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17 01:10:24
导语：在政治话语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仅仅有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建构的必要，还不足以有其文化建构的发生。这就需要我们回答“文化建构何以可能”的问题。我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建构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有两大因素即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世界和人的心理机制的存在。而且这两大因素必须相互契合，才能使得文化建构得以发生。首先，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世界作为一个有意义的世界而存在。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首先必须确保我们身处一个有意义的文化世界之中。所谓有意义，是指它总是承载着特定阶级或集团的主观需要、愿望、目的，并通过一定的方式把它所承载的信息传递出来。这种有意义的文化世界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世界首先是由特定阶级或集团所创造的负载着意义的文化特质所组成。文化特质是文化世界的最小存在单位。文化特质不论采取何种形式，它都是特定阶级或集团对于外部世界存在的价值思维肯定，因此它总是承载着一定的特殊意义。同时，各种文化特质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最终形成了有意义的文化价值体系。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世界是一个有意义的关系世界。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世界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人的存在和发展的方方面面相联系的，最终渗透到人的各种关系中。因为，文化特质和文化体系一旦被人创造出来并受到肯定，人们就会成为特定文化特质和文化体系的载体。这就意味着人们具备了某种文化意识并按照它去思维和行动。人们在交往和互动的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文化特质和文化体系的交流和互动的过程。最终人们结成的社会关系必然带有相应的文化印记。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世界一经创造出来，它就对人的本质、存在和发展赋予意义。也正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世界的存在，才能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对人的文化建构具备前提性的资源条件。这就是说，特定阶级或集团的主导文化所蕴含的目的性要求及其所蕴含的内容和条件，都会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所属阶级或集团的主导文化彰显和发展的过程和活动。其次，人的心理机制具有先天思维能力和道德本性。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只有文化世界的存在还不足以形成对人们的文化建构，还必须具备人的心理机制这一接收条件。所谓人的心理机制是指人脑的结构和机能，其中主要包括神经中枢和感觉器官。随着人类心理机制的不断进化和发展，人类的心理机制最终成熟到“不仅能够接受外部世界的价值和意义，并进行思维、体验、理解、联想、想象、了悟、感知、推理等等知性活动，而且能够对外部世界的各种信息意义进行价值思维、判断和选择，即明义、知义、识义、集义的功能。前者即是人的先天知性思维能力，后者即是人的先天道德本性。”［5］也就是说，正是因为人类的心理机制成熟到具有思维能力和道德本性，才使得人们能够运用思维能力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世界所折射和传递出的意义进行接受和解读，并能够把这种接受到的价值和意义上升到道德高度，对其进行选择和升华，最终转换成特定文化对人们的建构与人们对特定文化的选择、接受、遵守和创造。再次，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世界与人的心理机制的契合原理。具备了文化世界对思想政治教育所提供的资源性条件，同时也具备了人的心理机制的接收机制，就要求我们分析文化世界与人的心理机制契合的原理，从而分析为什么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利用特定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对人们进行文化建构。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文化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文化世界所包含的意义是丰富多彩和富于流变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世界是杂乱无章的。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世界是有一定的规则的。这种规则表现为文化世界具有自我组织能力。这种自我组织能力表现为特定阶级或集团根据自己的需要对文化世界的价值和意义进行选择、加工、吸收，并利用自身所占据的各种优势尤其是权力优势将特定的文化意义进行传播和扩散，以便特定社会成员去理解和接受。当特定阶级或集团所传播和扩散的文化与社会成员接触时，社会成员会根据自己的需要与特定的文化产生互动作用。这就意味着特定的文化与特定的主体在特定的时空中通过特定的方式结合成为了一个“文化场”。在“文化场”中，特定的文化与人们的心理机制发生了作用，即特定的文化在人们的心理机制上不断发生意义和价值。同时，人们根据自身的文化需求和道德本性，通过自身具有的思维能力对特定文化的意义进行理解、体验和觉悟，最终把特定文化的意义整合和内化为自己的价值意识。
二、生成过程：人与文化的双重建构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本质的生成过程表现为人与文化的双重建构，即促进文化的活化与人的文化生成的同时，达到人与文化的认同和融合。首先，思想政治教育促进特定文化的活化。美国学者克利福德﹒格尔茨指出：“思想—宗教的、道德的、实践的、审美的，……必须由强大的社会集团来承担，才会发挥强大的社会作用。必须有人尊崇它们、赞美它们、维护它们、贯彻它们。为了在社会中找到一个不仅是知识上的存在，而且还是一个物质的存在，它们必须被体制化。”［6］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正是特定阶级或集团所主导的文化实现传播与创新体制化的重要形式。思想政治教育过程通过有组织、有目的和我计划的对特定阶级或集团的主导文化进行选择、整理、加工和吸收，从而使特定文化得以活化和获得新生。这种活化的过程为，思想政治教育所传播的文化内容与个体的心理机制相接触，从而使得社会成员将特定文化放置在个体的心灵深处，最终达到相应文化的复活、传承和创新。也就是说，原本处于自在状态的文化，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而被一定社会成员认识并观念化为个体的思想因子。这种被转化的思想因子通过参与社会成员的建构而成为了新的活化的文化。总之，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人们在接受既定文化的基础之上不断对其进行整合和创新，从而推动特定文化的发展和创新。其次，思想政治教育促进人的文化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对人的文化建构过程表现为，处于自在状态的社会成员通过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而成为特定文化的有效载体。社会成员并不是机械的充当特定文化的有效载体，而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社会成员用自己的心理机制对特定文化进行思维、体验、理解和感悟，从而实现了特定文化对人的重建和塑造，使特定社会成员成为新型的文化个体。这一过程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用特定文化去培养人、塑造人、改造人的主观精神世界的文化实践过程。正是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个体融入了特定文化中并向更具独特性与文化性的文化个体转变。特定文化也通过人实现着保存和传承，并通过活化过程而实现发展的新动力。总之，在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生成过程中，既有特定文化的活化、传承和发展，也有人的人格塑造和社会性发展。特定文化的活化过程与人的文化成长过程同时发生，齐头并进，从而实现特定文化的再生产与个体再生产的同一。这表征出思想政治教育中人与文化双重建构的同一。
三、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本质的外在表现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本质的内在生成揭示了其文化本质的生成逻辑。但这不足以让我们理解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本质的全貌。因此，有必要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本质的外在表现进行论述，从而加深我们对其文化本质的理解。
（一）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本质的内容表现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本质的内容表现，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对人进行文化建构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具体文化建构内容。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文化的直觉建构。所谓文化的直觉建构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运用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和礼教传统等文化对人们进行文化建构。之所以把它们称之为文化的直觉建构，是因为，一方面在内容上它们是“由广大劳动人民在长期的教育活动中所创造、传承和享用的教育方式、手段、制度、谚语、故事、诗歌、仪式等的集合体，是绵延不绝的民间教育智慧，是鲜活的教育文化遗留物。”［7］因此，他们具有经验性和不自觉性。另一方面，他们对人们的文化建构方式表现为以直接的方式作用于人们的日常思维。而人们的日常思维是缺乏自觉性和批判性的。这就导致人们对它们的接受存在“只知道其然，不知道其所以然”的状态。也就是说，文化的直觉建构告诉人们“向来如此”、“一直是这样”，但对于“为什么是这样”缺乏深入的剖析和理解。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文化的直觉建构之所以可以对人们发生作用，主要是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朴素的信仰。二是道德的压力。具体而言，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和礼教传统是经过历史的积淀和检验，最终被确定为正确的文化内容。它们在给人们心中留下一定文化印记的同时，势必会让人们对它们产生朴素的信仰。也就是说，人们会秉承它们所传递的文化意义去建构自己的日常生活。而且，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和礼教传统一般在所传承区域是被普遍遵守和执行的，如果谁不遵守的话，就会受到道德的谴责，承受一定的舆论压力。需要注意的是，文化的直觉建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缺乏逻辑性和自觉性的。但是，即使在现代社会，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和礼教传统都以一定的方式弥漫在人们的生活中并对人们产生影响，所以思想政治教育也必须对其高度重视。第二，文化的逻辑建构。