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28 15:30:14
导语：在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一、《办法》在计算资本充足率方法上的特点
1、改变附属资本的计算范围在2002年人民银行制定实施的《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指引》中将贷款损失准备分为一般准备、专项准备和特种准备三种，其中一般准备是根据全部贷款余额的一定比例计提的、用于弥补尚未识别的可能性损失的准备；专项准备是指对贷款进行风险分类后，按每笔贷款损失的程度计提的用于弥补专项损失的准备。特种准备指针对某一国家、地区。行业或某一类贷款风险计提的准备。
由于专项准备是针对贷款损失程度计提的用于弥补专项损失的准备，应该视为商业银行经营成本的一部分，因此在《办法》中专项准备不再计入附属资本，但同时将可转债和长期次级债务纳入附属资本，其中长期次级债务是经银监会认可，商业银行发行的普通的、无担保的、不以银行资产为抵押或质押的，纳入附属资本的金额不得超过核心资本的50%。
2、调险资产的权重
《办法》对于风险资产的评估采取了更为审慎的标准，调整了风险资产的权重。主要表现在《办法》借鉴新资本协议标准法，使用外部信用评级公司的评级结果确定商业银行境外债权的风险权重；取消了对国家特大型企业。国家大型企业，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优惠风险权重；严格按照1988年资本协议认可实物抵押品，取消了土地房屋产权、居住楼字、动产物业抵押贷款的优惠风险权重；表外业务风险资产的计算，采用1988年资本协议两次转换的方法，商业银行应将表外项目的名义本金额乘以信用转换系数，获得等同于表内项目的风险资产，然后根据交易对象的属性确定风险权重。
3、计提市场风险资本
交易资产达到一定规模或比例的商业银行必须单独计提市场风险资本，新《办法》规定交易总头寸高于表内外总资产的10%或超过85亿人民币的商业银行必须计提市场风险资本，并规定了包括利率风险、股票风险、外汇风险、商品风险以及期权风险在内的市场风险的计算标准法。《办法》中所称的市场风险包括交易账户中受利率影响的各类金融工具及股票所涉及的风险、商业银行全部的外汇风险和商品风险。
从资本充足率的计算公式来看，资本充足率=(资本一扣除项)／(风险加权资产+12.5倍的市场风险资本)。由于《办法》一方面调高了商业银行各类资产的风险权重，取消了对部分机构和资产的优惠风险权重，并在计算信用风险资本要求时采取了更为审慎的标准，使风险加权资产增加，部分银行还要对市场风险计提资本，加大了分母；另一方面要求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计算建立在贷款损失准备足额提取的基础之上，贷款专项准备金不能计入附属资本，若不考虑通过发行可转债、长期次级债等再融资方案，分子将减小，因此《办法》实施后，在短期内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由于我国目前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普遍偏低，实施新《办法》后，即使是资本充足相对较高的上市银行都很有可能面临资本充足率达不到8%的合格线的尴尬局面。在上市银行公布的2003年年报中，除了2003年上市的华夏银行资本充足率最高为10.64%，招商银行为9.49%，浦发银行和民生银行刚刚超过8%，分别为8，64%和8.62%，而深发展仅为6.96%。
根据《办法》对资本净额的计算方法可以来估算一下各家银行2003年的资本净额，以及这种调整对资本净额的影响程度，
从估算结果可以看到，除了民生银行于2003年2月发行了40亿的可转债，至年末已有面值20.29亿的可转债转成股票，余下19.71亿按《办法》可计入附属资本，增加了资本净额，其资本净额有所提高，其余几家银行的资本净额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深发展所受的影响最大，下降31.87%。
三、商业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的途径分析
《办法》之所以对资本充足率计算方法进行调整，主要是为了更真实的核算银行资本，衡量银行的抗风险能力，提高银行体系的稳健性。由于《办法》规定2007年1月1日是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最后达标期限，这为商业银行及时调整自己的资产结构和化解风险留出了一定的时间余地，目前最重要的是商业银行要在这种新形势下积极探索适合自己的提高资本充足率的有效途径。
1、充分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强化风险管理，增强自我积累能力
《办法》明确规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计算应建立在充分计提贷款损失准备等各项损失准备的基础之上。由于人民银行在制定《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指引》时，允许国内银行无法一次提足贷款损失准备的，在2006年以前可以采取分年平均或逐年递增(递减)的方式，分年逐步提足各类准备，因此大部分银行在计提贷款损失准备时所采用的计提范围和计提方式都不甚规范。本期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直接计入当期损益，贷款损失准备提取较多，意味着银行的利润的减少，进而会影响到核心资本的积累，银行就可能通过会计手段来调节利润和资本充足率水平。因此只有充分计提贷款损失准备的基础上计算的资本充足率才是真实可信的，在各行之间才具有可比性。同时我们注意到在5家上市银行2003年的年报中，华夏银行和民生银行的贷款损失准备没有划分一般准备和专项准备，其余银行基本将期末贷款余额的1%作为一般准备，余下的部分作为专项准备。由于《办法》中规定只有一般准备可以计入附属资本，因此合理区分和计提一般准备和专项准备以符合它们的特性，并及时进行信息披露是很有必要的。计提贷款损失准备就是为了提高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国内衡量银行业的风险资产状况最常用的指标就是不良贷款比例，近年来很多银行通过扩大分母，即大幅提升贷款余额来稀释不良贷款比例，因此不良贷款比例的降低并一定不意味着银行抗风险能力的加强，而要反映商业银行所面临的不良贷款的压力还应该综合考虑贷款损失准备比例这一指标。
从表2中的数据可见，2003年除工商银行外，所有银行的贷款损失比例都比上年有所下降。因此虽然不良贷款的比例降幅很大，但银行所面临的化解不良贷款的压力还是增大了。其中工商银行2003年的贷款损失增幅较大，但是相对于7206.60亿的不良贷款来说，其覆盖率只有2.9%，是相当低的。事实上，在贷款增长的同时，贷款损失风险也在增加，尤其是盲目的阶段性扩张贷款，很有可能在随后的阶段中因不良贷款的比例上升而严重影响银行的经营业绩，因此通过扩大贷款规模来降低不良贷款比例的方法并不是提高资本充足率、促进银行稳健发展的有效途径。
由此可见，国内银行业应对贷款损失作合理、充分的估计，尤其是在贷款规模快速增长的时期，更有必要实施审慎的会计核算，充分计提贷款损失准备，其中的一般准备也是附属资本的主要来源之一，利用专项准备加大不良资产的处理力度。同时强化内部约束和风险管理，控制不良贷款规模，提高资产质量，不仅可以加强自我积累能力，增加盈利，还可以减少专项准备，间接增加资本净额，提高资本充足率。
2、发行可转债和长期次级债券，补充附属资本
在《办法》颁布之前，我国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是附属资本的主要来源，附属资本的比例比较低，如工商银行的附属资本只占核心资本的24.4%，而按《办法》规定附属资本不得超过核心资本的100%，因此附属资本有一定的增长空间。符合要求的可转债和长期次级债可以计入附属资本，这为商业银行提供了扩充资本金的新途径。如民生银行通过发行可转债，其转股的部分可以计入核心资本，未转股的部分可以计入附属资本，对资本充足率直接起到了拉动作用。
而对于长期次级债，在欧美日等国家其发行非常普遍，银行无论其资产规模大小，均持有相当比例的次级债务。据统计，平均每家银行持有的次级债务占其风险资产的3.6%，在全球次级债务发行量最大的50家银行，该债务占风险资产的平均比重达到5，3%，在德国、西班牙银行平均每年发行次级债的频率超过2次。在期限安排上，次级债务多以5-11年为主。次级债务在大多数国家已经成为银行附属资本的重要来源，对银行提高流动性、降低融资成本，加强市场的约束力等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值得注意的是次级债只是在一定期限内具有资本的属性，并非银行的自有资本，最终仍需要偿还。次级债券在某种意义上具有资本的属性，但是它却不具备核心资本的抗风险能力。按照次级债券的定义，除非银行破产或清算，次级债务不能用于弥补银行日常的经营损失，即在正常的情况下，次级债务不能用于；中销银行的坏帐。附属资本随着到期日的临近，可计入附属资本的数量将进行折扣，在距到期日前最后五年，每年累计折扣20%，如一笔十年期的次级债券，第六年计入附属资本的数量为100%，第七年为80%，第八年为60%，第九年为40%，第十年为20%。因此在次级债券即将到期需要偿付的时候，银行的资本会急剧下降。
从现实情况来看，银行通过增资扩股、利润分配等方式来补充资本金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发行次级债补充资本金所受的制约因素较少，具有操作方便、快捷的特点。尤其是在银行因快速扩张而暂时出现资本充足率下降无法达到监管要求的情况下，发行次级债券是一种快速、高效、便捷的资本扩充方式，但主要还是补充资本的一种辅手段。
3.调整资产结构，降低风险加权资产
要提高资本充足率的另一种方法就是减小分母，即减少风险加权资产，也有两种途径：一是减少商业银行资产的总规模；二是通过调整商业银行的资产组合，选择风险权数小的资产来达到相对缩小分母的目的。由于我国商业银行相对于西方商业银行而言本来就表现出业务范围单
一、资产规模较小、竞争力低下的特点，加入WTO后我国商业银行尤其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要想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势必要拓宽业务，加大规模，那么资产总量也势必增加。所以，我国商业银行现实的选择就是调整资产结构，降低资产风险权数。
关键词：《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征求意见稿》；国有五大行；实证分析
Abstract：In May 2011，China Banking Regulatory Commission draft new“Supervision of Bank Capital Adequacy”and has handed out to all banks. The new“Supervision of Bank Capital Adequacy”contains capital management and measurement of BaselⅡand Basel Ⅲ，which implies that our country begin to implement new supervision standard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Our research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new standard will reduce capital adequacy of five biggest state-owned banks. Commercial banks can deal with the new situation by increasing capital，reducing risk weighted assets and improving risk management.
