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18 20:36:15
导语：在大众传播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大家一定记得：1971年4月10日，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和一小批美国新闻记者抵达北京，成为自1949年以来第一批获准进入中国境内的美国人。中美两国乒乓球队的友好往来，推动了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前些年由中俄两国文化部共同推进的中俄文化年活动，使两国的文化合作进一步紧密，中俄两国人民之间增进了解与互信，同时进一步加深友谊，为今后遇到国际重大事情时，建立共识与合作打下牢固基础。所有实例说明大众文化的传播有赖于广泛的群众基础，小小的乒乓球、不怎么起眼的文艺交流活动等，都是大众传播的良好载体。
二、多拍摄、制作一些大众草根的正能量的作品（包括歌曲等）
《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三套车》、《山楂树》、《田野静悄悄》、《遥远的地方》等等，这些五、六十年代的前苏联歌曲，以其朗朗上口、耳熟能详的曲调在中国百姓之间广为流传，可以说整整影响了中国一代甚至几代人，事实上，歌曲的意义远远不在于歌曲本身，透过它的旋律和意境，我们可以看到原苏联的田野、乡村、人民质朴的生活，还有他们浪漫忠贞的爱情故事，也就是说是流行歌曲这一大众文化的传播，让我们了解到了苏联他们的社会、民族特质等。一个国家的形象既来自它高端的精英文化，也来自被视为“低端”的大众文化。高雅和深刻文化的跨文化理解往往对于其他文化中的人来说更加困难，而大众文化的鲜活和直接往往可以形成“健康”“乐观”，充满活力的印象。而电影《阿凡达》的成功，不仅仅是电影艺术表现方面的成功，而是在大众文化领域中，掌握、设定议题和议程的能力、科技能力、艺术经验的全面结合所带来的全球性影响。事实上，美国相当一部分软实力产生自民间社会（大学、基金会、好莱坞、流行文化等）。
三、以情动人多创作带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作品
维护国家形象和民族长远利益的严肃任务是广播电视传播的基本取向，但当大家谈起中国文化“走出去”时，往往想到的是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现实的大众文化其实也是“中国制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展开的积极面也可以被世界接受和喜爱。打造“魅力中国”，既要吸引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的人，也要吸引对中国大众文化感兴趣的人。“文化中国”不应仅包含“传统文化中国”和“精英文化中国”，还应包括“大众文化中国”。当然，对于大众文化的消极性和低俗化我们也要关切和警觉。像央视去年热播的《舌尖上的中国》就具备了相当的区域性和民族性。在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里，中国美食更多地是以轻松快捷的叙述节奏和精巧细腻的画面，向观众尤其是海外观众，展示中国的日常饮食流变，中国人在饮食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千差万别的饮食习惯和独特的味觉审美，以及上升到生存智慧层面的东方生活价值观。
四、可以考虑深入浅出，先向周边国家渗透
现在看来，大众文化传播一直是我们的软肋，中国大众文化直接向西方发达国家传播还存在障碍和困扰，一方面，西方传统地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文化有距离感，另一方面也有西方大众文化高度成熟，中国文化产品还难以竞争。但对和中国文化相通或相近的地区和社会，对面临相似发展议题和生活环境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国当下大众文化的魅力不容忽视。我们在海外文化传播方面一直高度关注在西方的传播，其实应该更注重传播效果，注重对文化相通地区和社会以及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的传播。这样才可能有更好的传播效果和作用。
五、要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作用，让微博、微信成为大众文化传播的抓手
论文摘要：旅游文化传播是传播学和旅游文化学关注的交叉点。本文在这两门学科背景下’采用比较法探讨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电视与作为人际传播媒介的导游在旅游文化传播中各自呈现出来的特占’，并尝试提出电视与导游相配合达到旅游文化传播效果最大化的模式。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旅游活动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基本需求。人们对于旅游文化的渴望也愈来愈强烈。另一方面，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大众传播特别是电视，占据了人们休闲生活中大部分时间，人们从电视上大量接触异国他乡文化，同时也不满足于此，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在导游的带领下身临其境地感受旅游文化的魅力。电视和导游，作为旅游文化传播的两种媒介，代表着典型的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本文旨在探讨电视和导游在旅游文化传播中作为不同的媒介分别具有怎样的特点，存在哪些异同，能否有机结合以及结合模式问题。
一、旅游文化传播与媒介
1、旅游文化传播
旅游文化是由于旅游活动的介入而形成的一种特殊文化，是旅游者为了休闲和娱乐而进行的短暂迁移。旅游者把自己原来居住地的文化带到旅游地，在旅游地又领略了当地的文化，在此过程中，各种文化交汇融合，形成了旅游文化传播。但是，在人们被大众传媒密不透风地包围住的今天，以上关于旅游文化传播的概念只能算作狭义的概念。今天的人们如果有一台电视机就可以足不出户地领略异国他乡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而旅游目的地的居民也可以通过电视节目接受外界文化影响。因此，要探讨当今的旅游文化传播就不能仅仅停留在以人际传播为基础的“真实世界”，还要着眼于以大众传播为基础的“传媒世界”(参见图一)。基于“两个世界”的旅游文化传播都带动了人员、信息、物质和资本的流动，促进了不同地区人们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沟通，增进了不同地区之间文化的大传播和大融汇。
2、旅游文化传播的媒介
传播媒介是传播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也是传播研究的重要内容。如前所述，当今的旅游文化传播具有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双重属性，因此旅游文化传播媒介包括人际传播媒介和大众传播媒介。本文主要选取其中的导游和电视进行分析。
在“真实世界”的旅游活动中，帮助旅游主体完成旅游活动的中介组织称为旅游媒体。它是旅游文化传播的渠道，包括各旅游组织和企业的活动。导游人员的活动是其中最典型的一类。一般而言，游客首先接触且接触时间较长的目的地居民就是导游人员。他们通过语言、手势和神态等非语言符号进行传播活动，连接旅游主体和旅游客体，属于较为典型的人际传播。导游人员对旅游目的地的介绍和讲解，不仅使游客更加深入细致地了解目的地的风土人情，也扩展了游客对自然风光的审美欣赏能力，促进了不同国度、地域、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通过旅游主客体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传播着各国、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是一种广泛的文化传播。
从大众媒介来讲，电视是最具有影响力和感染力的媒介形式。电视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形声并茂、声画同步，可以传递更多、更直接的信息。在“传媒世界”的旅游活动中，电视能够把旅游目的地和旅游产品生动、形象、逼真、立体地展示给受众，让受众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这种对旅游目的地或旅游产品栩栩如生的可视化展示，会对受众形成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这是电视传媒的优势。旅游目的地宜人的自然风光与独特的人文景观通过电视媒介广泛的传播，可以让受众直接地、感性地领悟到旅游地的魅力。通过电视媒介传播的旅游文化，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受众的旅游需求，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受众的旅游动机。
电视同时也是受众接受旅游信息的一个重要来源。根据卿志军和郑岩在《电视对旅游文化的传播作用》中对海南海口、三亚部分旅游者的调查，受访者获取旅游信息的渠道主要是电视(39.9%)，也最关注电视上的旅游信息(48%)。那么看电视是否能够代替实地的旅游活动?电视旅游信息是否能够代替导游的讲解呢?答案是否定的，个中原因则要从两种传播媒介的比较分析中去寻找。
二、两种旅游文化传播媒介的比较
1、电视与导游的差异: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
大众传播是传播手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指特定的社会集团通过文字、电波等大众传播媒介，以图像、声音、符号等形式，向不特定的多数人表达和传递信息的过程。从构成大众传播的要素来看电视对旅游文化的传播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大众传播中表述的“特定的社会集团”是指专门从事信息生产和传播的专业化媒介组织，这就意味着，经过电视台采编后形成的电视旅游节目中的旅游信息具有很强的公开性、权威性和全面性。相比较而言，以人际传播为基础的导游人际传播中，导游人员带团的讲解则具有很强的随意性，每个旅游者所接受的信息也是不平衡的，有时还因为导游个人素质和职业责任感的参差不齐导致错误旅游信息的传播。
第二，大众传播以社会上不特定的大范围受众为传播对象，且受众具有匿名性和不确定性。电视旅游节目具有大众性，这就意味着它是点到即止的，对旅游目的地的介绍通常是广泛而肤浅的，因而难以满足观众个性化的文化需要。导游员通过与游客面对面个性化交流，可以满足不同类型游客的需要。比如对同一古建筑的介绍，面对知识界游客，导游员主要讲解该建筑的历史背景、建筑特色等;如果面对的是一般游客，他们感兴趣的可能是关于此建筑的奇闻轶事和神话传说，导游员可根据情况调整导游词的内容和形式。
第三，大众传播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电视凭着它独特的魅力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大众传播媒体。电视声画合一的传播方式，给观众以身临其境的现实体验。经过编辑和修饰的“媒介世界”有很大的吸引力，甚至让人感到“媒介世界”比“真实世界”还要“精彩”，不少游客去过旅游景点后感叹“没有电视上看着那么好”!