所谓文化的逻辑建构，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特定阶级或集团在一定方式的指导下，用体系化了文化价值观念对人们进行系统建构。之所以是文化的逻辑建构，首先在内容上表现为用体系化了价值观念对人们进行文化建构。体系化了的价值观念是代表特定阶级或集团利益的理论化和抽象化了的文化理论体系，因此它具有高度的逻辑性。体系化了的价值观念作为有价值和意义的系统，是需要我们给予特别的理解和了悟的。因为，唯有努力理解和了悟，才能真正认识和享有它的意义。在理解和了悟的过程中，体系化的文化价值观念会形成对人们的体系化建构。其次，文化的逻辑建构过程是与人们的非日常思维作用的过程。虽然文化的逻辑建构会有日常思维的参与，但是这种建构只有与人们的非日常思维进行互动，才可以真正发挥其作用。人们的非日常思维具有自觉性、批判性、创造性。在文化的逻辑建构中，人们会对特定文化所传达的价值和意义进行思考、反思和判断。这使得人们对特定文化的价值和意义的认识不仅仅停留在“是什么”的层面，而且还会追问“为什么”，并通过自己固有的思维能力对其进行判断和选择。第三，文化的实践建构。所谓文化的实践建构，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实现特定文化的创造和特定文化对人的文化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对于文化建构发挥着重大作用，正如卡西尔所言：“正是靠着这种能动的创造性活动，才能产生出了一切文化，同时又塑造了人之为人的东西；人的本质与文化的本质，只是以这种能动的创造性活动为中介、为媒介，才得以结合和统一为一体。由此可见，只有这种能动的‘活动’，这种自觉的‘创造过程’，才是真正第一性的东西。”［8］文化的实践构建具体表现为：首先想政治教育实践是在特定文化意义指导下的进行的实践。特定文化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始终，指导和规定着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价值和意义。这体现了特定理论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指导作用，表现为特定文化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制约和支配。其次，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过程中，人的各种需要、欲望和愿望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发展着满足这些需要、欲望和愿望的文化。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不断深入，新的文化需要与新的满足需要的文化不断被创造出来并相互发生作用。也正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对特定文化的价值和意义进行选择、判断、反思和接受，从而建构着自己的价值观念。
（二）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本质的形式表现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本质的形式表现，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给人们呈现出的一种工作状态和形式。曾经指出：“党的思想政治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就是做人的工作，做群众的工作，涉及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识等领域，也就是人们的精神生活。”［9］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是作用于人们精神领域的一项活动。就此，我们把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本质的形式表现界定为思想政治教育精神生产和精神生长的统一。第一，思想政治教育精神生产。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精神生产，是指这样的一项活动方式，即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者通过一定的手段和方式将特定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传递给受教育者，从而引导受教育者依据所接收到的文化意义去调整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生产“一词作为大工业的产物，体现出了标准化和统一化的色彩。自然，思想政治教育的精神生产也体现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对人们精神世界的统一化规约。这种统一规约之所可能，是因为人们的文化需求以及人的心理机制具有同构性。也正因为如此，思想政治教育精神生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理性的重要表现，它体现出特定阶级或集团根据自己的利益需求而对人们进行文化建构。思想政治教育精神生产包括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两种方式。思想政治教育的简单再生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维系在低水平、低效率、无激情、无创新的状态下简单重复和循环。”［10］在思想政治教育简单再生产过程中，由于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缺乏主动态度和创新精神，最终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一种没有创新的、流于表面的、简单重复的被动活动和过程。这样的效果势必是受教育者的思想水平和精神境界没有显著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趋于零。思想政治教育扩大再生产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各种精神生产要素的潜力和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从而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提升和质量的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扩大再生产表征了思想政治教育者创新精神与受教育者稳定的精神状态和能力的融合，因此是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是我们所追求的思想政治教育。第二，思想政治教育精神生长。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精神生长，是指这样的一项活动方式，即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受教育者根据自身的需求和兴趣，对教育者所传递的文化价值和意义进行选择、理解、感悟和吸收，从而实现属于自己的那份成长。“生长”一词本身是指植物的培育过程或动物的发育过程。杜威则把“生长”一词用于教育领域。在杜威看来，“生长”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最起码意味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生长”意味着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成长，而与别的无关。真如杜威所言：“实际上除了更多的生长，没有别的东西是和生长有关的，所以除了更多的教育，没有别的东西是教育所从属的。”［11］另一方面意味着，教育过程要与受教育者自身所具备的条件相结合，从而实现受教育者的属于自己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精神生长揭示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不单单是为了实现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而且要把人的发展放在其中。同时，思想政治教育精神生长预示着受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这种自主性和能动性表现在为：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受教育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兴趣在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世界中不断确证、实现和发展着自己的价值。这种自主性和能动性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们的文化需求以及人的心理机制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也正因为如此，思想政治教育精神生长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的重要表现，它体现出特定阶级或集团对社会成员发展的积极关注以及社会成员所进行的自我建构。需要指出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精神生产和精神生长并不是一分为二、非此即彼的。它们之间本身存在着许多交叉和交融的方面。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社会发展状态和发展需要不同，思想政治教育所呈现出的状态会有所差异和侧重。
四、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本质的实现方式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本质的内在生成与外在表现分别从内核与表现层面揭示出文化本质的面貌。然后，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本质最终需要落实和实现，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对其文化本质的实现方式进行探讨。
（一）思想政治教育濡化
思想政治教育濡化是指特定阶级或集团对社会内部的主导文化进行纵向传播、继承和习得，从而实现对社会成员的文化建构。在思想政治教育濡化过程中，有三个至关重要的要素在相互联系并发生作用。第一是个体的内部要素环境。这是指个体的身心要素。每一个个体都具有自身独特的受遗传影响的心理和生理素质，继而结合每一个体的情感、意志、体验以及知识系统要素，从而形成个体独特的存在空间，我们把这一独特空间称之为个体的内部环境。第二是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通过物质文化环境、制度文化环境和精神文化环境而编织成了文化环境之网，并将其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方方面面。个体在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中潜移默化地接受特定文化对其影响，并通过对特定文化资源进行整合和完善而不断超越自身，最终使个体成为所属文化的创造物。第三是现实生活情境。所谓现实生活情境，是个体生存和生活的全部现实环境的总和，包括家庭的、学校的和社会的等情境因素。特定文化的传递，“本质上是生命系统的复制和延续，生命的活力永远离不开现实情景。”［12］思想政治教育濡化就是通过个体的内部要素环境、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和现实生活情境三方面的互动来实现的。这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把特定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个体通过社会生活实践潜移默化地接受特定文化对的影响，从而在活化特定文化的过程中不断建构自己的思想水平和道德境界。这一建构过程又会反馈于社会生活，使社会生活发生改变和完善，最终推动特定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二）思想政治教育涵化
