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14 06:50:40
导语：在法国文化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一)为什么要研究中国21世纪发展战略
我们国家已经制定了21世纪的近中期发展战略。近期发展战略是：21世纪前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工业化，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中期发展战略是：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当时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对于这一近中期发展战略，还必须有更深入更具体的认识和把握，即不仅要看到经济的增长，而且要看到其背后复杂的社会发展内容尤其是新旧支撑科技、新旧主导产业的演变与更替。
此外，还有更深刻的背景要求我们必须对21世纪的整个百年发展战略(相对而言即长期发展战略)有一个完整的设想与把握。简单地讲，这就是正在兴起的世界范围的新工业革命向我们提出的要求。在《文明的演进与新工业革命》、《论新工业革命》、《关于新工业革命的对话》(载《光明日报》2002年4月11日、5月11日、8月6日)等文章中，我已就人类文明演进的规律与历程、工业文明的危机与新工业文明的兴起做了较详细的论述。大量事实表明，工业生产方式已陷于严重危机之中，新工业革命已在全球兴起，特别是新工业文明范畴的新科技革命、新产业革命正在蓬勃发展，人类文明将在21世纪实现向新工业文明的转变。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正是在新工业革命兴起的时代大背景下展开的，决不可忽视新工业革命的时代大潮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所以，从新工业革命的视野深入全面地研究中国21世纪发展战略已成为一项重要而又紧迫的任务。
(二)中国21世纪总体发展战略的确立原则
第一，确立中国21世纪总体发展战略，必须始终坚持正确的发展观和历史观。大自然的进化在本质上是物质形态的进化，物质形态的进化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场、基本粒子及其群体形式弥漫物质的物理物质；二是原子、分子及其群体形式恒星、行星的化学物质；三是细胞、机体及其群体形式生物圈的生命物质；四是人及其群体形式社会的人类。物理物质、化学物质、生命物质和人类，形成了物质世界的由小到大、由低到高的四个物质层次。人类直接诞生在生物层面，并直接依赖于生物层面而生存和发展。人类文明的演进在本质上是由浅入深地不断推进对自然物质层次的认识与改造，不同文明形态的根本标志是不同层次的物质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按照唯物史观来思考人类文明的演进历程，人类大体要经历三个大的历史阶段，这就是：对生命物质的认识与改造阶段对化学物质的认识与改造阶段对物理物质的认识与改造阶段，即生物文明阶段、化学文明阶段和物理文明阶段。每个阶段又可分为初级与高级两个小阶段：在初级阶段，人类活动主要是对天然存在的某类物质形态(层次)的采集和利用；而在高级阶段，人类则能够生产该类物质形态，这时人类活动主要是人工生产和利用该类物质形态。这样一来，三个大阶段又可分为六个小阶段或小时代，具体地说就是：天然生物时代与人工生物时代、天然化学时代与人工化学时代、天然物理时代与人工物理时代。我们把这六个时代的文明演进线索与通常讲的采猎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相对照时就可发现：采猎时代实际上就是天然生物时代(采集渔猎天然存在的动植物)，农业时代实际上就是人工生物时代(人工种植植物和养殖动物)，工业文明则实际上就是天然化学时代(采掘和利用天然化学物质)。工业文明之后的新文明，理所当然的就是“人工化学时代”即“人工创造和利用化学物质的时代”，由于从大时代的划分看它与工业文明都属于“化学文明”，因此，与工业文明相对应又可以称它为“新工业文明”或“新工业时代”(表1)。事实表明，只有坚持正确的发展观和历史观，才能正确地把握人类文明演进的轨迹，才能深入地认识当代工业文明的危机及其内在演变趋势，也才能合理地揭示人类新文明形态的本质和进一步确立正确的发展战略。
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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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确立中国21世纪总体发展战略，必须始终坚持从新工业革命的视角把握中国21世纪发展的大方向。目前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往往只看到工业化而看不到新工业化，只看到工业文明的量变而看不到工业文明的质变，意识不到新的文明革命正在到来，因而把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仍然囿于工业化之中。这必然会影响到我们的发展战略的正确抉择。
第三，确立中国21世纪总体发展战略，必须坚持立足当前与着眼未来相统一的战略抉择方针。中国21世纪的发展战略不能忽略实现工业化的艰难任务。但是，我们也决不能因为实现工业化的重任尚未完成而忽略新工业革命的世纪大方向，必须把二者统一起来。探索工业化与新工业化的有机统一，能动地处理工业化与新工业化的关系，乃是正确制定中国21世纪总体发展战略的核心任务。
(三)工业化与新工业化相统一的复合型分阶段总体发展战略
制约中国21世纪发展战略的重要因素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中国的发展现状，第二个是中国21世纪的发展目标。中国的发展现状是怎样的呢?简单地讲就是：未完成的工业化与正在兴起的新工业化。中国21世纪的目标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既必须完成工业化又要实现新工业化。从“未完成的工业化与正在兴起的新工业化”的21世纪之初的现状出发，走向“既必须完成工业化又要实现新工业化”的21世纪的目标，这就基本决定了中国21世纪总体发展战略的构架。这个总体发展战略构架是一个动态系统，具有两个层次和三个阶段。“两个层次”，指的是21世纪总体发展战略包括初级与高级两套战略，初级战略是实现工业化的战略，高级战略是实现新工业化的战略。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工业文明开始出现危机，又由于新工业文明已在兴起，我们工业化战略需要适应形势加以调整，因而本文提出了“适度工业化战略”以代替传统工业化战略。“三个阶段”，指的是工业化的初级战略与新工业化的高级战略在统一实施中要分三个阶段进行，每个阶段具有不同的具体内容与目标(详见第四节)。
二、中国21世纪的初级发展战略：适度工业化战略
在21世纪，中国的发展首先要完成工业化，其次还要实现新工业化。相比较而言，工业化发展战略就是中国21世纪的初级发展战略。
(一)中国不可能也不需要建设最发达(即过度)的工业化
首先，必须明白：中国不可能建设最发达亦即过度的工业化。西方高度发达的工业化事实上是过度发展的工业化，它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经济方式。中国是一个后发展人口大国，它的工业化遇到了两重困难：一是发达起来的工业强国已经大比例地占用着世界上有限的资源，二是中国人口总量太大(等于10个日本或6个美国)，满足中国高度工业化而需要的资源也是巨大的。工业化所需要的自然资源的短缺，决定了像我们这样的后发展人口大国是不可能建立高度发达的工业化的，即使建立起来也不可能持久。
其次，必须明白：在今天，中国的发展实际上也不再需要建设最发达的工业化。由于新工业革命正在兴起，这为中国的腾飞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21世纪的社会现代化，其主流不再是传统工业化而是新工业化。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目标已不能只追求工业化而必须追求新工业化。
但是，中国至今还未实现工业化，仍需要继续推进工业化。然而，这时的工业化由于自身已逐渐陷于危机之中并且新工业化已在兴起，因而工业化进程应该是发生调整、改革了工业化，是一种“适度工业化”。只有走适度工业化道路，中国才不至于陷于过度工业化所形成的危机与困境之中，才能顺利地向新工业化转移、开拓和发展。
(二)“适度工业化”的原则
1、抑制化原则。抑制化原则是建设“适度工业化”的基本要求，没有抑制化原则就不会有“适度工业化”。抑制化原则所涉及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包括抑制人口、生产、消费等各方面各环节的发展规律和发展速率，也就是人口规模要适度，生产规模要适度，消费规模要适度，经济增长要适度，对资源的消耗要适度，等等。
2、生态化原则。工业化发展已成为大自然进化的最大破坏力量，如不及早控制工业化进程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大自然亿万年的进化成果将会毁于工业化进程之中。中国的工业化必须吸取西方传统工业化的教训，坚决纠正生态恶化的态势，把生态化原则贯彻到工业化进程之中，使生态保护与工业发展相协调。这就是生态化原则所要求的“适度工业化”，即生态文明的工业化。
3、信息化原则。信息化并不是比工业化更高级的文明形态，而是工业文明发展的高级阶段。信息化是中国工业化建设的关键和核心。通过信息化，中国的工业化才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信息化了的工业固然提高了工业生产率因而也提高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力，但同时信息化也能提高贯彻抑制化原则与生态化原则的能力，能够更好地避免过度工业化带来的各种弊端。
4、对接化原则。工业化已不再是最高目标，而只是一个初级目标。工业化的初级目标也不应独立于新工业化，而需要与新工业化相适应、相连接，这就是工业化建设中的对接化原则。首先，对接化原则要求必须从新工业化的更长远目标适度地变革工业化，使之向新工业化要求趋近，这就使工业化“适度”地变成了新型工业化。其次，对接化原则要求工业化发展要为新工业化的拓展和发展留下充分的空间和奠定必要的基础。
(三)中国的适度工业化体系
中国的“适度工业化”既是中国工业化的发展目标，也是一个发展过程，从时间上讲它是21世纪20年代基本实现工业化之后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之时的中国工业化模式。中国的“适度工业化”与传统工业化有明显的不同。
1、价值特征。高度发达的工业化追求工业经济的无限增长和享乐至上的消费方式，这内含着追求消耗资源的无限增长。“适度工业化”则以工业经济增长有限、节约资源、适量消费为价值特征，并积极地向新工业文明的创造为本价值观转变，这内含着保护自然、维护大自然总体进化的价值追求。这一价值内核，决定着“适度工业化”体系的其他特征。
2、经济特征。其一，突出综合国力和经济质量而不过分强调GNP，尤其认为工业化框架内的GNP增长是有限度的，也是应该适度加以限制的。其二，强调各产业间的平衡和结构合理。农业的比重要下降，工业的比重要上升，但需要探索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工业新类型和生产新方法。服务业的比重要上升，但不能试图无限发展工业生产基础之上的服务业。其三，农业劳动力比重要下降和城市化比重要提高，这要与产业结构相对应，但要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和新工业革命的因素。
3、文化特征。教育和科技投入要逐步提高，与物质再生产投入同等重视。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研发人员的比重、经费投入比重都要有一个较高水平。
4、生态特征。首先是人口规模要稳定，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尤其要控制人口增长，努力实现人口零增长。其次是努力提高资源利用率，积极倡导循环生产和循环经济。同时应提出“自然未开发率”的发展新指标。
三、中国21世纪的高级发展战略：新工业化战略
21世纪的中国，最终是要建设和实现新工业化。相对适度工业化战略而言，新工业化战略就是中国21世纪的高级发展战略。
(一)中国建设新工业化的条件
虽然中国目前还未实现工业化，但已经具备了建设新工业化的条件，中国不能等到完全实现工业化之后(即20年或50年后)再开展新工业化建设。
第一，历史的启示。历史上新旧文明断裂和交替的时期，往往正是原本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后来居上的历史契机。中国应该充分认识工业文明的危机与新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避免过度工业化必然带来的困境，率先开拓新工业文明。
第二，目前，在世界范围已兴起了新工业革命的浪潮，这个历史大背景已为中国开拓和建设新工业化提供了客观条件。在这种形势下，谁(尤其是世界大国或地区)能自觉认识到工业文明的危机和新工业文明的必然到来并积极开拓它，谁就能获得发展的主动权，并能在新工业革命中居于领先地位。
第三，中国自身也具备了开拓新工业化的条件。首先，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这为开拓新工业化提供了必备的经济条件。其次，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为开拓新工业化积累了必要的技术储备。再次，中国在新兴科技的许多领域居于世界前列，这为开拓新工业化提供了关键性的要素。(二)中国的新工业化体系
建设新工业化要有一个基本目标即新工业化体系，目前我们还不可能细致地描绘中国的未来新工业化体系，而只能从原则上就其主要特点做一些初步探索(表2)。
附图
1、智能化微制造化。第一，智能化微制造科技及其产业化成为社会的关键科技支撑和社会的主导生产方式，社会物质生产逐步由采掘和利用天然化学资源转变为利用多次再生产中已作为废弃物质的小分子、原子材料来人工生产和利用化学物质，即从天然化学生产转变为人工化学生产。第二，能源开发进入更深层次。工业化生产主要利用天然矿物能源即化学能源。新工业化则把一次能源定位在物理能源上，主要是核能和太阳能等。第三，材料开发也会进入更深层次，即不断开发利用小分子、原子乃至亚原子材料，以人工生成具有全新性能的宏观新材料并进一步加工制造出用途无比丰富的新产品。第四，信息化发展为智能化，社会生产社会生活都高度智能化。中国在信息科技、纳米科技、生物科技等领域已处于世界前列，必须继续保持这种优势，以确保在新工业化进程中的领先地位。
