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26 20:25:45
导语：在货币一体化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论文摘要 亚洲特别是东亚经济的飞速发展使亚洲出现了经济和货币一体化的趋势，亚洲金融危机加快了亚洲货币合作的步伐。亚洲实行货币合作存在充分的可行性，但从目前来看，实行区域货币合作的困难重重。展望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前景，如果亚洲各国能相互信任，互助合作，亚洲经济能够相对平稳发展，亚洲区域货币整合仍有巨大的空间。
现在，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是经济全球化，同时，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背景下，又出现了区域汇率协调安排和货币区域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obert Mundell在2000年就曾预言在未来十年内将会出现三大货币区，即欧元区，美元区和亚洲货币合作区。目前欧元区和美元区正发展得如火如荼。亚洲货币合作，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也开始启动。亚洲货币合作的直接动因是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7月发生的货币危机起始于泰国，在很短的时间内扩散到东亚其他国家，最终发展成为地区性的严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一极，亚洲各国有必要加强本地区内的金融协调与合作，亚洲区域货币面临着重新整合的必要和趋势。以下从国际货币合作的目的开始，到货币合作的形式以及成本收益分析去论述国际货币合作，之后结合亚洲发展现状分析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前景，最后指出亚洲区域货币合作必须加强亚洲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一、国际货币合作的目的
开放经济中所有的宏观经济原理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讨论都涉及到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问题。各国要实现国内充分就业，维持经济增长和低通货膨胀以及国际收支平衡这样一个内外均衡的宏观经济，必须协调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此外，还要使本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外国的经济政策相协调。汇率政策是国际经济协调的核心之一。国际货币合作的第一个目的就是稳定汇率。稳定汇率的目的就是能够保持与主要的贸易伙伴国之间的固定汇率，减少国际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其目的是为了促进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稳定发展，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世界范围内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第二个目的是政策自主。政策自主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拥有自主地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利，为了能够比较自由地选择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各种组合，为更好的管理国内经济提供更多的政策选择。第三个目的是防止投机。防止投机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方便地控制投机性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以防止这种资本流动可能带来的不稳定的经济冲击。
二、国际货币合作形式及成本收益
(一)国际货币合作形式
为了解决以上三者间的问题，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实行国际货币合作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就像麦金农和蒙代尔所建议的那样建立最佳货币区，或者象欧盟那样建立单一的货币联盟或单一货币区。下面就国际货币合作程度的差别，简述货币合作的形式。
1.汇率联盟。汇率联盟要求各个成员国相互之间实行不可改变的，纯粹的固定汇率，而且不允许做出任何边际调整。这样的国际货币合作显然要求各个成员国对短期资本国际流动进行控制。否则，短期资本流动会使固定汇率难以维持。
2.货币一体化。货币一体化也叫最优货币区，它包括的内容有:成员国之间相会实行固定汇率，而且不能作边际调整;成员国实行货币一体化，即没有外汇管制，成员国的货币可以自由兑换;金融市场一体化，即资本可以在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成员国具有共同的货币政策。
3.货币单一化。这种货币合作形式有三个要素组成:统一货币，统一储备，统一央行。成员国没有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自主权，汇率水平以及储备数量由统一的央行来决定。成员国和非成员国的外汇支付与平衡也由共同的央行来处理;每个成员国的金融当局只能拥有少量的外汇储备用于日常的周转支付。
这些合作形式不能保证成员国同时获得汇率稳定，自主政策和控制的资本流动这三个目的，充其量只能获得其中的两个。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国家还热衷于进行国际货币合作呢?这个问题只能从国际货币合作的成本和收益分析中得到答案。货币合作不是最优的政策选择，但确实次优的政策选择。
(二)国际货币合作成本
国际货币合作的成本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参与国际货币合作的成员国将因此失去汇率调整这个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因为参与货币合作要稳定汇率，所以成员国失去调整和选择汇率的权利，参与货币合作的结果将合作前的汇率冲击转化成合作后的贸易冲击。
2.参与国际货币合作的成员国将因此失去货币政策自主这个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成员国不能自主控制货币政策，那就必须面对下列困境之一:要么是承受高于其他国家的通货膨胀，要么承受高于其他国家的失业率。
(三)国际货币合作收益
国际货币合作的收益主要来自四个方面:
1.可以降低国际贸易的汇率风险。对于国际贸易商来说，不稳定的汇率是它面临的风险之一。通过货币合作可以形成相对固定的汇率，那么汇率变动的不确定性就大大降低，就可以促进各国贸易的增加和国民收入的增长。
2.可以减少贸易商货币兑换的成本和投资商资本流动的费用。如果没有国际货币合作，各国货币就难以自由兑换，那么贸易商货币对方成本和投资商资本流动的费用就大大增加。通过货币合作可以降低这种交易费用，刺激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发展，带动各国经济增长。
3.可以减少国际货币投机的冲击。一方面成员国之间汇率和货币收益因为货币合作而趋向于拉平，货币差价缩少，减少投机利润;另一方面因为一体化之后货币的绝对规模扩大，国际投机者没有那么大的经济实力冲击一体化的货币体系
4.可以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规模经济效益。由于货币合作而导致的货币一体化的结果将稳定汇率和减少国际货币兑换成本，推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发展，由此产生的产业结构优化和规模经济效应将大于自由贸易协定或直接跨国投资而产生的效应。也就是说货币合作将进一步放大自由贸易协定或跨国直接投资产生的结构优化和规模经济效应。
三、亚洲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和货币合作的可行性
从最优货币区理论来看，具有下列特征的国家适合组成货币合作区:经济开放程度较高，劳动力和资本流动性较强，工资价格具有充分的弹性，货币政策目标相似等等。
(一)对外经济开放度。伴随经济一体化的投融资活动的一体化，因此，衡量一国对外开放程度不应仅仅以对外贸易占GDP比重来衡量，还应该考虑综合开放程度，以体现一国贸易，投资，金融三方面与世界经济融和的程度。东亚地区的综合开放度比较高，但国别差异较大，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是地区性的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对外开放度很高;而中国，日本，韩国综合开放度较低。因此迫切需要稳定汇率，进行货币合作。
(二)工资价格刚性。亚洲地区的工资和价格具有较大的弹性。这是因为亚洲是具有较高增长速度的发展中地区，一些国家的工业化刚刚完成，而另一些地区则正处于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化过程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批量转移，这种转移在满足工业化过程对劳动力的巨大的需求的同时，也保证了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弹性。另外，亚洲国家工会力量与欧美国家相比较弱，谈判能力低，失业保障也不健全，导致工资刚性不强。
(三)要素市场的灵活性。要素市场越灵活，资本及劳动力的流动性越高，成员国财政转移的程度越大，这些国家越有可能组成最优货币区。亚洲各国和地区目前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很多，包括语言障碍，法律障碍，文化障碍等，这都使亚洲各国的劳动力流动程度很低。其次，亚洲各国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亚洲区域大国——中国，韩国，日本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金融抑制，资本流动存在一定的障碍，致使整个亚洲区域的资本流动性不高。
(四)政策目标的相似性。政策目标相似性越高，在对付经济冲击时货币合作各方的政策协调越容易，货币合作越容易成功。衡量各国政策目标是否一致的一个重要指标是通货膨胀率。亚洲各国的通货膨胀率差异很大，为建立货币合作区的政策协调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目前，亚洲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有所提高，但是整个区域内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存在差异，货币合作便经常在两国或三国之间进行，以两国或几国签订协议的形式存在，具有双边性。此外，亚洲各国还没有涉及汇率稳定的严格的框架协议，只是进行汇率稳定的尝试性合作，如建立双边或多边的政府货币互换协议，紧急时刻货币援助协议，共同干预市场汇率的行动等等。
四、亚洲区域货币合作要求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金融全球化背景下，货币合作的形式主要有汇率联盟、货币一体化、货币单一化三种形式。亚洲的最优选择应该是第二种演进路径。货币一体化要求:成员国之间相会实行固定汇率，而且不能作边际调整;成员国实行货币一体化，即没有外汇管制，成员国的货币可以自由兑换;金融市场一体化，即资本可以在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成员国具有共同的货币政策。与欧洲相比，亚洲货币合作的困难可能主要来自政治方面，长期以来，东亚各国和地区一直存在分歧，如领土纠纷，文化传统，宗教信仰，价值观差异等，因此他们更多的是对方为竞争对手而不是潜在合作伙伴。其次，货币合作要求各国要让度一部分经济政策的自主权，实行共同的货币政策，这就要求亚洲各国必须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就要做到:第一，协调各国的货币政策，实行相近的通货配置率和失业率;要实现区域货币合作，就要实行共同的货币政策，亚洲国家和地区要显示出愿意放弃货币自主权以换取货币合作成功的决心。第二，加强亚洲各国的政治文化交流与合作;交流各自对经济形势的看法;交流说实行政策对经济形势影响的看法;只有这样，成员国相互间才能增进了解，才有可能最大限度的协调宏观经济政策，从而为亚洲区域货币合作迈出坚实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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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最优货币区；货币一体化；CC―LL 模型
中图分类号：F1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6)03―0053―04
在全球经济的区域化和一体化的背景下，全球 金融一体化进程中出现了货币区域化的趋势，欧盟 区内欧元的成功启动是这种趋势的具体表现。欧元 可以况是人类一个巨大的实验，而最优货币区理论 无疑是这一实验的理论起点。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发展
