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01 16:22:15
导语：在陶文化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多重研究视角的转换有助于对电视文化的多重认识，有助于在矫正操作的失误和寻找正确的发展方向时获得理论上的高度与支持。
社会文化视角：以往对电视文化的研究常常局限于文本本身，而忽略了这一文化活动的社会过程全身。随着中国社会文明进程的演变，电视文化已走出象牙塔，融入广大民众真实生动的生活中，成为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内容，具有了更广阔的社会文化的品格。作为当代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和社会公共事业，社会学视角、人类文化学视角的关注，也许能使我们穿越数量众多庞杂、质量良莠不齐的电视文本，抵达社会意义、文化意义的剖析。在这其中，意识形态视角的分析尤为重要，因为一切文化在本质上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代码”。从到法兰克福学派、精神分析学说、文化研究学派、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批评无不是这些理论的重心。
大众文化视角：电视文化所表现出的商业性、消费性、大众娱乐性、通俗性（甚至媚俗性）、技术性、可复制性、程式化、无深度感正是大众文化所追求的基本目标，体现出与电视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一致性、同质性。因此，在对电视文化的研究中，借鉴西方某些学术思潮对大众文化已有的研究成果，虽不能祈望彻底解决中国电视文化存在的问题，也不是无益的。如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在使我们认识到电子传播作为生产力给对电视文化生产带来巨大促进作用的同时，也使我们认识到技术进步对人造成的新的控制，认识到其意识形态的操纵性、欺骗性的一面；后现代主义理论让我们对电视文化的世俗性、扁平性、游戏性、狂欢化获得了一种哲学上的认识高度；后殖民主义理论则令我们对电视文化、大众文化中的全球化倾向、文化同质化倾向保持高度警惕；新历史主义提醒我们，以“戏说”为代表的电视文化可能导致的危险；文化研究学派以它与社会的广泛联系和跨学科的学术胆识，启示我们以宏观的社会文化研究与微观的文本研究相结合，在微观的文本研究的基础上展开宏观的文化研究……这些理论奠定了以大众文化的视角来审理电视文化的理论基础。
传播文化视角：电视文化与印刷媒体、广播媒体等其它大众文化形态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以科技含量极高的影像的传播与接受方式创造了一种新型的视听文化，并对其它形态的大众文化形成强大冲击，获得了存在的独特性和优势性——影像传播文化的特性。所以说，传播学理论从电视传播的全过程来考察电视文化与社会的关系，为电视文化的理论研究开辟一条更切实有效的新路。正如高鑫先生所说：“研究电视理论，首先要研究‘电视传播学’，因为电视本身就是作为信息传播的媒介和载体而存在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所有的电视节目，统统鲜明地烙印着信息的‘印记’。因此，抓住‘传播’也就抓住了电视理论研究的根本。”无可质疑，随着从播放型到数字化、新媒介的传播模式的全新构型，电视文化将会发生更为深刻的革命，因为传播模式的改变必将影响所传播的文化本身。
艺术文化视角：商业逻辑在文化生产领域的僭越导致了电视文化的市场化、反艺术化，但并不能因此忽视电视文化的艺术特性。作为影像视听文化的电视文化，在深层次上更需要形象性、艺术性、审美性。并且，电视文化是一门综合的文化形态，需要借助各种艺术的长处来完善自身。例如电视文化中影响最大的一种样式——电视剧：中国的电视文化和电视剧几乎是同时起步的，195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开播，同年6月5日，电视剧《一口菜饼子》播出，开启了中国电视文化和电视剧的发展史；中国老百姓普遍接触电视也是从看电视剧开始的，这个现象发生在80年代中期（1985年初统计，我国已有电视机5000万台，两亿多观众，该年电视剧产量已上百部。）；而电视令万人空巷应该说还是与电视剧的发展密不可分，由古典四大名著和现代名著《四世同堂》改编的电视连续剧都创下了极高的收视率，不能不说明文学穿越时代的永恒魅力。再如音乐是借助旋律节奏作用于听觉神经，造成空间虚幻感的时间艺术，而绘画艺术则是借助画面作用于视觉神经，造成对时间想象的空间艺术，电视文化正是借助它们的各有所长，把本来单方面满足于人的听觉艺术或视觉艺术转化为电视文化的视听艺术，创造出一种综合时空的威力。
关键词：陶瓷文化旅游；共赢；发展
近年来，各地陶瓷产业发展迅速，陶瓷行业不断挖掘自身潜力，开发文化内涵，将陶瓷与文化旅游结合在一起，开创了独特的陶瓷文化游，对陶瓷行业或则所在城市的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中国陶瓷旅游现状
中国陶瓷旅游开发起步较晚，把陶瓷作为旅游资源开发的重点尚处于摸索阶段，尤其是在开发陶瓷旅游中如何打好“文化”这块牌，提升陶瓷旅游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仍是今后旅游开发中重点需要解决的问题。就国内而言，陶瓷旅游发展仍集中在几大陶瓷产地。
江西景德镇为发挥“陶瓷之都”的特色优势，让旅游资源变为经济优势，景德镇市创新思想观念，把旅游业作为新兴支柱产业加以培育和发展，编制了《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推出十条有特色的旅游线路，同时推出了古今陶瓷艺术游、陶瓷古迹寻踪游、传统制瓷工艺游、现代陶瓷工业游、陶瓷文化交流游、陶艺研修体验游等六条精品线。为使陶瓷王牌景点名扬天下，该市实施了立体化推介战略。在突出宣传“认识CHINA从这里开始”和“赏瓷品茶观山景”的主题下，吸引各方游客。
被称为，“佛山陶，景德瓷”的广东佛山打造著名的陶文化旅游区，它将以500年窑火不息的南风古灶为核心，北至季华三路，东南与江湾路、和平路相接，西至东平河，占地面积1100亩，分为陶文化观光旅游区、商贸展示购物区、度假娱乐运动区和大型户外游乐区等四个特色功能区。同时，将重建陶师庙、建设大型的陶文化研究院、中国最大的陶瓷博物馆、美术馆以及陶文化广场，并结合民居保护，在旅游区内形成大型的国际艺术家村落、陶艺酒吧街、特色民居酒吧等等。使古窑(南风古灶)、古庙(陶师庙)和中国最大的陶瓷博物馆共同构成南风古灶的三大灵魂。该项目建设期预计为五至八年，总投入超17亿元。
20世纪90年代后期，福建泉州德化县开发了福建唯一的陶瓷文化旅游区。2005年5月，泉州又出台了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将开发“德化瓷都生态旅游区”作为旅游规划的重要内容，包括兴建城关洞寨山公园、古窑遗址、德化陶瓷博物馆、陶瓷工艺厂、陶瓷旅游商品购物中心(街)、民俗文化表演中心、九仙山风景区等。
综观中国南北陶瓷产地的旅游开发，仍然停留在陶瓷工艺品的售卖和陶瓷模型的观赏等方面，旅游开发的深度与广度仍待加强。
二、陶瓷文化旅游开发的原则
1特色原则。特色即与众不同，强调的是旅游资源开发过程的创新与差异，开发的资源要“人无我有，人有我特”，以满足旅游者求新、求变、求异的心理。陶瓷文化旅游由于其资源的稀缺性，在全国的旅游资源中这一条件比较明显。在开发中。应将陶瓷的知识文化性和旅游的休闲娱乐性结合起来，打造出富有特色的旅游资源和项目。
2市场原则。市场原则就是要以市场为导向，满足大多数旅游者的需求，为此，在陶瓷旅游开发过程中，首先进行市场调查和预测，准确掌握旅游者需求和同类企业竞争状况，结合资源状况，积极寻求与其相匹配的客源市场，确定目标市场，以市场需求变化为依据，最大限度地满足旅游者的需求。
3综合性原则。综合性原则强调陶瓷旅游开发要兼顾经济和社会效益，不能为了经济效益而忽略了社会效益，同时也不能为了发展旅游而对陶瓷工业的投入有所减弱，旅游资源的开发也要注意与其他部门和行业的协调，加强区域内外不同类型旅游资源的合作，产生共赢的良好效果。
三、陶瓷文化旅游开发的内容
(一)陶瓷生产制作流程旅游开发
对于任何一个陶瓷生产地来讲，存在着大量陶瓷生产作坊、企业，它们是发展陶瓷旅游特色经济的基础，也最能代表当地的陶瓷工艺特色。在不影响正常生产和工艺技术保密的前提下，将陶瓷生产、加工，交易地点开辟为陶瓷旅游景区。陶瓷加工制作原料、陶瓷坯料、陶瓷釉料、原料处理、坯、釉料制备、坯体干燥、粘接、修坯与施釉、烧成与窑具、陶瓷装饰陶瓷制品造型设计与成型模具进行开发与挖掘，让旅游者熟悉和了解陶瓷生产的全过程。在陶瓷旅游开发中，不仅注重其观赏和趣味性，还要培养旅游者的参与热情，对参与性强的陶瓷工艺项目如陶泥、撂泥、印坯、修坯、捺水、画坯。上釉、烧窑、成瓷等适当予以开发，鼓励旅游者动手参与到具体的制作工艺中去，对陶泥、撂泥、印坯、修坯、捺水、画坯、上釉、烧窑、成瓷等制作工艺予以开发，鼓励旅游者动手参与到具体的制作工艺中去，旅游者通过现场亲手制作，能够尽情领略陶艺创作的乐趣，增强对陶瓷文化的感性认识。
(二)陶瓷工艺品旅游开发
陶瓷文化旅游是特色旅游的一部分，具有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尤其是针对陶瓷旅游本身来讲，要增加多种收益，就需要开发经济价值高、游客喜爱的陶瓷旅游工艺品，它在陶瓷旅游收入中占有很大的比例。旅游策划中可以开发一些旅游者喜爱的工艺品，如唐三彩，各类艺术瓷盘、小花瓶及黑陶小工艺品，宜兴紫砂壶；仿古瓷花瓶及茶碗、茶盏，青花瓷工艺品等。像北京珠市口礼品一条街、亮马河工艺品市场、天津的南市及广州文昌路工艺品市场等，都成为在国内外闻名的旅游工艺品销售店。在陶瓷工艺品开发中，首先，应注意艺术瓷产品品种、花色，手法的创新，根据旅游者喜欢新、奇、变的心理以及购买能力和消费倾向，设计和制造出适销对路的工艺品。其次，对陶瓷工艺品产品要加强包装装潢及广告宣传的投入，同时有关部门应该加强管理和协调，避免各厂商相互模仿、重复，在销售时相互压价等不良现象。
(三)陶瓷实体文化旅游开发
