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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在音乐学院学位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一、音乐学研究论文
音乐学研究论文是我国在此学科取得成果的最直接体现,也是音乐学学科构建的主体。2012年,我国较为优秀的音乐学研究论文主要刊登于国内音乐专业和艺术类学术刊物上,内容涵盖音乐学子学科所及的不同研究领域。2012年,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发表的论文数量最多,内容丰富多样。以中国民族民间音乐调查与分析为主要内容的代表论文包括:张伯瑜《云南个旧市大屯镇洞经音乐三首套曲分析》、周青青《北京通州运河号子中的山东音乐渊源》、袁静芳《走近藏哇寺》、赵塔里木《蒙古族额鲁特部民歌特征的鉴别与解释》、钱茸《浅析沪剧唱词音声的地域性音乐价值――兼推“双六选点”分析模式》、黄婉《在“挪用”中饰变与创造――文化生态视野下的2012基诺族“特懋克”节》、李明月《“堂名”忆旧:苏州地区十番锣鼓生存现象探微――以常熟辛庄“春和堂”为个例》、杨和平《民间礼俗的音声表达――以蒲城丧葬仪式音乐活态现状调查为例》等。有关民族音乐学方法论的研究论文主要包括:洛秦《“音乐上海学”建构的意义、研究架构及其问题思考》、管建华《东西方音乐的帕斯卡尔式的历史沉思》、《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的哲学基础之比较――兼及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反思》、薛艺兵《通过田野走进历史――论中国音乐人类学历史研究的途径与方法》、杨民康《音乐民族志书写的共时性平台及其“显―隐”历时研究观――以云南与东南亚跨界族群音乐文化书写为实例》、宋瑾《从“音乐”到“音声”――音乐人类学学科边界问题》等。此类论文凸显作者群体对民族音乐学历史维度的思考,以及鲜明的跨学科倾向。此外,还有部分文章从传统音乐的保护与教学入手展开研究,代表文章包括王耀华《熟、背、析、研――教学体会》、张应华、谢嘉幸《我国当代少数民族音乐教育操作策略的探讨》、沈洽《以人为本的多元―本位音乐教育――基于人类学和民族音乐学视角的思考》、叶松荣《学科发展的瓶颈――关于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学位论文写作中的局限性探讨》等。
2012年,西方音乐史研究论文主要集中于巴罗克时期以前的早期音乐上,代表论文包括余志刚《中世纪音乐教学漫议》、姚亚平《欧洲早期音乐传统与20 世纪现代作曲观念》、伍维曦《与中世纪晚期多声部弥撒套曲的体裁特性》、周耀群《关于“文艺复兴时期音乐”的两部断代史的比较》等。这些论文从各位学者的独立研究角度出发,对西方音乐早期历史的不同细节开展研究和思考,试图在理论阐述中深化对音乐史局部细节和音乐历史观念形成的认知,进一步唤起人们对古今历史比较和创作、教育问题的重视。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德国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诞辰200周年纪念,瓦格纳研究论文亦成为2012年我国西方音乐史研究的重点,代表论文包括:刘经树《“清楚变化了的音乐创造”――瓦格纳的“音乐戏剧”构想》和杨九华《“”的阐释 ――再论瓦格纳乐剧中的婚姻伦理观》。另外,对于经典音乐的审美阐释和音乐流派研究的代表论文可举邹彦《贝多芬(Op.31-2)的标题性内涵》和刘瑾《审美困境与现性重建:对新浪漫主义音乐产生及意义的美学思考》。
在中国古代音乐史领域,学者们将目光纷纷投向中国与境外音乐交流史,代表文章包括宫宏宇《基督教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的盲人音乐教育――以安格妮丝・郭士立、穆瑞为例》、陈应时《唐传日本调名曲名考》、郑祖襄《谈杨荫浏对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外来说”的批评》、叶键、黄敏学《18世纪西方传教士的中国音乐研究及其学术史影响》,以及王小盾的系列论文《域外汉文音乐文献述要》。古代音乐史研究的另一个范畴集中于音乐考古,代表论文有:方建军《钟离国编钟编研究》、《音乐考古学的六个课题》、王子初《我们的编钟考古》、武家璧《曾侯乙墓漆画“杂悬”图及其实验心理学解释》。在近现代音乐史领域,2012年的研究论文主要是对近现代音乐家的学术纪念,论文包括:杨和平《论李凌的音乐美学思想》、俞玉姿《略谈老志诚先生的音乐思想――纪念老志诚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居其宏《我国新音乐发展战略的设计师和先行者――萧友梅音乐思想与创作教育实践的跨世纪回望》等。中央音乐学院发起的“国家音乐史”研究工作目前主要集中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领域。2012年集中发表的论文包括:吕钰秀《他者对于一个国家音乐想象的建构蓝本》、李淑琴《从研究的政治化走向学术化――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建设的回顾与思考》、蒲方《中国近现代音乐历史分期的特殊性及复杂性》等。
2012年,我国音乐美学领域的研究论文首先以评述于润洋教授美学研究贡献为主导,代表文章包括叶松荣《论于润洋西方音乐史学研究中的理论建构》、何宽钊《论于润洋学术研究中的历史意识》、柯扬《承先贤之法,启后生之思――论于润洋对卓菲亚・丽萨音乐美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等。其他论文则是不同学者对音乐美学理论、趋势与应用问题的独立阐发,例如韩锺恩《判断力批判:置疑音乐美学学科语言并及音乐学写作范式》、刘研《审美经验的复兴――理查德・舒斯特曼的实用主义美学观与通俗音乐》、张晶晶《对阿多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素材”的梳理与解读》等。
二、音乐学专业教育教学
2012年,我国的音乐学专业教育教学向着精英化、集约化和实力化的方向努力迈进。在专业音乐院校和综合大学音乐学院、音乐系的主导下,音乐学专业教学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发展体系。在不同层次音乐学专业招生方面,各个院校和科研机构结合音乐理论研究的现实需求,招生数量略有紧缩,考试难度相对增加。如此举措,不仅维护了音乐学专业精英化教育的传统,同时也对当代大学生的理论基础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在不同层次的学术人才培养上,各个院校特别重视理论培养和艺术实践的结合,鼓励学生将研究重心立足当代、返观历史,积极参与音乐田野调查和音乐表演活动,在亲身实践中锻炼学生的研究能力。各个院校给予学生相对宽松的课程安排,不但要求学生学好音乐理论知识,还不断启发学生对其他艺术领域和更广泛的社会文化产生兴趣,获得更为广博的文化见识,充分增强学生的学术实力。音乐院校采取各种手段对学生的学习进度加以限定和考核,通过论文评比、音乐论坛、大师讲座、理论访谈等多种形式鼓励学生集中精力投入学习,增长自身的学术本领。学生的毕业论文答辩活动日益规范,答辩通过标准相对严格,有效防止学生论文品质和学术素质的整体下滑。
除了各个音乐院校和科研机构的日常教学工作外,音乐学界在2012年还积极开展音乐学教学研讨、论文评奖和专题讲座活动,有力推动音乐学专业教学工作,促进院校间交流合作,增加校园学术氛围。2012年2月,第四届中国音乐评论“学会奖”评选征文活动正式展开。活动向海内外华人征集自2009年正式发表的音乐评论参选,并在中国音乐评论学会第五届年会召开之际集中评审。2012年3月12日至15日,中央音乐学院举办了“中国音乐史学术交流系列专题1:国家音乐史”活动。斯洛伐克音乐学者奥斯卡・艾谢克应邀参加活动,共同探讨“国家音乐史”写作的方法手段和内容选择。2012年10月,上海音乐学院先后组织了“第九届(2012)钱仁康音乐学术讲坛”和“音乐学学术论坛”,以此作为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建系30周年的系列活动之一。2012年11月至12月,南京艺术学院百年校庆举办系列学术讲座,邀请资深专家举办专题讲座。
三、音乐学学术会议
2012年,我国音乐学界各类学术会议相继举办,有力推动了同领域专家学者的学术交流,促进专业学术会议向着常态化、正规化的方向迈进。在民族音乐学领域,2012年6月29日,由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承办的“当代社会中的传统音乐国际研讨会”在上海音乐学院举行。与会专家以音乐同社会政治、变革的关系为主题,着重讨论当代语境下的民族音乐学研究视角与方法。2012年7月12至15日,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十七届年会在西安音乐学院召开。会议提交论文摘要240余篇,内容涉及黄河流域音乐文化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音乐生态研究、音乐与科技、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等研究领域,呈现出学科交叉、研究跨界的学科发展趋势。2012年7月18日至25日,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十三届年会在新疆师范大学召开。会议围绕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国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研究、高等音乐艺术院校少数民族音乐教学改革研究三个方面议题展开探讨,充分展示了我国近年在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成果。2012年10月30日,国际音理会亚洲大洋洲地区音乐学会首届学术研讨会暨亚太民族音乐学会第十七届国际学术研讨会、泰山学术论坛在山东济南举行。来自亚太地区的音乐学家围绕亚洲、大洋洲、太平洋地区民族之间的音乐传播与交流、构建适合于亚太地区各国的传统音乐理论体系等议题做主题发言。
