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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论文

时间:2023-03-01 16:22:32

导语:在中国政治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中国政治论文

第1篇

入高中政治课程的心理学依据传统文化对认知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是由文化的二重性决定的。一方面,文化意味着“人化”,它是有意识的人类在现实的生命活动——实践中产生,并不断历史的继承和沉淀下来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正是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人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于外在客体,从而赋予客体属人的意义和内涵,创造了绚丽多彩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正是在历史的沉积中,多彩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不断得到深化和内化,从而成为标识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国家的文明符号,即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文化意味着“化人”。虽然人创造了文化,但文化也塑造了人,作为现实个体的人总是需要处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下,在这个意义上,人是前一个历史阶段的产物和结果,传统文化构成了人生成与发展的前提,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类的思维方式、行为规范和观点态度,也就是说历史文化构成了当下人认知的“逻辑的格”(列宁语)。

文化与认知的互动关系意味着,教育不能脱离传统文化的脉络而成为孤立的独白和僵硬的灌输,理论的活力在于为人们所理解和内化,而一种理论只有注入了历史文化的血液,才能具有鲜活的生命力,才能融入个体的精神世界。纵观中国近现代史,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之所以在思想史和中国革命史上产生了如此大影响,正是因为他实现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双向互动:一方面,以理论为出发点,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以新的内涵和活力,另一方面,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为视角,给予以中国特色,创造性地发展了,促进了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高中政治课程的对象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在塑造和形成中的青年学生,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知识的记忆和把握,更应当是理论的理解和内化,只有如此才能为中国梦的伟大实现培养既具有专业素质,又具有良好道德的新世纪人才。过去的中学政治课程往往以灌输而非引导,记忆而非内化的方式展开,进而沦为了学生为应付考试而不得不掌握的枯燥知识。这种方式的教育不仅效果微弱,甚至会使学生产生厌烦和抵触情绪,从而产生负效应。造成中学思想政治教育不良现状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施教者忽视了文化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的相关规律,脱离文化传统和文化语境阐述知识,让本该唤醒学生道德意识的学问变成了知识的独白,让本应内化的理论变成了工具理性的运用。

二、契合与启迪——传统文化融入高中

政治课程的现实可能性一方面,儒家教育思想与当代教育理念内在契合。儒家教育思想对传统中国文人的精神世界有着深厚的影响。在教学方法上,孔子主张“因材施教”。个体在认识结构和性格特征上不尽相同,标准化的课堂教学虽然满足了大多数人都能受到教育的要求,但也忽视了个体及其个性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孔子在教学中往往针对不同学生的相同问题给予不同方式和不同内容的回答,这些回答表面上看似随意,甚至相互矛盾,但实际上却是孔子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做出的有针对性的教育。在教学原则上,孔子主张启发式教学。“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在此,孔子主张教学应当是带着问题意识的教学,课堂不应当是教师的独白,而应当是在教师引导下学生的主动思考。在教学目的上,孔子主张立人,培养学生“至于道”的品格。唐儒韩愈的名句“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深刻表明了儒家的对教育目的的看法,教师最重要的目的是传道,但这里的“道”不仅仅是学问之道,更是做人之道,人生之道……当代教育主张素质教育和尊重教育,认为教育应当以人为本,应当让学生实现“知情意行”的有效统一。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教育哲学思想无疑与当代教育的这些理念有着深刻的一致性,给予巨大的启发。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为高中政治课程提供了丰富的具有启发性资源。中国传统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很多内容与中学政治课程有着密切联系。在政治思想方面,儒家的民本思想和为政以德的主张体现了民主理论的萌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思想和法家的法制思想则对于思考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巨大的启发意义。在经济思想方面,荀子对如何实现“富上而足下”,“上下俱富”这一理想探讨,体现了积累与消费的辩证关系;儒家与其他学派关于利义之辩的讨论则为思考法治经济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在哲学思想方面,佛教哲学关于“有”、“无”、“空”三个概念之间关系的阐述为理解辩证法和对立统一具有深刻意义;儒家的“格物致知”理论则能更具体和生动的理解实践及其与认识的关系。可见,中国传统思想与中学政治课程中所涉及的内容不是割裂的。不同时代和地域的人类在发展中,总会面临相似的问题,而先贤的思考往往包含了智慧的火花,能为理解和解决当下问题提供有益的启发和借鉴,在授课过程中也可以应当结合中国传统思想的相关内容,在历史的阐发和对比中,展现理论的丰富性和生动性。