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于2u世纪50年代，是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出现的 新现象。所谓经济一体化，按照美国经济学家贝拉 ・巴拉萨(Bela Balassa)1961年所作的描述：“一体 化既作为一种过程，又是一种状态。就过程而言，它 包括旨在消除各国经济单位之间的差别待遇的种种 举措；就状态而言，则表现为各国间各种形式的差别 待遇的消失。”约翰・平德(JohnPinder)认为，“一体 化是达到一种联盟状态的过程”，不仅要取消差别， 而且要形成和运用协调的共同政策以实现除取消差 别以外的经济和福利目标。林德特(PeterLindert) 在其《国际经济学》一书中指出，一体化“可以是指宏 观经济政策的一体化和生产要素的自由移动以及成 员国之间的自由贸易”。从以上论述不难看出，经济 一体化不是一种静止的状态，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区域经济一体化则一般指一些地缘相连，社会经济 与政治制度相近，经济发展水平大体相当的国家或 地区，为了谋求本地区的共同利益，在让渡一部分国 家的条件下，按--定协议规章组建的国际调节 组织和实体，这类组织是经济生活国际化和各国之 间经济联系与依赖程度不断加深的产物，
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随着一体化程度的加深， 一体化可以采取由低至高的不同形式和阶段。人们 普遍赞同巴拉萨提出的经济一体化的5种形式：(1) 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区指成员国之间相互取消关 税和数量限制，同时仍然保留各自对非成员国的贸 易壁垒；(2)关税同盟。关税同盟指除了取消抑制地 区内部的贸易壁垒之外，成员国还实行对非成员国 的共同关税壁垒；(3)共同市场。共同市场指成员国 之间实行商品自由贸易，同时允许资本，劳动力等生 产要素自由流动，对非成员国有关的生产要素流动 则实行统一的管制或限制；(4)经济联盟，经济联盟 指在实行商品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同时，对包括 货币、财政在内的各种经济政策通过共同的权力机 构进行统一、协调；(5)完全的经济一体化。完全的 经济一体化指各成员国经济统一为单一的经济实 体，实行共同的经济政策，建立拥有强大经济权力的 超国家权力机构。
在全球各区域经济一体化当中，欧洲的经济一 体化一直遥遥领先。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所取得的 成就，可以说是20世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高成 就，也为其他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比较完 整的经验。欧洲经济一体化所走过的道路虽然并非 以自由贸易区为起点，但它基本经历了巴拉萨所描 述的经济一体化的五种形式，并且证实了它们确实 是由初级向高级发展的经济一体化的五个阶段。值 得注意的是，在巴拉萨提出的经济一体化的五种形 式中，只提及了“经济联盟”，而并未提及“经济与货 币联盟”。实际上货币一体化是伴随着经济一体化 的进程而演进的，虽然货币一体化没有列为相对独 立的、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诸种形式或阶段，但它是 通向完全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条件，是向政治一体化、 乃至完全经济一体化迈进的重要步骤。
二、最优货币区理论
最优货币区理论(OptimumCurrencyAreas即 OCA)是20世纪60年代，在经济学界进行的对固定 汇率和浮动汇率制度孰优的争论中，由美国经济学 家蒙代尔教授(Robert・A・Mundell)于1961年在 他的论文《最优货币区理论》中首先提出来的。蒙代 尔在该文中对最适度货币的概念、标准及特征作了 比较详细的论述。最优货币区理论研究了某一区域 内一组国家在具备一定条件的基础上，可以组成货 币区，在经济趋同的基础上实行单一货币，这一学说 为实行区域货币一体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蒙代尔认为，在价格，工资呈刚性的前提下，是 否能组成最优货币区主要取决于相关地区的要素流 动程度。如果要素在国内能够高度流动而国际问的 流动程度很低，基于国家货币的浮动汇率体系就会 有效地运转；如果要素流动的区域不与国界重叠，而 是跨边界在区域内自由流动时，会发生对真实经济 中阻碍因素的调整，无需区域内各成员国之间大幅 度的、破坏性的物价和收入的变动，从而有利于抵抗 外部冲击，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而日：生产要素(资 本和劳动力)若能自由流动，就可以实现资本和劳动 力从盈余国向赤字国的转移，促使区域内各地区经 济结构及时调整，经济周期趋于同步，这样可以促进 区域内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内部经济均衡，促使区域 内各成员国向一体化趋势发展。同时，蒙代尔教授 提醒我们注意，“从地理和产业两个方面来说。区域 内的要素流动性最好被看作是相对概念而不是绝对 概念，他很可能因为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动而随时改 变”。如果区域内每个国家都设置贸易壁垒，就不能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要素完全流动。因此，发展区域 经济一体化反过来又是促成区域内形成最优货币区 的基础。
三、建立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麦金农在1963年提出将经济开放度(即一国生 产或消费中贸易商品对非贸易商品之比)作为建立 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他认为，对于一个开放的经济 区域而言，浮动汇率对校正国际收支失衡的效能不 高。由于开放经济非贸易品部门规模不大，缺少“货 币幻觉”，进口需求弹性不高等因素的影响，汇率的 变动几乎会被价格变动所抵消。所以，在一些相互 贸易关系密切的经济开放区，应纵成一个共同货币 区?在区内实行固定汇率，以达到价格稳定；运用支 出变动政策来实现外部平衡，从而有利于实现内外 部经济均衡价格的稳定。同时，他还指出相对于大 的开放经济区域而言，固定汇率制更适合于小国开 放型经济体，而在一些大帚进口消费品且需求弹性 较低的国家，汇率变动必须非常大才足以弥补失衡， 因此这种区域单独成为一个货币区是非理性的。
经济的一体化趋势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 一个重要特征，而金融一体化则是经济一体化发展 的必然结果。英格拉姆提出与长期资本自由流动相 联系的金融一体化才应是衡量货币区是否最优的标 准，当金融市场高度一体化时，一国就可以借助资本 的自由流动来恢复由于国际收支失衡所导致的利率 的任何不利变化，从而降低了通过汇率波动来改变 区域内贸易条件的需要，因此就适宜实行固定汇率 制：如果地区间国际收支赤字是山暂时、可逆的扰 动引起的，资本流动就可以成为使实际调整较小或 不必要的缓冲器。若赤字是由长期、不可逆的扰动 造成的，资本流动虽不能无限期地支撑赤字，但它可 使实际调整分散到一个较长的时期。通过价格和工 资浮动及内部生产要素的流动，能减少调整引致的 失业代价，而且，金融交易也加强厂利用不同渠道， 即财富效应的长期调整过程。这样，在金融市场高 度一体化的情形下，国际收支失衡导致的利率微小 变动，就会引起足够的资本流动来恢复均衡．从而降 低了通过汇率的波动以改变地区间(即区域内)贸 易条件的需要，至少短期内如此。考虑到汇率流动 及由此带来的种种令人头痛的风险，在金融市场一 体化的区域内，实施固定汇率更好。
基于对宏观层面条件趋同必要性的理解和对现 实中宏观结构差异的认识，英格拉姆等人先后提出 了达成最佳通货区的政策一体化条件，为使货币区 能够正常运行，各成员国必须对其货币、财政以及其 它经济乃至社会政策进行协调，寻求一致。为此，各 成员国必须对其实行部分让渡，核心是货币政 策的协调和让渡。弗莱明还倡议建立一个超国家的 中央银行，认为只有中央银行才能刺激短期利率的 趋同。同时他们还提出了一些具他标准，诸如经济 结构的相似性，财政一体化以及政治因素等。
20世纪80年代中期，欧洲经济一体化经过近 20年的停滞后开始复兴；新增长理论、博弈论等诸多 理论的新发展为这方面研究提供了理论与方法上的 支撑，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践既构成了其研究丛础， 又成为其研究动力、在传统的政治制度中，强调的 是权力辖区的相互排斥，反映在货币关系上就是“一 个国家、一种货币”的货币观。在”世纪以来 的相当长时期中，国家作为调节市场的核心主体地 位得以确认，相应地，国家在货币创造、货币供应、货 币信誉等货币制度方面享有高度统治权，以国家疆 界作为市场空间也就顺理成章。但当市场融合对国 家疆界的超越形成一种趋势时，以一个国家货币制 度或以各个国家简单总和而成的国际货币制度安 排，便难以满足市场对货币服务的要求，相反倒有可 能成为障碍因素。尤其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涉及 到货币层面的时候，市场驱动的货币竞争极大地改 变了货币关系的空间组成；显著地侵蚀了国家的货 币垄断权力。世界需要根据货币运行的功能性分 析。按每个货币的有效使用和影响力辐射的完整范 围而不是政治疆界，来重新构筑货币层面市场一制 度关系的新框架，这便产生了“一个市场、一种货币” 的新思想、新理念。1992年；埃默生和格罗斯提出了 “一个市场、一种货币”的新思想。他们认为，货币选 择根本上应由市场状况?尤其是市场需求来决定，具 体的货币空间由实际的货币交易网络来划分，每个 货币的空间就是其功能性权威的影响范围，即完整 市场在货币层面的响应――“货币圈”。显然，这里 强调的是空间的功能性意义而不是空间的物理意 义。此时，货币作为一种交换工具和价值工具，开始 真正服务于市场，无论这个市场有多大，涉及多少个 国家，只要是一个统一的大市场，那么单一货币就是 最佳选择。爱默生和格罗斯的贡献在于为国家问的 货币融合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以往，货币总是被 贴上国家的标签，货币统一成为国家统一的关 键性标志，从而国家都不愿意放弃对本国货币 的控制权。在爱默生等人“一个市场、一种货币”思 想号召下，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货币从根本上是 服务于市场的，国际经济交往的深化需要某种形式 的货币融合。当一个国家无法更好地发挥货币职能 与作用的时候。如果货币权的让渡有利于经济的发 展和人民福利的提高，那么就应该将货币权上交给 更高层次的超国家机构。
四、GG―LL模型
传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对共同货币理论与实践 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随着经济全球化 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以及世界经济形势和格 局的巨大变化，其历史的局限性和不成熟性也逐渐 暴露出来。对货币一体化的重新评价从多角度、以 多重标准来考察最优货币区问题，必须采取比传统 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更加广泛的方法；这种方法强调 着眼于对货币一体化可预见的成本和收益范围的把 握，然后根据所涉及的各个目标间轻重缓急的权衡， 并保证区域内各成员国及作为整体的集团听有目标 的达成，从而试图估算这些成本和收益的比例及其 重要性。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欧元和拉丁美洲美元化 进程的加快，国际货币体系眼看就要分成几个大的 货币区，每个国家都面临着是否参与区域经济和区 域货币一体化的现实选择，于是关于一个区域内各 经济体如何选择是否参加货币区的理论便应运而 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克鲁格曼以欧盟和芬兰为例， 分析了芬兰加人欧盟的成本一收益曲线，得出了著 名的GG―LL模型，如图1。克鲁格曼认为，―体化 体系内成员国加入货币区的收益大小取决于该国与 货币体系成员国贸易关系的一体化程度。
图l横轴表示加入国与货币区的经济紧密程 度，它可以用经济交往占GNP的百分比表示；纵轴 表示加人国收益(即货币效率收益)与成本(当一千 国家加入货币区后，由于放弃了运用汇率政策和货 币政策调节就业和产出以保持经济稳定的权力，而 引发的额外的经济不稳定性，即所谓的“经济稳定性 损失”)。图中GG曲线为收益曲线，其斜车为正，说 明一个国家与其所在货币区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越 高，跨国贸易和要素流动越广泛，加入单一货币区的 收益就越大；LL曲线为成本曲线，其斜率为负，说明 一个国家的经济与其所在货币区的经济联系程度越 密切，加入货币区的经济稳定性损失就越小，反之亦 然。总之，一个国家与其所在货币区的经济一体化 程度越高，加入货币区就越有利。图中GG曲线和 LL曲线的交点为E1，它决定了一同是否加入货币 区的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临界点用，当该国的货币区 的一体化程度大于C2时，加科货币区有净收益，否 则执意加入只会带来净损失。
此外，通过GG―LI模型的判断，一国经济环境 的变化是如何影响其加入货币区的选择的。例如， 当某国出口需求增加，正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任何一 个水平上，汇率工贝的缺失使该国产㈩和就业的不 稳定性增大，于是LLl曲线上移到LL2，结果使加入 货币区的临界点由C1变动到了C2。因此，其他条 件不变时，产品市场的变动性增大，使一国加入货币 区的意愿降低。
