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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FTA;自由贸易区;产业互补;绿色产业;服务贸易
[中图分类号]F75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46-0055-02
1背景介绍
中韩自建交以来,经贸规模增长了50余倍,在我国整体外贸中所占比例为66%[1]。2013年,双边贸易额274248亿美元,2013年,韩国首次超越日本成为中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国。[2]韩对华投资方面,截至2013年12月底,韩累计对华投资项目数56224个,实际投资金额5595亿美元[3]。随着两国经贸合作的加强,中韩两国对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期望越来越高,2012年5月2日,中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正式开始,2014年8月,主席访韩,双方确定了加快自贸区建立的意向,预计2015年,两国将正式签订自由贸易的协定。从经济区域一体化的角度看,自贸区建立后,两国之间资本、技术的跨境流动会更加频繁,原材料的往来也更加便利,这对于提升两国整体的竞争力也有益处[4]。江苏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与韩国的交流尤其经贸方面的合作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2011年,韩国已经跃升为江苏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在江苏投资的韩资企业已经达到4500家。在中韩即将签订FTA的背景下,对于江苏来说,机会与挑战并存。
2中韩签订FTA后经济效应
中韩如能正式签订自由贸易区协定(FTA),那么其作用不仅是在生产品的往来自由化,也包括其他领域如服务、技术、资本等;建立自由贸易区能明显促进经济的发展,产生的经济效果分为静态和动态效果,如表1。
4对发展江苏与韩国的经贸交流及互补产业的启示
41江苏可与韩国扩大绿色及能源产业的合作
双方可以构建绿色产业有关战略、技术等合作机制,加大技术和商业创新力度,为中韩经济合作的可持续发展及江苏的产业升级注入新的动力;双方可以开始或扩大绿色产品贸易,加强在第三国的能源市场的合作。[6]通过合作,保障传统产业部门能源资源供应,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也能通过在可再生能源、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技术、智能电网等领域的合作,提高环境保护的能力,为能源资源领域的新技术获得更多的市场机会;因此政府部门应该致力于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合作环境、制定积极有效的促进政策;通过示范性项目的实施,将能源合作落到实处。[7]
如果将世界水准视成100分,韩国绿色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打分分别如下:风力68~79分、太阳能61~88分、氢燃料电池50分、煤炭燃气化发电56分、智能电力网85分;韩国在电子、半导体产业能在太阳能电池、化学产业在太阳能材料领域;钢铁机械产业在风力发电的单一零件领域;造船重工业在海上风能、发电涡轮机、汽车产业燃料电池等领域有较强的优势。[8]江苏在绿色产业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拥有良好的太阳能及新能源产业,具有大型的石化能源产业,因此在构建绿色产业及能源产业合作方面可以走在全国其他省份的前列。
42加快发展服务贸易
服务业是未来产业发展趋势,服务贸易业是中韩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韩国在金融、信息服务、医疗保健、旅游、电子商务、文化等产业的发展和促进出口方面有很多经验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而中国服务市场容量大、发展快、蕴含巨大的发展潜力。江苏是教育大省,文化强省,金融业发达,旅游资源丰富,中小企业发达,电子商务业正在兴起,医疗保健市场有巨大的需求。
43不断扩大投资合作
截至2013年年底,韩国对华投资比建交时扩大了440倍,目前韩国对江苏省的投资的企业在中国所有省份中位居第一位,2012年6月,在江苏投资的韩资企业已经达到4200家,实际投资90亿美元。而中国对韩投资相对却很少,只有10亿美元。因此双方合作的空间很大,尤其中国对韩投资方面。江苏应该抓住双方产业互补的优势,大力引进韩国的投资发展现代农业、高新技术、先进制造、节能环保、新能源、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同时,双方应大力支持工业园区的合作,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合作,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项目为依托,促进科贸结合,加强成果转化。
江苏有条件的企业也可以赴韩国投资发展,尤其在中韩FTA背景下,江苏的企业完全可以在太阳能产业、可再生能源产业、中药生产、医药保健、蔬菜生产、河豚鱼、泥鳅、海产品、水果、园艺产品、绿色植物、济州岛旅游开发、机械产品、消费电子、电池、服装业、纺织业、酒店用品等产业,江苏在以上的产业中都是具有很好的优势,可以通过独资、合资的方式进入韩国市场,做大做强。
44进一步密切双多边协作
多年来,中韩建立了经贸联委会、投资合作委员会、财经界高层对话、民间经济协议会等政府和民间交流机制,签署了电子商务、劳务、产业、质检等谅解备忘录,合作编写了《中韩经贸合作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报告》,为推动经贸合作发展发挥了积极的指导性作用。
5结论
本论文重点探讨了中韩FTA背景下,江苏的可为之处,探讨了江苏应该和韩国重点发展的产业及政府部门应该为此所做的各项工作。在本论文的结尾,本人还想强调的是,韩国既然已经与美国、澳大利亚、南美和欧盟多个国家和机构签订了FTA的协议,因此江苏的企业完全可以通过中韩合作的形式,充分利用FTA带来的产业优势和贸易优势,做大做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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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刚,田泓2013年韩国首次超越日本成中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国[EB/OL].环球网,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4-03/48713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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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韩FTA拓展合作潜力“敏感领域”需特殊对待[EB/OL].http://intlcecn/sjjj/qy/201205/04/t20120504_23295039shtml.
[5]邓莹中韩产业竞争性和互补性研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2
[6]张鑫森“中国梦”与中韩经贸合作的前景[EB/OL].http://wwwfmprcgovcn/mfa_chn/dszlsjt_602260/t1028053shtml.
【关键词】自由贸易协定;比较优势;互补性;产业间贸易指数(IIT);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
一、引言
自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两国之间的贸易总量不断增加。1992年中韩两国贸易总额为6,378,580千美元。2012年两国贸易总额为215,108,900千美元,是1992年两国贸易总额的33.7倍。2012年韩国对中国的出口额为134,031,339千美元,占韩国出口总额的24.5%。中国对韩国的出口额为80,777,791千美元。①韩国是中国的第六大贸易伙伴。中国入世后关税率不断下调,市场对外开放程度日益提高。在二十一世纪双边贸易区不断增加的环境下,两国就中国FTA对两国经济的影响进行了多次的合作研讨。对外通商部门也对此进行了谈判。两国在贸易结构上具有相似性,有的部门互补性较强,有的部门竞争性较强。因此两国对双边自由贸易区协定的签署犹豫不决。与工业领域的中韩FTA对两国经济的影响研究相比,在农业及农产品领域的影响研究较少。农业作为第一产业支持着国家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是一个国家的支柱产业及生存发展所不可缺少的重要产业。韩国政府之所以对中韩FTA的签署犹豫不决是因为担心中韩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会对韩国农业以及农民收入造成负面影响,并且韩国农民一直反对开放农产品市场。
中韩农产品贸易一直处于不均衡的状态。中国农业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及农业机械)拥有量比韩国大,生产要素价格比韩国便宜。虽然韩国农业技术相对发达,但中国农产品成本比韩国要小。自两国建交以来中国对韩国出口的农产品总额一直比韩国对中国出口的农产品总额要多,中国对韩国出口的农产品总额在1992年为776,447千美元、2001年为1,677,921千美元、2012年为4,066,677百万美元(韩国农水畜产品流通公社,92年至12年)。因为韩国农村劳动力不足、劳动力成本上涨、农业用地面积小所以农产品生产成本高以致其无法跟中国农产品竞争。中国和韩国在地理位置相近,饮食文化相似。对中国来说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关税取消)扩大了农产品出口市场,使农产品营销额增加,促进农民收入的提高。然而对韩国来说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会使劳动、土地密集型与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受到严重的打击,从而导致韩国农产品生产量下降、农民收入减少、农业生产转向高附价值农产品。笔者主要通过比较优势的方法与研究产业内贸易理论框架来分析两国农产品贸易的性质,把握两国农产品贸易的现状,帮助预测执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效果。
二、文献回顾
孔祥智、丁玉分析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贸易以来(1998年至2011年)中国农产品进出口结构和趋势。中国粮、棉、油、大豆、玉米等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出口大幅度下降,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具有竞争力,而畜产品出口受阻。中国农产品贸易处于贸易逆差。因此作者提出提高农产品品牌和质量安全管理,严格控制并积极开发国际市场的观点。
宋立杰与王子柱回顾了中韩建交以来中韩农产品贸易的状况,指出中韩农产品贸易在政治方面、产品质量方面和历史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笔者从自由贸易利润下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角度分析了中韩农产品贸易量增加给两国带来的经济效应。中国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与廉价的劳动力,而韩国具有相对先进的农业技术及农业机械,且两国农产品行业互补性较强。