在西方音乐史研究领域,2012年6月21至22日,上海音乐学院举办“2012・上海音乐学院・瓦格纳国际学术论坛”。 论坛聚合国内最优秀的瓦格纳研究学者同国际瓦格纳研究实现对话,提升我国的音乐学研究水平,增进与西方学术界相关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由中国西方音乐学会主办,四川音乐学院承办的“2012西方音乐学会青年学者论坛”于9月21日在四川音乐学院举行。 会议由九位西方音乐史专家对11名青年学子的课题发言进行交流点评,旨在促进青年学者的科研工作和学术交流,积极培养理论新秀。在中国音乐史研究领域,9月24至26日,中国音乐史学会第十二届年会暨第七届全国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徐小平奖”颁奖大会在沈阳音乐学院举行。会议对“契丹音乐史”、“音乐上海学研究”等新课题给予充分重视,并对中国音乐史新近研究成果加以展示。在音乐美学领域,2012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前沿与对话――全国中青年音乐理论家论坛”在华南师范大学举办。论坛邀请全国50名中青年音乐理论家参会,论题涉及多个学科,促进音乐学学科间的相互对话和启迪。2012年12月2日,“2012年中国音乐美学学会笔会”在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举行。笔会围绕 “音乐美学学科资源考掘” 和 “身体在音乐审美活动中的作用” 两大主题进行研讨。
四、音乐学纪念与交流活动
2012年,中国音乐学界举行了多项学术纪念和交流活动,对于音乐学院系建设和老一辈音乐理论家的学术贡献加以总结,并对中国音乐学的对外推介与交流做出贡献。2012年11月26至27日,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迎来了建系30周年纪念。系列纪念活动由学术研讨会、纪念座谈会、学术讲堂系列、学术成果展、学生音乐会等活动组成。全系教师还集体出版了学术研究文集,对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科研成果加以展示。2012年5月12日,中央音乐学院举办“马思聪百年诞辰纪念活动”。 其中的学术研讨会对马思聪的学术造诣、音乐创作、教育教学和学术精神展开深入的讨论和研究。2012年9月15至16日,中央音乐学院隆重举办“春雨润物 学海成洋――于润洋八十春秋学术研讨会”。近3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同事学生围绕他的学术品格、理论特色和历史贡献进行了深入研讨。2012年,恰逢中央音乐学院资深音乐学教授张洪岛先生百年寿辰。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对张洪岛教授的学术成就和教学工作进行重点回顾。2012年9月27日,四川音乐学院举行“纪念王光祈先生120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全国1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学术研讨会,对王光祈作为中国音乐学开拓者的历史地位和学术成就进行回顾、梳理和阐释。在对外学术交流方面, 2012年12月22日至26日,陈应时、方建军、李玫等中国学者应邀参加第七届东亚律学大会并宣读论文。此次学术交流与研讨活动,引起东亚音乐研究机构对中国律学学者研究成果的密切关注。
五、音乐学理论出版
创作发表管弦乐、室内乐、音乐戏剧作品多部,并在国内外各类重大音乐节和重要音乐活动中演出;曾获全国第十四届音乐作品评奖一等奖、德国现代弦乐艺术节优秀作品大奖等国内外各种重大音乐作品比赛奖项;获全国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文化部区永熙音乐教育奖、上海市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上海市优秀文艺人才特别奖(最高奖)等。多次担任全国音乐作品(包括交响乐、歌剧、音乐剧、民乐及舞蹈音乐等)比赛评委,以及国内外各类音乐节作品比赛评委、评委主任等。
2012年5月25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备受国内乃至全球瞩目的现代音乐盛会——第十届北京现代音乐节闭幕式演出隆重举行。仅有5部中外当代著名作曲家的作品获得在闭幕式上演出的殊荣,唯一一部中国作品是来自上海音乐学院常务副院长、著名作曲家徐孟东的新作《幻想曲》。
这首以古琴名曲《流水》作为创意源泉、以中提琴为核心演奏乐器的交响音乐作品,被罗马奖等多项国际大奖获得者、美国著名作曲家詹姆斯·莫伯利,普利策奖获得者、著名华裔作曲家周龙,古根海姆奖获得者、中国著名作曲家叶小纲等国内外专家赞为“一部绝妙的、充满色彩和想象力的作品”。
徐孟东坦言,“写具有世界胸怀,又充满中国人文意蕴的音乐作品”是其艺术创作的精神坐标,而在笔者看来,这句话正是他作品收获赞誉的源头活水。
徐孟东以质朴、勤奋的人生态度和扎实、创新的创作思路,在科研、管理、创作上齐头并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高起点,引领开展学术前沿研究
2000年,徐孟东获得上海音乐学院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专业博士学位。他的毕业论文《20世纪帕萨卡里亚研究》以独特的视角,通过对最新史料的精确研读和对作品特性敏锐、准确的把握,获得了“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这在全国音乐学领域是一个零的突破,显示出徐孟东教授深厚的学术积淀和突出的研究能力。同时,该论文选择同时代作品作为研究客体,预示着作者具有前瞻性的学术视角,具有较高的学术起点。
在高起点上注重东西方结合研究,是徐孟东区别于其他研究创作者的主要标志之一。在他看来,作为一个东方人,基础就是大量地接触西方作品、技法以及观念,并对中国文化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在不知不觉中将其融汇到自己的创作中。回顾自己的学习经历,徐孟东深有感触:“我在上海音乐学院曾经有两次学习经历,第一次是在上世纪80年代,历时两年多,当时觉得凡是西方的都是好的,比如在音高的组织、节奏的组织、结构的组织上,觉得越复杂越好,这样才能够显示出自己的水平。当时也写了很多作品,80年代末的时候在德国也得过奖,但是现在回过头来都不敢去看这些谱子,觉得写得不够好,而且没有把中国的东西融入进去。当时写的作品,喜欢采用序列主义手法,虽然其中运用了一些五声音阶的材料,但没有运用得很好,在控制音高、旋律方面不是很适当。我觉得这个阶段还是必不可少的,这对于掌握西方20世纪的作曲技法以及观念,甚至是了解大量的作品还是非常有益的,必须要广泛、深入地去学习和研究。虽然大量地吸收学习,但那时并没有形成自己对创作风格比较客观、系统的认识……”
90年代末,徐孟东在上海音乐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的学术思想发生了大转变,“90年代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转变,当时对于20世纪的作品研究得比较多,此外还比较关注在表现主义之前的印象主义和浪漫后期的东西,我对这些比较感兴趣,觉得这些更多考虑的是音色和音响,在处理上让我更欣赏。”
攻读博士期间,徐孟东系统地研究了德彪西和拉威尔的作品,“德彪西的材料基本上就两种,一种是全音阶,一种是五声音阶。他的五声音阶从来不变形,假定中间有转调,就用掩盖的方法,把转调的东西掩盖在管弦乐织体的下方,这给我很大启发。”
这种启发让徐孟东对东西方结合问题有了更深入的认识。“第十届音乐作品评奖时,听了一些作品,当时有一首钢琴协奏曲让人印象很深,它用了中国戏曲的音调,但是感觉完全变调,是为了展示自己的能力而用,十分不自然。”徐孟东介绍说,“上世纪80至90年代,我在杭州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工作,其间做了一些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积累了一些成果,学到了一些做学问的方法,并且在创作中开始大量运用中国文化素材,如《惊梦》这个作品的创作,当时我国台湾一位女演员特意到浙江昆剧院学习《牡丹亭》,并上演了删节版的《牡丹亭》,我看过感触颇深,特别是其中的念白,于是就萌发了创作的念头。当时我从剧里找了一些素材,约了几个昆剧演员,请他们到录音棚里念一遍,之后创作的时候就把这些用在里面。此外,钱仁平老师也写过相关论文,还有俄罗斯一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对话思维的影响,我就把思维的活动表现为具体形态的语言,用音乐表现出来,这就是创作的核心;在音高上没有用昆曲的曲调,而是用了五声音阶的音组,还考虑了一些音色音乐的写法。我大概从1993、1994年就开始写这类有调性、有些复杂、有创新的作品,更多地从音色音响上来考虑,同时也考虑音乐的可听性,或者也可称为某种形式的音色音乐。”
关键词:朦胧期、钢琴教学、技术理论
纵观中国钢琴教育的历史,二十世纪初至三十年代这一时期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可称之为中国钢琴教育发展的朦胧期。这一时期,中国钢琴教育的发展处于启蒙阶段,钢琴教学和技术理论等都处于萌芽之中。俗语说,一年之际在于春、一日之际在于晨,各种事物发展的启蒙阶段至关重要,钢琴教育的发展亦是如此。因此本文选择了朦胧期这一时间点,对社会背景、音乐教育机构、钢琴教学状况及有代表性的钢琴人物的钢琴技术理论四个方面作简要的阐述。
一、朦胧期的文化背景
1840年爆发,西方列强的舰船利炮摧毁了清王朝的封建大门,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11年的了腐朽的清政府的统治,建立民主共和政权,政治体制发生重大变革。1915年,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张学习欧美科学文化,要求富国强兵。这场运动触及文化的各个方面,从宗教、政治、教育、伦理到语言、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几乎无所不包。钢琴也是因为教堂的开设和新学堂的兴办,在中国推广和应用开的。
二、音乐教育机构的应运而生
之后,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近代新音乐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各地音乐界相继成立了多种形式的音乐社团,举办了多种音乐演出和讲习活动。此后,作为西洋乐器的钢琴,频频出现在各类音乐会上。