第四，电视在节目形态上具有多样性。电视的旅游文化传播形式主要有电视旅游新闻、电视旅游广告、电视旅游节目、影视剧等几种。丰富的节目形态不论从对旅游文化传播的广度还是深度都具有很强的传播优势。相比而言，导游员的带团讲解似乎单薄了很多。也许在大众传媒让这个世界变的绚丽夺目时，人际传播很容易被忽视，但它依然是最基本的传播方式，依然有它独特的传播特点。
人际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中最古老也是最基本的形式。在人类的传播行为中，人际传播有许多种样式，如交谈、争论、讲演、会议、教学，甚至包括电话、电子邮件形式的交谈等。“当人们最大限度地以表现个性的方式，在一起谈话和倾听时，这种传播的样式就发生了”。旅游文化传播中的导游和游客之间就是典型的人际传播。
首先，人际传播具有双向性，具有反馈及时、互动频率高的特点。反馈是旅游人际传播的重要环节，它是游客对导游员讲解的反应，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旅游人际传播的进程。旅游过程中，游客可以随时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向导游员反馈得到解答，对导游传递的信息有接收不到位的，也可以及时补充信息。因此，游客在实地游览中对旅游文化信息的了解是深人的、透彻的。同样的信息，如果通过电视媒介来传播，情况会截然不同。虽然网络的兴起弱化了大众传播的单向性，但是受众对电视媒介的传播反馈依然是延迟的、低效的。电视的特性决定由它传播的信息也是易消逝的。
其次，人际传播的内容更丰富和复杂。人际传播最具有魅力的就是它的符号传播，比如表情、手势、姿态等，由这些符号传达出来的意义往往更加丰富和复杂。人际传播的意图就是要产生理解，而理解就在于要领会传播者的意义。通过这样的理解，概念中的人际传播范围刁讯深度却加大孔导游的人际传播相对于大众传播，更易于沟通旅游地和旅游者之间的情感，产生共鸣。比如，每个导游员都有自己的讲解风格，或风趣幽默，或引经据典，在讲解过程中不仅仅是机械的旅游信息交流，还是情感的交流，进而对目的地产生综合的印象。
2、电视和导游的契合——“把关人”角色
传播的过程牵涉到对某些信息的选择与传递，以及对另一些信息的剔除与摒弃。美国社会学心理学家、传播学的奠基人之尸库尔特·卢因1947年首次提出了“渠道与把关人理论”，传播学者怀特1950年又进一步提出了新闻筛选过程的把关模式，从而形成了传播学中的“把关大，理论体系:传播过程中存在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人传播渠道。由于传播渠道的有限性，以及一些社会集团对传播过程不可避免的制约，信息不可能无限制地传播，选择与剔除的活动自然成为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环节。
旅游活动中导游为游客讲解时，对内容也有一个类似“把关”的取舍选择过程。一般来说，无论自然景观或人文景观，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抑或人类的开发演绎中，大都已经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讲解体系。导游词的内容包罗万象，包括一般性的景观介绍、背景材料、典故、相关的文字作品和文化事迹以及传闻轶事等等。如前所述，在浏览的动态的有限时间内，导游基本上无法对上述内容一一进行讲解，同时由于游客的个体差异性，可能层次悬殊、审美情趣不尽相同，导游一般会有选择地针对不同游客选择不同的讲解内容，导游词的深度、广度及结构都会有所不同。在这一过程中，导游是传者，游客是受者，导游对大量讲解素材进行甄选，确定传播内容，可以说，导游是旅游文化传播的“把关人”。
电视旅游节目同样延续着传媒内部的普遍规则，介绍什么样的旅游文化，安排在什么时间段播出，节目时间长短等等这些无一不是在对传播进行“把关”。而在旅游活动中，导游每一次带团都是一个旅游文化传播活动，同时也是一个“把关”过程，导游作为旅游文化传播中的“把关大，具有强烈的个性色彩，尽管有行业条例和规章制度的约束，相对于电视旅游节目的“把关”程度来讲，导游的“把关”有更强的主观性。
三、旅游文化传播效果最大化探求
以上对旅游文化传播的两大媒介进行了详尽的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尝试探讨寻求二者有机结合以达到旅游文化传播效果最大化的途径。作者认为，从某一地方旅游文化的传播来讲，可以采用三段式传播方式，即游览前电视旅游文化传播+游览中导游旅游人际传播十游览后电视旅游文化传播，如图二所示。
论文摘要：手机媒体与不同的传统媒体可以结合形成不同的手机媒体类型。随着无线互联网的高速发展、3G应用及手机的日益普及，手机已不是单纯的通讯工具，它开始承担收看电视、阅读报纸、浏览小说、欣赏音乐等越来越多的功能，并逐渐成为人们未来获取新闻资讯的一种主要阅读终端。本文将主要从理论上简述手机这种新兴媒体的传播特点及其在新闻传播中的作用。
一、手机媒体的传播优势
1.其受众资源极其丰富
衡量一个媒体是否具有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现实和潜在受众，而对手机媒体化来说，最不用担心的就是用户资源。眼下，移动电话普及率达到每百人32.7部。手机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通讯工具，它的快速发展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成为一种传播、整合信息的设备。随着技术的完善、手机用户认知的不断提高和运营模式的逐渐形成，手机媒体会更快更好地承载目前各种媒体的传播方式和内容。
2.信息传播方式更自由
保罗·莱文森所著《手机》一书中，对手机发展做了最乐观的分析。他认为，人类有两种基本的交流方式:说话和走路。只是，自人类诞生之日起，这两个功能就是分开的，直到手机的出现，将这两种相对的功能集合起来。手机之前的几种媒介，都把说话和走路分开，只有手机能够使人一边走路一边发短信，实现走路和说话的结合。
3.传播功能极其全面
手机短信，是一种很好的传播信息的方式。人们可以通过简单的、很少的字节传递自己想要传达的信息，而且只要在开机的情况下，发送信息和接收信息可以说是同步的。
彩信，它最大的特色就是支持多媒体功能，能够传递功能全面的内容和信息，这些信息包括文字、图像、声音、数据等各种信息。包括短信、彩信、录像、拍照等多媒体功能，都为手机媒体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像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功能均可以实现，而这些传统、新鲜的功能结合在一起，能为不同需求的用户提供不同的内容，满足他们的不同需求。
4.传播速度极快、范围极广
从传播的角度看，手机短信的交流手段更加方便、交流速度不断加快，实际上也带来了交流内容的扩大。手机短信、彩信的这一特点使它在新闻信息的传播方面有着不可比较的优点。新闻信息一般都短小精悍，更新快，要求传播速度快和范围广，这正是手机短信的优势所在。据报道，美伊战争爆发后的4个小时内，包括新浪、搜狐、网易等商业网站浏览量比平时暴增5—10倍，用户短信订阅量超出平时4倍以上。很多人在第一时间收到了网站发来的新闻短信，感受了短信业务的方便快捷。
5.互动性强
手机媒体在“交互性”方面也有着传统媒体无法比较的优势。我们知道，传统大众传媒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传播的单向性很强，受众的信息反馈是滞后的、延时的，这一特点导致传播者和接受者不能很好地进行沟通和交流。而电话则可以实现传受双方即时沟通，及时地进行交流。
手机彩信在传播体系过程中，传递双方是平等的，被传方也是这个传播体系中的一环，双方之间没有明确不变的界线。因此，手机报可以给用户发送他所需要的新闻，为读者和报社都提供了更多更方便的服务，实现了更广泛、更迅速的互动。
