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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提要: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国之间的金融联系更为紧密，也使得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无法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求，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日益高涨，再次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已势在必行。
前言
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世界各国或地区的金融活动趋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在金融全球化下，信息跨国界的传播和现代化电子技术的应用使得国际资本流动加速，国际金融市场规模扩大，各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然而，金融全球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金融市场运行机制和运行格局，并使得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无法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求。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在“牙买加体系”的基础上逐步演化而来的，也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它既没有同一的汇率安排，也没有明确的本位货币，各国的经济政策行为也难以受到约束。当爆发金融危机时，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国共同遭受危机影响的程度加深，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极易受到攻击。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爆发的多次金融危机，究其根源就是金融全球化与国际货币体系矛盾的凸现。
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西方发达经济体纷纷进入衰退期，世界经济重心逐步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转移。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并未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获得相应的话语权，因此他们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意愿极为强烈。随着近年来其影响力的逐渐扩大，改革的呼声也更加高涨，发达国家已无法再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改革已势在必行。
一、金融全球化下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引发的问题
(一)导致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加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速度已超过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的增长速度。而且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短期国际投机资本数额仍在不断膨胀。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规模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正是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为短期性国际资本的流动提供了便利。反过来，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的快速流动又强化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这些基于套利性动机的短期国际资本总是对一国金融体系的缺陷伺机攻击，并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随后，当短期国际性资本大批逃离该国时，又会将货币危机放大成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甚至整个宏观经济的衰退。
(二)导致国际储备供求矛盾深化。国际货币体系决定国际储备体系，在现行的多元货币体系下，一国的储备资产中的特别提款权、储备头寸和黄金储备是相对稳定的，这时，外汇就成了一国增加国际储备的主要手段。通常来看，外汇收入的增加来源于国际收支盈余，这样在国际收支差额与外汇储备的关系上，一些国际收支长期盈余的国家外汇储备需求较低，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过剩，而赤字国虽有强烈的外汇储备需求，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短缺。于是，就出现了国际收支差额对外汇储备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矛盾。
此外，国际储备的供求矛盾还体现在储备货币发行国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的不平等上。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可以轻松的通过货币发行和货币互换来取得外汇储备，但是他们作为发达国家往往又都是国际收支顺差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积累。对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只能通过增加出口来取得外汇，但是这些国家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出口能力有限。这样，在国际储备的管理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处境形成强烈反差，迫切需要储备的国家面临储备短缺，而不需要储备的国家反而出现储备过剩。
(三)导致国际收支调节混乱。多元化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允许各国在国际收支不平衡时可采用不同调节方式，但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外，其他几种调节方式都由逆差国自行调节，并且国际上对这种自行调节没有任何的制度约束或支持，也不存在政策协调机制和监督机制。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已经发生了异化，他的主要义务由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维护固定汇率、为严重逆差国提供资金援助及协助建立成员国之间经常项目交易的多边支付体系，转移到了维持货币的自由汇兑，因为他假定自由浮动的汇率具有自动调节国际收支的功能，无需过多干预。这样，当部分逆差国出现长期逆差时，由于制度上无任何约束或设计来促使逆差国或帮助逆差国恢复国际收支平衡，逆差国只能依靠引进短期资本来平衡逆差，而大量短期资本的流入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在国际收支调节问题上的这种混乱状态，成为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矛盾的集中体现。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构想
(一)提高特别提款权的地位和作用。早在1969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组织就创设了具有超主权货币性质的特别提款权，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缺陷，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于特别提款权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它的扩大发行有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克服在经费、话语权和代表权改革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作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因此，当前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首要任务是着力推动改革特别提款权的分配，考虑充分发挥特别提款权的作用，实现对现有储备货币全球流动性的调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改革不合理的份额制，应综合考虑一国国际收支状态和经济规模来调整份额，以此来降低某些经济大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绝对控制;另一方面继续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金份额，扩大其资金实力，以便有足够的可动用资金来应对危机。
(二)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和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重要的载体，理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被弱化和异化，因此有必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广泛的改革。(1)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援助的范围，强化其国际最终贷款人的职能。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缺乏一个国际的最终贷款人，显然是难以应付国际货币危机的;(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实行资金援助时，不仅要考虑恢复受援助国的对外清偿能力，还要考虑促进其经济发展。这就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改变将短期内恢复受援国偿付能力作为唯一目标的做法，并把重点放在危机防范而不是补救上;(3)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测和信息功能。当成员国经济出现问题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义务对成员国内经济政策提供建议，并为投资者和市场主体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4)促进交流与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加强与成员国交流的同时，还应积极促进成员国之间或成员国与其他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三)加强国际金融合作，改善各国经济政策的协调性。金融全球化为资本的无序流动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各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同时，世界上主要货币的汇率大幅度波动，为发展中国家平衡国际收支和稳定汇率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成本，也使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发达国家应主动担起责任，最大限度地减少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这就要求各国加强国际金融的合作与协调，这是确保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基础。从国别上看，这种合作与协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协调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各发达国家之间应经常相互协调与沟通，共同承担起应有的国际责任，并以积极的态度，加强各国在货币和经济政策方面的合作，以保证国际货币体系稳定;二是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关系。在支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多地考虑促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注意保护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三是加强区域性经济货币政策的合作。在总结欧盟与欧元经验的基础上，加强一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共同探讨区域性货币合作的有效途径，以抵御外部危机对该区域经济体的冲击。此外，从加强合作的领域看，还应加强国际金融经营环境、国际金融内部控制、国际金融市场约束以及国际金融监管等方面的合作与协调。
(四)建立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在金融全球化下，建立和完善国际金融监督机制已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制度包括:(1)提高信息透明度，公开披露有关信息;(2)抑制国际范围内短期资本的无序流动，特别是加强对“对冲基金”、离岸金融中心的监管。对对冲基金以及其他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已成为国际货币新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3)加强对银行的跨境监管。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某些国际性银行经营转移到管理不严的离岸避税港，以便规避国内的管理和监督，这无疑中增加了资本无序流动的风险。因此，对银行的跨境监管是国际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 转贴于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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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文贵等.国际货币体系论.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