2、循环化生态化。智能化微制造化科技及其产业化，在社会的宏观总生产过程上引导出一场大变革，即从工业化的“资源-生产-废弃物”的单向生产过程转变为“资源-生产-废弃物(再生产资源)-再生产”的循环式生产过程。整个社会经济体系形成了循环经济，新工业社会也成为循环型社会。这种循环生产、循环经济、循环社会又带来了更大的变革：(1)物质资源消耗由于循环利用而不再增长，并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了有限生产生活圈；(2)人口增长停止；(3)不再过多干扰自然演化，形成了真正的生态社会，同时又在不断开拓更深层次的自然和文明；(4)生活资料短缺现象逐渐得到克服，生产资料占有制度逐渐衰退。中国是一个资源相对贫乏而人口众多的国家，在建设新工业化中更必须把循环化生态化置于特别重要的地位。
3、太空化。新工业时代的物质生产一方面深入到小分子、原子、基本粒子层次，另方面则扩展到地球之外的太空。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工业社会也是太空化的社会。中国的太空科技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为推进新工业化的太空开发奠定了基础。在21世纪的新工业化战略中，中国必须把发展太空科技和太空产业放在突出的位置。但是，必须同时认识到太空活动的高度智能化特点，即太空开发活动的主要方式是“人-机”组合活动，主要依赖于高智能化的太空自动探测装备和太空机器人，主要是建立太空信息网络和自动化控制系统。还要注意把智能化微制造科技与太空科技结合起来，以达到太空开发的高化学化、生命化和生态化。
4、创造为本化。从“生产-生活-享乐”为轴心的传统价值观转向创造为本、以类为本的新价值观。新工业社会的宏观产业结构主要有四个层次，即(1)农业工业的传统物质生产业、(2)人工创造和利用化学物质和深层循环式生产为主体的新工业、(3)生活服务业、(4)科技教育文化业，物质生产业和生活服务业的科技含量都很高，这是一个走向创造的产业结构。人们熟悉的三次产业分层变为四次产业分层，农业和工业合为一个层次，科技教育文化业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层次，这是新工业社会产业组合的新变化。中国在21世纪的新工业发展战略中，必须重视民族的创新意识、创造为本、以人类为本价值观的培育，不断加大科技教育事业的投入，不断发展壮大科技教育事业。
新工业化在经济比重和产业结构上，在劳动力结构上，甚至在新的社会评估体系上，都会有一个数量上的体现。可初步提出如下一个新工业化的主要指标体系：(1)资源深层循环利用率＞50%；(2)一次能源中物理能源(如核能、太阳能)使用率＞50%；(3)新工业产值与农工业产值比＞1；(4)物质生产业、生活服务业、科教文化业的劳动力各占社会总劳动力的1/3或物质生产业劳动力＜33%(表3)。
表3新工业化主要指标
序号标准
1资源深层循环利用率＞50%
2物理能源使用率＞50%
3新工业产值与农工业产值比＞1
4物质生产业、生活服务业、科教文化业的劳动力各占社会总
劳动力的1/3或物质生产业劳动力＜33%
建设新工业化是一项庞大复杂的工程，需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战略措施。从新工业化演进的机制与中国的实际出发，应主要考虑如下三项措施：第一，转移式发展；第二，分层式发展；第三，跨越式发展。
(三)建设新工业化必须实行一场文明形态的革命
建设新工业化是一场人类文明形态的大革命、大飞跃，文明形态的革命不仅需要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生产方式的革命)，而且需要社会体制革命、社会观念革命。所以，中国在21世纪要建设新工业化，就必须进行一场文明形态的大变革。
经济体制的变革。其一，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各种产业制度、经济制度，尤其是要形成市场与计划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其二，新工业化将推动国家经济体制从生活主导型向科教主导型转变。其三，新工业化生产使生产生活资料的稀缺性大大降低，将更注重共享性财富的创造，这将大大淡化物质个体占有制即占有制的社会化大大加强。
政治体制的变革。其一，高度民主化，个体意志与社会意志的一体化。其二，高度社会化、全面社会化，这属于社会主义制度政治内涵的应有之义。
社会观念的变革。新工业文明的社会观念是更加重视宇宙演化与人类作用的类价值观，从个人的狭隘观念中走出来，从人类生活的小圈子走出来，走向更深层的物质探索与生产，走向“再生产整个自然界”(马克思语)。在新工业化建设过程中，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是十分重要的，这是21世纪中华文化重新崛起的大好历史机遇。
四、中国21世纪发展战略的实施
实施21世纪的总体复合型发展战略，首先要处理好工业化与新工业化的关系，其次要在百年发展中分阶段地有所侧重地予以实施(表4)。
附图
(一)21世纪前20年：工业化实现期与新工业化开拓期
1、实现适度工业化。在21世纪的前20年时间里，要努力建设并实现“适度工业化”。主要目标和措施是：国民经济大幅度提高，经济结构大大优化；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普及高中教育并大幅度提高高等教育，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施调控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生态战略，节约资源，减少污染，控制人口规模；提高城镇人口比重，大力发展生活服务业，把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转移到生活服务业中来。
2、重点开拓新工业化。在21世纪前20年，新工业化还不可能全面展开，而只是处于开拓时期。其开拓的任务和措施主要有：(1)自觉制定新工业化的宏观发展战略，协调好继续推进工业化与开拓新工业化的关系；(2)集中力量进行关键科技的攻关，力争在新工业化的关键科技领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这其中主要包括信息科技、纳米科技、生物科技、新能源科技、新材料科技、生态科技、太空科技等；(3)努力运用高新科技成果改造传统产业尤其是工业，使传统工业发生“适度”转变；(4)积极推进高新技术(新工业化领域的科技成果)的应用，努力形成新工业化的产业，使传统工业获得向新工业化转移的空间；(5)要大力倡导创造为本价值观，明确提出“建立学习创造型社会”的发展战略；(6)广泛加强国际科技合作。
(二)2021年到2050年：工业化持续期与新工业化发展期
1、持续推进工业化。21世纪前20年虽然基本实现了工业化，但工业化仍需一段时期来完善和成熟。持续推进工业化的任务和措施主要是：(1)继续推进国民经济必需的工业部门，并且注重提高其科技含量；(2)对工业的产业总体进行全面分析，限制那些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重的行业的发展，建立完善的工业发展调控机制，避免过度工业化及其带来的危机；(3)努力运用新工业化科技成果改造传统工业，使之向新工业化转移。到21世纪中叶，传统工业经济的比重保持与新工业经济持平或略低。
2、大力发展新工业化。21世纪上半叶的后30年，新工业化进入了大力发展时期。大力发展新工业化的主要任务和措施是：(1)制定大力发展新工业化的具体计划，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新工业化；(2)建立完善的新工业化科技体系；(3)分层发展新工业化，注重发展渗透力大、主导性强的新工业领域；(4)大力推进新工业科技的产业化，从改造传统工业为主转向新产业化为主，努力形成社会规模的深层次循环式生产体系；(5)进行相关的社会体制与观念变革，基本普及高等教育，深入建设“学习创造型社会”。(6)积极建立国际科技合作体系，努力建立东北亚新工业产业带。到21世纪中叶，中国所实现的现代化应是新工业化得到较大发展的现代化。
(三)21世纪后50年：工业化转变期与新工业化实现期
论文摘要:19世纪以来,“共和模式” (republican model)曾经长期被法国推崇为移民政策的主导,但是法国曾引以为豪的“共和模式”在当今法国社会遭遇了困境。本文简要介绍了文化适应理论,“共和模式”的内涵和渊源,并利用文化适应理论的视角分析了“共和模式”政策的得失。在文明多元化的今天,应注意尊重文化的多样性,才能走向和谐之路。
近代以来,法国一直是接受移民时间最早、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倡导“平等、自由、博爱”的法国人曾经因为“共和模式”的成功而沾沾自喜,这一政策也被称为当时最成功的移民政策。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法国的移民政策却日趋严格,移民群体和法国主流社会的矛盾也逐渐升级。本文将从“文化适应”理论的角度来探讨法国移民政策“共和模式”的得与失。
一、法国“共和模式”移民政策的内涵和渊源
所谓法国“共和模式” 又称雅各宾模式 ( jacobin model) ,它发端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到 19世纪后期基本得以确立,它是法国吸收与同化外来移民政策的框架。法国“共和模式” 的核心是在共和、平等、世俗的基础上赋予合法的外来移民以平等的公民资格, 旨在平等地对待外国移民,使其完全融入法国社会,但移民必须接受共和国的同化以成为完全的法国公民。
首先,“共和模式”在法国的殖民时期就已初见雏形。法国在其广大的殖民地采取直接统治的方式,通过传播法国的文化和教授法语同化殖民地人民。法国的殖民地统治模式体现了“同化”政策,这种模式也与现在的移民整合一脉相承。
第二,“共和模式”强调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个人而并不是群体。个人必须首先接受统一的共和国价值观和法国文化,才能获得法国公民资格。出于族群可能会强化个体的差异,激化冲突,进而危害到社会的统一的考虑,法国反对以文化、宗教、种族等基础建立起来的社群。
第三,“共和模式”源自于法兰西至上的文化优越感。法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发达的经济、优越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福利。这种民族优越感使其觉得其他文明理所当然的应当融入到法国的优越文化中。
二、文化适应理论视野下“共和模式”早期成功的分析
redfield,linton和herskovits在1936年给出的“文化适应”定义得到普遍认可:“文化适应”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两个群体之间,发生持续、直接的文化接触,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跨文化心理学家berry根据文化适应中的个体对原来所在群体和现在与之相处的新群体的态度来对文化适应策略进行区分,区分出移民采取的4种文化适应策略:整合,同化,分离,和边缘化。berry的模型得到了普遍认可,文化适应是双向的,移民群体和主流群体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他们的关系受到两者所采取的文化适应策略的影响。
根据文化适应理论,当两个群体的适应策略较为接近或者一致集中于较好倾向的时候,群体之间就会出现融洽的关系。十九世纪中叶起,法国的早期移民主要是来自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波兰等欧洲国家,1851 年,来自以上四国的移民占全法外来移民总数的 58 %;此后从 1872 年到 1936 年,以上四国移民所占比例均在 70 %以上。这些早期移民在法国自发的学习法语,接受法国的文化,与法国本族人通婚,成为法国公民。而且由于周边国家也同属于西方文化体系,宗教也是以天主教为主,和法国在体制、文化和宗教上与法国的差别较小,接受法国的文化价值观的并不难,只要移民接受法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就能够获得法国国籍,享受与法国公民同等的权利。早期欧洲移民群体自觉选择向法国的文化价值观靠拢,在接受的过中鲜有文化价值观方面的冲突。法国政府在“共和同化”原则下的一系列同化措施也为早期欧洲移民融入法国社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因此,在早期的移民同化过程中,“共和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受到了普遍的赞赏。
三、文化适应理论视野下 “共和模式”后期困境的分析
相反,当双方的适应策略出现较大差异,比如主流社会认可同化,移民群体认可整合的时候,双方最容易出现问题。当双方均采取较坏选择的时候,如主流社会采取的策略是隔离或者排斥,而移民群体也采取隔离或者边缘化策略的时候,群体间最容易引发各种冲突。
二战后,来自北非的穆斯林移民成为移民群体的主力。随着大量穆斯林的涌入,伊斯兰教已成为法国第二大宗教,广大穆斯林们从生活到思想都深深打着伊斯兰文化的烙印,他们的日常生活是在伊斯兰宗教范围展开的。伊斯兰教的宗教特性使法国主流社会担心伊斯兰教可能会对法国的民族性产生威胁,但在很长时间内,出于地缘政治以及经济考量(二战后,法国需要大量需要廉价劳动力),法国政府在对穆斯林的宗教传统方面,采取的是消极的宽容政策。在政教分离原则的指导下,法国政府当局相信“只有将伊斯兰教置于共和制度之下,消除其(传统的)思想,穆斯林才能与共和国而不是其族群保持一致”。而对于法国的穆斯林移民来说,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一种信仰,它还标志着穆斯林的种族身份,蕴涵着神圣情感,支配着穆斯林生活的方方面面。穆斯林移民希望在保持自身的宗教和文化上融入法国社会,实质上是整合的策略。一面是政府致力于将移民同化入法国文化和主流社会之中,另一面是穆斯林移民不愿意放弃自身的文化传统接受同化,这就导致了适应策略的不同。所以适应策略的不同是导致了穆斯林移民群体和法国社会矛盾升级的原因之一。
四、结语
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在人类历史上,各种文明都以自己的方式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积极贡献。存在差异,各种文明才能相互借鉴,相得益彰;强求一律,只能导致人类文明失去活力、僵化衰落。地球村中的每个成员只有采取包容差异性的态度,世界才会在包容宽仁中通向多样并存、和而不同的和谐之路,妄图以“一”统“多”,只会引起对抗,导致纷争不断,难以共容。
参考文献
[1]马胜利:共和同化原则”面临挑战——法国的移民同化,载《欧洲研究》,2003年第3期,第105—118页
一、国际金融市场的均衡机制
国际金融市场的均衡机制,是在不考虑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等制约因素的情况下,具有相同特征的证券或资产不存在从国际流动中获利的机会的一种市场稳定性,这时,国际金融市场处于一种静止平衡的状态。其形成条件分析如下:
