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17 03:02:19
导语：在哲学思考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面向现实，面向人生这种涉及人生实际问题的哲学只有依靠人性的理论上才有可能。消除实践活动的不确定性要通过对人性的追问与探寻，这是出于对人类寻求安全与和平的考虑，获得实际上的满足感便是在人的具体实践中触碰人性的本质。在杜威看来，凡生命存在之处即有行为，有活动，自然欲望中的先天需要具有不变性，倘若这些需要发生改变，人也就无法存在，人性也就不复存在。杜威认为，我们应预先假定人性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改变。人的本能是不变的，但是人的自然本能不可以仅仅在内部发生作用，而是要由内而外地幅散开来。杜威提出了一种重要的猜想，如果人性具有不变性，那么教育的作用将不复存在，一切教育的努力都将走向失败。人性的外在特征可以发生变化，人性的外在特征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人的本性的改变，人性的外在特征在实践活动的发展过程中走进了无限循环，因而人性也具有无限的可塑性。杜威坚持，要想对人类条件作出积极的、有效的改进，首先我们要按照试验的方式，再运用新的科学发展成果去了解人和社会的具体属性。一旦我们认识了人和社会的深层性质，我们就能运用科学方法控制外部环境和个人，最终让每个人都获得应有的幸福。
二、确定性寻求的途径
对于确定性的寻求是不断发展的、永恒的过程，我们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只能在充满了动荡，充满了不安的现实生活中，在人类反复的实践中获取一定程度有限的确证。不确定性是人类认知和生存的基本状态，追寻确定性则是面对此现状人类所具有本能。人类不会在不确定性中失去理性，而是要在不确定性中利用各种方法和手段去寻找确定性，将有利于自己的可能性寻求出来，心存希望，寻求安全。首先，我们要重视行动的作用。在理论的高度向下俯视可以为审美提供可能，但是这不利于找到现实世界实在的安全。人的本性在实践过程中产生的强大物质力量，能够将人对象化。但是我们不能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盲目行动，而必须吸取时代精神中的精华部分，让它为自身所用进而进行实践。与此同时，实践的社会特征也要求我们要和其他人类主体进行合作共同进行行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追寻到人们行动的确定性。其次，我们要建立起风险意识。哈贝马斯说：“确定性寻求的反面就是风险意识。”③因为客观存在的不确定性要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寻求到的确定性。我们所获得的确定性具有相对性和不完全性等特征，这意味着我们很有可能无法预料到我们寻求行动确定性的发展方向，因此，行为主体作出行为选择一定要具有足够风险意识。在实际看来，只有看到风险的存在并勇于面对风险，积极采取行动，寻找对策，才能从最大程度上降低风险的危害，寻求到最大的安全和最终的确定性。第三，我们要加强制度建设和教育，教育的作用有很多，在寻求确定性的过程中，教育能够使人们在现实的社会无法完全达到理想状态下，仍然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秉持一种通过不断地实践最终能寻求到行动的安全和确定性之信念，不会因为不确定性的存在而丧失行动的勇气和决心。
三、结论
摘 要：本文论述了当代中国面临道德问题的现状，从哲学的视角对我国社会道德问题的原因进行反思，最后提出化解道德问题的实施路径，复苏道德的生命力，努力把中国构建成道德文明的良序社会，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关键词：当代中国；道德问题；道德异化；哲学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各项事业中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与此同时，当下，对于那些正处在危险或困境中急需得到他人帮助的人，旁人对他们往往抱着十分冷漠的态度；一些善良的人本能地想帮助那些急需要帮助的人，但由于担心自己遭受不应有的风险而放弃援助；有的人损人利己、假公济私、坑蒙拐骗视他人的生命如同草芥；人与人交往中出现不讲道德以及危害他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事件频频被媒体曝光。由此可知，当下我国正面临着如此严峻的社会道德问题，已经严重威胁到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就当代中国社会道德问题进行哲学反思，化解道德问题，复苏道德生命力是极其必要的。
一、当代中国面临道德问题的现状
当代中国社会道德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与忧虑，那么社会道德问题的状况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从以下的案例中可以看出。
2005年7月19日，一名10岁女童在南京火车站她看到一位老太太不慎倒在地上，便主动去搀扶，没想到老太太抓住女童，硬说是女童撞倒了她，要求送她去医院，并一再要求女童母亲赔偿100元钱。2006年11月20日早晨，一位老太在南京市水西门广场一公交站台等83路公交车，在人来人往中，老太被撞倒摔成了骨折，然后老太指认撞人者是刚下车的小伙彭某并将其告到法院要求索赔13万多元，这背后谁在说谎，其结果彭某竟是位好心的搀扶者。2009年11月6日早晨，淮安一位周老太太在推自行车卖豆饼途中，捡到1700元现金，在几经周折找到失主后，让她意想不到的是：失主坚称丢的是8200元，坚决要求周老太返还另外的6500元，并将周老太告上法庭。2010年兴化市一位老人骑三轮车不慎摔倒，躺在地上爬不起来，前后长达15分钟之久却无人问津。[1]
二、当代中国出现道德问题的原因分析
当代中国出现了不讲道德、做好事反被人诬陷、危害他人生命财产安全等一系列道德问题，那么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严重的道德问题，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现代化发展的主导模式――唯经济主义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生存，人们不断追求经济的增长与物质的富足，在这样的视阈下，唯经济主义成为了现代化发展的主导模式。在唯经济主义中，经济成为决定人与社会发展的唯一因素，以此同时经济的增长也就成为了社会发展的唯一指标，道德、情感等精神因素被漠然置之。当经济成为支配社会生活的唯一因素时，物质主义将成为人类的信仰与追求，人被设定为“经济人”，这时道德等同于享乐、等同于，它被认为是合乎天性的。马克思说：“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裸的利害关系即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高尚激昂的宗教虔诚、义侠的血性、佣人的温情，一概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冷水之中。它把人的个人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3]由于市场经济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在利益的驱动下，使人们对金钱、财富等物欲极大膨胀，只注重目的、利益、采取不折手段的恶性竞争，从而人情淡化、精神情感受到抑制，这种道德失序已达到失去人性的程度，同时也冲破了道德和伦理的底线。
2.道德的异化
在这个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社会，由于人们盲目追求眼前的利益，而做出不道德行为，严重违背了道德的原则，从而使道德规范遭受严重的冲击，即出现了道德异化现象。而道德的异化又导致道德的虚伪化以及道德的空洞化。面对道德的异化，人们难免会对道德失去信心，从而大家时常在感慨这个社会人心冷漠，道德在沦丧，久而久之，这样循环往复的过程中，会慢慢消解人们的道德热情与道德意识，甚至会导致整个社会陷入道德麻木的深渊。
