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法履职报告

导语：在述法履职报告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第1篇

一、问题之提出

新《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这样就使得原本活跃于各地少年司法实践中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以下简称“社会调查”）正式被立法机关采纳，也正式以法律规范的形式融入到少年司法制度之中。从原本散落于各处的法律法规到如今法律层面上的正式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在我国的少年司法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适用经验，这对推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完善有着重要意义。虽然新刑诉法对社会调查作出了明确规定，但笔者认为，这一规定仅仅具有原则性的指导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社会调查的主体和社会调查的内容，但对于社会调查报告所应具有的法律属性却没有明确规定。如果不能明确调查报告的法律属性，就会使各地司法机关产生不同的理解，进而制定出不同的实施细则。这样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即破坏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削弱此项制度所应该具有的实用性。例如，有的司法机关将其视为证据，可以在审理阶段进行质证；而有的司法机关只将其视为量刑参考意见，由法官自由裁量。不同的属性自然会产生不同的法律效果，因此如何在现有法律规制的条件下界定社会调查报告属性，是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需要首先突破的难题。

二、社会调查报告属性之不同界定及评析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源于实践，其在施行初期并无普遍性法律的规制，所以各地司法机关对其法律属性的认定并不相同。例如河南省兰考县法院将调查报告作为证据使用，允许诉讼参与人提出质疑，然后由社会调查员进行解答。而江苏省的部分法院将社会调查员作为一种较为特殊的诉讼参与人对待，赋予其类似鉴定人的诉讼地位。随着社会调查司法实践的不断发展，其在少年司法中所扮演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理论界对其研究也越发深入，总结各地的司法实践经验，学界大体上将社会调查报告界定为三种不同属性：即品格证据说、鉴定意见说、量刑参考说。

（一）品格证据说

持该种观点的学者较为普遍，其认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也就是指未成年人的人格调查或是品格调查，而调查的主要内容便是未成年人的“人格”或是其“品格”，所以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属性为品格证据。之所以认为社会调查就是品格调查，主要是从人身危险性的角度来进行考量的。因为品格是人身危险性的重要表征，“通过考察行为人的人格特点并加以科学分析，才能使人身危险性的评估更加准确、可靠”。那么为何要考虑人身危险性这一要素呢？这主要是和社会调查的目的有关。因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的理论基点在于刑罚的教育感化功能。未成年人在成长过程中，他们的心理状态往往不够稳定，而且自制能力差，加之受外界的不良影响，所以其大多是出于偶然原因走上犯罪道路，比如因心血来潮、一时冲动等，他们所实施的犯罪并不一定都是有预谋和有计划的，因此大多数未成年人罪犯并非“罪大恶极”者。少年司法方针主要是考虑如何教育并改造未成年罪犯，这里就要放弃刑罚传统上的报应和威慑功能，转而找到案件处理方式和教育改造的最佳“结合点”。对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找出犯罪原因，了解其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将对其未来的教育改造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人格调查制度对于量刑具有重大影响，其充分考虑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通过审判前调查所获得的犯罪人的人格特征正是其人身危险性的表症。”因此，社会调查报告所反映的内容便具有品格证据的性质。