Key Words：Supervision of Bank Capital Adequacy (draft)，five biggest state-owned banks，empirical research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1）08-0073-04
2011年5月，银监会出台了《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这将对我国银行业的发展和经营产生深刻影响。本文主要以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为分析对象，研究资本充足率监管新规可能产生的影响。
一、《征求意见稿》的出台背景和基本内容
（一）出台背景
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监管部门开始反思现有监管体系的缺陷和不足，不断改进、完善监管框架，促使银行提高风险管理能力，保持金融系统稳定。国际清算银行吸取金融危机教训，在《巴塞尔协议Ⅱ》的基础上推出全球金融监管新框架――《巴塞尔协议Ⅲ》。
在新的经济环境下，2007版《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已不能满足监管需要，不能对银行经营管理形成有效监管，不利于我国金融体系稳定性，有必要进行全面的改革。我国为适应全球金融监管新趋势，根据《巴塞尔协议Ⅲ》，并结合国内实际情况出台了《征求意见稿》，以期逐步形成我国新监管标准体系。《征求意见稿》充分吸纳了《巴塞尔协议Ⅲ》的精神以及此次金融危机的教训，顺应全球金融监管新趋势，对于我国银行规范经营以及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形成正面激励。
（二）基本内容
《征求意见稿》完善了资本充足率监管体系，明确了银行管理层的资本管理职能；提高了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为实现宏观审慎监管需求，增加了超额资本要求；在风险覆盖方面，增加了操作风险，逐步推进银行的全面风险管理进程；在资本定义方面，将银行资本进一步划分为核心一级资本、一级资本、二级资本等，增加了资本扣除项和调整项，提升了资本质量和标准；风险计量方面，新监管办法为银行可供选择的风险计量方法更加多样，使得银行能够根据自身的风险管理水平选择风险计量方法，以更好地反映银行的风险状况。总而言之，《征求意见稿》较2007版《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呈现了显著的变化。
早在《巴塞尔协议Ⅲ》出台之际，就已经有关于修订我国资本充足率监管标准的预测和猜想，因而现今出台的《征求意见稿》的主要内容基本在市场预料之中，只是银监会根据我国实际情况进行了微调，主要是提高了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征求意见稿》作为我国银行业监管新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有一定适应时间。为此，银监会为监管新规预留了实施过渡期，以减少对银行业经营发展的冲击。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征求意见稿》比《巴塞尔协议Ⅲ》还略显严格，加之还将实施其他方面的新监管标准，这种全新的监管体系正负面效应到底有多大还无法准确计量，需接受实践检验。
二、《征求意见稿》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影响
《征求意见稿》提高了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要求，调整了资本组成和加权风险资产的计量方法，尤其是权重法下部分信用风险敞口的权重进行了较大调整，增加了操作风险的计量，这将对银行资本充足率产生较大影响。
（一）我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率现状
根据银监会统计，2011年一季度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为11.8%，较上年末下降0.4个百分点；核心资本充足率为9.8%，较上年末下降0.3%。2010年，我国银行业经历了大规模融资后，行业整体资本充足率水平有一定提升，但是随着信贷规模增长以及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房地产贷款拨备的增加，2011年一季度我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率水平又出现了下降。
2011年一季度，工行、农行、建行、中行、交行的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1.77%、11.40%、12.38%、12.45%、12.05%，较上年末有一定下滑，但仍符合现行监管要求。相比较而言，中行、建行、交行资本充足率水平高于同业平均水平，而工行、农行则低于同业平均水平。
（二）《征求意见稿》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影响：静态分析
静态分析主要是以2011年一季度各银行财务数据为基础，根据《征求意见稿》的相关要求，重新调整了资本充足率公式中资本项和加权风险资产项，增加操作风险计量，以反映监管新规可能对银行资本充足率所产生的影响。
1. 静态分析的提前假设。
假设1：五大行使用权重法计量信用风险敞口①。根据《征求意见稿的》内容，《征求意见稿》对于权重法的调整主要体现在降低了非个人零售信贷权重，提高了同业资产、贷款承诺、公共事业实体贷款的权重。本文将上述四项信用风险敞口作为信用风险资产的主要调整项目。
假设2：五大行采用标准替代法计量操作风险。《征求意见稿》规定银行资本所需覆盖的风险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根据对实施《巴塞尔协议Ⅱ》的国际大型银行跟踪测算，操作风险所占用资本仅次于信用风险，其分配的资本约占总资本的6%―13%，均值为9%。我国银行可以采用标准法、替代标准法以及高级法，本文采用替代标准法计算银行操作风险。
2. 测算结果表明，《征求意见稿》将对银行资本充足率产生较大影响。权重法下信用风险系数调整可降低五大行的资本充足率0.5个百分点。操作风险占有资本与国际银行相似，占比约为9%―10%，从而使银行资本充足率平均下降0.65个百分点。
综合看，五大行资本充足率以及核心资本充足率将在2011年一季度水平上下降100BP―130BP，五大行都无法满足监管新规标准。如果要达标，预计五大行的资本缺口约为2000亿元。《征求意见稿》极大提高了系统性重要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要求，上调至9.5%②。由于信用风险系数的调整以及操作风险资产的加入，致使银行风险加权资产大幅提升，进而降低核心资本充足率。测算结果显示，五大行调整后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均无法达标，其资本缺口约为1600亿元。
总体看，《征求意见稿》如果真正实施，将对银行资本充足率形成较大冲击，尤其是核心资本将出现较大缺口，这就需要监管部门给足银行过渡期限，通过内外部融资和业务调整，逐步实现新监管标准条件下的合规。
（三）国有五大行资本充足率前景展望
在此，我们假设我国系统性重要银行将在2012年底按照《征求意见稿》达标。在此基础上，测算结果显示，因2011年的次级债融资以及银行留存收益的贡献，2011年国有五大行资本充足率将会上升到12.35%左右。但是由于2012年实施《征求意见稿》，国有五大行仍无法满足监管新规的标准，届时会形成约1500亿元的资本缺口。2013年，国有五大行资本充足率将有进一步提升，平均约为9.82%，实现合规。另外也可看出，五大行中农行、交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状况稍逊一些，而建设银行是五家银行中资本充足率状况最好的。
三、银行对于监管新规的应对措施
监管新规虽尚未落实，但是各家银行应积极评估新规的影响、提前制定应对方案和措施，主要是通过补充资本、降低风险权重等举措。
（一）通过内外部融资补充资本
1. 股权融资。目前，国有五大行都已完成股份制改造并上市，这为其拓展了股票市场融资途径。2010年，我国上市银行刚刚完成一轮股市融资，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16家银行通过股票市场共融资约3590亿元，其中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分别融资450亿元、1503亿元、600亿元、617亿元以及450亿元。五大行在进行股票融资时，基本都采用了A+H两市场融资的策略，降低对内地市场所形成的资金压力。从2011年各银行的融资计划看，股权融资上没有明确规划，有可能会在2012年进行。
2. 债务融资。债务融资主要包括可转换债券和次级债，2010年工行和中行分别发行250亿元和400亿元可转债。2011年各银行继续加大次级债发行力度。根据已披露的计划，次级债务融资量为2200亿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将分别发行380亿元、500亿、320亿、800亿和200亿元。银行发行的债务工具占银行间债券发行量10%以下，银行债务融资规划应尽量安排合理，以减少对资本市场的冲击。值得注意的是，由于2011年持续提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及基准利率，使得发行利率有了明显上涨，增幅约为100BP。
3. 提高留存收益。2010年工行、建行、中行、农行、交行实现净利5390亿元，占整个银行业利润的60%，但五大行的派息率明显下滑，均降至40%以下，这表明银行留存更多利润以解决资金需求。预计未来2―3年银行为提高资本充足率，有可能进一步降低派息率。各银行积极提高自身盈利能力，更多依赖内源渠道解决融资问题，有利于降低市场资金压力。
（二）降低加权风险资产
1. 优化业务结构。新监管标准要求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在此条件下传统粗放经营模式将给银行带来极大的资本需求负担，这就要求银行转变利润增长方式，实施更加精细化的资本管理，准确科学地计量各类风险，提高风险定价水平，持续优化业务流程，加快各种资源的整合，走资本节约型发展道路。目前，股份制银行已开始二次转型，而以工行为代表的国有大型银行也公开强调要走资本节约型发展道路。
中间业务具有收入稳定、资本消耗小等优势，银行需要积极发展中间业务。近年，我国银行中间业务发展较快，非利息收入占比呈现稳步上升趋势，2011年一季度五大行非利息收入占比平均为25.77%，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该比例分别为24.7%、21.09%、35.9%、25.64%、21.51%，但是与发达国家银行的50%还有一定距离。
2. 发展表外业务。在更严格的资本约束下，表内资产规模扩张难度加大，为此银行将不断通过金融创新发展表外业务，实现部分表内资产表外化。这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银行理财产品、衍生工具的发展和应用，据统计，2011年上半年我国银行发行理财产品的规模约为8万亿元。表外业务将给银行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同时相应的风险管理也值得关注，过高的杠杆率将影响银行业经营稳定性。
3. 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征求意见稿》针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都有一般标准方法以及基于模型计量的高级方法。风险高级方法能够更精细地计量风险，更准确地反映银行整体风险承担情况。以信用风险为例，相关研究表明采用内部评级法计算的加权风险资产要低于权重法，进而有利于降低资本充足率。因而，银行需要提高风险管理的精细化程度，进而降低监管新规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三）强化资本管理水平
优化资本管理程序和流程，提高资本管理水平，根据业务需要和监管规则，合理配置资本，提高资本需求预测能力，及早制定资本补充计划。国有五大行在《征求意见稿》出台之前已进行了部分股权和债务融资，有利于避免与其他银行同时融资，从而对市场产生过度负面影响。
注：
①银行可以采用权重法及内部评级法计算信用风险资产，由于数据有限，本文仅假设银行使用权重法。根据相关研究机构研究表明，采用内部评级法不仅不会降低银行资本充足率，反而能够提高资本充足率，此研究结果有待验证。目前，我国五大银行已基本具备采用内部评级法的条件。
②《征求意见稿》指出，系统性重要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8.5%，一级资本充足率为9.5%，由于我国尚未有一级资本融资工具，此处将一级资本充足率视同为核心资本充足率。
参考文献：
[1]由曦.资本充足率新规“剑悬”银行再融资承压[N].21世纪经济报道，2011-6-14（3）.
[2]马光远.史上最严巴塞尔协议促银行业转型[J].中国外资，2010，（10）：13-15.