二、手机媒体与大众传播
2004年7月18日《中国妇女报》推出全国第一家“手机报”—《中国妇女报·彩信版》，掀开了手机与报纸联姻序幕，引起各类媒体的骚动;2005年5月17日，浙江手机报正式开通。2004年2月24日，人民网推出国内首家以手机为终端的“两会”无线新闻网，首次实现手机报道国家重大政治活动新闻的历史性突破。
前面这些例子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手机与互联网的结合才使其成为一个重要的大众传播媒体。手机是跟数字通讯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结合在一起的，这些相关领域的技术的发展是手机更新换代和功能提升的保证。毫无疑问，手机已经成为网络媒体的延伸与组成要素，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媒体，我们不妨称之为手机媒体。有人把手机媒体定义为“手机媒体是借助手机进行信息传播的工具，随着通讯技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与普及，手机就是具有通讯功能的迷你型电脑;而且手机媒体是网络媒体的延伸。”相对于报纸、广播、电视与互联网“四大媒体”而言，手机媒体就是不折不扣的“第五媒体”。
手机作为媒体模糊了传统的大众传播者和受众的角色地位。由于手机短信的技术优势，传统传播媒介开始开辟手机短信平台，受众通过手机短信向这些传媒发送新闻线索，甚至直接发送新闻，任何受众都有可能成为大众传播机构的传播者。这样使受众直接参与大众传播的门槛大大降低，由公众流向大众传播的信息的数量和机会将大大增加。
三、手机媒体与传统媒体
报纸、广播、电视三大传统大众传播媒介，手机具有易存储、易复制、随时交流沟通以及多媒体型媒介的优点。
大众媒体发展到互联网时代，互联网的使用到现在还有许多本身难以克服的缺陷，比如，其有线连接的方式造成了获取信息的时空限制。手机媒体的出现，正弥补了互联网的这个缺陷。现在手机网络的稳定性还不是很高，时常有“掉线”现象。“三网合一”是以后的发展趋势需要时间和努力。目前的数据传输速率还在千字节每秒，3G手机要求的数据传输速率得达到兆字节每秒。随着无线通讯技术的发展，用户只要接上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获取信息。而用户如果进行预定，就可以每天接收到自己所需要的信息，避免了在信息的海洋中搜寻的烦恼。因此，网络是电视和广播以及报纸的“补偿性媒介”。而手机的方便性和手机无线网络的遍布性使其占有优势，使其克服了网络不能随身携带、不能随时随地沟通的弊端，从某种意义上说，手机就是互联网的“补偿性媒介”。
今天，手机继互联网之后成为“第五媒体”的事实已经得到了认同，手机媒体与传统媒体已经有了很好的联合。2004年6月，上海文广新闻集团、上海移动和江苏移动在上海电视节上共同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三方将共同开发移动流媒体及相关增值业务内容服务。这一举动，打开了国内媒体集团与移动运营商的合作之门。同时，《中国青年报》《京华时报》等也纷纷与手机联合，它们都认识到要和手机联合，这样可以扩大自己的市场，使报纸媒体得到很好的延伸。
论文关键词:DV 新媒体 大众信息传播 社会价值观
电视传播学从上世纪中叶到上世纪末相继走过了“魔弹论”、“有限效果论”和“受众上帝论”。本世纪初,以诸多新媒体与大众结缘为标志,传统集约型媒体将终端用户作为传播概念上的“受众”时代已告结束。伴随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受众”在占有一定新媒体资源后,俨然也可以成为信息传播的“信源”。这种大众信息传播从新的角度看,更富广域性、交互性、综合性和社会价值性。因此,我们将它看作媒体传播的信源论时代。
DV是网络、多媒体、手机、移动电视等一系列新媒体家族中的一员。从功能特性上说,DV与诸多新媒体一样,明显地具有个体性、广泛性和交互性,因而,它也就拥有了信息传播的信源性。
一、DV的社会化普及
DV原本只是数码视频摄像机(DigitalVideo)的英文缩写,是数字新技术的代名词。在它与大众媒体融合的过程中,因机身轻巧、操作简洁、携带方便、性价优廉而倍受人们的青睐,逐渐由专业设备变为家用产品,进而在社会发展中形成一种特殊的潮流需求。
DV的普及与DV作品的问世,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起初,DV作者只是把“活动影像”用于家庭生活或小众传播,出现了信源广大、信道狭窄和信宿缺失的现象。此外,其绝大多数作品是对生活原态接近真实的记录,所以,DV从被引进到使用都与大众生活的土壤密不可分。随着DV普及率的提高,部分DV作者基于对文化的诉求、新闻的热爱以及艺术的兴趣,试探性地将创作视角延伸至一些社会问题中,以拓展DV的传播范围和发展走向。
DV的盛行与作品的草根性,使它的源发根基从一开始就未建立在某种理论或某种概念之上,导致DV的发展基本上是漫流的,取向目标是多元化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主流媒体的介入使DV的社会化普及受到了广泛关注。电视媒体开始大胆试播DV作品、增设DV专栏、引入竞赛机制,为DV的传播开辟了一个主流传播渠道。诚然,电视媒体的这种做法并非全部认可DV的低质量信号和低制作水平,其最大的契机莫过于人们对社会生活的贴近以及DV持有人总体信源的广度。
二、DV及其作品的特性
上文中提到DV创作没有理论和形式规则在先,但任何一种传播媒体都有其自身的规律与特点,DV也不例外。
(一)数字性
DV最为大众认可的是它所记录的数字特性。DV的数字化,彻底消除了原作与复制品的界限,方便了DV文本的修改与补充。DV与宽带网的数字结合,使它可以摆脱传统媒体的推广渠道,另辟蹊径以构筑自我话语壁垒。
(二)大众性
作为一种新兴的数字影像形式,DV没有媒体单位的归属,其轻便灵活的性能使之可以进入专业媒体所无法顾及的角落,极具亲和力地深入百姓生活当中,多角度地捕捉最真实的画面。
(三)社会性
DV爱好者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分属于各个行业。他们用DV记录着周遭的环境和事态,用画面语言传达着所视所悟,又因社会身份的不同,在DV创作中或多或少地体现出职业特征。
(四)个体性
DV设备私人化的特点,决定了DV创作可以不拘一格、以个人意志为转变,这一点完全有别于电视媒体从业者的集体创作。
(五)随意性
多数DV作品事先都没有创作任务和程序规划,一切内容皆是随机的或仅凭兴致获得的,这使DV作者成了摄制者与导演者的综合体。
(六)无文化界域性
DV活动对DV人不做任何条件的限制,但凡有创作欲望的群众都可以手持DV进行创作。
(七)无传播取向性
DV作品在整个创作流程中并没有专门设定传播范围和目的,许多影像绝对为个人所有,表现的也仅仅是某一时间某人的心路历程。
(八)模糊的功利性
DV使用者以普通民众居多,他们从事DV创作的活动既无社会价值诉求,也不含质效观念。
三、DV的大众传播理念
DV传播大致可划分为两条较清晰的脉络:在专业与非专业界线继续模糊的条件下,DV传播可以是个人化的人际传播,它更倾向于个人表现,更强调自我体验,更关注个人视觉中的独特发现;在得到主流媒体肯定的条件下,DV传播可以是社会化的大众传播,它不拘泥于形式,重在纪实以表现出对身边熟悉题材的普遍关注,形成节目并借助于媒体平台进行大众传播以寻求广泛的社会认同。
依传播学的逻辑来说,DV不是目标,个性化的DV作品才是真正目标。个性化让DV变得成熟,个性化DV作品的传播能够赢得大众的广泛关注,甚至产生一定程度的传播意义,在传播过程中造就巨大的社会价值。
另外,得到主流媒体肯定的DV想获得发展,就必须遵循进人主流媒体传播的若干规则。
(一)选题的价值判断