三、超越与创新——传统文化融入高中

政治课程的方式和路径第一,超越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辩证看待传统文化。当前对传统文化存在着两种极端的看法,一种观点全盘肯定,另一种观点全盘否定,而两种看法都是恩格斯所说的两极对立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体现。全盘肯定者主张回到过去,否认当代文化的价值,忽视了文化和思想应当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有所发展的;全盘否定者则总是为传统贴上种种标签,从而简单粗暴地排斥传统,例如:在对传统哲学思想上,大家往往习惯性地贴上“唯心”和“唯物”的标签,并毫无思考的认为唯心就是不好的,唯物就是好的,对此列宁曾提醒大家“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昧的唯物主义更接近聪明的唯物主义”,在此列宁正确地指出,对待传统思想和文化时,应当保持客观的立场,应当深入其具体内容本身而不是对其内容简单的定性,只有以辩证的观点分析,以历史的视角理解,才能防止两极对立的错误观念。

第2篇

关键词:公共财政;现代农业;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一般包括农田水利建设、农产品流通重点设施建设、商品粮棉生产基地、用材林生产基础和防护林建设、农业教育、科研技术推广和气象基础设施等。目前,我国农业依然是靠天吃饭,大多地区不得不主要依靠雨水灌溉,人工灌溉对于那些雨量稀少或者雨量变化无常的地区也是绝对必要的。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农业基础设施状况尽管有所改善,但是依然薄弱。因此,2004年以来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一直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首要任务。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财政,就是政府按社会公众的集体意愿提供市场机制无法有效提供的公共品,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或分配活动,它以追求公共利益为已任。由于农村区域人口居住密度小,农业基础设施的市场化指数相对较低(见表1),农业基础设施的提供主要由政府来完成。因此,承担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是公共财政必不可少的投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最关键的问题是投融资方式的选择,这不仅关系到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效率,还决定着农业基础设施的资金来源及其维护等问题。

根据我们的调查,近年来国家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增加较快,1994-2006年,中央累计安排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总量超过4000亿元,主要投向农业和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六小工程”建设。在国债及中央预算内投资和新增中央预算内投资当中用于大农业方面的投资比例也有所提高,目前财政资金正在成为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见表2)。但从整体上来看,我国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总量仍然明显不足,直接用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民生活条件的基础设施的投资比重偏低。造成农业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的原因或制约农业基础设施增加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向城市倾斜的公共财政体制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供给不足的体制性因素。因此,必须构建城乡协调平衡、公平合理的基础设施财政供给新体制。

一、完善公共财政体系,深化财政管理体制改革

1.根据受益范围的大小,通过调整和理顺各级财政分配关系,合理划分农业基础设施的界限,建设基础设施费用原则上由各地方相应层级的公共财政予以提供,中央政府根据公平均衡的原则,按贫困程度予以支持。

2.建立和完善省级政府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由于地方政府提供的基础设施大多具有的正外溢性,如果没有相应的补偿,这些产品的供给就会陷入不足的境地。因此,建立和完善省级政府以下转移支付制度,由上级或邻近地区政府对其进行适当的补助是必然选择。从目前地方公共财政体制来看,不仅要求完善纵向转移支付制度,还应建立健全省级以下政府间横向转移支付制度。

3.推进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深化与创新。应加快城乡统一税制的步伐,合理确定农村税收,逐步建立起科学、公平、合理、规范、优化的农村新税制。同时,对农村税费体系进行合理重构,尽快形成新的有利于增加农村基础设施供给的筹资制度。