笔者认为，产生于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社会调查，其报告的法律属性并不能简单地纳入“品格证据”的范畴。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也不能单纯地等同于人格调查或品格调查制度。一是因为“品格证据”属于“舶来”的法律词语，其并没有反映在我国的相关法律规范中。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现有规范来看，其法定证据种类中并不包含“品格证据”。如果将其纳入现有的证据种类中，就会破坏证据适用的法定性。二是从《刑事诉讼法》第268条的规定来看，社会调查的主要内容为“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虽然“等”字属于列举未完，但从上述三个要素来看，社会调查的主要方向不仅包括犯罪主体情况的调查，也包括犯罪原因的调查。所以说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品格”即人身危险性只是社会调查的一个调查选项，将其统称为“人格调查”不免会以偏概全。虽然社会调查以行为人为核心而展开，目的在于全方位掌握行为人的个体情况，但是其最终目的是并不只是对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分析和预测，它还包括行为人社会危险性方面的分析，而这其中显然又会考虑众多的社会因素。再者，因为个人生活经历的多样性也就决定了人格或品格的内涵具有复杂性，决定人格的因素有很多，社会因素和生理因素等都会对人格的形成产生影响，人格调查实际上就是追踪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轨迹，其并不能脱离社会属性。三是要对“品格证据”作出正确的理解。虽然对其概念的表面含义不难理解，但作为英美证据法中的一个重要规则，它的适用却十分复杂。“英美法上使用未成年被告人品格证据的目的有二：一是证明案件的某些争议事实或附随事实，二是攻击未成年被告人的可信性。”另外，它还会对被告人的定罪过程产生影响。因为未成年人品格证据的提出会给未成年人本身和案件的审理带来风险，所以它的提出有一定的限制条件。而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社会调查，它的调查内容并不是查明案件事实或争议事实，而是犯罪原因的归纳，所以并不对定罪产生任何影响，主要作用是在刑罚个别化原则下对量刑和未来帮教上的考量。再者刑诉法268条对社会调查的启动并没有附加任何限制性条件。综上所述，英美法下的“品格证据”与我国少年司法实践中的社会调查不可相提并论。

（二）鉴定意见说

将社会调查报告视为一种特殊的鉴定意见，是近来不少学者的主张。“无论从形式、内容还是形成的过程来看，社会调查报告的类型视为鉴定意见都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证据规定。国外立法也有类似的规定。例如，《日本少年法》第9条规定：进行前款规定的调查，务必调查少年、监护人或者相关人员的人格、经历、素质、环境，特别要有效运用少年鉴别所提供的关于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以及其他专门知识的鉴定结论。美国也是采用类似的做法，由鉴别中心或鉴别所负责社会调查工作。”在部分地区的司法实践中，也将社会调查员的地位等同于鉴定人，独立于控辩双方之外。

笔者不赞同上述说法，社会调查报告不能等同为一种特殊的鉴定意见。虽然在司法实践中，部分地区社会调查工作由专业的社会工作者来承担，其运用自身所具有的专业知识和理论素养，对调查中所涉及的专门性问题通过分析和判断形成一份高质量的社会调查报告，从某些方面看和传统的司法鉴定者的工作相同。但笔者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法下规定的鉴定意见并不具有包含社会调查报告的可能性。第一，因为根据《司法鉴定管理决定》的要求，我国对于鉴定机构的资格和条件有着原则性的要求。鉴定机构的设立和鉴定业务的开展必须要经过相关机构的登记和公告，鉴定人的资格和要求也有法律规定。而且从现有规定看，我国鉴定工作根据鉴定对象可分为“法医类鉴定”、“物证类鉴定”和“声像资料类鉴定”。将社会调查强行纳入鉴定意见，与现有法律法规相抵触，因此，不能直接套用外国的规定在我国使用。第二，鉴定意见为“鉴定人对与案件事实有关的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分析后所作出的判断”。可以看出，案件事实也包含了定罪事实，即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鉴定等同于事实调查，也就是对与定罪事实有关的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但是社会调查不涉及对被告人定罪情况的考虑，并不调查与犯罪构成有关的行为和结果事实。第三，从法律责任的角度考虑，如果鉴定人故意作出虚假鉴定或不实鉴定，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是在第268条也没有规定虚假调查报告的法律后果，因此不能贸然认为其属于鉴定意见，也不能将国外的制度不加辨别地适用于我国的司法实践。将社会调查报告等同于鉴定意见，其在形式上是想将社会调查报告纳入法定的证据种类，但实质上是将由专业性工作人员作出的调查报告等同于“专家意见书”，这样也是不妥的，同证据能力法定化和证据形式法定化原则相悖。虽然其中会包含专家事实意见，但对案件事实却不是亲身感受的，也并不是对案件事实的陈述。

