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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环境经济学科的产生与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并引起社会普遍关注是分不开的。自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在追求经济增长的驱使下,人类对自然环境展开了大规模的前所未有的开发利用。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于战后重建家园的强烈愿望,一些工业化国家一味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表现出了空前的增长热潮。虽然在极短的时期内,人类创造出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同时,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大大加剧了对耕地、淡水、森林、矿产的消耗,引发了深重的环境灾难,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和不利影响。仅20世纪50~60年代的“公害”事件就曾使成千上万的人直接死亡。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环境问题与农业社会时期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不仅直接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健康,而且严重削弱了自然环境系统对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支持能力,给人类未来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这种严峻的环境形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公众的环保意识空前高涨,环境运动在发达国家开始蓬勃发展,一大批社会有识之士也加入到宣传环境保护的行列之中,最著名的莫过于1962年女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Rachel.Carson)写的科普著作《寂静的春天》引起的轰动。该书描绘了一幅由于农药污染所带来的可怕景象,惊呼人们将会永远失去“明媚的春天”。该书的问世,对公众的环境意识施加了重大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人类对环境与发展前景的关注。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开始对环境问题进行科学意义上的探讨。从20世纪50年代起,生物学、化学、地理学等自然科学开始对环境问题进行科学探索,主要是从技术的角度提出了环境污染的严重后果并提出了一些可行的解决方案,取得了比较重大的进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经济学者开始运用现代经济理论与经济学分析方法对环境问题进行重新思考,探讨环境与经济的相互关系、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根源以及解决环境问题的经济途径等课题。同时发现传统经济理论对环境问题认识的两大失误在于,一是低估了环境负外部性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广泛影响。仅仅把外部性当做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一种偶然、个别的现象,而忽视了在大规模开发与利用环境资源过程中外部性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普遍现象这一事实,因而产生了严重的环境后果。二是传统经济理论片面强调GNP作为衡量社会发展与进步指标的作用,而忽略了GNP增长所付出的环境代价。对环境问题的经济分析不仅使环境研究有了一个重要的新的分析视角,同时也进一步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在严峻的环境现实面前,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开始关注环境问题,这意味着环境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客观条件正在逐步成熟,随着大量的有关环境经济研究成果如各种关于环境问题的学术研讨会、期刊、教科书等的迅猛增加,环境经济学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形成,并且随着环境现实的发展变化与人们对环境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而得以迅速发展。其发展轨迹实际上沿着两个方向同时抑或交替地向前推进,一是微观环境经济分析的不断深入,二是宏观环境经济分析的不断拓展。
微观环境经济分析主要是在新古典框架内探讨环境问题的经济根源、治理途径以及与环境治理相关的费用效益分析方法与环境价值评估技术等内容。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环境问题的经济根源在于环境资源配置上的市场失灵以及政府干预产生的政府失灵。最初对市场失灵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外部性理论上。所谓外部性是指经济活动中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或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不一致现象,有负外部性与正外部性之分。前者是指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的情况,而后者则是指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的情况。一般认为,环境问题主要是由于负环境外部性所致。譬如工厂向外排放废气对空气造成的污染虽然损害了周围地区居民的利益,却往往并没有因此而承担相应的成本,而是将其直接转嫁给社会。这样一来,工厂就没有动机减少废气排放,从而造成空气的过度污染。下图简单描述了这一情形。图中P代表完全竞争市场产品价格,MPC代表厂商生产的边际私人成本,MSC代表厂商生产的边际社会成本,由于厂商并没有考虑污染排放给他人造成的损害,因此边际私人成本要小于边际社会成本。厂商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生产时将会生产Q单位的产量,此时边际私人成本等于边际私人收益。但如果按照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生产,厂商只应该生产Q[*]关水平产量,此时社会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收益一致。显然,由于厂商没有考虑生产的负外部性,生产水平超过了社会最优生产水平,从而产生过度污染。
运用外部性理论来解释环境恶化的原因实际上来源于庇古的思想。庇古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一书中就对此进行了分析,只是当初环境问题尚不突出,因此也就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罢了。不仅如此,庇古还提出了纠正外部性的办法——对引起外部性的活动征税或补贴(后者适用于正外部)。庇古税也因此成为环境经济学家们为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开出的最早的经济药方。看起来,外部性理论已经对环境问题进行了比较完美的分析,但很快人们就有了新的发现,这源于科斯1960年《社会成本》一书的发表。由科斯等人创立的产权理论为人们对环境问题的经济分析提供了新的工具。按照产权理论,环境问题的根源不是由于市场缺陷而是由于环境资源产权的不明确所致。哈丁(Hardin1968)关于“公地悲剧”的研究最能说明这一点。其大意是,在中世纪英格兰的一些农村地区,有供社区成员放牧的公地。当时做出这项制度安排的可能性原因有二。一是草地的细分存在困难,二是牲畜的食草范围难以控制。然而,社区成员为了从公地上获取最大利益,竞相增加牲畜头数,结果导致公地上出现过度放牧现象,进而造成公地退化,甚至毁灭的悲剧。经济学家们以公地悲剧为例说明如果没有排他性产权安排,必然会导致环境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因此,产权学派开出的治理环境药方是明确环境资源的产权,然后让市场来决定环境资源的配置。按照“科斯定理”,只要交易成本为零,不论产权界定给谁,市场都会实现最优资源配置的效果。产权理论并不是对外部性理论的替代,而是进一步丰富了经济学家们对环境问题的解释。在这两种理论的指导下,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以直接管制、征税、排污权交易等各种途径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政策。由于环境治理必然涉及到治理成本与治理收益两个方面,因此,费用效益分析这一基本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也自然被用来进行环境政策分析。环境经济学家认为,环境治理的目标并不是环境质量越高越好,因为随着环境质量的逐步改善,进一步改善环境的成本会越来越高,而相应地环境改善所带来的效益则会越来越小,因此,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分析,最优环境质量目标应是在环境治理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的水平上。环境经济学家们进一步发现,不同环境政策手段的效率与成本是不一样的,如何以最小的成本来实现既定环境目标也是环境经济学要研究的重要内容。与费用效益分析密切相关的是对环境资源的价值评估问题。因为环境资源本身是非市场交易产品,其价值不可能通过市场自动表现出来,也正因为如此,市场对环境资源配置才会失灵。所以,为了给环境资源“定价”,一系列环境价值评估方法如意愿调查法、旅行成本法、享乐价格法、生产函数法等也成了环境经济学不断探索的新领域。公共选择学派的兴起为人们探讨环境问题提供了又一个新的理论武器。以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重新审视了政府的性质与作用,将“经济人”概念进一步延伸到那些以投票人或国家人身份参与政治或公共选择的人们的行为中,即承认政府追求的也是某种特殊利益而不是全民利益,政府也有失灵的情况。公共选择学派的这一理论同样被环境经济学家们应用于对环境问题的分析,指出政府失灵也是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之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政策没有纠正现行环境市场价格与实际价格的偏离,二是一部分经济政策甚至人为地扭曲了市场价格,如不适当的资源补贴价格政策。当然,指出政府失灵也并不是完全否认政府在环境管理中的作用,甚至排除政府对环境问题的干预。环境经济学家的观点是,解决政府失灵的关键还是在于提高决策当局对环境问题的正确和全面理解,以及制定出可操作性强的政策措施。当然,这也有赖于经济学家们提出更好的理论解释和解决问题的办法。