摘要：2010年我国外汇储备达28573.38亿美元，连续四年同比增加4000亿美元以上。外汇储备的增长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增强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稳定本币汇率的能力，并可能最终实现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但同时也存在着诸多的负面影响。为了保持我国经济健康、稳定、持续地发展，探讨我国高额外汇储备的成因以及如何解决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外汇储备；结构；激增；原因；对策
1.我国外汇储备激增现状
我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1996年首次超过1000亿美元，到2005年超过8000亿美元，9年间增长近7倍。特别是近3年来，储备增速进一步加快，每年新增储备都超过4000亿美元。2006年2月，我国外汇储备规模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储备大国。截至2011年第一季度中国外汇储备规模达到3.0447万亿美元，排名全球第一，同时几乎是排名第二的日本所拥有的外汇储备的三倍。外汇储备激增已经对宏观经济运行造成相当的负面影响，也使我们在对外经济交往中处于被动，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从表中我们看出，1978年到2003年年底，我国积累了4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然而自2004年到2005年，我国外汇储备是8000多亿美元，到2008年，已经达到19460.30亿美元。也就是说，三年的时间里面，总共有11200多亿美元的外汇新增。
2.我国外汇储备激增原因分析
众所周知，我国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离不开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国家经济实力、国际竞争力以及对外资吸引力的逐渐增强等，归结起来可分为四个因素：
2.1 根本原因
从宏观角度来说，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快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可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来看。从国际层面来看，在当前全球分工格局下，以我国为首的发展中经济体处于国际分工的中末端，承担了大量的劳动、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加工制造和出口转移，从而在贸易创造和转移过程中创造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同时，自2000年以来的本轮世界经济增长周期中，我国等发展国家资本回报率优于发达国家，使得大量外资以战略投资等渠道涌入国内，从而通过资本项目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从国内层面来看，近年来宏观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对外经济交往的扩大是我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内在原因，在此过程中以出口为导向、以引资为重点的对外经贸政策扮演了重要角色。
2.2 外部环境
世界经济、金融一体化。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进程的深入，世界各国金融、贸易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贸易额高速增长，资本流动速度加快，跨国公司规模不断扩大、数量不断增加在这种潮流下，我国享受到了国际分工带来的好处。从国际贸易看，在不断增加的世界贸易额中我国所占份额逐年增加。
2.3 直接原因
我国外汇储备增长的原因分析从国际收支表来看，外汇储备增长的直接原因可归结为我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长期的双顺差。资本项目顺差主要是外商直接投资形成的，我国实行“走出去、请进来”的发展战略，相关政策的优惠、投资环境的改善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进入中国。资本项目顺差是外汇储备增加的主要来源，但这些债务性储备稳定性较差，并且随着美元的贬值趋势，使得我国巨额外汇储备蕴涵着一定风险。
我国近几年经常项目与资本和金融项目连续出现顺差，并影响到我国外汇储备余额的大幅增长。因为近几年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有关项目的比例大体一致，所以下面仅以2010年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为例说明影响外汇储备的主要因素。
从上表可知2010年我国经常项目与资本和金融项目都发生了双顺差，并且资本和金融项目的差额远远低于经常项目的差额。经常项目顺差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货物贸易，而服务贸易出现了逆差。服务贸易的逆差说明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差，尤其是在运输、保险、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等项目的逆差比较严重。在资本和金融项目的顺差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金融项目，并且该项目当中的直接投资所占的比重是较高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我国外汇储备变动中发挥最主要作用的是直接投资，尤其是外国在华的直接投资，也就是说我国的外汇储备当中很大一部分是由债务性储备所构成的。
2.4 制度原因
首先，我国外汇管理制度改革促使外汇储备的增长。1994年初，我国取消了外汇留成制度，实行强制结汇和有条件售汇制度。强制结汇制度使得居民和企业所创造的外汇必须出售给国家，使外汇资源集中于央行，从而促使外汇储备规模增加。其次，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自由兑换制度也促使外汇储备规模迅速增长。1996年，我国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完全可兑换，这一制度使企业在经常项目交易下，可自由兑换外汇，进一步促进了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及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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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项目的持续顺差。
另外，人民币汇率制度也促使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急剧增加。在2005年7月汇改之前，我国汇率制度名义上是盯住美元的管理浮动汇率制，但实质却是固定汇率制，出于维持汇率稳定的需要，央行被动地动用吸收外汇储备，从而加剧储备的增长。在汇改之后，人民币实行有管理的浮动制度，汇率浮动区间有所扩大，部分缓解了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压力。但在当前汇率制度下，人民币的持续升值预期增加了人民币需求，在套利因素驱动下，大量外汇通过多种渠道涌入国内，反而加大了外汇储备增长压力。
3.加强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与营运的对策
我国外汇储备增长较快和储备规模较高，意味着经济资源的巨大浪费，长期如此，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害无利，必须采取科学合理的措施加以解决。在当前条件下，加强我国外汇储备的管理应从两方面着手：即一方面要采取措施解决外汇储备的超常增长，另一方面要提高现有储备资产的运用效率，两者不可偏废。
3.1 确定合理的外汇储备规模
当前确定合理的外汇储备规模，减少外汇资源的低效和浪费，减轻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不良的影响，是我国最明智的选择。关于如何保持合理的外汇储备存量，一般来说，可以确定一个下限和上限。即根据一国经济发展水平，保证该国最低限度进出口贸易总量所必需的外汇储备来确定下限；同时，充分考虑该国经济发展最快时，可能出现的对外支付所需要的外汇储备来确定上限；下限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临界制约点，而上限则表明该国拥有充分的国际清偿能力。在上限和下限之间，形成一个适当的外汇储备区间。
3.2 适度调整外贸、外资和外债政策
在对外贸易方面，传统的出口指标、导向、激励机制需要调整，要改变出口量多、价低、靠出卖资源和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换来短时发展的局面。不要再过分追求外贸顺差，做到进出口基本平衡即可。在引进外资方面，改变“招商引资是政绩的做法，做到“适度引进”，取消各种引资优惠政策和考核量化指标，减轻地方政府的压力，并提高外资进入我国的“门槛”，欢迎高新技术的外资进入我国，坚决杜绝资源消耗大或污染密集产业的外资进入我国。在外债方面应严格控制，以使用国内外汇资源为主，数据来源将国家外汇储备充分利用起来。唯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内外部均衡，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健康的发展。
3.3 严格控制国际短期投机资本（热钱）的流入
国家外汇管理部门要制定行之有效的管理策略和办法，切断热钱进入我国的渠道及方式。要强化对贸易、非贸易、外商投资、外债、地下钱庄的外汇管理，要加强各类外汇流入的真实性审查，特别是对于热钱容易进入的渠道更要重点布防，严加盘查，发现问题及时查处，决不能姑息养奸，任其自由。外汇银行要加强与外汇管理部门的配合，要充分认识到国际短期投机资本（热钱）对一国经济金融的危害性，协助外汇管理部门做好“把关”除此而外，外汇管理部门还要与海关、公安、司法、商、税务等部门加强联系，形成合力，时刻注意国内外热钱的一举一动，坚决打击国际热钱的投机套利，护我国经济金融的安全。
3.4 建立外汇“双藏”机制
在发达国家，国家的外汇储备和企业、民间持有的外汇都非常多。而我国存在的问题是，国家外汇储备的池子过满，而企业、民间持有外汇的池子几乎是空的。其中居民外汇储蓄存款在2003年为855亿美元，2004年802.37亿美元，2005年大约仍然是800亿美元左右；比居民外汇储蓄更惨的是企业外汇存款，连续多年徘徊在700亿美元左右，而此间我国对外贸易额早就翻了几番。这一点外汇存款仅仅相当于日本的一家基金公司。目前国家已经开始放松外汇管制，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和个人持有一定的外汇，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可以利用此契机，建立“藏汇于企业”“藏汇于民”的外汇“双藏”机制，改变原有的“藏汇于国”的策略，鼓励企业和居民持有外币，让企业、民众与市场分担汇率风险，改变国家被动吸纳外汇导致储备大幅增加的被动局面。
3.5 促使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采取相应的战略逐步让人民币融入到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中去，打破现在美元、欧元主导下的西方世界的储备货币格局，建立多极的储备货币体系，则是我们应当追求的，也是可能实现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应当采取中国一贯的渐进性策略，首先让人民币在与文化相近、经贸关系更紧密的周边国家和地区成为主要的结算货币后，再让它成为这些国家的储备货币之一。其次，则是应当发展以人民币计值的、开放的国际资产市场，为境外投资者提供更多的人民币金融资产选择。只有这样一个阶段，我们才不会再为外汇储备的多寡而伤脑筋。
4.结束语
巨额的外汇储备增加了我国抵御国际金融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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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的能力，提高了我国的经济地位。但是持有如此巨额外汇储备不仅成本是巨大的，并且还需要应对由此而产生的各种不利影响。因此我国必须及时的采取适当的有效措施，加强我国外汇储备的管理，确定合理的外汇储备规模，在充分发挥巨额外汇储备带来的优势基础，对其产生的不利影响加以调整，进行消化吸收，从而提高我国国际竞争能力，更快的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进而在此基础上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争取早日使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外汇储备带来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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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我国外汇占款规模持续增长，外汇占款对我国基础货币产生的影响日益显著。本文基于2006年1月至2013年12月外汇占款和基础货币的月度数据，通过EG两步法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VAR模型、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汇占款与基础货币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均衡关系，外汇占款的增加引致基础货币的增加。同时，外汇占款对基础货币在短期也存在显著的影响作用。
关键词：外汇占款；基础货币；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3-0-03