二、建立财政投融资机制,引导社会资金投入

筹措建设资金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采取灵活多样的融资方式,多种渠道筹措建设资金,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

1.增加政府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市、县要调整农业和农村的财政投资和支持方向,应逐步提高各级政府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把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公共财政投入的重点。城镇的公益事业和基础设施要向农村延伸,特别是城镇的垃圾处理设施、管理职能要突破城乡界限,逐步延伸到广大农村。

2.广泛吸纳社会资金参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制定优惠政策,在农村道路建设、桥梁建设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可以采取BOT、冠名权等形式,鼓励、引导民营资金投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采取以村为单位向银行贷款,财政贴息的办法,筹措部分资金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务员之家

三、改革和加强农业基础设施管理机制

过去对农业基础设施的管理主要是一种实物管理和设备管理,谈不上什么资产经营管理。无偿服务、无偿供给、无偿消费,导致供给越多而需求缺口越大。因此,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农村基础设施管理体制就成为有效增加供给的一个重要途径。经营性或竞争性基础设施要逐步改造成公司制,实行现代企业制度,按一般生产企业运作,为农业生产提供服务。非经营性或非竞争性基础设施实行以价值管理为主、以实物管理为辅的体制,可以是无偿服务或低偿服务,经费来源主要由财政负担,但是也要讲究经济效益,讲究责、权、利相统一。所有农业基础设施要尽可能实行资本化和价值化管理。农业各类小型基础设施可改建成各种合作经济、股份经济、股份合作经济等形式,明晰产权,按企业化原则经营。

参考文献:

[1]何李花,曾福生,向香云.我国农村基础设施融资问题探讨[J].金融经济,2006(4):6-7.

[2]王科.基础设施与西部新农村建设[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93-96.

[3]刘伦武.农业基础设施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6(10).

[4]马树才,孙长清.我国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研究[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5(11).

第3篇

关键词:宗教,政教分离,

郭延军在《法学》2005年期发表的“我国处理政教关系应秉持什么原则”一文通过对三亚观音圣像建设中提出的宪法和法律新问题进行了有益的理论探索,为宪法学界关注、探究政教分离原则在中国的语境及其功能提供了必要的探究思路和线索。

一、精神和政教分离原则的历史基础

自由的发展史告诉我们,自由最本质的内容是信仰自由,信仰自由作为个人绝对的自我选择权,在其形成过程中不受国家公权力的直接或间接的干预。构成国家和宗教相互关系的核心原理是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原则。

政教分离原则(separationofchurchandstate)是世俗国家的一般原则和政治道德基础,其意义在于禁止国家把某一特定宗教定为国教,国家和宗教之间应保持各自的生活准则和领域。[2国家通常干预国民的世俗生活领域,而信仰生活应由国民自主地布置。从本质上讲,政教分离原则要求国家的宗教中立性或非宗教性,禁止“宗教的政治化”和“政治的宗教化”。现论和宪法体制普遍承认政教分离原则具有深刻的历史和政治道德基础。

首先,它源于对国家和宗教关系的深刻反思。人类在国家和宗教关系中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寻找人类自我价值的过程中人类理性地选择了国家的世俗化和信仰生活的个体化。可以说,自由原则的确定标志着人类从宗教压迫中解放出来,获得自我发展的机会和途径。在欧洲中世纪,国家权力和教会权威相互结合,限制公民自由地选择自己信仰的宗教,只答应国教的存在。由马丁·路德和加尔文领导的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导致产生和罗马教廷对立的改革教会派,最后以承认各派地位平等而告终。1689年英国制定《容忍法案》,首次肯定各教派地位平等。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确立的原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宪法的形式解决了政治和宗教或社会治理和精神治理的关系,从而为人类历展开了一个新的方向”。