1927年11月27日,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所高等专业音乐学院―国立音乐学院,任院长,萧友梅主持校政。1929年改为国立音专后,由萧友梅任院长。
国立音专是参照德、法等国高等音乐学校的教学体制,建立起来的单科音乐大学,成立之初设声乐、钢琴、小提琴和作曲四个系,并根据中国当时的具体情况,在专业设置、课程安排上具有自身的特点,吸引了一批中外优秀的音乐家前去任教,其中高薪特聘俄籍钢琴家查哈罗夫教授,主持音专的钢琴教学工作,这是对中国钢琴艺术发展影响深远的重要历史事件。
三、以梅・帕契和鲍里斯・查哈罗夫为代表的人物及钢琴教学技术理论
1.梅・帕契
意大利钢琴家梅・帕契先生于1904年在上海祖侨俱乐部举行独奏会,是外国钢琴家最早在中国公演的钢琴音乐会。梅?帕契先生是著名钢琴大师李斯特的再传弟子,长期居住在上海,担任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指挥,使这个乐队的演奏水平一跃而被公誉为“远东第一”的交响乐队。梅・帕契先生在上海长期侨居直至终老,除演奏与指挥之外,还从事钢琴教学。
梅・帕契先生的钢琴教学非常严格,强调手指的独立性和对坚实的指尖的训练。
首先,梅・帕契先生强调手指的独立性。傅雷先生在《傅聪的成长》一文中,对梅先生的教学有过这样一段描述:“傅聪在国内所受的唯一严格的钢琴训练,就是在梅・帕契先生门下的二年”。傅聪先生在谈到他跟梅・帕契学琴时曾说;“这一年所有的好东西都没有了;让我手背上放个钢板练指头,钢板一掉下来就订。” 严格的手指技术成为大多数中国钢琴家们演奏的重要特点。
其次,梅?帕契先生强调对坚实的指尖训练,先生认为对坚实的指尖训练不仅用于弹奏古典乐曲、浪漫乐曲,还用于弹奏普罗柯菲耶夫、巴托克,甚至带有印象派情调的音乐。
梅・帕契先生的钢琴教学弹奏技术,对中国的钢琴教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培养了中国老一辈钢琴家俞便民、张隽伟和后来的年轻钢琴家朱工一、周广仁、巫漪丽、傅聪等,他们都成为著名钢琴演奏家和教育家,并把这种教学方法应用于教学之中,以至于严格的手指训练在中国现在的钢琴教学中还受到相当的重视。
2.鲍里斯?查哈罗夫
鲍里斯?查哈罗夫先生是俄罗斯最早的钢琴学派创始人安娜?叶西波娃的学生,是普罗柯菲耶夫的同窗好友,后来还跟随戈多夫斯基学过一段时间。他有着在圣・彼得堡音乐学院任教七年,以及舞台演奏的丰富经验,身兼钢琴教师和钢琴演奏家双重身份。
1927年中国建立了第一所专业音乐学院―上海国立音乐学院(1929年改名为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开设了我国第一个钢琴系,由俄罗斯钢琴家鲍里斯・查哈罗夫主持,使中国首次有了正规化、专业化的钢琴教育基地。正是查哈罗夫,使中国当时唯一的高等音乐学府的钢琴教学,由原有处于较低水平迅速推进到合乎当时世界高等钢琴专业教学和艺术性演奏要求的水平线上,培养出了李献敏、丁善德、李翠贞、吴乐懿、范继森等中国第一代钢琴家。他的学生丁善德,于1935年5月11日在上海举行了毕业独奏音乐会,这是中国钢琴艺术史上第一次由中国钢琴家举办的钢琴独奏音乐会。正因为在中国钢琴教育方面的突出贡献,查哈罗夫被尊称为中国第一代钢琴家的宗师。
首先,查哈罗夫在钢琴教学中贯彻俄罗斯钢琴学派的美学与教学原则,致力于扎实的俄罗斯基本功训练,追求把优美如歌的旋律同技巧结合起来,使演奏既有干净有力的技巧,又有柔润美丽的音色。
其次,他注重手指技术,对于手型,他建议“感觉到手掌心好像抓住一个鸡蛋那样的”。但他也说过:“假如你愿意的话――可以把手掌翻过来弹”。他注重对作品深刻且富有创造性的理解,讲究强烈的音乐个性和严谨周密的演奏布局。
正是以梅・帕契和鲍里斯・查哈罗夫等为代表的钢琴家们,给当时正处于朦胧期的中国钢琴教学,带来了严格的钢琴手指技术,使中国有了基本的,较为规范的钢琴教学技术理论。但是追求中国特色钢琴弹奏技术方面,由于这些外国钢琴家缺少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音乐美学知识的了解,因此在钢琴教学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音乐的理解,更多的是中国学生凭借自身对本民族文化的了解和积累,有意无意的渗透到钢琴弹奏中。
四、结语
综上所述二十世纪初至三十年代年这一时期,中国的钢琴教教学有了最基础的框架:中国钢琴的专业教育机构基本确立,钢琴教学技术初步形成,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受到钢琴专业教育的年轻学子,他们活跃在中国的钢琴舞台,逐渐成为中国钢琴教育事业发展的栋梁,其中有不少后来成长为第一代钢琴家。这些都为中国钢琴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中国钢琴教学技术理论的启蒙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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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笔者采访过当时已经在音乐教育理论方面小有成就的谢嘉幸,2013年在苏州菩提书院有幸再见谢嘉幸。十多年过去了,他看上去似乎没有变化,依然精神饱满、状态积极,一脸谦和的微笑。但在事业上可谓成就巨大,除继续教学外,他还肩负国际音乐教育学会理事、亚太地区音乐教育研究会理事、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副理事长、中国音协音乐教育学学会会长、中国音乐美学会常务理事、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数职。
成长履历
音乐之路异常艰辛曲折
1951年10月,谢嘉幸出生于武汉,父亲谢旭和母亲胡朗都是四十年代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声乐专业的毕业生。谢嘉幸从小听着德沃夏克的《母亲教我的歌》长大,七岁时即在首届“银城之春”音乐会上登台演奏钢琴曲《牧童短笛》,同很多音乐世家的孩子一样,音乐一直伴随在他的生命中。
十二岁时,谢嘉幸以钢琴专业考取中央音乐学院附小,却因学院解决不了校舍问题,领取入学通知书后未能入学。第二年再考附中,因当时海峡两岸关系紧张,虽名列前茅,又被父亲的“历史问题”所影响而未能录取,他童年的音乐梦就这样破灭了。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谢嘉幸和其他兄弟姐妹一同在农闲时的田间地头给老乡们演奏,这段蹉跎岁月一度就是七年。后因有音乐特长,他被调到学校担任音乐教师,开始在小学,后来调到中学;开始在农村,后来在厦门师范学校任代课音乐教师。不管在哪里任教,他都尽心尽责,教学之外,他自学音乐理论作曲技法,为孩子们和学校创作了不少歌曲。
1977年恢复高考,对学习如饥似渴的谢嘉幸,虽考试成绩优秀,但由于其他原因仍然没有被录取。谢嘉幸并不气馁,就这样他每年拿高分,但每年因政审不合格而落榜,直到第四年,他的年龄已经超过高考要求,只得放弃高考。为了实现大学梦,他先到集美师专进修了一年,后又只身北上,在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干部进修班学习了两年。此时,没有本科学历的他,在夫人的支持下,决心直接考研,先在天津音乐学院试考了一次,专业成绩优秀,却因英语的底子薄未被录取。这次考试给了他信心,感慨这是人生最成功的一次失败,又自学了两年,1986年,终于考上了李西安老师的作曲研究生。从第一次拿到中央音乐学院附小录取通知书,到真正走进音乐学院的大门,谢嘉幸花了整整二十五年。他常开玩笑说:“范进考了二十四年中举,我考了二十五年入研,范进疯了,我却没疯。”1988年,谢嘉幸拿到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理论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
1998年,时任学院研究部副主任的谢嘉幸,又考取了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音乐美学博士研究生,攻读博士学位,当时他已经四十七岁。
谢嘉幸一直很庆幸自己能成为李西安老师的学生。李西安是中国音乐理论的先行者,思路开阔,在音乐思想建设上富有远见和创意,也特别保护和提携年轻一代。李老师从最早对中国现代音乐青年作曲家和理论家的关爱与支持,九十年代率先成立华夏民乐室内乐团,到提出“走出大峡谷”、“构建传统与现代张力场”理论,积极倡导在高等音乐教育中重视对传统音乐的基础――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教学。尽管已经毕业多年,李老师的思想一直影响着谢嘉幸在专业上的思考与发展。
谢嘉幸会走上音乐教育理论研究的道路,也是受李西安老师的指引。1988年,时任中国音乐学院院长的李老师在中国音乐学院开创新专业,其中就包括音乐教育专业。谢嘉幸承担了论证这一专业的任务,这当然与他当过中小学音乐教师的经历有关。当时,谢嘉幸答应给李西安老师十天时间来起草专业的论证报告,精彩的报告和论证答辩,使谢嘉幸承担起学院音乐教育专业的筹建工作。这项工作一干就是二十五年,干得跌宕起伏、精彩纷呈、无怨无悔,也干得硕果累累。
因为有多年在基层从事中小学音乐教师的经历,谢嘉幸的研究不是脱离实际的理论空谈。1999年,他出版了自己第一本音乐教育专著《走进音乐》,结合专业院校作曲专业的音乐分析法与普通音乐教育中的欣赏教学法,通过图式的直观形式,深入浅出地将作曲专业知识术语直接用于普通学生音乐欣赏课的聆听训练中,首创“音乐鉴赏水平的整体训练与评估”方
法,先后在全国二十几个省市的讲习班中,受到几千名音乐教师、音乐专业学生以及音乐爱好者的热烈欢迎。同年,他在“全国民族音乐教育研讨会”上《让每一个学生都会唱自己家乡的歌》,将地区学校音乐教育融入地域文化和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传承内容,突出各地本土音乐文化教育在我们多民族国家的重要性,在全国音乐教育界引起广泛反响。
