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22 10:28:29
导语：在经济资本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随着国内银行业务多元化，银行有追求规模扩张的内在冲动。由于风险形态的多样化，管理的方式与内容日趋多样。同时，面对金融业的对内对外开放，银行面临更为严峻的市场竞争环境。因此，适应新的市场环境及风险形态的变化，重塑银行风险控制模式非常必要。目前银行风险管理模式中，实际按三个层次控制风险。第一层次是业务风险控制。主要是在业务的各个环节进行风险分析，计量风险，考虑风险收益，采取风险规避措施。第二层次是风险的成本覆盖。对可预期的资产损失，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计入成本，以应对可能的风险。第三层次是对未能预期的其他损失，建立资本缓冲区，以减少风险的冲击。这种模式在银行风险管理中一直发挥着较大的作用。但随着业务种类的增多，市场环境的变化，这种模式也出现其不适应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未建立统一的风险计量及回报体系。按照财务的基本原理，风险要有风险回报。但在风险如何度量，风险回报率如何确定上，业务单元间没有统一的方法和标准。对于贷款资产，主要是通过信用评级来确定风险级别，从而确定风险补偿标准;对票据资产，主要是根据票据出具方的实力来确定风险级别;对现金资产，则根据风险敞口来进行风险管理。由于没有统一的风险计量标准，风险的回报率很不统一，不利于银行对风险及回报的比较。
2.未建立风险适度管理机制。在传统风险管理机制中，是以规避､转移或消除风险为出发点。实际上，风险是无处不在的，有些风险甚至是无法规避的，关键是建立风险管理的成本与效益机制，即风险适度管理问题。一般而言，风险管理监测､度量成本大或事后道德风险大的业务，适宜用资本补偿的机制来管理风险，而监测､度量成本清楚或事后道德风险小的业务，适宜于用风险定价补偿机制管理风险。
3.未建立明确资本需求量化标准。现有法规对银行资本充足率规定过于笼统，不足以反映企业面对的真正风险。风险拨备也很难覆盖所有风险。如果资本准备过多，会形成资本闲置，不利于最大限度发挥资源效益;如果资本准备过小，又会形成潜在破产风险。
4.未建立统一风险管理信息系统。正如上所述，风险测定的标准与呈报方式不一，对银行整体的风险难以形成统一的有用信息，以支持管理层对整体公司规模及业务进退决策。
现实促使银行应建立统一的风险测量､评价､考核､补偿体系，以确保银行的稳健发展。银行应从一味看重短期账面经营利润､忽视风险，转变为关注收益和风险的匹配;强调对资本的有偿占用观念，即占用资本防范风险是需要付出成本的，这种风险成本将通过资本回报得以反应;银行应吸取国际先进银行经验，构建以经济资本为核心的考核评估体系;迫使银行各经营机构自主调整业务结构，把资源更多地配置于风险可控以及占用资本少､收益相对高的业务，实现业务模式的转换与迁移，从整体上增强银行的核心竞争力。
二､经济资本方法管理控制银行风险的基本设想
经济资本方法是运用资本管理控制风险的有效办法。经济资本是指银行将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加以量化，并估算为因应这些风险的发生所需准备资本，同时帮助企业了解经过风险系数调整后的实际投资报酬。风险､资本和营利是经济资本方法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建设经济资本体系，可为银行的业务决策与评估､风险控制和资本管理提供一个统一平台。其基本设想是：
1.经济资本计量。经济资本等于非预期损失，必须要通过内部风险计量模型来计量。因经济资本计量是计算经济资本回报率和经济增加值的基础，因而是整个经济资本管理体系的基石。
2.经济资本分配。分支机构和业务部门是业务风险的主要来源，为控制其风险增长，银行必须以适当的方法向其分配经济资本，建立资本约束机制。经济资本分配可视为分配用于抵御业务风险的资本或分配风险限额。[1]如果分支机构或业务部门业务的风险控制在分配的经济资本数量内，则风险控制在了资本可承受范围内，风险抵御能力充分。如果分配的经济资本被占用完，则不能再新增需要占用经济资本的业务。
3.经济资本配置。为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确保占用的经济资本能够达到最低回报要求或更高回报水平，银行必须要将有限的经济资本配置到风险较低而回报水平较高的业务上，重点支持和发展这类业务。
4.产品定价。收益最终要通过产品销售来实现，销售规模固然对收益有影响，但产品定价更重要。有风险的业务(如证券包销､实业投资等业务)占用经济资本，经济资本需要回报，因而必须将经济资本占用成本纳入产品定价，确保业务的资本回报达到最低要求并创造经济增加值。
5.绩效考核。股东权益最大化是银行经营的核心目标。经济资本回报率和经济增加值指标因兼顾了收益和风险两方面的因素，充分体现了风险和收益对称的原则，较传统的利润指标更能真实反映经营绩效和价值创造，因而以此作为内部绩效评估的主要指标，可以充分体现银行的价值理念和政策导向。
.业务战略决策。银行可根据各个机构､部门和业务的经济资本回报率水平决定业务发展战略和方向。对回报率水平较高的业务和价值创造较高的机构､部门，应给予更多的扶持政策，而对回报率很低甚至是负贡献的，则应采取限制和收缩政策，以避免价值损失。[2]
经济资本管理的根本目标是控制业务风险，确保银行具有充分的风险抵御能力，并在此基础上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提高风险调整后绩效，以实现股东权益最大化目标。这是银行核心价值理念的具体体现。
三､当前银行运用经济资本方法管理风险需解决的几个问题
1.尽快建立和完善经济资本配置程序。银行应综合考虑股东､经营管理层､监管当局等不同角色对资本管理的要求，从以下几个方面逐步建立和完善经济资本配置程序：一是评价银行总体风险承受能力。综合考虑股东收益和经营中承担的风险，并对所需资本的总体水平做出评估;银行的经营管理层须就其风险偏好所要采用的风险结构做出决定。二是合理配置资本资源。银行根据既定的资本总量和资本回报要求，运用限额管理､组合管理以及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目标管理等手段，将资本在各个分支机构､产品线和业务线等不同层面进行有效配置。三是最优化可用资本。在风险结构和预计的资本需求量一定的情况下，银行需要运用内部风险资本模型度量最优化可用资本水平，确保可用资本与规划资本需求一致，并使资本成本达到最优。四是衡量资本使用和收益。银行在持续经营前提下计算实际资本收益，当环境变化､业务超过原定目标或原定目标无法完成时，银行有必要对资本计划进行适当的调整。[3]
2.加快研究制定经济资本管理配套制度。经济资本的管理理念和方法必须运用到银行所有业务流程中，并使之充分发挥决策支持作用。在当前条件下，银行应坚持制度与系统“同步推进､配套建设､逐步完善”的原则。一方面，要加强宣传和培训力度，促进银行经营管理理念的转变和提升;另一方面，要加快研究､制定和出台一整套经济资本分配管理办法，从而更全面､更扎实､更有效地推进经济资本管理体系建设。
1.1团队人力资本测量的研究从“投入说”、“产出说”到“内容说”，人力资本的内涵与外延不断发展。学术界和产业界普遍赞成知识、技术、技能、素养等是人力资本本质要素的观点。但由于其难以测量，常用简单、客观、便于操作的显性指标作为替代，学历、职称、年龄、性别等的百分比便成为测量团队人力资本结构的选择。但这种方式对团队人力资本的反映是表象的而非实质的，对具有相同人力资本结构的团队价值创造不同的现象缺乏有力的解释。
1.2团队匹配内容及机理的研究在人员匹配内容及机理方面，按照匹配对象主要分为人－岗匹配、人－团队匹配、人－组织匹配三类。人－岗匹配是从岗位分析出发，员工的技术、知识、能力与岗位需要之间的匹配［16］;人－团队匹配是个人和团队其他成员在目标、价值观、特质等方面的匹配;人－组织匹配是指个人的人格、价值观、目标、态度与组织的文化/气氛、价值观、目标、规范的匹配，以及组织提供的资源、财政、物质、心理、机遇、任务、人际等与个人供给的资源、时间、努力、承诺、经验、人际等的匹配［。现有人员匹配主要围绕个人匹配展开，但对于把团队视为整体与工作对象匹配问题的研究也有所涉及，例如:孙锐等(2007)分析了知识型团队与知识工作任务的匹配关系，探讨了知识型团队的动态能力构建机制［25］。马卫华等(2012)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学术团队的研究偏好与产学研合作项目越匹配，产学研合作将有助于提升团队的学习能力［。现有将团队作为整体与作业对象匹配的研究已初见端倪，主要是针对某一背景，研究团队匹配对组织关注内容的作用关系，对如何实现匹配的方法类研究还有待深入，因此，将扬长避短的分工思想引入团队管理，考虑不同团队与不同作业对象之间优势供需一致的工作安排，以期尽可能地发挥团队优势。
1.3双边匹配模型及算法的研究这部分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一般性的双边匹配模型算法的研究，双边匹配思想起源于指派问题，通过多目标多指标决策、数学建模与优化等方法对以满意度、稳定性为目标的方法及决策支持系统等双边匹配问题开展研究。从GordenforsP(1975)提出偏好匹配以来，人们从序值信息的双边匹配决策模型及其稳定性判断方法、随机分布序值偏好的Gale-Shapley匹配算法等，构建了基于偏好的匹配模型。基于优势结构的匹配是一种特殊的偏好匹配，但更加具体深入，因为它定量地刻度了优势与劣势。一类是具有实际背景的双边匹配决策研究，例如:“人－设备”匹配主要是通过生理学、医学、人体测量学、美学等，研究负荷与职业健康、作业方法等内容，刘建刚等(2009)基于“任务－团队匹配矩阵”及“任务－团队效率矩阵”提出了任务智能化分配法［41］。但缺少将优势与劣势嵌入到匹配决策的思想。已有研究推动了人力资本理论和匹配决策理论的发展，丰富了双边匹配决策模型和方法。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现有对团队人力资本结构的测量主要是面向显性结构，该种方式对团队整体人力资本缺少实质性表述，与人力资本的价值创造本质脱节，难以反映团队的优势与劣势，对扬长避短的团队任务指派缺少决策支持，也不利于团队人力资本效用的充分发挥。基于此，本文开展以下研究:(1)提炼面向隐性结构的团队人力资本竞优结构的概念及构建其测量方法;(2)鉴于现有团队任务分配较少考虑团队优势，提出基于团队人力资本竞优结构的“团队－工作对象”匹配模型，以期实现多团队多作业对象之间的科学分工，实现团队价值的优化，通过算例验证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2基于人力资本竞优结构的“团队－作业对象”匹配模型
2.1团队人力资本竞优结构概念本文把团队人力资本结构分为显性结构和隐性结构，显性结构是基于对团队个体的累计百分比，可直接观测、计量，以年龄、性别、职称、教育程度、级别的比例关系结构。隐性结构是把团队作为一个整体，基于人力资本的内质指标集，团队的各项知识、素质、能力、技能、观念等指标实际值强弱相对比较结构。显性结构能反映团队基本的胜任素质，可以作为能否参与多个团队与多个作业对象匹配的基础，需要说明的是，在组织的管理实践中，常常基于平衡性考虑，使得各个团队的显性人力资本结构差异不大，这也导致通过显性结构无法实现团队与作业对象之间的最佳指派，也就是团队尽其才、物尽其用的指派。而隐性结构由于其刻画了自身优势与劣势，弥补了显性结构的不足，考虑到作业对象对团队人力资本优势与劣势的偏好差异，在对团队与作业对象匹配的决策过程中，显性结构和隐性结构要结合起来，首先通过显性结构作为是否可以参与匹配决策的依据，也就是通过显性结构达标程度，保证团队人力资本满足工作对象的基本要求。然后把隐性结构作为如何配对的根据，实现有利于团队发挥最佳效能的指派工作。团队人力资本隐性结构是在以团队作为整体的条件下，在成员个体人力资本及团队成员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及知能交叉影响下，以团队为整体的人力资本各项指标值之间相互比较的强弱结构。以挖掘和充分利用团队人力资本价值为手段和目标，从而提高团队价值创造力的方式即“竞优”，团队人力资本竞优结构是从最有利于认可团队价值的角度识别的一种隐性结构。通过识别团队人力资本隐性结构，尤其是竞优结构，能够了解团队的优势与劣势，为团队人力资本提升、作业对象匹配等决策提供支持。团队人力资本竞优结构的内涵与相关概念区别如图1所示。