关键词：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顺周期性
中图分类号：F830.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8-0183-02
一、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顺周期性的内涵
（一）资本充足率及顺周期的含义
资本充足率（CAR），也称资本风险（加权）资产率，是一个银行的资产与其风险的比率。资本充足率是保证银行等金融机构正常运营和发展所必需的资本比率。各国金融管理当局一般都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进行管制，从而监测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
顺周期，即顺周期效应，是指市场高涨时，交易价格升高的诱因导致相关产品价值高估；市场低落时，交易价格低落的诱因导致相关产品价值低估。即使在没有活跃市场而需要建立估值模型的条件下，也因为不同模型以及诸多变量的差异，使估值结果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主观性[1]。
（二）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顺周期性产生的原因
商业银行会影响经济形势，自身也受外部宏观经济波动的冲击。在经济周期上升阶段，贷款需求相对旺盛；而在经济周期下降阶段，贷款需求相对疲软。
1.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顺周期性的内生性原因。商业银行顺周期性的内生动因由内外两种因素共同决定的，内部因素是市场约束下的盈利性目标，应具备两个层次：一是商业银行行为的顺周期性，主要来源于信贷的顺周期性，信贷双方信息不对称是造成信贷顺周期性的主要原因。二是商业银行资本的顺周期性。外部因素是符合日益强化的监管要求。
2.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顺周期性的外生性原因。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和银行资本监管是导致银行顺周期性的重要原因。在经济上行时期，银行对经济前景预期良好，放松对抵押品的要求，降低企业获得贷款难度，宽松的信贷环境促使经济发展。银行资本充足率趋于下降，同时经济状况良好，商业银行放贷行为可能成为驱动经济进一步扩张的因素，使过热的经济更加膨胀。同时，该因素促使金融体系不平衡产生甚至加大，播下未来经济衰退的种子[2]。
二、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现状及问题
（一）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现状
我国商业银行的宏观监管制度日益完善，资本充足率情况随之得到改善。银监会2009年年报显示，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标的银行从2003年底的8家上升到2009年底的161家，资本充足率达标银行资产占全部商业银行总资产的比例由0.6%上升到79% [3]。从2010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及6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来看，我国银行系统资本充足状况达到较为满意的高度。
（二）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存在的问题分析
1.商业银行资本结构单一。我国大部分商业银行资本主要来源是实收资本，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其实收资本占总资本比例70%以上，即使在股份制商业银行该项比例也在30%左右。在实收资本中，绝大部分属于国家财政注资，银行自身积累微乎其微。如果将资本充足性压力全部放在资本金渠道来解决，将不利于资本充足率维持稳定。
2.商业银行资本质量差。我国银行的资产损失有信贷资产损失和非信贷资产损失两方面。长期以来，贷款业务一直是我国商业银行主要的资产业务，是商业银行分配资金的主要方式。在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资产中，不良资产比率偏高，这是导致商业银行风险资产较大的重要因素。因此信贷资产的资本准备远高于其他形式资产。除了信贷资产损失外，我国商业银行的非信贷资产实际损失数额也较大，这也是造成银行资本充足率低的重要原因。
3.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渠道狭窄。我国商业银行资本金补充基本上靠对外融资，而对外补充渠道主要包括IPO融资、增资扩股、国家注资和发行债券4种方式，资本金补充很大程度上依赖IPO和次级债券。IPO的一次性决定其不能成为补充资本金的长久渠道。另外，发行股票也并不容易，关系到银行本身质量，还关系到市场环境，对一些中小型商业银行来说是非常困难的融资渠道。
4.次级债券发行过多。发行债券也是我国商业银行融资的重要渠道，商业银行在发行次级债时面临需求不足的风险。次级债风险很大，普通投资者较少涉足，加上其投资格局极易导致商行间互相持有次级债，这就造成了巨大的道德风险。目前，许多商业银行存在认识误区，认为通过发行次级债就能大幅提升抗风险能力。带着这样的认识去利用次级债券，并不能真正提高银行的资本金与抗风险能力。
三、政策建议
（一）国际上关于顺周期性问题的政策
1.建立资本缓冲。2009年3月，英国金融服务局 《对全球银行危机的监管回应》的评估报告，提出应该在资本、会计和流动性的监管方面做出改变，加入相应的逆周期因素，并在新资本协议的实施过程中考虑顺周期因素的影响。针对缓冲水平，《报告》提出两种做法：其一是将资本缓冲纳入资本，从而使得资本充足率水平本身在周期内发生变动；其二是将资本缓冲作为一项储备进行列示，而不将其列入资本。
关键词：资本充足率；风险管理；资本金；信贷
资本充足率是银行资本金与加权风险资产的比率，是衡量银行经营安全性和稳健性的重要指标，是维持银行稳健发展的重要保障。2004年巴塞尔委员会正式通过了《新巴塞尔协议》，建立了包括最低资本、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的资本管理规定，大幅度提高最低资本要求的风险敏感度，其资本充足率延续了8%的最低要求。在全面借鉴和吸收《新巴塞尔协议》核心思想的基础上，我国制定并颁布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标志着我国商业银行的监管已基本采用国际通用准则。依据规定：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其中核心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4%，且附属资本不得超过核心资本的100%，长期次级债务（计入附属资本）不得超过核心资本的50%。并在资本充足率测算规定的基础上，详细规定了资产损失准备充分计提、各类资产的风险权重、市场风险资本等细节处理，资本充足率的监督检查措施及资本充足率披露的具体内容。 [1]
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管理虽然在不断地学习进步，但还是存在着许多问题，具体来说有：
（一）资本充足率水平总体有所提高，但资本金缺口依然较大：
1998年财政部为补充资本金定向发行2 700亿元人民币特别国债，拉开了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的序幕。之后，又通过剥离不良贷款、注资等方式来提高商业银行的资本实力。2004年《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正式，意味着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监管日趋科学化、合理化。此后，引进战略投资者、公开上市成为我国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的重要途径。到2007年底，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整体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首次达到国际监管水平，为8.4%。2008年资本充足率水平进一步上升，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08年报》披露，商业银行整体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达到12%，达标银行204家，达标银行资产占商业银行总资产的99.9%。尽管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得较大提高，但通过2009年三季报数据可以看出，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都出现了下降势头，浦发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已经触及监管底线。随着监管层对资本充足率要求不断提高，银行资本金缺口依然较为庞大。西南证券预计，已上市银行的资金缺口高达3 500亿元，其中二级市场融资2 000亿元。巨大融资需求也给资本市场带来较大压力。
（二）单一资本金来源状况得到改善，但资本结构依然不均衡
《巴塞尔协议》规定，商业银行资本由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两部分构成。在国际大银行的资本结构中，平均60%为普通股股本，25%为次级债券，其他形式的资本合计约占15%。从我国银行资本结构来看，商业银行资本金绝大部分都是核心资本，占总资本的比重高达80%，附属资本占比较小，核心资本充足率与国外银行差别不大，而附属资本充足率相对较低。资本结构不合理还体现在权益资本构成中股本或实收资本占比较高，而留存收益占比过低。
实收资本占比最高的是农业银行，高达90.98%，最低的是交通银行只有46.71%，平均为70.94%，留存收益占比平均只有5.47%，最高的是交通银行也只有11.40%。美国银行股本占比较低，大型银行只有8.36%小型银行也只有15.55%，留存收益都在45%左右。
（三）引进了先进的风险管理方法，实施新资本协议条件依然不足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资本充足率进行了两项重大创新：一是在第一支柱资本充足率的计算公式中全面反映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的资本要求。二是引入了计量信用风险的内部评级法。我国商业银行以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为契机，借鉴国际先进风险管理理念和方法，引进了内部评级法、压力测试、市场风险内部模型法、操作风险计量模型等先进风险管理方法，有效提高了风险管理水平。尽管如此，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尚不具备实施新资本协议的条件。一方面操作风险的资本配置需求不能满足；另一方面在数据整理、IT系统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没有相应的基础条件和管理水平，不具备实施内部评级法的条件。国内各商业银行的管理水平参差不齐，许多商业银行的贷款评级体系仅是套用了监管当局规定的贷款五级分类，或者是在此基础上简单做了一些细化，这样的评级系统远不能用来评估违约概率和违约损失率，对信用风险量化的精确度和准确性远不能达到新资本协议规定的标准，要实施新资本协议，难度较大。[2]
笔者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条：
（一）提高银行盈利水平，扩大资本规模
银行资本从来源上来划分可以分为拨入资本和自筹资本两类，而自筹资本又分为外部自筹和内部自筹两种，而内源资本主要通过税后盈利和计提的各种拨备来获得。因而商业银行要不断拓宽业务范围，丰富盈利渠道，实现有效积累，提高核心资本份额；大力发展中间业务，增加盈利能力；调整业务结构，降低银行资本消耗，盈利能力强，形成的利润多，就可以有更多的利润来补充银行资本，同时由于回报率高，也更有利于外部资本的补充。
（二）完善我国银行的资本增补机制，保持核心资本与附属资本的合理比例
可以通过发行H股、次级债、混合资本债券等创新型工具来作为补充资本金来源，还可以考虑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方式补充资本金。
（三） 有效控制风险资产增长
现在我国商业银行目前利润仍来自于存贷利差，商业银行不会减少信贷，而如果信贷过分扩张，就会拖累资本充足率，增加资本金的压力，所以要在扩张信贷的同时注意风险控制。一方面要调险资产的结构，增加风险权重较低的资产业务，减少风险权重高的资产业务，如扩大股票、债券、同业拆债等风险权数小的资产比重，缩小信贷比重，增加抵押担保贷款比重。另一方面要加大不良资产的处置，通过经济和法律手段，加快对坏账呆账的核销。同时，有必要进行深层次改革，加强对信贷行为的监管，加强内部管理和内部控制，力求从根本上改变不良贷款形成，防止新的坏账呆账发生。
参考文献
关键词：上市银行；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充足率
商业银行是经营货币和信用的特殊企业，主要依靠负债经营，自有资本比率低。银行资本充足状况不仅影响到银行自身的经营和市场竞争力，而且关系到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于2004年6月正式出台、对全球银行业监管起到重要作用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将资本充足性要求作为新框架三大支柱中的第一支柱，规定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Capital Adequacy Ratio），即银行资本与加权风险资产的比率，必须达到8%，其中核心资本充足率至少应达到4%。
据我国上市银行披露的数据显示，2007年全行业资本充足率达标状况较好。但面对开放条件下银行业的激烈竞争和国际监管环境的变化，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瓶颈问题仍然存在，必须寻求维持资本水平长期充足的有效机制。
一、我国上市银行资本充足的现状
（一）资本充足率比较
就表1进行具体分析，可以看出以下特点：
1、国家注资、股份制改造及上市，使得三家国有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的资本实力大大增强，近年来资本充足率都保持在较高水平。
2、由于新设商业银行的资本起点较高，加之上市对资本实力的要求，以及上市后扩资渠道的增加，以招商银行、民生银行等为代表的新兴股份制商业银行，资本充足化程度整体上比较好。但2007年中期深圳发展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仅为3.88%，远远低于8%的要求；浦发、华夏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也只是在稍高于8%的水平徘徊。