1999年到2000年间,谢嘉幸出访德国,与德国不来梅大学开展中德音乐教育比较课题,完成了作为国家教委教育科学“八五”规划重点项目课题成果的《德国音乐教育概况》。回国后,谢嘉幸积极参与中国音协音乐教育学会的各项活动,并当选为会长。2001年在香港举办的“中国音乐研究在新世纪的定位”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谢嘉幸发表了论文《学校教育中的民族音乐传承》。他先后担任国家教委教育科学“九五”、“十五”规划重点项目课题《学校教育与民族音乐传承研究》负责人,北京教委“十五”重点课题《北京地区民族音乐文化资源与学校教育》负责人。2003年,谢嘉幸应聘为国际音乐教育会第四届亚太地区音乐教育研究会顾问,并作为该年会亚洲地区唯一的主题演讲嘉宾。之后的十二年,他每年都带着自己的学生携课题参加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举办的世界与地区国际学术会议,积极为年轻音乐学子开拓视野,促进和推动国际间音乐教育的交流和互动。
在很多人对音乐工作者的认识还停留在唯技术、唯虚荣、唯利益的世俗层面时,谢嘉幸提出“为人生而音乐”,将在音乐高等学府专业音乐学习的刻苦过程,激发为一种自觉用音乐表达人生的生命过程。
在教学领域,谢嘉幸多年来的教学科研成果《音乐教育与教学法》在“十一五”期间就被评为国家级教材,他还是中国音乐学院唯一一门国家级精品课程《音乐教育基础》负责人, 2013年,该课程再次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资源共享课。除此之外,他的《音乐的鉴赏与批评》《音乐学分析》等多门课程被国家精品课程资源网、超星学术视频网录制播放。
谢嘉幸不仅是一位教学型人才,更是一位理论型人才。著名科学哲学家赵洪洲,在看了他的《反熵・生命意识・创造》一书的初稿后,写下这样的诗句:“中国哲学有八斗,南纪北谢占六斗(“南纪”指科学哲学家、上海社科院的纪树立 )。”后来,他又发表了《论知识权威》《论不可交换价值》等文章,在相关领域也引起不小反响。当然,谢嘉幸本人并没有自视甚高,他认为哲学仅是他的兴趣。1998年考入音乐美学专业,师从张前教授攻读音乐美学博士学位,并以优秀的质量完成博士论文《音乐的语境――一种音乐解释学视域》,是他理论建树的一个转折点,该著作2007年获中国音协“金钟奖”首届理论评论奖三等奖,2009年获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三等奖。
学校成就
实现理论到实践的跨越
2005年,谢嘉幸被任命为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所长,这使他有机会将自己一直关注和研究的理论课题落实为全校的学术性活动,不仅自己顺利完成一次华丽转身,成功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跨越,同时为提升学院整体学术地位和声望起到积极作用。
在任多年,谢嘉幸亲自策划组织并实施了一系列重大学术活动:
其一,主持研究所工作后,将本院及院外的著名教授李西安、樊祖荫、赵宋光、乔建中、沈洽等返聘回所里,请他们出选题,参与课题设立和研究,不仅调动和发挥了老一代音乐家的知识才学与科研经验,也丰富和延伸了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各项工作的开展。
其二,提出并落实对学院专
业上成绩斐然的老音乐教育家、艺术家进行有计划的抢救性采访,完成“口述”系列,现已完成包括赵宋光、董维松、耿生廉、李凌、施万春等多位老专家的口述专辑出版。2011年,解放以来我国高等艺术院校开设民歌教学的先行者耿生廉教授,没等到自己的口述样书印出来就去世了,如果不是采访及时,老教授一生的经历及贡献,也许就随着岁月而消失无踪了。为此,谢嘉幸表示一定要将口述项目做下去。
其三,2010 年,与著名作曲家瞿小松教授策划并组织了由学院研究生处、音乐研究所与作曲系共同主办的“音乐纵横三人谈”系列讲座,至今连续举办了几十期讲座,已经成为学院一门颇具特色和学术品格的研究生课程。讲座选题围绕“传统”这一永恒话题,从纵向到横向涉及广泛,应邀参与讲座的特邀嘉宾有美术家陈文骥教授,中国新音乐歌者龚琳娜及德籍丈夫老锣,香港“进念・二十面体”创团成员及联合艺术总监、华人实验艺术先驱荣念曾先生,中国当代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著名戏剧导演李六乙先生,中国现当代新诗先行者、作家哑默先生,第七代电影导演佼佼者、澳大利亚总统奖得主程裕苏先生,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经学研究中心主任彭林教授,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教授,以及著名作曲家施万春、叶小纲,马头琴大师齐宝力高等等。谢嘉幸在具体组织落实各场讲座过程中,与近百位跨地区、跨文化、跨领域的艺术家联系交往展开对话和讨论,共同确立论坛话题和思考问题,做了大量工作,表现出在开拓未来艺术和文化方面富有前瞻性的开阔视野。
其四,作为音研所所长,为提升学院学术地位,谢嘉幸协助学院成功申办了音乐学博士授权单位(2005),而后又成功申办了少数民族高等人才培养基地(2009)和博士后流动站(2013),这些成功直接提升了学院的办学建制规格、招生规模和在国内外的知名度以及影响力。
其五,中国音乐学院始终以传承、发展和弘扬中国民族音乐为己任,鉴于此,2009年学院创建了由北京市教委与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共同主办、学院承办的“北京传统音乐节”,已成功举办了五届,并于2012年获得全国”最具国际影响力民族节庆”奖。谢嘉幸亲自参与了北京传统音乐节的创办和每届的主题策划组织落实,他说:“北京传统音乐节的举办是与中国音乐学院的办学特色紧密结合的。传统是根,传统是河,提升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是时代赋予新一代音乐工作者的使命。中国音乐学院作为中国第一所专门为传承民族音乐文化而建的专业音乐院校,多年来在中国民族声乐、器乐与音乐学理论研究等各个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随着学术界对本民族音乐文化的逐渐重视,自2009年起,每一届音乐节我们都突出了不同的民族音乐文化主题,如2011年的戏曲主题、2012年的‘大河颂’主题以及2013年的‘礼乐重建’主题,展现了从‘北京的北京’、‘中国的北京’以至‘世界的北京’的宏大画卷。音乐节邀请来自欧美、亚洲各国以及台湾地区的海内外音乐家与艺术团体、音乐家、艺术家参与学术活动与演出,共举办了数百场音乐演出、大师班讲座和学术研讨会,不仅为推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和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更展现出人类文化历史传统的源远流长以及多元文化对人类未来的展望。传承,要求我们继承历史上无数前辈留给我们的音乐瑰宝;发展,要求我们在传统民族民间音乐在当代的流传之中加入我们的一己之力;弘扬,就是要我们通过努力使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音乐文化深入每个炎黄子孙的心灵。”
至今,每年一届的北京传统音乐节已经不仅是一个专业音乐院校的国际学术文化交流活动,而成为有全市百姓参与的社会文化活动和北京市文化形象的一张名片。
其六,2010年,谢嘉幸策划并参与组织了在北京召开的第二世界音乐教育大会,堪称音乐教育领域的“奥林匹克”大会,本届大会是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一届,按照教育部副部长(时任北京市教委主任)刘利民所言,该大会“无与伦比”,共有来自国内外四千多名正式代表、三千多名表演艺术家,共九千多人参加了历时一个星期的大会。会期共举办了七百多场研讨会、一百六十五个工作坊、一百零三场音乐会,赢得了来自世界六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音乐教育家、音乐表演艺术家的高度赞誉,实现了中国跻身世界音乐教育行列的多年梦想。
其七,2012年9月,谢嘉幸组织团队申报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点招标课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在全国二十多所院校申报竞标中胜出。该课题内容之重大,可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表述中见出。该课题推进一年来,已取得不少成果,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繁荣中华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做出贡献。
其八,近两年,谢嘉幸就建立中国当代民族音乐教育体系的基本任务做了大量调研工作。他从中华各民族传统音乐的普查、保护、研究、展示,中华各地区音乐文化的梳理、描述、整合、开发,民族各地区音乐文化资源的吸纳,推动北京音乐文化建设,建立中华民族音乐文展示范区,面向世界建立传播中华民族优秀音乐文化的全球网络等方面,通过理论建设和实地深入走访少数民族地区考察,提出并落实在全国相关地区建立多个“民族音乐教学研究实践基地”。
妻子口述
淡名利严于己的工作狂
学院的科研、教学以及学术活动,几乎排满谢老师每年的时间表,留给自己和家人的时间有限,好在谢夫人知书达理,而且两人当年是福建同一学校的师生恋,曾经同甘共苦,感情甚笃。
“嘉幸开朗、热情、乐观,为人本分老实,但遇事执着。从我认识他,他给我的印象就是特别勤奋好学。他的一家人尽管饱受磨难,但内心依然充满感恩与爱。
“嘉幸从小钢琴弹得很好,上山下乡后,他劳动之余写剧本,组织演出,十分活跃。经历的坎坷并没有影响嘉幸对音乐的执着和热爱,因为父亲受迫害,他做音乐家的理想一直到1986年考上音院研究生才得以实现,谢老因此称赞这个最用功的儿子是‘兄弟姐妹中的长跑冠军’。他爱好广泛,对文学、物理都很有兴趣,所以和音乐界的‘鬼才’赵宋光老师特别谈得来。他的英语完全靠自学达到如今的水平,现在出国参加学术会议都可以用英语与外国同行交流。
“我和嘉幸是1978年在师范学校认识的,他是我的老师,可以说是师生恋。我毕业后在老家教小学,嘉幸调回厦门集美师专教书,我们82年结婚后,他就到北京学习。女儿85年出生,为了有益于孩子的成长,他在女儿三岁时把孩子接到北京带了三年,但因为上小学要北京户口,结果女儿只得回厦门上学。我们分居了十二年,我和女儿的户口一直都没解决,直到1994年,户口关系才通过厦门驻京办事处解决。
“他有种知识分子的清高,大部分时间都在忙工作。他在中音院所开的研究生课程已经讲了十多年,但每次上课仍提前备课,翻阅大量国内外最前沿的纸质资料和音响资料,力图让每次授课内容都有更新,因此学生特别爱上他的课,他也多次被评为学生最喜爱的老师。