思想政治教育涵化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特定阶级或集团的主导文化在与其他形态的文化进行接触的过程中，主导文化与其他形态的文化会相互吸收彼此更具活力和对自身有益的文化特质，从而实现主导文化的更新与社会成员的文化建构。思想政治教育涵化涉及到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文化与其他文化形态的相互接触和作用，其内涵是十分丰富和复杂的。在此，我们从两个主要方面进行论述。第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者如何处理主导文化与其他文化形态之间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者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在面对不同文化间的接触时最积极的态度是，自身的文化要素积累与价值观念建构处于较为成熟的状态，从而可以用主导文化和主流价值观念武装自己的头脑，同时不断吸收其他文化的有利因素，进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更新和发展。另一方面为受教育者如何处理主导文化与其他文化形态之间的关系。一般情况下，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下，会采取两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态度为同化。在这种情况下，受教育者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念与主导文化是相适应的。面对不同的文化形态时，受教育者会把不同的文化因素进行加工和整合，继而纳入到自己的认知图式之中，从而实现自身价值观念的丰富和发展。第二种态度为顺应。在这种情况下，受教育者所接受到的文化与自己的认知图式发生矛盾，从而不能同化接受到的文化意义和价值。这就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作出具体引导，最终通过重组和改造自己的认知图式和价值观念，以与主导文化保持一致，从而实现对自身的从新建构。
（三）思想政治教育自育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 当代思想政治教育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深刻地影响着我们民族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精神风貌。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整体上是指以儒家文化为主、以佛道文化为辅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从根本上说，人类所受的教育就是文化的教育。利用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教人育人，这可以说是孔门道德教育，亦即思想政治教育的特征之一。在新加坡，政府不仅频频开展“礼貌运动”、“敬老周运动”，还邀集海外专家编写《儒家伦理》，用作中学伦理道德的教材。其主持者刘蕙霞博士在谈到开设这一课程的初衷时说：“新加坡在这二十多年来，政治稳定，经济发展迅速，成为一个工业化和现代化社会。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旧的传统观念被冲淡了，而新的价值观念还未确立起来，加上新加坡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外国文化和价值观能够自由传播，容易影响青少年的思想行为。在这种环境里，不少关心年轻人道德观念的人，都深觉年轻人有过分西化的倾向。纠正这种偏差以及加强学生的价值观念，便成为教导儒家伦理的一个特殊任务了。”与新加坡类似的还有日本、韩国等国，他们都不排斥儒家文化，反而都比较注重儒家伦理道德的教育。这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并不与现代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相矛盾，它可以推进现代社会发展的进程，把中国传统文化排斥在思想政治教育之外，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二、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教育资源
对于今天的思想政治工作来讲，面对外来文化的侵袭，以及经济体制转轨所引起的价值观念的嬗变，挖掘传统文化道德教育资源显得尤为重要。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道德，概括起来讲包括五个方面： ①强调为民族、为集体、为国家的整体主义精神。整体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一种强大凝聚力，是中国自古以来爱国主义思想的基石。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对这一优秀传统加以改造与继承，必将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尤其是克服个人利己主义，抵制腐化堕落行为。②推崇仁爱，讲究礼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人们处理自己与他人关系所应遵循的原则。正是从这种“仁爱”原则出发，在人和人的关系上，强调“人和”、“和谐”、“以和为贵”、“和气生财”的思想。“礼”是中国文化的突出精神，好礼、有礼、注重礼仪是中国人立身处世的重要美德。今天，我们更应该弘扬这种美德，讲文明，懂礼貌，知礼节，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③追求精神境界和高尚的理想人格。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这种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千百年来激励人们在困难和挫折面前，泰然处之，积极进取，也铸就了中华民族安贫乐道、越是艰难越向前的进取精神。④勤劳质朴。中华民族是勤劳、善良、质朴的民族。“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勤有功，戏无益”等早已成为人们生活态度、审美标准、道德标准和价值尺度。⑤强调修养践履，注重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的统一。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特别强调“为仁由己”的道德主体精神，一个人只要立志向善，就一定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并且强调“知”与“行”的统一。
三、传统文化中可资利用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1）学校、家庭、社会教育相结合的综合教育法。中国古代教育家很早就认识到教育是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许多教育问题实质上是社会问题，必须把它置于整个社会系统中加以考察解决。孔子还提出”国之本在家”的思想，重视家庭伦理和社会道德“孝悌忠信”的教育。因此当前思想政治工作要充分发挥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者的作用，使其相互影响，相互补充，以取得最佳的教育效能。
（2）注重道德教育与自我修养相结合。孔子在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发展了一种“爱人”的境界，怎样才能“爱人”达到“仁”的境界呢？孔子认为必须高扬“良知”，发扬“本性”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省也”，强调人的内省，就是说人的良好品德的形成，必须通过内心自省的方式，吸取正确的东西，抛弃错误的东西，最终达到“齐贤”的目的。这对于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思想政治工作离不开灌输，但灌输必须与受教育者的内省相结舍，灌输是外因，而自省是内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只有两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取得良好的成效。
（3）道德教育与知识教育相结合。中国古代教育家强调把道德教育放在首位，同时也不忽视知识教育的作用。首先是道德教育及其实践，其次才是知识教育，两者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德育要通过智育来进行，智育要为德育服务，这对当前思想政治工作德育首位的确立、教书育人功能的发挥，都有现实的指导意义。社会思想政治工作要在发挥德育主渠道的基础上，充分挖掘各门专业课程的隐性德育资源，使思想政治工作达到潜移默化的功效。
高校寝室中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寝室文化的重要体现，属于高校寝室文化的中高层寝室文化部分，而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和学校的学风有直接关系，可见学风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学风的好坏是衡量一所高校办学理念、教育质量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加强学风建设，是高校常抓不懈的重要工作。学风通俗地讲是学习的风气。从学生的角度讲，学风是学生思想作风在业务学习上的具体体现,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表现的精神风貌,是学生在学习方面所展示的精神、态度、风格、方法和习惯等要素的综合体现。在寝室文化的设计环节中，学习型寝室是基本的发展理念，思想政治教育的通识是目标，为给同学们提供充分发挥才能，展现创造、想象的空间，打破单一寝室评比模式，提倡个性发展，特色寝室建设，希望能建成学习型、低碳型、综合型，和谐型等寝室。然后根据学院的实际情况和未来要求和发展，学院注重英语交流，和国外大学的合作也日趋平凡，也可以评三级英语寝室，四级英语冲刺寝室和对外交流国际寝室。根据学院普遍要求也可以分为，就业型和升学型寝室。同学们可积极依据自己寝室特点，设计学习型寝室文化。充分把学习型寝室的氛围推广，让整个学院都充满学习的氛围。
二、寝室文化建设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其中内外因分析
1.内因分析和管理
寝室文化对学生生活在学校中3年有不可估量的影响。这里不得不谈到学生寝室制度，首先，寝室制度文化的健全与人性化，是大学生在寝室基本生活的制度保障，大学生要想在寝室有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就必须要求每位大学生严格遵守寝室制度，这样才能在学习中投入足够的精力。而要求同学们能够共同遵守，则需要道德和价值观的认同，如果一个寝室卫生没有人打扫，同学的作息时间无规律，很难想象这个寝室的同学能100%投入到寝室文化中。其次，学会良好的人际交流，培养自身的人际交流能力，是同学们在寝室中必须慢慢思考和处理的问题。大学生在寝室生活中，第一次尝试处理比较复杂的人际关系，寝室成员的一举一动会影响到学生的心理状态和情绪状态，从而影响到学生的学习状态。从长远来看，如果一个学生在寝室不能和其他同学很好的交流，那势必会导致精神紧张，身心疲惫，所以，在创建寝室文化中，人际关系对于该宿舍也有很大的影响。然后，随着电脑的普及化，寝室已经成为了大学生网络交流和学习的重要场所，合理控制电脑网络文化对于寝室文化影响，通过思想政治来正确合理引导学生运用电脑网络成为学习的工具必须坚定不移。随着网络的出现，他可以满足学生的多种需求，网络是把双刃剑，有利也有弊。学生如果娱乐多了，会使学生们减弱学习风气，减少对于学习话题的探讨，那就更加不会去关心国家大事，了解做人道理，做事情的原则了。
2.外因分析和管理
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创建寝室文化，加强学生党员、学生辅导员等先进学生代表也应起到带头模范作用。积极推进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强化学习寝室,加强大学生寝室学风建设,引导大学生健康成长,为大学生寝室建设提供有力指导。追求和谐。共生理念是要求寝室公共环境和谐，制度和大学生个性发展的和谐和人和人之间的和谐。强调会做人，会做事，会学习。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规范管理，提高学生基础文明水准。
三、总结
1．构建高校校园文化过程和学生思政教育路径研究的空间融合度不够
当前的高校学生思政教育路径研究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过程中的空间运用范围还不够广泛。构建高校校园文化过程的过程中，往往容易出校园文化建设和高等学生思政教育路径研究脱节的情况，这就导致高校构建高校校园文化过程和学生思政教育路径研究难以形成一套完善的空间体系，难以在最大程度上发挥出构建高校校园文化的作用，对于大学生群体的综合素质能力的提升也很有限。
