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28 15:33:29
导语：在语文教育研究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论文摘要:课堂教学效果低于课改预期目标是当前语文课改遇到的突出问题，语文课改要提高效率，就需要教师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媒介等方面掌握相关的策略性知识，在教学实践中实施有效教学策略，切实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肇始于21世纪初的语文课程改革经过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的努力，尽管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也应当承认，就目前的课改现状来看，还有不少教师对新课程理念的理解还停留在字面意义上，缺乏实质性的理解，在教学实践中缺乏有效的教学策略。不少教师在教学中存在教学目标的把握不到位，教学内容安排不合理，教学方法不灵活，习题课的优化设计不足等教学策略问题，导致语文的课改进程不如当初设想的那样顺畅。课改效果低于预期目标，已经成为当前语文课改遇到的突出问题。这就需要语文教师掌握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媒介等方面相关的策略性知识，在教学实践中真正实施有效教学，这样才能确实提高教学效果，把课改工作不断推向深人。
所谓教学策略，就是指教师为实现教学目标或教学意图而采用的一系列具体的间题解决行为方式。具体地说，按教学活动的进程把教学设计分成教学目标的确立、教学内容的安排、教学方法的选择、教学媒介的选用等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一系列的策略。有效教学需要教师掌握有关的策略性知识，以便于自己面对具体的情景作出决策。
1、有效的教学目标设计。课程与教学目标是一定教育价值观在课程与教学领域的具体化，它是教学的起点，对于教师在开发课程与组织教学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对课堂教学起到统率和整合的作用。
根据美国课程论专家舒伯特关于典型的课程与教学目标取向的理论，有效的语文教学目标的主体应体现以学生发展为本位，教学目标的维度应把握教学效益的底线，体现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目标”的有机融合，语文教师应重视过程性目标设计、预设目标和生成目标的有机融合。而一个好的教学目标的表述，应以学生为第一人称描述教学目标(或师生共同作为主体)，而不是教师；教学目标必须是分领域、分层次陈述的；一个好的教学目标表述应体现“行为主体”、“行为动词”、“行为条件”和“表现程度”这几个方面。行为动词应尽可能是可理解的、可观察的；要有具体的表现程度；必要时，附上产生目标所指向的结果行为的条件；教学目标的出示时机应打破“课前出示目标”的单一化倾向，在教学“情节”和“场景”中相机呈现或“自然流露”。教学目标设计的评价指标清晰具体，针对学生实际状态，考虑学生发展可能。
2、有效的教学内容设计。教学内容是完成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标的主要载体。语文教师应该与文本进行深人“对话”，充分发掘语文学科的教育价值，针对目标和学生实际情况对选用的教材内容作出适当处理，包括增删、换序、整合、新编等，优化教学内容。
有效的教学内容是要通过问题来呈现的。因此语文教师要提高问题设计的能力，要能用精、少、实、活的问题激活课堂，用精练的教学内容与教学过程，直指教学目标，达到高效目的。教师在设计有效教学问题时，一是要注意主问题的界定。主问题是指从教学内容整体的角度或学生的整体参与性上引发思考、讨论、理解、探究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问题。二是要注意主问题的特点。主间题一般来说具有“三力”，即吸引学生参与的牵引力，在教学过程方面具有形成一个教学板块的支撑力，在课堂活动方面具有让学生共同参与、广泛交流的凝聚力。三是注意主问题的设计。要依据语文学科的特点以及学生的学习起点来具体设计。在教学内容设计的主要评价指标方面，既要体现教学文本与生活世界的沟通，又要体现教学内容的灵活性，还要体现语文学科教育价值。
3、有效教学的策略。语文教学方法是丰富多样的，且具有相对性。任何一种教学方法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不存在绝对好或绝对坏的方法。某种教学方法可能有效地解决某些教学的问题，而对解决另一些问题则无效。某种教学方法可能较为有效达成某种教学目标，但可能不利于其它教学目标的达成。有效的教学策略没有固定的模式，教学策略也永远没有最好，因此教学方法的选择要因人因文而异。目前国内外比较流行的策略有以下几种:
(1)自主学习策略。自主学习策略的核心是要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充分体现学生的认知主体作用，其着眼点是如何帮助学生“学”。这类教学策略的具体形式虽然也是多种多样，但始终有一条红线贯穿始终，那就是“自主探索、自主发现”。所以这类教学策略也通常被称之为“自主学习策略”或是“发现式”教学策略。
(2)合作学习策略。合作学习，是目前中外教育界普遍采用的一种富有创意和实效的学习策略，是培养新型人才的最有效途径。合作学习是以异质小组为基本形式(按性别、知识基础、能力—组织能力、活动能力、交往能力、学习能力作有机调配)，系统利用教学动态因素促进学习的一种教学方式。小组合作是语文学习中互动合作的主要形式。合作学习的过程与方法，有师师、师生、生生合作等互动方式，合作成员间要明确学习目标，团结协作，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共同解决学习中的难点、重点、疑点问题，从而使每个学生均有不同程度的进步与收获。
(3)探究学习教学策略。探究学习教学策略是在教学中创设一种类似于学术科学研究的情景，通过学生自主独立地发现问题，试验、操作、调查、收集、处理信息，以及表达、交流等探索活动，获得新的知识、技能、情感与态度，它能有效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创新能力。探究学习教学策略更趋向于让学生形成自主学习的能力。探究性学习需要教师为学生营造一个宽松、民主、和谐的课堂学习环境，学生的想法即使与标准答案不一致也应得到理解和尊重。因此探究性教学要取得良好的效果，必须重视学生探究态度、体验能力与思维能力的培养，讲究实施策略。
(4)问题教学策略。问题教学策略就是解决探究性学习的难点、呈现新课堂亮点的策略，即通过将学习内容转化为一定形式的有价值、科学性的问题，引导组织学生在主动探究中，解决问题，掌握知识，增强问题意识。
(5)情景教学策略。情景教学策略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有目的的引人或创设具有一定情绪色彩的，以形象为主体的生动具体的场景，以激发学生一定的态度体验，从而帮助学生理解教材，并使学生心理机能得到发展的方法。其核心在于激发学生的情感，对培养学生情感，启迪思维，发展想象，开发智力等方面确有独到之处。情境创设按照呈现方式的不同一般可以有“语言描述”、“计算机多媒体(声音、图像、视频)”、“模拟场境”、“现实情境”、“问题提出”等类型。
4、教学媒介选择的策略。教师在设计教学时，除了考虑教学方法外，还要考虑选用什么样的教学媒介为教学服务。随着科学技术和教育研究的发展，讲授法已远远不再局限于教师的口头讲授。除教材和教学参考书之外的大量教学辅助物业已运用于课堂教学之中。在知识骤增的今天，教师不仅要了解教材的组织及其在教学中的作用，而且要了解和掌握科学技术为我们提供各种现代化教学媒介或教学手段的特征与作用，并能将它们结合到自己的教学技巧中，做到教有实效。虽然有多种不同的媒介选择模式，每种模式所运用的选择标准又有所不同，但在选择和运用媒介的过程中却必须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1)教学目标。在选择媒介时，教学所要完成的任务和要达到的目标是首先要考虑的。有些媒介可能更容易激起学生对刚学过的陈述性知识的回忆，另一些媒介可能更适合于演示需要学生掌握的动作技能。换句话说，某些媒介比其他媒介更适合于某种学习条件。
(2)学习者的特征。几乎所有的教学设计专家都同意，学习者的特征是媒介选择时所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然而，在哪些特征比较重要这一点上，却没有一致看法。许多教育工作者相信，学习者的学习风格不同，他们能从与他们的学习风格相配的媒介中获益最多。但那些学习风格上的差别是什么，它们如何与不同的教学媒介有效地相配，还很不清楚。
(3)学习环境。在选择媒介时要考虑学习环境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学校的财政预算；班级大小；发展新材料的能力；收音机、电视机和其他媒介设备的可用性；教师的能力；校长和教师对待革新的态度；学校的建筑条件。在设计教学和选择媒介之前，所有上述因素都必须仔细考虑，只有这样才能作出最佳决策。
【论文摘 要】诱思探究教学理论是符合当今教育教学实际和新课程教学理念、适用于新课改的现代教学理论之一。本文主要简要地介绍了诱思探究教学理论及其重要性，如何在高中语文教学中运用该理论，以及在运用该理论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随着教育教学问题的不断出现，语文教育教学改革也在不断地加快，要求教师的教学观和学生观也需要不断地进行转变。以此同时，更多的理论和思考也在不断涌现。其中诱思探究教学理论是一种已经发展的比较成熟并符合现代教育教学理念的教学理论和教学模式，符合现代语文教育的发展形势与现实需要。
一、 何谓诱思探究教学理论
诱思探究教学理论是张熊飞教授在教育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创立的，指的是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积极主动地创造条件，通过循循善诱促进学生独立思考，并引导学生并用五官、全身心地参与教学过程，做知识的“探索者”和“研究者”，使他们能够在切身体验和感悟中达到“掌握知识、发展能力和陶冶品德”的三维教学目标，从而促进学生知识的掌握和人格的完善，使他们获得全面发展。诱思探究教学论具有创新性、前瞻性和兼容性的显著特点，它吸收了中国文化的“致和之道”，科学地论述了教学中师生的辩证关系。
二、 如何在高中语文教学中运用诱思探究教学理论
诱思探究教学理论注重培养学生的生疑、质疑和解疑能力，在教学过程中坚持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做到变教为诱、变学为思、以诱达思，从而促进学生的发展。而作为一门人文学科，语文本应引导教育学生求真、生智和向善，促进学生人格的完整和个性的健康，使他们情感的动力功能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调动并能保持较好的学习激情。因此，在高中语文教学中，教师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2.1 利用情境教学，创设宽松、民主的教学气氛
在语文教学中，教师应充分利用情境教学，以情激情，以情激趣，创设轻松、愉悦、活泼的教学气氛，为学生营造一个情境交融的心理氛围，培养学生的学习需要，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教师在教学中可以在授课开始时激趣设疑，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他们的兴趣和求知欲，使学生能够自觉地、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课堂教学活动中去；同时，教师也可以在重要的或关键的知识处设疑，提供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和培养他们的创造性思维；此外，在高中语文教学中，教师也可以课堂教学结束时设疑，使教学在课堂教学之外得到延伸，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2.2 通过示范授学生以法，使学生获得体验
学生往往是从模仿与借鉴开始学习的历程。要想达到使学生善疑这一目的，教师首先要做的就是示范。教师的示范要从正确的立场观点出发，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使学生在学会教材的过程中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培养他们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能力和发现、分析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在获得知识的过程中，也要使学生获得切身体验。在高中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调动学生的全身活动，促进学生的心灵体验，如鼓励学生动眼看、动口议、动笔写、动耳听、动情读、动脑思，诱导学生在全身的各种体验中去勇于发现、敢于质疑和学会否定，在活动中获得体验，在体验中促进活动。 2.3 注意激发引导学生，积极发挥好探索的作用
学生的生疑、质疑和善疑的能力是在教学过程中逐渐培养出来的，因此在高中语文教学中教师要有计划地使由教师自己提出问题转化为由学生提出问题，激发学生的生疑和质疑，并不断地激活学生的思维，从而扩展学生的思路，诱导他们开口，并引导他们反复深入地进行思索。这一培养过程是一个从提出单个的问题到提出系列化的问题、从开始提出简单的表面化的问题到能够提出复杂的深刻的问题。同时，在语文教学中也要充分发挥好探索的作用。在教学心理上观察是探索的表现，学生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开始于观察，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在学生探究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教师要为学生展示经过充分准备的观察对象，诱导学生以此为中心去进行探索——观察，从而开始他们的认识过程。
2.4 充分备课，做好反馈
在高中教学中教师想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必须备课要充分，这要求教师不仅要备教材、备学生和备教法，还要充分考虑教学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在备课中教师要努力使教学设计最优化，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课程资源，并在选择体验形式时注意其形象性和个性化，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充分懂起来。同时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还要注意信息的反馈，及时掌握学生知识掌握的情况，并以此来不断调整自己的教学活动，从而保证教学目标的顺利实现。
三、 教学中运用诱思探究教学理论需要注意的问题
在高中语文教学中运用诱思探究教学理论既是一种探索实践，也是一种在新课标理念下的语文教学更新，对当前的高中语文教学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教师在教学中运用该理论需要注意一下几个方面：
3.1 注意探究的方法、内容和方向
探究在教学过程中固然重要，但如果探究的方法、内容和方向不当，往往会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所以，教师必须讲究方法的科学性，内容一定要重点突出，方向也要做到不偏不倚。
3.2 注意“诱思点”的选取
在教学中教师“诱思点”要有轻有重，努力做到巧妙、合理，在实际操作中还要注意不能将诱思简单地等同于提问。
3.3 注意情境的设计和呈现
情境的创设有许多方法，但并非所有的都适合语文课堂教学。教师在创设情境时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基于学生的学习基础来确定教学目标，充分利用好现有的教学资源进行呈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激发他们的兴趣，从而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教学有法，但无定法，因此在高中语文教学中运用诱思探究教学理论，我们既要遵循其客观的规律性，又要注意结合实际教学情况，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灵活巧妙地发挥该理论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 张熊飞.诱思探究学科教学论[M].