“他全身心为学院工作而忙,但从不邀功请赏。有时我也会埋怨说:‘很多人只为自己的教学和专业忙,你一个学者又不是院领导,何必考虑那么多自己专业以外的事。’但在一起这么多年,我知道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我很理解他。家里的事他基本顾不上,连女儿小时候的家长会都是我去参加。女儿特别像他,兴趣爱好广泛,小时候一直学钢琴,但因为文化课好,最后没有选择音乐专业。女儿考上清华大学生物系,后又就读美国生命科学专业的硕博连读研究生,拿全额奖学金,已经完全独立了。”
在谢夫人形容女儿很像爸爸的一刻,我似乎感到了一种发自内心的满足和骄傲,听得出话里有埋怨,但更多的是多年来相濡以沫的心心相印。
2012年教师节,谢嘉幸教授被中国音乐学院评为“北京市教育系统师德先进个人”。
中国教育委员会理事杨瑞敏司长,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张治国教授,中国教育学会钢琴学术委员会主任、首都师范大学唐重庆教授分别在开幕式上发言。杨瑞敏司长首先对来自全国各地的钢琴教师们表示欢迎,对钢琴学术委员会成立两年来的工作表示充分的肯定。同时,她指出:“高师钢琴教学要很好地适应教育教学的需要,要保证和体现教师特点,作为高师的钢琴教师不仅自己要有较高的钢琴演奏技巧,而且能够传授学生,如何为钢琴教育培训合格的师资是高师钢琴教学的目的。”
钢琴学术委员会主任唐重庆教授对钢琴学术委员会成立两年来的工作做了总结报告。她介绍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本科专业教材《钢琴》教程的编写情况:该教材根据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专业主干课程指导纲要的精神,分析和参考了国内外先进的理念和方法,结合各地教师丰富的教学经验,由张慧、唐重庆、李和平教授执笔编写,于2006年7月由人民音乐出版社、上海音乐出版社联合出版。与同类教材相比,《钢琴》教程进一步明确了高师钢琴教学的师范性特点,体现能力的培养――弹钢琴的基础能力、钢琴伴奏的基础能力和综合素质。这一点得到了与会钢琴教师们的广泛认同。
开幕式上,钢琴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师范大学李和平教授宣布了第一届钢琴论文评比获奖者的名单。李和平教授介绍,此次论文评比有来自全国各地的198篇钢琴学术论文参评,共评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11名、三等奖15名、优秀奖32名。参评论文题材广泛,涉及到对高师课程的设想、对钢琴集体课教学的深入研究、对儿童钢琴教材的研究、对钢琴弹奏法的研究、对中国钢琴作品的研究、对中西文化交融的研究等众多的角度。此次论文评比参与的学校广泛,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到新疆、云南等边远城市都有,获奖面也涵盖了这些城市,由此看到全国有很多钢琴教师在研究和撰写论文,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
9月19日下午,由东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张慧教授、山东师范大学留汝铜教授等主持分组发言及研讨,就如何进一步加快学科建设,如何进一步体现高校音乐教育专业钢琴教学的师范性特点等问题同与会代表进行了交流并达成共识:
应准确定位,培养学生的教学能力
多年来,有相当多的学生毕业后只会弹奏一些独奏曲,只会在纸上做和声题,不会弹即兴伴奏,在键盘上移调更是困难。这些都反映了音乐教育专业钢琴教学还存在着片面性和盲目性。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的舒京老师谈到:“钢琴教学的层次不够分明,高校音乐教育专业的钢琴教学体现的基本上仍是以钢琴表演为主体的教学法,没有形成自己特有的师范性教学体系。高师钢琴教学的课程标准要体现规范性、师范性和实用性,音乐教育专业是很多层次的教学,不同教育方向的钢琴教学在内容比例上要有所不同,可以把不同层次的钢琴教学由权威部门加以统一规范。”内蒙古集宁学院音乐系的白志文老师谈到:“我们的教学不仅要定位在学生身上,还要定位在学生的学生身上,也就是我们教学生,而学生会不会教学生的问题。要看重连续性的培养方案,要从师范类性质上下功夫。培养具有综合、全面音乐文化修养的师资是高校音乐教育专业钢琴教学的目的。”
另外,高师钢琴教学在具体教学内容的安排上应重视课程之间的相互渗透,将和声、曲式分析、音乐史等方面的基础知识与钢琴课教学有机结合。此次由钢琴学术委员会组编的《钢琴》教程中键盘和声练习、歌曲伴奏和四手联弹的内容占全部教材的百分之二十。针对师范院校学生的特点,教材强调让学生自初学阶段就不断接触移调练习,使学生对调式、调性有更为全面的认识,尽可能在较短时间内提高学生的演奏技巧及熟练运用键盘的能力。另外,按《钢琴》教程的课程安排,学生在大学一、二年级阶段就学习键盘和声并进行一定量的编配练习,从而形成良好的课程导入与衔接,为大学三年级即兴伴奏课的继续学习打下基础。《钢琴》教程的出版对于全国高校音乐教育专业钢琴教学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曲目选择丰富化,教学形式灵活多样
针对许多高师钢琴学生曲目选择越来越难、技术越来越不能胜任的问题,第一届钢琴教学研究会曾请周广仁先生做了这方面的报告。此次会议,钢琴学术委员会委员们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进一步的意见:力所能及地弹好作品,充分理解并演绎作品的音乐内涵,让学生掌握表述音乐的基本能力是最重要的。对于高校音乐专业的钢琴教学,在曲目选择上不应一味追求程度,而应当将音乐表现放在首位,弹些小一些的作品,理解它、弹好它,这样的教学效果会更好。另外,曲目的涵盖面在包括从巴洛克时期、古典主义时期、浪漫派到印象派、民族乐派等传统教学曲目的同时还应包括二十世纪各种流派的钢琴作品,注意体现时代的特征,体现音乐文化的多元性,考虑到当代大学生对音乐的审美需求及兴趣爱好。比如一些“爵士”、“蓝调”风格的作品,一些中国作曲家用现代作曲手法创作的作品等都应融入教学体系之中,通过具体的分析和演奏培养学生更为广泛的音乐修养及作品演绎能力。同时,适当增加合作性曲目,如钢琴四手联弹、双钢琴、钢琴协奏曲、钢琴与其它乐器形式的重奏作品等等。
但另一方面,唐重庆教授同时也指出,目前出版的钢琴曲基本上仍以传统教学曲目为主,近现代作曲家的钢琴作品及四手联弹、双钢琴等形式的钢琴作品目前出版的很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钢琴教学作品的单一、内容的单薄。一些钢琴教师想给学生留些新作品,却苦于找不到乐谱。就此,人民音乐出版社的徐德老师谈到,基于教育部新出台的本科专业课程设置方案,人民音乐出版社已出版了系列教材,一些新的钢琴曲谱也将列入出版计划。
此外,高师钢琴教学在形式上应灵活多样,“一对一”的小课、小组集体课与大班课相互结合,增设实践课,注重教学的能动性与灵活性,注重发挥学生的创造力和创新意识。多方位、多角度地安排教学,安排丰富多样的内容,在注重全面修养、综合能力的基础上进行提高。浙江师范大学幼儿师范学院的张群明老师提出:“通过实践,在钢琴集体课上进行钢琴伴奏教学,自弹自唱教学,可以产生非常好的教学效果。”华东师范大学的李和平老师指出:“在钢琴集体教学中,教师要非常主动、灵活、思路清晰,备好课,制定周期进度表。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学习效果。教学形式体现灵活多样,比如可把曲子划整为零,左手一人,右手一人进行合作等等。”河南安阳师范学院的杨相勇老师提出:“应制定钢琴基础课教案写作方案,针对不同风格、体裁的作品进行教案的写作,如曲式结构、段落结构,通过一些案头工作教会学生如何正确理解、演绎音乐作品。”
钢琴教学需要以大量音乐鉴赏的内容做基础,电脑技术的广泛应用为各类资料的收集、整理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杨相勇老师指出:“在教学中应充分发挥多媒体电脑技术的优势,获取所需资料,拓展教学内容,同时使示范教学更为丰富多彩。”
钢琴教师要练琴,钢琴教师要搞科研
唐重庆教授谈到:“钢琴教师应该练琴,应是顺理成章,但事实上不练琴或很少练琴的钢琴教师不在少数。高校钢琴教师的工作负担较重,在学校的课几乎都超工作量,业余还有许多学生,但毋庸置疑,教师弹奏水平提高了,教学水平会随之提高,通过具体的练琴才能更切实地琢磨很多东西,从中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他们全体在职的中、青年教师在近两年来举办了多场“钢琴独奏音乐会”、“钢琴伴奏音乐会”、“即兴伴奏编配音乐会”等教师专场音乐会,并准备出版伴奏集、论文集,教师们在繁重的教学工作之外坚持举办音乐会并从中受益匪浅。”
东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为本次学术会议举办的专场音乐会也都是由教师来演奏,九位中、青年钢琴教师一一登场,展示了其整体的演奏水平。
为此,中国教育学会钢琴学术委员会经研究,计划于2007年11月中旬在北京举办第一届全国高等院校音乐教育专业钢琴教师音乐节活动,钢琴教师可以以独奏、四手联弹、双钢琴等形式参加比赛,该活动计划每两年举办一次,旨在为钢琴教师提供一个展示和交流的平台,督促和鼓励钢琴教师坚持练琴,提高钢琴教师的演奏水平。同时,学术委员会还将每两年定期举办论文评比活动,旨在提高钢琴教师的科研学术水平。论文的写作与出版对拓宽教学思路、促进学科建设、繁荣学术空间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本次会议得到了上海“激声博韵”乐器公司的赞助支持,总裁周文华先生自幼学习钢琴,曾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附小、附中,曾担任上海交响乐团的演奏员,在美国取得钢琴演奏硕士学位。研讨会上,他针对中、美两国在钢琴教育状况的不同谈了自己的体会:“多年前,我在国内学琴时感到学钢琴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几乎我的每位老师都要我改“毛病”、打好“基础”。中国老师更多地注重技术的“规范性”,而过分地“抠曲子”有“拔苗助长”的成分。到了美国最大的体会是:没有把弹钢琴当作一门技术来讲,而是弹音乐;没有把弹钢琴当做一件很严重、复杂的事儿,而且当成一种交流的语言。学琴是很开心、享受的事情,把音乐弹到以后,技术自然在里面。近十年来,国内钢琴教育在意识上有很大改变,弹琴应该是很美、很开心的体会,无论是弹者、教者都应感到一种享受,这样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学琴。”