微观环境经济分析主要遵循古典传统,从资源的角度对环境问题进行探讨,使经济学在解释与解决环境问题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但人们也同时开始意识到环境问题的恶化与经济规模迅速扩大是分不开的。因此,很有必要从宏观的角度来探索环境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揭示其相互影响的内在规律,并从宏观上提出协调环境与发展的战略措施。这也是宏观环境经济分析面临的主要任务。传统宏观经济理论主要讨论国民收入增长与就业问题,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主要包括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与国际收支平衡。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宏观经济学并没有把环境问题纳入其讨论范围。但是随着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环境问题的越来越严重,宏观经济理论与环境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开始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无论是宏观理论模型还是应用模型的研究都试图表明宏观经济发展与环境是怎样相互影响的以及环境与能源政策是怎样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等问题。当然对于这些问题的宏观分析可以应用很多不同的模型,如一些模型包含了很多描述环境方面的方程,而有些则包含很少这类方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梅多斯等人受民间国际研究机构罗马俱乐部的委托,就当前的增长趋势与未来人类困境关系进行研究,经过两年多的研究,他们于1972年提交了一份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建立了一个精心设计的以电子计算机模拟计算为基础的世界模型。模型包括决定全球经济增长和人类未来的五个基本因素:人口增长、粮食生产、工业发展、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并得出了“如果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以及资源消耗按现在的增长趋势持续不变,这个星球上的经济增长就会在今后100年内某个时候达到极限,最可能的结果是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这两方面发生颇为突然的、无法控制的衰退或下降的可怕结论。《增长极限》的发表,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关于人类增长前景的大讨论,也标志着环境问题开始正式纳入宏观经济理论模型的分析之中。随着人们对增长认识的不断深入,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思想。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这一思想很快被纳入宏观经济分析模型之中,使宏观环境经济分析有了新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也促使人们开始反思传统反映经济福利指标GNP的合理性。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如何建立把资源退化、环境破坏等影响因素包括在新的国民收入指标或者称为绿色国民收入指标的问题。随后,这一问题也开始逐步成为宏观环境经济分析的一部分。戴利在1991年发表的《避免不经济的增长》一文中提出了经济学家应该研究最优经济规模的观点,从新的角度探讨了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此外,对环境问题的宏观经济分析也逐步扩展到国际维度,如国际贸易与环境的相互影响、全球气候变暖的经济分析以及全球环境问题的共同治理等问题都可以用新的宏观经济模型进行分析。
总之,无论在国家范围内还是国际维度内,宏观环境经济分析在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环境问题、对环境政策的宏观经济影响进行评估、分析能源战略及其对环境与经济的影响以及分析国际环境问题中的合作与斗争等方面都有着重大意义。最基本的宏观经济模型如内生增长模型已经拓展到自然资源开发、污染排放以及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分析,宏观经济理论正在并将继续对环境政策产生重要影响。这些理论模型,对于正确理解经济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是很有裨益的。
科学发展观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所谓循环经济,是一种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经济活动,建立在循环利用基础上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为“资源利用—绿色工业—资源再生”的封闭式流程,所有的原料和能源在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利用,从而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控制在尽可能小的程度。“循环经济”一词是美国经济学家K·波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循环经济的提出促进了20世纪70年代关于资源与环境的国际研究,拓宽了80年代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把循环经济与生态系统相联系,90年代的知识经济研究给循环经济赋予高科技产业化和学习型社会的内容。循环经济要求运用生态学而非机械工程学规律来指导经济生产,既考虑工程承载能力,又考虑生态承载能力。在生态系统中,经济活动超过资源承载能力的循环是恶性循环,造成生态系统退化;承载能力之内的是良性循环,使生态系统动态平衡地发展。
环境保护与经济快速发展共存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由之路,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无数实践显示,循环经济能够以更少的资源消耗、更低的环境污染实现更大的经济效益。在全球环境基金第二届成员大会上,提出:“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环境,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以浪费资源和牺牲环境为代价,发展就不能持续进行。自然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人类社会发展需求却不断增长,如果这两方面关系处理不当,必然导致生态的恶化,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只有走以最有效利用资源和环境保护为基础的循环经济之路,可持续发展才能得到实现。”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贯穿到区域经济发展、城乡建设和产品生产之中,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最大限度减少废物排放,逐步使生态步入良性循环。”循环经济以协调人与自然为准则,模拟自然生态系统运行方式,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循环经济通过延长生产链条,推动环保产业与其他新兴产业的发展,增加新的就业机会,促进社会稳定发展;循环经济通过对自然资源的循环利用,可以从根本上达到节约资源的目的,缓解经济发展和资源不足的矛盾;循环经济是以保护生态和最有效的利用资源为特征,有利于产业结构向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的结构转变,促进经济结构向绿色化转型,有利于推动社会的科技创新和企业的技术创新,提高经济运行质量。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最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少。许多地方生态系统十分脆弱,生态环境恶化状况令人担忧,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公民的身体健康和我国的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保持较高的增长,但能源消耗量巨大,我们每创造1美元利润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目前,很多产品正面临资源和环境的双重约束。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势在必行,如不尽快走循环经济道路,则资源、生态、环境的问题必然造成生产成本上升,直接影响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高速增长时期,社会公众环境保护意识不强,因此,我国面临着比其他国家更大的资源和环境压力。只有高度重视并积极推行对循环经济的研究与实践,才能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经济模式和技术支持,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经济综合效益的最大化。同时,环境污染与生态安全问题还直接影响到人民的身体健康及生命安全,并随着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价值观念的转变将显得越来越重要。因此,立足于我国21世纪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国家的生态环境安全,推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是解决当前和今后面临的一系列重大资源、环境和经济问题,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有效途径。
二、正确理解发展循环经济的模式和原则
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三种模式:第一种是“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单向线性过程模式;第二种是以“先污染,后治理”为特征的“过程末端治理”模式;第三种就是循环经济模式,是“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多重闭环反馈式循环过程,强调最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从这一点看,循环经济就是生态经济,其出发点在于减少资源消耗、保护生态、实现环境和经济建设的协调统一。农业生产技术模式核心是劳动力与土地简单结合,以手工劳动为主要特征的小规模生产,生产过程基本不产生废物,产品直接来源于自然。因此,循环经济发挥作用的重点是工业生产,一般说来,循环经济在工业生产中的体现就是生态工业,基本原理是工业生态。1989年,原通用汽车公司研究部副总裁RobertFrosch在《科学美国人》上发表的《加工业的战略》一文中提出了工业生态学的概念。工业生态学是指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工业生产的一门新兴学科,将工业生产视为自然生态系统的封闭体系,将一个单元产生的废物作为另一个单元的营养物,这样,区域内彼此靠近的工业企业就可以形成一个相互依存、类似于生态食物链过程的“工业生态系统”。按企业、区域、社会三个层面,循环经济也可以分为企业小循环、区域中循环和社会大循环三种模式。企业小循环模式是指企业内通过推行清洁生产工艺、废料回收生产技术和推行污染排放的生产全过程控制,全面建立节能、节水、降耗的现代化新型工艺,以达到少排放甚至零排放的环境保护目标。区域中循环模式是指以生态工业链或生态产业园区的形式出现,把不同的工厂连接起来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使得一家工厂的废气、废热、废水、废物成为另一家工厂的原料和能源。这种生态链可以扩大到包括工业、农业和畜牧业在内的不同产业领域。社会大循环模式是指通过废弃物的再生利用,实现消费过程中和消费过程后物质与能量的循环,主要包括政府的宏观政策指引和群众的微观生活行为两个方面的内容。