3、相对于2006年之前资本充足率持续上升的状况，部分上市银行在2007年中期资本充足率出现了下降趋势。这表明在金融业逐步开放的形势下，如何翻越资本约束这道坎，加快与国际接轨，仍是一个比较严峻的问题。
（二）资本结构分析
通过对表2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
1、2007年6月底14家上市银行中，除深圳发展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仅为3.86%外，其他13家银行均达到4%的最低要求。浦发和华夏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分别为5.03%和4.54%，稍高于达标水平。
2、上市银行的资本构成中，核心资本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浦发银行和华夏银行的核心资本占总资本比例略低于60%，其他12家银行的核心资本占比都在60%以上。按照规定，附属资本最高可达资本总额的50%。国际大银行的附属资本一般占资本总额的30%-40%左右。所以，我国上市银行的附属资本仍然有较大提升空间。
二、资本充足率要求下我国上市银行面临的难题
（一）资产扩张过快
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为“做大做强”，扩大市场占有率，资产扩张比较快。上市银行由于有资本市场作融资后盾，更是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然而资本金的增长难以与资产的增长相匹配，造成资本充足率的下降。
（二）风险资产结构不合理
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资产结构单一、过于集中在信贷资产上。我国的金融体制是一种高度依赖银行间接融资的体制，全社会对资金的需求旺盛，使得银行信贷资产非常容易扩张。商业银行长期忽视资本约束，过度扩张信贷资产规模，缺乏自身造血功能和风险控制机制，从而陷入一种恶性循环：资本不足贷款规模受限增加资本扩大贷款规模资本再次不足，银行的经营和发展始终处于资本短缺的窘境。
（三）不良贷款侵蚀银行资本
在风险资产中，不良贷款是具有重大影响的一项，不良资产严重侵蚀银行资本，直接形成对银行资本的消耗，因此各银行均努力降低不良贷款率。
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整体上呈下降趋势，而且上市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明显低于非上市银行。世界大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一般保持在3%以下。2007年6月底，除深圳发展银行、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外，其他上市银行的这一指标都在3%以下。但在看到不良贷款出现“双降”的同时，应看到不良贷款的规模还比较大，一些银行某些季度还出现不良贷款反弹现象。各行应当进一步控制和降低不良贷款率与不良贷款总额，提高资本充足水平。
（四）盈利能力偏弱
一方面，盈利能力不强，总资产收益率较低，致使资本自身积累不足。面对规模的快速扩张，上市银行近几年不断再融资，力图增加资本。但在这种外延式增长方式下，盈利能力却没能相应增强，利润留存跟不上经营规模的扩张速度，资产收益率反而降低，从而使得通过利润留存来增加资本积累的内涵式融资渠道难以奏效。
另一方面，从盈利来源看，我国银行业的主要盈利来自于利息收入，非利息收入在总收入中占比很低。而在欧美发达国家，商业银行非信贷业务收入占全部收益的40%以上，中间业务是银行重要的收入来源。过度依赖利息收入的单一收入结构，使得银行利润来源单调，经营风险无法分散，造成风险资产急速增加、资本充足率降低的后果。现阶段，这种盈利模式已经面临很大挑战。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推进，银行业存贷款利差的缩小是必然趋势，因此中间业务是具有发展潜力的业务模式。目前，上市银行开展的中间业务产品依然未摆脱种类少、收入占比低、盈利能力较差的状况。招商银行近年来由于中间业务的市场定位明确，产品创新能力强，在中间业务规模与效益上领先于同行。
（五）资本补充困难
商业银行有两种途径增加资本量：内源资本策略和外源资本策略。
内源资本策略，即通过累积利润转增资本，税后利润补充资本公积金和盈余公积金以提高核心资本，提取一般拨备提高附属资本。但是现在上市银行的利润率普遍不高，通过累积利润转增在短期内难以实现资本金的迅速补充，而且要协调股东的利益，不能满足上市银行快速发展的要求。
外源资本策略，即通过一定的渠道向社会募集银行资本。对于上市银行而言，外部融资渠道较多，可以增股、配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和次级债券，还可以在海外上市。从实际情况来看，上市银行在资本市场上的持续融资并不太成功，融资渠道在具体运用中也受到诸多限制。发行次级债券和可转换债券同样受发行条件及比例限制；增股和配股在短期内对股东权益和每股收益有摊薄影响，容易遭到股东特别是流通股东的反对；海外上市由于国内市场很多方面不能和国际市场接轨，面临一系列现实问题，如定价问题。因此，上市银行仍存在着较大的资本缺口和融资需求。
三、我国上市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的对策
（一）寻求提高资本充足率的现实途径
1、提高资本水平。引进战略投资者和民营资本，提高核心资本，同时通过与这些战略投资者在更深更广领域的合作，改善自身的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水平。进一步发行可转换债券、次级长期债券、混合资本债券，扩大银行融资渠道，提高附属资本比重，改善资本结构。
2、降低风险资产。改变以高成本的信贷资产为主的外延式资产扩张模式，向外延扩张与内涵增长并重的发展模式转变，达到控制资产规模、提高资本充足率的目的。调整资产组合，优化资产结构。在坚持发展的同时，合理调整资产结构，向收益率高、风险权重低的资产倾斜，降低高风险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重，减少资产对资本的耗用，达到提高资本充足率的目的。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低风险业务将成为各银行抢夺的重点。提高资产质量，降低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额。一方面加大对不良资产的清收力度，使自身的资产质量好转；另一方面对新增资产严格把关，控制不良率和不良额的增长。
（二）建立提高资本充足率的长效机制
1、转变经营理念。首先，树立银行价值最大化的发展理念，控制不计资本占用、盲目追求规模增长的行为，谋求规模、质量、效益的协调发展，实现银行价值的最大化。其次，从以信贷规模和财务费用为核心的传统方式向以资本分配为核心的方式转变。在后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下，资本必须覆盖风险，因而要求提高银行风险控制水平和管理能力。
2、强化风险管理体系。建立和健全内部信用评级体系。内部信用评级的功能已不仅仅是用来识别恶化贷款和问题贷款以确保正确地进行贷款控制，还要用来进行资本配置，这就要求建立比较完善的评级模型。商业银行应努力借鉴国际上比较成熟的评级模型，积极引进高素质的风险管理人员，真正建立起量化的内部评级模型，制定出符合自身业务特征的、有效的内部评级方法。
3、提高盈利能力。积极拓展业务渠道、实现业务转型，是我国商业银行稳步提高盈利能力和资本充足率、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长效机制之一。在这一过程中，随着网络银行、零售银行、基金托管、银证合作、投资银行、资产管理等业务的兴起，银行间的差距将逐渐拉大。上市银行可将中间业务创新作为突破口，大力发展私人业务，做强理财业务，促进战略调整，优化业务结构和增长模式，并在市场上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
4、组建金融控股公司。在当今银行业逐渐走向混业经营、集团化经营的趋势下，我国上市银行有必要通过多种方式组建全能型金融控股公司。银行可以获得所属金融控股公司的注资，从而提高其资本充足率水平，这是一种比较稳定和长效的资本来源方式。从目前金融控股公司的实践来看，中国中信集团公司是经国务院批准的金融控股集团，它包括中信控股、中信银行、中信证券、中信信托投资、信诚人寿保险等众多知名金融机构。随着中信公司业务重心的不断调整，中信公司向中信银行注资的力度越来越大，中信银行的竞争实力更加稳固。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课题组.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状况研究[J].金融会计,2006(7).
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三大银行中，工行自2006年上市以来的后四个年份（2007年至2010年），每年都是加权风险资产的增速高于同年资本净额的增速，即使在2010年工行向资本市场补充融资750亿元的年份也不例外。中行、建行比工行上市早一年，虽不是年年风险资产增速高于资本净额增速，但也有部分年份呈现类似工行格局。而且2010年中、建两行均补充了巨额资本，才在当年保持了资本净额增速高于风险资产增速10个百分点左右的景象，为其2010年资本充足率高比例达标且2011年不再向社会股权融资吃了一颗“定心丸”。这种情况是否常态或者说是否能长期持续下去呢？笔者认为，对各行的境况需要进行“一行一策”的分析，但由于三大银行都是汇金公司绝对控股的银行，因此，对三大银行的共性问题需要统一厘清，不仅控股股东、散户投资者要明白自己的权利和义务，银行的管理层和全体员工也要了解自己的家底，管好自己的钱包，落实自己的责任。
三大银行近几年的利润增长和分红情况
众所周知，三大银行是依靠国家对三大银行进行两次不良资产剥离和两次外汇资本注资后才基本甩掉了历史包袱，轻装前进，并一举走上财务重组、股份改革、公开上市、稳步发展的道路。关于各行上市以来实现净利润和对股东分红的情况，可从表2中一见端倪。
从表2看出，三大银行在2008年以前各自的分红比例不完全一样，但自2009年起则基本趋于一致，即分红比例逐年下调，2009年接近45%，2010年计划为40%，实际可能在39%左右。由此可见，三大银行从2010年起基本上有60%以上的净利润可用于补充资本金。按此利润留存比例补充资本金，是否三大银行的资本充足比率就安然无恙甚至绰绰有余呢？笔者的回答是：不一定！原因在于，影响资本充足率的因素较多，与分子分母都有很密切的关系。目前从外部环境看，银行对资本充足持续达标的压力较大。一是受2009年、2010年国内比较宽松的货币、财政政策激励，各类银行风险加权资产的增速大大提高了（三大银行两年平均增速都在20%以上），对资本占用的要求陡然升高，估计2011年还有“快车刹不住”的惯性，2011年风险资产增速会在16%以上。二是在2008年后，国内外监管部门总结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逐步提高了对银行的资本充足监管标准，特别是“巴塞尔资本协议Ⅲ”后，中国银监会明确提出对大型银行资本充足率不低于11.5%的监管红线，并扩大了表内外风险资产的计量范围。三是三大银行表内资产于2011年上半年均超过11万亿元，其中工行接近15万亿元。预计到2011年底，三大行总资产每家都会超过12万亿元，其中工行可能接近16万亿元。
近几年大型银行利润分红比例基本适当
或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四大银行的分红比例是怎样决定的，目前40%的分红比例是否过高？回答这个问题，也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几大银行上市的历史。
在2003年底，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分别对中行、建行注资225亿美元之后，为中行、建行在2004年完成股改、2005年起先后在香港H股首次公开上市（IPO）创造了条件。在头两年汇金公司对中行、建行的利润分红比例要求是不强烈的。但在2006年10月工行上市后，特别是2007年9月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司”）成立、并把汇金公司作为全资子公司并入中司后，中司因为承担了每年要为国家财政发行特别国债1.55万亿元购买央行2000亿美元外汇储备偿付利息的责任，就只能从汇金公司投资控股的几大银行收取利润分红来偿付每年数百亿元的利息。按照当时汇金公司对工行、中行、建行的持股比例和有关银行的净利润水平，必须保证分红比例不低于50%才有可能偿还利息，并留有适当资金满足中司、汇金公司日常的经营管理支用。随着2008年汇金公司继续向国家开发银行、农业银行、光大银行等注资，也随着工、中、建三大银行净利润增长额度的提高，通过测算，汇金公司逐年减少了对三大银行收取分红的比例，也使三大银行自我补充资本金的能力逐年提高。到2010年底，汇金公司对工、中、建三大银行的利润分红比例统一调整为40%，由于农业银行2010年才上市，暂时还未将农行的分红比例提高到与三大银行相同的幅度。据笔者初步分析，如果仅仅从满足中司支付特别国债利息的目标考虑，对三大银行的利润分红比例还有一定的下调空间。但是否下调或下调多少才合适，不能仅仅看汇金公司的需要，还要看银行利润分红水平是否能够满足投资者的基本回报需求。
以2010年工行利润分红数据为例，工行披露2010年每股收益为0.48元/股,按当年每股分红0.184元（分红比例38.33%）、2010年底其A股价格4.24元/股计算，每股分红收益率为4.34%，虽然高于同期存款基准利率（2.75%）1.59个百分点，也略高于当年CPI（3.3%）1.04个百分点，但却不及很多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该分红跑赢了CPI，但赶不上理财收益步伐和投资者的期待。如果将2010年利润分红比例降低为30%，则每股分红收益率就只有3.40%，基本与当年CPI持平。照此测算，2010年汇金公司对工行最低分红比例应不少于30%，才不至于让股东和投资者在高涨的CPI前吃哑巴亏。此外，如果从为股东创造最大价值的承诺考虑，把利润分红比例确定在40%左右是基本适当的。事实上，上市银行年年都给股东和投资者适度分红，相比那些多年来都不分红的“铁公鸡”那样，三大银行的口碑还是要好听得多。
大型银行利润分红比例具有多大下调空间
判断这个问题，一定要从多个方面进行观察分析，一要看银行资产业务的发展速度有多快，盈利增长水平有多高；二要看国内CPI的涨幅有多大，投资收益率能否跑赢CPI；三要看控股股东有无特殊需求；四要看上市银行如何兑现为股东创造最大价值的承诺；五要看有否其他更合适的分红方式。从这几个方面看，最主要的因素取决于银行的利润增长水平能否持续稳定或提高。从前几年情况看，三大银行每年的净利润增长速度都能超过当年GDP增长速度一倍以上，但二者账面数据是不完全可比的，因为反映GDP增速用的是不变价格，而反映净利润增速用的是现价，如将GDP换算成现价，二者之间的差距在有的年份（如2008年、2009年）是比较接近的，参见表3。
