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01 16: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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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石器时代开始，壮族先民就已开始认识毒。《淮南子·修务训》有关于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的记载，专家认为，壮族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草木繁多，有毒的动植物不少，更符合“一日而遇七十毒之说”［1］。由于特殊的地理和气候，使壮族先民对毒有更深的感受和认识。毒在壮医中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一为致病原因，壮医认为，毒是导致疾病的主要原因，有毒虚致百病之说；二为有毒之物，如毒草、毒树、毒虫、毒蛇、毒水、毒矿等等，正如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所言“岭南多毒物，亦多解物，岂天资乎？”；三为毒药和解毒药，根据文献记载和实地调查，壮医认识和使用的毒药和解毒药在百种以上，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曾记载了岭南俚人（壮族先民）使用的五种毒药：不强药、蓝药、焦铜药、金药、菌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代苏敬《新修本草》收载了两种壮族地区著名的解毒药-陈家白药和甘家白药；四为病症，即毒病，包括各种中毒、热毒病、血毒病、风毒病、毒结病、痧毒、瘴毒、蛊毒等等。壮医在长期医疗实践的基础上，从病因病机、病症、诊断、治疗用药以及药物性能上对毒有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实践和认识，初步构成了壮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壮医毒论。
2壮医毒的分类
因毒致病是壮医毒论的核心，也是壮医重要的病因病机理论。作为致病原因，毒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之毒指具体有害、有毒之物；广义之毒是一切致病因素的总称。在分类上，有按毒所依附的事物来分，如蛇毒、虫毒、箭毒、药石毒等；有按毒的形象特征来分，如热毒、血毒、风毒、湿毒、痧毒、瘴毒、蛊毒等；有按毒性猛烈和缓慢来分，如《桂海虞衡志》记载“药箭，化外诸蛮所用，弩虽小弱，而以毒药濡箭锋，中者立死，药以毒蛇草为之。”；有按毒的来源来分，有些毒由内而生，本由疾病而生，又反过来成为致病毒邪，称为内毒，有些毒由外内侵，如风、寒、热等，称为外毒；有按伤害部位来分，有的损伤皮肉，有的则伤害脏腑和体内重要通道。此外，还分为有形之毒，无形之毒。总之，壮医认为，所谓毒，是以对人体是否构成伤害以及伤害致病的程度为依据和标志的。
3壮医毒的特点
壮族地区由于特殊的气候条件和地理环境，动植物和其他毒物尤多。多毒主要原因有：①是壮族地区的气候条件适应生长的毒草多，毒蛇毒虫多，人误食毒草及被毒虫咬伤多，蛊毒多；②是壮族地区气候炎热、草木及动物尸体腐烂后污染水源造成的水毒、溪毒多；③是壮族在狩猎、战争中利用草毒、蛇虫毒、焦铜制作的毒箭多；④是日常生活饮食及服药发生中毒多［2］。因毒邪种类繁多，所导致的疾病表现复杂，但因毒致病也有一定的规律性，即毒邪、毒物进入人体后，是否发病取决于人体对毒的抵抗力和自身解毒功能的强弱。
4壮医毒论的基本内容
4.1毒虚致病─壮医重要的病因病机理论民间壮医手抄本《此风三十六样烧图》列举了中风、肚痛风、急惊风、哎迷风、撒手风、鲫鱼风、马蹄风、慢惊风、天吊风、看地风、弯弓风、蛇风、夜啼风、鸟宿风、蚂蟥痧风、疳风、上吐下泻风等风毒。风毒所致病证以抽搐、昏迷为主，由于风毒闭阻龙路、火路，可出现发热、头痛、汗出恶风、咳嗽、鼻塞、流涕或肢体麻木、强直、痉挛、四肢抽搐、角弓反张、皮肤瘙痒、目诊见脉络散乱等。著名壮医大师黄汉儒经过系统的整理研究，在《中国壮医学》中首次提出了“毒虚致百病”的壮医病因病机论，把毒作为壮医的最主要致病原因：认为毒之所以能致病，一是毒邪损伤正气，正不胜邪，影响三气同步而发病；二是某些毒邪在体内阻滞“三道”（谷道、水道、气道）、“两路”（龙路、火路），使三气不能同步而致病［3］。毒虚致病论奠定了壮医病因病机论理论的基础［2］。
4.2以毒命名─壮医病症名称的特点文献记载和实地调查搜集到的壮医病症名称达数百种之多，其中以毒命名的壮医病名最为普遍。如痧毒、瘴毒、湿毒、风毒、蛊毒、寒毒、热毒、无名肿毒等等。大类下面又可分为许多更为具体的甚至十分形象的病症名称。如痧毒分为热痧、寒痧、蚂蟥痧、漂蛇痧、红毛痧、闷痧等；瘴毒分为青草瘴、黄茅瘴、冷瘴、热瘴、哑瘴、烟瘴、岚瘴、毒气瘴等；蛊毒又分为虫蛊、食蛊、水蛊、气蛊等；风毒包括的疾病更为广泛，有36种风和72种风之分。
4.3重视辨毒─壮医诊断疾病的特色“毒虚致百病”是壮医的病因病机论理论的核心，因此，在疾病的诊断上，壮医特别注意辨毒。如壮医目诊主要通过观察“勒答”白睛上血络变化来诊断疾病，若“勒答”上龙路脉络边界浸润混浊，表示体内有湿毒为患；若脉络多而散乱，分布毫无规则，为风毒作祟；若脉络多而集中，靠近瞳仁，为火毒热毒作怪；若脉络分散，远离瞳仁，为寒湿之毒或风寒之毒；若白睛上见有黑斑黑点，为体内有淤毒；若见蓝点、黑点、蓝斑，为谷道虫毒内积。
4.4解毒补虚─壮医治病的重要法门著名壮医班秀文认为，人之所以发病，是由于受到“毒气”的侵犯，故治疗上一定要以祛毒为先。他总结出壮医首要的防治特点：以外治为主，偏重祛毒［1］。黄汉儒在“毒虚致百病”基础上率先提出“解毒”治则，认为“解毒”主要通过内治的祛毒和外治的排毒两方面而达治疗目的。解毒法是壮医治疗疾病的重要法门，在临床上的运用可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具体的毒药和解毒药的运用；二是“解毒”作为壮医重要的治则，在指导临床各科疾病的诊疗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壮医很多外治法包括目前国内外广泛应用的壮医药线点灸疗法等都是在基于对“毒”的认识和运用基础上开发出来的。
4.5善用毒药与解毒药─壮医药物学上的突出成就根据文献记载，早在晋代，岭南俚人就会使用毒药和解毒药。毒药在古代的医药书中常指药性的偏颇，认为药物各有偏性，这种偏性就是毒。壮医在长期实践中认识到毒物的概念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没有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导致中毒的毒物。同一物质在某些条件下可以引起中毒，而在另一条件下却是无毒的。例如食盐少量服食是有益无毒的，但如果大量吃则会引起中毒；箭毒直接进入血液才引起中毒；钩吻和野芋少量内服可以治病，但大量服用则引起中毒死亡。由于壮医在实践中正确认识了毒药，所以敢于应用壮族地区出产的毒药来治病，并逐渐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于解毒药，壮医大部分是按其功效进行分类的，即根据其解救中毒的功效分为解箭毒、解药毒、解蛇虫毒、解蛊毒、解食物中毒、解酒毒、解金属毒、解瘴毒以及解毒范围较大的解诸毒9类，临床中根据不同原因的中毒使用相应的解毒药。
纵观上述，壮医对毒的认识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并形成了一定的理论。壮医毒论是壮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基础和临床之中，是壮医区别于其他民族医药的重要内容。由于历史的原因，壮医毒论理论目前仍属于雏形，有待进一步发挖、整理和规范完善。
【参考文献】
［1］黄汉儒,黄冬玲.发掘整理中的壮医［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4.