（三）量刑参考说

持该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我国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不涉及案件事实本身的调查，因为“调查报告的内容与犯罪事实是否存在、是否有罪、罪责轻重等均无关联，不能称之为刑事证据，只能作为法庭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量刑时的一种参考。”该种观点立论的主要依据便是证据的基本特征。根据通说，证据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社会调查报告之所以不是证据，就是在于其并不具有关联性。因为证据的关联性是同案件事实存在的某种联系，因为证据是在案件发生过程中产生的，它同案件事实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和客观的联系，对证明案情十分重要。而这里的案件事实正如上所述，主要是关于行为和结果的事实，是定罪事实。而社会调查所反映的内容却同案件事实没有必然和客观的联系，例如社会调查中关于犯罪原因的探查，其同案件事实的发生虽然有某种联系，但却不是必然联系，只是偶然或间接联系。而且社会调查中必然会涉及到第三人对未成年人的评价，这些都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案件事实并没有客观的联系。

将社会调查报告视同量刑参考的观点避免了前两种观点的“违法”嫌疑，从现有的法律规范上来说，确实没有突破证据的法定种类的限制。但这并不表明将调查报告视为量刑参考是没有问题的。笔者认为，从社会调查报告本应具有的“应然法律效果”和“应然社会效果”来看，还是有很大问题存在的。如果将其视为一般的量刑参考意见，则难以发挥社会调查报告应有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最终使社会调查的适用效果“大幅缩水”。因为量刑参考意见只是在量刑阶段作为一种特殊的诉讼材料提交法官，其所反映的内容只能依据法官的自由心证予以采纳。但是依据刑事诉讼的证明原则，一项诉讼材料在取得证据能力之后才可以对它的证明力运用自由心证进行综合评判。而证据能力的获得要经过法定的调查程序。那么量刑参考能否获得证据能力？另外，控辩双方如果对其真实性产生异议，能否适用质证程序？这都是深入研究后留存的疑问。因此笔者认为，将社会调查报告视为量刑参考意见仍然不妥，因为不能对其内容的真实性经过法定程序的检验。如果只是提交法官单纯的量刑建议，势必会使社会调查的内容形式化和单一化，使其无法真实反映未成年人的各项情况，以至于法官无法把握刑罚的裁量和后期的帮教矫治，削弱社会调查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三、社会调查报告属性之重新认识

上述几种观点都不能准确地界定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属性，这就需要以另一种视角来解析其法律属性。可以说上述对社会调查报告属性的认识都是在我国刑事诉讼传统的定罪量刑相混合模式下进行的。能否以另一种视角重新审视社会调查报告的属性？笔者认为这是可行的。在这里首先要重新认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之重新认识――定罪与量刑的分离

之所以要重新认识社会调查制度，是从定罪和量刑程序的角度出发的。一般来说我国刑事诉讼是定罪和量刑程序相混合，量刑事实的认定并不需要经过独立的诉讼程序。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经过多年的司法实践，量刑前社会调查的发展和成熟已经使少年刑事诉讼体现出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的分离。之所以得出上述结论，一是因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作用便在于使量刑更加规范化和科学化，进而推进量刑程序相对独立化。从社会调查的内容可以看出，其并不反映案件事实，而是围绕未成年人的个人家庭情况、社会环境和犯罪原因等因素来展开，这些因素都是量刑过程中法官所应考虑的酌定情节。考虑到这些因素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过程中或大或小的影响，加之对其未来人生发展的考量，法官必须在量刑时慎之又慎。继续延续传统的定罪量刑相混合的模式，法官可能无法掌握大量的酌定情节等材料，所以有必要将量刑从定罪程序中分离。二是因为定罪与量刑相分离的诉讼模式有法可依。根据《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及《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法院在审理活动中应当保证量刑活动的相对独立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侦查机关或者辩护人委托有关方面制作涉及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报告的，调查报告应当在法庭上宣读，并接受质证。从上述相关规定可以看出，对影响量刑的社会调查报告可以经过质证程序，说明社会调查报告的适用便是在定罪与量刑相分离的模式下生成的。

