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27 11:10:00
导语：在霓虹灯下的新哨兵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紧张的期末考试刚结束，学校就组织我们全校去看新近上映的电影——《霓虹灯下新哨兵》。过去曾经听父母说起过《霓虹灯下的哨兵》这部老电影，虽然我没看过，但却知道它是一部五六十年代经典的电影，对父母这一代的成长起了不小的影响。我怀着急切地心情走进影院，想亲眼目睹一下这部《霓虹灯下新哨兵》到底是什么样的？
这是一部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武警上海市总队、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拍摄的影片。描写了林虻虻、柴大喜、皮向峰等几名80后年轻人怀揣着各自的理想来到大上海的武警总队三中队服役。林虻虻出生于普通人家，攻读大学三年后为选择新的追求，也为躲避女友，弃笔从戎；柴大喜来自农村，贫寒的家境让他具备了朴实的性格；皮向峰从小娇生惯养，是个富家子弟，按照父母到部队接受锻炼的要求来到部队。三个小伙子被分到了同一个班，友情与爱情、竞争与矛盾、误会与感动，让整个剧情跌宕起伏。
这一部电影令我很感动，拍出了当兵人的辛苦，以及为维护大上海一方平安所肩负的神圣使命感。影片一开始就讲述了许多士兵在雨天里跑步，个个跑得气喘吁吁。他们特别坚强，从哪里摔倒就从哪里爬起来，每天都要接受严格艰苦的训练，有时半夜三更还要爬起来去跑步。为什么呢？我想：那是他们的理想和责任所决定的。没有良好的身体素质，没有坚强的意志，怎么来保卫我们的城市安全呢？他们有着严格的纪律，没有周末放假，如果要和父母会面，也必须先到军方去通报一声，才可以见自己的亲人，更多的时候他们是通过书信向亲人表达一下自己的相思之情。联想到自己的学习生活，有时候遇到点困难，可以随时向父母、老师寻求帮助，和他们相比那是多么地幸福啊！活着就要有理想，为了理想去奋斗努力，任何艰难困苦都可以克服的。我要向他们学习，学习霓虹灯下新哨兵们顽强的精神，把它用在学习上，以至于今后的工作生活上。
这两部电影虽然描述的时代不同了，可“好八连”的精神却是永远不变的。
4月17日下午，学校组织我们全校同学观看了影片《霓虹灯下新哨兵 》。
本故事主人公：林虻虻、皮向锋、张班长。他们中，一个是放弃了大学生活，怀着当将军、指挥千军万马的理想而入伍的士兵；一个是曾经娇生惯养、沉溺在电子游戏中不能自拔，却被父亲逼来参军的网游；一个则是年近三十的班长、带兵只有用一字“严”来形容的老兵。矛盾冲突不可避免，意外事件不断出现。先是深夜五公里急行军，皮向锋拖了后腿，致使全班排名倒数第一，丢了“流动红旗”。接着又是林虻虻公然质疑惯常的毛巾摆法，挑战班长的领导权威 …… 真个故事都围绕着友情与爱情、竞争与矛盾、误会与感动。
这一部电影令我很感动，拍出了当兵人的辛苦，也表现了人世间的真，善，美。他们特别坚强，从哪里摔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当兵得生活很苦，他们有着严格的纪律，连看亲友也要通报。而我们现在的学习生活却大大不同，有问题可以随时向老师家长求助，和他们相比，我们是在太幸福了！我们要向这些兵学习，把他们顽强的精神用在我们的学习上，用在将来的工作生活上！
这一次观看影片真的使我受益匪浅呀！
作品解析：《爱的妇产科2》在湖南卫视播出后，引起巨大话题，尤其在网络上取得很高的人气，吴仁杰的清新气质在剧中得到很好体现，吸引到一大批湖南卫视的少女粉丝和姐姐粉丝。
形象定位： 温柔、健康、暖男
推荐影视剧类型：古装剧、偶像剧、都市情感剧
片酬增长空间：小鲜肉的外型、气质优势让他具有很大的市场潜力，三年内身价可增至二～一线。
适合播出平台：湖南卫视、浙江卫视、江苏卫视、深圳卫视、安徽卫视。
推荐广告代言类型：时尚服饰、饮料、食品。广告代言参考价：100万左右
粉丝群： 15-35岁女性观众。粉丝分布于受“韩流”影响的全国一线、二线城市的高中生、大学生，以及都市女性。微博关注总数212万，论坛发帖均数达209万条。
潜力指数：91分
毫无疑问，这是个鲜肉横行的时代。作为其中的一员，吴仁杰因为长相清秀一出道就受到了多方青睐。早在2010年的时候就担任过蔡妍演唱会的唯一嘉宾，后又出演了《爱的妇产科2》《玩伴》《风月上海滩》《英雄》《玲珑局》等多部影视剧。同时他还在话剧圈中小有名气。《雷雨》《霓虹灯下的哨兵》《结婚进行曲》《午夜哈瓦那》这些脍炙人口的作品他都参与其中。不仅如此，他还有着良好的音乐和舞蹈基础，并发过自己的个人EP《Dancing Tonight》。谈到这里，吴仁杰表示，自己兴趣爱好广泛，但是无论做什么都会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享受艺术带给自己的快乐。
Q：当初为什么会去韩国当练习生呢？
A：因为我当时的梦想是做一名歌手，而且韩国的K-pop也是在国际上得到认可的，他们的造星模式相当成熟，所以一直希望自己能够去学习一下。正好大三暑假的时候在横店拍戏认识了一个哥哥，后来他就把我推荐给了当时给Rain做伴舞的团队，他们十分专业，于是我跟着他们到韩国去学习舞蹈。
Q：那在韩国的时候有什么难忘的经历么？
A：刚开始的四个月里一直在学习舞蹈基础，十分辛苦。只是一个简单的伸手的动作就要做两个月，每天没日没夜的训练非常枯燥。而且当时身在异地，语言又不通，一个月都说不了几句话，很寂寞。中间又没有假期，也没有朋友可以相互照顾，所以会格外想家。当时为了梦想，所以也就咬牙坚持了下来。
Q：在训练期间有什么事情是让你印象最为深刻的？
A：我觉得韩国人相当重视礼节，尤其是他们前后辈之间等级比较明显，就像我们看到的影视剧中的样子。后辈见了前辈几乎都要九十度鞠躬示好。而且我们的老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也真的会动手打人，不过他们可能是看在我是外国人的分儿上，对我还是十分友好的，跟我一起的练习生如果被说了好几次都没做好的话，就会被老师惩罚。
关键词：知识分子；信仰；消解；重建
曹征路的小说《那儿》发表在2004年第5期的《当代》上后立即引发热议。这篇小说提出的“私有化”问题就是作者所说的“今日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里，最触目惊心的经济现象。”[1]公平与正义的社会被私人占有理所当然地掠夺，农民和工人的生活越来越难以为继。《那儿》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工会主席小舅因为看到曾经单纯美好的徒弟杜月梅因为失去丈夫、孩子生病、下岗而不得不放下自尊去霓虹灯下做哨兵，深切地感受到当下工人群众悲惨的生活处境，于是小舅不断上访、思考、追问，希望在现代化的视野里能够有工人群众的一席之地，然而一次次的失败让表面的美好也最终被打破，小舅死了。悲剧是如何产生的？小舅为什么一定要死？他的死意味着什么？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
一、小舅的“背叛”
小舅几乎被作者塑造为一个拥有崇高形象的完人，技术一流、有责任心，现代化奋斗中的英雄。当这个英雄全然不顾自己的利益，为工人群众的利益不断奔走的时候，他还不知道，他会是那个“背叛”了工人群众的人，他使工友陷入绝境，所以他选择死。这样的方式有点以死谢罪的意味，他引起我们极大地震动，因为矛盾的评价纠缠着小舅，矛盾的焦点是小舅到底是不是一个好人？