“减量、再用、循环”(即3R)是循环经济最重要的实际操作原则。减量原则属于输入端方法,旨在减少进入生产和消费过程的物质量;再用原则属于过程性方法,目的是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利用效率;循环原则是输出端方法,通过把废物再次变成资源以减少末端处理负荷。换句话说,就是资源投入最小化、废物利用最大化、污染排放最小化、生态系统最优化原则。具体说来,针对产业链的输入端资源,通过产品清洁生产,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耗竭性开采与利用,并应用替代性的可再生资源,以期尽可能地减少进入生产、消费过程的物质流和能源流,对废弃物的产生和排放实行总量控制。生产者应通过减少产品原料投入和优化制造工艺来节约资源和减少排放;消费者应通过优先选购包装简易、循环耐用的产品,以减少废弃物的产生。针对产业链的中间环节,生产者应采取产业群体间的精密分工和高效协作,使产品废弃物的转化周期加大,实现资源产品的使用效率最大化;消费者应采取过程延续方法,最大可能地增加产品使用方式和次数,有效延长产品和服务的时间。针对产业链的输出端废弃物,提高绿色工业技术水平,通过对废弃物的多次回收利用,实现废弃物多级资源化和资源的闭合式良性循环,实现废弃物的最少量排放。针对产业链的全过程,通过对产业结构的重组与转型,达到系统的整体最优。以环境友好的方式利用自然资源和提升环境容量,实现经济体系向提供高质量产品和功能的生态化方向转型,力求生态经济系统在环境与经济综合效益最优化的前提下,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坚持科学发展观发展循环经济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1.加大宣传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意义。全面发展循环经济,形成良好的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全民意识,是一件事关中华民族兴衰的大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能否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拥有一个好的生存空间,必须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让我们大家行动起来,携起手来共创美好家园。为此,我们应该通过多种途径进行宣传教育,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着重说明发展循环经济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使得各级领导和人民群众深刻领会发展循环经济是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选择,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迫切需要。
2.做好循环经济应用技术研究,加强循环经济知识普及教育。循环经济不是一句空话,不是一个供人们炒作的时髦概念,它是从国外引进来的一种全新经济模式,它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包含许许多多具体内容。动员一大批科研工作者朝着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的循环经济使用技术方向进行研究,形成大量具有实用价值的循环经济使用技术,尤其是那些盈利较多并且污染非常严重的经济组织,它们是应用循环经济使用技术的重点单位,也是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两者矛盾最突出的单位。我们目前发展循环经济的关键是研究出能够让企业获利的循环经济应用技术,能够使得企业在追求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获取自身利益,否则很难实施。同时将循环经济知识普及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在中小学课程中,系统地安排循环经济的相关内容,使他们获得关于循环经济的基本原理方面的知识;在职业技术学校和高等学校,开展利用循环经济的技术培训和开设循环经济专业,培养出一大批掌握循环经济使用技术的技术人员和从事循环经济使用技术的研究队伍。
3.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加快循环经济立法。建立和完善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是实施循环经济的有效保证。我国现有的环境法规多采取末端控制、指令性控制,对根本解决环境污染、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力不强。要借鉴国外的经验,通过立法的方式,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循环经济法律。制定并完善鼓励支持循环经济的经济政策、税收政策,使法律法规能真正起到预防污染和绿色导向作用。明确消费者、企业、各级政府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的责任和义务,明确把生态环境作为资源纳入政府的公共管理范畴之内。借鉴日本等国经验,着手制定绿色消费、资源循环再生利用,以及家用电器、建筑材料、包装物品等行业在资源回收利用方面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各类废物回收制度,明确工业废物和产品包装物由生产企业负责回收,建筑废物由建设和施工单位负责回收,生活垃圾回收主要是政府的责任,排放垃圾的居民和单位要适当缴纳一些费用;制定充分利用废物资源的经济政策,在税收和投资等环节对废物回收采取经济激励措施。
4.建立新的经济核算制度,变传统GDP为绿色GDP。GDP是衡量一国经济规模、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是国家制定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依据,也是衡量我国干部政绩的标准。随着人类环境保护意识的觉醒,我们对发展人与自然有了新的理解,中央形成了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内容,以人为本、统筹兼顾的科学发展观,所以我们应设计一套直接以社会基本需要为依据并有助于促进对生态环境与自然环境加以有效利用与保护的绿色GDP经济指标体系。在制定“十一五”规划时,把发展循环经济,推进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作为重要宗旨。从国家全局角度看,有必要研究制定区域可持续发展指数,作为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业绩评价的重要参数。
循环经济是各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面对持续的经济增长对资源和生存环境的巨大压力而提出的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是一种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在技术层面上,循环经济主要通过生产技术与资源节约技术、环境保护技术体系的融合,强调减少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以更多地节约使用资源,并不断地减少生产过程中污染的排放甚至实现“零”排放;通过实现物质资源的循环使用及生态环境的永久平衡,最终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在经济层面上,循环经济则是一种制度安排和经济运行方式。它把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也看成稀缺的、社会大众共有的自然资本,因而,就要求将生态环境纳入到经济循环过程之中参与定价和分配,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和社会公平。
在这样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中,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是否会失去其使用的价值呢?
一、自然资源与生产函数的长期化
在传统的经济学原理中,生产是指一个从投入到产出的过程。其中,投入一般也被称为生产要素或生产资源,它们一般被划分为了四类:劳动(L)、土地(A)、资本(K)和企业家才能(P)。
劳动是指人类在生产过程中提供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资本则分为实物形态和货币形态。企业家才能则指企业家组织建立和经营企业的才能。土地则指除了包括土地本身外,还应该包括一切的自然资源,如森林、江河湖海、矿藏等。这样一个生产过程可以用生产函数来表示,即生产函数用Q=f(L、A、K、P)表示。在短期内,也就是在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些投入与所能生产的最大产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在这个短期中,生产资源的有效使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生产函数要求,在一定的投入条件实现产出的最大化,当然,如果在技术不变的前提下,投入增加会引起产出的增加。这并不是说传统经济学会主要强调多投入带来多产出,而是要强调生产资源的有效使用、投入的最大化被利用。而这在当今强调发展循环经济的背景下显然是非常重要的。
在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中,在分析投入时,更多的是将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看作生产函数的外生变量,是独立存在于生产过程之外的。这样的分析容易使我们将生产过程、生产活动与自然资源的提供者——大自然割裂开来。而二者的割裂会使得生产者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生产的过程和生产过程中的资源效率,而对于生产行为产生的对资源的影响考虑不多。这主要在于传统经济学的分析更多地侧重于短期生产过程的分析。
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使得在过去的实际经济活动中,绝大多数的生产者都不会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关注生产过程之外的东西,而对于生产过程之外的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保护问题就更不会关注和分析了。因为,只有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关注生产过程中已经获得的资源的最优使用问题上,才能真正对自己的利润最大化发生作用,这样的做法也是非常理性的。而各级政府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管理者,为了经济发展等问题,也自然地更为关注所有企业的生产活动的经济性,对企业生产过程结束后,有可能产生的诸如资源减少和环境的破坏问题等,关注度也不会很高。这是因为环境保护等问题对于政府管理部门的工作绩效没有太大的贡献。
事实上,人类的所有经济活动都不可能长期地脱离自然环境而进行下去,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人类的经济活动必须与自然环境和资源相适应、相依存、相制约。如果人类进行的生产等经济活动只是一味地、简单地向大自然不断地索取,那么,自然生态就会不再平衡,人类的生产和经济发展的长期化就难以实现。因此,人类只有在发展经济、发展生产的同时,维持自然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经济活动和经济发展才会长期进行下去。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不断地积累。这显然不是单个企业所愿意考虑的。企业只有将长远的发展作为自己的目标,才会在发展生产的过程中,对大自然和环境进行反哺。
由此可见,循环经济的自然资源的价值理念要求对传统经济学生产函数做一个长期化的补充说明和肯定,而不是简单地将经济学原理予以否定。
二、环境成本与经济人假定的不变性
经济学原理的基本假定前提之一就是将理论分析的人看作“理性”人,即将厂商和消费者看作是经济人。也就是说,经济学理论认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即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每一个单个的经济行为主体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过程本身就会实现社会财富的最大化(亚当·斯密,1776)。这样的分析结论,是以经济社会在对已经拥有的资源充分利用的前提下进行的。如果一旦出现了社会资源并没有被充分利用的情况,政府就应该作为一个经济主体进入市场,在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下,通过使用各种宏观经济政策对单个的经济主体的行为加以影响和引导(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以此来提高社会资源的充分利用的水平。
