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夕诗句经典古诗

导语：在七夕诗句经典古诗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第1篇

关键词：古典诗词 天文知识 语文教学

我国是世界上天文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早在三千年前，《尚书·尧典》就有年、月、日、旬、四季和闰月的概念，并有以星象来确定季节的描述。中国古代的天文学不是指研究天体、宇宙的结构及其发展的科学，而是指人们对日月星辰等天象和山川物候等地形的认识、理解和应对策略。中国诗歌历史悠久，古代诗人对于大自然的观察、热爱和感悟，使得诗歌与天象联姻，诞生了许许多多奇美瑰丽的诗篇。从《诗经》《春秋》等儒家经典到唐诗、宋词等诗词佳句，都有对天象和物候知识的描述。面对浩瀚无边的天空、闪烁不定的星辰，古人浮想翩翩，创作出了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牛郞织女等美丽的传说，展现了古代人民对天体现象的理解和想象，这些篇章为中国的诗歌宝库增光溢彩，成为我国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后来的科学家研究天文提供了宝贵的资料[1]。

古人沿着黄道和赤道之间把天上分为二十八星宿，依据它们的出没来定一年四季二十四节气[2]。他们把二十八个部份归纳为东方青龙、北方玄武、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四个大星区，每一个大星区有七个星宿。大火星是二十八宿之一，以色红似火而得名，是古代妇孺皆知的星相。大火星在春天傍晚时出现于东方地平线上，好似东方远处的一团火焰，就像是特意来点燃人们盼望播种的希望之火。大火星在夏历的六月黄昏时出现在正南方，是正中和最高的位置，到七月黄昏时位置开始偏西向下移动，古人称之为“流火”。《诗经·七月》中的“七月流火，九月授衣”[3]。就是指农历七月的时候，大火星越过子午线流向西天下沉，是秋季开始的第一个月；九月份来临的时候，开始分发棉衣以作御寒的准备。从这两句诗也可以看出，早在上古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了行星移动和季节变化的相互关系了。北斗星是天空北方排列成斗状的七颗亮星，在古代是指示方向和认识星座的重要标志。《小雅·大东》篇所写的“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就是指箕宿星形状象簸箕，但不可以象簸箕一样用来处理谷物；斗宿星象古代盛酒的斗，但不可以用来盛酒舀浆。金星是除太阳和月亮之外天空中最明亮的天体，早上出现在东方时又叫启明星、晓星、明星，傍晚出现在西方时也叫长庚星、黄昏星。近距离接触太阳的金星，接收的阳光比地球多了一倍，笼罩金星的厚密云层将大部分阳光反射到空间，从而使它变得光彩夺目。《小雅·大东》中有“东有启明，西有长庚”的记载，就是古代对不同时期出没的金星的一种描述。东方青龙中的商星经常在黎明时出现于东方，西方白虎中的参星永远在黄昏时出现在西方，两颗星相距很远、此出彼没，不能同时在天空中出现。杜甫在《赠卫八处士》中写道：“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就是指人生动辄如参、商二星，此出彼没，不得相见；今夕又是何夕，咱们一同在这烛光下叙谈。诗人借参商两星描绘了乱世中人生离别的痛苦和难以相见的哀愁，从离别说到聚首，诗人悲喜交集，表达了强烈的人生感慨。

在天文现象中，中国古典诗歌与之最密切广泛的联系对象当推月亮[4]。古诗中有着大量的咏月诗，洋洋洒洒，难以计数。“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除了日出日落、昼夜更替之外，在所有的天象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圆缺变化的月相了[5]。这种月相变化，本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古人将它们与个人的情感自然的融合在一起，创作出了高雅深邃的艺术意境，产生了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被名家评为代表之作，传诵至今。寥寥数语，勾勒出一幅清新而略带凄凉的图画：晨光未露，微风轻拂，柳丝漂摇，一弯如钩的残月挂在天际，表达了作者在友人即将作别天涯时的凄凉心境。白居易在《暮江吟》中写道：“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前两句写夕阳落照中的江水，后两句写新月初升的夜景。诗人流连忘返，直到初月升起、凉露下降的时候，看到江边的草地上挂满了晶莹的露珠，一弯新月初升，如同在碧蓝的天幕上悬挂了一张精巧的弓。