2．构建高校校园文化过程和学生思政教育路径研究的主体不够明确
当前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对于构建高校校园文化过程和学生思政教育路径研究的主体并不明确。在实际的建设过程中，虽然强调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构建高校校园文化过程和学生思政教育路径研究的原则。但是，在实际的建设过程中，往往还存在着学生思政教育路径研究脱离学生实际，难以有针对性的进行学生思政教育路径研究完善的实际情况，导致大学生群体的综合素质能力难以得到有效的提升，构建高校校园文化的作用也难以有效的体现出来。
3．构建高校校园文化过程和学生思政教育路径研究没有得到充分的支持
在进行构建高校校园文化过程和学生思政教育路径研究的过程中，往往存在着高等教育院校为构建高校校园文化过程和学生思政教育路径研究提供的师资力量不够强大的情况。与此同时，学校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设置的课时数也难以满足实际的需要，这就导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模式难以将真正的理念发挥出来，导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效率难以得到有效的提升。
二、构建高校校园文化过程中的学生思政教育路径分析
1．构建高校校园文化促进大学生群体的全面健康发展
为了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教学针对性，在构建高校校园文化过程的过程中，要充分的考虑到大学生群体的全面发展理论，并在后续的构建高校校园文化过程过程中，和大学生群体的实际情况有机的融合在一起。通过对于相关文献资料的查询，可以看出在进行对大学生群体的全面发展的过程中，要充分的结合构建高校校园文化过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逐步加快，大学生群体在接受相关的知识理念的过程中，拥有了比过去更多的渠道，也为大学生群体进行问题的思考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知识储备。针对这样的情况，构建高校校园文化过程要充分的考虑到大学群体的全面发展已经开始逐步的拥有更加多的新的内涵知识。
2．构建高校校园文化实现高校思政教育的整合创新
作为为社会输出高端质量人才的基地，高等教育院校在进行构建高校校园文化过程中，要充分的意识到将高构建高校校园文化和思政教育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提升大学生群体的综合素质能力，真正的发挥出构建高校校园文化应有的作用。这就要求在进行构建高校校园文化的过程中，充分的意识到自我教育与外在教育相结合的作用，构建出一个良好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平台，让大学生群体通过对校园文化的主观思考和分析研究，总结出更多的观点和想法，促进高等教育院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应用效率的提升，进而有效的提升大学生群体的综合素质能力。
三、结语
(一)没有将校园文化的建设和学校教育培养的具体目标、办学理念相结合教育培养的具体目标和办学理念作为学校的主要指导思想，是学校的精神追求和价值观念的体现，也是建设校园文化的核心内容。校园文化建设是为该理念、核心价值提供所需的服务。虽然高校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早已对办学理念及培养目标进行了明确规定，但是多数时候仍然停留在文件上或者口头上，没有将其具体落实到相应的行动中;没有使高校校园文化与学校教育中的培养目标、办学理念结合，导致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效率得不到提升。
(二)大学精神的缺失大学精神的内容主要包含人文精神、自由精神、民主精神及科学精神等，且大学精神属于大学老师和学生的共同信念、追求;还是广大师生的道德观、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主要体现;是高校校园文化中的精髓、风骨。但是有的高校因为办学历史较短，所以缺少大学精神，没有将大学精神当作师生的共同追求、群体意识，导致校园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脱离。
二、高校建设校园文化对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作用
(一)校园文化可以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进行润化和扩展高校要想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效果，必须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段及方法进行润化，对其内容进行扩展，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对学生的吸引力;高校可以通过建设校园文化来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内容进行不断的扩展，进而才能使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得到增强。高校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来让学生积极主动地接纳思想政治教育，让学生对国内外的形势进行详细的了解，且还能够对学生各方面的能力进行锻炼，从而使学生去主动认识、了解世界，提升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的兴趣。校园文化在高校所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中起重要的影响作用，且渗透功能非常强，可以对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内容进行活化，让学生更加容易接纳思想政治教育。将思想政治教育和高校校园文化结合在一起，不但可以让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功能得到充分发挥，而且还可以让思想政治教育的凝聚力得到提升。另外，校园文化能够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扩展，让思想政治教育给学生带来的影响力得到提升，使学生的正确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上升到更高的层次。
(二)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营造好的环境、对学生的正确价值理念进行引导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应为其提供一个较好的、和谐的教育环境，反之会对该项工作的开展带来副作用。高校想要获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必须为其营造一个良好的教育氛围，进而才能让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作用充分发挥出来，达到开展该项工作的目的。校园文化能够营造一个对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利的和谐氛围，可以使学生的创造性、主动性得到激发;良好的高校校园文化所体现出的是正面的形态、意识，其能够对学生起到较好的激励作用，使学生挖掘出自身的价值，进而形成良好的创新精神、创新思维。校园文化能够对学生正确价值理念的形成起到相应的指引作用，指引学生树立与新时展要求相适应的正确价值观。高校的校园文化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应创建一个属于自身发展的价值体系，进而才能与社会发展的具体要求相适应。校园文化中所具有的娱乐性能够让学生的精神得到缓解，降低学生的心理压力。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使校园文化性质得到明确，且其可以从另一面将不一样的知识全部传授给各个学生。校园文化的具体成果就是检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施效果，将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校园文化有机结合，可以使学校的整体建设都得到快速的发展，可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培养更多高素质的人才。
三、结语
1.制度文化建设学校作为一个培养人才的地方，是需要建立和维护正常教学秩序的重要场所，完善的校园制度也是一种文化。学生的作风态度、目标追求、价值观念等等都是渗透在有关制度文化当中。这种文化内容又主要包括学生生活制度的管理、校园环境的管理、教学制度的管理等。高校建立制度能规范学生的一些行为、培养遵纪守法的意识、培养出自律的精神风貌。在思想政治教育指导下建立和谐的校园制度文化也是每个高职院校所要研究和互相学习的。
2.物质文化建设物质文化本身的定义核心主要是体现在物质方面，在学校地域范围之内的基本物质面貌和创造出的一种和谐氛围都属于物质文化建设范畴。为和谐的校园文化创造新的环境设施如美化校园环境、绿化校园场地等，另外科学的布局校园加上建筑的标准化，使得校园的树木花卉显得相得益彰。这些都是经过人工凭借多年的智慧经验总结出来的，在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下通过这些物质传达出一种新的文化境界，达成环境育人的效果。
3.精神文化建设精神文化的境界远远高于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是价值观和道德观形成之前的一种形态，包含群体的心理、人文素养和人际关系。另外，在校园内还表现为良好的学风、教风、校风等。良好的校园精神文化能够营造出一种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让学生真正能感受到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
二、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下高校校园文化功能分析
1.校园文化能够对学生的发展有着激励的效果，从直观上反映出来就是校训等学校规定的要求。一个学校的校规、校训能够充分地体现学校在育人方面的标准及鼓励学生奋斗发展的方向，使得学生能够更好地进行自身涵养的提升及全面化的发展，对学生的内心精神世界的构造具有极大的影响。在如今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中，遇到事情能够从容淡定、稳妥地进行处理也很不容易。大学校园的文化正是慢慢地对学生的行为能力进行潜移默化的培养，在学习到更多知识的同时，接触其他各种各样的文化，如比较靠前的社会性的文化等。
2.文化的传递能够促进对学生情感的陶冶，大学文化在教育学生的同时，使得学生处在校园文化所营造的氛围当中，慢慢地接受文化的熏陶。不像传统的教育那样呆板地对学生进行知识的灌输，校园文化的建设从价值观念入手以文化来对学生进行情操的陶冶，经过自身的体验，对自身的精神进行洗礼。大学校园文化与大学本身要求的教育是息息相关的，学生是统一的教育对象，教育的内容也是相辅相成的。校园里特色的布局及各种文化设施构建的属于校园的环境使得对学生教育的氛围越来越好。大学生处在这样的环境里，能够慢慢地体味到当中的精神丰腴，使得自身的人格越来越完整。
3.校园文化的发展能够使得学生的心灵得到净化，更深层次地对学生进行了二次教育。校园文化由来自各地方的民俗风情及精神、大家共同的理想与对未来的向往、还有道德标准等的积极向上的内容组合而成。这种氛围能够对学生的身心产生极大的影响，对情绪压力也是一种缓解，校园文化是温馨的，能够使得学生在美好的环境中学习与生活。在调整好心态的同时拥有好的思想观念与行为习惯。
1.社会环境的影响
现代社会，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社会环境对大学生思想行为的影响日益加深.全球化是世界发展的主要趋势，它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下，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社会环境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大影响.
