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20 19:25:40
导语：在晋商文化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世行与亚行国际金融机构商业计划提纲[businessplanout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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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旅蒙晋商；孝；忠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08-0112-02
旅蒙晋商是清代至民国初年持有官方发放的票照来往于内地与蒙古草原经商贸易的山西商人。旅蒙商始于清康熙西征噶尔丹时期，他们利用地理优势，捷足先登，兼为清军运粮与贩茶于一身，成功地进入蒙古草原。旅蒙晋商以雄厚的资金实力，先进的经营管理，诚信为本，以义制利的经营理念，勇于开拓，勤劳节俭，称雄商界数百年。
旅蒙晋商的成功得益于他们勤奋敬业、诚实守信、以义制利、团结互助等为人称道的晋商精神，本文就旅蒙晋商为人称道的孝思想进行剖析，以期为现代社会提供有益借鉴。
1 善事父母
孝最基本的伦理意义就是善事父母，它是一种内在精神上的对父母的爱。这种爱是基于血缘亲情关系上形成的，是在对父母的自然亲情的推动下做出的。有民谣称：“山西人大褥套，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这句民谣反映出旅蒙晋商外出经商致富后回家盖房置地孝敬父母、供养子女的传统观念。由于旅蒙晋商在外获得财富，首要目标就是回乡买房置地，供养父母、子女，所以，善事父母往往体现在深宅大院中。在明清山西大院里，有许多设计精巧的砖雕、石雕、木雕，它们既体现了主人的审美情趣，又表达了对长辈、对家族的祝福之情。这些承载中国传统孝文化的艺术作品，以意、形、音的方式，暗喻吉祥富贵，五福捧寿（福寿安康）、麒麟送子（贵子临门）、五子登科（光宗耀祖）、猫蝶闹春（取耄耋之谐音）。善事父母最基本、最通常的责任就是赡养父母。孝是需要通过实际行动来体现的，对父母的爱，不仅仅是内心的情感信念，更是行为意志的体现。
孝不仅包含爱，也有敬的意思。“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曾子认为“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礼记・祭义》）因此，善事父母不仅仅指父母吃好、穿好，更重要的是要顺从父母的意志，这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孝。孟子说：“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孟子・万章章句上》）说的就是这层意思。在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旅蒙晋商家庭中，长辈拥有至高的地位，晚辈必须顺从长辈的意志。
2 尊祖祭宗
在古代，宗庙祭祀往往寄托着孝这一伦理道德观念。“夫祀，所以昭孝也。”（《国语・用语上》）肖群忠认为，尊祖祀宗的伦理精神在于：“报本返始、慎终追远、继志述事”。旅蒙晋商在致富后，将经营财富用于建祠堂、修会馆、义庄、置祠户、族田、叙族谱、开办书院、义学等，以此来光宗耀祖。在清代，捐输官位非常普遍，有经济实力的旅蒙晋商通过捐输使其由普通的商人一跃而成为具有功名的仕宦之家，从从六品到正二品比比皆是。他们捐官不仅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为商业发展铺平道路，更体现了光宗耀祖的世俗追求，满足了商人的孝道思想，实现了尊祖祭宗的精神寄托。
“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中庸》）继承先祖遗志，完成父兄未尽的事业，称之为追孝。孝即肖，也就是像。就是要效仿先祖、父兄创业维艰，积极进取，努力不懈的刚健精神。它要求子孙继续前进，而不仅仅是崇拜祖先所留给后人的恩泽，在其余荫之下祈福纳祥。旅蒙晋商在这种观念下，一代代生生不息，前赴后继，创造出辉煌的业绩。
“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孝经・开宗明义章》）孝道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寄托了中国人的追求抱负，它通过强调继承先人之志，表现出旅蒙晋商所特有的那种为家庭、为民族乃至为国家负责，为子孙后代造福的精神。
3 生儿育女，传宗接代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章句上》）生儿育女是在延续天地生生之德，只有生命的延续才能继承先人之志，一切理想抱负才有实现的可能。因此，在古代，孝作为保障人口延续的一种道德约束，它要求每个社会成员要把家庭放在第一位，生儿育女是义不容辞的义务，否则就会受到社会歧视和舆论的谴责。
旅蒙晋商由于严格的号规和经商的需要，常年在外很少回家。新婚之后便匆匆离家外出的比比皆是，更有甚者自幼学习经商，十年都不曾回家娶妻生子。于是，有很多父母劝儿子回家延续香火的信件，或续嗣文约或卖子文约。这是一封母亲写给外出经商的儿子的信，希望儿子早日回家娶妻生子，延续香火。“自你外出生理，不觉数载光阴，……室内幼妇，子女无一，比孝有三，无后为大，有子有孙，时刻忧心，银钱自有命定，非人所能强为。倘若客中稍暇，即可急速旋里，家中居住一年半载，再出外生意未迟。”这封信言辞诚恳，无不表现出对生儿育女的焦虑与期盼。在处理生儿育女与事业这对矛盾时，旅蒙晋商通常很理性。年少时，往往以事业为重，待到一定年纪又果断舍弃经商，回家延续香火。
“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开宗明义章》）这句话是说，身体是父母给的，是祖先生命的延续，不能轻易的损伤，这就是孝道最基本的要求。作为首要的孝，它既体现了对生命的珍视，又表现出对祖先生命的延续。
4 孝的政治延伸――竭诚尽忠
古人经常将忠孝连用，曾子将孝思想全面深化，使其具有普遍的意义，成为封建伦理道德的全部和天经地义、亘古不变的准则，进而成为封建统治的基础，并使之成为一种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政治观的统一体。曾子将孝与忠君联系起来，他说：“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忠君已经是孝的一部分，不忠君就是不孝，忠是孝的一部分。就这样，孝就不仅仅是子女对父母的孝敬，还包括社会中人们对君主的忠诚。“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固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孝经・士章》）
人们常说“为富不仁，为仁不富矣”。（《孟子・滕文公章句上》）旅蒙晋商中的许多人却选择将巨额财富作为自己优秀道德表现得物质基础，在富足之后主动让渡个人财富积极回报社会，他们中不乏对国家竭诚敬忠的优秀商人。作为清初皇商之一的范家，曾数次为清朝运送军粮。“康熙年间，清军数次出征西北，每次都是几万人或几十万人，加上路途遥远，粮草运输一直是个大问题。范家出于对国家的忠诚，主动提出为朝廷运送军粮。由于他们一直就在塞外经商，熟悉沙漠荒途运输的情况，结合自己的经验，经过详细核算，深思熟虑之后，自愿以前几次出征三分之一的运费低价运送军粮。范家远途运粮，风险很大，曾遭受过重大损失。一次前线失利，范家运送的13万石谷米落入敌手，雍正皇帝得知实情后，准其据实报销，但他们却辞谢了皇帝的恩典，再拿出144万两白银补运损失的军粮，全力支持朝廷。”范家为朝廷运粮，历尽艰辛，却不图回报，做出了巨大的个人牺牲。
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使臣如犬马，则臣事君如国人；君之使臣如土贱，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章句下》）在清朝初期，旅蒙晋商受朝廷的恩惠，享有随军贸易的权利，在获得利润之后，始终热心公益，关心国家社稷。他们在“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孟子・尽心章句上》）的价值追求的驱使下，常常为国家，为社会无私奉献，甚至做出自我牺牲。
5 结语
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自古以来，就有百善孝为先的说法，这是我们民族历史上的佳话。“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父母还在的时候，不要出远门，如果要出远门，也要有一定的去处，以使父母放心，并使父母能够找的到，也好有个归期。旅蒙晋商抛弃了传统道德中的愚孝愚忠等消极观念，采用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投身于商界，不仅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努力践行孝道，对我们当代人仍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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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火舞蹈民俗文化旅游
社火活动最源于先民对土地神和火神崇拜。古代把土神和祭土神的地方和祭礼过程叫做社。自古以来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人们对于土地能长出养活人的庄稼五谷这一现象产生恐惧进而感激以至于顶礼膜拜的时候，便产生了社火活动的原始形式――社祭。顾颉刚先生认为社为土地之神，上至天子下到普通百姓都以社神为信仰，每当秋去冬来的时候，先民们便备好丰富的祭品，杀猪宰羊祭祀社神和祖先。在这个时候，劳作一年的人们进入农闲，于是他们便头戴花翎，花脸纹饰，载歌载舞以示庆祝，这就是最初的社火。《辞源》说社火为：“节日迎神赛会所扮演的杂戏、杂耍”。社火一词始于宋代，宋朝人范成大解释：“民间锣鼓，谓之社火”。社祭活动中出现了“琴瑟击鼓”的场面，社祭的场所已经突破了统治阶层所设置的梗桔，而成为民众聚会的一个场所，祭祀己经成为一个民众性的节日，社神由过去的周王的保护神变为各诸侯国以至每个家庭和民户的保护神，社祭已不再是单纯的对于神的祈祷而成为了一种民间娱乐活动，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社火舞蹈。
1.当地文化和贾村社火舞蹈的关系
1.1贾村民俗文化介绍
贾村民间流传着“每年一小赛，十年一大赛”的传统。贾村还保存着自明代相传的《周乐星图》赛社礼乐用本，该本依照宋元旧规，按宋徽宗“大晟”礼乐规制，记录着由“四十大曲”而来的队舞队戏以及宋元杂剧。直至清末民初，贾村赛社历代相承，各届赛社均由当地“乐户”承应伎乐，演出队戏、院本、杂剧。在活动中，乐户穿戴的服饰样式特殊，头戴七折八扣小帽，箍以额翼（又称花抿），上插雉尾，象征翼星崇拜；身穿前短后长的“龙褂”，从前面看似马褂，从后面看又像长袍，或穿有领无袖的“开氅”。赛社乐户的传承多为家传口授，平顺西社村王家至今仍有乐户的后人执业吹打，1985年山西省文化厅对此项活动进行录像时，王家献出遗存的杂剧抄本，并由第四代传人王福运口授了院本《土地堂》，对赛社文化遗存保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时也有学者在考察中搜集了一些文字和实物资料，并对当地乐户做过深入的调查，对于贾村民俗文化向外界的展示与传播意义重大。
2.作用
2.1贾村社火舞蹈对当地文化推进作用
2.1.1申报“非遗”对贾村社火舞蹈的影响
200年潞城贾村社火文化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被誉为中国社火文化“活化石”；随后引发了当地政府官员、学者、当地赛社活动组织者和当地村民们更进一步的关注。由于当地政府对当地文化的重，所以在元宵佳节都会举办民俗文化活动而贾村社火舞蹈活动往往是这个活动的重头戏。以前是村民自己集资推向市场，申报后由政府跟企业赞助，而村民自己集资推向市场，申报后由政府跟企业赞助，而村民也会以这样方式得到报酬。无论社会怎样变化，在这些庙宇中祭祀只有在封建社会才会有官方参与，从封建社会结束后，几乎祭祀没有官方的参与和授意。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及其对人们思想的松绑，1996年后，每年正常进行社火活动。我认为重要原因也在于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大家也开始对社火舞蹈进一步了解，“官方”也开始参与研究。
在当地政府大力挖掘传统民俗文化中，他们还高度重视特色民俗对旅游业和民众教育的促进作用。加强了当地名胜古迹保护，并且投巨资打造一些具有当地特色民俗文化的旅游项目，促进了当地人民的收入。2009年，潞城市被评定为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并且这几年当地政府通过不懈的努力正积极准备申报中国“迎神赛社”文化之都，打造中国孝道文化之乡。
