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03 14:2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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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律师执行职务的调查权
调查取证权作为律师得以顺利执行职务的权利，在律师法和新刑诉法颁布前本无异议。尽管律师行使此项权利常遭人为的干扰、限制，但其作为一项法律的授权在此前的立法中是能找到依据的。然而现行律师法、刑诉法关于律师调查取证需“经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的限制性规定，不仅造成律师调查取证更加艰难，而且事实上已使律师拥有此项权利失去了法律上的依据。因为法律允许知情人有权对是否接受律师调查作出选择，就意味着向律师提供证据并不是知情人的义务。既然知情人无此项义务，那么从权利、义务相对应的关系看，调查取证也就不能成为律师可享有的权利了。
在我国尚未确立法院根据律师的申请签发调查令制度的情况下，现行立法如此规定实际上已使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名存实亡，并已对律师作用的发挥构成了如下影响：首先，它削弱了律师的职能。尽管从担负的具体任务看，律师与公、检、法三机关各有不同，但就“维护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这一根本职能而言，律师与上述机关发挥的作用应是一致的。要实现这一职能，律师执行职务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而“以事实为根据”又是“以法律为准绳”的前提。当律师丧失对事实的调查取证权后，律师何以能“以事实为根据”，进而何以实现法律赋予的“维护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这一根本职能呢？其次，它引发出了新的“告状难”。民诉法确立的“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但这一原则与当事人调查取证难毕竟又是一对现实的矛盾。如果以往当事人尚可聘请律师求得帮助的话，那么当现行立法取消了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后，就无异于将那些合法权益遭到实际侵害，仅仅是因调查无权、举证不能的当事人推至难以求援的不利境地，由此必然引发出新的“告状难”，这决非一个追求公正的社会应有的现象。再次，它导致了刑诉中的控辩失衡。应该说解决刑诉中控辩失衡是修改原刑诉法的动因之一，但遗憾的是，修改后的刑诉法在调查取证这一并非无关要旨的问题上，并没有赋予辩护律师享有与控诉机关相平等的权利，在体现控辩制衡的原则上存在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此次修改立法的进步。
二、关于律师在刑诉侦查阶段的“会见”权
依据原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辩护律师会见被告脸不受控诉机关、审判机关的限制。然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确认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提前至侦查阶段的同时，对律师的“会见”权作出了限制，即“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1998年1月19日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侦查阶段律师的“会见”权作了同样的规定。
众所周知，立法者就律师提前介入刑诉的立法本意，是要通过律师的提前介入，促使侦查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解决司法实践中履禁不止的刑讯逼供和违法办案的现象，维护那些是否有罪尚未确定的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最大程度地保障无辜者免受刑律追究。一句话，是要实现对侦查机关的监督、制约。既然如此，在律师行使“会见权”，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帮助时，理应提供一个能使犯罪嫌疑人消除思想顾虑，充分对自己是否有罪、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有无违法现象等问题向律师陈述的环境，否则所谓犯罪嫌疑人有权获得律师帮助就是一句空话。那么，当本应受到监督、制约的侦查机关竟可派员在场监视律师会见活动的情况下，能使犯罪嫌疑人消除思想顾虑，向律师充分陈述自己的意见吗？进而能达到律师提前介入刑诉的立法目的吗？对律师“会见权”的这种限制，实际上还反映出对律师的不信任。在这种不被信任，受监视的环境下履行职务，不能不让本应与侦查机关同属履行法律赋予的诉讼职能的律师，产生不平等、遭歧视的感觉，进而必将影响律师履行这一职务的积极性。可见对律师“会见”权予以限制表现出的不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另外新刑法中的306条款，更是让辩护律师在执行职务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在这种心有顾虑，自感存危，不得不处处设防的境况下履行职务，能让辩护律师发挥其在刑诉中应有的作用吗？
三、关于民事诉讼中律师对有关诉讼权利的独享权
现行民事诉讼法对诉讼人的地位、权利作出不同于原民事诉讼法（试行）的规定。这一规定在地位上将诉讼律师与其他诉讼人等同起来，取消了律师对有关诉讼权利的独享权。有法官撰文称，这一修改“更加体现了诉讼当事人地位平等的原则，不致使那些未请、不懂得请或请不起律师，而由其他诉讼人的当事人处于不平等、不利的地位”。这或许也正是立法者何以作此修改所持的观点。对此，笔者有不同的看法。
首先，律师独享为其执行职务所需的权利，是律师职业得以产生、作用得以发挥的前提。
律师职业从无到有是社会分工的体现。律师要发挥其独有的作用，体现其存在的价值，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律师在执行职务时享有他人不能享有的权利，能实施他人不能实施的行为，正是这一条件的体现。通常国家都是以授权性规范确认“律师执行职务中的权利”，并规定这些权利只能由律师这一特定的主体，在执行职务时行使，其他任何人均无权行使。很难设想，法律不作此规定，律师职业何以能产生，职务何以能行使，作用何以能发挥？
其二，律师独享有关诉讼权利，是律师的身份、职责的特点决定的。
我国法律虽规定在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当事人诉讼人的除律师外，还包括其他身份的公民。但必须看到两者参与诉讼活动有着明显区别。一是身份和行为的依据不同。律师作为诉讼人是以专门法律工作者的身份接受委托，实施的。他们参与诉讼既是基于当事人的委托，又是基于法定的职责，是职务行为和行为的结合。而某一公民担任诉讼人则一般与当事人原本就存有特定的关系，他们参与诉讼活动并非履行职务。二是目的和承担的责任不同。我国律师执行职务以维护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为根本目的，而国家法律并没有要求其他诉讼人承担此项责任。另外，律师不仅要履行诉讼法上的义务，同时还要承担与律师职业相关的其他法律、纪律、道德等规范要求的特定义务和责任，而对其他诉讼人来说，一般只受诉讼法上义务的约束。正因有上述不同，律师享有其他诉讼人不能享有的权利应是顺理成章之事。
其三，律师独享有关诉讼权利，并不违背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的原则。
原民事诉讼法（试行）在规定律师独享有关诉讼权利的同时，赋予当事人有平等地聘请律师的权利。这一权利对各方当事人都是平等的，并不因人而异。通常当事人“未请律师”是对自己权利的放弃，我们不能因一方当事人放弃聘请律师的权利，而将对方当事人所聘律师降格以用，以求所谓的“平等”。果真如此，不仅不是更加体现了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的原则，恰恰是对这一原则的背弃。
其四，所谓“当事人不懂得请、请不起律师”的问题，不能成为取消律师对有关诉讼权利独享权的正当理由。
事实上，在我国律师制度已恢复近二十年的今天，当事人不懂得请律师的现象已不具普遍性。何况解决这一问题的正确性方法应是以积极的态度大力宣传律师的业务，而不应消极地去取消律师的权利。
至于我国律师的收费，不仅大大低于国外律师的收费水平，即使与人民法院收取当事人的诉讼费比也是不高的。在此情况下，如果还存在当事人请不起律师的话，那么同样存在当事人因交不讼费，而不能行使诉权的问题。我们能因此削弱审判机关的职权吗？事实上，对此类问题正如人民法院通过减免或缓收费用的方法，来保障经济上有困难的当事人得以行使诉权一样，我国律师在收费上也一直对经济有困难的当事人实行减、免、缓的制度，并且担负着大量的法律援助的任务。可见，当事人不请律师普遍、真实的原因只能是放弃权利不愿请，而不愿请的原因大多又恰恰是律师的权利远未达到为其执行职务所需的程度，难以让当事人感受到请得值。事实表明，以所谓体现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为由，取消律师对有关诉讼权利的独享权，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不足取的。
一个时期以来，立法呈现出对律师权利限制、缩小的现象并非偶然，它与某些对立法有影响的部门，面对律师制度改革出现的一些新情况，而对律师制度的性质、律师职业的作用，以及律师队伍垢现状发生了认识上的偏差不无关系。例如，面对律师逐步由国家干部过渡到社会法律工作者这一身份上的变化，一些部门更多地注意到律师职业的“业务性”、“服务性”，而漠视甚至否认律师工作的“职务性”。有人甚至将律师职业定位于经营性的“第三产业”，从面否认律师享有职务上的权利。又如，随着律师最终恢复了其“自由职业者”的本来面目，一些人竟将律师职业与江湖行医式的职业等同起来，片面地认为，律师是当事人的附庸，只对当事人负责，只为当事人说话，从而表现出对律师职业的歧视。再如，面对律师队伍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把对少数律师违法违纪办案行为的警觉，扩大至对整个律师队伍的怀疑，从而不加分析地对律师的权利予以限制等等。
英美法系的法律制度
(衡平法重内容轻形式，受到罗马法的影响)
1） 普通法、衡平法和制定法
2） 1789年宪法，首部成文宪法