选题是一部作品的立命之本,它关系到形式、内容、材料、方法的综合运用。DV作品要在多大范围传播,取决于选题服务大众、取悦大众之能力所及。其次,依托主流媒体进行传播,DV作品中所要表现的“平民视点”应尽量做到“不另类”、“不边缘”,最大程度地接近社会主流生活,最大维度地呈现时展进程,最大范围地反映广大群体的精神面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DV传播的取向是社会大众,才能凸显媒体传播的宣教功能。
(二)主题与内容的把握
主题的鲜明性和内容的向心力是一部作品的支撑,主题统帅着内容,内容服务于主题。同时,二者需要借读电视理论,担负受众的责任,这也是形成社会传播链条的一个不可缺失的环节。因此,DV作品的创作要尽量符合大众视觉的审美要求,具备较高的叙事语言能力,熟知大众传播的普遍规律,把握好作品创作的节奏与风格。
(三)摄制技术的跟进
虚焦、晃动、偏色等一系列因拍摄技术所引起的视觉不适,以及因丢帧、跳轴、画面截取不当所造成的视听障碍,在给自己观看的DV作品中也许可以原谅,但将个人作品放置在主流媒体传播的范畴里,诸多的技术失误和拙劣的制作手法就不为大众媒体所取,更无法吸引广大受众进行欣赏。毋庸置疑,技术是一部作品成败的保障,技术含量的高低决定着作品的社会传播质效。DV作品早期根植于民间,其社会传播较少受制于专业媒体的要求,当它被定位在专业级别时,就必须主动契合主流媒体的制播特性,对原有技术指标进行革新与提高。
以上三点都与电视要求相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DV发展的先锋面即电视。因为,电视可以为DV传播提供最权威的渠道,为DV传播制定最有效的方案,为DV传播吸引最广大的受众;而且,电视能够承担重任,为DV作品确立文化品味,为DV作品培养思辨能力,为DV作品构建审美意识。除此之外,在大众传播理念的支持下,
电视可以和DV形成一种稳定的数字支源关系,将DV传播从单一的人际传播推向广域的大众传播。
相对于传统媒体,新媒体的强势出击则为DV传播注人了新的力量。网络是面向大众的开放式信息平台,它对信息的海量需求使其包容一切信息资源,DV作品当然也是它涉猎的对象,甚至有人在网络上自建站点,打造个人的“影像家园”。这种被称为“没有执照的电视台”为DV爱好者和他们的作品提供了自由表达与交流的空间。手机作为通讯工具,也是以新媒体的身份参与大众传播的。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不论是手机生产量、还是手机用户拥有量都呈井喷式增长,必然带动了社会信息的交互发展,产生了与之对应的信息传递量,从而为DV大众传播赢得了无限广阔的交流空间。
但是,随着DV传播渠道的增多,一些良莠不齐的影像信息也伺机闯人大众视线。如果不加重视,任由负面信息在大众传播中滋生,那后果是不堪设象的。社会需要文明的信息,大众需要健康的信息,这表明,DV作者必须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DV的独立自由绝不能以破坏社会大环境为前提。
四、关于DV发展的谬论
DV社会化传播所带来的DV话语,权必然地使它成为一种媒体,而这种强力表达的存在直接作用于社会,左右着DV爱好者的认知,如不立即加以纠正,必然会影响DV的社会化发展。
(一)民间不等同于非专业
有舆论认为“DV是一种民间影像,DV是一种非专业的影像制作群”,这仅仅看到了DV的广度,却没有看到它的深度。的确,DV作者中包含了大量业余和非专业人士,但不能认为民间就是不专业。事实上,多数已知的优秀民间作品背后都有着专业人士的参与和支持,民间本身就囊括了大量的专业人士,他们无可争议地成为DV制作的中坚力量。承认民间拥有大量的DV爱好者和参与者,这是一种正确的态度,但决不能说民间没有实力。
(二)DV不能被吹嘘成时尚
DV不是作秀的工具,也不是某些别有用意、沽名钓誉的人手中的时尚标志。DV作为一种新生事物,我们需要承认它是一种工具、是一种手段,是DV爱好者手中有力的武器,是向大众展示个人艺术追求的窗口。
(三)DV不是“潘多拉魔盒”
DV的确在某种意义上为怀有电影梦的人们带来了福音,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也的确是用DV这块敲门砖打开了通向影像艺术的大门,但并不代表拥有了DV就拥有了一切DV创作的特质,就可以制作出具有水准的影像作品。所有热衷DV创作的人都必须经过系统的学习,才能掌握这种画面语言的语法规则,并将其贯穿到DV创作中。更重要的是,DV创作必须向高雅艺术靠拢,提倡精神文明建设,为DV发展营造良性的社会环境。
关键词：影像化传播;民众知识;影视民俗;大众文化传播
有关民俗学的发展前景，是今年我国民俗学界颇为关注的热门话题，为此对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历程做出评价、把握是重要的。仲富兰在《中国民俗文化导论》一书中指出中国民俗学存在着“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缺陷：第一，理论准备不足。我国民俗学的孕育是在本世纪初，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因此就使得先驱者缺乏长期完善的理论准备。第二，肇始于文学却又未能跨出文学的视野，民间文艺的研究代替了民俗学的研究。第三，解放以后，民俗学长期备受冷落，同时又受到前苏联民俗学体系的深刻影响，长期徘徊不前。第四，从世界范围民俗学理论产生的背景来考察，中国传统的民俗学，无论是研究主体和客体诸层次，都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1]任骋文在《民俗研究》中提出了民俗学研究要有“从‘民俗’到‘民识’”思想转变。他提到中国民俗学界一直停留在“民间古俗”的学术取向上而没有真正意义的“民众知识”的学术取向上来，所以倡导民俗文化研究者应当正确认识民俗文化内涵的理解，加深对“民间的知识”即“民俗”的理解[2]。
一、影视传媒与民俗文化的现状与问题
(一)“民俗学影视”与影视民俗
最早对“民俗电影”(folklore film)作为民俗研究题目的应用可追溯到1934年在英国电影研究所在《民俗》学刊上所发的征稿启示，其定义是“有关民俗的非商业电影”。在美国，最早的民俗纪录片可溯源到1935年，但直到1970年代，“民俗电影”作品才得到民俗学界的认可。谢尔曼(S.Sherman)在1977年提出了“民俗电影”这一概念，在其《记录我们自己：电影、录像与文化》(1988)一书中进一步论述了“民俗学电影”的概念，并兼用了folkloristic film(琼斯1988)一词。
在中国民间文艺协会研究部副主任黄凤兰女士的第一本专著《中国民俗影视》一书中，提出了影视民俗学的概念[3]。她认为，影视民俗学是指以影视为手段，对民俗事项进行客
观记录的一门科学。在张举文博士的《迈向民俗学的影视与民俗研究》一文中，提出了要为民俗学影视与影视民俗正名的观点。他认为“民俗电影”应理解为“民俗学电影”的简化，提出影视民俗指只存在于影视作品中的想象的民俗，是被制作人创造或改造的模仿民俗的表演[4]。汤拥华在《民俗影视何以为学?——评黄凤兰著》一文中对“影视民俗学”这一理论概念的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从一大堆以民俗为主题的影视片中，我们只能归纳出民俗学的问题和影视学的问题，怎样用影视的手段表现民俗文化的问题[5]。透过这些论著，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民俗事象与影视结合已成为必然。艺术地表现民俗事象已经成为民族与民俗的不可或缺的文化现象，同时，公众的接受与实践又体现了民俗的最基本的娱乐功能。
(二)表现方式
用镜头来记录民俗文化，这决不是简单的机械复制，而是影视工作者通过动态的富有表现力的影像，再现民俗的原态以及民俗文化、民俗心理支持下的民俗事象的文化意义。