米利群与徐兴权通过比较优势(MCA)分析法分析了两国具体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农产品界定为Harmonized Commodity Description and Coding System(简称为HS编码):在HS的6个子项下的24类商品中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种类有234种,中国出口的农产品在韩国农产品市场上的占有率为33.9%。韩国比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种类有40种,其中韩国农产品加工类比较优势明显。笔者指出了韩国政府严格的农产品保护贸易政策,并提出了中国政府应推行的包括“扩大产业内贸易规模、加大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实现规模经营、发展加工农业、推行绿色农业战略”等支持农产品出口的政策。
陈彦斌指出了中国农村土地双层所有制存在的矛盾,主要是指集体所有制和家庭承包制的矛盾。土地资源是农产品生产的主要生产要素。但因为现在中国农村土地产权不分明,所以阻碍了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同时基层政府等第三人也常侵占弱势农民的土地佃权从而造成了许多弊端。由此笔者提出了完善地改“永佃权”所具有的“物权法定主义”,给于农民完整的土地使用权,促进农业产业化和规模化的经济政策。
乔雯、易法海利用恒定市场份额模型(constant market share model:CMS)分析了中国入世前与入世后对日韩的农产品出口商品种类的变化和中国农产品贸易结构的变化。中国对日本出口的农产品总量增加,主要出口商品有园艺产品、畜产品和水产品。入世前中国出口韩国的农产品以水产品和谷物产品为主,入世后水产品和园艺产品的出口数额增加。其中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具有竞争优势。
三、中韩农产品贸易结构
(一)中韩农产品贸易现状
自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两国之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1992年农产品贸易额为776,447千美元,01年农产品贸易额为1,677,921千美元,06年农产品贸易额为3,061,065千美元,12年农产品贸易额为4,066,677千美元,12年农产品贸易额约为1992年贸易额的6倍。中国向韩国出口的农产品总额在1992年为765,202千美元,1996年为914,297千美元,2001年为1,562,749千美元,2006年为2,832,427千美元,2012年为4,066,677千美元。2012年韩国向中国出口的农产品总额为621,208千美元。两国之间农产品贸易以谷物、蔬菜、水果为主。韩国进口中国农产品数量多,中国进口韩国农产品数量少。因为韩国海关通关手续相当复杂以及韩国政府致力于防止进口畜产品传染病(禽流感、犷牛病等)的传播,所以农产品贸易中畜产品交易量很小。除1995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与2008年美国房贷金融危机时期之外,两国间农产品贸易规模一直处于不断增加的趋势。在中韩农产品贸易中中国一直处于贸易顺差地位,而韩国一直处于贸易逆差地位,两国农产品贸易处于严重不平衡状态。韩国对中农产品贸易逆差额在1992年为753,957千美元,1997年为1,158,492千美元,2002年为1,859,555千美元,2007年为3,228,397千美元,2012年为3,445,470千美元(UN Comtrade数据库数据,92年至12年)。
(二)中韩农产品的比较优势
“在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某种出口产品是否具有比较优势时,常用的一个测度指标是‘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简称为RCA)。这一指数又称‘出口效绩指数’(Relative Export Performance,REP)。此种研究方法最早见于美国经济学家贝拉巴拉萨(B.Balassa)在1965年发表的著作,后此种方法被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以及许多经济学者广泛应用。该指数的含义是:一个国家某种出口商品占其出口总值的比重与世界该类商品占世界出口总值的比重二者之间的比率”③。
比较优势是常用国际贸易理论之一,对比两国国家机会成本的大小决定哪个国家出口哪个商品,机会成本是为了生产一个商品以该抛弃的另外商品为费用表示的概念,机会成本的概念将相对性运用到国际贸易理论中。比较优势是常用国际贸易理论之一,通过对比两国国家机会费用的大小来决定哪个国家出口哪种商品。机会成本是为了生产一个商品以该抛弃的另外商品为费用表示的概念。国际贸易理论早期都是用绝对优势理论来解释进出口产生的原因。利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分析两国农产品的比较优势,能够了解两国农产品的竞争力,可以预测两国间自由贸易协定(关税取消)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此论文把世界出口总额改为世界农产品出口总额、i国出口总额改为i国世界农产品出口总额,出口商品界定为农产品范围为HS92.01~24。RCA计算公式为:
(1)式中,为中国k产品的出口额、为中国所有农产品的出口总额,(2)式中为韩国k产品的出口额、为韩国所有农产品的出口总额,为世界k产品的出口总额,为世界农产品贸易出口总额。RCA指数大于2.5时该国家k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强,RCA指数位于1.25与2.5间时该国家k产品的国际竞争较强,RCA指数小于0.8时该国家k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较弱。
从08年到12年中韩两国分别从世界农产品出口额与世界农产品进口额中整理测算了中国RCA指数与韩国RCA指数。中国HS3、HS5、HS7、HS13、HS14、HS16与HS20的RCA指数大于2.5,根据上述的RCA指数的解释,中国HS3、HS5、HS7、HS13、HS14、HS16与HS20在贸易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09年至12年的RCA指数增长率”是以09年、10年、11年与12年的RCA指数相加后所获得的平均数。中国09年至12年HS3、HS10、HS12、HS15的RCA指数增长率分别为11.94%、-17.62%、-10.80%、-10.85%。
韩国HS3、HS5、HS7、HS17、HS19、HS21与HS24的RCA指数大于1.25,HS3、HS21与HS24的RCA指数大于2.5因而其竞争力强。韩国09年至12年HS1、HS4、HS5、HS9、HS10、HS13的RCA指数增长率分别为-16.32%、31.62%、42.83%、12.37%、143.39%、-24.71%。因为通过HS编码划分农产品种类,所以只需考察HS编码在农产品贸易中贸易量较大的商品所显示的比较优势指数与贸易互补性指数。“参考表3”,其中HS3、HS7、HS12、HS15、HS16、HS20类商品占中国整个农产品贸易(08年至12年)的66.66%,HS2、HS3、HS10、HS12、HS15、HS17、HS21、HS23类商品占韩国整个农产品贸易的68.14%。
(三)中韩农业产业内贸易互补性
贸易可以分类为产业内贸易与产业间贸易。产业间贸易是指在不同产业上国家间进行的贸易。产业间贸易的理论基础为比较优势,国家拥有生产要素的相对差别决定了商品的竞争力,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主要在于利用国内相对丰富的生产要素。产业内贸易是指在国家同产业之间进行的贸易,以规模经济与垄断竞争市场理论框架为基础来分析国家贸易紧密程度。垄断竞争市场包括规模经济、商品差别化与垄断市场。达到规模经济效果需要市场的扩大从而产生贸易,实际上同产业中生产的商品有区别,国家集中出口某种商品取决于两国间的比较优势。从20世纪中期至今出现了跨国公司以及世界贸易量日益增加的现象,产业内贸易更适用于现代国际贸易。
产业内贸易指数是巴拉萨(B.Balassa)提出的测算两国间产业内互补性程度的指数,利用产业内贸易指数(IIT)分析中韩两国农产品贸易互补性程度。国际贸易上的互补性是指某一国家向另一国家集中出口某种商品,反过来说,另一国家从某一国家集中进口某种商品,两国在某种商品的贸易上具有互补性。
为了分析中韩农产品贸易的互补性,此模型测算产业内贸易的分析范围为中国与韩国的农产品(HS1至HS24)。(3)式中的为中国向世界出口的k商品总额、为中国从世界进口的k商品总额,(4)式中的为韩国向世界出口的k商品的总额、为韩国从世界进口的k商品的总额。(3)式与(4)式分别为中国与韩国农产品IIT指数。IIT指数位于0与0.5之间时商品具有产业间贸易性质,IIT指数位于0.5与1之间时商品具有产业内贸易性质,IIT指数等于1时,意味着此类商品具有完全产业内贸易性质。
中国各HS编码在中国农产品贸易中比例超过5%的HS编码为HS3、HS7、HS12、HS15、HS16、HS20,其中除了HS3的IIT指数以外,其他商品的IIT指数均小于0.5。在中国农产品贸易中这五种商品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互补性是指某一国家在一定的商品领域里集中出口或集中进口某种商品。笔者通过分析08年至12年的中国农产品进出口额得出中国在农产品贸易上集中出口HS3、HS7、HS16、HS20的结论。韩国各HS编码在韩国农产品贸易中比例超过5%的HS编码为HS2、HS3、HS10、HS12、HS15、HS17、HS21、HS23。上述的8个编码的商品在08年至12年韩国农产品贸易中属于集中进口。韩国的进口农产品额约为出口农产品额的3.9倍。
中国农产品进口额是农产品出口额的1.4倍。中国农产品进口额占中国农产品贸易总额的42.5%。中国农产品出口额占中国农产品贸易总额的57.5%。中国农产品贸易处于贸易顺差的不平衡状态。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国土资源广阔、农业技术日益提高,这使得中国农产品贸易避免了极端的不平衡状态。韩国农产品贸易长期处于贸易逆差的不平衡状态,韩国农产品出口额占农产品贸易总额的20.6%,农产品进口额占农产品贸易总额的79.4%,农产品进口额是农产品出口额的3.9倍。08年至12年韩国农产品贸易逆差额分别为08年16,037,104千美元、09年12,208,580千美元、10年14,612,638千美元、11年19,693,298千美元、12年19,114,583千美元。④
四、结论与意义
自1992年中韩两国建交以来韩国在中韩农产品贸易中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状态。随着中韩农产品贸易总量的逐渐扩大,韩国在中韩贸易中逆差额逐渐增加1992年为753,957千美元,1997年为1,158,492千美元,2002年为1,859,555千美元,2007年为3,228,397千美元,2012年为3,445,470千美元。
为了分析两国农产品贸易结构,采用中韩农产品和世界农产品整个进出口额为标准来测算两国每个HS编码分别的比较优势指数与贸易互补性指数。在利用两个模型获得指数分析时需要参考08年至12年各个HS编码分别占中韩整个农产品贸易的比例。实际上虽不存在纯粹的产业间贸易,但现实中贸易具有产业间贸易的性质。根据国际贸易理论,在产业间贸易中一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出口量较多,反之具有比较劣势商品进口量较多。简单得说显示出比较优势指数极度高或极度低的商品的贸易互补性强(IIT指数小于0.5),因为比较优势指数高的商品集中于出口而比较优势指数低的商品集中于进口。
2013年3月26日,在韩国首尔举办了“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前20年期间中韩贸易规模日益扩大,两国成为了彼此重要的贸易伙伴。两国对外贸易部门人士都感受到了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必要性。虽然农产品贸易额占中韩贸易总额的比例并不高,但因为各国国家食品卫生基准不同,所以粮食安全问题成为了各国贸易中比较敏感的问题。例如在韩美自由贸易协定中关于农产品领域的争端尤为突出。中韩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能否圆满达成取决于两国是否能解决农产品贸易领域所产生的问题。
注释:
①世界银行数据库92年至12年.
②UN Comtrade数据库数据(92年至12年)整理而得.
③蒋德恩.显性比较优势贸易指数[J].国际商务,2006,(5):46-50.
