缺乏统筹意识，总是从片面角度考虑和分析问题，且忽视税收筹划人员在企业管理和经营中的作用，所以面对这种问题，软件企业应当将税收筹划工作放在纳税前进行，逐一安排好相关的工作，才能必要税收筹划不全面的问题。
四、我国软件企业税收筹划的优化策略
1.提高税收筹划团队的整体素质水平
因为软件企业经营规模原本就很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软件企业不断扩大企业经营规模。在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软件企业财务管理更加重要。针对企业税收筹划队伍素质低、参差不齐等问题，软件企业应当组建一支具有较高专业水平的税收筹划队伍，帮助企业制定和完善企业的税收筹划方案。税收筹划队伍成员应当具有较高财务素养，精通税法法律法规，了解相关的税务知识，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并且能够参与到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有必要的时候可以从外部的专业税收筹划机构引进人才，优化软件企业内部税收筹划队伍结构。同时，软件企业也可以通过聘请外部专业税收筹划机构人员，培训企业内部税收筹划队伍，提高税收筹划人员整体素质，继而提升软件企业人员税务管理水平。
2.综合利用各项税收政策来降低税负
当前，我国税收环境具有对变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导致税法处于不断调整的过程中，因此影响企业制定税收筹划方案。针对这种问题，软件企业内部财务人员和相关人员应当提高灵敏度，准确捕捉税收政策的变更信息和动态，根据税收政策的变更情况及时调整企业税收规划方案，以实现软件企业预期的经营效果。软件企业应当加强企业财务人员的培训力度，鼓励财务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学习新的税收等政策，使企业内部人员能够根据现行税收政策和标准，制定适应新形势的税收筹划方案，使企业充分享受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当企业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软件企业应当适当进行资金运营活动，根据企业自身的实际经营情况，利用各种税收优惠政策，构建和制定较为灵活的税收筹划方案，以此应对不断变化的税收政策，使企业能够健康可持续发展。
3.建立财税管理提前介入机制
一、税收与政府收费的不同性质与特点
税收是政府凭借政治权力以无偿和强制的方式取得的一种收入。由于政府在税种的设计上可以对课税主体、课税客体以及课征程度等税收要素进行不同的选择和搭配,因而使得税收的内容丰富多彩,税收制度也日趋复杂。政府收费是指政府公共部门中的一些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在向社会提供管理服务或事业服务时,以管理者或供应者的身份向被管理对象或服务的消费者收取的费用。税收与政府收费虽然都是政府获取财政收入的方式,但它们却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
首先从税收的性质和特点来看:
1.收税机构的集中性。由于税收是对社会成员的一种强制的征收,因而课税权力只能由作为社会公共权力代表的政府来享有。政府为了合法而有效地去行使这一权力,就必然要建立集中性的税务征管机构来统一收税并处理相关的税务问题。税务机构只是政府课税权力的执行机构,它所收取的税收是一种集中性的财政收入,是必须交入国库由政府进行统一安排的
公共资源,因此税收收入的多少与税务部门的利益是不相关的。
2.收税机制的无偿性。税收从其征收的过程来看完全是一种单方面的价值转移过程,纳税人的交纳是没有任何东西作为回报的。在决定向什么人课税;向什么东西课税和课多少税时,政府通常不用去考虑特定的纳税人在今后的公共支出中可能获得的受益程度因此收税是将公共服务的消费与费用的交纳相分离的。
3. 征收程度的固定性。正因为税收是政府对社会成员的一种强制无偿的征收,为了防止这种权力的滥用,必然要求通过立法的方式对政府征税的程度进行约束。因此政府征收的每一个税种都必须对纳税人、课税对象和征收程度以及征收方式进行明确的规定并经由立法机构审议批准以形成规范化固定化的税法。这样,尽管各国的税制都很复杂,但其征收的程度却是十分明确和固定的,税收的征纳双方都是十分清楚的并且是不可以随意改变的。
其次,从政府收费的性质和特点来看:
1.收费主体的分散性。
政府收费的主体是政府下属的各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收费的依据是这些单位的具体管理职能和服务内容。这就使得政府收费的收取主体具有分散性的特点。如果在管理上又直接将其作为收费单位的支出补偿,则这类收入就会首先表现为各收费单位的收入,而与收费主体的利益直接相关,收费越多单位可支配的资金也越多。
2.收费机制的有偿性(交易性 )。
政府向什么人收费,这主要同社会成员对政府提供的相关服务的需求相关。比如,当教育要收费时,则只有那些愿意接受教育的人会为此付费。这种以社会成员个人对政府服务需求选择为前提的收费,使收费带有很强的交易性和
有偿性。这同税收的强制性和无偿性是不同的,也是同税收将人们对公共品的消费和对公共品的付费相分离的收入——— 支出机制完全不同的。行政管理性收费虽然带有强制性,但它仍然直接与交费者的行为选择相关。比如,要想进入特许行业就要交纳特许费,违反了某种法规就要为此付出代价%交纳罚款&。专项收费虽然将受益的时间与交费的时间相分离,但无论从付费的主体来看,还是从分担费用的程度来看都是直接与其今后的消费相联系的。因此,可以说政府收费更多地体现的是财政收入分担的受益原则。
3.收费订价的垄断性。
由于政府的行政管理机构和事业服务单位都具有相当的垄断性,特别是行政管理机构,对社会而言基本上是独一无二的。这样,政府的行政事业服务对社会而言就必然具有垄断性特征其收费的订价通常是没有竞争的,是由政府部门单方面来确定的,消费者对于政府收费的价格也没有选择余地。