陶瓷文化旅游的开发，让旅游者认识、了解陶瓷生产只是一个层面的内容，任何一种劳动或成果都是人们智慧和心血的结晶，蕴涵着丰富的文化。中国陶瓷还是中华书法与绘画的完美结合。在陶瓷文化旅游开发上，不仅让旅游者学会看陶瓷，学制作，还要懂得品文化。这就需要开发一系列有关陶瓷文化的实体景区，以让游客更直观地感受博大精深的中国陶瓷文化。中国五千年陶瓷文化源远流长：原始的彩陶、秦砖汉瓦、唐三彩、青白瓷，反映着每一个时代特有的社会生存环境与人文空间，琉璃的上釉及窑烧技术，直接催生了现代釉面砖的诞生。秦砖、汉瓦，一路的传承与演变，成为中国建筑最具特色的元素，为当代建陶产品提供了珍贵的文化宝藏及设计源泉。陶瓷博物馆、陶艺街、陶艺广场就是体现这些陶瓷文化的重要实体形式之一。
1陶瓷博物馆。陶瓷博物馆是“陶瓷”产品的集中展示区。
该博物馆应具有展示、教育、宣传等复合功能。“陶瓷”产品的历史渊源、历史地位、产品特色、陶瓷文化将通过陶瓷博物馆得到宣传与展示。如号称国内规模最大、档次最高、展品最全的淄博中国陶瓷馆展示面积4000多平方米，展示了从新石器时代的后李文化至今8000多年以来，淄博出土、生产和收藏的各类陶瓷精品2500余件(套)，其中古代展品249件。展厅分前言区、综合展区、古代和近代展区、现代展区、陶艺创作区、陶瓷精品销售区和广告区七大部分。古代展品中有享誉海内外的北朝青釉莲花尊、宋代雨点釉、茶叶末釉、绞胎瓷、粉杠瓷等淄博陶瓷名品，也有龙山文化蛋壳陶和宋代的影青执壶、定窑碗、哥窑碗等稀世珍品。现代展品按不同用途和艺术风格分建筑陶瓷、园林艺术陶瓷、卫生陶瓷、日用陶瓷、艺术陶瓷、现代陶艺、刻瓷和高科技陶瓷几大部分进行了分类陈列。
2陶艺街。陶艺街是“陶瓷旅游”产业发展的旅游产业空间依托，具有空间的集中性与外观的艺术性。通过陶艺街创办，实现游客以陶艺体验、陶艺文化熏陶与陶瓷物购物。陶艺街应具有观瞻、购物、餐饮、娱乐、住宿等多种功能。号称“台湾的景德镇”的莺歌镇就有条举世闻名的陶艺街，镇上有800多家陶艺工厂和陶艺店，旅游者来到这条街上，能感受到浓浓的陶瓷文化氛围。
关键词：行政规划；行政行为；程序控制；法律救济
常言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即凡事必须有个规划或计划。个人如此，行政主体亦是如此。在现代社会，国家活动范围的扩张、可供使用的资源和资金的短缺、以及多元社会中不同利益的发展，客观上要求行政主体采取措施以统一步调、有的放矢。行政规划正是这样一种重要的行政手段，它不仅可以确定各行政主体的共同目标，使行政资源作最有效的利用，而且可以在其拟定过程中广纳各方意见，集思广益，从而有利于现存问题的解决。但目前我国法学界对行政规划的研究尚十分薄弱，亟待加以认真对待和深入研究。
一、行政规划的界定
对于何为行政规划，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了不同的界定，并形成了以下几种主要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行政规划与行政计划相同，并在借鉴日本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对行政规划作了如下界定：“行政规划，也称行政计划，是指行政主体在实施公共事业及其他活动之前，首先综合地提出有关行政目标，事先制定出规划蓝图，以作为具体的行政目标，并进一步制定为实现该综合性目标所必需的各种政策性大纲的活动”。[1]（P208）
第二观点重点强调了行政规划的目的，认为行政规划“系指行政机关为将来一定期限内达成特定之目的或实现一定之构想，事前就达成该目的或实现该构想有关之方法，步骤或措施等所为之设计与规划”。[2]（P800）
第三种观点则在考察行政规划过程的基础上，认为“行政规划行为”是指“为了以最好的方式实现根据现有条件确定的目标而进行系统准备和理性设计的过程，是为了实现特定的制度设计而协调各种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利益的过程。”[3]（P180）
以上几种界说虽然都有其合理成分，有助于人们认识行政规划的一些特征，但由于它们并没有明确地揭示出行政规划的本质属性及其相关界限，因而存在着明显的缺陷。我们认为，在对界定行政规划时，需要遵循科学界定的一般规律，应该考虑这如下几个方面的客观因素：
1.规划作为日常用语的涵义。就日常用语而言，计划与规划是近义词，人们甚至常常在同等意义上使用它们。计划，是指“人们为了达到一定目的，对未来时期的活动所作的部署和安排，可分为各种类型，如经济计划、军事计划、各部门计划、地方计划和企业计划等。”[4]（P1089）规划，“亦作‘规画''''，谋划；筹划。《宋史亚·张泊传》：”泊捷给善持论，多为準（寇準）规画，準心伏，乃兄事之，极口淡泊于上''''，后亦指较全面或长远的计划，如科研规划、十年发展规划。“[4]（P4089）可见，规划与计划相比，更强调部署与安排的全面性和长期性。我们在法律术语中应用这两个概念，不能脱离这两个词的基本涵义。
2.专业术语与日常用语之间的区别。作为法律术语的“行政规划”与日常用语意义上的“计划”或“规划”也可以有所不同，没有必要将日常用语意义上的全部“计划”或“规划”都纳入“行政规划”的范畴，而可以只选择其中需要法律予以控制的那一部分作为“行政规划”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行政规划”的范围可以有其特指的部分，其范围可以小于日常用语中的“计划”的范围。因此，笔者认为“行政规划”不应包括那些没有必要通过法律予以规范的“计划”或“规划”。
3.行政规划作为一种规范的法律术语，还应该同其他相关的一些法律术语区分开来。如在实践中，有些指导性的计划，目的在于起指导作用，仅仅是规定人们努力的一种方向。虽然在日常用语上是“计划”或“规划”，但实质上是“行政指导”。因此，我们界定“行政规划”时，有必要将这类“指导性的规划”排除在行政规划的内涵之外，否则容易导致“行政规划”与“行政指导”这两个概念的部分重合。还有就是，许多抽象行政行为也是关于“对未来时期的活动所作的部署和安排”，如某城市为了保证城市的良性发展，规定新建的楼房不得高于18层等。我们在界定行政规划时，也没有必要将以抽象行政行为方式制定的规划纳入其中，以免概念的混淆。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行政规划是指行政主体为了实现特定的行政目标，而作出的对行政主体具有约束力、必须采取具体措施在未来一定期限内予以实现的、关于某一地区或某一行业之事务的部署与安排。按照这个定义，行政规划具有如下几层涵义：第一，行政规划的主体是行政主体。立法机关以立法的形式所通过的关于某一领域事务的“计划”或“规划”不是行政规划。第二，行政规划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特定的行政目标。如加快城市的公共实施建设、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使城市的布局更加合理等。第三，行政规划对行政主体具有约束力。任何行政规划一经确定，就对行政主体具有约束力，非因法定理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违反和变更。第四，行政规划的对象具有执行性和总体性。行政规划作为一种部署与安排，不同于一般的计划和安排，它不仅必须采取具体措施在未来一定期限内予以实现即具有执行力，而且还是关于某一地区或某一行业之事务的总体规划。
在日常生活中，行政主体可以作出很多种类的规划，但这些规划并非都有通过法律予以规制的必要。从性质上，行政规划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具有外部约束力的行政规划。此类行政规划对行政相对人的利益产生直接的影响，具有要求行政相对人必须遵守的效力，且往往是行政主体采取其他行为的依据和前提条件，如根据城区改造规划而作出对某居民小区予以拆迁的决定等。对于此类行政规划，从性质上分析，一般并不直接针对行政相对人，而是针对规划对象作出一种部署与安排，因此，应属于“对物行政行为”的范畴。另一种是不具有外部约束力的行政规划。这种类型的行政规划主要是各种关于公共设施建设、公有投资方面的行政规划，如关于三峡工程的行政规划、某市投资开发旅游区的行政规划等。此类行政规划并不直接对行政相对人的利益产生影响，对行政相对人也没有直接的约束力，但对行政主体还是具有拘束力，此类行政规划一经确定，就要求行政主体采取积极的措施予以实施。由于这类行政规划不具有外部约束力，而是通过行政主体自己实施该行政规划而对行政相对人产生事实上的影响，因此应属于行政事实行为。
无论是对外具有约束力的行政规划还是对外不具有约束力的行政规划，事实上都会对行政相对人的利益产生影响，如果运用不当，则势必对相对人的权益造成侵害。因此，行政规划作为现代行政一种重要手段，既可以成为造福人民的工具，同样也可以成为侵害人民权利的利器。为了保障人民的权利不受非法、不合理的行政规划的侵害，有必要对其予以法律控制，使其再法治的轨道上运行。同时，行政规划必然涉及到公共资源的利用，合理、科学的行政规划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公共资源的效用，而不合理的行政规划只能造成公共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因此，通过对行政规划予以法律控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不科学、不合理的行政规划的出现，从而达到合理利用公共资源的目的。而对于行政规划的法律控制，可以有实体控制和程序控制两种方式。但由于行政规划是根据具体情况架构和作为行政目标的发展蓝图，要想事前用法律条文对规划内容加以实体法上的制约，也只不过是提示抽象的方向性或判断要素等，对行政提示裁量准则而已，所以，对规划制定权加以实体法的制约有一定的限度。[5]（P564）基于实体法控制的局限性，在现代各国，一般主要通过法律、法规制定行政规划所必经的程序来对行政规划予以法律控制。如德国、韩国和我国的台湾地区都在《行政程序法》中就行政规划应该遵守的程序作出了详细的规定。行政程序在控制权力的滥用、增强规划的科学性方面有着实体控制无可比拟的优势，因此对行政规划予以程序控制更具有可行性。
二、行政规划的拟定
对行政规划的程序控制主要是通过制定一系列行政规划在实施前必经的程序规则来进行的，即要求行政规划必须严格遵守其拟定程序和确定程序。行政规划的拟定程序具体包括如下内容：
1.行政规划目标的确定。行政规划是为了实现一定的行政目标而作的一种部署和安排。无目标即无规划，因此，确定目标是行政规划的第一个步骤，也是比较关键的一步。在确定行政规划的具体目标时，必须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本地区或本部门的实际情况，确定一个合理的目标。行政规划的目标最终需要由行政主体来确定，但行政目标的提出却可以有多种途径。在我国，既可以人大代表提出，也可以由行政主体的内部人员提出，还可由社会公众提出。