2.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
随着我国大学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和情况：招生规模的扩大，学生人数的增多，使思想政治教育队伍任务繁重；学生的思想多样致使思想政治教育压力大；思想文化之间的冲突等.高等教育的发展对大学生的思想观念造成巨大的影响.
3.大学生自身因素的影响
受家庭和社会等环境的影响，学生对自身素质的培养不太重视.当代的大学生多为独生子女，家庭环境较好，缺乏吃苦精神，并且追求自我，个性张扬，关注自身利益，不重视自身道德修养.
二、实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应符合的规律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要符合一定的规律.规律决定着事物发展的方向，且不由人的意志决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教育实践活动，有规律可循.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符合规律性，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我们对此进行分析.
1.符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规律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这门课有其自身的规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要符合课程自身的基本规律.
2.符合大学生成长和成才的规律
严格按照社会对高校人才培养的要求，实施思想政治教育.对大学生的成长、成才特点进行研究，了解大学生的行为特点和发展趋势，安排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要符合大学生成长和成才的规律，从而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
3.符合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规律
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培养人才的要求进行研究，并结合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进行分析，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符合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规律.
三、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实现路径
1.思想认识科学化
根据党的十的报告可知，教育对一个民族的发展具有重大的作用，它不仅决定着人才的素质，同时也决定着国民整体的素质.高校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时，将其科学化是必然的趋势，在实现其科学化的同时，首先要从思想认识上进行科学化.
2.教育理念科学化
我国的教育始终要围绕“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这个问题展开，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也要以这个问题为出发点而展开.教育理念科学化是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灵魂.在教育理念科学化这一方面，要确立以人为本、育人无价和科学指导的教育理念.
3.制度设计科学化
制度设计科学化的目的是保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水平.制度是否完善，对目标任务的完成效果具有一定的影响.制度设计的科学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确保运行机制良性循坏.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社会、学校和家庭的共同协作，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运行机制在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确保运行机制的良性循环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制度设计科学化有积极作用.
第二，形成完善的保障体系.学校要结合高效人才培养的要求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特点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保障体系进行研究，加大财力和物力的支持，发挥各部门的职能，形成完善的保障体系.
第三，组织高校协调网络.组织高校协调网络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有以下几个方面：（1）坚持德育的原则，将读书与成才结合起来，并坚持以人为本（.2）加强理论教育与社会实践的结合（.3）教育与管理相融合.
4.内容和方法科学化
内容和方法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效果有很大影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法要与最新的实际情况相联系，促进其科学化是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四、结语
【关键词】传媒；话语；生产；控制
按照斯诺的观点，公众往往接受媒体所呈现的社会现实，因此当代文化实际上就成了传媒文化，而传媒文化可以说是通过传媒话语生产与控制而形成的。传媒话语生产与控制作为文化生产的一种重要形式，它与其他形式的话语如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宗教、科学、文学艺术等有密切关系，同时又具有不同于其他话语生产方式的特征。
一、关于话语
话语是目前文化与传媒研究中出现频率甚高的一个词。传统上，话语研究的主要领域是修辞学和诗学，主要研究演讲和文学艺术，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典范性研究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随着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的传播方式超越人际交流，话语概念及含义有了很大变化，其表现在，一是超越了对话语的工具性认知；二是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取向。新修辞学代表人物美国人肯尼斯·博克认为人是象征性地对环境做出反应，语言不仅导致行动而且建构我们的现实。这种话语观，使“新修辞学将视角从传统的政治生活投向一切以言语为主的象征流活动，推动了修辞学向现代传播学的演变，这一演变过程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相呼应。”这里所谓西方后现代思潮表现在包括上世纪中叶以来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美学、文学艺术等诸多文化领域。
在对话语的认识上，西方及其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以意识形态批评为中心)，索绪尔、罗兰·巴特的符号学(以语言、文本为中心)以及后现代各种文化理论形成汇流，使话语成为当代文化与传媒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话语理论为当代文化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后现代的视角。西方者葛兰西较早从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涉及话语及话语权的问题，他认为，“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前一形式表现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机器，后一种形式则体现为文化领导权或曰话语权。突破了基础——上层建筑二元结构的意识形态奠定了文化研究的基础。罗兰·巴特则认为在符号学的跨语言研究领域，其研究材料将时而是神话、叙事、报刊文章，时而是我们的文明产物，只要它们被言说出来，如新闻报道、说明书、采访谈话，甚至属于幻想类型的内心语言。后现代思想家福柯进一步指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的事物都不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葛兰西的“领导权”、福柯的“权力话语”、哈贝马斯的“合法化”、罗兰·巴特的“泛符号化”、鲍德里亚“仿像”等思想极大地丰富了话语理论，为研究媒介话语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传媒话语生产