今年是中俄文化交流年,会议组委会邀请了俄罗斯专家阿拉・格丽戈呈叶娜・卡马佳娃教授进行了讲学,卡马佳娃教授现任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多次担任各种国际钢琴比赛的评委。在讲学中她针对俄罗斯近、现代三位卓越的钢琴家、作曲家卡巴列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斯克里亚宾的钢琴创作进行了翔实细致的讲解,使在座教师们受益匪浅。
另外,会议还邀请了俄罗斯钢琴家巴隆斯基夫妇、中央音乐学院盛原副教授举行了音乐会与专题讲座。巴隆斯基夫妇是俄罗斯钢琴乐坛的风云人物,他们演奏了四手联弹与双钢琴作品。中央音乐学院盛原副教授对巴赫的作品有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针对演奏巴赫作品的版本问题及指触、力度、指法、踏板、装饰音等问题,盛原副教授进行了精彩的讲解。
李伯曼生于1940年,在纽约长大。早年入美国著名的伊斯曼音乐学院,主修作曲、音乐学和指挥。毕业后到夏威夷大学攻读民族音乐学硕士学位,1977年,在著名民族音乐家胡德(Mantle Hood,1918-2005)的指导下,获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学位。他先后在马里兰大学、布朗大学大学任过教,1975年,他转到华盛顿大学任副教授,与著有《千秋之乐——日本皇室的唐乐风格》(Music of a Thousand Au-tumns:The TSgaku Style of Japanese Court Music.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雅乐》(Gagaku:TheMusic and Dances of the Japanese Imperial Household.Los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5)的罗伯特·加菲亚斯(Robe Garfias)一起,为该校民族音乐学的创立立下了汗马功劳。1983年,李伯曼开始在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音乐学院任教授,一直到他病逝,达三十年之久。其间,他曾担任过该校文学院院长等重要职位,并两次担任音乐系主任一职。除教学、科研外,李伯曼还担任过《民族音乐学》和《亚洲音乐》学刊主编。
李伯曼对于海外中国音乐的传播和研究贡献颇多,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对中国古琴音乐的研究和推广;2.对有关中国音乐的西文书籍和文章篇目的汇集;3。海外中国音乐教学。
首先是对古琴在海外的研究和介绍。在国内古琴界,有人称李伯曼是“当代西方世界对中国音乐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一点也不为过。李氏是最早以古琴为研究课题的美国人。此前,虽然法国耶稣会士钱德明(Jean Joseph-Marie Amiot,1718-1793)、英国传教士兼外交官李太郭(George Trades-cant Lay,1800-1845)、荷兰外交官高罗佩(Robea Van Gu-lik,1910-1967)等都提到过古琴,高罗佩还出过至今仍被视为经典的《琴道》一书,但只有国人梁铭越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过古琴方面的硕博士论文。与李太郭、高罗佩一样,李伯曼学过古琴,曾师从梅庵琴人吴宗汉(1904-1991)、王忆慈(1915-1999)的晚辈琴友汪振华等(详见严晓星《梅庵琴人传》,中华书局,2011年,第159页)。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李伯曼也曾负笈台湾,求教于琴、筝名家梁在平先生(1910-2000)。梁氏《筝之乐》一书1967年在台湾出版时,李伯曼曾为之作序。李氏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随胡德读博士时,又得到1961年就在该校任琵琶和古琴教师的国乐名家吕振原的指导。李伯曼在台湾做“田野工作”时,也曾为台湾的声乐和器乐录音(李伯曼采录的音乐现还保存在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园的民族音乐学档案馆里)。1977年,李伯曼以《梅庵琴谱》作为研究的文本,以正文长达850多页的《梅庵琴谱研究》(“The Chinese Long Zither Chin:A Study Based onthe Mei-An Chin-P'u”)一文获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学位。之后,他又将《梅庵琴谱》编译整理,以《中国古琴指南:梅庵琴谱》(A Chinese Zither Tutor:The Mei-An Chin-P'u)为题,作为一本古琴入门书由香港大学和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1983年出版后,不仅在国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关此书,可见荣鸿曾书评,刊登在Asian Music 16.2【spring—Summer,1985】:190--194),也引起了国内学界的注意,其中的第7章还被已故音乐人辛丰年(1923—2013)翻译介绍到国内。
古琴的音律、音阶、调式、琴谱、曲目、指法、文献等虽然是李伯曼“专攻”的“术业”,但对笔者来说,李伯曼对海外中国研究的最大贡献是他的《中国音乐书目长编》一书。在海外,只要是研究中国音乐的学人,就没有不知道李伯曼的。这并不仅仅因为他是当时海外为数不多的研究中国音乐且在大学任职的西人,更重要的是,大家都得用他的《中国音乐书目长编》。此书1970年首版,1979年增订再版。此工具书一出,即得到海外中国音乐研究学者的关注,哈佛的赵如兰和剑桥的毕铿(Laurence Picken,1909--2007)纷纷撰写书评予以肯定。李伯曼的老友、海外中国音乐研究的先驱韩国鐄先生更是对此书赞不绝口,称其是“有史以来最完整的一本……凡有志于中国音乐的人,不可不知”。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音乐书目长编》不仅是当时,也是现今所见唯一的一本西文中国音乐研究工具书。在此之前,不仅英文的供海外学者研究中国音乐的书目很少,就连中文的音乐书目也不多见。李伯曼之前最详尽、丰富的英文索引是连载在美国音乐图书馆学会会刊《音符》(Notes)的《亚洲音乐书目>。其中《中国》部分分两期登载于1950年6月号及9月号上,共包括377条有关中国音乐的西文研究资料,其中也包括国人,如王光祈、萧友梅、萧淑贤、刘天华、齐如山、赵梅伯、秦薅岭、应尚能、熊式一、李抱忱、姚莘农等的著作。荷兰民族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 Kunst,1891-1960)的经典著作《民族音乐学>第三版于1959年出版时,其后半部书目也含有《中国》类225条,加上台湾土著音乐6条。外文书目如此缺乏,中文的音乐书目也谈不上多,用韩国鐄先生的话说:“只有袁同礼的《中国音乐书目》(梁在平增订《中国音乐书谱目录>台北:中华国乐会,1956)和驻本立修订的《中国古代音乐书谱目录》(载于黄友棣《中国音乐思想批判》台北:乐友书房,1965)。两者皆以古书为主,又只限于书籍,文章的索引则不得一觅。”李伯曼的《中国音乐书目长编》不仅是当时所见的所列中国音乐书目和文章索引最多的(该书1970年首版就列举了1483条西文有关中国音乐的书籍和文章),而且大部分都附有简单的介绍。此外,为了初入门者便于查找,此书的还含有杂志、人名和分类索引。~1979年出增订本时,词条更增至2441条。只可惜此后由于兴趣转移(李氏后来多从事美国音乐和通俗音乐的研究教学)和工作忙的缘故,李伯曼再没有继续修订此书。但截止至上世纪70年代,海外学生做与中国音乐有关的学位论文,没有不使用该书目的。
李伯曼对海外中国音乐研究、中国音乐文化在海外传播的贡献还体现在他的教学上。李氏是上世纪为数不多的教授中国音乐的美国人。70年代中期李伯曼开始教授中国音乐时,美国的中国音乐教学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大学教授中国音乐的教师屈指可数,而且大多是华裔人士,如哈佛的赵如兰、哥伦比亚的周文中、北伊利诺的韩国鐄、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的吕振原、伊利诺的黄琼瑶、亚利桑那的刘邦瑞、加大(海屋)的李林德、英属哥伦比亚的梁铭越、匹兹堡的荣鸿曾等。非华裔的除李伯曼外,只有先是研究中国音乐社会学,后执着乐器和曲牌研究的展艾伦(Alan Thrasher)、专事华侨音乐活动研究的雷德(Ronald Riddle)、研究广东木偶戏的凯根(Alan Ka-gan)、醉心说唱艺术的石清照(Catherine Stevens)等几个。李伯曼虽然不像毕铿、赵如兰、荣鸿曾那样桃李满天下,但他对人的热忱和虚怀若谷也给听过他课或与他有过接触的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曾出版过《江南丝竹在上海》一书、在香港中文大学工作过多年,现任《民族音乐学>主编的韦慈朋(John Lawrence Witzleben)在吊唁李伯曼的邮件中就提到:“我开始在夏威夷大学学民族音乐学时,弗里德是富有传奇色彩的前辈之一。他的论当代日本作曲家利用传统乐器的硕士论文颇具示范性。……当我开始涉猎中国音乐研究时,他是我一生所遇见过的最友好、最能鼓励人的前辈之一。”笔者最初就是通过他1970年出版的《中国音乐书目长编》得知这个人的。后来,为找寻中国音乐在海外的资料也曾多次与他通信求教。他每次都有信必回,耐心解答。我写英文时,他还让我写好后寄给他。
除古琴、书目、教学外,李伯曼一生致力于钱德明的研究,《新格罗夫音乐及音乐家辞典》中钱德明的词条就是他撰写的。就在他去世前不久,巴黎索邦大学音乐人类学系教授皮卡尔(Francois Picard)向他介绍自己即将出版的关于钱德明的著作时,李伯曼还提到他研究钱德明已经有30年了。