克鲁格曼用GG―LL模型说明了最优货币区理 论，指出最优货币区就是通过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 以及要素的流动，促使多国经济紧密相联的地区。 如果各国之间的贸易和要素流动性较大，那么组建 货币区对各成员国均有益处，反之则不适宜。这对 货币一体化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另一方 面，克鲁格曼的GG―LI。模型借用传统的成本一收 益分析方法，从单个国家是否加入货币区为切入点， 分析了加入货币区的成本、收益因素，有助于人们直 观地分析单个国家加入货币区的利弊得失，从而成 为确定一国是否加入货币区的一个重要分析了具。
五、结论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趋加快，货币跨越国 界发挥作用的要求初见端倪时，人们开始讨论满足 什么样条件的地理空间可以组建最优货币区。而欧 洲货币一体化的实践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研究提出 了发展方向。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发展，货 币一体化理论的研究不能再停留于仅就有关成员国 的利弊得失来评估是否值得建立货币联盟，而应该 同时考虑这些国家成立的货币联盟对非成员国甚至 整个世界经济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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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最优货币区理论 东亚货币一体化 欧洲货币一体化
引言
最优货币区或称最适货币区（Optimum Currency Areas ）这一概念，由蒙代尔（Robert.A.Mundell，1961）首先提出。最适货币区是指这样一种最佳区域，在此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盯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固定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最适货币区理论试图阐明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适合组成货币联盟，或进行货币一体化。根据该理论实行单一货币会给成员国带来诸多利益：一是实行单一货币，可以节约大量的兑换及交易成本，有效刺激经济与贸易的发展，提高市场透明度，促进经济一体化。二是在单一货币区和货币联盟区，成员国可以节省外汇储备，减轻中央银行调节国际收支的负担，消除汇率波动，降低金融风险。三是稳定物价，维护经济稳定。在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指导下，欧盟于2002 年在12 个成员国统一启用了欧元，开创了国际货币的新纪元。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践充分证明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可行性。
本文以最优货币区理论为基础，首先，从建立最优货币区的条件出发，尝试性地从生产要素流动、经济开放度、产品多样化程度、通货膨胀率、经济发展水平结构的相似性以及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程度这六个判断标准来分别分析东亚主要国家的情况。然后，进一步分析了欧洲货币一体化存在的问题。最后，说明东亚货币的合作是否可行。
东亚货币一体化可行性分析
（一）生产要素流动性
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Robert.A.Mundell）在他的论文《最适度货币区理论》中提出，组成最优货币区的条件和该地区的要素流动程度有相关性。
1.劳动力流动性。东亚各个国家或者地区在语言、文化、以及民族构成方面的差异远大于欧盟各国之间的差异，地理疆域也更为广阔。东亚各国家或地区也并未像欧盟那样将鼓励区域内的劳动力流动提上日程，也没有打算建立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甚至国与国之间的出入境签证手续也比较麻烦。因此，东亚地区内的劳动力流动性非常低。除此之外，历史因素和政治因素也阻碍着区域内劳动力的流动。
2.资本流动性。相比较于劳动力流动性，东亚国家或者地区间资本的流动性要强一些，但各个经济体之间的差异还是比较大。通常来说，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经济体，其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资本流动性就越高；反之，金融发展水平越低，资本流动所受到的限制也就越多。如中国香港与新加坡均是地区性金融中心，其与外界的资本流动基本上不受什么限制。日本虽然资本项目早已经对外开放，但仍对外国资本投资本国公司进行了繁杂的限制。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经济体，金融自由化起步的时间比较晚，金融管制比较多，资本项目对外开放程度仍然比较低。大部分遭受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重创的国家或地区，都再度对资本流动实行更为严格的监管。
总体上来说，东亚地区内，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比较低。
（二）经济开放度
罗纳德·麦金农（R.I.Mckinon）1963年在蒙代尔的基础上提出，经济开放度是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他认为经济开放程度越高，实施固定汇率制度的可能性就越大，就越有利于货币合作区的建立。东亚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情况差异很大，但是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对外开放度还是比较高的（见图1）。例如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其对外开放度都在100%以上，其中新加坡和中国香港更是高达300% 以上。另外，韩国、菲律宾的对外开放程度也都在50%以上。由此可见“东亚四小龙”及东盟大部分国家基本上属于开放经济体，对汇率变动较敏感，因此有迫切需要稳定汇率的需求，并进行地区货币合作，这对建立最优货币区是有利的。但是存在两个阻碍，一是作为亚洲经济大国的日本，因为该国经济相对较封闭，其参与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潜在收益可能不大，其动力和积极性也自然地受到一定影响。二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其对外开放度有逐年降低的趋势（见图2），这将导致中国参与东亚区域合作的意愿降低。很难想像一个没有中国和日本积极配合与参加的东亚货币合作能够取得成功。所以，推进东亚货币合作的可行性有待考虑。
（三）产业结构与产品多样化程度
1.产业结构。东亚地区各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因而产业结构差别也较大（见图3），中国香港、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服务产业所占比重较大，而老挝、越南等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农业所占比重较大。
2.产品多样性。彼得·凯南（P.B.Kenen）1969年提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是产品多样化程度，如果一个国家或经济体产品多样化程度越高，那么其抵御非对称冲击的能力就越强。东亚各国中，除中国、日本等少数经济体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外，其他一些国家或地区则主要集中在某些类别产品的生产上，比如电子或电器产品、纺织品、石油产品等，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产品多样化程度也相应比较低（见图4）。因此，东亚各国在抵御外部非对称冲击的能力方面较弱，进而不利于建立区域货币联盟。
综上所述，产业结构的巨大差异性以及一些国家或地区产品多样化程度比较低，都使得东亚地区容易受到非对称冲击的影响，不利于建立固定的汇率制度。因此，这些国家或地区在金融合作的意愿上就会降低，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能性就有待进一步考究。
（四）通货膨胀率相似性
哈伯勒（G.Harberler）和弗莱明（J.M.Fleming）1971年提出用通货膨胀率相似性作为判断最优货币区的标准，认为国际收支失衡和汇率波动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各国或地区的通货膨胀率存在一定差异。如果区域内各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趋于一致，汇率波动将趋于消失，因此会更有利于组成货币联盟。然而，东亚各国或地区之间的通货膨胀率差异很大（见图5），根据哈伯勒和弗莱明的“通货膨胀率相似性”的衡量标准，东亚现阶段不利于实施东亚货币一体化。
（五）经济发展水平相似性
从理论上而言，假如来自外部的经济冲击对贸易区内各国或地区影响是对称的，那么贸易区内的各个经济主体就能够采取同样的或者类似的货币政策予以抵消，这样各国就不需要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然而衡量冲击是否对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是否相当，经济结构是否具有相似性。欧共体形成货币联盟的过程中，就伴随着各国人均产出的趋同，因此需要考察东亚各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从表1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水平上，特别是人均GDP这项指标，东亚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从最低的越南人均GDP1050美元到最高的日本人均GDP40050美元，将近差了6倍之多。主要原因可能是各国的经济体制多元化、经济结构差异较大所导致。因此在面临外部冲击时，东亚各国所采取的政策手段将会不同，这就会不利于东亚地区货币一体化的建立。
（六）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程度
詹姆斯·伊格拉姆（J.C.ingram）在1973年提出，将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作为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他认为，在一个货币区域内，各个国家的国际收支不平衡与资金流动情况有关，尤其与缺乏长期证券的自由交易有关。国际金融一体化是通过对外贸易比率（贸易总额与GDP的比值）、对外投资比率（对外和外来投资总额与GDP的比值）、利率等指标来体现。
东亚的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并不高（见图6），除了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金融市场国际化程度比较高以外，其余的东亚国家或地区大部分限于国内。虽然日本有几个国际金融中心，但是从整体上看，其金融一体化程度也不高。同时，东亚各国或地区对资本的流动也进行了严格限制，相当部分国家的资本项目还未完全开放。亚洲的美元市场也不太发达，可以看出资本在东亚区域的流动性不高。此外，东亚各国实行的汇率制度也有差异，中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日本则是单一汇率制，而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实行的是联系汇率制度，马来西亚实行的是单独浮动汇率制。因此，东亚各国在这一指标上，并不具有建立最优货币区的条件。
欧洲货币一体化的现实缺陷
（一）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不统一
在欧元区，货币政策统一由欧洲中央银行实行，但是财政政策并未统一，财政政策依然由各个国家独立制定。欧洲的货币政策以通货膨胀率变化为依据，采取一刀切的形式，这种由欧洲中央银行统一制定的货币政策却不能针对性地解决个别国家的经济问题，进而导致对该国经济的不利调解，那么当该国国内经济出现问题时，就只能借助于财政政策，而过度依赖于财政扩张来刺激经济发展，将最终导致该成员国巨额的财政赤字和政府的债台高筑（见图7）。例如，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处于低迷时，为了抑制本国经济的衰退，货币联盟区以外的国家，可以通过搭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对经济进行调节，欧元区国家则只能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发行国债、增加政府支出以及减少税收等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当欧洲央行统一制定的货币政策和该国的财政政策不协调时，会使该国经济陷入困境，导致公共支出过度膨胀，财政赤字大幅度增加，进而出现债务累积和债务危机，例如欧债危机的爆发，就是因为政策的不协调导致政府财政赤字大幅度增加所致。