在长期的生活中，古人直接将日月星辰神话化，构思出了许多优美动人的传说。织女星位于银河西岸，在夏秋的夜晚是天空中主要的亮星之一，而且出现的时间也长。牵牛星位于银河的东岸，与织女星遥遥相对，也是夏秋夜晚天空中主要的亮星，光度为太阳的八倍。传说织女是天帝的孙女，长年织造云锦，自嫁给河东的牛郎后，就中断了织锦，天帝大怒，责令她与牛郎分离，只准每年七夕相会一次[5]。《诗经·小雅》中写到牵牛和织女时，还只是作为两颗星来写的。“跂彼织女，终日七襄”是指织女星从开始出来一直到它落下地平线大概需要七个时辰。东汉时期佚名诗人的《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诗歌借助牛郞织女两星的神话传说，附绘真挚缠绵的人间情爱，细微传神地刻画织女望牵牛的伤感之情。三国时期的曹丕在《燕歌行》中也有“牵牛织女摇踵望，尔独何辜限河梁”的诗句，以清冷的月色来渲染深闺的寂寞，以牵牛星与织女星的“限河梁”来表现思妇的哀怨，表达了女子内心对丈夫的思念和不绝如缕的柔情[6]。

有些古代诗歌对天文现象的描写并不直接表现某一天的象形体，而是间接地截取某一天象的外在特征，加以艺术化的象征和隐喻[7]。杜甫在《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中写道：“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诗人站在塔上登高远眺、目击长天，宛如置身天宫仙阙，眼前仿佛看到北斗七星在北窗外闪烁，耳边似乎响着银河水向西流淌的声音。诗人借所看到的天象和景色抒写对唐朝政局山河破碎、清浊不分的忧虑之情。此外，中国古典诗词在美学上注重开拓象征与隐喻的艺术功能，追求含蓄蕴藉的审美境界。天狼星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古诗中涉及对天狼星的描写方面，充分呈现了这一特征。如屈原在《楚辞·九歌·东君》中写道：“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苏轼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前者写太阳神的英俊潇洒，刚毅正直，举长矢射掉天狼星，为楚除害，实际上是用天狼星暗指楚国之敌——秦国。苏轼的词目则着墨于出猎者的胆气胸襟，其渴望为国效命的热忱跃然纸上。“西北望、射天狼”，矛头直指侵犯北宋的辽国与西夏。两首诗词对天狼星特性的直观把握，予以象征寓意，生动而含蓄地表达了艺术目的和主观情感。

中国的古典诗词的确是中华文化中的明珠瑰宝，是珍贵的文化遗产。有些诗词赋予日月星辰以审美的诗性，有些诗词赋予天象以浓烈深挚的主体情感，从而达到借景抒情、以物明志的艺术目的，生动而曲折地反映了旧社会的阶级矛盾，也抒写了劳动人民的真挚情感。因此，我们在欣赏古典诗词时，适当地学习、挖掘一定的天文知识，对于明确把握日月星辰等天象的借代意义、准确理解作者当时的心理感受、更好地欣赏作品中展现出来的社会风气和时代背景等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1]刘海涛.中国古代天文历法教育探析.滁州学院学报.2007，9（1）：54-56.

[2]刘桂华.古代文化史知识与中学古诗文教学.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2，20（7）：118-120.

[3]鲍亚民.古诗中的天文知识.语文漫谈.2010，1：6.

[4]易铭.古诗与天象之关系简论.学海.1998，4：101-104.

[5]卫世福.古诗和月相.家庭与教育.2002，7：30-31.

[6]李小成.《诗经》中的天文星象.唐都学刊.2010，26（2）：92-95.