3） 英国法院系统的最高法院是上议院
4） 美国的司法审查权：联邦最高法院
5） 陪审制度：只是事实审，没有法律审，不能上诉
本文作者：金佳卉作者单位：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首先，上文中提到西周的限制儿子告父亲，其实在之后的历代立法中，大多都要相类似的规定:比如秦朝所规定的杀人罪中，秦律将杀人罪分为贼杀、盗杀、擅杀、斗杀、捕杀等项。刑罚对贼，盗杀的处刑极其严重，而当发生尊杀卑、主杀奴的时候，法律却又不对此进行严厉的处罚，这就是碍于尊卑等级名分。秦朝继承了夏以来的传统，也保护亲权，惩罚不孝的规定。到了汉代，在其罪名中有这么一条—首匿罪。汉武帝“重首匿之科”惩罚极其严酷。犯者全都要处死，严重的还要“夷三族，。“元康元年，修故侯福坐首匿群盗弃市”。然而在汉代刑法的原则中我们又可以看到“亲亲得相首匿”这样的原则。正如西周的限制儿子告父亲，中国古代的宗法制是严禁父子争讼魏《论语•子路》中也有“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当儒家宗法理论的观念日益深化，一种仁孝的思想还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着立法者，汉宣帝的时候允许在一定的亲属范围内相互隐匿的罪行，不予告发和作证，法律不加制裁或者减轻处罚。自从这种在血缘关系范围内相隐罪的刑法原则获得认可，其使用范围也不断的扩大，为汉以后的历代刑法所援用。在晋的时候，随着法律的儒家化《晋律》进一步规定，在刑罚的适用上要实行“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的原则，即在亲属之间相犯要按照五等服制来定罪量刑。这也就表明了，法律在面对血缘关系的时候不得不有些妥协，根据被加害人和加害人的血缘亲疏关系来决定刑罚的轻重。唐代则进一步发展了汉以来的“亲亲得相首匿”的原则，成为《名例律》中的“同居相为隐”原则。把以往的亲属间犯罪的互相隐瞒发展为同居人间的犯罪互相隐瞒。根据这个原则唐代对于告诉的限制规定了，禁止亲属间互相告诉，特别是禁止卑幼控告尊长。否则要依唐律被追究刑事责任。而在理论上讲，如果被举报的情况属实，则说明被举报人的行为侵害了受法律保护的社会关系，触犯了法律，因此不论举报人承担责任。唐律规定子孙告父母、祖父母，子孙被处绞刑，而父母、祖父母则不论所告是否属实，均视做自首而免于处罚，这就是说同样是犯罪，若被外人举报，应依据法律承担责任，但若被子孙举报犯罪即可免于刑事处罚。根据清代学者的分析，古代法律之所以做出这样的有悖于常理的规定，是为了让子孙在父祖犯罪的情况下以极端的方式来舍身救父。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律再次向血缘做出退让。而法律自身则以一种曲折的方式来保持在形式上的严肃性。“唐律的出现，标志着亲情与法律冲突结局模式的最终确立，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家庭始终以其较强的内在凝聚力在某些方面排斥国家政治因素的渗透”
其次，在保护家庭内部的伦理凝聚力的时候，国家的统治没有延伸到每一个家庭成员，而是将家庭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要求其内部的成员承担一定的连带责任，并授予家长一定的治理权。法律在强调对家长权的确认和保护的时候，在某些方面不惜违反法律的一般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以损害国家司法为权为代价。财产所有权以同居共财的家庭为基本单位。一个家庭以本家庭财产所有权的所有者身份与其他财产权所有者均是各自独立、相互平等的所有权主体。如果相互之间发生了侵害财产权的情况，自应依照法律关于保护所有权的一般规定加以处理。但是“古代法律在确定保护财产所有权的一般原则的同时，对于发生在既有特定伦理关系的人们之间的财产侵权行为却规定了特殊的处理办法:非家庭成员，属于五服之内、具有亲属伦常关系的成员之间盗窃财产，构成犯罪:但对于行为人不得依照一般盗窃罪处理，而应在普通盗窃罪法定刑罚基础上减等处理’《唐律疏译•贼盗》。法律保护人身权不受侵犯之上同时也体现血缘与法律的关系了。“除了司法机关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对于囚犯实施拷打、家长对卑幼实施法定教令权之外，其他任何机关或个人都不得以殴打的方式侵犯他人人身权，否则构成犯罪。但是法律同时又授予身为子孙者一种救护权。”唐律规定“父母、祖父母被他人所殴打，子孙当即殴击对方，种子孙无罪”这种允许被打者的子孙为救护其父祖而还殴对方，实际上是以牺牲国家司法权为代价，强调家庭中的伦理凝聚力。以上阐述的是关于血缘和法律关系所相冲突的一面，当然，法律对于血缘关系的倾斜是有一定限度魄“国家统治的重要性以及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特殊性，要求法律必须将其作用重心放在维持一般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上。对于法律所重点保护的特殊社会关系即血缘带来的特殊性，法律也不再做出让步。”
[论文摘要]各国陆续立法承认一人公司制度之前，实质一人公司已经普遍存在。独立的法律人格和责任承担的有限性无疑是实质一人公司大量成立的最富吸引之处，并且在法律上无法禁绝。最早在立法上确立该制度的国家是列支敦士登，而对其确立最有影响力和推动作用的则是英国1897年萨洛姆诉萨洛姆公司一案。从该案人手，用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对实质一人公司到一人公司法律制度展开分析，从一个较新的角度论证此制度的变化是必要的，变化的结果也是必然的。
一、英国1897年萨洛姆诉萨洛姆公司案
萨洛姆是一名个人企业皮革制造商，为达到规避经营个人企业所产生的无限责任风险，决定在个人企业之外，另行成立股份有限公司，然后再由该股份公司收购其个人企业。为了凑足成立股份公司的七个股东，萨洛姆将其妻及子女均列为公司股东，每人仅持有一股，其余股份由自己持有。该公司开始收购萨洛姆的个人企业，总价款38782英镑，付款方式为以现金支付8782英镑，不足部分包括：由萨洛姆认购的公司股份、该公司以萨洛姆为债权人的个人担保债务及其他债务。一年后该公司经营不善被迫清算，公司债务超过资产7733英镑，萨洛姆提出要求先清偿其持有的担保公司债10000英镑，这样其余债权人的债权便无法满足。公司清算人即以萨洛姆为被告，主张公司法人人格不存在，要求萨洛姆须以公司债务人的身份清偿公司债务。
一审法官认为该公司是萨洛姆为逃避债务的替身，判决他败诉。巡回法庭审理此案后，并没有判决该公司的设立行为无效，但还是主张萨洛姆应该清偿公司债务，即萨洛姆滥用了公司的法人人格。最后该案上诉至英国上议院，全体法官却一致认为萨洛姆无须对该公司债务负清偿责任，并且他还拥有优先债权。判决理由是，只要公司依法成立，不得因持股比例多少而认为该公司不具备法人人格。此案的最终判决至少产生了两个重大影响：一是“公司独立的法人人格”的严格执行；二是英美各国大量成立实质一人公司。
二、实质一人公司的定义及分类
实质一人公司在学理上亦称“广义一人公司”或“准一人公司”。学者们的观点大同小异。台湾商法学者赵德枢认为：“此类公司系指公司股东虽为复数，但除某一特定股东为真正股东，实质上掌握公司控制权者外，其余股东皆为挂名之人头股东，此类挂名股东并未能真正享有股东权益或经营公司业务。”王涌教授认为：“实质一人公司是指公司虽然在形式上有复数股东，但仅有其中一人为股份或出资的真正所有人，即公司的‘真实股东’，其余股东依信托等法律关系而为名义股东，就名义下的股份出资或出资并不能实际享有权益的公司。施天涛教授则认为：“实质一人公司是在形式上达到法定人数，但如果从实质上考察，公司真正的股东却只有一人，其余的股东只不过是挂名而已，即所谓的‘傀儡股东”。本文亦赞同这样的观点。按照真正股东的形成时期可以把实质一人公司分为设立时的实质一人公司与设立后的实质一人公司。前者指公司设立时就只有一名真正享有股东权益的股东，其余股东皆为挂名；后者指公司本来是复数真正股东，后来由于股权转让，股东退股或其他原因使公司股份逐渐沦为少数人持有，当股东人数减少至不符合公司法中最低股东人数的规定，为避免公司解散则必须由该公司的现存股东拉来挂名股东代替。两种表现形式的实质一人公司在世界各国广泛存在。
三、实质一人公司的设立——理性人的选择
经济学和法学并不是两条平行线，相反，二者之间应该存在着天然的交集。二者都是研究人的行为，而且是在不同的视野下，运用不同的方法，研究人的理性选择。理性人是经济学上的概念，意味着如果存在选择，行为主体将选择预期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方式。波斯纳在其经典著作《法律的经济分析》中写到：“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中的‘人’，即主体的预设应是‘理性人’或‘经济人’。理性人即指人是其自利的理性最大化者。理性人运用逻辑推理和所有相关的可以获得的信息，去实现愿望和价值，决定如何行动，以及接受法律原则。波斯纳还认为，“经济学是人类在一个资源有限、不敷需要的世界中进行选择的科学。”推论可见，理性人要求国家在设置法律体制及其运作机制时应对主体自主选择权利或者效率最大化的事实予以预先考虑。主体的选择是效率最大化的选择，法律在价值衡量后应该给予宽容——基于本人对科斯定理的理解。理性人的理性选择甚至可以突破合法性，当然，在合法前提下的理性人选择更佳。实质一人公司的出现是理性人的选择。理由如下：
(一)合法性。前文所述案例中，被告之所以能够获得最后的胜诉，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该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是合法的，合法设立的公司才享有独立的法人人格。直至各国立法开始陆续承认一人公司制度前大量成立的实质一人公司莫不是在法律框架内的合法选择，遵守了国家设置的法律体制及其运作机制，这是理性人选择的前提。．
(二)自主选择性。公司法律制度创设以来，依照公司基于公司本质为社团性或契约关系而产生的传统理论，股东必须为复数。作为一种社会规范，法律制度规定了个人的权利，义务与责任。法律制度具有激励导向的基本功能，个人在行为前先要分析行为的成本，预测行为的收益，在不损害他人和公共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提高经济效率。但是，制度也是有成本的，一方面，制度能够带来收益；另一方面，制度可能限制人们的行为，制约经济效益，从而构成理性选择的社会约束条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拥有投资能力的个人大量出现，在规避经营风险动机的刺激下，公司的股东必须为复数的条件，被企业的经营者们以单独真正享有股东权益的股东成立公司，借此享受有限责任的方式所挑战。以单个股东成立公司一开始虽不被法律所允许，但是不论是设立前还是设立后的实质一人公司，其真正股东只能主动选择来拉人头股东的方式凑数。