其次,通过政教分离原则实现自由是国际社会的共同经验和追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自由作为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瞩目。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规定摘要:“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躬行、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1976年世界教会协会在《教会和国家关系准则》的报告书中,对国家和宗教关系给予了高度的关注,提出的基本原则是摘要:国家和宗教之间应保持“批判和建设性的合作关系”(criticalandconstructivecollaboration)。1987年1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该宣言中规定摘要:凡在公民、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生活领域里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承认、行使和享有等方面出现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歧视行为,所有国家均应采取有效办法予以制止及消除;所有国家在必要时均应致力于制订或废除法律以禁止任何此类歧视行为;同时,还应采取一切适当的办法反对这方面的基于宗教或其他信仰原因的不容忍现象。

再次,坚持政教分离原则是多元性和宽容精神的必然要求。的多元性和以人的尊严为核心价值的必然把人的信仰自由的保护作为首要选择。各国的宪法普遍规定自由,并把政教分离原则作为实现的基本原理或制度。1993年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宪法第28条规定摘要:“保障每个人的信仰自由、信教自由,包括单独地或和他人一道信仰任何宗教或者不信仰任何宗教的自由、选择拥有和传播宗教的或其他的信念和根据这些信念进行活动的权利。”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宪法第12条规定摘要:“共和国公民的信仰自由——独立确定自己对待宗教的立场、信仰或不信仰其中任何一种宗教、传播和宗教态度相关的信念和据此进行活动的权利受到保障。”2004年制定的阿富汗宪法在规定伊斯兰教是国教的同时,规定“在法律范围内,其他宗教的信徒享有信仰自由和参加各种宗教仪式的自由”。

第四,政教分离原则是保障宗教平等权的制度布置。为了保障在不同的宗教在精神的关怀下,获得平等发展的机会和地位,必须禁止国家对特定宗教的非凡待遇或特权,保持国家权力的世俗化,以保障国家的宗教中立和宗教的多元性价值。由于政教分离原则的实施,社会生活中不同利益的冲突和矛盾获得了有效的解决机制,能够及时地解决裂痕,“割断了教派和政权的政治交换关系(至少在法律上),使以教划线,以派划线,用宗教标准区分人的社会等级的做法难以为继,从而为真正实现自由,为处于少数地位、弱势地位的教派改善其自身状况创造了条件,使不同教派、不同文化背景人民的和睦相处成为可能。在现代社会中,强调政教分离原则不仅仅是为了保护作为主观权利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防止对客观宪法秩序的破坏,确立政治世界和宗教世界的不同领域。

二、政教分离原则的内涵和不同形态

政教分离原则是现代国家的基本原理,体现了国家和宗教关系的政治哲学。由于各国有不同的历史发展和传统文化,政教分离原则的理解和运用有不同的特征,但其基本理念是相同的。一般意义上讲,政教分离原则包括国家对宗教的中立和宗教对国家的中立两个方面。对国家来说,政教分离原则意味着国家不能动用自己的资源支持或压制任何宗教、教派,国家不能把纳税人的钱用于和宗教有关的任何活动等,其基本内容包括摘要:1.禁止设立国教。国教是指国家对特定宗教的非凡保护或赋予各种特权。否定国教意味着国家要尊重宗教的多元性,遵守宪法规定的宗教自由和宗教的平等权,严格区分信仰世界和世俗世界的价值观;2.确立国家和宗教相互不干涉的原理和制度,即国家对宗教保持中立。因保持宗教的中立,国家不能对特定宗教进行优待或赋予特权,更不能用政府的财政资金资助特定宗教活动。当然,在具体的实践中,国家中立立场和对宗教团体法人给予部分免税等办法是有区别的,不能把文化遗产保护等国家的作为义务简单地理解为违反国家中立原则。3.禁止国家进行宗教教育和进行宗教活动。基于宗教的中立性立场,国家不得以公权力身份进行特定宗教的教育或宗教活动。如韩国《教育基本法》第6条规定,禁止在国、公立学校中进行特定宗教的教育。对宗教来说,政教分离原则意味着宗教不得介入国家的立法、司法、教育等领域。也就是说,作为政教分离原则的完整内容,宗教也负有不干涉国家政治的义务。