[2] 张熊飞.诱思探究教学导论[M].
一、 宏观的考察
“教育研究的对象”与“语文教育研究的对象”，二者是上位概念与下位概念的关系，从概念自身质的规定性来看，上位概念对下位概念具有基本的方向导引与限制作用。因此，基于“教育研究的对象”这一宏观视野来探寻“语文教育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一条可行且有价值的路径。
关于教育研究的对象，人们的回答并不一致，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教育研究的对象是人；第二，教育研究的对象是教育现象；第三，教育研究的对象是教育现象及其规律；第四，教育研究的对象是教育存在；第五，教育研究的对象是教育问题（或教育学问题）。②
第一种观点虽然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即教育是有目的、有计划地培养人的活动，人是教育活动的主体，无疑教育研究对象中必然要涉及到人；但问题是，这一命题抹去了教育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因为以人作为研究对象的领域或学科绝不仅止于教育，比如，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都要研究人。显然，把教育研究的对象界定为人显得太过笼统与泛化。
第二种观点似乎只承认教育其物质或实践形态的存在，不承认外化了教育的观念、规律等也是一种客观存在，没有认识到相关教育理念性的东西也可以作为独立存在的特殊形态而直接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这一观点忽视了大量的教育研究所涉及的问题事实上就是教育的观念、理论等，无疑，排斥已经存在的形形的教育观念、教育理论是狭隘的。这种观点窄化了教育研究的对象。
第三种观点把教育规律和教育现象一起作为教育研究的对象，表面上看显得比较完美，但它有两点欠缺：首先，许多教育的理念、理论、观点等并非都是教育的规律，用教育规律涵盖众多的教育的理念、理论、观点等是不恰当的；其次，教育现象与教育规律两者关系极其密切，研究教育现象的目的即是揭示教育规律，教育规律事实上是我们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目的与追求，因此，笼统地提教育规律，含糊了教育研究的目的与对象之间的界线。
与前三种观点相比，第四种观点较为全面地指出了教育研究所涉足的领域。显然，“教育存在”包含着前面所讲的人、教育现象、教育规律。教育存在，有教育实践形态的存在，有教育理论形态的存在，还包括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然而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作为一种宽泛意义上的教育存在，无论是教育理论，还是教育实践，往往同时也是心理学、社会学、文献学等多种学科研究涉足的领域。那么，到底该如何更加准确地界定与表述教育研究的对象呢？
根据国外一些学者的看法，研究者的活动所针对的实际领域是该研究的客体，而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之间的中间环节才是研究的对象，这里的客体和对象不是一回事。那么，什么是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之间的中间环节呢？从研究活动的一个相对完整的周期来看，研究活动是以发现和提出问题为起点，以解决问题并提出新的问题为终点的一个研究过程，“问题”贯穿整个研究过程的始终，并引起研究主体和研究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问题是联结主客体的中间环节，特定性质的问题是特定学科的研究对象。③教育研究的对象即教育的问题（或教育学的问题）。这便是上述所讲的第五种观点。
这里，我们较为赞同第五种观点。具体到语文学科，事实上，语文教育研究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理性探究的过程。“问题”一直伴随着语文教育研究的全过程，从提出问题到解决问题，一切都是围绕问题而进行的。可以说，“问题”构成了语文教育研究存在的理由。据此，我们可以从宏观上把语文教育研究的对象界定为语文教育问题，即反映到语文教育工作者大脑中的、需要探明和解决的关于语文教育的实际矛盾与理论困惑。语文教育问题以及研究者探索语文教育问题时特有的学科视角、研究指向或侧重范畴，是语文教育研究区别于其他研究的特殊性所在。从语文教育问题这一基点出发，辐射出的作为语文教育活动主体的人即语文教师与学生、语文教育现象、语文教育规律以及各种以语文教育问题为纽带的语文教育存在，它们都直接或间接地成为语文教育研究的对象。
二、 微观的审视
上述从宏观的视野所作的初步探讨，有助于我们明确语文教育研究对象的一个总体范围与走向。下面我们再深入到语文学科内部，从微观的角度来探讨语文教育研究的具体对象有哪些。
关于语文教育研究具体的对象所指，语文教育理论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中有两家观点值得我们注意：
一是王荣生先生的观点。王荣生在其专著《语文科课程论基础》一书中构建了语文教育研究的归属参照系，归属参照系有纵横两个维度。横向维度指语文教育研究的类型，纵向维度指语文教育研究的层面。王荣生所言的语文教育研究层面事实上即为我们这里探讨的语文教育研究的对象，他提出的语文教育研究的七个层面如下：人――语文活动层面；人――语文学习层面；语文科层面；语文课程具体形态层面；语文教材具体形态层面；语文教学具体形态层面；语文教育评价层面。④
另一是李海林先生的观点。李海林在其编著的《语文教学科研十讲》一书中指出，开展语文教学研究，首先应该从整体上理清语文教育研究的理论体系，这个所谓的“理论体系”事实上即是从语文教育研究到底研究什么即“研究对象”的角度来阐述的。李海林从三个维度即“研究层次”“研究模块”以及“分相研究”回答了这一问题。⑤具体包括：语文课程与教学基础研究、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语文教育史研究、语文课程论研究、语文教学论研究、阅读教学研究、写作教学研究、口语交际教学研究等。
上述两家见解基于不同的视角阐述了语文教育研究的对象，应该说都有一定的道理，也都有助于我们扩大认识视野。
关于具体的语文教育研究的对象，本文探讨的思路是这样的：上文我们基于宏观的视野，根据教育研究的对象即教育问题这一思想，指出语文教育研究的对象即语文教育问题，这里我们将从“语文教育问题”这一基点出发，来探讨语文教育研究的具体对象。
我们认为，所谓“语文教育问题”，可以展开为三个基本问题和五大要素。三个基本的问题是指：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这是就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而言的。“是什么？”要求对语文教育问题进行识别与判定；“为什么？”要求回答语文教育问题产生的原因；“怎么办？”要求提出解决语文教育问题的办法。五大要素是指：教学、课程、教师、学生、环境。这五个要素以语文“教学”为纽带而展开，我们用下图来表示：
[课程][教学][环境][教师][学生]
语文教育作为一种实践活动主要表现为语文教学，语文教学要运作，首先要有活动主体人的存在，即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语文教育中表现为语文教师和学习语文的学生。任何一种有意识的活动总是指向一定的目的的，语文教育也是如此。语文教育要想实现一定的目的，必须要借助能承载与语文教学目标相适应的教学内容的载体，这个“载体”最主要的即为语文课程，它包括一切显性的课程资源与隐性的课程资源。此外，语文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无法避免地要受到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地方、学校层面的制度、政策、管理等因素的影响。譬如，政治因素对中国语文教育的影响自语文独立设科开始或大或小、或明或暗地一直存在着。上述这些影响因素汇集起来便构成了语文教育的一个大“环境”。无疑，研究语文教育，这个大“环境”是不能忽视的。
综上所述，语文教师、学习语文的学生、语文课程、语文教学、语文教育环境构成了语文教育的五大要素，或者说，语文教师、学习语文的学生、语文课程、语文教学、语文教育环境表征着语文教育的存在。语文教育研究归根结底就是研究语文教育，构成语文教育存在的五大要素自然也就是构成语文教育研究的核心要素。所谓语文教育研究，实质上就是研究与语文学科教师、学生、课程、教学、教育环境相关的各种问题。
参考文献：
①李海林著《语文教育研究大系（1978~2005）・理论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②③杨小微著《教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④王荣生著《语文科课程论基础》，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关键词：教育理论教育研究教育批判教育实践多维综合
中国分类号：C40－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560（2003）02－0002－09
值新世纪之际，反思教育理论，洞见教育理论研究的明天，日益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每一个教育理论工作者都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思考着教育理论的未来形态及教育理论研究的走向。对世纪的中国教育理论研究会体现出什么样的特征？它应该关注什么？应该朝什么样的方向去努力？下文展示的就是对这些问题的初步思考。
一、走向教育理论自身的批判
着眼于批判，于理论自身的反思与评判中增强理论研究的自我意识和活力。
（一）批判之必要
人们常说，中国正处于一种社会转型期。所谓转型，也就是从传统社会转变到现代社会。既然转型意味着对传统社会路向的偏离，那么在整个转型的过程中，就应该一刻也不放松对旧有传统的批判。社会转型的过程，也就是文化更新的过程，传统的文化心理、思维定势、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倘若得不到改造，转型的过程便永远不会完成，现代社会也永远不会到来。教育理论研究也是如此。如果不能以一种冷峻的目光审视已有的教育理论研究，正视教育理论研究中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弊端，那么，教育理论自身就不能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自身也就少了一份更新的基础，少了重新建构的可能性。