以S表示直接标价法下的即期汇率,F表示远期汇率,以r、r*分别表示本国货币利率与外国货币利率(投资收益率)。假设从国内筹措的资金为一单位本国货币,从外汇市场上抛出得1/S外国资产,再把1/S外国资产投资于一长期投资项目,一年后可得(1+r*).1/S外币资产,再到外汇市场上兑换本币,可得(1+r*).F/S本质币资产。同样道理,投资者也可以从国外筹措资金,投资于本国资产,最终可得(1+r).F/S单位外币,两种投资操作方式正好相反。资本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流动方向取决于两种投资方式的最后收益率与投资成本的比较。以第一种方式为例说明,
如果(1+r*).F/S>(1+r),即期资本流出,远期资本流入。
如果(1+r*).F/S<(1+r),即期资本流入,远期资本流出。
如果(1+r*).F/S>(1+r),投资于本国资产与抵补后的外国资产收益率相等,市场处于均衡状态。
如果以f表示远期贴水或升水,即f=(F-S)/S,即F/S=1+f,代入以上三式,经过转换,得出r+r*f=(F-S)/S。其含义与上三式相同。
从上述分析可知,只要投资的最终收益与资本不一致时,国际金融市场就失去均衡,资本流动就会产生。事实上,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资本流动方向和规模是变化莫测的,如果一国的经济基础、金融监管手段或金融市场建设等不相适应,就有可能酿成金融风险,并有可能传染、扩大成国际金融风险。那么,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均衡是如何被打破并酿成风险的呢?下文将从国际金融市场其本身的内生变量进行分析。
二、国际金融市场的非均衡与金融风险
国际金融市场非均衡主要由国际金融投资者主观预期、投资交易成本、投资者的投机行为和一个国家本身的金融市场状况等因素引起,这些因素的变化内在地使国际金融市场失去均衡,导致国际金融资本流动变化无常,如果资本流出流入国家没有防范能力,就极易产生金融风险。下面是具体分析。
(一)主观预期机制
国际金融市场的活动一般由外汇交易商和金融投资者充当主体。无论是套利保值还是投机,都是以汇率和利率的预期为基础。“外汇交易商制订买卖外汇的决策奠基于他们的汇率预期,而汇率预期又取决于他们对汇率趋势相关的政治、经济的掌握。”各交易商和投资者对未来汇率或利率的预期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对汇率和利率预期的差异直接导致国际资本流动的大幅波动。
按现代经济学的观点,预期均衡是指合理预期和预测。即是对所有现在可得的、与变量的未来发展趋势有关的信息所作出的预期和预测。只要市场参与者都能根据自己现在所能得到的、与变量的未来发展趋势有关的信息来进行预测,那么最终结果必然是与从市场角度得到的信息相一致,达到预期均衡。所以,只要投资者或投机商发现市场的实际情况与他们的合理预期有差异,他们就会改变其定价策略,利用市场差价获利。各投资者主观预期的差异可以内生地扩大或缩小资本流动的波动性。
主观预期对国际金融非均衡性的内生作用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1.通过对汇率的主观预期产生预期差异,影响国际金融市场的均衡,是金融风险的一个重要的内生因素
我们知道,“价格大幅度的急剧变化和持续易变性是证券化票据市场的特点,由可以觉察到的有关风险与利润的变化来驱动投资也是市场的特点。”“当进行汇率是否呈无偏性波动实验时,有效的汇率预测者能更容易地解释远期汇率的情况,同时,也能更容易地判断呈什么趋势变动及其左右因素”。在国际货币市场中,投资者的未来收益决定于两国资产之间的有效收益与成本差,而“外国资产的有效收益等于外币利率加上汇率的预期变化”。如果把远期汇率F加上预期因素,就是预期未来即期汇率,可以表述为Et+1,那么升水率f=(Et+1-S)/S。对r-r*f=(F-S)/S式两边同时减去汇率的预期变化(Et+1-S)/S,得:
r-r*-(Et+1-S)/S[(F-S)/S]-[(Et+1-S)/S]=(F-Et+1)/S……A式
由A式可以看出,投资者必须承担的风险升水或贴水(F-Et+1)/S,即国内外两种资产的收益差取决于远期汇率F与预期未来即期汇率Et+1。远期汇率成为未来即期汇率的有偏预测指标。假设即期汇率不是按随机走动方向式运动,那么即期汇率St可以表述为:
St=αSt-1+βSt-2+γZt+δZt-1+U。……B式(Z是某种其他变量,如货币存量,α、β、γ、δ是参数,U。是预测随机误差)
因为S和Z的过去值在t-1期都是已知的,所以下一个时期的合理预期远期汇率也根据过去的S和Z值来推测,可以用Et+1St来表示:
Et-1St=αSt-1+βSt-2+γEt-1Zt-1)+δZt-1……C式
现将B式减C式,得到:
St-Et-1St=γ(Zt-Et-1Zt-1)+U。……D式
由此看出,如果风险中立,则D式左边表示:在t-1期签订一个按合理预期远期汇率(即Et-1St)买进外币的远期合同,然后在t期以St交割,并将该外币即期卖出所得到的收益。这种预期投资收益的大小由预期汇率Et-1St决定。在国际金融市场中也正是这个由预期远期汇率决定的投资收益决定国际资本的流向和规模,当不同投资者在同一时期的预期大致相同时,这时大量国际资本就将同时流入或流出一国金融市场,增加该国金融市场的动荡性。
2.对利率的预期影响国际金融市场的均衡
按利率平价理论,利率是国际资本流动的决定因素。“相对的利率在影响金融分配别重要,促使资金从利润率低的地区或部门流向利润率高的地区或部门。”按照欧文·费雪提出的费雪方程式r=I+π,名义利率等于实际利率I与预期通货膨胀率π之和。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可以将其分解为本国和外国两个方程式,分别为r=I+π和r*=I*+π*。
如果国际上的实际利率相同,即r=r*,那么,名义利率r和r*仅因预期的通货膨胀而有所不同,所以得r-r*=π-π*,与A式合并,得:π-π*-(Et+1-S)/S(F-Et+1)/S……E式
所以,国内外金融资产的收益率差(F-Et+1)/S由预期的通货膨胀率π-π*、预期未来即期汇率Et+1和即期汇率S共同决定。这种收益率差影响着国际金融市场的有效运行,其波动性成为国际金融风险的一个助长因素。
现实中,当利率和远期汇率有相同的到期期限时,两国利率的差距等于远期升水或贴水。远期汇率经常被看成是未来即期汇率的市场预测,利率差也大约等于即期汇率的预期变化。因为,一国利率高于他国利率时,预期高利率货币会对低利率货币贬值。由于各地的有效收益会趋于一致,因此,一国利率高于他国利率的唯一办法就是预期高利率货币贬值,有效收益率r+(F-S)/S要低于观察到的利率r,因为预期货币贬值,即F
另外,主观预期还有其他方面的表现,但是不是短期、直接的决定因素,而具有长期性。本文不作具体论述。
(二)交易成本机制分析
在国际金融市场中,投资的交易成本是买卖价差。买卖价差由二部分构成:第一是国内借款利率rB,国内投资收益率rL,国外借款利率rB*,国外投资收益率rL*四者之间构成的利率差。第二是外汇买卖价差。投资主体必须考虑利率差和外汇价差,以调整其资金投入方向及投资规模。这种交易成本是国际金融市场非均衡性的一个内生因素。
在rB≠rL≠rB*≠rL*的前提下,国际金融市场的投资有四种方式可供选择:
1借一单位本币(美元),投资于外国,再卖出远期外汇,最终得(1+rL*)。F/S美元,这时报酬率为F/S(1+rL*)-(1+rB),即[(1+rL*)、F-S(1+rB)]/S
2投资者作反向投资,此时报酬率为S(1+rL)-(1+rB*).F/S
3借款于本国而投资于外国,报酬率为rL-rB
4在外国借一定资金,投资于外国,报酬率为rL*-rB*
投资者对四种投资方式进行不同的效益比较,决定资金的投资方向。
以1和2的比较为例进行分析:
第一步,假设银行外汇买卖价差相同。
有[(1+rL*).F-S(1+rB*)]/SS(1+rL)-(1+RB*).F/S
移项得:[(F-S)/S][(1+rL*)+(1+rB*)][(rL+rB)-(rL*+rB*)]……(1)
第二步,假设投资者同时面临四种利差和买卖价差构成的交易成本。以Sa、Fa、Sb、Fb分别表示即期外汇和远期外汇的买价(ask)和卖价(bid)。那么(1)式将转换为:[Fb-Sa/Sa][(1+rL*)+(1+rB*)/(1+τ)](rL+rB)-(rL*+rB*)/(1+τ),其中τ=(Sa-Sb)/Sb
对其进行变形移项,得:FbSa[(1+rL)+(1+rB)]/[(1+rL*)+(1+rB*)/(1+τ)]……1.a
根据同样方法对其他五种投资选择进行比较,得出其余五种结果,分别是:
FbSa[(1+rL)/(1+rL*)]……2.a
FbSa[(1+rL)+(1+rB*)-(1+rL*)]/(1+rB*)……3.a
FbSb[(1+rB)/(1+rB*)]……4.a
FbSa[(1+rB)+(1+rL*)-(1+rB*)]/(1+rL*)……5.a
FbSb[(rL-rB)/(rL*-RB*)]……6.a
投资者可以对上述六种投资结果进行比较,取出最优解,作出投资选择,从而决定国际金融资金的流向和规模。而且两种价差引起不同投资方式的效益差别大小直接影响着资金流动的波动及幅度,导致国际金融市场的非均衡。
以S+a,S+b分别表示未来即期市场的外汇买价和卖价,以1.a式作为分析对象,并把它加上预期因素,列括号内容为M。如果S+b>Sa.M,或者S+b>Fa.M,即期资本流出,远期资本流入。如果S+a>Sb.M或者S+aFb.M,资本流动正好相反。
所以说,不同国家的存贷利率以及外汇的买卖差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和规模,当两者产生变动以及投资者对其变动的预期估计产生偏差时,就必然有大规模的不稳定性流动资金,当其波动幅度超过一个国家的经济承受能力和监管能力时,就有可能酝酿成金融风险。
(三)投机行为分析
国际金融投机主体经常以各种基金的合法身份出现,其资金具体表现为国际游资(HOTMONEY),投机行为的主要目的是利用非正常的投机手段,获得正常投资收益以外的资本利益。当投机基金非常庞大,达到对特定的汇市形成和汇率趋势基本控制的程度时,投机行为就会给金融市场产生直接冲击,导致一国金融市场风险的产生。
投机行为的基本特征是,市场参与者在预测到经济政策或诸如汇率和利率等经济变量不能维持时,突然进行大幅度的资产重组,“投机性冲击是在市场预测经济政策不一致时所作出的理性反应”,“不一定要将投机性冲击视为市场的反常行为,相反,它被看作是竞争性市场在预测到经济政策的不连续性后的典型反应”。投资者的大幅度资产重组还有其他原因,典型的有二种:第一,投资者为避免损失,在即期市场上卖出外汇;第二,投机者为获取利润,在远期市场中卖出外汇的空头头寸。
在投机活动的形成过程中,存在下列因果关系:基本经济因素的错位程度、收支衡的频率和严重性引起资本流量的增加,资本流量的增中引起投机活动量的增加。伴随着资本流量的增长,外汇需求规模扩大,不稳定性出现增强,发生动荡的事件的可能性也会增加。如果外汇具有作为一种理想资产的特征的话,那么,随着外汇价格越来越大的波动,从中投机的机会也将增加,只要投机主体存在,就会引起投机活动量的增加。
投机活动量对国际金融市场产生三个效应:第一,投机活动量的上升直接导致外汇需求规模和不稳定性的上升,金融动荡增加;第二,投机活动量的增加造成汇率没有稳定点或者基本走势不能独立于投机影响的状态;第三,金融机构在外汇交易活动中的投机行为大大增加。与传统银行业务获利性减少相联系,投机活动量的增加使金融机构的外汇业务重点越来越倾向于货币投机,随此重心的转移,外汇市场的任何波动更有可能引起投机性的买进和卖出,使金融市场的波动更加复杂化。
(四)市场因素
1.信息传递与预期因素
首先,信息制约了市场主体对汇率、利率或其他金融变量的预期。劳伦斯·科普兰认为,国际金融市场的特殊信息,即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新闻”,市场主体对新闻作出预测性反应。如果市场是有效的,那么,即期汇率St=-ρ(t-1)+ft+1+η(1+ε)-1.Σβk.(EtZt+k-Et-1Zt+k),(0<ρ<1,ε>0)。
由此可以看出,即期汇率由前一时期的远期汇率ft+1、目前到期的远期合同在当时签订确定的风险报酬-ρ(t-1)和关于对基本因素的所有未来值(即“新闻”因素的影响)三个部分组成。“新闻”作为市场主体预期之外偶然出现的事情而导致的随机误差因素,包括内生影响因素,如利率、通货膨胀等,也包括外生影响因素如政府宣告、地震等偶然因素。科普兰认为,基本变量中使人吃惊的成分能否解释汇率波动的百分比,取决于我们观察到的每周、每月或者季度资料,也取决于我们选择的货币和观察到的其他因素。“新闻”事件对汇率的影响有一定范围,“外汇市场对市场的反应不是取决于这些信息是‘好’还是‘坏’,而是取决于这些信息比预期是‘更好’还是‘更坏’,预期到的信息已包括在现在的市场汇率之中,汇率只对未预料的信息作出反应。”比如,当政府公布货币供给、贸易差额等统计数字之后,市场汇率的变化并不取决于这些数字本身的大小,而是取决于这些统计数字与人们预期之间的差额,只有这种“新闻”才会影响汇率的变化。
其次,“新闻”信息的滞后是金融风险的一个内生因素。“滞后”是指新闻变量的发生日期和实际公布日期之间缺乏同步性,市场主体不能对其资产进行合理的组合调整,导致滞后摩擦成本。这一点决定于国际金融市场中的投资主体对信息的反应灵敏度。
再次,信息约束还表现在市场的进入障碍。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奥德和威斯等认为:由于市场上信息不完全,有一部分投资者有可能被排除在金融市场之外。他们以国内信贷市场为例加以证明。假设有A和B两组投资者,其投资预期收益为Ra和Rb,由于A组的工作特点或银行掌握信息不完全,在银行看来,对A组进行贷款的预期收益Ea相对于Ra来说大打折扣。相反,银行对B组熟悉,而且B组的工作稳当,风险较小,因而在银行家眼中,对B组的贷款预期收益Eb有可能高于Rb。相对于B组而言,A组投资者可能被排除在借贷市场之外。国际金融市场,特别是在占重大比例的国际信贷市场中也存在、甚至更为严重的信息不充分问题,严重影响了国际借贷资本的流向和规模,加强了国际金融市场的不平衡性,容易引起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
2.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不足和交易约束
首先,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不足表现为金融投资主体的非完全自由交易。例如,在远期市场交易中,客户必须交纳一定的保证金,以保证远期市场交易人履行承诺。这笔保证金将使交易人承担机会成本,因为它不能被用来投资以取得收益。这种机会成本有碍于国际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正如劳伦斯·科普兰说:“国际货币市场均衡必须有充足的套利资金作为条件,换句话说,某个或更多的套利者可以利用自由资金以驱使相应的比率达到均衡”。
其次,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不足表现为金融工具的短缺。金融资产单一化使国际金融投资者无法达到分散风险的目的,一旦遇到风吹草动,加上主观预期,资产无法在国内金融工具之间进行转移,这时只有大规模地逃离本国市场,从而诱发金融风险。