在黄凤兰女士的《从民俗影视片的特点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文中，着重强调了民俗影视片对于民俗文化的表现力——真实地记录与再现[6]客观自然的影像纪实，能真实地体现民众作为文化主体，对自身民俗文化的阐释和解读。
此外，在罗未玮的《影视作品中的民俗“在场”》文章中，依据民俗的两种存在形态——文化的和生活的，探讨了民俗在影视作品中“在场”的两种形态，即民俗作为文化符号在场与民俗作为记忆因子在场[7]。
(三)存在问题
第一，本体论危机。这一问题。有相当部分民俗文化以非物质的形式存在，属于无形的思想、观念等内容，比如说“龙牌会”这种属于民间信仰之类的民俗活动，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和对民俗文化理解的偏差，很难通过影像完整地保存全部信息，而成为一种“机械复制”。第二，缺乏语境关注和“两张皮”现象。黄凤兰女士在《新时期中国影视民俗学的现状与问题》中着重对当今的民俗影视制作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析。第三，阐释的理论导向。张文举在《迈向民俗学的影视与民俗研究》中提出在探索理论和方法时，要思考认识论和反思人文本质。
二、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在国际合作日益加强、范围日益扩大、节奏日益频繁的形式下，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及不同领域的多种力量交流、互动、协商或妥协的结果。
1.民俗学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学科基础。安德明博士根据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9年和2003年通过的《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两份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最终确立取代了“民俗”的定义[8]。
2.经过近几年国际、国内多方面的努力，从政府到民间在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目前的保护工作依然存在着明显的缺欠。
3.近年已有不少民俗学者的文章讨论非遗保护理论，但非物质文化遗产整理保护理论，还应该是能给政府和民间提供操作细则的实践方案，它的实践性决定它的生命力，这则是它区别于以往民俗学研究之处[9]。在取得诸多成绩、呈现出一派热闹景象的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表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使得这项工作成了一个充满争议和张力关系的复杂的动态过程。
三、民俗文化与大众传播
民俗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民间传承，而民间传承恰恰是前大众传播的文化传递形式，周福岩博士在他的《民间传承与大众传播》一文中表明了民间传承主要体现为一种人际传播方式的立场，并试图通过对两种传播方式或系统从能量、力量及方向等角度所作的功能比较分析达成对民间传承和大众传播在文化中所扮演角色的认识。
(一)区别的意义
在民间传承中，需要传递的信号在编码一经结束，就通过人的发音器官或非语言形式的肌肉动作面对面地诉诸于译码者的听觉和视觉。而大众传播则在编码完成之后，经过了一系列对信息进行的技术转化，最后通过媒介完成这一过程的。因而媒介传达的信息(大众传媒)与我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通过人际联系得到的信息(民间传承)的区别就存在于接收效果上的迥异[10]。
(二)大众传媒在民俗传播中的功能
任何文化都离不开传播，民俗文化也不例外。[11]大众传媒在民俗传播中的积极功能包括：第一，大众传媒表述民俗生活，其媒介特性促进了优秀民俗的传承。第二，大众传媒通过报道民俗活动，引起了社会公众和政府职能部门对优秀民俗传统的关注和重视。大众传媒在民俗文化传播中的缺失包括：第一，有相当部分民俗文化以非物质的形式存在，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很难通过大众传媒完整地保存全部信息。第二，大众传媒会由于政策、资金、技术、传播渠道等方面的原因，片面或者歪曲报道民俗文化事象。第三，为了追求画面的效果或叙事的完整，大众传媒有时会导演民俗。
(三)大众传播对民俗文化传承的影响
现代传媒对于民俗传承的积极影响：一、现代传媒为民俗传承提供了革命性的技术手段。二、现代传媒推动了民俗文化的发展、融合和演化。三、现代传媒早就新的民俗。现代传媒民俗传承的冲击与负面影响：一、现代传媒对于民俗的保留大于传承。二、现代传媒以虚幻的民俗替代了现实民俗行为，以文化快餐代替了民俗艺术。三、媒介霸权加速弱势民俗消亡。四、现代传媒的商业化加速民俗的商业化。
(四)展望与对策
在即将迈入数字化的社会的今天，想摆脱现代传媒的影响，保持牧歌式的原生态民俗已经是一种奢望，我们目前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发挥现代传媒在民俗文化传承中的积极作用，尽可能地减少其消极负面影响[12]。首先，从传播者的角度来看，传播人要了解民俗知识，加强自身的民俗理论修养，合理运用传播技术，尽可能地减小商业化对民俗传承的负面影响。其次，作为“民俗人”要主动学习传播知识，掌握了解现代传播的规律，熟练运用各种现代传播技术手段，为民俗传承做贡献。第三，在理论上要加强民俗学与传播学、新闻学等学科的融合，在高校开设民俗传播学、影视民俗学等，加强民俗传播规律的研究与人才的培养。最后，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在覆盖面广泛的媒体上建立公共频道或民俗频道，以生动活泼、雅俗共赏的节目内容和形式在全社会普及民俗知识。
四、结 语
在现代社会里，离开了大众传媒，民俗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很难开展。今天，要做好民俗文化的传承和扩布、保护和开发，离不开大众传媒的介入和作用，而大众传媒要达到“传通”，实现自己的价值，需要对内容、角度方式进行选择，需要充分考虑并努力适合受众的心里思维习惯，大众传播和民俗文化关系密切。因此，我们要强调文化遗产的全面保护，留住民族文化的灵魂，充分调动并利用大众传媒的力量，从民俗文化环境中去开展大众传播活动，从大众传播角度去思考民俗文化的保护、传承和推广。
参考文献：
[1] 仲富兰.中国民俗文化导论[M].江苏: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2] 任骋.从“民俗”到“民识”──略论民俗研究学术取向的转换[J].民俗研究，1999(1).
[3] 黄凤兰.新时期中国影视民俗学的现状与问题[J].西北民族研究，2002(2).
[4] 张举文.迈向民俗学的影视与民俗研究[J].民俗研究，2007(1).
[5] 汤拥华.民俗影视何以为学?——评黄凤兰著《中国民俗影视》[J].中文自学指导，2005(2).
[6] 黄凤兰.从民俗影视片的特点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江西社会科学，2005(12).
[7] 安德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俗学的两难选择[J].河南社会科学，2008(1).
[8] 乌丙安.民俗文化空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中之重[J].民间文化论坛，2007(2).
[9] 周福岩.民间传承与大众传播[J].民俗研究，1998(3).