从理论的一般发展逻辑上看，批判也是理论成长的一个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工具。比如，没有德国古典哲学自康德以来所倡导的批判精神，哲学本身的发展就会大受制约。这里说的批判精神，就是对过去各个范畴重新衡量和估价，也就是对那些未经追究的范畴进行考核，探讨这些范畴在什么限度内具有价值与效用。批判是不接受未经考察的前提的，它具有反对盲从、反对迷信、提倡独立思考的意义。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学者开启了批判精神的先河，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权威；不管这权威是宗教、自然观、社会还是国家制度，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这种批判精神给予理论研究以很大影响，催生着新理论的萌生。
教育理论研究少批判之风，少反思之风，已成为大家公认的事实。它既没有文学的唇枪舌剑，也没有哲学的究根追底；既没有科学的反求诸己，也没有文化学、社会学的自我批判。它常常是以一种波澜不惊、四平八稳的形态向前运行的。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一点是根本性的，那就是教育自身往往倾向于构成一种保守、封闭的体系，作为以教育问题为研究对象的教育研究者，也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这种保守、封闭的罗网，而无开放的胸怀，也就少自身的深刻反思与探究，拒斥彻底的批判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批判对理论的研究发挥着多方面的作用：一是监督，通过透视教育理论研究的运行情况，提示着理论研究依循原有预定的路向前进，使理论发挥其自身应有的功能；二是规范，及时捕捉理论研究中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使研究过程、研究方式甚至理论成果的表达形式规范化；三是引导，通过对理论研究的评析，辨识研究的未来发展前景及形态，使研究适时转型、变化；四是重构，“不破不立”，批判所担负的并不仅仅是解构的功能，而且也承担着重新去“结构”的角色，正是在批判之中，理论的新形态得以生成。教育理论研究中少了批判，多了“共鸣”；少了彼此间的对立，多了一团和气和自说自话，其后果是许多研究陷于低水平的重复，理论上一片沉寂，缺少新的生长点，同时研究缺少应有的规范。
（二）批判之含义
这里我们要认识到批判绝不仅限于否定、批评，它是与分析、评判、甄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批判既有反思的意味，也有建构的功用。理论在着眼于自身批判的同时，也正是于深刻的自我反思中寻求着建构的路径。就此而言，批判至少意味着下列几个方面：
批判意味着距离：对这样的距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第一，从批判的立场上来看，批判总意味着与批判对象的不一致，如果两者完全趋同了，也就没有了批判存留的必要与可能；第二，从批判所处的角度来看，批判总意味着中立与客观，站在一定的旁观者的角度来分析被批判对象，角色的任意调整，都有可能使批判的立场颠倒或转换。正是由于这种距离，使得批判显得冷峻与不尽“人情”。就拿教育政策的批判来说，它几乎是西方发达国家都非常关注的领域，在这种批判中，教育研究者既要看到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使命，又要清醒地认识到教育政策与教育理论研究之间存在的张力。这种张力既体现了研究者自身的独立性，也体现了教育理论研究的独到价值。换句话说，教育理论研究之所以对教育政策、决策有所助益，正是在于你首先是一个研究者，你的立场、观点、角度是与决策者不同的，你的价值也正体现在这儿。没有认识到这点，你的研究也就在决策者心目中失去了光彩。
批判意味着究本溯源：批判不是在表面上看问题，不是认同和首肯所呈现的种种结论，而是对各种各样的事物做前提上的探寻与思索，分析其前提存在的合理性及依据的确当性。它常常表现出一种穷追不舍的态度与精神，有一种“吹尽黄沙”的执着。正是这种追本溯源，使得研究更具理性，认识日趋合理。
批判意味着重新衡量和估价：批判常是与对历史的反思、对既有事物的重新甄别和评判结合在一起的。它对那些既定的标准进行再审视，为事物的分析提供新的坐标与标尺；为历史的演进进行“盘点”，对历史作出重新的梳理与评定。正是这种重新衡量和估价，使得批判常常与重新的建构结合在一起。正所谓“不破不立”。
批判意味着独立：批判应该有一种不强人从己，也不强己从人的洒脱，它以“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为特征，不盲从，不轻信。以批判为己任的研究者，有时嬉笑怒骂，有时坦诚直言，表现得特立独行。正是这种独立，使得教育理论研究意识到自身的缺陷与不足，注意到自身的运行与发展。
批判意味着质疑和否定：批判既然总是与分析、评判、批评等结盟，也就常表现出对既有结论和认识的质疑与否定。质询某一认识是否合理，重新审视某一结论是否正确，这些最终达成的往往是否定。好在正如霍葆奎教授所言的：“只有一种观点的学术，是窒息了的学术；没有争论的学术，是死亡了的学术。”正是这种质疑和否定，才使得理论繁荣，认识日益趋向于真理。
（三）批判之指向
教育理论研究的批判可以指向许多方面，大凡其中诸多事物，如研究方法、研究现状、研究群体，都可以置于批判的视野中加以审视和打量。这里着重分析对研究前提、概念与命题的批判。之所以对这些内容进行批判，是由教育理论前提的不确定性、概念的歧义性和命题逻辑证明的非终极性等因素所决定的。
在教育学的每一具体理论中，都有其确定的理论前提，但每一前提不仅是解释某种理论的出发点，而且本身也是需要解释的。理论的层次是无限的，不存在确定不变的终极前提。任何理论前提都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它总是依靠某一或某些条件而存在的，因而需要寻根究底的考察。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教育理论与其前提的关系有着两重性：一方面前提是理论本身的一部分，是理论各环节的出发点；另一方面前提又不完全在教育理论之中；因此，对教育理论前提的批判反思，不能完全在教育学自身内部进行，否则就变成了用教育学自身理论说明前提，即用此前提说明此前提，用此推论说明此推论的循环论证。而就教育学中存在的若干概念、术语来讲，无一没有歧义。因为概念总是从教育实际经验中得出的，在实践领域甚至是理论领域，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具体操作情景来界定概念，选择概念某一方面的含义。这种以多样性为前提所进行的选择，就造成了教育上的概念、术语的多样的可能性。①此外，以概念为基础的命题的逻辑说明，也不存在同一的、终极的层次。在每一命题的逻辑论证中，每一说明层次当中都含有一个自身尚待说明的问题。教育理论自身的这些特征，要求在教育学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地向理论的根本点发问，在宏观的理论背景下对它进行哲学层次上的批判反思。
对教育理论中的理论前提、概念术语、命题所作的反思，是在四个依次展开的层面上展开的：一是对规范性的批判反思；二是对合规则性的批判反思；三是对真实性、可行性或者说合理性的批判反思；四是对有效性的批判反思。
第一种反思是考察、追究概念、术语、命题等“是什么”与“不是什么”，“在多大程度上是与不是”以及“针对什么或相对什么而言”等等，也就是要追究、考察规范和标准。
第二种反思是在确定是什么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判定它们是否合乎逻辑等方面的规则。合乎规则的思维，是产生和形成正确命题、概念的条件之一。对于判定理论观念来说，合规则性是从形式上进行的判定，或者说只是形式上的要求。只有这些尚且不够，因为符合规则的思维也只是一种可能的思维，其真实性、可行性即合理性还需要从事实方面去追究。这就需要第三种反思──考察分析它在实践上真实程度如何，在什么情况下才会真的这样；它是否可行，可行与不可行的条件和根据怎么样。由于“真实”就是能被实际从事的相应活动所实际地把握，“可行”就是能成为实际进行的活动，因此，真实性是可行性的前提，可行性是真实性的验证。
第四种对有效性的反思，就是考察、追究其“作用”、“影响”、“价值”或“意义”，分析其预期效果、潜在意义，质询如果这种思想观念成立且可行，意味着什么，会引起什么后果，产生什么连锁反应。
一般来说，对于教育学中的任何命题、概念等，都可以从上述四个方面进行反思。例如，对“课程是学生在学校情境中获得的全部经验”这一命题，就可以首先弄清什么是“经验”，什么是“学校情境”等；把“课程”归属于“经验”在逻辑上是否相悖；这种课程界说在实际中能否把握，运用它可否分析学校中的有关现象；它与教育学中其它相关概念关系如何；它在整个教育理论中居何地位，有何作用及意义等。
应该指出，在批判中既要反思旧的观念和做法，对研究传统进行梳理，同样也需要甄别新的认识和行为。新的并不见得是对的、好的，旧的也并不意味着就是落后的、不好的。任何一种新思想、新潮流，不论是好是坏，在尚未深入研究前，不少人就一窝蜂地赶时髦。推其学理上的原因，主要就是庸俗的进化观给中国思想界和教育界带来的消极影响，以及受其支配的“新”与“旧”的观念，总是觉得“新的总比旧的好”，“越彻底越好”这样一来，谈论旧的就被视为保守，批评新的就被视为顽固。
二、走向丰富的教育实践
着眼于中国丰富的教育实践，于理论与实践的两相融合中寻求教育理论的生长点。
（一）理论需要借助于实践才能得到发展
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是教育理论界一直论争不下的一个命题。理论与实践的对立是理论与实践关系中的题中应有之意，例如，理论的基本属性之一就是理性，而实践的基本属性之一就是感性。理性与感性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前者能透过事物的现象而深入本质，后者则囿于现象世界，囿于直观世界。任何事物、任何实践活动都有其具体的表现形态或形式，它们与事物内在的本质并不是等同的，马克思也曾针对这一问题指出：“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但理论毕竟需要直面实践，在实践中体现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理论归根结底是来于实践，又归根结底是要指导实践的。这句话也可以这样理解，理论是需要以实践为土壤的，正如迪尔登在《教育领域中的理论与实践》中所讲的：“教育理论是一种独特努力的产物，这种努力是要去获得教育实践的理智而深沉的理解；这种理解涉及到的方方面面，既有课程的，也有制度的；既有经验的，也有评价的。但是实践并不一定借助于理论来进行。赖尔在《心的概念》中指出，从历史的观点看，实践先于理论；即便是在今天，也有很多没有理论体系指导的理智的实践。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教育理论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教育理论的性质决定了实践视野的重要