3.社会价值观的错位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在家庭、学校、政府、社会对文化传承、优秀传统道德理念、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的不重视，以及市场经济的视阈下，自私自利的凸显、规则的层出不穷、西方生活方式和思想朽败等影响下，我国主流价值观遭受史无前例的侵袭，致使我国主流价值观出现严峻的扭曲，正确的价值观被否定与曲解；错误的价值观受到崇尚与流行。以圆滑世故为精明、明哲保身为智者、诚实为傻、无私奉献为呆，在这种错位的价值观的冲击下，人们的道德意识、道德情感、道德信仰遭到颠覆性的破坏。随之而来的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价值理念、高尚的道德都已过时了，人们在流行的趋势下奉行个人主义立足社会。由此可见，社会价值观的错位是道德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
4.社会赏善罚恶的机制不健全
在当下，那些不讲道德、坑蒙拐骗、危害别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事件、做好事反被人污蔑等种种事件，又有谁不知是恶而为之的呢，那么他们明知道是恶端为什么还要去做呢，那是因为他们想从中获得更多的利益，而这些利益通过合乎道德的渠道是得不到的。那么这些恶端的成败取决于什么呢，那就是社会的赏善罚恶的机制。然而，在当下中国，社会赏善罚恶的机制还不够健全，再加之我们一直以来存有这样的一种偏差的观念，道德只是种义务而不是应有的权利，道德回报问题不被关注，长此以往导致恶性循环，道德逐渐下滑。在现今社会失序泛化、人们的自律意识如此贫瘠的情况之下，光靠优良的传统美德是远远不够的，而应该更注重于健全并完善社会赏善罚恶的机制。
三、化解道德问题的实施路径
首先要树立正确的金钱观，防止对物质的片面追求。要克服当今市场经济冲击下物欲横流、金钱膨胀、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现象，增进社会群体间的主体性与道德意识，不断的自我反思与内化，不断的自我提升与超越，使自我精神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与升华，不断克服唯经济主义视阈下“经济人”的本质属性，从而有效预防道德问题的出现以及降低社会道德现象的产生。因此，只有树立正确的金钱观，才能避免对物质的盲目追求，从而对道德的方向才能合理把握，对道德的行为才能有效实施。
其次要加强公民的道德教育并弘扬正确的价值观。同志提出“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为人们讲道德、明善恶、知荣辱、辨是非，引导公民要加强道德教育并提供了正确的价值导向。要加强公民的思想道德教育，使全社会成员知荣辱、讲正气、促和谐的理念，形成互敬互爱、扶贫济困、社会和谐的人际关系。要强化道德观，提高公民道德的自律性，弘扬道德热情，恪守道德意识，遵守道德规范和坚守道德原则。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有助于维系稳定的社会秩序；有助于提高公民的道德修养与社会的规范；有助于提高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再次要完善社会赏善罚恶的机制，并对道德者的合法权益给予保护。社会赏善罚恶必须体现在政策以及法律的运行之下，并对道德者的正当权益给予保护与奖赏，只有不断健全并完善社会赏善罚恶的机制，人们在关心个人功利主义的同时才会遵守社会认可的价值取向，如果有人不合乎道德而出现了越界，那么对于他的只有法律的制裁与严惩。所以社会赏善罚恶机制展现出它的魅力，使人因德而得、因不德而失，即对于有德者给予奖赏，并做到对有德者的正当权益给予保护；而对于那些没有道德、道德失信的人给予责罚。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引导人们的道德意识、道德良知、道德热情，促进社会走向正确的价值导向，从而减少道德出现的问题，又必然能够从根本上扼杀道德危机的诞生。
总之，当代社会的道德问题已不在是公民的伦理缺失以及人和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与矛盾，而是全面社会发展的问题，它阻碍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建构的步伐，笔者认为我们只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通过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加强公民的道德教育，进一步完善社会赏善罚恶的机制，才能有效化解道德问题的出现，走出道德危机，复苏道德的生命力，努力把中国构建成道德文明的良序社会，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2]张思宇.转型中国之价值冲突与秩序重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3）：194-195；104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58：468
[4] 徐贵权.价值世界的哲学追问与沉思[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1）：153-171
[5] 葛晨虹.社会道德问题与道德实力重建[J].西北师大学报，2012（1）
关键词：管理专业 中国哲学史 教学
中国哲学史在高校的地位由显学变为隐学，甚至各种迹象表明似乎走投无路。有的高校哲学系每年招生50多人，其中6成是被迫“服从调剂”而来；有的高校哲学系一届本科毕业生只有3人；甚至个别高校仅挂名哲学系，连一个学生都没有。设置哲学专业的高校况且如此，大部分没有哲学专业的高校，中国哲学史只是作为公选课形式开设。如何在中国哲学史课程如此落魄，发展前景堪忧的情形下，如何在以本科管理类为主独立学院讲好该课程，现从教学观念、教学内容和结果考核等方面进行思考。
一、中国哲学史教学在学院的现状
（一）中国哲学史以单一课程出现
管理类专业以应用型为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多为市场实用性为主。中国哲学史无其它配套课程，难以形成整体氛围。
课程设置也为公选课，依据学生兴趣选择。学生选课的多与少直接关系课程是否从“隐学”变为“无学”，或者是学生为了修够毕业所需的学分勉为其难而选之。
（二）学习中国哲学史的无用性
部分学生认为学习“孔孟思想”、“老庄思想”、“程朱理学”空而无用，既同专业无关也与行业不对口，“学”而不能“致用”。另有部分学生虽然学习，但由于教学目标错位，将课程教学作为知识的传授，从书本转移给学生的过程，尽力使学生记住姓名、观点和著作名称等，导致学生学习枯燥乏味，学习兴趣低落。
（三）考核结果不能充分体现学生学习结果
学生学习结束，往往采用闭卷形式或论文形式考核。闭卷形式主要考核学生知识点的背诵情况，而学生论文又容易流于形式，教师难以掌握学生的思维能力和逻辑能力，与课程开设目标背道而驰。
二、将中国哲学史教学与管理专业的教学目标结合的思考
（一）中国哲学史教学观念的与时俱进
管理是一门艺术，重点是梳理不同团体中“人”的关系，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以取得更高的劳动效率。中国哲学史中具有丰富的“人学思想”，中国的哲学从一开始就对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思考，从不同角度予以回答。鲜明的从整体，天、地、人三个层面进行思考，并最终探讨人的本质。所以管理和中国哲学都有大量关于的“人”的思考，在教学中完全可以“互通有无”，“以古鉴今”。
（二）教学选用观点鲜明和有生命力的内容
由于选修课的课时限制，在教学中更要重视学生的兴趣点，特别是在管理中常遇到的人际关系、制度构建和人的行为等，可以对应讲授孔子思想、法家思想、“人性论”等，并且选择的教学内容适应学生理解程度，避免曲高和寡。
在讲授中也不拘泥中国哲学部分，可以将西方哲学中同类部分进行对比，比较中西的观点的异同、进行观点的碰撞，形成头脑风暴，可以更有利于学生进行思维的训练，从而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增强分析和理解能力，从而具有较强的批判和创造能力。
（三）考核内容需更加个性化
针对不同学生的关注点不同，考核的题目可以由其任选。以论文的形式检验学生的选题取向、问题分析能力、逻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也可根据实际情况不预设结果，面试学生的应变能力。
总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要求和教学内容更易于与管理专业知识融汇贯通，因而对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不再局限于哲学范围内讲授，更需拓展哲学教学的观念，对哲学教学的内容进行“实用性”转型。用哲学的思维方式训练学生的思考能力，不止扩大学生的知识面，还能帮助学生加深思维的深度。只有思考维度的多层次化，才能使学生在管理中认识事物的看法更加深刻，更能透过现象发现事物的本质。
参考文献：
[1]宋哲民.中国哲学界现状的考查报告，2015年9月.