2.2团队人力资本竞优结构的测量方法源于人本心理学的需求层次理论，被最大程度认可是人们的永恒追求。竞优结构是能最大程度反映团队价值的参数结构。团队人力资本竞优结构识别方法是基于效用函数，依据团队各项人力资本指标信息，以优化技术为依托，实现团队人力资本价值最大化的指标价值参数确定方法，它能够对各项人力资本指标相对优劣程度刻画、分析、判断并给出推断结论。本文选取具有目标引导作用的距离效用函数，以优化模型的价值参数为决策变量，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模型的价值参数最优解即团队人力资本竞优结构的数学表达式。具体而言，就是在团队人力资本内质指标体系(x1，x2，…，xm)的基础上;根据团队各指标实际值，以指标价值参数(w1，w2，…，wm)为决策变量;通过优化表现团队人力资本价值的效用函数Yi=f(wi，xi)，i=1，2，…，m，竞优结构的数学表现形式是实现MAX(Yi)的(w*1，w*2，…，w*m)，w*j为指标j的团队人力资本优势度。鉴于人力资本内质指标需要通过专家评分法获得，模糊数形式较能反映专家评分思维模式，用模糊距离函数表示团队人力资本价值，则团队人力资本竞优结构的测量模型。
2.3“团队－作业对象”竞优结构相似度测量方法“团队－作业对象”竞优结构供需匹配度越大，团队人力资本发挥的空间越大。用相似度大小表示二者匹配程度，优势结构相似度按公式(3)计算。
2.4基于竞优结构匹配度的益损值团队与作业对象的人力资本竞优结构匹配度越大，越有利于人力资本创造价值，把团队指派给该作业对象的人力资本效能收益为。
2.5“团队－作业对象”匹配指派模型设yij表示0－1决策变量，yij=0表示不将团队pi指派给工作对象gi，yij=1表示将团队pi指派给工作对象gi，建立如下指派决策模型。其中，zA为团队人力资本损失，zB为工作对象的损失。FA为团队成本矩阵，FB为工作对象成本矩阵。通过上述分析，可得基于人力资本优势结构的“团队－工作对象”匹配流程为图2所示。
3算例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钢铁企业设备组成与功能越来越复杂，个体由于认知能力的限制，在设备安全运行上常常需要团队去完成单个个体难以解决的问题。在企业管理过程中，如何实现团队与重大关键设备这一作业对象的匹配优化是提高生产效率、增强安全水平、提升员工满意度的重要途径之一。当团队的人力资本优势与劣势与所作业的设备优势与劣势偏好一致时，团队的工作效率就更高，团队绩效就更好，事半功倍。否则就会事倍功半、带来人力资本浪费。因此，实现钢铁企业生产一线团队与设备之间的匹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Z生产线是AG集团的生产重地，分为加热炉区域、粗轧区域、精轧区域、卷曲区域四个区域，每个区域有完成相应功能的重大关键设备群，每一个设备群可以视为一个作业对象。该厂主要有四大团队，团队由生产人员、点检人员、协力人员组成，主要包括机械专业人员、冶金专业人员、轧钢技工生产协力，钳工、电工、配管、电焊、气焊等专业的设备协力组成，年龄结构主要分布在28岁到45岁，性别多为男性，职称按照高级、初级、中级的比例为10%，60%，30%;学历结构为研究生10%，本科生60%，专科生30%。根据各个团队的显性人力资本结构以及各个设备群对于工作团队的基本要求，通过专家讨论，认为团队2无法胜任设备群2的作业需求，团队3无法胜任设备群4的作业需求，故在匹配成本矩阵中通过匹配成本为无穷大来体现，以保障排出将团队2匹配给设备群2的可能性，团队3匹配给设备群4的可能性。基于对钢铁企业的实地调研，发现6类团队人力资本质量指标对于设备安全运行尤为重要，团队及设备在各指标的指标值是以访谈方式获得，以区间数形式给出。团队的人力资本指标值如表1所示，设备群的人力资本需求指标值如表2所示。依据模型(1)、(2)、(3)得到团队人力资本实际竞优结构合设备群人力资本理想竞优结构，如表5和表6所示。根据公式(4)、(5)、(6)，设团队与设备匹配损失具有对称关系，“团队－设备群”匹配的人力资本效用损失值为表7所示。根据公式(7)、(8)、(9)、(10)、(11)，基EXCEL于目标规划的匹配模型求解，得到“团队－设备”匹配方案。将团队1匹配给设备4，将团队2匹配给设备，1，将团队3匹配给设备2，团队4匹配给设备3。
4结论
经济资本指用于承担业务风险或购买外来收益的股东投资总额。经济资本＝风险资本＋商誉。如果没有购买外来收益计划，经济资本和风险资本的差别可以忽略。而风险资本是指抵补一定时间段内，给定置信区间内资产和其他头寸价值的潜在损失金额，即指能够令损失超过资本的概率小于一定水平的资本要求。在现代商业银行监管框架下，资本能力大小决定了银行的规模增长能力、风险抵御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银行机构开展经济资本管理，可以量化内部每个业务单元和每个业务环节在获得经营收益过程中所承受的风险大小，可以实现对利润的风险调整和对客户的风险定价，进而使绩效评价和经营战略更为科学。
二、银行经济资本管理在中国
2004年6月26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公布了以完善资本充足率框架为主要内容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并于2006年底在十国集团国家正式实施。中国政府为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设定的最后期限为：拥有大量海外业务的大型中国银行须在2010年前实施。2007年2月27日中国银监会《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规定：“银行经批准可以申请暂缓实施新资本协议，但不得迟于2013年。”同时，中国银监会督促大型国内银行，按照新资本协议规定的高级内部评级体系，开发最复杂的信用风险计量模型；要求中小银行借鉴新协议所代表的先进风险管理技术和经验，逐步朝先进的风险管理模式靠拢。
新资本协议提出的信用风险的初级和高级内部评级法都要求有5年的违约概率数据，高级内部评级法还要求有7年的违约损失率和违约风险暴露数据。因此，国内银行最迟需要从2008年1月开始收集数据或者推迟使用高级内部评级法，或者从开始收集数据起7年后再使用该方法。今日，国内银行执行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号角已经吹响。
管理风险的能力是银行的核心能力，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其实质体现了对银行风险管理的要求，新资本协议要求精确计量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新资本协议对银行的资本结构、风险状况、资本充足状况等信息披露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如何依照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识别金融风险，利用金融风险技术建立风险模型，难确计量与完整披露银行的风险，如何以“资本约束下盈利能力最大化”为目标，实现流程银行等管理激变，建立健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如何在经营管理过程中贯穿风险控制意识和风险管理，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在于引人经济资本分配和管理模式。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采用经济资本分配和管理模式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建立以经济增加值和经济资本回报率为核心的绩效考核体系，识别和计量经营过程中的风险水平，从而用经济资本定量表示全行总体、各业务品种、各分支机构在获得经营收益过程中所承受的风险水平，实现对利润的风险调整、对客户的风险定价，使绩效评价和利率定价更为科学，进而提升自己的风险管理能力，优化业务结构和区域结构，适应资本监管要求。目前在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还达不到监管要求的情况下，实施经济资本管理，建立资本制约机制，可以有效地引导和约束风险资产的增长，确保风险的增长与资本的增长相协调，稳定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
三、银行经济资本管理的作用
1.经济资本管理体系的引入是银行经营管理模式发生根本性转变的表现。经济资本管理体系的引入、运用以及相应管理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能够促进银行管理模式由传统的粗放式、外延式向集约式、内涵式转变。
2.经济资本是银行实施战略管理的基础手段。全面计量和监控风险状态是银行实施战略化管理、赢得市场竞争优势的基础手段。当经济资本总量接近或超过监管资本时，银行应通过某种途径补充资本金、控制其风险承担行为，否则其安全性将在战略上受到威胁。
3.经济资本是银行开展全面风险管理的重要工具。全面风险管理是银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其关键环节在于风险的量化、分解、监测以及应对策略。经济资本通过对非预期损失的计算和预测，直接反映银行的风险全貌，同时，经济资本的配置能够实现银行资本与风险的匹配。
4.经济资本是银行内部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在经济资本配置的基础上，通过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指标对银行的各分支机构、产品线和业务线的评价，考察了其盈利能力，又充分考虑了该盈利能力背后承担的风险。
5.经济资本管理的实施为银行市场营销提供指引。银行决策者判断不同业务和产品的市场进退标准是经济资本回报的大小。银行应保留和发展较大资本回报的业务和产品，否则应予收缩或退出市场。
四、如何建立现代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体系
根据我国商业银行现阶段的具体特点，建立现代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体系需要考虑和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尽快建立和完善经济资本配置程序
商业银行应综合考虑股东、经营管理层、监管当局等不同角色对资本管理的要求，从以下几个方面逐步建立和完善经济资本配置程序：第一，评价银行总体风险承受能力。银行的董事会须综合考虑监管当局规定、股东收益和经营中承担的风险，并对所需资本的总体水平做出评估；银行的经营管理层须就其风险偏好所要采用的风险结构做出决定。第二，合理配置资本资源。银行根据既定的资本总量和资本回报要求，运用限额管理、组合管理以及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目标管理等手段，将资本在各个分支机构、产品线和业务线等不同层面进行有效配置。第三，最优化可用资本。在风险结构和预计的资本需要量一定的情况下，银行需要平衡监管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的关系，运用内部风险资本模型度量最优化可用资本水平，确保可用资本与规划资本需要一致，并使资本成本达到最优。第四，衡量资本使用和收益。银行在持续经营前提下计算实际资本收益，当环境变化、业务超过原定目标或原定目标无法完成时，银行有必要对资本计划进行适当的调整。(二)加快研究制定经济资本管理配套制度
经济资本的管理理念和方法必须运用到银行所有业务流程中，并使之充分发挥决策支持作用。在当前条件下，我国商业银行应坚持制度与系统“同步推进、配套建设、逐步完善”的原则。一方面，要加强宣传和培训力度，促进银行经营管理理念的转变和提升；另一方面，要加快研究、制定和出台一整套经济资本分配管理办法，从而更全面、更扎实、更有效地推进经济资本管理体系建设。