早期的经济学家在分析问题时,更多地探讨如何用有限的资源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数量。这是因为,这时的供给相对于人们的需求来说显得不足,人们更多地关注自己能够消费的商品数量。此时重视对于生产过程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许多的学者探讨财富和商品如何增加,人们更为关注生产过程中的效率发挥和使用的资源投入问题。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社会的物质产品不断丰富,丰富的商品需要出路,因此,消费者需求什么、为什么需求等成为需要解决的问题。消费者在消费各种不同的商品时,只是根据不同的商品价格和自己所拥有的收入考虑消费不同的商品种类和数量,来实现满足程度的最大化。
随着新技术的不断被使用,人们消费的商品种类和数量不断地丰富,人们的居住环境也开始成为人们消费的组成部分。生活环境的变化成为影响消费者的消费效用水平的问题。优美和谐的环境成为了影响消费者效用的主要因素之一,而且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物质文明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活的舒适和安全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不断地提高。
从上面经济发展过程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出,实际上循环经济概念的被提出,是生产不断发展的一个新的必要的阶段而已,只是在生产过程被充分发展后才会被提出和被关注,是生产过程的一个延长。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20世纪70年代,已有学者注意到人类生产等经济活动可能带来的问题时,不被大多数的国家和政府所接纳,而在21世纪,可持续发展被越来越多的政府和人们所关注和重视这样的一个事实。
生产者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就要在一定的价格水平下,以最小的投入实现目标产出或用一定的资源生产出最大的产出。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企业生产同样的商品所需要的资源总体上看是越来越少。单个企业在生产中只会考虑生产成本的最小化,而不会考虑社会成本或环境成本的最小化。因为如果不需要企业负担的成本,它是不会考虑的。因而环境的破坏更多地与政府行为有关、与政府政策有关。只有当环境成本由企业负担时,企业才会考虑生产中解决环境的问题。而政府一旦通过相应的政策将环境成本由企业负担时,企业仍然会将这一成本考虑在生产中。所以,随着环境问题的严峻和政府相关政策的实施,企业负担的成本会增加,这样企业会不断地寻找成本最小的方法。从整个社会看,仍然实现了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只是企业现在的成本中既要考虑解决其生产过程原来要考虑的成本,还要考虑产生于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成本问题。
由此可见,环境成本只是增大了需要解决的成本内容和范围而已,而对于经济人的假定并没有否定。
循环经济的发展,要求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和居民在消费过程中都必须贯彻所谓“3R”原则。也就是减量化(Reduee)、再利用(Reuse)和再循环(Recycle)的原则。
所谓减量化原则是指在生产过程的开始投入期,企业必须考虑到控制生产资源的投放量。这是从源头上进行控制,因为只有企业在进行资源投入前,就考虑到资源的使用量问题,才可能在生产过程的结束阶段减少污染物的排放。这样的安排应被看作是一种“事前”的方式。这种事先的方式,实际上要求企业为本企业的长期发展,在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尽量满足消费者的需要的前提下,节约生产资源的使用。而这恰恰是企业为实现利润最大化所必须考虑的。不过,就现实看,如果企业这样做,会在短期内加大企业的成本投入。因为,如果要减少企业的资源投入,就必须不断地提高企业使用资源的效率,而这需要企业通过改进产品设计、改进生产工艺等技术手段来实现。企业一方面要保证不断地提高产品质量,另一方面,又要用更高的技术水平来减少资源的使用量,这显然不是能在短期内完成的。因此,短期内企业是不会将资源的效率作为主要的考虑对象,而只有当企业将长期发展作为策略时,才会将资源效率带来的成本降低考虑进去。由此可见,减量化的原则一定是企业有长远发展的时候才会考虑的。
循环经济的再利用原则是要求在生产过程中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并且努力地提高产品的潜在使用频率和利用效率。实际上商品的使用频率主要是由消费者来完成和实现的,这就要求企业在提供商品时,要对产品的质量进行不同于以往的改进。再利用原则体现在消费阶段,而非生产阶段,但要求生产过程中就存在。这一原则要求企业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对产品的潜在使用效率的开发上,而这样的工作在短期内,仍有成本过高的问题,显然也是企业在短期内不予考虑的。
循环经济的再循环原则是指把已经完成了基本的使用功能和效用的商品,即以往被称为“废品”或“垃圾”的物品如何变成可以再利用的再生资源,并用这些资源生产出新的产品和服务的原则。当这些所谓的“废品”或“垃圾”的物品作为可以利用的生产资源进入又一个生产过程时,这只不过是又一个生产过程的开始而已。在这个新的环节中,利用这样再生资源的企业同样是考虑了这一资源的成本后进行的决策,是个新的生产过程,是企业考虑一定的投入能带来最大的产出后做出的决定。在这个新的生产过程中,已有的生产函数仍然起非常大的作用,企业也仍然要考虑成本和利润的问题。而消费者在消费使用这些用再生资源生产出的产品的时候,同样还是根据商品的价格和收入来考虑实现自己的效用最大化的。
综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社会各界现在对环境资源的探索和认识,或者说,所谓循环经济分析的深入,只能是对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研究内容与范围的充实和补充,是在新的时期,伴随生产过程对资源的使用效率的提高而产生的,是生产过程的长期化的结果。
[参考文献]
坚持以人为本理念,维护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促进农民全面发展。农民是农村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主体。坚持以人为本,体现到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中,就是要一心一意为农民谋利益,切实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使之分享改革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成果,努力促进农民的全面发展。
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这是以人为本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中最根本的体现。要认真贯彻落实“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广开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既要从“三农”本身考虑问题,寻求出路,又要跳出“三农”,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思考问题,研究对策;既要大力挖掘农业和农村内部的增收潜力,又要在农业和农村外部开辟新的增收途径;既要立足当前采取尽快见效的增收措施,又要着眼长远寻求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治本之策,为农民增收提供新的动力。
切实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这是坚持以人为本的本质要求。要使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体现在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全过程。尊重农民的创造和选择,维护农民的经营自,切实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和民利。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加强农村集体资产监管,推进乡镇政务公开、村务公开、财务公开,维护农民对集体资产的收益分配权和管理参与权。加强对农民负担的监管,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加快农业和农村法制建设,严格依照法律法规来管理农业、开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全面推进依法治农。当前特别要加强法制教育和宣传,培育农民依法维权的意识。
全面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这是提升农业、振兴农村的希望所在,是减少农民、使农民富裕起来的关键所在。要把提高农民综合素质摆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重要位置。围绕增强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大力加强科学知识普及、先进实用技术培训和思想道德教育。适应农业专业化、规模化和现代科技发展的需要,培养造就一代新型农民。扩大“阳光工程”的实施规模,加强劳动力转移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外出务工就业的能力。
坚持统筹协调理念,优化发展环境,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统筹协调理念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是解决城乡发展失衡问题的关键。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全局,必须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着力改变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完善支农政策体系,强化农业发展基础,实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
尽快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要深刻领会“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着力消除影响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城乡之间资源合理配置的市场体系,形成城乡社会事业和基础设施共同发展的运行机制。特别是要加快建立城乡平等的就业体制,完善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不断改善农民进城务工的环境。要为农民提供平等的教育、医疗机会和待遇。逐步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和公平化。引导各类资源与要素向农业和农村流动,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进步。
完善支持保护农业的政策体系。要全面落实“多予、少取、放活”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不断增强农业政策的反哺性和普惠性。调整和优化支持“三农”发展的财政支出结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结构、信贷资金投放结构。建立对农民的直接补贴机制,进一步完善补贴政策,扩大农业补贴规模。探索建立农业投入的补贴机制,积极推动农业的政策性保险试点,尽快形成完整的国家支持保护农业的政策体系。
加大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统筹城乡协调发展,要在强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上下功夫。要加强农业生产设施和农村生活设施,特别是农田水利、乡村道路、改水改厕和社会公共设施的建设,加快实施农村“六小工程”,大力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重点搞好农业“七大体系”建设,完善农业发展综合服务体系。按照项目构建工程、工程支撑体系、体系保障发展的原则,实施农业科技创新与应用等重点工程,着力提升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增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后劲。