教育学从根本上讲，是应用的学问。
理论有两种基本的指向，一是解释或预测，二是规定或建议人们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与这两种指向相对应，可以将理论分成解释理论和实用（应用）理论。解释理论告诉人们世界是什么，实用理论则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也就是说，实用理论是关于如何进行改进的建议或规定，其主要功能在于指导实践。从教育理论的功能来看，教育理论主要在于指导教育实践，在于对教育实践提出处方或建议，因而主要归属为实用理论。当然这一结论并不排除教育理论中有解释理论的因素，但这些因素主要是从其他学科引进的，是给定的。比如说，在关于教育与人的发展理论中，儿童身心发展阶段的划分是从生理学和心理学中引进的。教育学意义上的理论，则是针对儿童身心发展的阶段性，规定人们应该做什么和建议人们怎么做。
（三）教育理论总体上是落后于教育实践的
表现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不能对教育实践行为作出合理的解释与说明。实践工作者大多是借助于自身的经验而不是理论来观照自己的教育教学行为，形成自身的行为方式和行为参照体系。迄今为止，教育理论工作者对包括课堂教学在内的学校教育活动等缺乏基本的了解，更缺乏深入的探究与说明，以至于支配教师实践行为的不是理论，而是积习已久的教育上的惯。
第二，不能对教育实践的发展作出预测与评判。描述、解释、评判、预测，是任何一种理论对相应的实践行为应该发挥的四种作用，也是理论功能的有效体现方式。从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状况来看，教育理论由于自身解释功能的降低以及对实践行为的“规避”，使得
自身无法对实践的发展趋势作出预测，对实践的评判也常常显得缺乏应有的针对性。
第三，用超乎教育现象的理想化认识来指导实践。由于这种理想是在摆脱对教育现实的真切感受的状态下提出的，因而指导意义有限。这样还会产生的一个副产品是，久而久之，实践界会对理论生厌，说不定哪天还会“揭竿而起”。教育学不是玄学，不是闭门造车的学问，这点是每个教育理论工作者都应该记取的。
第四，用简单化了的推论来认识、界定复杂的教育实践。教育实践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行为，在它的内部所构成的错综复杂的各种各样的关系，在它的外部所形成的方方面面彼此羁绊的联系，是简单的眼光所无法打量与把握的。到目前为止，我们似乎对教育内部的复杂系统知之甚少，研究者大多是用从理论到理论的推论和演绎在认识着教育，为实践工作者提供着这样或那样的学问。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在于隔绝已久的理论与实践的壁垒。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体现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话语方式，因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应该以“对话”作为沟通性前提方式。对话的目的是增进两个群体的相互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结成研究共同体，共同面对教育实践中存在的形形问题。
（四）教育理论要敢于直面实践，形成多样化的理论形态
虽然有人指出：“什么样的理论能够向教育实践提供最多的帮助，这是一个真问题；而教育理论是否能够提供帮助，这只是个假问题。”但是，的确存在着一些对实践缺乏效用、缺乏指导意义的教育理论。而要改变这种状况，一个相对说来得当的选择，就是教育理论要敢于直面实践。
其一，把握实践问题，分析实践问题。实践是活生生地存在着的，它的生机活力和多样态的存在方式，使得它与抽象的理论形成鲜明的对比。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歌德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如果理论是停滞不前的，缺乏自我更新的机制与活力的，那么，
它与实践之间的距离就会越来越大，也就越来越无法适应实践的挑战与要求。理论的抽象与一般意义，不应成为远离实践的借口，只有在分析实践中存在的多种多样问题的过程中，理论才能“活化”，从静态的语言表述转化为动态的生成。
其二，转变研究方式，实施“田野作业”。时下教育理论研究有一种趋向，那就是尚清谈，尚书斋式研究。这种研究方式无疑有着一定的效用，能够在理论形态和思维深处澄清一些问题，但是，若大多数理论工作者均以此为业，以此为乐，终其一生都是在与书本打交道，那么，研究的结论要指向实践就有了一定的难度，解决实践问题就成了一句空话。“到现场去”，感受现场，体验课堂，体会学校的实际生活，通过定性的或定量的研究方法，汇总、提升实践形态中的各种资料，大概才不至于使理论工作者一味地陷于“无现场”的玄思状态。
其三，解构研究话语，形成新话语方式。许多理论工作者不愿深入课堂，深入学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他们看来，实践工作者不理解他们的理论，“层次”太低。这种想法如果换一个角度来分析，也许就会得出另外一个不同的结论：理论工作者尚没有找到一个与实践工作者对话的机制，他们是使用一种与实践工作者不同的话语方式在交流与活动着，从而在某些情况下，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的沟通就成了“鸡同鸭讲”、自说自话的游戏。实际上，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在其职业生活中，由于成长经历以及生活环境不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文化，这两种文化的沟通与对话是教育自身发展所必需的途径。从教育理论工作者的角度讲，以批判的姿态分析自身的观念、偏见、行为以及话语方式，是理论研究本身应有的使命与责任。
其四，与中小学教师合作，构成研究共同体。直面实践有着多种多样的方式，如理论工作者将自身的理论应用到实践当中去，验证自身的理论；如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一道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进而共同合作去解决问题。无论何种方式，理论工作者都应以一种合作者而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指导者的角色出现，他应注意倾听中小学教师的意见与建议，与他们共同分析所面临的困境，寻找解决困境的方式与方法。这种研究共同体不仅给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提供着一些新的信息和经历，而且为他们提供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实践问题在得到解释、解决，理论问题在得到生成、提升。
卡尔在《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原理》中谈到：“显然，教育实践并不是能够按一种完全无思维的或机械的方式完成的机器人式的行为。相反，教育实践是一种有意识地作出的有目的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活动常常只能根据缄默的、最多只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阐述的思维图式来理解，实践者用这种思维图式来认识他们的经验。……从事教育实践总是必须先有一种理论图式，这种理论图式同时又是构成这种实践的要素和理解其他人的教育实践的手段。”实践的丰富多样性，同样需要理论的丰富多样。我们期待着这种理论多样性的到来！
三、走向多维度的综合
着眼于综合，于分析的基础上探寻综合这一教育理论发展的机制。
（一）综合是教育的总体特征
任何一个现象或事物，都有其不同的活动方式和特性，也正是由于这些千姿百态的活动方式和特性的存在，世界才显得丰富多彩。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活动，除了具备一般的社会活动的特征之外，还有着自身的一些独到的表现样式，构成自身独特的特征。
其一，教育是一种多维度的活动。从时间维度来讲，它是在过去、现在、未来这样三个时间点上构建一个连续体，试图让过去在今天能够得以延续，让今天成为未来发展的基础，让未来有过去和今天的烙印；从空间维度来讲，它是在社区、国家、世界这样三个范围大小不一的空间上构建一座桥梁，试图让受教育者认识到自身的位置，认识到三者间的有机构成等；从个人成长发展来看，横向上涉及人生活空间、生存方式和生活形态的各个方面，纵向上与人的成长发展史和未来发展密切相关。
其二，教育是一种多种因素构成的结构性活动。在教育活动中，涉及的因素众多，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手段、教育方法、教育组织形式、教育环境等无不在其中占据着一席之地，它们不是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体存在于教育活动中，而是常常构成这样或那样的结构性联系，呈现出这样或那样的联结方式。因而，单因素地看待问题，分析教育中的种种现象。常常会失却它的整体性，从而使得对其的分析处于一种“失真”的境地。
其三，教育是一种富有情境化、个性化色彩的活动。教育与其他活动方式的一个最大的区别，是教育自身的情境化。它几乎没有一个恒定的表现方式，在此时此地适用的行为，在彼时彼地就不见得适用；事先精心策划的行为，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并不见得能够“畅通无阻”。对这样一种活动的分析与研究，需要从具体的情境出发，着眼于特殊的场景，从整体上进行探讨。
其四，教育是一种动态发展、生成的活动。它在变化中逐渐生成，需要根据教育演进历程加以调整，是以事物间的不断转化为典型体现方式的，“这里不仅有形态的、结构的转化，而且有物质与精神间、不同主体间、实践阶段与水平间、人所在的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社会与个体间等多方面、多形态、多时态、多事态、多主体的多重多次转化。”
凡此种种，都显示出教育本身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对这样一个事物，不能沿着把局部要素从整体中孤立出来，研究其性质，再把它们“相加”，得出对整体的认识这样的道路前进。对复杂的事物，不能通过将其还原为简单事物的方法来认识，而是应该研究复杂事物本身，在整体的关联中认识教育。