(三)明确经济资本计量范围
依据内部风险资本模型计量的经济资本应与监管当局要求的监管资本保持总体平衡，商业银行应分别计量相应经济资本抵御以上三种风险。
(四)合理选取经济资本计量和配置方法
商业银行的经济资本计量和配置方法主要有三种：资产波动法、收入波动法和系数法。这些方法的复杂程度不同，技术上也各有优劣。从各国银行的实践看，资产波动法正在成为普遍接受的计量和配置经济资本的方式。
(五)建立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评价体系
国际先进银行主要采用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综合考核银行的盈利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该指标不仅能够将银行的收益和风险直接挂钩、有机结合，充分体现经营目标和绩效考核的内在统一，还能够促进银行建立良好的内部激励和约束机制，也能够激励银行自觉地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风险，在审慎经营的前提下拓展业务、创造利润，实现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最大化，从而实现为股东创造最大价值的经营目标。
(六)加强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国外银行的先进管理信息系统主要有资产负债管理系统、资金转移定价系统、财务集中管理系统、内部评级系统等。这些管理信息系统不仅可以处理银行内部的资本配置问题，还可以对账面收益水平进行调整，得到风险调整后的收益状况，从而真实反映银行资本是否实现增值目标以及股东价值最大化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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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都富,刘妤洵.经济资本在票据业务风险管理中的应用[J],金融管理与研究,2007,(11)
[摘要]激励是现代企业管理活动最重要、最基本的职能之一。随着管理学、信息经济学的飞速发展，现代激励理论出现了一系列突破性的进展，成为令人振奋的现代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前沿。发展中的中小企业要以知识资本持续获得竞争优势，就需要发挥掌握知识的人的作用，故如何做好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成为发展中的中小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所必须面临和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因此，加强该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小企业知识型员工激励机制
一、激励理论
著名管理大师哈罗德·孔茨认为，激励是应用于动力、愿望、需要、祝愿，以及类似力量的整个类别。所谓激励，就是组织通过设计适当的外部奖酬形式和工作环境，以一定的行为规范和惩罚性措施，借助信息沟通，来激发、引导、保持和归化组织成员的行为，以有效实现组织及其成员个人目标的系统活动。自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国外许多管理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结合现代管理的实践，提出了许多激励理论。这些理论按照形成时间及其所研究的侧面不同，可分为行为主义激励理论、认知派激励理论和综合型激励理论三大类。
20世纪末，世界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呈现出两种趋势:经济的增长日趋依赖于知识，知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二是世界各国间的经济开发性和相互依赖性不断加强。前者，我们称之为知识经济时代；后者，称之为经济全球化趋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利用知识经济与全球化的特点，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如何用运用更有效地方法激励员工，已成为企业的时代主题。
二、知识型员工的界定
“知识型员工”是美国学者彼得·德鲁克首先提出的，指的是“那些掌握和运用符号和概念，利用知识或信息工作的人。”今天，知识型员工及其工作具有如下特征:高个人素质、强自主性、有高价值的创造性劳动、劳动过程难以监控、劳动成果难于衡量、强烈的自我价值实现愿望等。
可见，这里所指的知识型员工是广义的。就发展中的中小企业而言，本文所指的知识型员工包括在企业中从事以上工作的部门经理以下的人员。
三、知识型员工的激励
1.知识型员工动力体系
(1)“本我分析”。“本我动力”是最根本、最顽强的人格力量，它在任何时候都会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人的行为。生物性本我决定了知识型员工有利己本性，但知识型员工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吸收、发展了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利他的、向善的人性特质。
(2)“自我分析”。自我是在本我基础上，通过后天学习而发展起来的人格要素。知识员工与一般员工的区别就是受教育的程度不同。知识型员工后天学习可以提高自我的强度，使个体掌握了更多的知识。学习水平越高，提高也越多，“自我”意识也就越强。
(3)“超我分析”。超我是个体与社会接触和相互适应过程中，通过学习而唤醒、通过内化而形成的、超越自我之上的、社会化的理想、道德、价值观等人格要素。
人的行为主要受两大动力体系的驱动。一是自我动力，二是超我动力。自我动力是基于“个人取向”、“自我需要”的动力系统，即为了个人的生存、发展甚至自我价值的实现而产生的动力系统。基于“超个人取向”或“超越自我”的、完全社会化的动力系统则称为“超我动力”，即个体为满足社会(有时表现为组织、企业等)利益和需要而产生的动力。“自我动力”和“超我动力”有机结合，构成了知识型员工的主要动力体系。
2.发展中中小企业知识型员工激励的注意事项
根据上述对知识型员工需求机理的分析，企业在设计知识员工的激励机制时，应考虑以下事宜：
(1)激励应与组织目标、个人目标相结合：在激励机制中，设置目标是一个关键环节，激励最终也是为了实现目标。目标设置须同时体现组织蓝图和员工需要。
(2)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相结合：物质激励是基础，精神激励是根本。在两者结合的基础上，逐步过渡到以精神激励为主，尤其是在发展中中小企业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知识型员工需求的差异性较大，激励要注意点面结合。
(3)激励的合理性：其一，激励的措施要适度，要根据所实现的目标本身对中小企业的价值大小和中小企业拥有的资源状况，确定适当的激励措施和激励量;其二，激励机制要实现不同的有机组合，针对不同的对象采用不同的组合内容。
(4)对应绩效评价结果：激励措施只有转化为被激励者的自觉意愿，才能取得激励效果。因此，要根据知识型员工不同的绩效表现，实施不同的激励措施，使不同层次绩效表现的知识型员工都能自发努力工作。
(5)激励的明确性：一是明确，激励的目的是要持续有效地推进各项工作，从而使企业得到发展；二是直观，实施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措施时都需要直观地表达它们的指标、要求和授予奖励、惩罚的方式等，直观性与激励影响的心理效应成正比。
(6)激励的时效性：要把握激励的时机。激励越及时，越有利于将人们的激情推向，使其创造力连续有效地发挥出来。
3.促进员工自我激励
员工自我激励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每个人都对归属感、成就感、及驾驭工作的权力感充满渴望。结合知识型员工的特点，笔者认为，要挖掘其自我激励因素，可将自我管理式团队作为企业中的基本组织单位。实施自我管理式团队的创新授权激励就是通过一个个战略单位的自由组合，来挑选自己的成员、领导，确定其操作系统和工具，并利用信息技术来制定他们认为最好的工作方法。
综上，人是知识的主人，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更加依赖于知识的所有者——人。发展中的中小企业要以知识资本持续获得竞争优势，就需要发挥掌握知识的人的作用，正确、准确地激励知识型员工，必将促进企业进步。
参考文献：
[1]赵曙明等:知识企业与知识管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论文摘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资本论诞生的100多年以来，人类社会发生了许多重要而深刻的变化。在西方国家，与新科技革命相伴随的经济信息化和全球化，使资本主义经济具有了许多新特点，在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社会主义的解体，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型，以及西方经济学的影响日益增大。面临着这些挑战，我们应该如何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本文应用经济学方法论的范式分析研究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资本论》，探讨了这一问题。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经典著作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它是一本伟大的经济学著作，是马克思在研究了，英豳资本主义制度建立100多年来积累的大量详实的材料和史实的基础上写出的。它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但是距《资本论》出版，现在资本主义又发展了‘百多年。在这一百多年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化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大生产，服务业在国民产值中的大比重的大大提高，无产阶级摆脱了极度贫困化，整个无产阶级生活水平的得到很大提高，同时资本主义家在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进行宏观管理，以及历史上出现的社会主义风潮的平息。这种种马克思未曾也无法预见到的历史变化，致使马克思的《资本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解释力下降，那么我们还能如何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我们分析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及进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地位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纲领，它坚持的硬核是什么?它能随社会条件变化而发生调整具有灵活性的保护带是什么?它规定着的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手段的正面启发是什么?它在调节适应当前的经济社会现状的变化中反面启示的作用又是怎样?