第2篇

（一）常见鸟类特征与内涵分析古人之所以将日常所见的事物化作诗中的意象来宣泄情感，并能由后人约定俗成的传承千年。

是由于该种事物，如鸟类本身的习性、气质、形象、生活习惯同作者所要表达的某种情感之间存在着关联，并且这一关联被后人不断加以证实、发展、认可，才最终得以确立。例如鸳鸯，常常被用来表现情人间的真情挚爱，夫妻间的生死之恋，是因为鸳鸯出现在世人眼中时，大多是成双成对，形影不离。古人认为鸳鸯经日结伴并游，用情专一，其一死，其一也就忧思不食，憔悴而死。《尔雅释地》：“南方有比翼鸟，不比不飞，其名谓之鹣鹣。”［1］这里形容的就是鸳鸯。尽管现实情况中鸳鸯伴侣并非生死相随，只是在繁殖期间接触密切频繁，令人产生“鹣鲽情深”的感慨。但是，鸳鸯成双已经成为固定的模式在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用以歌颂爱情的忠贞不移，婚姻的牢不可破。杜鹃也是常见的一种鸟类。春夏之际，杜鹃鸟会彻夜不停地啼鸣。杜鹃的口腔上皮和舌头都是红色的，古人误以为它“啼”得满嘴流血，因而引出许多关于“杜鹃啼血”的传说。它那凄凉哀怨的悲啼，常激起人们的多种情思。白居易《琵琶行》中有“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2］杜鹃啼血还有另一个典故传说，是有关古代望帝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文》辑《蜀王本纪》载：“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望帝以鳖灵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鳖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惭愧、自以为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授之而去，如尧之禅舜。……望帝去时子规鸣，故蜀人悲子规而思望帝。”［3］还有一种说法，它的叫声类似"不如归去"，所以代表思乡之情。被迫流离他乡的人们，每当听到它那“惯作悲啼”的鸣叫，许多愁肠百结的人心酸肠断，尤其是在面对战乱之后，半壁江山、举国飘零、无处可依，这种情感在此时得到淋漓尽致的升华与宣泄。杜鹃被称为“冤禽”“悲鸟”“怨鸟”，无数文人墨客为杜鹃吟咏诉冤，杜鹃被定位为一种哀惋、至诚、悲愁的象征。大雁在古代曾被用来传递书信，因此常常被作为对远方亲人的怀念。古人的文学作品中常见的情景便是如此：每当鸿雁飞过，总盼望着能借它之口带一声问候；又因为大雁秋日南归，春日北去，所以经常被世人作为思乡代言。薛道衡所作《人日思归》：“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

（二）鸽子特征与内涵分析

自然物的特征中融入深厚的人文精神，能够传递丰富的信息。同以上几种具有明显个体特征的鸟类相比，鸽子的生活习性也颇有趣味，足以成为文人墨客们宣泄心中块垒的代言。1．归巢性鸽子具有很强的记忆力，同时它又具有本能的爱巢欲与很强的归巢性。鸽子雌雄不双飞，古人“飞鸽传书”正是很好地利用了鸽子的这一特点。《开元天宝遗事》卷一：“张九龄少年时，家养群鸽，每与亲知书信往来，只以书系鸽足上，依所寄之处飞往投之，九龄目之为飞奴。时人无不爱说。”［4］宋代江少虞撰《事实类苑》卷六十三《鸽寄书》：“古诗云：袖中有短书，欲寄双飞燕。诗意以燕春去秋来，似可寄书，故偶然耳。今人则养鸽通信，皆非虚言也。虽至外数千里，纵之辄能还家。蜀人有事至京师者，以鸽寄书，不旬日皆达。及贾人船浮海，亦以鸽通信。”［5］可见，在宋代信鸽通讯已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2．性情温顺不同于身手敏捷、残酷锐利的老鹰，不同于高傲脱俗的鹤；也不同于作息时间异于他人，性情乖戾的猫头鹰，更不同于食腐肉的乌鸦。鸽子性情温顺，容易驯养，同人类关系密切且悠久。据现存资料所载，我国养鸽有着悠久的历史，甚至可以可追溯到殷代，殷墟妇好墓中曾出土精美的艺术品玉雕鸽。据四川芦山县汉墓出土陶镂房上的鸽棚推断，最迟在公元206年民间已有养鸽之风。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七《蜀无兔鸽》引戴祚作《西征记》云：“开封县东二佛寺，余至此见鸽大小如鸠，戏时两两相对。”［6］戴祚是晋宋间人，晋末从刘裕西征姚泓，至开封县始识鸽。“戏时两两相对”，这句话正说明人们已熟悉了鸽子习性，把鸽子作为驯养。至北朝时期，由于鸽子长期被人驯养，与人相处时对人已不惧畏。《魏书·崔光传》记载：“（崔光）崇信佛法，礼拜读诵，老而逾甚，终日怡怡，禾曾恚忿。曾于门下省昼坐读经；有鸽飞集膝前，遂入于怀，缘臂上肩，久之乃去。”［7］鸽子“飞集膝前，遂入于怀，缘臂上肩”，正是由于人类的驯养使得野性逐渐泯灭，鸽子才可以如此随意、轻松自在的与人玩耍。3．信鸽竞翔鸽子被驯养后，其温顺的性情、强烈的归巢性以及较快的飞翔速度，使得它们成为新的娱乐项目。唐明皇虽然身为皇帝，同样喜欢为自己争取民间的乐趣。鸽子在古代又称“鹁鸽”，据史料记载唐明皇曾养过鸽子，并被呼之为“飞奴”。《开元天宝遗事》：“明皇宫中养鸽；号曰半天娇。”“飞奴”“半天娇”等是唐明皇给鸽子取的各种优雅的名字，并常以“斗鸽”为戏，打发时日。南宋高宗赵构同样迷恋养鸽，以至于到了不理朝政的程度。有一首打油诗讽刺的就是赵构的行为：“万鸽飞翔绕，朝暮收放费工夫；何如养取云边雁，沙漠能传二圣书”。明代中叶，人们已用鸽子竞翔取乐，并组织了相应的“放鸽会”等团体。清朝时，养鸽业不断繁荣发展，并且从国外引进了大批的优良名鸽品种。尤其到了清末民初，无论达官显贵、八旗子弟，还是走卒贩夫、顽童老翁，以豢鸽放飞者大有人在，少则畜养一二十只，多则至数百只。可以这么说，没有一项鸟类娱乐可以像信鸽这样老少咸宜，通俗皆可，人人都可以从这项活动中得到娱乐。4．与佛教的关联佛教故事中有着很多鸟类，曾有鸽子为怯懦小人的传说，当然这只是教育世人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与其他鸟类的明显区别在于，鸽子并非杂食性鸟类，它仅以粮食为食，不食虫蚁等活物。鸽子颜色多样，但最常见的通常以白、灰、黑、或以上几种颜色相间的雨点色为主。其中，纯白的鸽子给人以圣洁、宁静的秀美感，灰鸽子则具有朦胧的雾态美，其羽毛的灰色如同禅房中静谧香炉缕缕轻扬的青烟，又如同雨后的青石板，素洁端庄。鸽子叫声低沉而有节奏，这些特点与端庄肃穆的庙宇在一起，展现在世人眼前的是无与伦比的和谐。