（二）社会调查报告属性在定罪一量刑分离模式下之重新认识

上述已经阐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报告是在定罪一量刑分离模式下生成的。社会调查报告适用于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所以其法律属性便是量刑证据材料，即用来证明量刑事实的载体。

有的学者认为，“社会调查不是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案事实的调查，与案件本身没有必然联系。因而，显而易见，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不是证据的属性”。许多学者也认为社会调查并不反映案件事实，所以其缺少证据所应该具有的关联性。但笔者认为，上述结论都是在定罪量刑一体化的角度下得出的，即在不区分定罪证据和量刑证据的基础上作出的论断。诚然，证据的关联性必须要求证据同案件事实存在某种联系。但是，在定罪―量刑程序分离模式下，在量刑过程中也存在相应的影响量刑的客观事实，即量刑事实。“案件事实”完全可以进行扩大解释，可以分为定罪事实和量刑事实，这两个因素合起来就影响了一个案件的定罪量刑。这里所作出的扩大解释是有法可依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64条的规定，运用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即包括了“被告人有无从重、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情节”，又包括“与定罪量刑有关的其他事实”。这也就是说，影响量刑的事实完全属于案件事实，而社会调查所记载的事实同定罪无关，但却影响量刑事实的认定。

既然社会调查报告同量刑息息相关，那么接下来又会产生另一个问题，即社会调查报告是否就是量刑证据？笔者将其认定为量刑阶段的证据材料，而不是量刑证据。此处关于证据和证据材料的区分，一方面会涉及到二者属性的认定，另一方面也同社会调查报告所记载的事项有关。

对证据和证据材料的区分关键是要明晰证据的定义。我国刑事诉讼法将证据定义为“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这里的“材料”不是指证据材料，而是指同案件事实有关联性的材料，并且经过各种证据规则查证属实。那些同案件事实无关联，或者未经证据规则查证的材料，则是证据材料，它只是案件证据的“来源”，并不是证据本身。证据材料只有经过各种证明规则查证属实才能取得证据资格，才能具有证明能力。因此，证据资料和证据之间应该有证明规则的链接。在《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规定社会调查报告可以接受质证，表明报告所记载的事项需要经过法定的证明规则来查证属实，进而也表明了其只是证据材料，并不是证据本身。因为证据材料只有经过法定的证据调查程序之后才能取得证明能力，接下来才能对有关事实进行认定，才能纳入法官自由心证的范围并成为裁决的依据，而那些未查证属实的事项则被排除在证据之外。所以说，社会调查报告所记载的事项只有经过法庭的质证程序后，才能取得证据资格，法官才会根据自己的自由心证对调查内容进行采纳，那些被采纳的内容才会对量刑事实的认定产生影响。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定罪和量刑程序的分离，定罪程序在坚持“无罪推定”的原则下必须要对定罪事实坚持严格证明原则，对证据种类和取证方法必须坚持合法性原则，即证据资料必须为法定证据种类，获取这些证据资料的手段符合法律规定。而量刑程序是一个独立的阶段，是在认定行为人有罪的前提下而启动的，所以其证据材料的认定不必坚持“无罪推定”原则，以自由证明即可，证据种类和取证方式不受法定证据方法的限制，但其若要认定为量刑证据也要遵循一定的证明规则。

另一方面，从社会调查报告所记载的内容来看，其也只是证据材料。因为社会调查报告需要反映未成年人人身情况的多方面内容，包括成长经历、监护教育、犯罪原因等许多情况，而这些内容又多具有社会属性，其是通过调查员多方走访而来的，其中必然掺杂着主观的成分，加之调查报告一般都附有调查员的事实分析和法律建议，这其中也都包含众多主观因素。而证明案件事实相关的证据则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即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客观性要求排除个人的主观判断，而且其来源必须保证客观真实性；关联性则要求其同案件事实必须要有某种联系；合法性则要求证据必须要依照法定程序取得。就现阶段来说，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的规定过于原则化，其并没有规定详细的调查程序，且其调查内容并不都具有客观性，其中必然掺杂着被调查对象或调查员的主观判断。因此，现在就贸然承认其为“证据”则操之过急，其只是由众多材料堆砌而成的证据材料。