(三)经济效率的最大化。波斯纳认为效率是制定法律的最高准则。简单的理解，在资源稀缺性的前提下，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用最低的成本换来最高的效益。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起基础性地位的法律之一的公司法，效率虽然不是唯一目标，但却应该是其追求的最主要价值目标。法律经济分析的核心概念是交易和交易成本，任何人与人之间的行为都属于广义的交易，交易成本就是交易所耗费的稀缺性资源。交易不但耗费资源，而且创造价值，即交易收益。法律的经济分析最基本的方法是交易的成本和收益分析，交易成本与交易收益之间的比率就是交易效率。效率的最大化就是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比率最大。同样，效率的最大化还应该是各种选择中比率最大的。在成本收益无法量化的情况下，比较选择也应该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
从微观经济学角度看，投资者广泛采用实质一人公司的收益，主要有如下几点：1．承担有限责任，确定经营风险。此为实质一人公司制度乃至整个公司制度最富有吸引力的地方。而扩大有限责任的适用范围，大大鼓励了新的投资者，鼓励他们开创风险事业，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增加就业机会，增加国家的税收收入。更为重要的是，多元经营使现代企业的经营风险分散有利于保护债权人利益；2．实质一人公司的内部结构简单，经营成本降低。实质一人公司为中小企业所适用，成本接近为零，避免股东之间的纷争，有效保护公司商业秘密，管理和运行灵活，便于决策者及时调整战略；3．维持公司的存续，避免资源的浪费。设立后的实质一人公司避免了因股东不足法定人数而导致的公司解散，同时也使得与该公司相关联的其它经济主体避免受到影响，减少了大量的直接和间接损失。与之对应的是广泛采用实质一人公司形式的成本，主要有：1．唯一真正股东的不受限制性同公司的独立法律人格相加将对债权人不利：一人经营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导致一旦公司经营不善造成亏损，直接受损的便是债权人；2．缺乏有效制约和内部监督，容易导致为真正股东滥用法律人格提供了机会，自我交易，超额报酬，逃避义务，规避公司的侵权责任等现象会经常出现。即使可以“刺破公司的面纱”，但将增加社会成本；3．如果实质的一人公司是国有独资公司，因其股东的特殊性，带有不可避免的国家独占性，往往容易产生垄断。从法律上规制垄断，又将导致成本的增加。
立法可以有不同选择，与实质一人公司采用对立的是从法律上禁止实质一人公司。然而，从法律意义上看，实质一人公司是法律不可禁绝的；从经济上看，禁绝实质一人公司将会导致社会成本的最大化。避免广泛采用实质一人公司的成本此时即成为禁止实质一人公司的收益。这个收益与成本的比率是趋于无限小的。此时，对比就显而易见了。
四、一人公司制度得到各国立法的承认是必然的
作者：李万莲 单位：安徽财经大学
对问卷数据的统计结果显示，受访者对红色旅游景区（点）旅游项目的构成总体持好评态度，其中选择“好”的占到46.44%，选择“很好”的占17.57%，选择“一般”的比重为22.18%，这与六安地处皖西大别山区红色旅游资源具有得天独厚的基础及区域一直重视红色旅游项目的开发与建设是分不开的，未来各景区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旅游项目的创新，以适应游客不断变化的旅游需求。另外，受访者对红色旅游景区（点）展陈方式的评价，选择“一般”的比例较高，为55%，选择“很好”与“好”的比例合计占到22.5%，反映了游客对红色旅游景点展陈的实际感知与体验不高，未来改善提升空间较大，目前调查景区和景点的区域经济欠发达，展示手段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相对于都市型、主题公园等旅游高科技应用较多的旅游景区景点来说，旅游产品与项目的展陈方式差距较大。红色旅游景区通过红色旅游纪念品作为红色革命精神的载体，既可以起到很好的教育示范作用，又能产生一定的经济受益。调查结果显示，受访游客对红色旅游景区（点）旅游商品的评价选择“一般”的占到50.41%，选择“好”与“很好”的合计占到16.7%，目前旅游商品多为社区居民销售的乡土特产，同质化现象严重，附加值较低；景区专属红色旅游纪念品较少或没有，且存在样式简单，制作粗糙、文化内涵与吸引力不足的问题，未来红色旅游景区旅游商品的开发设计、销售与服务的提升空间较大。受访游客对红色旅游景区（点）的爱国主义教育与革命传统教育效果的感知情况较好，选择“好”与“很好”的游客比重达到47.2%，选择“一般”的比例为26.4%，认为“较差”与“差”的比重为22.4%。提升红色旅游的教育作用与实际效果需要多方面考虑相关影响因素，特别景区的开发、建设、管理与服务质量等，否则可能会影响到人民群众对革命历史的正确认识与理解，影响到红色旅游的教育效果，最终影响到红色旅游的生命力与可持续性[15]。游客对景区的总体评价受访者对参观过的红色旅游景区（点）的总体评价尚好，其中选择“很好”的比例为9.58%，认为总体为“好”的占27.92%，认为“一般”的比例占35.83%，认为“较差”与“差”的比例分别为21.25%和5.42%。在有关“您认为目前红色旅游发展存在的不足之处？”的问项调查中，游客的选择集中在“文化内涵不够深刻”、“活动内容不够丰富”及“旅游设施不够完善”等方面，是制约红色旅游景区发展的主要问题，与阎友兵等（2009）的调查研究结果相似。游客未来红色旅游意向调查结果显示，在未来旅游计划中，有25.42%的游客有意向“会”选择红色旅游，但有57.92%的受访者选择了“看情况决定”，16.7%的游客选择“不会选择”红色旅游产品。影响游客出游的因素很多，旅游目的地的选择会随选择情境的变化而变化，红色旅游作为一种旅游新业态，在政府主导下发展态势较好，已经逐渐成为吸引游客出游的一类重要的旅游形式，但是受资源品质独特、发展历程较短、细分市场特征较显著、知名度及影响力有待提高等因素的影响，要获得更多旅游者的认可，尚需要深化产品的开发与设计、组合与创新，同时实施有效的市场营销与推广策略。
红色旅游发展的经济影响对社区居民的调查结果显示，66.25%的受访居民同意“发展红色旅游业可以带动当地经济的增长”。25%的受访者“不同意”，其他居民持“中立”态度。对“当地发展红色旅游业可否增加就业岗位”的调查结果显示，62.5%的受访社区居民持“同意”态度，21.2%“不同意”。调查还显示，有55%的居民认为“当地发展红色旅游业可以增加个人收入”，但也有17.92%的居民不认同此观点。可见，大部分的社区居民已经认识到由游客旅游消费带动的旅游产业发展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肯定了红色旅游发展所带来的的正面经济效应。红色旅游发展的社会影响“发展红色旅游业对提高当地知名度有积极的影响力”的观点得到了66.25%社区受访居民的认同，有关“红色旅游的发展是否会对当地红色文化的传承起到积极的影响”问项的调查结果显示，受访对象的观点分歧较大，持“同意”观点的占41.25%，但是持“不认同”观点的比例也占到了39.58%，访谈结果显示，当地居民认为游客的进入，出现了“文物破坏、环境污染及商业化过重”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当地居民对“旅游业的发展是否是最有效的红色资源保护及传统红色文化传承的手段”的担忧与质疑。伴随着红色旅游的快速发展，游客的进入，旅游项目的建设实施，旅游管理与发展理念的可持续性欠佳等均造成了旅游发展过程中红色文物资源的破坏、区域生态环境的污染等问题，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当地社区的生态环境，因此，负面效应不容忽视。居民对红色旅游发展的总体评价调查结果显示，46.66%的受访对象认为当地发展红色旅游业是大多数居民受益的事业，但也有37.92%的受访对象不同意此观点。当地政府以发展红色旅游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增加就业为出发点是好的，但如何有效保障社区居民的利益，使大多数人真正从红色旅游业的发展中受惠是值得持续关注的管理话题和研究命题。表5的统计结果显示，大多数受访居民对社区发展红色旅游业的重要性和积极效应持肯定态度，表明社区居民已认识到旅游业带动当地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性，社区对旅游业发展的积极认知态度将有利于经营管理部门在红色旅游业的未来发展过程中获得更多的社区支持，也将有利于和谐旅游社区的创建。另外，调查结果还显示，有68.84%的居民认为“发展旅游业对其日常生活造成了影响”，其中32.59%受访居民认为“有影响且很反感”，36.25%的居民认为“有影响但是可以接受”；旅游17%的居民认为“没有影响”；14.16%的受访对象选择了“没有感觉到影响”。红色旅游的发展是把双刃剑，带来显著效益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部分社区居民的传统生活模式。红色旅游发展的环境影响在对“你认为发展红色旅游后当地的基础设施是否得到改善？”问项调查中，56.25%的受访对象“同意”此观点，但也有30.83%的受访对象“不同意”。对“发展红色旅游业是否能改善社区环境？”的调查结果显示，39.17%的受访持“同意”态度，20%的受访持“中立”的观点，持“不同意”态度的受访对象占到40.83%。访谈结果反映，皖西大别山区本底生态环境质量佳，山清水秀的居住环境一直是当地社区居民世代生活的居所，红色旅游是一个政府主导下的新兴文化产业，在各级党政和旅游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快速发展，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特别是在强化政府主导，加强科学规划，加大投入力度，推进区域一体化等方面均已取得了较大的突破。本次实证调查结果显示，红色旅游在发展进程中仍存在许多具体的现实问题，有待深入持续地关注，特别是涉及旅游发展的软硬件环境建设、创新型产品设计与开发，红色旅游与其他旅游业态的有机组合和科学融合、旅游景区的品牌塑造与推广、社区居民“经济—社会—环境”复合利益的保障等，均是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为此，从以下几方面提出管理建议，供相关决策和运营部门参考。