波林·罗斯诺在《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一书中给“话语”下的定义是“所有被书写、被言说的东西，所有引起对话或交谈的东西。”RonScollon在《MediatedDiscourseAsSocioalinteraction》一书中谈到媒介话语术语使用的三个层面：一是指大众传媒话语即报纸、杂志、期刊、电视、电影话语；二是指以电脑为媒介的网络话语；三是指最为广泛意义上的公共和日常话语，其媒介如信件、笔记、备忘录，以及更多技术媒介如话筒、电话、电脑甚至英语、汉语，或说写和符号语言传播模式。本文将在第一层概念上讨论传媒话语。
传媒作用于受众的一切都是通过话语形式进行的，无论其文本形式是文字或图像，各种新闻、电影、电视剧、广告、脱口秀等话语方式组成了一个几乎无所不包的话语世界。其中存有两重话语关系，即传媒和现实的话语关系，体现为生产、共谋与替代；传媒与受众的话语关系，体现为消费或使用与满足。
1.传媒话语与文化生产
斯图亚特·霍尔指出信息传播应该通过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再生产这一“主导的复杂结构”来考察信息传播过程，其传播实践对象乃是以特殊方式组织起来并以符号载体的形式出现的各种意义和信息，它们像任何形式的传播或语言一样，在一种话语的语义链范围之内通过符码的运作而组织起来，其产品以“话语”形式流通。虽然他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电视话语生产，但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传媒话语生产的普遍意义。
约翰·费斯克提出的文化经济概念认为，文化经济的流通是意义和的传播而非货币的周转，“在这种文化经济中，原来的商品(无论是电视节目还是牛仔裤)变成了一个文本，一种具有潜在意义和的话语结构，这一话语结构形成了大众文化的重要资源。”
传媒营造了一个巨大的话语场(布尔迪厄所谓的“新闻场”，或话语生产平台，它容纳并呈现政治、经济、科学、宗教、道德、文学、艺术以及日常生活等各种话语形式，根据自己的意图与模式给予改造，通过转换、移植、膨化、过滤等方式对这些话语进行再组织。在这个话语生产场中，市场与商业需要构成了生产的巨大动力，消费主义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其运行机制则是由政治、经济及文化等规范结构所决定的。今天，世界上大多数传媒声称自己代表正义、公开、公正、传播真理。然而，这一陈述本身被看作是一套话语也许更为切实。传媒热衷于在一切领域发言并施加影响，只要它认为有这种必要。传媒话语生产建构了一个大众文化疆域，这一文化疆域突破或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国家、政治地理范畴以及社会范畴。汤林森指出，“大众媒介正以平稳而快速的步调扩张其技术能力，在西方社会当中，它们对于公私领域的生活、夹其渗透、报道及再现的能力，已经具备非凡的影响效果”，这里所说的能力就是话语生产能力。
2.话语和话语方式
话语和话语方式的关系实质上就是说什么和怎么说的问题。按后现代主义的文本中心论，“一切事物，包括一次生活经历，一场战争，一次革命，一次政党集会选举，人际关系，度假、理发、购车、谋职等等，都是一个文本，甚至演说也具文本地位(一个口头文本)。”因此，某种程度上传媒话语就是对各种文本的解读和阐释，其解读和阐释方式决定了话语方式。以“新式新闻”(theNewNews)的出现为例，作为一种新的新闻话语方式，它产生于1992年美国总统选举，从形式上看“是一个速配的混合物，它部分是好莱坞电影和电视电影，部分是流行音乐和流行艺术，它将流行文化和名人杂志混和起来，使小报式的电视节目、有线电视和家庭录像互相结合”，具有明显的后现代特征。当代传媒话语和话语方式表明：(1)传媒话语生产由现代性背景下的“生产性”转向后现代背景下的“消费性”，消费主义成为资本主义文化条件下的意识形态，支配着传媒话语生产；(2)传媒话语需要对其他非传媒话语形式进行再组织以符合大众传播的模式和意图；(3)传媒话语生产作为意义生产，隐含着复杂的社会关系，没有绝对的任意性；(4)媒体拥有话语生产的巨大资源与权力，公众通过顺从或抵制对话语生产的权力关系产生影响。根据约翰·费斯克的观点，大众可“权且利用”(makingdo)其话语形式，创造性的、有识别力地使用资本主义提供的资源，从而使大众文化成为自己的文化。
3.“话题”与话语开放
在消费主义支配下，传媒乐此不疲地寻找话题，把大众吸引到传媒营造的话语圈里。在电视可能是街头采访，或主持人组织的名人与普通人共同参与谈话节目；在报纸，则是大众被邀请在已设计好的话题下讨论，或者以热线笔录的形式，或者以笔谈等形式进行。这似乎是通过话题策划与公众参与促进话语民主。但是，把政治、司法、科学、文学、艺术等领域的专家人物(布尔迪厄把适应这种话语活动的人称为“fast-thinkers”)邀请入新闻场共同进行话语生产，这种方式更多出自商业目的而非民主目的，换言之就是为了促进公众的话语消费。由此产生的大批媒介人物既是媒介“产品”又是媒介话语的生产者，扮演着双重角色。
针对这一现象，布尔迪厄指出，一个文化生产者越自主，专业资本越雄厚，只投身于除了竞争对手就没有别的顾客的市场，那他就越倾向于抵抗；与之相反，越把自己的产品投向大生产的市场(如随笔作家记者、循规蹈矩的小说家等)就越倾向于与外部权力，如国家、教会，党派和今天的新闻业及电视等合作，屈从于它们的要求或指挥。⑿用他的话说，这些“电视‘快思手’，记者史学家，辞典编纂家或靠录音机对当代思想进行总结的人，都毫无顾忌地利用社会学——或他们理解的社会学——以在知识场四处出击，发动独特意义的‘’”，他们的目的不是生产而是再生产。布尔迪厄揭示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紧张关系，揭示了传媒话语生产的内部矛盾。
话题与话语开放表明：(1)话题与话语开放是传媒话语生产的重要形式，话题与话语开放极大地促进了话语生产；(2)话题与话语开放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促进话语消费，增加收视率或发行率；(3)话题与话语开放促进了传媒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与渗透，形成以消费主义为语境的话语狂欢。例如，“纳米技术”本是科学场的话语，但一经被传媒话语化后，就制造了令公众神往的幻象。在科学界宣称破解了人类基因密码后，传媒就又借此大做关于人类寿命极限的文章，推论说(或曰想象)人可以活到1200岁。大到世界政治、经济、战争、外交，小至日常生活的健康、时尚、消费等，传媒不停地设计、调整栏目，版面，不停地寻找、发掘话题。面对这一切，人们常常六神无主。比如关于“健康”，传媒给我们许多忠告，但很多是矛盾、混乱的，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永远关注这个话题。在这种话语世界中，大众接触到的是零散、矛盾的现实。
4.作为一种话语形式的“广告”
加拿大学者加汉姆认为，“应该首先将大众媒体视为实体，它具有两重性：一是通过媒介商品的生产与交换，直接发挥生产剩余经济的作用；二是通过广告，在其他商品生产部门中间接发挥创造剩余价值的作用”⒁。广告使消费主义无所不在，是传媒的又一重要的话语形式。(1)广告话语具有功能和文化意义，所谓功能是指其促进销售的作用，所谓意义是指它是通过态度、情感、心理等方式影响公众；(2)广告话语的文化意义使广告在空间和时间上得以迁延并影响着日常生活方式。(3)广告的功能往往在其话语意义的掩护与隐藏下完成。布尔迪厄指出，新闻场机制是按市场要求，通过记者对司法场、文学场、艺术场、科学场等各种文化生产领域施加影响。这决定了传媒话语可能的泛广告化语境。如电视开辟了“读书时间”，但这个“时间”很可能是由出版商控制的，仅由“排行榜”、“读者最喜欢”等话语就可明白，这个话语场可供出售。其真正目的很可能是广告而非知识。电视或报纸开设汽车、时装、保健、家居生活等栏目、版面，充满诱惑的图像和说服性文本使生活审美化，其真实目的则是消费，新闻、广告、艺术、文化等混合在一起，我们很难通过话语形式把它们分别开，惟一的区别就是看这些文本或图像的刊载、播出是否收费。尽管一般来说，有关法律如广告法，试图限制新闻性话语与广告性话语的混合，但操作上却较困难。广告主也乐意利用记者的权威或新闻性话语的信任，当你阅读了一段很有吸引力的文章，它充满了对于健康的关怀和严肃的科学理论，但最后进入你眼帘的却是药品推销商、医院或健身器材销售商的地址。不管公众是否乐意，他们只得接受这种话语和话语方式，抵制与反抗是十分困难的。传媒自身也需要这种广告性话语形式，比如，它定期向公众收视率、“发行量”等信息，或评选观众、读者最喜欢的节目与栏目，或公布读者来信，表扬或者批评等，是推销自己。国内一家报纸就曾以“一个城市和城市的思想”为自己作广告，声称自己是“深受管理层和收入较高层读者喜爱的报纸”来推销自己。
三、传媒话语生产的控制
在媒介社会，似乎传媒具有空前的话语生产的权力和自主性，但实际上，传媒话语生产中的主体仅具有非完全的自主性。福柯的话语理论认为，话语是受内在控制、外在控制以及主体控制的，其理论也适用于对传媒话语生产的认识。传媒话语生产具有明显的外在控制特征，它也通过“排除原则”中的“禁止”、“区别和拒斥”以及真与假的对立而体现出来，暗合了所谓说什么、怎样说、为什么说。比如极权社会中的政治、保守文化中的性等话语都有严格的禁忌范围，传媒可以用“新闻价值”等标准对话语进行“区别和拒斥”，无新闻价值的话题往往被排出在传媒之外，至于“求真意志”，本是人类文化史或文明史创造的一种信念标准，在传媒话语生产中，这个标准可以理解为“真实”、“事实”，其中自然也包含“追求真理”的含义。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或前现代的革命家都十分重视传媒，很多人亲身投入传媒话语生产工作，以此作为启发民智、宣传革命或改良社会的重要手段。
