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13 08:13:08
导语：在耻文化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服饰的发展历史伴随着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轨迹，它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结晶。人类经过梦寐、野蛮到文明时代，缓慢的走过了几十万年。池州傩服饰的发展伴随着傩文化的演变一路走来，在傩事活动中有着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揭开其物质性的表面形态，服饰赋予我们丰富的文化内涵。
面具在傩事活动中自始至终都起着神像的作用，是活动的神灵。早期原始社会的傩面具，主要是模仿动物，面部表情传达了一种狰狞、恐怖、凝重的情绪。通过面具制造的恐怖气氛达到躯鬼逐疫的目的，克服现实原型局限，表演者戴上面具就具有了神的神的威慑力。现代的面具根据刻画人物的性格特点、身份的不同确定不同的面部表情和色彩，面具神态更加自然趋向脸谱化，如红面的关羽突出他的忠义的品德，黑脸的包公表现他的公正、清正廉明等。[4]不管面具的造型如何，其神力从来没有消失过。现代的人们仍然坚信戴上面具就可以把天上的神请到人间和神进行对话，诉说人间的疾苦，通过一些供养的手段，让神能心情愉悦的为人们消除疾苦。如图2所示。现代的傩事活动中，表演和娱乐的成分逐渐增多，为了烘托活动隆重、喜庆的气氛，服装色彩上也逐渐丰富，但仍以鲜艳的颜色为主，服装表面纹饰增多，特别是傩戏的表演中，扮演者根据角色的要求，从头饰、面具到服装都搭配的非常完整。服饰的扮装拟态功能在傩事活动中清晰可见。
池州傩是以宗族为单位祭祀神灵、祖先的一种古老的仪式典礼。祖祖辈辈生活在土地上的人们对于土地的情感从傩事活动中清晰可见。据《贵池地区志》记载，“池州地区在6月至7月为多雨季节，大雨和大暴雨多数分布在5月至8月，南部多，北部少，山区多，沿江圩区少。多雨季节形成的洪涝灾害是最为突出的自然灾害”。这些水旱灾害，以及由此所导致的人、畜疾疫及庄稼损失，给人们留下惨痛的记忆，这成为傩文化存续的一个内在的重要原因。[5]在傩仪和歌舞表演中，祭祀土地、自然神灵的内涵是不变的主题。如各村都保留的傩仪《问土地》，虽然土地爷的服饰面具造型有一定的差异，但祈福的内容基本相同。一年一度的青山庙会盛况不减。青山庙始建于元大德年间，原为昭明太子祠，每年的正月十五，姚村、茶溪汪、南山刘、南边姚、西华姚、荡里姚等各自在五色神伞和锣的开道下，抬着供奉有儺神面具的龙亭，在彩旗队、锣鼓队、“肃静牌”、“回避牌”及刀、枪、戟、锤、矛等兵器模型的簇拥下，穿着黄色对襟马褂，从四面八方汇集到青山庙前。人们在这里祭祀池州最高土主--梁昭明太子，祈福纳吉，期盼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青山庙会把傩事活动推向。
民间信仰是指由民众自发地对具有超自然力精神体的信奉与尊重。民间信仰的存在，使村民心目中自然生成一种自我约束机制。他们大多相信“抬头三尺有神灵”，“人在做，天在看”。[6]此外，在当地的傩服俗文化中有许多不成文的禁忌和规定，体现着乡民们对于宗族信仰的坚守与重视。例如傩事活动，族长在打开面具和服装道具的箱子之前要洗手，用稻草把子上熏烟除秽。穿戴服装和戴面具的演员要先向面具行礼等。乐舞、戏曲只能由男性演出，戏曲中的女性角色要由男子扮演。女子是绝对不许参与操作的，否则便是对祖宗的不敬不孝。参加演出的人必须沐浴，还要提前三天禁绝，演员沐浴的目的是洗去身上污秽，禁绝是杜绝沾染妇女身上的秽气。跳傩人穿得鞋子的鞋底只能用旧的上衣制作，下装的材料是不能用在这个鞋子中的。这些口传身授的傩事服俗都是由村民们自觉遵守，以虔诚的态度传递着傩乡人淳朴的民间信仰和对神灵和祖先崇敬之心。
傩事既是民间宗教活动，也是民间社会交流和精神娱乐活动方式。[7]傩服饰的色彩艳丽，在节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早期由于受到生活水平的限制，多为土布制成斜襟长袍，颜色为黄山栀染成的茶色或用靛蓝染成的蓝色，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后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出现官衣、蟒袍等。色彩上也日益丰富，常选用颜色艳丽饱和度高的色彩。其中红色作为中国传统的吉祥色，被更多的使用。池州傩在中国汉族农历春节期间进行，春节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全家团圆节日的，人们的心情都是非常愉快的万象更新。走进池州傩堂你就会立刻被红色包围，朴素的乡民们认为红色可以避邪，红色成为傩乡人传递幸福喜悦的色彩。除了红色的鞭炮声不绝于耳，表演者戴上红色的包头布，穿着红色的灯笼裤，红花的筒裙，红色底绣着精美图案的袍服等，红色成为傩事表演中不可缺少的服装色彩。傩服饰的图案色彩也体现着乡民们朴素的审美情趣，早期的花纹图案有颜色勾绘的，有土法印染的，还有用色布拼接的，工艺虽然简陋，但是形式美感蕴含其中。后期出现织绣纹样，图案精美细致，体现当时经济繁荣以及傩事的繁盛。现代的傩服装只有少量是乡民们自己制作，多数为乡民们外出购买的，有很明显的机器大工业的痕迹，服装纹样中有平面印花，也出现一些机绣图案，配色也更大胆、时尚。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艳丽的颜色始终是活动中的主角。朴素自发的色彩审美表达出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实证研究方面，陈涛（2010）、杜文中等（2012）、赵俊仙等（2012）分别分析了陕西、河北和山西文化产业发展投融资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相关促进文化产业投融资创新的政策建议。[7-9]此外一些学者还分析了我国区域文化产业发展差异的原因，如袁海（2011）的研究认为要素禀赋、集聚经济与产业政策是文化产业发展区域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10]综合相关研究文献我们发现国外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模式为我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国内现有研究主要是进行文化产业投融资分析、文化产业发展如何获得金融支持等。关于我国省域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研究相对缺乏，考虑省域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空间因素的研究则更为鲜见，因此我们可尝试构建经济模型，运用空间计量方法来实证分析各省域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空间影响。
二、文化产业发展与金融体系的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我们用各省域文化产业增加值衡量文化产业（C）I的发展，用各省域的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股票市价总值和保费收入的合并值衡量金融体系（FS）的发展，进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1．文化产业增加值与金融体系的空间自相关检验
（1）Moran指数检验Moran指数主要用来检验经济变量的空间集聚状况，如果经济变量的Moran值为正且越接近1则说明空间正相关性越强，越表现为空间集聚。从表1各省域文化产业发展的Moran指数表我们可以看出，2005年到2011年各省域文化产业发展的Moran指数均为正值，全部通过10%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了中国各省域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着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呈现空间集聚现象。从表2各省域金融体系的Moran指数我们可以看出，省域金融体系的Moran指数也均为正值，说明中国各省域金融体系同样存在着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呈现空间集聚现象。（2）Moran指数散点图检验Moran指数散点图（见图1和图2）将各省域的文化产业发展集聚分为四个不同的空间关联模式：第一象限HH模式为文化产业增加值集聚程度高的省域被同样文化产业增加值集聚程度高的省域包围；第二象限LH模式为文化产业增加值集聚程度低的省域被文化产业增加值集聚程度高的省域包围；第三象限LL模式为文化产业增加值集聚程度低的省域被同样文化产业增加值集聚程度低的省域包围；第四象限HL模式为文化产业增加值集聚程度高的省域被文化产业增加值集聚程度低的省域包围；其中HH和LL空间关联模式为正的空间相关性，LH和HL空间关联模式为负的空间相关性。金融体系空间集聚的空间关联模式也是如此。从表3可以看出2005年文化产业增加值HH空间关联模式有12个省域，LL空间关联模式有13个省域，到2011年HH空间关联模式有11个省域，LL空间关联模式有15个省域，说明文化产业发展呈现空间集聚趋势。从表4可以看出2005年金融体系HH空间关联模式有7个省域，LL空间关联模式有15个省域，到2011年HH空间关联模式有7个省域，LL空间关联模式有17个省域，说明金融体系呈现空间集聚趋势。
2.文化产业发展与金融体系的LISA分析
我们可进一步运用局域空间关联指标分析不同位置的空间关联模式，检验局部地区高值和低值的空间集聚状况。由2005年、2011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和金融支持体系的LISA分析图（见图5至图8）可以看出，文化产业与金融体系发展形成两个不同的集聚区域：一个是以上海为中心包括江苏、浙江在内的长三角高值集聚区；另一个是以新疆为中心包括周边的、青海等省域在内的低值集聚区，从2005年到2011年，文化产业发展与金融支持体系空间集聚趋势在加强。我们还可发现文化产业增加值高值集聚区域一般也是金融体系高值集聚区域，可以初步做出金融体系可能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判断，这可以通过进一步构建经济模型，运用空间计量方法来实证分析金融体系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持作用。
三、省域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空间计量分析
1.实证模型的建立
借鉴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LαKβ，其中Y表示文化产业增加值，L表示文化产业从业人员，K表示文化产业资本投入，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增加金融体系规模（金融体系又可分为银行业金融BI和证券业金融S）I，两边取对数可以构建以下模型：
2.度量指标与数据说明