进入“十二五”时期，我国已经度过了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从2011年开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逐渐走向正常轨道，因此，类似2009年那样超高速度发放贷款的年份估计将不复存在。“十二五”规划的GDP年平均增速为7%，信贷年均增速在14%～15%之间，从理论数据和历史数据测算，即使银行大力进行内部挖潜，适度向国际市场拓展，估计净利润增幅再想保持30%左右的增长速度几无可能。如果金融决策机构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步伐，减少银行存贷款的利息差水平，银行的平均利润增长水平就可能下降到接近或略高于贷款增速的水平。在维持现有外部环境、宏观政策不做重大调整的前提下，笔者预测，在“十二五”时期四大银行如果净利润年均增长能达到16%～18%以上，净利润分红比例调整到30%并五年不变，风险加权资产的增速控制在14%左右，那么，几大银行通过自身利润留存补充核心资本，基本上能够满足资本充足率的达标要求（平均不低于11.5%）。如果再辅于适时、适量的非股权融资补充合格的附属资本，四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保持在不低于12%的水平也是可以实现的（参见表4）。换言之，在上述几个前提条件共同作用下，国家控股股东对四大银行现行40%的利润分红比例或许还有10个百分点的下调空间，是一步到位还是分步实施，需要瞻前顾后、从长计议。话又得说回来，如果“十二五”期间经济增速低于9%或CPI年均涨幅均超过5%，上述预测就需要调整了。
表中“利增”是指净利润增长速度，“利补”是指用净利润留存补充银行资本的比例。
那么，表4将银行利润留存比例扩大到70%后，对汇金公司等大股东会有重大影响吗？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了解汇金公司2010年从相关银行获得分红的情况。
从表5可以看出，按照2010年计划40%的分红比例，汇金公司按规定和持股比例可从四大银行获得2010年度利润分红875亿元。即使从2011年起将利润分红比例下调为30%，只要四大银行今后几年净利润平均增长保持在18%以上，汇金公司对控股银行持股比例也不减少，那么汇金公司2011年度仍将获得分红878亿元，与2010年基本持平。如上述相关条件不变，从2012年起，汇金公司从四大银行获得的分红数额均可比上一年度增长18%。应该说这个增长比例是能够满足汇金公司（或中司）现实和潜在的正常开支需要的（包括中司支付特别国债利息和汇金公司支付自身发行债券利息）。何况汇金公司还有从国家开发银行、光大银行和其他参股控股单位等获得的分红利润还可做补充调节。可见，汇金公司将四大银行的利润分红比例适当下调是可行的。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预测是根据几个假设的前提条件模拟静态计算的，而现实经济、金融生活是变化复杂或难以捉摸的，俗话说“计划赶不上变化”，因此上述预测仅仅是提供一种分析参考。从中可以得到一个启示，只要外部环境不发生急剧变化，大型银行不再搞大规模资产扩张（加权风险资产增长控制在14%左右）、年均净利润保持适度稳定增长（增速18%以上）、对净利润实行“三七开”分配（30%分红、70%留存）等情景都能满足，银行利润分红比例也能满足投资者不低于CPI涨幅的投资收益率，大型银行靠内生利润增长是能够实现资本充足自我补给、良性循环的。但是，如果上述任何一个前提条件发生变化，包括外部宏观经济环境、监管标准、通胀水平等有显著调整，就需要另行筹划、另谋对策了。
商业银行如何应对资本充足率管理新规定
中国银监会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在完成征求意见后，预计将从2012年正式实施。对此，各家银行都在寻找对策以求既能发展，又不至于违规受限。商业银行如何应对资本充足的严格管理标准，笔者认为需要做到“五个结合”。
资本开源与资本节流的结合
资本开源就是要扩大资本的来源渠道，目前的来源渠道有七八条，但最主要的还是内部利润的留存转化。由于商业银行增加利润相关的途径较多，银行应把更多的精力和资源用在净利润的良性稳步增长上。以前述表4计算，如果各家银行能把利润年均增幅扩大到20%以上，银行补充资本金的宽裕程度就会更高。同时，笔者认为20%的年均利润增幅也是有可能实现的。因为在几大银行上市的第一个五年里，年均利润复合增长率都在30%以上。只要外部经济环境不再发生类似2008年、2009年那样的严重危机，在上市的第二个五年期内，把利润增幅调整到18%～20%左右是能够实现的。至于节流，途径就更多了，以前银行一门心思琢磨如何把家底、实力、规模做大，考虑广开源的事多，而对节流的事想得少、谈得少，做得更少。“十二五”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强调结构转型调整，这就给商业银行提出了新课题、新挑战，也增加了节流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主要的节流渠道就是要减少资本占用，扩大资本收益；减少成本消耗，扩大收入留成；减少低（无）收益资产，扩大高收益资产等。
资本管理与资产管理的结合
资本管理与资产管理是息息相关的。过去，很多银行对资产管理投入的精力、资源较多，而对资本管理投入的精力、资源较少。因为资本不够了可以向股东要（注资）、向社会求（配股或增发）、向市场买（发行可转债或次级债）。如今看来对这两者都必须精心管理、科学合理地搭配，不仅要寻求期限平衡，而且要确保收益大于风险的正向回馈。目前一些银行已经开展了经济资本的分配、运用和考核管理，建立了经济增加值（EVA）、风险调整后的收益（RAROC）、关键业绩指标（KPI）等考核评价制度，这些都是非常适用的。应向全部经营机构包括附属子公司和利润中心等扩展。关键是要把这些先进的考核评价制度落到实处、扎根基层、渗透民心、不断完善。在资产管理方面，最主要的要把核心资产――信贷资产管好用好，做到发放前先算账而不是先发放后算账甚至只发放不算账、不重管。此外还要把自我投资资产和代客理财资产、托管资产、表外资产等逐一管好用好。这方面的途径是很多的。过去那种靠傍上几个大客户就可以衣食无忧的日子不能再指望了。相反地要从更为广阔的小企业客户、个人客户上去动脑筋、做文章。大型银行为小企业分忧解难，实际上也是在为自己开辟一条利润成长的新跑道。
境内发展与境外发展的结合
大型商业银行走国际化的发展道路，方向是正确的，但一定要把握好时机，选择好地点，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不讲成本和不顾风险。当前国际金融环境异常复杂，美国、欧洲、日本等都一片萧条，许多国家评级均被下调，说明在那些地方其本土的金融机构日子都很难过，最近纷纷在其以前高调“走出去”的国度出售机构，裁减人员，关闭业务，力图减少成本以拯救本土机构度过难关。我国商业银行一定要汲取外国银行的经验教训。前些年国内有家银行到境外收购一家银行机构，市净率（P/B）高达3倍以上，给自己带来沉重的资本负担；还有一家银行到美国去收购一家上市银行部分股权，意图抄底让自己壮大国际实力和形象，却因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不可测，导致该行投资的数亿美元因对方银行倒闭而颗粒无收、损失惨重。笔者认为，中国银行业还不发达，实力也还欠缺，经验也不丰富，应对复杂外部环境的专业管理人员匮乏，不能过分、过急地追求要把老牌的国际银行一步比下去。任何时候，境内是根，境外只是枝叶，不能做到境内根深稳固，坚不可摧，就不可能实现境外枝繁叶茂、开花结果。更何况目前境外分支机构普遍的ROA、ROE水平都远不及境内银行机构，各家银行千万不能用境内的优良业绩去粉饰境外机构的一般业绩或潜在风险。
主业经营与副业经营的结合
国内大型银行目前都在走集团化、综合化、国际化的经营道路，在综合化方面，除了证券业务受监管严格约束尚未突破外，其余租赁、基金、信托、保险等业务都已成为银行传统业务外的副业。以主带副、主副结合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首先要做强、做优、做好主业，副业不能喧宾夺主，更不能拖累主业。现在有的银行副业已经开办了好几年，但似乎并未给主业带来多大贡献，有些副业还在一定程度上要靠主业申援、救济，或者成为“准主业”的替代副业，但其成本不低，回报却远逊于主业机构。如果长期是这样的结局和效应，那就不是商业银行谋求综合经营的正确方向和理想效果，必要时就要进行调整、改革、割爱。笔者认为，即使是搞综合经营，也要发挥主业优势，扬长避短，不宜面面俱到，项项逞强。如果某些附属子公司经营数年后，既不能达到同业的先进回报水平，也不能带来高于或至少等于母公司主业经营的ROA、ROE、RAROC、EVA等水平，就应考虑对其转型或转让。国外许多大型银行都有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最近许多欧美银行都在做这方面的明显调整，我们应该充分学习和借鉴。
长远利益与近期利益的结合
关键词:资本充足率；商业银行；货币政策
风险指的是可能发生的危险，由风险因素、风险事故和损失三者构成，具有客观性、偶然性、损害性、不确定性、相对性、普遍性和社会性七种性质，一般通过多样化选择、风险分散和保险三种途径来实现对风险的降低。根据不同的标准进行划分，风险有着不同的分类：按照性质，风险分为纯粹风险和投机风险；按照标的，风险分为财产风险、人身风险、责任风险和信用风险；按照行为，风险分为特定风险、基本风险等。商业银行区别于国家最高货币金融管理组织机构中央银行和资本市场上的主要金融中介投资银行，是通过存贷款之间的利差作为营利的主要途径，以多种金融负债筹集资金，多种金融资产为经营对象的储蓄机构，具有调节经济、信用创造、信用中介、支付中介、金融服务五种基本职能。与一般风险的不同，商业银行风险指的是在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中，受多种因素的影响，造成银行实际收益偏离预期收益，从而导致遭受损失或不能获取额外收益的可能性，分为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和操作风险四种类型。
一、货币政策和商业银行
1.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指的是以影响经济活动为目的，以中央银行为颁布单位，以全社会总的购买力为调节对象，通过法定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和贴现政策三大工具对市场利率进行调整，从而利用利率的变化对民间资本的投资产生不同的影响。中央银行主要通过控制货币发行、对政府的贷款、推行公开市场业务、改变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再贴现率、选择性信用管制、直接信用管制这几个方面来实现对货币政策的整体调控，具体分为扩张性货币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两种类型。扩张性货币政策指的是通过利用一般扩张性货币政策控制工具和选择性扩张货币政策控制工具这两种工具来提高货币的供应速度，从而实现刺激社会总需求增加这一目的，因此货币政策多用于经济萧条时期。紧缩性货币政策与扩张性货币政策相反，指的是通过减少和降低货币的供应速度，从而促使市面上流通的货币数量减少，一般用于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经济增长过热，通货膨胀大的经济环境当中。不管是紧缩性货币政策还是扩张性货币政策，中央银行希望通过货币政策来实现其稳定物价、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平衡收支的最终目的。
2.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历程
我国商业银行经过1977年至1986年的改革初期阶段和1987年至2002年的深化改革阶段以及2003年至今的改革攻坚阶段，从而形成如今的商业银行体系。当前我国的商业银行主要被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国有商业银行例如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第二种是股份制商业银行，例如中信银行、招商银行、中信实业银行、浙江商业银行等；第三种是城市商业银行，例如深圳市城市合作银行、江苏银行、锦州银行、农村信用社等。我国商业银行的监督机制由外部金融监管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组成。当前我国的商业银行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发展中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为了促进我国商业银行更好的发展，需要从坚持市场化的发展方向、加速多元化的金融创新、强化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加速实施国际化战略和增强自身的社会责任、构建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及激励机制这几方面来做起，从而实现我国商业银行可持续的长远发展。
3.二者关系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指的是运用货币政策到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过程。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需要根据中央银行颁布的货币政策对本银行相关的货币规章制度进行调整和改变，从而对商业银行的储蓄、贷款、投资等经济活动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由此可见，货币政策和商业银行之间有着重要的关联和影响。特别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带给商业银行带来的作用更加明显。因此，当前应该加大对货币政策和商业银行两者之间关系的重视。首先，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推动下，一方面为商业银行带了了更多的发展机遇，但是另一方面也对商业银行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因此商业银行为了更好的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获取更多的利润势必需要淘汰传统落后的监管体制，对监管体制进行改革，为其赋予新的内容和含义。与此同时，市场化改革对处于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商业银行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市场化改革和监管体制改革的双重影响下，商业银行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从而加速了商业银行的市场化进程，导致商业银行的趋利动机更加强烈，造成风险管理的第一步风险识别、数学领域的测度和市场营销的定价在商业银行决定资产组合行为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等方面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其次，与国外银行相比，我国商业银行不管是在信用环境还是在风险管理等方面都同国外银行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从而使得我国商业银行为了减少银行自身所承担的风险因此更加偏好抵押贷款，认为即使贷款人无法按期还贷，还有同等价值的抵押物来偿还给商业银行，以此来降低银行所承担的风险。而当前我国的抵押物多以房地产、车等一些硬件资产为主，因而在这种背景的影响下，房地产等资产变成影响我国商业银行风险识别和测度的重要因素。风险识别是风险管理的基础，以全面周详、综合考察、量力而行、科学计算为原则，识别的内容主要包括环境风险、市场风险、技术风险、生产风险、财务风险和人事风险六个部分。最后，当期我国很多银行在业务内容等方面有着很多的重复部分，市场上有着很多同一种性质和类型的银行，使得银行和银行之间的竞争十分的激烈，银行规模和所占市场份额的多少也成为衡量一个银行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标准。随着资本的全球化，更多的外国的银行开始在中国建立，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我国银行市场规模竞争行为的发生。更为重要的是，虽然在改革开放和大的环境影响下，我国银行大部分都进行了股份制改革，但是国有控股银行仍然有着绝对的影响力，而这些银行或直接或间接的都受制于国家，因此国家颁布的各种货币政策对其都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从而大大增加了货币政策救助行为的发生。除此之外，虽然近年来我国试图通过多种方法让我国的货币调控体系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接轨，但是受制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和银行的现状，使得我国的货币调控体系与欧美国家仍然存在着很多的差距。我国银行在利率方面当前还是由中央银行统一进行制定，并没有完全实现利率的自由化，而且货币政策的实施也主要依赖于价格型工具和非市场化的直接调控工具。