④韩国农水畜产品流通公社数据92年至12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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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业内贸易;制造业FDI;线性回归模型;岭回归分析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3-0081-02
引言
20世纪60年代,以“国际产品异质性”、“需求偏好相似”、“规模经济优势”三个原理作为支柱的产业内贸易理论不断发展。部分学者从理论上与实证上重点关注FDI对产业内贸易的作用。英国经济学家邓宁(1981)认为,产业内贸易和产业内直接投资在广泛的基础上都是由相同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反映在生产方面就是各厂商为了充分实现企业特有优势而进行的变化产品规模生产和经营的国际化,反映在需求方面就是消费偏好的多元化。因此,产业内直接投资与产业内贸易之间存在内在联系。
Turkcan Kemal在其博士论文《美国与经合组织其他国家半成品产业内贸易的决定因素》中用产业内贸易的理论模型和十五年的数据发现,无论是垂直性产业内贸易还是水平性产业内贸易的水平都与FDI成正相关。日本学者Kyoji Fukao,Hikari和Keiko(2003)在《东亚的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和直接投资》一文中指出,近些年,直接投资在东亚地区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快速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学者李盾(2007)通过实证检验了1986—2005年中韩两国工业制成品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指出韩国对华直接投资是推动中韩产业内贸易的关键因素。廖翼(2009)文章首先考察了1992年以来中国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然后通过实证检验了中国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人均收入水平与中国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正相关。刘向丽(2009)通过对日本对华制造业FDI与中日制成品产业内贸易关系的实证分析,得出了日本对华制造业投资对中日制成品产业内贸易具有正向推动作用的结论。
至今国内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从国家的角度分析某一产业的FDI与产业内贸易的关系,鉴于中国的地区间行业水平、招商引资、外贸出口水平的巨大差异,本文主要基于江苏省地区,对其制造业FDI与制成品产业内贸易进行实证分析,研究二者的关系。
一、GL指数
在基于国家角度的产业内贸易统计上,GL指数中进出口的数据可以取自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省份的贸易数据虽然无法取自联合国数据库,然而各省统计年鉴中对于制成品进出口的划分也分为化学成品及有关商品,所以可以进行类似的计算。本文通过计算得出江苏省2000—2012年度制造业各类行业的GL指数值。在此基础上,运用GL=∑iWi×GLi,通过加权计算得出整个制造业的GL指数。
二、模型设计
结合学者研究,影响产业内贸易的因素主要有国家(地区)特征、产业特征和企业特征三类。国家(地区)特征因素包括国民收入、人均收入水平、要素禀赋状况、外商直接投资、运输距离等;产业特征因素包括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产品差异、市场需求等;企业特征因素包括技术状况、企业战略行为等。
为研究制造业FDI对产业内贸易影响,笔者选取外商直接投资、人均收入水平、居民消费状况作为解释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而对江苏省2000—2012年度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水平进行实证分析。
1.外国直接投资(FDI)在不同市场上其属于市场寻求型或成本寻求型的程度不同,笔者具体以省份制造业的实际利用的外国直接投资额来衡量。
2.人均收入水平(IC)的提高有利于促进消费者多样化需求和异质产品生产的发展,有可能促进产业内贸易,笔者选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
3.居民消费状况(CS)的提高加大消费倾向,有可能对产业内贸易产生影响,本文用江苏省地区居民消费的绝对数来计算。
4.为了消除不同年份间价格因素的影响,将与金额相关的绝对变量分别除以该省年度工业制成品出厂价格指数P。
5.为了消除异方差,对所有变量取自然对数。
三、实证分析
结论
通过以上的实证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
1.制造业相对发达的江苏地区,FDI明显地促进产业内贸易水平,有力地推动的江苏制造业的发展,形成了较好的良性循环过程。
2.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居民消费状况的改善有利于促进消费者多样化需求和异质产品生产的发展,有可能促进产业内贸易。
此外,我们还可以得出下面的观点:
1.对于制造业尚不发达的省份,需要开发省份自身的比较优势,积极招商引资,尤其是吸引成本寻求型的FDI,通过参与国际分工,促进管理模式、技术水平的飞跃,提高制造业总体水平,从而提高产业内贸易水平。对于制造业有一定基础,国际贸易参与度较高的省份,FDI有正向促进作用,外资政策在总体上要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在良性循环稳定的基础上,对于有利于提高水平产业内贸易的高技术含量的外商直接投资,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
2.要提高产业内贸易水平,尤其是水平产业内贸易,创造出差异性产品,关键在于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技术含量,这必须充分发挥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和由此带来的技术外溢效应。出于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的目的,跨国公司会不断调整其在东道国的战略,提高子公司的技术水平,提升其在全球产业链条中的位置,如此形成良性循环。同时,地区,尤其是江苏这类发展基础较好的地区制造业在吸收技术外溢的过程中,在干中学中不断积累经验,又努力强化自身技术创新的能力,研制具有高附加值的新产品,便能不断提升中国在跨国公司价值链中的位置,从而更加接近核心技术环节,创造产品竞争优势,改善中国的国际贸易地位。
参考文献:
[1] 佟家栋,刘钧霆.中日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发展态势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6,(1).
[2] 刘向丽.日本对华制造业FDI对中日制成品产业内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9,(1).
[3] 李盾.中韩产业内贸易的实证分析——以工业制成品贸易为例[J].国际贸易问题,2007,(4).
首先,该论著具有中韩两国古代小说学习、研究的工具书职能,也体现了研究状况总结、概览的学术史价值。按照文学史、小说史的发展脉络,该书以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历程的时间线索经,以共时性的向东邻朝鲜空间传播的状况纬,概要而较全面地描绘了一部中国小说史及其向朝鲜半岛传播的文化地理图。读者不仅能够从中了解主要作品“是什么”,还能知道何时、怎样在另一国度、民族中接受、阐发甚至再创作的。全书体例由“正编”、“附编”相辅相成:“正编”《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评述资料》有“中国古代小说总论”、“明以前小说评述资料”、“明代小说评述资料”、“清代小说评述资料”;“附编”《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分类书目》则延伸阅读,胪列精心选择20世纪以来中国学者有分量的、代表性的古代小说研究论著书目,韩国学者所撰写中国古代小说博士学位论文目录。
论著描绘的中韩以小说媒介的文化交流史,呈现出韩朝半岛对中国小说喜好的历史事实。如我们由此可知《列女传》是被最早翻译的;《酉阳杂俎》于朝鲜成宗二十三年(1492)就已在韩出版;《娇红记》于燕山君十二年(约1506)就传人韩国,几年后就有刻本流传。
该书介绍韩国对中国小说受容情况是近乎全方位的,并没有回避朝鲜文人那些贬损攻击小说社会功能的言论,而且他们难免有些燕书郢说的误读,仍旧有助于窥见那个时代跨文化交流的印痕。如《太平广记》的传播、简缩、多次翻译,如《三国演义》何以在韩国古典小说史上影响最大,而《三国志平话》早在高丽末期就已传人高丽以及《三国志演义》周曰校本的发现(采自朴在渊)等。朝鲜时代翻译或翻案(改写)中国古典小说的风气已经形成,并提供了确切的书目和具体史料甚至妇女喜爱的情况。
其次,该论著善于在中韩文学创作及其接受的比较中,发现与阐发各自作品的价值。作者将中国古代小说传人韩国的方式概括五个类型:“第一是中国的赐赠,第二是韩国使臣从中国带回,第三是中国使臣带来赠与韩国,第四是韩国贸易商从中国购买,第五是中国贸易商带来。”在物质层面宏观审视后,又具体化到作品个案,如对于曾风靡朝鲜的明代小说《剪灯新话》等,中韩两位作者引述了多数大陆研究者难于获得的半岛接受者彼时自身的评价,如《广寒楼》与《西厢记》在明代朝鲜人眼中的异同:“《西厢》之莺莺易,而《广寒楼》之春香难。《西厢》之张君瑞则小,而《广寒楼》之李花卿则大也。……其肠断泪枯,怊怅送别一也,莺莺则失身于音书未绝之时,春香则保节于困苦将死之际。是则不同也。其琼琚相投、指心约一也,君瑞则背之,花卿则践之。是又不同也。故《西厢》之辞哀而促,《广寒楼》之辞乐而缓。此又观风者之所可辨也。”虽然所持批判的武器还是中原所传,但其中的朝鲜民族的自信心、民族特性等国别要素,皎然可见,而中韩双语文献的互补,也使得以往的片面或可得到较多纠正。
其三,该论著娴熟运用了新理论、新视角。新视角意味着新方法、新认识的得出。如“装饰性描写”,《三国演义》以此虚构了若干情节,塑造人物却并未因此影响历史进程;“历史连缀意义”如冯梦龙《新列国志》编撰,在实录中又符合史传文学的一般规律,不是罗列历史,而是“把所报告的种种孤立事件联系起来,从混乱而不连贯的往事中找出某种道理和意义”,致力于让小说“揭示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以期对读者和社会生活发生影响”;还有作者自己命名的“揶揄模仿”,用来评价《儒林外史》的仿写现象(并且有意识地提醒读者寻找出处),其对读者追索深层意义的引导作用,等等,都能将具体上升到一般,个别扩展到普遍,并且与当代西方的“互文性”理论联系起来,点到止。
“他者”视角的运用,如对李贽评论《水浒传》宋公明“忠义”的辩证分析,引述了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站在庐山之外视点上对好汉故事的看法:“中国的说话人和小说家,不仅对神奇的东西,事实上对生命的一切都感到兴趣,包括那些假若我们遵守美国出版界数年前的协约就会觉得有伤风雅的描写。尽管表面上拥护严厉的道德,中国小说并不戴维多利亚时代假正经的面具更值得我们注意。但是这种容忍,原来萌发于说话人与听众的低文化,与其说显示了现代人的开明,倒不如说是对疾病感到无须隐讳的一种兴致。”这样就更容易对古人有一种“理解之同情”,将《水浒传》的研究史扼要地勾勒出来。
其四,该论著也具有难得的史料价值,所涉范围如题解、研究史概述、翻译及改写、禁毁及传播、评论与争论等,颇广泛全面,并能以少总多,以一代众。如《阅微草堂笔记》“题解”就借此细致解读了“子部小说”的特征及成因。而了增大信息量,往往采取“互文足义”,并且作一种体例。还表现在浓缩在具体作品的研究史方面,特别是那些名著研究,作者基本做到了要言不烦,如数家珍,如《三国演义》成书时代、作者、版本的争论,《水浒传》作者、版本等争论以及《西游记》主题风格的争论及其说法的原创性等,都甚见功力。而相关的评论,则提示参见某处某处。如讲“搜神”体有别于“拾遗”体、“博物”体后,又提示参见《山海经》题解的详细辨析;关于一些具体作品在韩反响资料的别处另见,一般都尾随在主要论列之后。这样有点有面,使用非常便捷。同时也使得全书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减少了交叉重复,特别有利于初学者和实际应用。该书卷首“编写说明”言:“本书的写作以文献学方法主,‘竭泽而渔’,致力于完整、全面地提供相关史料。”的确是做到了。