（二）各成员国间经济发展状况不平衡
欧元区内各成员国虽然都属于发达国家，但各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依然存在着巨大差异。首先，成员国间经济总量存在着巨大差距（见图8），通过对比可以明显看到，欧元区四大核心成员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经济总量占整个欧元区的76.86%，而其他国家所占比重较小，其中希腊占2.65%，葡萄牙、爱尔兰只占1.82%。其次，产业结构方面，德国和法国等欧元区的核心国家产业结构比较完整，而欧元区诸多小国产业结构却相对单一，并且其支柱性产业均是容易受到经济危机影响的周期性产业。欧元区国家之间这种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和经济结构的差异性，导致欧元区各个国家在经济发展周期上出现不一致，进而各国所需要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调节措施和力度也不同，这使得欧洲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难以平衡。
（三）监督约束机制和救助机制不完善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里规定了两项加入欧元区的重要标准：一是区内各国都必须将财政赤字控制在GDP的3% 以下；二是政府债务/GDP占比保持在60%以下。但由于欧元区国家对如何执行这一规定未达成统一意见，并且也没有形成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尤其是违反条约的惩罚措施，导致违反条约的收益主要由违约国独享，而造成的恶果却由整个欧元区的国家来承担。欧元在1999年正式启用后，货币政策就由欧洲中央银行统一制定，欧元区成员国就只能运用财政政策调控本国经济，一些经济状况相对较差的国家由于过度使用财政政策，使得本国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攀升。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违反欧洲联盟条约规定的国家没有被处罚，反而变本加厉、愈演愈烈。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使得德法在内的欧元区核心国家，为了刺激本国经济，也过度使用财政政策，使得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大幅增加。同时，欧元区成立时为了规避成员国的道德风险，欧洲中央银行并不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并且规定成员国之间除了自然灾害和不可控制的事件以外不能相互提供任何救助，同时也反对成员国向任何国际机构寻求救助。这个规定对成员国虽有一定的震慑力，但是一旦该国遭遇经济危机，就容易失去最佳的救助时机，使得该成员国的经济危机迅速蔓延到其他成员国，导致市场恐慌情绪蔓延和危机的不断恶化。2009年底希腊债务危机发生时，希腊既不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救助，也得不到欧洲中央银行和欧元区其他国家的援助，最终引发了这场波及欧洲多国、严重影响欧盟经济发展并引发人们对欧洲货币一体化质疑的欧洲债务危机。
结论
本文从两个层面对东亚地区目前建立货币一体化的可行性进行否定，一是基于传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分析了东亚地区建立最优货币区的条件，得出目前东亚国家或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差别较大，劳动力与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性非常低，经济对外开放程度迥异，产品多样化程度较低，通货膨胀率差别较大，这些指标都不符合最优货币区的特征，所以目前建立东亚货币一体化还不存在可能性；二是分析了欧洲货币一体化的现实缺陷，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二元性以及监督约束机制的缺失，导致目前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引发了人们对欧洲货币一体化的质疑，甚至对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产生了质疑。
因此本文认为，东亚各国在不满足建立最优货币区条件以及最优货币区理论还存在很多质疑的情况下，盲目建立东亚地区最高形式的货币联盟是不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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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推进，中国人民银行已逐渐演变成了国民经济的重要宏观调控部门，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笔者阐述了货币政策理论及其相关研究，对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进行探讨。
1998年以来，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以及国内经济结构性改革的影响，我国经济呈现出通货紧缩的明显特点，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最主要的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2008年以来，在世界金融危机日趋严峻、我国经济遭受冲击日益显现的背景下，中国宏观调控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将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在今后两年多时间内安排4万亿元资金强力启动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加大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力度。这次也是中国10多年来货币政策中首次使用“宽松”的说法。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意在增加货币供给，在继续稳定价格总水平的同时，要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的进一步的深化，各个国家的中央银行，更是以政府的银行、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的特殊身份在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货币政策的制定直接影响着本国经济的发展，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国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如何，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1 我国的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为实现一定的经济目标，运用各种工具调节和控制货币供给量，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对国民经济实施宏观调控，是中央银行的基本职责之一。货币政策作为宏观经济间接调控的重要手段，在整个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体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1993年以前我国的货币政策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1993年，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把货币政策目标规定为"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1995年3月，公布并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把这一货币政策目标以法律形式规定下来，这样就从本质上坚持了货币政策维护币值稳定这一单一目。
1998年在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2007年下半年，针对经济中呈现的物价上涨过快、投资信贷高增等现象，货币政策由“稳健”转为“从紧”。如今，货币政策转为“适当宽松”，意味在货币供给取向上进行重大转变。
2 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
货币政策是否有效是各国中央银行关注的问题，而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密切相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灵敏有效是货币政策有效的基础。我想先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方面分析货币政策有效的条件。
企业和居民的行为是货币政策传导的经济基础，是决定性因素;金融机构行为是影响货币政策传导的中间环节，也是关键环节;金融市场建设和中央银行是影响货币政策传导的市场基础和政策因素。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就对这四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要求:首先，要求央行比较强大，足以干预和控制整个金融市场。在利率市场化的条件下，能有效地将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联系起来，并能引导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放款业务;其二，在金融市场方面，要求一个市场容量大、信息传递快、交易成本低、交易活跃持续的货币市场和一个规模较大、竞争充分、市场一体化程度高、运作效率高、市场预期良好的资本市场，要有比较完善的金融机制;其三，在金融机构方面，要求商业银行等商业性金融机构作为金融企业真正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以市场为导向，以成本为约束，以客户为中心。其四，在微观经济主体方面，要求工商企业是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居民个人具备较成熟的消费理念和消费行为。
随着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改革，我国已初步建立了“政策工具—中介目标—最终目标?”的间接传导机制和“中央银行—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企业居民户”的间接传导体系。但在中央银行、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微观经济主体层面上存在的诸种障碍却导致了我国货币政策的微效。这里仅就中央银行层面上的障碍做简要分析。
货币政策传导在中央银行层面上遇到的障碍主要是我国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但同时实行利率管制，利率并未完全市场化。我国虽然放开了同业拆借利率的上限控制、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和票据贴现利率，逐步扩大贷款利率波动幅度，但是我国仍然是以管制利率为主的国家，影响了利率对资源配置的结构调整作用。同时，使货币市场的基准利率难以发挥作用，影响了货币政策信号的传导。此外，在公开市场上，由于资金宽松导致央行收回资金容易，投放资金困难;在外汇市场上，外汇储备受贸易逆差影响和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政策约束，央行只能被动地买卖外汇，银行结售汇差构成了央行在外汇市场上的数量限制，导致公开市场操作对利率控制乏力，利率机制作用难以发挥。
随着我国经济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特别是2001年底我国加入WTO标志着我国的对外开放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因此有专家专门就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货币政策效应从理论到实证进行了分析，他们从固定汇率制下开放经济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入手，根据M-F(Mundell-Fleming)模型，得出结论:在固定汇率制下，封闭经济条件下的货币政策效应比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货币政策效应大。
从而进一步推出，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开放度与经济增长存在着负相关关系，说明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将导致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降低。