关键词：生态哲学；环境伦理学；自然价值；过程哲学；生态纪
中国的生态哲学从环境伦理学研究开始。环境伦理学概念首次出现在1980年《现代生态学中的方法论问题》译文中。2 译者余谋昌作为中国环境伦理学的首创者之一，于1991年6月出版《生态哲学》一书，提出了生态哲学的理念，填补了我国生态哲学研究的空白。生态哲学作为一种新的哲学转向，让人类重新思考如何看待自然、如何行动。中国的生态哲学历经几十年的发展正在走向成熟。它从生态伦理学的发展阶段展开，历经自然观入手的自然哲学研究以及对技术异化的批判、在人类思维的历史进程中的生态思想研究，直至今天生态哲学正在走向全面发展。
一、生态伦理发展阶段
西方发起的环境保护运动和“”结束后，一些学者很快从“”中走出来，此时，中国的生态哲学研究也开始从环境伦理学涉及。在研究过程中它把握了西方环境伦理学理论及思想，阐释了生态伦理内涵，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研究基础，产生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从而形成了中国环境伦理学重要的认识内容。
中国的生态哲学与自然辩证法有着深刻的渊源，或者说中国的生态哲学就是从自然辩证法中发展出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观就是它的根。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奠基人于光远于1958年《人在变革自然界中的能动作用》（《自然辩证法通讯》3期），这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辩证法通讯》还在1964年第1期发表了惠伯纳・魏汉藩的文章《什么是自然哲学？人们为什么要研究它？》，1981年第3期发表了唐以剑的论文《人类生态学――环境科学研究的核心》。于光远在1991年7月发表的《自然》（《自然辩证法研究》）一文对自然做了深入的研究。这既是自然辩证法对自然的研究，也属于哲学上的自然观的研究，更是生态哲学的基础，是关于自然的哲学。今天几乎绝大多数研究生态哲学的学者都出身于自然辩证法。生态哲学的研究成果有相当多的在《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即原来的《科学技术辩证法》）这三大杂志。
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属于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也是生态哲学贯穿始终的基本问题，中国的生态哲学也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1980年，余谋昌把环境伦理概念介绍到国内， 1986年发表了《关于人地关系的讨论》，认为远古时代人类社会生产水平很低，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弱，对自然只是一味的崇拜。第一次技术革命以后，机器技术体系装备的生产力高速发展，人类凭借着这种力量控制一个又一个自然力，在征服自然的凯歌中开辟人类的新天地。1人类产生了自己是主人的思想，形成了控制自然、战胜自然的观念。1988年2月其发表的《生态学中的主体与客体》一文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作为生态哲学中的主客体来研究，这是当代重要的全球性问题。2一方面人作用于环境，另一方面环境也作用与人，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辩证的关系。此时的学者们已经将目光集中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讨论中，这是评判问题的依据所在。正如余谋昌在《生态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一文中所说，生态哲学以人与自然关系为基本问题，它区别于人与自然二元分离和对立的传统哲学，是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哲学。3
人与自然的关系延伸进入伦理学研究领域，生态哲学就从环境伦理学发展起来。源于20世纪末西方的环境保护运动使得环境伦理学很快成为一种世界潮流，这影响着中国的生态哲学，其发展主要集中在对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学习和跟踪。中国生态哲学开始研究西方环境伦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在伦理道德的层面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研究生态伦理学问题。1991年叶平发表了《人与自然：西方生态伦理研究评述》一文，文中提到西方的生态伦理学创立经过了孕育、创立和发展三个阶段。41992年余谋昌撰文阐述了生态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他认为生态伦理学把伦理学知识领域从人与人的关系扩大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道德对象的范围从人类共同体扩大到“人―自然”共同体。5
在中国的生态哲学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在环境伦理上的激烈争论。孙道进认为，人类中心主义对人的理性崇拜本身恰恰是非理性的1，为了人类的利益、为了经济目的，人类掠夺自然从而产生环境问题，这促使环境伦理学重新思考自然的价值、自然权利等问题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真正本质。杨克俭在《生态环境危机与人类角色转换》一文中指出，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危及人类生命安全的全球性问题，要想消除危机，必须改变把人看成是自然之主人的观念，重新认识人类在自然界的地位和作用，实现人与自然共同体的和谐共存、共同发展。2随后余谋昌于1994年发表《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一文，引发了“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提出人类应该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这是现实对我们提出的迫切需求。因为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贬低自然，虽然获得了局部上的成功，但是危害了自然整体，也危及人类的根本利益，使得我们陷入困境。3因此，人类所面临的抉择是从旧意识向新意识过渡的过程。人不应该是世界的统治者，而应该是看护者。
对于这样的批判和反驳，人类中心主义也在不断扩展自己的理论内涵并为其寻求辩解。在《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发表后的第二年，《自然辩证法研究》发表了《天人和谐之道――兼评“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和《走进人类中心主义 ――兼向余谋昌先生请教》两篇文章。文中提出人的利益与自然的利益相统一，自然的利益体现为人的利益时才有意义。要解决目前的环境危机问题，人类必须尽快超越目前的发展阶段，使人类文明持续不断地提高。4与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相反，潘玉君等认为人类中心主义非但不应该走出，而且应当走进和重建。困扰人类的一系列问题并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物，人类中心主义是人类主体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使人类体现或实现了价值。51996年张理海《人类中心主义：一种哲学观念还是一种传统文化精神？》并明确提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应该能够缓解人类与自然的冲突，可以建立起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关系，除了走进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别无选择。6
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基于价值观的不同所导致的争论，使得自然价值问题成为环境伦理学的一个焦点。自然价值不仅关系到人如何看自然，更涉及自然的权利，与人的行动相关。自然价值、自然权利是生态哲学在环境伦理上不或可缺的内容。