2.行政规划方案的草拟。在明确了行政规划的目标以后，即进入行政规划方案的草拟阶段。草拟方案质量的好坏，直接决定了行政规划最后是否成功。为了保证行政规划方案的质量，必须对行政规划方案草拟者的素质提出严格的要求。这除了可以通过提高行政主体内部规划拟定机构的人员素质来实现外，还有一个途径就是实现行政事务的社会化，通过“课题委托”的方式由非行政机构来拟定行政规划方案。虽然我国行政机构的人员素质在逐步提高，但很难在短时间内将行政机构的人员素质提高到相当的高度，很难保证行政规划方案的质量，更妄谈使其拟定的方案成为最好的方案。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行政规划方案的质量，笔者建议可以通过招标的方式而由具备条件的非行政机构来拟定行政规划方案。对于许多非官方的研究机构以及大专院校而言，与行政主体内部的规划拟定机构相比，它们人才储备充足、素质较高，并在不同程度上具备了拟定科学、合理的行政规划的能力。因此，行政主体通过招标、竞标的方式将行政规划拟定方案的任务交给它们，可以充分发挥这些机构在人力资源方面的优势，只要明确各自的权责利关系，完全可以制定出理想的行政规划方案。此外，与行政主体的内部机构拟定行政规划方案相比，由非行政机构拟定行政规划方案所需的成本更低。由非行政机构拟定行政规划方案，可以减少行政人员的编制、节约更多的财政资金。因此，这种作法是值得借鉴与提倡的。而且我国的上海与深圳等地都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这种作法，并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3.行政规划方案的论证。行政规划是一项重大、复杂的行政事务，因此，为了使行政规划更科学、更合理，有必要在保留我国现行的“个人负责制”的基础上，更多地引入集团决策的思想。而充分考虑、吸收各方面的意见，是应用集团决策思想、增强行政规划的科学性与民主性的重要手段。行政规划的论证可分为两种，一是行政规划方案的非正式论证。作为社会参与管理行政事务的一种方式，各种非正式论证在我国得到了广泛应用。这些种类的论证在集思广益、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赢得公众的支持等方面都有着非同寻常的作用。因此，作为我国的一种优良传统，应该通过程序法的规定而将其作为一种法律制度保留下来，以充分的发挥其作用。其中，各派的民主协商和各方面专家的论证是非正式论证的两种最主要的方式。二是行政规划方案的正式论证，即由独立的机构进行可行性评估。拟定行政规划方案的目的是为了实施该方案，因此，可行性应是行政主体在选择行政规划方案时一个十分重要的标准。而保证行政规划方案可行性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对其进行可行性评估。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总结多年管理的经验，充分认识到可行性问题的重要性，并制定了比较完善的法律制度和措施。[6]（P174）。因此，为了保证行政规划方案的可行性，笔者认为，应在我国建立由独立的第三机构进行可行性评估的制度，而评估的内容应包括行政规划方案是否具备政治上的可行性、经济上的可行性、技术上的可行性、行政上的可行性、法律上的可行性等。
三、行政规划的确定
行政规划的确定程序是当代各国行政程序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在于“籍程序之参与及进行，使计划能集思广益，考虑更为周详，而使最终确定之计划内容合理妥善，俾于具体实施计划内容时顺利进行，而达预定之目标。”[2]（P805）德国、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程序法都规定了行政规划的确定程序。我国未来的行政程序法也应当将这一内容纳入其中，并在借鉴西方各国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构建我国的行政规划确定程序。笔者认为，我国的行政规划确定程序应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1.行政规划确定的申请。行政规划的方案拟定后，需由方案的拟定主体交给其直接的上级机关，从而启动行政规划的确定程序。为了保证程序的公正性和所确定的行政规划的合理性，行政规划的确定不应由规划的拟定主体自己进行，而应由其上级机关来作出确定裁决。若行政规划的拟定涉及其他行政主体职权的，则拟定方案应交由他们的共同上级机关，由其进行确定裁决。
2.行政规划的公告。公布行政规划方案，是为了让公众在听证会举行前对行政规划方案有足够的了解，是保证行政相对人参与权的需要。因此，应该在听证会举行前的一定时间内将行政规划的初步方案登载于政府公报或其他的媒介上，并应当允许公众查询，从而保证公众能够通过正常的途径获悉行政规划方案的具体内容。如《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1997）第73条第2款规定：“听证机关可以决定将规划展示于预计受规划影响的乡镇1个月，以供人查阅。如当事人的范围明确，且在一适当期限内已将规划供其查阅的，可拒绝展示规划。”[7]（P192）对规划方案的公布，还应同时公布以下内容：第一，需要展示行政规划方案的，告知展示行政规划方案的时间和地点。第二，告知利益受影响的行政相对人在一定的时间内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交给听证机关。此措施是为了便于行政听证机关掌握争议的焦点，从而使行政听证能够有的放矢，节约时间与金钱。第三，告知愿意参加行政规划听证的公众应在一定的时间内到听证部门进行登记。但行政听证机关也可依职权主动通知行政相对人参加听证会。
3.行政规划的听证。行政听证是现代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制度，是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程序的重要形式。通过向行政机关陈述意见，并将之体现在行政决定中，行政相对人能动参与了行政程序，进而参与了影响自己权利义务的决定的作出，体现了行政的公正和民主。行政规划确定前的听证对于保证行政规划的合理性、公正性、避免其侵害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我国，行政规划听证应由行政规划的确定主体主持，即其拟定规划主体的直接上级行政机关主持。从各国的规定来看，行政主持人的选任主要有两种做法，一种是美国的行政法官制，另一种是由行政机关的首长或指定的人员担任，而采用后一种做法的国家和地区占绝大多数。[8]（P217）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我国应采用由行政主体的首长或指定的人员担任的做法。但为了使行政相对人在听证会中的意见能被行政规划的确定主体真正的听取，应对听证主持人的资格作出一定的限制：第一，主持人必须能够参与行政规划方案的最终确定，最好是由行政规划确定机关的首长担任。这样可以使行政相对人的意见能够直接传递给行政规划方案的最终确定者，使行政相对人的意见被充分听取，也更能调动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规划听证的积极性。第二，行政规划听证的主持人没有参与行政规划方案的拟定。这项限制主要是为了避免听证主持人“先入为主”、不能充分听取行政相对人的意见，从而使行政听证流于形式。
此外，为了扩大公民对行政程序的参与，行政规划的听证应允许尽可能多的利害关系人参加，即凡在行政规划影响范围内的个人和组织均应有资格参加行政规划的听证。当然，由于行政规划涉及的范围较广，符合听证条件的参与人的人数一般而言也较多，所以，对听证参与人的数目也有必要予以合理的控制。笔者认为，在人数众多的情况下，对于利益受到行政规划直接影响的人，应尽可能地优先安排其参加听证。而在因条件所限，确实不能使利益直接受到规划影响的所有行政相对人参加听证、需要由他人代表时，听证主持人应合理安排代表各种不同利益、不同意见的代表，避免出现部分行政相对人利益受到直接影响、不能参加听证而意见又无人代为表达的情况。
4.行政规划的确定裁决。行政规划的确定裁决是行政规划的确定机关在进行听证后针对行政规划方案所进行的裁决。行政规划的确定裁决是行政规划产生法律效果的前提条件，没有经过确定程序的行政规划不具有法律效果，不能被实施，否则就构成违法。为使行政规划的确定裁决在听证的基础上作出，应规定行政规划的确定裁决必须遵守“案卷排他性原则”。[9]行政规划方案合法、合理，且行政规划方案的拟定主体对行政相对人提出的异议进行了合理的解释或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的，行政规划的确定机关应裁决该行政规划方案合法有效，否则应裁决不予通过该行政规划方案。
行政规划除必须按以上的程序进行外，其变更、废止等也必须按照相应的程序进行，以最大限度的从程序上保证行政规划的合法、合理。
四、行政规划的救济
通过程序限制行政规划权的滥用无疑是有效的，但仅仅依靠程序控制是不够的，还必须建立有效的法律救济机制。因为行政规划在法律性质上并不能单纯的归入某一类传统的行政领域，因此，必须根据行政规划的自身特点建立相应的法律救济机制。笔者认为，对行政规划的法律救济，应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进行：