红色旅游亟需迎合时展和消费者心理需求，传统单一的红色旅游产品已不能满足市场需求，需要融入更多具有生活品位、人性关怀的体验型、包容开放型、度假休闲型和运动时尚型旅游产品，以丰富红色旅游的产品谱系，增强红色旅游的市场吸引力。因此，以产业融合为视角，深挖红色文化特色，将红色旅游与山水风光游、乡土风情游进行多元的组合与融合。六安地区不仅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重要的红色圣地，因地处大别山区，也是一个丰富的绿色生态宝库，拥有丰富的绿色资源和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皖西文化、湖湘文化、中原文化等多种文化在这里交汇、磨合、沉淀，形成新的文化特质，为红色旅游与绿色旅游、乡村旅游、康体旅游、休闲度假游等多业融合提供了基础条件。基于产业融合的红色旅游产品谱系的开发与设计，不仅可以有效提升区域红色旅游的竞争力和附加值，而且还可以更加有效地拓宽区域生态之旅、康体健身疗养之旅的市场辐射，优化产品结构，延长红色旅游消费链。
关键词动产抵押不动产担保债权
一、动产抵押制度的意义
动产抵押是指抵押权人对抵押人不转移占有而担保债权之动产设定抵押权,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抵押权人可以依法律规定的方式对设定抵押的动产折价、变卖、拍卖,以所得价金优先受偿的一种担保方式。
因为不动产位置固定、价格评估较为容易,所以不动产抵押在融资过程中一直备受债权人青睐,被称为“担保之王”。但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大量企业的主要财产已由机器设备和存货等动产构成,对这些缺乏不动产的企业来说,融资成了一个难题。根据传统民法,在动产之上只可设立质押。这就产生了以下问题:在机器设备、原材料以及存货上设立质押后,由于需要移转占有,出质人正常生产过程就无法继续进行;而债权人不仅不能利用质物,还要为保管质物付出额外精力与费用,且出质人生产过程中断可能导致债权难以得到清偿。在矛盾面前动产抵押应运而生,在动产之上设立抵押,在保证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基础上缓解了抵押人融资困难,债权人则免去了质押中保管质物的麻烦,其债权实现也更有保障。
二、我国动产抵押制度的不足之处
1.动产抵押物范围过宽,可操作性不强。根据物权法规定,我国的动产抵押物包括“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正在建造的建筑物、船舶、航空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抵押的其他财产”,可以看出我国物权法对动产抵押物范围几乎未做任何限定,只要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抵押即可。从我国目前国情来看,对动产抵押物范围做出这样的规定显得过于宽泛,可操作性不强。
2.动产抵押设立采登记对抗主义不利于保护债权人利益。在动产抵押登记效力方面,物权法采登记对抗主义。当事人未办理登记并不影响动产抵押有效性,只是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按此立法模式,动产抵押在当事人订立抵押合同后即成立,且并不要求移转抵押物占有,这就使动产抵押明显欠缺公示表征。在未登记时,由于标的物仍在抵押人掌控之中,第三人从外观看并不能得知动产上已设立抵押。如抵押人将抵押物让与善意第三人,则善意第三人取得所有权,动产抵押丧失对抗效力,这就不利于保护债权人利益。
3.动产抵押的登记机关过于分散,效率低下。我国目前的动产抵押登记机关按抵押物种类的不同做了区分,相当分散。机动车抵押登记机关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车辆管理所;船舶抵押登记机关为船籍港港务监督机构;渔业船舶抵押登记机关为船籍港渔港监督机关;民用航空器抵押登记机关为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企业、个体工商户、农业生产经营者以现有的以及将有的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抵押的,登记机关为抵押人住所地的县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其他财产抵押登记机关为抵押人所在地公证部门。在登记机关过于分散的情况下,如当事人以不同种类动产设定抵押,则必须到不同登记机关分别进行登记,会大大提高动产抵押登记成本,造成效率低下。
三、我国动产抵押制度之完善
1.对动产抵押物范围适当限制。物权法对动产抵押物范围的规定应与我国经济发展实际情况相适应,过于宽泛的范围反不利于动产抵押制度效益发挥。我国物权法规定在原材料、半成品之上也可设定动产抵押,笔者认为这两者属消耗品,不应作为动产抵押标的物。因为两者在生产过程中被消耗时,存在其上的抵押权也会消灭;当原材料和半成品被加工成产品销售以后,据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抵押权又不得对抗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已支付合理价款并取得抵押财产的买受人,这就会使抵押权人利益遭到损害。因此,笔者认为目前在原材料和半成品上还不适合设立动产抵押。
动产抵押制度比较发达的日本将抵押物范围限定为船舶、航空器、汽车、农业用动产、建设机械等。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和世界银行调查显示,在我国金融机构发放的抵押贷款中,动产抵押物主要包括非农用机器和设备、非农用车、船舶以及飞机,以其他种类的动产进行抵押的情况相对较少。笔者认为应尊重我国在长期的经济实践中形成的做法,对动产抵押物范围适当限制。
2.改良动产抵押登记制度。(1)动产抵押设立应该实行登记生效主义。在登记对抗主义立法模式下,动产抵押是否登记由当事人自由决定。此模式虽最大程度保证了当事人意思自治,但还不适合我国目前国情。因为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始阶段,市场经济秩序还比较混乱,市场主体信用观念还不强,企业存在大量骗保骗贷现象,现阶段民事立法必须把债权人利益的保障放到首位。对动产抵押权设定应采登记生效主义,未经登记抵押权不生效,这样就使得动产抵押的设立具有公示的表征,能够达到保护债权人利益的目的。(2)应统一动产抵押登记机关。统一动产抵押登记机关有利于债权人查询动产抵押物上权利负担,有利于提高交易效率,更有利于发挥动产抵押便捷融资的优势。笔者认为,根据我国国情,应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作为动产抵押的统一登记机关。因为动产抵押制度主要是为了解决企业的融资困难。而在我国,企业获取经营执照必须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也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关系密切。而且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分支机构众多,分布广泛,更容易建立统一的登记网络方便查询,由其作为动产抵押的统一登记机关最合适。
四、结语
动产抵押制度对我国众多中小企业融资难题的解决具有积极意义。笔者认为,只要在实践中对该制度中不足部分进行完善,该制度就一定能发挥其在美国,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发挥了的良好制度效益。
注释:
[日]近江幸治.日本民法的展开——特别法担保法.民商法论丛(17).金桥出版社.2000.374.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等.中国动产担保物权与信贷市场发展.中信出版社.2006.458.
如何指导当事人进行举证
谭荣光
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如果不能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成立，则要承担不利于自己的败诉后果。那么，在审判实践活动中，审判人员如何指导好当事人举证，就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笔者在此对指导当事人举证应几个问题，谈点粗浅的看法。
一、指导当事人举证要针对不同的案件不同的当事人全面客观地进行
目前，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已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全面实施，但在指导当事人举证方面，存在着审判人员原则强调多，具体指导少的问题。由于受到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当事人不可能把发生在诉讼前的事实原原本本地重现于法庭，要想掌握案件事实，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处理好每一起案件就应该指导当事人全面客观实事求是的举证，同时审判人员对案件事实的认识也是受到证据材料的限制，只有在占有大量的证据材料后，才能辨明事实真伪。有的当事人为打赢官司只提供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不提供与其相关联的其它证据；有的当事人不懂如何举证，拿来的证据不能说明问题，与案件事实无关，起不到证明的作用；有的当事人规避法律出伪证，这些问题的存在都与我们指导当事人举证不利有关。案件类型不同，就需要不同的证据来证明案件事实，如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当事人应将侵权损害发生地、起因、过程、损害的程度、在场目击者及住院治疗情况，伤残情况的鉴定，误工损失等证据材料提交法庭，只有这些材料齐全才能认定损害事实的存在，否则就难以确认案件事实和后果，确定责任划分赔偿标准。因此，法院立案庭的接待人员要指导当事人把与案件有关的直接证据及相关的证据全面提并到法庭，不能只提供对自己有利的证据。有直接证据和原始证据的必须提供直接证据和原始证据。审判实践中我们发现有很多当事人把原始证据自己保存，把复印件交到法院，法院就将复印件做为证据存卷加以认定，笔者认为这是错误，例如债务案件的借据应提交法庭的当事人亲笔书面的原始借据，如果不提供原始凭证，对证据的效力就难以确认。有些证据需要用间接证据相认证，立案接待人员要指导当事人提供与其相关的证据并告知不举证要承担败诉后果。过去由于我们有些案件指导举证不利，当事人在一审没有全面客观的举证，出现把证据交到上诉审法院，这样人为的造成更审和改判等问题的出现，就没有全面具体的指导当事人举证，定案根据不足，使认定案件事实出现差错造成错判。致使审判活动处于混乱状态，这是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
二、审判人员对当事人举证的合法性要进行审查，证据来源必须合法