传媒话语与具有严格学科性话语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生产出来，后者是建构出现的(比如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话语)。另一个区别在于传媒话语对所有人开放，任何人都可以对各类报道或节目发表自己的看法。而学科性话语只对部分人开放。
传媒话语生产的外部控制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因素：美国是所谓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十分强调言论自由，但这种言论自由包括传媒的话语生产自由，也得受“明显而即刻危险”的法律原则限制。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有关于言论自由包括传媒话语生产自由的法律和规范。
2.政治因素：政治因素对传媒话语的生产与操纵是明显甚至直接的，因为传媒本身在现代社会里就是一种政治力量(有些独立，有些不独立)。在西方国家，传媒号称三权之外的“第四权力”。各种政治力量都力求通过传媒话语来显示自己的存在并施加影响。因此，我们看到，政治人物成为传媒的常客，他们频频在电视上亮相并发表演讲，以求获得公众的好感和支持。传媒的某些“提法”也往往受到政府的密切关注甚至控制。
3.社会因素：存在于一定社会中的各类组织，包括宗教组织、工会组织、女权组织、少数族裔组织以及其他大量的民间社团都试图利用各种方式对传媒话语生产施加影响，有的甚至通过自己主办杂志、电台、报纸、电视台等来维护自己的话语权。
4.文化因素：文化因素是话语控制的一个复杂因素，它包括宗教观念，道德、伦理、审美、及风俗习惯等。譬如在前阿富汗，拒绝电视机、收录机等传播工具，声称《古兰经》是他们惟一的法律，宗教话语占有绝对地位和控制权。道德因素则主要通过公众的态度、情感及舆论起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传媒在传播文化的同时又对地方文化和边缘文化进行消解，反应出传媒话语生产的文化矛盾。因此，通过传媒话语场可以发现，各种话语或文化形式间进行着影响、渗透、控制与反控制，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传媒话语生产的危机。
5.专业因素：这里所谓专业因素，是指传媒用自己的一套话语生产标准来进行话语控制，比如新闻传播观念、价值理念等，当然也包括传媒话语吸引力、冲击力等这类打动读者观众的策略要求。一个高水平的学科话语建构者，不一定适合传媒话语的生产，凡不符合专业或职业标准的传媒话语生产者，都要通过实践训练来达到要求。
结语
中国自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来，传媒话语逐渐摆脱了泛政治化倾向。在强调政治和意识形态原则的同时，随着经济的市场化，传媒话语也反映了“消费性”特征。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和传媒新技术的发展导致世界文化交流进一步扩大和加强，中国的传媒话语生产在各领域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全球化倾向，话语交流(尽管不平衡)的频度进一步增加。受西方社会影响的大众文化的迅速发展，也导致了一定程度的话语生产的不平衡，有关大众文化的报道或话语形式受消费主义影响，出现了过度膨胀的态势。另一方面，发展主义的思想，仍然是传媒话语生产的主流，GDP、人均收入，城市、地区建设以及各类有关数据不断见之传媒，对发达、富裕，民主、理性社会的向往，使传媒话语生产成为现代观念的镜像。在国内地区及城市发展竞争中，也出现了通过对媒介事件的控制，如争取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重大活动的主办权等，力图赢得话语强势的现象，诸如“全国第一”、“西部最大”、“制高点”“最先进”等话语成为传媒热点，由此产生的传媒话语竞争甚至成为地区矛盾的微妙因素之一。总之，从话语生产角度审视传媒话语或新闻场，把握传媒话语的生产与控制的特征及规律，具有一定启发意义，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传媒文化的研究。
参考文献：
⑴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传媒与都市艺术》，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⑵常昌富：《二十世纪修辞学概述》，《当代西方话语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
⑶葛兰西：《狱中杂记》，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6页。
【关键词】 管理与文化 方法论 科学主义 人本精神
管理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随着人们对文化在管理中重要性的认知而越来越受到重视，学界也形成了许多有益的讨论，如彭贺（2007）、刘文瑞（2007）、杨桂森（1999）、王联英（2011）、刘诚（2005）等。然而，在已有的讨论中，虽然在管理学理论发展趋向上都注意到了对“人”的关注越来越突出，但笔者看来，都未能真正明了为什么管理中文化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人”为什么会成为关注的核心，在管理中“文化”与“人”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本文将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角度，审视管理学的理论发展及其与文化和科学的关系，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管理与文化、与“人”自身的认知发展之间的关系，并对当前我国的管理理念提出针对性的思考。
1 管理学主要理论发展史
首先需要对管理学的主要理论进行一定程度的梳理，让我们了解管理学是如何发展的。
管理，作为对事物梳理的一种意愿与行动，是意识上的主观介入，因而在人类社会初期就存在。但发展到自觉的程度，并给予理性的总结和积极运用到商业企业发展中去，则是近代才有的事。这主要是因为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极大发展与繁荣，使得原有的对资源管理方式跟不上时代的要求。新的、更有效率的管理理论的出现势在必然。
第一个出现的管理学理论是以泰勒、法约尔等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理论”，又称之为古典管理学理论。代表作有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法约尔的《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韦伯有关科层制的管理理念。这一流派第一次以“科学”的名义总结了人类管理的经验，以效率为追寻的根本目标，旨在解决原有经验管理模式的效率问题。在这一理论看来，人类社会的主要链接纽带是经济利益，而非强权、宗教、伦理，而管理就在于将人类以最为有效的方式组织起来，达到最大的经济效益。这又被称为“经济人”的人性观。而所谓“最有效的方式”，则依据于“科学”原则，以精确地分工为基础，人如同机械里运转的一个个部件，共同组织在一条“生产线”上，人类的感情因素尽可能地剔除出去，从而保证运转的高效率。这种模式的管理又称之为“理想型”（ideal type），马克斯·韦伯的“价值无涉”（value-free）理念是其理论前提。但这种理想状态实践中是达不到的。于是，其他理论相继发展起来。
第二个比较重要的管理学理论流派是行为科学学派。这一学派在肯定了人类有追求经济利益的需求的同时，也肯定了人类在政治、人际关系等方面的需求。这个学派的理论基础，则是梅奥在20世纪20年代就创立的“社会人”假说，即人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属于某一社会性的集体。这个学派的代表性理论有麻省理工学院的麦格雷戈教授的“X—Y理论”、以及对其修正的美国洛尔斯和莫尔斯的“超Y理论”、和影响最大的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等。其中，“X—Y理论”是简单地将人性二分法，将人性中懒惰、愚蠢、不诚实、不爱承担责任、缺乏远大抱负、仅把自身安全放在第一位的，列为X理论作用的范畴，对这种人性，在管理中就需要通过金钱引诱和行政强制来达到目的。而Y理论所作用的范畴，则是人性中比较正面和积极的方面，相应的，对其管理就不是强迫命令，而是激励其献身精神与创造才能。而这样的简单二分法，无疑也是不符合现实的。所以“超Y理论”就指出人性随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对其管理应该是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
而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不再考察人性本身，而是跳出来考察人类需求的层次，由生存，到安全，到社会性，到自尊，到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五种需要总体上不能跳跃，但两级之间，并非是前一个需求完全满足之后才可以有下一个层级的需求。但这种分级解说的思想，似乎为组织中每一个成员的需求建立了一个指标量度，管理就根据这个量度来分别的、有针对性的进行。