二、货币政策影响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理论机制
传统的信贷渠道理论认为货币政策和商业银行风险之间的关系主要通过利率这一个中间媒介产生影响，具体表现在资产负债表渠道和银行贷款渠道两个方面，以此为基础从而对微观主体的投资和融资成本以及信贷产生影响。资产负债表渠道和银行贷款渠道是信贷渠道的组成部分。资产负债表表示的是一个企业在一定日期内的财务状况，具有揭示公司的资产及其分布结构，反映公司的资产来源及其构成，了解企业现有投资者在企业投资总额中所占的份额，评价和预测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的作用。资产负债表渠道是在1989年由Bernanke和Gertler所提出的，以利率为对象，在市场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下，因利率的上升造成企业融资成本的上升，从而导致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恶化，最终使得企业的投资减少，企业所获得利润降低，阻碍了企业的发展。银行贷款渠道是一种典型的信用传导机制理论，强调的是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对银行的准备金数量的影响。传统的信贷渠道理论只是将关注的重点投放在信贷提供的数量上，至于信贷所提供的质量是好还是坏，并没有给予关心和重视。资本充足率指的是一个银行的资本总额对其风险加权资产的比率，反了映商业银行在存款人和债权人的资产遭到损失之前，该银行能以自有资本承担损失的程度，是一个用来衡量金融机构资本与资产风险预防程度相对而言是否充足的重要指标。随着国际银行数量的增多，不同的银行为了谋求更多的经济利益，纷纷采取更有利于本身的制度，从而加剧了银行业在国际范围内的竞争，增加了银行的经营风险，各种摩擦不断，扰乱了国际银行的正常发展。为了避免这类事情的再次发生，通过巴塞尔委员的努力，终于在1988年签订了一份巴塞尔协议。该协议主要包括建立内部风险评估机制、加大对银行监管的力度和市场对银行业约束的三个部分，并且对资本充足率的标准和各个方面有着一个系统而详细的规定，具有扼制与债务危机有关的国际风险的功能。随着2006年《新巴塞尔协议》的实施，资本充足率在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方面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以美国2007年爆发的次贷危机为研究基础而提出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理论与传统的信贷渠道理论有着十分显著的不同，该理论以“金融加速器”机制、“追逐收益”机制、“习惯形成”机制、“央行沟通”机制为作用机理，强调银行在经济周期波动与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主动性作用。因此从理论上而言，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收入和估值效应。估值效应是指给定国际投资的资产，负债结构和规模不变，由汇率，资产价格和收益率变化所引起的国际净投资头寸的变化。当前商业银行在进行贷款业务时，主要就是通过贷款监督和抵押合约这两种途径来减少银行本身所需要承担的各种风险。当中央银行实施的是扩张性货币政策，会带来物价的上涨和居民收入的提高。与此同时，由贷款人抵押给银行的抵押物值也会随之上涨，从而容易让银行放松警惕，片面的认为既然抵押物的价值如此之高，贷款违约的可能性会随之降低，因此降低了信贷的标准，导致银行对风险识别和测度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但是银行忽略了贷款人所处的复杂的市场环境，除了贷款人的主观还款意愿之外，重要的是贷款人挣钱的能力并不会完全随着利率的上升而上升，因此使得商业银行所承担的风险上升。第二，竞争效应。在保持其他因素不变，而保持货币政策这一个变量的情况下，当实施的是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时候，因为利率比较低，使得很多的人不愿将钱存在银行当中，造成整个银行市场资源变得减少，但是商业银行的数量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在蛋糕减少而分蛋糕的人数并没有减少的情况下，势必会加剧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一些商业银行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谋求发展，往往会采取通过降低贷款利率和放低贷款标准的方式来争取更多的客户，虽然从短期来看在这些优惠政策的影响下，会为商业银行带来不少的利润收益，但是与此同时，也埋下了风险，增加了风险资产在资产组合中的比重，无疑加剧了商业银行所承担的风险。第三，保险效应。当货币政策变得更加透明化和准确化时，会有效避免因猜测货币政策所带来的道德风险，从而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但是一旦货币政策变得不透明，势必会引起市场的恐慌，一些投机分子甚至会利用信息的不确定来进行投资或者贷款，从而使得商业银行承担的风险上升。而从某个层面来讲，这个问题属于道德范畴内所引起的道德风险问题。
三、小结
综上所述，货币政策和商业银行承担的风险之间具有十分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并且与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有着关联。与此同时，收入和估值效应、竞争效应和保险效应也成为货币政策来影响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主要表现形式。
参考文献:
[1]赵雨洁.试析如何提高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J].时代金融,2008(06).
作为巴塞尔系列协议以及各国监管当局的监管指标，对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进行监管被认为能够约束商业银行的风险行为，增强其稳定水平。资本充足率越高，银行承担的风险越低。本文使用银行风险加权资产作为商业银行资产风险的度量指标，通过分析影响银行资产风险水平的不同因素，建立理论模型，对资本充足率和银行资产风险的关系做实证检验，并以实证结果为依据提出对策和建议。本文选取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华夏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招商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兴业银行、中国民生银行的2004年至2010年的面板数据。使用的数据来自商业银行的年报以及中国金融年鉴。
二、变量选取
1、风险度量
Shrieves和Dahl（1992）认为银行的资产风险主要由银行资产的质量和各种资产的组合所决定，提出采用风险加权资产比，即风险加权资产总额除以总资产来衡量银行的资产风险。本文同样使用这一比值作为资产风险的度量值，数值越大表明银行承担的资产风险越高。
2、资本充足率
资本充足率监管强调了资本在商业银行资产组合配置中的作用，限制了商业银行的风险资产的过度扩张，降低金融系统的风险。从资本的定义和用途上可以认为资本充足率与风险水平负相关。资本充足率越高，银行承担的资产风险水平越低。但是从各种文献中不难发现，资本充足率的监管是否降低了银行的风险至今仍然没有定论。
3、其他变量
研究资本充足率与银行承担的资产风险的关系时，需要对影响银行承担的风险的因素进行综合分析，这样才能有比较客观和清晰的认识。其他变量包括：银行规模SIZE：本文引入银行资产的对数，考察规模因素对银行承担的风险的影响；规模越大的银行一般拥有较多的营业网点，能面向更广泛的客户群，享有更多的顾客、更低的成本，更容易取得规模效应。财务杠杆率LEV：本文使用资产负债率作为商业银行的财务杠杆率，资产负债率等于负债余额与资产余额的比值，反映了企业的举债水平。资产收益率ROA：ROA为净利润与总资产之比，该指标反映了银行的获利能力。贷款占比LAR：LAR就是用贷款及垫款余额与总资产的比值，反映了贷款在总资产中的比重；贷款占比越高，银行的信用风险就越高，资产风险就越高。GDP增长率GDP：GDP增速反映了一国的整体经济水平，本文使用滞后一期的GDP增速作为影响风险的因素。
三、实证检验
本文建立以下实证模型：
RISK(it)=a0+a1CAP(it)+a2size(it)+a3lev(it)+a4ROA(it)+a5LAR(it)+a6GDP(it-1)+E(it)
根据本文研究的对象的特性，选择面板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结果为：资本充足率（CAP，系数：-0.673985，Prob值：）；银行规模（SIZE，系数：0.002279，Prob值：0.9106）；财务杠杆率（LEV，系数：-2.323963，Prob值：）；资产收益率（ROA，系数：0.377146，Prob值：0.8850）；GDP增速（GDP，系数：-0.510586，Prob值：）；贷款占比（LAR，系数：0.437288，Prob值：）。
从实证结果分析可得到：
1、资本充足率和资产风险的关系。
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与银行承担的风险呈较稳健的负相关关系，说明资本充足率的提高能降低商业银行承担的风险。这与吴俊、张宗益和徐磊（2008）以及陈冠华和杨晓奇（2010）的结论相近：提高资本充足率对降低商业银行承担的风险有正面作用。
2、其他变量和资产风险的关系
财务杠杆率与风险呈稳健的负相关关系，与本文的假设相反。这与本文对财务杠杆率的定义有关，本文的财务杠杆率的定义为：总负债除以总资产。银行业与普通企业的很大不同正在于其高负债。资产负债率作为衡量企业财务风险的指标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企业融资能力。负债吸收的越多能够利用的资金越多，以此创造更多的利润。就能有越多的资本来抵抗风险，银行的承担的资产风险就越低。贷款占资产比与银行风险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贷款作为银行较高风险的资产，贷款占总资产比例越高，资产组合的风险就越大，银行承担的风险就越大。滞后一期的GDP增速与风险呈显著负相关。当GDP增速回落时，由于滞后效应，各部门的需求在来年可能会减少。相应的，银行的利息收入和中间业务收入会随之减少，同时经济不景气会影响企业的效益或生存，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可能会提高。这些影响都会使第二年商业银行承担的风险水平上升。
银行规模和资产收益率与风险正相关，但不显著。
四、对策与建议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为确保我国商业银行的稳定运营，针对我国资本充足率现状，结合当前形势，本文认为银行需提高盈利能力，降低风险水平。加强资本管理，建立多渠道的资本补充机制。监管层应完善资本监管，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加强信息披露，推动市场约束机制的形成。
参考文献：
[1]巴曙松，朱元倩．巴塞尔资本协议Ⅲ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85．
[2]陈冠华，杨晓奇．资本充足监管与商业银行风险的实证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10，5：69-73
关键词:商业银行;资本约束;资本充足率
中图分类号:F83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9)09-0009-06
2008年,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海啸横扫全球。金融危机的强大破坏力,使得对于目前金融监管系统普遍产生了质疑,其中三大支柱之一的资本充足率监管更是倍受关注,特别是资本约束的有效性问题。我们既不能完全将次贷危机的责任推给资本约束,也不能姑息其在预防危机发生中的失职之责,需要全面对其有效性进行评价。2009年伦敦G20峰会前夕,周小川行长发文明确指出资本约束在维护金融稳定中的重要性,所以研究资本约束的有效性也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对资本约束有效性研究最早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1988年《巴塞尔协议》颁布后研究开始全面展开。资本约束有效,一般指在对宏观经济和银行业的长期竞争力影响不大的情况下,资本约束提高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和降低了其风险。本文从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及风险、宏观经济和商业银行长期竞争力三个方面对资本约束有效性研究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全面评价了资本约束的有效性,并指出其存在的不足,试图指出资本约束今后的改革方向。