民俗的发生发展过程，总是受到当地社会生产力和物质文化水平制约的。它既要以民族物质文化状况及思想认识水平为基础，又充分表现着其物质文化的文明程度，特别是思想认识的发展程度。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历史上以农耕经济为主，只是到了明清时期，晋商有了很大的发展，一时票号钱庄遍布各地，大有成为金融霸主之势。他们为山西带来经济的富足的同时也将各地文化引入山西。在晋商的推动下，山西人的物质文化水平与思想认识水平都有相应的提高，而这种先知先觉的思想觉悟又深深的影响着社火舞蹈的传播与发展，它为社火舞蹈适度的创新和观赏性的提高奠定了物质和文化基础。
2.1.2“非遗”后，由于贾村社火舞蹈的出现，带动了其他民俗文化的繁荣
潞城市每年都会在元宵节当地举办具有当地民俗文化艺术展演活动，每个乡镇都会有自己当地的文化活动，在2013年的活动时，刚开始由100多名潞城市退休老干部组成的表演方队最先入场，也拉开了历时3个小时文艺活动的序幕。接下来店上镇的百狮闹春表演队，翟店镇的民间社火表演队，微子镇的群龙迎春方阵，合室乡的旱船表演队，潞华办事处民俗仿古旗队和具有传统民俗的经典剧目――社火《水漫金山寺》等等，都使得当地文化在推进，而这些文化在推进的同时也出现了问题。
记得曾经看过一些材料中有这么讲，一个具有特色的文化的传承不是说它有多久的历史有浓厚的影响力，但是它要保持生命力，就得必须注入新鲜血液，如果一味的拘泥于前人的成果，很容易阻碍文化的发展与传承。这种说法以前我一直觉得都有理，可是现在不得不思考，究竟怎样才是文化的传承。无论人们主观是否愿意，流传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会随之改变的，这个改变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而转移的！
2.1.3（三）“非遗”后，让当地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我们应该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本来就存在着各种问题和一些难以调和的矛盾。例如人们生活水平的变化对物质、精神文化的需要和传统生存方式、优越的城市化生活与农村生活的贫困单调等，以西方文化为基因的都市文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使中国仅存的传统民间文化和艺术受到侵蚀。同时，这样的状况使民间艺术的生存、保护、继承都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人们保护民间社火这种民间文艺，除了发挥政府和文化部门的职能、研究保护措施、加大投资力度外，更应注重对中华民族传统民俗文化和伦理道德的弘扬和倡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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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文化；农业银行；金融企业；核心价值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勤劳智慧的中国人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悠久文化，犹如一脉涓涓细流滋养着华夏民族，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营养剂，是当代社会发展的软实力。如何在恢宏的中国历史文化画卷中，找寻时展的契合点，将是我们不懈努力的目标。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企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命脉，企业的兴衰成败事关国家建设的成败，而纵观历史，虽然中国历朝历代都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人在历史中的地位也不高，但在中国历史上，晋商、徽商、闽商一系列商帮却留下了他们的印迹，这些商人团体之所以能够取得辉煌的成就，支撑他们的精神力量源泉就是中国优秀的传统历史文化，文化具有传承性，作为新时代的企业又能从传统历史文化中学习什么对企业发展有意的东西呢？ 笔者通过个案分析中国优秀历史文化对农业银行企业文化的影响，以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提供一个思考角度。
1 中国优秀历史文化对现代企业的启示
中国具有五千年的文化发展史，积淀着极其丰厚的文化资源。新形势下的企业，要探索建立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 就不能放弃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扬弃，不能用割断历史的方式去建立所谓的企业文化，要充分领会中国优秀历史文化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实质，指出：“中国的企业文化在与国际交流中最有生命力的还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那部分。要想发展、繁荣中国的企业文化，需要我们把好的传统继承下来，并在实践的过程中创新，实现文化的对接和超越。”[1] 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儒家文化居于主导地位，儒家学者提出的仁义礼智信贯穿于中华伦理的发展中，成为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因素。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有三层含义：仁者，仁义也，指与人相处时，能做到融洽和谐，互相关照；仁者，易也，指多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做事为人为己；仁者，爱人也，指要关爱他人，儒家仁的思想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对于现代企业的启示意义在于，在企业发展中重视人的价值，构建和谐的用人环境，使员工能够感受到企业的关爱和尊重。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义以尊贤为核心，儒家在强调义的同时，也关注利，但对利的获取提供了限定，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儒家的义利观对于现代企业的启迪在于，一方面企业在选拔人才时要将品德放在第一位，以贤、能作为人才衡量标准。另一方面，企业要有社会责任感，要诚信、合法经营。礼，可理解为礼节、礼仪，既可指待人接物的规矩，也可指社会组织的规范，具体到企业就是要建立科学、完善的管理制度，只要建立良好的管理制度，才能促进企业的有序运作，将个体的行为加以约束，使其有章可循，对企业内部可以实现公平公正，对企业外部可以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智，是非之心，智也，意指一个人能够明辨是非，理清事物的来龙去脉，而要想做到此，必须具备很高的知识素养，儒家智的思想运用于现代企业就是要让企业重视员工知识水平的提升，加大对员工的培训力度，使员工树立终身学习的目标，以发挥知识生产力的作用。信可取信任、诚信之义，信任是合作的前提和基础，它可以降低人际交往的成本，在企业文化建设中要培育员工之间的信任，也要培育员工对企业的信任，只有培养起信任，才能够增强员工的凝聚力和对企业的忠诚，此外诚信是企业做强做大的不二法宝。在中国历史文化思想中，仅次于儒家的是道家思想，道家认为自然界万物处于经常的运动变化中，其运行有特定的道，即规律可循，要顺乎自然，不能违背客观规律，运用到企业建设中，就是企业要根据自身的特点，遵循企业发展的普遍规律，制定企业的发展战略，也即将个性与共性统一于企业建设中。此外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曾经有过重要影响的法家，他们主张“合群”的思想，荀子在《荀子·富国论》中指出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2]。由此在现代企业中要培养员工的团队合作精神。法家的其他代表人物先后提出了势、法、术的思想，势就是权力、权威；法，指法律、法制；术，指办事、用人的方法和艺术，这些丰富的治理国家的对策放到企业中同样适用，企业领导要树立权威，企业要制定法律法规，在用人方面要讲究方法。法家还把历史看作变化的过程，企业也要审时度势，不能墨守陈规。总之，中国传统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深入探讨其价值，大到国家、小到企业都大有裨益。作为金融企业的农业银行要在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构建属于农业银行自己的企业
文化。
2 农业银行企业文化建设管窥
经济学家曾经指出“对于一个企业其文化理念和价值观点非常重要，一流企业的发展和创新靠的是先进文化；二流企业依托产品的营销；三流企业则只盯着产品的生产和加工”。这就告诉企业管理者要转变思路，将企业文化建设放在首位。近年来，农业银行已经开始关注和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工作，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实践， 但在构建完整的企业文化体系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对企业文化建设不够重视，一方面企业工作重心倾斜于经营指标的完成，对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视度不够；另一方面，片面理解企业文化，错误的认为企业文化就是休闲娱乐和文艺消费，以节庆活动来替代企业文化建设。第二，缺少对企业文化建设的整体规划，企业文化建设需要遵循科学的理念，与企业发展的总体战略相吻合，然而农业银行企业文化建设理念模糊，目标定位欠准确，致使员工所认同的核心价值观游移不定，难以形成推动企业发展的向心力。第三，管理过程中个别领导存在作风，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意志实施管理，脱离了以人为本的原则，导致企业人心涣散、人才外流现象曾出不群，给企业发展带来隐患和风险。第四，企业文化共识有待形成。企业文化塑造的是企业自身形象，只有对外形成统一的企业文化共识，企业才有团结奋进的动力，然而企业对构建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制度认识不足，使有效的企业文化体系滞后于企业发展[3]。总之，企业必须正视企业文化建设的意义，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博大精深，包含许多具有启示性的文化建设因子，企业应大力挖掘这一文化资源服务企业文化建设。
3 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引领农业银行企业文化建设的思路和策略