关于好人的定义有许多，人们通常会把所有褒义的词汇强加在好人身上，如果说勤劳、踏实、憨厚等等词汇是好人的写照，那么，毋庸置疑，小舅当然是好人。但事实是，人们通常是按照事件结果和既得利益来评价一个人，总结小舅的一生，他的几次“背叛”又注定让他与好人无缘。首先，是他对家人的“背叛”，也是死亡事件的导火索：在面对杜月梅的眼泪时，小舅选择“背叛”义狗罗蒂，抛弃罗蒂的行为必然会伤害到女儿月月的感情，这是对女儿的“背叛”。从表面上说，对昔日爱恋杜月梅的同情又是对小舅妈的“背叛”。其次，是他对工人的“背叛”，也是故事发展的着力点：第一次是上级让他动员工人集资买岗位，结果集资款却被人挪用。第二次是他让工厂成了那个财务处长空手所套的“白狼”。第三次是让小舅自杀的直接原因，他为了弥补前两次的过错，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为民请命，但是却让群众赔上了他们的最后家当――房产证。俗话说，事不过三，这三次的“背叛”让他有一种无法再面对“江东父老”的悲情感，更让他走向崩溃。
综观这几次“背叛”，他的出发点都是希望帮助厂里人得到他们应该享受到的回报，但是利益的转向让他这个工会主席手足无措，他所反对的那些人和那些事在他的身上实现了，面对故事里的群众他是有口难辩的，这三次对工人的“背叛”在他人看来就是狼来了的故事。小舅拜托“我”写上访信时说“你是我们家的知识分子”，这句话显然是他把自己放在工人阶级的位置上的，还没意识到自己已经不是工人了。美国博士怀疑他的动机时说“有个人要求你就谈个人要求，不要动不动拿三千人说话，你能代表三千人吗？”[2]这时他还想争辩，但是他发现他“浑身是嘴都说不清”，他觉得委屈，“跳楼的心都有了”，他已经在意识里想要用“死”来证明他是真真正正地站在群众的立场上为群众考虑的。但是当他师傅说“你坑了咱厂多少人啊？你摸良心想想，工人都拿128，你拿多少钱？你早就不是工人啦！”[3]后，他才意识到他不是工人了，它是工会主席，是知识分子，却不是群众中的一员。他和工人群众的悲剧性事件就是因为二者之间的断裂和错位造成的。古德纳所说的“对整个社会负有责任的代表”[4]已经消解了，知识分子应该对这个社会负责，但是不能代表这个社会的这个或那个。
此时，作者对小舅的定位已经十分清楚，也许他曾经是一个奋斗在基层岗位上的一名普通的技术工人，但是，现在他就是一名无法代表工人的工会主席。如果他没有死，群众看见他也许会骂一句：“道貌岸然的小人！”问题的关键在于，小舅是以那样一个决绝的方式沉冤昭雪，这就是悲剧所在，难道只有死才能证明他的真情实感？
首先要谈小舅的徒弟杜月梅。她因为要赚钱给孩子看病去做“霓虹灯下的哨兵”，这已经是一个失去自尊的工作了，但是晚上狗的吠叫让坚强又柔弱的女人的悲情到达顶点。她的眼泪毁坏了她精心化妆的脸，将她打回了生活的原型。关于杜月梅的眼泪，樊星有一个评价可以拿来解读，“从20世纪80年代初蒋子龙的《赤橙黄绿青蓝紫》、孔捷生的《普通女工》等反映（20世纪）80年代新一辈‘精神风貌’――自信或者本分――的作品，到90年代中期《学习微笑》等充满叹息和泪水的‘下岗文学’，这中间的时间跨度只有十多年，却给人以隔世之感！”[5]这篇小说作于2003年，距离20世纪90年代中期差不多也是十年的时间，这其中的隔世之感是群众不仅失去微笑，流下泪水，而且让人的自尊消失殆尽。以杜月梅为首的工厂工人面对巨大的变革能够用什么去抵抗和存在呢？恐怕她最后的屏障――师傅朱卫国就是她的信仰。昔日的爱恋增加了小舅的切实感受，却让这个帮助显得别有用心，这就进一步把小舅推向了深渊。小舅对工厂的三次“背叛”消解了所有人的信仰，之前说是为了工人的利益让他们交出了房产证，最后却用这些房产证让自己得到3%的股份的时候，他变成了自己之前口口声声要声讨的那些人之一，他陷入了一个“俄狄浦斯”式的悖论：越是想摆脱欺骗群众的罪名，越是使罪恶不断深化。权威失去意义，小舅也失去他的自尊，希望破灭了。
小舅不得不死，正如义狗罗蒂一样。月月保护罗蒂的时候忘了她自己手里拿着骗过它的编织袋，所以月月越是想要保护罗蒂，罗蒂就越是认为她要扔掉它、伤害它。从这个角度看，月月成为了小舅，罗蒂成为了工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底层工人试图在历史的洪流中安身立命，到头来，却发现被抛弃。面对工人们的困窘，小舅因是“说谎者”而位处尴尬，“除了死，他没有办法证明自己。除了死，他也没有办法让他们良心发现。”[6]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舅还是工人中的一份子，他的命运与工厂紧紧相连。并且因为他的死，人们的房产证被返还回来，调查组也开始关注这个整齐的矿机厂队伍。小舅的死亡在此处变成了一个仪式，被符号化了。作品试图用这种悲剧性的仪式召唤良知、正义、信仰。
二、“我”的回归
不同于小舅的矛盾，作者对于“我”的定位是十分明确的，就是一名在报社工作的编辑，一名现代知识分子。对于小舅，“我”的态度呈现了从怀疑到理解，再到认同的三段式发展。
小说中的“我”是小舅故事的记录者和见证者，也正因为“我”和小舅的特殊关系，保持了这个故事的完整和真切震动。从故事的开始“我”就已经潜藏在文本之中，对杜月梅、罗蒂的遭遇采取戏谑的写法，有三个典型场景：“我”正在掌握突发事件的宣传口径，“我”得知小舅离家出走的消息，“我”看到一位农民在表演跳楼秀。表面上看，这三件事件毫无关联，但是，其内在逻辑是因为“我”（媒体）的失真报道，让底层群众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一位农民因为被拖欠的工资而不得不进行一场有新闻价值的表演秀，而主持人被风掀起的裙子比这场无疾而终的表演更有看头，人的尊严被荒诞的愉悦掩盖住了。正如前文所述，小舅就是去重觅人的尊严的。从哪里寻觅呢？他走向的是“我”。在小舅看来，这个家仅有的一个知识分子“我”能够帮助他写材料，有话语权帮他达到目的。但是小舅忘了三个关键点：首先，搞材料和写小说是两码事。小说是可以杜撰的，但材料是真实的事件。其次，“我”是个媒体人，新闻价值对媒体来说是头等大事。而小舅说的那些早就不能称之为新闻了，对媒体显然是没价值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不是工人，与工人有种天然的距离，所以面对小舅的激情，“我”持有怀疑态度，因为当下的语境是没有是非只有利益。
这引发了一个问题：“我”对小舅的怀疑是怎么产生的？“我”也是从小在厂里长大，面对工厂的衰败，“我”与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也是有理由相信小舅的说法的。作者曹征路的解答是“知识分子在精神上的溃败是从90年代初开始的，新启蒙的挫败，后现代主义的进入，是知识分子整体上开始了一个科层化过程。有的去做官，有的去经商，有的退回书斋从事更加专业的活动。”[7]科层制的出现本来是为了协调和管理混乱的组织，衍变到最后，科层化的现象又导致了人员的分离，这一点表现在“我”上，也表现在小舅上（当时小舅没有自觉）。科层制的基本特征是专业化、权力等级、规章制度、和非人格化。工厂是按科层制度组织起来的，如果他们不按照这四个原则行事，那效率就很难提高。然而，正如马克思・韦伯所说的那样，“事实是，一个充分发展的科层制意味着掌权者处于社会结构的顶端”，而“‘领导’是一个‘外行’，与‘内行’形成对立。”[8]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作为一个有着知识话语权的“领导”对底层群众遭受的苦难是很难感同身受的。