一、资本约束对银行资本充足率和风险的影响
一般来说,在资本充足率管制下,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平均水平会有所提升。然而还需要进行进一步分析,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提高是否完全由资本充足率管制引起的,有多少是由管制引起的,因为其他因素也有可能引起资本充足率的提高。另外,还要看商业银行风险是否降低了,降低了多少。资本约束主要经历了主观资本充足率、客观资本充足率和《巴塞尔协议》三个发展阶段,不同时期的管制所带来的效果不一样,不同时期的学者对不同时期的管制效果的结论也不一样。本文根据资本约束的发展历程进行介绍。
(一)主观资本充足率标准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监管部门设计了一套ABC率制度对资本充足率进行管制,管制的主要形式是基于管制机构对个别银行的考察结果的主观资本标准,典型的办法是把同一组内(根据共同特征如资产规模分组)不同银行的资本―资产比率相互比较,促使资本比率低于同组平均水平的银行提高资本比率。
最先对该问题进行研究的是美国学者Peltzman(1970),他对美国银行1963年到1965年的数据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商业银行投资的资本投资模式,得出了两个结论:一是银行的投资行为并没有与监管部门颁布的标准相对应;二是政府部门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规定可能会削弱存款保险制度对商业银行的影响。最后Peltzman总结说,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制并没有对银行资本充足率和分支机构的设置产生影响。[1]
随后Mingo(1975)在Peltzman方法的基础上对原来的模型和数据进行了修正,采用1970年美国银行的数据,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2]Dietrich和James(1983)继续采用Peltzman和Mingo的方法采用美国银行1971到1975年的数据,并且增大了银行数量,得出了类似Peltzman的结论,他们认为Mingo的结论是受美国《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利率上限限制的影响。[3]
(二)客观资本充足率标准
1981年12月,为了迅速脱离这种管制的主观形式,给资本管制带来统一性和客观性,美国三个联邦管制机构宣布了专门的最低资本标准:除了最大的17家跨国银行以外,所有银行和资产少于10亿美元的银行持股公司(BHCS)的一级资本至少应为银行资产的6%;资产在10亿或10亿以上的机构应为5%。1985年,美国宣布全国性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为7%,地区性银行资本充足率为6.5%。对这段时期资本约束进行研究的主要有Keeley(1998)和Shrieves&Dahl(1992)。
Keeley(1998)采用美国商业银行业1981-1986年的数据进行研究,不过他的研究说服力不够,因为他不能够决定非管制因素对资本充足率的影响。Shrieves和Dahl(1992)采用美国1800家银行1983到1987年的数据,利用考察管制资本标准影响外部股权注入商业银行之程度的双对数模式,分别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变化和风险变化两部分进行分析。研究结论显示,在资本约束下,资本充足率小于7%的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增加速度明显要大于资本充足率较高的银行,平均每个季度要多0.14%。[4]
(三)巴塞尔资本协议
1988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颁布的巴塞尔资本协议,规定国际业务的银行,到1992年资本充足率必须达到8%,并对相关方面做出了统一的规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进入了一个新全球化的时期,而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制有效性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不仅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更深一步研究,而且研究是在全球范围内开展。
Wall和Peterson(1995)采用不均衡框架考察资本充足性原则对大BHCS的影响,结论显示,在1989年大多数美国银行持股公司感受到很小的市场压力和几乎不存在的监管压力去调整他们的杠杆比率,然而当监管者在1990、1991和1992年提高监管压力时,大多数银行在这三年里都对杠杆比率进行了调整,并且在后两年的调整速度会更快。同时研究认为在任何时期,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实际变化是因监管压力变化和因市场压力变化两者间的较大者。[5]Jacques和Nigro(1997)对美国银行1990至1991年资本充足率管制有效性进行研究时,沿用了Shrieves和Dahl在1992年的研究模型,并进行了进一步发展。他们对风险的变化只采用了一个方程表示,对目标资本充足率和风险水平影响因素分析也有所改变,对监管的压力的表示也不同。综合起来,Jacques和Nigro 认为资本充足率和风险水平受这些因素的影响:银行规模(LNSIZE)、是否属于某个集团(BHC)、银行财务杠杆率(LEVD)、银行的盈利水平(INC)、RPG和RPL,其中INC是净收入与总资产之比。[6]Aggarwal和Jacques(1997)也是在Shrieves 和 Dahl(1992)模型基础之上对美国银行1991到1993年资本充足率管制的有效性进行研究。[7]与Jacques和Nigro不同的是,Aggarwal和Jacques撇弃了银行财务杠杆率(LEVD)因素,并且对监管的压力表示也不同,在分析管制所带来的资本充足率和风险水平压力时,他们可以将银行分为资本充足率很好、资本充足率达标和资本充足率不达标三种。因为面对资本充足率管制时,银行资本不足的银行为了逃避因为资本充足率不够带来的惩罚时可能会做出更大的反应。得到的结果与Shrieves和Dahl(1992)一致,他们特别检验了1991年FDICA法案和迅速矫正法案(Prompt Corrective Action,PCA)对银行业的影响,发现资本不足的银行比那些有更高初始资本的银行在提高资本比率的速度更快。
Ediz, Michael, Perraudin(1998)采集了英国银行业1989-1995年的详细数据,包括银行资产负债表状况、收益和损失状况等,在他的计量方法中运用了随机效果纵向回归模型。研究结果显示,英国实行资本充足率管制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在不影响银行对资产选择的情况下增加了银行的稳定性。研究发现,在实行资本充足率管制时,资本充足率在监管最低标准附近的银行做出了较大的反应,并且大多数银行是通过增加资本的方式,而不是通过缩减信贷来提高自己的资本充足率。[8]
Rime(1998)认为很多文献集中于监管资本要求对于美国的影响,而对欧洲(除了英国外)银行的研究很少,所以,他验证了监管资本要求对瑞士银行业的影响。研究发现,瑞士的大银行并没有比其他银行持有更高的资本比率,可能是因为大银行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对手普遍地持有资本的比率不高,并且,有趣的是,虽然瑞士所实施的资本监管比美国和英国更为严格,瑞士银行业的资本比率对实施资本监管要求的敏感程度(为2.4%)低于美国银行业和英国银行业(分别为5.6%和4.8%)。这反映了瑞士银行业,尤其是小银行在一个相对流动性低的市场里,调整资本是很困难的。瑞士通过留存收益和发行股权的成本比调整资产组合的成本要低。[9]这与Aggarwal和Jacques(1997)发现美国银行中资本不足的银行更能降低其资产组合风险的结论是不一致的,这反映了美国的资产抵押证券市场发达为其调整资产组合提供了更方便的途径。
Ghosh, Nachane, Narain(2000)对1997到1999年印度银行研究发现,资本管制对银行行为的影响已经超过了银行内部资本充足率目标对银行行为的指导,更重要的是银行主要通过调整资本来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而非高风险贷款。[10]总体来说,印度资本管制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加强了银行的稳定性又没有影响到银行对贷款的选择,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资本充足率管制能够影响到银行的决策,高水平的资本能够有效地阻止系统性灾难,对政策制定者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第二,并没有发生像广泛的观点认为的,在监管的压力下,银行资产将大规模从贷款转向债券。银行资产组合在管制的压力下确实会发生一些变化,譬如像上述现象,但不显著。原因可能是由于经济处于高度发展阶段,对贷款的需求量较大。
Heid, Porath, Stolz(2003)考查了1994到2002年德国存款银行对资本和风险资产的调整。与前人相比,研究增加了一些对银行资本和风险资产产生影响的因素进行约束。研究发现:资本充足率较低的银行调整资本的速度要大于资本充足率较高的银行;资本充足率较低的银行试图去建立一个合理的资本结构,通过增加资本金和降低风险资产;资本充足率较高的银行试图去保持他们的资本充足率,当资本增加的时候,会相应去增加他们的风险资产,然而当风险资产发生变化时不会去调整资本;资本充足率适中的银行基本上不会去调整他们的资本和风险资产。[11]
张强,武次冰(2007)分析了中国银行业从2002-2005年间的数据。分析表明:不管是资本充足情况较好的银行,还是资本充足情况不好的银行在资本约束的压力下都提高了资本充足率;资本约束促进了商业银行风险的降低。不过,这个效应正在减弱。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资本约束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其提高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和降低风险能力也不断增强。从上述各位学者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1988年《巴塞尔协议》颁布后,在全球内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然而,次贷危机中大量银行倒闭说明资本约束降低银行风险的能力还待提高,各位学者也需要从一个更新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二、资本约束对货币政策传导和宏观经济的影响
资本约束对宏观经济的顺周期性在次贷危机中遭到了广泛的批评,认为资本约束对经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般学者认为,商业银行资本约束可以从间接和直接两个方面来影响宏观经济及经济周期。间接方面,资本约束可以通过影响货币政策传导,从而影响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也就是宏观经济;直接方面,资本约束可以通过影响商业银行信贷而影响宏观经济。
(一)资本约束对货币政策传导影响
资本约束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是指资本约束引起的商业银行资本水平变化,不同资本充足水平对货币政策传导影响。目前在该方面的研究争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商业银行资本水平是否会对货币政策传导有影响;二是不同商业银行资本充足水平对货币政策传导影响如何。
商业银行资本水平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被人们忽略,直到《巴塞尔协议》实施一段时间后。现任美联储主席Bernanke和Gertler(1995)首先指出了银行资本“信贷渠道”的存在及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他们将“信贷渠道”分为三个渠道:“资产负债表渠道”、“银行信贷渠道”和“银行资本渠道”。“资产负债表渠道”主要通过借款者的财务状况影响货币政策传导;“银行信贷渠道”主要通过银行贷款供给影响货币政策传导;“银行资本渠道”是指不同资本充足水平银行的资产风险度不一样,所以对货币政策的反应也不一样。[12]Kishan和Opiela(2000)研究表明对于不同资本充足状况的美国银行,利率的变化引起他们信贷的变化是不同的,尤其是对中小银行来说。[13]Engler、Jokipii、Merkl、Kaltwasser和Souza(2005)利用奥地利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1997-2003年的数据,研究银行资本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文章采用了不平衡面板模型去研究银行信贷渠道和银行资本渠道的存在。研究发现了奥地利银行信贷渠道的存在,而对于扮演重要角色的资本,研究不能够去证实银行资本渠道发挥的效应。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资本水平对货币政策传导存在影响。刘斌(2005)通过显性解的形式研究资本充足率对货币政策传导、信贷及经济的影响,了解资本监管与准备金管理对信贷及经济影响效果和途径的差异性,并为协调两者的关系提供建议。[14]
大多数学者研究表明,资本约束会对货币政策传导产生影响。不过也有些学者不这么认为。Borio et al. (2001)研究认为经济周期会影响到银行信贷的变化,资本充足性要求要远远小于经济周期对信贷的影响。
在得出了商业银行资本水平可能会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后,学者们开始研究保持怎样的资本水平会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较大,关于这个问题,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Van den Heuvel(2001a,2001b, 2002a,2002b, 2003,2005, 2007)分别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长期对商业银行资本水平对货币政策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货币政策对信贷的影响依赖银行资本充足状况;资本充足率较差的银行对货币政策的反映要大于资本充足状况较好的银行;同时发现了“银行信贷渠道”和“银行资本渠道”的存在。Gambacorta和Mistrulli(2004)研究了资本充足状况不同的银行通过信贷对货币政策和GDP的影响也不同。研究结果显示,资本充足好的银行能够有效的抵御货币政策对信贷的影响,这和“银行信贷渠道”理论一致。同时,“银行资本渠道”也发挥了效应,尤其是对有大量敏感性缺口的银行。