首先讨论的焦点集中在自然是否存在内在价值。环境伦理揭示，自然不仅能满足人类的需要，自然对人有价值，更能满足每一生命个体的需要，这是自然的生态价值。1995年叶平的《人与自然：生态伦理学的价值观》一文首次将自然的价值问题做了比较详细的说明。他认为自然界的价值具有多样性，除了有工具价值以外还包含着内在价值、固有价值和生态系统的价值。人类应该针对自然事物本身去评价其价值，而不仅仅是从它的用途、功用来评价，自然事物有不依赖于人类评价和存在的价值。11996年佘正荣发表了论文《自然的自身价值及其对人类价值的承载》，他认为自然不仅有内在价值还具有创造性和维持性，不断建造和优化自己生存及发展的条件，并维持着稳定的生态系统。2自然的内在价值不是人类赋予的，是其本身具有的，内在于自然之中，是自然千百万年发生、发展、进化的产物，人类的价值也只是自然所产生的千百万种价值之一，服从于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价值。自然是内在价值、工具价值、系统价值的统一。3
其次，自然的内在价值是不依赖于人的评价而存在的，在亿万年前没有人类的自然界就已经存在其自身的价值。《自然的价值与自然的本质》一文提出，将自然的价值成立条件归于人的评价是有偏见的。在千百万年的自然史中都有价值的产生，这并非什么人类心智中的、主观的过程。4但是《论自然的价值及其主体》一文却认为，所谓“价值”，实质上是指自然事物能满足人类的所需，即对人是有用的。这里的自然价值是对人类需要的满足，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意义。5这与自然主义不同的是明确否定了自然的内在价值，认为自然主义对于自然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的解释是矛盾的。而《自然价值的伦理精神》一文认为，自然不仅具有外在价值还具有内在价值。这种价值不必以人类作参考，是自然所固有的。自然的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都共处于地球生态系统之中，体现了它们的统一性。6自然拥有内在价值是毋庸置疑的，没有评价者就没有价值的问题也迎刃而解。就如同一幅美丽画卷，即使没有欣赏他的人，也不影响它的客观存在。就是说，没有评价者当然也能有价值。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并不否认人的内在价值，在生态系统共同体内，人与自然既有相互依存的工具价值，又具有各自独立的内在价值。7
然后，就是对于自然权利的研究，研究者在肯定自然价值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然权利。1999年纳什的《大自然的权利》由青岛出版社出版。其核心观点认为自然是有权利的，并且作为生物链最顶端的人类有必要尊重自然的权利，并且对它赋予道德关怀。大自然也必须拥有其自身的天赋权利。12001年《自然权利论――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发表，文章阐明自然的权利是将权利扩展到人以外的存在物，不仅包括动物、所有的有生命体还包括无生命的自然在内的整个自然界。人所具有的内在价值赋予人权利，同理，自然庞大内在价值也赋予自然相应的权利。2郑慧子在1999年发表的《人对自然有必然的伦理关系》一文中认为，人首先是存在于地球表面系统内的，人是生活在由自然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两者构成的区域当中，人类应该承担起责任和义务去维护共同体的秩序与和谐。3因此人对自然有必然的伦理关系是个不争的事实。
二、从自然观入手的自然哲学研究以及对技术异化的批判
2000年之前，中国的生态哲学主要从人工自然的角度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研究自然观，2000年之后转向从技术异化的批判角度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自然观。人与自然的关系贯穿于生态哲学研究始终，人通过技术与自然建立联系，技术的不断发展引起学者对人工自然的哲学研究。1993年发表的《由自然哲学到人工自然哲学》认为，自然哲学的研究需要从自然扩展到人，人的活动所产生的产品及其过程、人对自然的能动作用、人的活动及其产品对人类的反作用等等都应该扩展为研究内容，也就是说人工自然必须走入研究视野，自然哲学要走向人工自然。4林德宏在1993年《自然观研究的新阶段》，提出系统地开展人工自然观的研究是自然观研究的新阶段。人工自然是人类行动产生的，人的行动沟通人类和社会并以人工自然呈现。对于人工自然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揭示自然与社会的本质联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实现生产模式的转轨。51999年陈洪良《人工自然观与现代社会发展》指出，人类社会在自然之中发展，自然的发展是其前提，人工自然观首先必须体现生态文明，这是人类的精神对自然的生态把握，把人类意识融入宏大的自然生态系统中。6
从自然哲学维度入手研究生态哲学，是从生态自然观研究开始的。生态自然观更是中国生态哲学研究不可缺少的。肖玲在1997年发表的《从人工自然观到生态自然观》一文中指出，自然观既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考量，也是人类自身成熟状态的重要标志。自然发展过程与自然观演变进程（天然自然观――人工自然观――生态自然观）相吻合，生态自然观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7自然观就是如何看待自然。《现代自然观与可持续发展》一文提出，自然界本身无所谓善恶，人不能等待自然“善待”自己，也不应该自认为是大自然的统治者。作为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员，为了生存人类需要利用自然。人类通过发展科学技术利用、控制、改造自然。不应该因为科学技术的局限性对发展科学技术没有信心，也不应该弱化甚至放弃科学技术，只靠伦理信念规范人的行为，利用自然、改变自然依靠科学技术，人与自然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也需要科学技术。1
科学技术是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针对科学技术所产生的问题，分析人类利用技术对自然产生的影响，是从技术哲学维度入手研究生态哲学中的自然观问题。2001年发表的论文《自然中的技术异化》是从批判的角度分析技术对自然产生的危害。这篇论文是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研究的继续。自然中的技术异化将人工自然和天然自然相互抽离，可是，自然界作为整体的生态系统，由于技术进步的控制和干预，其整体平衡受到干扰，阻断了天然自然的自然进程。技术的进步在不断地削弱自己和人类的存在基础。技术越发展越显现出技术异化现象。2《从哲学视角审视人工自然》一文指出，技术的进步促进人工自然的产生和发展，对人类的进步有积极意义。然而，人工自然作为人劳动的产物，从天然自然中分离出来，在与天然自然的对立中成为导致异化的因素。3
对技术异化的克服就是要把技术放置于生态之中，并以生态的形式展现出来，那么技术就可以是天使。论文《生态技术――技术可以是天使》（2005年）认为，生态纪的技术就意味着那些增强“生命之家”的创新。技术是天使，使人类的故事演绎出辉煌。技术也带来危机，它产生了环境污染、生态灾难、物种灭绝，以至于我们现在的新生代正在走向终结。然而，终结也是新生的契机，新生代的终结意味着生态纪元的开始。4也就是说先进技术必须与生态的技术相一致，这也是技术的天使本性决定的，技术可以是天使。
把技术放到生态之中克服技术异化，是建立在生态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上的现实行动，随着生态哲学的发展，中国学者把世界观和价值观联系在一起。世界观决定价值观，决定我们的行为。郁乐和孙道进在《试论自然观与自然的价值问题》中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他们认为回答自然价值问题的理论根据是自然观。关于自然价值和自然权利的道德争论的背后隐藏着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不同自然观。无论是何种对自然权利的理解都取决于他们偏向于何种自然观。要么将人融化于自然，要么从自然的利益出发批判人的所作所为。5薛勇民和路强在《自然价值论与生态整体主义》一文中提出了只有将自然价值论放置在生态整体主义的视野中，自然价值论的确立才能成立，才能以丰富多彩的自然价值批判只有人类才有价值的错误观念，自然价值论本身蕴于生态整体思想之中。1可见，中国学者们不再纠结于人与自然的抽象对立，而是将视野扩大到更全面更广泛的生态整体主义的视野下去理解自然的价值问题。
三、人类历史思维进程中的生态思想研究