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下，我国必须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调整我国的货币政策操作模式，建立和完善适应开放经济的货币政策运行机制，应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扩大汇率浮动范围，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准确把握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调整;在积极推进货币市场发展的基础上，努力扩大公开市场操作;积极参与国际货币政策协调，以提高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货币政策在我国经济生活中正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应当更多地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适当调整我国的货币政策操作模式，立主从制度上创新，改变我国经济结构，促进我国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关键词】煤电一体化；融资优化
近年来，由于燃煤价格不断攀升，导致“市场煤”和“计划电”的矛盾日益突出，火电行业出现大面积的政策性亏损。煤电一体化项目煤源稳定，燃料价格不受煤炭市场制约，不需燃料运输费用，可大幅降低发电成本。煤、电、运一体化经营，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参与兼并重组，实现强强联合就成为了各地不断涌现出的项目新兵。
1.煤电一体化项目融资的特点
煤电一体化项目初始投资成本大，其投资成本既包括电厂部分投资也包括了煤矿部分投资。以2×1000MW电厂配套年产800MT煤矿的煤电一体化项目为例，该项目仅电厂部分投资约达70亿元，煤矿部分投资约达40亿元，总投资达110亿元。
投资额巨大是该项目的显著特点。由于项目极大得利用了坑口能源的便利条件，煤炭运输成本低廉，使得作为项目主导产品的电力成本显著降低，因此，该项目往往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优势。因此，当前在国家积极推进绿色煤电一体化项目发展的同时，提供多渠道的融资模式，为项目的发展提供可靠的资金保障至关重要。这里笔者遵循企业融资成本与收益相适应原则，采用啄食顺序理论设计出如下融资途径供煤电一体化项目选择。
项目融资根据融资来源的不同分为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
内部融资是节约成本的一种方法，大部分煤电一体化项目应该首先选择内部融资。对于企业而言，这种筹资渠道的财务风险比较小，它使企业的实力增加的同时，相应增加企业的信用度，从而增强企业的融资能力。同时，由于项目投资大，投资回收期较长，投资风险较单纯的电厂项目投资或单纯的煤矿项目投资显著增强，因此，内部投资往往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该特点尤其是在煤电一体化项目的启动阶段凸显。另外，由于内部融资往往无资金成本压力，不会带来项目投资成本的巨额攀升，因而，它是当前煤电一体化项目融资的重要手段。只有在充分挖掘了项目投资主体的资金潜力后，才可以考虑向外部融资发展。
外部融资，即吸收其他经济主体的资金，以转化为自己投资的过程。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单纯依靠内部融资很难满足公司的资金需求，于是外部融资就成为公司为保持迅速发展获取资金的重要方式。在当前我国的宏观经济环境下，外部融资通常包括向银行等金融机构或证券市场寻求融资的渠道。
2.煤电一体化项目融资方案的设计
2.1 债权融资
债权融资包括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融资，也包括企业发行的债券、民间信贷等。债权融资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不影响原有股东的控制权，投资者只有按期收取本息的权力，没有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和分配红利的权力。煤电一体化项目通过金融机构贷款的融资渠道可以有以下几种：第一，通过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因为这类融资一般具有利率低、政策性强、公共性特点，其融资成本介于商业银行与财政之间，所以应该是银行贷款的首选。第二，可以通过信用担保的形式向银行贷款。由于煤电一体化项目往往是国家重点项目，因此可以利用政府的影响力，直接拿到金融机构的信用贷款。第三，国际金融机构的贷款，如国际金融公司和世界银行等，也是煤电一体化项目可以争取的融资渠道。为鼓励发展中国家保护环境、节能减排，有些国际金融机构在很多细分领域都有资金规划，因此，煤电一体化项目可向有关国际金融机构申请国际融资。
2.2 争取扩大债券融资规模
债券融资是长期债务资本融资的一种方式，符合国家要求从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转变的政策取向，而且与股权融资、银行贷款相比较，具有以下优点：
（1）筹集资金规模大、期限长，有利于调整和优化债务结构；（2）债券融资成本相对较低，可以锁定企业的利息费用支出，规避利率风险；（3）以期限较长、利率较低的债券替换其它债务形式，降低综合融资成本；（4）具有明显的财务杠杆作用，同时债券利息在税前列支，可以减少税收支出；（5）避免企业股权被稀释，不影响原有企业的管理结构和控制权；（6）债券融资理念具有新意，通过债券上市有利于提高企业知名度，提高企业的资本运营能力。
债券的主要缺点是：必须在约定期限内还本付息，集中兑付，且有刚性，债券额度受国家控制。煤电一体化项目的推动是对电力建设的有力支持，同时必将为电力债券市场带来活力。煤电一体化项目公司将进一步促进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结合，为公司加快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2.3 信托融资
在国外，信托业务是与证券、银行业务并列的三大金融支柱之一。信托的简要含义就是信任委托，它是以信任为基础，以财产所有权为前提，依照一定的目的，委托人将财产、资金或其他资产委托他人代为管理、运营的经济行为。简单地说，信托业务就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财”。从业务品种上看，信托业务有资金信托、财产信托、股权信托、债券信托、动产信托等。在我国，信托是委托人将财产委托给信托投资公司，由信托投资公司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收益人或者特定目的管理、运用和处分的行为。信托能将众多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闲散资金集合起来，形成一定规模和实力的资金组合，投资于产业、资本领域，或用于货币市场的运作。信托的投融资功能对拓展社会闲散资金的投资渠道，缓解投资与融资之间的供需矛盾，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4 合理利用外资
从80年代初开始，多年来电力行业利用外资进行了多种融资方式的尝试，包括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国外政府贷款、出口信贷（如购买国外设备）、项目融资（包括BOT方式）以及合资或合作、成立合营公司、境外发行股票、项目发债等。不同形式外资各有优劣，如世界银行及亚洲开发银行提供低息贷款，不过常附有购买设备等附加条件。利用外资是对公司电力建设资金的有力补充，此外在引进资金的同时还能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水平，近年来的外汇体制改革更为煤电一体化项目利用外资创造了宽松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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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地理学的产生与发展
金融地理学属于地理学庞大体系的一个分支，更准确地说，它是经济地理学科的一个子集。金融地理学家Leyshon和劳拉詹南均认为金融地理学是由经济学衍生而来的。国外很多学者将经济地理学分为旧经济地理学和新经济地理学，并认为金融地理学的学术渊源应该在于新经济地理学。经济学家眼中的“新经济地理学”与地理学家眼中的“新经济地理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顾朝林等，2002)。经济学家认为，“新经济地理学”基本包括两个重要主题，即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和区域增长集聚的动力分析。另外，作为主流经济学分支的新经济地理学特别强调模型分析的方法。地理学家却对经济学家认为的“新经济地理学”持批评态度，他们眼中的“新经济地理学”更多地考虑了区域的个性，文化、社会、历史、制度这些要素普遍受到重视。国内的学者一般更加关注作为主流经济学分支的“新经济地理学”，而国外研究金融地理学的学者则格外推崇地理学家的“新经济地理学”。我们可以从Yeung(2003)对新经济地理学的定义看出这一点：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特征包括对经济行为的社会根植性(embeddedness)的理解；对社会主体变动性身份的描绘；探讨耗散背景在塑造经济行为方面所起的作用。
金融地理学的研究现状与研究内容
金融地理学的研究是繁杂、琐碎和不系统的，本文只是尝试对其目前的研究工作做一梳理。
一、关于在金融学研究中是否纳入地理要素的争议。
传统的观点是以O′Brien为代表的“地理已死”的观点。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信息交流的速度削弱了空间作用，实际上，情况可能是“可替代的货币仍将继续避免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逃离现存地理条件的限制”(O′Brien,1992)。一些学者从不对称信息的角度提出了相反意见。Porteous(1995)认为，尽管存在当今的电讯革命，借贷双方的物理距离仍是金融交易的重要影响因素。Zhao(2002)则将信息分为标准化信息和非标准化信息。正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质，金融部门需要更接近信息源。更多的学者则从社会和背景等软性要素出发，转向了“缺失的地理学”，认为需要对全球金融系统的多元化地理学认真看待。
二、强调地理因素在金融现象实证分析中的作用。
Beaverstock & Doel(2001)分析了东亚金融机构的空间体系结构，指出危机的空间性和由这场危机产生的关于全球金融系统的地理学上的争论。Clark & Wojcik(2003)对德国的资本市场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欧洲一体化水平及资本市场有效性低，一些职业投资者仍然可以从搜寻信息、分析信息中获利，因此需要离信息源近一些。对德国的研究表明，不仅国家边界而且区域边界对市场透明度和有效性至关重要。Maurseth(2001)利用空间回归分析法介绍了欧洲经济的收敛性，同时凸显了地理因素的作用。较为系统的实证研究是Labasse在1995年写出的关于里昂地区金融地理学的博士论文，劳拉詹南对其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
三、关于货币地理学的研究。
这方面的文献相对来说是最多的。如Marx, Weber & Simmel对货币支配模式的研究；Douglas, Polanyi & Zelizer对货币社会含义的研究；Dodd对货币网络的研究；Thrift对国际信用货币网络的研究；Leyshon & Thrift对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排斥性的研究等等。从相关文献可以看出，有关货币、货币网络和金融网络的研究有着浓重的哲学味道和人文色彩，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关历史和社会人类学的。如Zelizer(1989;1994)对传统社会关于货币的作用与效果提出了批评。Dodd(1994;1995a;1995b;1995c)的理论贡献突出体现在其货币网络的概念上。Thrift(1994;1996)主要致力于金融网络的研究。这三位学者在研究货币地理学的过程中，都坚持货币是比政治经济学所指的复杂得多的多元化现象，在分析过程中，应更多地关注社会结构和具体化过程。还有一部分学者致力于研究货币交换与信用和债务的地理学。另外，货币地理学的相当一部分研究集中于政治经济方面。如Leyshon(1998)特别研究了金融的排斥性(Financial exclusion)；另有一部分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的金融经济，在研究经济因素的同时，也强调了世界城市的社会和文化因素。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货币地理学的研究开始由一般性转向特殊性，由对系统、网络研究的关注转向对主体的关注。如Wills(1996a;1996b)关于财经服务社工会的地理学；Allen & Pryke(1994;1995)关于伦敦金融市场的空间表示；Clark(1997a;1997b)关于信息、知识与金融决策的研究。所有这些研究目前处在关于经济、文化、空间和位置关系争论的最前沿。
四、关于金融流动和金融中心的研究。