企业文化是企业管理的重要部分，更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对企业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21世纪，随着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文化的竞争。企业文化成为企业竞争力的基石和决定企业兴衰的关键因素。如何利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建设农业银行企业文化：第一，以诚信构筑农业银行企业员工的核心价值观。晋商主要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而票号就是古代的银行业，晋商之所以称雄国内商界五个多世纪，他们的成功源自于晋商所构筑起的以诚信为本的核心价值观。农业银行作为服务三农的重要商业媒介，必须以诚信作为员工的核心价值观，保证农业资金高效、有序的流向农村经济建设。第二，以人为本作为农业银行企业管理的宗旨。以人为本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因子，所谓以人为本就是以人为中心，强调创造一个自我学习、自我激励的企业环境。农业银行企业要做到以人为本：首先，树立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理念。指出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实现科技进步，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关键都在人，所以企业要重视人的作用。其次，企业用人制度要充分考虑到员工的个性习惯，承认员工个人需求，尊重员工个人价值和尊严，充分发挥员工的创造性，将个体的利益与企业的长远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因为马克思曾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自己的利益有关，只有满足个体的差异化需求，才能调动员工积极性。最后，农业银行企业要培养一种亲密和信任的企业氛围。信任是沟通的桥梁，也是员工通力合作的资本，只有建立起员工亲密、信任的关系，才能增强员工的凝聚力。农业银行企业作为服务性企业，员工的对外形象对企业发展至观重要，而员工的形象地塑造来自于他们对企业的认同度，而认同度是构筑于员工对企业的感受之上的。第三，进取、敬业、群体的农业银行企业精神。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的环境下，农业银行企业要具备强烈的开拓精神，要有敢为天下先的雄心壮志，成为引领中国金融业健康发展的翘楚。敬业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敬，原是儒家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孔子主张人在一生中要始终勤奋、刻苦，为事业尽心尽力，农业银行作为企业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要本着回馈社会的高度信念，真正成为同行业敬业的楷模。在荀子思想中，群是很重要的概念，他指出人们要生活得好些，有必要合作互助，正所谓“一则多利，多力则强，强则胜物”，由此可见群体的重要性，农业银行企业要在不断扩充业务的征程中发扬群体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在商战中发展壮大，独领。第四，制定严格规范的企业管理制度，并强化制度的落实。在儒家学说中，礼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综合概念，它指礼节、礼仪，又指社会行为准则，在这种意义上，礼的功能就是调节，使无序的社会变得井然有序，“礼”在农业银行企业的延伸中就是科学、规范、严格的企业管理制度，正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企业的正常运转，职工的合法利益离不开完善的管理制度，农业银行企业在在其发展过程中要根据企业自身特点，以激励员工为宗旨，建立高效的企业管理制度，并采取各种措施使其内化于员工的思想认识，进而指导员工行为实践，外化于企业外部形象，全方位提升农业银行企业服务水平。第五，因势利导，顺应外部环境变化适时调整企业文化。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提倡 “穷则变、变则通”，而中国历史中的儒、道、释三家不断交流、碰撞，汇聚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中的变通对农业银行企业文化建设也有很大启示，就是企业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要充分吸取中、西方先进的企业文化理念为我所用，只有与时俱进，才能在信息瞬息万变的时代中站稳脚跟。第六，农业银行企业要传承其发展历程中所累积的文化资源，让农业银行发展的厚重历史积淀成为指引其深入发展的指路明灯。企业文化决定了企业发展理念、价值观念、人文精神的群体心理认同[4]， 这种在共识形态下的文化渗透能够提高企业员工主动为企业着想，敢于承担责任， 勇于接受困难和挑战的积极性，并对自身存在的不足加以修正。总之，员工们将自己的前途、命运与企业的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时时处处维护企业声誉和形象，形成推动企业发展的合力，这就是企业文化的魅力所在。
综上所述，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为农业银行企业文化建设提供了大量可资利用的积极文化因子，充分利用这些文化资源精心打造农行企业文化，一定会推动企业更上一层楼。
参考文献
[1].商业文化论文集[C].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 1995.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关键词：李家大院；建筑色彩；环境色彩；装饰色彩；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J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05-0173-02
一、李家大院的背景和布局
1.地理位置及环境
李家大院位于山西运城市北38公里处的万荣县阎景村。阎景村临万泉、猗氏、荣河、临晋四县的交汇地带，地理位置优越，是历史上的商业汇集之地。
2.历史及人文背景
万荣县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明清以来，山西的商业、票号等空前繁荣，万荣县也不例外。李家大院就是在这样背景下建立而成的。
3.历史沿革
李家大院始建于清道光年间（1821～1851年），矩今200年。经过四代人营建，发展到现在的规模。
4.现在的规模
从目前看，李家大院建筑面积10.6万平方米，原有院落20组，现在完整保存院落还有11组，房屋146间。李家大院部分建筑毁于1937年，在2006年12月，运城市政府对李家大院建筑进行了修缮、复建设计并对周边环境进行了保护规划。2004年6月由山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四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5.李家大院的布局
李家大院建筑规模宏大，在院落布局上，古院落群布列有序，错落有致，层次分明；在材料上，用材肥硕，体量宏阔；在装饰上，雕琢精美，装饰考究，古朴典雅。李家大院是以北方传统四合院为主，整个建筑多为二进、三进四合院格局，但又不局限于四合院。
二、李家大院色彩形成的环境因素
1.地势、地形因素
纵观中国传统的民居建筑，大多为因势就行顺应该地区的地形地势而建，李家大院亦如此。李家大院所在的万荣县位于汾河与黄河交汇处的黄河东岸，位于冲积湖平原区，万荣县地势南北高中间低，两边高呈马鞍形状。由于这里地势平坦，传统四合院建筑空间形式更适应这种坡度起伏很小的平坦基地。因此，李家大院建筑在空间组织上自然形成一种四合院组成的大院空间布局形式。
2.材料因素
万荣县处于黄土平原地带，从古到今，河东大地上都长满了树木，同时当地的自然泥土也比较丰富、质地好、可塑性较强。适合运用传统工艺加工成砖、瓦、以及运用在建筑中的一些雕刻装饰等等。从大院建筑的材料来看，建筑材料为砖木混合结构体系。整个大院在材料运用上主要是砖、木、土、石四种材料，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就地取材”的原则在李家大院得到更好的体现。
3.天气因素
气候、气温是造成建筑色彩地域性的因素之一。李家大院所处的万荣县气温属温暖带大陆性季风高原气候，春干燥雨稀，夏多东南风炎热，降水不足，日照较短，建筑几乎无鲜艳色彩，而是以灰墙青瓦为主， 并尽量在局部应用较为浓艳色彩调节整体色调。
三、建筑色彩调查
1.墙、地面、台基
李家大院外墙都是用纯自然的灰色砖筑立而成。加之灰色墙体上面巧妙使用当地传统的石雕、砖雕、木雕，由此突出淡雅和谐之美。据调查李家大院敬义泰，同顺堂，同福堂，信溥堂，同德堂，庆禄堂，李氏宗祠厢房墙体借鉴皖南建筑的白灰“粉墙”，在北方地区大面积使用白色饰墙是不多见的。
2.屋顶
李家大院除了看护院的顶采用了攒尖式外，其他的屋顶采用了中国建筑屋顶中最朴素、基本的形式――硬山顶。屋顶是由瓦、瓦当、滴水装饰和屋面小装饰构成。屋面大体由灰色调的瓦组成，包括照壁、山墙、檐口、门头等墙面属于传统的灰色系清水装饰，灰色是最主面。衬托了皇家建筑色彩的鲜明。
3.柱及柱础
柱的颜色一般都是棕褐色、黑褐色或原木色，李家大院的檐柱是黑褐色，配以灰色的石雕作为柱础，这样的色彩搭配给人以庄严肃穆的感觉。柱础是灰色的，并用天然的石材进行雕刻装饰。柱础能防止木头的腐烂，是建筑结构的重要构件。所以对柱础的细节处理就尤为重要。李家大院的柱础花纹十分细腻。在细节上充分体现了当地的人文特色。
4.装饰色彩
（1）门楼。李家大院的门楼大多是用木雕装饰，除同福堂的防欧洲哥特式门楼是用砖雕外，木雕易加工，容易着色，色彩多姿多彩。每一个院的门楼装饰花纹都及其繁杂，花纹寓意不一样，然而所产生的颜色也不同，如庆禄堂的门楼，花纹寓意意在聚财。财在传统文化中代表的色就是黄色，黄色是该门楼的主导颜色，绿叶，红桃，青烟等为点缀色彩，以衬托出黄色的高贵，典雅，门楼纹样上的取色，主要源于自然。据调查在当时黄色由于其身份高贵，在建筑用色上，普通百姓是不可随便使用，根据笔者揣测，可能是后期为了美观，故意涂抹成大面积的黄色。（2）门。李家大院的门大部分以黑色和原木色为主，也有小部分跳跃式色彩，如嵌入朱红色门框的门。李家大院的大门上都以铁艺作为b饰极为精致，是以土铁拍成铁皮，画上图案，打制而成。（3）窗。李家大院的窗大致分为三种：长窗、半窗、窑洞窗，民居窗式的纹样大致分作平棂和菱花两种，木料的选择主要以常见的杉木、楠木、银杏、柳木。（4）马头墙。马头墙其实是徽州民居标志性的特征，徽州民居窄巷深院、建筑密度较大，不利于防火，马头墙则可应房屋防火、防风之需。出于安全的需要，李家大院在李大佐院和李道升院之间用灰色砖瓦修建了防火墙，这一做法是借鉴了徽式建筑中高低错落的马头墙。在增强安全因素的同时，使院与院落格局更明朗，给民居建筑色彩平添了层次感和韵律感。（5）墀头。李家大院是以灰色砖雕楼阁的形式装饰，色彩比较朴实单一，但也有个别的绿色琉璃砖雕刻而成的。琉璃装饰墀头，使得其装饰图案看起来比较生动，让李家大院小构件在色彩上又增添了绚丽的一笔。
四、陈设和小品调查
1.陈设
中国的传统建筑文化明显受到了礼制文化的影响：比如，门、家中陈设以及钉的颜色、质地与数目均有严格的限制。普通百姓家的家具和陈设物品，以黑色，深褐色，木材原色呈现。
2.小品
（1）照壁。照壁就是传统四合院的很常见的处理手段，起到屏障的作用，占了很大一块面积。李家大院是一面小巧、精致的照壁，它的配色系统同样以灰色系为主，配以深青灰色或深灰色砖，加上当地的精美绝伦的砖雕手法，为照壁增添了不少色彩。（2）拴马P。拴马桩石雕是我国北方独有的民间石刻艺术品，是拴马、牛等牲畜的石雕桩。雕刻精美的拴马桩称“样桩”“看桩”。拴马桩所用石材多是灰青石、黑青石，少数用细砂石。据调查李家大院景区内部的栓马P是后期修缮而成的。（3）仪门。仪门是灰色的，灰色是李家大院中常出现的颜色，灰色空间的处理会让院落更为丰富，这种处理手法值得我们学习，并将其运用到现代建筑中去。这种空间在山西的晋南比较典型，像晋中、晋北没有利用。灰色空间的处理起到了很好的过渡转折作用，给人是非而非的感觉。灰色空间是具有空间模糊，具有过渡性。
五、总 结
本文以晋南李家大院建筑色彩为研究对象，以建筑色彩为切入点，通过归纳、分析、比较等方法，对李家大院建筑的色彩以及其背后的文化理念作以探究、分析得出如下总结。
1.李家大院建筑色彩的整体性
李家大院从建筑群的整体布局到单体建筑的具体构件都具有淡雅而脱俗的艺术形象。李家大院建筑总体上以青灰色调为主，与灰黄色的平原地区环境色调和谐一致。灰色是李家大院的主体色调，它同时将少量的鲜艳颜色运用到门窗等小的构件中去，形成很明显的主次关系，并且这种鲜亮颜色的点缀并不突兀，反而与大面积的青砖灰瓦形成强烈对比，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也不会给人疲劳和沉重感，很好的形成了对比中的调和统一。
2.李家大院建筑色彩的文化性
李家大院属于民居建筑，在当时受礼制文化的影响比较小。中国历史一直以礼制文化为中心的儒家文化贯穿始终，作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文化，深深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艺术创作。传统建筑受到了礼制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官式建筑，在其空间布局、结构形态、色彩装饰等方面都渗透着礼制文化的特点。
此外，建筑色彩的这种等级限制还表现在柱子、门窗、墙体等上。红色的柱子自古以来便是官式建筑所采用的，而把外墙涂成红色也只有在官式建筑上才能看到。而普通家庭来说，民居建筑色彩大部分都是自然生成的材料颜色，只在细节部位点缀部分色彩，整体上还是大自然的颜色。李家大院表现出质朴务实、崇尚自然、多元并存的特点。
3.李家大院建筑色彩的独特性
中国建筑自古南北方差异就很大，不仅仅体现在建筑色彩上，北方雕梁画栋，浓妆艳抹；南方清新淡雅，出水芙蓉。由于两地的地势、气候以及诸多因素造就了现在多样的建筑特点，二者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并且我们还可以汲各家所长，将其用到当代的设计中。建筑史学家梁思成先生说：“从世界各民族的建筑看来，中国古代建筑的匠师可能是最敢于用颜色、最善于用颜色的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色彩的装饰是中国传统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中国传统建筑的标志之一”。
总之，论文以李家大院建筑色彩为切入点，通过调查与分析来探寻晋南李家大院建筑色彩的各种特性，使我们对李家大院以及更多的中国传统建筑有一个清楚的认知，并将其运用到现代建筑中。
参考文献：
[1] 梁思成.中国建筑史[M].天津：百花文艺社，2005.