［2］黄冬玲.文献记载古代壮族地区解毒药初探［J］.民族医药研究，1991,(2):28.
关键词：哲学;建构主义;国际关系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开始突破了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朝多元化、跨学科、交叉性的方向发展。冷战结束后,这种多元竞争的局面更加活跃。这一时期兴起和逐步完善的以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为突出代表的国际政治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日益受到人们重视,成长为势头强劲的理论学派。它与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一起,成为了当代最有影响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且渐有后来居上之势。建构主义的理论基础,探讨的主题,考察问题的角度、方法和思路都与哲学有着紧密的关联,或者说有着鲜明的哲学特征。
一、建构主义的哲学基础
建构主义原本并不是国际关系学界的概念。它最初被用于教育心理学领域,曾经出现在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论述心理发生发展及认识形成的著作《发生认识论原理》当中。在这一领域,“建构主义”被用来说明儿童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通过“同化”与“顺应”两个基本过程,逐步建立起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从而发展自身的认识结构。这一心理学基础应用于教育学中,即演化为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学生、教材(知识)、媒介四要素相互作用的建构主义教学模式。[1](P58-60)
对建构主义使用最广泛、最深刻的是社会学领域,建构主义被人们公认为社会学领域内的概念或方法。这也是国际关系领域内的建构主义被称为“国际政治社会学”的原因。在这一领域,建构主义主要是指一种系统的社会学方法论,即从社会化、规范化的宏观整体出发,研究社会体系、构成这一体系的个体及其观念、身份和行为实践。
国际关系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可以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社会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韦伯的政治社会学、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等找到其深厚的社会学渊源。[2](P1)然而,作为一种足以挑战国际关系主流理性主义学派的全新理论,建构主义首先要做的就是夯实它整个理论大厦的根基,建立与之相联系的深厚哲学基础。
哲学是什么?形而上地说,“哲学是指导人们生活的艺术或智慧”。形而下地说,哲学是人们理解世界和人自身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和方法,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价值观。哲学源于人类好奇的本能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它的永恒主题是人。[3](P4)
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是全面提出和阐述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理论的代表作,著作的第一部分基本上是社会理论和哲学理论。[4](P3)温特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各个方面讨论了社会建构问题,同时建构了他“温和建构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一是基础性层面,即第二层面问题,涉及有什么内容以及我们怎样解释和理解建构主义”。[4](P5)建构主义在其理论部分的中心词语是:社会结构,施动者,共有观念,建构。即认为:国际社会的结构是由国际体系的施动者通过其共有观念来建构的社会性结构,而非纯粹的物质性结构;即使是行为体自身的身份和利益也不是天然固有的,而是由共有观念和与之相应的社会性结构来建构的。这是国际关系几大要素的基本关系问题。
从哲学的角度来理解,建构主义承认社会结构和行为者身份是一种存在,观念属于思维范畴,但是这一存在并不是先验的、绝对的存在,而是物质因素和思维共同建构的存在。它们的联系就在于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存在,同时建构了存在。而存在既是已有的物质存在,同时也是受思维影响的存在。因为世界毕竟只是人们所认知的世界。(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太阳,其实只是感受到了它在几分钟以前放射出的光芒,而不是此刻真正的太阳的状态。)这也就是说,建构主义并不否认理性主义所讨论的世界具有客观性,并且可以认识,但是这种客观性只有在认识的主体间才能得到体现。因为认识客观世界必须在认知实践中才能实现。[5](P30)
建构主义试图以整体主义和观念主义的方法,诠释国际政治的体系和个体及其相互作用,对观念的建构作用、社会结构和行为体的相互作用的阐发带有明显的黑格尔辩证唯心主义哲学的痕迹。它所宣称的“探求国际政治环境从洛克文化到康德文化的过渡”,追寻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友谊的目标取向,则更鲜明地展现了建构主义类似哲学的价值追求。
二、建构主义与人、社会、观念
在国际关系的动力和构成问题上,建构主义认为,国际社会的主要施动者“国家”实际上是无法看到的,国家行动依赖于个人活动,个人的共有知识再造了国家作为团体人或团体自我的观念,“国家也是人”[4](P272-278)。实际上,相对于理性主义把国家设定为“理性经济人”的那种人格化来说,建构主义更加深刻地分析了个体主义的人和人性,它揭示出,施动者(国家)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人意愿的多元化作用建构了国家的共同观念,从而影响国际政治。它甚至把国家比拟为人,但它是一个有观念和主观性的“人”,而不是一个客观的符号。从这一点来说,建构主义可以称得上是人本主义。
而人恰恰是哲学的主题。哲学探讨人的肉体与灵魂、生存与毁灭、精神与价值以及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建构主义从具有主观观念和主体认识功能的“人”的角度来观察世界,考察国际关系,实质上是在阐述关于人、人的观念、人与社会(国家层次和国际层次的)相互关系的建构主义主张。
建构主义认为,人是社会的人,社会关系规定了人的存在,而社会的人及其观念共同建构国家,从而建构整个世界。建构主义从它的角度揭示了人存在的意义以及国际关系的实质:即国际关系从根本上说是人与人的关系,从特征上看是扩大了的人际关系,是人以及人们的共有观念建构起来的一种社会关系。由此,国际社会与国际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凭空的,不是先验的,而是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互动的结果;不是不包含人的观念与价值的“冰冷的机器”,而是能够体现人的主体性、社会实践性和主观能动性的政治现象。它跟国内政治一样,是公民的意愿与选择的多元化作用的结果。建构主义发掘人,人的观念和国际社会与国际关系的联系,把三者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它拉近了个人与国际关系的距离,使国际关系变得人性化,使国际关系不再是实质上只作为概念存在的“国家”之间的事,使人性回归国际政治。[4](P31)这不能不说是建构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贡献。
三、建构主义的世界观与价值观
所谓世界观,通常是指人们对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而价值观则反映人们的需要、取舍、倾向和意愿。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注重价值观,世界观与价值观反映哲学的特性。
建构主义的世界观是明确的。它认为,“世界无政府状态”是一种特定事实,但是它不是先验的、自在的。它是世界体系的施动者及其共有观念建构的,因而也是可变的。这在哲学上就是说,世界是我们所认识的世界,也是我们的世界,人对世界来说不是无为的。这样,建构主义既肯定了现实主义关于世界无政府状态的实在性,肯定了新现实主义关于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又修正了这两者的观点,把这两种理论避而不谈的“世界无政府状态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并且深入研究,进而提出了自己革命性的理念主义观点:“人类关系的结构主要是由共有观念而不是由物质力量决定的”[4](P1)。与此同时,建构主义用辩证主义哲学的方法,把新现实主义体系理论所忽略的单位层次因素对体系的建构作用,作为建构主义所要解决的另一个中心问题。而它的答案就是:“结构引导角色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重新界定它们的利益和认同甚至角色自身。”[6](P380)简言之,这个国际关系的世界,实质上是体系和施动者(包括共有观念)之间的相互建构。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状态问题。
与此相应的,在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和方向问题上,建构主义坚决摒弃了科学行为主义的所谓价值中立,在现实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关系研究的价值观问题,提出了理性的“理想主义”。它认为,既然国际体系的施动者国家是个体人共有观念的集合,世界体系是由施动者及其共有观念建构的,体系也建构了施动者的身份和利益,而和平、幸福与友谊是正常的个人的需要,那么也就有理由相信,国际社会可以坚决地抛弃“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霍布斯式无政府文化,从竞争对手式的当代洛克文化状态走向相互友爱的康德文化,从而确保世界的和平和人类的福祉。建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结构可以变化,变化的方向是向前的、进步的、乐观的,从而国际关系也将向着和解与和平的方向发展。它断然拒绝了现实主义关于国家的自私本能导致国际关系悲剧循环的理论,在肯定由于国家的选择和实践的消极和失误有导致国际社会“依然陷于洛克文化之中不能自拔”[4](P42)的可能性的同时,展望了国际社会的光明前途,并对有实力的大国以及它们的选择和努力寄予厚望。这一点与哲学中关于社会发展的螺旋式上升理论殊途同归。四、建构主义的方法论
建构主义成型于旧的国际格局解体、新的格局尚未形成的国际关系大变革时代,实践的需要呼唤理论的创新,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由此应运而生。但是,理性主义方法统治国际关系理论界已有多年,建构主义如何引导人们摆脱绝对理性主义的束缚,从一个崭新的视角来分析和研究国际关系呢?