Clark(2003)论述了全世界时空范围内金融的流动。Leyshon & Thrift(1997)以及Martin(1998)对货币怎样流动、如何将远距离的地区联系在一起、如何成为资本主义运转之轮的剂等问题做了深入的分析。很多学者都是从信息以及交易成本的角度来讨论金融的流动。Portes & Rey(2000)主要从信息地理学的角度探讨了股权资本跨界流动的决定因素。金融中心问题同样是金融地理学家研究的热点。Gehrig(1998)利用市场摩擦理论和大量的实证分析，证明了某些金融活动在地理上的聚集趋势与另外一些金融活动在地理上的分散趋势并存。他同时论述了金融市场的离心力与向心力，探讨了金融中心的未来。将信息腹地(information hinterland)理论应用到金融地理学领域中，并探讨中国金融中心的演化，这方面的工作由Zhao、Smith & Sit合作完成。
论文关键词:欧洲一体化 社会保障 养老保障
论文摘要:社会保障一体化是欧洲一体化的重要内容，是欧洲建立统一劳动力市场和实现劳动力跨国自由流动的重要条件，而养老保障是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欧盟各国在历史上形成了以现收现付制和给付确定制为特征、具体操作上又具有显著国别差异的养老保障制度。在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欧洲一体化进程不断深人的今天，欧盟国家养老保障制度面临着财务可持续性和跨国便携性两大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欧盟国家进行了一系列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具体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欧洲的社会保障一体化
(一)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社会保障协调
1999年，欧洲经货联盟第三阶段启动，欧元登上历史舞台，欧洲的一体化进程迈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口欧洲单一市场和欧洲单一货币的出现，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对欧洲乃至全球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壁垒被大大削弱;成员国之间的经济依存度和市场开放度空前提高;生产要素在欧元区可以更加自由的流动，实现跨国配置。在欧洲国家政治、经济协调不断深人的同时，欧盟成员国之间社会政策，特别是社会保障政策协调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首先，相互协调的社会保障政策是作为生产要素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人力要素得以跨国流动的基本条件之一;其次，在欧元区货币政策由欧洲中央银行统一制定、欧盟各国财政政策受到欧盟有关规定制约的情况下，过高的社会保障支出对财政的影响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第三，社会保障政策受到各国历史传统、文化背景、道德习惯、政治博弈等因素的制约，各国政府在改革过程中都采取了如履薄冰的谨慎态度，超国家协调则更加困难。
欧洲各国现存的社会保障制度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不同国家对社会保障内容的理解也有差异。但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养老保障制度始终是欧盟各成员国在制定社会保障制度过程中重点关照的对象，养老制度整合的成效直接关系到欧盟社会保障一体化进程的成败。
(二)欧洲社会保障模式简析
回顾历史，欧洲各国在不同的理念指导下建立了各具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并相互影响、融合成两大主要模式。一是由英国首创的“福利国家模式”以及由此派生出的、以瑞典为代表的“斯堪的纳维亚模式”。这种社会保障模式以凯恩斯理论和贝弗里奇的“收人均等化理论”为基石，在全社会倡导“收人均等化、就业充分化、福利普遍化、福利设施系统化”，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完整的社会保障措施，大量社会保障经费在国家财政一般预算中予以安排(往往占社保基金总收人的40%以上)。相对而言，英国“福利国家模式”受到传统自由主义影响，更加强调发挥私人积极性，社会保障措施全面但保障水平较低，而派生的“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受到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影响，保障水平相当之高。二是在德国形成的“社会保险模式”，在理论上奉行德国历史学派和社会政策协会的“国家干预主义”，主张“人人为大家，大家为人人”的互助互帮原则，保障社会上大多数人不陷人贫困，充分保护私有财产，有效维持经济发展的微观动力，以实现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和劳动者基本生活的保障。在这种模式下，社会保障资金主要由雇主和雇员交纳，国家财政投人较少(占社保基金总收人的20%左右)而主要给予政策性扶助。
(三)欧洲社会保障一体化的既有实践
在社会保障政策协调方面，欧盟及其前身欧共体已经在成员国之间达成了诸多共识，并出台了相应的协调措施。1951年签订的《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就对特殊行业中劳工的工资水平、生活保障、工伤、失业补助以及再就业提出了超国家的指导性意见。1957年建立的欧洲原子能共同体设立了有关工人及公众健康和保护的基本标准。同年通过的《建立欧洲共同体条约》明确提出要增加劳动者在共同体内的就业机会，建立欧洲社会基金，促进劳动者在共同体内的就业便利以及在地域、职业选择方面的灵活性。1986年通过的《单一欧洲文件》中，社会政策被作为重要一节。1992年签署通过的《马斯特里赫条约》更进一步提出了“欧洲公民”的法律概念，要求成员国更大程度的协调社会政策，明确了对欧盟成员国公民权利进行保护的法律法规，规定欧洲公民享有自由迁徙和居住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障的权利，从而成为迄今为止在最高层面上涉及到欧盟成员国社会保障协调问题的条约法规。然而，相对于快速推进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欧洲的社会一体化进程“走走停停”，在深度和广度上明显滞后。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仍然在欧盟各成员国的权限范围之内，欧盟内部真正意义上的超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依然任重而道远。
二、欧盟国家养老制度的现状与挑战
(一)欧盟国家养老金体系的财务安排与“可持续性危机”
1.欧盟国家养老金体系的财务安排
欧盟国家的养老制度各不相同，然而它们在养老金体系的财务安排方面却有共同之处。首先，在筹资模式上，欧盟各国的养老金体系普遍采用了“现收现付制度”(pay as you go)。现收现付制侧重维持养老保障基金的横向平衡，对当年(或近年)需要支付的养老金总量加以精算，再根据“以支定收”的原则，将总金额按一定的缴费比例分摊到参与养老保险的社会单位和个人头上。这种筹资方式的特点在于实现了代际之间的收人转移，基金能够实现收支平衡，运作成本小，抗通货膨胀能力强，但受人口结构影响较大。第二，在给付水平的计算方面，欧盟国家普遍采用“给付确定制度”(definite benefit，DB)，即以服务年限和职业生涯中的平均收入水平为基准，按照某种既定方式计算个人退休后每年可获得的养老金数额。退休后，参保人每年可从养老基金中领取固定数额的养老金直至身故。这种制度下养老保障水平比较稳定，但却能诱导人们偏向提前退休。
2.可持续性危机
欧盟各成员国现有养老金体系财务安排的设计始于二战之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欧洲的经济环境和人口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动，“现收现付”和“给付确定”的养老金体系财务安排愈发显得力不从心，从而出现了欧盟国家养老基金人不敷出的所谓“财务可持续性危机”。
如果说，欧盟国家现有养老金体系的财务安排是引发财务可持续性危机的制度内生原因，则其外部原因乃是欧盟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一方面，欧盟国家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养老金精算结果显示，欧盟人口最低的出生率应该维持在2. 1‰，然而这一比率早在70年代就已经下降为1. 7‰，至今仍没有显著的上升迹象。这一问题的后果是青壮年就业人数的相对不足，代际间转移支付负担沉重。另一方面，随着医疗条件的改善，欧盟国家人口的期望寿命较战后大大提高，而各国法定退休年龄的提高受到社会习惯限制，导致需要领取养老金的退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加大。此外，战后欧洲“婴儿潮”一代即将陆续进人退休高峰，又在未来几十年中给欧盟各国养老基金增加了不小的支付压力。
为了应对日益凸显的财务危机，欧盟各国相继出台了补救措施，但手段不外乎提高社会保障税的收缴比例，提高法定退休年龄，降低养老金的工资替代率即降低养老保障水平。但一方面，这些修补都属于在原有财务安排框架下，对“参数”的“微调”，不能根本上应对老龄化、高龄化给养老基金带来的支付危机。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在对欧洲社会养老保障前途的研究中就曾指出，如果欧洲国家要想维持目前的养老金给付水平，工薪税至少要提高50以上。另一方面，社会保障税的收缴和养老金的发放直接关系到民众的经济利益，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在激烈的政治竞争环境下，欧盟各国政府在对养老保障制度加以改革时都不免要放慢步伐，瞻前顾后，但仍无法避免以失败告终的危险，比如中途夭折的法国改革。
(二)欧盟养老保障制度的国别差异与“便携性难题”
1.欧盟养老保障制度的国别差异
尽管欧洲各国社会保障制度千差万别，但是我们仍可依照福利(或市场)取向的维度权重将他们划分为三种类型:
(1)“福利型”国家。其共同特点是福利取向，包括瑞典、英国、挪威、丹麦等国。实行普遍的保障制度。全体居民和公民，以及达到一定居住年限的侨民，不论其有无收人和是否就业，均可享受特定的现金补助和免费服务，现金由政府财政拨款。所有居民，只要达到一定的年龄，均可申请社会保障金和津贴;提供全面的保障项目。国家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涉及生育、疾病、工伤、失业、残疾、老年等，还包括家属津贴及住房方面的福利，人们在整个生命期间都可能从福利制度中受益;政府在福利制度中发挥主体作用。在经费的来源上，强调国家的责任。基本上都通过一般税来支付，某些保险项目由财政提供补贴，在住房福利方面，政府或者是承担了支出方面的责任，或者通过税收减免的方式提供待遇。在组织意义上，福利制度完全由政府机构及公共雇员运作，社会组织在社会保障管理中起的作用不大。
(2)“西欧大陆型”。其共同特点是:收人关联社会保险占中心地位，福利取向较弱。西欧国家及部分中欧国家均属此种类型。这种类型特点有三:一是保险费来源，以雇员和雇主为主，国家财政辅助;二是把市场配置资源放在第一位，初次分配体现效率，再次分配，通过对高收人者课以累进税率，体现公平;三是政府实行宏观调控，不直接操作保障事务。
(3)中东欧“国家保障型”。主要是原来实行计划经济的东欧及部分中欧、前苏联国家。
中东欧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由于经济关系过早地自由化和行政控制的削弱使社会财富发生无原则的再分配，造成居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和贫困化阶层扩大。如此种种的社会问题，迫切需要在经济转轨和私有化进程中，国家必须根据本国财力实行带有强制性的、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企业不再负担职工的住房、医药等费用，只负担检查和住院治疗费;私有化后的原国有企业向国家上交一定股份或工资，作为国家实行社会保障制度的物质基础。各国做法不完全相同。例如，波兰规定，纳人“大众私有化”的国有企业必须将其25%的股份交给国家，用于建立社会保障基金。在保加利亚国有企业私有化后，必须向政府交纳该企业工资总额的35%作为社会保障基金、7%作为失业保险金。退休、失业者和社会弱者在社会保障机构领取退休金和各种保障金，由于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因而用于社会保障的资金有限，保障项目、保障范围也受到制约。这些国家虽然现行社会保障制度没有达到高度社会化的水平，但他们摆脱了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和企业统包的体制，社会福利已与企业脱钩，实行社会保障基金制。
以上三种社会保障制度类型都曾经而且正在对各成员国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进步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欧洲一体化的进一步推进，欧洲的社会保障制度也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
三、养老保障改革实践
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国差异较大的养老保障预算基金体系成为统一货币及财政体系核算的重要障碍，所以养老保障被提上议事日程。与此同时，在诸如移民福利、地区开发以及医疗保健等社会政策方面的合作也日渐加强.