关键词：文化 建筑
中图分类号：K928.71
有人说建筑是凝固了的诗，其实，建筑比诗更华美，更厚重，更感人至深。建筑不仅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还渗透着由历史积淀而来的人文情怀。任何建筑，反映的不仅是那个时代的建筑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水平。还折射出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风貌与审美情趣，立体的反映出时代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古代帝王与宫殿的恢宏精致凸显了皇权的威严与伦理的咄咄逼人；陵墓与坛庙的庄严肃穆昭示着古人对“慎终追远”的重视；叠山理水的山庄、园林，把山、水、石、树融汇一体，又是中国文化追求适意自然与诗意自然的表；中国古代建筑不张扬的个性，而以建筑群体的和谐为至境，也是中国文化追求有序、和谐的绝佳体现。
人类的文明是以人们学会使用工具为起点的，从此之后，人们学会发明使用各种工具，各种技术，并且逐渐拥有了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文化。随着人们文明的发展，人类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们不能忍受风餐露宿的生活，所以使用工具制造供人们进食，休息，并且能够遮风挡雨的场所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结果。所以建筑也就随之产生了。
在世界不同的地域，由于不同气候，地理条件，以及各种偶然或必然的事件的发生，形成了几乎全然不相同的技术，文化。归结起来，就成为了我们所说的四大文明古国。我们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同时，中国的建筑也是世界建筑三大体系（中国建筑，欧洲建筑，伊斯兰建筑）之一。
中国古建筑在其千年的发展史中，以中华文化为脉络，逐渐形成了中华文化特色的建筑体系。可以说，中国古建筑与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在中国古代建筑中徜徉，你又不仅流连在精美的楼台殿阁、亭榭廊阙中，还在与古人进行着无言的交流，他不动声色地告诉你：几千年来，帝王权贵是如何展示自己的无上权威，富商大贾是如何追求自己的逸乐奢侈，布衣隐士又是怎样装饰自己的精深家园，平民百姓又是怎样营造自己的斗室蜗居……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悠久的历史和众多的民族，又使得中国建筑异彩纷呈，别具特色。藏族建筑粗狂豪放，傣族建筑玲珑纤巧，侗族建筑古拙质朴，苗家的吊脚楼别具风情，等等，都各有千秋，而又不同程度的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即使是汉族建筑，南北东西又风韵独具。北京四合院像中规中矩的士子，温文尔雅；山西的晋商大院，敦厚拘谨；江南水乡宛如处子，清新秀丽；天井式民居白墙青瓦，明朗而素雅；聚族而居的各家圆楼，亲切祥和。多元一体的文化，造就了和而不同的建筑，如繁星点点，共同组成了中国建筑的灿烂银河，使中国建筑以独特的风姿独立于世界之林。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又被称为世界奇观的万里长城，有造福后世的京杭大运河，有独奇千古的都江堰，有巍峨壮丽、气魄非凡的古都西安，有富丽堂皇的紫禁城，有代表天受神权的天坛，有千军万马之势的秦始皇兵马俑，有秀丽婉约的江南园林，有亲切祥和的四合院…….他们不但代表了中国的古老建筑文化，同时也记录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与科学，是古代社会的全面载体。
大楼让人抬头看着很是压抑，我问学建筑的同学，为什么要把建筑设计成这样。他回答道为了更大的节省成本和创造效益，我默然。现代城市中的建筑大抵都是如此，在有限的土地上高高的树起钢筋水泥铸就的摩天大楼，生活其间忙碌的人们也许已经习惯这样的建筑，并且更多的人把建筑的高大宏伟作为财富的象征。
在一个文化系统里面，建筑无疑是最具有特色的表现形式。比如中国南北建筑最大的区别就是北方多为砖石结构，南方多为木结构；北方多为平屋顶，南方多为斜屋顶。这是中学教科书上内容，笼统而概括，并不见得详实。而这段时间，通过对《中国建筑史》的学习，让我认识到了瑰丽华美的建筑有着深深地文化内涵，让我感受了一次不同建筑和文化的冲击。
文化是建筑的灵魂。那究竟什么才是中国文化的建筑呢？中国的建筑文化的精髓又是什么呢？怎样用现代的材料去表现中国的建筑文化呢？
现在建筑界的大师们对中国建筑文化有很多的看法。一些人认为中国建筑文化就是一种形式，主要是大屋顶、廊子、院子；不了解中国这些特殊建筑形式形成的内涵和人文精神，只会在现代建筑的楼体上硬搬某种廊子、亭子。我个人认为在现代的一些西方建筑上面强加一些中国的建筑元素上去很可笑。让我记忆深刻的就是济南洪楼周围的一些建筑群，都是在现代的一些建筑的边上加一些中国建筑的屋檐之类的。也许建筑的设计者是想要与周围的环境协调，但是那样一做后不是协调了，而是别扭了。所谓和谐，就是和而不同，和而同了就没有协调可言了。一些认为中国建筑文化已经过时了，感觉不够时尚气派。他们承认中国建筑文化很有特色，但认为这些传统已经与现代的技术和材料不相适应，是过时的文化；因此，在是否需要发扬传统的问题上犹豫不定。其实，梁思成先生早就提出，历史上每个民族的文化都产生了它自己的建筑，随着文化而兴盛、衰亡。任何新的文化，包括建筑文化，都离不开历史的沉淀和积累，只是我们怎样去把握和传承的问题。
作为一个建筑师，不但满足人们对建筑的物质要求，而且给人类精神提供丰富的空间感受。文化，也就是要“人化”，每一种文化都是靠人的活动和思想来支撑的。
中国的建筑不仅有外观的瑰丽华美，更具深深地文化内涵。无论是小桥流水的庭院，还是巍巍高耸的殿堂，无论是斑驳陆离的雕饰，还是长河落日的雄关，都能于其中品味到历史的沧桑，与古人进行精神的沟通。
中国建筑往往把和精华放在最里面、最后面，而前面则是质朴的墙，庭院深深深几许，精彩之处全在这一层层的本论文化解之中，农耕文化内向型的特征决定了中国古代建筑必然要选择这种重感悟、重内涵的建筑布局方式。正因为如此，体现了中国人基本精神之一――中庸，“中”为适应之谓，“庸”为经久不渝之意，中庸，即适用而经久不渝。中国建筑造就了人们在人格思想上不注重强烈的自我表现，而是追求执两端而用中的温顺谦和的君子之风。
整个中国古代建筑史，就是中国历史文化，艺术与技术的映射。学习中国古代建筑史是理解中华传统文化，艺术的一个很好途径，同时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是学好中国古建筑史的必要条件。建筑与文化相辅相成，共同谱写了中华历史的伟大篇章！
参考文献
[1] 罗哲文.再读梁思成《中国建筑史》[J].中国书画.2005（01）
[2] 刘大平，李晓霁.中国建筑史与文化地理学研究[J].建筑学报.2005（06）
笔者以2009-2013年全国及各省市历史高考试卷（见表1）中古代中国商业史的试题作为分析对象，尝试着探寻试题及相关教科书知识的学术背景，据此略谈“古代中国商业经济”专题的复习方法，以就教于广大同人。
表1 2009―2013年全国及各省市高考试卷数量
商业史是中国古代经济史考查的重点。据笔者统计，在五年高考的选择题中，商业史占古代中国经济史考题的一半以上。（具体数据统计见表2）
表2 2009―2013年中国古代经济史选择题题量统计（单位：题）
非选择题中每年都有试卷考查古代中国商业经济，其中2010年最为集中，在全国15份高考卷中有9份考查古代商业经济。2013年，浙江卷首次出现古代经济史的非选择题，考查明清江南经济发展。商业史作为中国古代经济史考查的重点，这种现象并不偶然。它既说明了古代商业经济是古代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代经济的重要现象，也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史学界对古代商业史广泛、深入、持续的研究。
一、依托古代商业经济的通史研究，建立知识结构
古代商业史内容丰富，在历年高考中涉及的知识点较多。笔者对选择题考查的知识点做了大致的分类统计（见表3）。在非选择题考查中，知识点主要涉及唐、宋、明、清的抑商政策、专卖制度、市镇经济、海禁政策及对外贸易、商业经济与社会文化等内容。
表3 古代中国不同时期商业史选择题考查知识点分类表（单位：题）
通过上述对高考试题的粗略统计和对古代商业史研究的初步了解，推知古代商业经济考查的特点大体包括：涉及面广；重点突出；体现专题史研究的“通感”；考查内容涉及的都是学术研究相对成熟的领域。
建立知识结构是我们兼顾点面、形成“通感”的常用复习方法之一。建立怎样的知识结构才能让学生的复习更接近于高考要求，这是一个问题。鉴于高考试题一般都有一定的学术背景，笔者依托古代商业经济的通史研究，建立《古代中国商业经济》专题的知识结构。
有学者研究指出，商业史的内容应包括商业发展、商人阶层、商业政策和商业思想四个层面。其中“商业发展”的内容最为丰富，包括发展状况、城市经济、商业组织、商业活动、贸易发展、商品流通等等。此外，商业经济不是孤立的，它与其他经济、社会现象相互依存、相互制约。[1]高考试题考查的内容基本上覆盖了上述四个层面，又以“商业发展”和“商业政策”这两个层面的考查为重。还有学者研究认为，古代商业经济经历了战国秦汉、唐宋、明清三个发展。[2]人民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必修二《古代中国商业经济》（以下简称“必修二古代商业经济”）所介绍的主要内容正是这三个时期。根据上述分析，勾画知识结构框架图如下：
这张结构图，以古代商业发展的三个重要时期为时间线索，把“商业活动”、“商业政策”和“商人阶层”作为知识点分类项目，结合教科书内容又可以分成若干子项目，这构成了古代商业经济的“内环境”。其“外环境”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每个时期商业经济发展的时代背景和影响；二是明清经济与同时代西方近代经济的比较、明清经济与近代中国社会的联系。必修二古代商业经济的知识略显散乱，建立知识结构并不容易。笔者结合学者们对古代商业史的研究和教科书知识，提出以下几种整理知识的具体方法。
1.“散”的知识要“合”
以“商贸活动范围”这一项的知识整理为例。《古代中国的商业经济》一课中写道“汉代商运活跃，史书中有‘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的记载”，商品在全国范围内流通。在《古代中国的手工业经济》一课中叙述了汉代“丝绸之路”的史实，由此可知商品流通范围通过丝绸之路扩展至西亚和地中海地区。该课还介绍了唐宋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明清时期的商贸活动范围，可以通过教科书介绍的城市和市镇发展推知商贸活动范围的扩大，还可以通过“晋商”和“徽商”两则“知识链接”来了解此期商品流通扩大到海外更多的国家和地区。通过上述知识整合，大致可以概括出古代商贸活动范围的发展特点。
2.“断”的知识要“连”
在《古代中国的手工业经济》一课中提到了“丝绸”和“瓷器”这两项大宗贸易商品，在《古代中国的商业经济》一课的“晋商”知识链接和“《估客乐》”资料卡片中列举了唐代和清代的贸易商品，这些知识反映了古代商品结构的演变。商业史研究认为，生产资料和生活日常用品在商品构成中所占的比例是判断商业发展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然而，教科书中出现的这些知识呈“点”状分布，并不连贯。教师在复习教学中可以作适当补充，如补充说明不同时期主要流通的商品等，让学生了解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商品结构中逐渐占主导地位的发展趋势。这一趋势“反映的是古代中国市场内涵与外延的同步发展，成为商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体现”。[3]需要说明的是，这些补充的史实并不要求学生掌握，只是作为学习的知识背景。通过形成知识“线”帮助学生理解教科书中出现的“点”状知识。
3.“隐”的知识要“挖”
必修二古代商业经济对“城市经济”有较为翔实的叙述，细分起来可以包括“市”的空间、“市”的布局、“市”的制度等等。我们一般关注坊市布局和政府对“市”的管理，而“市”的空间演变很可能被忽略。根据教科书上的知识，可以挖掘出这样一条线：“市”首先出现在城，南北朝时乡村中出现了“市”，名为“草市”，唐宋时有进一步发展，明清时期在工商业经济较为发达地区，一些草市围绕着地区中心城市发展成为市镇。有学者指出：“唐宋以来农村集市贸易的发展，明清江南市镇商业的发展，显示了商业的显著进展。”[3]
4.“薄”的知识要“厚”
《古代中国的商业经济》一课中列举了清代的名镇，叙述略显单薄。研究指出，这些市镇之所以成名是有经济原因的。有的市镇因专业化的手工业生产出名，如制瓷业发达的景德镇、冶铁业见长的佛山镇、丝织业繁盛的盛泽镇；有的因商品集散中心出名，如商业市镇汉口镇、朱仙镇。在教科书已有知识的基础上适当提升，加厚一点认识，使学生认识明清时期手工业发展的程度和新兴市镇的专业化特点。
5.“专”的知识要“通”
根据课标和教学指导意见要求，虽无需对商业经济发展三个重要时期的背景条分缕析，但宏观上了解其时代背景是有必要的。时代背景中有两个古代商业经济不同发展时期的共性因素：一是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二是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前者反映了古代经济结构中农、工、商之间的关系，后者则体现了政治对经济的影响。同理，每个时期商业经济发展的社会影响也需要我们结合必修的知识，从不同社会领域的角度加以综合分析。除此之外，明清时期的商业经济与近代中国、西方经济发展的联系，更是需要我们打通古今中外的相关知识，获得相应的认识。