金融市场的流动性越不足,金融资产转换的成本就越高。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只有汇率预测贬值的幅度更大才能抵消金融资产的转换成本,一旦在流动性不足的市场上售出大量金融资产,就会因供求关系导致市场价格下降,从而使国际金融市场严重失衡。例如1994年的印度尼西亚,外国投资者大约拥有上市股票的30%,占有交易量的70%以上,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失去信心,就出现了因流动性不足而找不到买主的现象,需要进行金融资产转换的投资者面临严重的“租金”分割,使其预期变得更坏。
3.金融市场垄断的存在有害于国际金融市场的运行
金融市场的垄断者往往拥有更充裕的信息和资金以及高明的投资或投机技术,操纵市场价格,获取垄断利润。在当前的国际外汇市场中,集中与垄断现象相当明显。根据英格兰银行1995年10月的一份调查,在伦敦外汇交易市场上,银行间的交易集中在少数大银行之间,前20家银行控制了整个伦敦汇市交易量的68%。金融市场主体的集中与垄断,人为操纵市场的行为,势必增加汇市的波动,酝酿金融市场的风险。
三、结论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加入WTO,金融国际化是必然的选择,但是完全开放一国的资本市场要有一个过程,这里是指国际收支的资本项目实行自由化。原因在于我国金融市场在交易制度和监管体制上还不完善,市场信息传递不畅、金融工具短缺,投机操纵行为等非法现象还比较严重,在此情况下,对几万亿美元的巨额国际游资“开绿灯”,无异于“引狼入室”。东南亚国家为我们提供了教训,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过早地开放了国内资本市场,加上金融市场管理混乱,为投机者提供了大量的条件和机会。世界银行经济顾问穆斯地塔法·纳布利说得好:“一个国家应该寻求国内金融体系及资本帐户的自由化,但进行这些改革的时机选择和次序安排对于最大限度地减少危机和风险是关键。”
（一）草原文化资源的概念
相对于文化产业开发意义而言，文化资源可以被定义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内以原生态存在的、等待开发与利用的、有市场增值潜能的所有文化成果与文化形态。文化资源不是产品，不是商品，也不是产业，仅仅是可供开发，或可能具有开发潜力的物质或非物质性文化存在。也就是说，文化成果和文化形态如果只是静态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只是历史的遗留物，那就只能称之为文化遗产。而只有当这些文化存在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和社会活动及社会发展目标联系在一起时，才能称之为文化资源。草原文化资源就是生活在内蒙古大草原上的草原民族自有史以来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的总和，是内蒙古民族文化产业可开发利用的对象，是内蒙古未来文化发展的基础。草原民族的文化积累和文化创造不是今天才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而是自古就有，但将其视为资源，却是当今经济发展的结果。
（二）草原文化资源的性质
地域性。坚实的草原民族文化根基形成了草原地域文化的独特个性和世界差异性，体现了不可替代的地域特色优势。因此，草原文化资源才能成为内蒙古民族文化认同的标志。面对文化全球化大潮，草原民族既要展示自己独特的文化个性，又要倡导高于本族群人文观的文化导向；既要保持草原文化的独特魅力，又要发挥草原文化旺盛的生命力；既要让草原文化走向世界，也要为世界文化的多元发展作出贡献。
历史性。草原文化资源也是个时间概念，体现草原文化的原始性和历史迁延。那些与草原历史发展相生相伴的文化资源是草原历史的见证，博大精深的文化意蕴丰富，启迪、熏陶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引发着人们对民族历史的追怀和对草原未来的期待。文化地产理念是将历史文化资源与现代文化产业结合起来，在对历史文化风貌进行全面保护的基础上同新城市功能完美结合、功能完善、空间互动，从而形成良性发展态势。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地产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
功利性。草原文化资源是针对民族文化产业而产生的概念，因此具有相对性或目的性，也可称之为功利性。这种功利性要求开发者与时俱进，探求文化受众的文化审美意识、文化诉求点和文化市场的卖点，积极营造现代市场经济文化氛围，借助草原文化的深厚内涵重塑现代风尚，重铸现代城市的文化精神，让草原文化与时尚理念有机结合，水融，提炼出符合现代人审美的文化创意，提升现代草原都市的文化品位。
所以，草原文化资源的开发需要从地域性、历史性、功利性三个维度来把握。
二、草原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的环节
按照市场规律，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开发需要以下几个环节，一是智能转化的两个环节：文化资源的认知环节、创意环节；二是经济转化的六个环节：投资环节、制作环节、流通环节、服务环节、产品安全保护环节和延伸环节。
(一)智能转化环节
一是文化资源的认知环节。即在地域范围内通过全面普查摸清到底有什么文化遗存和文化形态可以作为文化资源来开发。调查内容包括：文化资源的名称、详细文化内涵、文化价值、存量、分布区域、时代、规模、保存状态、环境现状以及拥有者、使用者等等状况。文化产业是内容产业，文化资源的文化内涵和价值是决定文化产品形式、品位、级别和生命力的重要因素，保证文化产品的文化含量。这个环节就是为文化产业提业内容，是基础环节，也是最重要的环节，为文化产业解决拿什么来做文章的问题。
二是创意环节。即赋予文化资源以现代思维和畅想，通过增强互相依赖、整合的方法赋予其生存能力，为静态的文化资源注入活态的当代因素，让文化资源与当代人的精神生活形成相互接纳、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增加其市场需求。这个过程，就好比是为艺术素材进行艺术创作的过程，看似起始环节，解决的却是终端问题。它依靠借鉴国际文化生产的先进经验，进行富有创意的开掘，提炼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有时代特点、有影响力、市场占有率高的文化创意，以提高文化产品在国际国内市场上的品位，进而提升整体文化发展水平，增强文化输出能力。通过具体的创意方式将文化资源的文化内涵物质化。这个环节最难，也最关键，为文化产业解决做什么样的文章的问题。
(二)经济转化环节
一是投资环节。为文化资源注入资本，包括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技术力量和信息的投入。投资的规模、速度、结构和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文化产品的资本含量，决定着文化经济发展的规模、速度、结构和数量以及总体水平。投资环节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源泉，保证文化生产力的最终形成。
二是制作环节。这是一个实践的环节，通过技术手段赋予其产品属性，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既具备物质的依托方式，又具备文化符号象征意义的文化产品。这一环节决定文化产品的技术含量，特殊技术的使用是实现并保证文化产品物质转化的关键，为文化产业解决如何做文章的问题。
三是流通环节。是文化的商品化过程。通过广告宣传扩大文化产品影响力、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通过销售策划使文化产品进入交换过程；通过流通进入消费领域，成为一种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商品；通过文化消费转换成经济资本的收益，实现文化产业的利益追求。这是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的根本目标。
四是服务环节。是针对文化产品的特殊属性而言的，有些文化产品属服务形态。这类产品与生产过程不能分离，需要服务环节才能最终完成，消费者对此类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就是文化服务产品的服务过程。文化服务包括文化娱乐服务、文化咨询服务、文化展演服务、文化讲解服务等。
五是产品安全保护环节。文化产品因其创意内容和特殊技术制造而形成知识产权，主要指用印刷技术、数字技术等信息手段，将文化内涵物化为图书、期刊、音像制品、影视出版物、商标、外观造型设计等数字化文化产品所形成的专利；利用其他更广泛的工业技术手段将分解了的文化元素物化在其他产品上的文化符号所形成的专利。相关保护权益包括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专营权等。产品安全保护的根本目的是保证资本投入及利润赢取的安全性。
六是延伸环节。是文化产业扩大再生产的环节，促进产业链的形成。文化产业根据文化资源特点创造出相关文化符号，利用特殊技术和艺术手段将其中的经济文化因子进行再加工和再创造，制造出文化衍生产品；或在其他产业渗透，促进文化附加值的提升，形成其他物质生产领域的衍生形式。延伸环节能保证文化资源被充分利用，保证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民族文化产业化开发过程存在的问题
(一)民族文化产业主体缺失，职责不清
文化产业的各个环节需要负责智能转化的创意主体、负责资金投入的投资主体和负责制作销售服务的制作主体。目前，这三个主体的内在联系不很紧密：掌握文化资源认知并具有创意能力的创意主体是学术力量，包括学院、研究院、艺术团体等，但因为没有形成行业规范，学术力量也只是各有所知；投资主体主要还是政府，在长期形成的观念和体制的影响下，导致文化产业并不是严格按照市场规律来运行；制作主体是企业，它们拥有技术力量和设备。然而，三大毫不相干的主体力量难以实现文化资源、资金和技术的协调配置，造成民族文化产业主体缺失，职责不清。
市场经济规律下民族文化产业开发的市场主体应该是文化产业集团，即文化企业。构成文化企业独特价值链的基本要素是：文化资源的判断和选择，文化市场的系统知识，文化资源的开发技术，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分销体系，以及整个产业开发过程的管理和控制等，这些基本要素决定着文化企业的竞争优势。所以，文化企业的职责应该是选择、评论、有效开发和管理文化资源，筹集资本、募集人才、寻找相关技术，为文化市场提供有竞争力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并且要自担风险、自负盈亏。
明确文化产业开发的主体和职责，会涉及两个问题：一是体制。即文化体制改革，涉及文化生产、文化流通、文化组织、文化结构、文化分配、文化权利等方面，既包括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区分，又包括对原有文化利益格局的调整。二是人才。民族文化产业需要既掌握文化资源的内涵和价值并具有开发智慧和创意才能，又掌握市场经济规律的专业人才。我区从2005年起在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开始开设了文化艺术管理专业和内蒙古文化资源课程，强化培养相关专业人才。
(二)民族文化产业重技术利用，轻资源开发
当文化产业日益受到重视时，许多地方投入大量资金建立了文化产业园区，但建成后大多闲置，没有正常运营。原因在于重技术开发，而缺乏资源利用。另外，一些文化产业虽然也想把握先机拓展自己的发展空间，但大多只重视技术手段的开发，而少注目于文化资源的开发。以动漫产业为例，注重的只是动漫的虚拟性、幻动性、场景设计、分镜头设计、原动画设计等技术开发，而忽视了内容这个根本。
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智能转化的两个环节没有被纳入到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来，创意主体没有进入市场运作环节，市场对文化资源的配置未发挥出来。
从根本上讲，文化消费买的是文化含量的单。文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能为消费者带来蕴含独有技能和技术的文化符号，是持续开发新产品和拓展市场的特殊性。文化产业的竞争力主要取决于文化企业对文化资源的认识和转化赋形能力，而文化企业发掘文化资源市场价值、捕捉商机的前提是：正确理解、评估、整理特定文化资源，并升华、转化或再赋形文化资源。
(三)文化资源价值标准化评估研究范式须重构
文化资源价值评估工作是文化资源产业开发一项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工作。但文化资源价值评估的量化标准虽肯定了文化资源及其价值的客观性，却忽视了从文化存在到文化资源的智能转化过程中主观创意的重要作用。应该认识到与自然资源的资源品相测定不同，文化资源价值的评估必须既注重文化资源价值的客观性，又重视文化资源智能转化过程中的主观性。
客观性方面包括文化资源普遍意义上的社会文化价值、科学价值、社会伦理和宗教价值、艺术价值以及市场经济价值。这些可以标准量化。
主观性方面指主观创意赋予文化资源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即创意价值。这是无法用固定的标准来量化的。文化资源价值的最终实现依靠高明的文化创意，还必须与受众的心理共鸣相契合，牵涉到文化消费者的文化偏好、文化欲求、文化信仰和价值观、审美观等等。所以，因创意主体的不同，因创作主体的关注度、立足点、视角及应用等的不同，文化资源会呈现千差万别的价值体系。创意价值才是文化资源开发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价值体现，需要以人为本充分尊重和利用人的个人意志和创造力。
四、可资利用的草原文化资源种属
草原文化资源内容丰富，时空跨度大，研究任务艰巨，对它的整体梳理，不是短时间能完成的，应该持续补充。基本原则是由众所周知到不为所知、由浅入深、由表及里。
(一)意识形态文化资源
草原民族的意识形态文化元素，主要包括草原文化的核心理念(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及其表现，具体指草原民族的自然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还有草原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
(二)历史文化资源
即草原民族的文化发展脉络。北方草原从公元前6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先后孕育了原始农耕和游牧两个子文化系列，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发展脉络；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过众多民族，他们的文化脉络以及其中的人物和事件均可作为文化资源进行开发。
(三)物质文化资源