【关键词】涵化理论 批判 马莱茨克模式
一、关于涵化理论的批判研究
涵化理论的要义可以概括为：Blur――电视模糊了人们对世界看法的传统界限；Blend――电视将人们的真实融入电视的主流倾向效果；Bend――电视为了电视机及其赞助者的利益而扭曲了主流倾向效果。①据统计，在美国传播学界围绕各种理论模式发表的大量论文中，有关涵化理论的论文在数量上仅次于“议程设置”，位居第二。而这其中包含了众多批评与质疑。
笔者将对涵化理论的批判概括为以下几点：
1、不确定性。收看电视和对社会现实的观念之间的因果关系是虚设的，具有高度猜测性。因为在更复杂的模式中，如果将许多潜在的社会结构变量控制之后，这个关系就减弱至不显著了。②
2、不完整性。其一，必须看到，对受众的“拟态世界”而言，电视只是其中的局部文本，必须和其他的书刊世界、广播世界、讲座世界等一起构成符号环境才能考察其中的涵化作用；其二，该理论与人际传播、组织传播产生了断层，实际上，后两者在涵化过程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③
3、不完全性。这种不完全性体现在对文本、节目和受众三方面的解读。涵化论的代表批判人物纽康保认为，不同观众对同一节目有不同的理解和解码方式（这涉及到对受众的被动/能动性，人口统计学指标以及主流效果、共鸣效果的质疑）；节目类型、风格与涵化效果的关系比收看时长与涵化效果的关系更密切（即所谓“延伸的涵化理论”）；并且，涵化论在热热闹闹地关注电视或网络游戏中的“暴力”对受众的影响时，遗忘了非暴力和反暴力文本的默默存在。即，它在刻意强调有用的显文本时，忽略了潜文本的“反涵化”效果。④
4、不科学性。一方面，涵化论没有明确或充分阐述涵化效果形成的内在心理活动过程；另一方面，研究方法上采取了过于人为的测量法。比如，它在测量收视量时的提问是“平均而言，一星期中你有几个晚上看电视超过1小时？”这是一个不可靠的测量，因为它无助于区分“轻度收视者”和“重度收视者”。那些一星期看6天电视，每晚看电视超过4小时者被归类于轻度受众，而一周中每晚都看1个小时的人却被归为重度收视者。⑤
二、马莱茨克模式下的各种批判
涵化理论的意义在于它对认知、态度、共识以及社会化的考量，它们都牵扯到社会心理的层面，因此，下文中笔者引用马莱茨克的大众传播过程模式分析上述关于涵化理论的种种批判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马莱茨克按照传统的基本要素（即传播者、讯息、媒介和接受者）建构了他的模式，旨在分析影响传播效果的各种因素。
该模式的接收者部分包含了四个因素：
1、接收者的自我形象――个体对自己角色、态度和价值观的感知构成了他在接收传播时的态势。例如，我们往往拒绝那些有悖于我们自己价值观的信息。⑥该因素投射到批判上，就涉及对涵化假设，即“一个被动的、无选择性的受众”的质疑。
2、接收者的个性结构――某些类型的人比其他人更容易受影响。比如，人们常常认为自卑的人比别人更容易被劝服。⑦据此，涵化理论的批判者将目光投向了个体的人口统计学指标，如性别、受教育程度、户籍等。他们认为这些指标连同受众收看电视的动机同时影响着受众对所谓“主流文化”的选择性注意、理解和记忆，进而影响到涵化效果的信效度。
3、作为受众成员的接收者――在大众传播中的接收情况与在面对面传播中的接收情况并不一样。有关研究指出，如果大众传播的信息与人际传播一致，对公众的影响会增强；如果二者不一致，人际传播的影响会削弱大众传播的作用。也就是说，涵化效果需要在个人经验或人际传播等信息传播途径的共同作用下发生。⑧
4、接收者的社会环境――指周围的社会，社区，他所属的群体以及与之相互影响的个人。强调个人愈是承认自己是一个群体的成员，用与该群体价值观相悖的讯息去影响他的态度的可能性就愈小。同时，不同群体产生的效果又大不一样。比如，儿童与伙伴一块看电视较于同家长一块收看所产生的感受是不一样的。⑨
综上所述，就接收者一方来说，如果把马莱茨克的整个模式看作一个“集合”，把关于涵化理论的种种批判看作“元素”，那么这些元素都可以在模式中关于接收者的四个变量中找到对应的“子集”，它们是一一对应的映射关系（受众能动/被动性接收者的自我形象；受众的人口统计学指标接收者的个性结构；与人际传播的断裂作为受众成员的接收者；对共鸣、主流效果的质疑接收者的社会环境）。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迄今为止所呈现的各种批判，看似杂乱随意，实际上是学者在接收者层面,按照马莱茨克的大众传播过程模式所暗含的逻辑，对涵化理论进行层层剖析的结果。
同时不难发现，除却对电视文本本身、节目类型与风格的质疑，立足于传播者，即电视的批判少之又少。因此，参照接收者一方已有的批判与传播者一方的函数，笔者在此作出大胆预测，如若对涵化理论的批判还将持续下去，可能在以下几方面展开：
1、传播者的自我形象：批判者可能指出不同电视节目对自身的定位不一样。一档节目如何理解自己作为传播者的作用，这种自我形象的不同构建都会直接影响到电视所要传达的信息和思想。
2、媒介组织中的传播者：也许将有人指出，各种大众媒介组织的规模、宗旨、所有制形式和政策各不相同。当电视所要散播的主流思想与其他媒介如报刊杂志、广播、网络不一致甚至相悖时，涵化理论将遭遇怎样的窘境？
3、传播者的社会环境：不同电视工作者对文本的把关和制作取决于他的社会环境，这种社会环境的差异对涵化效果造成的影响不容小窥。
另外，还有两点或许也会在未来引发争议：其一，关于“来自接收者的自发性反馈”，电视在影响受众的同时也接收来自受众的影响，并且，电视工作者、政治决策者与影响他们的个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众，这样一来，交互又交叉的多向格局在所难免，涵化理论不知能否承受这样的检验；其二，研究方法上，从已有的实证研究来看，几乎所有的研究对象都指向受众。那么，要如何证实格伯纳所辩解的“当表层的差异被剔除后，所存留的东西通常都惊人的相似――它们都是关于生活与社会的相辅相成的景象，都有贯穿一致的思想体系，都有对生活现状的固定描述”？
三、对批判研究的再批判与建议
本人以为，这些批判出现的根源在于对“全体与整体”、“宏观与微观”这两组概念的误读。“全体”指考察对象每个个体的总和，重在数量的齐全；而“整体”指若干对象按照一定的结构形式构成的有机统一体，重在结构的完整与统一。⑩涵化理论的精髓在于研究电视对受众培养“共识”的过程。至于“宏观与微观”，“宏观”不涉及内部结构或机制，指长远的、大范围的或涉及整体的；而“微观”涉及构造领域，指短期的、小范围的或部分的。⑾涵化理论试图跳出传统效果研究关心的短期效果而提供一套对同质化的“隐藏课程”。但事实是，法定的“刺激-反应”式的效果模式更受青睐，各类批判仍然摆脱不了短效果的研究范式，用不同体系的方法论硬生生地给涵化理论扣上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
实际上，揭示共性并不是要否认区别。受众、媒介文本的多样性与共通性同时存在，否认任何一方都有失偏颇。
没有一种模式或理论拥有完美无缺的架构并能解释一切。关于涵化论的各种批判观点已经或将要与马莱茨克模式相契合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了某种理想主义，因为马莱茨克模式立足于大众传播全过程，被誉为“大众传播过程相关因素的一份清单”，属于“基本模式”范畴。要求涵化理论将所有因素纳入考量既不可能也无必要。
笔者认为，研究者们应该暂停那些无休止的挑剔，将批判性的眼光聚焦于电视的社会角色：着重考察新媒体语境下如何发扬电视稳定社会，促进共识的积极效用；深入对国际性的涵化分析以及涵化形成的内在心理活动过程的探讨；完善、修正涵化理论的研究方法，加入对电视相关指标的测量。
同时，我们要学会始终保持科学的质疑精神，对任何结论，既不盲目接受，也不轻易否定，实事求是才是有益的科学态度。■
参考文献
①《涵化理论（Cultivation Theory of George Gerbner）》,?fr=qrl&cid=183
&index=1
>> 媒介素养：一个亟待重视的全民教育课题 视觉素养\媒介素养\媒介素养教育 论媒介素养教育 媒介素养教育 媒介素养教育研究 媒介的素养之路 媒介素养教育:一个信息时代的课题 媒介融合、媒介社会与媒介素养教育 当代大学生媒介素养与媒介素养教育 网民媒介素养教育 势在必行 重视民众的媒介素养教育 浅析受众的媒介素养 增强受众的媒介素养 政治素养：一个亟待重视的议题 新媒介环境下的农民媒介素养教育初探 媒介娱乐、草根运动与媒介素养教育 新媒介下大学媒介素养教育初探 弱势群体的媒介表达与媒介素养 论公众媒介参与中的媒介素养 媒介融合视域下的媒介素养培育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宋小卫：《学会解读大众传播――国外媒介素养教育概述》，《当代传播》2000年第2、3期；宋小卫：《西方学者论媒介素养教育》，《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4期；吴廷俊、舒咏平：《一种基本素质的教育：中国传播教育发展新思路》，“2003中华传播学论坛暨中华传播学研讨会”入选论文；谢金文：《应该提高全民的传媒素养》，《新闻记者》2003年第9期；张冠文、于健：《浅论媒介素养教育》，《中国远程教育》2003年7月；张羽：《报刊批评与媒介素养教育》，《报刊之友》2000年第6期；张开：《媒介素养教育在信息时代》，《现代传播》2003年第1期；郑保卫：《媒介教育大众化势在必行》，《中华新闻报》2002年1月16日；衷菱：《论媒介信息教育》（上、下）， zjol. com. cn／gb／node2／node26108／node27331／node30269／