很多学者试图通过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这两种范式的根本区别的研究结果来回答《资本论》的硬核是什么的问题。有人说马克思研究的是经济制度(生产关系)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的有效配置。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仅探讨了经济制度，也探讨了分工理论，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及经济周期，经济增长理论，在再生产理论中也有关于资源(生产资料)的有效配嚣问题的研究。当然西方经济学巾的制度经济学也探讨经济制度的问题。所以这种区分不全面：也有人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探讨的是经济本质，经济制度的长期演化，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日常现象。也不全然是这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也研究了货币，信用，工资，生产价格，及利润，这类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具体事物和现象，而且从研究方法来看本质的研究也脱离不了对现象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还有人说《资本论》是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学说，而两方经济学是对资本主义经济提出建设性建议的学说。马克思通过《资本论》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病例，对其病例的深刻分析就为其处方的开出做了很大的贡献，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实质就是相对过剩的危机即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原因是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这一层面来说，两方经济学某些流派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出的政策建议就是以《资本论》对资奉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为基础。我认为以上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探讨都没涉及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和精髓。恩格斯曾今说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不是教条而是方法。我们分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撇开具体的如归纳与演绎，抽象与具体，分析与综合在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中也用到过的方法，就是它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世界观与方法论指导。唯物的观点，辨证的观点，发展放入观点是我们后来者学习继承《资本论》小可动摇的，它们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这一纲领的硬核。而两方经济学却建立在理性人，人的主观感受的偏好效用这些主观分析的基础上。当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资本论》作为一部经济学著作，它在经济学理论层次上的一系列理论中，又是以劳动价值论为根本。劳动价值论是剩余价值论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其它理论的基石，是坚持马兜思政治经济学不可动摇的理论基础。劳动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条件，是人类生活永恒的状态。劳动价值论将社会财富与人类的生活紧密的联系起米了。劳动价值论才是真正以人为本的。而这也是根本区别于西方经济学的基础—萨伊的”三位一体”价值理论的。很多著名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学者都认为只有承认劳动价值论才能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所以我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资本沦》的硬核是：建立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基础上的劳动价值论。这是我们学习继承发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要始终捍卫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的其它的理论都是它的保护带。如分工理论，剩余价值理论，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理论，经济危机和周期理论，地租理论等等。它们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会受到一定的冲击，相应的可以做出调整。如对生产性劳动的划分，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性劳动范围应该扩大。再如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随着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工会组织的壮大和国家调控的加强及社会文化的提到，它将表现的不那么明显了。再如利润率下降规律理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产业和行业，像信息产业，服务行业，它们会阻止整个社会的有机构成的提高，其至降低整个社会的有机构成，从而利润率下降规律理论也需要调整。所以说当这些理论碰到与当今现实看起来相矛盾或不容易解释时我们不该气馁，不该就放弃，而应该对其调整和发展。这也正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品质，唯物史观的矛盾的观点发展的观点，用当下的话说就叫与时俱进。
本论文借鉴结构主义的一些方法，抱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从考察马克思论述政治经济学的话语结构入手，抽离出“自然·历史”、“共时·历时”、“一般·特殊”、“抽象·具体”四组基本的话语组合方式，为了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马克思把阐释归入“历史/历时/特殊/具体”，而排斥“自然/共时/一般/抽象”，但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放弃对于“一般/抽象”的探求。他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辩证法，并把它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叙述动力所在，而辩证法恰恰是“共时/一般/抽象”的研究方法，那么，“辩证”的叙述动力能否承载历史唯物主义的诉求，马克思是如何在“辩证法”的运动中纳入“历史”的声音，我将通过对商品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解读来回答这两个问题，从中可以看到马克思突破文本的叙述抵达历史的艰辛，这对于语言学转型以来处理文本与历史的关系，以及在后结构主义解构“宏大叙事”的策略下重新找回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念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自然-历史、共时-历史、一般-特殊、抽象-具体、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抽象人类劳动、剩余价值、能指/所指/历史参照物
引言
生活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对于马克思、以及《资本论》的态度不得不带有复杂的情感。改革开放是在批判“”历史的基础上开启的，而在思想领域则伴随着对于教条化的清算，以至于在新时期以来很长一段时间，不再成为知识人的普遍信仰，但是随着90年代市场化在中国的全面展开，一些曾经借助批判和拒绝的东西浮现出来，中国究竟是在“发展主义”2的历史允诺中走向“更美好的明天”，还是掉进了“现代化的陷阱”3，于是，一部分对社会持有批判立场的知识分子又重新认识到马克思和的价值，并把其作为介入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幽灵”4又回来了（按照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说法，“马克思的幽灵”从没有离开过），或者借用《资本主义的终结》一书的结尾语“因为指引我们思考剥削，而剥削还没有终结”5，可以说，并没有被历史想象性地“终结”6。
正如20世纪法国著名结构理论家路易·阿尔都塞在《阅读<资本论>》一书的开篇就写道：“毫无疑问，我们都读过《资本论》，而且仍在继续阅读这部著作”7，阿尔都塞借鉴结构主义的方法，以哲学家的身份采用“征候读法”来重新阅读《资本论》，以便恢复苏共“二十大”以后人们对的信仰，这样一种“保卫马克思”8的方法依然是我们今天阅读《资本论》的主要的哲学背景，也使本文的分析不得不打上结构主义的烙印。因为《资本论》首先或许最终是一个文本，尽管马克思从没有打算把自己的思想只呈现在文本中，他更关注文本的实践意义，但是在当下的历史语境中，已经很难获得这份突破文本而抵达历史的自信，或者说支撑马克思信念的哲学根基已经动摇了，尤其是20世纪初期在哲学界发生的“语言学转向”以及最终波及到整个社会人文学科的结构主义，似乎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语境”，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结构主义对马克思的阅读和阐释还依然有效。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资本论》应该属于马克思所深处的历史的“必然”产物（至少马克思这样认为，否则他就不会坚信自己的研究工作是科学的和真理的），这并不是说《资本论》中所讨论的问题不适用于当下的历史，而是一种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9，本文就试图采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方法，来论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叙述动力和话语结构，并通过考察商品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来检验这一系列话语结构及其辩证运动是否能承载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叙述任务，这或许也是处理的“遗产”以及偿还其留下的历史“债务”10的一种方式吧。
自然·历史
论文摘要：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价值形成的源泉问题，我们面临许多需要理论回答的实际问题：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外延与内涵的发展变化，私营企业主的经营管理活动与收入问题，按生产要素分配与劳动价值论。这些，都提出了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和认识的任务。
劳动价值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里，马克思在集中分析商品的两个因素和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的基础上，着重指出，生产商品的一般人类劳动耗费作为相同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凝结为商品的价值。价值的量是由生产商品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劳动是价值的实体，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表明人与人之间的劳动交换关系。从而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并为剩余价值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一、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外延与内涵的发展变化
在当前信息化知识经济新形势下，作为商品价值源泉的劳动，同《资本论》写作年代相比，在内涵与外延方面，都有许多新的发展变化。