其五,在充分吸收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该论著出色地描述了中韩文化交流的小说史价值。(1)中国佚失韩国保存的,如《钟离葫芦》(采崔溶澈说)、《南溪演谈》、《太原志》等,还有的韩国所藏刻本品种超过中国的如《玉壶冰》;(2)韩国失传的,如《涿鹿演义》;(3)借鉴中国小说,由朝鲜人编选的,如《删补文苑楂橘》,就是以中国的《艳异编》等底本编选的(采朴在渊说)。显然,这不仅具有国别文学的研究价值,而且深具中外比较文学的研究价值。
其六,值得注意的,还有该论著不尊者、贤者、长者讳,如海外学人论述,大陆往往罕有不同意见,而该书却能直言不讳其可能存在的偏颇。如指出夏志清中国传统志怪的原则缺乏亲切体会,对某一人物性格不同层次的看法的不足和成因不明,当然这并不影响对于同一海外学者正面引用。还有对视《西游记》“政治批评”、“仙话小说”的批评,将夫视“才子佳人”、视“恋爱”的批评、对女怪态度定位、人怪恋爱评价的不赞同等,这种唯学术尊的态度,贯彻了不曲学阿世的严谨治学理念,这在唱颂歌的多、谈不同意见少的近些年学界,似乎有些不合时宜,却明显地具有矫正学风的意义。
宋朝与高丽朝之间的海上航路,是中韩两国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发展,宋丽海上航线先后经过由山东半岛的登州(今山东蓬莱)至高丽翁津(今朝鲜海州西南)航线变迁为宋明州(今浙江宁波)到高丽的礼成江碧澜亭(今开城西海岸)航线。宋丽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体现了两国物质贸易的繁盛,也承载着两国人文往来和精神文化的交流。
[关键词]
海上丝绸之路;宋丽海上航线;海洋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G1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7
)01008907
[收稿日期]2016-09-07
[作者简介]
1魏志江,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韩国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延边大学朝鲜半岛协同创新中心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韩关系与丝绸之路区域史;2魏珊,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东亚国际关系。(广州510275)
宋朝与高丽朝之间的海上航路,是中韩两国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展。海上丝绸之路(Maritime Silk Road,简称海丝路或MSR),迄今为止虽然中外学术界对其概念和内涵仍然莫衷一是,但本文认为其内涵应该是指从中国东南部沿海港口出发,然后向东北亚延伸至朝鲜半岛,接着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南下、后经日本博多湾、九州以及西南诸岛、琉球群岛地区的东北亚航线和中国东南沿海继续向西南方向延伸,经过中南半岛南下后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然后抵达红海、最终行至地中海沿岸的航线。因此,宋丽海上航线和两国海洋经济文化的交流,毫无疑问构成了中韩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内容。目前,中外学术界对宋丽海上航路与经济文化交流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其中中国学术界的主要代表有陈高华、宋、吴泰、杨渭生、王文楚、陈炎、祁庆富等学人;分别参见方豪《中西交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宋《宋商在宋丽贸易中的贡献》,载《中韩关系史论文集》,时事出版社1979年版;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陈高华、吴泰《海上丝绸之路》,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丛考》,中华书局1996年版。而国外的主要代表性学者有韩国东亚大学的金庠基、高丽大学的李镇汉、金渭显、尹明哲、姜仲吉等教授和日本学者内藤h辅、森平雅彦等先生,他们撰写了一系列研究宋丽海上航路与海洋经济文化交流的论著。本文拟在学界先贤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就宋丽海上航路与海洋文化交流等问题加以论述。
一、宋丽海上航路的演变和发展
宋丽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变化,与两国的政治外交关系和辽宋丽三国关系密切相关。因而,宋丽海上丝绸之路的演变和发展大致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960-1071年),宋丽海上航线的内容主要是指登州(今山东蓬莱)到高丽翁津(今朝鲜海州西南)的航线。918年,泰封部将王建杀弓裔自立,建立高丽王朝,之后与中国五代十国的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政权均维持着朝贡关系,利用朝鲜半岛西北海岸的翁津与中国山东半岛的登州展开交往,从而维持其与中国中原王朝的交流。宋朝建立后,高丽与宋的交往同样也是利用此条航线,据《宋史・高丽传》载:淳化四年(993年)“正月,治遣使白思柔贡方物,并谢赐经及御制。二月,遣秘书丞、直史馆陈靖、秘书丞刘式为使,加治检校太师,仍降诏存问军吏耆老。靖等自东牟趣八角海口,得思柔所乘海船及高丽水工,即登舟,自芝冈岛顺风泛大海,再宿,抵翁津口登陆。行百六十里,抵高丽之境,曰海州,又百里,至阎州,又四十里,至白州,又四十里,至其国。治迎使于郊,尽藩臣礼。延留靖等七十余日而还。遗以袭衣、金带、金银器数百两、布三万余端,附表称谢。”[1](14040)通过考察可以知道,宋朝时期的登州,郡名东牟,为现今山东的蓬莱县;八角海口,为现今山东福山县西北的八角镇;芝冈岛,为现今山东烟台北芝罘岛,其距离登州约20公里。高丽人归国,亦沿此航路,“先是,式等复命,治遣使元证衍送之。证衍至安香浦口,值风损船,溺所赍物。诏登州给证衍文据遣还,仍赐治衣段二百匹、银器二百两、羊五十口。”[1](14042)安香浦,距离登州10公里左右,其虽非登州治下,然仍有登州给发文据放行。故宋朝天圣年间以前宋人出使高丽,多由登州附近如八角海口启航,并由登州管辖。高丽翁津,也就是现在朝鲜海州西南的翁津;阎州,是现在朝鲜的延安,高丽时代称为盐州;白州,是现在朝鲜的白川。据《宋史》记载:“往时高丽人往返皆自登州,(熙宁)七年,遣其臣金良鉴来言,欲远契丹,乞改途由明州诣阕。从之。”[1](14046)因此,五代、宋初以来,登州一直是与高丽通航往来海上航线的起点,《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载:“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二月甲戌令登州于八角镇海口治官署,以待高丽、女真使者。”[2](1918)宋仁宗时也说:“新罗、高丽诸国,往年入贡,其舟船皆由登州海岸往还。”[3](3829)因此,自高丽王朝建立直到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这段航线不仅是宋丽海上交通时利用的主要航线,也是唐朝与新罗时期进行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主要航线,同时还是日本遣隋使和遣唐使往来的主要航线。另外,密州板桥镇至高丽的航线是此段航线的支线,即由密州板桥镇(今山东胶县)出港到高丽翁津口后登陆,据《长编》记载:元丰六年(1083年),入内供奉官、勾当龙图、天章、宝文阁冯景为高丽国信使,“令排办修补过河船及按视近便海道,今至登、密州,问之得二处海道并可l船至高丽,比明州实近便。”[4]又据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自中国适高句丽,唯明州道经此,若自登州、板桥以济,则可以避之。”[5](121)故密州通高丽之港口,实为板桥镇,元v三年(1088年)改板桥镇为胶西县,但此海路很少使用。
1020年,辽丽两国恢复朝贡关系,在这之前由于战争的关系两国处于敌对状态,朝贡关系也一度中断。1020年后,辽丽关系进入了一个相对持久稳定和平发展的新时期,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1125年辽国灭亡。在这一时期,辽丽两国使节的往来频繁密切,高丽通过以下名义遣使辽国,比如四季问候、谢横宣、谢册封、谢恩、进贡、贺正、贺即位、吊祭、告奏、告哀等,辽国则主要通过吊慰、告哀、横宣、册封、贺生辰、来祭、来诏、起复等名义,如此之后,辽丽两国朝贡体制终于全面确立起来,并且构成了东亚地区国际秩序的基础。因为辽丽之间关系的改善,使得高丽先前结盟宋朝以牵制契丹的外交政策,此时已经显得不太重要。1022年(宋天禧五年,高丽显宗十三年),高丽决定停止使用宋“天禧”年号,“复行契丹年号”,并且在高丽显宗二十一年(宋天圣八年,辽太平十年,1030),遣使元颖等前往宋“贡金器、银厨、刀剑、鞍勒、马、香油、人参、细布、硫璜、青鼠皮等物”[1](14045)后,断绝了对宋的朝贡,“其后绝不通中国者四十三年”。[1](14045)故以宋仁宗天圣年间开始,宋丽两国由于断绝邦交,两国航路基本上亦处于断绝的状态。迄1071年(宋熙宁四年),由于宋朝“联丽制辽”政策的再度实施,宋丽邦交得以恢复,宋丽海上丝绸之路也进入了后一阶段。
后一阶段(1072-1279年),宋丽之间的海上航线主要是由明州(今浙江宁波)到高丽礼成江碧澜亭(今开城西海岸)的航线。关于航路改变的原因,学术界已多有论及,主要是北宋从国家安保立场,以登州“地近北虏,号为极边。虏中山川,隐约可见,便风一帆,奄至城下。自国朝以来,常屯重兵,教习水战,旦暮传烽,以通警急。”[6]故宋朝在庆历年间,特下诏实行海禁,以禁止海商自海道往登、莱州进而与辽国经商贸易,故登州通高丽海道亦渐废弃。直至宋熙宁四
年(1071年),宋恢复邦交,宋出使高丽的海上航路改为明州往返,盖亦由于高丽之请求,《宋史・高丽传》载:“往时高丽人往返皆自登州,七年,遣其臣金良鉴来言,欲远契丹,乞改途由明州诣阙。从之。”[1](14046)而宋朝册封出使高丽和宋商赴高丽贸易,则规定由明州往返。其具体航线,在《高丽史》、《高丽史节要》以及《宋史》、《宋会要辑稿》等史籍中所载甚略,唯宋人徐兢所撰《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以下简称《高丽图经》),其卷34 至39《海道门》对宋丽海上航路进行了十分系统、明确的记载,为研究宋丽海上航路和高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宋丽关系的重要史料。除中国学者王文楚、祁庆富等教授对《高丽图经》做了较为深入的考证外,近年来,日本九州大学东洋史学科森平雅彦教授结合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对宋丽海上航路进行了考证、复原。宋丽航路自明州出发,到达定海(今镇海县)后、经过虎头山(今镇海县招宝山东北的虎蹲山),向东航行到达昌国县(今定海县)的沈家门、梅岑(宋代又称补陀洛迦山,即为现在的普陀山)。从这里出海后,进入白水洋、黄水洋、黑水洋,即从现在浙江沿海、长江以北到淮河入海口为黄水洋,黑水洋
也称黑水沟,即淮河入海口以东、山东半岛以东、以南的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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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夹界山