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推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变,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农业。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要围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探索农业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的有效途径,积极发展农业和农村循环经济,实现农业生产、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的有机结合。
深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发挥各地资源优势,优化农业区域结构、产品结构和农村产业结构,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运行的质量与效益。积极发展特色农业、设施农业和高效经济作物,加强优势农产品产业带建设,提高优势农产品的集中度和优质专用农产品的比重。推进畜牧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加快发展现代畜牧业,同时大力发展高产优质水产养殖。推动乡镇企业产品、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集聚,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特别是粮食加工业,延长粮食产业链,提高经济效益。强化农产品市场营销工作,促进农产品流通业健康发展。
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农业资源。人增、地减、水缺,是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农业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保地节水。要加大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的保护力度。实施沃土工程,加强耕地质量动态监测。改进栽培和饲养方式,推行间作套种、水旱轮作、立体种养模式,发展保护性耕作。引导农民科学施肥,努力培肥和提高地力。合理利用水资源,大力发展旱作节水型农业。
积极发展农业和农村循环经济。运用循环经济理论,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基本原则,发展“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农业循环经济,促进再生资源的循环、永续利用和非再生资源的节约利用。发展生物质经济,支持农业副产品循环利用。大力推进生态富民家园计划,加快农村沼气发展步伐。发挥农作物秸秆资源丰富的优势,积极发展秸秆产业。推动农产品初加工后的附产品及其有机废弃物的系列开发、深度加工,实现增值增效。
切实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以保护自然、保护生态、创造优美环境为目标,利用人、生物和环境之间能量转化及生物循环的规律,构建资源节约型农业体系,促进农业与环境的良性循环,实现农业环境优良化。按照“提高认识、依法监管、加大投入、防治并举”的要求,加大农业污染的防治力度,减少土壤中的化肥、农药残留量。全面实施以清洁家园、清洁水源、清洁生产为主要内容的生态农业建设工程,推进以沼气建设为重点的生态富民家园计划,加快规模养殖场粪便净化和生活污水净化处理设施建设,努力控制和减轻农业面源污染。扩大退牧还草工程规模,加强鼠虫害防治,不断改善草原生态环境,逐步建立草原生态修复的长效机制。
坚持科技进步理念,强化农业发展的战略基点,不断提高农业发展的科技含量。重大农业技术创新和推广应用是农业发展的战略基点。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必须把科技进步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科技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提升农业科技基础创新、集成技术创新及应用转化的能力,加大农业科技的推广力度,不断提高农业发展的科技含量。
加快建立新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要加强关键技术攻关和高新技术研究,力争在新品种培育、病虫害防治、生态环境建设、资源高效利用等方面取得新突破。农业科技发展的着力点要实现由注重增加产量向提高产量、质量和效益并重转变,由注重研究向研究、应用、推广和普及并重转变,由注重常规技术向常规技术集成和高新技术自主创新并重转变。大力发展降低成本与节约资源的技术、标准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设施农业技术,建立农业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的技术体系。
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促进农业增产增效,关键要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核心是推广一批先进实用的农业技术。要扩大农业技术推广项目专项补贴规模,优先扶持优质高产、节本增效的组装集成与配套技术开发。重点推广一批先进实用的农业科学技术,扩大主导品种、主推技术的应用范围。
坚持改革创新理念,消除制约农业发展的体制,增强农业发展活力和动力。深化农村改革是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全局的内在要求,是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农村改革面临的任务仍很艰巨,需要我们下大力气积极推进,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
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动摇。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是党在农村政策的基石。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全面落实二轮土地承包政策,建立健全农民承包土地流转机制。要加快土地承包纠纷仲裁立法工作,完善土地承包纠纷调处机制。改革土地征用制度,合理分配和使用土地补偿费,推动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加强国有农场农业用地保护和占用的监督管理。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创新,增强集体经济组织对农民的服务能力。
探索新型农村经济组织形式。鼓励和扶持农民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组建多种形式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积极培育和发展农村经纪人、专业大户和其他中介组织。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立法进程,保护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通过建立新型农村经济组织,建立起农民与市场联系的桥梁和纽带,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积极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推动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加快免征农业税步伐,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推动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体制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等各项改革试点,探索解决乡村债务的有效途径。加快国有农场农业税费改革。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以及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搞好兽医管理体制、农垦管理体制、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等方面的改革。
坚持现代工业理念,谋划农业发展,大力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用现代工业理念谋划农业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农业,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重大任务。要把工业经济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经营思想、管理方法、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等,导入和应用到农业领域,大力改造提升传统农业,推进现代农业建设。
运用现代工业成果改造传统农业。要把现代工业发展的成果逐步运用到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为建设现代农业提供有力的物质技术支持。推进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与现代农业技术的结合,拓宽农业的内涵和外延,增强和发挥农业的多种功能。积极采用工程、生物、农艺等技术措施,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大力发展农用工业,提升农业装备水平。
优化农业组织形式与生产方式。借鉴现代工业组织形式,大力推进专业化分工、规模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积极发展农业产业集群,不断提高农业的规模化、组织化、集约化水平,积极探索各种农业生产要素之间紧密结合、良性互动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引入工业融资方法,强化项目推进意识,开展农业资本运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形成多元化的投入格局。
信息经济学研究的基础是“信息”。斯蒂格利茨(1985)就认为,信息经济学代表了对新古典理论的根本挑战,一种新的经济学模式正在形成。正是对信息的关注,人们对传统经济学进行了全新的审视,并不断尝试着拓展对经济学和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重新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信息混淆和信息滤波研究,已成为信息经济学发展中的一个前沿领域。
一、对信息混淆与信息滤波概念的界定
对于现实经济生活,信息混淆与滤波问题研究的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经济行为的一个理性选择是对信息的偏好,如对知识、数据、计算机、网络、新闻消息等各种信息的依赖。与此相伴生的是,现代生活所提供和生产的信息量增长速度迅猛。这样,必然的一个结果是,人们在利用这些信息进行相关决策时必须首先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在大量的信息中分辨、剖析、寻找到最满意的信息,以备使用。然而一旦考虑到信息在经济生活中具体存在的形式,实际的选择并不会轻易地得到。
信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多是以混淆的形式出现的,对于混淆的信息,人们是无法用肉眼、感觉等去进行直接分辨的。混淆在一起的信息,是以单一信息的面貌出现的,而这一信息虽然是以一个单元出现,但实质上则包含着若干个不同单元的单一的信息。例如,一些产品销售具有周期变动的特点,其销售周期就可能包含了销售的趋势因素、季节因素以及不规则的变动因素等。混淆的信息,它围绕于人们的经济生活周围而存在,其中一些信息是有用的和非常重要的,而可能更多的信息则根本是无用的。人们面对众多混淆的信息又怎会轻易地找到自己满意的信息,以供使用和相应决策呢?