“我”的转变从“我”帮小舅写好资料开始，此时，矿机厂的命运和“我”也产生了联系，“我”作为一个潜藏的知情者一直证明着接下来小舅的各种事件。小舅死后，“我”也从形式上的知识分子的位置上下来了，到群众中去当一名普通的工人 。从此开始，“我”实现了第三次转变，不谈作者对这个转变设置的刻意性和极端性，这正是为小舅必须死添加了一条证明。小舅是有继承者的，并且这个继承者统一了知识分子和底层群众。但是这部作品最后有点把知识分子生拉硬拽到底层群众的可疑，现实情况下，我们如何去打破障碍，拉近二者之间的关系仍是有待商榷的，有关知识分子信仰的重建也值得探讨。
三、重构精神话语
在小说中，良知、正义、信仰在小舅死的那一刻被建构起来，小舅也有了继承者，但是这个继承者如何发声作者没有说。作者每次借用小舅的母亲的话“那儿”来表达这个“乌托邦”的想象。“那儿”其实是“英特纳雄耐尔”，这个词一直保持着信仰的传统，被人们视为精神理想和价值取向，是被主流话语建构起来的。但是这个话在小说里是由小舅的母亲说出来的，它暗示了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结合的可能性，知识可以为群众提供一个发声的平台，只不过这是一种关于未来的想象，在“那儿”才能实现。小说的最后，“我”说小舅可以瞑目了。一方面是说房产证返还给厂人，贪污者被抓起来，港龙公司撤出工厂；另一方面，小舅的后继者“我”承担了小舅的某种期待。不过，作为知识分子的“我”不去担任编辑，辞去报社职务，而去当一名工人真的就满足了小舅的期待吗？转变后的“我”是一个觉悟者，难道觉悟者不应该奋斗在属于自己的岗位上为群众做点什么吗？其实，“我”如果在知识分子岗位上做一个真真正正的群众“代表”比在工地上做一个底层民工的价值要大，文本的真正悲剧就在这里，继承者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去解决作者的疑问。
《创业史》中梁生宝振臂一呼的形象在“小舅”身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权威形象建立不起来。小舅的成名是因为技术在那个时代是被奉为至高无上的地位的，大家也都是尊重手艺人的，手艺人从而获得一种精神权威。而随着科技渗透，手艺人便位处尴尬，劳模形象在经济社会中失去效用。因为太司空见惯就反而不是问题，反而不想再去讨论，小说最后草草结束的信仰问题显然还不能解决我们目前的困惑和问题。如作者所说，尽管我们技术上已经很强大，认为自己已经和现代化接轨了，但是“身份的困惑”、“知识的困惑”诱发了“表达的困惑”始终把我们推向解释的困境中去。作者把“小舅”形象重新提到这个时代话语中去，可以说是对时代观察与考量，小舅用宏大的方式试图挽救过于个人化的信仰缺失。在这个越来越膨胀的经济环境下，精神话语从来就没有纳入讨论的话语之列，这点毋庸赘言，因为早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有人发现了这个萌芽。放在当下话语下，我们并不是要够新闻的表现什么，而是缺乏一种关怀。这里不谈作家的创作技巧，而是把面向转到知识分子的责任上去，“我”作为一个媒体人，作为一个文人的责任。
小说的结尾显得有点仓促，似乎小舅的死与工厂的解决不是故事的答案，而是一个问题讨论的开始。不管曹征路怎样去描述这样一个悲剧，最重要的是他抒写了关于“人”的“历史变迁，和这个社会背景下不同族类的精神生态、心灵诉求。” 文学本来就是反映精神、塑造精神的，如果它现在还在一种缺失状态，那“我”的无力感会继续持续下去。现代作家、知识分子需要重建一个宏大的叙事，这个社会也需要有一个宏大叙事的存在。
四、小结
《那儿》是一个严肃的文学，本文试图从小说的字里行间观察时代中的人物想象、社会立场和作者动态。分析小舅与“我”产生联系的可能，试图破解作者曹征路建立知识分子与群众联系的方式与负担，引起文学的责任意识。悲剧产生的是震撼，震撼背后是冷静的思考。距离小说发表已有十年时间，这十年失业和社保的焦虑被物价和住房所代替，社会往越来越窄的道路上走去。现在，我们缺的不是“我”，是小舅。《那儿》呼唤我们建立一个公正世界的信仰，并为之不断努力，这大概也是文学要做的。
参考文献：
[1]曹征路.曹征路访谈：关于《那儿》[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2）.
[2]曹征路.那儿[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63.
[3]同上，第72页。
[4][美]艾尔文・古德纳.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3.
[5]樊星.当代文学新视野讲演实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116―117.
[6]曹征路.那儿[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94.
每年一度的“读研写演”审美体验工程活动成为文学院最隆重的节目。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将热情投入经典作品的再创造，在创造过程中深入著作，把感悟和创新结合起来。学生进行大量的作品研读、讨论、书评撰写，有的把民间故事改写为歌舞剧，有的把小说、诗歌等改写为剧本，或者在名著经典中添加自己的见解，最终搬上舞台，用肢体和语言表演文学经典，在舞台上领会文学作品的精髓，从读者向创作者华丽转身。从《诗经•蒹葭》《牡丹亭》《西厢记》等中国古代文学名著，到《简•爱》《卡门》《等待戈多》等外国文学经典，再到《霓虹灯下的哨兵》《茶馆》《粮食》等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同学们走出课堂，通过造型诗朗诵、人物画廊、歌舞剧及片段集锦等多种新颖形式再现经典剧目。在提高学生写作能力、创新意识、团队协调与组织能力的同时，也激发了大家对文学名著的兴趣，让品读经典的优良习惯得以薪火相传。“读研写演”审美体验工程的不断延续，不仅培养了众多优秀的集文学创作于表演艺术于一身的复合型文艺人才，还不断促进汉语言文学专业建设改革。该校教师把“读研写演”作为一种生态情境式教学模式进行探索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改革。
二、作为人文教育核心课程的《大学语文》