正是由于税收与政府收费的不同特点因而决定了它们各自在一国社会经济中的不同作用和影响。
二、税收与政府收费的不同作用与影响
(一) 税收的作用和影响
1.为公共支出筹资。
公共支出主要是指由政府的行政管理部门、国防安全部门和公共事业部门在履行各自的职责时所耗费的开支。
首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行政管理职能%包括国防和外交&涉及的范围虽然十分广泛,但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建立规范而公平的竞争机制和安定而公正的社会环境。因此,政府为管理而建立的各种行政部门,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政策选择来看都应具备充分的社会性和公正性,其管理提供的服务应被作为纯公共品的方式向社会供应。也就是说,行政管理对每一个社会成员应是完全平等的,而决不能以人们的支付能力大小为转移。由此可知,政府的行政管理机构是决不能以收费方式来筹集资金的,其资金来源只能是强制、无偿和集中征收的税收。
其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提供事业服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市场对某些领域供应的不充分和无效率。一般来讲,凡市场能够充分有效供应的都应尽量让市场来供应,因此政府供应的事业服务就主要集中在教育、卫生、文化、科研、基础设施等领域。既然政府提供的事业服务多是按市场原则不能充分有效提供的,因此政府事业服务的提供方式显然就只能是公共(免费)或半公共(部分免费)的。这也就决定了政府事业部门的绝大部分支出的补偿也只能依靠税收来筹资。
2.有利于政府对社会经济的调节。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财政收入活动的作用不仅仅表现在获取收入上,它同样可以被政府用于调节
经济和改善社会状况。而后一种作用的发挥则需要更多地运用形式多样的税收来实现,需要政府调节和改善的社会经济问题越多,税收的作用就越大。比如,调整国民收入初分配所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改善资源配置状态以及稳定经济等等,税收都有其独特的作用。 3.有利于规范政府的收入行为。
现代税收所特有的固定性特征,要求政府的税收活动必须置于法律的制约和公众的监督之下。如将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就可以使得政府的收入行为变得更加规范和透明,从而减少政府财政收入活动的随意性。
正是由于税收所具有的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特征和它对政府、社会经济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和影响,使它必然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集中性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当然税收这一财政收入形式也有它固有的缺陷,其最大的缺陷就是税收过程所必然产生的福利与效率损失。首先是税收这种将公共品消费与公共支出的分担相分离的收入机制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其次是在政府为贯彻社会公平目标而选择量能负税的征收方式时所增加的超额税收负担;最后是政府为了实现多重目标的要求而使税制日趋复杂时,又必然不断增加征税的成本。
(二)政府收费的作用与影响
1.进行特殊的管理。
首先,一个社会为了经济活动的正常开展,为了社会的安定和平,必须建立约束人们行为的各种制度法规。这些制度一经确定就应成为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因此当某些社会成员不遵守这些规范时,政府的相关职能管理部门就必须对这些行为进行管理和纠正,处以罚款就是经常使用的行政管理手段之一。其次,政府为了保证某些行业的经营质量和最佳规模,也会通过行政管理的方法来限制经营者的数量,控制经营者的质量(特殊的技能需要)。这种限制最终会造成这类行业的超额利润,因此通过收取特许费的方式可适应这种管理的需要。
2.抑制人们对政府供应的某些半公共物品的过度消费。
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除了向社会供应纯公共品外,也都会向社会提供许多公共性并不充分的物品,如教育、医疗、图书馆、公路、桥梁等。当政府完全以公共产品的方式向社会供应这些物品时,这类物品常常会出现过度消费的情况,其中公费医疗中的医药品过度消费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收取使用费的方式来抑制这类物品的过度消费。
3.增进社会福利、降低筹资成本。
正如前面所说,在政府为社会提供的物品与服务中,有许多并不具备充分的公共品性质。因而,人们对这些物品的需求就可以通过自愿付费的方式表达出来,即:愿意付费则表示其有消费需求。因此,从理论上讲,政府供应的物品,凡能通过收费来供应的,采用收费的方式是最能增进社会福利的,因为它将社会成员对政府服务的需求同他们对政府支出费用的分担联系起来了,可以使政府供应物品的效用最大化,使人们在费用分担上的个人福利损失最小。同时由于收费弥补单位支出的直接性也可以减少在税收。支出机制下的管理过程和管理成本,因此,收费方式对政府而言,也是一种成本较低的筹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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