第2篇

一、总体要求

全面贯彻党的、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精神及州委十一届十次全会、州委全面依法治州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中心大局，以提升公民法治素养为主线，持续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启动实施“八五”普法规划，着力在提高普法宣传针对性、实效性上下功夫，切实推动全州普法工作高质量发展，使法治成为社会共识和基本准则，为建设美丽生态和谐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营造浓厚法治氛围，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二、切实抓好法律普及工作，开展主题法宣活动。

（一）运用最融媒体平台和已有各类普法阵地，生动阐释法治思想精髓要义，推动法治思想学习宣传贯彻向面上拓展、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贴近。（责任单位：机关党办）

（二）持续推进宪法学习宣传教育。广泛开展“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活动。加强对局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宪法教育，把宪法法律学习列为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重要内容，纳入党和国家工作人员培训教育体系，全面落实宪法宣誓制度。组织开展“12.4”国家宪法日、“宪法宣传周”活动，持续扩大宪法学习宣传覆盖面。（责任单位：办公室、政策法规科、市场运行与消费促进科、服务业发展协调科、经济运行与对外贸易科、市场建设与秩序监管科）

（三）组织开展"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主题活动。将民法典学习宣传作为“十四五”时期普法工作重点，开展民法典网络知识竞赛、民法典“公开课”等专项活动。加强领导干部民法典学习宣传，实现国家工作人员民法典学习宣传教育全覆盖。加强对民法典适用案例的“以案说法”。（责任单位：办公室、政策法规科）

（四）加强党内法规学习宣传。注重党内法规宣传与国家法律宣传的衔接和协调，坚持纪在法前、纪严于法，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做党规党纪和国家法律的自觉尊崇者、模范遵守者、坚定捍卫者。开展“党建引领法治”专项活动，推动党内法规学习宣传常态化、制度化。（责任单位：机关党办）

三、加强对重点对象的普法宣传教育，提升法治素养。

（一）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持续推动落实"谁执法谁普法"制度。持续推动落实普法责任清单制，积极参与省级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履职情况报告评议制度试点活动。将商务合作行政管理和服务中主动融入法律宣传教育。执法工作中适时组织对外贸易法、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直销管理条例等商务法律法规的学习。推动开展全程说理式执法，落实行政执法人员以案释法制度。继续开展“诚信兴商宣传月”活动，举办形式多样的诚信企业宣传推广活动，树立诚信企业典范，着力打造商务诚信文化环境。结合商务工作实际，推进藏区依法常态化治理宣传教育。（责任单位：市场运行与消费促进科、服务业发展协调科、经济运行与对外贸易科、市场建设与秩序监管科）

（二）强化国家工作人员宣传教育。深化“法律进机关”。探索建立领导干部学法清单制度，按分管业务领域明确领导干部应知应会法律和党内法规目录，将领导干部学法情况纳入年度述法基本内容。落实党组中心组学法、重大决策前专题学法等制度。进一步落实国家工作人员学法、述法、考法，强化结果运用。（责任单位：办公室、政策法规科、机关党办）

（三）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法治宣传和依法治理。围绕常态化精准防控和局部应急处置部署，开展"线上+线下"法宣传，引导群众依法支持和配合疫情防控工作。推动领导干部学习相关法律，提高应对突发事件依法决策能力。建立突发事件应急时期法律服务机制，加强矛盾纠纷化解，及时为困难群众和企业提供法律帮助。（责任单位：口岸物流科、外事科、港澳科）

四、加强机关法治文化建设，实现法治文化共建共享。

（一）推进法律进机关。全面落实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重点学习新修订《宪法》等国家基本法律和新颁布的《监察法》等履职相关的法律法规。依托公务员培训、会前学法等平台，加强国家工作人员的法治培训，推动商务合作系统广泛开展法治工作座谈、警示教育、观摩交流等活动，努力形成国家工作人员积极学法用法、参与法治示范创建的生动局面。（责任单位：办公室、机关党办）