（二）综合的种类
综合的种类多种多样，这里仅从实践与理论形态的典型体现样式──学科的角度加以粗略地介绍和分析。
1．实践样式的综合。
在当今的中小学教育实践中，已经出现了形形的教育教学模式与做法。对这些模式与做法，教育理论界长期的态度是或不理不睬，或冷嘲热讽，极少投入理论热情对其进行认真的分析与探讨。这样一来，一些教育教学实践中出现的新行为，就处于一种放任自流、听之任之的状态；没有了理论工作者的分析与探讨，这些行为常常显得表面与感性，不能很好地提升出来，成为一种“有根有据”的东西。大概也正是由于这种状况的存在，在教育界存在着这样一个怪诞的现象：一方面是实践中一些新样式在中小学教育教学活动中有着较大的市场，深深影响着广大教师的实践行为；另一方面是这些样式没有理论舞台，甚至在理论工作者看来是一种不值得分析与探讨的行为。实践中的“热火朝天”与理论界的“隔岸观火”形成鲜明的对比。
的确，就实践本身来说，势必会出现一些新的表现样式，尤其在社会变革、教育转型的今天。但是，由于实践工作者自身的局限，这些样式难免会流于感性与直观，借助于感性的、缺少理论支撑的手段来传播。如果理论工作者能够与实践工作者结成研究共同体，两者以一种互补的姿态进行对话与交往，提升出来的经验与做法或许会更具说服力与实践意义。布鲁纳并不是一个实践工作者，但他对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理科教学中的发现学习进行的概括，使得发现学习摆脱了一般的现象层面，成为一个为世界范围教育工作者共享的行为样式；布卢姆的掌握学习，前西德根舍因的范例教学等无一不是如此。然而，在世界范围内，几乎很少有纯粹的实践工作者行为为后人所采纳。
中国丰富的教育实践需要理论工作者的综合，实践工作者因视野所限不能去做的事情，恰恰给理论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教育实践中出现的形形的模式与做法，也需要综合评判。
2．学科间的综合。
我国的教育学大体走过了大教育学──分化的教育学──大教育学──分化的教育学这样一个历程，也就是从刚传人的大教育学形态，到20年代以后教育学一分为多；从1949年重新采用教育学形态，再到70年代末以后大教育学瓦解，成为众多不同的形态。时至今日，教育理论的分化已为既定事实，先前的教育理论已分化为课程论、教学论、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政治学、教育经济学、教育管理学等几十门不同的学科。这正如日本《教育大事典》中有关“教育学”的条目所讲的：“现在有关教育学的研究已分得很细，所以进行笼统的教育学研究的学者已经很少。如果说到某人在进行教育学的研究，就必须问一问他是在研究教育学的哪个专业领域或哪个更加细小的分支。但……非常专门化了的研究恐怕也要犯视野狭小的毛病。为此，有必要对教育学的专业分化有个整体观，对诸多专业领域作综合治理。”教育理论的这种分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教育理论分化了，先前的一些整体性的研究内容被各个分支学科“蚕食”了，这是不是如同剥笋一样，剥到最后，教育学自身也不存在了呢？并非如此。任何一门科学，其发展既离不开分析，也离不开综合。分析在思维中把事物加以分解，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组成部分；综合则是把事物的各个部分联结为一体。分析与综合是同一方法中不可分割的环节，两者是统一在一起的。对此。恩格斯曾有这样的论述：分析与综合“是必然地相互联系着的。不应当牺牲一个而另一个捧到天上去，应当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注意它们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补充。”
遗憾的是，我们的教育理论研究并未能与分支学科的发展同步，未能及时汇综有关学科的研究成果，通过进一步抽象，为教育理论研究提供新的范畴与命题，或为已有的范畴与命题提供新的依据，这恐怕也是众多的教育学书籍“千人一面”、“众口一词”的根源所在。这并不意味着不能对教育学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而是反映出一些教育学研究者把教育学这门学科看得太简单了，他们从功利的目的出发剪贴教育学，不仅无益于教育学的建设，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为教育学掘墓。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综合是必要的，没有了综合，作为教育学基础学科的教育学就不存在，分支学科的发展各自提出自己的研究规范和概念体系，也就失去了分支学科间相互对话、吸取的根基，这些学科也就不成其为教育学的分支学科了。其次我们还应认识到，综合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付出的辛劳甚至要较分析为多，因为它要求研究者在占有众多分支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以提炼，抽象出共同性、普遍性的东西来。没有对分支学科的熟话以及分支学科间联系的洞察，综合就难以进行。
在这里，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综合是教育理论研究的主要方式，它要求教育理论工作者至少要具备这样一些本领：第一，对教育自身要有深刻的体验和认识；第二，注意从其他学科中吸取营养，不要漠视其他学科的成果；第三，要在前两者的基础上进行整合，做到学科领域间的融汇贯通。对学科间的汇总，非不能也，是难为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教育理论研究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领域，它比其他学科领域对研究者的素质要求更高。
在21世纪，可以预期，中国教育理论研究除了上述发展走向外，还会存在其他走向，如走向教育自身独有的领域，即教育理论研究不在教育的兜圈子，直指教育自身的问题；不停留在“抄”与“搬”的水平上，构建起自身的理论体系；不附庸于社会意识形态，走向理论的自立等。这里限于篇幅，恕不—一介绍。重新审视中国教育理论研究的总体状况，在正确把握发展走向的前提下积极开展多方面的研究实践，相信会使中国教育理论日益成熟并走向真正的繁荣！
注释：
①[美]爱因斯坦著，许基民译。在谈到概念的确定时，爱因斯坦曾指出：“一切概念；甚至那些最接近经验的概念，从逻辑观点来看，完全和因果性概念一样，都是一些自由选择的约定。”爱因斯坦文集［M］．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②人类学提出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概念，有助于加强我们对研究传统的认识。所谓大传统，指的是上层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大体相当于“五四”时期所说的贵族文化，这多半是经由思想家或宗教家反省深思所产生的精英文化，英文为refinedculture。与此相对应的所谓小传统，则是指一般社会大众，特别是乡民或俗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大体相当于“五四”时期所说的平民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也可称之为高文化与低文化（hingandlowculture），接近于我们所说的雅文化和俗文化，或者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这两种传统运行轨迹不同，表现样式不同，实际的内涵也有着不小的差距。一般说来，大传统常常是以小传统为媒介传播到民间的，因此，它就不可能完全保留其本来面目，而是经过了民间的筛选和转述。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有取舍，也有引申、修订、加工甚至再创造。反思大传统，甄别小传统，探讨大小传统如何转化、运作、相互关联，也应成为批判的主要内容。
③具体内容可参见：郑金洲．教育理论研究的缺失──世纪之交中国教育理论的反思[N]．上海：教育发展研究，1999（10）。
参考文献
[1][德]霍埃著，兰金仁译，批评的循环[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2]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3][英]迪尔登著，唐莹等译，教育领域中的理论与实践，瞿葆奎主编，瞿葆奎、沈剑平选编，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4]沈剑平，论教育理论的结构，瞿葆奎主编，元教育学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
[5][英]迪尔登著，唐莹等译，教育领域中的理论与实践，翟葆奎主编，瞿葆奎、沈剑平选编，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6][英]卡尔著，郭元祥等译，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原理，瞿葆奎主编，瞿葆奎、沈剑平选编，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7]叶澜，教育研究方法论初探[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1、音美以感耳
语言的音美就是音乐美，而音乐美主要体现在节奏、押韵等方面。在中国古代诗歌中，特别是古代近体诗中的格律诗等。节奏是诗歌的一个主要的特点，也是诗歌音乐美的体现。由于中国古代诗歌的平仄规律等音乐因素，使得诗歌可以吟诵、可以歌唱，体现出自身的语音特点。如叶嘉莹先生说过：“吟诵重视的是声调跟韵律，而讲解所要注意的只是文法跟意义。”平仄的交替出现，使诗句抑扬顿挫，富有节奏感。押韵它本身也是节奏化的因素之一，反复出现，把不同的诗行粘成整体，加强诗歌整体节奏感。除此之外，诸如长短句的适当配合，也能形成抑扬顿挫的节奏美，在整体上形成感人的音乐效果。所以，马雅可夫斯基说的：“节奏是诗的基本力量所在。”然而，在诗歌中，节奏蕴含着人的情感的发展变化，这样诗的音乐美也就得以体现。因此，在语文教学中，特别是对文学作品的教学，让学生感受语言美，产生学习兴趣，从而启发学生的思维，提高学生的认识能力、感受能力和欣赏美的能力。如，李白的《蜀道难》一诗，全诗象雄伟，感情炽烈，想象丰富，语言夸张，句式长短错落，抑扬顿挫，那沉郁高亢的韵律美更有效地表达出蜀道的险要和环境的险恶。学生在反复朗读的过程中，不但感受到诗歌的气势雄壮，而且感受到作者蕴含其中的对友人入蜀的关切以及自己对唐王朝政治前途的忧患。
2、形美以感目