当事人为了使自己的诉讼请求得到法律上的支持或者以种种理由反驳对方当事的主张，都会积极的向法院提供一些与案件事实相关的证据，防止和避免由于自己不举证而承担不利于自己的后果。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说百分之百都是经过合法手段取得的，在众多繁杂的证据中，法院首先要审查的是当事人取证的手段是否合法，如果法院不审查证据的来源是否合法，将不合法的举证做为定案的根据，必然会导致错误的裁判，因此在指导当事人举证时，必须向当事人交待所取得的证据和取得证据的手段必须合法准确，收取证据必须依法进行，违法取得的证据材料即使与案件的事实有关也不能做为证据使用。在诉讼活动中有的审判人员，只注重审查当事人提供证据的内容，对证据的索取是否合法，往往容易忽视。例如：一方当事人提供证据后，另一方当事人提出该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是伪证，或是偷来的或者贿赂他人索取的，那么，审判人员就应严格的对该证据的来源进行认真的审查，不能只要求当事人举证而不审查证据材料的来源是否合法。再如有的当事人为了索取对自己有利的证据，采取私自录取他人谈话取证，并将此资料交到法院做为证据使用，有的审判人员对这样的视听资料来源不加审查盲目的做为定案的根据，这种做法应该说是错误的。不合法的录音资料即使所录制的谈话内容与案件事实有关，或者可能涉及到双方争议的关键问题，但由于没有经过合法途径取得证据，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的个人谈话，其行为手段都是违法的，绝对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在审判活动中发现的伪证，贿赂威胁他人作假证问题，应严格按照民诉法的有关规定给予必要的处罚，严重者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能视而不见，让这些不法行为干扰审判活动的开展。
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均对因乘人之危成立的法律行为和显失公平的法律行为作出了规定。对于这两种类型的法律行为，民法学界曾以极高的热情进行百家争鸣式的讨论，但其结果仍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难以形成统一的认识。
从历史和比较法的角度看，我国关于乘人之危和显失公平的立法，应该是渊源于德国民法典、前苏联民法中的暴利行为和台湾“民法”中的显失公平制度，而所谓的暴利(wucher)（注：据《新德汉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wucher一词可译为“重利、暴利、高利贷”，这是该词在我国法学界有“过分利得”、“暴利”、“高利贷”三种译法的原因。本文为论述的便利，一般将其称为“暴利”。），即使不像法国法的lésion（注：有学者将其译为“合同受损”。请参见参考文献[4]，第五章。）一样，与罗马法上的非常损失规则(laesioenormis)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但至少在制度价值方面存在极大的联系（注：从词源的角度看，瑞士法中也以lesion一词指称暴利（见参考文献[7],P182.），和法语lésion以及西班牙语lesión一样，它们都直接来源于拉丁文laesio。）。因此，从历史源流和比较法的角度进行考察，对我国的相关制度应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一、历史源流以及比较法上的考察
早期的罗马法不承认非常损失之瑕疵。即使是在后来，裁判官在特定的场合就遭受非常损失的行为授予恢复原状(restitutioinintegrum)之利益，那也是到帝政时期才变得完善。在该时期，戴克里先(Diocletianus)皇帝和马克西米安(Maximianus)皇帝决定，在不动产的价金低于其价格的一半时，遭受“非常损失”的出售人有权请求撤销买卖。优帝一世基于人道主义将这项限制扩大适用于所有的买卖，推定在价金不足标的市价1/2时，出卖人表面上是自愿的，实际上是受了压迫，并非出于真心，故该买卖可以被撤销。这就是现代民法中的“非常损失”或“暴利行为”规则的发端。[1](P694)
早期罗马法对买卖合同中的价金问题持自由放任的态度，是因为法律只保障价金条款形成过程的公正。只要不存在欺诈或胁迫，买卖合同的价金条款“公平”与否，不影响合同的效力。[2](P120)有学者经过分析认为，前期罗马法所奉行的实际上是主观价值论。它只是保证在买卖过程中不存在欺诈、胁迫等影响价格机制发挥作用的因素，而对卖主的纯粹低价出售并遭受损失不加干预，这实际上是在买卖合同的价金条款上确立了程序公平观。[2](P122)
创立“非常损失规则”的戴克里先皇帝是一个脚踏两个时代的人物。一方面，他保留着盛期罗马人所具有的商品经济头脑，承认自由订价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为了应付他那个时代的可怕混乱，他又不得不背弃自己的信仰，制定了土地买卖和动产买卖的限价令。由此他开创了后期罗马帝国时代。在该规则被优士丁尼承袭后，罗马法和罗马法学家的著作中出现了“公平价格理论”。其中所谓的“公平价格”(justumpretium)，乃指某个时期内不受市场变动影响的价格，亦即与价值相符的价格。可见，建立在这种客观价值论基础上的后期罗马法，并不考虑不同的人对同一物件具有不同需求强度的因素。此后，随着基督教的因素注入罗马法，以及亚里士多德反商业道德态度的全面影响，在后期的罗马法中，价金必须公平与价金必须是金钱、必须确定、必须真实一起，被确认为买卖合同价金条款的有效要件。[4](P124-125)
在公元五世纪，也就是所谓的中世纪前期的黑暗时期，由于基督教的全面影响，非常损失规则无须被沿用。到了公元六世纪，波伦那学派在进行严格限制的基础上承认非常损失规则。在公元八世纪，巴托鲁斯扩展了非常损失的概念，而教会法基于公平价格之道德精神，为维护合同中的交易公正并扫除暴利，普及了该制度。[5](P299)（注：关于公平价格理论以及相关的道德教义在中世纪的发展，请参见〔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31-166页。）
在法国法上，非常损失(lalésion)是指由于有偿法律行为的当事人在相互所获利益上的严重不等价，而使一方当事人所遭受的损失。
事实上，从文艺复兴以后，非常损失规则重新回到早期罗马法时的受限制状态。法国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立法为扩张个人自由，扫除了司法专横，非常损失规则也就完全但又短暂地被废除了（注：该制度在1795年被废除，但在两年后又被重新承认。）。在法国民法典获得通过之前，就非常损失规则的采纳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Portalis、Tronchet、Domat和Pothier都赞成采用该制度，而Berlier则持反对态度。最后，拿破仑定分止争，仅对某些合同或针对特定的人承认非常损失规则。[3](P299)这里的所谓“特定的人”，是指未成年人（第1305条）。未成年人实施的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行为，其行为如属监护人或人可独立实施的行为，则非常损失构成合同相对无效的原因。而所谓的“某些合同”，则与罗马法的传统一致，是指不动产的分割或出售。[4](P106)
按照法国的传统理论，对于不动产的分割，构成非常损失的标准是当事人所得数量较其应得数量少1/4以上（法国民法典第887条）；对于不动产的出售，其标准则为出卖人因低价所受损失超过不动产价金7/12（法国民法典第1674条）。这种客观标准也被委内瑞拉、秘鲁、西班牙和智利的民法典采用。[3](P298)
对于这种依客观标准而认定的非常损失，理论上又存在两种解释。依主观解释的传统理论，非常损失构成意思表示的瑕疵。换言之，只要存在对待给付的不平衡，即可推定当事人的同意具有瑕疵，因为，如果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是完全自由和自愿的，当事人肯定不会订立这样的合同。而依客观解释，非常损失又构成标的的瑕疵，因为非常损失之所以导致合同的相对无效，并不是基于对当事人的同意具有瑕疵的推定，而是因为这种损失违反了决定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交易公正”。[4](P111-112)
德国民法典、瑞士债务法和墨酉哥民法典对非常损失的态度明显不同于法国民法典。这些法典并不对损失进行数量上的评价，其强调的只是对待给付的不当失衡，此外，它更强调对受损害人的危难、轻率或无经验存在着滥用行为，这就是所谓的主观损失(lesiónsubjetiva)。[3](P298)
意大利民法典第1448条对于非常损失也要求同时符合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标准，但它在客观标准方面又采用了法国法的做法。换言之，只有在一方当事人受到损失超过其给付或者他在合同订立时承诺给付的价值的一半（数量上的客观标准），并且这种不均衡是在相对人利用其需要乘机牟取利益的情况下发生（主观标准），他才享有因损失而请求撤销合同的诉权。[5](P382)
二、评价及启示
（一）评价。从罗马法到法国法，非常损失规则一直以单纯的客观标准为其适用条件，而对主观要件不作任何要求。换言之，只要存在所谓的“非常损失”（主要从数量上进行衡量），受损害方就可以主张合同的相对无效。这实际上奉行的是“公平价格主义”。因此，即使是在法国法上，虽然对非常损失规则存在主观解释和客观解释两种理论（见上文），但由于法律只是对非常损失规则的适用规定数量上的客观标准，如法国民法典第887条、第1674条以及其他特别法的规定，[4](P107)所以这两种理论都要借助所谓的“公平价格”作为参照系数，并与合同约定的价格作数量上的对比，以便在达到法律规定的比率时确定“非常损失”的存在。
然而，所谓“公平价格”呢？如果按照罗马法的解释（见上文），这种价格只不过在抽象意义上存在。而依法国学者的见解，对于许多给付而言，人们可以参照市场通常价格来判断其公平性。但以这种方式获得的“公平价格”，是难以令人满意的。因为，一方面，以市场通常价格订立的合同不一定就是公平的。19世纪自由经济时期企业老板依“通常价格”付给工人的工资即为适例。另一方面，没有以通常价格订立的合同也不一定不公平。例如，当事人因个人爱好而以高价购买收藏品的合同就不能说是不公平的。[4](P112-113)
其实，所谓的公平价格不过是对合同价金的一种道德要求：按照亚里士多德和中世纪学者的学说，合同必须是合理地、而不仅仅是自由地产生的。公平价格理论本身意味着，合同规定的交换物应有相同的价值，它要求的是一种分配的公正性（实质性的公正），这是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唯实论的”价值观念。[6](P12)