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近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达568845.21亿元，同比增长7.7%。随着经济的稳步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化，2013年我国外汇占款也达到了286303.83 亿元，而外汇占款作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之一，使外汇占款的增加转化为了现实的基础货币。基础货币的增加又进一步加剧了我国货币供给成倍的被动增加，造成了流动性过剩的局面，形成了通货膨胀的压力。高额的外汇占款增强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使货币政策操作难度加大，影响了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因此，我们要充分地认识到外汇占款及其变动对基础货币的影响程度，并在研究的结果上提出一些建议，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外汇占款与基础货币的变动状况
外汇占款指银行收购外汇资产而相应投放的本国货币，银行收购外汇形成本币投放，而外汇资产形成银行的外汇储备。基础货币等于流通中的现金加上银行体系的准备金总额，它体现为中央银行的净货币负债。
2001年，我国基础货币为39851.73亿元，外汇占款仅为17856.43亿元。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外贸交易规模和外国资本流入显著增加，外汇占款和基础货币也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2005年，我国进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外汇占款存量首次超过基础货币存量，达到71211.12亿元。
图a 外汇占款与基础货币变化趋势
近年人民币面临的升值压力持续上升，中央银行为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在外汇市场上购买外国资产，投放本国货币，导致基础货币不断增加。从2001年开始，我国外汇占款增长率连续8年超过24%，2001-2013年我国外汇占款平均增长率达到21.02%，基础货币平均增长率也达到了15.26%。截至2013年12月，我国外汇占款286303.83亿元，基础货币271023.09亿元，外汇占款存量占基础货币存量的105.64%。外汇占款在基础货币中所占比例过大已显而易见，以至于央行压缩其他货币发行渠道，由此可见外汇占款已成为影响基础货币的主要因素。
表1 外汇占款增量与基础货币增量关系
2001-2009年我国外汇占款增量均超过了基础货币增量，而且外汇占款增量在基础货币增量中的比重呈现上升趋势。受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复苏缓慢，我国外汇储备增长率也呈现下降趋势，导致外汇占款增量明显减少，使外汇占款增量在基础货币增量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但2013年我国外汇占款增量再次超过基础货币增量，外汇占款增量在基础货币增量中的比重激增，外汇占款已经呈现明显增长的新趋势，其对基础货币的影响不容忽视。
三、外汇占款对基础货币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择与数据处理
基础货币数据来自于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储备货币，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对外公布储备货币口径，并说明储备货币与基础货币是同一概念，包括货币发行和其他存款性公司存款。外汇占款数据来自于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收支表。
2005年，我国进行了汇率制度改革，为使数据更具代表性和时效性，则选择2006年1月至2013年12月的月度数据，利用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6.0进行分析。为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两个变量进行对数变换，即：外汇占款LNX，基础货币LNY。
（二）数据检验与数据分析
1.单位根检验
采用ADF检验对外汇占款（LNX）、基础货币（LNY）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在5%显著性水平下，LNY和LNX都是一阶单整的，记为I（1）。
表2 单位根检验结果
2.长期均衡关系的协整检验
外汇占款（LNX）和基础货币（LNY）都是一阶单整序列，满足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故采用EG两步法来检验外汇占款（LNX）与基础货币（LNY）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以外汇占款（LNX）为解释变量，基础货币（LNY）为被解释变量，用OLS回归方法估计回归模型，估计的回归模型为：
对残差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用以判断回归估计模型是否能表示两个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残差序列单位根检验结果
在5%显著性水平下，残差序列不存在单位根，即平稳序列。由协整检验可以看出，长期内我国外汇占款和基础货币之间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外汇占款增加1%，基础货币平均增加1.148039%，说明外汇占款与基础货币之间是同方向变动的，这与经济理论的分析结果相一致。
3.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揭示外汇占款和基础货币在时间上的先导滞后关系，在5%显著性水平下，经过多次比较AIC值和SC值确定滞后阶数为5，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5%显著性水平下，外汇占款（LNX）是引起基础货币（LNY）变化的Granger原因，基础货币（LNY）不是引起外汇占款（LNX）的Granger原因，说明外汇占款对基础货币存在单向因果关系。
4.VAR模型、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
（1）VAR模型
根据信息准则，AIC最小值和SC最小值确定VAR模型滞后阶数；当AIC最小值和SC最小值选择的滞后阶数不一致时，参考LR准则确定VAR模型滞后阶数。利用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6.0进行滞后阶数的确定，结果显示最优滞后阶数为5，故无约束VAR最优滞后阶数为5。因此，建立VAR（5）模型，向量自回归模型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结果
注1：*表示10%显著性水平，**表示5%显著性水平，***表示1%显著性水平。
注2：t-statistics in （ ）。
对VAR（5）模型进行稳定性检验，得到的AR根如图b所示。
图b VAR模型稳定性检验
被估计的VAR（5）模型的所有根均在单位圆内，因此以上所建立的VAR（5）模型是稳定的、有效的。
由VAR结果可以看出，对于基础货币LNY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可决系数为0.995430，结果比较理想。从各滞后项对其影响情况看，自身的LNY（-1）、LNY（-5），外汇占款的LNX（-1）、LNX（-2）、LNX（-4）对其存在着显著的影响，说明基础货币除受到其自身滞后项的影响外，还受到外汇占款LNX滞后项的影响，且影响系数较大。
（2）脉冲响应
为了进一步研究外汇占款与基础货币之间的相互影响，采用脉冲响应函数方法进行分析，结果如图c所示。
图c 脉冲响应函数
基础货币LNY对外部冲击的反应具体表现为：LNY对其自身的一个标准差新息冲击即刻就有非常大的正向反应，之后持续下降到第5期，在短暂上升至第7期之后又开始一直呈现下降趋势，说明随着期数的增加，反应一直为正向，但有减弱趋势。LNY对外汇占款LNX的一个标准差新息在初期基本无反应，之后呈现负向作用，持续到第3期后转为正向反应，在3-8期内呈现M型波动反应趋势，之后基本稳定在一个水平上，这说明外汇占款的正冲击经市场传递会给基础货币带来正向作用，并且这一影响具有较长的持续效应。
外汇占款LNX对外部冲击的反应具体表现为：LNX对其自身的一个标准差新息冲击即刻就有非常大的正向反应，之后有所下降，第3期时期又上升，但之后一直保持下降趋势，说明随着期数的增加，反应一直为正向，但有减弱趋势。LNX对基础货币LNY的一个标准差新息在初期也有一定的正向反应，之后持续上升到第5期后，从第6期开始持续下降，说明随着期数的增加，反应一直为正向，但有减弱趋势。
（3）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表示一个变量受到冲击以后，以另一个变量预测方差百分比的形式反映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程度，它描述了冲击在变量间动态变化中的相对重要性。方差分解结果如图d、图e所示。
图d LNY方差分解
由基础货币LNY的方差分解结果可以看出，第一期的波动只受到其自身波动的影响，外汇占款对波动的冲击在第2期才显现出来，但总体上的贡献率不高，最高值为第6期时的5.695557%。这表明短期内，基础货币LNY波动主要受其自身的影响，外汇占款LNX贡献率有限。
图e LNX方差分解
由外汇占款LNX的方差分解结果可以看出，第一期的波动除受到其自身波动的影响，还受到基础货币LNY的影响，但此时的贡献率不高，但之后LNX的贡献率保持增长趋势，到第10期时达到31.35815%。这表明短期内，外汇占款LNX波动除受到受其自身的影响，基础货币LNY的贡献率也较大。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外汇占款与基础货币之间有长期均衡关系，外汇占款对基础货币的弹性系数为1.148039。外汇占款对基础货币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外汇占款的变化引起基础货币的变化。
基础货币除受到其自身滞后项的影响外，还受到外汇占款滞后项的影响，且影响系数较大。外汇占款的正冲击经市场传递会给基础货币带来正向作用，并且这一影响具有较长的持续效应。另外，基础货币波动也受到外汇占款贡献率的影响。
由此可见，外汇占款日益成为影响基础货币不可忽视的因素，为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科学合理地确定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的合理区间，逐步优化出口结构，适当扩大进口规模，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监管，推动国际收支趋向平衡。同时，进一步丰富我国外汇储备的使用渠道，以支持国内经济建设。
第二，优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完善汇率形成机制，逐步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同时，积极构建外汇平准基金，外汇平准基金的建立可以使中央银行不再采用投放基础货币来对冲外汇增量的方法，而可以通过其他的资金来源，以市场化操作来消化外汇增量。
第三，以有效的冲销干预机制应对外汇占款所致基础货币扩张。建立有效的公开市场操作体系，扩大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工具的种类和范围。适度加大票据的发行，推动票据市场的发展。同时，通过正回购操作、灵活运用掉期以及互换业务，在实现资金净回笼的同时，保证市场的稳定运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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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美元；霸权；多元货币体系；欧元
美元作为核心的单边霸权主义货币体系在形成时刻便注定了它的瓦解。美利坚在实行的货币霸权统治过程，同时也是美元走向反面转化的过程。
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二战后一定时期内为其成员国发展营造了较有利的发展环境，促进了成员国的战后恢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国际货币体系的混乱。第一，世界黄金的供应在二战后开始停滞，美元利用其国际储备的地位取代黄金，弥补了国际清偿，同时缓解了国际储备供应的短缺程度。第二，实行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的货币制度，削减了各国外汇市场的动荡程度。第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加强主要成员国之间的货币金融合作，尤其是为成员国提供短期和中期贷款便利，缓解了他们的国际收支问题，从而也增加了世界经济的稳定性。
但是，美元霸权主义下的国际货币合作也存在诸多缺陷。首先，由于美国在同其他国家国际金融合作时，美元依赖于其特权地位，必定会在分配利益和承担责任之间同其他国家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其次，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美元，内在不稳定性很难克服。比如美国若想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美元币值稳定，则引发国际清偿不足；但若世界其他国家的美元储备不断增长，则会造成美国国际收支长期逆差，从而酿成美元危机。最后，虽说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必要时可以进行调整，但根本上来说几乎没有弹性，其他各国利用汇率政策调整国际收支和经济活动的行为受到制约，而且在某些经济脆弱结构的国家固定汇率政策引得国际热钱流动造成金融危机，东南亚危机就是例证。所以，以美元霸权主义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不具有稳定性的，只是特殊时期相对的且短暂的稳定而已。
满足三个条件，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才能正常运作：首先美国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美元币值稳定：其次，美国黄金储备充足，保证美元对黄金的可兑换性；最后，黄金价格能够稳定在官方价格。显然这三个条件在日益变化的经济环境下都能满足是不可能的，不可避免的使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从而使美元霸权的基础也开始消失，“美元荒”到“美元灾”，最后变成美元危机。二战后，随着美国对外扩张的脚步加快，资本外流的速度也在加快，美国开始从国际货币收支顺差变成逆差，且逆差额越来越大，国际收支失衡越来越严重。1960年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达215.83亿美元，黄金储备缩减27.5%，跌至178.04亿美元。美国国际收支巨额逆差中伴随着美元的外流，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大量存在，也为美元一轮危机埋下伏笔。