（二）开展法制宣传。在局机关张贴法治宣传“宣传画，在宣传栏增加法治宣传内容。（责任单位：办公室、政策法规科、其他业务科室）

第3篇

为实现企业优强发展目标而努力奋斗

--在处2013年年中工作会上的报告

主管副处长 ***

（2013年6月27日）

同志们：

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回顾今年以来各项工作完成情况，总结经验，分析形势，查找问题，进一步动员全处上下明确目标、统一思想、坚定信心、攻坚克难、落实措施，全力以赴确保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实现企业又好又快发展，为创建一流品牌施工企业而努力奋斗。

下面，我讲三个方面内容。

一、上半年工作回顾

今年是我处继续深化、巩固、完善“4+3”格局的一年，更是有效提升企业竞争力的有为之年。上半年，各单位、各部门严格按照处年初工作会议的总体部署，围绕“稳中提升”的总体要求，超前谋划，自我加压，砥砺奋进，企业整体运行平稳，主要经济指标完成较好，为确保全年目标任务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一）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1、煤炭产量：全处1～5月份计划产量207.8万吨，实际完成228.6万吨，比计划增产20.8万吨，完成月度累计计划的110 %。其中：**煤矿完成 61.8万吨，比计划增产10.8万吨 ；青岗坪煤矿完成61万吨，比计划增产0.4万吨 ；柳巷煤矿完成35万吨，比计划减产4.17万吨；大同焦煤矿项目部完成70.8万吨；比计划增产13.8万吨 。上半年，全处预计完成275.3万吨，完成全年计划的 46.7%。

2、掘进进尺：全处1～5月份计划进尺10192米，实际完成9415米，比计划减少777米，降幅7.6%。其中：**煤矿完成3132米，比计划减少488米；青岗坪煤矿完成 1205米，比计划增加8米；柳巷煤矿完成1906米，比计划增加209米；大同焦煤矿项目部完成2286米，比计划减少317米；刘园子项目部完成 1201 米，比计划减少189米。上半年，全处预计完成11238米，完成全年计划的33.32%。

3、营业收入：全处1～5月份实现收入 33098.93 万元，完成考核计划 27868万元的118.77%，完成处全年指标的44.73%，比上年同期增加收入5134.85万元，增幅为18.32%。其中：**煤矿完成7006.83万元，比计划减少178.17万元；青岗坪煤矿实现收入6477.75万元，比计划减少216.25万元；柳巷煤矿实现收入4130.10万元，比计划减少1001万元；大同焦煤矿项目部实现收入 8329.64万元，比计划增加4597.64万元；刘园子项目部实现收入3140.51万元（其中2012年收入1559.68万元），比计划增加1504.51万元；安装一公司实现收入97.6万元， 比计划减少38.4万元。上半年，全处预计完成38373万元，完成全年计划的51.85%。

4、利 润：全处1～5月份实现利润2507.2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85.85万元，增幅12.87 %，完成处全年利润指标6500万元的38.58%。其中：**煤矿实现利润443.58万元，比计划欠盈306.02万元；青岗坪煤矿实现利润499.49万元，比计划欠盈 347.44万元；柳巷煤矿欠盈 320.61万元，比计划欠盈1053.11万元；大同焦煤矿项目部实现利润36.85万元，比计划欠盈159.4万元；刘园子项目部实现利润653.87 万元，比计划超盈611.37万元（其中含2012年收入1559.68万元，如扣除2012年收入欠盈948.31万元）；安装一公司实现利润40.31万元， 比计划超盈14.95万元。上半年，全处预计完成3236万元，完成全年计划的49.79%。

5、安全情况：实现了安全生产。全处1～5月份共治理“三违”73起。

6、职工收入：1～5月份，全处在岗职工人均29649元，同比增长9%。

7、应收账款：全处5月末应收账款达到3.32亿元，比年初增加1.05亿元。其中：**煤矿5156.84万元，比年初增加3078.21万元；青岗坪煤矿4709.86万元，比年初增加1734.72万元；柳巷煤矿3280万元，比年初减少271.52 万元；大同焦煤矿项目部 1.29 亿元，比年初增加 4588万元；刘园子项目部7007.44万元，比年初增加1389.27万元；安装一公司92.14万元，比年初增加12万元。