1992年通过的《马斯特里赫条约》规定实行统一货币的前提条件是各国控制财政赤字，各国的债务不得超过GDP的60，因此众多欧盟成员国试图通过消减养老保障支出，维持财政平衡(Colin Gillion，2002)。欧盟委员会也着力于督促各国进行养老保障改革。面对财务可持续性危机和养老金便携性难题，欧盟各成员国在养老保障改革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实践。
(一)灵活退休制度
在退休年龄的规定方面，开始引入灵活的退休制度。Keenay的研究指出，在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下，欧盟国家通过减少老龄工人的经济活动参与率来降低失业率的政策至多是短期政策，不仅不能提高年轻人的就业率，相反还会增加养老金支出的负担(Keenay，2003)。这一点，已经被有关国家既有的实践所证明。基于这个判断，目前欧盟开始转而鼓励推迟退休年龄，实行灵活的退休制度(Flexible Retirement)，并制定了2010年老龄工人就业率目标。在具体实践层面，奥地利早在1993年就引人了“部分养老金”计划，55到60岁的女性和60到65岁的男性可以减少一半的工作时间，同时获得50%的养老金。德国的退休年龄将在2012年前逐步提高到65岁，并且引人“部分退休选择权”，鼓励退休者参加半日制等部分时间工作。这些措施改变了以往对退休年龄的硬性规定，鼓励有能力的高龄劳动者参与就业，从而降低了养老基金的支付压力(Queisser，1996 )。采用了类似制度的还有比利时、法国、荷兰等国家。
(二)多支柱的养老金体系
面对人口结构老龄化、高龄化的现实情况，为了缓解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压力，促进私人承担更多的养老责任，世界银行倡导在公共养老金计划之外建立强制、私人管理和基金积累的第二支柱，并鼓励实施多支柱。据2003年统计，近1/3的欧盟国家实现了部分养老保障私营化。在丹麦、爱尔兰、荷兰等国家，雇主提供的养老金被强制化，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只提供最低退休生活保障。英国、德国、西班牙等国也形成了基本保险加补充保险的两支柱体制。
(三)名义账户的引人
名义账户(Nominal Defined Contribution， NDC)是指在名义上建立缴费确定(definite cost， DC)的完全积累个人账户，而在融资方面仍然使用现收现付制度。这种制度具有给付确定制度(DB)的特点，又融合了缴费确定(DC)的优势，是一种完全积累制与现收现付制的混合体。引人名义账户后，养老保险参保者可以拥有一个带息的缴费账户，但账户的余额始终是名义上的。当参保者退休时，将名义账户的余额年金化，退休者得到相应养老金。在支付水平上对完全积累制的“模仿”，解决了养老基金的财务可持续性危机，在融资上采用现收现付制，又避免了向完全积累制转型所需要的巨大成本。从业者跨国转换工作时，原工作国家可以将其个人养老金名义账户中的余额支付给就业目标国家，个人福利不受影响，对两个国家来说也是公平的，从而很好的实现了养老金的“跨国携带”。这种名义账户制度，从1995年起被瑞典、拉托维亚等国采用，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并引起了各方的关注。欧盟委员会开展了对名义账户制度的研究工作，并将其作为养老金制度改革的理想模式推荐给各个成员国。
(四)预筹基金
面对日益严峻的财务状况，在欧盟各国积极推进养老金改革的同时，养老基金的运行也积累了一定的风险。为了增强各国养老基金的抗风险能力，欧盟委员会在2002年对欧盟国际养老金制度进行了评估之后，向其成员国和候选成员国推荐建立“预筹基金”。所谓预筹基金，就是在“以支定收”的基础上，再多收缴一部分费用，从而形成一个用于投资的基金，以便应对潜在的支付危机。
论文摘要：20世纪末以来，经济全球化的速度明显加快。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是在资本主义主导之下进行的，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的进一步延伸，因此，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面临较大的困难与挑战。
2O世纪末以来，经济全球化的速度明显加快。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是在资本主义主导之下进行的，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的进一步延伸，因此，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面临较大的困难与挑战。
一、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审视经济全球化
1．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全球化问题的主流看法为，目前世界范围内展开的经济全球化实质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化。他们主张在世界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充分发挥价格和利润在市场中的作用，建立一种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式，而经济全球化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使各种生产要素或资源在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从而实现生产要素或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最优配置。广大发展中国家则从自己的国际利益出发，对于经济全球化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他们认为目前正在进行的经济全球化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先导和主体的，其实质就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化以及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全球化。这是一场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经济秩序全球化，其受益者主要是美国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2．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看，发展中国家只是被动地卷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而不是经济全球化的发起者和推动者。从目前经济全球化的状况看，发展中国家始终处于弱势状态，不占主导地位，更不是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并且这种关系在21世纪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不会发生变化。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生产一体化、市场世界化、贸易投资自由化以及资本流动国家化打破了民族国家的固有界限，使世界各国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整体。特别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促进了信息产业的发展，高科技手段加快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移，使国际经济全球化或者一体化进程加快。在当今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够脱离世界经济而独立发展，自行运转。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整个世界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3．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对于他们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跨人了政治、道德、文化等领域。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来看，经济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而且涉及更为复杂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等领域的冲突。
二、经济全球化对于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积极影响
1．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提供了机遇。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外贸结构的优化，从而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推进本国的工业化与现代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培养高素质的管理人才。
2．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弥补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外资的进入对于发展中国家加强基础建设和基础工业的建设，提高有关部门的效益，促进产品的更新换代，增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起着积极的作用。
3．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发挥比较优势，开展对外贸易。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及贸易壁垒不断下降，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开拓国际市场，发展对外贸易。
4．有利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的体制改革。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与国际市场规则接轨，将会推动发展中国家引进、学习、借鉴外国的管理经验，结合本国实际进行体制和机制的改革，从而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内部体制改革。
三、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
1．经济全球化极大地增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不稳定性。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范围内的各国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空前加强。不少国家的对外贸易依赖度已经超过30％，个别国家则达到了50％一60％。在这种环境下，经济波动和经济危机的国际传染便成为经常性的和不可避免的事情。自90年代以来，随着各国账户的逐渐开放，不少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都受到了严重的挑战。1997年泰国的汇率危机很快就传染到整个东南亚地区以及韩国和日本，从而形成严重的地区金融危机，随后又波及俄罗斯以及整个拉美地区，形成了事实上的全球性金融震荡。国际游资的存在肯定是全球经济不稳定的重要归根源之一。自60年代起，尽管各国的经济学家一直在探索对国际游资的监管方法，许多深受游资之苦的国家也曾努力加强资本管制。但总体而言，这些探索和努力的收效并不明显。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在全球经济、贸易迅速一体化的情况下，资本管制的有效性正在不断下降，国际游资可以利用各种渠道方便地绕过或躲避资本管制。因此，发展中国家国内经济稳定与否，就不仅取决于国内因素，而且受到国际因素的巨大影响。
2．经济全球化使得财富越来越向少数发达国家和利益集团集中，加剧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市场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竞争创造了效率，同时使得财富越来越向少数发达国家和利益集团集中，导致贫富差距的加大。造成这种差距扩大的具体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两个因素不容忽视。其一，是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分配不均衡。虽然几乎所有参与全球化过程的国家在不同程度上从中受益，但并不意味着利益均沾。因为事实上，作为资本和先进技术的主要拥有者，发达国家总是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这种相对优势使它们在价格制定方面具有主导权，不可避免地会使它们在与发展中国家进行交换时获得更多的利益。其二，是名义汇率下降导致的国民生产总值名义值的减少。在过去10多年里，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名义汇率出现了不少程度的下降。在一些发生危机的国家，货币的名义贬值自然使国民生产总值的名誉值减少。况且，由名义贬值引起的实际贬值又将导致贸易条件的恶化，进而在国际交换中付出更大的代价。
3．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被削弱。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特别是在财税和货币政策方面)的独立性，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考验。这种考验大致有两种不同的形式。～种是经济的主动让渡。从关贸总协定(现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历次减税和贸易自由化谈判，到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为了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被迫进行的经济调整，都是一定程度上的主动让渡。总体而言，这种让渡对于有关国家来说是有利的，因为它们能够从中得到期望的各种回报。另一种是跨国私人经济力量对经济的侵蚀。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跨国公司。由于跨国公司的战略目标很少会同东道国的经济发展目标完全一致，因而它们对于东道国的许多政策措施经常会表现出一种本能的抵抗和规避。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在汇率动荡时期，跨国企业常常是大规模货币投机的主要责任者。显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大量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4．环境退化与经济全球化同步。经济全球化下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也让人感到不安和对未来信心不足。虽然我们不能把环境恶化的责任简单地推到全球化头上，然而，正是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家园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市场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建立在过度消耗资源基础上的市场扩张、城市化、财富的不合理分配、富者的过度消费及其消费模式的“传染”、“普及”效应，是地球环境退化和恶化的主因。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世界劳动分工和布局的大转移，发达国家已专注于高附加值的非污染的知识产业，而发展中国家则成了工业制成品和资源密集实物产品的主要产地，成了全球环境代价的主要承受者。许多发达国家和全球性公司不但没有为地球环境恶化承担更多责任，反而自私地推卸责任。这就使得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矛盾变得日益尖锐。