二、文学作品中的鸽子形象与其它鸟类对比

鸟类形象在托物言志的诗歌中占有不小的比重。纵观一部恢弘浩荡的《全唐诗》，其中仅标题中有雁的便有九十多首，例如有鲍溶的《归雁》、陆龟蒙的《孤雁》、吴融的《新雁》，标题中乌鸦的诗有九十多首，如李白作《乌夜啼》。涉及鹤的有一百七十多首，提到鹰的有二百四十多首，而正文中含乌鸦的有七百三十多首，提到雁的有一千九百多首，写鹤的有两千一百多首。至于莺莺燕燕，雀鸠鹦鹉，杜鹃鸳鸯，鹧鸪鸡鸿，更是不计其数。相对比较冷门的是鸥与黄鹂，标题中写鸥的还有十余首，宋词中更是禽鸟争鸣。与它们相比，鸽子出现的频率未免过低，不过鸽子的出现场所比较集中，它们大多拥有同一个特殊的场景———寺院。

（一）现实色彩的佛门怖鸽与浪漫的其他鸟类

鸽子在佛教中最被广为传诵的故事是“怖鸽”的传说：从前有一只被老鹰追逐的鸽子，吓得到处乱飞，老鹰还在继续追逐。佛看到这种情况，就用自己的身影遮蔽鸽子，使老鹰找不到鸽子就逃走了。鸽子消除了恐怖，重新获得了安全。“怖鸽”的典故由此流传开来，翻开《全唐诗》，其中涉及鸽子的诗篇基本都是围绕佛寺展开：孟浩然《泊庐江闻故人在东寺以诗寄之》“闻君寻寂乐，清夜宿招提。石镜山精怯，禅枝怖鸽栖。”钱起作《题延州圣僧穴》“定力无涯不可称，未知何代坐禅僧。默默山门宵闭月，荧荧石昼然灯。四时树长书经叶，万岁岩悬拄杖藤。昔日舍身缘救鸽，今时出见有飞鹰。”贺朝《宿香山阁》“暝上春山阁，梯云宿半空。轩窗闭潮海，枕席拂烟虹。朱网防栖鸽，纱灯护夕虫。”喻凫《寺居秋日对雨有怀》“隐几客吟断，邻房僧话稀。鸽寒栖树定，萤湿在窗微。”皮日休《奉和鲁望同游北禅院》“鱼惯斋时分净食，鸽能闲处傍禅床。”许浑《冬日宣城开元寺赠元孚上人》“欲斋檐睡鸽，初定壁吟蛩。”从以上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出，石、山、树、藤是描写鸽子的诗篇中常见的自然景物，寂、默、静是与之相随的常见的意境，诗人们或者游玩，或者旅居，或者途经，于暝暝月色中登上富有历史感的古寺，朦胧静谧；听着钟声悠扬而深远的回荡，江潮一声声拍打着城墙，经过某扇亮着烛光的窗边，有僧人在诵读经书，鸽子与蝇虫清冷幽美，共同将这个静谧的夜晚添上些许生机。自从有了“怖鸽”典故，鸽子便常常在寺院中崭露头角，鸽子与山、石、水、灯、烛等共同组合成清幽古寺所特有的情境。杜荀鹤有《登山寺》，“有果猿攀树，无斋鸽看僧。”皮日休有《开元寺客省早景即事》，“鹤静时来珠像侧，鸽驯多在宝幡中。”山猿、果树、斋鸽、行僧、佛珠、佛像、宝幡，入目皆是与佛教有关的器物。鸽子能在唐代僧诗中占有如此高的比重是有原因的，自汉代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唐代佛教逐渐达到了鼎盛。武则天是精通佛理之人，不论目的是为了其权利虚张声势还是真心寻求解脱，她在位期间大兴佛寺，佛教得到充分发展。其后唐代各个皇帝也都崇佛尚佛，其间虽有唐武宗灭佛的事情出现，但这也同时说明了佛教的发展与兴盛。另外，唐代诗人大多漫游名山，借宿佛寺，于清雅幽静的寺院中无意瞥见一抹活跃的影子。