包括：文物：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建筑物、碑雕和碑画，具有考古性质的成分或结构、铭文、窟洞以及联合体；建筑群：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立或连接的建筑群；遗址：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工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
(四)非物质文化资源
指被各群体、团体以及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包括：口头传说和表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包括：民间文学11项；民间音乐22项；民间舞蹈12项；传统戏剧5项；曲艺5项；杂技与竞技16项；民间美术7项；传统手工技艺12项；传统医药4项；民俗46项。第二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共115人。
中国是法制文明发达很早的国家，司法文明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中国古代司法并没有完全摆脱天道观与神权法的影响，但包含司法在内的整个法律活动应当以人为本的思想很早就产生了。
西周时期确立的“明德慎罚”思想，是德治理论在司法中的集中体现，这一原则要求司法官员应当谨慎地审判案件和适用刑罚，而适用刑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促进道德教化。春秋时期，政局与社会经历了大动荡，司法理论与实践中的人文精神内容也得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儒家阐发的“仁政”思想为立法和司法提供了人道主义的基本原则。
中国古代司法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司法原则与制度：司法深受伦理道德约束，体现了中华法系法、理（伦理）、情（国情、社情、人情）结合的特点，伦理道德尤其是家族伦理道德成为中国古代法律重点保障的对象；在总结大量司法实践经验与研究犯罪者心理变化的基础上，形成“五听”的审判方法，表明司法者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主观擅断，是中国古代司法人文精神的一个具体表现；根据矜恤老幼妇残的司法原则，对儿童、老人等犯罪行为人，可减免其刑事责任，这种根据法律主体的行为能力来确定其法律责任的做法具有科学的一面；而隋唐法律创立的死刑复奏制度反映了统治者爱惜民命、谨慎对待死刑的司法观念，为后世律法所沿袭。司法中体现人文精神的内容日益丰富。
自汉代以来，人本主义的法律文化日趋成熟，其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有助于缓和社会矛盾，改善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是出现盛世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由于君主专制国家对个人权利的压制与侵害，加之影响中国古代司法至为深远的儒家理论对专制王权的辩护、对团体本位和义务本位的宣扬，使得以人为本原则与制度在司法中难以真正与持久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重新探讨与审视中国古代司法中的人文精神，可以让传统中的积极因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得以继承与发扬。
（摘自《法商研究》，2013年第2期，第154-160页。）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教授[100088]）
民族唱法，广义的讲是指整个中华民族的唱法，它包括中国的戏曲、曲艺、山歌、小调和少数民族的民歌如彝族的“海菜腔”，蒙古长调“若古拉”，藏族的“园真”，蒙古的“呼麦”等等的唱法，这些中华各民族特有的演唱方法，是中国民族声乐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民族声乐的重要标志。狭义的讲就是现今在声乐领域占主流地位的音乐艺术院校所采用的学院派的民族唱法。这里介绍的民族唱法的发展历程是指学院派的民族唱法。民族唱法的产生是与民族歌剧的诞生和发展密切相关。民族歌剧《白毛女》中男中音杨白劳演唱的《十里风雪》现已成为男中音演唱的经典作品。早期的民族歌剧中的女中音歌曲对声部的音区、音色特色的挖掘不够深入，而且这些男、女中音演唱者的演唱方法，照搬“美声学派”的痕迹较为明显，并没有从真正的意义上解决男、女中音民族化问题，所以中国的民族声乐仍是高音歌手为主。这种状况的形成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历史的原因，自古以来中国女性歌手就多于男性，群众性的歌唱参与者同样是女性多于男性，其次在发声方法方面，男声经验的积累不如女声丰厚。再次是生理的原因，众所周知，男性在变声期以后，声带的长度、宽度、厚度都有较大的变化，音色也由纤细、明亮的童声变为浑厚、宏亮的成熟男声，致使男歌手在发声时从胸声区到头声区不易衔接，歌者要么根本唱不上去而声嘶力竭地喊叫，要么真假声脱节，以至于音色难以统一。再次是审美的原因。中国传统的声乐艺术特别讲究“以情带声”，加之汉语的吐字发音较为复杂，所以，传统声乐对声音技巧的要求并不十分严格，而主要以追求个性化的声音来以情感人。
所谓“学院派的民族唱法”，其发展过程，大致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始于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代表人物有黄虹、鞠秀芳、郭颂、何继光等人。一批具有民族风格特色的歌剧如《小二黑结婚》、《海霞》、《草原之歌》、《红湖赤卫队》、《红珊瑚》、《江姐》、《刘胡兰》、《柯山红日》、《刘三姐》等优秀作品的问世，为他们的声乐实践提供了条件，以她们的唱法为基础，渐渐形成了“民族唱法”的演唱体系。其基本特征大致表现在以下方面：使用大本嗓演唱全音域；使用“直”的声音，而不用携带均匀颤音的声音；以使用明亮、甜美的音色为主；重视向戏曲、曲艺艺术的学习和借鉴，强调每个演员至少学会一种戏曲或曲艺唱法；演唱的曲目基本都是民歌，或经过改编的民歌，或有很强民族风格的创作歌曲，基本不唱外国歌曲。不足之处是演唱曲目范围偏狭，演唱的发声技能水平欠佳，较难以适应时代的要求。第二个时期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代表人物有朱逢博、李谷一、德德玛、等人。表现出以下特点：对戏曲和曲艺演唱艺术的学习都有着自己的经历和积累；演唱音域不再用大本嗓演唱全音域，而是使用一种真假声混合的声音；借鉴一些通俗唱法的演唱技巧，演唱贴近大众。不足之处演唱作品风格相对单一，声音缺乏驾驭大型唱段所需的戏剧性。第三时期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代表人物有、宋祖英、张也、董文华等。表现出以下特点：高、中、低三个音区相对统一，音域更为宽广；合理借鉴和使用“Vibrato”发声技巧；音色拥有更多的变化；以演唱多种风格的曲目为追求目标，适当演唱“美歌学派”歌曲；音乐表现力增强，能够适应多种风格作品对声音的要求。不足之处是声音、风格个性特点减弱。第四时期：从21世纪，至今。代表人物吴碧霞、雷佳等人。表现出以下特点：没有戏曲、曲艺的演唱经历，较早接受音乐学院的专业声乐教育；大量使用“Vibrato”发声技巧；音乐基本功扎实，艺术视野开阔，追求时尚；演唱作品更为丰富多样，风格把握准确到位，真正实现了中西合璧。不足之处是由于没有亲历的民族声乐演唱体验，缺乏深层次的、融入精血之中的民族情感；声音共性多，转换方便，但缺乏个性，特别是地方特色。从“学院派的民族唱法”的发展来看，是美声唱法在中国传播的结果，是中西结合产物，随着它西洋化的程度的逐渐加深，也导致民族特性的缺失。因此，后来人们叫这种唱法为“美声化民族唱法”。
二、多元化民族声乐流派的形成，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美声化的民族唱法”的民族声乐演唱方法，是我国声乐教育发展取得的一大成果，是我国声乐演唱的一大流派。如：《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岩口滴水》、《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歌剧选段《清粼粼的水来蓝莹莹的天》等一大批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歌曲，这些作品旋律的运腔方面采用民族的风格，在气息的支持、呼吸、共鸣、高音关闭掩盖都达到与美声唱法一致的效果，这就是“美声化的民族唱法”。由于媒体的宣传和一些声乐界人士的大力推崇，这种唱法被当作是当今中国最科学的民族唱法，从而导致中国民族声乐舞台仿效效应的产生，继而形成民族声乐舞台主流的局面。艺术最忌讳的就是雷同，中国的民族唱法也应该呈现多种流派的共存的局面才符合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被世界公认的最科学的“美声唱法”在不同的时期都有多个流派产生。早在19世纪后期，就出现了四大美声歌唱流派：杜鲁雷学派，加尔西亚父子歌唱学派，尚•德•雷斯克学派与兰培尔蒂父子学派。通过他们声情并茂的演唱和舞台实践把美声歌唱学派的精华一一展现在世人面前，为人类声乐艺术的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还有中国的京剧，京剧到现在已经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了。京剧的行当全面、表演成熟、气势宏美，在它形成后的每一个时代，都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表演艺术家和著名的演员。京剧的表演流派很多，比如有“四大名旦”中梅兰芳的梅派、程砚秋的程派、尚小云的尚派、荀慧生的荀派，唱老生的演员中有谭鑫培的谭派、余叔岩的余派、周信芳的（麒麟童)麒振、马连良的马派、杨宝森的杨派、奚啸伯的奚派，唱花脸的有裘盛戎的裘派、袁世海的袁派等等。“外国人就把京剧叫作中国歌剧”。从这些已获得的成功，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演唱流派来看，不管是美声唱法流派，还是中国戏曲流派，他们的唱法都各具特点，并不完全相同。现今近30年来，中国声乐界一直用“西洋的发声”加上“戏曲”吐字来培养声乐学生，形成现今的“美声的民族唱法”。近年一些声乐专家指出：“相当一段时间以来，那种‘美声民歌’唱法占据了中国民歌、主要是女声民歌的主流地位，为拔高音而影响情感表达的现象屡见不鲜，而这似乎是‘民歌不兴’的主要原因。”这种学院式的理想化的民族声乐艺术，有人认为这种所谓的科学方法——“美声学派”的发声方法，民族声乐艺术就能与世界、与国际接轨，在一些声乐人的观念里，所谓的“世界和国际”接轨的观点是缺乏深思熟虑的，其后果是使民族声乐的文化属性严重偏离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使民族声乐的文化特质、民族特性遭受极大的破坏。如果按照“民族唱法”这种单一的发展模式发展中国的民族音乐，必然使中国所特有的戏曲、曲艺、民间音乐中的一些特殊的发声技巧、民族的音乐元素丧失。所以，应积极推进多元化民族声乐流派的形成，让更多的“民族声乐流派”发展起来，从而改变我国的民族声乐舞台单一化的局面。
三、原生态民歌唱法和戏曲唱法是多元化民族声乐流派形成的源泉
中国真正的“民族唱法”存在于原生态地方民歌中。原生态地方民歌的在中央电视台的出现，引起了很多音乐界人士的关注，其实，现在所说的“原生态唱法”也就是“民族民间唱法”。随着中国对自己本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深入，许多声乐专家又重新认识到中国的原生态民歌并不是完全运用“大本嗓”演唱，这样的理解是对原生态民歌不了解造成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的民歌中，的确有一些是使用“大本嗓”来演唱，没有很多的歌唱技巧，但是有很大一部分民歌有自己的独特的发声技巧。以历年的青歌赛原生态组的表现为例，彝族的地方民歌手在演唱海菜腔时能够在高音上利用循环换气唱出约20秒的长拖音，而且在高、中、低音区演唱过渡自然，还有土家族的男声也能唱出明亮、通畅、穿透力强的highC以上的长高音，其他的还有委婉、秀丽的壮族嘹歌，悠扬的蒙古长调，高亢、明亮的藏族山歌等等，这些别具特色的原生态民歌在青歌赛上的展现都给评委和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这说明原生态演唱的歌唱技巧并不亚于音乐学院的“美声民族唱法”，这些唱法也是中国的民族唱法，他们所展现出来的别样魅力，正激励着音乐界人士去发掘、探索。中国真正的“民族唱法”也存在于戏曲中。众所周知，我国地域广阔，各地都有自己的地方语言，因此历来是“字同形，书同文，但语不同音”。也正是这各种各样的方言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地方戏曲。戏曲通常是在乡俚小调、说唱艺术等民间艺术发展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很自然地吸收了所在地域的语言特点，戏曲的这一特点，使它成为民间艺术的“活字典”。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各民族地区的戏曲剧种，约有三百六十多种。由于京剧比较普及，加上它本身在声乐上的成就，足以说明它的科学性。对任何剧种来说，唱腔都是最重要的艺术手段，通过唱腔所树立的音乐形象也是最动人的。京剧的唱法讲“五音四声，要讲反切发音，要讲平仄韵律”，这些都是前人留给我们的珍贵的艺术财富，是创新改革的捷径。由于戏曲要讲以字发声，强调字音的反切，以梅兰芳先生的话讲，就是要字清，音纯，腔圆，板正。因此戏曲演员在演唱时的发声部位比一般歌唱演员的发音部位要靠前一些，不像歌唱演员那样从喉部的后部发音。戏曲在演唱时，还特别要强调吐字有力，在强调唱腔的力度时总是把字和唱腔结合起来，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唇、齿、舌、牙、喉五音。如果演唱戏曲时还像歌唱家那样从喉部的后部发音，自然是五音不准，也就没有戏曲的韵味了。