1.针对行政规划的确定裁决的诉讼救济。行政规划在确定裁决前尚不具有法律效力，并不会对行政相对人的利益产生影响，因此，在行政规划的确定裁决前不能对其进行法律救济。而在行政规划的确定裁决作出后，可对行政规划的确定裁决提讼。这是因为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的法律关系因该确定裁决而确定，且行政规划的确定裁决一般被认为是由裁决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确定计划裁决在法律性质上为行政机关就特定具体事件（即具体行政计划）所为之单方行政行为（即核准之决定），其行政相对人为特定人或可得特定之多数人，且对外直接发生法律之效果，因此，属于一种具有设定法律关系为内容的形成性质之行政处分。”[2]（P809）而对行政规划的确定裁决能够提讼也是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通行做法。因此，我国也应该规定对行政规划的确定裁决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2.针对行政规划的变更或中止而提起的信赖保护救济。行政规划是对未来的预期行为，虽然行政规划应当尽量避免变更或中止，但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形式的变化，在某些情况下变更甚至中止某些行政规划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变更或者中止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产生违法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对于根据相应的行政规划所提出的内容而行动的私人来说，有时会由于变更、中止造成其到目前为止的投资都是徒劳的，导致对私人不利的现状。[10]（P156）根据信赖保护原则，行政主体中止、变更行政规划的行为导致了行政相对人信赖利益的损失，因此，行政主体应当承担补偿责任，如果行政主体没有给予相应的补偿，那么行政相对人可以针对该不予补偿的行为申请法律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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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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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艺术设计;绘画基础;教学;评价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对艺术设计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美术高考热”不断升温，每年报考艺术类院校的考生日趋增加，艺术设计学科逐渐成为热门的学科，全国各大专科院校也纷纷增设艺术设计专业，如平面设计，环境艺术设计、包装设计、服装设计等专业。但对于报考艺术设计专业的考生和已经进入高等艺术院校的设计专业的学生来说，不能简单地把设计专业等同于绘画专业，尤其是在艺术设计专业中的绘画基础教学方面，不能轻易认为用绘画造型可以替代艺术设计中的造型基础，从而忽略艺术设计造型基础的独特个性。艺术设计中的绘画基础教学定位的是否准确，直接影响到我们艺术设计教育培养目标的实现。
素描、色彩，是所有学习美术专业学生必修的基础绘画课程，在艺术设计教学体系中，把它们作为基础绘画教育课程，有我国多年艺术教育的历史原因。长期以来，素描、色彩课程一直被认为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但在学习设计的过程中，大多数学生很难把基础绘画课和设计专业结合在一起，只注重绘画写生和技法的训练，而忽视艺术设计的专业性，牵制了学生设计思维的发展。在过去，我们的艺术教育强调基础，强调绘画功底，在这种情形下着实培养了一批批写实功夫和艺术表现力过硬的画家，以至于这些画家至今还陶醉于花费数月表现一个比真的还真实的手工绘画作品的满足感受中。现在的书店里，我们会经常看到一些素描、色彩书籍被命名为“正规画法、正规范画”的字语，难道除了他们的画法外，其他人的绘画风格都是旁门左道吗？何谓“正规”，艺无止境，但凡形成一定的范式或风格，即是走到了终点，接下来就是必然要打破它，超越它，这样艺术才能进步，我们才能创新。如今是一个数字技术、多媒体影像可以轻松去复制作品，可设计艺术却不能去重复、去拷贝，因为设计追求的是原创性和创新性；目前我们的创新设计、原创设计和国际上一些优秀的设计相比显得有些滞后，看看近年来一些产品造型专业的萎缩状况，一些大型的优秀建筑环境艺术设计、服装设计都来自于国外的设计师即可而知。我们的一些设计师的创造力相对就显得有些苍白，这是不是过分强调基础忽视创造力培养的结果，是不是所谓“正规”的绘画基础教育造成的？这就需要每个从事设计艺术教育工作者重新思考、重新定位我们的“绘画基础”和功底的了。
过去，我们传统的素描、色彩绘画基础课的教学内容过分强调物体的造型、色彩搭配、明暗调子、质感、体积、透视关系等方面的要求，这在传统绘画教学中能体现出其合理的教学目的性，因为那毕竟是在培养画家。但在现在的设计教学中如果还过分强调虚实、强调素描明暗调子，而忽略艺术设计教学目标的目的性，忽视对学生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花上过多时间去进行追求光影的虚实和物象的体积、质感的表现时，会不会觉有些得太奢侈，会不会有好的教学效果呢？既然我们培养的是设计人才，而不是画家、艺术家，那么它的必要性又有多少呢？一味的对着物象去表现、再现，对着石膏像磨来磨去，会使我们学生失去自己敏锐的观察力和表现力，更谈不上创造、创新了。所以把传统的绘画基础课放在课下，把能培养学生快速造型的设计素描、设计速写、设计色彩放在教学首位，不失为一种目的明确的基础训练。
一、融合传统音乐与文化，体现人文精神
中国的传统音乐源远流长，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不同文化、阶层的影响，形成了中国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宫廷音乐和民间音乐四个流派，其中文人音乐最能代表中国的人文精神实质。在古代文化的代表琴、棋、书、画当中，琴被放在首位。因为琴最能表现古代文人的精神追求。古雅的琴音既能表现出人们追求超凡脱俗的圣雅意境，又不乏天人合一的哲思。比如古琴曲《渔樵问答》表现出了飘逸洒脱的文人格调。上下句的呼应又使渔樵问答情趣剧增。《渔樵问答》在主音调的变化发展中不断加入新的音调，在第7 段加入的滚拂技法使乐曲走向了，生动地刻画了隐士豪放和潇洒的情怀，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而中国古诗词基于声调语言，在昂扬顿挫、平仄韵律中进一步生成起伏有致的节律美。词调音乐与词曲结合的音乐创新，是我国音乐文化的重要环节。如《玉梅令》《疏影》等古典词调音乐，从形态上已经非常成熟，代表着中国古代词曲和古典音乐的水平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中国的文化影响着古代文人的各种文化创作，形成了独特的文人文化。文人音乐在中国古文化中，不仅实现了自身的完善与发展，还以深厚的底蕴及流动的形式渗透到了其他文化与艺术之中。比如，书法艺术中讲究运笔节奏;绘画艺术中的空间推移展现出时间流动的韵味，绘画技法中飞白与泼墨的使用与文人音乐中所展现出来的跌宕和留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建筑艺术中曲桥、飞檐的设计也能找到音乐线条的踪影。这些都是文人精神的体现。
二、结合民族文化与音乐，推动社会发展
音乐具有文化的代表性。它能在特定环境和特定区域内起到唤起民心、鼓舞士气的作用，音乐可以把人的精神力量变为无穷的物质力量。民族音乐可以把一个地区或民族的历史文明呈现出来，它能印证这个地区或民族的人类文明发展痕迹，也能使人在音乐的引导下走向美好的明天。比如江南的丝竹、河北的笙管、西安的古乐等，这些乐器都有古老的传世乐谱，也有代代相传的乐人传承。即使现在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流行音乐，也能反映出这些古代地域文化昔日的辉煌和在当今乐坛中绽放出的绚丽光彩。
民族音乐中，福建南音最有代表性。南音在琵琶演奏中使用的拨子保留了唐代的演奏风貌。南音中的拍板和南音的演奏方式几乎是敦煌壁画伎乐图的翻版。再如信天游旋律奔放、宽阔，扣人心弦、回肠荡气，节奏非常自由，这就与陕北沟川遍地的地貌有关。因受到当地地貌限制，当地人习惯站在高坡、沟底进行远距离的呼喊、交流，使得声音放得很大、拉得很长，这就形成了疏散、自由的韵律。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见个面面容易拉话话难，一个在山上一个在沟，拉不上话话招一招手。陕北民歌《泪蛋蛋》就真实反映了陕北人原生态的发音特点与陕北地貌之间的关系。信天游的唱腔高度集中地表现了黄土高原的自然景观、文化风貌以及当地人文精神。
在“宜居城市”概念提出之前,“生态城市”、“健康城市”、“园林城市”等概念各自引领了不同时期城市的发展方向。宜居城市与其范畴不一,内涵有交叉有外延,但拥有共同的目标,即为了实现人类在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中的和谐,实现城市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对于县城城市而言,如何规划构筑比生态园林城市有更高要求的宜居城市对城市规划工作者来说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责任;是一种高度,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未来城市建设发展的趋势,对此进行探索,有很强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2“宜居城市”的内涵及发展现状
“宜居城市”顾名思义就是适宜人类居住的城市,概念看似简单其实有着丰富的外延与内涵,它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概念,也是一个内容多样,不断丰富的概念。人类从未停止过对理想生活与住所的积极探索与追求,中国古代强调的“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传统思想是宜居城市理论基础的雏形。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第二届人类居住地大会提出了城市应当是适宜居住的人类居住地的概念,并得到了国际共识,成为21世纪新的城市观。
规划建设宜居城市应参照城市及自身发展的历史,按照易居、逸居、康居、安居城市发展阶段,合理设置不同时期的宜居目标,注重城市硬环境和软环境建设的同时,把握宜居是永恒的持续发展这一主题,尊重城市历史的烙印,尊重后代,发展的时候能够保存和更新,最终实现宜居城市这一终极目标。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宜居城市与生态城市,园林城市的规划建设相比,其规划建设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市经济发展为人们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和较为丰富的物质生活;