1.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的部门范围扩大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资本论》主要是指直接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以及生产过程在流通领域继续的那一部分劳动，即运输、包装、保管等劳动而言的。而把从事商品形态变化(买卖商品)方面的劳动以及直接物质生产领域之外的许多服务部门的劳动，都视为非生产性劳动，不创造价值。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非直接物质生产领域包括流通部门和服务部门的第三产业迅速扩展，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重要。这些部门不生产有形的物质产品，但生产无形产品和劳务为社会提供必要的生产和生活服务，满足人们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这就意味着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的部门范围扩大了。不仅把流通部门，而且把第三产业中为社会生产和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提供服务的众多经济部门包括进来。这些部门的劳动是生产劳动，是非物质生产的生产劳动，其抽象劳动同样凝结为价值，其价值量同样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
2.科技劳动与经营管理劳动的作用强化马克思重视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在商品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在《资本论》第一章谈到决定商品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劳动生产力的关系时，就指出劳动生产力的决定因素包括“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程度”。以后，在第十一章谈到协作时又指出，一切规模较大的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对于协作劳动这种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是必须进行的劳动。马克思认为生产过程中科技工作者的劳动和经营管理者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这在《资本论》关于“总体工人”的论述中表述得很清楚。“随着劳动过程本身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总体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行了。”在作为《资本论》第一卷手稿部分的《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一文中，马克思更明确指出，在“直接商品形成过程”中，“有的人多用手工作，有的人多用脑工作，有的人当经理、工程师、工艺师等等，有的人当监工，有的人当直接的体力劳动者或者做十分简单的粗工”，清楚地说明了科技工作者和经营管理工作者，也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者。科技劳动和经营管理劳动是复杂的脑力劳动，其创造的价值相当于多倍的简单劳动。当今世界是信息化知识经济时代，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劳动和经营管理劳动，已经成为劳动的重要形式。知识和智力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主要经济资源。当代市场竞争，突出表现为科学技术的竞争，科技劳动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劳动分工的细化，生产过程成为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使经营管理劳动的作用，显得尤为突出。这些是一百多年前《资本论》写作年代不可能预料到的。科技劳动和经营管理劳动在价值形成中的作用极大的强化了。
3.创造价值的劳动的复杂程度提高一是就创造价值的“总体工人”来说。当代社会生产由过去的体力劳动为主逐步转向以脑力劳动为主，整个劳动者队伍日益趋向知识化、技能化、白领化。“总体工人”中从事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劳动者的比例增加了，“总体工人”的劳动复杂程度提高了。复杂劳动等于倍加的简单劳动，因而“总体工人”创造价值的能力提高了。二是就创造价值的劳动者个体来说。作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的所有劳动者，形成其劳动能力基本要素的科学文化与技术素质都提高了，劳动能力中脑力劳动的成分增多了，劳动的复杂程度提高了。科技工作者和经营管理人员的素质与能力也在不断提高。这就是说，参与价值创造的劳动者，其创造价值的能力都提高了。
4.决定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国际市场作用加大劳动价值论指明，决定价值量的不是商品生产者的个别劳动时间，而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生产某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指社会总劳动时间分配给每一种特殊商品生产的必要比例量。如果某种商品生产的数量超过社会总劳动时间中它所应占的必要比例量，就出现供过于求，价格低于价值;如果某种商品的生产达不到其所应占的必要比例量，就出现供不应求，从而使价格高于价值。如此调节供求平衡和资源配置。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形成的国际市场因素的作用越来越大。一方面，正常的社会生产条件和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劳动强度，要从世界市场来看，如果一国生产不能达到世界市场水平，其生产过程中耗费的超过世界市场正常生产条件的劳动，就不能形成价值;另一方面，社会总劳动时间分配给某种商品生产的必要比例量，也要从世界市场的资源配置和供求关系来看。马克思十分了解世界贸易和国际市场的作用。但按照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叙述方法，《资本论》第一卷对劳动价值论的论述，基本上舍弃了国际市场这一重要因素。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应从全球化角度把国际市场因素的作用考虑进来，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研究与认识。
二、私营企业主的经营管理活动与收入问题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私营经济是生产资料属于私人所有，由私人雇工经营的一种经济形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完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过程中，私营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怎样认识私营企业主的经营管理活动，是不是劳动，创不创造价值?怎样看待私营企业主的收人，是劳动收人还是剥削收人?这些问题，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发展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给予全面的认识。 关于资本家的经营管理活动，如前所述，马克思在关于资本主义管理的必要性和关于“总体工人”的论述中，指出了其属于生产劳动范畴，同体力劳动者一样创造价值。同时，关于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的必要性，马克思提出了资本主义管理二重性学说: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管理是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的一种职能;一方面，这种职能又是剥削雇佣工人所需要的职能。据此，有的论者认为，资本家的管理活动服从于管理的第二重性质，从属于剥削雇佣劳动的职能，不属于生产劳动，不创造价值，资本家的一切收人都是剥削收人。我们认为，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的二重性是同时存在的，不能由某一重性质就否定另一重性质的存在与作用，不能由于资本家为了获取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而进行的管理，就否定由社会劳动过程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的生产性。马克思在另外的地方说过:“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是作为劳动的管理者和指挥者出现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资本家在劳动过程本身中起着积极作用……这种与剥削相结合的劳动……当然就与雇佣工人的劳动一样，是一种加人产品价值的劳动。”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明确肯定了资本家作为生产的指挥者和管理者的劳动，是与剥削相结合的劳动，属于形成商品价值的生产劳动。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私营企业，是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鼓励下，在公有制经济主导下发展起来的，对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劳动就业，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和推进市场化改革，发挥了越来越大的积极作用。私营企业主和其他新生社会阶层一样，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私营企业主的正常经营管理活动，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并且，如果他有高水平的管理知识与技能，或者同时从事企业高科技产品研制开发工作，兼有企业管理和科技工作职能，则他就不是一般的私营企业主，而是民营企业家。他的管理劳动与科技劳动，是高级的倍加的生产劳动，创造更多的价值。我们也应看到，私营企业主的收人，尤其是较大规模私营企业的企业主收人，除了相当于管理劳动报酬和科技劳动报酬的高工薪收人外，还有一大部分来自于资本收人。这种资本收人，虽然按其本源来说，都是劳动者提供的无酬劳动，属于剥削收人，但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的剥削收人，是私营企业主，按其所提供的“资本”这种生产要素的贡献参与分配的所得，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主导下的非劳动收人。它为国家增加税收，为社会提供积累，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繁荣。不能无视其现实的积极作用，简单化地把劳动和资本对立起来，以劳动和剥削作为是非取舍的绝对标准，而不切实际地予以歧视和否定。
三、按生产要素分配与劳动价值论
在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劳动与劳动价值论的讨论中，有一些论者认为，我国现在既然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确立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这就表明，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与现实不符了，劳动价值论不能说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根据。实行按生产要素分配就得承认各种生产要素都参与价值创造，都是价值的源泉。有些论者还引证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就说过，“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怎样认识这一问题?
首先，这种观点把价值的创造同财富(使用价值)的创造混淆起来了。他们谈论价值创造时，实际上指的是财富(使用价值)的创造。马克思在批判《哥达纲领》中“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的论断时说:“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他还引用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的一句名言:“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马克思在这里说的“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是就使用价值说的，并不是说劳动不是一切价值的源泉。马克思创造性地提出了劳动二重性学说，科学地揭示了商品价值的源泉是一般人类抽象劳动，价值是一定的体力和脑力耗费的结晶，不包含任何物质元素。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至于构成物质财富的使用价值的源泉，则包括具体劳动和物质资源两个方面。使用价值(财富)的创造，是由所有生产要素共同进行的。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等要素，都是不可或缺的。所以说“劳动并非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