美国经济学家Raymond提出用M2/GDP作为衡量一国金融发展的指标。但相关研究发现中国的M2/GDP自1990年以来明显高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甚至高于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按常识我国金融发展水平不可能高于美国等主要经济发达国家，因此我们需选择其他指标衡量中国的金融发展水平。这里用存贷款余额、股票市价总值作为金融资产的变量，其与GDP的比值分别代表银行业（B）I和证券业（S）I金融发展水平。由于统计口径的不同，本文采用的数据样本为2005-2011年的年度数据，文化产业增加值、文化产业从业人员、文化产业资本投入的原始数据均来源于2006-2012年《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统计年鉴》等，其中2010、2011年文化产业增加值的数据来源于SPSS软件的估计。3.省域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空间计量分析一个省域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取决于人员、资本投入，还需要金融体系的支持，同时还会受到周边地区金融体系的影响。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较强的空间相关性，金融体系的空间集聚增强了文化产业发展的空间依赖性，因此分析文化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应该引入空间因素。传统OLS模型估计没有考虑到空间因素，我们可以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SLM模型和SEM模型来分析金融体系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空间影响。（1）2011年当期模型OLS分析选择2011年文化产业增加值（C）I为被解释变量，2011年文化产业人员投入（L）、文化产业资本投入（K）、银行业发展（B）I和证券业发展（S）I为解释变量的当期模型进行分析。从表5的2011年当期模型的OLS估计结果我们看到Moran指数为1.9042822，通过10%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未考虑空间因素的经典OLS模型估计出现误差，对于如何选择具有空间因素的空间滞后模型还是空间误差模型来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利用LM和RobustLM的数值来进行，我们看到LM（lag）和RobustLM（lag）比LM（erro）r和RobustLM（erro）r更显著，因此2011年当期模型应该选择SLM空间滞后模型进行分析。由表6的2011年当期模型的SLM估计结果，我们看到文化产业增加值的空间自回归系数为0.0901，说明了我国省域之间的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着显著的正依赖性，省域之间呈现正的溢出效应，邻近省域的文化产业增加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促进本省域文化产业增加值增长0.09个百分点；银行业支持的回归系数是3.5889，说明当期银行业发展对文化产业有显著的支持作用，银行业发展每增加1个百分点，可提高文化产业增加值3.59个百分点，证券业支持的回归系数是-1.6132，表明证券业发展对文化产业发展起着显著的抑制作用。我们还可以发现文化产业人员投入、资本投入对文化产业发展有显著的正向支持作用，2011年人员投入、资本投入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分别支持当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增长1.28和0.31个百分点。分析结果表明当期模型中银行业发展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持效果最大，人员投入支持文化产业发展效果高于资金投入，而证券业的发展则对文化产业发展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2）2005-2011年跨期模型分析选择2011年文化产业增加值（C）I为被解释变量，2005年文化产业人员投入（L）、文化产业资金投入（K）、银行业发展（B）I和证券业发展（S）I为解释变量的跨期模型进行分析。从表7跨期模型的OLS估计结果我们看到Moran指数为0.5778529，通过10%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未考虑空间因素的经典OLS模型估计出现误差，对于如何选择具有空间因素的空间滞后模型还是空间误差模型来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利用LM和RobustLM的数值来进行分析，我们看到LM（lag）和RobustLM（lag）比LM（erro）r和RobustLM（erro）r更显著，因此2005-2011年跨期模型应该选择SLM空间滞后模型进行分析。由表8SLM估计结果，我们看到文化产业增加值的空间自回归系数为0.1110，说明我国省域之间的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着显著的正依赖性，省域之间呈现正的溢出效应，邻近省域的文化产业增加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促进本省域文化产业增加值增长0.11个百分点；银行业的回归系数是1.7264，说明2005年银行业发展对2011年文化产业发展有显著的支持作用，2005年银行业发展每增加1个百分点，可提高2011年文化产业增加值1.72个百分点，证券业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2005年证券业发展对2011年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持作用难以确定。我们还可以发现文化产业人员投入、资本投入对文化产业发展有显著的正向支持作用，2005年人员投入、资金投入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分别支持2011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增长1.26和0.38个百分点。分析结果表明跨期模型中银行业金融发展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持效果最大，人员投入支持文化产业发展效果高于文化产业本身资本投入，而证券业金融发展则对文化产业发展的作用难以确定。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界定与对比、比较结合，使概念更加清晰。什么是“传统”，如果光靠概念来解释，那必定是越说越玄乎。作者则从人们在实践中懂得的真理人手，连用两个“不是……而是”从正反两个方面作对比，阐述“过去”的重要，从时间的维度看“过去”，分析了它“形成”的过程，已经起的、正在起的和必将继续起的作用。将“过去”这个带有口语色彩的词学理化，给“传统”一词进行概念界定，认为“过去”主要指的是“传统”，即从时间角度看是指消逝了的时间，而从其所留下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积累来看是传统。这样的界定，一下就把“传统”这个学术词语，拉近到生活，拉进了人们已有的认知领域，为下面理解“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奠定了坚实的认知基础。在界定“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这两个概念时，也用了这样的方法：“传统文化的全称大概是传统的文化，落脚在文化，对应于当代文化和外来文化而谓。其内容当为历代存在过的种种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文化实体和文化意识。”“文化传统的全称大概是文化的传统，落脚在传统。”“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不同，它不具有形的实体，不可抚摸，仿佛无所在；但它却无所不在，既在一切传统文化之中，也在一切现实文化之中，而且还在你我的灵魂之中。”“文化传统是形而上的道，传统文化是形而下的器；道在器中，器不离道。”作者就是这样在时间和内容特性等方面对概念进行界定的，界定时的这种对比和比较，将两个看似玄乎的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界定得清晰可见，让人一目了然。谈到文化传统的形成的时候，作者先从理论上提出“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共同的意识和无意识’’，接着从反面分析不能形成共同民族心理的现象，然后再从正面分析“唯有那些为这一民族生活所孕育、所熟悉、所崇尚的心理，……成为巨大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力量。……文化传统于是乎形成”。在谈到“传统”的利弊时，作者用了这样一组比较：“传统不是可以逐气温而穿脱的外衣，甚至都不是可以因发育而定期蜕除的角质表皮。传统是内在物，是人体本身；精确点说，是人群共同体的品格和精神。”这里先用两个“不是”进行否定，然后连用两个“是”进行正面阐述，把“传统”的本质解释得清楚明白。我们不能不佩服作者的论述能力，这样高深的学术概念，在作者娴熟的驾驭下，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诠释与比喻联用，让理论阐述更为形象。作为普通读者，我们对于学术概念的理解是十分缺乏的或者相当肤浅的，这就对学术论文的作者提出了一个相当现实的问题：如何把深刻的理论形象化、浅显化、通俗化。《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巧妙地将诠释与比喻联用，让理论形象，说理透彻。比如，为了说明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密不可分”的关系，作者先从理论上诠释“离开了文化，无从寻觅和琢磨什么传统；没有了传统，也不成其为民族的文化”，接着用了形象的比喻进行类比“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并不一样，两者差别之大，几乎可以跟蜜蜂和蜂蜜的差别媲美”，将“蜜蜂”和“蜂蜜”比作“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形象贴切，同时又让人们一下子明白它们的差别所在：“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所用的词虽然是相同的，表面上看是语序不同，实则看内涵更不相同，正像蜜蜂和蜂蜜一样。又如，在论述如何看待文化传统和文化传统的“财富与包袱”部分中，作者把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双重性比作为“财富”和“包袱”：从“财富”一面来看，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是泽被后世的有益成分；从“包袱”一面来看，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又是一种惰性的力量。紧接着，作者又以“时装”和“文物”为喻，批判了两种人的错误认识：“一种人以为传统像服装，并认为服装以入时为美，而去追求时髦，日日新，又日新。这时，具有惰性的传统，只会被斥为阻碍趋时的包袱。另一种人以为传统像文物，文物唯古是尚，应该保护其斑剥陆离，切忌来刮垢磨光。这时，传统所不幸具有的惰性，倒又成了他们心目中的财富。”这样深入浅出的论述，不仅把原本深奥的不易让人接受的理论表现得生动形象，更重要的是人们可以用日常生活的思维方式去思考这样的学术问题。
思辨方式的运用，使论述更为严谨。议论的力度从某种角度看，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思辨性。思辨让议论处于无法攻击、不可辩驳的位置；思辨也让议论站到了令人仰视的思维高度。思辨一般表现为在广度与深度、正向与逆向等多维度的思考上。文章关于“什么是传统”有这样论述的：“过去主要指的是传统，即那个在已往的历史中形成的、铸造了过去、诞生了现在、孕育着未来的民族精神及其表现。”这是从时间、内容等维度进行阐述，而“一个民族的传统无疑与其文化密不可分。离开了文化，无从寻觅和琢磨什么传统；没有了传统，也不成其为民族的文化”。这是从对立统一的维度进行阐述的。以上两个维度的表述使“传统”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表述得更为周密、严谨。
这种对立统一的思辨，在文中随处可见。如对于“文化传统”的表述：“凡是存在过的，都曾经是合理的。凡是存在过的，都有其影响；问题在于影响的大小。”这个“曾经”“问题在于”就是思辨所在，避免了判断的漏洞，同时也增强了论断的力度。再看对于“文化传统”的有关表述：“文化传统‘不可抚摸，仿佛无所在’，但它却无所不在”“一般说来，文化传统是一种惰性力量”。“当然这并非说文化传统是不变的”“当然这也并非说文化传统不会接受外部世界的影响，以变化自己的内容”。通过反反复复的漏洞填补，留有余地，让自己的观点处于无懈可击的位置。在“财富与包袱”一节中，这种对立与统一更是显现出其论辩的智慧与力量：“既是财富，又是包袱。……运用它而不被其吞没，防止它而不拒之千里”“传统的确是财富，但财富不在它的惰性；传统也的确是包袱，但包袱也不因它非时装”。这拿捏有度的智慧正是文章思辨论证的严密所在，也使文章闪耀理性的光芒。
长句与整句联用，严密与雄辩共生。作为学术论文，也并不排斥趣味性和可读性，但必须在保持其学术研究严肃性的前提之下追求文采。《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不仅在论证时运用了比喻、类比、对比等手法深入浅出，使论证更加形象易懂，而且还十分注意语言的运用，尤其是句式的选用与变化，达到严密与雄辩共生的效果。首先是长句或长短语的运用，让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表达得更为丰富。比如，对于“传统”的表述，作者用了一个长长的偏正短语“那个在已往的历史中形成的、铸造了过去、诞生了现在、孕育着未来的民族精神及其表现”，不仅把民族精神放在时间的维度之中去审视，而且在内涵上揭示出这种传统的民族精神及其表现的实质和作用。内容丰富，判断严谨。再如，在论述文化传统也会因受外部影响而变化的观点时运用一个并列带顶针的长复句，“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只要存在，便可能有接触；只要有接触，便有交流；只要有交流，便有变化”。以叠加与渐进的方式把传统文化可能存在的流变过程表达得十分到位。其次，许多气势磅礴的排比句的使用，使文章所要阐述的理由，从不同的侧面与深度表达得淋漓尽致，势不可挡，产生气势恢宏的论证力量。请看：“它们或者与时俱进，演化出新的内容与形式；或者抱残守缺，化为明日黄花；也有的播迁他邦，重振雄风；也有的昙花一现，未老而先亡。”一气呵成，将传统文化在历史过程中的各种走向与结局罗列得一清二楚。再看：“它范围着人们的思维方法，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习俗，控制着人们的情感抒发，左右着人们的审美趣味，规定着人们的价值取向，悬置着人们的终极关怀。”一系列的近义动词所构成的排比句，增强了语言的气势，从不同方式、不同程度、不同层次等维度充分论证了文化传统的惰性力量。这样的气势，非一般散句能达到。