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分配的公正逐渐被程序的公正取代，这是资本主义范例的一大标志。按照这种范例的理解，每一份得到所有合同方不是强迫的同意的合同都是公正的合同。公正性不存在于对当事人的状况或合同客体的“本体性”价值的考虑之中，而是包含在各方的同意当中，包含在他们的意志决定当中。对一个合同的同意包含了相互有益的交换，这样也就包含了合同的公正性。[6](P12-13)因此，现代民法制度基于意思自治的理念，对于合同价格条款的形成不在实质上作出一种道德评价，它只是谴责意思表示过程中存在的不公正性（如欺诈、胁迫等），从而在程序上对法律行为的质量进行控制（注：1865年的阿根廷民法典可谓是最早质疑非常损失规则的法典之一。其起草人萨尔斯菲尔德未在法典中规定非常损失规则，理由主要在两个方面：(1)虽然当时大多数国家就非常损失作出了规定，但从比较法的角度看，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原则以建立该理论；(2)“在商法典中，不存在因重大损失或非常损失而撤销买卖。有人认为商品是动产，但动产的价值往往和不动产相当甚至超出不动产。各种买卖的手段是相同的；而印刷术、经纪人行业、证券交易所等不为罗马人所知且在《七章律》（西班牙国王AlfonsoXdeCastilla统治时期的法律汇编）制定之时也不为人知的手段，提供了寻求更高价格的便利手段。如果法律允许修正我们所有的错误或所有的不谨慎，那么我们就可能不再对我们的行为负责。不存在欺诈、错误或胁迫而自由表示的同意，在符合法律所要求的形式时，应该使合同不可撤销。”见CódigoCivildelaRepúblicaArgentina,ABELEDO-PERROT,BuenosAires,1998.P195-196．）。
不过，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宗教的、道德的传统影响，使得“合同即公正”的信念也一直受到怀疑。仅仅从意思表示本身不能违背自由、自愿的原则来理解法律行为的公正性，本来就存在着局限性。一方面，对待给付之间的不平衡虽然并非必然意味着不公正性，但其中至少存在不公正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当事人一方利用对方一些客观存在的困难情势，如果不构成胁迫，也就难以成为意思表示的瑕疵而予以否定。因此，德国民法典第138条第2款规定的法律行为因暴利而无效，不同于因意思表示有瑕疵而可撤销，或者说，法官至少不必追究暴利是否构成意思表示的瑕疵。按照其正确理解，暴利本身明显违反善良风俗，即使产生暴利的乘人之危（如利用对方的窘迫）不足以构成意思表示的瑕疵。然而，这里所谓的“暴利”虽然本身违反善良风俗，但它只不过是第138条第2款规定的法律行为无效的一个纯粹物质条件。这项物质因素是从客观角度加以考虑的，它并不对意思表示进行考虑。在此之外，该款对暴利行为的构成还附加了一个主观要件，亦即当事人一方利用对方的劣势地位，这一点和意思表示的瑕疵有相近之处。但这里的意思表示不是受害者的意思表示，而是施加压力者的意思表示。承受压力者的意思表示被推定是完整的，施加压力者的意思表示则被视为有罪。在德国学者看来，法律所打击的非不平衡本身，而是施压人的行为。[7](P181-182)
由此可见，在德国法上，只有在对待给付不平衡是因为环境导致不正常时才受到法律的制裁。换言之，如果不存在不正常的不平衡，或者如果不平衡的不正常性不触犯舆论，从而不构成法律上所谓的不正常，那么利用对方的劣势即使非常厉害，法律行为仍然有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乘人之危构成诈欺或胁迫，法律行为即可被撤销。相反，即使乘人之危是一般的，但暴利所涉金额极高，法律行为也将因触犯善良风俗而告无效。当然，如果同时存在暴利和真正的意思表示的瑕疵，也就同时存在法律行为的无效和撤销原因，此时合同已告无效，不必再加以撤销。[7](P181)
德国法和瑞士债务法第21条规定的暴力行为制度，兼顾民法中公平和自由两大价值目标，在确定暴利或非常损失本身不是法律行为可撤销或无效的原因这一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于意思表示瑕疵制度之外建立了原因（利用对方的劣势地位）和结果（对待给付的不平衡）相结合的规则，可谓顺应现代立法和当代社会哲学中的公正与自由并重的思潮。这种立法例已为此后的墨西哥、台湾[8](P203-204)等国和地区的民法典所采用（注：事实上，美国法也有相同的理论。按照美国法院就显失公平(unconscionability)的构成要件确立的一系列原则和具体规则，现代意义上的显失公平由两种基本因素构成，即一方面，合同条件不合理地有利于一方而不利于另一方（实质性显失公平），另一方面，另一方在订立合同时没有作出有意义的选择（程序性显失公平）。参见王军：《美国合同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4-218页。）。即使是在以“公平价格理论”作为其初始立法基石的法国，维护主观解释理论的现代学者也主张改造原有理论，采纳德国法系的先进制度，这种动向在法国民法典修改委员会的意见中得到反映。[4](P113)
然而，一些法国学者也对德国、瑞士的此种立法例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在当事人利用对方危难、轻率或无经验得到证明的同时，一方当事人的误解、欺诈或胁迫往往也已得到确认。因此，以暴利行为的构成来确认合同的无效也就失去其意义。[4](P113)对此，德国民法典其实是有所考虑的，其第138条第2款的规定毕竟不同于第123条关于胁迫的规定。对于胁迫，法律要求胁迫人的行为是被胁迫人意思表示的直接原因，而第138条第2款没有要求乘人之危造成的逼迫必须是获利人所为。逼迫一般是外界事物引起的，获利人只是加以利用而已。获利人可能是利用受害人的急迫需要主动作出意思表示，但也有可能是受害人遭受损害的合同是他自己提出要约，而由获利人加以承诺。[7](P182)我国学者在论述乘人之危和胁迫的区别时，也有相同的解释。[9](P93-94)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法学界以及民法典修改委员会虽然倾向于对非常损失规则添加一方当事人处于不利地位和对方当事人利用此种地位两个条件，但由于在对不动产分割和买卖适用该规则时，法律毕竟已对所谓“非常损失”的确定规定了数量上的客观标准，所以它和意大利民法典的规定一样，依旧摆脱不了“公平价格理论”的阴影。
我们不否认，在现代社会中，存在大量“大众化的合同”（如雇佣合同、房屋租赁合同、保险合同、贷款合同等），这些合同的公正性往往可通过一般价格或费率的直接或间接确定来加以保证。例如，对于租赁合同和保险合同，可通过特别法在某一特定时期根据合理的测算确定租金收费率、保险费率，对于雇佣合同，可由法律规定最低工资标准，超过这些标准的行为完全可以视为本身违法而予禁止（注：尹田：《法国现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我国法律规定其利率超过银行同期利率四倍以上的民间借贷属于高利贷，也为适例。）。这种方式虽然能确定一个普遍适用的“公平价格”的最高或最低限度，但对于大多数合同（例如买卖、有关知识产权的合同等）来说，其价格完全受市场机制以及当事人的需求程度决定，而以所谓的“公平价格”来判断是否存在对待给付之间的不平衡，显然违背市场规律。并且，正如前述，每一个法律行为主要通过当事人追求的目的意思来体现其交易意图，其中只要不存在意思表示的瑕疵以及违背法律禁止性规定的因素，价格的形成就应完全尊重当事人自己的意思，而法律不能假借正义的幌子将所谓的“市场普通价格”强加给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交易的当事人，否则当事人的目的意思难以实现，意思自治原则和交易安全之价值目标也就会受到破坏。何况，以诸如“出售人因低价所受损失超过不动产价金的7/12”之类的标准作为判断依据，不但会增加该规定的适用难度，还往往不能照顾个案处理的公正性。因为，这种数量标准由于其确定性和僵硬性，会导致在某些情况下，虽然对待给付之间已明显不相称，但因未达到法定界线而不被认为显失公平；相反，在另一些情形下，尽管对待给付之间依具体情况并非不相称，但可能因超过界线而被认定遭受低价损失。这种适用上的困难又进一步加剧其在个案处理上的不公正性。
正因为如此，德国法和瑞士法在确定相互给付之间是否存在明显的不均衡时，一般赋予法官以自由裁量权，要求他们按照特定情况，不仅应考虑给付的通常价值，也应考虑当事人承受的风险（包括附加的义务和可能的违约责任）。如果给付本身存在巨大风险，则无所谓“不相称”（如射幸合同）。[7](P182-183)[10](P470)显然，德国法和瑞士法是不承认公平价格理论的。
（二）启示。从非常损失规则和暴利行为制度的历史发展脉络当中，我们不难发现它们都是通过关注合同当事人之间对待给付的价值平衡问题，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来实现合同的公正。各国立法经验告诉我们，以公平价格理论作为这种制度的基石，除一些“大众化合同”之外，对于大多数合同类型而言是不妥当的。对此，我国民法通则虽然规定了等价原则（注：关于该原则，我国已有学者通过对大陆法上的非常损失规则和英美法相关判例的比较分析，否定了其存在价值。请参见徐国栋：《公平与价格——价值理论》，《中国社会法学》1993年第6期。），但在具体制度上并未体现该精神，而只是在一些特别法和司法解释中对诸如民间借贷之类的特定合同在利率或费率方面作出了禁止性或限制性的规定。除此之外，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只是就乘人之危和显失公平的法律行为作出规定，以实现合同的个别正义。这种做法，基本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并顺应各国立法潮流。
就乘人之危和显失公平而言，许多学者认为是我国民法制度的一项独创。但是，通过上文的比较分析，此项“独创”在立法精神上和国外立法存在的理论联系，至少是清晰可见的。笔者认为，大陆法系各国关于非常损失和暴利行为的立法，对我国相关制度的完善应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我国学理上关于乘人之危和显失公平的理论林林总总。综其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乘人之危属于意思表示瑕疵的范畴（意思表示不自由）（注：合同法第54条明确将乘人之危列入意思表示瑕疵的范围。），换言之，乘人之危的法律行为之所以无效，是因为当事人一方利用对方的急迫需要，迫使对方作出了违背其真意并使自己蒙受严重不利的意思表示[11](P232-233)；2.显失公平行为的特征在于其内容（标的）有悖于公平、等价有偿原则，其结果是经济利益的明显不对称。但对于其性质，有人认为属于标的不合法的范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是欠缺意思表示自愿的要素。[11](P245)