又称古五屿,“华夷以此为界限”,现在的五屿西南为小黑山岛,岛南是中韩两国的领海分界处,也就是中国与高丽的海上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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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白山而至高丽。据王文楚先生考订,白山即为现在大黑山岛东南面的荞麦岛,并谓徐兢《高丽图经》记载有误,王氏谓“《高丽图经》记载,先过白山,后至黑山,同书又记载徐兢等归国,‘早过黑山,次过白山,’则黑山在北,白山在南。今大黑山岛东南有荞麦岛,恰为航路所经行,盖是。《高丽图经・黑山下》云:‘黑山在白山之东南’,与海路途径不符,当误,或为‘白山在黑山之东南’之误。”[7](37)然而,中国学者祁庆富和日本学者藤田明良均认为,白山为黑山岛西北之红岛,日本学者森平雅彦经过实地勘察后亦认为徐兢记载之“白山”,当为今之红岛,朝鲜时代亦称红衣岛,其距黑山岛西北约十八公里,海岸线为高耸的断崖所环绕,其恰如徐兢所谓“连亘如城”,其断崖显露的硅岩、砂岩在日光下映照得如白玉一般,故名白山。
王文楚先生虽然注意到《高丽图经》有关黑山和白山的途径航程,但是却忽略了其“白山”条谓:“是日午后,东北望一山极大,连亘如城。日色射处,其白如玉。未后风作,舟行甚快。”[5](75)而荞麦岛,不过为周围一公里左右圆锥状的小岛,显然与其状如城垣的白山岛不符,故徐兢使团先经过白山岛,后抵达黑山岛的往返记载无误,而王氏实误矣;使团由白山所抵达的黑山,也就是现在韩国的大黑山岛,是宋丽时期海上丝路南路的枢纽,也是船舶往来停歇的地方;经过黑山岛,沿群山列岛海岸向北,抵达紫燕岛
即现在韩国京畿道广州境内,处于首尔东南方向,日本学者津田左右吉考证为现今的仁川西部的永宗岛。参见[日]津田左右吉《关于元代高丽西北境之混乱》,《朝鲜历史地理(卷二)》。
。然后到达急水门水道,进入礼成港,在碧澜亭登上陆地后,再由陆路抵达高丽的都城开城。碧澜亭,位于现在开城西礼成江东岸,船舶在这里停舟靠岸登上陆地,前往开城。从宋神宗熙宁后直到南宋,宋丽之间的海上航路都是经过此段路线,如果能够顺着季风之便,五、六日就可以到达。
另外,宋丽海上丝路南路航线的泉州港,也是宋朝与高丽贸易的重要港口,如《宋史・罗拯传》写道:“拯使闽时,泉商黄谨往高丽,馆之礼宾省。”[8](10646)苏轼亦谓:“切问泉州多有海舶入高丽,往来买卖。”中国学者陈高华先生曾经就《高丽史》的记载,归纳出北宋时期泉州海商往返高丽的史料,达十九起。其中,前述泉商黄谨(为“慎”之误)还充当了宋丽恢复邦交信使的角色。如高丽文宗二十二年(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七月,“宋人黄慎来见……遣慎等来传天子之意,”[9]熙宁二年(1069年),黄慎等由高丽返宋,“其国礼宾省移牒福建转运使罗拯云:“本朝商人黄真、洪万来,称运使奉密旨,令诏接通好……今以公状附真、万西还。”[1](14046)由于宋朝规定:诸赴高丽、日本贸易者,例由明州市舶司给予公凭发解启航,即“凡中国之贾高丽与日本,诸番之至中国者,惟庆元得受而遣焉。”庆元,即北宋之明州,据《宋史・地理志》载,南宋绍熙五年(1194年)升明州为庆元府,故名。所以福建海商由泉州出港赴高丽贸易,显然违背了宋明州市舶司管辖之规定,以致苏轼不得不奏请云:“元丰三年(1080年)八月二十三日中书扎子节文,诸非广州市舶司辄发过南藩纲舶船,非明州市舶司而发过日本、高丽者,以违制论。”[10](459)然而,根据陈高华先生统计,《高丽史》明确记载明州商人不过三起,数量上远低于泉商十五起,盖“福建狡商专擅交通高丽,引惹牟利,如徐戬者甚众。”[11](445)因此“泉州多有海舶入高丽,往来买卖。”[12](448)徐戬,泉州海商,苏轼说他:其“先受高丽钱物,于杭州雕造《夹注华严经》,费用浩瀚。印版既成,公然于海舶载去交纳,却受本国厚赏。”[10](459)又谓哲宗元v四年(1089年)十一月,徐戬“于海舶内载到高丽僧统义天手下侍者僧寿介、继常、颖流,院子金宝、菱善等五人,及赍到本国礼宾省牒云:‘奉本国王旨,令寿介等五人赍义天祭文来祭奠杭州僧源梨。’”[11](445)苏轼让他从明州回国,但是“访闻明州近日少有因便商客入高丽国,”[12](448)而“泉州多有海舶入高丽往来买卖,”[12]故而将寿介等“发往泉州,附舡归国。”[11](445)故北宋后期至南宋,明州虽然一直是朝廷出使高丽往返之港口,但也不能否认民间海商由泉州赴高丽贸易者亦多。不过,由泉州出港,驶往高丽礼成港的航路,应该仍然是由泉州港海岸北上,循着明州往高丽的航路往返。南宋时,由于海外贸易发达,泉州成为了北上连接明州和高丽,向西连接广州、粤东,从而通往南洋的海上航路枢纽,东南亚、印度洋以西等地区的商舶常常往来于此。不过,与明州港相比,泉州主要是印度洋、南洋以西的船舶往来停靠的港口,在与高丽海上往来的交流中,依然不能取代明州的地位。
其次,在宋丽海上丝绸之路往来中,增进了两国人文典籍的交流。高丽使臣于海上来华,通常会进行大量的求书、购书活动,如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赐予高丽《大藏经》一部,太宗淳化元年(990年),又赐予高丽使节《密藏诠》、《逍遥咏》和《莲花心轮》等佛经。淳化四年(993年),应高丽之请,赐儒家《九经》于高丽。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高丽使郭元辞归,真宗应其所请,再赐予《九经》、《史记》、《两汉书》、《三国志》、《晋书》以及《圣惠方》、诸子、历日、御制诗、《国朝登科记》等。宋哲宗元v元年(1086年),高丽使来贺哲宗即位,哲宗应其所请赐予《文苑英华》一部。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高丽进奉使尹等乞赐《太平御览》等书,哲宗诏曰:“所乞《太平御览》,并《神医普救方》,见校定。俟后次使人到阙给赐。”[1](14045)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高丽使王r、吴延宠回国,宋徽宗又赐高丽国王《太平御览》一千卷。除宋朝廷赐予外,高丽使节还被允许自行前往书肆购书。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诏国子监许卖《九经》以及其它经史子集诸书给高丽使节。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高丽使求买《大藏经》、《华严经》各一部,诏从之。宋哲宗元v七年(1092年),哲宗不顾苏轼反对,允许高丽使购买《册府元龟》以归。宋丽典籍交流还体现在高丽大量高僧、留学生以及宋朝商贩于宋朝购买书籍以献于高丽国王,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高丽博士任老成从宋朝购买了《大庙堂图》一铺并记一卷,《社稷堂图》一铺并记一卷,《文宣王庙图》一铺,《祭器图》一卷,《七十二贤赞记》一卷,以为高丽营造有关庙堂之参考。此外,宋商李文通于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赴高丽时献给高丽国王图书579卷,宋哲宗元v二年(1087年),宋泉州商人徐戬等二十八人至高丽献《新注华严经》版,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宋商又献《太平御览》,高丽奖励其白金六十斤。
随着儒家经典和《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史书大量输入高丽;高丽也有诸多书籍传入宋朝,如高丽宣宗八年(1091年),宋哲宗以高丽国书籍多好本,特命馆伴将所求书目录授予高丽使李资义,嘱其“虽有卷第不足者,亦须传写附来”。[14]故次年(1092年),高丽使即献《黄帝针经》于宋哲宗。此外,原本宋朝已保存不完全的《说苑》,由高丽献出后才得以补全完整;还有已经失传的《周易占》、《黄帝针经》等古籍,也是通过高丽重新输入到宋朝。加强了两国以书籍为载体的人文文化交流。
再次,宋丽两国佛教文化的交流,构成了宋朝与高丽海上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主要体现在两国《大藏经》之交流、僧侣的往来和中国科举制度、儒佛道三教教义对高丽佛教的影响等。其中《大藏经》等佛教典籍的互赠和交流影响较大,如前述泉州海商徐戬,其“先受高丽钱物,于杭州雕造《夹注华严经》,费用浩瀚。印版既成,公然于海舶载去交纳,却受本国厚赏。”;
《东坡奏议》卷六。按,《续通鉴长》卷四三五引苏轼奏议,称:“泉州商人徐戬。
而高僧人文往来,则主要是高丽僧人谛观、义通以及高丽王子义天到宋朝的访问交流,其中谛观、义通为中国天台宗的复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特别是对天台宗相关典籍的回归起到了重要作用,高丽僧义通也被后人尊其为天台宗的第十六祖。高丽王子义天是在宋哲宗时期来到中国的,他遍访名山古刹,带来的大量华严宗典籍弥补了中国华严宗典籍的缺口,并受到宋哲宗的接见,拜杭州慧因寺的净源法师为师学习华严宗,对华严宗的复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外,义天还请天竺寺的从谏法师讲解天台教观之道,其回国时,带回佛教典籍和儒家经书一千多卷,在高丽弘扬天台宗、华严宗,提倡“教观兼修”,主持高丽国清寺,创立高丽的天台宗,并拜从谏为初祖。因此宋丽两国高僧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文化交流,极大地丰富了两国人文文化交流的内涵。
此外,随着两国人文往来和科举制度传入高丽,高丽除科举取士外,还实行僧侣的科举考试制度,称为僧科制度。僧科有预备试和正式试之分,预备试主要在各山门或宗派内进行,预备试合格才能参加国家正式大选。大选也有禅宗选和教宗选之分,禅宗大选一般是在广明寺的禅宗僧侣中进行,教宗大选则于王轮寺在各教宗僧侣中进行。如果禅、教大选合格,就授予初级法阶大选,然后按照如下法阶晋升:禅宗法阶:大选-大德-大师-重大师-三重大师-禅师-大禅师;教宗法阶:大选-大德-大师-重大师-三重大师-首座-僧统。而高丽时代的僧职主要是僧钅录司,僧钅录司有左右两衔,两衔各有都僧录,下设副僧录、僧正,都僧录掌管一切佛教活动,其渊源显然是受到宋朝科举制度的影响。
随着宋朝儒佛道三教传入高丽和宋丽两国佛教文化的交流,中国的儒佛道思想对高丽的佛学思想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高丽儒佛道三教合一和天台宗的创立。高丽太祖以佛教立国,但是,佛教内部的宗派矛盾不断,尤其是以海印寺为中心的南岳和北岳两派水火不容,相互攻击。为了解决佛教内部的门户之争,从宋朝回国的义天大师提出了“教禅合一”、“教观兼修”的主张,义天认为:佛有教禅二法,但两者各有偏执,教法注重外修而忽略内心观照;禅法则强调内心作用而无视外部修炼,故“学教之人多弃内而外求,习禅之人好忘缘而内荨2⑽偏执,俱滞一边,其犹争兔角之长短,斗空花之浓淡。”[15](452)因此,义天提出“教禅兼修”。但是,在教宗和禅宗的关系上,义天主张教宗融摄禅宗,并对“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禅法颇有微词,其提出禅宗本义是“籍教习禅”而非“离教习禅。”其实,义天的“教观兼修”的思想并非自创,而是深受中国华严宗高僧圭峰、晋水和清凉大师的影响,华严宗即主张“教禅一致”,尤其是清凉大师认为:华严宗“法界缘起”与天台宗的“三谛圆融说”相互契合,并认为华严宗靠经典义理解悟、洞彻法界,与禅宗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解悟过程是一致的,因而华严宗与禅宗是相通的。义天大师不仅与上述晋水(净源大师)相互往来切磋佛法,而且,对华严宗经典颇多研究。在儒佛道的关系上,义天十分重视三教合一,尤其是对宋朝援儒入佛的思想大力弘扬。其主张“得释门遍于五时,儒典通乎六籍,包罗大小,通观尊卑,虽设教有殊,而崇孝无别。”[15](452)这些思想显然受到了宋朝佛法的影响。此外,十二世纪末期,郑仲夫、崔忠献等武臣之乱,高丽教宗势力受到重大打击,1205年,高丽改吉祥寺为曹溪山修禅寺,高僧知讷以《金刚经》、《六祖坛经》为本创立了曹溪宗,其亦主张“教禅不二”,但与义天主张“教主禅从”不同,而是强调“禅主教从”,在具体修行方面,主张“定慧双修”,从而将“渐悟”和“顿悟”统一起来。此外,受到宋僧大慧普觉禅师的影响,知讷融合儒家的忠义,提出禅宗的“忠义之心”即佛教“菩提心,乃名异而实同。”从而体现出三教融合和诸宗汇通的倾向,此与中国佛教的儒释道三教合一,显然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宋与高丽海上航路的发展,可以说是中韩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演变的重要阶段,宋丽海上航线先后经过山东半岛的登州(今山东蓬莱)沿岸至高丽翁津(今朝鲜海州西南)航线和由南部明州(今浙江宁波)至高丽礼成江碧澜亭(今开城西海岸)航线的变迁,而南方福建的泉州港,亦成为宋代对高丽海上贸易和人文交流的重要口岸。宋丽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体现了宋代海上对外贸易的发达,而且也体现了宋丽两国物质贸易的繁盛,宋丽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丝绸、瓷器、茶叶等贸易品和高丽其他土特产品的交流,也承载着两国制度文明、海神信仰和宗教文明等人文和精神文化的交流。