通过学生自主整理知识和教师介绍学术研究成果相结合的方法，建立知识结构，一方面可以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教科书中的相关知识，另一方面也为学生概括古代商业发展的特点提供了提炼角度和较为充实的史实。当然，建立知识结构还只是第一步，对于高三学生来说，更重要的是能通过调动和运用知识，达到内化知识结构的效果。为此，教师还需要组织新材料、创设新情境、提出新问题。除了文字史料之外，图和表也是经济史研究重要的信息载体。下面各举一例供参考。
【例1】图1、图2和图3分别是汉代、唐代和宋代“市”的局部图。
根据这三张图，学生可以结合所学知识提取“市”的相关信息，解释这些信息；还可以认识从汉到宋“市”的变化，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变化的原因。
【例2】 明中叶以来苏州府市部分县区市镇数量增长统计
这张数据表摘选自樊树志的《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一书。解读这张表格，有两个点可以关注：一是不同时间段市镇数量发展的增幅变化；二是明清（前期）和晚晴时期市镇数量发展原因的比较分析。
针对浙江省历史高考的要求，需对学生进行两个“特别加强”：一是特别加强知识结构的建立和应用；二是特别加强训练提炼材料信息、准确而快速地建立材料与教材的联系并能调动有关知识加以解读的能力。
二、依托古代商业经济的专题史研究，突破复习重点
商业政策对商人、商业发展的影响至深，其中最重要的政策是抑商政策。从前述表3中可知，五年来选择题中考查抑商政策的题目最多，在非选择题中也考查过唐代和明代的抑商政策，抑商政策一直是高考的重点内容，也是古代中国商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还是学生复习的主要难点之一。笔者曾对一所重点中学的高三文科班学生做过一个问卷调查，学生最大的疑惑是：为什么历代政府抑商，商业经济还在不断发展？解开这个疑惑的关键在于理解历代政府抑商政策的变迁及其本质。为此，笔者依托学者们对抑商政策的研究成果，并结合教科书的相关知识和高考试题，尝试着对抑商政策作一个粗略的解释。
必修二古代商业经济中指出“‘重农抑商’是中国历代王朝基本的经济政策”。在“以农立国”的古代中国，历代王朝固守“重农”政策，其第一要义是“固农民于土地家园，以保证其统治秩序的稳定”。[4]故其政策相对稳定。然而“抑商”却不可泛泛而论，它比“重农”政策复杂、多变。重农不一定就抑商，抑商也不仅仅是为了重农，应把“重农”和“抑商”分开，重点理解“抑商”政策。这几年高考重点考查“抑商”也反映了这一点。
“抑商”并不是自古就有，它肇始于战国，至秦汉渐成体系。商鞅采取的抑商政策“不让商业自由发展，而是在国家的干预下有控制地发展商品流通”，有利于国力增强。西汉是抑商政策发展的重要时期。汉之初，为了稳定秩序和恢复经济，“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5]。有学者研究指出，虽说“重租税”，但对当时的商人来说，负担终究是不大的。[6]学者们普遍认为与前朝相比，汉初政策重在“贱商”，而对商人的经济活动没有多少实质性抑制。到了惠帝和吕后时期，政府“复驰商贾之律”，“贱商”也没有汉初那么严格，只是规定“市井之子孙，亦不得市宦为吏”；汉文帝时更是“开关梁，驰山泽之禁”，不多久，就形成了“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7]的商业繁荣局面。汉代前期经济的恢复发展得益于商业发展，但也出现了贫富差距悬殊、富商大贾财大气粗力强、农民弃农经商的日益增多等现象。有了这些史实铺垫之后，我们便能读懂晁错的话：“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8]为了稳定统治秩序，增加国家收入，汉武帝时期采取一系列措施，重点打击富商大贾。其措施可以用“发钱”、“收钱”和“管钱”来概括。“发钱”是指改革币制，发行五铢钱，杜绝富商大贾私自铸钱发钱。“收钱”是指征收重税，使很多富商大贾经营数年积累起来的财富一夜之间“贡献”给了国家。“管钱”是指政府推行盐铁专卖制度，大力发展垄断性的官营工商业。有学者指出“专卖制度的理论基础为重商论。国家为什么要与商人争利，根本点就在于国家充分认识到了商业的重要性，特别是看到了商业能为国家带来巨额财政收入的功能”。[9]虽然专卖制度与此前的抑商政策，理论基础和具体措施均迥异，但都起到了抑制富商大贾的作用，因此有学者把专卖制度也列入“抑商政策”范畴。
五年来高考考查多集中在西汉前期抑商政策与商业发展关系的理解上，帮助学生准确理解晁错的那句话仍是复习中的关键。对汉武帝时期盐铁专卖制度的考查虽少有涉及，但在复习中我们仍可适当关注，这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汉代的抑商政策。
唐朝前期抑商政策的表现与西汉初年颇为相似。一方面继续贱商令，另一方面则放松对商业活动的控制以恢复经济。唐太宗即位之初就下令“潼关以东，缘河诸关，悉宜停废”；“其金银绫绢等杂物，依格不得出关者，不得须禁”。[10]安史之乱后，唐朝政府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政府加强对商业的经济干预，大力推行专卖制度，其中最著名的是刘晏的榷盐法。必修二古代商业经济中指出：唐代“一入市籍则不得为官的制度依然继续实行，商人实际上没有取得自由民的平等地位”，他们在“社会上遭受鄙视，在政治上和法律上也遭受歧视”。理解该现象的时候，首先不要混淆了“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社会地位不高，不等于经济实力差；其次，要把“唐代商人”理解得稍微复杂一些，商人有大有小。在唐代“富商大贾与官府的结合更加紧密，倚仗官府提高其地位，取得经营特权，而且介入政治”，而中小商人“所受的剥削愈益严重，日子愈益难过，最后不得不起来参加抗争”。[11]2013年浙江卷第16题考查学生对唐代商人经济和政治地位的反差现象的理解。2011年海南卷第26题非选择题则考查了唐代商业经济的发展表现及其与农业生产进步之间的关系。
宋代为了财政需要，加强对商品的专利政策，专利范围扩大，体系也更完备。“宋代盐、茶、酒、矾、香几项的专卖收入一年达4490万贯，这一数目远远超过唐朝财政总收入中的货币总数”[4]和前朝相比，宋代政府抑商政策更加放松，政府屡次下达减少商税等“恤商”令。古代商人地位的低下主要表现在工商业者不得入仕做官，在宋代，虽然伦理范畴内的“贱商”观念仍然存在，但这种情形开始转变。清代有人说“古者士之子恒为子，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11]，而富商大贾与官府的联系则更为紧密。近几年宋代商业经济的考点有：理解政府重视商业经济的政策、认识商业收入在国家财政中的地位、了解宋代专卖制度、说明宋代商业经济与社会文化生活之间的关系等。
明清以来，手工业的进步和商业的活跃发展带来了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伴随着新景象不断涌现的是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对统治者而言，是一种严峻的挑战。为什么明清时期繁荣的商品经济最终没有导致社会转型？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一些学者的心头。王家范先生指出：“两宋以来，在经济态势上确实出现了新的局面，明显的是货币经济逐渐取代实物经济的地位，‘商业资本主义’在若干地区获得较快的发展，特别是在江南地区。……它有两条出路：一条是革新生产技术与生产组织，调整经济结构，扩张实体经济，创新出‘工业资本主义’，使社会财富增长走上更高一级台阶。一条是引导消费畸形增长，权力与财富的勾结更趋紧密，有权者愈富，无权者愈贫，生产者停滞在简单再生产的境地，实体经济的经营者又缺乏改革的动力，社会财富增长滞缓。”[12]明清走的是后面一条路，历史证明这是一条死路。这种境况直至近代才开始逐渐转变。近几年考题突出考查明清时期商业经济发展的进步以及政府的抑商政策对这种进步及社会转型的阻碍，这是明清商业史中老生常谈却常说常新的话题。2012年全国大纲卷第15题、2013年江苏卷第4题都关注了明清商业经济发展对社会“贱商”观念的冲击。从社会史角度分析明清商业经济及其政策就是其中一个新的思路。
在复习教学中，我们可以参考上述解释，立足于教科书内容简析历代的抑商政策，并辅之以高考试题训练。通过这样的复习，我们对抑商政策大体上可以形成两点基本认识：一是抑商政策是一项政府通过与商人争利和夺力（劳动力）维护专制王朝的经济基础，巩固统治秩序的经济政策。二是该政策的实质是重商利，抑商人；重官商，抑私商。这两点认识可以作为理解整个古代中国抑商政策的重要支点。
《古代中国商业经济》专题中还有其他一些重点，如“‘市’的演变”、“江南市镇经济”、“明清海禁政策”、“明清时期社会转型之困境”等等，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展开了。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笔者以为如果有时间有准备，可以设计一堂探究课，组织一些材料，让学生通过阅读与思考，了解围绕这个问题的学术争论的大概情况，这样更妥当些。
在“考什么，教什么”的背后，其实有一个“读什么”的问题。要读出“考”与“教”的学术背景是需要读一点相关的学术论文或著作的。高三教师整日周旋于上课、组卷、批改与讲评之间，的确很辛苦，然而还是要尽量挤出时间多读一点，因为站得高才能看得宽、望得远，才能让学生多一些学业上的收获，多一些对历史的理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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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诚实信用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诚信的严重缺失，给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带来了非常不良的影响。我们应大力汲取我国传统文化精华，与时俱进，在传统诚信思想指导下推进现代诚信建设。
诚信是当今社会大力提倡的一个道德规范。诚实信用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以增强诚信意识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这就是说，“四德”建设都有一个增强诚信意识的问题．而且要以增强诚信意识为重点。诚信原则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受到关注．越来越被提到突出的位置。然而当今社会中存在着严重地践踏诚信这一道德基本原则的消极现象诚信的严重缺失．给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带来了非常不良的影响．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一、传统诚实信用思想概述
诚信思想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视诚信道德教育和道德规范作用的国家．诚信思想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渊源。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尚书》中就出现了“诚”的概念。儒家的早期文献《中庸》同样把“诚”作为个人道德修养的主要原则。“惟天下至诚为能化。 ‘君子诚之为贵。”“诚信”到先秦诸子百家那里得到了高度的重视和广泛而深入地阐发 春秋末年，针对“春秋无义战”的局面，道家老子倡言“信德” 儒家创始人孔子更是把诚信作为其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之一。他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论语·为政》)，提倡“主忠信”(《论语·学而》)，把诚信是人立身处世的根本原则；他提出，“导千乘之国”，应该“敬事而信”(《论语?学而》)，“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认为诚信是是治国的基本出发点．是成事的前提。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这就是说．诚不但是天道运行的根本，也是做人的规律和诀窍。孟子还进一步把“朋友有信”与“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孟子·滕文公上》)并列为“五伦”，使“信”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道德评价的基本标准和伦常规范之一。其他如墨子、韩非子、庄子、苟子、孙子、管子等都对诚信有极深刻的论述。《大学》把“诚意”作为八条目之一． “诚”成为圣贤们体察天意．修身养性和治国平天下的重要环节。所谓“诚意”．就是要不自欺，要能慎独。慎独是一种主观的道德修养方法．指在个人独处，无人知晓的情况下．也能实实在在、不折不扣按照道义要求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言行。到了西汉．董仲舒提出了“五常”(仁、义、礼、智、信)，其中“信”就占据了一席之地，自此，“诚信”作为封建社会的最高道德原则和观念之一．为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维护和提倡．成为人们普遍遵循的一种伦理道德规范。