如前所述，德国、瑞士等国的法律原则上不要求当事人之间的给付在客观上保持平衡，只要是不存在意思表示的瑕疵，对待给付之间的不平衡本身并不意味着不公平。所谓的暴利，必须“是环境使此种不平衡成为不正常”[7](P181)。换言之，必须是某种不公平的原因导致了对待给付之间的不正常失衡。因此，显失公平不是给付之间的纯粹不均衡，它还必须是一方当事人利用了对方的劣势地位。不过，显失公平的首要构成要素还是其客观性表征（即给付之间的明显不均衡），所以其最终落脚点还是在于法律行为标的的妥当性。正因为如此，德国、瑞士民法中的暴利行为和台湾“民法”中的显失公平，都被放在法律行为或合同之标的的章节中加以规定和论述。也就是说，显失公平属于标的不合法的范畴。
至于乘人之危，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它必然包含一方处于危难或急迫需要的境地以及他人加以利用两个要素。如果仅仅在客观上存在危难情势，那么就不能据此认定该情形中成立的法律行为应受法律的规制，否则交易安全难有保障。而所谓“利用”，当指“为某种利益而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0条明确指出，乘人之危必须是一方当事人“为了牟取不正当利益”。显然，对他人危难境地或急迫需要进行利用，只有在谋求的利益是不正当的时候，法律才加以制裁。那么，这种不正当性究竟如何体现出来呢？
在现实生活中，当事人地位的平等仅仅是个别的，而绝对平等只能在理论上存在，不平等的情形应该是多数的，并且，大多数合同的一方或双方当事人都有急需的情形。可见，利用他人的急迫需要而谋取利益不足以说明该利益的不正当性。因此，大陆法系各国（乃至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英美法系国家）的立法例，都规定只有在一方利用对方的危难并且所成立的法律行为或合同的内容显失公平时，才构成法律行为或合同无效或可撤销的事由。[12](P257-258)；[7](P181-183)我国学者在论述乘人之危的构成要件时，也一致认为其中必须存在“意思表示内容对自己严重不利”这一要件。[11](P233)由此可见，乘人之危和利用对方的无经验、轻率一样，都只是显失公平主观构成要件的具体表现形式而已，其核心问题仍然在于它们客观上导致了合同内容的显失公平。
据此，笔者认为，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规定的乘人之危，没有必要作为单独的法律行为无效或可撤销的原因而存在，它作为显失公平的一种具体类型，完全可以合并规定于其中。因此，那些并未导致显失公平结果的乘人之危行为，除非足以构成诈欺或胁迫（注：乘人之危和胁迫之间虽然存在区别，但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乘人之危一般不足以构成胁迫，例如某人在他人急需周转资金时以高利率放款，但并未以某种他可控制的恶果逼迫他人承诺。但是，如果一个人在进行意思表示时以他人所处于的危难境地产生某种恶果相威胁，而他又对这一恶果拥有某种控制力，那么在这种威胁不法时，就构成了胁迫。在这种情况下，乘人之危已转化为胁迫，从而构成意思表示的瑕疵。），否则不对合同效力产生任何影响。
三、遭受非常损失的行为或暴力行为的效力
受传统思想的立法例，认为存在非常损失的法律行为违反交易公正，该行为在公正被破坏时存在瑕疵，但这不妨碍交易的公正被恢复时法律行为继续有效。[3](P300)因此，以法国为代表的立法例（包括瑞士债务法）将此类行为的效力认定为相对无效，这种无效可因合同缺陷被“治愈”而转化为有效：一方面，受损害的一方虽然可在合同成立时起一定期间内（各国对期间的规定不一）向法院主张或单方宣告无效，但在该期间届满后，如果受损害方未作主张或宣告，合同就双方当事人产生效力；另一方面，在法国法系的国家，此类合同也可因当事人的承认而转化为有效。此外，法国民法典中增补的法律条文对其直接规定之外的一些非常损失的情形，更是采取积极措施，允许法官以减少给付的方式变更合同，这实质上意味着合同的部分无效（注：尹田：《法国现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08页。对此，瑞士学者虽然有相同的主张，但判例认为不得强迫获得暴利的一方接受部分无效。沈达明、梁仁杰：《德意志法上的法律行为》，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83页。）。更有意味的是，按照法国民法典第891条和第1681条的规定，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动产共有人或不动产买受人，甚至可以通过适当补充其过少的给付而积极挽救不动产分割或买卖的效力。
德国法在历史上对高利贷的态度几经变化，早期的德国甚至通过《禁息令》确定利息收取行为构成犯罪。之后，德国很快又允许了一定利息的存在。到19世纪中叶，作为自由经济思潮的表征，其《统一商法典》第292条为商人规定的最高利率之条款被废除，北德各邦甚至将之扩展到其他领域。但到1880年，信用高利贷(Kreditwucher)因其所规定的利率与提供的给付之间显然不相称而被禁止。1893年，这一禁令的效力扩及所有的暴利方式。基于这种历史情感，德意志帝国议会委员会在BGB第一稿草案的提案中，将暴利划入“违反善良风俗”一类。[10](P469-470)于是，在以德国民法典为榜样的立法例（包括墨西哥民法典）中，暴利行为往往被视为违反善良风俗而当然无效。但批评者认为，暴利的存在并不比欺诈、胁迫等更违反公序良俗原则，因此应对它们作同等对待，亦即赋予受损害的当事人以选择的权利。事实上，德国法院极少适用第138条第2款的规定，原因应在于其制裁过于严格。[3](P300)瑞士和台湾的立法则更是旗帜鲜明，明确将显失公平之法律行为的效力定为可撤销。
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都将显失公平的法律行为或合同列入可撤销的范围（注：应注意的是，民法通则将乘人之危的法律行为列入无效的范畴，新合同法对此作出修改，视其为可撤销的法律行为。由于本文认为乘人之危应作为显失公平主观构成要件的具体表现形式而得到规定，所以也就未对乘人之危之法律行为的效力再作讨论。），受损害方在此情形下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并且，依照其规定和解释，撤销权人仅要求变更的，法院或仲裁机关不得撤销；撤销权人要求撤销的，法院或仲裁机构可以进行变更，也可予以撤销。这种较具灵活的做法符合各国立法潮流，应予肯定。但在此之外，笔者建议，不妨采纳法国法的做法，为获取不正当利益的一方提供积极补救的机会，使其能审时度势，在认为必要时主动增加或减少显失公平的给付，以挽救法律行为的效力。总之，对于显失公平之法律行为的效力，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在交易的公正受到损害时，最好的补救方法是重新确立交易双方利益的平衡，而不是去摧毁已经发生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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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发电企业节能标杆管理就是发电企业将其发电煤耗、供电煤耗、厂用电率、发电燃油消耗、发电水耗等主要节能指标与标杆企业的节能数据进行比较，进而发现自身存在的差距和不足，并采取相应的节能措施，以提高发电企业节能效率的过程。节能标杆管理不仅有助于发电企业积极应对节能发电调度的挑战、提高其竞争力，而且对于创建资源节约型发电企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标杆管理；发电企业；节能
标杆管理(benchmarking)又称标杆瞄准、对标管理或基准管理，起源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公司学习日本公司的运动中。作为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工具之一，标杆管理以其极强的操作性被中外企业广泛采用，IBM公司、施乐公司(Xerox)和摩托罗拉(Motorola)等在其经营管理过程中运用标杆管理并获得了成功。然而，将标杆管理运用于发电企业的节能项目还是比较新的尝试。发电企业是能源消费大户，也是国家和地区节能的重点企业。因此，探索发电企业的节能对标活动，对于创建资源节约型发电企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标杆管理用于发电企业节能的可行性
标杆管理的鼻祖是美国的施乐公司，该公司将标杆管理定义为“一个将产品、服务和实践与最强大的竞争对手或是行业领导者相比较的持续流程”。一般来说，标杆管理是以优秀企业的做法为标杆(benchmark)，加以创造性地改进，并依据优秀企业的业绩指标相应地设置本企业的业绩目标，以获取企业绩效的巨大提高。
施乐公司认为，标杆管理活动可以应用于组织的任何领域之中，组织中运行的一切事务都可以进行标杆管理。事实上，电力企业广泛开展的“升级达标”、“创一流”和“同业对标”等活动就是标杆管理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只不过这些活动相对忽视了过程管理。对于发电企业而言，标杆管理可以用于运行管理、检修管理、燃料管理、技术管理、设备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发电企业节能标杆管理就是发电企业将其发电煤耗、供电煤耗、厂用电率、发电燃油消耗、发电水耗等主要节能指标与标杆企业的节能数据进行比较，进而发现自身存在的差距和不足，并采取相应的节能措施，以提高发电企业节能效率的过程。
基于标杆管理的分类，节能标杆管理可以分为内部节能标杆管理、竞争性节能标杆管理(行业内)和外部节能标杆管理(跨行业)等。内部节能标杆管理是发电企业开展节能对标活动的起点，同时也是进行外部节能标杆管理的基础。发电集团对集团内部处于不同地域发电企业开展的节能对标活动同样属于内部标杆管理的范畴。内部节能标杆管理不涉及保密问题，开展节能对标活动成本较低并且可以获得非常详细的资料。外部节能标杆管理(跨行业)是指通过借鉴不同行业的节能经验，以提高节能效率。通过外部节能标杆管理(跨行业)，发电企业可以寻找到全新的节能方法与实践。钢铁、电力、化工、石油石化等行业都属于高能耗行业，这些行业内企业的节能措施均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二、发电企业开展节能对标活动的必要性