建构主义的方法论特征是整体主义,它从国际体系结构的总体出发,强调体系对国家的建构作用,特别是国际体系文化对国家身份和利益的建构。首先,它引导人们怀疑理性主义关于行为体身份不变的假定前提,通过两个相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关系和观念,[4](P40)轻而易举地对理性主义理论的这一固有缺陷进行证伪。国家间关系是变化的,国家之间彼此的看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一点人人皆知,因而理性主义理论派别对此根本无从反驳。然后,进一步归纳得出:建立在实证主义和因果性解释基础上的理论假定———国际关系是一个外在的客观现实,可以通过自然科学方法加以证实的观念———是错误的。因为社会历史事件是不可逆转、不可还原的,它只能由我们,站在各自不同的位置,带着各自特有的知识、经验、价值和道德观念去认知。进一步说,完全客观的现象即使存在,对于人来说也是没有意义的,理论研究者诠释的所有事件都是人们主观认知的现象,它不能脱离物质因素的作用,但观念的作用更是不容忽视的。而国际关系的实质,就是结构、施动者和共有观念的互相建构。建构主义用普通的哲学逻辑方法,向人展示了一个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世界。
但是,如果我们追问,建构主义最初是何以发现和断言国际关系的这种建构主义特征的?因为观念建构体系,体系与施动者互构本身也是不能由科学加以证实的,恐怕这只能归功于建构主义的最初创立者们所谓“智的直觉”了。
五、结语
从哲学视角考察和分析建构主义,无疑会让对这种理论更加充满期待。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是辩证的,它重视理念的作用,又不否定物质;它是实践的,它把国际关系中问题的最终解决出路放在国家的实践上;在分析体系结构和国家时,它实际上是真正承认现实的理性主张,却又对国际社会达到互相友爱的康德文化状态充满理想主义的激情;它把国家比拟为人,从人本、人性来考察国际关系的真实属性。温特“温和建构主义”的本意是要在传统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4](P2),却开辟了一方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全新领域。
[参考文献]
[1]何克抗建构主义革新传统教学的理论基础[J]中学语文教学,2002(8)
[2]郭树勇,叶凡美试论建构主义国关理论及其社会学渊源[J]国际观察,2002(1)
[3]胡军哲学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美]温特国际政治社会理论[M]秦亚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关键词：中西方礼仪，起源，交际，餐桌，服饰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中国改革步伐加快。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礼仪之间的不同给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交往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因此，了解中西方礼仪文化之间的差异就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中西方礼仪文化起源的差异
中国礼仪起源于原始社会时期，最早为宗教祭祀活动。由于人们对大自然的一些现象不能科学地解释（如：雷电，山蹦，地震等），便对自然产生敬畏。于是运用一些祭祀活动来表达自己的崇拜之情，也用来祈求风调雨顺、降福消灾。在原始社会中、晚期（约旧石器时期）出现了早期其他礼仪形式的萌芽。例如，生活在距今约1.8万年前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用穿孔的兽齿、石珠作为装饰品，挂在脖子上。在他们去世的族人身旁撒放赤铁矿粉，举行原始宗教仪式，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葬仪。
西方礼仪最早萌芽在中古世纪希腊。礼仪发展最初为宫廷规矩，后在美国得以迅速传播，并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其在人们生活中日趋合理化、规范化，并迅速形成体系，被国际社会认可，成为西方国家共同遵循的礼仪规范。
二、中西方交际礼仪的差异
1.称谓礼仪的差异
在中国，同辈之间可以直接以姓名称呼对方，而对长辈，若直呼其名则会被认为是很不礼貌的行为。然而在西方，这方面则比较随意，他们习惯对等的称呼，习惯直接以名字称呼对方，不过则一般限于两者以前见过面。若是第一次见面并不知道姓名的人，一般会以Sir，Madam称呼对方，这种称呼方式要单独使用，如果是Mr，Miss，Mrs.等则要与姓氏一起使用。
在中国，人们还喜欢使用直接以某人的职位来称呼别人，如张处长，李院长等等，而在美国，人们很少直接用职务称呼别人。正式的头衔只用于法官，高级政府官员，医生，法官等。
2.交谈礼仪的差异
在西方，人们崇尚个性，个人利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们日常交谈不涉及个人私事。有些问题是他们忌谈的，如询问年龄、婚姻状况、收入多少、、竞选中投谁的票等，都是非常冒昧和失礼的。看到别人买来的东西从不问价钱。见到别人外出或回来，也不问“你从哪里来？”或“去哪儿啊？”而中国人则比较热情好客，喜欢嘘寒问暖，饱含热情。
另外，美国人还十分讲究“个人空间”。两人谈话时，不可太近。一般以50公分以外为宜。不得以与别人同坐一桌或紧挨别人坐时，最好打个招呼，问一声“我可以坐在这儿吗？”得到别人允许后再坐下。
3.告别礼仪的差异
西方朋友告别时会说：“我会保持联系”。其实，这句话仅仅是一种告别词语，相当于“再见”，说话人并无他意，更没有作任何许诺，没有必要刻意等待他的联系。此外，西方人在别人家做客如果想告别，要提前几分钟将告别的意思暗示或委婉地向主人表达，并征得同意才可以离开。如果突然说“我还有事情，得回去了”，随即站起来和主人告别，这在西方国家是被认为是失礼的举止。
中国和西方国家在见面打招呼，介绍别人等方面还存在很多差异，只要平常多注意观察这些差异，就能发现并注意，从而更好地进行交流。
三、餐桌礼仪的差异
1.座位安排的差异
中西双方都讲究宴请宾客时的座次安排。中国传统上常用八仙桌，对门为上，两边为偏坐。请客时，年长者，主宾或地位高的人坐上座，男女主人或陪客者坐下座，其余客人按顺序坐偏坐，以左为尊。西方宴请宾客一般用长桌，男女主人分坐两端，然后按男女主宾和客人的一般次序安排座位，以右为尊，男女间隔而坐，夫妇也分开坐。女宾客的席位比男宾客稍高，男士要为右边的女士拉开椅子方便就坐，以示对女士的尊重。
2.餐桌上取食礼仪的差异
中国人在餐桌上以劝酒劝菜为礼貌，以显主人的热情好客。而西方人则不同，他们绝不会勉强别人，客人一般随女主人动作。主人若询问想吃点喝点什么，客人应如实回答，客人如果谢绝，主人也不再勉强。中国人则会主动拿茶或饮料，并不断添茶。西方客人面对这一情况往往会不知所措，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的习惯，中国人不得习惯是不能呢让杯子空着，空着说明主人没招呼好客人。
四、服饰礼仪的差异
西方男士在正式社交场合喜欢穿保守式样的服装，内穿白衬衫，打领带，他们喜欢黑色，因此一般穿黑色皮鞋。西方女士在正式场合要穿礼服套装，另外女士外出有带耳环的习俗。而在平时，西方国家，尤其是在美国，人们喜欢穿着休闲装，如T恤加牛仔裤。在穿戴上，英国人是最讲究的，在交际应酬中，非常重视绅士，淑女之风，在参加宴会时，要穿燕尾服，头戴高帽，手持文明棍或雨伞，这是他们的标准行头。女士穿深色套裙或素雅的连衣裙，庄重肃穆的黑色是首选颜色。