1960年10月，美元的首次危机爆发。美联储为保卫美元在国内外开展了大量活动，在国内采取经济政策，在国际上积极寻求合作，如创建“十国集团”，“黄金总库”和和相关国家签署“互惠信贷协定”，“贷款总安排”等。但这些活动在严重的美元危机来临时显得有些无能为力。在1968年爆发了第二次美元危机时，美国再也无法支撑美元对黄金的自由兑换的承诺，使自由市场的黄金与官方黄金的交割脱钩，故而黄金产生了两个市场以及两个价格，间接表明了美元的贬值。
五次美元危机爆发于1968-1971年间。尼克松政府由于形势所迫于1971年实施“新经济政策”，即美元与黄金不再挂钩，且美元兑黄金一次性大幅贬值。这也表明了以美元为核心布雷顿森林体系体系已经瓦解。
然而在新经济政策实施后的两年内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并未因为美元的贬值而得到改善。并且由于短期国际外债的增加，美国的黄金储备以及国家信用接连受到打击，又爆发了数次危机。1973年3月，一些大国宣布其货币与美元脱钩，实行货币单独浮动或联合浮动的汇率制度。至此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础――美元和黄金挂钩以及其他国家货币和美元挂钩以均不存在，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崩溃。
美国在军事方面的海外投入和资本方面的对外支出不断扩大以及国际贸易的顺差转逆差均造成了美国巨额的国际收支逆差，而国际收支逆差不断恶化的结果就是美元危机的频繁爆发以及美元的持续贬值。由于二战后美国为了侵略和扩张，从1946年到1972年美国军费支出达770亿美元，和此期间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的累积和880亿美元相差不远。美国对外资本输出在50和60年代中间也不断增长，但其他国家资本的流入远远不能抵消美元流出的数量并且这段时间内美国经常账户由顺差变为逆差，国际收支状况进一步恶化。
1992年，欧共体成员国在德法的领衔下签署了关于建立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马赫条约》，在条约中确立了发行统一货币是他们的终极目标。统一货币首先需要使货币在欧盟间完全自由流动，其次是设立能够担任欧洲央行角色的―欧洲货币局。从此欧元的出现经历阶段可以划分为：1999年1月1日正式启动―2002年1月1日欧元纸币和硬币投入使用―同年2月28日，欧元区12国货币退出流通。这些标志着从未出现过的区域超货币正式出现并投入使用。可以说，欧元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种超越国家的货币，它促进了以美元霸权主义为领导的单极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为其他区域内的超区域货币提供了重要参考。
但这一局面正在慢慢被打破，随着欧元的诞生，原来的德国马克、法国法郎等国际储备货币逐步转化为欧元。据统计，到2009年在已知分配的外汇储备资产中，欧元占比达27%。欧元在国际金融交易中成为最重要的货币。从国际债务市场看，以欧元计值的货币市场工具和债券的规模均最大截至2010年9月，以欧元计值的国际货币市场工具发行规模达4364亿美元，占全部国际市场发行规模的47.9%。在全球外汇交易和全球场外衍生品交易中，欧元作为交易货币的规模均仅次于美元。同时欧元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地位也占很大比重。50多个国家货币在确定汇率制度时与欧元建立了联系汇率制。此外，欧元在计价货币方面发挥了较大作用，占据特别提款权的重要地位。2014年，在特别提款权的4种货币权中，美元为41.9%，欧元37.4%，英镑11.3%，日元9.4%。国际贸易中，欧元区与区外贸易的50%-60%使用欧元结算。上述数据说明了欧元的地位重要性。
但在仍未走出欧元危机以及刚刚过去的英国脱欧风波未平的背景下，有人对欧元前景表示担忧。担心欧盟会不会以英国脱欧为导火索，点燃欧盟国家的脱欧浪潮，促使欧盟解体，从而欧元也随之失去地位。从目前来看，情况没有那么悲观，以德法两国为首的欧盟国家，积极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护欧盟及欧元稳定。
当下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呼声日益高涨，国际货币多元化的共识越来越得人心。在目前人民币尚未真正上位，欧元作为美元的一支重要制衡力量更是其存在的重要意义。人民币国际化也在稳步有序前进中，未来一旦人民币国际化地位成立，也将开创人民币、欧元、美元的“三足鼎立”局面，取代以往美元的独霸对维护国际金融的稳定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天津工业大学研究生院）
参考文献：
[1] 美元霸权的历史考察，鲁世巍，国际问题研究[J]2004.07
论文摘要：截止2007年一季度，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超过12000亿美元了，如何管理我国巨额外汇储备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文首先澄清了对外汇储备的认识，讨论了外汇储备可能带来的风险，以及外汇储备管理的原则，最后从合理外汇储备管理和超额外汇储备管理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认为当前应增加外汇资产中的黄金储备和物质储备，建立外汇投资公司进行多元化投资，并考虑进行能力储备。
一、对外汇储备的认识
目前针对如何管理我国的巨额外汇储备，许多学者或实务工作者从各个角度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和想法，但由于缺乏对外汇储备的正确理解，导致一些建议不可行，或相互矛盾。因此，在讨论外汇储备管理之前有必要正确认识外汇储备的内涵。
外汇是央行的一种资产，其对应的负债主要是公共部门或私人部门的存款，这意味着外汇的增加同时导致了国内人民币的增加，所以外汇是不能直接用于国内消费和投资的，因为这相当于增加货币供应量，可能会导致通胀。
外汇是我国对国外的一种债权（主要指贸易顺差产生的，不是借外债），外汇相当于国外发行的“债券”，国外用这种“债券”换回了我们的产品、服务，当然我们可以用这些“债券”在将来从国外买回产品和服务，但是如果“债券”贬值了，我们买回来的少了，就受损失了，如果“债券”升值了，买回的多了，我们就盈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世界进入了浮动汇率的国际货币体系，持有外汇意味着要承担汇率波动的风险。
拥有外汇相当于为国外的铸币税作贡献。铸币税实质上是对货币发行并保持货币信用的一种补偿，拥有他国的货币数量越多，对该国铸币税的贡献就越大。目前，美元是最主要的外汇资产，因此美国是从铸币税中获益最多的国家。
外汇储备对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至关重要。外汇储备是保障一国汇率体制稳定、国际贸易平衡、国际清偿支付的必要措施。外汇的增加主要由贸易顺差、借债、直接投资等组成。我国汇率体制实质是有浮动的固定汇率，央行对外汇资产统一管理，企业进口、对外投资、归还国外债务、外资企业利润汇出，都需要兑换外汇，因此必须保证一个基本的储备量，否则会产生支付危机。
二、巨额外汇储备带来的问题
外汇储备对稳定一国的货币汇率体系，平衡国际贸易收支非常重要，但外汇储备并不是越多越好，巨额的外汇储备也会带来一系列的风险和问题。
巨额的外汇储备可能面临着巨大的汇率风险。目前我国外汇的主要资产是美元资产，在美元贬值时外汇储备的实际价值会大大缩水。由于资产金额巨大，进行币种调节的空间也很有限。近两年来，美元对各种主要货币贬值20%左右，由此产生的损失数百亿美元。
外汇储备的增加会挤压货币政策的空间。外汇占款的增多要相应扩大货币供应量，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央行为了降低高外汇储备对国内物价水平的影响，须通过回笼现金，或提高利率等方式来减少货币供给，这样却增大了本币升值压力；相反，央行为了降低高外汇储备带来的本币升值压力，须通过降低利率等方式增加货币供给，这样又强化了通货膨胀。因此央行货币政策的内外目标产生冲突。
高外汇储备显示出在外汇市场上，就是外汇供给大于需求，容易造成本币升值预期。本币升值往往降低本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不利于就业和经济增长；同时本币升值导致本币资产价值高扬，易形成资产泡沫化；进一步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美日欧等主要贸易伙伴以我国外汇储备迅速增长作为主要证据，对人民币值施压；国际投机者将此作为人民币汇率水平不合理的依据，热钱通过各种渠道涌入中国，反过来又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高额的外汇储备需要付出巨额的机会成本。即如果货币当局不持有储备，就可以把这些储备资产用来进口商品和劳务，增加生产的实际资源，从而增加就业和国民收入，而持有储备则放弃了这种利益。另外，我国是急需资金的国家，而把外汇以较低的利率借贷给美国和其他国家使用，没有充分发挥这部分资金的潜力。
三、外汇储备管理的主要原则
外汇储备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及国际贸易体系下的产物，为了降低汇率风险，减少来自外界的冲击，促进本国经济的平衡发展，外汇储备管理有必要遵循一定的原则。
保持多元化的货币储备，以分散汇率变动的风险。按照“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原则，外汇币种应该多元化。可以按照下列原则（1）根据进口商品、劳务或其他支付的需要，确定币种数量、期限结构以及各种货币资产在储备中的比例；（2）选择储备货币资产形式时，既要考虑它的收益率，同时必需考虑它的流动性、灵活性和安全性；（3）密切注意货币汇率的变化，及时或不定期的调整各种货币的比例。
保持适度的外汇储备规模。一定的外汇储备是一国进行经济调节、实现内外平衡的重要手段。当国际收支出现逆差时，动用外汇储备可以促进国际收支的平衡；当国内宏观经济不平衡，例如出现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可以动用外汇组织进口，从而调节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促进宏观经济的平衡；当汇率出现波动时，可以利用外汇储备干预汇率，使之趋于稳定。因此，外汇储备是实现经济均衡稳定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手段，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各国之间经济联系增强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外汇储备并不是越多越好，毕竟其本质是将本国资金放在海外，持有它是要付出代价和风险的，因此确定合理的外汇储备规模对于维持我国宏观经济稳定至关重要。
富余外汇储备投资渠道的多元化。多元化是从国家战略的角度考虑外汇的运用。对于富余的外汇储备，一些国家在“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的前提下，进行多元化的投资。如到国外进行直接投资，储备重要的战略资源等。多元化投资较为成功的例子是新加坡。新加坡财政部通过全资控股淡马锡，运用政府注入的资本在全球投资，其股东年平均回报率达到18%。日本由于本国资源缺乏，将一部分外汇储备转换成了战略物质储备，目前日本是石油储备最为充足的国家之一。
四、对于我国外汇储备管理的政策建议
外汇储备管理应该有两层含义，一是关于合理规模内的外汇储备管理；二是超过外汇储备需要以上的外汇资产运用。对于前者，外汇储备管理的主要目的是保持汇率稳定，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对于后者，外汇储备管理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外汇资金的使用效率，实现外汇资产的增值、保值。相应的，应该采取不同的措施来管理我国的外汇储备。
1.合理外汇储备的管理
重视储备的安全存放保管。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大多是美元、欧元债券和主要西方货币表示的金融资产。近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动荡，以及我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潜在冲突可能波及到我国外汇储备的安全。这就需要从战略上考虑，从安全出发，如何选择存放保管外汇储备资产。
根据国内外形势，确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外汇储备下限和上限以及外汇储备的区间。根据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对外开放程度、国际收支状况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发展目标，制定阶段性的储备调整规划。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夏斌教授的建议，我国保持7000亿多元的外汇储备是比较合适的。
按照“安全、流动、盈利”的“三性”原则，从中长期考虑外汇储备的资产配置。在外汇储备较快增长的背景下，除国债之外，高信用等级的政府机构债券、公司债券和国际金融组织债券等，也是我国储备资产运用的重要方面。考虑到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仍居主导地位，美国金融市场也仍是世界最发达的市场，美国无疑仍是我国外汇储备投资的重要市场。在资产结构调整时应该基于对主要国际货币中长期走势的战略研判，资产结构的调整必须是谨慎而渐进的，以防引起国际资产市场价格的大幅波动，从而不利于我国的外汇管理。
2.超额外汇储备资产的管理
可以考虑成立一家专门投资公司作为多余外汇资产的运作主体，来进行商业化、专业化运作。具体说来，成立由政府控股的“国家投资控股公司”是值得考虑的方案。至于“国家投资控股公司”由央行主导还是财政部主导，我们认为应该是后者。央行是货币政策的责任机构，国有金融财产的管理从职能上来说应该归属于财政部。同时也可考虑将部分储备交国际上的私人投资基金代管。事实上，当前不少国家央行都把部分储备交给一家或几家基金代管。这些基金由专家把储备按不同比例进行资产组合，并根据市场变化调整结构。从多年的情况看，这些基金获取的收益较高。