2)社会稳定是城市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
3)文化为创造良好的社会人文氛围,并为人取得自身发展提供了可能;
4)舒适的居住和怡人的景观提供给市民更多的享受空间;
5)城市设施的安全体系为生活在其中的人民提供了生命的保障;
6)物质环境是宜居城市建设的基础,人文环境是宜居城市发展的深化。
3县域“宜居城市”规划优势与条件分析
3.1新化概况
湖南新化是位于湘中腹地的千年古县,踞雪峰山南麓,跨资水中游两岸,属山丘盆地,西部、北部雪峰山主脉耸峙,或深丘连绵,南部为天龙山,栖凤山环绕,中部为资水及其支流河谷,且属于亚热带,本身俱备良好的自然生态条件,适合居住,且属于亚热带季内气候区,气候宜人;境内交通四通八达,集公路、水路于一体,新化北抵安化,南依新邵,东接冷水江、涟源,西连溆浦、隆回,本身具备适宜建设宜居城市的自然条件。
3.2区位分析
目前,湖南长株潭城市群被国务院批准的“两型社会”建设国家级改革试验区,正成为湖南经济腾飞与发展的极核与引擎,作为3+5城市群——娄底正处于两条经济轴的交汇处,且新化县作为湘中冷、邵、娄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区位优势明显,经济前景十分乐观。
3.3交通优势
新化县域交通集公路、铁路、水路于一体,湘黔铁路、S217省道、资江纵贯县域南北,S312省道、S225省道横穿县域东西,规划中的娄怀高速、沪昆高铁也将穿过境内。新化东距娄底市98km,冷水江市15km,南距邵阳市78km,西距怀化市200km左右,由此可见,新化县交通优势十分明显。
3.4资源条件
水资源丰富:新化县位于资江中游,柘溪水库上游,水资源及所蕴藏的水能资源都相当丰富,新化境内仅资水的一级支流就有15条之多。
新化县矿产资源丰富,境内发现矿物36种,可开发的有26种,主要有煤、铁、瓷泥、锑等。
新化县自然风景秀丽,人文根基深厚,旅游资源丰富。县城上梅古镇,依山傍水,古城遗风与现代建筑交相辉映。城北有清代北塔,青砖铁瓦,雄伟壮观,城南有维山,蓊郁挺拔,滔滔资水,绕城北去。顺资水而下,有天子山、十指岭、七餐天桥、香炉岩等。自然景观与神话传说相得益彰。其县境北部有大熊山森林公园、群峰竞秀、物种丰富。麒麟洞内有阴河,常年流水不断,钟乳石如白玉遍布洞内,千姿百态。
3.5地域人文分析
新化梅山文化源远流长,人才辈出,风云人物陈天华、谭人凤、爱国将领方鼎英,教育家、社会学家成仿吾,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或有史传巨著,或有故居,留于县境,富有民族传统文化色彩的古迹,如龙潭古桥、仙如寨、桃林寺、天马山、格虎亭、西团书院、文昌阁等,亦是难得人文景观。
新化县为古梅山地区,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有着优美的自然资源,丰富的人文景观,深厚的文化内涵,其旅游开发前景甚佳。
3.6问题与不足
主要体现在:农业生产力落后,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化水平较低,经济效益不高;第三产业不够发达,新化县的商贸流通业主要面向本县城镇和周边城镇,缺乏更大区域流通体系,很多出口商品如山茶子油、羽毛、化工原料等处于滞销状态。科技信息业发育不足,文化设施少,旅游资源虽然丰富,但缺乏高档次接待服务设施。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新化本身具备良好的自然生态条件及资源优势,且交通便捷,未来经济发展看好,具有良好的地域历史人文特色,是规划建设现代宜居城市的理想雏形。虽然仍然存在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与不足,但都可以在实践中得以解决。
4规划建设县城宜居城市的思考
如何根据现有条件,实现人“诗意的栖居于大地上”的这一美好理想,需要诸多资源因素的整合,诸多部门的协调配合,诸多领域的共同推进。但是城市规划的引导与推动作用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将新化分阶段规划建设成为现代宜居城市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4.1抓住经济发展机遇,调整好产业布局,增强经济实力,为建设现代宜居城市创造良好的物质基础从新化县总体规划可知,为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2000年至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12.1%,到2020年达到230.1亿万,人均16275元。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坚持按照“发展要有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要求“立足县情,发挥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具体规划如下:
1)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提升服务业整体水平,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坚持以信息化劳动工业化;重点发展服务业;
2)加快城镇化步伐,提高城镇品位和辐射带动功能,全方位经营城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强化中心城市和优势城镇的辐射带动能力;
3)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全面繁荣农村经济,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完善农业与农村经济的支持保护体系;继续抓好扶贫攻坚;
4)大力推进民营化,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放手发展民营经济;大力扶持民营经济;
5)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构筑经济社会发展平台,建设发达的综合交通体系;建立稳定的能源保障体系;建立安全有效的水利保障体系;建立功能配套的市政设施体系;建立高效、快捷的现代化信息体系;
6)加快体制创新步伐,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健全现代市场体系;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政府职能创新;
7)健全保障体系和扩大就业,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妥善解决就业与再就业问题;积极改善人民生活条件;提高人民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8)拓展开放型经济,不断提高国际、国内竞争能力,全方位加快与国际贯例接轨;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大力开展招商引资;
9)坚持科教兴县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继续实施科教兴县战略;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4.2加强城市用地布局规划,完善道路交通体系
根据总规,新化县到2020年新化县城市人口30万人,居住用地960hm2,占城市总用地的31.6%,人均居住用地32m2,规划拟建多层次,不同格式的居住宅区,把新化县建成一个具有社会风气良好、环境优美、个人融入社会的生机勃勃的中等城市,见图1,具体居住区规划结构如下:
城东:规划在上梅东路以北,资江以东和青峰山以西集中开发,中档居住区,在上梅东路以南沿资江集中开发高档居住区。
城中:以旧城居住改造为主,规划在北环线以北成片开发高档居住区。
城西:采用旧城改造与新区开发并连措施,形成中档居住区。
此外,在工业用地规划与公共设施用地规划方面,强调环保原则和以人原则,为宜居城市建设打下现实的基础。
4.3做好城市生态规划,建设绿色环保宜居家园
做好城市内部的绿地景观规划建设,是宜居城市建设的前提,根据新化县城滨水临江的特点,应从“水”与“绿”两处上做好规划,极力打造极具地域特色的生态滨水小城,具体规划构思如下:
1)绿化系统:主要是城区公园,路带、滨江绿化带、山地风景林等组成内部形成点--线--面立体绿地网络,具有包括狮子山公园、跑马岑公园、资江风光带等重要绿带的建设,见图2。
2)“蓝线”(水景系统)——包括资江、大洋江、望月湖、新月湖等水系,要合理分配岸线,对规划内划定保护的山体、水体,禁止任何挖山填水行为,要立法保护,为子孙后代造福。
3)“红线”(建筑系统)——规划重点控制梅苑北路、梅苑南路、上梅中路、上梅西路、上梅东路、天华北路、天华中路、天华南路、白沙洲路、大甫路等街道的各类建筑立面、高度,商店的橱窗、招牌、标志以及绿化系统等统一规划设计,形成了统一协调反映地方特色的景观大道。联通山、城、水空间,贯穿三维视线,构筑:东西向:山——城——水——城——山;南北向:山——城——山——城——山的生态城镇框架。天华南路规划平面见图3。
敞开资江岸线,开辟滨江风光带,综合游览、观光、休憩、娱乐、交通等多种功能,充分利用自然环境优势,结合园林、雕塑、建筑小品、道路建设,特别是断面设计,要创造条件给人们最大限度的接近、接触水面。使环境设计与城市设计有机的结合起来,使滨江路成为和谐的风景艺术长廊。
利用周边高,中间低的地势,严格控制建筑高度,使丰富的城市空间和水景绿地相互渗透,形成向心的视觉景观和空间。同时,提供更多的观水视线。重点处理街道对景点,界面的空间部位,在城市绿廓和主要道路的重点部位适当地敞开部分空间,达到丰富城市空间的效果,对城市的重点节点应加以强化处理,使其成为富有特色的传统或现代化的景观节点。
在横向联系道路近江、山端头,亦应敞开空间,以满足生活在城市空间里的人们对广阔的自然空间的需求。
4.4传承历史人文,提升城市文化品位