我国自由政策的实质是使新问题成为公民个人自由选择的新问题,成为公民个人的私事,不答应宗教干预国家行政、干预司法、干预学校教育和社会公共教育。如我国《教育法》第8条规定,国家实行教育和宗教相分离,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目前在宪法学界对宗教的政治参和范围新问题、是否绝对禁止政治参和等新问题还存在着不同的主张。这是关系到宗教自由限制的合界限新问题,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如需要对政治活动本身的内容进行界定,区分个人和团体政治自由的表达方式以及宗教团体的合理地位等。假如说,政教分离原则是以现代民主主义为基本价值基础的话,应答应宗教在合理范围内对政治事务表达意见。有关宗教人的政治表达自由权新问题,维戈的理论是有一定说服力的。他提出“市民的宗教自由概念”,认为宗教自由分三个层次摘要:个人的宗教自由、教会的宗教自由和市民的宗教自由。市民的宗教自由指的是个人作为享有的主体,一方面属于宗教团体,而另一方面又以国家或地方共同体的成员积极地参和政治性活动,表达其见解。换言之,既作为信仰的主体,又作为拥有的主体,对政治活动产生影响,并发挥对政治事务的批判功能等。

政教分离原则在宪法文本上的不同表现形式体现了各国不同的背景和文化传统。从政教分离原则发展的轨迹看,基本上经过了“合一”到“分离”、“绝对分离”到“相对分离”的发展过程,体现了宗教和文化的多元性。按照政教分离原则的实践形态,一般分为以下形态摘要:(1)实行政教合一体制的国家,宪法上明确规定某种特定宗教为国教,并明确国家的基本理念是政治和宗教的合一;(2)由于历史文化的传统,虽保留国教的传统,但同时保护国民的自由的国家,如泰国是唯一以佛教为国教的国家,多数穆斯林国家把伊斯兰教规定为国教等(3)不承认国教,但对宗教团体以公法人的地位,赋予和国家同等的地位,各自以固有的传统和价值观进行活动,各自调整国家生活和信仰世界;(4)国家和宗教世界完全分离,保持国家对宗教的中立态度的国家,如美国、法国、韩国和日本等。当然,采取完全分离型的国家中也有不同的运行方式,比如政教分离原则和的关系上,有的国家强调其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系,认为是目的,政教分离原则是实现其自由的手段;也有学者认为,两者具有不同的目的,自由的目的是尊重个人的自主性,政教分离原则的目的是国家对宗教的中立性义务的确立。按照这种理论,宗教自由体现的是主观的公权,政教分离原则体现的是一种制度性保障价值。因此,即使宪法文本上,没有直接规定政教分离原则,但自由条文中应包括政教分离原则的内涵,不能以文本上没有规定其原则为由,否认这一原则对国家权力活动所产生的实际效力。

三、政教分离原则的适用和宪法界限

在自由和政教分离原则的关系上,无论是采取一元论还是二元论,我们不得不面临两者价值之间的冲突,如何保持两者的协调是现代宪法学理论需要解决的重要新问题。国家对宗教的中立性是不宜把握和确定的概念,需要通过不同国家的判例寻求个案的规则。