增加外汇储备的多元化。一是考虑增加黄金在外汇资产中的比重，黄金作为天然的货币，具有良好的保值作用，并且可以作为最终的国际结算货币。我国外汇资产中黄金比例较低，只占1.5%，而发达国家一般都将外汇储备转换为黄金存储。截至2005年1月，黄金占各国外汇储备的比例分别是：美国为61.1%，意大利为55.8%，法国为55.1%，德国为51.1%，荷兰为50.5%。此外，中国也可以考虑将外汇储备转为资产储备。目前我国石油、铁矿石、锰矿石、铬铁矿等进口量大幅增长，利用国外资源的成本在惊人的大幅度上升，我国应将部分外汇储备转变为资产储备，以缓解国际资源价格上升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利用外汇储备进行能力储备建设。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真正至关重要的不仅是对资源的占有和控制能力，而且要有强大的使用和控制资源的能力。能力的提高，才能最终解决资源约束。能力储备的主要手段有：（1）鼓励“走出去”战略，扶持和培养我国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掌握着全球化时代资源配置的主导权，培养中国的跨国公司，对于提高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真正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2）鼓励对海外重要经济资源开采权的收购。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壮大，我国对海外经济资源的依赖程度将不断提高，控制海外资源的开采权，比直接进口资源更加合理。（3）鼓励对我国具有战略意义的出境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投入。我国周边国家蕴涵着丰富的能源储藏，通过跨境输油气管道、铁路与公路的建设，对于保障资源与能源供给的安全性，加强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具有重要作用。（4）引进和培养海外人才。国家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我国应该制定中长期海外人才培训规划，有计划地将政府官员、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才、工程技术人员、专业人士（会计、法律、咨询、建筑等）派往海外进行培训。同时可以考虑在海外建立研发机构，直接利用海外土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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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理论试论海南省发展离岸金融业务的相关政策建议
一、引言
离岸金融（Offshore Finance）是指设在某国境内但与该国金融制度无甚联系，且不受该国金融法规管制的金融机构所进行的资金融通活动。传统的离岸金融业务包括货币信贷、投资、结算、外汇买卖、黄金买卖、保险服务和证券交易等金融业务。伴随着新一轮全球性经济衰退，各国对游资监管力度加大，离岸金融业务的发展前景逐渐黯淡，离岸金融业务也积极寻求着转型发展之路，在此背景之下，海南省发展离岸金融业务的相关研究更显必要、紧迫。
二、海南省离岸金融业务发展的宏观环境
（一）天然优势的地理区位
海南省位于华南和西南陆地国土和海洋国土的结合部，内靠我国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外邻亚太经济圈中最活跃的东南亚。海南省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对海南省离岸金融业务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亟需大量的资金及金融服务的支持，海南省离岸金融业务能有效满足此类需求；其次，毗邻香港有利于海南省离岸金融业务的加快发展，海南省离岸金融业务的兴起能有效辅助、巩固香港确立全球离岸金融中心的地位；最后，海南省与祖国大陆间的天然屏障可以作为防范省内与大陆境内金融系统协同干扰的“防火墙”。
（二）增长迅速的国民经济
（三）发展迅猛的金融行业
（四）持续加快国际化进程
随着海南省国际旅游岛建设进程的不断深入，海南省抓住与国际市场、机构、法人等接触的契机，推动海南省产业升级转型。一方面，海南省不断强化自身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内的核心地位，加强与东盟国家在旅游、交通、商贸等方面的互惠合作，另一方面，海南省寻求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在旅游、金融、环保等领域的交流。
三、海南省离岸金融的模式选择
通过对现有国际离岸金融市场模式特征及要素需求的考量，不难发现海南省省域内要素不满足内外一体型关于区域建设环境的需求。而避税港型模式本身即为了让离岸公司机构规避母国关于税收等非运营支出而诞生的一种形式，且随着近年来全球性受游资冲击而导致的全球、区域性金融危机频发，黑市洗钱现象不绝，现阶段相关国际组织、合作国联盟加强对此类模式地区的监管，从而使得一些区域离岸市场“形同虚设”，不仅如此，海南省较其他避税港型地区并不具有明显横向竞争优势，因此本文认为海南省不适宜避税港型模式。
剔除了以上两模式后，本文侧重与海南省选择以内外分离型为基础的适用性模式。首先就内外分离型模式而言，海南省现阶段国际旅游岛建设亟需相应配套资金的支持，据中国发展改革委员会相关专家的测定，海南省国际旅游岛至少需要15万亿元资金的注入建设，而相对于海南省入不敷出的财政资金而言，数目之庞大犹若星河，因此本文认为海南省应采用单向渗透型的离岸金融市场模式（OUT IN），即允许离岸市场内资金有限渗透到在岸市场的模式。但受限于现阶段海南省金融软硬件实力，初期阶段仍以内外分离型模式，待业务发展到一定规模档次，再权衡利弊适当冲破“屏障”，施行有限渗透的策略。 四、海南省离岸金融市场发展目定位
（一）助力海南省经济增长产业升级为核心
必须遵循关于“十二五”时期的规划路线，从而进一步助推海南省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等改革目标的实现升华规划中关于相关产业发展的理念，拓展海南省经济、产业发展的可行域，创造海南省与国际优秀产业、高新技术接触的契机，争取将海南省提升为“离岸金融-旅游服务”复合型海岛特区。
（二）开展以境外人民币离岸业务为内容
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人民币能够跨越国界，在境外流通，成为国际上普遍认可的计价、结算及储备货币的过程。尽管目前人民币境外的流通并不等于人民币已经国际化了，但人民币境外流通的扩大最终必然导致人民币的国际化，使其成为世界货币。
（三）形成“港琼”离岸金融犄角为目标
香港作为全球范围内重要的国际化金融中心，离岸金融业务规模大、服务水平高、市场监管有效性强。海南省离岸金融业务就其本身规划而言，具有浓烈的地域性特色，因此可以有效完善犄角内“业务池”构建，且海南省离岸金融的发展可以有效减缓香港受指向性游资的冲击，发挥犄角规模优势，有效规避相应风险。
五、海南省离岸金融业务的内容框架
（一）海南省离岸金融业务品种遴选
1.银行类离岸金融业务
一是离岸存款业务。可接受开立“非居民”的美元、港币等可自由兑换货币的存款账户，亦可接受开立人民币非自由兑换货币存款账户。
二是离岸结算业务。海南省可以依托离岸金融机构为平台，开展一系列如客户办理汇兑、接受和开立信用证、提供保函、光票托收、跟单托收等业务。
2.证券类离岸金融业务
海南省证券类离岸金融业务也应选取金融机构债券、利率掉期（SWAP）等为主的相对低风险性业务为主，从而做到降低风险，有限提升市场流动性。
3.保险类离岸金融业务
开展有利于海南省海洋产业发展的船舶险种，根据海南省特殊海洋、渔业状况，推陈出新具有离岸属性的创新型保险品种。
（二）海南省离岸金融业务监管体系
1.离岸金融机构准入及退出机制
海南省离岸金融机构的准入应遵循“机构规模优先、良性内控优先、业务面广优先、效率服务优先”等原则，准入机构在进驻省内以前应具备外汇汇兑、业务办理、业务结算等基础性资质，并在此基础上报备国务院、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南省政府等相关机构审批、备案等基本程序。
2.离岸金融业务范围约束性
主要监管海南省离岸金融业务的五项原则主要：一是审慎性原则，以风险相对较易控制的业务为主；二是可操作性原则，即以简单可行出发，以传统业务为主；三是灵活性原则，在监管下适度放宽业务选择的区域；四是锁定交易性原则，通过账户的分设和严格管理，确保离岸业务的有效监控；五是差别监管原则，对外资银行及中资银行进行区别性管理。
（三）海南省离岸金融业务优惠政策
1.税收优惠政策
借鉴国内外离岸金融市场的税收优惠政策，结合海南省实际，对在离岸区内开展离岸服务外资金融机构，可考虑在2020年以前按10%税率减征所得税，免征印花税，对风险较大的离岸贷款实行专项贷款风险准备金，由金融机构申请，报外汇管理部门备案，同级主管国税机关审批后准予在所得税前扣除；对金融机构高管个人所得税按三免两减半征收。
2.费率优惠政策
一、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制度非均衡的表现
制度非均衡是导致制度变迁的前提条件，也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内在动机。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这种制度非均衡因素主要有两点。
1.主体行为错位。一般地说，国际货币制度包括国际储备资产的确定、汇率制度的协调与国际收支的调节方式等几个方面。1973年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西方国家的货币制度进入一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时期，但作为布雷顿森林时代标志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却依旧在国际经济金融活动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布雷顿森林体系究其来源实际上是二战之后英美两个大国在各自提出的“凯恩斯计划”与“怀特计划”之间斗争的结果，代表了资本主义大国利益。由于IMF残存的旧有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痼疾，使它不但没有发挥应有的最后贷款人作用，反而因其在金融危机中开出一些不适当的“药方”而备受世人的非议。
IMF成立于1945年，是一个旨在稳定国际汇价、消除妨碍世界贸易的外汇管制，并通过提供短期信贷解决成员国国际收支暂不平衡问题的国际机构，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金融组织，与世界银行和WTO并列称为世界三大经济“联合国”。50多年来，IMF对世界各国的国际贸易政策、汇率确定和货币政策都产生重大的影响。IMF始终以体现美国的国家利益为主线，美国在基金组织中一国所占的份额就达到18%，拥有绝对的否定权。IMF对会员国的贷款规模极其有限，而在资金分配方面又存在着不合理之处，其贷款按会员国交纳的份额分配，主要发达工业国占有份额的最大比重，但目前贷款资金最需要的都是发展中国家。另外，IMF提供贷款时附加的限制性条件极其苛刻，这种限制性条件是指IMF会员国在使用它的贷款时必须采取一定经济调整措施，以便在IMF贷款项目结束或即将结束时能够恢复对外收支的平衡。IMF同其它金融机构一样，在发放贷款时必须考虑贷款资金的回收问题，以保证它拥有的资金能够循环使用，就此而言，IMF发放贷款时附加限制性条件显然是无可非议的，然而从IMF近年来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实行贷款限制性条件的实际结果看，由于IMF对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分析不够准确和全面，附加贷款条件规定的紧缩和调整措施却给借款国的经济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在金融危机中，接受IMF的资金援助的东南亚各国都被迫按其所开的“药方”进行调整和改革，而这些“药方”都是：要求危机国采取财政紧缩和货币紧缩政策，提高利率以吸引外资进入并进一步稳定汇率；要求亚洲各国整顿金融机构，加速开放市场并迈向自由化，取消不平等的补贴政策等。IMF的这些限制性条件，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比如要求加速资本流动自由化，反倒进一步加剧了金融市场的动荡；此外IMF对这些面临汇率风暴冲击的国家采取强制措施，不但无法恢复投资人的信心，反而加剧了资本的外逃；提高利率又迫使私人企业的资金成本大幅提高，从而加速破产的速度，并引发通货膨胀的急剧上升。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指责美国借IMF对遭受金融危机的国家贷款之名，实行“经济殖民主义”的掠夺。美国以援助为筹码逼迫东南亚各国开放国内市场，并要求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样更动摇了市场的信心，使东南亚的金融危机进一步蔓延。
2.制度缺位。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彻底瓦解，1976年签订以浮动汇率制合法化、黄金非货币化为主要内容的牙买加协议从此宣告一个时代的结束，国际金融进入了一个没有体系的时期（注：学术界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的国际货币体系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有人称其为“没有体系的体系”，也有人将其归纳为牙买体系。它的内容是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具有多元化的国际储备资产，多样化的汇率安排，多种形式的国际收支调节手段及各国相对灵活的国内宏观政策选择，这种制度使国际金融市场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国际货币体系不存在“超国家”的制度因素，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只是各国对外货币政策和法规的简单集合。其特征表现为：各国对外货币政策转向自由放任，取消各种限制性制度，允许货币逐步走向自由流动和货币价格的自由浮动，市场成为调节经济的主要手段。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市场本身就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包含了一大批附属的制度，并且与社会中其他制度的复合体相互作用。总之，经济不只是市场机制，它还包括那些形成市场、构建市场和通过市场起作用或引导市场起作用的制度”（注：《简明帕氏新经济学辞典》第33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后布雷顿森林时代所谓的“没有体系”是当前国际金融制度安排的总体特征，由于这种体系所造成的制度缺位使国际金融体系处于一定程度的无序状态，这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又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制度缺位具体表现在：
(1)在金融危机的援救过程中缺乏最后的贷款者。目前，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全球金融市场正在形成，资本的跨国境流动加快，客观上要求金融监管标准全球统一和国家干预国际化。亚洲金融危机暴露出目前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天然的缺陷——缺少“世界中央银行”，作为监管世界中央金融市场的“警察”和扮演国际最后贷款者。而这样的职责由IMF来承担是困难的，不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不进行国际经济秩序和制度的创新，难以防止货币危机的再次发生。
(2)迅速膨胀的国际资本市场缺乏国际监督和防险措施。由于国际资本流动的背后，有银行业的支持，使资本市场出现了所谓“高杠杆操作问题”；金融衍生工具的快速发展，使金融交易量增长大大加快，而这种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使习惯于集中管理的监管制度更难实施，金融衍生工具在很大程度上由避险的工具演变成高风险的投资工具，金融危机爆发的突然性，使金融监管相形失色；“信心”这类心理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大，信息传播的高速度，媒介的某种倾向性，使信心越来越难以稳定，越来越容易大幅波动。