新化县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地方文化。其历史可追逆到距今约四千年的中国上古时代。悠久的历史加上莽莽苍苍、绵延千里的梅山,孕育了古朴清纯的梅山文化,滋养着一代代新化儿女。
4.4.1新化县历史人文特点
1)梅山文化:梅山地名源于历史所说“此山古已有,因多产梅,故名梅山”。古梅山人,蔽屈原,笃信巫,经过长时期的历史发展,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梅山文化”。
2)民俗风情:新化县古村,梅山十峒,瑶苗杂处,摘山射猎,民性勇武、刚烈,民俗淳厚奇特。所辖范围民族众多。主要以瑶族为主还有苗、獠畲、巴(即土家)等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传统的、丰富而独具特色的文化。并在千百年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形成了今日的梅山文化。
3)武术:新化人素以阳刚之性著世,俗有“新化蛮子”之称,武术教育更是长盛不衰,素有
“武术之乡”的美誉。
4)瓷文化:陶器在新化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宋代便有生产,到了近现代更是发展迅速,品种更是多样化。
5)茶文化:新化的茶叶早在古代已名驰遐迩,所产“渠江薄叶”“以名而香著”,在明朝时为贡品。
地方文化特色是城市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是现代城市之魂,品位的竞争,最终是文化品位的竞争。
4.4.2历史人文特色与文化建设
以梅山文化、新化武术等传统文化为基础,充分发掘新化一脉相承的历史文化。以电子、陶瓷等传统支柱产业为龙头,大力发展地方产业文化。以大熊山、资江风光和人文景观为主线,精心营造新化“生态旅游文化”以新化区位优势为依托,能动联系外界的开放型文化。
近期内规划实施措施如下:
1)科学规划,确保城市有序发展,在城市中心区,兴建文化市场、文化公园、音乐厅、青少年宫、博物馆、完善娱乐中心。
2)开辟产业文化陈列馆。
3)在城东建设体育文化中心,开辟滨江风光带和休闲广场。
4)改造一批城市雕塑和主体建筑。
5)改造和保护古城路街道。使其融民族建筑和民族文化的精华,情景合一。古街让西方人看到了东方的风韵,让北方人看到了南方的景致,让现代人看到了古代的神范。
此外,加强城市居民素质教育,提高城市居民生态环保意识,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和谐进步等城市软环境建设也需要分阶段分步骤推进,以满足县域城市建设宜居城市和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5结语
综上所述,目前全国各地宜居城市的建设正如火如荼,但基本上是以打造单个城市的宜居为目的和重点,作为一个开放的生态系统,笔者认为,宜居城市的建设应超越城市行政区域的限制,以形成区域性的宜居和环境特色的和谐社会的构筑,促进社会全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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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活陶艺；装饰特征；成型；烧制
生活陶艺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陶瓷器具，是人们为了解决日常生活的需要而设计的器具艺术。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时代之后，以手工制作形式存在的传统陶艺逐渐发生分野，一部分实用为主的器皿陶瓷逐步走向产业化，转变为批量生产的现代日用陶瓷；另一部分传统陶艺则放弃了实用功能，把注意力集中在陶艺本体语言的探索和对人的精神世界的表达上，并最终形成一个新的艺术门类——现代陶艺。陶瓷艺术原本是生活的艺术，它曾经渗透于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但是日用陶瓷的批量化规模化生产使先前传统陶瓷的人性与个性丧失殆尽。而另一方面，走向纯艺术的现代陶艺却远离了人的现实生活而高高端坐于美术馆之中，人与陶艺之间被一层透明的玻璃隔绝了。生活陶艺则是介于这两者之间，它既有现代陶艺的材质语言和手工成型的手段，具有鲜明的手工制作的特性，同时生活陶艺还融合了日用陶瓷的实用功能，因此，生活陶艺是现代陶艺在现实生活中的反映，是陶艺从精神向实用功能、从精英艺术向现实生活的回归。作为实用器皿，生活陶艺具有明显的实用性特征，作为一种情感化的器具艺术，生活陶艺还有鲜明的装饰特征。本文将从生活陶艺的成型与烧成两方面探讨生活陶艺的装饰特征。
1装饰与成型的整合——结构即装饰
“装饰”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有动词和名词两种词性的解释，作为动词使用的“装饰”被解释为在身体或物体的表面加些附属的东西，使之美观。从这种解释里我们可以体味到装饰的两个关键词：附属性和表面性，即装饰附属于造型主体表面。在先秦时代的论著中，装饰即“饰”，饰如同“伪”，伪又与“文”同。我们所熟知的孔子所谓“文质彬彬”，既强调重质不能轻文，追求文与质的辩证统一。苏珊·朗格说：“装饰不单纯像‘美饰’那样涉及美，也不单纯暗示增添一个独立的饰物。‘装饰’与‘得体’为同源词，它意味着适宜、形式化。”苏珊·朗格强调装饰的适宜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所追求的文与质的和谐统一是一致的，从“适宜”的另一个角度来看，装饰是适宜于它所装饰的东西，装饰仍然是附属性的。
传统意义上的装饰多是附着于物体表面的纹饰，在传统陶艺中装饰的附属性和表面性表现的十分充分。传统陶瓷装饰手法可以绘、刻、堆、釉来概括。“绘”是指彩绘，在坯体和胎体上以描画的形式进行装饰，如新石器时代的彩陶，青花、粉彩、古彩等。“刻”与“堆”的装饰手法流行于釉下彩和釉上彩兴盛之前，“刻”是指在坯体上以刻划花、剔花、镂空（玲珑）、半刀泥等手法进行的装饰，还包括在已经烧成的胎体上进行刻画——刻瓷。堆是指在坯体上的堆塑装饰。釉是指颜色釉装饰。这四种装饰形式有共同的特点，它必定是以坯体或胎体为装饰载体，以陶瓷装饰材料在载体上刻画一定的装饰内容，从而对造型主体进行锦上添花的修饰。纹样、纹饰是依附于器物表面的附属物，造型是装饰的载体。因此传统陶艺的装饰与造型是两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在传统陶瓷的发展演变中制陶先民强调造型与装饰的谐调性，而造型与装饰之间却鲜有渗透。传统陶瓷的装饰多是在装饰纹样和形式上的变化，因此传统陶瓷的装饰多是陶瓷造型的附属物，它的变化多存在于陶瓷造型的表层。
从传统陶艺到生活陶艺，实用的本质没变，但其装饰却由表面走向结构。生活陶艺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陶瓷器具，一般来说生活陶艺具有较强的手工性，这主要是因为生活陶艺吸收了纯审美的现代陶艺的造型、装饰、烧成语言。与传统陶艺的严谨、唯美不同，现代陶艺把陶艺本体语言的造型能力极大地释放出来。陶艺的泥料与釉料自身具有的丰富表情，泥料的可塑性可以记录陶艺家创作的每一个痕迹，泥料的质感，受力所产生的形变、裂隙，泥料与釉料的结合所产生的层次感都成为陶艺最朴实材质美的表现。现代陶艺本体语言的丰富性，使得陶艺艺术魅力的显现并不过于依赖造型形式，陶艺与雕塑的区别也在于此。生活陶艺的设计比较注重对这种材质美的保留与表达。与传统陶艺相比较，生活陶艺的装饰少了对造型的表面修饰，多了对陶艺材质美的显现，装饰多融合于陶艺的成型过程之中，融合于结构之中。在传统陶艺中，造型与装饰是相对独立的两个领域，而在生活陶艺中这两者却走向统一，造型要素可以具有装饰意味，装饰要素也可以是造型结构的一部分，从装饰的角度来看则是装饰的结构化。“筛光”为一组灯具，这种被称之为“新薄胎”的陶瓷设计，因胎体近似普通白纸的厚度，使它具备极佳的透光性，作品由镶接手法而成，因泥片的重叠造成不同的厚度，在灯光的映衬下呈现有规律的叠影造型，叠影即是其装饰内容。这种材质和手法还被运用于咖啡的设计中（图2），同样的叠影效果隐现于杯体之上，不同的是，在灯具上有规律的叠影造型，在在咖啡杯上，则成为随意，无规律可循的。这两种效果都是坯体成型所造就的艺术效果，灯具的制作使用了相同尺寸的泥片拼接而成，光影有规律可寻，而杯子则是采用了制作灯具的泥片下脚料，因而制做杯子的泥片都是随意的、偶然的造型，这恰恰造就了杯子的叠影效果更加的随意、自然天成。陶艺泥性的一大特点在于它的随意性、随机性，传统生活陶艺的造型是中规中距的，讲究对称、均齐之美。生活陶艺则注重泥性的发挥，但这些因素也具有装饰意义。造型与装饰合而为一，难分彼此。模具成型是一种传统的成型方法，石膏模具成型需要将泥桨注满模具，待石膏吸收了一部分水分，泥桨变干而紧贴于模具内表的时候再将多余的泥桨倒出，完成注浆工序。北欧陶瓷设计师的作品《茶叶筛》（图3）采用石膏模具成型，而在这个作品中，作者并未采用这种传统的注浆工艺，而是利用模具吸收水分的特点，采用甩浆的方式，将泥桨抛洒于模具内，待泥浆具有一定硬度时，将坯体取出，这种泼洒泥桨的成型方式能够创造出一种类似波洛克似的抽象肌理。不难理解，抛洒的泥浆构成的点、线、面结构，既是筛的结构，同时也是筛的装饰，泥桨的泼洒兼有成型和装饰的作用。生活陶艺抛弃传统陶艺的表面装饰把装饰与结构同化，创造了生活陶艺“无装饰的装饰”的新结构，并使装饰更深刻地进入了结构层面，丰富和拓展了生活陶艺装饰的存在方式和意义。
生活陶艺装饰的结构化并非孤立的现象，早在设计的现代主义阶段，设计界曾经有反装饰思潮，今天看来所谓的反装饰设计其实就是装饰的结构化。反装饰运动中最为著名的设计师是奥地利建筑家阿道夫·卢斯。卢斯主张建筑以实用为主，崇尚简洁而抽象的造型。卢斯认为建筑“不是依靠装饰而是以形体自身之美为美”，甚至认为“装饰是罪恶”。卢斯反对装饰，虽然从表面看来建筑强调实用，外部完全没有装饰，但是他强调了建筑物的比例，强凋墙面和窗子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建筑的窗子、线脚等细节依然是构成整个建筑之美的装饰元素。“现代建筑、设计等实用艺术对装饰的背离，实质是这一艺术内部的一种变革与调整，是自身整体的一种自我适应、更新与发展。自我的调整与变革，最终不是排除装饰，而是通过否定的方式找到更合理、更具时代性、更具结构意义的装饰与形式。”
2烧成与装饰的融合——烧成即装饰