议论，有时需要严肃的面孔，有时也需要轻松幽默的表情，庞朴的《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用他的论证方式告诉我们：严谨与形象是可以有机统一的。
写作借鉴
关系型议论文的观点与表述
如何将一组相关概念的关系弄清楚？如何辩证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如何让自己的论证无懈可击？《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示范。
一、标题、观点借鉴。关系型议论文的标题可以直接用两个概念来命名：“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财富与包袱”“感情亲疏与认知正误”“捧与挖”“平凡与平庸”“得与失”“逆境与顺境”“自信？自满？自负”。也可以用陈述的方式表明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在标题中直接亮出自己的观点：“名师出高徒”“先成人，后成才”“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在继承中创新”。虽然标题的呈现方式不同，但写作之前必须弄清楚概念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在比较中，或寻找本质联系，或采取区别对待。而在区别概念表达观点的过程中，一种很重要的论证方法就是在比较中作对比论证。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社会文化基础;经济后效性
中图分类号:F127.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5-0215-02
一、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和其经济理论的假设要求
(一)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
1972年6月,联合国召开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人类与环境会议”,通过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揭开了全人类共同保护环境、拯救地球的序幕。1981年,美国农业科学家R.布朗对“可持续发展观”作了系统的阐述,指出可持续发展的本质是在价值观上从过去的人与自然的对立转变为和谐关系,在发展观上从过去的单纯经济指标转变为以经济、社会和自然综合协调发展为目标。1987年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现在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思想是健康的经济发展应建立在生态可持续能力、社会公正和人民积极参与自身发展决策的基础上。
(二)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本经济假设
根据可持续发展定义,得到可持续发展经济分析的基础假设:我们对经济发展的认识不应是一代、两代人的效用满足,而应当是人类社会一直持续下去的无穷代人的效用满足。在这一假设下,经济学必须建立在跨代模型基础上;由于后代人不可能直接参与市场决策,必须有与此相匹配的社会选择函数,而这一社会选择函数的基础就是文化。
回顾经济理论史,可以得到如下跨代模型和观点:
1.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双重补偿原理[1]。马克思再生产理论认为,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耗费,不仅需要得到价值补偿,以保证社会产品价值的合理的比例关系,而且需要得到使用价值的补偿,即以各种各样的物质形态进行补偿。这里的实物补偿不应是狭义的用什么补什么,而应当是同样使用价值的物的补偿。实物补偿是马克思理论对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理论贡献,对于今天经济发展仍有着指导作用,但广义的实物补偿如何实现并不清楚,尤其是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该补偿如何实现不明确。
2.马尔萨斯人口论。马尔萨斯指出,食欲和是人类的“本性的固定法则”,是超社会的自然存在,是由人类的本性决定的。从这两个公理出发,马尔萨斯提出了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的两个级数的假定。马尔萨斯认为,如果不能控制人口的增长,不断增长的人口将会耗竭我们这个地球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马氏人口论从人的本性出发,是基于实现人类社会长久可持续性的。
3.李嘉图等价。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表达了一种推测:在某些条件下,政府无论用债券还是税收筹资,其效果都是相同的或者等价的。他指出,政府的任何债券发行都体现着将来的偿还义务,在将来偿还的时候,会导致未来更高的税收。如果人们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会把相当于未来额外税收的那部分财富积蓄起来,结果此时人们可支配的财富的数量与征税的情况一样。李嘉图等价目前仍是理论经济学争论的中心,究其原因就是关于人的后效性的假设是否成立,如果没有后效性,债券就是非中性的,该命题也就不成立。
4.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历史悠久,主要通过三个方向,一是以分工理论为基础,研究分工对经济发展的促进,这其中既包括古典时期的斯密,也包括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二是以生产函数为起点,研究经济增长,如索罗新古典增长模型;三是通过凯恩斯的有效需求论研究经济增长,如哈马模型等。这些增长理论虽然是跨代模型,但完全以市场为基础,只考虑价值替代,不考虑实物替代,也就是假设资源无限或资源可完全再生,根本就没有考虑资源制约。
二、世界文化类型比较[2]
钱穆先生从两个方面对世界文化进行了分类比较:
(一)从文化发生的源头来考察,世界文化可以划分为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商业文化
第一,内倾型和外倾型的不同。农耕文化起于内在的自足,无事外求,故常内倾;游牧、商业文化起于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故常外倾。外倾精神之发展,一方面是科学,另一方面是宗教;内倾精神之发展,一方面是政治,另一方面是道德。
第二,“安、足、静、定”与“富、强、动、进”的不同。农耕文化是自给自足,而游牧商业文化需要向外推拓;农耕文化是安稳的、保守的,商业文化是变动的、进取的;农耕文化趋向于安足性,是足而不富,安而不强;而游牧、商业文化趋向于富强性,是富而不足,强而不安。
第三,和平性与侵略性的不同。游牧、商业文化由于内不足,必须向外进取征服,遂产生了强烈的“战胜与克服欲”。 农耕民族“不求空间之扩张,惟望时间之绵延。”
(二)从文化的个性特质来考察,世界文化可以划分为青年文化、壮年文化、老年文化
大抵中国主孝,欧西主爱,印度主慈。故中国之教在青年,欧西在壮年,印度在老年。青年性的文化或称孝的文化,壮年性的文化或称爱的文化,老年性的文化或称慈的文化。在中国,无论有多少儿孙,年龄多大,只要“上事老人,则仍为子弟,仍是青年也”。在西欧,人一成年即要独立,在外奔波谋生,无暇顾及父母、子女,“其一生之为壮年期者独久,故曰常带壮年性。”在印度,人们常抱消极、顿世的人生态度,青年即得子,中年即得孙,“印人之一生,独以老年为特久,故曰其带老年性。”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相比有着如下特点:
1.不求空间之扩张,唯望时间之延续,其特性重在可持续。面对地球村时代的来临,空间扩张在可预见的一定时期不再继续,人类发展必须建立在时间延续上。
2.常葆青春不衰之活力,坚持在继承基础上的进步,其特性重在生生不息之发展。人类的延续是发展的生机,青春不衰源于一代又一代新鲜血液的涌入,而后效性就是青春活力的保证。
比较而言,中华文化更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可持续文化基础的优选。
三、儒家文化与可持续发展
(一)儒家文化的社会制度构建
第一,以宗族为单元的社会信用制度。“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的爱强调差别,在这种差别的基础上构建社会秩序。由于血缘姻亲的天然性,这种差别化的信用体系节约了巨大的交易费用浪费。这与基督教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以及后来发展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形成了强烈反差。平等割裂了人与人之间的自然纽带,改而求助于上帝或法官,社会成本巨大浪费。作为西方文化的代表,美国社会法律费用庞大,这一点从律师人数就可以证明,据统计,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0%,但律师人数却占世界律师人数的70%[3]。家族宗法以道德约束为主,但又不限于此,私刑在儒家社会里是允许的,比如父亲可以打孩子。
第二,基于男女差别的社会分工制度。男女有别,是儒家社会分工体制的又一根本。与西方夫妻间要求的相互理解不同,相互理解强调夫妻双方的竞争,在彼此不断征服过程中实现均衡;中国的夫妻之间强调相敬如宾,尊重彼此由于性别导致的生长环境和习惯的差别。基于对差别的承认,夫妻之间有着明确的社会分工,男耕女织、相夫教子等等。这样一方面可以大量节省在竞争中的社会成本浪费,一方面可以避免西方壮年文化的子女和老人的无人照顾。即使在西方,社会选择的结果也最终是男女有着基本确定的职业方向。
第三,基于祖先崇拜的后效约束制度。儒家没有对某一神祗的崇拜,却有着对祖先的崇拜。封妻荫子是对祖先的最大告慰,遗臭万年是所有在世人的最大的敬畏。《孝经》上讲:“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孝之终也”。身后名作为道德约束不只限定着每个人普通人,从皇帝到贵族无不因此战战兢兢,这种跨带的约束机制可以很好的保证发展不因某一代人而破坏其持续性。祖先崇拜并不是盲从,《十三经注疏》在“无后为大”下有注云:“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
第四,以土地和自然为归宿的社会投资制度。在儒家社会,个人层次的提升并不伴随着家庭的迁移,不论做多大的官或者取得多大成就,还乡是一个最终的结果。落叶归根是儒家社会的体制,这一体制保证了对土地和自然的持续的投资机制,社会储蓄的主要投资方向在于对土地的返还性持续不断投入。“有土斯有财”,这是儒家社会的基本认识。以土地和自然为归宿的投资确保了后代至少可以和当代享有同样的自然环境。
第五,以天人合一为理念的自然敬畏制度。儒家的自然观是敬畏天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从而达到天地人之间的协调统一。这种理念强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维持生态平衡,“天人合一”的内涵说明了人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应该尊重自然界的普遍规律,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
(二)儒家文化与可持续发展
儒家文化的重建对于可持续发展实现具有现实意义:宗法制度可以节约大量的社会交易成本,东亚经济的兴起也多因于此,血缘姻亲目前为止还是儒家文化圈的人与人关系的基础;男女分工有利于减少竞争中的无效花费,更有利于对后代的培养和对老人的赡养;祖先崇拜有利于约束人的当下行为,心存敬畏从而着眼长久;以自然为投资对象确保了可持续的长久性;对自然的敬畏可以有效抑制“与天斗其乐无穷”的机械唯物主义。我们认为,儒家文化的推广将会推动可持续发展经济理论的产生。
参考文献:
[1]宋东林,郭砚丽.可持续发展的分析框架与制度安排[J].北方论丛,2008,(3).