首先，发电企业开展节能对标活动对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节能降耗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任务之一，国家已把节能降耗工作放在“十一五”经济工作中突出的位置上。高能耗企业能否在节能工作中有所突破，直接决定了“十一五”规划中20%降耗目标的能否实现。电力行业是一次能源消费大户，也是国家和地区节能减排的重点，其中发电企业有巨大的节能潜力，发电企业在降低供电煤耗和降低厂用电率等方面累计可以产生39%的贡献，因此，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提高发电企业的节能水平，对完成国家的节能减排任务有着重要意义。
其次，节能发电调度也是发电企业开展节能对标活动的重要原因。节能发电调度是按照节能、环保、经济的原则，以保障电力可靠供应为前提，优先调度风能、水能等清洁能源发电，对于火电机组，则按照煤耗水平调度发电。开展节能发电调度对发电企业，尤其是火力发电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甚至关系到发电企业的存亡。实行新的发电调度规则后，能耗低、已安装脱硫装置的燃煤机组将优先得到调度；能耗高、污染重的小型燃煤、燃油机组将难以上网发电。例如，广东率先成为节能发电调度试点地区，从2008年1月1日起，节能的电厂将优先上网售电，能耗高的发电企业将卖不出电。同时，配合之前出台的脱硫电价优惠政策，凡采取脱硫措施的企业，每度上网电价将给予0.015元的补贴。
最后，发电企业开展节能对标活动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一方面，发电企业能耗的高低，不仅影响到了企业运作成本的高低，也决定着企业竞争力的强弱。发电企业通过积极开展节能对标活动，可以降低成本，在激烈竞争中占据主动。另一方面，经济行为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正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政府的环境政策更加侧重于节能降耗，发电企业积极开展节能对标活动无疑是一种积极应对挑战的明智之举。
三、发电企业实施节能标杆管理的流程
施乐公司的罗伯特·C·开普(RobertC.Camp)是标杆管理的先驱和最著名的倡导者。他将标杆管理活动划分为5个阶段，每个阶段有2到3个步骤。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发电企业的节能标杆管理划分为计划阶段、收集数据阶段、分析阶段和实施阶段，每个阶段又包含一系列的活动。发电企业节能标杆管理流程如下图所示。
1.计划阶段。计划阶段的主要活动包括成立标杆管理项目小组，确定节能标杆企业，获得高层管理者的支持等。标杆管理项目小组的成员通常是由5-10人构成，一般应包括发电企业分管节能工作的领导、节能管理专工和一线员工。分管节能工作的领导一般应是主管生产的副厂长(或总工程师)，其主要工作是协调与外部标杆企业之间的标杆管理活动，担当与外部节能标杆企业开展标杆管理活动联络的主要负责人，同时负责指导企业的节能标杆管理活动。节能管理专工是节能标杆管理项目的直接推动者，在节能项目小组的功能发挥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工作是争取高层管理者的支持，获取节能标杆管理所需要的资源，同时协调厂部、部门和班组的节能活动。其他活动还包括安排项目小组的工作日程；明确小组成员的角色和作用；制定节能方案并负责组织实施。
节能标杆企业的选择既要考虑节能指标的可比性，又要考虑获取节能数据的可能性。为了使节能标杆管理项目合作更加富有成效，标杆管理小组需要首先罗列出那些潜在的、可能的合作伙伴，并从中选择适合的合作伙伴。一般来说，与集团内部合作伙伴进行合作，可以方便、有效地避免信息的保密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法律问题。对于外部节能标杆管理，那些有相同的需求或希望通过开展此项活动从中获益的标杆企业，包括潜在的、可能的，无疑是最好的选择。此外，发电企业节能标杆管理能够取得多大的成效，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高层管理者的重视程度和参与程度。高层管理者不仅需要为节能对标活动提供各种资源，而且需要指导节能对标活动，及时解决节能对标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2.收集数据阶段。收集数据包括企业内部数据收集和外部数据收集，其中企业内部数据收集是节能标杆管理的基础。对于内部标杆管理，只需要收集到发电企业(发电集团)内部历史上的一些相关数据便可。对于其他类型的标杆管理，除了需要收集到内部的数据外，还需要收集企业外部的数据。发电企业的主要节能数据包括发电煤耗、供电煤耗、厂用电率、发电燃油消耗和发电水耗等，其中供电煤耗是发电企业的核心节能数据采集对象。发电煤耗是指统计期内每发一千瓦时电量所需耗用的标准煤量；供电煤耗是指统计期内每供一千瓦时电量所需耗用的标准煤量；发电厂用电率是指统计期内厂用电量与发电量的比值；发电燃油消耗主要用于机组启动点火和日常助燃，它是指统计期内每供1千瓦时电量所消耗的燃油量；发电水耗率是指统计期内每发1千瓦时电量电能所消耗的生产用新鲜水量。
在收集数据阶段，需要为节能标杆管理项目建立专门的中心数据库。发电企业内部的节能数据收集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只需要将来自不同部门的节能数据输入到中心数据库便可。由于内部节能数据不仅是内部节能标杆管理必不可少的数据，而且是进行外部节能标杆管理的基础，所以内部节能数据尽可能详细、具体，内部节能数据不仅仅包括目前的节能数据，而且还应包括企业历史上的节能数据。虽然涉及到信息保密，外部节能数据的收集相对比较困难，但仍然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获取相关的节能数据，并及时输入到中心数据库中。这样，一是可以从外部公开发表物中采集数据；二是可以与外部合作伙伴交换节能数据；三是从外部专家手中获得相关数据。
3.分析阶段。节能标杆管理中心数据库建成后，节能标杆管理活动便进入了分析阶段。分析阶段的主要任务包括找出节能指标存在的差距及原因，设定既富有挑战性又具有可行性的节能目标。利用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分析，寻找企业在节能方面存在的差距，是有效实施节能标杆管理的重要一环，而找出存在节能差距的原因又是设定节能目标、制定节能方案的关键。现场考察与参观有助于发现提高节能效率的机会和存在节能差距的根本原因。现场考察与参观前需要进行精心策划和准备，最好能制定一份计划。由于现场考察与参观需要得到节能标杆企业的密切配合，所以，现场考察与参观一般只限于在合作伙伴之间进行。
由于发电企业火电机组蒸汽的压力与温度参数存在较大的差异，每个发电企业的节能目标也各不相同。一般来说，超临界、超超临界火电机组具有显著的节能效果，超超临界机组与超临界机组相比，发电效率明显提高。因此，在制定节能目标的时候，需要充分考虑企业自身的条件，制定切实可行的目标。2007年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的《能源发展“十一五”规划》中提出：到2010年，火电供电标准煤耗为每千瓦时355克，比2005年的370克标准煤/千瓦时下降15克；发电企业厂用电率为4.5%，比2005年下降1.4个百分点。这两项指标是针对大多数的火力发电企业而言的，有不少的发电企业目前已经达到或超过了这个标准。以上海外高桥电厂为例。1998年建成投产的外高桥一期4台30万千瓦亚临界机组，其机组参数、效率和环保指标均明显低于二期和三期燃煤发电机组。被称为“中华第一机组”的外高桥二期两台90万千瓦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发电煤耗仅293克/千瓦时，已经步入世界最低之列。而外高桥三期两台100万千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建成后，其发电煤耗将比外高桥二期还要低12克。
4.实施阶段。实施阶段的主要任务包括制定节能方案及节能计划、争取高层管理者的批准以及评估节能效果。节能目标确定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设计节能方案，并通过分析实现节能目标的成本和收益，选择最适合的节能方案。节能方案的制定以节能标杆管理项目小组为主体，也可以邀请外部专家论证节能方案的可行性。节能计划实际上是一份变革计划，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难免遇到各种阻力。尽可能排除与变革相抵触的力量，争取企业成员的理解、接纳与支持，关系到变革方案的成败。化解变革阻力最有效的方法是需要争取高层管理者的批准和支持。高层管理者的支持不仅体现在精神方面而且要体现在物质方面。实施阶段的另一项主要活动就是对节能效果进行评估。对节能标杆管理带来的节能效果做一个较准确的测定或估算，是实施节能标杆管理绕不开的话题。火电行业的节能率是我国多年来验证节能效果时通常习惯使用的计算方法；火电行业能效指数(energyefficiencyindex，EEI)也可作为评价火电企业能效水平的一个指标。如果没能达到预期的节能目标，节能标杆管理项目小组需要及时分析存在的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节能标杆企业也在不断地提高其节能水平，因此，发电企业需要及时跟踪节能标杆企业，及时更新节能标杆管理中心数据库，在发电企业自身节能绩效已达到节能标杆企业水平时，不断寻求新的突破，持续地进行节能标杆管理，实现最佳节能绩效。否则，即使通过实施节能标杆管理活动，也难以获得预期的节能绩效，更谈不上获得显著的竞争优势。
四、结束语
标杆管理以其超强的可操作性倍受推崇。但是，节能标杆管理在发电企业的具体应用还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寻找适合的节能标杆企业。如果没有合作伙伴提供有意义的数据，标杆管理就无法有效地进行。尽管案头研究(deskstudy)和问卷调查可以获得一些节能数据，如果没有现场参观就无法获得更全面的节能数据。第二个问题是节能数据的有效性。在不同时间和区域，测得的节能数据可能不尽相同。如果节能数据不具有一定的可比性，节能标杆管理就达不到目的。第三个问题是完成节能标杆管理所需要的时间。识别节能标杆管理的合作伙伴，获得合作伙伴的同意，得到充分的节能数据并进行有意义的比较和评估，这些活动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尤其是在一些任务超出了应用标杆管理企业控制范围之外的时候，更是如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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