因此,在对信息经济的研究中,对信息混淆和信息滤波概念的界定便成为首要的工作。
信息混淆,我们可以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形容,它就好比通讯中受到各种噪音干扰后最终接收到的信号,是混有噪音的一样,人们观察到的最终的信息也是混有噪音的信息集合。由此,信息混淆也决定了信息存在于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独特的方面。但限于这一认识,则是不够的。对混淆在一起的信息,必须要能够对它们进行识别,就如同人们必须滤除通讯中的噪音一样,将失真的信号还原为原来的信号,我们也必须将经济生活中混淆信息中的噪音滤除,从而达到充分利用那些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带有混淆性质的信息。因此,这就进一步提出了对信息混淆进行滤波处理的客观要求。对信息混淆进行相应处理,必须依赖于一定的技术,通过这种技术,将混淆的单一单元的信息,按经济实质过滤出混淆前的原来的信息。这种技术,就被称为信息滤波。根据对信息混淆定义的类似方式,信息滤波被界定为:信息滤波就是将信息单元(A)消除作用力,还原为以前信息单元(B)的技术。较为一致的看法是,信息滤波是针对信息混淆问题产生的一个方法问题。与信息混淆相比,信息滤波则明显具有技术方法研究的特点。如果说,信息混淆是对信息表述方面的研究,信息滤波则是对信息处理方法方面进行的研究。
二、传统信息滤波理论的发展
对信息滤波方法进行较为理论性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信息科学中对通讯信息的研究,其后,这一研究则蔓延到经济领域。
滤波思想在信息科学中由最初提出,进而发展为其主要学科分支——控制论中的一般滤波处理方法。信息科学的研究指出:信息由信源发出,在传输过程中,由于内部环境和外部噪音的干扰,常常会出现种种失真的情况,为了尽量减少信息的失真损失,达到较优的传输和接收效果,在信息论的具体研究中就提出了滤波理论。因而,一般滤波思想主要针对的问题是通讯与控制中的信息干扰处理。具体来讲,指的就是从获得的信号与干扰中尽可能地滤除干扰,分离出所期望的消息,或者说,是通过对一系列带有误差的实际测量值的处理,得出所期望数据的估计值。
一般滤波处理方法的研究中,较为典型的有维纳滤波理论和卡尔曼滤波理论。而在这一领域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主要有维纳(Wiener)、柯莫哥洛夫、雅格洛姆、卡尔曼(Kalman)和布西(Bucy)等人。维纳滤波理论比较集中地表述在维纳-辛钦定理中,其主要是采用偏差反馈方法,用于滤波处理。卡尔曼滤波理论是本世纪60年代初提出来的。1960年和1961年,美籍匈牙利学者卡尔曼和美国学者布西提出了递推滤波算法,成功地将状态变量方法引进滤波理论中来。
尽管滤波理论的提出,最初并非出于经济学的目的,然而有关一般滤波理论的思想及对信息处理的相应方法,在经济学中却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对信息混淆状态的分离、辨析,一般滤波理论提供了一套方法论。经济学中所指的信息尽管同通讯、控制中的信息不同,然而在对信息所反映现象的本质上,两者却有着非常类似的描述,在这一点上,两者可以说并没有什么区别,差别不过是所反映的范畴不同罢了。因此,经济学中的信息处理,同样可以将通讯、控制中的滤波思想和方法吸收过来:经济活动中所获取的各种经济信息变量中,排除信息混淆状态,分离出所期望的信息变量。
经济滤波的研究,是将上述对信息科学中的信息滤波处理的思想引入到经济领域中的结果。这也可视为是一般滤波思想在经济领域中的扩展应用。但是,即使我们将经济滤波视为一般滤波在经济领域的扩展,经济滤波也不能简单地视为是一般滤波在一块“新的土地”上的翻版,因为:第一,信息科学中的信息论,本身是统计学中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的一个分支。统计学是一门专门的学科和科学,它不仅在自然科学中得到应用,而且在社会科学中也得到广泛应用,信息滤波思想在经济领域中的应用和发展不是偶然的,因为,方法论是具有一般性的。第二,一般滤波理论在经济领域中被引入后,某些方法出现了新的创新,比如,时间序列的理论和方法出现后,既推动了对一般滤波在信息科学领域中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也增加了将滤波方法和思想在经济领域中研究的可能性;第三,一般滤波与经济滤波在研究对象上虽都是信息,但信息在信息科学与经济科学中所实指的具体含义毕竟是不同的,因而,滤波处理的思想虽是相同的,但滤波处理的技巧和方法可能是大相径庭的。
目前,对滤波理论在经济学中的拓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主要有穆斯(Muth)和卢卡斯(Lucas)两人。穆斯在弗里德曼持久收入理论基础上进行研究,进一步提出了信息滤波问题。在弗里德曼的研究中,可支配收入可以分为两个分量:一个是持久收入,另一个是暂时收入。穆斯将这一研究结论系统化,并提出了从可支配收入变化中观察持久收入变化的原始滤波方法。穆斯(1960)总结为,一些经济现象可以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持久现象,另一部分是暂时现象。根据穆斯的结论,人们能够得到的观察,只能是持久现象和暂时现象的合成现象,而不能分别观察到持久现象和暂时现象。如果要从合成现象的变化中,观察它的两个分量的变化,这就构成了一个滤波问题。卢卡斯在自己的研究中,则从区分相对价格变化和一般物价水平变化着手,考虑信息混淆与滤波问题。他在继承魏克赛尔(Wicksell)价格理论的基础上,得出价格变化也应区分为相对价格变化和一般价格水平变化的重要观点。就企业产品价格,卢卡斯指出,可分为两个分量:一个是相对价格变化分量,另一个是一般物价水平分量。企业的决策是依据相对价格分量的变化做出的,因为只有相对价格分量的变化才能提供市场供需的信息。
值得指出的是,穆斯和卢卡斯对信息混淆和滤波的研究,并不是出于直接目的,他们都是在对理性预期的研究中,接触并进入到这一领域的。作为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对信息混淆和滤波的研究,是出于对形成预期的要素研究的需要。出于这种目的,信息与预期被联系在了一起。穆斯在对预期概念的定义中,直接就将信息的充分利用作为一个界定条件。
三、对传统信息滤波理论的认识
尽管信息混淆与滤波处理理论的相关思想已在经济学中明确提出,然而,在经济研究的实际中,由于经济现象的复杂性及动态性的高度关联,对信息混淆的滤波处理在现实中仍然很难确凿把握。不过,在阶段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已趋一致:
1.动态的经济系统与动态的信息系统。尽管信息作为客观的表象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存在就能被充分发现。经济系统是动态发展的,人们对信息混淆的认识,不能只看到其静态的存在,对其价值释放也不能只做简单的概括。而且,人们可能更多的时候所面临的问题实质是“有效信息”的问题。这就要求在原始的信息集合中,分离出应该能够反映这种变化及需求的信息预期变量,谋求其能量的释放方式。由于信息作为系统的存在是呈动态性的,混淆也是呈动态特性的。简单地将信息混淆划分为可观测的变量及不可观测的变量,这种方法虽然很有效,但并非是科学的完全概括。
2.信息混淆的内涵可能是多样的。经济理论的发展,从一般均衡到动态均衡,取得了质的飞跃,这种飞跃的实质是理论的探讨对经济生活本质描述的复归,但这种描述可能还远远不够。可以说,现代经济理论的难点仍然是对经济生活本质描述的细致性探讨。信息经济学的崛起,提供了一套全新的方法。从信息的角度,对经济现象抽出其主要的线条,这可能会使经济学的探讨更接近于本质,更具有规律性,使复杂的问题(信息集合)分离成众多的单独信息变量,而且更宜于操作。作为信息集合的分离难点,显然首先来自于信息混淆的确切类型,其次才是滤波处理的具体方法。信息混淆内涵无论被归纳为长期信息与短期信息的混淆,还是被描述为名义值与实际值的混淆、内生变量影响与外生变量影响的混淆,这实质上都是反映信息混淆的某些类别,除此,还可能存在着上述概括以外的大量信息混淆类型,而涉及后者的判别,可能更多的是需要涉及与不确定性相关的领域。然而,人类的认知及相应处理的方法,在此显然是不够的。
3.由于信号作用而产生的信息混淆。已有的分析,基本着重于各种因素对信息的信源和信道的影响,从而造成信息混淆。如果从信号分析着手,那么在经济学方面,信号所传递的最基本内容,应该包括价格信号与质量信号这两类信号,当然,除此还有其它一些内容。若对价格信号与质量信号这两类信号进行干扰,则由此而造成的信息混淆便是价格信号混淆和质量信号混淆。对于价格信号及其混淆,我们是比较常见的。由于市场的作用是建立在价格机制充分发挥效能的基础上,因而,价格作为信息符号,作用着供需双方,从而影响均衡态势。如果价格信号产生混淆,供需同样受到冲击,进而冲击均衡。价格信号混淆的典型例子便是蛛网波动。质量信号一般都被忽视了,阿罗(Arrow)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并未走得太远。可喜的是,我们看到近几年来,人们在这一方面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如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
4.对信息混淆进行滤波处理是具有机会成本的。滤波理论对信息混淆的处理较侧重于对信息量的分离上,对每一信息所包含的内在价值并未重视。信息是具有多维性的,出于单一的目的,对信息采取滤波处理,在精确分辨的同时,必然导致同一信息在其他用途方面的损失。
5.搜寻理论实际是滤波理论在现实中的一个具体体现。斯蒂格勒(Stiger)放宽完全信息假设,提出的“搜寻”理论,试图说明买卖双方若要查明市场价格,需要提供一定的代价,即所谓搜寻成本。在该理论中,最重要的问题即为价格信号。价格信号的分散,使寻找必须付出成本。在这里,寻找的过程,实质就是对信号混淆进行滤波处理的过程。另一方面,滤波处理是有成本的,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就对滤波处理的方法选择或其在实际中的运用进行了约束。而约束边界的有关问题,是需要借助于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来完成的。搜寻理论充满了滤波的思想,主体要对分散的价格信号进行优化选择,就得去对信号进行处理,这种处理直到搜寻成本等于预期边际收益为止。
四、统计滤波理论的提出
从传统信息滤波理论的发展可以看出,该理论对于信息混淆的处理,多是从经济理论范式进行的探讨。现有的滤波理论着重于对实际测量值进行修正,以期得到有关信息变量以及变量值,这种思路和继之的方法,存在一定的缺陷。明显不足是,具体的滤波处理技术缺少量化方法的支持,并且这种研究还缺乏系统性。因此,在对信息混淆滤波处理的研究中,就提出了统计滤波理论。
统计滤波理论,是以国民经济核算为基础的一种滤波理论。依赖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统计滤波理论从经济统计角度人手,对信息混淆的处理进行了量化突破,并形成一个相对系统的滤波处理体系。相比传统信息滤波理论而言,统计滤波理论根据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经济生活中的信息所做的观察更为系统和全面,进而对信息混淆进行的滤波处理更完整些。由于SNA严格按照复式会计原则及经济帐户的方法对包括国民收入诸量进行核算,以相互连接的平衡结构方式对现实经济进行描述,从而系统地、完整地反映国民经济的流程和运动。.这保证了统计滤波对国民经济生活中的各种宏观经济信息进行系统量化的基础。不同于传统信息混淆及滤波理论的根本地方是,统计滤波对信息的描述和对信息混淆所做的相关工作及进行的滤波处理,体现在国民经济运行的流程描述中。并且,这种滤波处理更明确地体现在,对国民经济的研究,首先是对经济活动行为进行的不同分解或模拟上,这实质上是起到了改变信道环境的作用。
如果将统计滤波理论视为基础性的宏观经济滤波理论,很显然,该理论对传统信息滤波理论进行了重大的发展。它不仅使信息滤波理论更系统化,也使滤波处理技术变得更有操作性。
参考文献:
①J.E.Stiglitz,1985.InformationandEconomicAnalysis:aPerspective,TheEconomicJournal.