[2]陈曙光.钱穆的“文化类型说”评析[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6).
[3]熊昱彤.律师人数居世界第一:美国律师不能随便考[N].环球时报,2001-09-21(16).
[4][美]斯坦利布鲁.经济思想史[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入居辽东之初，努尔哈赤一再申谕：“今诸申、尼堪全都是汗的国人”1。正是从这满汉一体的思想出发，努尔哈赤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强制手段来促进满汉民族间的互相渗透。
其一，强制满汉人民迁居杂处，同耕共食。
明天启元年，后金天命六年(1621年)，大量满汉军民风尘仆仆地来到辽东，居无定处，亟须安置。努尔哈赤为了稳定人心，首先对满汉人等实行了“计丁授田”，即“一男种粮田五垧，种棉田一垧”2，在牛录额真统一管理下进行以户为单位的独立生产，并且纳粮当差，“每三男耕种一垧贡赋的田，二十男当中一人当兵，同时二十男中一人应出差”3。这样，不仅解决了军饷、兵源等方面的问题，同时，也将满族人丁和汉族人民一起固着在辽东土地上，使满汉人民处于杂居共处之中。与此同时，努尔哈赤又源源不断地迁徙大批女真人进入辽东，“以其部属分屯开(原)、铁(岭)、辽(阳)、沈(阳)”4。为了解决这些大量内迁的满族人民的吃住问题，努尔哈赤于天命六年(1621年)11月又下令：“辽东地方的尼堪(指汉人)的房屋与诸申(即女真人)合住，粮食同吃，分田耕种”5。这种强制满汉人同住、同食、同耕的办法，实际上是要汉人民户供奉满人的吃住，要将家中“有多少斛、多少升(粮)如实报告。按诸申的人口计算，一个月每人给四升粮”6。这样势必大大加重了汉族人民的负担，激起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
为了控制、镇压汉族人民的反抗，努尔哈赤采取将部分新征服地区的汉人迁离故土的办法。其中一部分汉人被迁移到满族的故乡。因为大量女真人随军或迁移到辽东，这样就需要大量的汉人去填补。因此，努尔哈赤下令，已经入居辽东的“诸申的房屋、田地、粮食，全部交给移来的尼堪”7，用以安置这些迁离故土而来塞外的汉人。另外一些汉人则被迁到满人居住比较集中、或者其统治势力容易控制的地方。1621年7月，努尔哈赤在辽东的脚跟尚未站稳，镇江、汤站、险山诸堡的汉人就开始叛逃，投奔据守辽东沿海诸岛的明将毛文龙，引起了努尔哈赤的警觉。于是，他立即下令“迁镇江沿海居民于内地”，“迁金州民于复州”8。天命七年(1622年)占领广宁城后，“以河西所降各城堡官民移之，渡河至辽东(此指辽阳一带)”9。这时的辽阳已成为后金的统治中心，把大量汉人迁来辽阳，是为了便于控制，有利于巩固后金政权的统治。天命八年(1623年)复州的汉人叛逃，先是大规模屠杀，然后又将这一带汉人迁到早已迁居了大量满人的海城、鞍山，再将这一带的部分满人迁到复州等地。天命八年(1623年)7月，阿敏贝勒发给的文书中要“四十四村、一百二十九户”的汉人住到满人集中居住的耀州、海州、牛庄等城镇及其附近的村屯，除其中“秦守备管辖的作席、桶的五村十一户”10，属于有特殊技艺专作记载外，其他汉人身份不明。但据1624年正月，努尔哈赤有“在析木城、金塔寺、甜水站、威宁营的城的周围十里、十五里有粮的人都进城居住”11的指令，我们可以据此推断这“四十四村、一百二十九户”的汉人中绝大多数都是“有粮的人”，即富人，或是有功于满人、得到满人信任的人。其中像王秦顺、吴扬凯那两户汉人，令其住在“耀州北的布兰泰牛录的诸申住的赵家庄”12，无疑属于后者。
总之，强制满汉人民互相迁居杂处的结果，加强了满州贵族的统治，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在客观上有利于不同民族间的互相了解和互相接近。
其二，强制推行政治体制上的一体化。
随着被征服地区的扩大，俘获人口的激增，努尔哈赤开始进一步强制推行政治体制上的一体化。他把大部分辽东汉人及黑龙江流域归附而来的女真人，通过强制手段，将一部分户口纳入八旗之中，由八旗派出官员统领，一部分汉民编制八旗的情况，从现存的官书文献资料来看，《清实录》、《满洲实录》几无记载，惟《满汉老档》偶有涉及。从《满文老档》记载来看，当时辽东汉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汉人户口是被编入八旗之中的。努尔哈赤进入辽东以后，根据“拒者俘之，降者编为民户”(《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的原则，除了俘虏作满人奴隶外，所有归降汉人，大部分还被编为民户，有一部分被纳入八旗的牛录之中，在牛录额真监督下劳动。天命七年(1622年)正月，努尔哈赤下令：“把在抚西获得的尼堪们给各自的贝勒、各自的额真考察后，可以任命领催人。把辽东(指辽阳)获得的养猪的尼堪、绣匠等有用的尼堪，要收入在辛者库(汉语：管领下食口粮人)牛录新得五百男人中。要和八贝勒庄合住的尼堪，给牛录的人。牛录的人可以(把他)算入自己的数内”13。“领催”是牛录属下的低级官员，一般每牛录下设五个领催人。显然那些抚顺最先归降的汉人，以及和八贝勒庄合住的汉人的户口，无疑是编入八旗的。辽阳归降的汉人养猪、绣匠这些“有用的”即有技艺特长的汉人也是被编入八旗的。当时在盖州沿海一带还有“八旗煮盐的尼堪”14，大概也是属于这种情况被编入八旗的。此外，我们还应注意到另一个情况，即原来居住辽东的汉人户中的“有粮的人”，一部分隶于八旗，一部分仍任用汉官进行管理，而那些没有粮的穷人，努尔哈赤采取了收捕和屠杀的政策。天命九年(1624年)努尔哈赤对去盖州、威宁营一带清查户口和粮食数字五牛录额真说：“要全面调查五牛录的汉人，……将没有粮的收捕”15。那些被收捕的没粮的穷人，后来努尔哈赤竟然下令屠杀了。那些免于屠戮的幸存者后来也都作了满人的“包衣”，亦称“阿哈”(即奴仆)。他们对于主人处于严格的依附地位。他们的身份是世袭的，永远被剥夺了应试的权利，亦可被主人转赠和买卖，他们处于满族社会的最低层。
对于那些强制隶入八旗的汉人，尽管他们的户口隶于八旗，但他们与入居辽东以前的八旗中的汉人不一样。对于户口编入八旗的辽东广大汉区的汉人民户，努尔哈赤规定由八旗派出官员管理。天命七年(1622年)四月，努尔哈赤命“在各旗分驻的地方，任命该旗的人为官员；原来在那城管辖下的地方的人，无论什么消息，都要听从任命的官员，兵仅服从该管的额真”16。按照过去八旗制度规定，兵、民同属一个额真管理。八旗属下户口，既是兵户，又是民户。而现在兵丁和民户是分开管理的，兵丁仍归原额真管理，而户口隶于八旗的汉人民户，由八旗派出官员管理。尽管如此，但辽东的广大汉人和满族八旗丁口，都在八旗官员的统领之下，同一个政令，努尔哈赤政治体制一体化的目的是达到了。
其三，生产方式方面的一体化政策。
努尔哈赤在1621年进入辽东地区以后，颁布了“计丁授田”，实行“按丁编庄”，这是对女真社会生产方式的一次重大变革，也是在生产方式上满汉一体化政策的重要步骤。
努尔哈赤早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就根据明朝辽东地区的屯田制，在女真社会中，局部地推行牛录屯田制，以每牛录出丁男10人、牛4头，专门在空旷土地上垦荒耕种，以收获的粮食储于官仓，以备食用。这种牛录屯田制是带有封建农奴制性质的。这说明在进入辽沈以前，女真奴隶制中已经出现了封建制的因素。
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努尔哈赤攻掠抚顺，得归附汉人千余户。如何处理这些封建制度下的汉人民户?对于处在两种生产方式岔道口的努尔哈赤来说，这是一次关键性的选择。努尔哈赤采取了明智的抉择，没有按照惯例，把他们降作阿哈(奴隶)，而是“命安插抚顺所降民千户，父子、兄弟、夫妇毋令失所，……并全给以田庐、牛马、衣粮、畜产、器皿，仍旧明制设大小官属”17。即按照明朝的制度设置官属，令汉民从事农业生产，维持原来辽沈地区的封建制生产方式。
后金天命六年(1621年)，努尔哈赤攻占了辽沈，实行“计丁授田”，即将辽阳、海城一带三十万日(每日约合6亩)土地，以及辽东五卫及金州、复州、海州、盖州四卫交出的无主田地三十万日，按照丁口授于满汉人户。当时并规定，每l丁男，种粮田五日、种棉田一日，每3个丁男种官田一日，每20个丁男征l丁当兵，以l丁应公差。“计丁授田”，把土地分为官田和份田，官田所收，作为劳役地租，奉献给后金国家。而份田所收则为“一家衣食，凡百差徭，皆从此出”18，即为满汉人户衣食来源。
天命十年(1625年)，努尔哈赤又实行“按丁编庄”，即将“每男丁十三人、牛七头，编为一庄，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每备御给与一庄”，“一庄男丁十三人、牛七头、田百日。其中二十日纳官粮，八十日供自己食用”19。二十日纳官粮的土地，是庄丁用自己的生产工具耕种八旗各级首领的土地，产品也是作为劳役地租奉献给各级统治者的。另外八十日土地，是庄丁自己经营，为其全家衣食来源。
总之，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地区以后，所实行的“计丁授田”，“按丁编庄”，都是八旗各级统治者占有土地，而作为劳动者的满汉丁口，占有一部分份地，他们向各级统治者缴纳租税，负担徭役。满汉人丁与八旗各级统治者的人身依附关系，也不像奴隶那样有严格的人身隶属关系。与以往那种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关系有根本的不同。再就产品的分配形式来说，满汉丁户，已经有自己经营和支配的份地，对于国家和各级统治者，他们奉献出劳役地租。因此，无论是从土地的占有形式，还是从人与人之问的关系，以及产品的分配形式，都发生了与原来根本不同的变革。即基本采取了原来辽东地区封建制的生产方式。当然，这种变革是很不彻底的。在这种封建制的生产方式中，仍然保留有大量奴隶制的残余。但不管怎样说，这种生产方式的变革，使得本来在不同生产方式下生活的满汉人民，基本上统一到同一个生产方式之下，同步前进。随着封建制生产方式的逐步确立，生产方式方面的一体化，在努尔哈赤时期，基本上实现了。
其四，语言习俗方面的一体化。