四、发展中国家应对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措施
1．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加强联合自强的趋势。目前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据主导地位，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力量薄弱，单个发展中国家根本就不具备同发达国家相抗衡的能力。要想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获得尽可能多的经济利益，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团结一致，开展“南南合作”，推动“南北对话”。
并且在地域相同或情况相似的国家中，实行地区经济一体化，彼此开放市场，共同抵御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并探寻经济发展的出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中国家的联合自强也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目前，亚、非、拉广大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建立了许多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如东南亚的东盟，中东的海湾合作委员会，非洲的“西非经济和货币联盟”、“东南部非洲共同市场”、“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非加太集团，南美的“共同市场”等，都显示出了很强的生命力，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当中给了发达国家有力的回击。为了有效维护自身利益，发展中国家要敢于、善于对现存的不合理国际经济旧秩序进行有理、有利和有力的斗争，迫使发达国家在制定全球化规则时更多地考虑发展中国家利益，削减发展中国家债务，对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和技术。超级秘书网
2．维护国家经济，保证经济安全。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增强综合国力是发展中国家迫在眉睫的首要任务。其中最主要的是坚持扩大开放，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还要在加速本国科技进步的同时，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改变不合理的国际产业分工结构。发展中国家应掌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提高对外开放程度，降低对外依赖程度。应加快对外开放步伐，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拓展更加广阔的经济活动圈。与此同时，要注意防范经济的对外依赖性，消除威胁国家经济安全的隐患。发展中国家还应进一步积极参加国际性经济组织或参与它们的活动，争取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发言权和世界经济规则的制定权。
【关键词】外汇储备；结构；激增；原因；对策
1.我国外汇储备激增现状
我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1996年首次超过1000亿美元，到2005年超过8000亿美元，9年间增长近7倍。特别是近3年来，储备增速进一步加快，每年新增储备都超过4000亿美元。2006年2月，我国外汇储备规模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储备大国。截至2011年第一季度中国外汇储备规模达到3.0447万亿美元，排名全球第一，同时几乎是排名第二的日本所拥有的外汇储备的三倍。外汇储备激增已经对宏观经济运行造成相当的负面影响，也使我们在对外经济交往中处于被动，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从表中我们看出，1978年到2003年年底，我国积累了4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然而自2004年到2005年，我国外汇储备是8000多亿美元，到2008年，已经达到19460.30亿美元。也就是说，三年的时间里面，总共有11200多亿美元的外汇新增。
2.我国外汇储备激增原因分析
众所周知，我国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离不开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国家经济实力、国际竞争力以及对外资吸引力的逐渐增强等，归结起来可分为四个因素：
2.1 根本原因
从宏观角度来说，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快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可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来看。从国际层面来看，在当前全球分工格局下，以我国为首的发展中经济体处于国际分工的中末端，承担了大量的劳动、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加工制造和出口转移，从而在贸易创造和转移过程中创造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同时，自2000年以来的本轮世界经济增长周期中，我国等发展国家资本回报率优于发达国家，使得大量外资以战略投资等渠道涌入国内，从而通过资本项目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从国内层面来看，近年来宏观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对外经济交往的扩大是我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内在原因，在此过程中以出口为导向、以引资为重点的对外经贸政策扮演了重要角色。
2.2 外部环境
世界经济、金融一体化。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进程的深入，世界各国金融、贸易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贸易额高速增长，资本流动速度加快，跨国公司规模不断扩大、数量不断增加在这种潮流下，我国享受到了国际分工带来的好处。从国际贸易看，在不断增加的世界贸易额中我国所占份额逐年增加。
2.3 直接原因
我国外汇储备增长的原因分析从国际收支表来看，外汇储备增长的直接原因可归结为我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长期的双顺差。资本项目顺差主要是外商直接投资形成的，我国实行“走出去、请进来”的发展战略，相关政策的优惠、投资环境的改善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进入中国。资本项目顺差是外汇储备增加的主要来源，但这些债务性储备稳定性较差，并且随着美元的贬值趋势，使得我国巨额外汇储备蕴涵着一定风险。
我国近几年经常项目与资本和金融项目连续出现顺差，并影响到我国外汇储备余额的大幅增长。因为近几年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有关项目的比例大体一致，所以下面仅以2010年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为例说明影响外汇储备的主要因素。
从上表可知2010年我国经常项目与资本和金融项目都发生了双顺差，并且资本和金融项目的差额远远低于经常项目的差额。经常项目顺差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货物贸易，而服务贸易出现了逆差。服务贸易的逆差说明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差，尤其是在运输、保险、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等项目的逆差比较严重。在资本和金融项目的顺差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金融项目，并且该项目当中的直接投资所占的比重是较高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我国外汇储备变动中发挥最主要作用的是直接投资，尤其是外国在华的直接投资，也就是说我国的外汇储备当中很大一部分是由债务性储备所构成的。
2.4 制度原因
首先，我国外汇管理制度改革促使外汇储备的增长。1994年初，我国取消了外汇留成制度，实行强制结汇和有条件售汇制度。强制结汇制度使得居民和企业所创造的外汇必须出售给国家，使外汇资源集中于央行，从而促使外汇储备规模增加。其次，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自由兑换制度也促使外汇储备规模迅速增长。1996年，我国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完全可兑换，这一制度使企业在经常项目交易下，可自由兑换外汇，进一步促进了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及经常项目的持续顺差。
另外，人民币汇率制度也促使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急剧增加。在2005年7月汇改之前，我国汇率制度名义上是盯住美元的管理浮动汇率制，但实质却是固定汇率制，出于维持汇率稳定的需要，央行被动地动用吸收外汇储备，从而加剧储备的增长。在汇改之后，人民币实行有管理的浮动制度，汇率浮动区间有所扩大，部分缓解了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压力。但在当前汇率制度下，人民币的持续升值预期增加了人民币需求，在套利因素驱动下，大量外汇通过多种渠道涌入国内，反而加大了外汇储备增长压力。
3.加强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与营运的对策
我国外汇储备增长较快和储备规模较高，意味着经济资源的巨大浪费，长期如此，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害无利，必须采取科学合理的措施加以解决。在当前条件下，加强我国外汇储备的管理应从两方面着手：即一方面要采取措施解决外汇储备的超常增长，另一方面要提高现有储备资产的运用效率，两者不可偏废。
3.1 确定合理的外汇储备规模
当前确定合理的外汇储备规模，减少外汇资源的低效和浪费，减轻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不良的影响，是我国最明智的选择。关于如何保持合理的外汇储备存量，一般来说，可以确定一个下限和上限。即根据一国经济发展水平，保证该国最低限度进出口贸易总量所必需的外汇储备来确定下限；同时，充分考虑该国经济发展最快时，可能出现的对外支付所需要的外汇储备来确定上限；下限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临界制约点，而上限则表明该国拥有充分的国际清偿能力。在上限和下限之间，形成一个适当的外汇储备区间。
3.2 适度调整外贸、外资和外债政策
在对外贸易方面，传统的出口指标、导向、激励机制需要调整，要改变出口量多、价低、靠出卖资源和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换来短时发展的局面。不要再过分追求外贸顺差，做到进出口基本平衡即可。在引进外资方面，改变“招商引资是政绩的做法，做到“适度引进”，取消各种引资优惠政策和考核量化指标，减轻地方政府的压力，并提高外资进入我国的“门槛”，欢迎高新技术的外资进入我国，坚决杜绝资源消耗大或污染密集产业的外资进入我国。在外债方面应严格控制，以使用国内外汇资源为主，数据来源将国家外汇储备充分利用起来。唯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内外部均衡，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健康的发展。
3.3 严格控制国际短期投机资本（热钱）的流入
国家外汇管理部门要制定行之有效的管理策略和办法，切断热钱进入我国的渠道及方式。要强化对贸易、非贸易、外商投资、外债、地下钱庄的外汇管理，要加强各类外汇流入的真实性审查，特别是对于热钱容易进入的渠道更要重点布防，严加盘查，发现问题及时查处，决不能姑息养奸，任其自由。外汇银行要加强与外汇管理部门的配合，要充分认识到国际短期投机资本（热钱）对一国经济金融的危害性，协助外汇管理部门做好“把关”除此而外，外汇管理部门还要与海关、公安、司法、商、税务等部门加强联系，形成合力，时刻注意国内外热钱的一举一动，坚决打击国际热钱的投机套利，护我国经济金融的安全。
3.4 建立外汇“双藏”机制
在发达国家，国家的外汇储备和企业、民间持有的外汇都非常多。而我国存在的问题是，国家外汇储备的池子过满，而企业、民间持有外汇的池子几乎是空的。其中居民外汇储蓄存款在2003年为855亿美元，2004年802.37亿美元，2005年大约仍然是800亿美元左右；比居民外汇储蓄更惨的是企业外汇存款，连续多年徘徊在700亿美元左右，而此间我国对外贸易额早就翻了几番。这一点外汇存款仅仅相当于日本的一家基金公司。目前国家已经开始放松外汇管制，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和个人持有一定的外汇，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可以利用此契机，建立“藏汇于企业”“藏汇于民”的外汇“双藏”机制，改变原有的“藏汇于国”的策略，鼓励企业和居民持有外币，让企业、民众与市场分担汇率风险，改变国家被动吸纳外汇导致储备大幅增加的被动局面。
3.5 促使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采取相应的战略逐步让人民币融入到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中去，打破现在美元、欧元主导下的西方世界的储备货币格局，建立多极的储备货币体系，则是我们应当追求的，也是可能实现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应当采取中国一贯的渐进性策略，首先让人民币在与文化相近、经贸关系更紧密的周边国家和地区成为主要的结算货币后，再让它成为这些国家的储备货币之一。其次，则是应当发展以人民币计值的、开放的国际资产市场，为境外投资者提供更多的人民币金融资产选择。只有这样一个阶段，我们才不会再为外汇储备的多寡而伤脑筋。
4.结束语
巨额的外汇储备增加了我国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能力，提高了我国的经济地位。但是持有如此巨额外汇储备不仅成本是巨大的，并且还需要应对由此而产生的各种不利影响。因此我国必须及时的采取适当的有效措施，加强我国外汇储备的管理，确定合理的外汇储备规模，在充分发挥巨额外汇储备带来的优势基础，对其产生的不利影响加以调整，进行消化吸收，从而提高我国国际竞争能力，更快的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进而在此基础上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争取早日使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外汇储备带来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唐蓝星，胡志才.浅析我国外汇储备规模[J].市场论坛，2008(12):94-96.
[2]郑艳娜.山东县域金融发展研究[D].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10(01).
[3]郭娜.完善我国外汇储备积极管理研究[D].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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