拿中国京剧的发声方法与西洋唱法相比较来说，“京剧的女生在花旦和老旦用嗓方面有原则上的区别，老旦用真声，到高音区转半真声，从生理上说和男声发音生理状态基本上是一致的，而花旦唱法则是以半假声和假声为基点的唱法，这种唱法又和西洋唱法的女声相似，不同的是京剧花旦唱法用“头共鸣”，不用“胸共鸣”，而传统美声的女生则头、胸共鸣一起用。”实践证明，京剧的十六字决“气行于背，气贯于顶，勾住眉心，脑后摘筋”也可以适用于美声教学，这些都说明，意大利的美声发声方法与京剧的发声方法在原理上基本是一致的。实际上，美声唱法也是发源于意大利的民族民间唱法，只是它在发展的过程中得到全世界的认可，后来又被推崇为世界上最为科学的声乐演唱方法，因此被全世界人们争相学习模仿。在中国也不缺少这样优秀的唱法，只不过我们没有把目光聚焦在他们身上，沈湘也曾说：“只有不科学的人，没有不科学的剧种”。中国戏曲在实践上已有自己一套完整的体系，需要的是加以系统的分析和总结，以实现从“知其然”向“知其所以然”的飞跃。面对当今中国乐坛的流行唱法占主流，民族唱法占很少比例，美声少有人问津的情况下，中国的戏曲、传统民歌根植于本民族土壤，顽强的在现代与传统的夹缝中寻找生存的空间。纵观历史，从古至今，一般具有浓郁民族特征的音乐，都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在不同的时期都能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比如高山流水、广陵散这类古曲绝对是民间音乐，也在当时的皇室以及群众中非常流行。再看近代的，如红灯记、沙家浜这些样板戏，也曾经流行一时。80年代末在广东福建一带最先流行起来的一种通俗歌曲叫做岭南乐派，比如“万水千山总是情”、“月亮代表我的心”等等，虽然融入了欧美文化的一些配乐方法，大众都能理解，因为其中最大的元素还是具有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再看如今，周杰伦、陶哲、王力宏等一批年轻的音乐人，更是认识到了歌曲民族性的重要，即使是一些说唱、摇滚之类的音乐形式，内容却还是具有民族特征的。美声唱法本来就是舶来品，以美声的歌唱技巧演唱着我们不熟悉音乐旋律，又加上大多以意、德、俄等外语演唱，很少有人听得懂，就更谈不上欣赏、传唱和流行了。
从听众的角度来探讨，中国还有一大部分人没有找到自己喜欢的音乐。如果我们的民歌演唱的是本民族熟悉的旋律，用自己的语言演唱，运用自己本民族的独特发声技巧，这样的民歌将会很容易被传唱，也更容易被普通的广大群众所接受。原生态的民歌手，如唱西北民歌的阿宝、朝鲜族的卞英花、苗族的阿幼朵、侗族大歌组合能在全国走红，而且频繁活跃于各大电视媒体这说明原生态的民歌有着广大观众群体。因此，中国真正的“民族唱法”存在于戏曲中，存在于原生态的地方民歌中，在民族声乐的演唱与教学领域，也应在掌握基本的演唱方法的基础上注重演唱风格的创新与发展，使学生掌握对于不同风格的作品作出发声技术的局部调整，而不是把声音固定到某一种声音模式中去。在发展和继承民族音乐的时候应更多的考虑到风格、特点的问题，技巧的完善也应更重视中国戏曲、曲艺，中国民间音乐中的演唱技巧，而不是舍本逐末的去追求美声的发声方法和结合一点中国戏曲中的咬字的特点，这不利于中国的民族声乐的继承和发展。
关键词:政府管制 传媒 文化
意识形态管制阻碍了中国传媒的发展广度
管制意为以法律、规章、政策、制度来加以控制和约束。传媒管制是政府通过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等对传媒发展进行规范的总称。对于传媒而言,意识形态管制是最常见的政府规制。
一般认为,传媒是通过大众传播展开的。沙莲香在《传播学》一书中对大众传播的界定是:特定的社会集团通过文字(报纸、杂志、书籍)、电波(广播、电视)、电影等大众传播媒介,以图像、符号等形式,向不特定多数人表达和传递信息的过程。当然,现在的大众媒介还应包括网络。所谓大众传媒可以从三方面来理解:一是从传媒所制造和传播的内容方面;二是从作为人类创造器物的媒介本身方面;三是从传媒的媒介机构方面。在完全传媒自由的国家,这三个方面的关系是:媒介机构根据自身的经济利益和价值取向决定以何种媒介去制造和传播文化与信息。也就是说,传媒主体应当具有独立性和相对稳定性以及自由性,其主体身份和角色一般不能轻易被取代。但事实上,经常出现经济传播者的主体身份被政治性的传播者所取代的现象,即只要政府站出来发言,媒介机构便会发生角色转换――由原来的传播者变为单纯的被传播者和听众或观众,此时的政府则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传播主体,实施着对传播过程、传播内容及传播数量的多重控制。政府对事业性媒介机构的这种意识形态控制影响了传媒的进一步发展。这是中国传媒缺乏个性化的“中国特色”进而制约其发展广度的主要原因。
各国政府对传媒的意识形态控制,并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现象,而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非常时期尤其如此,就连美国这样以新闻自由自诩的国家也不例外。例如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美国采取的是由军方代表政府统一报道口径、统一新闻的做法。在日本,有近八成的政治信息和近三成的经济信息来源于记者俱乐部,而记者俱乐部是政府控制传媒的“闸门”。但美、日等发达国家的政府对传媒的控制不但没有抑制传媒的发展,反而使他们的传媒走向国际市场,这表明那些国家的政府对传媒的控制是恰当的,至少是没有妨碍经营性传媒的成长与扩张。任何国家的任何企业的经营都要受到政府的管制,都不能超越法律和行业规范设定的范围和标准而随心所欲地经营。但问题并不在于企业或产业有没有或者应不应该有来自政府设置的,而是这些所谓的或管制设置得合不合理,是促进还是妨碍了企业或产业的正常发展。
当中国政府发现其在控制媒体方面的不当之处后,也提出了《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这是中国政府在传媒领域进行市场化改革过程中诞生的重要文件。《意见》指出,要强化以电视为龙头和支柱的优势产业,实现电视产业经营的转型;振兴广播、电影、动画等弱势产业;发展新兴产业,改造传统产业,重视高新产业。尤其重要的是,我国根据《意见》开始有意识地区别广播影视公益性事业与经营性产业,这是中国政府要适当控制传媒的有益探索;开始积极主动地按照现代产权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深化经营性传媒体制的机制改革,这是中国政府欲打造具有独立性、相对自由性、稳定性的媒介机构的初步尝试。
差异化传播政策影响了中国传媒的发展深度
政府对传媒的控制还通过传播政策来实现。我国政府制定的新闻传播政策是:中央电视台拥有中央媒体的传播职权,同时,只给地方电视台的卫星电视频道以地方媒体的传媒职权。这是明显的差异化传播政策。这种政策的实施,不仅浪费了信息资源,重置了地方电视台之间的信息资源(地方电视台频道专业化程度低),而且固化了地方电视台的传媒层次,使地方媒体从业人员的传媒观念、传媒思维、传媒技能只能在地方媒体的水平上徘徊,还使地方电视台始终生活在中央电视台的阴影之中,这样便日益拉大了本已有差距的中央媒体与地方媒体之间的距离,特别是导致了地方传媒之间的浅层次重复问题的暴露,这是中国传媒发展深度不够的突出表现。
市场的真谛在于平等竞争。如果这些电视台被人为地划分为“国家级”、“省级”和“地市级”,就表明不同级别的电视台在资源的占有和使用上已出现事实上的“不平等”。这样一来,中央电视台与各省级电视台在市场上的平等竞争又怎能进行?既然政府没有为它们之间的平等竞争创造条件,那么资源又何以能被优化和高效利用呢?又怎能实现优胜劣汰呢?令人遗憾的是,政府仍在实施差异化传播政策。例如,中国加入WTO后,政府从其他方面因素考虑,决定只允许境外部分卫星频道节目在广东落户,这也许是有道理的。但这样做又进一步强化了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之间的传媒产业发展差距。为什么不可以考虑让西部优先享用国际卫星电视节目等信息资源呢?只有给予西部电视台与中央台同等的新闻传播政策,西部的传媒产业才有可能赶上并超过国内业界的最高水平,并在此基础上走向世界。否则,整合中国传媒产业就是一句空话。
行政化整合传媒集团降低了中国传媒的发展速度
谈到整合中国传媒,组建传媒集团无疑是一种好办法,但是政府对传媒集团同样存在这样那样的行政性管制。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有三项政策的出台改变了新闻传媒运作的政治经济环境,即中止政府对新闻媒介单位的财政拨款或其他形式的财政补贴,恢复广告和重新建立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新闻出版总署是中国传媒的政府管理层代表,报社、电视公司、网络中心等是新闻媒介单位。当政府停止对新闻媒介单位财政拨款时,资本持有者则持观望态度等待政策允许后的机会进入传媒产业,而传媒产业本身也希望有资本持有方的支持,以完成其从报业到电视再到网络等的跨媒体经营以及从传媒产业到非传媒产业的跨行业经营。虽然中国证监会新版《上市公司和行业分类指引》中已将传播与文化产业定义为上市公司13个基本产业门类之一,但是业外资本与传媒产业的公开结合并上市仍然受到来自政府的限制。对于政府管理层而言,他们既想推动传媒的跨媒体、跨行业经营,又恐怕传媒为了经济利益而迷失政治方向;对于传媒本身,经营单位希望政府给予更宽松的政策,使其朝着市场化、一体化、集团化方向前进;至于资本持有者,当然希望进入传媒的渠道越来越畅通。事实也是如此,北京青年报社社长张延平就曾公开地表示:“我们想做传媒集团”,“我们不做第40家报业集团”。为了打造传媒集团,北京青年报制定了“三跨”战略:一是跨媒体找准机会介入电视领域,二是跨地区在境内外寻求品牌、资本合作;三是跨行业涉足文化、体育、教育领域。看来,中国传媒走向跨媒体、跨行业的趋势已成潮流,政府所应做的是如何使传媒走向跨媒体、跨行业的市场化过程变得有序。
中国传媒的集团化表明它想向“大而强”的方向前进。但是,目前却呈现出“大”而“不强”的市场绩效。原因在于,中国传媒的集团化大多是在行政意志允许或支配下而进行的,是在发展尚未成熟到实现规模化价值链接程度时而进行的。这就导致把集团的成立搞成“翻牌公司”,只在表面进行简单的组合,而未发生传媒资源整合与传媒集团经营模式的根本性变革。经营模式的变革必须在政府管理体制发生变革之后才能顺利进行,而报业集团化过程中经营模式难以改变的原因恰恰是源于报业多头管理、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尚未变革。在报业行政主管部门追求控制权收益最大化的情况下,中国报业的集团化处于这样一种处境:在报业系统内部,纵向跨地区办报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约束,横向涉足其他媒介又会遇到行业壁垒。即使在中央行政权威下勉强组建了许多跨地区、跨媒介、跨级别的报业集团,也只能视为简单联合,因为报业对地方党政系统的依附关系和地方保护主义以及抑制报业公平竞争的行业壁垒等障碍并未清除,所以这些报业集团的内部资源整合能力会被弱化,其抵御外国传媒集团风险的能力也将弱化。
另外,影响中国传媒集团市场绩效的另一个原因是企业的性质不明确。无论是报业集团,还是广播影视集团,抑或是出版集团,它们都是在同级党委宣传部和广电局的指导与允许下成立的,这些行政管理部门自身就是传媒集团老板。众所周知,传媒集团只能是企业单位,不是事业单位。当这些传媒集团之间或本国传媒集团与国际传媒集团发生经济往来与经济纠纷时,我国传媒集团的身份――到底是事业单位,还是企业法人,便难以说清楚。中国传媒集团身份的两栖性无疑会降低传媒的市场化发展速度。
同质化竞争削弱了中国传媒的发展实力
对于任何一个行业来说,分化与重组是其必然的命运。中国的传媒产业也不例外。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传媒业的重组也日渐兴盛。但中国的传媒业重组却带来了同质化竞争问题。传媒企业(集团)的同质化竞争问题主要是指我国的同类媒体缺乏对市场的差异化细分。以平面媒体报业为例,一个省会城市的都市报有七八种之多。这些报纸报道的内容同一或相似,报道的角度相差无几,板块、栏目的设计大同小异。当单个平面媒体的同质化竞争达到一定程度时,人们为了提高竞争力,便开始组建报业集团。如果单个平面媒体在没有找准市场定位的情况下,就仓促组建报业集团以期增强自身的竞争力,那么,同质化竞争同样会发生在差异化程度较低的报业集团之间。
进一步研究发现,发生在中国媒体之间的同质化竞争是由于政府管制下公共媒体与商业媒体的模糊化报道视点造成的。所谓模糊化报道视点有这样两层含义:一是指商业媒体(非官方媒体)在报道内容、报道角度、报道深度等报道视点方面对公共媒体(官方媒体)的模仿,即没有区别于官方媒体报道视点方面的新报道视点。原因很简单,非官方媒体没有对国内、国际重大新闻事件、关系到公众利益的公共政策形成过程、运行绩效等的报道权,而这些商业媒体又想对这些方面进行报道,于是,只能复制官方媒体的报道内容。这样,那些商业媒体只能跟随在官方媒体后,人云亦云。这些“人云亦云”式的报道不仅导致了商业媒体之间的同质化竞争,而且还会加剧官方媒体与商业媒体之间的竞争,从而使报道日渐脱离广大受众的偏好,其市场前景可想而知。二是指中国官方媒体对国内与国际重大新闻事件、关系到公众利益的公共政策等的报道越来越缺乏个性化特征,始终不能摆脱“宣传新闻学”的功能性束缚,进而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声音。如果说非官方媒体没有与官方媒体进行明确的报道视点的分工的话,那么,中国官方媒体也没有与世界传媒巨头在国际新闻事件方面形成报道视点的差别化。
总之,决定中国传媒走向市场化、集团化与国际化进程的应是官方媒体及其带动的商业媒体。“内容为王”是传媒的发展规律。让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认识、认可、理解中华文化是中国传媒提高国际传播能力的标志。这需要从中国的单个平面媒体做起,从缩小地区间传媒差距入手,以政府制定的适于传媒集团之间公平竞争的新闻传播政策为前提,以已经市场化的传媒集团为中坚,以适当的意识形态管制为条件,去打造符合受众偏好的真正的主流媒体,从而将传媒集团身份唯一化,实现官方媒体与商业媒体之间的合理分工。只有这样,中国的传媒集团才能与国际传媒“巨鳄”一比高低,才能在不久的将来赶上并超过他们,才能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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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现代化的本质也就是科学技术化。未来农业将是以现代科技及其应用技术装备起来的崭新产业。农业的发展大体经历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化农业三个阶段。原始农业主要靠大自然的恩赐，传统农业以经验为基础，现代化农业则是依靠科学技术。
一、美国农业发展的教训
以世界上农业最发达的美国为例，美国农业具有很高的劳动生产率。但是到20世纪80年代，人们发现以美国为典型的农业发展模式越发显示出其存在的问题及危机。
美国现代化农业生产模式和工业生产十分相似，即投入一定数量的物质和技术，产出一定数量的农产品。有的美国生态学家认为这种农业生产方式和采矿作业十分相似，即从土地中榨取、剥夺而且带来破坏；以长期和未来的损害换取短期和眼前的利益。建立在农业机械化和农业化学化这两大支柱上的农业现代化，基本上成为工业生产的一个变种，因而发生在工业生产中的污染、损害生态环境的现象，也都在现代化农业中出现；由于农业生产空间广袤，因而造成了更大的危害。其主要问题是：