语言是人类互相交往的工具。既然满汉人民同居共室，没有共同语言是不行的。满人是征服者，满族是统治民族。所以满族统治者把满语作为主要语言(称为国语)，强制在汉人中推行。但是大量汉人的存在，数量众多的汉人仍旧使用汉语，作为主要的交往工具。而汉语经过几千年的提炼，语汇是极其丰富的。所以努尔哈赤在进入辽沈以后，一切地名、官名、日常用语，都依从汉语。甚至满族人之间互相交往，亦有用汉语的。所以汉语在当时并不是禁用的语言。特别是为了入主中原，取代明王朝的需要，迫使满族统治者不得不学习汉语。努尔哈赤本人，就熟谙汉语，而且十分注重学习汉语。所以尽管满语是强制推行于满汉之间的主要语言，但汉语仍是互相交往的通行语言。两种语言并行不悖，促进了满汉之间的互相沟通和互相渗透。
其次，强制剃发(即男子剃去周围头发，顶上留发结辫垂在脑后)，是努尔哈赤人居辽沈以后，习俗方面的又一一体化措施。努尔哈赤攻城掠地之后的第一项政令，就是剃发留辫。事实上剃发在当时已超出了一般的习俗范围，而是作为一条拥护还是反对后金统治的政治标准。这项有损汉民族尊严的措施，曾经引起辽东汉人的强烈反抗，这是努尔哈赤的失策之处。但是，它毕竟用强烈地手段使满汉民族在主要习俗上趋向一体化。
再就是婚姻关系方面。在征服辽东的战争中，努尔哈赤为了笼络汉人降将，曾将自己的孙女(其第七子阿巴泰之女)嫁给降附的明辽东抚顺守将李永芳，号称李驸马。后又以宗族女，嫁与李延龄(又名李率泰)。也曾以宗族女嫁与因密报军机而立功的抚顺商人佟养性，称佟为“石乌礼额驸”。在进入辽沈以后的几年中，满汉民间通婚情况，史乘几无记载。但是既然在后金建国后，并不禁止满汉通婚，因此在两个统治集团，在低层平民中，两个民族通婚，都曾是十分普遍的现象。特别是进入辽沈以前，女真人入边，掳掠汉人与之通婚，屡见不鲜。而进入辽沈以后，满汉人民同居共室，又怎么能骤然终止通婚呢?再说，我们在主要史籍中，尚未发现入关前有限制满汉通婚的任何记载。因此可以推断，除了上述的满汉之间通婚事例外，满汉民族间互相通婚应该说是不乏其人的。
努尔哈赤统治辽沈地区以后，之所以要不遗余力地强制推行其满汉一体化政策，是有其原因的。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努尔哈赤早就深受汉文化的熏陶，他善于学习汉民族先进的东西。
努尔哈赤兴起于明王朝日益腐败之际。努尔哈赤祖父因给明军作向导，死于战火。他在袭祖、父职任卫指挥以后，“继祖父之志，仍学好忠顺”20，并“时送所掠汉人，自结于中朝(指明廷)”21，得到明廷信任。先后加升都督职衔，晋封为龙虎将军。努尔哈赤少年时代曾投在辽东守将李成梁部下，“每战必先登，屡立战功，成梁厚待之”22，因此而与李成梁及其子李如柏结下十分密切的关系。明人有说“建酋(指努尔哈赤)与成梁谊同父子”23，亦有说“如柏兄弟与奴酋有香火之情”24。《国榷》卷八三谈迁则说，努尔哈赤“幼孤育于成梁，年十六遣归本部”。上述记载是否属实，姑且不究，但至少可以说，努尔哈赤与李成梁父子关系非同一般，而这种关系对于努尔哈赤成长以及他对辽东汉区的了解都是至关重要的。努尔哈赤本人受汉文化影响很深，他十分注重学习汉民族先进的经济文化，信任有才干的汉人。据朝鲜《李朝实录》卷七零记载，早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有人就在建州女真“见折(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人龚正六……。老乙可赤(即努尔哈赤)号为师付，方教老乙可赤子书，而老乙可赤极其厚待”。努尔哈赤手下还有个歪乃，“歪乃本上国人，来于奴酋处，掌文书”25。萨尔浒之战中被俘的朝鲜人亦亲见“胡人(指努尔哈赤)文书，辽人董大海、刘海专掌”26。可见，努尔哈赤身边掌笔墨的秘书之类的人物，主要是汉人。这些有一定文化修养的汉人，在女真社会中必然产生很大的影响作用。甚至努尔哈赤的亲信侍卫亦有不少汉人，“高皇帝创业之初，有洛翰者，本姓刘，中原人，以庸至辽。初给事于建州，颇勤俭有勇力。高皇帝赏识，拔为侍卫”，深得努尔哈赤信任，“倚如左右手”27。总之，努尔哈赤自幼年一直受明封为龙虎将军，多次到北京朝贡，经常来往于辽东汉区，广为结识辽东守将，甚至身边文武侍卫都用汉人，耳濡目染，深受汉文化的熏陶。他熟悉汉话，能读汉文书籍。《满文老档》记载努尔哈赤的训谕中，对于中国古代典章文物非常熟悉，言必称汉唐，奉明制为圭皋。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努尔哈赤对于中原，特别对辽东的山川风物，明廷弊政了如指掌。明人也承认，“辽人兼辽兵、辽马、辽饷，努酋(指努尔哈赤)习知”28。所有这一切，都为努尔哈赤入居辽沈以后所推行的满汉一体化政策奠定了基础。
其次，努尔哈赤当时处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即进入辽沈地区之后，民族矛盾尖锐、激烈，生产方式差异悬殊。显然，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作基础，努尔哈赤是很难在辽沈地区站稳脚跟的。努尔哈赤正是明智地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把强烈推行满汉一体化政策，作为他立国定政的基础。在当时条件下，如果完全照搬辽东汉区的政治制度和封建制生产方式，这既不可能，又不现实。因为刚刚跳出奴隶制生产方式的满族社会，对于经营农业经济，并未达到十分熟练的程度。而一直习惯于游牧生活的女真人，一下子完全把他们固着在土地上，这也是很难办到的。而女真贵族奴隶主，也并不愿意一下子舍弃他们旧的特权。因此，把封建农奴制这种带有过渡性的生产方式，加诸满汉两族人民的头上，既不完全使汉族地区的生产方式作一次大的逆转和倒退，而对满族社会来说，也只是在旧的奴隶制的生产方式上向前迈了一小步，并不触及女真贵族的根本利益，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应该说是明智的政策。
需要进一步探索的是，努尔哈赤的这种满汉一体化政策，究竟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客观上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首先，努尔哈赤的一体化政策的强制推行，客观上缩短了满汉民族之间，在生产方式、政治制度方面的差距，大大加速了满族社会的封建化进程，使一个经济文化本来比较落后的民族，在较短的时间内，由于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迅速地赶上了辽沈地区的先进经济文化，从而逐步填平了满汉民族之间差别的鸿沟。辽沈汉区的先进的封建经济文化，对满族社会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满族社会要在很短时间内弥合这一差距，必须克服来自各方面的阻力。而努尔哈赤强制推行的一体化政策即是在努尔哈赤不自觉的情况下，用暴力手段，扫除来自各方面的阻力，从而逐取缩小，以至最后填平了两者之间的差距。
其次，努尔哈赤在辽沈地区推行的一体化政策，又在客观上促进了满汉民族之间的交往和渗透，巩固了辽沈这块根据地。这对于后来皇太极占据整个辽东，以至最后清王朝入主中原、统一全国，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当然，这种强制推行的一体化政策，本身就包含民族压迫、民族歧视的内容。满族作为统治民族，使广大汉族人民沦于被奴役的地位。但这种政策，毕竟使两个不同的民族处在一个共同政体中，这本身就扩大和加强了满族社会的力量。如果没有早期辽沈地区人民提供的物质财富，如果没有早期辽沈地区人民的兵源补充，努尔哈赤，特别是皇太极，又何以能扩建汉军八旗，又何以能得到千军万马，而最后打败明残余势力，以致最终入主中原。这就是清王朝为什么在入关之初仍旧把辽东当作它的大后方和根据地，入关以后满族统治者要将这些早期占领区的辽东汉人算作是“佛满洲”(即老满洲)的缘故。甚至在清奠都北京以后，“各衙门俱用旧官，正官俱用满人和辽人为之”29。显然，在清朝统治者的眼中，辽人已和满人具有同等地位。这一切，使我们不能不追溯到努尔哈赤时期的一体化政策。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努尔哈赤的一体化政策是在暴力强制之下推行的，是伴随着残酷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甚至是在野蛮的屠杀政策之下推行的，曾给满汉广大人民，特别是给汉族人民带来空前的灾难。一方面给刚刚挣脱奴隶制枷锁的女真人民重新戴上农奴的锁链，另一方面又使辽东广大汉族人民沦于农奴的地位。而在女真的大量拖克索田庄中，依旧严重地存在着严重的奴隶制残余，这些正是努尔哈赤强制推行的一体化政策的局限之所在。
总之，努尔哈赤人居辽沈以后强制推行的一体化政策，从总体上来看，对满族社会的进步，对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有其客观的历史作用。努尔哈赤在其临终的前一年，曾十分自得地说：“我的国人，过去分别住在各自的地方。现今诸申、蒙古、尼堪，全部住在一城，像一家人一样生活”30。我们从努尔哈赤这些粉饰太平的言辞中，可以窥见这一客观的历史作用。那就是，满汉人民在强权之下，杂居共处，互相交往，互相渗透，逐步在生产方式、政治制度等方面日趋一致，从而促进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共同发展。我以为，这是努尔哈赤一体化政策的主要方面。
参考文献：
[1]《满文老档·太祖》卷二八。
[2][3]《满文老档·太祖》卷二四。
[4]《山中闻见录》卷三。
[5][7]《满文老档·太祖》卷四七。
[6]《满文老档·太祖》卷三零。
[8][9]《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八。
[10][12]《满文老档·太祖》卷五六。
[11][15]《满文老档·太祖》卷六零。
[13]《满文老档·太祖》卷三二。
[14]《满文老档·太祖》卷五八。
[16]《满文老档·太祖》卷四一。
[17]《清太祖实录》卷五。
[18]《天聪朝臣工奏议》上卷。
[19]《满文老档·太祖》卷六六。
[20]《筹辽硕画》卷首，努尔哈赤考。
[21]《燃藜室记述》第七册21。
[22]《山中闻见录》卷一。
[23]《明神宗实录》卷四六二。
[24]《明神宗实录》卷五八零。
[25]《李朝宣宗实录》卷七一。