作为一门工具性与审美性结合的课程，语文课在中小学课程里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必不可缺的主干课程。但到了大学阶段，语文课程地位不尽相同。当下，《大学语文》课程开设情况在全国高校里不尽相同。据有关调查，有些高校把《大学语文》课作为公共选修课，有的作为公共必修课，有的甚至取消此门课程。那么，在专业细分的大学里，《大学语文》的存在必要性成为一个争议性的话题。不可否认的是，功利性的教育观念渐入人心，毕业就业以所获经济利益为唯一评判标准。这也直接造成了当今社会上存在一种普遍的现象，即市场经济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造精神及道德的流失。从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来看，经济与精神的平衡发展才是文明进步的表现。所以，人文精神必然不能流失以至于成为文明进步的“拖后腿”。在大学里，专业课成为学生学习的主干课程。而要发扬传统文化，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大学语文》无疑成为承担此项重大任务的首选。所以，高校里《大学语文》成为人文教育的核心课程。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天河学院是一所工科特色专业的全日制本科高校，而《大学语文》作为全校学生的公共必修课，工科专业学生每周2学时，文科(外语、艺术、管理等)专业学生每周3学时。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宗旨的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天河学院，《大学语文》为自编教材，课堂较注重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所以，教材有相当部分章节注重培养写作能力，而另一部分的章节则多为选取古代文学作品以培养学生的传统文化精神和人文精神。而在课堂形式上，还是传统的课堂讲授方式，不太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在考核方式上，采取是中小学模式的平时作业以及期末考试，都是纸质考试。从卷面情况来看，一部分学生的成绩并非很理想，一部分学生认为这种考试方式和高中无异，进而产生厌学现象。学生的学习效果不太理想，有违于这门课程的提高汉语水平及传统文化修养的初衷。所以，要发挥《大学语文》的作用，使其适应新时期大学生的特征，达到人文教育目的，创新教学方法是必走之路。
三、如何结合“读研写演”模式创新大学语文教学法
带着包袱走进婚姻，年轻的她不懂爱情
倪萍的第一任丈夫刘某是济南一家新闻单位的记者。那时，倪萍刚从山东艺校毕业，被分配到山东话剧院担任话剧演员。早在大学期间，倪萍就主演了《女兵》《山》《梅岭星火》等影片，在齐鲁大地小有名气。一次采访中，刘某结识了倪萍，她的迷人微笑让他着了魔，从而对倪萍展开了执著而狂热的追求。
可倪萍在很小时，父母就离异了，婚姻的失败让母亲对男人心存怨恨，她一直这样教育女儿：不要轻易相信男人，这世界上没有几个男人靠得住。母亲的话像种子一样深深埋在倪萍心里。从少女长成大姑娘，倪萍一直对男人有抵触，但刘某的狂热追逐让倪萍无路可逃，长久以来构筑的心理防线也被刘某一点点摧毁，她不由自主地爱上了这个男人。他的善良、宽容和大度，满足了倪萍对男人的所有幻想。25岁那年，她带着憧憬、梦想和陶醉与刘某走进了婚姻。
然而，人毕竟不可能生活在真空里，再浪漫的夫妻也要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平凡与琐碎。艺校毕业的倪萍不爱做家务、不喜欢下厨，而刘某的大男子主义也让倪萍越来越难以忍受。这对年轻气盛的小夫妻常常因为不经意的一句话，或者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都可以较上半天劲，争吵又和好，和好又吵得天翻地覆。
美妙的童话开始一点点破碎，公主和王子在对方眼里渐渐蜕变成了灰姑娘与大灰狼。失望、痛苦像咸涩的海水一样将倪萍的心冲撞得七零八落。
婚姻的失意让倪萍将主要精力转移到事业上，她主演的话剧《王昭君》《霓虹灯下的哨兵》在齐鲁大地红极一时；她主演的《流泪的红蜡烛》《祁连山的回声》《雪城》等影视剧让她的名字开始走向全国，并荣获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中央电视台领导慧眼识珠，将倪萍从山东话剧院调入中央电视台，主持《综艺大观》和《文化视点》两档栏目。
也许时空的距离能修补他们婚姻的裂痕，倪萍临走时告诉刘某：“等我在北京站稳了脚跟，你也过去吧，以后我们再也别吵了，好好过日子，行吗？”刘某答应了倪萍。
在中央电视台，倪萍如鱼得水，她亲切大方的主持风格和那招牌式的迷人微笑，让她很快脱颖而出，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然而，时空的距离不仅没有缝合他们之间的裂痕，反而将两颗心越分越开。28岁那年，倪萍挥泪与刘某办理了离婚手续，这段维持仅3年多的婚姻犹如昙花一现，却在倪萍的心上刻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疤……
痴情付出，
为什么受伤的还是我
第一次婚姻的破碎经历被倪萍尘封在记忆里，从不轻易去触摸。
随着年龄的增大和社会阅历的丰富，以及与各种人物的广泛接触，倪萍发现母亲和自己对男人的评判还是有失偏颇，她见过许多恩爱无比的幸福夫妻，也见过很多优秀的有责任心的好男人，不能因为自己婚姻的破碎就将天下所有男人“一棍子打死”，茫茫人海中肯定还有适合她倪萍的男人！
1989年冬天，在录制一档节目时，倪萍邂逅了著名导演陈凯歌。陈凯歌导演的电影《黄土地》获得好几项大奖，是中国第五代导演中的佼佼者。那时的陈凯歌也刚刚结束一段破碎的婚姻。这次相逢，让这对情感沧桑的男女一见如故。陈凯歌的不俗才华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让倪萍仰慕；而倪萍的举止和谈吐，在看惯了演艺圈里喧嚣与浮华的陈凯歌眼里，是另一道美丽的风景。
在北京的日子，陈凯歌频繁地造访倪萍，和她一起出去吃饭，与朋友聚会。有时倪萍录制节目到深夜，陈凯歌开着车耐心地在中央电视台门口等候，然后乘着浓浓夜色送她回家，充当她的护花使者。面对陈凯歌灼热的目光，倪萍惶恐地躲避，第一次婚姻的痛楚让她对男人多了一份戒备，所以对于陈凯歌的多次暗示，倪萍装聋作哑。
一个彩霞满天的黄昏，陈凯歌开车带着倪萍来到美丽的香山脚下，他们在一片枫叶林中坐下来，陈凯歌点燃一支烟，豪情勃发地说：“你看，这漫山遍野的红叶就像我心头跳跃的激情，我要用火一样的热情将你生活的信心和梦想点燃！”接着，他坦然地向倪萍讲述了那段失败的婚姻，说第一次婚姻他没有好好珍惜，不懂得婚姻的真正含义，如果再入围城，他一定会学做一个好丈夫，认真经营婚姻，给心爱的女人幸福。
陈凯歌的肺腑之言字字句句落在倪萍的心坎上，令她百感交集,他的切骨之痛，她又何尝没有过？人海茫茫，也许眼前的陈凯歌就是上帝赐给她的真命天子！她不再逃避，不再彷徨，勇敢地接受了陈凯歌的感情。
1993年，陈凯歌开拍电影《霸王别姬》时，面临着经费短缺、审批等诸多困难，倪萍利用自己央视名主持人的身份，一次次出面为他疏通各种关节，让陈凯歌顺利地度过了难关。《霸王别姬》公映后获得空前成功，并荣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陈凯歌也由此跨入国际导演的行列。