⒖嘉南祝
[1]脱脱:《宋史・高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点校本。
[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四),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
[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五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零五),神宗元丰六年六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5]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
[6]苏轼:《东坡奏议・登州诏还以水军状》,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7]王文楚:《两宋和高丽海上航路初探》,《古代交通地理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8]脱脱:《宋史・罗拯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
[9][韩]郑麟趾:《高丽史・世家・文宗二》(卷八),朝鲜古书刊行会本。
[10]苏轼:《东坡奏议・乞禁商旅过外国状》,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11]苏轼:《东坡奏议・论高丽进奉状》,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12]苏轼:《东坡奏议・乞令高丽僧从泉州归国状》,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1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零二),神宗元丰三年正月辛巳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关键词:大专学院;韩国语专业;就业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自2004年开设韩国语专业以来,培养着数批听、说、读、写、译各方面优秀的韩国语人才。韩国语专业的学生不仅习得了精湛的韩国语知识,还学习了韩国语文化,学会了韩国式思考方式,懂得了韩国人说话的韵味和习惯,其中所掌握的韩国文化,很好地帮助学生适应韩国职场生活,顺利度过了语言和文化的过渡期。
韩国语专业的学生大部分是希望找个专业对口的工作,希望能够从事与韩国语相关的方向。有很多学生就业到昆山的三星、南京的LG、北京的现代等韩国企业。纵观这几年韩国语专业学生的就业情况,学生的就业方向与就业意念产生了较大的变化,不对口就业的学生相对来说增加了很多的比例,下面简要分析一下其成因。
一、中韩两国的关系
中韩两国一直是贸易方面友好合作的关系,两国不断开展高层往来,增进互信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深化合作层次。近年来世界关注的“萨德”事件,给中韩两国的关系带来了不良的影响,导致很多学生选择专业的时候,产生了些许的抵触心理,择业的时候多了一份小心。
对韩国语感兴趣的学生时刻关注着相关的动向,即使心里有很多好感,择业的时候还是无奈放弃对口就业,寻求较有保障的就业方式。
二、韩资企业的“离中”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人工费和物价均产生了飞跃的进步。之前韩国有名的三星企业、LG企业和现代等企业都在中国开设工厂基地数十年。韩企的诸多福利和合乎心意的管理模式,吸引着中国人去就业,促使他们学习韩国语,成为了了解、接近的动力和力量。
然而随着中国GDP的增长,人工费和物价均超出了发展中的国家,昂头挺胸有力地前进着。而这一趋势对于外企的工厂基地是无利的。近几年分布在长三角的诸多韩国企业纷纷离开了驻扎十几年的工厂基地,重新寻求人工费和物价较为适宜的基地。原先就职在韩企的中国工人伴随着基地的离去成为了失业者,面临重新就业。而求职中的就业者,担心发生类似的事情,不敢轻易选择韩企。
三、学生自身的因素
学生由零基础韩语学习者,经过2年多的学习和磨炼,大多数学生可以成为成绩优异的语言家。前几年严格执行计划生育,各校的招生应该不是很理想,对于生源的素质和资质的门槛设置跟往年是由区别的。生源素质导致生源质量,近几年人才的养成跟往年相比存在很大的异同。近期一直流行着90后孩子个性鲜明到95后的孩子难以理解其思维等的传言,细想这并不是空穴而来。
首先,计划生育的结果,每个家庭对孩子会非常溺爱和宠爱,对孩子的要求稍微降低,都是捧在手心怕掉了,含在口里怕化了。家长宠溺的结果,孩子的自主能动性和自觉思维受到了不同的限制,逐渐缺乏一种自力更生和用于探索、自主学习等能力。严重者成为了学习弱势群体,存在很多学习和生活上不能自理的孩子。
其次,学生的需求没有以前迫切和明显。现在每个家庭条件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善,基本都脱离了贫困。很少有学生会有学以致富的想法,更不会有顾虑前景的学生。目前的学生当中真正对自己有规划的学生实在罕见,即使老师多次重复强调,也不会听到心里去了。富裕和良好的家庭经济基础,使学生缺乏了奋斗学习的激情,也少了发财致富的观念。很多学生表示船到桥头自然直,真是皇上不急,急死太监的节奏。
最后,上述学生的综合素质决定了学生学习韩国语的时候不会表现出太多的热忱和认真。刚开始由于接触新鲜的文化和领域,由于好奇心试着认真几天,然而久而久之,枯燥和海量的知识将其好奇心和新鲜劲覆盖掉。坚持下来认真学习的人,屈指可数。大部分的学生考虑综合因素,学习态度有很大的变化和改变。
四、父母三观的影响
学生的思维飞跃度很高,很快,而且学生的三观跟父母的三观存在较大的代沟。父母希望孩子学校毕业之后能够进入国企、民营企业或者是稳定的企业,赚着稳定的工资。然而,学生有学生的想法和主见。他们想尝试新鲜事物,接触有魅力的领域,欲接近跨国度的文化等等。很多选择韩国语专业的学生思维比较活跃、想法比较创新、视野比较宽广,他们毕业之后也很想对口就业,寻找在韩企工作的机会。这个时候学生和父母的三观会产生冲突,总要有个人需要让步进行缓解。现代父母还是比较倾向于国内的企业,希望孩子能够按部就班,踏踏实实工作,兢兢业业做出成就。因此,学生这个时候就会面临抉择,而影响他们的对口就业。
五、结束语
目前,中国很多的高职高专都开设韩国语专业,其就业也成为了脍炙人口的话题。很多高职高专院校每年都会统计对口就业率,进行比较并修正人才培养方案等。但是目前的情况是不要说对口就业,就算的就业也存在着些许的难度和困难。社会上经常喊着就业难的话题,舆论也经常会打击到即将就业的学生,很多学生怕找不到工作,遇到觉得合适的岗位,及时不对口也会选择就业。这一现象进一步说明就业难的问题,在某一程度上对于想按韩国语对口就业的学生施加多多少少的压力的。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主要有香港理工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开展旅游管理高等教育。以香港理工大学为例,该校设置有酒店及旅游业管理学院(大学之下二级学院)。在硕士研究生层面,设置有国际酒店管理理学硕士学位课程、国际旅游及会展管理理学硕士学位课程、环球酒店业管理理学硕士学位课程、国际葡萄酒管理理学硕士学位课程等(专业),对应大陆地区旅游管理学科的旅游管理、酒店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在博士研究生层面,设置酒店及旅游业管理哲学博士学位课程和酒店及旅游业管理专业博士学位课程(授予DoctorateofHotelandTourismManagement学位)。
二、韩国旅游管理学科的设置概况
在亚洲,韩国的旅游管理学科发展较好,地位较高,国际影响力也较大。在韩国的学科体系中,学科被分为大系列、中系列、小系列和专业。据韩国国家教育统计服务中心的统计显示,从所在中系列来看,旅游学与管理学、经济学、广告·宣传学、金融·会计·财务学、贸易·流通学、经商教养学并列,均为“管理ㆍ经济”下设的小系列。从整个学科体系来看,旅游学与教育学、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计算机、建筑、医学、药学等是并列的,都是学科小系列。“旅游学”小系列下设124个专业,“经济学”小系列下设106个专业(1)。对比中韩两国的学科设置可以发现,韩国的“旅游学”实际上处于类似中国一级学科的地位。在韩国综合实力排名前20的大学中,庆熙大学、京畿大学、亚洲大学、培材大学设有旅游管理学科。其中,庆熙大学下设的酒店与旅游管理学院,设置了酒店管理系、会展管理系、旅游管理系等8个系,涉及到国内的旅游管理、酒店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3个学科。培材大学设置了全球旅游酒店管理系、休闲服务管理系、休闲运动系;旅游管理硕士、博士学位专业下设旅游与节事管理、酒店与会展管理两个方向,并设置有休闲、服务与运动硕士、博士学位专业。
三、美国旅游管理学科设置概况
在美国,酒店管理、旅游管理、休闲与公园管理、会议与节事管理,是差异较大的4个学科。大学一般会分别设置不同的硕士、博士研究生课程,相当于大陆的4个不同的研究生专业。
(1)旅游管理、酒店管理、会议与节事管理。这些学科一般设置在商学院/管理学院或其他学院下设的酒店与旅游管理系、会议与节事管理系等。前者如康奈尔大学酒店管理学院(CornellUniversitySchoolofHotelAdministration),开设培养行业高级专门人才的酒店管理硕士学位课程(专业硕士学位MasterofManagementinHospitality),以及以学术研究为导向的酒店管理理学硕士学位课程(MasterofScienceinHotelAdministration)和酒店管理哲学博士学位课程(DoctorofPhilosophyinHotelAdministration)。后者如普度大学健康与人类科学学院(CollegeofHealth&HumanSciences),下设酒店与旅游管理学院(SchoolofHospitalityandTourismManagement),在研究生教育方面,提供酒店与旅游管理硕士学位课程(MasterofScience)和酒店与旅游管理博士学位课程(Ph.D.),均设有酒店管理、旅游管理两个领域。
(2)休闲与公园管理。与北美地区向来重视人类休闲、游憩、公园的研究有关,休闲与公园管理学科一般设置在农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社区发展学院等。例如,德州A&M大学的农业与生命科学学院(CollegeofAgricultureandLifeSciences)下设游憩、公园与旅游科学系(Recreation,ParkandTourismSciences)。在硕士研究生层面,设置理学硕士课程(MasterofScience[M.S.],Recreation,ParkandTourismSciences,分“硕士论文”和“非硕士论文”两种);博士研究生层面,设置哲学博士课程(Ph.D.,Recreation,ParkandTourismSciences)。
四、英法旅游管理学科设置概况
在欧洲,旅游管理学科(研究生层面)发展最具国际影响力的是英国和法国。
(1)英国旅游管理学科设置状况。在由英格兰高等教育资助委员会(theHigherEducationFundingCouncilforEngland)、苏格兰资助委员会(theScottishFundingCouncil)、威尔士高等教育资助委员会(theHigherEducationFundingCouncilforWales)和北爱尔兰就业与学习部(theDepartmentforEmploymentandLearning,NorthernIreland)联合开展的研究评估(TheResearchAssessmentExercise)中,商业与管理(BusinessandManagementStudies)学科门类(unitofassessment)下设13个一级学科,包括市场营销、战略管理、公共部门管理、旅游与酒店管理等1。一般而言,旅游、休闲、酒店、会展是4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并开设相应的研究生专业。以英国旅游管理学科排名第一的SurreyUniversity为例。该大学在酒店与旅游管理学院开设航空管理、国际会展管理、国际酒店管理、国际旅游开发、国际旅游营销、酒店战略管理和国际旅游管理等多个硕士学位课程(均为理学硕士学位MasterofScience),开设酒店与旅游管理博士学位课程(哲学博士Ph.D.;分酒店、旅游、会展等多个方向)。