[26]《燃藜室记述》卷七四。
[27]《啸亭杂录续录》卷三。
[28]《明神宗实录》卷五一七。
一、传统多元化战略的弊端
1、多元化战略会带来决策上的延误
管理大师彼德•杜拉克说过：“一个企业的多元化经营程度越高，协调活动可能造成的决策延误就越多”。例如，1999年，可口可乐发生饮用中毒事件，百事的恩里科反应迟钝，未能利用此事促进百事可乐的进一步发展。
2、企业不能仅以市场机会为依据，冒险进入不熟悉行业，而应该充分考虑企业自身的资源和能力，如企业管理者的知识水平和经验、信息、市场网络、资金等。如果不考虑这些因素，就会不可避免地造成行业选择不当，对新业务领域的陌生，就无法进行有效的管理，结果多元化不但不能分散经营风险，反而会加大风险力度。三九集团投资部的刘贻胜在谈到集团的兼并时感慨：“对于药业的企业我们比较有把握，到那里看一下，就知道这个企业该不该兼并，能不能救活，但对于其它产业的企业，我们也说不清到底怎么样，是好是坏。”有些被兼并的企业不但没有给企业带来盈利机会，反而成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3、多元化战略容易使企业决策者缺乏理智，盲目自我膨胀。巨人集团的史玉柱在反省巨人的失败时说他们当时犯了“四大失误”，其核心是急功近利的“盲目追求发展速度，盲目追求多元化经营”的决策失误。过度的自我膨胀，将会因为企业能力和资源的有限而显得力不从心。
4、企业在实施多元化战略的过程中逐渐放弃了原先的优势行业，从而使企业经营战略目标变得模糊。春都集团在多元化扩张的过程中，忽视了火腿肠这个看家本领。在人才、技术、设备上有着明显优势，对企业至关重要的屠宰工序，春都居然转让给了原料供应商们，主营业务大幅萎缩。最不应该的是，它在面对竞争时竟然用降低产品质量的办法来降低生产成本，火腿肠的含肉量一度从85%降到15%，以致春都职工把自己生产的火腿肠戏称为“面棍”。
二、企业选择多元化战略应具备的条件
1、多元化战略是一种扩张战略，企业应当在原有行业取得成功的情况下，根据一两件突出的成绩，才能够考虑选择多元化战略。也就是说，企业至少在某一行业取得成功，即在该行业占据了相当稳固和非常有利的地位，主要业务经营良好，基础扎实，才能选择多元化扩张。
2、公司具有合理的治理机构。现代公司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信息不对称的委托关系。公司经营者往往更倾向于公司的短期业绩和扩大经营的规模，以提高他们自己的声誉和权力，由此引起所有者利益的损失。这种损失称之为成本。为了降低成本，就需要建立有效的制度，以激励和约束经营者，使其为公司所有者的利益而尽力工作，这种制度就是公司的治理结构。一般来说，公司治理结构主要由股东大会、董事会和作为执行机构的经理层三个层次组成，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企业控制权的配置和行驶；二是对董事会、经理人员和普通员工的监督以及对他们工作绩效的评价；三是激励机制的设计和实施。公司治理结构的正确设计和有效运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司的经营绩效。
多元化战略需要公司拥有一个合理的治理机构，要设法让企业经营人员感觉到事业成功而带来的愉悦，这样他们才会更加努力地工作，这样，企业战略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就可以大大增加。
3、人力资本的充足。多元化战略使企业涉足到一些崭新的行业领域，企业自身资源和能力的不足往往会导致事倍功半，甚至失败。员工杰出的才能会弥补企业在新行业业务知识方面缺乏的不足，这就需要企业拥有充足的人力资本。
4、公司具有良好的融资能力。多元化战略需要企业投入相当大的资金，无论是通过内部发展还是外部兼并，都需要巨额的资金作为保障。单个企业自身的资金数量是非常有限的，为了满足多元化战略对巨额资金的需要，企业就应当拥有良好的融资渠道。
三、多元化发展与企业可持续成长
实现企业可持续成长归根结底就是实现长寿，做大做强，这就需要建立和环境相适应的动态竞争优势，实现成本的降低或增加产品的歧异性或兼而有之。多元化经营的优势主要有风险分散；实现范围经济；内部交易化；税收优势；信息优势；销售增长率最大化等等，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多元化经营的负面效应也很明显如管理跨度增大；新行业的进入壁垒；对新业务不了解和缺乏经验以及资源分散使用等等。这些负面效应带来的风险处理不当很有可能给企业带来灭顶之灾。所以在进行多元化过程中要慎重行事，选择好进入的行业以及进入的时机、基于核心能力、适度多元化。
1、选择恰当时机
企业实施多元化经营时必须进行市场宏微观环境分析,并需要综合考虑企业竞争实力等情况，选择恰当的时机。如果企业自身竞争实力很弱，即与同行相比在现有核心业务领域中竞争地位很落后，一般情况下不宜做多元化经营的考虑。在这种情况下，除非企业具有远见卓识，真正把握了基于企业核心能力新业务未来发展的趋势，找到比现有业务更有增长潜力的发展机会，而自身又正好具有抓住该新机会所需的实力，才可以考虑采取多元经营战略。如果企业自身竞争实力确实很强，在现有业务领域中与同行相比竞争地位不弱，这种情况下，同时找到了适当的基于核心能力新的业务增长点时，可以优先考虑多元化经营；当企业尚未找到基于核心能力新的业务增长点时，即使企业有强有力的竞争优势，企业也不宜多元化，而是应该考虑进一步积累竞争优势，积极寻找可做多元化发展的新的基于企业核心能力的业务增长点。
2、基于核心能力
潘拉海拉德和哈梅尔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多元化经营的企业就像一棵大树，树干和树枝是核心产品，较小的树枝是经营单位，而树叶、花、果实则是最终产品，提供抚育、营养和稳定性的根系是核心能力。一棵树从生根发芽开始，到长成参天大树，根系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可见一个企业要想在多元化经营中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核心能力。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瑶，因患肠癌医治无效，不幸于2004年11月7日晚在上海逝世，年仅38岁。他身后留下的是6.2亿个人资产。均瑶集团当初以航空业为突破口，继而进行对乳业、酒店业、房产业等资本高投入的行业迅速扩张，大部分公司名称和产品名称均采用企业创始人的名字定名，这种采取通用名称的综合品牌战略，显示了一个成功企业家敢为天下先的果敢与魄力，成功的塑造了自己的个人品牌形象，进而将他延伸到众多的行业领域，这在一个企业初创时期无疑降低了市场推广成本，获得了高速成长。与均瑶集团多元化发展相比，同样以其企业家命名的本田株式会社，从一个摩托车修车铺发展成为世界知名跨国公司。均瑶集团选择了竞争日趋激烈、而且是资本密集度高、回报周期长、利润较低的航空业、乳业、房地产业。没有基于自己的核心能力，对自己的多元化发展制定出一个清晰的规划。与均瑶集团比较，本田公司也热衷于多元化发展，刚开始做摩托车，而后搞汽车、割草机、发电机、小型飞机，几乎是这些领域内的冠军，但有一点和均瑶集团不同，本田始终围绕以“优秀的动力”为品牌核心价值进行产业多元化发展，并且始终根据这一核心价值，围绕自己擅长的“小型发动机”技术，创建了一个上天入地的产业王国，成为世界500强中的第41强。
依据国际通行的标准，将60岁以上人口算作老龄人口，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超过10%或7%的地区，即可看作是进入了老年型地区。2000年，我国步入老年型国家，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同世界其他国家大致相同，同时也呈现出自己的一些特点，如老龄人口规模大、增长速度快、地域分布不平衡、高龄化趋势明显等。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是在本国家或地区完成工业化后，在经济比较发达的情况下到来的，因此，其对老龄化的承受力强。而我国是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出现的，老龄化进程与经济发展不同步，发达国家是“先富后老”，而我国是“未富先老”。我国是个人口大国，人口老龄化必然会给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带来方方面面的影响，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1.导致老年抚养系数上升。人口老龄化意味着退出劳动岗位的老年人口比重增加，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人口减少，老年抚养系数上升，即被赡养的人口增加。人口年龄结构预测表明，老年抚养系数从1970年起一直上升：1975年为12.9%，1999年为13.5%，2010年为17.4%，2030年为37%，到2050年则进一步上升为47.5%，劳动年龄人口与老年人口之比接近于2：1。(熊必俊：《人口老龄化与可持续发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5页)尽管少儿抚养比有下降趋势，但由于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大大快于少儿抚养比的下降，老年人口赡养费用也要比少年儿童抚养费用多得多，因此，劳动力成本会大大提高，这会降低产品的竞争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