其次，这种观点把价值的创造同价值的分配混淆起来了。有的论者鉴于确立按要素贡献参与分配的现实，提出劳动和各种生产要素都创造价值，以之论证现行收人分配制度的合理性。事实上，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各有不同的规定性。价值创造与劳动有关，价值分配则与要素所有权有关。价值是劳动创造的，但创造出来的价值如何分配，则是由所有制关系或所有制结构决定的。只要存在所有权差别、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就要参与价值的分配，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生产要素所有者获得收人，是其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如果他不能通过所有权来获得收人，所有权在经济上得不到实现，就是否定了所有权，就是违背了客观规律。
“马克思企业理论”首先是企业理论在现代语境下的一个舶来用语，甚至相对于马克思学派而言，它至今也还是一个“非惯常用语”。在国内较早出现的有代表性的关于企业理论的综述文章中，如钱颖一(1989)［1］1-30，以及杨小凯(1994)［2］，均未能提及“马克思企业理论”术语，而且均不约而同地认为：真正的企业理论是为Coase的1937年的经典论文所首创。这似乎也成了“定论”。国内一些学者因而迁就地“把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的分析称作马克思的‘企业理论’”［3］167-199。而事实上也只是进入1990年代以后①，马克思企业理论这一术语才得以在国内开始普及和被延用，表明起码在企业理论方面，马克思学派还没有充分掌握自己的“话语权”②。这个经济现象和理论事实显然与“科斯主义企业理论”③的主导直接相关。
深入剖析科斯主义企业理论在国内的兴起及其占据主导地位，有着两个基本的理由。一是理论需求原因。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厂商理论”辞条撰写专栏的作者虽然宣称：“现在值得怀疑的是，经济学家是否仍然同意‘厂商理论’词目中所指明的内容……但在此刻我想还是让这一点含蓄一些为好”，但最终仍旧以科斯主义企业理论为撰写条目的开端［4］381-388。充分表明科斯主义企业理论已经通过对企业性质的基本问题的提出以及解答，在多大程度上实质地调整和改造了新古典范式的保护带条件，并相应成为了“新古典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的理论硬核。二是实践需求原因。经济转轨以来，我国由于客观具有指导和解决企业具体实践问题的理论需要，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急需理论上的指导，而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未能及时提供适当的理论工具，这就为科斯主义企业理论在国内的传播和运用提供了契机。
所以一时间，科斯主义企业理论备受中国学者追捧，被视为“科学理论”，并试图将其应用于中国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以上两点分析同时表明：实践的超前性与理论的滞后性是促使科斯主义企业理论得以在国内迅速扩散的深层次的现实理由。
科斯主义企业理论在实践意义上向马克思经济理论提出挑战，它反过来说明，不是实践出了问题，而恰恰是理论本身未能及时地做出解答。这就给马克思经济理论在现当代的发展提出了严峻考验，它必将会遭到诘问：马克思经济理论在现当代能够回答什么?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如同问题本身一样无穷无尽，因为科斯主义企业理论本身也同样经历着“发展”。
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国内学者从批判性角度，在对科斯主义企业理论的回应中，对马克思企业理论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对此，本文以下加以述评，并提出进一步的展望。
二、批判视角的马克思企业理论：综述
显然任何理论回应都是由感性思维向理性思维的逐步的建构过程，并会带有明显的阶段性建构的特征，由中国学派①所发起的这场对科斯主义企业理论的深度回应，也不会例外。从回应的形式和特点归类，分为四种表现或四个方面：一为“批判”，二为“回溯”，三为“比较”，四为“建构”。但从“回应”的内容及其方式看，第一种表现仍然是基本方面，后三种表现只是辅助方面，是基本方面的配合或其直接的展开和延续。即所谓“批判”，不过是指正面的和直接的批判；所谓“回溯”，不过是指反面和间接的批判；所谓“比较”，则不过是指侧面意义的批判；而所谓“建构”，也不过仍旧限于批判基础上的外推或延伸。因此，以下把它概括为：总体以“批判”为中心的沿四条线索的分别展开。
第一条线索：理论批判及其深化
由中国学者或以中国为背景的中国海外学者所发动和发起的对科斯主义企业理论的批判，肇始于对交易费用范畴或理论的不满和批评。这一线索按其理论批判的实际进程及其深度，具体地又可以细分为三个子阶段：第一阶段(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中期)局限于对交易费用理论本身的主要缺陷进行分析，立足的是交易费用理论自身的逻辑，代表性的分析有单伟建(1989)的交易费用经济学视角下的分析［5］61-89、黄少安(1995)的产权经济学视角下的分析［6］；第二阶段(199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末)逐步上升为立足于《资本论》和方法论层面对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范式，进行整体剖析与批评，其中代表性的是张银杰(1998)的基于资本主义企业理论范式的整体剖析［7］，以及林岗、张宇(2000)的基于产权分析范式的整体批评［8］；第三阶段(2000年代初至今)从方法论层面和角度，进一步着眼于对科斯主义企业理论所依据的“交易费用分析框架”进行整体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代表性的是刘元春(2001)的分析，刘元春给出的分析结论是：(1)在动态宏观的视野下，交易费用分析框架无论从其基础理论逻辑、核心理论范畴，还是主要理论结论来看，都是不成立的，(2)从交易费用的角度进行制度分析，不能完全把握制度的本质和经济绩效的根源，并会在错误地处理许多理论范畴和分析方法的同时，得出一些与现实相冲突的理论结论［9］3-4。
第二条线索：通过理论回溯在原典中寻找理论依据
正如程恩富(2002)教授指出：“所有读过马克思《资本论》的正直学者都会承认，即使不谈其他著作，也完全可以说《资本论》早已形成关于企业的起源、本质、规模和治理结构等一整套较为系统的学说，而且十分深刻”［10］200-216，所有严肃的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者也都会认为：马克思本人具有关于企业理论的系统的思想构建。于是，几乎在第一条线索开辟的同时，第二条线索就平行开始了，并形成了对第一条线索的直接补充。简单地说，国内学者通过对马克思本人关于企业理论的重要论述的回溯，由此形成了对于马克思企业理论的传统范式意义上的基本认识。其内容要点包括：(1)总体工人(总体劳动)［11］，或组合劳动创造企业价值［12］；(2)马克思不仅具有完备的企业理论体系［13］，而且是最科学的企业理论［14］，即立足于《资本论》而言，第1卷揭示了资本主义企业理论的历史形态：分析企业的起源、生产本质［15］、内部雇佣契约关系［10］200-216，以及规模变迁［16］，第2卷揭示了资本主义企业理论的逻辑形态：分析企业的职能、费用［10］200-216，以及企业资本的运动，第3卷则揭示了资本主义企业理论的现实形态：分析企业对高额利润的追求、企业有机构成变动以及企业内部结构的委托关系［17］367-402；(3)企业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的精髓［3］167-199，马克思企业学说是关于企业的本质理论［10］200-216，马克思的企业理论实质是一种对资本统治劳动进行历史和经济分析的企业理论［3］167-199，是资本主义企业理论［10］200-216；(4)马克思将资本主义工厂制度或企业理解为一种生产方式，既是一个技术分析范式――从生产力和技术关系看待的内部具有分工协作关系的团队生产，也是一个经济分析范式――从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看待的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以不对称所有制关系为基础的进行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经济组织［18］，所以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企业是由资本主义市场中的劳动力出卖合约的实施所形成的［19］，这种契约(实施)的本质和意义在于资本家能够获得剩余价值［10］200-216。
第三条线索：以理论批判为指导的系统比较
第三条线索是批判视角的初步系统化，即系统比较马克思企业理论与科斯主义企业理论在方法论和内容层面的各个不同点。分为三个方面，包括：(1)两种企业性质研究思路。简言之，前者正确处理了企业性质研究的两个层面(社会生产的组织形式和社会经济的产权结构)内容的辩证关系，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性质特征，但偏好于长期制度分析，相对忽略于短期制度变动分析［15］。(2)两种企业起源理论解说(分工协作说和交易费用说)。比较的结果：Coase对劳动分工的批驳是基于一种错误的理论前提进行的，而相反，马克思也并未完全忽略交易费用这一引发企业起源的实质因素［20］。(3)两种企业效率认识观。马克思所讲的企业效率是从历史角度看待的，相反，Coase所讲的企业效率是从市场角度看待的，所以科斯主义企业理论完全承袭新古典理论，以效率为标准来对企业的内部控制及分配问题进行研究，在其看来，企业内部的权威和命令不是权力关系，而是效率的体现，即效率和分配被当作同一个问题［21］；另一方面，经济学也可以同时为两者确立共同的效率标准，这就是马克思经济学的绩效准则：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价值是企业组织的绩效目标，价值反映私人劳动的社会性特征，企业组织因此可以被视为能够通过不断提高私人劳动社会性的一种具有绩效意义的经济组织形式改进［22］。(4)两种企业理论方法论。前者以唯物辩证法作为研究的根本方法，其理论始终贯穿着唯物史观，后者以个人主义方法论作为研究的基础，其理论渗透着唯心史观，前者以“历史的、现实的人”作为研究出发点，使其理论研究在辩证联系中展开，后者以“新经济人”假设作为研究出发点，使其理论陷入了形而上学思维；以及前者运用系统发展的观点，在生产与交换的有机结合中研究企业问题，后者采用静态比较的方法，仅仅局限于交换领域和市场运行层面研究企业问题［23］，但两种企业理论同时存在共性，在一定意义上又可以说具有互补性［24］。
第四条线索：以理论批判为基本视阈和依托的尝试性理论建构
批判本身的累积必然引发直接的理论建构需求。从而，沿着前面三条线索，并总体以之为逻辑基点和基本的理论视阈，一些青年学者提出在马克思体系的架构内，适当发展马克思企业理论以及对其基本分析框架进行适度理论建构的设想。本文把它归纳为第四条线索。它初步显露出四个方面的理论建构取向：一是在系统整理唯物史观与企业理论的内在关系的基础上，由马克思的宏观经济权力理论出发［9］，可以用现代经济学语言发展出的权力与企业治理理论的分析框架［25］；二是在对资本主义生产组织产生和变迁过程进行全面的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上，着眼于基础理论分析，初构了具有正统分析性质的生产组织理论的一般分析框架［26］；三是具体地着眼于企业经济学与管理理论的内在渊源关系，以创建企业理论分析的工具箱为基本导向，初次尝试了具有分析视角性质的企业组织运行分析［27］；四是以一般抽象出“协调劳动”范畴为基础，从协调出发系统考察企业经济组织(作为协调机制)的历史演变，揭示劳动的协调问题对于企业价值创造的重大意义［28］；五是由企业理论史的特殊视角出发，试图在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语境下，对科斯主义企业理论与马克思企业理论进行比较和综合研究［29］，等等。
通过对科斯主义企业理论的系统批判和回应，国内的研究者所得到的基本成果有两点：第一，马克思并非没有企业理论，企业理论也并非Coase所首创，早在Coase发表“企业性质”著名论文之前，马克思就建立了系统完备的企业理论；第二，马克思企业理论与科斯主义企业理论是分属两个不同体系的两种企业理论范式。但也应当看到，理论回应还只能是初步并且有待展开的，它的下一步发展演化方向，仍旧拭目以待。
三、评论
既有的马克思企业理论研究实际上均是在的传统分析视角下以及狭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之内进行的。它具有如下四个特点：
1.以剩余价值理论作为分析本体。(1)马克思的分析以资本主义企业内部两大阶级的产权关系为主线，在他看来，企业产权制度是一种能够使市场交易的平等权利转化为企业内部不平等权利的神奇机制，即企业内部的权力结构呈现高度不平等的特征，使得资本家可以采用雇佣制统治着整个企业劳动大军，从而解决了剩余价值从何而来这个基本难题，然后以剩余价值的生产为题，对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过程进行全面考察，特别是对分工、协作、机器大生产所创造的劳动生产率如何转化为资本生产力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15］；(2)马克思企业理论作为一种体现资本统治劳动的企业理论，核心内容是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与获取，因而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能够始终处于企业等级制组织的最高层，被马克思作为现实假设当作企业分析的出发点［3］167-199；(3)如果说剩余价值可以作为企业实体(关系)，则这是一种不平等的契约关系，并且也可以称为“企业的契约本质”的话［10］200-216，则决定这种企业本质的正是历史的生产力关系以及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3］167-199，也就是历史形成的技术和协作关系以及特定的资本家权威关系［10］200-216。