李伯曼的法语非常好,电子学和数学的基础也不错。柏辽兹19世纪中期对中国音乐的极端诋毁之言辞就是他最早和Nguyen Kim-Oanh一起翻译成英文的。李伯曼没有机会来中国大陆留学,但他对大陆音乐学家的研究非常注重。70年代末,他和库特纳(Fritz A.Kuttner)曾主持过项目,希望将大陆音乐学家的成果系统地介绍到国外。后来由于经费的问题,项目没有完全展开。但还是通过韩国鐄的努力将杨荫浏、阴法鲁、李纯一的论著目录翻译成了英文,发表在了美国权威刊物《民族音乐学》上。其中杨荫浏的目录有106项之多,阴法鲁和李纯一的论著目录也各有三十多项。1975年,在他主编
近几年来,李伯曼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音乐工业与知识版权法及乐器学研究上。他教的课程也以美国通俗音乐、好莱坞音乐剧、甲壳虫的音乐等流行音乐为主。作为一个受过严格训I练的音乐学家,李伯曼以分析瓦格纳的作品闻名,但他也写过关于约翰·凯奇(John Cage,1912-1992)、武满彻(1930-1996)等当代作曲家的论文。对美国当代作曲家娄·哈里森(Lou Harrison,1917-2003)更是有相当的研究,曾与同事合作写过有关哈里森的专著。此外,他也是乐评家,常为《旧金山古典之声》报撰稿。从2001年开始,他一直致力研究曾创作过歌剧《尼克松在中国》的约翰·亚当斯(JohnAdams)的音乐,并打算出一部专著,可惜壮志未酬身先死。李伯曼的职业虽然是教书,但他也爱创作,六七十年代曾有数首创作作品(声乐、钢琴、弦乐四重奏)发表。收藏亚洲乐器也是他的爱好之一。
作为一个涉猎广泛的民族音乐学家,李伯曼不仅对中国音乐造诣颇深,对日本、朝鲜、、印尼、南印度的传统音乐也很熟悉,曾就爪哇、巴厘岛音乐撰文。他在夏威夷大学的硕士论文就是研究日本当代音乐作品与传统东方音乐观念的联系的。1976年在华盛顿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中,他认为民族音乐学已过了有效期,应该废除。他的发言“民族音乐学应该被废除吗?”一石激起千重浪,颇让与会者激动了一回。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李伯曼对美国的一个叫“感恩而死”(TheGrateful Dead)(1975-1995)的摇滚乐队极有兴趣,花了很多年来做相关研究,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并与该乐队的鼓手哈特(Mickey Hart)合作出版了三部书。李伯曼晚年对音乐的知识产权问题有很细致的研究,建立有自己的音乐知识产权法顾问公司,并曾作为专家出庭作证。
专业介绍
服装与服饰设计
培养目标:具有艺术设计、创作能力和艺术专业外语应用能力的国际型、复合型的高层次服装与服饰设计人才。
专业特色:国际艺术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特色是充分发挥外国语学院的国际教育资源的优势,培养学生当代艺术设计前沿观念与多专业组合的新技术、新材料应用的能力;使学生具有将现代科技成果运用于服装与服饰设计创作的基本素质,进而从事在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领域有拓展性的实践与研究;了解与服装与服饰设计相关的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动向与趋势;通过专业外语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国际艺术交流的基本知识和基本能力,外语合格可赴英、法、美等国(3+1、2+2国际联合培养模式)留学。
主要课程:服装设计、服装结构、服装工艺、服装CAD、素描、色彩、平面构成、
立体构成、色彩构成、基础图案、服饰图案、服饰配色、童装工艺设计、
服装画技法、中外服装史、计算机辅助设计、服装材料学、毕业设计与论文。
基本学制:四年
授予学位:艺术学
就业方向:学校、企业、公司等单位从事服装教学、服装企业管理、教育、研究、国际服饰文化艺术交流等工作。
视觉传达设计
培养目标:具有艺术设计、创作能力和艺术专业外语应用能力的国际型、复合型的高层次视觉传达设计人才。
专业特色:国际艺术学院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特色是充分发挥外国语学院的国际教育资源的优势,培养学生当代艺术设计前沿观念与多专业组合的新技术、新材料的应用能力;使学生具有将现代科技成果运用于艺术设计创作的基本素质,进而从事在视觉传达设计专业领域有拓展性的实践与研究;了解与设计相关的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动向与趋势;通过专业外语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国际艺术交流的基本知识和基本能力,外语合格可赴英、法、美等国(3+1、2+2国际联合培养模式)留学。
主要课程:计算机艺术设计、商业动画、CIS设计、广告设计与策划、书籍装帧、标志设计、包装设计、装饰画、型录设计、展示设计、毕业设计与论文。
基本学制:四年
授予学位:艺术学
就业方向:媒体艺术、广告、策划、产品包装设计、出版印刷、教育、研究、国际视觉传达设计交流等工作。
环境设计
培养目标:具有艺术设计、创作能力和艺术专业外语应用能力的国际型、复合型的高层次环境艺术设计人才。
专业特色:国际艺术学院环境设计专业的特色是充分发挥外国语学院的国际教育资源的优势,培养学生当代艺术设计前沿观念与多专业组合的新技术、新材料的应用能力;使学生具有将现代科技成果运用于环境设计创作的基本素质,进而从事在环境设计专业领域有拓展性的实践与研究;了解与环境设计相关的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动向与趋势;通过专业外语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国际艺术交流的基本知识和基本能力,外语合格可赴英、法、美等国(3+1、2+2国际联合培养模式)留学。
主要课程:环境艺术史论、人体工程学、设计表现技法、计算机辅助设计、阴影透视与建筑制图、建筑技术与建筑构造、工程策划与设计、商业空间设计、办公空间设计、建筑设计、建筑工程细部与材料工艺学、园林建筑设计、园林绿化与广场设计、建筑小环境设计、毕业设计与论文。
基本学制:四年
授予学位:艺术学
就业方向:室内空间设计、家具设计、景观设计、教育、研究、国际环境艺术设计交流等工作。
产品设计
培养目标:具有产品设计、创作能力和艺术专业外语应用能力的国际型、复合型的高层次产品设计人才。
专业特色:国际艺术学院产品设计专业的特色是充分发挥外国语学院的国际教育资源的优势,培养学生在当代产品设计前沿观念与多专业组合中对新技术、新材料的应用能力;使学生具有将现代科技成果运用于产品设计创作的基本素质,进而在产品设计专业领域有拓展性的实践与研究;了解与产品设计相关的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动向与趋势;通过专业外语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国际艺术交流的基本知识和基本能力,外语合格可赴英、法、美等国(3+1、2+2国际联合培养模式)留学。
主要课程:工业设计史、设计概论、计算机辅助设计、设计心理学、设计美学、人体工程学、设计基础、工业材料工艺学、工业设计工程学、工业CAD、产品开发模型设计与制作、设计方法与产品设计、毕业设计与论文。
基本学制:四年
授予学位:艺术学
就业方向:企事业单位、专业设计部门、科研单位从事产品造型设计、产品外观设计,教学、科研工作以及国际产品设计交流等工作。
美术学
培养目标:具有绘画、创作能力和艺术专业外语应用能力的国际型、复合型的高层次艺术专业人才。
专业特色:国际艺术学院美术学专业的特色是充分发挥外国语学院的国际教育资源的优势,培养学生当代艺术前沿观念与多专业组合的新技术、新材料的应用能力;了解与艺术相关的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动向与趋势;使学生具有将现代科技成果运用于艺术创作的基本素质,进而从事在美术学专业领域有拓展性的实践与研究;了解与艺术相关的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动向与趋势;通过专业外语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国际艺术交流的基本知识和基本能力,外语合格可赴英、法、美等国(3+1、2+2国际联合培养模式)留学。
主要课程:1.基础课程:素描、色彩、解剖、透视。2.理论课程:美学、中国美术史、外国美术史、形式美学、色彩学、透视与解剖学、油画肖像、油画风景、艺术心理学、油画创作(实习)、素描、色彩、油画材料、人体、三维模型、三维动画设计、二维动画设计、陶艺制作、艺术品市场管理、现代丝印版画、计算机辅助设计、摄影、计算机应用、毕业设计与论文。
基本学制:四年
授予学位:艺术学
就业方向:可以从事教育、职业艺术家、研究、自由职业者、艺术市场营销、批评家、策展人、群众文化方面的公务员、国际艺术交流等工作。
大连外国语学院音乐系成立于2012年,其前身是2005年国际艺术学院设立的音乐学专业。音乐系现有音乐学专业,下设声乐、钢琴、多媒体音乐制作、琵琶、二胡、古筝、竹笛七个专业方向。音乐系致力于“专业教学、艺术表演、社会实践”于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依托学校在外语教学及国际交流方面的优势,着力推进专业与外语的融合,全面培养具有一专多能的国际型、复合型高素质艺术人才。
音乐学
培养目标:旨在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大学本科层次的国际型、复合型人才。学生通过培养能够具有以下能力:①音乐知识的传播能力 ②音乐活动的组织能力 ③音乐演出的表演能力 ④音乐语言的创作能力 ⑤音乐文化国际交流能力。
专业特色:音乐学系大连外国语学院增设音乐学专业时在全国范围内首次提出英语+音乐、日语+音乐、西班牙语+音乐等外语结合音乐的办学模式,旨在更新办学理念,调整音乐专业培养模式,从而拓宽音乐学专业的发展口径,增加就业机会。目前我院联合办学院校有日本名古屋音乐大学、日本冈山作阳大学音乐学院、西班牙罗维拉大学,韩国大邱艺术大学(音乐与传媒)等。联合办学采用2+2模式,即学生第一、二学年在大连外国语大学学习,在完成前两年的课程计划,同时满足外方音乐院校的专业考核后,于第三、四学年赴国外大学学习,四年本科学习结束后,双方互认学分,达到两校本科阶段学习要求的学生,将被授予双方的学士学位(西班牙罗维拉大学除外),同时也可以选择其它学科继续深造学习。另外,通过大连外国语学院的国际交流项目也可留学意大利、法国,美国等艺术院校。随着我院在世界各地开办了孔子学院,中国元素在世界上更加具有特别的魅力。中国民族器乐演奏在弘扬民族音乐文化,促进国际间大学音乐文化交流中将会起到很大作用。音乐系民乐专业学生受教育部孔子学院的委派多次出访韩国、日本、阿联酋、土耳其、俄罗斯等国演出影响很大。因此民族器乐作为特色专业,将有计划的重点建设。