诚实信用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诚信是诚实和信用的简称。许慎在《说文解字》说：“信，诫也，从人言”，即是说。“信”这个字由“人”与“言”构成．人言必实、必真。“诚信也，从言成声。”诚、信互训。不过诚与信还是有区别的一般认为，诚主要表现为对道德个体的一种要求．主张通过个人修身来达到的一种道德规范．诚”表现在人的品行、品德之中。体现为真诚、诚实、诚恳，强调“内诚于心”“信”则指道德主体在社会生活中与他人或社会整体交往时所表现出来的具体行为及其价值指向．体现为一种社会化的道德实践．偏重于“外信于人”．表现为讲信义、守信用、重然诺．言行一致。信用优良并不说明这个人的品德、品行完全就是诚实的；同样一个诚实的人，也不见得就能完全承兑他的信用保证。但总体而言，“诚”与“信”的意思十分接近，可以说，诚是信的基础，信是诚的外在表现形式。“诚”、“信”合起来使用．有诚实守信、表里如一道德行为与道德品质相统一的丰富内涵。
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的意思有所变化，主要包括三层涵义：一是能够履行跟人约定的事情而取得信任：二是不需要物质保证，可以获得资金财务并及时偿付的能力：三是银行的借贷或商业的赊销、赊购。与传统思想相比，可以看出．当今人们更多的是作为诚信外在表现形式的信。这是因为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之间的经济交往大大增多．如果要求人们过多地关注他人内心的诚。那么在市场交易和交往中．他人花费的成本太高。根据人们对诚信的理解．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诚是信的基础．诚实是取信于人的良策．守信的人一般是诚实的在这样一种前提下．关注人们外在体现的信则成本低了许多。可以看出。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诚信的内涵和外延也在发展变化。但这并不是说现代社会就不需要诚信。恰恰相反。诚信是人类永恒的道德尺度与基本准则，无论社会如何变化．诚信是不可缺少的。诚信的缺失，只能证明当代人智慧的受蔽与理性的受阻．它所导致的后果是难以设想的。对诚信。我们要与时俱进，在充分吸收我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将其发扬光大。
二、诚信思想的现实意义
传统文化认为．诚信原则是建立个人之间、行业企业之间以及国家与其公民之间互信、互利的良性互动关系的道德杠杆。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而言．“诚信”是治 理国家的一个基本准则。对于一个社会主体而言．“诚 信”可以说是立业之本。对于单个社会成员而言．“诚信”是立身之本，处世之宝 1、传统修身观念对培育个人诚信修养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现今社会个人诚信道德缺失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价值观念的出现了严重的偏差．诚信原则的是非荣辱观出现颠倒与颠覆．他们认为那些善于诈骗、能够轻易发财致富的人是能人、灵人；而诚实守 信、勤劳致富的人则是愚人、笨人；许多人不以欺骗为耻反以为荣；不以诚信为荣，反以为羞；“诚信吃亏论”甚嚣尘上。要将人们这种颠倒了的价值观念扭转过来．首先应从思想上牢牢树立起遵从诚信的道德律．要大力开展诚信的宣传和教育。通过宣传教育，培育孑L子所说的“信以诚之的君子” 诚信虽然是个人修身的必备内容．但并不是说单独靠个人力量就能达到诚信的目标。宣传教育对个人的诚信道德规范的修炼极为重要．我国封建社会的法律体系中对诚信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但社会生活秩序在以诚信为基础的道德规范的调整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封建社会的读书人在读“四书”“五经”时即已饱受了诚信思想 的熏陶．因而在以后的为人处事时刻以诚信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因此，可从以下几方面人手：其一。应从小就培育起人们的诚实守信的道德观。对每个社会成员的诚信教育应从小就开始做起，要让诚信教育走进大、中、小学的教堂．乃至幼Jl，l~。同时也让诚信教育成为企业员工培训、再教育的课程之一。让每个社会成员时刻都能接受到诚信的教育。教育时应重点宣传以诚待人、重诺守信、言行一致的人文精神，把诚信道德规范的主要内容、重大意义和基本要求灌输到全体社会成员的头脑中去．引导人们牢固树立诚信观念．强化诚信意识．遵循诚信道德规范。经过长期系统的宣传教育，用诚实守信将人们的道德行为、经济行为、政治行为有机地统一起来，使诚实守信真正成为人们所认同与遵循的行为准则。其二．宣传中还应确立符合大众期望的荣誉感。对诚实守信的典型行为要及时宣传表扬，增强诚信者的美誉度。能够更加受到社会的承认和尊重。对失信者．坚决及时地向全社会予以曝光，使他们无处隐形藏身，成为人们唾弃的对象。其三，在对诚信宣传教育中还存在一个将诚信教育的内容朝通俗化、具体化和大众化方向努力的问题。我国现有丰富的诚信的思想和相关的表述，但对今天的老百姓并不一定能一看就知其意。比如孟子说的“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它的意思是，诚是自然界和人事社会最高的道德范畴．是宇宙的自然规律，追求诚是做人的规律人道之诚是天道之诚的效法。如果不把它翻译成A话文恐怕很多人难以准确地理解它的意思。我们宣传诚信，要让普通老百姓都能看得明A、听得明A、记得住、用得着象我国古代的启蒙教材“三字经”之类的，这就要求诚信的提法进行综合、汇总，在语言上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琅琅上口这样才比较容易认可和认同。得到大家的普遍认可和遵从。
其次还可通过外部力量来促进个人诚信道德的修养如建立“个人信用信息档案”就是一个有效的办法。可由公安、工商、社保、银行等多部门合作，整合这些与个人信用有关的信息资源，建立“个人信用信息网”。据报道我国近年来在信贷征信体系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中国人民银行建成了集中统一覆盖全国企业和个人的信用信息数据库并投入运行。截止到2007年8月29日止，人民银行已为5．86亿自然人建立了信用档案．也就是说国内绝大多数有收入的人都建立了信用档案。此数据库的建成．对个人增强社会的信用意识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2、传统诚信思想对提升企业竞争力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我国传统思想的影响下，出现了许多以儒家道德观和价值取向作为行为准则的大商人。人们称他们为儒商。古代儒商以范蠡、A圭和曾子为代表。近代则有晋商徽商、豫商等。这些大商人或商帮在当时中国非常困难的环境之中能够做大做强．主要一条就是他们能够始终坚持诚实守信的原则，坚决不取不义之财，积极承担自己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义务。“儒商精神”的核心是“以义取利”。 “以义取利”要求人们以合符道德的途径、手段、方法去获取正当利益．力求做到义利统一。儒家并不反对必要的经济活动．儒家认为，越是复杂的经济活动，越要依靠信用来维系。在我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大量的经济活动的调整也主要依靠以诚信为基础的道德来进行规范和调整。而且在这种道德调整下，社会的经济活动一直能够正常运转。可以说，我国传统的大商人以诚实信用原则为所有市场参加者树立了一个“诚实商人”的道德标准。这体现了诚信具有的调节社会经济利益关系有序运行的功能。
当今社会．经济领域有所谓“经济学是不道德的”或“不道德的经济学”的思潮．在这种思潮影响下．不诚信的各种行为大行其道，主要表现为：经济合同的履约率很低．各种制假贩假活动猖獗．知识产权侵权现象非常严重．经济欺诈现象横行。据统计．这些不诚信的行为给国家经济带来的损失每年高达几千亿之巨我国古人能够做到“义利并举”，“一诺千金”，难道我们的智慧和操守还不如古人?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传统伦理形态需要向现代形态转换。我们要根据时代需要对诚信思想作些“协变性”调整，也就是说，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在传统思想的指导下．加入相关制度与相应法律法规来规范市场经济。特别是现在诚信缺失非常严重．道德调整明显陷入困境的情况下．可借鉴西方一些理念和方法来推进我国的诚信体系建设
与中国传统诚信理论注重德性和自律不同．在西方社会．维护诚信原则的力量首先是法律违背了诚信原则。所遭受到的惩罚也主要是经济和法律上的。现代西方社会的诚信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和契约关系的基础上的．是一种契约信任关系，普通公民之间的经济往来是契约关系，政府与公民之间也是一种契约关系，政府必须守信于民。“诚信原则”在西方许多国家的法律制度中被列为“帝王条款”，在诚信原则的基础上．又衍生出了许多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法律和制度。如对普通公民、法人、政府等社会主体。各国也都颁布了相应的法律和相应的制度来调整他们的行为规范，使他们的行为能基本符合诚信的要求。可以说，严密的制度、法律、法规体系成为市场主体遵从诚信规则有效的外部制约机制我们也可从以下方面来进行建设：
其一．建立企业和行业信用信息档案．对行业企业的各种失信行为进行预警、记录、约束、终止和惩罚。一是建立一个公共性的“企业资信信息网”。由法院、公安、工商、质检、环保、社保、银行等多部门合作．把社会经济生活中各类经营者和管理者的主要经济活动 (包括环保和产品质量方面的相关信息)、各企业的经济业绩和经济行为等信息纳入企业信息数据库．尤其对经济活动中的各种违纪、违约和违法活动必须记录在网．使那些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有劣迹的不良记录者永远烙上一个“缺德”印记．在市场经济中无处遁形．相关企业和社会公众只要上网就能快速、准确地获取他们需了解的企业的资料信息。企业一旦有违反诚信的情况．其他人就可迅速从网上了解到这有助于落实企业帐户实名制。能有力打击诈骗、洗钱等金融违法犯罪活动。据报道，截止到2007年8月29日止．人民银行已为1232万户企业建立了信用档案。二是建立“行业诚信信息网”。可通过由地区性的行业管理协会来建立公布行业内各企业信用状况的 “行业诚信信息网”．让行业成员共同公开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促进行业健康快速发展
其次。应加大立法力度．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严密的法律法规体系我国现行法律中关于诚信的规定大多比较原则，如我国《民法通则》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这种规定比较笼统、抽象，不利于执行为此。可考虑出台配套的可操作的法律法规．如可考虑制订《诚实信用法》、《反腐败法》、《信贷法》、《道德行为法等相应的法律法规，与现行的宪法、民法、行政法和刑法等一起．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严密的诚信方面的法律体系。
再次．还必须加大执法力度．让失信者为失信付出惨重的代价对失信者的严厉打击就是对大多数诚信者的保护和鼓励。现在我们对失信的惩罚过于宽容。甚至对于恶意失信、严重破坏经济秩序的失信行为也往往是以罚款代替惩罚．失信成本低。这就使得一些恶意失信者在计算所失与所得的比例之后，往往会改头换面，重操旧业而且更容易钻法律的空子再好的法律如果不得到很好的执行。那也只能是一纸空文。加大执法力度，对失信者视其情节予以惩处：情节轻微的，可用民法、行政法的手段予以惩罚。如可采取罚款、追究经济责任、市场禁人等手段对其进行惩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同时根据情况可追究其经济责任。
(三)传统诚信思想为治理政府失信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国自古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明训，那么，国家的领导者依靠什么去团结人民呢?靠的是明智的政策和精神信念，“诚信”就是一则基本的取信于民的人文精神和道德信念 儒家认为．诚信是治理国家的基本准则．孔子曾说过“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唐代魏征认为诚信是 “国之大纲”。
政府失信问题也是近年来议论颇多的一个话题政府失信是指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职业活动中的不诚信现象。在我国，政府失信虽只是少数和局部现象．但因为政府信用居于社会信用的核心地位．民众普遍对政府及政府工作人员抱有较高的心理预期．认为他们是诚信的典范，因此，政府失信对社会有极强的侵蚀与传染作用。其不良后果影响十分恶劣。政府失信主要表现为：其一各种统计数据虚假；其二，决策朝令夕改；其三，在地方保护主义思想作祟下，践踏市场经济规律；其四，国家公务员的以权谋私。玩忽职守、滥用职权、贪污受贿等失职和违法犯罪行为。在传统思想指导下，根据现代特点．政府要树立起自己的威信，可考虑采取以下措施：
关键词：明清；商业；帝制体系；帝制农商社会
DOI： 10.16758/ki.1004-9371.2016.04.007