对于陈凯歌的成功，倪萍由衷地感到高兴，并心甘情愿地做他背后的小女人、好女人。1994年，陈凯歌正在上海拍摄电影《风月》时，他的老父病重住进了医院，陈凯歌打电话给倪萍，倪萍放下手头的工作，衣不解带地照顾陈父。老人家走后，陈凯歌没时间回家奔丧，倪萍以准儿媳妇的身份，忙前忙后地为老人家料理后事，赢得了陈家人一致好评。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一年又一年，已经三十多岁的倪萍多次明确要求陈凯歌给予自己一纸婚约，但每次都被他找借口敷衍过去。倪萍只得满怀委屈与企盼，在梦想中一天天等待……
1995年，外界开始风传陈凯歌与演员陈红的绯闻。倪萍不相信陈凯歌会背叛自己，但谣传一天比一天升级，她的心也渐生疑虑。她马不停蹄地赶到剧组，那时，陈凯歌正在上海拍电影，陈红就是那部戏里的女主角。倪萍尽量用平静的语气问陈凯歌谣传是怎么回事，陈凯歌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再三向倪萍保证此事纯属空穴来风。
几个月后，倪萍的母亲从山东老家来到北京，希望能见陈凯歌一面，陈凯歌推说忙，委婉地拒绝了。这让倪萍非常失望，难道他忙得连见“岳母”一面都抽不出时间吗？
也就从这时起，陈凯歌开始很少回“家”。一心想要做个好女人的倪萍从不责怪他，也不追问他的行踪，几乎失去了一个女人的自尊。
这时的陈凯歌已完全爱上了年轻美貌的陈红，而蒙在鼓里的倪萍苦苦等待的却是分手。倪萍含泪问为什么，陈凯歌说他已与别人有了孩子，得对别人负责。倪萍凄然一笑：“我为你付出了8年的感情，难道你就不该对我负责吗？”陈凯歌摇摇头：“对不起，我只能这样。”说完就离开了这个“家”，再也没回来。
这是1996年8月6日，一个令倪萍刻骨铭心、痛彻肺腑的日子！
我们的感情一定会坚持到
老得哪儿也去不了
两段情感让倪萍伤痕累累。如果说第一次婚姻是她年轻不懂爱情，那么在与陈凯歌的交往中，她心甘情愿地付出了，为什么收获的还是一枚苦果？
1997年，倪萍去北京国际展览中心参观一次摄影展，她流连在一幅幅美丽豪放的摄影作品里，久久不愿离去。这时，一个高大魁梧的男人走到她身边，他的声音浑厚而动听：“是倪萍吗？你好，很高兴再次见到你！”倪萍回过头，仔细端详了对方一会儿，高兴地叫道：“你是王文澜！”
十多年前，倪萍曾在北大一个朋友的家里见过王文澜，那时的他是个战地记者，十多年不见，岁月让他们改变了很多。倪萍成了个情感沧桑的女人，而王文澜已是《中国日报》摄影部主任，这多年来，他依然孑然一身，在寻寻觅觅中没有找到情感的归宿。
王文澜早就从朋友那里知道了倪萍两次失败的情感，他的心常常莫名其妙地惋惜和疼痛：这么好的女人，如果是我，我一定把她当作眼睛来呵护。他坦率地告诉倪萍，自己还是单身。倪萍开玩笑说：“要不要我给你介绍对象？”王文澜笑着说：“好啊！”
接下来的日子，王文澜以要倪萍给他找对象为由，有事没事都来找倪萍。倪萍不明就里，竟真的先后给王文澜介绍了两个女友，但王文澜却连面都不去见。那天，面对倪萍迷惑不解的目光，王文澜鼓起勇气目光灼灼地说：“我早已有了心仪的女人，这个女人就是你！”倪萍吓了一跳：“这怎么可能？我在感情上是走过多次弯路的。”“我不在乎你的过去，我只知道自己的心时刻在为你跳动！”
这一次，倪萍是真正躲避王文澜，为他设置重重关卡，不让他走进心房。而王文澜发自肺腑的一句话，却将她心里的关卡全部摧毁：“倪萍，只要你一天不结婚，我就会等下去！如果你一辈子不结婚，我就等你一辈子！”
1998年秋天，倪萍在时隔10年后再入围城，与王文澜走到了一起。王文澜知道倪萍喜欢热闹，婚后不久，他把倪萍的姥姥、母亲、妹妹和侄女全部接到北京，一大家子人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
1999年11月，倪萍生下了儿子虎子。40岁的“高龄”做母亲，倪萍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儿子患有先天性青光眼，这让倪萍心如刀割，王文澜对她说：“既然上天作了这样的安排，我们就要平静地接受。现在医学这么发达，儿子的眼睛一定能看好的。”豁达的丈夫和他温情的话语，给了倪萍莫大的安慰。
洗尽铅华的倪萍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家庭主妇,烙大饼、蒸包子、榨豆浆……看着儿子和丈夫吃得津津有味，一种平淡的幸福感就涌上心头。工作再忙，她也要抽出时间带孩子。看着儿子从牙牙学语到能唱一首很抒情的歌曲，她感到非常有成就感。
2004年上半年，倪萍和丈夫带着儿子去日本，给儿子做了眼科手术。手术非常成功，儿子的视力恢复了很多。坐在飞机上，夫妇俩搂着儿子，一家三口有一种相依为命的感觉……
随着年岁渐长，倪萍主动“下岗再就业”，重新做了一名演员。因为经常外出拍戏，倪萍不得不把儿子交给王文澜带，每次离别前都千叮咛万嘱咐。为了不让妻子过于担心，王文澜就抽空带着儿子去探班。2005年初，倪萍在黄土高原拍电影《雪花那个飘》，条件非常艰苦，剧组简单的盒饭吃得她直翻胃。王文澜带着倪萍爱吃的东北酸菜、盐煎鸡等，和儿子千里迢迢去看望她。面对着漫天黄沙和灰头土脸的倪萍，王文澜流泪了，妻子太不容易了！
为了多陪陪妻子，王文澜和儿子在高原上待了十多天。儿子没什么玩的，王文澜就给他弄来一根木棍和一堆泥，耐心地陪儿子饶有兴趣地玩上大半天。倪萍拍戏时，王文澜不顾风沙吹打着脸，牵着儿子的手站在一边津津有味地看。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幸福，让片场的许多演员都羡慕不已。
倪萍再次在影视舞台上重铸辉煌：《美丽的大脚》《两个人的芭蕾》《浪漫的事》等影视剧让亿万观众见识了她的另一种风采，她先后获得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电影“华表奖”最佳女演员奖等多项大奖。王文澜笑称她是“下岗再就业的典范”。
然而，作为影视圈中人，是非事太多了。2005年下半年，倪萍在河北拍电影《大浴女》，突然接到王文澜的电话：“有媒体说你不爱我了，正移情别恋哩。”倪萍反问丈夫：“你信吗？”电话那头传来王文澜爽朗的笑声：“这是无聊的传闻，我怎么会信呢？”
到了2006年2月，有媒体“言之凿凿”地报道王文澜和倪萍离婚的消息，甚至搬出民政局的工作人员作证，刚开始，倪萍和王文澜还耐心向别人解释，后来他们都麻木了，干脆不理不睬。就让他们去炒吧！那些无聊的传言怎么能伤害得了他们坚如磐石的感情？！
我常常考虑这是为什么？为什么电影艺术在人们眼睛里就会比其它的艺术姊妹要低俗？是电影工作者的水平低于从事其它艺术的人们？恐怕还不能作出这样简单的结论。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与电影艺术的特性有关，正是这样的特性在很大的程度上使电影艺术成为说的“俗文化”的。
众所周知，小说是一种文字艺术。它作用于人们的第二信号系统，借助于读者的生活经验和想象力完成其艺术欣赏过程。尽管小说无法展现作用于第一信号系统的视觉场面，（即便是《老人与海》这样的小说，我们也很难真正体验到大海的视觉奇观。）可是，观众的参与和想象活动是艺术审美的生命，小说拥有了这样的特性便成为了一种高雅的文化产品。在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中，不仅人物命运能得到充分的展现，而且人物丰富复杂得难以言状的内心世界也能得到淋漓尽致的揭示。《奥勃洛莫夫》中的奥勃洛莫夫在床上一动不动地躺着，作者就能把他的丰富的内心活动展示给我们。也许，只有小说有这样的魅力：一部小说的情节或细节描写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被读者淡忘了，然而那小说中众多的成功塑造的人物却在读者心中长存甚至伴随他们一生。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文字有利于塑造复杂的人物个性和千变万化的内心世界。在小说之林里，即便是象西德尼．谢尔顿或琼瑶这样的通俗小说作家，也依然必须在人物个性的塑造上下一定的功夫。