2.影响劳动力的供给结构和数量。随着我国老年人口的增多，人口的老龄化最终将导致劳动力不足和劳动力年龄结构高龄化。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是技术密集型行业，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靠的是科学技术，劳动年龄人口老龄化的不利影响较小。而我国属发展中国家，多是以体力要求为主体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由于不同年龄劳动力在体力、精力和适应力等方面的差异，我国劳动力供给结构和数量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3.影响扩大再生产。国民收入在分配使用额时分为积累和消费两大部分，积累资金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在国民收入一定的情况下，积累基金的增长，意味着必须压缩消费基金。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使国民收入中用于老年人口的退休金、医疗费用和福利费用等消费基金的压缩极为困难，这不但消耗大量经济增长的成果、加重国家财政的负担，而且导致积累基金减少，特别是生产性基金减少，影响扩大再生产，降低经济增长率。
4.引起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变化。老年人的衣食住行有着许多同青壮年不同的特点。老年消费群体的日益扩大，直接会引起社会消费结构的变化，从而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动。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第三产业尤其是生活消费服务业的水平比较落后，远远不能满足老龄人口的物质文化和生活的特殊需要。
5.不利于社会的稳定。老年人口因其体力下降、智力退化，必然导致自我抚养能力的衰减，而加重对别人的依赖，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目前，我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家庭结构趋向小型化，照料老人的人力资源不足，大大弱化了家庭养老的能力。受经济基础和社会发育程度的严重制约，现阶段社会保障体制还不完善，老年人经济自养能力不足，尤其是农村老年人基本上完全依靠子女，这将加重家庭的经济负担。随着老年人数的增加，给家庭经济收入和家庭消费水平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容易引起代际矛盾，如果处理不好，就有可能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
二、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措施
1.制定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长期人口发展规划。目前，我国总人口已达到13亿，庞大的人口基数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因此，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必须认真执行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继续控制人口增长，保持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同时，在农村的总和生育率不变的情况下，适当提高城镇的总和生育率，使城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二胎，防止家庭结构“四、二、一”格局的出现，减缓城镇的老龄化速度，降低对老年人的供养系数。这既能控制人口增长，又可以防止老龄化速度过快，推进老龄化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2.大力发展经济，提高对人口老龄化的承受力。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是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提前到来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极不协调。在2020年之前，我国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将始终处在60%以上，虽然劳动力的平均年龄在提高，但在劳动力的总量上将长期处于供大于求的状况。在人口老龄化高峰到来之前，我们应充分利用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黄金期”，大力发展经济，使社会财富日益丰富起来，提高对人口老龄化的承受力，为适应老龄化的高速发展和高龄社会的到来奠定物质基础。为此，我们要做到：（1）加快科学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2）把老龄产业作为老龄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增长点，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缓解社会的就业压力，促进经济繁荣。（3）利用地域间老龄化程度的显著差异，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实现地域间的优势互补，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3.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安老体系。老年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应根据老年人的自身特点，逐步建立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老年照料服务体系、老龄政策法规体系，使老年人的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问题基本得到解决。（1）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政策法规，健全老龄法规体系，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2）建立一个公平与效率兼顾、基金来源多渠道、城乡有别和社会养老与家庭养老相结合、多层次的与经济水平相适应的养老保障体系，以保障老年的基本生活和基本权利。（3）发扬我国尊老、敬老、养老的优良文化传统，继续发挥家庭养老在解决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和情感维系方面的作用。（4）加快社区养老社会化服务进程。针对老年人尤其是高龄老人生活自理能力差的特点，大力发展社区服务，补充家庭养老功能的不足，将社区工作的重点转向为全体老年人提供日常生活护理、文化娱乐及其他精神慰藉的服务上。
4.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提高老年人口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可以使一部分消费人口转化为生产人口，弥补劳动力的不足，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逐步提高退休年龄。我国以59岁为劳动年龄上限是50年代根据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人均预期寿命确定的。50年来，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已大大提高，人均预期寿命已延长到70岁，适时提高劳动年龄的上限，可以有效开发利用劳动资源，使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供养系数保持在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水平上。（2）鼓励低龄老人再就业。一般来说，低龄老人仍具有充分的精力，可以继续工作。对老年人应进行继续教育和职业培训，提高他们的科学技术水平和适应技术发展的能力，选择适当的工作岗位继续为社会提供服务，减轻家庭、社会的经济压力，保持社会生活的正常进行。（3）提倡健康老龄化。健康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群体大多数健康长寿，不仅体现为寿命的延长，更重要的是寿命质量的提高。实现健康老龄化，不但可以促进老年人才资源的开发利用，并且可以减少医疗开支，减轻国家的财政压力。
【关键词】赤桉挥发油气相色谱-质谱联用蒸馏时段
赤桉Eucalyptuscamaldulensis是桃金娘科桉属植物，具有速生、高产、优质、耐寒能力强的特点，在我国广东、广西、福建、湖南、浙江、云南、四川等地均有栽培。赤桉是广西中部地区的主要速生林品种之一，其木材被广泛应用于造船、枕木、人造板和造纸方面［1］。该树种枝叶繁茂，叶片富含挥发油，开发桉叶油资源是提高赤桉综合利用价值的有效手段。田玉红等［2］曾对赤桉叶油的化学成分进行了研究，其主要成分为1,8-桉叶油素、α-蒎烯、蓝桉醇、乙酸松油酯、α-松油醇等，鲜叶中主成分1,8-桉叶油素的含量为50.17%，在医药和香料工业具有一定的开发价值。如何在生产中进一步提高1,8-桉叶油素的含量，从而提高桉叶油的品质，是赤桉叶油生产所要面临的问题。
目前桉叶油的生产都是采用传统的水蒸气蒸馏工艺，蒸馏时间是影响桉叶油的质量的主要因素之一［3，4］。为了更好地指导生产，本文对赤桉叶油的化学成分与提取时间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1仪器与材料
1.1仪器QP5050A型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日本岛津公司）；挥发油提取器。
1.2材料赤桉叶采自广西黄冕林场波寨分场，经黄冕林场生产科陶明有工程师鉴定，样品经自然风干后备用。实验所用试剂皆为国产分析纯。