(2)法国旅游管理学科设置状况(1)。2015年,法国的旅游类学士、硕士学位,分别单独命名为“旅游学学士”“旅游学硕士”,不再是经济或管理学科下设的学位。目前,法国正在设立“旅游学博士”。
五、澳大利亚旅游管理学科设置状况
在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AustralianResearchCouncil)开展的学科评估(ExcellenceinResearchforAustralia)中,“商业、管理、旅游与服务”是接受评估的22个学科门类(fieldofresearch)之一。其中,“旅游”是与“营销”“商业与管理”等并列的8个一级学科之一(2)。与英国、美国相似,澳大利亚的旅游、休闲、酒店与会展也是相对独立的学科领域。例如,澳大利亚领先的旅游、酒店研究及教育机构——GriffithUniversity在商学院下设旅游、运动与酒店管理系(DepartmentofTourism,SportandHotelManagement),开设节事管理(EventManagement)、国际旅游与酒店管理(InternationalTourismandHotelManagement)、物业与房地产管理(PropertyandRealEstate)、运动管理(SportManagement)和可持续旅游(SustainableTourism)等专业硕士学位和学术硕士学位课程。在博士研究生层面,在商业与管理学科招收旅游、酒店、运动、会展等方向的博士生。
【关键词】情景模拟;酒店韩语;必要性;应用性
谈起童年,大概都会有“过家家”的回忆。和小伙伴一起,你扮妈我扮爸,然后模仿大人们的语气进入“生活”;道具可以是一根筷子或一支铅笔。孩子们随意进行各种生活场景,结婚骑马打仗买菜做饭等。过家家是一种儿童模仿成年人的角色扮演游戏,其实质都是模仿现实生活中的场景,客观上能帮助儿童理解不同的生活角色,更容易和直观地学习各种生活语言和技能。
“授之于鱼不如授之于渔”。笔者作为一线教师,在教授《酒店韩国语》的工作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对学生采取更直观的教学方式,将生硬的课本对话,日常用语和复杂的理论业务流程通过情景再现和以身效仿的方法进行教学,将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应用到教学过程中,教会学生快速准确地“捕鱼”。本文试对酒店韩语课程情景模拟教学的必要性和应用性作初步探讨。
1 酒店韩语课程情景模拟教学的必要性
1.1 高职高专学生的特点及适用性。《酒店韩国语》是高职高专应用韩语专业学生在大三上学期所设立的实训课。高职高专学制短,两年半的语言基础和专业技能学习在时间上稍逊一筹。针对社会需求,快速转变为应用技能型人才,在打好语言基础的同时,增强专业技能的训练,把握就业方向,对症下药。其次,高职高专学生年龄在20出头,从生理年龄来看,还处在青春期末端,对新生事物善于模仿。教师可利用这一点开展情景模拟教学,让学生在课堂上发挥孩提时代的模仿天性,充分让学生身临其境地学习、感受酒店韩语课程的魅力。
1.2 韩语语言学习的环境缺陷。孟母三迁的故事众所周知,讲的是环境对孩子学习的影响。语言学习也同与此。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同样,学习韩语,在韩国留学学习和在国内课堂学习,听说读写效果是不一样的。在韩国对韩国人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感同身受,但在国内的学习只能通过看韩剧,听老师讲述课本知识,间接了解和死记硬背。然而由于情况迥异,不可能所有学韩语的学生都有出国机会。在这种语言环境缺失下,我们自我创造场景,在课堂上努力为学生营造环境和氛围,让学生敢于开口说话。酒店韩语的场景设定可以是前台服务,客房管理,或者餐饮预订。学生可以在分组分角色扮演的过程中,身临其境地体会语言技巧,学习服务技能。
1.3 准毕业生对社会认知的不足。大三上半期的高职高专生正处在惊慌的人生十字路口。面对到来的实习期和毕业季,专业储备知识不足,对社会认知不足,因此有些茫然失措。此时实训课上单纯的酒店韩语课本知识就满足不了专业技能的实践性。教师要在课堂上采取“情景模拟”的方式,把每课重要交际语言列出,让学生敢说敢演,像母语一样自然流畅。学生有成就感,在面对未来时,就会带着在课堂上培养出来的自信轻松处理遇到的每一件事。
2 酒店韩语课程情景模拟教学的应用性
2.1 突出主体地位。酒店韩语情景模拟教学方式改变了传统的讲授法,将学生推到主体地位,突出学生的说、做,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逼”学生积极学习,让静态学习变为动态学习,让学生觉得上课是必要的事、有趣的事。教学时要实现学生的主体地位,顺利完成课堂角色转换,推动学生的积极性。
2.2 提供就业保障。酒店韩语是韩语专业的一个就业方向。如今山东半岛对韩贸易蒸蒸日上,沿海城市涉韩酒店遍地开花,因此酒店韩语专业人才供不应求。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要把握这个目标,以就业为导向,全面掌握酒店服务行业流程中的每一个细节,为迅速就业提供保障。
2.3 拓展性格能力。酒店韩语情景模拟教学过程中,要依据教材选取场景。像“需要客服给在首尔的朴会长打电话问询何时来中国”,诸如此类的让学生在具体情境中参与交流表演,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语言组织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及性格与个性拓展能力。
2.4 提升教师业务。笔者在本情景模拟教学中,对授课内容、授课形式经常与学生交流沟通,及时调整。在培养学生学习能力和交际能力同时,教师自身协调、组织、处理能力会有很大提高,并且在设定的场景中,教师与学生一起参演,分饰角色,不仅提升了教师专业技术业务的能力,还能促进师生之间的交流,增进感情。
3 结语
总之,情景模拟教学在各类学科中屡见不鲜,韩语在供不应求的趋势下应该做到有的放矢地培养专业人才,发挥儿时“过家家”的率真天性,挖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摒弃“满堂灌”所导致的“害羞孩子”和“哑巴韩语”。增强学生的成就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将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重点——教学过程的实践性、开放性和职业性充分运用到课堂模拟教学中,使实训课发挥最大效力,为高职高专学生工学结合、走向社会打下坚实的专业技能基础。
参考文献
1 百度百科词条
2 服务专业教学论文
3 全国花.酒店韩国语.大连理工出版社,2008.12:25
4 (韩)郭芝英.韩国语教学法概论.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6
关键词:技术进步 劳动力成本优势 出口 稳定增长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及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劳动力的成本也在不断上升,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会制约我国制造业出口稳定增长。2012年7月,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综合统计司司长郑跃声在国新办会上指出,经过问卷调查,成本过高抑制出口快速增长,劳动力成本占8成。
随着我国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制造业工人工资上涨是必然的趋势,而且提高制造业工人工资也是转变我国粗放型出口增长贸易模式的需要。此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使我国工人工资与国际接轨,例如国际标准中的社会道德责任标准(SA8000)规定了最低工资标准,从事国际贸易的国家要满足该标准。
在制造业工人工资和劳动生产率均上升的趋势下,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①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何提升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促进制造业出口稳定增长?这一系列问题都关系到我国制造业未来的出口发展。
二、文献综述
随着我国工人工资上涨,不少外资企业考虑将在华工厂改迁在工资水平更低的一些东南亚国家。在此背景下,国内外学者开始研究我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优势。
现有的文献主要研究了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和劳动生产率,并与其他国家进行了比较。例如,Janet Ceglowski and Stephen Golub(2005)运用相对单位劳动成本,比较了中国和美国制造业的单位劳动成本,发现中国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仅约为美国的25%—40%,也明显低于欧盟、日本、墨西哥、韩国和其他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他们认为中国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较低的优势主要来自被低估的人民币汇率和快速上升的劳动生产率。都阳,曲玥(2009)将劳动生产率纳入了分析框架,认为劳动力成本优势是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相对关系。通过对2000—2007年中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据的测算,本文了解到劳动报酬的增长伴随着劳动生产率更快的增长,所以说在这期间劳动力成本优势并未减弱。王燕武等(2011)通过计算、比较中国与主要出口竞争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发现中国制造业仍然具有较大的国际竞争优势,原因是多年来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速明显快于工资增速,使单位劳动成本保持下降趋势。相对单位劳动力成本的比较结果显示,即使不考虑提高工资将促使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升以及基础设施、国内市场、政治环境等方面的优势,在现有劳动生产率水平上,中国制造业仍能够承受约50%的劳动报酬上升。
此外,也有学者研究了单位劳动成本对出口及其出口对国内消费福利的影响。陈超、姚利民(2007)利用1978—2004年的数据分析了中国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的发展及其国际比较,并运用计量方法检验了其对出口与消费福利的影响。结果显示:除印度外,中国对主要贸易伙伴国(地区)和主要竞争对手还将保持优势;基于这种优势的制造业出口造成了国内消费福利的流失,即便是放宽到总出口对消费福利的影响上,也是一样的结论。严颖(2011)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单位劳动成本对出口额的影响是显著的,长期的影响系数为-2.865。脉冲响应分析说明单位劳动成本变动的冲击对出口额的瞬间影响很大,但持续时间不长。
关于如何更好发挥劳动力成本优势促进我国制造业出口稳定增长的问题,国内相关的研究很少。本文首先通过比较优势论分析了技术进步对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影响,并通过实证分析,考察了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优势及其出口增长速度的变化,最后提出了更好发挥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促进制造业出口稳定增长的政策建议。