当今中国人穿着打扮日趋西化，传统的中山装，旗袍等已退出历史舞台，中国人的服装分中式服装和西式服装两大类，经过数千年的历史沉淀，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风貌和体系，在式样、外形、结构、风貌特征、色彩、图案、审美文化方面均不相同，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正式场合男女着装并无二异。
五、中西方礼仪差异的原因
一般来说，人际交往本质上就是文化，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念体系，这是民族社会在长期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是各种地理气候，政治生态，经济等因素的无形凝聚，已成传统，相对坚固。它是一种思维习惯，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在与作为异己文化的载体―外国人的交往中，又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价值取向上的比较碰撞或融合。价值观念体系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处于五形，但却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对文化群体具有规定性和指导性作用，是这个文化群体无意识的民族性格的基础。
另外，中西方文化环境和的不同，使得各国的人民有着基本上完全不同的道德标准体系和价值观。礼仪是与本土的思想文化相对应的，由于形成礼仪的重要根源――――的不同，使得世界上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们遵守着各不相同的礼仪。
当今世界的礼仪内容更加广泛和复杂，这就需要我们在保持原有礼仪的基础上去适应和接受西方礼仪，在努力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礼仪传统的同时，注意吸收西方优秀的文化成果，丰富更新自己的传统文化。我们应在适当的场合使用适当的礼仪，既反对全盘西化，也反对抱残守缺。只有认清中西方礼仪文化的差异，将二者合理有效地融合，方能建立适合中国当代社会的礼仪文化体系，达成和谐社会的理想。
参考文献：
[1] 于兴兴，郝爱娟.《中国人最易误解的西方礼仪》[C]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
[2] （美）艾米丽勃朗特.《礼仪》[C]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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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孙爱珍.《中西方礼仪文化的差异》[N]山西：山西教育学院报，2002.
关键词：艺术；文学；关系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08-0073-01
艺术和文学的关系一直是西方文论史上的一个主题。在西方文论中“诗”的含义近似于中国文论中“狭义”的文学的涵义，而“诗”或“文学”又是艺术的一个门类。在神话的源头，“艺术”和“文学”是同一的。本文将通过对西方文论中艺术的形态分类进行梳理，来理清艺术和文学的关系。
一、“艺术”概念的历史变迁
“艺术”这个概念原来在古希腊是非常宽泛的，最初艺术和文学是同一的。在早期的神话中只讲到诗人们通常乞援的唯一一位缪斯：《伊利亚特》的起首“歌唱吧，女神！歌唱裴琉斯之子阿基琉斯的愤怒”。这位女神在古代地府神教中不仅是艺术创作的化身，而且体现着所有一般深入到存在的深邃奥秘之中的认识活动。亚里士多德见解的涵义就在于：“因此，如前所述，艺术是遵从真正理性的创作习惯。”
在希腊时代，“缪斯”艺术远未包括艺术的所有样式，其中既没有绘画也没有雕刻和建筑的席位。在那个时代已经是科学知识形式、而不是艺术创作形式的历史和天文学也包括在这类艺术中。人的活动形式的分类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精神活动和物质实践之间开始出现的差别而产生。但这种分工没有硬性规定。以前的手工艺、技术都被称为艺术，如雕塑、耕地、炒菜。但人们对艺术世界的疆界，缪斯艺术和应用艺术的同源关系认识愈来愈明确，对缪斯艺术同科学的区别和应用艺术同手工技艺的区别的认识也愈益清楚。艺术的结合和它们同手工技艺的分离更加显著。柏拉图将它们对立起来，因为手工技艺是对理式的和物体的神的原型的“模仿”而摹仿性的艺术则是对摹仿的摹仿。亚里士多德那里“艺术”这个术语本身具有极其宽泛的涵义，但他使用较狭窄的涵义，即审美涵义，他在艺术的范围内使诸如音乐和雕刻或者是建筑师和音乐家的活动接近起来。亚里士多德系统对比了各种缪斯艺术，如诗和音乐。
到中世纪的时候。艺术被分为两类，一类是手工劳动的艺术即机械化艺术，艺人地位低。一类是动心智的艺术即自由的艺术。文艺复兴时期，社会风气出现了变更，开始把人世的快乐当做最重要的事。尤其是宗教改革后，发家致富不再是罪恶而成为侍奉上帝的表现。经济上富足的画家、雕塑家们不再甘心他们低下的社会地位认为他们从事的不是机械艺术也是自由艺术。为了挤进自由艺术的范围，他们重新想办法给建筑、雕塑等命名，最初被称为“七种艺术”。最后人们接受十八世纪巴多提出的“美的艺术”这个概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艺术”这个概念最初是由建筑、雕刻、绘画等凑合在一起的。起源是这些艺术家们为了把自己的社会地位提升到和其他知识分子平等的地位才把这些艺术放在一起的，而不是发现这些艺术有共同的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艺术一定是美的。
二、“艺术”与“文学”的关系
文学是一门语言艺术，但“语言艺术”是比文学术语包含更广泛的一组艺术现象的概念。它表示通过语言实现的一切艺术创作形式。它分为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在口头文学的范围内，艺术作品不脱离于艺术演诵，而书面文学则分解了“第一性”创作和“第二性”创作的这种历史上原初的统一，导致了两类新型的语言艺术家的出现：一种获得作家的称号，另一种获得朗诵演员的称号。这两种语言艺术样式之间的区别，归根到它们作为社会交际工具的作用中。口头的文学是以情绪、精神状态、感情趋向和思想趋向的一致性联合人们团结人们。但有声语言只能作用于给定时间和给定地位能够集合在一起的有限听众。书面文学较之口头文学在无可比拟地大的程度上诉诸作为个性的人，要求他的所有的个性性质，而不仅仅是他的意识中把他变成某种社会集体的一部分的那些方面参与到知觉中来。书面文学的发展和它对口头文学的排斥，不仅仅是与这些外在的状况相联系：如文字的发明，书籍的出版，文化的传播，而且与这些深刻的社会过程相联系，在越来越广泛的文学艺术价值消费者的范围内个性性质的形成和发展。
三、艺术品和非艺术品德界限
怎样确定艺术品和非艺术品的界限？应该强调艺术所赋予的深刻的思想内涵表现性。认为把实用和艺术单纯强作区分是一种邪恶的谬见，不难理解。而现在把工匠看作是提升的艺术家，把技艺和艺术拉平。古代雕塑把宗教联系起来，带有宗教性质不具有独立性质。它是政治性、宗教性、实用性的和美没关系。而现在把实用性说成是美的是因为实用性也追求美不具有政治性。
【关键词】行为财务理论；EMH；市场异像
一、行为财务理论产生的背景