明中叶以后，商业呈现繁荣发展态势，相关研究颇为可观。同一时期，帝制权力体系虽然经历王朝统治更迭，但基本统治功能长久持续，在康雍乾时期出现“盛世”，其间皇权统治与官僚政治基本架构甚至出现强化局面，此点大致为学界公认。设若前述两点各自构成基本事实，二者之间关系，即明清时代――这里主要指明初至之前时期――的商业与帝制国家体系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必须深入考察但却未经透彻讨论的问题。
国内外学术界的大量研究，或显或隐地把明清商业发展视为明清时代中国的既有社会体制、形态――无论将之称为“封建社会”与否――向某种具有“现代”意味的社会体制、形态演变的主要动能――无论是否采用“资本主义萌芽”这一概念。然而很有可能，明清商业在发展中与帝制体系融通，形成了一种相互契合的格局。否则，为什么在明中叶商业呈现发达状态约100多年之后，会出现一个为时一个多世纪的帝制体系强化与商业继续发展并存的康雍乾盛世呢？可能，明清时代商业的发展，在具有一些冲击、溶蚀既有社会制度、关系的作用之外，在总体上也具有强化帝制体系的作用。如果是这样，明清时代商业发展必须与帝制体系功能状态结合起来考察，才可能显示出其真实的社会与历史含义。进而，如果明清时代的商业已经包含了一些现代性要素，这种要素也会因为与帝制体系的契合关系具有了别种前景与功能。楔入了商业“现代性”的帝制体系不可能是完全抑制商业的，国家权力会介入商业，商业也会渗透到国家权力体系，社会精英的群体内涵会发生改变，从而衍生出一种保持帝制结构同时又包容商业发展空间的帝制农商社会。
整个问题需要通过大量实证考察来做出肯定的判断。学术界对相关的许多史事，已经做出比较扎实的研究，亦有一些实证性研究尚待深入、细化。本文尽量将学术界相关研究与前面提出的基本问题相互印证，梳理出所涉基本事实和问题系列的范围，对尚未澄清而于本题具有重要性的论题做出尝试性说明，并尽量提出关于前述基本问题的尝试性解释框架，以为今后具体考察及综合分析的基础。
一、商业是帝制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
明清时代商业发展与帝制体系强固长期并存的现象提示，商业与帝制体系可以实现长期共生关系，商业发达实现的社会财富增殖，也可以成为帝制体系强化与延续的基础。这种现象本身是显而易见的，但其背后的历史逻辑，其所以如此的原理，可能触及关于商业特性的惯常理解，还需要重新揣摩。
商业从交换关系基础上发展而来。人类社会一旦出现社会分工，交换关系就可能发生。交换关系常态化就可能成为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一个专门化的领域，从而出现商业，从事该领域活动的人就可能成为商人。因而从逻辑上说，商业是人类文明早期就可能发生的现象，并不构成与农业基础或农业文明对立的社会成分。从历史经验的角度看，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都在古典文明形成之前就发生了商业。中国商代与周代前期，似乎商业与商人受到政府控制，所谓“工商食官”，其程度如何，是否在官府控制之外没有民间商业与商人，尚待澄清，但商业在该时代肯定已经成为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门类。结合当时货币流通的大致情况，和对外部贸易的迹象看，绝不能排除商业存在于政府控制之外的可能。基于商周时期已经存在的商业、货币流通基础，春秋战国时代的商业已经肯定地成为中华文明共同体经济系统中的重要门类，商人已经被列为上层贵族以下“士农工商”四个主要社会人群之一，不仅已经存在临淄之类较大规模的都市市场，而且各政权体系之间的贸易已经经常化、规模化，多种货币流通，并出现了陶朱公、玄高、吕不韦、巴寡妇清之类并不归属于官营资本系统的大商人。在帝制时代之前，中国经济就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然的农业“自然”经济体系。即使农本原则不断被统治者强调，但商业的必要性已经明显体现在社会经济结构之中。这其实意味着，大规模的农业文明系统内部，不可能没有商业。
春秋战国数百年的社会变迁，以王制变为帝制收场，其背后的结构性因由中，应该包括商业贸易发展对更大市场体系诉求的因素。因而，秦统一之后，立即推行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与货币之类政策，其主要目的是便于实现大空间国家控制。但此类举措，在强化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同时，改善了全国交通系统，为大规模物流和商贸活动提供便利。帝制体系既便利了商业系统的发达，也需要商业实现懋迁有无，乃至增加财政收入，甚至需要商业来文化的整体性。这种结构性需求的力量，超过地方势力为保持割据或半割据利益而维系地方壁垒而做的努力，所以地方性的旨在与外部隔绝的经济政策，总是难以持久。帝制体系的突出特征是集中行使的权力。权力集中必然带来人口集中，大量集中的人口一般会带动城市形成。帝制时代的城镇，虽然常与行政设治、军事驻扎有关，但一旦人口聚集，便有商业兴起。所以帝制时代的一个突出现象，是都市的繁荣。都市不能自给自足，必须依赖乡村，也必须依赖市场，呈现城市与乡村互补、国家与社会相需的结构关系。抵至帝制时代后期，由地方集市及远近贸易推动而至繁荣的纯粹商业性城镇比例大增，但并不独立于帝制体系之外。
帝制体系既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之上，也建立在商业基础之上。两者的比例，肯定是农业为主，商业为辅，但商业所占比例呈现波浪式上升趋势。尤其是明中期以后，海外贸易在国际化航路开通之后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商业发展就取得了一种全球性背景，超出前代的范围、规模。帝制国家尽量将之纳入自己的管控范围，其间既有压制，也有推动，要在能够从中汲取利益，其统治的基础也因而更大程度上超过农业经济而着落在农商综合结构上。
二、对明清时代国家商业政策的基本判断
商业既为帝制体系必要的基础之一，又是一种比农业带来更多社会流动性因而增加社会控制成本的经济成分，控制商业就成为帝制国家政治考量中一个不断带来困扰的话题。通帝制时代，始终存在“重本抑末”、“重农抑商”的言论和政策表现。然而，历代政府商业政策虽然不同，但如果把《史记・平准书》、《史记・货殖列传》，与后来历代“正史”的“食货志”排比起来，看不到根除商业的政策，政府总体而言是商业发展的受益者，也没有一个政权是商业发展所颠覆的。从演变的趋势看，政府对于商业的控制，大体由严格转向宽松；政府对商业的依赖性，大体趋于提高；商人的地位，大体由特殊受限制人群向普通庶民转变，至明清时期，甚至一定程度地与士绅混合；商业活动的时间与空间限制，趋于消亡。
明清时代农业依然是社会经济的第一基础，农业人口依然是帝制国家统治的基本对象，所以“重农抑商”的言论与政策表现都依然存在，在某些特定语境下甚至表达得很激烈。但是“农商皆本”的言论已经表达得很清晰，并且愈来愈成为朝野共识；“利商”、“惠商”而非“抑商”，成为国家政策的基调。如明朝大学士张居正指出：“商通有无，农力本穑，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1王守仁说：“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2此类言论在明中叶以后，比比皆是。
明朝初年，曾颁布一系列与商业相关的政策，其中有被误读为抑制商业政策者。如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曾谕户部：“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足衣在于禁华靡。尔宜申明天下庶民各守其业，不许游食。”3明代“游食”，并不等于经商，“庶民各守其业”包括商人继续经商，并非禁止人民经商。其他如初入商业需有一定规模的资本，坐贾需在营业地占籍等政策，都是从稳定社会成员职业、地域性征，从而稳定社会秩序角度出发的政策，具有抑制商业的实际作用，但并非以抑制商业为最终目标。其次，明初商税并不沉重，大致三十税一，同时对军民婚丧嫁娶丧祭所用物品及舟车丝布之类免税。明中期以后，商税名目增多，收税机构增设，税率也有所提高。不过，万历中期矿监税使四出，盘剥商民现象，是出自皇权滥用，并不体现明代基本政策，所以遭到朝野一致反对，并在万历帝死去后立即终止，故在将万历皇帝派出矿监税使作为明朝抑商证据的时候，要注意其复杂性。通明一代，商税趋于由轻到重，但商税总额与社会商业总规模相比，仍然处于较低水平。而且，万历初将“一条鞭法”推行全国，赋税负担更大程度地落实在土地上面，使得一些富商大贾以“无田而免差”，规避大量赋税负担。
陈支平、林枫认为，“明代商业税制已基本实现了对不同商业领域、不同商品流通环节的全方位监管。”4他们以明万历时期数字为中心，综合明代盐茶税、市舶税、狭义商税即盐茶、市舶以外的国内商品通过税与营业税进行统计，判定每年盐税250万两，茶税10余万两，市舶税4万两，通过税60万两，营业税20万两，总额约344万两。当时夏秋两税年收入折合银两计算大约为22217358两，农业税以两税为主，但尚有其他，商税在政府税收总额中所占比例不到15%。而且，商税中计入的盐茶税为专卖收入，狭义商税所占比例更小得多。清朝稳定以后，海关等收入大幅度增加，年商业税收在19世纪末达到5750万两上下，相当于万历商税收入的16.7倍。1
相对于商业规模，明代商业税率偏低而非偏高。这种情况，一方面表示明朝政府财税观念仍然盘桓在农本经验之中，没有调整明白；另一方面表示明朝政府并无意于通过高税收压制商业，使之难以发展。清朝人口大幅度增加，商业规模也较明代更为庞大，而且朝廷随着商业税收增加而日益看重商业税收在政府财政中的地位，相应管理制度也从涣散仅取其大意转向精细严格。
明清外贸政策，曾经多受诟病，被一些学者视为“闭关锁国”。然而近年大量研究表明，此种认识，夸大了该时期的封闭性。综合官方、民间、海路、陆路贸易趋势，并考虑到明清时代前所未有的全球贸易对中外经济往来的影响，应视为“有限开放”更为贴切。2
三、白银货币与金融体系缺失
商品经济以货币为价值尺度和流通媒介。帝制国家控制商业的手段，除了超经济强制性的法规――如界定商人社会地位、户籍及垄断个别生产与交换部门等之外，最重要的手段是税收政策、货币政策和金融体制。中国帝制时代大多数时期，政府控制货币的制作、发行、各币种比价。政府对货币的一般控制，包括统一货币和控制货币供给量，对于维系市场秩序关系甚巨。这是帝制体系与商业长期共生的基础之一。但货币既被政府权力牵系，更由经济本身左右。即使集权专制的政府，也不能完全控制货币运行。一般说来，商品经济愈发达，货币运行控制的复杂性愈高；市场开放性愈强，政府对货币的控制力愈弱。明代以前，铜钱、纸币、白银皆已经作为货币使用，但相关的理论皆不甚透彻，很大程度上处于经验的水平。明前期参酌前代经验和政府需求，试图以完全由政府发行的纸钞作为主币，以铜钱为辅币运行，通过货币较大程度地控制社会财富。此种企图，盘剥社会的幅度过大，遭遇市场和社会抵抗。各种诉求博弈的结果，出现白银为主币、铜钱为辅币，伴随政府强行保持的少量纸钞有限法偿的局面。政府在货币流通领域地位的弱化，实际上部分消解了政府对商品经济的强控制，扩大了市场本身的自由度。稍后，大量域外白银进入中国，逐渐成为主要流通货币。3
贵金属货币一般比铜币能够支撑更活跃的商品经济。但是明代的白银货币不是政府发行的，而是以银块的形态作为流通货币进入市场，所以，白银在发挥价值尺度和流通媒介的同时，通过摆脱政府铸造与发行过程，严重瓦解了帝制国家对商品市场的控制力。这其实是明代商品货币经济长足发展但明朝统治并没有从中汲取到巨大效益的主要原因。明朝政府难以通过货币发行调控货币供给、物价，更难以运用通货膨胀手段实现借贷或者隐性收取社会财富，增加财政收入的手段主要是增税，或者通过裸的掠夺，于是明朝迅速彻底失去社会支持。4明朝后期的财政危机，乃至明朝的崩溃，与此关系甚大。5中国帝制国家体系通过各种中央集权机制实现社会控制，然而在明中期市场经济大幅度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的当口，政府失去了调控市场的最重要手段，因而也就失去了操控社会财富的一个重要手段。所以明朝的瓦解，是雪崩式的。当时试图挽救明朝统治的士大夫绞尽脑汁，不惜牺牲生命，但既没有看到问题的症结，实际上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手段。
货币发行、流通、回笼是最基本的金融运行内容，如果此种运行扩展到信贷、资本融聚、投资，就能构成功能比较充分的金融体系。发达的金融体系是发达的商品市场经济必备的经济结构条件。明代后期，个别地区出现了票号，但局限在个别商户的信用汇兑活动，资本融汇的功能尚未展开，远没有覆盖全国，与货币发行、流通、回笼的关系更为遥远。发达的金融体制需要一种普遍的法律秩序来保障，而提供和保障法律秩序的是国家，对于以中央集权为基本特征的帝制体系而言，更是如此。明代国家，未能掌握主要货币的发行权和流通控制，也就不具备金融运行的能力，但又受到货币、金融状态的重大影响。明代货币、金融体制功能状态，滞后于商品市场本身的发展。从这一角度说，明代后期的帝制体系不仅远不具备现代国家的功能，而且与社会经济处于深刻的矛盾状态。
清代前期依然保持称量白银主币，铜钱辅币体系，并没有发行纸钞，国家对社会经济的控制似乎平稳，晚明梦魇般的财政危机也在清朝的秩序重组过程中逐渐化解。此间关节何在，迄今未见透彻说明。尝试思考这一问题，至少需要考虑到以下因素。首先，国家财政状况与特定政府关联，清朝虽然接继了明朝的统治地位，但作为一个曾经与明朝并存的政权，清朝从明体系外部控制明朝权力体系，并非完全从明朝体制内部生长出来，这使得清朝并未完整继承明朝的财政，而是重建财政。其次，清初财政实际处于战时体制，承平时期合法政府维系社会均衡及财税负担合理性的种种掣肘对于刚刚入关，挥军南下的清军说来并不重要，可以采用掠夺、强征的手段满足需求而将其社会后果留待政权抵定之后再加处理，战利品成为主要收入来源。第三，清朝版图扩大，人口大幅度增加，财政收入来源也有所扩展。第四，明朝中央财政收入最大支出是北边军费，此项开支在清代已经消失。第五，清初在晚明临时加派基础上开征赋税，虽有所蠲免，但并没有恢复加派前的赋税标准，而社会渴望秩序，造反的社会能量已经在晚明农民反叛中释放，较高赋税额度在社会秩序重组过程中被社会承接下来。第六，清朝将商业税收体制精细化，商业税收大幅度增加。第七，社会稳定之后，生产水平和社会财富总量提高。第八，造成明朝政府维系东南沿海防卫主要开支，并造成抗倭援朝战争巨大开支的倭寇消沉，日本进入闭关锁国状态。第九，清前期政府行政能力高于晚明政府。