主要课程:本专业设声乐、钢琴、民族器乐(琵琶、二胡、古筝、扬琴、笛子)、基础乐理与视唱练耳、多声部作品分析与写作(和声,复调,曲式分析)、表演基础、中国音乐史与赏析、西方音乐史与赏析、合唱与指挥、外国语(英、意、日、西班牙、韩国语等)、歌曲写作、声乐教学法、钢琴教学法、钢琴即兴伴奏、舞蹈、形体训练等。
基本学制:4年
授予学位:艺术学
就业方向:国际音乐文化交流、传播、新型外国人社区文化、教育、表演、群众文化工作等。
1955年被分配至北京西城区宏庙小学任教。1960年被选调到北京教师进修学院工作,先后担任小学语文和音乐教研员。1972年到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工作,曾任音乐理论与教育教研室主任,为各层次学生讲授基本乐理、中学音乐教材教法、音乐教育学、音乐教育心理学等课程并指导教育实习。通过多年奋斗,她完成了从小学教师到大学教授、从小学教研员到音乐教育科学研究人员的转变。
1988年底,她担任国家教育科学“七五”重点科研项目“艺术教育理论与实践”中“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课题组负责人。1993年主编出版了课题成果《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获1995年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0年12月担任新成立的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教育学学会理事长,现为该学会名誉理事长、顾问,并为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特邀理事。
1986年至今先后参加国家教育科学、国家教委及北京市等重点科研项目,为“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中学音乐能力研究”、“音乐教育心理研究”等课题组负责人及“中国中小学音乐课程标准”研究组成员。作为主编或主要作者还出版了《中学生学科能力目标・音乐》、《普通音乐教育学概论》、《中学音乐教学论新编》(获1998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音乐学科教育学》(获2001年全国教育图书奖二等奖)、《音乐学习与教育心理》、《音乐教学设计》、《外国学校音乐教育研究丛书》、《小学音乐教学案例及评析》、《新课程音乐教学案例选评》、《与名师同行》、《一代名师曹试甘》、《曹理音乐教育文集》等三十余部。在《人民教育》、《人民音乐》、《中国音乐》、《中国音乐教育》等刊物四十余篇。1958年至今,多次参与编写小学、初中、高中音乐教材,现为《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中学音乐》教材及教参(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副主编。自1995年始连续担任五届全国音乐教育论文及全国中小学音乐教师录像课评比、全国中小学优秀音乐课现场教学评委。
1960年获北京市先进工作者称号和全国儿童先进工作者称号,1993年获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及人民教师称号,1997年开始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获曾宪梓高等师范院校优秀教师二等奖。
王宁一音乐美学家、音乐评论家。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1939年5月生,江西南昌人。1954年考入东北音专附中,1958年升入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先后师从雷雨声、竹风、秦咏诚、霍存慧等学习音乐创作。1963年以交响诗《铁窗诗颂》毕业,分配至吉林省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任教。1978年底考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师从郭乃安攻读音乐美学方向硕士学位。1982年硕士毕业留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工作。先后任音乐研究所副所长、中国音乐美学学会副会长、《人民音乐》编委等职。1993年开始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繁忙的行政事务之余,他发表了大量音乐美学与音乐评论文章,部分重要篇什收人2004年出版的论文集《概念的漩涡》(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硕士论文《从词曲关系看歌曲中的音乐形象》至今仍为从词曲关系研究歌曲中的美学问题并由此深入到音乐美学基本理论的代表作。80年代音乐美学学科重新起步之际,他曾针对研究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以及来自外界的批评与疑惑,发表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文章。大胆提出“音乐美学基本理论的存在方式必须超于经验”,“必须以概念的方式正确反映客观对象的内在本质”,从而摆脱“狭隘经验论”的影响。他关于音乐美学的研究对象、音乐的内容与形式之关系、“立美”概念在音乐美学中的运用等论文,都引起学界普遍关注。
《温柔的战曲》是田艺苗继《流影留声》、《时间与静默的歌》之后的第三本音乐散文集。《流影留声》是关于电影音乐的专题散文;《时间与静默的歌》是关于20世纪西方现代音乐的专题散文;而这本《温柔的战曲》驳杂一些,从音乐到电影,从古典到现代,从传统到流行,从西方到东方,从作曲、指挥到演奏、演唱,无所不谈。既评点作品,又品鉴大师,还抒发自己的情感、生活与对音乐的感悟。
一般来说,学作曲技术理论的人写文章都喜欢从技术的角度、学理的层面分析音乐,他们谈论和声、复调、曲式、配器等作曲技法,犹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而田艺苗偏偏不操她熟门熟路的技术分析之刀,她走的是旁门左道,执的是生花妙笔,以爱乐者的心态随意率性地写那些感性、鲜活的品乐文章。这些文章,丝毫也没有学究气,不高高在上以专业术语吓人,不故作深沉玩抽象概念,也不媚俗装酷抖八卦新闻,而是很优雅地跟读者拉家常,谈音乐,谈电影,谈人生,谈读书,谈喝茶、聊天、听唱片。田艺苗的文字清新温婉,雅俗共赏,复旦大学严锋教授这样评价田艺苗和她的音乐文字:“一对专业音乐家的敏锐耳朵,一颗柔软梦幻的心,一支散发芬芳色彩的笔,一种沉静而又迷离的节奏,加起来就是田艺苗的音乐文字。”
读田艺苗的品乐散文,你会感觉她跟那些逝去的大师仿佛神交已久,听巴赫的十二平均律钢琴曲,她悟出了巴赫的智性与适度,温和与宽厚;在《安魂曲》中,她触摸到了莫扎特的灵魂,那是一个疾病缠身,撞见了死神的人在向上帝吐露心声,唱出至真至诚的天鹅之歌;在贝多芬的《庄严弥撒》中,她领悟到了宗教音乐的魅力,“原来宗教音乐,也可以不祈祷,不安魂,只为反照俗世情感如此瑰丽浩荡与深不可测”;在肖邦的钢琴音乐中,她感受到了这个身体孱弱、背井离乡,曾与乔治桑共沐温柔乡,却以钢琴为武器为他的祖国呐喊的男人的心灵自白,她把肖邦的音乐喻为“温柔的战曲”。
读田艺苗的品乐散文,你会感觉她跟那些活着的音乐家、画家、作家、导演似乎心有灵犀,她在他们身上汲取艺术的营养。如在《人文巴赫》中谈到画家陈丹青,“对于陈丹青来说,谈音乐与谈人生,都是犀利而随意,具备弹性”。陈丹青的音乐散文我钦佩有加,想必田艺苗也受其影响;在聆听德彪西的《牧神午后》时,她想到的是孙甘露的诗句,这又教我想起她与沪上作家的交情;在黑泽明的电影中她听到武满彻的音乐,听到武满彻的音乐,她又想象人与风景的交流;在大卫・米切尔的畅销小说《云图》中,她从巴洛克音乐谈到施尼特凯的拼贴音乐;在电影《魂断威尼斯》中,她从谈到尼采;在宫崎骏的动画片中,她对久石让的音乐如数家珍……惟有涉猎广泛,将读书、聆乐、看电影当成生活常态的人,才能在其音乐散文写作中驾轻就熟纵横驰骋。惟有持久地穿行在音乐与文字之间的人,才能将音符与文字都拿捏得恰到好处。
用文字描写音乐,实在是勉为其难的事。最好的作家在捉摸不透的音符面前,在流动的音响面前也会犯难。让音乐家自己写吧,又往往笔力不济,不知所云。于是,在音乐面前人们干脆得了失语症般沉默,让音乐徒自响着,什么也不说,或者即便说了也说不到点子上。人们甚至怀疑音乐是否可以言说?如何言说?这是个音乐学家无法回避的问题。如果说音乐不可言说,那要音乐学家做什么?音乐学家就是解读音乐的人。但问题是音乐学家往往站在专业的立场、学术的高度将音乐说得很神秘、很玄乎,让门外汉望而却步。音乐学家似乎不肯放下身段玩艺术,不屑于给业余听众写轻松的音乐随笔与乐评文章,板着一副学究面孔专注于他们的学术论著,或史料考证,或学理推断,或技术分析,一言以蔽之,老百姓看不懂。
田艺苗则不然,她就敢在公众媒体跟作家分庭抗礼,以音乐散文占有版面,吸引普通读者的眼球。当然,她并不是以放弃学术为代价。她也阅读总谱,分析作品;她也研读理论著作,撰写学术论文;她在音乐学院教复调,也写作品,编教材。她说自己是工作与生活界限不清的人,工作之余最大的享受还是读书,写作,听唱片,看电影。她很清楚自己的读者在哪里,需要什么样的文字。所以,她在写音乐散文时更注意文法修辞,读起来让人觉得有文学的味道。她一手用文字写文章,一手用音符写音乐,是个左右开弓的人。尽管她知道,“用文字描写音乐,基本上是徒劳。”但她始终无法割舍文字,她说如果有人因这些文字爱上音乐,那是莫大的荣幸。
其实,音乐有千百种解读,田艺苗只是一种。用作家陈村在《代田艺苗序》中的话说:“音乐可以这样听,还可以这样说。她读音乐,我们读她。”在田艺苗的文字中,我读到了音乐及音乐以外的东西,读到了文字背后的才情与灵感――来自音乐家与作家的双重才情与灵感。这也是创作,这是音乐中的第三度创作。音乐散文、音乐评论的作用不可低估。它是音乐生活的引领者,它架起了音乐家与听众之间的桥梁。《温柔的战曲》是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海上文库”系列之一,丛书的目录中赫然印着李欧梵、刘绍铭、陈平原、叶兆言、严锋、孙甘露等著名作家、学者的名字与书目,田艺苗位列其中。我想,如果有更多的音乐家身兼作家,我们的音乐或许能走出象牙塔,更有社会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