再看戏剧。由于戏剧的空间表现的显而易见的局限性，导致它不可能依靠视觉手段。因此戏剧的真正武器是对话。戏剧家们运用对话来展开情节和冲突，揭示人物关系和性格。如果对话过于肤浅，流于生活的表面，如果我们通过对话看不到人物心灵和性格中那些隐秘的层次，戏剧就会变成毫无戏剧性可言的浅薄的东西。所以，戏剧没有选择，既然它不能用视觉的奇观来哗众取宠，就只能靠对人性深刻的揭示来将观众吸引到剧场里来。正因如此，戏剧便获得了高雅的属性。无论是莎士比亚或是易卜生，无论是斯特林堡还是奥尼尔，戏剧大师们所追求的永远是性格的丰富性和对心灵的隐秘的揭示。正是戏剧的短处成就了戏剧的高雅。戏剧也羡慕过电影的通俗性所带来的金钱，也有人希望能创作出类似于警匪片、惊险片或恐怖片这样一些戏剧样式。但如您之所见，到现在我们也没看见有什么“警匪戏剧”、“恐怖戏剧”或“惊险戏剧”形成气候。娘胎里生就的高雅何须作东施效颦呢？
可是电影呢？电影拥有无与伦比的时空表现力，它可以表现高山大海和千军万马的古战场，可以展现星际大战和史前生物的肉搏。它拥有任何其它姊妹艺术所没有的视听武器。得天独厚的能力对人是不是有绝对的好处呢？比如一个长得十分漂亮的女孩儿，也许就因为她比别人漂亮便无需作更多的努力即能取悦于人。电影艺术的“天生丽质”正是这样地使它无需在人物塑造方面苦下功夫就能取悦于观众。它可以将冰海沉船、彗星撞击地球、龙卷风和大白鯊……所有人类能够想象到的惊心动魄场面都展现给观众，并且只靠了这些视觉的奇观本身便可以将观众在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牢牢地吸引在影院的座位上。人物性格的塑造便成了可有可无的事情，更遑论性格的深度。稍有文化修养的人就能分辨出一部莎士比亚剧本与《泰坦尼克号》影片中人物塑造的高下，恐怕只有才会把两者放在一个天平上衡量。好莱坞那些高成本的大片中的人物性格的落套和浅俗几乎成为那种影片的标致。不知是不是会有谁将一部影片在票房上的成功与该影片的文化品味看作是一回事儿？如果有，那一定是利用电影赚到了钱的人或渴望赚到钱的人，千万不能相信他的话。电影也有佳作，在佳作里也有脍炙人口的人物性格，但你会发现那常常就是借助了对小说或戏剧作品的改编，电影编剧的原创人物寥寥无几。而且您还会发现，改变自小说和戏剧作品的电影作品，尽管有着比原作更广泛的观众面，但看过原著的人往往会抱怨这些改编实在是糟改原著，至少失去了原著的深刻性和人生品味，充其量不过是原著的赝品。
在这里，也许应该为电影艺术说上两句公道话。我们无权要求任何门类的艺术都必须达到同样的人文深度。要求一部恐怖片也要深刻如契柯夫的《海鸥》显然是滑稽可笑的。毕竟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把深刻作为自己的审美目标的。恐怖片就象我们坐翻滚过山车，一时的刺激便带来了值得花钱的愉悦。以往我们总是要求电影艺术的任何样式都要追求人物性格的丰富立体性其实是根本错误的。在商业样式的影片中，我们根本无法做到也根本不必追求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即如美国影片《生死时速》，在创作这样的影片的时候，编剧最需要下功夫的是讲好一个具有惊心动魄场面和让人透不过气来的故事，而导演的任务就是把文字提供的视觉奇观设计图逼真地展现在银幕上。人物的类型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些电影样式商业成功的因素之一。就象麦当劳的策略一样，如果它的汉堡包和辣鸡翅不作定型化的生产，就不会有那样多的赢利。因为它必须用一种模式化的生产来培养人们固定的口味。最明显的例子便是美国的西部片，其中的人物都是固定不变的类型，那些无法无天的牛仔、那些孤单闯入敌阵的英雄、那些野辣辣但善良的……所有这些就象定型生产的汉堡包，早已经培养起了一大批观众的口味，所以至今仍然保持着西部片的常盛不衰的观众群。香港的功夫片得到了西部片经营之妙吷，于是也成为中国唯一能够杀向好莱坞的电影样式。人物性格的复杂和立体，人物内心生活的深层结构，这些都必然会带来作品在主题思想上的艰深和多意，这也许从来就不是把票房看作生命的那些电影投资者的意愿。我认为好莱坞为代表的商业电影是很值得今天的中国电影人研究的文化现象。一天，有个电视台的记者问我：“您认为张艺谋和冯小刚谁更棒？”我反问他道：“你认为跳高的朱建华和打乒乓球的邓亚萍谁更棒？”我认为他们都不错。不能在商业喜剧如《不见不散》这样的作品上苛责冯小刚塑造的人物肤浅，这就好象我们不能听了相声抱怨它太不庄重一样。我们应该看到他的机智和幽默和叙事节奏的流畅。今天中国大部分的商业片不是太不深刻的问题，而是太不懂商业规律太缺乏商业想象力的问题，甚至是一个如何创作好类型人物的问题。
什么是类型人物？戏剧理论家和教育家贝克在他的著作《戏剧技巧》中有所描述。他认为剧作中的人物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概念化人物，他说：“概念化人物是作者立场的传声筒，作者毫不把性格描写放在心上。”第二种便是类型化人物，他说：“类型人物的特征如此鲜明，以至于不善于观察的人也能从他周围的人们中看出这些特征。”这种人物“每一个人都可以用某些突出的特征或一組密切相关的特征来概括”。第三种为圆整人物（RoundCharacter），也有人翻译作“个性化人物”的。他说：“圆整人物在类型中把自己区别开来，大的区别或者细微的区别。”这种人物具有性格的多侧面和复杂性。他们的性格复杂到无法用简单的话语来概括和分析。贝克认为，类型人物在今天还大大地存在的原因如下：①人物性格特征有限并且鲜明，这样就易于观众领会和把握。②这样的人物容易创造，更容易编写。③闹剧和情节剧看重的是情节的戏剧性，这样的剧本哪怕它缺乏人物的个性化，观众仍然对同样的故事百看不厌（如罗马和伊丽莎白时代的观众）。事实上，中国人的叙事传统中更突出的是对类型人物的描写。而中国人的审美习惯也相当地固定在类型人物上。《红楼梦》除外，我国古典章回小说中的人物和戏曲舞台上的人物大多数便是类型化的人物（尚有一些概念化人物）。例如《三国演义》《西游记》和《水浒》中的人物：曹操性格突出的是一个“奸雄”，关羽则可以概括为“忠勇”，诸葛亮不过突出了一个“神”字。张飞性格全部集中在“直鲁”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艺术最大的特点便是夸张，表现在人物塑造方面便是人物性格的夸张。这种夸张的方法可以总结为强化人物性格中的某一特征。这样的方法能取得良好的剧场性，易于为更多的普通观众所接受。其实直到今天，中国观众的审美特点也没有太大的改变。记得《乡音》这部被专家看好的影片到湘西农村放映的时候，这部为农民创作的、表现农民的影片在农民中却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他们抱怨说影片“分不出好赖人”来。中国农民喜欢人物立场和性格一目了然。就象中国戏曲舞台上人物，脸谱本身就有了综合地表述立场和性格的功能。这种审美习惯在电视剧中表现得就更加明显。专家们对《还珠格格》获得那样大的轰动效果瞠目结舌，觉得不可思议。“小燕子”就人物塑造而言性格何其夸张简单，简单得几乎有点二百五！可为了看“小燕子”竟然能够万人空巷！其实，琼瑶是个聪明人，她明白中国人的审美习惯，所以对所有剧中人物都采取了类型化的处理原则。您回过头去看看，《西厢记》里的那个红娘，整个性格无非就是个“伶俐可爱”，然而却被人们口碑至今。现在又一只“伶俐可爱”的“小燕子”飞来了，能不家喻户晓吗？如果你细细分析就会发现，每一个大红大紫的电视连续剧中的人物其实都走的是类型人物的路数，例如《渴望》和《嫂娘》中的女主角之忍辱负重、以德报怨便是突出的一例。我们几乎可以断言，如果一个影视编剧不会将人物作类型化处理，就很难满足大众胃口，写出百姓喜爱的作品来。