然而，以上管理模式中，一个最大的问题，仍然是将人作为被“管”的对象，是天然的“下属”，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所以，另一个重要的学派开始出现。其中，西蒙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决策人”理论是一个代表。他认为，管理就是决策。管理活动的全部过程都是决策的过程，执行层与高层管理人员一样，有某种程度的决策权。这样，几乎每一个组织机构里的成员都参与到了管理和决策的过程中来，这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调动是前几个理论不能相比的。
在进入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更多的理论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冒了出来，但基本上是就具体的管理过程进行总结与发展，并对管理理论的研究进入到分类领域阶段，即将管理分成：管理方式领域，组织理论领域，经营管理理论领域。这种分类趋势表明，大一统的对管理理论的总结时代已经结束，管理需要进入到具体的环境。
2 管理学主要理论与方法论发展的契合
以上的简单梳理让我们明白，管理学的发展遵循了这样一些路径：从笼统走向具体，从机械走向人本，从科学走向人文，从精确走向了模糊。这些整体性特征，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发展是契合的。
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出现与发展，与文艺复兴后的知识大爆炸分不开。极具丰富的知识让当时的学者们也在苦思如何对知识进行分类“管理”。这种管理，亚里士多德可谓开创了先河。但对于急剧变化的时代来说，2000年前的知识分类体系已经不能囊括新的认知。于是许多新兴的学科开始出现，如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而对这些学科的综合归类也逐渐出现，即，在传统的自然科学之外，慢慢衍生出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这样的范畴。如果说，人文科学所关注的是与自然科学并无多少关联的知识，那么，社会科学则是与自然科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从社会科学中公认的第一个方法论的出现就早已开始。
社会科学第一个方法论是实证主义，它由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学科的鼻祖A. 孔德所创立。其核心思想是“实验实证”，是要按照物理、化学这样的经典自然科学学科对社会科学知识进行分类、整理的一种原则。在实证主义看来，只有自然科学那样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一切形而上学的东西都应该抛弃；社会科学里的知识需要向这个方向靠拢。以牛顿经典力学为标准的自然科学所表现出的精确性，让当时的人们相信科学才是最好的知识，从而才出现对于科学的狂热态度。因而，按照这一原则所设立的学科、所进行的管理也应当是最佳的，这才有20世纪初科学管理理论的创立。可以说，后者的发展是前者思想的一脉相承。其中，被认为科学管理理论的创始人之一的马克斯·韦伯，更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家。这一派总体上可以称之为“科学派”，或更准确地说，叫做“自然科学派”。
但这一方法论的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即，它抹去了具有主观意识能动性的“人”的存在，忽视了人自身在对事物的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尤其是对人的非理、潜意识活动等没有明确地认识。因而在方法论上体现了机械性、简单化、或还原论的特征。
但这一派别的影响始终存在，后来所发展出来的多种社会科学理论都能找得其中的痕迹。
而“决策人”以及九十年代后陆续发展出来的各种理论流派，则无疑遵循了另一个发展的方向，即，“科学”式的管理理论让位于“人”的管理理论。这一发展取向，是一个明显地向最新社会科学方法论靠近的行为。
如果说实证主义方法论是一个极端的话，那么，与之对称的另一个极端则是现象学方法论。按照其创立者胡塞尔的说法，“现象学是对‘生活世界’探索的科学；而生活世界的本质并不是由所谓的‘事实（fact）’所构成，而是由生活于社会现实中人的意向性意识（intentionality）所决定”（沃野，1997）。这一方法论认为，首先，“所谓纯客观的、无人类意识印记的现实是不存在的”；其次，“不同的认知主体对同一个认知课题就必然因由于认知经验不同而影响着认知主体的意向性不同。不仅如此，即使是同一个认知主体，由于认知的时间和场合的不同也可能最终地带来认知结果的不同”，最后，“如果现象的本质来自人类的意识意向性，那么，过去对现实的一切问题包括任何形而上的哲学前提性假设和经验性的内容都可能有误，都可能干扰人们对现象本质的真正把握”（同上）。由于否定了纯“客观”的存在，因而现象学与实证主义形成了方法论的两极。
如此，按照这个连续谱，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管理学理论的发展，其实一直是沿着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派逐渐滑动的，从纯粹客观的、缺少甚至是忽略“人”存在的科学学派，逐渐过渡到包含“人”的因素，最后几乎完全倚重于对人的主观意向性的分析和控制。换句话说，管理学的理论发展，暗合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发展。
在这种发展趋势下，无疑，人类的文化因素在管理中的地位自然会逐渐凸显。毕竟，人类知识中的许多主观的内容是通过文化——尤其是是精神性文化——来表达的。因此，所谓“管理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是随着文化内容的更多介入而逐渐变化的。而其实质，则是人类认知的不断发展。正因此，刘文瑞先生（2007）所感叹的管理与文化关系的两大偏差——在管理实践中，把文化本身当作管理；在管理学理论中，把带有文化色彩的管理经验当作普适性的管理原理——实际上是未能准确把握这二者之间变动发展关系的结果。而彭贺（2007）强调管理中的“地方性知识”，进行具体的分析和运用，则正是文化因子进一步渗透到管理实践中的要求——许多时候，文化是非常个体化的（individual），是具有针对性的，而非让所有人都能认同和共享的，与科学不同。
3 对中国式管理的启示
管理与文化的方法论实质对我国当前的管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我国这几十年逐步发展起来的所谓“中国式管理”，其实就是基于对文化的认知而做出的管理经验总结。因为没有正确认知到管理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所以之前的对管理反思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偏差，或者说，都流于理论而在指导实践上有所不足。在笔者看来，清楚地认识到管理与文化关系的方法论意义后，我们起码在以下两个方面可以作出有益的反思。
首先，中国式管理尤其需要加强“科学管理”的内容。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科学—人文”连续谱中，中国的文化更偏重于“人文”的内容，而非“科学”的内容。这导致在运用中国文化进行管理中，人治内容有余而规范性不足。在管理实践中，过多地依赖于所谓传统文化，非常容易由于管理关系的不清而导致效率的低下。规范性的欠缺是中国文化的先天性不足。若要平衡这种不足，就需要将科学性的、规范性的内容加入到其中去。正因此，西方企业如麦当劳、肯德基在进入中国前的忐忑不安，在经过对中国员工的培训后消除了。规范性内容的加入，使得它们企业的员工可以有极高的素质来进行服务，从而区别开许多当地的同类企业。
其次，中国式管理需要具有个体精神（individual spirit）的员工。在管理理论的发展中，虽然表面看起来是主观内容的逐步加强，但其内在的因素或者前提，则是建立在每一个个体都逐步成长为在精神上较为独立的个体基础上。凡是精神上没有真正成长起来的员工，都并不真正具有“主观参与”的能力，西蒙的所谓“决策人”的理念也就很难实现。而在个体精神基础上形成的“团队”精神才能更好地体现团队的合作性，避免出现木桶理论中的短板，从而影响整体的发挥。之所以要在中国式管理别加强这方面的要求，是因为中国传统的文化是重集体轻个人的。个人的诉求往往被泯灭在集体的意志中，从而难以真正成长起来。这也导致管理中较高层面的“自组织”难以实现。
总之，管理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体现了方法论发展的要求，而这种要求对于建立中国式管理具有明显的理论指导意义，值得更多地、更深刻地探索。
参考文献：
[1]刘诚.管理与文化互动的历史考察.西华大学学报，2005年12月增刊.
[2]刘文瑞.管理与文化的关系探讨.管理学报，2007年第1期.
[3]彭贺.从管理与文化的关系看中国式管理.管理学报，2007年第3期.
[4]王联英.文化与管理的关系探析.经营管理，2011年第八期.
[5]沃野.论实证主义及其方法论的变化和发展.学术研究，1998年第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