2010年以后，中国学者开始研究西方哲学历史中的生态哲学思想，再加上对中国传统哲学生态思想所做的挖掘，中国的生态哲学在哲学的历史思维中研究生态思想的历程，从思维的层面丰富了生态哲学的研究。在人类的思维历史中，生态思想的发展是持续的，期间有过反复、曲折。生态哲学有价值观维度的研究，也就是生态伦理学或环境伦理学；有本体论维度的研究，也就是生态自然观；在哲学思维历史进程中研究生态思想，就是思维层面的生态哲学研究，这相当于认识论维度的生态哲学研究。
中国传统哲学中所蕴含的生态思想一直都是中国学者的研究内容。《自然辩证法通讯》在1989年第4期发表了李志超的《抱朴子的自然观》一文，1993年第6期发表了周昌忠的论文《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关系理论的环境哲学意义》，1997年第4期发表了胡化凯的论文《感应论──中国古代朴素的自然观》。这些研究都阐述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自然观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1998年第5期的《自然辩证法通讯》发表了徐刚的《莱布尼茨与朱熹自然哲学》，把东西方思想家的观点做了比较研究。
生态思想在西方哲学思维的历史进程中有着曲折的道路。2010年发表的论文《哲学历程中的生态思想轨迹――从古希腊到科学革命》，这是生态哲学研究深入人类思维领域，在哲学的历史进程中研究生态思想。论文聚焦于每一时代哲学所关注的主题，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主题，这体现为哲学的外在转向。文章指出，哲学史是人类思维的代表，自古希腊以来就有了人和自然的生态性思想，但是对思维的抽象强调切断人和自然的有机联系，将哲学引向了中世纪的宗教。哲学背离自然、背离人，以神的唯一创造性代替自然的内在创造力，以上帝扼杀人性，割断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科学革命之后，伴随着牛顿力学而强大起来的科学，以机械自然观解构了自然生态，终结了生态思想。文艺复兴对人的理性与思维的张扬片面强调意识、思维、理性，彻底终结了哲学中生态思想发展之路。2
被机械自然观终结的生态思想如何回归人类思维历程，中国学者做了卓有成效的研究。2011年《哲学历程中的生态思想轨迹――从笛卡儿到怀特海》一文就是对生态思想重回人类思维的历史过程的探索。文章指出，笛卡儿提出的心物两分的二元论把生态性只给了人，人类思维从此空前提升，忽视了自然和世界；休谟和洛克对二元论的质疑和反思，使生态思想得以呈现，但又因社会与文化局限性而不能彰显；到了康德的心灵体验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再也看不到对自然的生态阐述，自然只有精神上的客观存在，生态性的思想只属于那个客观的精神，一个完全没有物质基础的存在。 12012年罗久发表了论文《自然中的精神――谢林早期思想中的‘自然’观念探析》，他指出，为了克服康德留下的精神与物质的二元论，谢林发展了一种有机自然的理论，认为自然并不是完全受制于因果规律的客观对象，其本质上并不是完全外在于自我意识的纯粹客观对象的总和，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2
哲学所关注的主题体现为哲学的外在展现，哲学的发展还有其内在的逻辑，从哲学的内在逻辑入手研究生态哲学是纯粹的思维向度的研究。2012年发表的《从达尔文到怀特海的本体论逻辑进程》一文，详尽阐释了生态思想如何从达尔文开始一直到怀特海，更彻底的生态哲学思想如何从达尔文的进化论经过创造进化论、突创进化论，最终到怀特海的有机体哲学这一发生、发展并形成的过程。32012年发表的论文《关系性―过程性原则的逻辑必然性》则阐述了在人类哲学思维的历史中，从哲学的内在逻辑发展中揭示生态哲学的出现是哲学发展的历史必然。探讨哲学内在逻辑的演变历程也是生态哲学的研究任务。古希腊哲学是哲学的逻辑起点，对物质世界的认识同时肯定了“世界是真实存在的”的本体论原则以及“认识必然可能”认识论原则。从这两个可以推出“关系是普遍存在的”关系原则和“世界是过程的”过程原则。本体论原则、认识论原则、理性原则可以推出关系性、过程性、有机性逻辑必然性。生态哲学提倡关系、过程，强调整体和有机。这是从哲学的内在逻辑来解析哲学的发展历程，分析思维整体中的生态哲学思想，更是生态哲学得以完善的标志。4
四、生态共同体：生态哲学对走向生态纪元的追求
从中国学者对生态哲学在不同时代不同看法可以体会出生态哲学本身的发展。《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年第6期发表了《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进展》一文，从论文的题目可以看出，当时的生态哲学就被看作是环境伦理学。作者李寿德肯定了中国学者在环境伦理学领域所做出的成就。而佘正荣2006年认为，在生态伦理学这门重大新兴学科的开创过程中，存在着多元竞争的理论是非常合理的5，这肯定了生态哲学发展的多元性。2007年张岂之《关于环境哲学的几点思考》，他指出，环境哲学的目的是要探讨伴随环境危机而产生的哲学问题，它们主要涉及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各类问题。环境哲学必定需要研究环境伦理问题。当前最紧迫的是要解决人们该做什么和如何做的问题。6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已经意识到生态哲学面对的问题就是哲学本身面对的问题，哲学的主题要转向关注“如何做”。2012年刘福森发表的论文《生态哲学研究必须超越的几个基本哲学观念》指出，任何哲学都只属于自己时代的“特殊哲学”，生态哲学就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生态文明，是按照生态文明的价值与逻辑所构思起来的新时代的哲学。12015年发表了论文《生态哲学之解读》，作者直接阐明生态哲学就是哲学本身，是今天的时代哲学。如何行动成为哲学关注的主题。生态哲学就是哲学转向行动，是行动的哲学。生态哲学就是哲学本身的发展，那么生态哲学的构成就要有生态本体论、生态认识论以及生态伦理学。2
由于全球生态危机的现实，生态哲学揭示其深层根源并批判现代性所存在的问题也是中国学者所研究的内容。2008年发表的论文《生态学批评中的理想人格――“生态人”之分析》指出，生态学的批评使人类中心主义思维破产，以具有关系性思维和博爱情怀的“生态人”批判独断的理性人。3卢风在《整体主义环境哲学对现代性的挑战》一文中，以生态哲学的关系及整体理论分析批判了现代性哲学所存在的问题。他的研究解构了现代性的物理主义，消解了主客体的绝对二分，挑战独断的理性主义。他提出，唯当彻底摈弃了独断理性主义的完全可知论和知识统一论时，我们才会敬畏自然、保护地球。4解决当前严重的环境危机要求的不只是改革个人和社会的行为，更要挑战现代性哲学所存在的问题，研究人类如何生存，如何发展，如何做，研究公平、正义伦理，研究生态文化，研究关爱生命、保护环境，研究生态智慧。
针对全球生态危机，寻求后现代的思想去解决，运用具有更彻底生态性的过程哲学去分析也是中国学者所做出的努力。2002年发表的《过程哲学与生态危机》一文明确指出，过程哲学被誉为当代新思想的来源，并用以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全球危机。过程哲学的空间不受限制，它涉及现实中的所有层次。不同层次的相互依赖，不同个体的相互依赖，特别是人与自然的相互依赖。5《过程析学与时代的急难》一文中作者指出，过程哲学的精髓就在于使人们意识到“我们在世界中，世界在我们中”6。这是过程哲学有关现实的研究。过程哲学的产生与发展也伴随着现代西方哲学的终结过程。7过程哲学由于对相互联系的推崇，怀特海称其为“有机体哲学”，以表明他对世界组成的理解。它是生态的，以生态学为基础。《生态学：过程哲学的科学基础》一文这样阐述：生态学揭示了每一个体都体现了创造性的能量流动，支持了过程哲学所倡导的创造性、个体以生物多样性、生态位创造构成了生态系统的有序结构，肯定了自然的内在价值由此支持了过程哲学的多元价值观。1这是关于过程哲学本体论的研究。
杨洪承，安徽芜湖人，1954年生，中国现当代文学国家重点学科负责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联系导师、学位委员会委员、学报编委。社会兼职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江苏省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等。