2.立足于《资本论》进行解读。(1)马克思对资本的讨论一开始就是从企业层次上切入的，他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特别是《资本论》第1卷的分析几乎全部是围绕资本主义企业的内部关系展开的［15］；(2)立足于《资本论》，使得马克思企业理论能够抛弃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概念，能够有力地清除“管理工资论”的理论遮蔽，能够兼容以契约来解释企业内指挥关系的分析视角，以及能够给出“完整的资本概念”和不断随实践发展的“产业后备军学说”［3］167-199，等等；(3)马克思企业理论包括企业内分工理论、协作理论以及剩余价值理论三个部分，从分工和协作理论看，企业是要素所有者为分享“合作剩余”而达成的合约［30］，从剩余价值理论看，马克思事实上区分了两种企业：率先进行工艺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创新型企业，以及迫于竞争压力而进行模仿的适应型企业［31］。
3.重方法论批判，轻内容构建。(1)“回到马克思”的理论情结完全转化为方法论上的批判情结［14］，从而高扬了唯物史观方法论的作为硬核的决定作用，把马克思企业理论的科学与正确性全面地归结为方法论层面的科学与正确性［23］；(2)唯物史观方法论对于企业理论研究的渗透具体化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规律中揭示企业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变问题［32］，在一定时期的社会生产关系中研究企业的经济性质问题，把契约关系看作经济关系的法律体现，以及在生产和交换有机结合中研究企业内部关系及企业与市场的关系，等等［23］；(3)马克思企业理论在坚持对科斯主义企业理论进行方法论批判的同时，在内容上却依旧拘泥于和仿照后者的理论分析框架和范式，从企业的性质、起源、边界和内部关系来挖掘和重新梳理马克思企业理论［26］4，这显然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于马克思企业理论的能够作为一个完整体系的怀疑［33］。
4.重经济哲学分析，轻经济学分析。(1)从狭义层面看，企业理论被直接归结为剩余价值理论，从广义层面看，唯物史观的分析被孤立于劳动价值论的分析，后者无论从方法还是内容两个方面都没有实现与唯物史观的有机结合；(2)并且，我国当前的经济理论学者的注意力仍然着重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研究［34］68，因而侧重点始终放在了狭义体系之内关于企业本质的作为传统分析范式的框架研究上，即企业分析被看作一个技术分析模式与权威分析模式的直接的耦合体；(3)就根本而言，作为经过适当的概念化、程式化，即可用以解释、刻画和指导企业特征和行为的企业理论体系――企业经济学，在我国还远未成长起来，在此意义上讲，恩格斯关于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设想依然急切地“有待于创造”。
在一些学者看来［3］167-199，以剩余价值理论作为企业分析的理论本体，可以充分显露出马克思企业理论迥异于科斯主义企业理论之处。即前者剖析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和生产过程，后者剖析资本主义的交易过程和市场过程，前者是现实(或真实)的，后者是抽象(或虚拟)的，以及前者是历史(或理论)的，后者是逻辑(或方法)的，从而两者都可以距离价值理论很远。马克思企业理论也不例外，劳动价值论只是马克思用来论证资本在企业中统治和剥削劳动的思维工具，它并不必然提供企业分析的基础。
这里引出的问题是，即使是Coase所提供的企业分析也并不必然是纯粹的交换视角，交易费用分析并不等于纯粹的交易分析，反过来，马克思虽然没有使用过“交易费用”的名词，但其在《资本论》中对交易费用的思想确有深刻的见解。即在马克思看来，“非生产”就是交易、“非交易”就是生产，“生产+交易”构成概括全部社会经济活动的最高经济范畴［32］，这说明马克思在把生产概念一般化的过程中(即提出“生产一般”范畴)，并不完全排斥交易分析。马克思企业理论对于科斯主义企业理论的整体吸纳完全可以基于“生产一般”进行。问题的解答因而需要从剩余价值理论上溯到劳动价值理论，为企业分析奠定真正的分析基础。
但如果说立足于《资本论》可以把马克思分析企业本质的框架简单规定为“技术+权威”，那么，“合约因素”如何与之兼容?即一方面，“企业的契约本质”仍旧界定了合约的两分：处于市场中的平等的劳动力合约以及处于企业内的不平等的雇佣劳动合约，这两种性质不同甚至完全对立的合约形式如何被有效地理论统一起来?毕竟在《资本论》中，资本主义企业在内部组织关系上是同质的，企业内生产关系可以归约为资本与劳动的对抗性的生产关系［28］；另一方面，即使是完整的资本概念，也不能根本解决“资本裂变”问题［36］，因此，其背后隐藏着劳资关系的历史与逻辑的重新整合问题，也就是资本演化如何与劳动演化对接起来进行分析，并进而考虑如何真正面临人力资本产权对公司治理传统理论命题的挑战的问题［37］，等等。
马克思范式的最硬的纲领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也是马克思体系之内的唯一的一个全称命题［34］。言下之意，剩余价值理论只是服从于唯物史观的实践和理论的论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不仅包括经济哲学层面而且包括经济学层面［38］。如果不是固守于马克思的狭义体系，而把马克思关于狭义体系的成熟思想和论述嵌入广义过程来理解和掌握，以此视角审视，则马克思企业理论的现代分析范式框架可以被概括为“技术+权威+合约”，相应的企业本质也可以被解析为“对劳动合约的特别的历史运用”［39］。这样，马克思企业理论的传统分析范式，不在于缺少理论本体或内容本体，而在于缺少方法本体，乃至根本缺少“问题本体”，致使它既不能够解决理论本身的方法问题，同时也不能够有效地把实践问题本体引入理论问题本体之中。
四、结论及展望
现有的企业理论研究文献，正朝着多个彼此既独立又关联的方向进行发展，显得在形式上难以统一和融合。马克思企业理论研究也不例外。国内学者的企业分析，既不同于西方学者对于劳动价值论的“断然舍弃”(囿于某种程度上的激进的劳动过程理论)，而试图总体保留劳动价值论分析，也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学者对于在效率属性分析上持有的“超然理论态度”，试图依旧在坚持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前提条件不变的基础上，将权力与效率的分析及其观点重新统一起来。但不管怎么说，国内学者的研究始终没有能够寻找到乃至建立起在劳动价值论与企业理论之间的适当的中介分析形式。
进一步地，我们认为，立足于广义体系和视角，国内学者对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既有研究则是“有问题”的：其实质是把马克思的“两大伟大发现”具体统一于企业分析中，但不足之处是相对忽略了劳动价值论的应有理论地位，显然就谈不上发展从劳动价值论到企业理论的内在逻辑了。因此，客观需要一个能够兼容问题意识的马克思企业理论的“现代分析范式”。但即使是后者也不应该是对前者的单纯的替代(形式)，它更可能是按照某种进路由前者所进一步推动的。所以真正能够保留马克思企业理论研究的连续性特点，焕发既有的研究文献可以累积的原则内涵的途径在于：坚持从劳动价值论出发，努力梳理一个逻辑一致的企业理论分析框架，并重新把劳动价值论与劳动过程理论在权力与效率分析相统一的视阈内有机结合起来。
总之，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批判性反思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发掘，但它本身丝毫不掩盖国内学者针对科斯主义企业理论主导地位所作回应取得的理论成果，只是它反过来提醒人们：马克思企业理论似乎还存在其他的发展路径，比如改革之初的企业本位论，而问题的重中之重是，我们必须尽快找寻到本应该属于马克思企业理论自己的原初结构形式，并切实加强马克思体系的自我理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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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社会再生产理论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一到第三卷中逻辑缜密地提出了自己关于社会生产平衡的思想，对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学习有助于认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社会各部门保持协调发展的重要性。
“不管生产过程的形式怎样，它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者说，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他也不能停止生产。因此，每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经常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同时就是再生产过程。”马克思的这一段话揭示了再生产过程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本文就将在分析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基础上分析其对于我国国民经济保持协调比例均衡和社会三大产业关系的指导意义。
一﹑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概述
（一）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研究对象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把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当作个别的过程和再生产过程来分析，即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资本自身的生产。假定了资本在流通领域内所经过的形态变化，但未进一步考察它们。而这些未考察的内容，正是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要研究的。
总之，在前面资本积累理论中考察的是个别资本，生产过程，这里考察的是社会资本，资本运动的全部过程；前面考察的重点是资本积累与扩大再生产，这里考察的重点是资本简单再生产。社会资本亦称社会总资本，是指资本主义社会中互相交错、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的所有单个资本的总和。单个资本与社会资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单个资本和社会资本是个体和总体的关系，或者说是微观和宏观的关系。马克思说：“各个单个资本的循环是互相交错的，是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的，而且正是在这种交错中形成社会总资本的运动。”
（二）社会再生产的起点
“不管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怎样，它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者说，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他也不能停止生产。因此，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经常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同时就是再生产过程。”所以，再生产为一切社会经济形态所共有。但是，再生产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形式下具有不同的特点。在市场经济形态下，再生产的起点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个起点不是自给自足形态下和计划经济形态下的以多种必须的生产要素以实体形式的直接集中，而首先以资本积累特别是货币资本的形式存在。
《资本论》对货币资本的作用、货币流通在交换中的媒介作用有专门的论述。马克思认为，货币的作用有二：第一，资本主义生产的是商品生产为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货币形式的资本，即货币资本是整个生产过程的启动力，也是生产过程持续进行的动力，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流动资本上。全部预付资本价值，即资本的一切由商品构成的部分——劳动力、劳动资料和生产材料都必须用货币先去购买。第二，适应着生产资本的一定规模，必须要求有一定数量的与它并存的货币形式的资本存在，以便在商品售出之前用来购买生产资料和支付工资，这是保证生产连续性和正常周转的前提条件。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货币作用的分析，进而对货币资本重要性的阐述，实际上揭示了市场经济形态下货币资本积累是再生产的起点这个一般规律。因此，鉴于市场经济以商品交换为主要形式，故而也必须是一种货币经济。资本首先表现为货币形式，没有货币资本就没有生产的前提。资本积累不但是再生产起点，而且必须达到一定数量。一方面货币资本的数量必须满足购买所需数量的多种生产要素；另一方面再生产是一个连续不断的生产，在生产出的商品出售完成之前，还要有足够数量的货币资本为保证生产连续性和正常周转而必须的购买和支付。