2方法
2.1赤桉叶挥发油的提取
2.1.1总赤桉叶挥发油的提取将200g阴干的赤桉叶切成1～2cm2的碎片，于挥发油提取器中按常规水蒸气蒸馏法提取6h，静置分层后读取挥发油的体积［5］。油被收集下来经无水硫酸钠干燥后，进行成分分析。
2.1.2不同蒸馏时段赤桉叶挥发油的提取称取200g阴干的桉叶样品切成1～2cm2的碎片，于挥发油提取器中按常规水蒸气蒸馏法提取，控制水的回流速度为4～5ml·min-1，分别收取0～10min（馏分1）、10～30min（馏分2）、30～60min（馏分3）、60～180min（馏分4）、180～360min（馏分5）5个时间段的油相成分，各馏分挥发油充分静置至油水分层后读取挥发油体积［4］。馏分1得到挥发油3.48ml，馏分2得到挥发油1.38ml，馏分3得到挥发油0.56ml，馏分4得到挥发油0.56ml，馏分5得到挥发油0.30ml。油被收集下来经无水硫酸钠干燥后进行成分分析。
2.2气相色谱-质谱工作参数
2.2.1气相色谱条件DB-1型弹性石英毛细管色谱柱（J&WScientific,USA），规格为30m×0.25mm×0.25μm；采用程序升温：60℃保持1min，升至140℃(3℃/min),再升至170℃(2℃/min),继续升至250℃(8℃/min),于250℃保持5min；载气为高纯氦气；柱前压47kPa，分流比1∶50，进样口温度250℃，接口温度230℃。
2.2.2质谱条件EI电离源，电子能量70eV，电子倍增器电压1.5KV，质量扫描范围33～550amu，全扫描方式。
3结果
3.1不同蒸馏时段赤桉叶油的提取率赤桉叶挥发油的相对提取率（体积分数）随着蒸馏时间的延长而降低。在0～10min时段相对提取率为55.41%，10～30min时段为21.97%，30～60min时段为8.92%，60～180min时段为8.92%，180～360min时段为4.78%。
3.2不同蒸馏时段赤桉叶油的化学成分按上述GC-MS条件对总赤桉叶挥发油和不同蒸馏时段的挥发油馏分进行分析，得到总离子流色谱图。经分析鉴定，总赤桉叶油确认了53个组分的化学成分，占总离子流出峰面积的94.14%。0～10min馏分鉴定了36个成分，占总峰面积的98.39%；10～30min馏分鉴定了51个成分，占总峰面积的97.12%；30～60min馏分鉴定了58个成分，占总峰面积的92.60%；60～180min馏分鉴定了46个成分，占总峰面积的89.28%；180～360min馏分鉴定了32个成分，占总峰面积的87.93%。采用计算机对各峰质谱图进行NIST标准谱库的检索，根据质谱裂解规律进行核对，参考标准图谱和相关文献确定其化学结构［5～7］，利用峰面积归一法计算各组分的相对含量。结果见表1。
表1不同蒸馏时段赤桉叶挥发油的化学成分（略）
“-”为未检测出
由表1可见不同蒸馏时段的赤桉叶挥发油成分相差很大,在0～10min和10～30min馏分中基本上以单萜类化合物为主,倍半萜类化合物的含量皆不足10%。随着蒸馏的进行，倍半萜类化合物的含量和种类逐渐增加，单萜类化合物的含量相应减少。在180～360min馏分中约70%的化合物为倍半萜类化合物。
4讨论
不同蒸馏时段的赤桉叶油中，主成分1,8-桉叶油素的含量也相差很大。在0～10min馏分中1,8-桉叶油素的含量达到了76.86%，在10～30min馏分中为53.67%，而在30～60min，60～180min，180～360min的馏分中则分别只有19.49%，4.72%，1.64%。说明1,8-桉叶油素在蒸馏的前30min内，大部分已蒸出，且相对含量大大高于在总挥发油中的相对含量（47.35%），这对提高赤桉叶油的品质和1,8-桉叶油素的分离提纯非常有利。
【参考文献】
［1］祁树雄.中国桉树，第2版［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2：44.
［2］田玉红，刘雄民，周永红，等.赤桉和本泌桉叶精油的化学成分研究［J］.精细化工，2005，22（12）：920.
［3］张燕君,陈利芳.蒸馏时间与互叶白千层精油主要化学成分及出油率关系的研究［J］.林产化学与工业,2002,22(3):33.
［4］田玉红，刘雄民，周永红，等.不同蒸馏时段的粗皮桉叶精油的化学成分［J］.中国中药杂志，2006，31(19)：1641.
［5］H.Li,J.L.Madden,B.M.Potts.VariationinvolatileleafoilsoftheTasmanianEucalyptusSpeciesII.SubgenusSymphyomyrtus［J］.BiochemicalSystematicsandEcology,1996,24:547.
一、和谐企业文化是企业持续有效发展的保证
1.实现企业目标需要和谐。企业作为经营组织，要创造经济效益，追求日益增多的利润，这是企业的目标和价值所在。在经济全球化和经营信息化日趋加速的今天，企业间的竞争逐渐扩展到文化层次上，企业文化成为满足市场深层次需求和消费理念的重要保障。具有远大战略眼光的企业与整个社会越来越趋向“共生”关系，企业内部、企业与社会各方面也不断趋向要求更高的和谐发展。企业应以效益优先为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坚持统筹兼顾，妥善解决各种经济社会矛盾，有效地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实现企业自身持续有效和谐发展的根本目标。
2.企业发展的动力来源于和谐。企业的发展既是生产力的发展，也是生产关系的发展，两者的落脚点都是人自身的发展，而要实现人自身的良性发展，最根本的基础条件是和谐。没有一个良好、大气的创业氛围，国有企业这座庞大、复杂，需多方配合、齐心协作才能正常运转的机器，很难高速、高效、稳定前进。在企业内部，干部之间、干群之间，都需要营造和谐工作氛围。人与企业共同发展的和谐，竞争与合作双赢的和谐，以及法治、德治相辅相成的和谐是企业保持蓬勃生机的根本，“和谐”是企业保持永恒动力的核心支柱。
3.优秀企业文化的本质就是和谐发展。构建优秀企业文化的基础是和谐发展。发展才能创造更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使职工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生活更加和谐。只有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我们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才能形成更完善的分配关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才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才能不断满足广大职工多方面的需求。近年来，中原油田在广大干部职工心中牢固树立“一盘棋”的思想，倡导“三合、五同、五共”，积极培育个性鲜明、时代感强的“中原石油文化”，充分体现了和谐的基本原则，有力地促进油田生产经营的健康发展。
二、以和谐企业文化构建企业内部的整体和谐。
1.坚持以人为本，激发员工责任意识。企业切切实实把员工当作企业发展的最重要的资源，从管理制度、用人机制及激励措施上，全面提高员工的知识水平、工作技能和敬业精神，对待所有岗位的员工严格要求、一视同仁，真正体现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企业做到尊重员工、善待员工，关心员工的生活福利和职业的生涯成长。随着企业效益的增长，全面提高员工的工作生活质量，包括工资福利、民主管理权利、进修培训机会、事业成长空间及家庭生活条件等。对那些甘于现状、不思进取特别是缺乏敬业精神的员工，则必须综合运用经济、制度、思想政治工作等多种手段，催其奋起。实现“人尽其能，才尽其用”的企业运作机制，形成争创一流的企业理念。
2.坚持继承与创新，营造和谐的企业文化。人的全面发展靠文化，企业持续有效发展同样离不开文化。企业应该不断丰富文化内涵，营造弘扬先进文化、做新时代中原石油人的浓厚氛围。一是抓教育，按照“分层次、按专题、系统抓、讲实效”的思路，保持正确的文化建设导向。大力加强职工科学文化素质教育、思想道德教育，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职工队伍。二是抓学习，以“建成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的企业共同愿景确定团队愿景、个人愿景，从而打造整个企业的“命运共同体”。三是抓素质，构建企业文化的长效机制。引入军事管理的行为准则、组织纪律和考核手段，以军队的整齐划一推进员工的行为养成，使企业管理达到高度的统一。
3.创建学习型组织，实现企业全面发展。学习型组织是企业未来发展的趋势，一个企业只有成为学习型组织的时候，才能保证有源源不断的动力，才能具备快速应变市场的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员工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作用，也才能实现企业满意、员工满意和社会满意的最终目标。通过有效的激励，使全体员工树立“创业、创新、创效”的意识，培养坚持终身学习，长盛不衰的学习毅力，持续提高政治素质、道德水平、知识程度和技能等级，将分散在每个员工头脑中的知识、信息和经验整合成巨大的力量推动企业的成功与发展。
三、以和谐企业文化推进企业外部的广泛和谐。
1.坚持降低成本，提供优质产品。这是企业的最基本职能，也是企业存在的最大价值。企业提供给市场的产品必须是高品质的，能为用户带来更多功效，同时企业还要为用户（间接也是为整个社会）节省投资，这样的企业才能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创造最大的价值。国有大型企业以其具有的较之其它企业更为雄厚的资本优势、技术优势和政治优势，完全能够依靠持续的科技创新不断降低生产成本，提供质优价廉的产品，并以此控制整个市场的大局，引导市场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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