汉语文字源于象形文字，从甲骨文到金文，图画性表现得十分明显，虽然后来有些符号化，成为视觉符号，但表意性还是汉语文字的一大特点。《现代汉语》指出：“从内部结构看，汉字有其理据。”理据，就是汉字构成的道理、依据。我们都知道，在汉语的文字中，除了形象文字外，就是占大多数的会意、形声字，其字形的表意性也是明显的。因此，在语言上借助汉字形式和表意的特点，构成了语言的形式美。从古到今，文人都十分注重语言的运用方式，并形成美的形式。比如，叠词句、对偶句、排比句等。在此，我认为，鲁迅的“形美以感目”就是不但在词语（字）的选用上给人以形象感，而且在句子的运用上也给人以形象感。在文学作品中，句子要形成形象感就在符合形式美法则或规律的前提下，借助一定的艺术表现手法或修辞手法以及词语的反常规的排列形式（如李白的诗句“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所产生的诗歌语言的“陌生化”效果，虽不可理喻，但富有审美趣味）等。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一文中，“有袅娜地开着，有羞涩地大着朵的；正如一粒粒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作者运用比喻、拟人（“羞涩”）修辞手法给予星星以动态感，而且富于情韵，产生形象美。又如，北朝民歌《木兰诗》：“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作者通过对偶手法，形成对称美，产生一种均衡的视觉美感，而且提高了诗歌的意境美。这样不但使读者感悟出木兰在漫长的岁月里，经过了无数次作战，立下了赫赫的战功而凯旋，而且感受到这样的语言形式匀称、简洁，内容丰富，音韵和谐。
长期以来，语文学科的发展一直为低下的教学效益所困扰。对此，我校语文教改课题组教师通过学生学习状况调查以及对自身教学过程的反省，发现语文课堂的教学效益低下主要反映在两方面：一是过多机械训练和过多分析，引起单位内容教学时数浪费；二是教学内容脱离生活实际，褪去色彩的内容引发不起学生学习兴趣，使教学流于形式。此两种，尤以后者为根本原因。
对此，课题组决定精减课时总量，“让学生用比别人少的时间学完课本”。一方面，实验教师以现时学生生理特征和智力水平为依据，减少单位教学内容的用时。如将汉语拼音教学由通常的8周浓缩至3周完成，以及适量增加识字量为阅读提前作准备等举措，均收到较理想的效果。另一方面，实验教师将部分时代间隔远、学生较难理解的课文，以泛读、速读等方式让学生掌握基本知识点。经试验调整，我校常规课程精减为原课时总量的50%。“用比别人少的时间学完课本”，为培养学生语文学科综合能力提供了足够空间。
“课本之外，学生更需要些什么”，这一直是我们课题组教师思索的焦点。通过对学生个案调查，我们发现，由于受家庭及周边环境、影视等媒体影响，如今的小学生对社会实际问题的了解和关注程度是前所未有的。而现有教材的时间滞后和空间狭窄，与学生个体成长需求形成鲜明反差，除了“听、说、读、写”之外，学生的情感体验、知识面开阔、眼界拓宽、对事物认知的形成有效判断等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引不起兴趣的内容，最终成为学习的负担。
为此，课题组教师大胆突破传统教学模式，开设学生自选课程，由学生通过课外阅读，将自己喜爱和感兴趣的作品推荐到课堂上，再加上教师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特点精选文章，由课题组汇编成适合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自选辅助读本，使一大批学生喜闻乐见、充满情趣的作品跃入学生的视野。
在对现有的教材补充完善之时，我们课题组教师还认识到，学生语文综合能力的培养，不但有赖于兴趣的引发，还需要在学生自觉的交际活动中得到激发和形成。为此，课题组为学生设计了系列活动课程。从低年级的“自我推荐”、“讲身边小故事”，中年级的“自编故事”和“辩论赛”等，丰富多采的课型为学生提供了多渠道的交际与思维空间，让学生在活动中自由翱翔，各种能力和创新精神得到挖掘培养。
就以“辩论赛”为例：在我们平时的课堂教学活动中，学生的思维活动往往只能按照教师精心设计和期望的轨道，“小心翼翼”地进行，不能有所偏离。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学生的思维活动受到抑制。然而，从辩论课中，我们则看到：无论是辩题的确定，论点的选定，还是正反双方人员组成，学生不必履行课堂教学中的循规蹈矩，可根据辩题，自由选择观点，收集材料，并精心加以组合。这些无不激发了同学们的学习热情，进而为了使本方的观点获胜，在分头各自准备收集材料的基础上，小组成员开会讨论、交流；删选整理材料；设想各种情况，研究制定对策。这种在一般教学活动中较难实现的“积极参与、交往合作”的效果，在辩论课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辩论课给学生提供了一个比课堂教学更广阔的展现自我的舞台。在辩论会上，学生把平时“唱主角”的老师“冷落”在一旁。学生不必对自己的问答是否正确、是否符合老师的意愿而顾虑重重，学生也不必受选举手后发言的纪律约束，对各自所持观点，可根据自己已知的事实，也可根据自己的兴起或事先精心准备好的事例，畅所欲言，阐述观点。同时，对对方所执观点，合力进行驳斥。在双方的唇枪舌战之中，学生的表现欲得到了满足，成就欲得到了满足，师生间、学生间的主动交往也增加了。
随着辩论课的进行，我们还惊喜地看到：孩子们内在的潜能、智能得到了挖掘、拓展和培养，稳定的心理素质、冷静的头脑、敏锐的捕捉力、应变的智慧、出口成章的口才、互相协作的团队精神逐步形成。更让人高兴的是：学生们学会了表达感情，学会了交流思想，学会了运用语言，学会了自己学生，学会了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我们想：这些综合能力培养不正是素质教育实施的目的所在吗？
为适应时展的需要，语文教育必须在课程目标和内容、教学观念和学习方式、评价目的和方法等方面进行系统的改革。而在语文教学中，教师是一个关键。新课程、新教材是在全新的教育理念指导下编制的，每一位教师都要有一个学习和适应的过程，都要经受新课程的洗礼。因此，语文课程改革能否顺利实施，关键在于语文教师的素质是否适应课改革的要求，每位语文教师都应在新课程实施中，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以适应当前课程改革要求。
一、面对课改教师必须更新观念
当前，面对语文新课程、新教材的实施，要想真正提高课堂教学效果，没有必要的观念更新，课程改革是难以实现的。因此教师必须适应时代要求，更新观念。在实施课堂教学时，不能仅仅满足于将书本上的有限知识传授给学生，而且要根据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年龄特点来认真研究，探讨课堂教学的方式、方法。要从学生全面发展的目标出发来组织和实施自已的课堂教学。在传授多种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对学生时行思想道德教育，实现“以德治校”。同时还要改变对学生的传统看法，要遵循教育活动的规律，充分注意学生的“差异性”、“潜在性”，努力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课改要求新时代的教师应该能教职工各种类型的学生，并使他们各自的特长都充分得到发挥。这就要求教师需要终生学习。只有这样才会“与时俱进”适应课程改革带来种种新问题材的挑战。
二、做好课改中教师角色的变化
新课程不仅要求教师的观念要更新，而且要求教师的角色要转变。
1、由权威者向参与者，激励者转变
要培养学生装创新意识，并使之逐渐形成新能力。要求教师放下权威，师长的架子，以一个普通参与者的身份与学生共同研究、共同探讨教学中的各种问题。使学生勇于挑战课本、挑战教师、挑战权威，实现生命的超越。
2、由教书匠向专家型转变
未来教育需要“专家型”的教师，而不是“教书匠”这就要求教师既不能脱离教学实际又要为解决教学中问题而进行的研究即不是在书斋进而研究而是在教学活动中进行的研究。语文教师要求承担起语文研究者的角色，新课程的实施将为语文教师向研究型转变提供转变提供积极的学习机会。转3、新课程更需要社区型的开放的教师
一个只会把教科书的内容搬到学生头脑中的教师显然已经落伍。学校越来越广泛地同社区发生各种各样的内在联系，学校教育与社区生活正在走向终身教育要求的“一体化”学校教育社区化，社区生活教育化。新课程特别强调学校与社区的互助，重视挖掘社区教育资源。
三、改变原有教学方式，重视综合性学习，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语文综合性学习有利于学生在感兴趣的自主活动加全面提高学生语文素养。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是指学生在教师启发帮助下，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小组学习。全班学习的群体作用。在合作中学习，丰富学生的语言积累、培养学生主动探究。同时也是培养学生团结合作，勇于创新精神的重要途径。要改变原有的学习方式，主要是实现师生角色的转变。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是学习过程中的主人。教师首先是学生自主学习的伙伴，其次是学习过程的组织者和引导者。
要改革原有学习方式的前提是改变教师教学方式。即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给学生充分的自学提问、讨论、读书、作业的时间。学生读懂的问题，教师不需要讲解；学生似懂非懂的问题，教师要引导学生读书领悟，让学生试讲；学生有问题可随时发问，有不同风解要随时发表；学生实在弄不懂产问题，教师要给予适当的点、播、评、导或精湛的讲解。
四、改变原有工作方式，在合作中求发展。
新课程提倡培养学生综合性学习，而自主合作探究是学生学习语文的重要方式。课改的实施对于绝大多数教师而言，几乎很难独立一人较好地完成对学生课题的指导工作。这就要求教师善于了解其他学科，不要把自已任教的学科看作孤立的整体。要改变彼此孤立的局面，学会与其他教师合作，与不同学科，不同年级的教师打交道。要互助配合，齐心协力培养学生。从而使各学科、各年级的教学有机融合，互相促进。
关键词:碰撞；交融；《二泉映月》；艺术定位
自幼习琴，一路沿着拜尔、巴赫、车尔尼……走过来，听的、唱的、弹的、想的全是欧洲大师们的音乐，已经习惯用欧洲音乐审美标准去衡量音乐水平的高低,曾经一度小瞧过自己本民族的器乐作品，也包括中国钢琴作品。随着高等师范钢琴教学的不断深入，使用中国钢琴曲的机率大幅度增加，在接触了大量优秀中国钢琴作品的同时也使自己对其渐渐有了一些新的感悟。近几年，在“欧洲音乐中心”、“后殖民文化现象”的批评声中，高师教育工作者开始思考中国钢琴教学的发展方向和高师钢琴的出路。
作曲家黎英海先生曾说过：“中国的音乐教育，无论专业音乐院校，还是中、小学以及业余音乐教育，都应把中国自己的音乐放在重要而恰当的位置上，让孩子们自习乐之初就开始接触中国民族民间音乐，进而对中国音乐有个基本的、感性的认识，而且还要有美好的感受。……中国钢琴曲末得到应有的重视。……推广普及中国音乐，应该是每个音乐教师（包括钢琴老师）义不容辞的职责。”［1］