（三）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核心问题和理论基础以及实现条件
1.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核心问题就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社会总产品是指社会各个物质生产部门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以年为单位）所生产出来的全部物质资料的总和。社会总产品即社会的总商品资本。第一，从社会总产品出发进行研究，既可以考察资本运动中的生产消费，又可以考察个人消费；既可以考察资本流通，又可以考察一般的商品流通。第二，从商品资本出发研究，能够揭示出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因为在商品资本的运动形式中，既要说明商品资本的每一组成部分是如何销售出去实现其价值的，同时又要说明生产要素的各个组成部分从什么地方购买到。
从形式上看，社会总产品有物质形式和价值形式。在物质形式上表现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在价值形式上表现为不变资本价值（c）、可变资本价值（v）和剩余价值（m）。而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就是社会总资本再生产条件下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问题。社会总产品的价值补偿是要说明一定时期内已经消耗的资本价值如何补偿；社会总产品的实物补偿是要说明一定时期内已经在生产和生活中消耗掉的物质资料如何替换。
2﹑社会再生产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分析社会再生产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理论点：
（1）马克思指出，社会再生产是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的统一。宏观经济即社会再生产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的两者的统一，单个资本即微观经济只是生产消费和交换的过程。马克思指出：“这个过程，既包括生产消费（直接的生产过程）和作为其媒介的形式转化（从物质方面考察，就是交换），也包含个人消费和作为其媒介的形式转化成交换。”
（2）马克思指出社会再生产实现核心问题在于实现两个补偿。社会总产品的价值补偿和物质补偿，表现在市场上，就是要求所有生产部门做到两个方面，一是要卖得出去，把全部产品卖掉，收回价值，实现价值补偿。二是要买得进来，通过购买，把已消耗掉的各种物质资料买回来，实现物质补偿。这个理论点归根到底就是要全社会不同部门之间以及部门内部的生产要按照比例进行。
（3）马克思分析社会再生产实现条件时，是从社会总产品的实物构成和价值构成入手的。从实物构成上看马克思把社会产品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类，从而社会生产部门相应的地分为两大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Ⅰ）和生产消费资料的部类（Ⅱ），当然两个部类的内部，又可以进一步分为更小的生产部门。从价值构成上看，社会产品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即c，v，m。社会总产品按实物构成分为两大部类和按价值构成分为三个部分，是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的基本理论的前提。只要存在商品生产，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就要同时受到社会产品使用值物质形式的制约和社会产品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比例的制约，即社会总产品各个部分的价值和实物形态都要求在交换时得到补偿和替换。
二、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现实意义
通过对资本主义再生产理论的系统阐述以及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于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研究成果来看，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包含了许多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再生产的一般规律，也对于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具有指导意义。
（一）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与货币作用
货币资本积累是市场经济再生产的起点这一规律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再生产的起点是先完成货币资本积累，然后运用这些资本去购买相应的经济资源，使之变成生产要素，进而组织生产。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初期至今，资金问题仍然是全国各个地区以及各个部门发展经济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这就是货币资本积累是市场经济形态下再生产的起点这一规律在发挥作用。
另外，完成了货币资本的积累还需要货币资本的大量集中必须运用于购买再生产所必需的生产要素，这才会使货币成为再生产的起点。同时，又要合理安排货币资本的结构，否则就是对货币资本积累的浪费。2008年第一季度，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和国内发生严重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导致一些经济问题有所凸显，比如投资增长过快、货币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居民消费价格受灾害等影响上涨较快等。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6.1万亿元，同比增长10.6%；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8%。针对这一状况，央行2008年以来4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共2个百分点，引导货币信贷合理增长和信贷结构优化：3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16.3%，增速比上年同期低1个百分点。人民币贷款增长明显放缓，3月末余额同比增长14.8%，增速比上年同期低1.5个百分点，比上年年末低1.3个百分点。第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3万亿元，同比少增891亿元。
（二）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与积累、消费的比例问题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包含了结构均衡和总量均衡的分析，在社会再生产条件下，市场经济中的各个经济部门都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因此必须按照比例协调发展。
很多经济学家都认识到，国民经济中积累与消费的比例问题是市场经济运行中最为重要的问题。过分地强调积累就会影响到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然而过分强调消费，就会使经济发展缺乏后劲，投入生产的货币资本缺乏。2008年度实行从紧货币政策以来，过热的投资需求就有所缓解，居民的存款有所上升。3月末，全部金融机构(含外资金融机构，下同)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为42.7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增速比上年同期高0.9个百分点，比年初增加2.6万亿元，同比多增6617亿元，金融机构存款稳步增长。所以，应当给积累和消费一个合理的比例，使经济能够又快又好地发展。国家在这一方面可以通过运用宏观的财政政策实现对经济比例的协调，即国家预算、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
例如，纠正消费与积累比例失调的经济状况时政府可以充分运用财政政策。当积累率过高而消费不足时， 可以增加政府消费支出和转移性支付支出。政府可为个人、企业或下级政府提供无偿资金援助， 以调节社会分配。而当消费率过高而积累不足时， 政府可以通过发行公债、增加政府投资和加强税收征管来予以调整。而各类消费比例的安排要做到合理， 确保在生产规模扩大下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过去的经济发展是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就致使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投入基金较大， 而在文教、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福利等方面投入不足， 有大部分社会成员无法负担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支出。十七大强调经济发展应该兼顾效率与公平，因此， 国家在安排财政资金时， 要加大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福利等方面的投入，减轻弱势群体的生活负担。同时， 制定合理的税制， 缩小居民贫富差距， 提倡培养中产阶级。
（三）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与经济结构调整
前文提到，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在理论上将社会生产划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在现实经济生活中， 则是按照第一产业(农业) 、第二产业(工业) 、第三产业(服务业)来划分和组织生产的。由于第一和第三产业其最终产品， 主要是提供消费资料的， 而工业主要是提供生产资料， 因此三次产业的比例关系基本上反映了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所以要使得经济运行平稳高效就应该协调好三大部类产业结构。
结构性问题也正是处于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面临的重要问题。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特点是第二产业比重过大，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二产业比重过大，体现在对投资品供给巨大和由此引起的消费品供给的连动扩大。即第一部类的生产资料的供给大于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对生产资料的需求，由此造成第一部类的内部失衡；而通过投资品供给巨大带动的相关消费品的供给扩大，又使得第二部类的消费资料的供给大于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对消费资料的需求，造成总供给与总需求的不平衡。表明，生产资料的供给和需求要实现均衡，投资的结构要进行较大的调整，也就是说，要通过优化投资结构来实现。对一些出现过热势头的行业，应压缩投资规模。比如近年来表现在房地产市场的过热投资，投机买房者的炒房行为和房地产商大兴商品房建设不仅刺激了住房需求非理性增长还使得房价由于哄抬而不断飙升，因此，随后中央出台的各项针对房地产市场过热的政策以及银行金融体系对于房贷市场的压制政策，都是出于压缩热势，使经济结构趋于合理化。
第二部类内的结构失衡还表现在消费品结构失衡上。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在传统产业的生产能力上是远高于高科技产业。虽然改革后这一现状有所扭转，但仍不容乐观。消费品结构失衡使消费品供给出现扭曲：一方面，传统产品如纺织品、普通家电等大量积压供给过剩；而另一方面，一些高科技产品，多附加值产品如电子信息产品等发展较弱。由此看来，消费资料的供给和需求的均衡与从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是息息相关的。传统产业的发展，应当注重在关键产业和关键技术领域的技术进步， 提高自主开发能力。改进传统重工业的增长方式、生产方式， 推动产业发展的节能、节材、低污染， 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 在高技术产业中， 要加速自主开发能力的形成， 加速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加速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 提高关键零部件的开发、生产能力， 不断提高在全球产业链条中的位置; 在基础产业中，尤其要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总之，是要实现以信息产业为带动的产业结构合理调整和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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