这些情况，与可能尚未纳入考虑视野的其他因素一起，足以使清朝不至于落入晚明政府财政危机的泥潭，但并不意味着清朝对于货币、金融体制实现了根本不同于明朝的掌控机制。清代作为主币的白银依然是称量形态，民间金融业的萌芽比明代明显，但依然没有覆盖社会经济体系，与流通货币若即若离，政府信誉与普遍社会信誉也没有成为其运行基础。这种问题在清前期因为政府赋税收入总量的大幅度增加而没有威胁清朝统治。但到19世纪以后，使用称量白银为主币而没有货币的体制就成为现实的大问题，成为西方殖民势力瓦解中国经济系统的一个便于操控的杠杆。不发达的金融体制也为外国银行进入中国提供了一个软肋。
如上从金融货币角度观察，表明明清时代帝制体系虽有专制性政治权力，具有对社会的巨大统治功能，能够为商品经济提供一般性秩序环境，但是却不能随心所欲地左右社会经济，也没有完全顺应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诉求，且与商品经济发展在若干领域形成具有矛盾性的关系格局。
四、权力与市场――政府的商业参与
如前所述，明清时代的帝制体系对商业依赖性趋于增强。这促使帝制国家通过多种渠道参与商业，以求实现较为有效的控制，并从中尽量获取较大收益。帝制国家从来不是商业活动的袖手旁观者，也没有仅仅充当维持秩序和收取赋税者的角色，而是在提供商业一般秩序环境的同时尽量将商业纳入帝制权力控制架构，在控制中尽量实现政府、皇室及权贵阶层利益最大化。帝制国家最大规模的商业介入在食盐领域。明清两朝都继承更早时期已经形成的传统，垄断食盐生产与销售。盐是自然物，食盐是人类生产的产品，又是生活必须品，其生产局限于若干特殊自然环境区域，绝大多数人口无法用“自给自足”的方式获取食盐，必须通过市场来满足食盐需求。所以，食盐本来是最易于市场化的产品，是市场发展的一个助力。同时，食盐具有产地有限、易于控制的特点，任何势力控制了食盐产销，就控制了大量社会财富，同时可能借此强化社会控制。明朝不仅严格控制食盐产销，而且连食盐生产者――灶户或称亭户也严格控制起来，以特殊户籍使之世代承袭，以官产、官收与特许商人运输、指定区域销售方式经营。明朝甚至把食盐垄断作为一个工具，来实现西北边地开发和军事防御的手段。明中晚期以后，朝廷对食盐产销的控制增加了一些灵活性，实行纲法，但食盐产销仍在朝廷掌控之中，并构成政府财政收入中一项重要收入。清代重建食盐专卖制度，主要通过控制盐产量、销售地、销售量、特许销售的方式运行，食盐的市场化程度提高，但政府的总体控制依然稳固。帝制国家在以超经济方式控制盐业基础上，操控食盐的市场运行，其重要手段之一，是与特许盐商合作。此类商人从政府包买食盐运销特权，通过分享政府垄断权益获取巨额商业利润，同时把食盐营销收入的一部分提供给政府作为财政收入。从食盐产销角度看，明清政府与大商人群体是利益相关者、合作者。明清时代资本最雄厚，在市场经济中获利最大的商人其实正是此类与帝制国家合作的盐商。明代势力最大的徽商、晋商都涉足食盐销售。1清代的大商人也以特许盐商及行商为最凸显，皆以与帝制国家合作为基础。这些商人与政府的合作瓦解，其显赫地位也就消融于无形了。
盐业以外，帝制国家直接控制的还有对边缘区域的茶马贸易。茶在内地供应充足，且虽为人民生活重要消费品，但不是必需品，在周边游牧民族生活区域则是生活必需品，因而成为帝制国家调控与周边游牧民族关系的一个杠杆。马是明朝需要从边疆区域补充输入的军用品，要用以茶为主的多种内地产品与边疆区域交换获得。政府对茶马贸易实行垄断，同时利用垄断权调动、利用商人参与来落实政府的茶马贸易政策，其间国家与商人的合作关系，与在食盐领域的格局异曲同工。
明代牙行主要是民间商人，经营商业中介和停居存储或者包购分销业务。此类商人在清代依然存在，同时因为海外贸易规模扩展和指定口岸外贸体制及贸易必须通过行商处理的制度，促使一批外贸商行利用与帝制国家体制的合作关系而优先发展。此类商人拥有政府专门委托的涉外贸易处置权，半官半私，体现出更明显的帝制国家与商人合作的精神。在所有官商合作事务中，官永远处于主导地位，从而明清时期商业领域的很大一部分，其实处于政府控制之下。其间自然会发生诸多官府或官员盘剥商人的情况，但权力与商人合作的基本结构并不因此而改变。
明清政府还控制部分生产机构，如官办铁冶所、官营织造局、御窑、官资矿业等等，皇室和政府建筑工程大量招商运行，大批皇室与政府物资采购佥派或招募商人运行。这些都是帝制国家与商人、商品市场常态化联系的机制。
明清政府皆会向商人出卖一些功名、政治权益甚至官职，以调动商人向政府输送所需的资源，一般称为捐纳。明代捐纳主要在特殊情况下实行，清代捐纳则常态化。这实际上构成了商人与帝制国家之间的一种交换性纽带关系，也构成帝制国家卷入市场的一个途径。
此外，明清贵族、官僚大量涉足商业及与市场交换关联的农业生产。明朝建立之后不久，政府即涉足建立塌房，为往来客商存储发卖货物提供便利，借以管理商业秩序，并从中牟利。后来出现官店、皇店。中间虽有整饬，但迄于明末，并未消除。2清代皇室、贵族、官府资本商业运营比明代更为发达。
由于存在前述种种情况，审视明清经济结构的时候，不应将帝制体系与商业、市场、商人做两元对立观，更不可以为二者之间为简单的此消彼长关系，二者盘根错节，构成明清商业秩序环境、商业特性、国家功能，以及社会形态演进前景的复杂结构性基础。
五、商业制度环境与商人社会空间
明初制定的《大明律》对商人服饰做出限制性规定，其中肯定包含压制商人炫耀财富的含义。明代后世皇帝不能更改祖制，并未删除该项法规，但实践中并不严格推行。清代沿用明朝基本法律，在其基础上另制种种则例，作为法律行使。其中，乾隆二十六年至四十一年（1761―1776年）间编制的《钦定户部则例》涉及商事尤多。明清时代，商人不得穿着绸缎绫罗之类条款，一直存在于法律文本之中。但是，《大明律》中许多条款在明中期以后就已经不再构成社会行为法则。明中叶迄于清末，商人服饰实际上毫无限制，炫耀奢华反而是常见的现象。有学者对明代商人的法权地位进行总体考察，认为商人在法律体系和司法实践中地位归属于庶民，并非处于被歧视或被排斥地位。1清朝对商业于帝制统治关系之重要性的了解超过明朝，商人与权贵关联也更为深切，商人法权地位更非低于庶民。
明清两代政府皆曾推行大量旨在维系平稳市场秩序的政策。如皆规定牙行评估物价必须公允，如明初规定有“凡买卖诸物，两不和同，而把持行市，专取其利，及贩鬻之徒通同牙行，共为奸计，卖物以贱为贵，买物以贵为贱者，杖八十。”2清顺治八年（1651年）上谕吏部：“榷关之设，国家藉以通商，非以困商。关税原有定额，差一司官已足，何故滥差多人？”令各关只设官一员，添设者悉行裁去。3康熙五年（1666年），令各地将应征商税额数刊于直省商贾往来关口孔道木榜，“遍行晓谕”，防止官员自行加征。4雍正时期曾对这些政策再加重申。其后历朝也曾屡次申明对官吏敲诈商人的惩罚措施。5商业交换领域发生纠纷，民间自行调解不成，一般要诉诸司法解决。明清政府承认商人合伙经营的权利及商人在民间融资的权利，这是明清时代诸多资本雄厚的商帮存在与发展的制度环境。明清政府也承认商人为商业经营目的而结为社团的合法性。从明中晚期开始出现商业性会所，到清代大批商业、手工业会所发展起来，其制度环境大致保持一致。6
明清政府权力在维系比较平稳的商业运行秩序同时，也会发生干扰商业的作用。其突出表现，包括官资本直接进入商业构成特权经营造成的市场不公平竞争，政府对食盐等生活必需品的严格控制，政府对矿业很长时期的垄断，政府对外贸过于严格的管控，税收标准公平性的欠缺，以及权力腐败造成的官吏对商人的敲诈与盘剥。所有这些，都没有使得明清时代商品经济窒息，但市场也从来没有能够获得完全依照经济规律运行的环境，没有达到普遍公平的境况。在这种制度环境下，明清已然存在的商业契约精神，始终受到权势原则的挤压，并未成为支配商业运行的普遍价值体系。
除了明朝初年一段短暂时期以外，明清时代商人的社会活动是基本自由的，商人身份的改变也取决于商人本身，而非为超经济权力所固定。基于帝制体系构成商业发展的一个恒定的强大权力架构，以及商人身份相对自由的属性，明清富有商人普遍倾向于借助财富力量融入士绅阶层。结果出现商人上层与士绅上层合流，商人家庭普遍谋求成员入仕以实现权力与财富兼得、以权力保障财富的倾向，并保持着对土地经营的兴趣，这又造成绅、商、地主三位一体的社会人群。清初人屈大均描述称，广东地方“民之贾十三，而官之贾十七……民贾于官，官复贾于民，官与贾固无别也，贾与官亦复无别。无官不贾，且又无贾而不官，民畏官亦复畏贾。畏官者，以其官而贾也。畏贾者，以其贾而官也。”1沉浸在与权势与财富融通的社会环境中，明清时期商人，并没有表达出独立的政治诉求。适应帝制体系而不是改造帝制体制，是他们的基本选择。
明中叶以后，商业总体趋于发达，不仅构成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内容和社会体制的重要基础，而且其合法性、正当性、必要性皆为社会体制与文化所承认。帝制体系在明清商业发展中，逐渐调适，由一定程度的限制，转为放任，甚至鼓励，直到实现与商业繁荣之间相互需求、支撑的结构。明清帝制国家始终参与商业，其程度趋于加深。帝制体系与商业繁荣之间的基本契合，提供了明清商业一定程度发展的条件，扩展了帝制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商业税收无论绝对数额还是在整个政府财税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都趋于增加，因而强化了帝制体制的经济基础。明清商人也在这种环境中演化，与帝制体系交融，呈现出绅商地主三位一体的精英人群，构成社会支配阶层演变的一个侧面。然而，此种契合关系的另一面，则是商业较大幅度地被纳入帝制国家体系控制范围，使得市场经济难以充分自由地演变，商人也在此环境中异化为帝制体系的社会基础。明清时代这种商业与帝制体制契合发展的复杂局面，与一般所说的早期资本主义体系虽有若干相似处，但并未进入同一轨道。
1 张居正：《张太岳集》卷8，《赠水部周汉浦榷竣还朝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99页。
2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25，《节庵方公墓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41页。
3《明太祖实录》卷175，洪武十八年九月戊子，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4 陈支平、林枫：《明代万历前期的商业税制与税额》，《明清论丛》（第一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第396―413页。
1 陈支平、林枫：《明代万历前期的商业税制与税额》，《明清论丛》（第一辑），第396―413页。
2 参看赵轶峰：《论明代中国的有限开放性》，《四川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赵轶峰：《清前期的有限开放――以贸易关系为中心》，《故宫博物院院刊》，2015年第6期。
3 关于明代白银输入及其作为货币行用的情况，参看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与明朝兴衰》，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明史研究论丛》第六辑，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第395―413页；万明：《中国的“白银时代”与国家转型》，《读书》，2016年第4期。
4 参看赵轶峰：《明代白银货币称量形态对国家―社会关系的含义》，《史学月刊》，2014年第7期。
5 参看赵轶峰：《论明末财政危机》，东北师范大学1984年硕士学位论文，载赵轶峰：《明代的变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232―277页。
1 参看范金民：《明代地域商帮的兴起》，《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
2 参看郑克晟：《明代的官店、权贵私店和皇店》，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明史研究论丛》，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73―184页；韩大成：《明代的官店与皇店》，《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4期。
1 参看常文相：《明代商人的法权地位》，《古代文明》，2013年第4期。
2 刘惟谦等：《大明律》卷10，《户律・市廛・把持行市》，《续修四库全书》第86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84页。
3《世祖章皇帝圣训》卷5，顺治八年闰二月乙卯，《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1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36页。
4《钦定皇朝文献通考》卷26，《征榷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3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12页。
5 参看张海英：《明中叶以后“士商渗透”的制度环境――以政府的政策变化为视角》，《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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