三、技术进步对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优势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我国与主要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变化及比较
我们用劳动报酬除以劳动生产率即单位劳动力成本来衡量一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单位劳动力成本越大劳动力成本优势越小,反之,劳动力成本优势越大。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工人工资上涨的同时,劳动生产率也在发生变化,从而带来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优势也不断发生变化,其他国家也是如此。2000—2009年我国与主要竞争对手②国家的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如图1所示。由图1可以看出,2000—2008年我国、泰国和马来西亚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呈下降趋势,但下降的幅度不大,2009年有所反弹;2000—2009年菲律宾和墨西哥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呈下降趋势,其中韩国和菲律宾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下降的幅度比较大,而墨西哥下降的幅度很小;而且近几年下降的幅度比较大;2000—2009年越南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呈上升趋势。我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仍低于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但高于墨西哥。由此说明,与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相比,我国在制造业出口方面仍具有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但是我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与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非常接近,而且2007—2009年菲律宾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下降很快,其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接近我国的趋势很明显。
由我国与主要竞争对手劳动力成本优势变化的分析可以看出,虽然近些年来我国制造业工人报酬迅速上涨,但与主要发展中国家竞争对手相比,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优势仍然存在,但我们也应注意到我国与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优势方面的差距在缩小。
(二)我国与主要发达国家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优势的比较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优势比较明显。我国与主要发达国家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优势比较如表1所示。由表1可以看出,我国制造业的单位劳动力成本远低于发达国家,其中,与韩国、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差距比较大,与美国和日本的差距相对比较小。由此可以看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优势在短期内不会消失。
(三)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变化
但是仅仅通过劳动报酬低速增长带来劳动力成本优势,进而带动的制造业出口增长不具有持续性。一方面,一个国家劳动报酬提高得缓慢会使一个国家企业丧失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动力与外在压力,不得不依靠大规模地增加投资与出口来维持经济增长③。另一方面,这种出口增长也会带来我国国民收入支出结构的失衡,不利于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因为这种出口增长会造成国内消费福利的流失,造成我国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的国民收入支出结构,而靠高出口和高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容易受到外部的冲击,而且不利于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只有通过劳动生产率更快速的增长及劳动报酬同时适度增长带来的我国制造业劳动成本的更大的优势才能促进制造业出口稳定增长。
因此,为了促进我国制造业出口稳定增长,必须在劳动报酬适度快速增长的同时,更快速地提高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制造业尤其是高技术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还很低。部分国家制造业及高技术产业劳动生产率如表2所示。由表2可以看出,我国制造业2010年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远低于德国、法国及意大利2007年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也远低于日本2008年及美国2009年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我国高技术产业及高技术产业的各行业劳动生产率也远低于法国、美国、日本、德国及意大利。这说明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很大空间,今后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更快地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提高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进而带动我国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增长。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分析技术进步对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影响,我们认为我国当前在制造业劳动力成本方面仍具有优势,但仍有待提高,只有这样才能维持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带动制造业出口增长。劳动报酬的提高是我国当前转变贸易模式和产业结构及平衡国民收入结构所必需的。劳动报酬的适度快速增长会增加企业调整产业结构的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促使企业进行产业升级和转型,而且企业的升级和转型成功又有利于促进劳动报酬的提高,因为产业升级后可以赚取更多的利润。为了同时保持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就必须更好地促进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
工资提高对我国制造业出口增长的制约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缓解,我国与发达国家在制造业尤其是高技术产业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差距很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空间很大。而技术进步是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源泉,与此同时,由于我国制造业行业间存在较强的技术壁垒,制造业技术效率④出现恶化现象,阻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⑤。因此,我国政府应该创造良好的机制大力支持企业进行自主创新,创造自己的品牌,促进加工贸易升级。但是,发展自己的品牌面临的风险是很大的,而且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看到成效。所以,对于企业来说,在进行转型时必须确定好目标,在具体一方面实现突破,创造差异化的自主品牌,避免企业间的激烈竞争,同时,应根据企业自身所处发展阶段和客观的消费环境来确定目标,避免研发投入过大,陷入高成本投入的困境。当然,企业也不可能一下子放弃原先低层次的产品生产和出口,可以通过将这些产业转移到我国中西部地区或成本更低的其他国家来增强在这些产品上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促进这些产品的出口,但可以允许这些产品业务的适度降低。为了促进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鼓励企业自主创新的同时,还应鼓励企业间相互学习和技术人员的流动,提高技术效率。
注释:
①仅从劳动报酬水平评价劳动力成本优势是不恰当的,我们在这里采用都阳、曲明(2009)的方法,用劳动报酬除以劳动生产率来衡量一国劳动力成本优势。
②王燕武等(2011)根据中国出口商品的种类及国别构成分析筛选、确定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市场潜在发展中国家竞争对手为马来西亚、墨西哥、菲律宾、泰国和越南。
③李文溥,陈贵富(2010),工资水平、劳动力供求结构与产业发展型式,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5期,5—13
④Farrell(1957)指出在给定技术结构特征和要素投入的情况下,决策单元的实际产出与同样投入情况下的最大产出之比为该期的技术效率。
⑤辛永容等,(2008)“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因素分解”《系统工程》第5期,1—8
参考文献:
[1]Janet Ceglowski and 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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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超、姚利民. 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的国际比较及其对出口与福利的影响[J]. 世界经济研究,2007(6)
[3]都阳、曲玥.劳动报酬、劳动生产率与劳动力成本优势[J].中国工业经济2009(5)
[4]李文溥、陈贵富.工资水平、劳动力供求结构与产业发展型式[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
[5]王燕武等.基于单位劳动力成本的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研究[J].统计研究,2011(10)
[6]辛永容等.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因素分解[J]. 系统工程,2008(5)
[7]严颖.劳动力成本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影响[D].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