也有学者认为不仅仅是高资本充足水平会影响货币政策传导 ,资本充足水平过高或过低都会对其有影响。Tanaka(2002)在理论上进一步分析了资本约束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研究认为,资本约束非常严格或者银行资本充足性不好都会使货币政策传导弱化。Claudio Borio和Haibin Zhu(2008)就资本约束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进行了很好的综述和总结,大多数研究认为,资本约束会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资本充足水平较低的银行更能反映货币政策。
(二)资本约束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资本约束对宏观经济影响的研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本约束是否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二是资本约束对宏观经济周期的影响。
资本约束对宏观经济影响的渠道是多方面的。Bernanke和Lown(1991)研究发现,资本约束将会影响到资本在银行间的分配,而资本在银行间的分配对宏观经济的活跃性有很重要的影响。Hancock和Wilcox(1997)采用一个关于包括家庭和商业实际资产借贷增长的银行资产组合调整模型去测量银行的资本压力、全国经济环境指标、该州的经济环境指标和其他指标。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相对于家庭居民借贷,实际商业借贷更容易受到银行资本变化的影响,商业借贷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会更大。Peek和Rosengren(1997b)证实了资本约束这个因素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要大于贷款需求和借款者信用下降的影响。Hancock和Wilcox(1998)采用美国银行业1988-1992年的年度数据去检验在资本约束压力下是否小型银行(总资产小于3亿美元)的贷款供给减少会被大银行增加信贷所抵消。研究结果表明,小银行资本每减少一美元对宏观经济造成的影响要大于大银行资本减少一美元,资本约束对中小银行贷款行为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对大银行的影响。G.Choi(2000)对韩国银行和宏观经济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韩国金融危机后实行的资本约束导致了银行贷款供给的下降,从而直接影响了主要依靠银行贷款融资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对宏观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
Chiuri、Ferri和Majnion(2002)使用15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其结论为:第一,资本约束严重阻碍了发展中国家银行尤其是资本实力较弱银行的信贷供给,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要大于发达国家;第二,对金融危机后实行资本约束的国家而言,这一负面影响更大;第三,资本约束对国外大型银行分支机构影响较小,开放银行市场将有利于减少管制的冲击。Hahn(2002)采用奥地利银行业1996-2000年数据,并用面板模型分析了资本充足率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结果发现,严格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将会通过银行信贷影响宏观经济。我国学者刘斌(2005)运用中国16家商业银行实际数据,从分机构和总量两方面研究资本约束对中国贷款的影响,研究结果,资本约束对不同银行贷款的影响程度不同,资本约束对不同银行的贷款影响程度不同,特别是对于资本相对不足的商业银行,资本约束对贷款的影响程度较大。从总量数据来看,监管当局要求商业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一个百分点,使贷款下降2.6个百分点,使GDP增长率下降0.27个百分点,使GDP平减指数同比增长率下降0.25个百分点。刘澜飚(2007)借助于Peek和Rosengren的测算方法,通过计算和分析亚洲各国(地区)在经历金融危机后加强资本管制、提高资本充足率对该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时发现,这样的举措在经济低迷时期不但不会改善宏观经济状况,反而会恶化经济的发展。[15]
也有学者认为资本约束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不大。Heid(2005)通过建立一个能够准确反映资本约束对宏观经济周期性影响的模型,研究发现虽然资本成本是不断变化的,但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并不是十分剧烈。Deutsche Bundesbank Monthly Report(2005)对1994-2004年德国银行业的研究得出了与其他研究者相反的结论。研究发现资本约束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非常微弱,实证结果出现了与理论的背离。
从以上研究来看,资本约束会在短期内影响到宏观经济发展。但在长期内资本约束对宏观经济周期的影响,研究结果还存在比较大的分歧。Blum和Hellwig(1995)从理论模型上分析了银行资本约束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认为,资本约束可能会扩大经济周期。在经济衰退时,总需求下降导致对贷款需求减少,而资本约束进一步使银行紧缩贷款,从而影响生产投资和宏观经济,具有顺经济周期效应。Tirole(1997)用静态模型研究,同样也表明了由市场确定的资本充足率具有顺周期特征,这种顺周期特征在经济衰退期将进一步加重经济的衰退幅度。Gambacorta和Mistrulli(2003)的研究却表明资本约束有利于稳定宏观经济,减少顺经济周期效应,他们采用1992-2001年意大利银行业季度数据,解释了由于银行资本和风险厌恶,银行借贷对宏观经济影响的不对称性,发现资本充足性较好的银行相对来说顺经济周期性效应小。
从上述研究来看,大家普遍的结论认为资本约束确实会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不过在其对宏观经济周期影响时,并不是所有学者均如次贷危机下大家所指责的那样认为资本约束对宏观经济是顺周期的,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资本约束同样也具有逆周期性。
三、资本约束对银行业长期竞争力的影响
如果资本约束能够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和降低其风险,同时也不对宏观经济构成影响,我们也不能认定资本约束是完全有效的,因为资本约束还影响到银行业的长期竞争能力。关于资本约束是否会伤害银行的长期竞争力,许多学者进行过不同的研究。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与证券市场相比,是否降低了银行业在金融系统的影响力;二是是否影响了银行的盈利性。
(一)银行业与资本市场比较
银行业与资本市场竞争力的比较主要是研究,是否因为巴塞尔协议的最低资本充足率规定和风险权重的扩大导致银行业相对于证券市场融资功能的下降。许多国家都已经注意到资本的融通从银行逐渐转向商业市场和证券市场的趋势,但是很难去判断这种转变有多少是由资本约束引起的。研究者认为导致这种结果的因素还有:一是存款利率上限的变动;二是信息技术和金融改革的提高;三是增加了那些母国管制较松银行的竞争力。因此,我们不能就银行在不同市场占有份额的变化去判断资本约束对银行长期竞争性影响造成的。
有的学者认为资本约束损伤了银行竞争力。Thakor和Wilson(1995)在理论上分析了资本约束对借款者融资的选择。研究认为,质量中等的借款者数量会因银行资本约束而减少,这是因为资本约束会提高借款成本和银行重组不良贷款的积极性下降,这些都会引起银行贷款需求减少;质量好且具有发展潜力的借款者更愿意选择资本市场融资,他们认为面对资本约束时,资本市场流动性更强。
也有学者认为资本约束提高了银行竞争力。Boot和Marinc(2007)分析了资本约束对银行业内部竞争的影响。他们认为,在资本约束更有利于银行业的优胜劣汰,尤其是在对国际银行业的开放下。结论认为资本约束可以提高银行业整体水平,从另一个层面上来看,其提高了银行业与其他非银行业的竞争力。
同时,还有学者认为资本约束对银行竞争力影响不大。Arikawa(2008)对1980-2004年日本公司在资本市场和银行之间融资的选择进行了研究后认为,公司在资本市场和银行间进行融资选择时,主要依据公司在这段时期发展的机遇及所面临的风险。公司如果具有非常好的发展机遇且面临风险较低时,会倾向选择资本市场融资。相反,则会选择银行贷款融资。由于对于影响银行和资本市场间竞争力的因素太多,导致学者们研究结果各异。
(二)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
直接研究资本标准颁布后银行盈利性和银行业成长性的变化可能价值不大,因为在短期内,他们与宏观经济关系有很高的相关性。一个检验资本充足率管制对银行盈利性影响的方法是观察市场对管制的反应。已经有一些学者开始通过对银行股票价格进行研究来检验资本约束对盈利性的影响,在资本标准颁布前后很短的时间内对股票价格造成的影响应该不会被宏观经济和其他长期因素的影响。
Eyssell和Arshadi(1990)利用对主要事件进行研究的方法,发现这三个事件造成了股票价格的反常下降。这三个事件为:一是美联储颁布被提议基于风险的资本标准(1986年1月24日);二是美联储和英格兰银行联合声明确定一个最低资本充足率的意图(1987年1月8日);三是巴塞尔协议的颁布(1988年7月11日)。这三个事件造成27个大银行股票价格的下跌,这说明较高的资本充足率标准影响了银行的长期盈利性。Madura和Zarruk(1993)研究所采取的方法与Eyssell和Arshadi (1990)的研究方法相似。他们发现那些超级大银行股票价格会因为资本约束而下跌。
Cooper, Kolari和Wagster(1991)研究了1987年1月到1988年7月加拿大、日本、英国和美国四个国家27家大银行在12次资本约束条例宣布时股票价格的反应。研究发现,加拿大、英国和美国银行股票价格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尤其以美国最为明显,而日本银行股票价格变化没有明确结论。随后Wagster(1996)进行了更深一步研究,他将资本约束条例公告事件增加到了18次;增加了德国、荷兰和瑞士三个国家,银行数量也增加到了57家;并对模型也进行了进一步深化。研究发现,这七个国家每个在18次中最少有一次股票价格反应是显著的,但是整体上只有日本银行是显著的。
Cornett和Tehranian(1994)研究了银行面对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宣布的反应,是否银行会增发股票去达到资本约束要求。研究认为,如果资本充足率标准明显改变了银行目前的最优资本结构,迫使银行增发股票或者债券,这都会影响到银行的股票价格。然而,如果银行自觉地去增发股票或债券,说明银行所有者对银行前景不看好,若是因为资本约束,并不能说明银行前景不好,所以应该不会使股票价格下降。那么资本约束对股票价格的影响是十分不明确的。他们对1983-1989年美国176家银行的491次股票获债券发行进行了分析研究,对非自愿发行证券银行发行前60天股票的平均价格变化与那些没有发行的银行进行比较。研究发现,由于资本约束导致的银行非自愿发行证券对股票价格的影响要明显小于自愿发行;投资者对非自愿发行的银行预期要好于自愿发行。
Laderman(1994)利用Cornett-Tehranian的分析方法对美国商业银行在1989-1992年的44次证券发行进行了研究,这段时期刚好是美国资本约束完成时期。研究发现,一般的股票发行会让股票价格下降1.6%,而资本充足率较低的银行股票增发会让股票价格下降2.74%。虽然这个反应比较小,并且也没有十分明显的经济含义,但它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投资者对资本约束会影响银行长期竞争力的预期。
尽管这些研究得出了比较一致的结论,但是仍存在一个问题,即是否投资者短期的反应造成的股票价格变化就一定能反应银行的长期竞争性。也有少数学者从理论模型上对其进行了研究。Boot, Dezelan和Milbourn(2000)建立了双寡头模型来分析资本约束对银行利润的影响。研究发现信息不对称会加重高质量银行的负担,并指出管制仔细调整的重要性。Rime(2001)沿用Boot, Dezelan和Milbourn的双寡头模型(BDM)来分析资本约束对银行利润的影响。研究认为,资本约束对资本状况较差银行利润的影响要大于资本状况较好的银行;当银行在面对非管制金融机构竞争时,由于资本约束导致银行利润的减少程度明显要高于银行在与同样管制金融机构竞争或者是没有竞争时利润的减少。
四、结论
众多学者研究来看,实行资本约束比较有效的提高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和降低其风险,尤其是在《巴塞尔协议》颁布后,然而次贷危机爆发说明资本约束在降低风险上还做得不够;在资本约束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上,学者的研究出现了分歧,部分学者认为资本约束是具有顺周期性的,也有学者认为其具有逆周期性,还有学者认为其两者都有;而关于资本约束对银行业长期竞争力影响,在影响银行与资本市场竞争上没有得出非常一致的结论,大部分研究表明资本约束会影响到银行盈利能力。综合上述学者的研究成果,并结合次贷危机,我们认为资本约束还可以在以下方面加强:
一是提高资本约束降低风险能力。次贷危机表明资本约束并没有很好的控制商业银行的高杠杆化运作,未能有效的监管表外风险。
二是降低资本约束的顺经济周期。虽然从理论分析资本约束确实具有顺周期性,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对风险资产权重的重新设计或者其他政策与其配合来降低其顺周期性,让资本约束能够起到稳定宏观经济作用,缓解金融危机的产生。
三是建立有效的资本金补充渠道。众多研究表明,资本约束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损害资本约束的长期竞争能力,这主要表现在资本约束对信贷控制而造成的,如果资本金补充渠道更加丰富和有效,商业银行更容易获得资本金,那么银行就不会面临缩减信贷给其竞争力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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