钢琴家鲍蕙荞老师也讲到：“本民族演奏家不去演绎自己民族的作品，其它民族的演奏家也很难做得那么好。……因为我是中国人，我才会理解这些作品，尽管这些作品还在一个发展阶段，但你一定要用中国人的审美观点去理解，去把它们推出来。”［2］
在我所学习和弹奏过的中国钢琴作品里，也不乏有让人回味、印象深刻之作,储望华先生改编的《二泉映月》，便是其中之一。乐曲所具备鲜明的民族特点、流畅优美的旋律以及深沉压抑的气韵都让人百听不厌，越听越喜欢。笔者认为通过对该乐曲进一步的分析解读，并且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是作为一个演奏者在加深中国钢琴文献风格的理解，掌握其特殊弹奏技巧并展示民族精华内涵过程中理应首当其冲做到的重要步骤。
一、钢琴曲《二泉映月》的艺术定位
纵观中国钢琴曲创作历程，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多以小曲为主，采用民歌、民间小调、时代歌曲的加花变奏手法连缀而成。虽不缺乏优秀之作，但同欧洲经典作品相比，无论是在曲目数量、艺术份量以及艺术影响力等方面均有差距。由中国音乐家协会编、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钢琴曲集（1949—1979）》基本总结了这个时期的概况。
在纪念建国40周年之际，由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编选出版的《中国钢琴作品选》，在前言中明确了“较高专业水准的中国钢琴曲集”的艺术定位。曲集中有多首中国民族器乐改编曲以及在国际、国内获奖的新作，其中一些作品在国外得以传播。《中国钢琴作品选》的出版如实展示出1990年之前中国钢琴曲作品概况，但钢琴曲《二泉映月》并不在作品选集之列。钢琴曲《二泉映月》是储望华先生在1977年之前改编创作（初稿于1972年），于1978年个人钢琴作品音乐会正式推出。时隔1991年出版已经有许多年头了，编者未纳入选集必定有充足道理：当年日本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先生，在中央音乐学院聆听二胡专业学生姜建华演奏《二泉映月》时，不由泪如泉涌，以下跪的姿势聆听完全曲。作为当代世界顶级音乐家，把这首二胡独奏曲摆放到如此顶礼膜拜的艺术高度，这无疑彰显出《二泉映月》的艺术价值，对于一个在“欧洲音乐体系”中心位置的交响乐指挥大师来讲，可见其评价的份量。之后，美国出版了《二泉映月》唱片，以及吴祖强改编的同名弦乐合奏在国外已经成为了最受欢迎的中国乐曲。可见在世界乐坛上《二泉映月》所得到的尊重之大，艺术定位之高！
虽然钢琴曲《二泉映月》不是二胡原曲，但基本忠实于原著，保留精华又有所创新。中央音乐学院钢琴教授杨峻先生讲：“（二泉映月）成为一首用钢琴演奏的、用钢琴说话的、用钢琴来感人的新的钢琴作品”。通过钢琴演奏让曲调中的悲愤迸发出来，使它成为具有交响性的，感情起伏更为强烈和明显的乐曲，更接近现代人的审美习惯。杨峻先生看重钢琴曲《二泉映月》在中国钢琴曲中的份量以及艺术定位。他讲道：“意境和韵味的表现，是弹好这首作品的难点。”［3］
改编者储望华先生学习过二胡，有着挥之不去的民族音乐情结和深厚的民族文化的底韵，他深知“这本来就是一个最纯的中国民间曲调和一个最纯的西洋乐感的结合”。改编后的乐曲做到了集“可弹性”、“可听性”、“有练头”为一体，并得到国内、国外同行一致认同。他说：“由于结构的长度以及原作内容内涵的深度，所以我把它定位为一首较高级程度的独奏曲”。［4］
笔者认为，改编钢琴曲《二泉映月》不仅是储望华先生所说，完成了中国民间曲调和西洋乐感相结合的问题，它还必须解决中西方文化以及两种音乐体系的碰撞，以达到完美和谐与交融。在创作技巧上，如何既保持住原曲如泣如诉的旋律特色，又能尽情发挥钢琴演奏技巧，以通过中、西审美双重标准的检验，得到两个音乐体系认可。钢琴曲《二泉映月》同其它改编中国民族器乐曲的钢琴作品一样，在矛盾和碰撞中，成为了实践成功的范例。不仅做到让中国经典音乐同欧洲音乐接轨，更为中国音乐融入世界乐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当前所知的中国钢琴曲目中，《二泉映月》是唯一一首改编自二胡的乐曲，同改编自琵琶、古琴的乐曲相比较，难度似乎大很多。钢琴同中国弹拨乐器发音形式较为类同，同属于击弦式点状发音，这同二胡乐器拉弦式线状发音形式差别很大，加上中国弦乐所特有的音律、调式以及滑音、揉音等技法效果都在钢琴上难以仿效。因此如何保持中国音乐的神韵内涵，如何表述出压抑、苍劲的情感，成为了创作和演奏过程中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据我所知，父辈中有多人多次用中国弹拨乐器移植弹奏《二泉映月》，都因难以达到预期的艺术效果，几度尝试又几度放弃。
用西方击弦乐器演奏《二泉映月》，其难度更大，但储望华先生却取得了成功。成功就在于他将欧洲经典弹奏乐器，同中华民族音乐精髓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用世界各国熟悉的音乐语言和形式展示出中华民族文化的深邃内涵以及民族音乐的精、气、神。这同样也是“钢琴中国化”和铸造“钢琴中国乐派”所面临最为重要、最为困难、最为核心的任务。钢琴曲《二泉映月》做出的成功尝试，对中国钢琴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二胡曲《二泉映月》没有华丽的音响和炫目的技巧，但在乐谱的字里行间，灌注着凝重的民族气韵。乐曲中如歌的旋律，是经历了中华（音乐）文化5000年洗礼所孕育出的艺术瑰宝。钢琴改编曲起点很高，乐曲本身就包含着很高的艺术价值，在欣赏和演奏该曲时不能用复调、和声或演奏技巧的标准去衡量和对比此曲的难易，弹奏者应加深认识、严肃对待，任何轻视和草率的行为都是对作品的亵渎。在中国钢琴乐坛上，钢琴曲《二泉映月》这类高规格的作品也并不多见，在已有的中国钢琴曲中应摆放到相当高的位置。
二、解读钢琴曲《二泉映月》
（一）曲名和曲意解读
众所周知，《二泉映月》这一曲名是杨荫浏先生后来所加，曲名与乐曲内容并没有明显关系，甚至曲名与曲意也很难相合，按欧洲音乐体系习惯分析，这首乐曲应属于无标题音乐范畴。泉水和明月属写景，如果硬性用情景交融或触景生情的思维去解读，也只可能是抒发那种闲情逸志之情，如琵琶古曲《春江花月夜》或钢琴曲《夕阳箫鼓》一样可以让人飘逸陶醉。而《二泉映月》的曲意是这样的让人呼吸沉重，使闻者有屈膝下跪的“断肠之感”，笔者认为曲意决不是这个曲名可作解读的。
中国传统民族器乐曲曲名大都同曲意结合紧密，除了大曲名外，许多小段都配上相吻合的段名使听众和演奏者相对较容易地掌握乐曲内容。但是这些曲名如同汉语方块字一样多声多义，可能同时派生出多种多样的曲意解读，也可能对演奏者或听众带来完全不同的审美效果。在那个时代，阿炳的演奏是为了娱乐，用音乐给人们带来美好与快乐，在录音时没有着力悲愤情绪的宣泄，只是习惯性不可避免地将人生经历的哀怨与忧伤流露了出来。乐曲中旋律表现得流畅优美，气势刚健浑厚，而悲愤的激情却十分含蓄和压抑。而后人的一些演奏中不断夸张其哀怨情绪，甚至达到了催人泪下的程度，把《二泉映月》变成了忆苦思甜的代表作，把阿炳变成了旧社会苦难形象的化身。
琵琶大师刘德海先生讲：“（阿炳）喝进的是苦水，流出的是清泉；‘每个音符充满阶级苦、民族恨’”，“阿炳音乐不说教”。［5］吴祖强先生改编的弦乐曲《二泉映月》就侧重发挥其优美的旋律特质，把民族音乐的旋律美感发挥到了“华丽”的极致，向世界乐坛演绎中国音乐魅力，展示出阿炳贴近自然、诗意般的情怀，把阿炳的音乐从苦难中解放了出来。
储望华先生改编的钢琴曲扬长避短，侧重于气势方面的激情和音乐上的张力，充分应用了和声、复调等复杂的作曲技法以及钢琴音域宽广、低音厚重的乐器特征，把阿炳含蓄压抑的激情迸发出来，在流畅而优美的旋律中，注入新的音乐元素和新的音响，把作品提升到一种民族精神或民族气质的高度。作品表达出的阿炳不再是苦难的弱者形象，他的音乐理应得到新的解读，钢琴曲《二泉映月》已经成为了一首源于原曲但又高于原曲具有新时代意义的伟大音乐作品。
（二）速度的解读
钢琴曲《二泉映月》用行板如歌（Andentecantabile）来规范速度要求。按行板要求应该是每分钟90拍的速度，而乐谱则明确规定在每分钟48－58拍，这个速度属于（Largo）慢扳、广板，明显比行板偏慢得多，演奏者应解读为慢板如歌较适合。这个速度标注的模糊，正体现出曲作者用欧洲音乐标准去界定中国民族音乐所必然派生出的审美矛盾，正是作者用这种方式化解矛盾的高明之处。中国传统音乐的速度不能从乐韵中完全单独地分离出来。特别是这类情感起落鲜明的乐曲，往往随着音乐情绪的跌宕起伏而产生力度、速度、节奏、音色等音乐元素的综合变化，这并不止是单一的强弱、快慢，也包含音色明与暗，节奏棱角硬与软等综合因素的变化。速度的弹性可能会达到每分钟48－90拍的上下浮动。旋律进行的和兴奋点的地方，节拍速度可能紧凑到每分钟90拍之上，而低潮或抑制点之处，节拍速度放慢至每分钟48拍以下。而这种随着音乐气韵呼吸，徐、疾紧密连结在一起，用标准匀速不可能演绎出的特殊深邃韵味，往往是缺少曲作者那样的民族音乐情怀以及深厚文化底韵的钢琴演奏者最难以掌握的中国民族音乐精深内涵，在识谱初期可以沿着外国乐曲的弹奏习惯按谱制音，但是一但熟练后就应多听二胡原曲演奏，划分明确呼吸句逗，弄懂情感涨落规律，这种弹奏才不至于落到“画虎类猫”的境地。
（三）旋律的“音腔化”解读
二胡是一种单旋律的乐器，演奏中充分发挥了民族旋律美质，而这种美质特点正是中国民族音乐第一美质。美国《今日世界》所著《美感失落—谈现代音乐的“旋律萎缩症”》一文中，对现代音乐出现的“旋律萎缩症”给予抨击，认为“旋律是人类文化进展的高度结晶，经过数千年，才从野人音乐进化成优美的音乐，旋律的萎缩是我们精神生活的日渐干涸。”“一段优美的旋律，不论它是愉悦的、幽怨的，柔慢的抑或雄壮的，通常都能在欣赏者的心灵上引起共鸣，产生喜爱怀念历久而不忘。”《二泉映月》是这样一首用优美的旋律表述民族气韵的乐曲，这正是民族文化先进与文明的标志。
凡是经典而且经久不衰的钢琴名曲都具备着优美旋律美质，无论创作和演奏技法多么华丽而复杂，都必须围绕在旋律的第一美质上去发展变化。中国钢琴曲大都能把握住民族音乐旋律特点，失去这特点世人将难以认可。钢琴曲《二泉映月》尊重了原曲旋律，推敲旋律的风格、韵味，运用倚音、颤音、琶音等多种手法，在竭尽全力地塑造旋律特质中显得独具匠心。
世界各民族音乐旋律的生成往往同语言有着密切联系。闻一多先生曾讲过：“音乐是孕而未化的语言，语言是孕而未化的音乐。”由于语言的差异甚至方言的差异也可能造成音乐旋律的不同，这就是“基本音感观念”的不同。沈洽所著《音腔论》中，对欧洲音乐与中国民族音乐“基本音感观念”做了比较，固定音高与“音腔化”的“音过程”是最显著的差别。中国民族音乐的旋律可在每一个音上做到包括音高、力度、音色的细微量变，形成曲线音感。而钢琴是由固定音高的平直音构成，不可能达到像弓弦乐器上下滑音和音高微量波动的曲线音感。认真聆听二胡以及民族器乐曲演奏，“音腔化”的音乐特点是最普遍、最为常用的。句头句尾以及音符之间的连接，都离不开音高、力度、音色、节奏的“细微量变”，滑音、揉音比比皆是，旋律的行进同汉族语音及唱腔、声腔化特点密不可分，掌握这些特点和规律对弹奏中国钢琴曲必定有益。