②JohnF.Muth,1961.RationalExpectationsandtheTheoryofPriceMovements,Econometrica,Vol.29,No.6.
③王雨田:《控制论、信息论、系统科学与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根据学校的办学定位和转型发展要求,学院通过企业调研、专家论证、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方式全面修订了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制药工程三个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与新乡区域经济发展相吻合。根据新的人才培养方案,全面修订了实验教学大纲,改革实验教学内容,接足地气。压缩实验课时,还学生自我学习的空间。我们将化学专业无机化学实验课时由过去的90学时减少到72学时,化工和制药专业为30学时,根据实验内容安排每个实验的课时,不在统一。减少课时,并不意味实验内容的减少。根据专业特点对现有实验内容进行全面整合和更新,剔除过时、重复性内容。例如去掉仪器的认领、洗涤和干燥实验,放在课余时间让学生自行探究;将以前传统的台秤和分析天平的使用实验改为电子天平的使用和称量练习;将基础实验操作集中整合,强化练习。减少验证性实验,适当增加综合、设计性实验,突出地方经济发展特色。将传统的无机化学物制备实验改为锂离子电池材料和无机过滤材料的制备实验,既锻炼了学生的基本无机化合物制备操作技能,又增加了电池材料和过滤材料的制备知识,让学生切身感受学有所用,学以致用,实现教学内容与就业的密切联系。在学期的最后,结合当前研究热点、生活实际和教师的科研项目,拿出1~2个实验,开展一些“命题+探究性”探索,不再局限于课本上的设计性实验,由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查阅文献,自己设计实验方案,并在实验室完成,增加学生对无机化学实验的兴趣。
2改革实验教学方法,突出以学生为主体
以往的无机化学实验教学方法大部分是要求学生上课前预习实验内容,老师在课堂上讲授实验方法和注意事项,然后学生自己操作实验,课后上交实验报告,学生基本上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实验效果一般,有些学生更是忙于应付实验,好像是为老师而学,无法突出自我的中心地位。我们改变传统的每次实验小组都重复讲授实验内容的方法,采用集中时间,统一讲授实验内容和注意事项,运用多媒体教学,让学生首先对实验内容有一个感性认识。同时让学生分组讨论,联系生活和实际,提出疑惑和不解,怎样运用实验解决问题,变主动去学习实验。实验教学课堂中控制理论讲授时间,让每个学生有充分的时间去动手练习,允许学生失败,反复操作,培养学生扎实的实验基本功。老师严格要求学生实验的规范操作并及时纠正,比如天平的使用、洗涤的方法、滴定的操作等,有些学生意识不到实验操作的不规范带来的后果,老师可以演示操作、耐心讲解,不能强制和命令式教学,只会让学生更加反感和抵触。鼓励学生在实验中探索,发现不同的实验现象和问题,引导学生寻找“异常”实验现象的原因,通过实验解决问题,同时培养学生对无机化学实验的兴趣,增强学习的主动性。成立无机化学实验课程教学小组,实验教师集体备课,相互听课,共同提高教学技能。按照学校要求,实验教师到企业进行实践锻炼,提高自己的实践动手能力,自己有一桶水,才能给学生一碗水。
3加强实验素养培养,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培养学生整洁的卫生习惯。无机化学实验是学生进入大学后的第一门实验课,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对以后的实验将起到巨大的作用。要求学生进入实验室必须穿实验服,实验过程中的废纸屑、废液等需放到指定容器中,不能随手扔到地面或水槽中。公共药品和仪器不能拿到自己实验台上;取药品时要用专门的钥匙取用,取完后及时放回原处。实验结束后,要及时整理和清洗仪器,恢复原状,清洁实验台,值日生还需要清洁实验室的公共卫生,经老师同意后方可离开。培养学生实验安全操作的习惯。进入实验室开始,就给学生灌输实验安全操作的理念,要求学生严格遵守实验室规则,熟悉实验室安全知识守则,对水、电、有毒、可燃、易爆的药品和气体的操作进行培训。在实验过程中,老师每次都要强调实验安全问题,告诉学生怎样处理异常现象,一旦出现问题,要镇静、及时报告老师,在老师指导下妥善处理,不能隐瞒不报,以防出现更大事故。针对无机实验中常用到的强酸、强碱和其他腐蚀类化学试剂,实验室配备急救小药箱和冲眼器,对一些小的偶发事件可以先进行有效的处理,再去医院检查和治疗。实验室还装配了通风设备、通风厨、通风药品柜和气瓶柜,最大程度的降低对学生和老师的身体伤害,确保实验安全进行。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自然科学的重要教学任务是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实验是科学研究中重要的环节,在实验中客观、规范的记录实验现象和实验结果是科学研究者的基本素质。要求学生提前预习实验内容,并不是简单的看看书本,而是要发现问题,提出问题,通过实验验证和解决。在实验过程中,要认真全面的观察实验现象,特别是和书本上不同的现象,要查找原因,找出症结,得出结论。要及时记录实验数据,不得随意修改、抄袭、造假数据,一旦发现,严厉惩罚。通过严格要求,让学生意识到“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并养成“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为后续课程和以后的工作、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4探索微型化实验,倡导绿色化学实验
实验室污染已成为当前面临的一个问题,怎样减少实验污染,保护环境成为近年来大家探讨的一个热点,实施微型化实验是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在不影响教学效果的前提下,做到“性质实验点滴化,测量实验缩微化,制备实验减量化”。在做元素性质实验时,我们用点滴板、井穴板和小试管代替常规的大试管,节约了实验药品,更容易观察实验室现象,并且方便实验结果的对比和重复。在做氧化还原反应和电池电动势的测定实验时,用井穴板代替小烧杯,用滤纸代替盐桥,简化了实验装置,减少了氨水的用量,实验小型化,结果更加明显,降低了对学省的伤害。在做无机化合物的制备实验时,把原料减少,产率提高,并且容易得到产品,现象明显,缩短了反应时间,受到学生的欢迎。
5结语
目前,我国农业经济的管理人才,不仅要具有专业性的与农业生产有关的知识还需要对经济管理学的相关内容有所涉猎,并且还要对社会学的知识有一定的研究,这就使得我国对农业经济的管理人才从业要求较高,但是由于我国高等院校普遍缺乏对此类人才的专业培养,而大部分的农业经济管理人员都是当地政府部门下调人员,这些人不仅没有专业的管理知识,还不具备相应的管理经验,因而造成我国农业经济的管理水平始终无法提高。因此,要想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管理的科学化发展,培养专业化的管理人才是当前发展的首要目标。在培养农业经济管理人员时应该首先从我国的高等院校入手,加强我国高校与农业经济管理相关学科的建设,完善当前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内容。同时,对于在岗的农业经济管理人员,相关企业应该加强对该类人员的职业培训,确保其能够全面的了解和掌握专业知识,熟练的处理各项管理工作任务,进而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管理的科学化发展顺利进行。
二、农业经济管理的科学化发展方向
1.进一步发展合作社管理
所谓农村合作社,是一个由各类农村个体经营散户组成的合作组织,与传统的农业经济管理体制相比,该组织的内部管理更为民主化,更加符合我国农业经济管理科学化发展的特点。虽然这一管理模式只是同类农业产品经营者之间的简单联合,但是却十分贴合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的形势,能够很快的适应当前我国市场发展的现状。目前,我国的农村合作社组织主要在东南地区,该地区农业产品的市场较为广阔,并且,由于合作社一般都是临近市场发展,受空间限制较高,远距离开拓市场,会带来较大的行业发展风险,这同时也是农村合作社组织的一大弊端。因此,为了有效的推进合作社的发展,我国也出台了很多相应的鼓励政策,并且,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应用,空间距离对管理的影响力也将越来越微弱,农村合作社组织,将成为未来我国农业经济管理的科学化发展的一项重要管理内容。
2.彻底摆脱传统管理模式
我国传统的农业经济主要靠人力资源进行管理,但是,21世纪是一个知识经济快速发展时代,知识是当前与行业发展的主要竞争因素,这就使得传统管理模式必将被社会所淘汰,退出农业经济管理的历史舞台。但是,由于我国属于传统型的农业大国,传统的农业经济管理模式在我国的农业管理中运用十分广泛,所以该模式也不可能一下子便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在施行农业经济管理的科学化发展时,对于传统管理模式的先进之处也要给予保留,逐步的促使这一模式退出历史舞台。
三、结论
论文关键词:十二五时期,我国民营企业,发展方向,选择