将剧中人物作类型化处理也不一定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生活中的现实性格通常都是模糊的和多成份的，因此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现在，剧作家要从那个人物之性格的综合成份里选出一个或两个特征作夸张处理，就有一定的难度。首先你必须决定选择什么。如果你选择的那个人物性格的特征是大家已经看烦了的，观众就会觉得太旧。比如，我们一些表现部队生活的作品总是爱重复这样一些类型：傻大黑粗的农村兵、调皮捣蛋的城市兵、好妈妈式的教导员、性情直鲁的连长……其实这在《霓虹灯下的哨兵》中出现的时候大家还是觉得挺好的。但现在这种类型几乎便成了定型，就让人觉得有些东施效颦了。描写青年的类型人物也有很多的重复，例如以往写所谓的好青年，总不外是说话木讷、见了异姓就脸红；如果写女记者一定是风风火火、疯疯癫癫、敢爱敢恨……这样的人物看多了，就让人觉得中国的影视编剧没有想象力，光会跟在别人的后面克隆。可见，真正的问题还不是反对人物类型化的问题，而是一个反对人物定型化的问题。其实，在中外很多的优秀作品中，优秀的类型人物不但不会被观众厌弃，反而会得到大家的喜爱。例如卓别林创造的那个象鸭子一样走路的绅士流浪汉便是个极好的例子。这个小人物除了永恒的善良本性以外，最突出的性格特征就是永恒的尊严。无论情况多么艰难窘迫，也无论对手多么强大可怕，他总是拼命地保持着自己的绅士风度和尊严。俗话说“人穷志短”，可卓别林却把它反了过来，去表现了一个可怜滑稽的小人物超越常理的尊严，就十分具有创造性和独特的想象力了。因为卓别林是流浪汉出身，他一定知道在每一个受欺侮的灵魂深处都有一种深藏的渴望：保持住作人的尊严。他正是聪明地抓住了这一点。再如，在日本山田洋次的《男人辛苦》系列影片里也有个家喻户晓的类型人物寅次郎。在日本，几乎没有不知道阿寅的。这个将眼睛眯作一条缝的胖子性格格外的单纯鲜明：他善良仗义多情却又懒散而不拘小节。每天大大咧咧、无所事事，却常常大言不惭。山田洋次真是个聪明人，他在这个人物性格上的类型化处理可是十分有学问的。在日本这个高度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大多数日本人被西方人形容作每天只知道工作的“蓝蚂蚁”。给人的感觉是，大多数日本人中规中矩、一丝不苟、性格压抑、不苟言笑、感情轻易不外露，例如一个日本人向你点头说着“哈依”并不一定就表示他同意你的意见，你很难知道他的真实想法是什么。然而，在高度紧张的工作和生活节奏中，其实很多的日本人心里都有与现实相反的渴望。他们渴望着能冲出刻板的生活轨迹潇洒随意地生活，能够忘记金钱而把情感看得比什么都重，能够不注意上司或任何人的脸色而敞开地表达自己的任何情感……而这一切便恰恰是山田洋次赋予阿寅的。人们从阿寅身上看到了自己虽然期待已久、想做却又不能做或不敢做的。这就难怪阿寅这人有这样好的观众缘了！其实，就连在中国文学史上人人熟知的阿Q也是个类型化人物哩！这个性格极度夸张的角色之最突出的性格特征便是“精神胜利法”。我们实在是不能因为这个人物出自伟大的作家鲁迅笔下就生生地将他归结到圆整人物的圈子里去。说他是类型化的人物并不意味着否定他的深刻性。相反，正如大家所共识的那样，在阿Q身上集中体现着中国人国民性中的典型特征。由此可见，一个真正为观众所喜爱的类型人物既不能是不费气力就能得来的，也不能是克隆的结果。那必定是一次具有个性的创造，是对生活深切感悟的结果。类型人物应该是一种真正的典型，更具有社会生活的普遍性和性格的鲜明性。
我认为，学会写类型人物应该是编剧的影视基本功。其实人物塑造也象绘画一样，在学习绘画的时候常常有两种练习：一种是速写，一种是素描。速写要求用极其简练的笔法和线条甚至有些夸张地将人物勾勒下来，而素描则要求对人物作空间层次的细致描画。类型人物就好比是速写，如果你没有抓住一个人物性格鲜明个性特征的能力，也很难对人物多重成份的性格作全面的描述。更何况，即便是在那些以圆整人物为主角的电影作品中，类型化人物依然是不可少的。剧作家用了这样的技巧来描写次要人物。要知道，在电影剧作中，毕竟叙事的时间有限，在两个小时的甚至更短的篇幅里，你要想将所有的剧中人物的性格都作圆整化的处理是根本不可能的。同时，那样也是根本就没有必要的。因为没有主次就意味着喧宾夺主。这时，你又不能将次要角色处理得个性全无，那样的做法观众也不会接受。最好的办法就是抓住这些次要角色的某一个突出的性格特征作夸张处理。例如，在日本电影《远山的呼唤》中，作者对主要角色耕作和民子都作为圆整人物来塑造，写出了他们复杂的性格成份。这两个人物细腻复杂的情感和内心世界使我们感到了人物性格的现实性。可是，影片中的虻田以及民子的弟弟和弟媳，就作了类型化的性格处理。这样的方法不仅增强了戏剧性，也反衬了耕作和民子这对中年人的深沉情感和性格的圆整性。在国产影片《牧马人》中，编剧对许灵均和李秀芝这两个男女主角作了圆整性格的刻划，但对郭PIA子却作了类型化的性格处理，而这个人物却使作品增色不少。获得了东京电影节大奖的日本影片《谈谈情，跳跳舞》中那个舞蹈动作怪异的青木也是个很成功的类型人物。这个人物使影片在总体基调的严肃性上增添了几分活泼和轻松。影片的编导者一定非常清楚，任何艺术所产生的效果都离不看对比，在一部影片中庄谐共在才能相映成趣。
电影艺术家并不回避类型人物，以写不写类型人物这一点上是不能区分艺术家和匠人的。但艺术家毕竟与匠人不同，艺术家是创造新的类型人物的人，而匠人则是重复前者创造过的类型人物的人。
要想创作出充满新意的、性格鲜活的类型人物也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这就好象齐白石之画白菜，虽然仅仅是了了数笔，便能跃然纸上，这却是多年实践的结果。初学影视编剧的朋友往往心太急，却忽视了磨刀不误砍柴工的道理。其实，如果你平日不多作些观察和训练，要想几笔就写出一个鲜活的人物来是根本不可能的。我的意见是，大的剧本固然要写，但忙里偷闲地多搞写小品文或影视剧作小品也是很有效的学习方法。例如下面就是我平日里完成的人物性格速写练习：
第一则：《陈先生的小纸片》
我的大学是在上海戏剧学院上的。刚刚入学，去厕所小解，却见面前的墙上正对着脸贴了张笔记本上裁下来的纸，上面写着：“菩萨蛮——为庆祝六一儿童节而作”。那词填得很功，但却读不太明白。从引用的掌故里看出作者定是位老先生。那字也是老先生的，用繁体，规规矩矩的蝇头宋楷。末尾的留名亦是老气横秋——“陈汝衡”，颇象老中医的名字。他是个什么人？怎么会在厕所的小便池上庆祝儿童节哩？我当时乐得把尿也晃到了池外！（后来才知道，原来每到节日——不拘是妇女节还是元宵节，他都会用那样小小的纸头，在校园里到处贴上他填写的词。）