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专著《王统照评传》是国内学界第一部现代著名作家王统照的学术传记，被同行专家誉为开拓创新之作。2009年主编的《王统照全集》出版，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现代文学馆等单位发起在北京举办了全集首发仪式和创作研讨会，产生了较大学术反响。杨洪承教授对鲁迅、郭沫若、茅盾、闻一多、沈从文、臧克家等十余位现代著名作家及作品均有专题研究。80年代中期，先后发表《文学的历史与历史的文学》、《由历史主义走向历史哲学》、《主体变动多样世界眼光──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和编写的思考》等系列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研究论文，这一组文学史学的论文大部分篇什都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1993年出版了专著《文学史的沉思》被同行专家评论在将文学史视为一个多元决定的整体的动态系统，为文学史的描述和诠释的框架、文学史编写的个性化等方面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框架或具有前沿学科的有效方法与观念。
20世纪90年代以来，侧重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研究，多视角多维度寻找文学社团生成发展的历史轨迹和社群内部人与事的复杂关系，突破了现有文学史教科书中对一些社团群体既成定论，产生了较好的学术影响。1998年出版专著《文学社群文化形态论》，建构了一种文学社团流派文化分析的研究范式，并以具体个案解剖实践其理论方法。该著是第一次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提出文学社群文学史概念，把现代中国社团流派研究从方法论、本体论与操作实践上提升到一个新层次，具有学术开创性和学术建构性。新世纪以来，在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的整体文学史文化研究和典型社群个案解析上持续用力，先后发表了系列有影响的论文，主持国家社科规划基金项目《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和作家群体文化生态研究》，还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文学断代史、文学现象，及作家作品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批新成果，如《近20年现代文学思潮研究的评述与思考》、《论五四现代小说结构与传统的关系》等论文分别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或《新华文摘》摘编，在同行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影响。
杨洪承教授从上世纪90代中期开始指导研究生。毕业硕士生数十名，指导博士生和博士后三十多名，很多博士生毕业后成为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有影响的中青年学术骨干、学科带头人。有多位学生的学位论文获得江苏省优秀博士论文和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等。
杨洪承教授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江苏省社科基金等项目多项。曾获教育部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国家精品课程、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学成果特等奖、江苏省高等学校优秀课程群、江苏省高等学校优秀研究生课程等。多次荣获南京师范大学优秀研究生导师称号。先后获山东省教委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江苏省社会科学哲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山东省首届刘勰文艺评论奖等。
我们在撰写论文的过程当中，总是要阅读别人的学术资料，不然我们哪里来的想法和知识论点，我们查阅的资料就是我们写作论文的参考文献。下面是学术参考网的小编整理的关于健康保险论文参考文献，给大家在写作当中做个指导。
健康保险论文参考文献：
[1]巴曙松，陈华良.2005.以税收优惠推动年金市场发展[N].中国证券报，20050826（A10）.
[2]白晓峰.2013.商业健康保险税制问题探讨[J].保险研究（1）：7886.
[3]陈滔.2003.中国商业健康保险经营和发展战略[J].财经科学（3）：2631.
[4]丁珏.2013.美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
[5]龚贻生.2012.中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战略研究[D].天津：南开大学.
[6]顾昕.2009.商业健康保险在全民医保中的定位[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6）：5057.
[7]韩丹.2006.利用财税政策促进长期护理保险的发展[D].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8]江才，叶小兰.2008.税收优惠制度对商业健康保险需求的影响[J].金融与经济（11）：8688.
[9]刘嵘，马明哲.2004.出台税收优惠政策提高健康保障水平[N].中国保险报，20040311（01）.
[10]吕鍠芹.2009.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税收优惠政策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
[11]万晴瑶.1998.购买保险享受税收优惠——大陆、台湾所得税法对个人购买保险的优惠措施比较[J].上海保险（7）：4243.
[12]魏华林，李琼.2006.中美商业健康保险税收政策比较[J].保险研究（8）：1214.
[13]魏迎宁.2003.走专业化道路，努力推进健康保险跨越式发展[J].保险研究（12）：25.
[14]杨星.2009.商业健康保险参与社会医疗保障体系管理和服务的国际经验与思考[J].中国保险（11）：5459.
[15]尹音频，姜鑫.2011.对优化我国保险税制的思考[J].税务研究（8）：3538.
[16]张芳洁，徐颖.2007.国家的效用目标在中国保险业发展中的影响和作用[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9）：7377.
[17]张晶，黄本笑.2004.商业养老保险税收优惠模式的最优选择——基于一般均衡的角度[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8389.
[18]张颖，胡炳志.2014.公立医疗保险制度与商业健康保险筹资关系探讨——基于七国的比较研究[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3944.
[19]张仲芳.2012.制度定位、税收激励与商业健康保险发展：国际经验及启示[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1）：4952.
[20]卓志，孙正成.2015.健康保险业务促进保公司经营绩效吗——兼论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经营动力[J].财经科学（11）：118126.
[21]朱铭来.2008.保险税收制度经济学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2]朱铭来，丁继红.2008.健康保险税收优惠政策的国际比较研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7783.
[23]朱铭来，奎潮.2009.论商业健康保险在新医疗保障体系中的地位[J].保险研究（1）：7076.
[24]朱铭来，孟朝霞.1996.寿险业税收优惠政策之国际比较[J].上海保险（11）：2124.
健康保险论文参考文献：
[1]李小华，董军.国外医疗救助政策比较[J].卫生经济研究，2006（10）.
[2]余臻峥.国外典型国家医疗救助制度经验及其借鉴[J].现代商贸工业，2010（19）.
[3]DavidSawers.HealthInsuranceMarketIntelligence2013[R].London，HealthInsurance，2013.
[4]高连克，杨淑琴.英国医疗保障制度变迁及其启示[J].北方论丛，2005（4）.
[5]顾昕.全民免费医疗的市场化之路：英国经验对中国医改的启示[J].东岳论丛，2011（10）.
[6]杨星.从英美经验看商业健康险如何参与医保[N].中国保险报，2009-11-10.
[7]吉宏颖.高福利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下，商业健康保险如何发展？[N].中国保险报，2013-04-08.