(一)破坏土壤，加速地力衰竭土壤是有“生命”的物体，如果使用得当，土壤会愈来愈肥沃；反之，会愈来愈衰竭。美国现代化农业大面积的连年单作，大量使用化肥、除草剂，加上长期的机械耕作，造成了严重的土壤流失现象。美国每年流失的土壤，高达31亿吨。美国衣阿华州的土壤原来十分肥沃，经过长期的现代化农业的运作，损失了一半的表土。平均来说，衣阿华州农民每生产一蒲式耳(每蒲式耳为35.238升)的玉米，要流失一蒲式耳的表土，种植大豆损失表土更多。美国中西部一带农田的表土，早年深达6英尺，是世界上罕有的肥沃土壤，目前表土只剩下6寸，其余的，都在冲刷过程中流失。据专家估计，美国由于土壤流失造成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每年超过400亿美元。虽然50多年来，美国一直努力防止土壤冲刷，每年用于这方面的费用高达10亿美元以上，但是，由于现代化农业造成土壤破坏的根源没有消除，因此，一切治标措施都收效不大。
(二)减少了遗传的多样性不论在作物和家畜方面都是如此。美国式的现代化农业往往只使用少数的几个品种，而过去的传统农业则使用众多的本地品种。减少遗传的多样性，对于农业生产是很危险的，因为一旦病虫害爆发，由于品种的单一可能全军覆没。1970年美国玉米叶枯病，使全美15％的玉米产区颗粒无收，就是因为所有种子都是来自一个易感叶枯病的品种。
（三)大量消耗能源，能源利用率低美国现代化农业是典型的“能源集约农业”，美国每人一年中消费的食物，是用1吨汽油生产的，如果全世界各国都采用这种能源集约农业生产方式，那么占全球目前消耗量50％的汽油要用来生产食物，全球的石油储备在15年内就要告罄。
美国现代化农业生产，不但大量消耗不能再生的能源，而且能源的利用率极低。中国、印尼、缅甸等亚洲国家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用0．05—0．1卡的热量，可以生产1卡热量的食物；而美国现代化农业则需0．2—0．5卡的热量，才能生产1卡热量的玉米、大豆、花生等等。美国人吃1罐只有270卡热量的罐头玉米，是用2800卡热量生产的。
(四)大量使用化肥和化学农药，造成环境污染例如，美国衣阿华州大泉盆地(BigSpringBasin)从1958年至1983年这25年中，地下水中的硝酸盐浓度增加了3倍，这是大量施用化肥的结果。美国31个州存在着化肥污染地下水的问题。
大量使用化学农药，对于农业工人的健康也造成直接的危害。美国农业工人伤亡率仅次于建筑业、采矿业，被列为三大危险行业之一。
(五)美国现代的养畜业，特别是肉牛饲养业，对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的破坏美国的肉牛饲养主要集中在13个州，有42000处肉牛育肥场；其中200处最大的肉牛育肥场，集中了美国肉牛总数的50％左右。鉴于高度集中饲养，厩肥处理十分困难，造成了很大的空中和地下水的污染。此外，高度集中饲养，用水量也十分集中，造成一些地区采水过量，水源日趋枯竭。美国肉牛育肥场集中的中西部和西部各州，主要依靠横跨8个州、世界上一个最大的地下蓄水层供水，现在其中3个州的地下水已开采了一半，如此长期不断采水，蓄水层早晚有枯竭之虞。美国现代化大规模集中饲养肉牛，不得不用多种化学药物防治疾病和刺激生长。例如，组织代谢类固醇可以使肉牛增生5％一20％，提高饲料利用率5％—12％，增加瘦肉率15％—25％，因此被广泛地采用。美国全国肉牛育肥场中，95％以上使用各种生长激素；1988年，全美的肉牛饲养场用了1500万磅的抗生素作为饲料添加剂。而人类食用了化学药物生产的肉类，对健康是不利的。
美国农业部也曾承认：“美国农业生产效率很高，但是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是当初没有充分意识到的。美国农业现代化给社会、环境和健康带来的问题，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
对于美国现代化农业暴露出的种种问题，经过有关方面多年的探索，认为唯一解决问题的对策是，逐渐恢复过去以生态系统渗入农业生产中的方式，也就是逐步推行“低投入可持续农业”(LowinputSustainableagriculture，简称“Lisa”-“丽莎”)的生产方式。具体内容是：第一，充分将固氮技术和生物防治方法运用到农业生产过程中；第二，减少使用化肥和化学农药；第三，有效地利用植物和动物内部生物学和遗传学的潜力；第四，将种植业和养畜业最优化地结合起来；第五，注意节约和保存土壤、水、能源和生物学资源，等等。
二、现代农业发展趋势
(一)综台运用高新技术发展智力农业“丽莎”的生产方式提出后，不但美国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十分重视，拨出专款作为研究和试验费用；并且在国家农业学术馆中，设立“丽莎情报中心”传播研究成果。不少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对“丽莎”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试验。人们认识到时代愈进步、科学愈发达，农业生产就愈需要智力来运作。农业未来学家预测，目前太旱、太碱、太瘦、太湿的土地，将来都可以通过特殊先进技术，转变为良田沃野。以色列已经在过去一些无法耕作的土地上，利用滴灌技术栽培柑桔等各种作物，就是明证。
目前我国在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技术路线方面，必须注意到我国农业技术结构的现状和农村经济的条件，技术路线的执行应能促进技术结构的优化。在技术结构上，我们应建立多元复合型的农业技术结构；在技术路线上，应选择以生物技术、有机技术为导向，以工程技术为辅的综合型农业技术路线。在综合发展中突出重点，抓住农业技术创新向高新技术方向发展的突破点，积极稳妥地推进农业技术创新和农业产业化。
(二)大力发展精细农业采用精细形态生产方式的原因，首先是土地、水、能源等自然资源日益医乏，为了经济地利用各种有限资源，只能采取四大密集：技术密集、劳力密集、资金密集和生态密集的手段。其次，运用精细形态的生产方式，可以在过去不能或很难从事农业生产的土地或空间进行生产。例如，干旱缺水、山地陡坡、盐渍滩涂乃至沼泽荒漠地区，都可以用水栽法转变为生产基地。水栽法不用土地，而是用营养液，在控制环境的条件下进行生产。这样，不但延长了生产季节，也扩大了生产的空间。中东一些炎热、干旱、缺水的地区，过去不能生产新鲜的蔬菜，目前已经用水栽法解决了问题。第三，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如果采用精细形态的农业生产方式，创造出高科技、高收入的农业，就一定会吸引青年扎根农村，使农村成为真正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第四，精细形态的农业，在交通方便、风光秀丽的地区，只要稍加装备、经营，就可以成为观光农业和休闲农业中心。这样，既可增加收入、促进农产品销售，又可以让城市居民领略田园风光；牧歌情调。
(三)信息农业方兴未艾当代世界正在由工业化时期进入信息化时代。以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光纤和通信卫星技术为特征的信息化浪潮正在席卷全球。同样，现代信息技术也正在向农业领域渗透，形成信息农业。信息农业的基本特征可概括为：农业基础装备信息化、农业技术操作全面自动化、农业经营管理信息网络化。信息农业又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农业信息化，二是农业信息产业化。
所谓农业信息化是社会信息化的一部分。它首先是一种社会经济形态，是农业经济发展到某一特定过程的概念描述。它不仅包括计算机技术，还应包括微电子技术、通信技术、光电技术、遥感技术等多项技术在农业上普遍而系统应用的过程。农业信息化又是传统农业发展到现代农业进而向信息农业演进的过程，表现为农业工具以手工操作或半机械化操作为基础到以知识技术和信息控制装备为基础的转变过程。
农业信息化有三个明显的特点：(1)农业信息技术在其他技术序列中优先发展；(2)信息资源在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经营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农民更注意用信息指导生产和销售；(3)信息产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并优化农业内部结构。据某些预测标准，当一个国家信息产业在农业中的附加值达到或超过农业总产值的50％时，就认为农业实现了信息化。
所谓农业信息产业化，就是将农业信息的采集、加工、传递、反馈、服务等形成一个一体化的、以信息咨询为主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它是农村社会化服务中新兴的独立的第三产业，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农业信息产业化是发展一优两高农业的需要，是农民进入市场的需要，是推进农村社会化服务的需要，是农业信息部门转变职能、自我发展的需要，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计算机应用于农业生产中，可以及时准确预报病虫害的发生期和发生量，做到及时防治，既节省农药，又减少粮食损失。计算机在饲料配制、优化施肥、作物产量预报、渔业捕捞以及农业经济结构优化等方面，都能发挥作用。利用遥感技术调查农业资源，预报自然灾害，也有速度快、效率高的特点。准确的气象预报也是农业生产中不可缺少的，气象卫星起着重要作用。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将计算机软件技术应用到农业领域，将具有重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发达国家农业信息化的影响下，我国从80年代以来，开展了系统工程、数据库与信息系统、专家系统、决策支持系统、遥感技术RS、地理信息系统GIS以及全球定位系统GPS等技术应用于农业、资源、环境和灾害方面的研究，已取得许多重要成果，有些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农业部1994年开始筹建的“中国农业信息网”现已初具规模，已有1000多个县入网。目前全国大部分省建立了农业信息中心，大多数县配备了微机用于信息管理。全国已建成了一些大型农业信息资源数据库、优化模拟模型、宏观决策支持系统、农业专家系统、计算机生产管理系统。应用遥感技术进行灾害预测预报与农业估产已取得显著效果。如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作物所研究的“小麦管理计算机专家决策系统”可使小麦增产6％—25％，降低成本4％—8％，增加效益15％—30％；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应用现代遥感和地理信息技术建立的“中国北方草地草畜平衡动态监测系统”，使我国草地的资源管理由过去常规方法上百人10年完成的工作量只需7天即可完成，经3年运行，节约经费1669万元；中国科学院合肥智能所研究的“农业专家系统”能指导农民科学育种、栽培、施肥、防治病虫害、田间管理等，已在二十几个省市推广使用，增产粮食13．5亿公斤，棉花35万担，节肥34万吨。南京经济学院研制的“粮食预警预报系统”可显示我国1959—2020年期间粮食生产、消费的中长期趋势，并可提供对产销缺口进行平衡调整的几种可选方案。
节约农业资源是实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一，是核心内容。农业资源，例如土壤、气候、植物和水等是广泛分布在地球表面、而且不断地变化的自然资源。要想合理利用农业资源就必须掌握它们的分布、性质及其利用的变化，并取得现时性资料，这用常规技术是无法实现的。科学实验已经证明，只有运用包括卫星遥感技术、地理信息技术、全球定位技术、空间分析技术、模拟模型技术、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等综合的现代信息技术，建立农业资源信息系统，才有可能及时地为国民经济建设提供现时性的环境资料，并为领导或经营者提供决策咨询方案，以提高领导农业生产的主动性。据预测，利用全球定位系统、变量播种机和变量施肥机等，重大农业灾害的程度会得到较大程度的预防和控制，农民在每亩田的农活用工量可望从目前的10个左右降至1—2个，种子和化肥的使用量将减少30％—50％，产量却提高10％—30％，其结果必然是农民在轻松劳作的同时，得到更为丰厚的回报。
(四)生态农业大发展所谓生态农业，是指在农业生产中，以生态科学和原理为指导，利用动物、植物、微生物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应用现代科学技术，保护、培植和充分利用自然资源，防止和减少环境污染，形成农林牧副渔良性循环，保持大农业稳定发展。
世界上所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各种生态环境问题，人口的增加、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都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BarbaraWard(1914—1981)很早以前就认为美国现代化农业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他对中国南方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将种植水稻和养畜、养鱼结合，充分利用土地和生物资源，保持良好生态环境的作法十分欣赏，而且提出一个十分有价值的观点：“唯一能够生产足够粮食，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要的方式，是将所有适合耕作的土地，实行双作和三作。”由此可见，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间作、套作、混作、轮作，施用粪肥、厩肥、绿肥，实行生物防治，充分利用土地，精耕细作等似乎落后，但是保证了农业长期持续发展的技术，实际上是先进的生产方式，应该作为今后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一个主要战略方针。
为了创造一个生态平衡的农业，就必须抛弃原有的以大量消耗石油、化肥、化学农药为代表的农业现代化的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以遗传工程、生物技术为主的高技术方法。当今时代由于分子生物学和细胞遗传工程等学科的飞快发展，在分子水平上探明生物机能已经成为可能。因此，人们对于利用生物遗传工程技术的研究成果解决农业生产领域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寄予很大希望。
遗传工程开始了人类首次涉足动植物机体内部的活动，通过改变基因结构，可以使植物生长得更好、产量更高，并具有内在的抗虫、抗病、抗逆、抗旱和自肥能力；也可以使作物更有效地进行光合作用。在动物方面，运用遗传工程，可以增加产量，提高品质，缩短生长期、妊娠期及增进家畜的各种性能。例如，将美洲驼和骆驼的基因互相移植，使新种具有两者的优点。
遗传工程还可以根据需要，使农牧产品产生某种特殊的品质(风味、色泽、酸甜度、营养价值等等)。科学家已经预见到，将来可以用遗传工程技术育成超级瘦肉型的肉猪、带有鹿肉风味(鹿肉在西方被视为野味之王)的牛肉。