传统的公司财务理论是建立在管理者、投资者完全理性和“有效市场假说”(EMH)基础之上的，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了大量与“有效市场假说”相矛盾的市场异象，比较典型的有：①规模效应。Banz研究发现小公司的股票较大公司的股票更易获得较高的收益率。公司规模是市场上人尽皆知的信息，按照“有效市场假说”，借此信息应无法获取超额回报。因此，这一发现极大地冲击着“有效市场假说”。②期间效应。French,Gibbons,Hess的研究显示，股票在星期一的收益率通常为负值，而在星期五的收益率则明显高于一周内的其他交易日，于是可以得出在某些特定时间进行股票交易即可获取超额回报，这显然与“有效市场假说”不符。③反向投资策略。经济学家发现，一只股票受关注的程度也影响到股票价格的变化,因此投资者可以采取一种“反向投资”的策略来获取超额回报，一只股票受关注的程度是市场上的公共信息，显然有效市场假说难以解释这一策略。行为财务理论强调现实中的投资者和管理者并非是完全理性的，市场也并非完全有效，在这一真实前提下，通过对投资者和管理者决策过程的探究，弥补了传统财务理论在指导企业实践上的不足。
二、行为财务理论的主要内容
1、行为资产定价理论
基于投资者并非完全理性，Shefrin，Statman(1994)提出了行为资产定价理论(BAPM，BehavioralAssetPricingModel)，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BAPM指出金融市场上除了严格按照传统的CAPM进行资产组合的信息交易者外，还有并不按传统的CAPM行事的噪音交易者，他们信息不充分，会犯各种认知错误。金融资产的价格由这两类投资者共同决定:当前者在市场上起主导作用时，市场是有效率的；反之，市场是无效率的。
2、行为资产组合理论
一般认为，现代资产组合理论起源于马科维茨(Markowitz，1952)的《投资组合选择》(portfolioSeleetion)一文。发展至今至少存在以下三方面的局限:(l)理性人假设的局限。大量证据已经表明人带有非理性因素，投资者的各种认知偏差在投资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
(2)投资者对待风险态度假设的局限。均值方差模型假定投资者使风险厌恶的，其风险态度始终一致，但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购买保险的人同时购买彩票，两者的风险偏好显然不一致。
现资组合理论的局限促使学者们努力寻找更好的解决方案，特别是基于投资者个体行为和心理特征的理论，而行为财务理论正是这样一种思路。行为财务学者Shefrin，Statman(2000)提出了行为资产组合理论(BPT，BehavioralPortfolioTheory)。
BPT有两种分析模型:单一账户行为组合理论(BPT一SA)和多重账户行为组合理论(BPT一MA)。Sheleifer，Statman(2000)指出投资者具有两个心理账户，分别对应高低两个期望值，代表投资者既想避免贫困，又希望变得富有的望。BPT认为，投资者将通过综合考虑期望财富、对投资安全性与增值潜力的欲望、期望水平以及达到期望值的概率五个因素来选择符合个人意愿的最优组合。这样，BPT就更为接近实际投资行为了。
三、行为财务理论对证券市场异象的解释
1、股票溢价之谜
通过对证券市场上股票和债券投资收益率的观察发现，股票投资的历史平均收益率相对于债券投资要高出很多。但相对于债券而言，人们在股票上的投资却是非常之少，这种现象被称为“股票溢价之谜”(Mehraandpreseott，1985)。行为财务理论认为，投资者是“损失厌恶”的，损失带来的痛苦会需要更多的收益来弥补。当他们遭受股票投资短期内的损失时，损失厌恶会令多数投资者放弃长期回报率高的股票转而投资于回报率稳定的债券。
2、弗里德曼一萨维奇困惑
传统的投资理论假定投资者的风险厌恶程度是一致的，并且一般用方差来衡量。弗里德曼一萨维奇
(FriedmanandSavage，1948)研究发现，人们通常同时购买保险和彩票。他们在购买保险时表现为风险厌恶，而在购买股票时则表现为风险寻求。这种与传统假设不符的现象被成为“弗里德曼一萨维奇困惑”。行为财务理论认为，投资者存在“心理账户”，而且他们在行为时会受到心理账户的影响。根据心理账户的相关研究成果，投资者一般将自己的收入分成三部分:目前的薪资收入、资产收入和未来收入，对于这三种收入个人的态度并不相同，譬如对于未来收入个人总是不太愿意花掉它，即使这笔收入是确定会收到的。
3、封闭式基金折价交易之谜
封闭式基金有两个价格:市价和净值。若依照EMH，封闭式基金的市场价格理论上应该等于基金的净值。但实际上封闭式基金的市价一般来说低于净值将近20%。Lee，Shieifer，Thaler(1991)定义封闭式基金折价交易之谜。行为财务理论认为持有封闭式基金的投资者中有一部分是噪音交易者，他们对于未来的基金回报时而乐观时而悲观，从而导致基金价格经常性的涨跌变动。
4、处置效应
Shieifer，Thaler(1985)发现，投资者倾向于过长时间地持有资本损失的股票，而过早地出售具有资本利得的股票。他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处置效应”(dispositioneffect)。对于一个理性的投资者来说，这两种股票在处置上应该不存在区别的，因此传统的理论无法解释“处置效应”。行为财务理论认为，投资者具有后悔厌恶和损失厌恶的心理，投资者为了避免后悔，常做出非理性的行为。当股票出现资本损失时，面对确定的损失和未来不确定的走势，为避免立即兑现亏损而带来的后悔，投资者倾向于风险寻求而继续持有股票;当股票出现资本利得时，面对确定的收益和未来不确定的走势，为避免价格下跌带来的后悔，投资者倾向于风险回避而提早抛售股票。
四、基于行为财务理论的证券投资行为、策略和理念
由于一般的理论其假设过于严格且与现实相去甚远，并不能很好的指导投资者。行为财务理论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具体地，常见的有以下二种基于行为财务理论的投资策略:
1、反转策略和惯性策略
反转策略是指在一定观察期后，持有前一观察期内下跌的股票，卖出上涨的股票。其理论依据是投资者对新信息存在反应过度，股票价格下跌或者上涨幅度过大，应该回调。惯性策略是指在一定观察期后，持有前一观察期上涨的股票，卖出下跌的股票，其理论依据是投资者对于新信息反应不足，股票价格还会继续上升或下跌。通过对我国股票市场上反转策略和惯性策略的实证研究，基本结论是我国股票市场存在比较明显的反转现象，而惯性不明显。因此，对于投资者而言，反转策略成功的可能性更大，可能更为可取。惯性策略或“追涨杀跌”是最差的策略，这正是中了市场上庄家的套。
2、平均投资策略
平均投资策略是指投资者预先决定将收入的一定比例投资于股票，然后按照事先定好的投资时间表定时将收入投资于股票。从现代金融理论的角度来看，如果投资者在制定投资计划后，根据新的信息不断调整计划，这种策略要比平均投资策略要优。而在平均投资策略中，投资者拒绝了新的信息，因而是一种次优的策略。传统理论认为投资者不会被得意或后悔所影响，但实际并非如此，投资者确实受到了心理的影响。
我国股票市场上的投资者大都表现出自我控制能力差和后悔感强，因此，采用平均投资策略对他们虽不是一种最优策略，但不失为一种合适的选择。
五、对行为财务理论的评价
行为财务理论的科学性在于：突破了标准财务理论只注重最优决策模型，认为理性投资决策模型就是决定金融资产价格变化的实际投资决策模型的假设，开创了投资者实际上是如何进行决策的研究领域，从而把人的行为模式建立在更加现实的基础上。它给出了市场异象的合理解释。行为财务理论也存在着诸多不足：解释的普遍性问题。行为财务模型虽然能解释市场中的某些异象，但尚缺乏一种能够普遍解释各类市场异常现象的理论或模型；理论的系统性问题。迄今为止，行为财务尚未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其研究还停留在对市场异常现象的解释以及实证检验上。而且，心理因素的不确定性和不易量化也增加了行为财务研究的难度。
【参考文献】
1、威廉.L.麦金森.公司财务理论[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6).