注释：
①《2000上海青年发展报告》，why. com. cn／zuzhizhuanqu／yanjiu／5. htm
音乐的传播既是音乐得以产生和生存的原动力，也是推动音乐艺术不断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国际互联网和多媒体技术的广泛运用，音乐的网络传播已成为当下音乐艺术传播的全新手段。与传统媒介相比，网络传播具有海量信息和高速传播、综合性传播手段、整合传播模式、多元化传播者以及跨国传播等重要特征，并已渗透到人类生活的诸多方面，形成了新的传播模式和文化理念。论文百事通作为网络传播子系统的音乐网络传播，在传播实践中除了传播音乐作品外，还传播音乐的创作、演奏、制作技术，传播各种音乐新闻、音乐学术论文、音乐思想,以及提供各类音乐软件的共享等。这种音乐的传播方式，把每一个人所面对的计算机世界，变成了一个音乐的虚拟大社区。
音乐的网络传播，既具有上述传播共性，也具有自身的个性和特点，即：“即时性、反复性、时差性、主动性、交流性、自由性”（曾遂今语）。此外，我们认为，基于网络传播的强大效应，以及复制技术的广泛运用，导致“文化的生产被驱回到一种精神空间之内，但这种空间不再是旧的单个主体的空间，而是某种被降低了的集体的‘客观精神’的空间”（弗?杰姆逊《后现代主义，或后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又如阿多诺所批判的“标准化和伪个性化”，艺术的审美深度、个性价值、历史感等“经典”标准逐渐“削平”，大众娱乐功能和商品消费功能得到大大加强。再者，由于传播技术、使用环境、欣赏心理等因素的存在，使得音乐网络传播只能以在线获取(pull)为主，而非在线欣赏(take)，如曾遂今所讲的只不过是“音乐复制的自来水效应”罢了。由此必然带给人们音乐审美观、价值观的变化，并最终使得整个音乐艺术范式发生革命性的变革，给当代和未来人类的音乐生活带来深远的影响。
二
如上文所述，音乐的网络传播将给音乐艺术的创作、表演、接受等带来深刻的变化，促进当代音乐艺术的发展和范式转换。对音乐艺术创作观念而言，其影响和变化具体表现为：
首先，创作观念的丰富性、前瞻性。网络传播的海量信息和高速传播，资料、信息获取的广泛性和即时性，导致了音乐创作观念的丰富和前瞻性。互联网络为人们构筑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虚拟现实”世界和信息宝库，使得艺术创作可以坐享科技进步带来的各种便利，迅速获得当今世界不同风格、各种类型的艺术信息和音乐作品。可以说，当今艺术创作者的视界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开阔和广博。反过来，一部音乐艺术作品只要问世，就有可能随着网络和其他数字多媒体传遍世界的任一角落，艺术创作者可以很快听到、看到受众的评价，与他们展开双向的交流和艺术观念的碰撞。与不同地域、不同专业、不同目的的人们的交流和互动，将极大促进创作观念的丰富性和前瞻性。但不容忽视的是，这种交流带来的艺术创作的观念和创作意识的趋同，对艺术创作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
其次，创作观念的个性化、技术化。网络是一个自由空间，网络的创作和传播具有极大的自由度，每一个创作者都可以尽情释放自己的艺术激情，随心所欲地进行艺术语言的探索和创造并直接进行自由的传播。过去传播中的人为导向、人为干扰基本消失了，创作者也不必考虑为了博得某些组织、评委的肯定和爱好，其个性化创作思想、创作观念得到极大解放，将会创作产生大量不同特色、独具一格的网络原创音乐作品。另外，在音乐网络传播中，技术对音乐创作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许多以前难以实现的个性化艺术构思和设想，通过网络及数字多媒体技术与电子音乐制作技术的协同配合，现在已经可以做得干净利落、无懈可击了。如利用计算机动画制作、音乐制作、音频处理的技术优势，创作出现了大量的flash音乐文件，把音乐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但同时，技术的进步和使用也加深了人们对技术的依赖性。
再次，创作观念的生活化、娱乐化。作为大众传播的强势媒介，网络传播在引导大众的艺术接受、消费过程中，促进了艺术与大众之间的相互亲近，艺术不再是少部分人的精神领地，而成为当代大众可以共享的日常生活对象。这种艺术与大众日常生活的广泛对话，直接促使音乐创作走向生活化、娱乐化。比如《东北人都是活雷锋》《特务小强》《芙蓉姐姐》《老鼠爱大米》《两只蝴蝶》等网络歌曲，多数作品以通俗易唱的生活化曲调和趣味幽默、娱乐搞笑的歌词为主（歌曲常被称为“口水歌”；歌词如“翠花，上酸菜”以及“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等），表达的是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的自娱自乐，展现的是艺术的消费功能和大众娱乐功能。从宏大叙事到日常生活、从心灵审美到感官消费，音乐艺术的创作观念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新晨
最后，创作观念以大众（受众）为本。“当代艺术不仅仅要求观众证明自己，而是要激发观众，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观众的支持”，“今天的作品并不需要成为绝对权威或受人顶礼膜拜，它们把观众作为朋友”（杜夫海纳《当代艺术科学主潮》）。在网络传播和网络艺术中也是如此。雪村、香香、庞龙、杨臣刚等歌手及其演唱的歌曲一夜走红，无不是网络大众的点击和支持所赐。同时，网络传播非常强调受众的主观能动性、参与性，强调沟通。这种传播过程的交互性和大众评价的巨大威力，使得创作者（艺术家）为了赢得更多的支持率（点击率），将会尽可能地从大众的层面出发，以大众的审美标准为本，创作更多适合大众艺术情趣的作品，即所谓的“民间性情之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大众（受众）为本的创作观念，与接受美学的基本立场、观点相一致，延续了文艺理论从“作家创作——作品文本——读者接受”的历史演进，也进一步提升了网络传播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
结语
笔者认为，网络传播为音乐创作观念带来的变化具有普遍的意义。这种从经典到通俗、从审美到娱乐、从精英到大众的变化，已逐渐成为当代音乐艺术的基本范式。为此，我们有必要在理论上重新审视，在实践上作出更为有效的探索。
参考文献：
【关键词】新闻语言 新闻语体 衍变
一、新闻语体的内涵
所谓新闻语体是记者在采写、编辑新闻时，为了达到传播新闻的目的，为了满足读者对新闻的欲知心理，形成的语言表达手段的特点的体系①。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定义新闻语体，即是指人们在言语交际中，为了适应新闻交际领域、目的、任务等的需要，运用全民语言传播新闻信息而形成的语言特点体系②。新闻语体并非一开始就是一种独立的语体，它是随着社会进步、新闻业的发展而逐渐成熟起来的。它曾归属于事务语体，但成熟后的新闻语体却综合了事务语体、文艺语体、科技语体、政论语体、口头语体等语体的一些特征。新闻语体的特征具体表现在词汇、语法方面，这些特征都是由新闻业的特性决定的。
二、新闻语体的衍变
新闻并非一开始就有自己成熟、独立的语体特征。同其它语言现象一样，新闻语体也是一个历史范畴，也是“静”与“动”的辩证统一。新闻语体萌芽在古代，生成在近代，发展在现当代。
1、“公文体”的初创时期