人类目前主要粮食只有6种，科学家预见，到2025年，由于遗传工程的应用，可以增加到37种。这对于丰富人类食物的来源，解决人口不断增加、耕地日益减少的严峻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五)都市型的工厂化农业日趋成熟自然农业最大的特点是靠天吃饭，其生产的状况受自然因素影响很大。21世纪，由于实现工厂化，通过运用先进科技，农业生产将摆脱或部分摆脱自然条件的制约。所谓工厂化农业，是指在“农业生产车间”(塑料薄膜大棚，玻璃温室等)内，借用阳光或人工灯光进行不间断地农业生产。有的人认为，这是根本改变传统农业的重要方向。
用现代科技装备的工厂化农业，集成了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自动化控制技术和现代先进农艺等，其间作物的播种、生长、施肥、灌溉、环控等全过程都实现自动化，称得上是一个高水准的“种植工厂”。“种植工厂”可以通过对生物和环境的控制，使农业生产中的多种潜力得到充分发挥。首先，在自然或开放的条件下，水、肥、土、热等很难控制，“种植工厂”则可以充分发挥农业环境的有关潜能。其次，良好的“工厂环境”为生物潜力的发挥创造了条件，使农作物的有机物合成、转化和储存等效率大大提高，形状、味道和颜色良好。此外，“种植工厂”还能够很大程度地发掘作物生产的时空潜力：一方面，作物可种植时间得以延长，复种指数得以提高，部分或完全摆脱季节的限制，一些农作物可做到常年均衡供应；另一方面，对温度、光照、供水和营养的有效控制，使作物平面、垂直的生产空间得以拓展，有的立柱栽培技术可增加数倍产量。
由于未来人们保健意识的加强，对食物品质的要求也随之提高。未来对食物的要求，首先必须符合“干净”和“营养”的标准。所谓“干净”，是指食物不用化肥、农药生产，不用人工防腐剂、染色剂，不经辐射处理。所谓“营养”，是指食物不但保存了最大营养价值，而且不经过长途运输，必须成熟后采收，保持一流鲜度。为了满足上述一系列的严格要求，农产品就必须当地生产、当地消费。
农产品长途运输不但降低品质，还要大量消耗能源，造成大气乃至海洋的污染。不少农产品长途运输的包装材料，是不能“生物降解”的，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据美国环境保护局资料，从1963年到1971年，美国消费的食物，按重量不过增加2．3％，但是，食物运输过程的大、小包装材料，按重量却增加了33％和39％，这就是增加了长途运输的结果。
目前美国已经出现所谓“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SupportedAgriculture)这种生产形态，就是企业将生产和消费在地区内结合起来，逐渐实现农产品的地区自给。
工厂化农业一般适于布局在都市的周围，所以也有“都市型农业”之称，因为“智能型农业工厂”不仅包括蔬菜、园艺花卉，还有畜禽、特种水产品生产以及微生物生产。由于都市有发达的信息、交通和完备的基础设备，加之都市庞大的消费需求，未来的智能型农业工厂必将云集在都市周边，成为都市经济的重要支柱。
(一)基本概念
一般而言，企业信息化，是指秉持先进的管理理念，运用先进的计算机网络技术整合企业现有的生产、经营、设计、制造、管理，及时地为企业战术层、战略层、决策层等系统提供准确而有效的数据信息，以便对市场和需求做出迅速反应，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从此定义上看，企业信息化的内涵应包括以下五个方面：其一，在目标上，企业进行信息化建设的目的是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其二，在内容上，包括生产控制信息化系统、企业内部管理的信息化系统、电子商务系统等；其三，在所涉及的部门上，有企业的生产、经营、设计、制造、管理等职能部门；其四，在功能上，主要是进行信息的收集、传输、加工、存储、更新和维护；其五，在载体上，企业信息化是一个人机合一的系统，包括人、计算机网络硬件、系统平台、数据库平台、通用软件、应用软件、终端设备等。
(二)主要特征
企业信息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它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辅助发展战略的高效性。
企业信息化的基础是企业的管理和运行模式，而不是计算机网络技术本身，计算机网络技术仅仅是企业信息化的实现手段。作为一项集成技术，企业建设信息化的关键点在于信息的集成和共享，即实现将关键准确的数据及时传输到相应的决策人，为企业的运作决策提供数据和高效服务。
2.实践运用的广泛性。
企业信息化广泛用勇于企业生产、管理和经营三个层面，在产品设计、工艺过程控制与零件加工、事务处理、供应链管理与辅助决策等领域都需要广泛开展计算机应用，实现设计自动化、生产自动化、办公自动化、决策辅助自动化以及电子商务等企业运行的全面自动化。
3.自身发展的动态性。
企业信息化建设的概念是发展的，它随着管理理念、实现手段等因素的发展而发展。企业信息化从初级、中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特征是从计算机单机应用、综合应用、网络应用的逐步提升；从基层班组级计算机联网、部门联网、企业联网、产业链联网的不断融合，具有连续不断可持续发展的特征。企业要结合自身的现状，确定阶段性的目标，分步推进信息化建设，不断吸纳信息化建设的最新成果，不断加强人才培养、咨询服务、方案设计、设备采购、网络建设、软件选型、应用培训、二次开发等，使信息资源有效地运用管理实践过程，提高信息技术利用率。
4.经济效益的潜在性。
在企业中推进信息化不同于以往对产品的技术改造。后者是通过对产品生产线的技术改造，提高质量，增加产量，效益容易显现；而前者则是应用信息技术对企业的信息资源进行深度开发和广泛利用，从整体上提高企业生产能力和管理水平，其效益是多方面、巨大的而又是隐性的，很难以定量方式给以准确评估。当前，信息技术正由以前的注重单元技术和短期效益向注重整体、全局的信息化建设倾斜，企业信息化的作用更多地在企业发展战略等高层次显现。
二、对出版企业行业竞争力量分析
深入分析行业的竞争过程从而挖掘竞争压力的源泉和确定各个竞争力量的强大程度，是企业战略环境分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出版企业面对着五种竞争力量的影响：出版企业现有的竞争对手、新进入者的威胁、替代产品或服务的威胁、供应商的讨价还价能力、购买方的讨价还价能力。这五种竞争力量决定了出版企业内竞争的激烈程度，决定了企业最终的获利能力，决定了企业的盈利能力。
(一)出版企业现有的竞争对手
出版企业现有的竞争对手是指从事各类出版业务的主体之间的竞争。我国出版企业结构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按地区、部门、专业划分，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规模上大体相当、业务类型大体一致的人民社、教育社、美术社、少儿社、科技社、文艺社等。由于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地方保护主义盛行，贸易壁垒森严，出版业内竞争尚处于无序状态：另一方面又因为规模、效益不相上下，竞争强度反而增加。
(二)潜在进入者
出版企业潜在进入者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国内社会资本的进入，二是跨国出版资本的抢滩。就国内社会资本而言，随着出版业的逐步开放，其势必会进入出版核心业务的竞争，一些有一定资金实力的民营资本正虎视眈眈于出版企业的门槛。跨国出版公司也正以不同的方式进入我国出版业，其必将改变现有竞争结构，威胁到国内出版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三)替代产品或服务
电子光盘、EBO0K等多媒体出版物对纸介图书的替代，互联网等提供的网上阅读服务等等都形成了对出版业的替代产品和服务的威胁。由于替代产品和服务都主要有高新技术支持，使得高新技术出版领域成了行业外资本参与出版的一大突破口。高新技术出版业务也是国外出版公习优势所在。在这一领域，技术优势很容易转化成市场优势，因而对替代产品和服务的威胁绝不容小视。
(四)供应商
出版企业的供应商是指处于产业上游的为出版提供纸张、印刷器材等初级原材料、设备的厂商。除此之外，从出版企业出版产品的特殊性来看，出版企业的供应商还包括为出版提供智力支持的作者队伍。在我国，造纸、印刷机械等行业开放程度较高，国际、国内市场供应充分，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大量的短缺，因而其对出版业讨价还价能力不高，形成的竞争压力不大。由于出版资源的独占性，根据选题的不同，作者的讨价还价能力也有所不同。
(五)购买者
出版企业产品主要是图书、报刊、电子出版物等，其购买者主要是图书、报刊、电子出版物的批发商和读者。由于大部分出版企业的利润来自于教材(含上教学征订目录的教学辅导读物)，因而我国的出版企业一直较为忽略购买者的讨价还价能力随着教材利润的降低和国家对这部分的各项调控政策出台，读者对课本教材以外的一般书和多媒体出版物的选择越来越决定了出版企业的竞争实力。
总之，由于我国出版企业的特殊性和较高的进入壁垒，出版业规模集中度低，现有竞争相对缓和，竞争尚不充分，较高的行业盈利水平正刺激行业外资本的流入。随着我国加入WTO，全球化、信息化程度的加剧，出版企业面临着新进入者和替代品的巨大威胁，社会资本和国外资本进入将导致业内竞争愈趋激烈。
三、信息化对出版企业竞竞争力量影响分析
信息化对我国出版企业的影响是深远的。中国没有承诺开放出版业，但民营资本以及国外资本和出版企业、机构可通过打入图书和音像制品的零售与批发市场、网上出版和电子图书，渗透中国出版业。中国加入WTO，预示着出版企业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下面从出版企业的五种竞争力量方面分析全球化、信息化对出版企业竞争力量的影响。
(一)对出版企业现有的竞争对手的影响
一些对政策和市场较为敏感的改革型出版社，将迅速发现新的机遇和挑战，改变现有的计划性较强的体制和运行机制，以市场为导向，改变经营形式。大型的图书出版集团和发行集团开始出现。在此消彼长或此长彼消的变化中，出版企业的竞争地位也在发生改变。同时，还将直接面临着民营资本和国外资本的竞争。信息化使得出版企业可以借助互联网通过网络出版等降低竞争成本，但也使得高新技术成为新的进入障碍。
(二)对潜在进入者的影响
中国加入WTO，根据无歧视待遇原则，国外出版企业将获得在中国与国内企业同等发展的机会。已经有一些国内民营资本或国外出版企业、机构通过打“球”进入出版业，更多的资本正在等待政策松动，它们就能成为出版业的正式成员参与竞争。从最新的新闻出版署出台政策，我国568家出版社正面临着全面改革，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除保留人民出版社为事业单位以外，其余5303家出版社将全部转制为企业来分析，这个时间已经不会太长。
(三)对替代产品或服务的影响
全球化条件下，新技术会加速进入中国出版业，E—book和网上出版物等替代品会目新月异。除此之外，电视、电台的节目和消息等也会对出版产品产生一定的替代作用。有一种预测，未来书业的发展以网上出版和按需印刷为主，E-bO0k会更受欢迎，因而出版企业要重视高新技术在出版中的应用，及早进入新产品的开发。
(四)对供应商的影响
由于造纸、印刷机械等行业开发程度较高，所以全球化、信息化对为出版企业提供纸张、印刷器材等初级原材料、设备的厂商来说，影响不是很大。比较而言，由于对机器设备要求等方面原因，国外印刷企业将会对国内现有印刷企业造成较大的冲击。但对出版企业而言，供应商的讨价还价能力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对于提供出版资源的作者而言，随着全球化的加剧和信息化程度的提高，作者的市场意识加强了，并且已经产生或将产生更多的职业作者。越来越多的作者把自己看成是市场中的一员，更加了解读者，知道近期读者的阅读趋向，在学会研究读者的同时，还学会了研究出版、研究市场运作手段。作者的讨价还价的能力越来越强。
(五)对购买者的影响
由于我国承诺中国图书零售业将完全对外开放(已开放)，图书批发市场也将放开，随着围外火的发行商的介入，依据其强大的分销能力，图书批发企业等中间商的讨价还价能力得到增强。另一方面，从最终购买者读者来看，加入WTO后，中国图书市场进一步开放，国外的市场运作手段登陆后，相信顾客队伍会扩大，大量的图书宣传、舒适的购书环境和周到的服务会吸引大批读者产生购书欲望。可以预见中国图书市场的对外开放，会发掘和开发更大的图书市场。
四、信息化条件下出版企业发展战略思考
(一)出版产业集团化战略
根据韦斯顿的协同效应理论即“2+2=5的命题”和科斯的市场机制失灵与交易费用方面的观点，结合我国出版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和需要，出版产业集团化战略是可行性较强的发展战略。具体操作应注意：1.出版集团应形成新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这就要求是利用资本的力量和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去配置出版资源，辅之以行政手段，而不是简单依靠行政手段勉强撮合。简单“做大”，除了加大经营成本、造成规模不经济以外，很难起到它的积极作用。2.出版集团应打破出版行业的行政壁垒和市场分割。这就要求取消地方保护主义，建立跨地区、跨行业经营，形成统一市场的出版集团，否则将无法与凭借雄厚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建立全国性网络的国际出版机构对抗。3.出版集团应拓展融资渠道。出版业加速发展，吸纳资金是必由之路。目前，我国对新闻出版业的融资还仅限于国有资本，刚出台的除人民社外其他的出版社将改制为企业的政策表明已有松动，出版集团应抓住难得的机遇。
(二)出版产业升级战略
电子图书、网上书店、按需印刷、网络出版部是以新技术为基础迅速发展的新兴产物，特别是网络出版是同计算机网络发展和出版事业相结合的产物。网络出版将推动出版业的变革，开拓信息传递的渠道，改变信息传播方式，提高信息传播的效率。网络出版具有高度开放性和双向互动性，特别是主体的多元化，尤其是大型传媒、软件、互联网和娱乐集团的业务延伸，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出版业的状态。目前，世界上各大出版集团部在以数宁技术、网络技术为依托，进行资源的重新配置、产业的换代升级，走跨媒体经营、传媒融合之路。
(三)文化积淀战略
出版产业是文化产业，它不仅是市场化、产业化的产物，而且也足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积累过程。面对WT0，迎接国际出版集团的挑战，我们的劣势是在产业层面上，而我们的优势却是在文化层面上。特有的语言、特有的文化氛围下的作者队伍和编辑队伍、特有的文化内涵和思维方式，都是我们独特的优势。只有充分发挥我国版业在文化层面上的优势，才能培育我们独特的真正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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