生活陶艺的最终完成离不开窑火的烧炼，火无疑是生活陶艺最本质的艺术语言。火在陶艺中的作用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今天，关于陶器的发明，有学者认为是古人用火烧结了覆在篮子表面的泥土，从而成功地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种人造物的发明。尽管这是一个特例，但它却明确反映了火在最初的陶艺中的作用，火仅是使泥土凝结以便于储存水或食物的一种媒介。但是，窑火之于生活陶艺，不仅仅是媒介，同时更重要的是一种装饰手段。古人早就认识到了窑火对陶器的装饰效果。平地堆烧和坑烧是最原始的烧成方法之一，因其烧成温度低，温度极不均匀，所以堆烧而成的陶瓷表面呈现氧化与还原气氛的不确定性在器物表面形成或青或红的斑驳火痕，古人这种下意识的陶器烧成手法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陶艺家呈现远古情怀的一种重要手段。如果说堆烧和坑烧的表面肌理是古人下意识所为的话，那么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黑陶的发明则说明古人在用火装饰陶艺上已经由自发转向了自觉。龙山人利用封窑和渗碳技术将粗犷陶器修饰成黑亮如漆的黑陶，封窑和渗碳是古人在对火的作用认识上的一大提升，此时的烧成已经与装饰融合在一起。不过在传统陶艺发展过程中，烧成的装饰性并未获得较大的发展，因为传统陶艺的装饰是以釉为主体的，釉本身是对陶艺最好的一种装饰，在釉发明后的两千年多里，中国传统陶艺的装饰是围绕釉装饰展开的。对材料本身语言表达能力的发掘是现代艺术的一大特征，生活陶艺同现代陶艺一样，都比较注重泥料和窑火装饰潜力的发掘。在国外，众多陶艺家热衷于探讨窑火在陶艺留下的痕迹与肌理，并使之成为生活陶艺装饰重要内容。美国陶艺家杰米·克拉克最喜欢的烧成方式是在地上挖一个坑，用木材、木屑和纸进行“坑烧”，整个过程没有火焰，长时间的还原烧成，燃烧中的碳素渗入坯体中，使他的作品厚重与沉着。他同时采用涂抹泥桨的技巧，在第一次素烧之后，用细泥浆涂抹在坯体表面，再经第二次、第三次烧成，涂抹在作品上的泥浆结成片状，并且每次烧成都会掉落一些，泥片在坯体表面使火烧的痕迹产生出丰富的层次与色彩，妙不可言。（图4）柴烧是生活陶艺常用的手法，柴烧与一般窑的差别在于火焰和灰烬可直接窜入窑室内，落灰与高温融熔状态下的坯体自然反应产生灰釉，其色泽温暖，层次丰富，质地粗犷有力。柴烧作品有受火面与背火面的不同，在同一件作品上有阴阳变化与火焰痕迹，使它散发一种质朴，浑厚，古拙的美感，这也是柴烧陶艺家为它着迷尽心追求的原因。
生活陶艺创作中常用的烧成方式还有盐烧、苏打烧、乐烧、熏烧等方式。这些烧成方式所呈现的陶艺作品虽然风格鲜明、效果迥异，但在总体上可以将其归结为自然肌理一类。每一种烧成方式都可以在作品表面形成一种极富个性的烧成肌理装饰语言，不仅如此，这类烧成方式的艺术魅力还在于烧成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因此以烧成进行装饰的生活陶艺其作品的效果是唯一的、不可复制的。原始性的烧成手法往往呈现出粗犷、质朴、变幻莫测的艺术效果，这种粗犷、率真、自然天成的偶发肌理恰恰符合了当代人的审美需求。“当手工业和民间艺术被现代物质文明荡涤一空之后，面对着高科技的机器产品，又感到精神恍惚好像失去了什么产生一种文化‘复归’的念头。因为田园诗般的生活虽然不会再来，但是那些蕴涵着纯真感情的质朴艺术品，却是暖人心脾的，永远也不会过时。”生活陶艺天然不假修饰，不矫揉造作，带有强烈的泥土气和不同程度的原始稚拙的属性，正是今天人们渐渐失去而又想拼命追回的一种朴实的品质和原始的情感，这也许就是生活陶艺烧成肌理的魅力所在。
【摘要在中西跨文化交际中,文化冲突的事例屡见不鲜,严重影响了交往的顺利进行,因此我们很有必要找出其深层次的原因,并采取一定的办法来培养跨文化交际的能力,避免文化冲突。
【跨文化交际、文化差异、文化冲突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逐渐深进,西方社会的人和事物越来越多地走进了我们的视野,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域、跨民族、跨文化的经济和社会交往将会和日俱增,这就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和西方人接触和交往的机会,这对于加深我们的西方社会的理解是一件好事,但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由于我们所面对的是来自生疏的文化和国家,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和我们迥然不同的人,在和之交往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文化冲突的现象。
1.中西跨文化交际中经常出现的文化冲突
在中西跨文化交际中会出现的文化冲突有很多种,在这里我们不可能逐一叙述,只能列出比较常见的几种。
1.1隐私方面的冲突
中国人的隐私观念比较薄弱,以为个人要回属于集体,在一起讲究团结友爱,互相关心,故而中国人往往很愿意了解别人的酸甜苦辣,对方也愿意坦诚相告。而西方人则非常注重个人隐私,讲究个人空间,不愿意向别人过多提及自己的事情,更不愿意让别人干预。因此在隐私新题目上中西双方经常发生冲突,例如摘要:中国人第一次见面往往会询问对方的年龄,婚姻状况,儿女,职业,甚至收进,在中国人的眼里这是一种礼貌,但在西方人眼里则以为这些新题目侵犯了他们的隐私。
1.2时间观方面的冲突
西方人的时间观和金钱观是联系在一起的,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根深蒂固,所以它们非常珍惜时间,在生活中往往对时间都做了精心的布置和计划,并养成了按时赴约的好习惯。在西方,要造访某人,必须事先通知或约定,并说明造访的目的、时间和地点,经约定后方可进行。而中国人则属于多向时间习惯的国家,在时间的使用上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一般不会像西方人那样严格的按照计划进行,西方人对此往往感到不适应。
1.3客套语方面的冲突
中国人注重谦虚,在和人交际时,讲求“卑己尊人”,把这看作一种美德,这是一种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礼貌现象。在别人赞扬我们时,我们往往会自贬一番,以表谦虚有礼。西方国家却没有这样的文化习惯,当他们受到赞扬时,总会很兴奋地说一声“Thank you”表示接受。由于中西文化差异,我们以为西方人过于自信,尽不谦虚;而当西方人听到中国人这样否定别人对自己的赞扬或者听到他们自己否定自己的成就,甚至把自己贬得一文不值时,会感到非常惊奇,以为中国人不老实。
1.4餐饮习俗方面的冲突
中华民族素有热情好客的优良传统。在交际场合和酒席上,热情的中国人经常互相敬烟敬酒。中国人宴客,即使美味佳肴摆满一桌,主人也总习惯讲几句“多多包涵”等客套话。主人有时会用筷子往客人的碗里夹菜,用各种办法劝客人多吃菜、多饮酒。而在西方国家,人们讲求尊重个人权益和个人隐私,所以他们不会做强人所难的事。吃饭的时候,尽不会硬往你碗里夹菜,自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他们也不会用各种办法劝客人饮酒,不会非要你喝醉了为止。
2.造成文化冲突现象的原因探究
造成中西文化冲突现象的原因多种多样,究其根本,就是由于中西双方有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背景,必然带来人们思想、行为等多方面的差异,甚至是冲突,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看一下有哪些主要的原因。
2.1思维模式存在差异
文化会影响人们对外界事物的看法和熟悉,不同的国家存在不同的文化,因此在思维模式方面必然存在差异,这一点在东西文化之间表现得尤为明显。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注重逻辑和分析,而东方文化的思维模式则表现出直觉整体性,这一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的特征。由于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往往非凡重视直觉,注重熟悉过程中的经验和感觉,在交往中也往往以这种经验和感觉往“以己度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模式相比,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模式具有明显的笼统性和模糊性,久而久之,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可以解释为识别和简化对外界事物的分类感知过程。从本质上说,思维定势往往忽视个体事物的差别,夸大和另外某一社会群体相关的认知态度,经常带有感***彩,并伴有固定的信条。在所有的定势中,有些定势是正确的,而有些则是错误的,会直接影响跨文化交际,造成交际失误。
2.2行为规范各不相同
行为规范的具体含义就是指被社会所共同接受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简单的说,就是告诉人们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的一种规范。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际时,经常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套用自身所在社会的行为规范来判定对方行为的公道性,由于双方的行为规范存在差异,经常会产生误解、不快甚至更坏的结果。比如说中国人轻拍小孩子的头部表示一种友好,而在西方国家,这是一种极不尊重小孩子的做法,父母会对此非常愤怒。所以说在跨文化交际中是否能够正确地识别和运用行为规范是保证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要保障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就必须理解对方的行为规范,尤其是什么行为是被禁止的,最好的办法就是遵循进乡顺俗的原则。
2.3价值取向不同