[8]张遥，张淑玲.英国商业健康保险经验借鉴[J].保险研究，2010（2）.
健康保险论文参考文献：
[1]王慧，中国保险报，2010-01-27.
[2]孙铁，新华社，2012-08-30.
[3]李晓波，中国保险报，2013-01-08.
[4]21世纪经济报道，2012-08.
在论文撰写的过程时就要阅读相关的文献资料来帮助完成写作，我们常人的知识有限必须要依靠他人的劳动成果来论证自己的学术论点，这样的引用就是参考文献。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关于四季养生论文参考文献，欢迎大家阅读赏析。
四季养生论文参考文献：
[1]何颖.《黄帝内经》养生思想探析[J].医学与哲学，2010，31（5）：56-57.
[2]熊鹏辉.阴阳与中医养生[J].中国民族民间医药，2012，21（4）：28.
[3]董一帆，张光霁.论“生生”在《内经》养生思想中的体现及其对现代养生学启示[J].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14，（4）：389-391.
[4]张玉辉，陈延滨，王欣彬，等.《黄帝内经》养生思想研究[J].中医药学报，2010，38（6）：53-54.
[5]熊鹏辉.五志与中医养生[J].中国民族民间医药，2012，21（2）：17.
四季养生论文参考文献：
[1]唐东霞.论老年旅游活动的危机防范与干预[J].旅游经济研究，2011（08）.
[2]易银飞，麦舜妍.广州银发旅游市场需求与开发研究[J].科技创业，2011（03）.
[3]张冲.老年旅游市场发展的研究[J].旅游经济研究，2011（01）.
[4]孙樱，等.人口休闲行为的时空特征初探[J].地理研究，2001（05）.
[5]马惠娣，邓蕊，成素梅.中国老龄化社会进程中的休闲问题[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05）.
[6]杨国良.城市居民休闲行为特征研究—以成都市为例[J].旅游学刊，2002（02）.
[7]林勇强，史逸.城市老年人室外休闲行为初探—以老年人室外活动场地设计为例[J].规划师，2002（07）.
[8]岳俊芳.浅谈我国老年休闲市场的开发[J].成人高教学刊，2005（01）.
[9]陈金华，李洪波.史文化名城老年人口休闲行为研究—以泉州市为例[J].泰山学院学报，2007（02）.
[10]严冬琴，黄震方.城市老年人养老休闲需求与选择行为研究—以长江三角洲地区老年市场为例[J].商业经济，2009（05）.
[11]李天元.成都市旅行社开发完善退休老年人旅游产品的思考[J].城市旅游研究，2011（01）.
[12]黄婧，曾克峰.湖北省恩施市银发旅游开发对策研究[J].现代商业化，2011（05）.
[13]邓军华.河南老年旅游市场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J].服务经济，2011（06）.
四季养生论文参考文献：
[1]葛桂录，道与真的追寻——《老子》与华兹华斯诗歌中“复归婴孩”观念比较[J].外国文学研究，1999.
[2]李正栓，吴晓梅.英美诗歌教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9
[3]王英杰，自然之道——老子生存哲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9
[4]王治国，道德经译评[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6
[5]王佐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6]杨德豫，华兹华斯诗选[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4
关键词：康德；“责任”范畴；伦理学；述评
道德责任是伦理学中具有特殊意义的范畴。在西方伦理思想发展史上，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等人，虽从不同的方面提出了一些道德范畴，但他们都是把道德范畴从属于哲学范畴体系的。直到近代，康德才第一次从伦理学意义上对道德范畴作了比较严格的规定和选择，他除了使用善恶、幸福和德性等传统范畴外，还特别强调“责任”范畴，并以“责任”范畴为线索，把理性主义原则、善良意志、道德规律、定言命令、意志自律、意志自由等有机联系和统一起来，构建了康德道德范畴体系。它不仅成为后来资产阶级伦理学所公认的道德范畴体系，而且影响着中国和前苏联伦理学界对道德范畴体系的建立和阐释。因此康德“责任”范畴的研究既是打开康德伦理学思想的钥匙，也是理解近现代伦理学思想的关键。
国内康德伦理学的学术史，包括原著翻译、配套研究资料与学术论著三大类。翻译应该准确、可靠，让人充分信得过；配套研究资料除了对原著章节阐释之权威论著之外，最有实用价值者是“逐字逐句”的注释串解，这是康德自己的要求，亦是康德研究者之共识。学术论著则是学者们对康德伦理学的解读，有质疑有辩护。
首先就原著翻译而言， 蓝公武、苗力田、关文运、等人可说是先驱。近些年来，邓晓芒、李秋零把对康德著作的翻译推向新的阶段。苗力田先生译作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对责任的必要性、约束性及其相关的责任原理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邓晓芒、杨祖陶译的《实践理性批判》以及李秋零主译的《康德全集》均直接译自德文，台湾的著名学者牟宗三先生的三大批判译自英文。这些译著各具优势、互相补充，是研究康德道德范畴的重要文献资料。
其次康德伦理学的配套研究资料也是始于翻译：有韦卓民译的《康德哲学原著选读》、《康德哲学讲解》，李秋零译注《实践理性批判（注释本）》等。随着国内学者对康德伦理学研究的日渐深入，也出版了一些配套论著。例如邓晓芒《康德的句读》（上、下）（2012年出版），从头到尾逐字逐句对康德原著进行通读，对一些康德伦理学中基础性、前提性的范畴做了详细的解释和阐述，可称康德“责任”范畴研究的关键入门资料。
再看学术论著方面，包括出版的著作与学术期刊论文两部分。
第一部分：对康德伦理学的研究，李蜀人出版了《道德王国的重建》，张志伟写了《康德的道德世界观》，邓晓芒写了《康德哲学诸问题》、《康德哲学讲演录》等等，这些著作均以康德伦理学的整体性为研究点，康德责任范畴的论述就只能是散见其中，难成体系。
第二部分：关于康德责任范畴的研究成果更多的是见于期刊论文，整体上呈现的特点是在责任论的体系背景下展开对“责任”与道德善关系的质疑与辩护。
“只有出于责任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①康德提出的道德第一个命题，被定义为唯动机论者。有两种不同程度的质疑：一种是极端的观点，完全排斥康德的“责任”。例如王海明先生就以功利主义的现实性来对抗责任论的抽象性，代表文章有《功利主义与义务论辩难》，认为“义务论的道德标准，是给予每个人的害与利的比值最大的道德。……而功利主义是给予每个人害与利比值最小的道德。”②在《论道德终极标准》中直接提出道德评判的终极标准是“功利”而非“责任”。王先生用心良苦，将“功利”改造成了既能满足个人自由又能促进社会全体利益的道德范畴。针对此类质疑，辩护声音要提的是张传友《关于康德义务论伦理学的几点思考》认为康德的义务并不拒斥目的，康德义务是以义务自身为目的。任丑《目的论还是义务论——伦理学的困境与出路》深刻解读了康德义务层次以及义务和自由的关系，得出“貌似对立的目的论和义务论都是通向自由的必要环节，它们内在的逻辑联系彰显了伦理学的内在逻辑进程：善—正当—自由，这就确证了伦理学是自由之学。”③此类辩护毋宁说是以自由为桥梁，试图调和康德责任的价值目标和功利目的。