(3)世界各国尤其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形成平稳的与金融自由化、经济一体化相匹配的国际资本市场对接机制。资本的全球化将全世界的各个国家都卷了进来，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在对货币的自由兑换、国际收支的调节、外汇储备的选择与管理上还不能适应国际资本流动与变化的节奏。这一方面是国际资本运动非核心国与核心国之间在经济制度安排上的不衔接，同时也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的不衔接，国际经济金融组织与各国经济制度的不衔接。金融的自由化进程过于迅速，出现了无序、波动过大和恶意投机以致破坏自由市场的趋势。自由化进程已带来三个问题：一是投机性成份超过投资性的程度；二是金融经济的虚拟化发展到超过真实经济太大太多的程度；三是自由化发展到发达国家失控、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受到威胁的程度。
(4)对以对冲基金(HedgeFund)为主要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缺乏必要的间接管理。亚洲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是国际投机炒家运用对冲基金这种高杠杆的金融衔生工具疯狂炒作引起的。1998年10月传出的关于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向国际15家大银行融资35亿美元以挽救险些倒闭的颓势，反过来说明，对冲基金是有钱的游戏，它具有高回报，同时银行向其贷款风险也是相当大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提出要通过监管银行来加强有关对冲基金的管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提出征收资本交易税的设想，也是对国际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游资对各国金融市场的冲击的一定限制，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
二、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变革与创新
任何时期的国际货币体系都是对当时的世界经济现实作出的客观选择，现存的金融体制不是为今天全球化的世界经济所设计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在国际金融体制中的影响日益增强，仍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现行货币体系显然不能适应这一变化，它不能从根本上满足金融市场全球化、全球资金一体化以及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客观要求，因此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制度非均衡存在必然产生制度需求，这里的制度需求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为适应外部环境客观形势的变化进行制度变革，另一方面是为填补制度缺位而进行制度创新。这种制度变革与创新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改进或创建新的国际金融机构。(1)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功能。IMF在后布雷顿森林时代也曾起到过很大作用，但它在职能安排上已不适应新形势变化的要求。一是受美国及其它西方发达国家干预的色彩太浓；二是在其贷款的份额、对全球资本流动的监测和预警系统方面存在极大缺陷。目前需进一步扩大其防范和支持当事国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协调成员国的货币政策，提供中长期贷款以协助其克服国际收支的困难。(2)提高世界银行在稳定国际金融体制中的作用，提升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的职能。如让世界银行承担部分化解受害国金融风险的支持功能；发挥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如亚洲开发银行的作用，加强对遭受危机袭击的国家实施资金援助。(3)许多经济学家都主张建立一个最后贷款人，来避免产生金融不稳定的过度道德风险。IMF难以担当最后贷款人的重责，我们倾向于建立一个诸如“世界金融组织”(WFO)的机构，制定新的规则和宗旨，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平等参与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金融运行规则的制定，规范国际金融市场行为。(4)以国际清算银行为中心，建立国际金融风险预警系统，提高国际金融预防风险的能力，为IMF或其它国际金融机构提供基础性材料，向有关成员国发出金融风险的预警信息。
第二，建立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制度。许多国家由于银行管理不善，引发金融过度风险；或由于银行财务状况信息不透明，延误发现和解决风险的时机；或由于监督机构不独立，使制定的监督制度不能实施，因此建立和完善国际金融监督机构已成为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这些制度包括：(1)提高信息透明度，公开披露有关信息。1999年初，由七个发达国与十五个新兴国家组成的盟国金融小组商讨制订“财政透明度行为准则”、“公布数据的特殊标准”和“公司管理行为准则”等，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意，有利于建立一套金融危机的预警系统并实行金融监管。(2)加强对“对冲基金”的管理。对冲基金是有钱人的游戏，集中大笔资金利用汇市、股市和期货期权市场进行“立体投机炒作”，给一国经济带来极大的破坏力。乔治·索罗斯认为：“造成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主要是一体化带来的庞大资本，超越国际的无原则的移动。”对冲基金以及其它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是国际货币新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3)加强对银行的跨境监管。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某些国际性银行经营转移到管理不严的离岸避税港，以便规避国内的管理和监督，对银行的跨境监督是国际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
次贷危机动摇了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体系唯一核心货币的基础，在美元汇率剧烈波动、金融危机快速蔓延、金融市场动荡不安和世界经济遭遇衰退的背景下，改革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日益高涨。但由于利益纠葛复杂，2008年11月9日和10日的G20会议并没有对未来货币体系的发展方向和改革形式形成建设性想法。市场对未来核心货币的选择问题也没有形成共识，有观点提倡回归金本位，有观点提倡让欧元取代美元，有观点提倡美元、欧元和亚元“三足鼎立”。如此背景之下，本文循序渐进地对国际货币体系未来的发展提出四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力图在解答问题的过程中寻觅发展方向和道路。
一、金本位还是信用本位
国内外一些略显激进的学者和分析人士认为，复辟金本位是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从混沌和动荡回归平静和稳定的唯一出路。虽然无法亲身感受1870年至1914年的古典金本位时代和1919年至1939年的金汇兑本位时代，但在这些人看来，黄金真实价值的存在构成了金本位货币体系的定海神针，在“自由兑换、自由铸造和自由流动”的规则指引下，金本位似乎可以避免通货膨胀、汇率波动、国际收支失衡以及由此引发的金融危机。
从2007年8月1日到2008年12月12日，全球股市市值已经从57.16万亿美元骤减至30.76万亿美元，缩水幅度达到46.19％，而与此同时黄金却价值坚挺，从2007年8月1日的666.9美元／盎司，到2008年12月15日的834.4美元／盎司，黄金在危机动荡中身价徒增。毫无疑问，大多数与次贷危机紧密相关的要素都产生于信用货币体系的框架之中，比如有失审慎的次级房贷、金融衍生品以及美国政府长期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因此很多人将次贷危机的危害归结为信用本位的失败，并将期盼救赎的目光投向坚挺的黄金。
首先必须强调的是，次贷危机的爆发只能说是以“华尔街文化”为表征的一种特有微观金融发展模式、宏观金融监管模式和经济调控方式的失败，更进一步地讲，也可能包含了以美元为核心的特有信用货币体系的失败，但并不意味着整体信用货币体系的失败。
其次必须指出，市场价格在次贷危机中的上升并不必然意味着黄金有能力担负起世界货币的重任，只能说在财富储藏这个属性上，黄金显露出了闪光点，但世界货币还必须发挥价值尺度、国际支付和流通手段的作用，一个闪光点的存在并不意味着黄金能够处处闪光。
而且，最重要的是，某种特有信用货币体系的失败并不对应着金本位货币体系的必然成功。实际上，复辟金本位更像是绿野仙踪般的童话，有四个理由让我们相信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不会走这段回头路：
1对黄金总量“有限性”的预期与发挥货币职能所要求的“无限性”之间存在矛盾。虽然金本位和黄金之间并不完全对等，就像一些人所言：“哪怕只有一盎司黄金，金本位也能运转”，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此。事实上，制约金本位正常运转的，不是存量的数字大小，而是人们对黄金存量有限性的预期，受制于有限的黄金供应量，金本位下的货币供给必将收敛于一个极限，而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空间及其对应的货币需求则可能没有极限，在所有理性预期者看来，两者之间必然存在冲突，这意味着金本位货币体系并不能带来安全感，一旦有风吹草动，市场主体往往会争先恐后地挤兑黄金，争取让有限的黄金更多地落袋为安，这种矛盾使得金本位难以稳定维持。
2黄金对“总量有限性”瓶颈的突破则将动摇自身的货币基础。非常尴尬的是，虽然黄金总量有限性使其难以有效发挥世界货币的职能，但如果突破了这层约束，黄金的未来不仅无法海阔天空，反而会走进另一个死胡同。“金银天然不是货币，货币天然是金银”的原因在于黄金作为一般等价物本身也具有真实价值，商品与货币的双重属性使得黄金在作为货币时具有币值稳定的优良特性，一旦科技发展让“人造黄金”不再是梦想，那么黄金稀缺性的瞬间消失也将让表面上的金本位货币体系一夜之间骤然演化为实质上的信用货币体系，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背景下，这种随时可能发生的大变化就像一枚定时炸弹，将时刻威胁着金本位下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的安全。
3金融危机之中的金本位更像是风险催化剂而非稳定器。由于金本位相比信用本位具有更多的“真实因素”，因此很多人相信金本位对金融危机更有免疫力。且不争论这一观点客观与否，一个简单的常识就是免疫力更强的人一旦生病则更难痊愈。事实上，金本位之下，宏观调控特别是货币政策几乎无力可施，这使得市场失灵缺乏“看得见的手”的及时纠正和调整。更可怕的是，维系金本位的种种努力很可能加深危机，当一国陷入金融困境的时候，国际资本往往会出于避险需要而大幅撤出，此时维系金本位必然要求该国货币当局提高利率以吸引资金内流并平衡国际收支，而不合时宜的紧缩政策对进入下行周期的实体经济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在弗里德曼和伯南克等人看来，大萧条之所以持续43个月之久，并造成了深远经济影响，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当时的美联储主席RoyA，Young维系金本位的行动加剧了通货紧缩。因此，在次贷危机引发信贷市场流动性紧张的背景下，复辟金本位十分危险，就算是在危机平复之后，未来市场与政策共同作为资源配置手段的互补性也将日益增强，与宏观调控的内在冲突使得金本位不具备回归的客观条件。
4制度性缺陷使得金本位的“黄金时代”难以再现。历史经验和理论研究表明，金本位运行的稳健与否取决于其制度性基本规则是否得以普遍认同、贯彻和执行，即黄金的“自由兑换、自由铸造和自由流动”。而在现在和可预知的未来，这一规则都很难再被严格遵守：首先，黄金真实价值的存在对规则本身就是巨大的挑战，由于黄金等同于财富，流入相对于流出更易受到青睐，而一旦某些经济体具有左右资本流动、抑制黄金流出的非常手段或是霸权力量，那么“自由流动”的规则将被违反，制度平稳运行的基础将遭到破坏。事实证明，这种财富激励导致的违规行为难以避免，Obstfeld的经典论文显示，在1885年至1913年间，强大的英、法、德都通过大量经常项目顺差从世界范围内吸收黄金，其顺差占GDP的比重分别高达4.6％、2.6％和1.6％。其次，信心缺乏背景中的博弈将使规则难以被整体所严格遵守。历史比较显示，古典金本位时代之所以比后来的金汇兑本位时代更加平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前一阶段市场对金本位的信心远比后一阶段强，而信心会促使不同经济体不约而同地遵守规则，平等承担起干预外汇、维护整个体系安全的责任。在信用体系如此健全的现在，很难想象市场会对金本位保有如同100多年前的普遍信心，在个体理性的驱使下，每个经济体都有可能选择“搭便车”而不主动遵守规则。此外，由于现有黄金储备数量不同，金本位给不同经济体带来的潜在激励也相去甚远，根据IMF的最新数据，2008年9月全球黄金储备为8.473亿盎司，其中美国拥有2.615亿盎司，欧元区拥有3.5亿盎司，全球占比分别高达30.8％和41.3％，其他经济体的占比总共不及30％，欧美借由高比例储备将可能在复辟金本位的过程中获得货币霸权，由此可能触发的全球利益再分配势必难以得到广泛认同，如此背景之下，金本位有效运行依仗的基本规则不可能被普遍遵守。
总之，金本位已经作古，复辟金本位不仅违背了经济、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次贷危机背景下更是非常危险，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不可能再走这段回头路。
二、单极还是多极
既然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不可能走金本位的回头路，那只能在信用本位的框架内寻求变革。接下来的问题是，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需要几个核心?一个，还是多个?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之中，美元都是货币体系的唯一核心，而次贷危机深刻动摇了美元的货币基础，很多市场人士认为欧元将取代美元成为新的唯一核心。实际上，就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而言，欧元或其他币种能否承担唯一核心的职责并不是关键，最重要的是，一个有且仅有一个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否适应经济、金融发展变化的需要，单极体系是否具有稳定性?