同时，唐人追求圆润婀娜、生动柔和，这一信息我们从唐代佛像中就可看得出。佛像的造型也不同于南北朝时的清瘦飘逸，而是转向丰满端丽。这一时期出现的各种佛、菩萨像，显得雍容华贵，从外在形体而言，不同于鹤的飘逸劲健，黄鹂的婉转娇俏，鸽子的形体圆润饱满、色泽柔和典雅、姿态端庄、性情温顺，将其风度、性格、气质等人格化之后，我们不得不承认，将鸽子融入到有关寺院的题材诗歌中，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了。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意象，通常情况下，往往是作者的情感代表，即作品中的形象是抒情主人公自我形象的化身、主观情志的投射。在描写鸟类的作品中，或者化身为思乡的大雁，于千里外辗转徘徊、顾影自怜；或者化身为失侣的鸳鸯，为另一半的离去而悲吟哀鸣；或者化身为梁间燕子，春日呢喃、岁岁相见，充满着温情惬意；或者化身为浅滩鸥鹭，隐逸于浮沙白浪，看潮去潮来、流年偷换。另一种情况是作者借某种约定俗成的典故来表达对某种情境的看法，诗人有意塑造用以比拟历史或现实生活中的他者形象，从而表达自己对社会中某类人或仰慕、或厌憎、或嘲讽、或批判等等情感态度。如以群鸡聚食表达对物以类聚的小人的厌恶，讽刺乌鸦的贪得无厌来影射社会某一团体。我们不难看出，鸽子在诗歌中的意象表达，大多属于后一种情况。与其它鸟类相比，鸽子在情感领域所占的比重并不大。人们看到喜鹊，似乎就有喜悦感油然而生，每年七夕节，传说中牛郎织女可以鹊桥相会，可见人们对喜鹊的喜爱程度。乌鸦的出现令人不详，是由乌鸦的习性所决定的。乌鸦喜欢吃腐肉，皮毛颜色多为黑色，叫声过于喑哑，难以引起人们的喜感。另外，杜鹃令人叹惋，鸳鸯使人称羡，鸿雁让人产生春去秋来，一年将逝，游子未归的扼腕，白鹤与红霞并在，便体会到长寿与永生的意蕴。然而事实上，鸽子对于婚姻家庭的忠贞，丝毫不逊色于鸳鸯，传书的能力同鸿雁也足以抗衡。相对于其他鸟类富有浪漫情怀的文化内涵，诗人们似乎认为渺远静默的寺院更适合性情上与世无争的鸽子，与青山灰石的搭配不至于埋没鸽子的清冷色调，将鸽子作为一山一石等物质形象来刻画。所以围绕青灯古佛的“怖鸽”典型形象，便因为最能体现鸽子文化内涵而被保留了下来。从诗歌中可以看出，人们更愿意将鸽子拉入现实生活。作品中的鸽子在更多情况下是一种点缀场景的现实存在物，而非寓意深远的情感代言人。刘得仁《吊草堂禅师》：“乳鸽沿苔井，斋猿散雪峰。如何不相见，倚遍寺前松。”杨衡《送公孙器自桂林归蜀》：“旧户闲花草，驯鸽傍檐隙。挥手共忘怀，日堕千山夕。”宋之问《游云门寺》：“入禅从鸽绕，说法有龙听。劫累终期灭，尘躬且未宁。”在苔井边玩耍；于屋檐间隙栖息；围绕在游客脚边踱来踱去……读者读过诗篇后，这些鲜活生动的场景似乎立刻能够浮现到脑海中，不需要太多晦涩的典故，也不需要曲折的诠释解读。与其他鸟类相比，鸽子的形象在世人眼中，不仅简单，而且现实。

（二）娱乐的竞翔信鸽与抒情的鸿雁传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