还有一种质疑源于对康德出于责任行为是形而上的担忧。有学者以康的阶级立场为靶，“将其责任论的唯心性归结于阶级软弱性和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④任丑《康德的义务论辨正——兼论伦理学的自由本质》、《略谈康德伦理学的几个问题——兼与宁新昌、许平二位先生商榷》两文中就明确指出对康德责任的形式性质疑是源于对康德伦理学的曲解，康德“责任”范畴内含的规律是意志自由，责任论的本质是自由，这与伦理学是一致，无谓阶级之争。
另有文章《康德道德哲学的核心一一责任概念》、《康德的责任概念及其责任伦理观》等，则认为因康德的责任范畴是纯粹的，完全排除了经验的干扰，故质疑其出于纯粹责任的道德行为不具有入世的现实意义，而且现实中德福不一致正说明了康德该理论的抽象性。同时，辩护的文章《道德学的净化——从康德学说论道德学的义务论本质》、《康德道德律对人性的拷问》等，依次从伦理学的本质以及人性的角度提出康德责任的形而上是有必要的。陈思坤《出于责任的行为具有道德价值——康德责任伦理观的逻辑基点》一文中更是直接论述了出于责任行为的可能性和公民责任行为的实践价值。这些文章显然可作为研究康德“责任”实践性的参考。
当然还有一些相对平和的解读性研究：《论康德道德哲学的理性—善良意志与义务》、《康德道德哲学中的职责（Pflicht）概念》、《义务—自律与至善—康德伦理思想中的几个重要范畴分析》、《康德关于责任的普遍命令》、《康德伦理学中的责任概念》、《康德道德哲学范畴比较》等，这些文章运用逻辑演绎的方法解读康德伦理学体系，提出了善良意志、责任、绝对命令、普遍规律、自律、目的国王、自由等核心范畴。尤其是邓晓芒先生的《对康德第 I 章中三条原理的分析》对责任范畴的三个命题之间的正、反、合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获益匪浅。
近年来，学界出版了一些专门研究康德伦理学的学位论文，包括《康德的道德世界观》、《道德王国的重建》、《道德的信仰一康德的自由、自然和上帝理念批判》、《论康德道德哲学中的意志概念》、《对康德哲学道德准则和法则的解读》、《康德伦理学的确立及责任、自由范畴探析》、《康德责任论探析》、《康德道德哲学中“义务”思想》等，这些学位论文都涉及到康德伦理学诸范畴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国内研究康德“责任”范畴的主要成果。但学位论文毕竟只是作者求学期间的阶段性成果，或有偏颇。
总之，国内学者研究现状表明，对于康德“责任”范畴的研究虽有不少成果，但都只是散见各处，缺乏系统梳理。而且学者们多以责任论为切入点来研究责任范畴，思路难免局限。个人认为，若先将康德伦理学的责任论特点进行悬设，以考察责任范畴，或许会有不同发现。（作者单位：新疆师范大学法经学院）
参考文献
[1]康德. 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 苗力田 译.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
[2]王海明.功利主义与义务论辩证.社会科学.2003第12期
目前在各种学位论文答辩或评语中说“行文流畅，逻辑严谨”，已经成为套话了。但实际上，真称得上“严谨”的并不是太多。譬如现象或数据堆砌、重点和层次不清、概念随意更换、自相矛盾、强词夺理、以点代面、把别人的观点先乱推一阵再加批判、小数据大结论等等，反倒是泛滥成灾。有些论文，“前言”占一大半，从网上东拉西扯一大篇，“结果”反而只有一两页，“结论”却又大得吓人。“在国内首次发现”等等流行说法更是从表述上就体现了逻辑的不通。．如果说“在国内首次发现印第安人”还说得通，但说到数理化生等的现象与规律，既然是“发现”，就应当是该知识领域的“首次”；既然是首次，又何有国内外省内外之分?
逻辑的不被重视是学术风气浮躁的表征之一，反过来也加重了这种浮躁风气。
在一定意义上说，逻辑是关于知识的知识，是如何把片段的知识组织起来和如何从已有知识推出新知识的思想工具。当然还有一条途径是“直觉”。但“直觉”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而且在“直觉”的产生里通常有潜在的逻辑存在。所以我觉得和知识打交道的人必须要学一点逻辑，并且早一点学。
民间有句俗话说：“宁和明白人吵顿架，不和糊涂人说句话”。是否掌握起码的逻辑，就是明白与糊涂的分界。和明白人吵顿架，不论结果如何，至少使你向事情的实质靠近了一步，而和糊涂人谈半天，那才真正叫做getting nowhere，还白惹一肚子气。
逻辑的用处当然不仅在写论文的时候。从你选定一个科学问题，如何设计实验去回答它或逼近它；如何组织你的实验，使之尽量简洁而具有决定性；如何逐步排除不确定的因素；如何从现象或实验结果得到充分而不夸大的结论；如何评价和分析现有结论的局限性和漏洞，以及如何进一步推进和弥补……总之，从选题到实验设计，到结果分析到讨论，全部科学研究的过程，可以说就是一个每一步都依赖于逻辑的思维运动过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于搞科研来说，逻辑这个“器”，比任何仪器或技术都更加重要和更加“一本万利”。
掌握逻辑能使知识更加严密，使已有的知识发挥最大的功效，并易于沟通。所以逻辑既是追求真理，又是弘扬真理的工具。对于当老师的和准备当老师的人，当然就更加必要。
掌握逻辑工具，并不是必须要上多少逻辑课，读多少逻辑书(当然基本概念还是要学一点)。更多的人是自发地遵从了逻辑。重要的是善于从实践中去学习和总结，要尽量自觉地培养自己思考的方向性，严谨性和有效性。在所谓“知识爆炸”，网络上的信息铺天盖地的今天，更是如此。有了这样的目的，学逻辑才能抓到本质，才能有益。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我们说运用逻辑可以“从已有知识推出新知识”，但逻辑并不能真正“创造新知识”，新知识从根本上还是来源于广义的实验与观察；同样的，逻辑并不能保证结论的正确，如果前提(或数据)是错的，那么结论几乎可以保证是错的。第二，逻辑是优化自己思维的工具，过多地热衷于逻辑本身的形式细节和术语是不必要的，而耍弄和卖弄逻辑甚至可以为害。
关于“晚一点谈哲学”。因为哲学是一切知识的抽象与结晶，没有知识的积累和亲自的咀嚼体验，不过是空谈而已。正如十一二岁的孩子谈爱情，即使能说得头头是道，但他们是绝对不会真正理解的，因为他们还没有发育的基础。理解哲学。也需要有社会实践和知识的“发育”为前提。自己没有处理过大量知识之前讲哲学，往往容易会让自己在抽象的词句中获得似是而非的自我满足，甚至有可能导致削弱或者拒绝对严格证据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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