支撑单极体系的是霸权稳定论(TheTheoryofHegemonicStability)。1971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自由派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在其名著《萧条中的世界：1929--1939》中首次提出这一理论，随后该理论被罗伯特·吉尔平加以系统完善。在研究大萧条的过程中，金德尔伯格认为大萧条之所以演化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没有一个大国有能力或愿意承担制止危机的主导责任，停止“让你的邻居当乞丐”的以邻为壑的政策，特别是无人愿意充当最后贷款人，以阻止金融危机的急速蔓延。有鉴于此，金德尔伯格指出世界经济必须有一个超级霸权大国作为“稳定者”(stabilizer)，为全世界范围内的剩余产品提供一个市场，保证资本的充分流动，并在银行面临危机的紧要关头发挥救助作用。用他的话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历史的主要教训是，世界经济想要稳定，就必须有个稳定者”。
随后，金德尔伯格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不但危机时期需要一个稳定者，在正常时期也同样需要一个稳定者。他还把稳定者的责任又增加了两项：维持国际汇率结构和协调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另外，他还在第一项责任中增加了与别国分享短缺资源的内容。按照金德尔伯格的观点，单一霸权国将为世界经济提供稀缺的公共商品。他把各国的个体利益看作是私人商品，而把世界经济的稳定视为公共商品，这种公共商品意指和平、开放的贸易体制、统一度量衡和固定的汇率等。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只有霸权大国才有能力提供公共商品，并通过主导性决策统一无序的分散性个体行为，让世界经济保持有序和稳定的发展态势。
吉尔平等国际关系学者则丰富了霸权稳定论的体系，并将金德尔伯格的理论从经济领域延伸至国际安全和军事领域，逐渐形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流派，他们把霸权和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合作联系起来，在理论和历史经验上寻求霸权和国际合作之间的相关性。吉尔平认为：“国际自由经济的存在少不了要有一个霸主，历史经验表明，没有一个占主宰地位的自由强国，国际经济合作极难实现或维持，冲突将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
从历史的角度看，霸权稳定论存在于特定国际社会背景和世界经济环境之中，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次贷危机的爆发，这一理论在经济领域的应用已经不合时宜，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长期发展方向将不可能是单极体系，原因有三：
其一，单极货币体系与世界经济结构变化方向相矛盾，世界经济结构在长期发展中日趋多元化，任何单一经济体在经济领域都难以具有绝对霸权地位，根据IMF的数据，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在影响力和重要性上的差距日益缩小，在1980年至2007年期间，新兴市场经济体GDP占世界GDP的比重经历了“u”字型变化，从1980年的30.9％到1992年的16.5％，再到2007年的28％，新兴市场占比先减后增；而从增速看，新兴市场经济体近十年来大幅超越世界平均水平，发达经济体则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28年间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4.22％，其中前20年平均增长率为3.37％，后8年为6.36％，增速不断加快；发达经济体28年问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2.74％，其中前20年为2.82％，后8年为2.52％，增速有所放缓。
其二，单极体系本身存在较大缺陷。霸权国能够提供稀缺的国际社会公共商品，引导政策博弈趋向协作，并化解局部金融风险的一个重要前提是霸权国尚有余力顾及全球，并在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整体利益优化。但一旦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于霸权国，那么霸权国将难以担负起维系体系运转的责任，而且此时其个体利益体现在通过霸权来向外分散风险，这与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全局稳定的整体利益存在巨大冲突，这种冲突一方面将导致危机从局部扩散到全局，另一方面也将深刻动摇霸权国的霸权地位。金德尔伯格始终强调“霸权国本身必须恪守自由主义的市场观念”，而任何一个市场经济体都不可能避免经济周期的起伏，这就意味着霸权国的经济基础是极不稳定的，其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协调也是偶然的、间歇性的，坚守同一个霸权并不能保证体系运行的长期有效。此外，霸权的阶段性更替则不仅无法回避经济周期带来的影响，还可能导致更多的动荡，并引致更大的成本。因此，从本质上看，单极体系不具备在长期内维持世界经济秩序稳定的能力。
其三，单极体系的稳定作用并非不可替代。在非合作博弈的背景下，各自为政的个体理性往往导致集体非理性的“公有地悲剧”，霸权国的存在将改变博弈结构，并可能引导博弈均衡向集体理性的方向发展。但改变博弈结构并非只有引入强权这一种方法，通过建立协调机制加强个体间交流与谈判，或者建立一些有实际效力的个体约束机制，博弈均衡也有可能发生优化。此外，在提供国际经济社会的公共商品方面，依靠能力强化的国际性机构比依靠霸权力量更为有效，且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更小。因此，单极体系对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的稳定作用并非不可替代，在多极体系中加强制约机制建设并增强国际性机构的影响力，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依旧能够实现长期稳定。
总之，霸权稳定论已经不合时宜，单极体系难以担负稳定世界经济秩序的重任，其不太可能构成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长期发展方向。
三、多极还是多元
既然多极将构成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长期发展方向，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这将是怎样的一种多极?与前两个问题一样，答案还是非此即彼的两个：简单的多极或是复杂的多极。简单的多极意指无秩序、无层次的多极，即各经济体在多种核心货币间随机取舍。
复杂的多极则代表一种有秩序、有层次的多极，即各经济体根据地理位置、经济开放程度、经济规模、进出口贸易的商品结构和地域分布、国内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及其与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程度和相对的通货膨胀率结成几个不同的区域货币同盟甚至是成立统一货币区，而每一个特定货币区内的区域统一货币则构成了多极体系中的一极。
这种复杂的多极与蒙代尔的“金融稳定三岛”具有较大相似之处，蒙代尔近年来一直提倡美元、欧元和亚元分别承担起区域货币的职责并共同构成多极货币体系。但这种复杂的多极并不仅仅意味着多个统一货币区的并立，实际上，每个货币区就像是货币体系中的一个单位“元”，而这些单位“元”的核心，也就是各个区域货币本身又形成一个更高层次的“元”，这个高层次“元”也有一个核心，即一种类似于多极货币基金的世界性货币，就像是IMF特别提款权的加强优化版本。每个层次的每个“元”内部不仅固定汇率，生产要素顺畅流动，并能够实现宏观政策的协调。理想状态是，各个统一货币区内部政策较为统一，而高层次“元”又能通过国际性机构的制约实现各区域政策的整体协调，多层次的多极货币则能够充分满足各区域和全世界的各种货币需求。从这种意义上看，这种存在多层次内部制约和外部协调机制的复杂的多极可能就是国际货币体系的长期发展方向，即“多元”。
相比简单的多极，“多元”具有两大优点：一是层次性，简单的多极只是一个平面，而多元则是立体的，区域货币是统一货币区内经济、金融活动的货币核心，而以这些区域货币为基础构建的世界性货币则是全球范围内、统一货币区间经济、金融活动的货币核心，对于整个全球经济而言，以区域货币为基础的世界性货币受各个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任何一个经济体、甚至是货币区的财政和储备状况都没有绝对的决定力，这不仅避免了霸权带来的非理性选择，还减小了区域金融动荡和经济危机对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负面冲击。二是秩序性，简单的多极意味着任何单一经济体在国际经济、金融活动中都面临着复杂、多变的货币选择问题，全球性经济、金融往来一团散沙，而多元则带来了秩序性，对于同一货币区内的经济活动而言，支付和结算仅涉及两种货币的选择(本区域货币和世界性货币)，对于不同货币区间的经济活动而言，支付和结算则仅涉及三种货币的选择(各自的区域货币和世界性货币)，而所有经济体的储备货币选择也并非十分繁杂，仅需要在少量的几种区域性货币(这些区域性货币大概有三到四种)和世界性货币间搭配和取舍。由此可见，简单的多极和有层次、有秩序的多元之所以优劣相差甚远，关键在于多元非常强调统一货币区的建设及其在世界性货币构建中的作用，由于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愈发重要，亚太地区的货币区域化发展以及更进一步的统一货币区建设尤为重要。
四、激进还是渐进
从以美元为核心的单极体系向多元化发展，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路径可能有两种风格：激进型或是渐进型。综合历史沿革、次贷现状和未来要素，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不可能是激进型，原因有三：其一，美元不可能迅速退出历史舞台，从美元资产“绝对增持、相对减持”的趋势和美元汇率“先扬后抑”的未来走势分析，次贷危机虽然动摇了美元作为核心货币的货币基础，但美元在危机时刻发挥的核心作用不减反增，在次贷危机平息之前，美元不可能被其他货币超越和取代，国际货币体系迅速抛弃美元的结果将是更大的混乱和更长的衰退，因此，多元化不可能迅速一步到位；其二，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经济基础尚不牢固，由于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尚大，世界经济结构多元化的深远发展还需要一个渐进过程，以其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也不可能即刻实现；其三，多元化每一个单位“元”的建设都是渐进性的，区域货币联盟的实现以及更高层次区域统一货币的诞生都需要经历一个长期渐进过程，而国际性协调和制约机构的强化也需要较长时间，因此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不可能在短期内迅速实现。
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路径将是循序渐进的，短期内，美元将继续作为唯一核心货币支撑起单极体系；中期内，欧元等主流货币将日益分担世界货币的责任，国际货币体系将向简单的多极缓慢发展；长期内，伴随着各个货币区建设的长远进步和国际性机构的强化，具有内在约束力和外部协调性的多层次“多元”国际货币体系将逐渐建立起来。
在经济还将持续增长、能源消费还将进一步提高的态势下，中国选择何种能源战略，不仅对中国自身，也将对区域和世界产生深远影响。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国际能源安全研究中心主任黄晓勇教授认为，中国提高天然气消费的比重是一种必然的明智选择和趋势。
黄晓勇教授给出的方案是，通过人民币在天然气投资生产和贸易当中的广泛使用，推动全球天然气市场以人民币计价和结算。随着未来天然气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大宗商品之一，天然气人民币的计价和结算所形成人民币循环的链条，可以促进人民币在全球贸易结算当中的份额大大提高。
那么，这一与“石油美元”相对应的“天然气人民币”战略能否成为中国崛起的“大国之锚”？具体而言，它将如何增强中国在全球天然气贸易中的定价权，助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并倒逼国内天然气行业改革，扩大国内天然气开发利用，促进我国能源结构转型？为此，本刊对黄晓勇教授进行了专访。
“天然气人民币”的战略背景