考察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的历史沿革,不难发现:其天生的市场导向体制优势,有效支撑了我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变革;并且,通过示范效应也推动了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实现我国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是关系到我国经济转型能否成功的关键。正因如此,讨论在十二五期间我国民营企业如何选择发展方向经济学论文,就显得格外必要。
不可否认,我国民营企业自上世纪80年代出现以来,长期保持着强劲的资本扩张态势。然而,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在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逐步到位的今天,民营企业自身的劣根性也悄然涌现。诸如,产品质量差、高污染高耗能的生产模式,不断被社会所指责。
由此可见,在十二五时期全面转变经济方式的大背景下,须针对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不足,展开建设性的梳理与对策分析。
一、十二五时期我国民营企业面临的经济环境分析
基于生物学隐喻可知,我国民营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呈现出动态演化的特征。由拉马克主义原理可得,作为类似于生物体的民营企业,惟有进行适应性调整自身的发展战略经济学论文,才能在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中生存。为此,首先就目前的经济环境进行分析,则显必要。
(一)我国民营企业面临的国内经济环境分析
受到我国社会制度的作用,国内经济环境主要由国家产业发展政策引导。其中,针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目标的产业政策,成为了目前的主要内容。具体有这样几个方面:
1.低碳经济发展的要求。总结国外发达国家工业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并结合我国实际,国家做出了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决策。这样一来,国家就在企业的入市门槛,以及产品的生产领域,建立了以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为主导的评价指标。由此,从我国民营企业的生产现状来看,上述评价体系将极大的约束其未来的生产经营。
2.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要求。改变我国在国际分工链条上的尴尬局面,惟有在国家意志层面强调企业的创新能力。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通过产品研发领域核心竞争力的建立,来实现企业的市场势力。但是经济学论文,民营企业普遍存在的资金约束,必然将弱化其自身创新能力。
(二)我国民营企业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分析
国外经济环境,主要通过国际贸易的形式来体现。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民营企业,大都属于外向型企业类型。目前,国际贸易领域广泛存在的“绿色壁垒”,极大的阻碍了他们的产品出口。绿色壁垒属于技术性贸易壁垒,主要由西方发达国家设立。
由此可见,处于后危机时期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各类型贸易保护主义也将影响我国民营企业的长期发展。为此,在对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的困境进行探究后,则须提出相应的对策。
二、上述环境下我国民营企业发展困境的原因探究
由上文所述,我国民营企业发展面临着诸多困境。从组织资源的范畴下,来探究其形成原因,则可以分为内外两个方面。
(一)困境形成的内部原因探究
上文提到的企业创新能力,实则与低碳经济的发展要求之间经济学论文,存在着逻辑关联。即,企业在技术层面的创新能力,不但能有效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还能切实优化产品的生产工艺。而这一切目标实现,则需要具有创新能力的科技人员,以及一定的资金支持。这两个要素,在我国民营企业中普遍稀缺。
同时,伴随着社会生产分工的精细化,中小民营企业往往成为某核心企业的外围生产协作伙伴。民营企业在通过网络化企业组织架构来获取报酬的同时,则锁定了自身生产能力的匹配性。而外围协作伙伴所承担的生产任务,科技含量极底,这又造成了民营企业缺乏创新的激励。
(二)困境形成的外部原因探究
芝加哥行为学派的认为,企业的行为偏好决定着市场结构(本文采信该观点)。根据上述理论逻辑,正因为我国民营企业缺乏产品创新能力,便使得自身产品的需求替代弹性较大。这一客观事实经济学论文,决定了同类型民营企业间的市场竞争,往往呈现出过度与无序并寸的态势,即,我国物流民营企业便是典型的例子。该市场结构,则压低了民营企业的平均利润率。最终,限制了民营企业的创新资金的供给。
三、我国民营企业发展方向的选择
在讨论我国民营企业发展方向的选择时,应把握问题出现的逻辑起点。上文已经指出,民营企业惟有根据自身所处的经济环境开展适应性调整,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此,具体阐述如下:
(一)渐进式的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针对民营企业组织资源的次优现状,可以通过产品与服务的局部创新,来渐进式的获得能力的提升。并且,对于创新能力提升的努力需长期保持。由马克思价值转型原理可知: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在全社会剩余价值平均化过程中,将获得超额剩余价值。由此经济学论文,作为超额剩余价值的转形:超额利润,便能有效支撑该企业未来的创新需要。
(二)形成人力资本储存的长效机制
无论民营企业遵循低碳经济要求展开的生产实践,还是形成持久的组织创新能力,都需要有具备创新能力的科技与管理人才做支撑。为此,形成人力资本储存的长效机制就格外重要。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应把握几个原则:(1)从战略上储备企业未来5年内所需要的科技人才;(2)对于管理人才的储备而言,最好选择具有理工科专业背景的复合型人才。(3)激励机制的构建。对人才的选择与储备,只是从静态的存量上满足了企业未来发展的需要。此时,还应通过激励机制的构建,推动他们在企业价值创造上的能动性。
综上所述,十二五期间我国民营企业须针对外部经济环境的演化过程,动态的调整自身的发展方向。同时,发展方向的选择还应从企业的微观层面着手,即:渐进式的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形成人力资本储存的长效机制。
参考文献:
[1]陈春花.刍议家族企业继承机制[J].商业时代,2005(4).
[2]刘莹.浅析我国家族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的问题及对策[J].商业文化(学术版),2010(12).
[3]赵奕凌.西部县域工业发展资金缺损的机制分析与对策[J]. 重庆交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9).
论文摘要: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实证化和专门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证伪主义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发展的边缘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现实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补充、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等趋势强化,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以及政府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得到共同重视。
20世纪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研究方法的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十大趋势。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
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官僚主义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 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 mary s.morgan,the history of econometric idea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③ 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1] 〔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