医院科技档案信息化管理的更好开展，成为了医院人才建设，实施科教兴院战略的重要基础。如何根据医院科技档案的基本特征，在医院科技档案管理各方面采取信息化管理的思路和模式，最大限度地发挥医院科技档案的作用，成为了医院科技档案管理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就这一课题做一浅析。
1学科技档案的基本特征
医院的科技档案主要包括五个部分:公开发表的科技论文、论着及其原始资料的收集;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及其相关实验原始资料的收集;科学基金资助课题从立题至结题期间，所有相关资料的收集;协作项目的协议书，技术转让或申请专利的有关证明等的收集;通过鉴定后的科研成果资料的收集。这五个重要组成部分均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1.1源广泛
医学本身是一个多专业的庞大科学体系，涵盖了医、药、卫生、微生物、职业病、生化等。其分科的细致与多样性决定了医学科技档案的来源相当广泛性和分散性。而这些科技档案均自然形成于每一个科研机构和有科研能力的单位及个人的研究工作中，因此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十分散乱。此外，医学科技档案的载体材料和形式也颇为多样化：载体材料包括纸质载体、磁盘记录载体、光盘记录载体等;档案形式包括文字材料，奖状、奖杯、证书等实物，这样导致科技档案管理工作量巨大，加之漫长的科研过程和周期，无疑加大了科技档案收集工作的难度。
1.2利用价值高
医学科技档案不仅具有凭证作用，同样也具有广泛的参考作用。其内容包含了丰富的医学知识、先进的科研思路、方法及大量有价值的国内外科研资料，包括成功或失败的经验，都可为今后科研开展提供参考，并对避免科研工作低水平重复或为科研而科研等，都有极高的利用价值。
2充分利用医院内部互联网，创建和完善医院科技档案管理系统。
根据医院科技档案的两个基本特征，如何在医院科技档案管理中采取信息化管理的思路和模式，最大限度地发挥医院科技档案的作用，成为医院建设中的重点问题之一。本文认为由于医院科技档案来源广泛，而档案管理人员人数、人力有限，医院可充分利用医院内部互联网，按照科技档案的管理要求，建立高效的科技档案管理系统，可促进充分发挥医院科技档案的作用。
医院科技档案管理系统可就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创建和完善：
2.1医技人员个人信息管理
以科室为单位，将医院医技人员的个人科技档案信息输入医院科技档案管理系统。此系统可提供各类科技档案，如各年度科研项目执行汇报表、各项科研经费报销登记与结果反馈、论文投稿登记情况表、学术会议审批及学术成果统计表，外出培训以及涉及到个人的科研教学信息等。
2.2科研管理
在学生学习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迁移理论。而对此，在教师教学过程中，如果教师能够对迁移理论进行有效应用，有针对性引导学生进行教学，就能够对学生的学习效率进行有效提升，帮助学生加强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1]。当前，为了有效提升教学效率，教师教学时多会对迁移理论进行有效应用，而其应用作用，主要可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学习中迁移随处可见，对迁移理论进行有效应用符合学习需求；第二，合理应用学习迁移理论能够有效提升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三，合理利用学习迁移理论能够使学习变得系统化和关联化，降低对新知识的了解和掌握难度。
二、在初中信息教学中学习迁移理论的应用
（一）精选教学内容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同时也是教师对迁移理论进行有效应用的基础保障。在初中信息技术教学中，如果教师没有激发起学生的兴趣，没有让学生找到学习的乐趣，学生就不会提起自身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也无法对所学知识进行有效了解和掌握，而无法对知识进行了解和掌握，即使出现迁移，学生也无法对其进行有效利用。因此，在初中信息技术教学中，教师一定要激发其学生的学习兴趣，而在信息技术教学过程中，想要成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学生在学习中能够找到学习的乐趣和肯定自我存在的价值，其最好的就是在教学时对信息技术教学内容进行合理选择。教师所选教学内容，既要具有实用性又要新颖有趣，使学生集中精力于学习和实践操作上，在边学习边应用的过程中加强对知识的掌握。在此过程中，教师所选教学内容要能够主动引发学生进行迁移式学习。比如，在对PPT、Word、Excel以及FrontPage等Office办公软件进行学习的过程中，都设计到“插入”和“超链接”的学习，而通常情况下，教师在先对Word操作进行教学的过程中，都会对其进行讲解，学生已对其进行掌握。因此，在对PPT、Excel等进行学习的过程中，教师就可以对Word中的教学内容进行有效利用，利用学习迁移理论进行教学，使学生能够在进一步对Word功能中的“超链接”和“插入”进行掌握的同时，也自行学会PPT、Ex⁃cel等办公软件中的相关操作。
（二）营造和谐的竞争气氛，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
学生所拥有的求知欲望越强烈，其在学习过程中对迁移理论的应用效率就越高，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一定要对学生的求知欲望进行有效激发。而激发学生求知欲望的最佳方式，就是在课堂上营造一种和谐的竞争气氛，通过和谐竞争，来激发学生心中的竞争意识和优胜意识，进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初中信息技术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有意识的对学生进行引导或者暗示，去激发同学们内心的竞争意识，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重视起与其他学生的无声竞争，以此来迫使自己加强对知识的了解和掌握。同时，为了能够对学习迁移理论进行有效应用，教师还应该通过巧设问题情境，有意识对学生所学过的知识进行引导，使其与学生新学知识进行引导，进而加强学习迁移理论的应用。比如，在PPT、Excel等的学习中，教师可以有意识的引导学生对Word中知识进行应用和联想，进而促进学生对新知识的了解和掌握，让学生们进行自主学习，不断提高学习效率。
（三）加强基础知识和基本操作的教学
在初中信息技术教学中，学生只有对基础知识和基本操作进行充分掌握之后，在学习中才能够通过迁移理论加强对新知识的学习。因此，在对信息技术进行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就应该不断加强对基础知识和基础操作的教学，进而在原有基础知识和基础操作教学中引出新知识和操作方法，在新基础知识和基础操作中，加强对原有知识和操作的迁移应用，突出新旧两种知识的内在联系，比如，在学生对PPT、Excel基础知识和基础操作进行学习的过程中，就可以将其与已经学过的Word基础知识和基础操作进行；如果学生对Word基础知识和基础操作掌握比较牢靠，就能够将其活用在PPT和Excel中，不仅能够加强对新基础知识和操作的学习，还能够进一步加深对原有基础知识和操作的掌握，一举两得。
三、结束语
一、原文的理解模式
（一）语码转化模式
瑞士语言学家Saussure从符号语言学的角度，对语言交流提出了语码转化模式。他认为语言理解的过程是说话人编码与听话人解码的过程。语码是一整套使信息与符号配对的规则体系，这套规则体系使编码和解码得以顺利进行。语码转换模式的最大缺点是它未能够解释为什么人们说话可以有言外之意。它忽视了句子语意表达与言语思想表达的差距。它忽视了语言交流过程中非语言语境因素对言语理解的影响。例如：
Tomisaniceboy.
语码转化模式未能解释为什么此句话有时可以用来表示赞美，有时却可以用来表示讽刺，而有时仅仅表示一种事实陈述。
（二）推理模式
鉴于语码转换模式有明显的缺陷，美国语言学家PaulGrice，Austin，Seale提出了语言交流理解的另一模式推理模式。在推理模式中，语言学家认为语言理解的过程是一种由语言结构所控制的语言信息与非语言信息相互作用的过程。语言结构由语言的语法规则所决定。语言结构只决定语言信息理解的多种可能性。推理模式认为语境在语言交流过程中对信息理解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推理模式的最大优点是通过引用语境，它阐述了抽象的、确定的、排除语境影响的句子意义与具体的、受到语境影响的言语意义的区别。从而使推理模式比语码转化模式应用范围更广，更有说服力。但它的最大缺点是它未能阐明言语的理解的过程中，听者、读者、译者究竟应该从各种可能语境中具体选择哪一种，以及选择哪一种的具体原因。例如：
Theweatheriscoldtoday.