我国古代报纸的职能和读者群，决定了古代报纸的语体特征。新闻语体最早从事务语体（也称应用语体）脱胎而来。我国新闻语体的最早形式是唐朝的《邸报》中所呈现的语言体式。这一时期的新闻语体表现，主要是以官方为传者（或者官方是主要信源提供者）为主的时期，的信息主要以朝廷（皇帝）的谕旨及相关机构公布的信息为主，多数是以朝廷的公文方式，我们称之为“公文”语体或“官文体”。宋朝以后，《邸报》一词经常出现于公私文献，已成为朝野人士获知朝政的重要媒介。当然，它只能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发行，读者是分封各地的皇族成员和各级政府官吏，及少数尚无官职的读书人。一般的庶民百姓是看不到的。此后，也有不同名目的报纸形式出现，都不同于现代意义的报纸，它们没有一般的新闻言论，只刊登皇帝的诏书和起居言行、朝廷的政策法令，官吏的升黜和赏罚褒贬，各级臣僚的奏章疏表，各地的灾祸战况等重大事件。古代社会没有专门从事新闻采集和报道的机构，新闻活动尚未从事务活动中独立出来，只能算作各类公私事务的附属品，新闻语体也就只能算作事务语体的附属品。最早的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第一卷第二期上刊登了“月食”，是中国新闻史上的第一条消息，其内容是：“照查天文，推算今年十一月十六日晚上，该有月食，始蚀于酉时约六刻，复原于亥时约初刻之间。若此晚天色晴明，呷地诸人俱可见之。”③这条消息连标题在内仅56个字，预示一次天象，新闻诸要素齐全，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已初步具备了报纸新闻语体的特征，这说明公文语体已经融入了新闻语体。
古代新闻语体与事务语体相携这一现象是由古代没有独立的新闻业及其活动所决定的。邸报的读者群以皇族、政府官吏、封建士大夫和地方上的豪绅巨贾为主，所以新闻用语不是平民语言，而是官方语言，即所谓的“公文”体。
2、过渡型的“报章体”时期
新闻业的产生标志着专业化的新闻活动产生，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相分离，从而也就开始了新闻语体与事务语体的分离，出现了新闻特有的语言形态――新闻语体。近代“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以及戏剧改良运动等文学艺术领域变革的要求，即包括语言的通俗化和大众化的内容，这势必影响到新闻语体的通俗化和大众化。如1899年，陈荣哀著《论报章宜改用浅说》一文，明确提出报章语体宜用浅显的白话文。有识之士不仅在理论上提倡白话文，而且不少人还通过办报等实际行动推进白话文运动，如裘廷梁就认为，要人人都能读报，必须从白话报着手。
随着近代中国报刊的出版发行，汉语书面语出现了一种被称做“新文体”（即“报章体”）的报纸语言，谭嗣同就著有《报章文体说》一文，这种文体的出现及广泛使用与梁启超的倡导分不开。梁启超以其文章革新家的气度与胆识，从古体文中解放出来，又无所顾忌地采择于他有用的古文、史传文、辟赋、骈文、佛典、语录、八股文、西学译文、日文词法、句式、腔调、体制，打破古今中外各种文体的界限，形成了最便于当时用的“新文体”。尽管这种文体常出现铺张过度、重叠冗赘的毛病，仅它表里一新的文风仍具有新奇可喜、奔放激荡、扣人心弦的魔力，征服过当时及稍后所有向往新思想、新知识的爱国知识分子的心灵。
尽管当时改良派创办的报刊以刊登政论文体为主，但既然属于报刊语体，随着“五四”后白话文运动的推动，必然会影响当时及后来的报纸语言走向通俗化、大众化。从此，事务语体不直接用于大众传播的新闻。新闻语体一旦从事务语体中分离出来，就失去了事务语体的固定格式和惯用语，失去了传者与受者之间明确的、直接的对应关系，成为传者与受众共同感兴趣的新闻信息的语言形式，并在实践中逐步形成自己的语言特征和风格。
3、新闻语体的渐趋成熟时期
“五四”的风云，使中国的各项文化事业大为改观，中国的新闻语体也逐步形成自己的语言特征与风格。“从1919年到1949年，报纸创造了目前还流行的绝大多数的文体。”④在“五四”前后（这一时期的“文体”和“语体”具有很大的共通性），新闻文体敞开胸怀，吸收了古典文学中的优良传统，接纳了与新闻学邻近学科的长处，改革新闻的写作模式，逐渐形成了一批文体交融的新品种。到20世纪30年代时，原有的体裁不断改进完善，体裁间的融合进一步加强，发展成为今天仍然运用的一大批常规品种。交融品种的形成，是后来新兴文体生成的一种主要类型。像今天仍在使用的新闻特写、新闻述评、调查报告、杂文、报告文学等多种新闻文体大多源于那时。
此后新闻文体的发展，基本上是在30年代以前发展出来类型的基础上有一些小的增补或小的变体。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仿照文学的“微型小说”而来的“微型调查”；采用摄影、电视拍摄特法而来的“新闻特写”及下列类型“本报专访”“本报特写”“文艺通讯”；还有“系列报道”“深度报道”“口述实录”“新闻速写”“新闻述评”“简讯”等纷至沓来，令人应接不暇的体式，都是新发展出来的文体。最终，着眼于传播信息为主要功能还是以发表意见为主要功能，新闻报道体和新闻时评体成为今天新闻语体的主要两大语体。
4、多元语体的交融时期
当下的新闻语体依托现代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四大媒介，已经具备传播各种新信息的物质能力，可是，还缺乏承载各种信息内容的完善的语言结构体系。为了跟上时展的需要，满足新闻大众传播的目的，新闻语体采取了跨越到其他语体功能域的言语行为，借用、吸收他体为我所用的语文体式和功能手段，以丰富新闻语体的结构表达系统，拓展新闻语体传播的功能域，这种跨越往往是以不同语体功能域中语文体式和功能手段的交融作为实现手段，以体制创新为目的。
从新闻语体发展的纵向角度来考察，新闻语体的形成历史，就是一部新闻语体为适应交际需求，主动自觉地拓展自体的功能域，与其它语体建立跨功能域的交融，以获取超常的言语功能效应的历史。现代新闻语体以不同标准可作不同划分，如，按照传播媒介可分为报纸新闻、广播新闻、电视新闻、网络新闻等。广播新闻随着广播电台的建立应运而生，从它一出现就受到政治家及民众欢迎，它也在日益扩大增多的广播实践中不断完善自己的语体。电视与报纸、广播一样，成为各国大力发展的―种重要的新闻传播工具。电视新闻语体指在电视新闻传播过程中用于表述、传播新闻事实所使用的新闻语体。电视新闻语体诞生的时间并不长，与电视新闻相伴相生，并在传播新闻信息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新闻改革进程逐步加快的形势下，新时期的电视新闻语体呈现出与以往更加显著不同的特点，表述和传播新闻事实浅显易懂，更加通俗化、口语化；传播最主要的信息，压缩材料、缩短句子、压缩每条新闻篇幅长度；增加体验式表述；与画面、音响协调统一。网络新闻集报纸、广播、电视三者之长于一体，是兼具数据、文本、图形、图像、声音的超文本结构，实现了文字、图片、声音、图像等报道手段的有机结合，因而是立体的、网状的、多维的，有声有色、图文并茂、亦动亦静。报道同一新闻事件，报纸使用文字语言和图片语言，广播使用声音语言，电视主要是使用图像语言和声音语言，而网络新闻则三者皆用，它融合了纸质新闻、广播和电视新闻的报道手段，使受众在网上同时拥有读报纸、听广播、看电视的诸般方便和乐趣。
由上可知，新闻语体的形成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从最初的报刊新闻是印刷技术的产物，到广播新闻是无线电技术的产物，再到电视新闻是电视、卫星技术的产物。人类这几百年的历史使过去延续几千年的通讯传播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人类的交际方式也有了翻天覆地的更新。
三、小结
新闻语体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不稳定到稳定，由无一定之规到有一定之规的过程，形成了有自身的词汇、语法、修辞等方面特征的体式。它是伴随着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根据自身的发展需要，以大众传播为依托，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体系。它继往开来，凭借着勃勃生机的电子媒体，在诸多语体类型中脱颖而出，现在已成为在社会生活中渗透力最强、影响最大的语体。
新闻语体的形成发展走过了一条与社会交际互动共生的道路。新闻语体有着重要的社会作用，它能用简单明了、通俗易懂的话语讲述很多社会大众关心的各种消息、各种知识及各种意见，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发展。新闻语体的形成过程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在运动中不断自我完善，其间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着新闻语体的形成。新闻语体不是凝固不变的，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现代新闻语体是近代新闻语体的沿革，将来的新闻语体则将是现代新闻语体的发展。■
注释
①郝会丽：《论新闻语体》，中国社会科学院硕士论文，2001年版，第9页。
②祝克懿：新闻语体的交融功能，《复旦学报》2005年第3期。
③转引自李元授、白丁：《新闻语言学》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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