人们的交际能力是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必然和价值观念联系在一起。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特有的价值体系,这套体系能够帮助人们区分美和丑、善良和***,这就是人们的处世哲学、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但是它不能脱离具体的文化而存在,每一种文化的判定标准是不同的,这种文化以为是好的,另一种文化可能以为不好,但是它们在自己的文化体系内都有其存在的公道性,尽不可以理解为一种价值标准先进,而另一种价值标准落后。以中西文化为例,在中国文化中,人们推崇谦虚知礼,追求随遇而安,不喜欢争强好胜,同时社会风气也往往***过于突出的个人,正所谓“行高于众,人必非之”。在中国文化中,集体取向占据主导地位,追求个人发展被视为是一种严重的个人主义,必然会受到谴责。而西方文化则非常崇尚个人主义,“随遇而安”被看作是缺乏进取精神的表现,是懒惰、无能的同义语,为社会和个人所不取。人本位的思想根植于他们心中,人们崇尚独立思考,独立判定,依靠自己的能力往实现个人利益,并且以为个人利益至高无上。
2.4语用迁移造成影响
人们对碰到的现象、事物和行为的评价和解释是建立在本身文化的基础之上的,在跨文化交际中也同样如此,因此往往会造成交际的障碍,其根源就在于忽略了语用的迁移。文化不同语言的使用规则就会不同,一种文化的标准规范只能在自身中按其特定条件加以解释,而不能以此为规范来描述另一种文化,否则必然会导致跨文化交际的失败,其深层原因就在于人们缺乏对社会语言差异的敏感性,会无意识地进行语用迁移,而这种后果有时会很严重,甚至会招致巨大经济损失。我国的羊绒制品在国际上评价颇好,北方某厂曾出口一种“双羊”牌高档羊绒被,商标被译成英文Goats,结果销路非凡不好,原因就在于在英语中goat这个词除了本意“山羊”外,还有“色鬼”之意。有了这样的英文商标,无论这种羊绒被的质量有多好,用起来多舒适,那些妙龄女子、家庭主妇也不会愿意把它展上床的。
3.英语教学中如何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避免文化冲突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我们和西方的交往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很多文化方面的冲突,直接影响到了跨文化交往的效果,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我们极有必要在实际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具体办法如下摘要:
3.1授课教师要转变观念
在我国目前的教学体系中,外语教学多半只在课堂上进行,教师起着尽对的主导功能。假如教师只把重点放在语法和词汇教学上,学生就不可能学会语言的实际运用,也无法获得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因此,授课的教师必须要转变自己的观念,切实熟悉到文化冲突的危害性和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性。同时,教师还要加强学习,进步自身的综合文化素质,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把握英语文化知识教育的量和度,以及教学的具体步骤和方法,以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
3.2改进现有的教学方法
一直以来,大学的英语教学侧重点都放在了语言知识的传授上,而忽略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改进教学方法,在质和量两个方面对课堂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加以控制,并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电影、投影仪、互联网等)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此外还可以举办一些专题讲座,以满足学生的求知欲看,培养出具有较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才。但是值得注重的是,在改进教学方法时,一定要使新的内容和学生所学的语言知识紧密联系,并和语言交际实践紧密结合。
一、“釉上浅绛彩”和珠山八友“新文人粉彩瓷画”艺术风潮
早至清末民初，中国陶瓷艺术领域便掀起了以金品卿、王少维、程门等人和“珠山八友”分别创新的“釉上浅绛彩”和“新文人粉彩瓷画”艺术风潮。这股向书画界文人精英靠拢的陶瓷艺术思想，影响了之后近百年来景德镇陶瓷绘画艺术的发展。
在珠山八友奠定了新文人瓷画的基础之上，中国在上世纪下半叶相继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工艺美术大师，如王锡良、张松茂、秦锡麟、李进、王恩怀、王隆夫、戴荣华等。
王锡良系珠山八友中重要成员王大凡之子，但并未因此在艺术风格上不思革新、承袭旧式，而是在不断的探索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新的艺术风格。和王锡良一样，张松茂在50年代也进入了景德镇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从事陶瓷美术研究设计。在这个阶段，他学习并吸收了大量优秀民间艺术：诸如青花、影青刻花、珐琅彩、半刀泥、剪纸、年画等，并且不断勤奋研习金石、书画，在创作中能够博采众长、自成一体。
从中国釉上浅绛彩瓷绘，到之后的王锡良、张松茂等人的艺术，都在不断完善并促进着中国文人瓷画艺术的发展。这个艺术风格是整个二十世纪，甚至仍是当下陶瓷艺术创作界和收藏界的主流，为之后更加多元化的陶艺局面奠定了良好的创作风气，是中国近现代陶艺领域十分重要的一个艺术流派。
二、五十年代日美陶艺运动与学院派的崛起
横观五十年代的世界陶艺，颇为热闹。几乎在同一时期，美国陶艺家彼得·沃克斯和日本的八木一夫皆不约而同地在东西方掀起了性质相仿的现代陶艺革命。身为瓷器之宗的中国自然也在这次日美陶艺运动的余波中，深受其影响。而在中国受这股强劲的西方陶艺革命之风影响最大的，是一些在院校陶瓷专业任教的老师们。学院派陶艺家们于是凭借良好的资源优势和创作环境，对西方现代陶艺理论和艺术语言形式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和实践，在困顿和迟蹰中不断开拓创新，创造了一大批十分优秀的当代陶艺作品。例如清华美院的祝大年，景德镇陶瓷学院的周国桢、姚永康、施于人等，便是第一批学院派现当代陶艺家队伍中的杰出代表，兼具教育者和艺术家的双重身份。
所谓术业有专攻，根据所长专业不同，学院派各艺术家也各有自己的“实验领地”。如周国桢主要以雕塑为艺术形式，延续了对陶土、瓷土材料自然属性方面的实验；施于人则是主攻釉上五彩、古彩，以十分扎实、卓越的硬彩绘画技巧，设计并绘制了大量形态稚拙、天真，并具有构成形式的作品。
以周国桢为例，八十年代以后的他，立足于本土文脉，将自己的艺术视野扩展到历史文化深厚的西北地区，着力从“黄土文明”中寻求重新唤起蓬勃生命力的源泉。将原始艺术中的“雅拙”，汉代雕塑中“力量”，唐代艺术中的“包容”与自我的感性经验融为一体，塑造出一个充满人性的“动物世界”。周国桢十分大胆地打破了传统材料观，义无反顾地抛弃了对材料的完整性、洁净度、精致感、细腻感等的惯性审美，将釉料、泥料残缺性的追求贯穿在长期的陶艺创作中去，表现了一个返璞归真，回归大自然的现代陶艺世界。
三、“八五美术思潮”中当代陶艺的挣扎与自省
1980-90年代的中国文艺界处于激进于迷茫共存的转折阶段，以“八五美术思潮”为标志性事件。这个时期的艺术家饱受西方现代、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巨大冲击，逐渐丧失了对传统美学的信心，而纷纷倾力于通过西方文艺理论来寻求未来艺术发展的出路。从毕加索、米罗等西方现代艺术家介入陶艺创作开始，陶土、釉料这样一些人类最古老的艺术媒介及各种丰富的成型烧制方式，便被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他们摒弃了传统陶瓷艺术实用性和装饰性的目的，明晰地传达出这样一种信息，那就是作品中丰富的内涵意义和情感体验远远超越了其造型的实用功能。而受到这种文艺价值观影响的陶艺家们，亦在迷茫与挣扎的复杂情绪中纷纷加入对这一理论的实践中去。而在这个混乱的时期，陶艺界却出现了一些人坚持住了对母体文化的释放，汲取了异域文化中的营养成分，创作出了一批十分深刻、优秀作品。
随着我国近几十年学界对陶瓷的进一步了解，一直被知识分子所忽视的民间青花，以其奔放肆意的笔法，简洁淳朴的风格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并成为新宠。以当时陶研所秦锡麟为首，对传统民间青花、釉里红的探索，将十分具有现代形式的器形与绘画有机地结合于一体，学习了民间青花十分饱满灵动的笔触，并以这种富有张力的笔触和线条为符号，表现了水草、秋叶、鸟兽、云天等各种自然事物，将对万物的生长规律的认识、对大自然生命的敬畏之情充分表达了出来。在技法上，秦锡麟独创了釉里红红中沁翠的新釉下装饰形式，并将色彩诠释得淋漓尽致。
四、新纪元当代陶艺的多元化趋势和深刻的人文关怀
1980年代末期到1990年代中期仍属于中国当代陶艺的徘徊阶段。1990年代后期至今，在物质文化空前繁盛而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精神世界日益匮乏的背景下，伴随着新的政治、经济、文化现象的不断涌现，人们关注的对象，及所要表达的内容也越来越宽泛。当代的陶艺家倾向于借用陶瓷这一媒介所具有的特殊的材质属性，去诉说、并捕捉各种社会现象，关注在这些社会现象中人们的生存状态，以及内心深处的精神诉求面。当代陶艺作为一种表现性的媒介材料，不再满足于单一的意境的塑造上，作者更多的是希望通过个人自我观念的整合，包括艺术、政治、哲学、科学、经济等综合信息，而关注更加广阔的领域。中国当代陶艺在这种情形下发展得更加迅速并日益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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