综合语境因素，言语所表达的意思可能有以下多种：
1．表示一种宣告，陈述现实今天天气很冷。
2．表示一种感叹，感叹今天天气总算冷下来了。
3．表示一种请求，请求听话人关闭空调或门窗。
4．表示一种命令，命令听话人多穿一件毛衣。
5．表示一种抱怨，抱怨今天天气为什么这么冷。
等等以上理解都有可能。但推理模式只提出了言语理解在非语言语境下多种理解的可能性，它未能具体阐述在特定的非语言语境下，听者、读者、译者究竟应该对原文作何理解，以及为什么在特定的非语言语境下应该那么理解。
（三）明示推理模式
鉴于以上两种语言理解模式的缺点，语言学家Sperber&Wilson，结合了语码转换模式和推理模式各自特点，提出了语言理解的第三种模式——明示推理模式。Sperber&Wilson认为言语的理解是一种复杂的交流方式，理解过程中涉及语言的编码与解码，但编码和解码得到的信息只帮助听者、读者、译者推论说话人或作者的意图。明示和推理是以解码得到的信息为基础的言语理解过程的两个方面。就作者或说话人而言，他把所要表达的信息在言语中编码，以明示的方式传达给听者、读者或译者。就听者、读者或译者而言，通过解码得到的信息结合语境，他能在一定原理引导下推论出说话人或作者以明示方式表达的意图。而这一特定的原理就是关联理论。Sperber&Wilson认为理解的过程就是寻找与特定语境最大关联的过程。他们认为“每个明示交流行为表达了本身最大关联的假设”。这样，明示推理模式就解决了推理模式未能阐述的在特定语境因素下，听者、读者、译者究竟应该从多种理解可能中具体选择哪一种。那就是应该选择与特定语境最大关联的一种，能产生最大语境效果的一种。当然应该说明，关联度是一种相对的概念。一种理解比另一种理解关联度大，取决于语境效果。语境效果是一种效果与理解付出的平衡。其他条件相等，一种假设需要最少的理解付出，此假设为最大关联。其他条件相等，一种假设获得最大语境效果，此假设为最大关联。
原文的理解过程是一种明示推理过程，即寻求最大关联的过程，也就是通过最小理解付出，获得最大语境效果的过程。
例如：假设学生A对学生B说了以下一句话：
Excuseme,couldyoupassmethesalt?
从理论上讲，此句话至少有以下两种理解：
1.问学生B有没有能力把盐递过来。
2.请求学生B把盐递过来。
通常情况下学生B一般认为采用第二种理解。问题是为什么通常情况下学生B都会采用第二种理解。究其原因，正如文章刚才所阐述，言语的理解过程是一种以寻求最大关联为原则的推理过程，也就是通过最小理解付出，获得最大语境效果。语境效果是解码信息与已经存在的认知语境相互作用的过程。第一种理解对听话人的认知语境没有任何语境效果，因为在通常情况下任何四肢健全的人都有能力把盐递过去，因此关联度很小；相反第二种理解对听话人的认知语境效果大，因此关联度大。所以通常情况下都采用第二种理解。
本文作者认为翻译过程中原文的理解过程也是一种译者与原文作者交流的过程。只有译者感知、控制并选择原文作者通过原文所要表达的各种信息，他才能把原文所要承载的各种信息转换到译文中去。因此译者对原文的理解也要受到上述理解模式的限制。下面作者将要具体阐述译者在原文所要处理的信息的种类及方法。
二、理解过程中的信息种类及处理
言语的理解不仅仅是显性语意的理解，而且它也涉及到一般语言交流规则，如在关联理论的引导下，从显性语意和非语言信息中得出推论。一个言语可能表达多种假设，有些假设是作者明示表达的，而有些假设是作者想表达但隐含在原文中的。正如语言学家DianaBlakemore所述，显性信息与隐性信息最本质的区别在于：显性信息或许不仅仅是词或句的字面意义，它直接取决于从原文解码中得到的信息；而隐性信息是基于语境信息和语言交流理解的关联原则，从显性信息中所得到的一系列假设。例如：
A:Doyouliketheapplesandorangesthatyoubought?
B:Theapplestastesourandorangesnotjuicy.
此对话说话人B回答的显性信息（通过消除歧异、指称赋值及语意充实处理，后面将讨论）是：TheapplesthatIboughttastesourandtheorangesthatIboughtarenotsojuicyastheyshouldbe.
基于以上显性信息和听话人的认知语境，苹果不甜应该不好吃，橘子没有水份应该不好吃。基于语言交流理解的关联理论原则。说话人问听话人对苹果和橘子的态度，回答应与此问题有最大关联。因此，说话人B的隐性信息是：IlikeneithertheapplesnortheorangesthatIbought.
1．显性信息的处理
（1）消除歧异(Disambiguation)
例如：Thechildleftthestrawintheglass.
理论上来说此句话中的thestraw既可以指吸管又可以指麦杆。然而在缺少具体语境的情况下通常人们都会理解为吸管。正如文章阐述，这一理解是符合关联理论最大关联原则的。吸管的解释是一般语境中最容易让人联想到的，也就是需要最少理解付出的。在其他同等条件下，其理解为最大关联。对原文显性信息的理解，任何译者要作的都是在关联理论最大关联的指导下，消除原文中原有词义、句意的歧异。
（2）指称赋值(ReferenceAssignment)
例如：A:Theoilisonthetopofshelf.
B:Areyousure?Ican’tseeit.
正如DianeBlakemore指出的那样，此句it可以指代除人之外的一切单数物体。但通常情况下，译者一般会认为这里it指代oil而不是shelf。相应地，译者通常会把此对话翻译成:
A：油在架子顶上。
B：你肯定吗？油我看不到。
而不会翻译成B：你肯定吗？架子我看不到。
需要指出的是，按照传统语法，it指代shelf更为符合传统语法规则。因为shelf更为显性(salience)，shelf更靠近代词it。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代词的就近或其显性并不是指称赋值的唯一原则，指称赋值同样受到语言交流理解过程寻求最大关联原则所制约。因此虽然在此对话中，shelf更靠近代词it，shelf更为显性(salience)，我们还是要把it理解为指代oil而不是shelf。因为通常情况下架子物体比较大容易看得到，而油物体相对较小，较不容易看到。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最少理解付出，获得最大语境效果，就为最大关联。因此这里it指代oil,而不是shelf。
（3）语意充实(Enrichment)
在对原文显性信息消除歧异，指称赋值处理以后，显性信息仍然有多种理解和解释可能性，这时显性信息还需要进行语意充实处理。
例如：A:Howaboutjoiningusinthebreakfast?
B:Ihavehadmybreakfast.