（二）今年以来工作的主要特点

1、原煤生产体现在“量”上。

上半年，我处各生产单位积极排除煤炭市场疲软和断层等自然条件给生产带来的影响，与业主一道，千方百计保煤质、促销售、创效益，原煤产量稳中有升的势头得到延续。1～5月份全处共生产原煤228.6万吨，比去年同期增加67.4万吨。**煤矿响应业主号召，通过控制水炭、减少含矸量等有效措施，保煤质、稳产量、促销售，1～5月份，生产原煤61.8万吨，完成年度计划的42.9%；青岗坪煤矿，克服工作面瓦斯浓度不稳定、业主限产等困难，以开展积极有效的劳动竞赛活动为抓手，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适时开展创高产活动，2月份生产准备工区创出了月产原煤16.4万吨的建矿最好成绩，1～5月份实现原煤产量61万吨；柳巷煤矿，在停产、限产等不利因素接踵而至的情况下，积极配合业主找市场、抓销售，并在销售形势好转时积极开展创高产活动，6月17日原煤产量首次突破万吨大关，企业形象得以提升，职工的安全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提高；大同焦煤矿项目部，注重潜能发挥，1～5月份生产原煤70.8万吨，较好完成了目标计划。

2、安全管控体现在“严”上。

上半年，基层各单位扎实安全基础、强化现场管控，严格检查考核，安全生产形势日趋稳定，实现了安全生产。一是建立健全安全管理体系。先后下发了《2013年安全工作意见》、《2013年安全管理规定》、《2013年安全生产标准化考核实施办法》、《2013年达标工程创建规划》、《2013年安全风险台阶收入实施办法》、《基层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安全履职考核办法》等文件，明晰了安全责任主体，安全管理机制更加完善。二是安全基础工作进一步巩固。在加强职工安全培训教育的同时，各单位积极开展了“保护矿工生命，矿长守规尽责”主题实践活动和六月“安全生产月”活动。特别是安全月活动中，各单位都结合现场实际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启动仪式，贯穿全月的系列活动，既体现灌输教育，又突显寓教于乐，形式灵活，效果明显。认真学习贯彻《徐矿集团安全红线管理规定》、《煤矿矿长保护职工生命七条规定》，切实增强了干部职工的安全作业意识。分88个工种，统一制作发放了2919个流程卡，促进了职工的规范作业；认真落实平衡计分卡、“手指口述法”及流程卡内容，提升了职工规范操作意识和自我保安能力。三是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得到有力推进。3月份，公司安全生产标准化现场会在青岗坪煤矿顺利召开，有力推动了我处各单位标准化创建的热潮。各单位积极开展样板头面、场所、运输一条线和“安全诚信区队”建设，严格检查考评，提高了基层单位创建自主性。今年以来，评出样板头面2个，样板场所2个，安全诚信区队3个，安全先进个人28人。四是加大安全投入力度，提高了本质安全程度。1～5月份，投入安全培训经费23.45万元，培训一般和特殊工种108人，培训各级管理人员13人。计提安全费用661.98万元 ，实际使用711.63万元，共投入装备资金153.4万元，添置了斜巷视频监控、人员定位扩容、调度绞车等装备，提高了本质安全程度。五是突出安全管控重点，全处共实现安全开窝14处、透窝12处，安全拆除综放工作面2个。进行超前预控，加强“一通三防”、顶板、矿井水等安全管控重点，解决了青岗坪煤矿工作面瓦斯居高问题，回风流瓦斯浓度由原来的0.65%下降到0.5%以下；确保**煤矿1121运顺两次安全通过破碎断层带；解决了柳巷煤矿30103、青岗坪煤矿42102工作面水处理问题；开展了机电运输专项治理“回头看”等工作，强化了机电“三基”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