弹奏钢琴曲《二泉映月》，应在旋律上多做文章。按旋律音腔化特点，尽量做到音色圆润厚实，优美均衡，余音连贯。合理应用踏板，余音延长，前后首尾相接，避免音断、韵断、气断。用“音过程”的观念认识倚音、装饰音，犹如弦乐滑音一样自然行进，不宜把倚音强奏。琶音也要为旋律服务，突出旋律音并让发音粘连一点。这首乐曲从钢琴技巧写作角度来看，大量吸取了二胡的演奏特点，要求在演奏时手臂放松落下，手指应把每个音牢牢的控制住，使每个音与音都连贯起来。气息要下沉，演奏非常深沉自然，作者深入挖掘钢琴演奏的可行性，用具有钢琴技巧特色的装饰音、颤音、跳音、断音、八度、和弦以及大连的复调手法和丰富的织体变化来模仿二胡特有的定把滑音、直线滑音、拉弓重音等各种演奏技术，使中国浓郁的民族特色在钢琴领域得到了再次发展。在钢琴上最难处理的就是音色控制和音乐流畅、气息悠长的问题。二胡作为我国的传统拉弦乐器，其音色柔和、优美，擅长演奏歌唱性的旋律，技巧复杂、细腻、表现力很强，而钢琴却是一种由西方传入中国的西洋外来乐器，它虽有弦，但却是用榔头击弦而发音的击弦打击乐器，每个榔头击弦一次只能发一个音，且音与音之间几乎不能连贯起来，这就对演奏歌唱性的旋律增加了许多困难，就要求演奏者应有良好的听觉和手指技巧以及巧妙运用好每一次踏板，才能奏出那种朦胧的背景下，为了勾画出分明的旋律线而必须发出的清晰声音。
要在钢琴上演奏好这首乐曲，首先要求演奏者应有娴熟的手指技巧以及良好的发音状态，多练一些慢的、贴键的练习，用大臂重量完全挂到指尖，并由指尖扣紧、支撑，运用手腕柔软的上下左右的带动和连接的方法来完成力量的转移，才能够维持和保留这种音与音之间连贯平均、柔和、深厚、圆润、平衡、统一的音色以此来表达那如歌如泣的音乐。在段的大量八度与和弦也是一样，在突出高音主旋律的同时，手架子坚固，靠身体和大臂把每个和弦推下去，力量送到底，才能奏出既结实又饱满的声音。当然并不是把这些技术问题都解决好了就能真正弹好这首乐曲，还要通过丰富的踏板变化运用以及在练习和演奏过程中细致，深入的挖掘它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和所塑造的音乐形象，认真仔细去聆听，辨别和琢磨，用发自内心的感觉去体会这引人深思的音乐形象和思想内涵。
三、结论
钢琴作品《二泉映月》在创作上继承了中国民族音乐的现实主义传统，克服了原曲腔长、结构较为松散等不足之处，加强了它的音乐性，合理安排了乐曲的层次并在发展乐曲旋律的同时，力求保持本身所具备的民族风格，在二胡和钢琴这两种性能截然不同的乐器的表现手法上，作者充分运用钢琴特有的各种演奏方法、作曲写作技巧以及表现手段来丰富乐曲的内容，使原曲所具有的浓郁民族风格和演奏技巧尽最大可能地在钢琴曲中得到再现和发展。
我国民族音乐有着几千年的优秀传统，它在长期的历史积累过程中，不论在创作表演和理论基础方面还是在音乐形象的塑造、表情达意的方式、音乐体裁形式等各种表现手法上都慢慢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民族特点，这些特点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文化传统和审美观念。因此，作为一个高师钢琴教育者研究和发展民族音乐与世界音乐的结合可以让自己对中国钢琴教育的发展方向和高师钢琴教育现状具有更高更深层次的体会和理解，用民族音乐传承给我们的学生。
参考文献：
［1］苏澜深.黎英海先生访谈录［J］.钢琴艺术,1999（10）.
［2］赵晓生.鲍惠乔女士访谈录［J］.钢琴艺术,1998（3）.
［3］苏澜深.杨峻先生访谈录［J］.钢琴艺术,1999（2）.
[关键词]高职生养成教育习惯
一、养成教育对高职生具有特殊意义
养成教育是教育者通过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的教育训练活动，使受教育者的言行规范化、标准化的教育过程，是一种使自然人成为社会人的教育过程。
一个人的行为习惯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慢慢形成的。教育家叶圣陶先生认为：“教师工作的最终目的，无非是培养学生具有各种良好的社会习惯。”他还说：“从小学老师到大学教授，他们的任务就是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习惯，帮助学生养成政治方面、文化科学方面的良好习惯。”可见，养成教育不仅在小学阶段、中学阶段，乃至教育的整个过程中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由于社会环境、家庭环境、以及个人素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导致高职生中的不少人在中小学阶段特别是高中阶段没能较好地接受系统扎实的文化学习和基本的思想道德及行为规范教育，缺乏良好的学习习惯、生活习惯、交往习惯，应变能力不强；对社会上不良现象的影响抵抗能力差，法制观念、公德意识比较淡薄。这一切致使高职生虽然享有大学生的称呼，却不完全具有当代大学生的理想境界、道德水平和认知能力。没有打好基础就得从头开始，没有好的习惯就得重新养成。因此，对高职生来说，养成教育更具有特殊的意义。
二、对当代高职生养成教育的现状分析
1.当代高职生普遍缺乏文明的生活习惯，生活自理能力不强
当代高职生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家长把他们当成“小皇帝”，他们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但是家长却很少对他们进行养成教育，致使其缺乏生活能力、自理能力。
2.社会转型时期对高职生价值取向的影响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出现了重实惠，轻道德；拜金主义，为谋取钱财不择手段，甚至违法犯罪；、钱权交易、腐败堕落、醉生梦死、以追求享乐为生活的唯一目的的问题和现象。我们必须加以正确引导和教育，要让高职生懂得这些现象决不代表社会主流。
3.当代高职生普遍缺乏良好的学习习惯，学习自觉性差
学生学习目的不明确，思想不统一，缺乏自信心，存在悲观情绪、沉沦情绪，学习和生活都存在着麻木状态；学习缺乏主动性、刻苦精神、钻研精神，学习纪律涣散；缺乏自主学习意识，上课看闲书，说闲话，玩手机短信，课后玩电脑游戏等。
4.当代高职生普遍是独生子女，存在着许多人格缺陷
缺乏生活阅历，生活自理能力差，依赖性强；心理表现不成熟，缺乏坚忍不拔的意志；任性，我行我素，不顾其他人的感受；自私狭隘，难于与人交往，难于适应集体生活。
常言道，入芷兰之室，久而不闻其芬，入鲍鱼之肆，久而不知其臭。客观环境的潜移默化作用对高职生思想的形成有极大的影响，我们只有在正确分析当代高职生成长的客观环境之后，有针对性的开展养成教育，才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高职生养成教育的方法和途径
养成教育是塑造高职生完美人格的重要手段。当代高职院校生普遍是独生子女，存在着许多人格缺陷。这些缺陷如果不及时进行“治疗”，即使他们学到了很深的专业知识，也难于在社会上立足。因此，要使高职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就必须对他们进行完美人格的塑造，对他们进行养成教育。
1.上好入学第一课“军训”。军事训练对养成教育所起的作用是其他教育形式不可替代的，近年来的军训工作的实践表明，军训独特的育人功能，极大地拓展了养成教育工作的活动空间，有效地推动了高职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2.组织养成教育讲座。在新生“军训”之后，可以采取讲座的形式从思想教育、学习生活习惯教育、行为习惯教育、成材教育、学习目标引导、学习方法介绍、专业知识介绍等方面，对学生进行养成教育。使学生认识到，采取严格的纪律约束，目的是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这种习惯的养成，对自己一生都有好处。通过各种学习方法教育，使学生不必自己摸索，减少从中学向高职院校学习方法转变的过渡时间。通过目标教育可以帮助学生确立毕业后的人生目标，为高职院校生活确立奋斗方向。
3.通过教育创新提高实施养成教育的成效。创新教育应该在日常的教育过程中，并不是另起炉灶的一种教育体制，而是教育的一项改革，这项改革同时还需要创造适合与教育创新的环境，建立学校创新教育的评估机制和激励机制等系统配套的机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将教育创新落到实处。只有将创新精神贯穿于学生养成教育的全过程，才能给高职院校养成教育带来巨大的适应性，才能给学生养成教育以生机，才能造就一代具有创新行为和创新能力的新人。
4.运用典型带动的方式，使养成教育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学校可以每个学期在学生中民主评出讲道德典型、尊师守纪典型、勤奋学习典型、文明礼貌典型等，并在学习这些学生德育标兵的活动中，组织这些先进典型与相应的落后学生开展“手拉手”帮扶结对活动，从而更好地营造出学先进、看先进、帮后进、赶先进的良好校园氛围。同时，要切实重视道德舆论导向的作用。为了保证道德教育的顺利开展，必须坚持正确的导向。可以通过宣传板报、黑板报、校报、校园广播等方式正确引导、教育学生。
5.有组织地参加社会实践。高职院校应当时刻牢记培养学生的目的是为社会培养有用人才，如果我们不让学生接触社会，就会闭门造车，培养出社会不需要的废材。社会实践活动能引导学生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把爱国热情和成长成才的强烈愿望转化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际行动。要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树立远大的学习目标，必须有组织的使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在实践中，认识国情，奉献社会，提高素质。
总之，“行动养成习惯，习惯形成性格，性格决定命运”。培养良好习惯是现代教育的归宿，我们的高职教育工作者的任务是继续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习惯。只有把学生的素质演化为习惯，才能成为他们终生受用的财富。
参考文献：
[1]连淑芳．试论高校道德教育的过程[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报，2003．
[2]余丽珍．试论高校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关联性[J]．中国高教研究，2004．
[3]陈廷斌．养成教育：未成年人道德建设的着力点[J]．思想政治教育，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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