毫无疑问，说话人B在他一生中某个时候肯定吃过早饭。基于语言理解和交流的最大关联原则。听话人A通过语意充实，可以得到更为明晰的显性信息：说话人B在说话人A吃早饭的同一天的早些时候吃过早饭。
2．隐性信息的处理
需要指出，本文对显性信息与隐性信息的界定是：显性信息或许不仅仅是词或句的字面意义，但它直接取决于从原文解码中得到的信息；而隐性信息是基于语境信息和语言交流理解的关联原则，从显性信息中所得到的一系列假设。谈到隐性信息的处理，就不能忽视含义(implicature)这一重要概念。语言学家通常把含义分为规约隐含和非规约隐含，其区别是规约隐含的意义由词汇规约的意义决定。非规约隐含是指说话人所要表达的意义与其言语语意之间的意义差距。语言学家PaulGrice又把属于非规约隐含的会话含义细分为一般含义和特殊含义。一般含义是指其理解独立于具体的语言语境，而特殊含义的理解依赖具体的语言语境。
通过消除歧异，指称赋值及语意充实后，显性信息理解的原有语境会扩大。显性信息和隐性信息的理解都要受到语言理解和交流的关联理论的限定。例如：
A:Thetelephoneisrising?
B:Iaminthebathroomnow.
通过消除歧异，指称赋值及语意充实处理后，说话人B的显性信息是：Thespeakingiscurrentlyinthebathroomwhenthetelephoneisringing.说话人B所要表达隐性信息的前提是：Whensomeoneisinthebathroom,itisimpossibleforhimtoanswerthetelephone.结合关联理论最大关联原则，我们可以得到以下隐性信息：说话人B这时候不能接电话。
需要指出的是每个人的认知语不一样，有些信息对有的人是显性信息，而对有的人可能是隐性信息，反之亦然。例如：
我父亲小时候住在安徽农村，所以他没有上过学。
对一个熟悉中国文化的人，安徽在他的认知语境中至少存在以下理解：
（1）安徽是中国的一个省。
（2）安徽是靠近中国东南部的一个省。
（3）安徽是中国经济不太发达的一个省。
然而对一个不熟悉中国文化的人，他的认知语境中就没有这些信息。
事实上，这些情况已经不同程度地发生了。以出版为例，如中国妇女出版社新近推出的《我们是礼仪之邦书系》。这套书系包括《幼儿礼仪》、《小学生礼仪》、《中学生礼仪》和《大学生礼仪》四个分册，应该说，在内容安排上还是比较注意并且也是处理得比较好的。但尽管如此，不少内容还是出现了多次重复的情形，如仪容礼仪和举止礼仪，不但四个分册都涉及到了，而且《中学生礼仪》和《大学生礼仪》两个分册中还出现了不少陈述雷同的地方。诚然，诸如此类的礼仪规范，无论是小学生、中学生还是大学生，都应该学习和遵循，但作为教育内容，却可以而且应该将相关的内容集中安排在某个阶段，或者对相关内容作出不同层次的分解而分别安排在不同的阶段，尽量减少或避免内容上的重复或交叉。
一方面，是内容重复或交叉，另一方面，则是内容缺失或疏漏。但无论是重复、交叉，还是缺失、疏漏，其原因都在于缺乏全面规划和统筹安排。今天，礼仪教育正在大踏步地走进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校门，应该说，对礼仪教育的内容进行全面规划和统筹安排，已经是刻不容缓了。
二、教育方式的多元选择
礼仪教育不是单纯的知识教育，它具有十分鲜明的操作性和实践性。所谓礼仪教育的操作性，是指礼仪教育与实际操作密切相关。对于具体的礼仪规范，了解它是一回事，而进行实际操作又是一回事。如果把礼仪规范只是当作一般知识来传授，“光说不练”，是行不通的；只有经过实际的训练，礼仪教育才能收到较好的成效。所谓礼仪教育的实践性，是指礼仪教育具有知行统一的要求。学了礼仪，知道了礼仪的规范和要求，就应该付诸行动，按礼仪的规范、要求去做。如果学了礼仪之后，掌握了有关的礼仪知识，并且也会实际操作，但就是不愿身体力行；学的是一套，而实际做的则是另一套，这样的礼仪教育肯定是不成功的。
由于礼仪教育具有操作性和实践性的特点，因此在教育过程中，就不应该只是采取单一的课堂讲授的方式，还应该与模拟训练和日常养成等方式有机地结合起来。如果说，课堂讲授重在传输礼仪知识，那么，模拟训练则重在体现礼仪教育操作性的特点，而日常养成则重在体现礼仪教育实践性的要求。理想的礼仪教育模式，应该是这三种教育方式珠联璧合的结晶。
与教学方式相联系的，还有教育考核及其标准的问题。既然学校礼仪教育需要综合采用三种教育方式，那么这种教育的考核，当然也就不可能只是采取通常的卷面考核的办法，还应该考查实际操作能力和水平，而尤其要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实际考核学生是否已经养成了良好的礼仪习惯和礼仪风范。只有这样，才可能对学生的礼仪学习情况作出真实、全面、准确的考核和评价。三、教育重点的分段把握
礼仪教育虽然具有十分鲜明的操作性的特点，但这决不意味着礼仪教育只需要学习具体的礼仪规范，礼仪教育的理论层面，包括礼仪的性质、礼仪的起源和发展，礼仪的规律及礼仪的真、善、美等，也是礼仪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礼仪教育中，既应当让学生“知其然”，知道应当怎样做，还应当让学生“知其所以然”，懂得为什么要这样做。礼仪教育如果只是单纯传授礼仪的规范和具体操作的要求，而不注意对礼仪理论及其文化底蕴的探讨和说明，那么这样的礼仪教育，实际上也是残缺不全的。这样的礼仪教育，虽然在培养学生循规蹈矩、照章办事方面可以立竿见影，但却不利于学生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充分发挥灵活自主的创造精神，达到礼仪应用的更高境界。因为具体的礼仪规范即便包罗万象，也不可能对所有情境中的礼仪都一无遗漏地作出明确规定，而且许多杰出的礼仪典范，例如的许多礼仪风范，都是现代的礼仪规范中不可能找到先例的。所有这些，都有赖于对礼仪文化的深层把握。只有透彻掌握了礼仪文化的深刻底蕴，才有可能在无论怎样复杂的情境之中，面对无论怎样怪异或突发的问题，保持一种雍容大度、应付裕如的礼仪风度，而不至于无所遵循，无所措手足而导致礼仪失范。
礼仪文化的深层把握既然如此重要，那么是否在学校礼仪教育的每一个阶段，都要突出这方面的内容呢？显然不是。这里所涉及的，实际上是礼仪教育的操作层面和理论层面，在礼仪教育过程中如何把握的问题。如果从实际情况出发，那么不同阶段的礼仪教育，其重点应该是有所不同的。
中小学礼仪教育，由于学生文化水平不是太高，理论把握能力不是太强，因此应重在操作方面，以礼仪规范的讲授和训练为主；大学礼仪教育，由于学生已达到较高文化水平，并且具备了一定的理论把握水准，因此应重在理论层面，以探讨和把握礼仪文化的底蕴为主，而且，为了改变深入探讨礼仪理论少的现状，大学礼仪教育完全可以依靠和借助已经具有较高文化水平和较强理论功底的大学生自身。当然，重点之外，其他方面也是需要考虑的。如中小学礼仪教育，重在操作层面，但与此同时，也可以而且应该对理论层面作适当程度的涉猎，使学生在“知其然”的基础上，尽可能“知其所以然”。反之，大学礼仪教育，重在理论层面，而与此同时，也可以而且应该包容操作层面的一些内容。如大学生毕业后需要求职，因此求职方面的礼仪规范，当然就应该是大学礼仪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
当然，除了上面三个方面的问题外，学校礼仪教育也还存在一些其他的问题如师资问题、发展不平衡问题等等，但比较而言，这里的三个问题事关学校礼仪教育的全局，似乎更为急迫一些。我们相信，这些问题必将引起重视和关注并会尽快得到解决，因为学校礼仪教育是大势所趋，而顺应并推进这种趋势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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