《新经济导刊》：能源系统任何变化都对经济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当前处于能源革命重要节点，必将从化石能源转向非化石能源为主力，能源结构也正经历巨大变革之痛，在此过程中，城市化和治理大气污染提高了清洁化石能源需求。如何看待这一历史性变化？
黄晓勇：当前全球能源结构向绿色、低碳和高效转型。在后巴黎协定时代，这一进程将进一步加速。在我国大气严重污染、雾霾笼罩的背景下，化石能源的清洁化转型，不仅仅是迫于国际外部压力的行动，更多的是一种内在需求。
目前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尽管增速较快，我国甚至成为了年度全球最大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大国，但占我国一次能源消费仍不足3%。从全球看，化石能源的主导地位短期内也难以撼动。BP统计显示，化石能源仍然是支撑全球发展的主要能源：预计未来20年非化石燃料将占能源供应增长量的一半；并且到2035年，化石能源供应仍将占全球能源供应的3/4以上。在这样的背景下，短期内我国治理大气污染，主要是靠调整化石能源内部的结构，以及促进化石能源的清洁利用。我国能源结构的突出特点是多煤贫油少气。在化石能源当中，天然气是相对清洁的能源，因此，能源结构调整的当务之急是提升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从长远看，则需要提高天然气、核能和可再生能源的比重。
《新济导刊》：“十三五”期间，我国天然气消费预计快速增长，尽管天然气价格较高，但因大气污染防治对煤炭消费的严格控制，天然气替代煤炭的速度将加快。国家发改委能源所副所长张有生曾经表示，2020年我国天然气消费预计增长到3500亿立方米左右。假以时日，天然气会不会成为主导性的化石能源？对于中国又意味着什么？
黄晓勇：天然气完全有可能成为我国的一种主导能源，主要有几方面原因。
一是前面提到的环境压力，迫切需要我国提高天然气消费的比重。
二是天然气占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仅约6%，不足世界水平的1/4。与发达国家或者全球平均水平相比，我国天然气消费比重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三是北美页岩气革命之后，页岩气产量占全球天然气新增产量的近八成，美国转变为天然气净出口国。全球天然气供给趋于宽松、价格不断走低，这为我国进口天然气创造了有利条件。2015年，全球各区域天然气价格出现大幅下降。从区域价格看，美国亨利中心的年均价格2.62美元/百万英热单位，同比大跌近40%；英国国家平衡点（NBP）年均价格6.62美元/百万英热单位，比上年下降14%；与日本与原油挂钩的（JCC）亚太液化天然气，进口年均价格10.64美元/百万英热单位，同比下降34.4%。天然气市场正从卖方转向买方。
四是俄罗斯天然气出口重心东移，中国―中亚天然气合作更为密切，以及近期美国与中东关系恶化，这些地缘政治因素都为我国扩大天然气进口、拓展进口渠道多元化创造了条件。
五是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国产天然气，特别是页岩气、煤层气产量显著增长。
六是随着太阳能和风能的发展，其间歇性的特点对电网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带来越来越大的挑战，弃风、弃光问题严重，而天然气发电厂具有极优的调节和响应能力，可与可再生能源形成良性互补。
在这些有利因素共同作用下，我国天然气消费将保持高速增长。根据规划，到2020年我国天然气消费有望达到一次能源消费的10%，2030年提高到15%左右。
能源变革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新经济导刊》：您倡导的“天然气人民币”是针对什么提出的？在您的战略构想中，这一新型能源体系将如何影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进而改变国际能源格局和国际货币金融秩序？
黄晓勇：天然气人民币是与石油美元向对应的一个概念。这个战略构想如果能够得以实施，对倒逼国内天然气行业改革、扩大天然气利用、促进我国能源结构转型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根据我们的构想，我们需要推动建立一个东北亚区域性的天然气交易中心，而这个交易中心的成立和运行，有赖于国内天然气行业的开放和市场主体的多元化，以及定价机制的市场化。如果我们以天然气人民币的实施作为国内天然气行业改革的顶层设计，必将进一步推动我国能源结构的优化，甚至由此推动全球能源结构的调整。
虽然随着天然气消费量和贸易量的上升，天然气未来将成为一种十分重要的大宗商品。如果我们推动天然气贸易的人民币计价和结算，必将大大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重塑全球资金流，进而改变现在美元独大的国际货币体系。
《新经济导刊》：从历史上看，美元霸权凭借的是石油形成的强势地位，其崛起路径对您提出的推进以天然气为战略支点的中国能源变革，有何具体启示？
黄晓勇：石油美元对我们的启发是不言而喻的。一方面，石油美元的经验告诉我们，借助大宗商品推进货币的国际化是多么重要；另一方面，石油美元的经验也告诉了我们一种国际货币是如何有效运行的。
20世纪70年代初，伴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美元地位受到极大冲击。为了维护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美国秘密与当时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以签订石油交易协议为条件达成互助交易。根据该协议，石油交易将继续使用美元作为计价货币，而由于沙特阿拉伯在欧佩克的特殊地位，其他成员国最终也被迫接受这一规则并延续至今。上述石油交易协议规定，石油必须以美元计价和交易，从而奠定了美元成为石油交易主货币的基础，巩固了美元的霸权地位。统计显示，20世纪70年代与黄金脱钩的美元不但没有出现大幅贬值，反而一直保持强势地位，其在各国中央银行外汇储备中所占的比重更是从1969年的54.4%稳步提升至1977年的79.2%。
石油美元的循环主要有两个链条：其一，20世纪70年代中期石油输出国由于石油价格大幅提高后增加的石油收入，在扣除用于发展本国经济和国内其他支出后的盈余资金要寻找投资渠道，又因美国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发达的资本市场，使得石油美元以回流方式变成美国的银行存款以及股票、国债等证券资产，这构成了石油美元循环的第一个链条；其二，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出口为导向的“亚洲四小龙”的快速崛起，以及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高速发展，使得东亚地区大量出口廉价商品，对美国形成巨额贸易顺差，美元大量流向东亚地区；而东亚地区的中国、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等都存在资源匮乏的问题，需要大量进口资源和原材料，于是又将部分美元外汇储备用于购买中东、非洲、拉美等地区的石油、矿产等初级产品和资源，这构成了石油美元循环的第二个链条。
美国拥有的由这两大链条构成的石油美元体系，使得美元在全球顺畅流通，成为国际上最主要的储备货币。美国通过美元的发行以极低的成本获得了所需的商品，并通过上述两大链条填补了美国的贸易与财政赤字，从而支撑了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维持了其经济霸主地位。可以说，石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以美元计价和交易奠定了这两大链条的重要基石。美国以其特殊的经济与金融地位，维持着石油美元环流，长期呈现消费膨胀、外贸逆差和大量吸收外资并存的局面，美国经济亦得以在这种特殊的格局中增长。
《新经济导刊》：能源期货交易市场是能源价格话语权的重要载体，如何基于能源安全和金融安全，解决能源商品国际定价权问题，建设自己的国际能源期货交易市场？
黄晓勇：天然气期货市场建设与天然气定价权，确实也是我们在天然气人民币战略构想中非常看重的一个角度。
统计显示，2013年中日韩三国遵循的天然气贸易体系基础价格――日本液化天然气平均到岸价格为每百万英热单位16.17美元，约是德国、英国天然气进口价格的1.5倍，是美国亨利枢纽中心天然气价格的6倍。可以看出，“亚洲溢价”在天然气市场表现得比在石油市场更为突出。东北亚地区作为全球天然气特别是LNG的重要进口区域，在国际天然气市场定价权方面的话语权严重缺失。
与此同时，随着美国页岩气革命的推进，北美天然气产量大幅增加，全球天然气供给宽松，已逐步使天然气成为一个独立的能源品种，东北亚天然气定价与石油价格挂钩的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的发展和需要，不能反映东北区地区天然气的供需状况。
中国应当利用经济和区位优势以及市场契机，建立天然气现货与期货交易市场，以此发现价格、获得天然气定价的话语权，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新战略面临的障碍与机遇
《新经济导刊》：在“天然气人民币”战略框架下，您给出的策略组合矩阵是怎样呈现的？策略之间又将如何实现功能分工与配合？
黄晓勇：天然气人民币战略的实施是一项系统的工程，整个构想的策略与功能大体可以分为国内和国际两块。国内的策略和功能，我前面也有一些阐述，就是通过区域易中心的设立，去倒逼国内天然气市场的开放，包括上游的天然气勘探开放权的开放、进口权的逐步放开，中游的管道对第三方公平开放等，推动天然气行业竞争性环节的市场定价。只有理顺价格机制、促进市场主体的适度多元化，形成交易市场庞大的交易量，我们的交易市场才能有效地发现价格。我们通过交易市场倒逼体制机制改革，可以提高我国天然气行业的效率、扩大我国天然气利用的规模，促进我国能源结构优化和大气污染治理。
国际的策略和功能，主要体现在我国通过期货交易，以及天然饷骋椎娜嗣癖壹萍酆徒崴悖以此获得天然气定价权，并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也就是说，我们把中日韩大国的天然气需求“打包”后，我们可以在天然气定价方面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可以获得更充足和便宜的天然气供应。与此同时，以天然气贸易作为载体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获得的红利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可以获得国际“铸币税”，可以获得更廉价的人民币融资成本，还可以在货币政策制定方面获得更大的主动权。
《新经济导刊》：就当前和一段时期内而言，“天然气人民币”战略构想所面临主要路障有哪些，有无显性或潜在风险，是否存在对未来的审慎监管问题？
黄晓勇：天然气人民币战略构想，面临的困难和障碍当然也不少。从国内层面看，我国天然气产量、消费量和贸易量不足，制约着我国天然气交易市场的建设。我国天然气行业体制机制有待理顺的地方还非常多。其次，我国外汇管制还比较多，资本项目开放还不够。
从国际层面看，首先，东北亚地区国家间政治互信不足，经济利益难以协调。其次，或将遭致美国和天然气出口国的抵制。再次，我国还缺乏强大的海外军事力量作为支撑。
当然，这里面也涉及到一些审慎监管的问题。比如说，对天然气行业逐步开放之后对一些自然垄断环节的监管；再比如说，推进天然气人民币需要在资本管制方面做一些调整，调整之后我们的风险如何应对，这都需要我们做更周密的思考和设计。
《新经济导刊》：全球化出现逆流之下，中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开启新型全球化进程。在此背景下，“天然气人民币”体系设计与实施，是否有着更多有利因素和面临更大机遇？
黄晓勇：“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的确给天然气人民币体系的实施带来了更多的机遇。一是，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将更好地促进我国天然气进口。因为天然气的进口高度依赖管道、储气库、LNG接收站等基础设施，未来相关出口国基础设施的完善，将有助于扩大我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天然气进口的规模。二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我国企业“走出去”参与国外油气资源的开发，输出中国的资本和技术，也有助扩大全球天然气的供给，构建全球天然气市场更加宽松的供需格局。三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有助于通过贸易和投资进一步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这也将为天然气人民币体系的实施创造良好的基础和更加成熟的条件。
《新经济导刊》：推动“天然气人民币”从一种学术构想和政策倡议变为国家战略，可以说意义非凡，有赖于学界、公共部门、产业界以及媒体互动，形成更强的舆论共识。对此，您有何具体计划或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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