不久见真人，果然可乐！他已经八十一岁高龄了，踱入课堂的时候却声若洪锺地自我介绍说“芳龄二九。”是两个九相乘的意思。这时有同学提问时叫了他一声：“陈老师……”他立刻打断了提问正色地说：“以后谁也别叫我老师，要叫先生！”
陈先生是教中国文学的，但他更多的是教古典诗词。说句良心话，“年方二九”的他讲课实在枯燥。然而我敢说没有哪个老师似他这般酷爱讲课。当他摇头晃脳地背诵起诗词来的时候，就如关公抡起了大刀，如入无人之境。人老了，前牙漏风，朗诵的时候前排的同学就感觉局部地区有雨。上他的课很苦恼，终于就有人忍不住跑到系里抱怨听不下去，问能不能换老师。然而系主任苦笑着说：“还是告诉同学们坚持一下。如果我们把陈先生的课停了，他那年纪，他那热情……是不是？”想想也是，大家就再不提。只是共同谋划好了对策。等他上课，我们就从左数第一个人开始提问，然后第二人、第三人……这样一直问到下课。他就只好不断回答问题。其他同学就有了开小差看闲书的时间。陈先生当然不知道我们的阴谋，学生的提问，使他觉得很得意。记得那次轮到我提问，我严重异常地站了起来：“陈先生，不知道菩萨蛮是不是可以吟唱？我曾经在厕所的墙壁上看到过先生的……”同学闻说，都从课桌上抬起了暗含笑意的眼睛。老先生全然不觉，当下里为我们朗声吟唱起来，那音调要多怪有多怪，相信定是原装宋味的。先生见我们都笑，更来了情绪，突然问我：“唐诗宋词皆有传世之作。敢问现代诗里也有吗？”
“没有！”我几分讨好地说。
万万没想到他却说：“不对，有的！”说得全班同学大愣。接着他笑嘻嘻地说：“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石油工人干劲大，天大的困难都不怕！”没想到他会用这样的方式挤兑现代诗，大家哈哈笑个不停。
那天，学院里来了个法国学者，是个年青的女子，要为我们讲莫里哀。男生都挤向前排，凑向金发碧眼的身边。那女子很有些欧洲人的傲慢，全然不把在场的学生放在眼里。就在这时，突有人用英语提问，大家惊诧地回头看时却是陈先生。陪同翻译说：“对不起，我不太能说英语。”陈先生就立刻换了法语。至今不知道陈先生提的是什么问题，但见那女子红了脸，半天回答不出来。翻译道：“她说，这位先生的提问她从来还没想到过。”
回到宿舍，大家都议论着陈先生今日的表现，纷纷觉得分明是为国争光，人人反复说：“没想到陈先生还有这两下子。”因为我们无论课上课下，从来没听先生说过任何一个外国词儿！
再一晨，我围着学校跑步，恰遇到陈先生提着篮子买小菜。当下拉着我到他家里坐。步入那狭窄的亭子间，我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书架的山谷里，那四壁的高及屋顶的书令人仰视，给人压力。拿出一册翻看时，竟是先生在30年写作就的《中国曲艺史纲》，再抽一本，还是先生写的，叫《中国说唱艺术考源》。索性向书橱里看去，原来那一排都是先生的著作。这一发现使我目瞪口呆，连师母递上的茶也没喝出是什么味道。那些书中的文字，铿锵有力，字字珠玑，长短节奏，更是有腔有韵。其功力真令我辈汗颜。从那一刻起，我始知年轻人笑声的浅薄。临出门，认认真真地颔首叫了声：“陈先生。”
现在，陈先生已经作古多年。他故去的时候我已经当了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七年。七年里，我常常会想起他，因为每到过节我的眼前就会出现那贴在墙上的小纸头，尤其是儿童节。
第二则：《白玛》
歌舞团里有很多著名的演员，例如在那个时代全中国无人不知的歌唱家才旦卓玛和后当了上海音乐学院院长的常留柱，后者创作并演出的歌曲《心中的歌献给金珠玛》曾经红遍全国，现在四五十岁的人应该都还记得的。然而说起来，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白玛。
我到团里的时候他是负责舞台灯光的。每到演出的时候，只要没轮到我上场，我就会跑到舞台一侧的灯光操作间找他聊天。那里架着很多巨大的灯，从灯的空隙里能够俯视台上的演出情况。那些灯别提多烤人了。白玛教给我了一招儿，将馒头放在照明灯的后面，过一会儿就能吃到喷香焦脆的烤馍了。大概是长期受灯烤的缘故，白玛脾气挺急。他喜欢一面蹦来蹦去地控制那些开关，一面骂台上的演员。
“啊啧啦！旺堆这小子跳的是什么舞？我看从大街上随便拉一个来也比他强！你再看卓玛吧，才20岁呀，还没结婚，可那屁股多大！”
他那肆无忌惮的评价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我挤兑他说：“你尽说人家，有本事你跳一个！”
没想到这话却把他激怒了，劈胸抓住我说：“小子！你听着！我在莫斯科获奖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里撒尿和泥玩哩！”
后来问过团里的老同志，方才知道他没有吹牛。他原来是舞蹈演员，最最拿手的是跳“拉腿蹦子”。别人在作那个动作的时候，身体倾斜，与地面顶多成六十度角。而他却能达到二三十度角，并在身体侧旋的过程中从地上捡起一圈哈达！正是凭了这一手，他才在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了奖。可惜的是，他也仅仅会这一手，再加上他太爱喝酒，常常误事，后来在领导的劝说下索性退出了演出，干起了照明。
大概白玛自己也没有想到过还会重登舞台！
事情的起因是从内地某省来了个实力很强的歌舞团。尽管他们很谦虚地说：“是来向歌舞团学习的。”但实际上却有着炫耀实力的意思。自治区领导发话了，要“咱们自己的歌舞团拿出点自己的绝活来”。我们团里领导得令后思谋再三，突然记起白玛的“拉腿踫子”。当下将白玛叫到排练场，让他蹦一个看，没料到他那童子功竟然盖过当初。团领导自是大喜过望，让他在最后的压轴节目中上场亮相，将节目推向。
白玛成了全团人众望所归的人物，他心中的激动可想而知。在正式演出的前两天，他每天早晨都第一个出现在排练场里，他知道，演出那天自治区的首长会尽数地坐在台下，无论如何不能出一点纰漏。
然而正式演出的那一天他却出了大事！
原来，由于他太渴望重返舞台了，结果是邻近登台他却害了怕，怕得两腿直哆嗦。为了给自己壮胆，他偷偷地喝了很多酒。到他上台的时候，果然气壮如牛！在音乐声中，他象急速旋转着的车轮，以不到三十度的侧倾冲出了侧幕。立时，台下掀起了海潮般的掌声！按照规定，他只要围着舞台转上一圈就可以下场了，但不知道是因为酒精的作用，还是观众掌声的刺激，一圈之后他竟然没有停下来。乐队的指挥愣了一下马上喊了声：“反复！”又把音乐重奏了一遍。可是，二圈之后白玛依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观众的情绪到达了极点，震耳欲聋的掌声一下下地砸在白玛落地的节奏上！
团长的脸都急得发白，对着台上的白玛喊：“行了，快下场！”然而白玛已经失去了控制，只管一路地在台上蹦着圈，那光景就好象要把生命全部在这里蹦完似的。
突然，他偏离了轨迹，在观众的惊叫声中翻下台去，狠狠地砸在月池里的小号手身上！当人们将他从地上搀扶起来的时候，白玛的眼睛虚眯着，好象刚刚从梦中醒来。团里女同志哭了，连团长的眼圈也红了……
后来，当然白玛又回到了侧目边的灯光操纵室。他还和过去一样熟练地按动那些开关，搬动那些闪着火花的电闸。不过，直到我离开那个单位，我却再也没有听他骂过哪个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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