在美国,政教分离原则的实践主要是围绕国立学校宗教活动和私立宗教学校或对宗教机关财政资助方面的新问题而展开的。在不同时期的判例中法院确立的基本判定标准是“三标准判定”理论,即考察目的的世俗性、效果的世俗性、国家是否过度干预宗教活动。在三条标准中国家对宗教活动的干预程度是评价国家中立性的重要依据,非凡是评价对宗教机关是否给予优惠的重要标准。在美国,判定国家机关的行为是否违反政教分离原则时通常考虑的因素主要有摘要:受到优惠待遇的宗教机关的性质和目的;优惠的性质;因优惠可能导致的国家和宗教机关的关系等。在日本,有关政教分离原则的宪法判例中,最高法院采用了“目的效果标准论”,对地方自治团体在宗教活动中涉及财政资助新问题进行了宪法判定。早在1965年,在三重县津地方该市用公费举行国家神道的神灶神道的奠基典礼,被控违宪。当时,法庭上神道仪式,是否属于宗教成为争论焦点,如属于宗教活动,则根据宪法应公布违宪。最后最高法院以神道仪式对于日本国民来说是一种普遍性的习俗为由,没有作出违宪判定。在棋面忠魂碑诉讼中,针对地方政府能否向特定宗教团体提供公金的新问题,最高法院以目的效果统一论的标准仍作出了合宪的判定,强调宗教行为地、社会公众的一般评价、行为者的意图认定、行为对一般人产生的效果等综合因素。但在1997年作出的“爱媛玉串料诉讼”案件中,最高法院进一步发展了目的效果论理论,以县政府对神社提供公金的行为违反政教分离原则为由,作出了违宪判决。在判决中最高法院从宪法角度解释了政教分离原则和宗教活动的含义,认为政教分离原则并不绝对地排斥国家和宗教之间的联系,要考虑和宗教有关的目的和具体效果。在宗教活动的解释上,最高法院的基本标准是摘要:该行为的目的是否具有宗教的意义;该行为是否具有宗教的特征;要考虑社会通念的一般意义;是否使用公款新问题上,主要看是否超越了社会公众所认可的必要限度等。最后,最高法院提出了违宪的基本理由摘要:县政府和特定宗教团体具有重要的宗教上的联系;不能把县政府的行为理解为符合社会通念的活动;支付公金的行为具有明显的宗教意义;没有充分的事实表明县政府对其他宗教团体给予了财政资助。这种目的上具有宗教意义,并在效果上产生对特定宗教活动支付公金行为属于宪法第20条第3款所禁止的“宗教活动”。这个判例对宪法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从一个角度说明了政教分离原则的当代价值和演变,赋予政教分离原则以新的内涵。

在现代社会中,政教分离原则是具有综合性价值的原理或原则,要根据各国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进行具体分析和运用,既要坚持政教分离原则的一般性原理,同时也要根据时代的变化作出新的解释。比如,在2002年发生的“美国公立学校要求学生每日面对国旗背诵效忠誓词”案件中,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三位法官以两票赞成一票反对裁定摘要:公立学校的国旗效忠誓词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有关政教分离原则。此案的裁定引发了美国社会的一场。在2003年11月,美国亚拉巴马州最高法院司法大楼里能否立摩西十戒标志物的新问题上,联邦法官根据宪法修正案第一条政治和宗教分离原则,限令州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拆除纪念碑,以表示国家法治的统一和对宗教多元化的尊重。实际上,在政教分离原则的理解和适用上美国社会也存在不同的学派和理论。美国人对政教分离原则的态度可分为三种,分离派、协调派和中立派。分离派主张,宪法没有赋予联邦政府对于宗教新问题的任何管辖权,而协调派认为宪法赋予了联邦政府一定的权力,至少没有否认或禁止联邦政府在宗教新问题上的权力等。在法国,1905年颁布教会和国家分离的法律后,法国确立了“国家非宗教性质的基本原则”,承认宗教的多元化,主张“政教分离不仅是一种法律制度,同时也是一种文化,一种品格,一种摆脱一切教权主义的解放运动”。但在实践中政教分离原则的实施也碰到了许多新新问题。为了调查法国实施政教分离原则的实际情况,2003年希拉克总统成立了“调查政教分离原则执行情况的思索委员会”,希拉克总统要求委员会提交法国社会执行政教分离原则的报告,他认为法国社会要承认文化和宗教的多元化,并把它视为实现民族团结的基础。经过几个月的调查、70多次的听证会后,委员会建议重新定义政教分离原则,并为之立法。委员会提出的报告提出27项建议,主要有摘要:建议禁止在学校内佩带任何宗教或政治信仰归属的服装和标记;不同教派应该有平等的权利;要求国家制定政教分离;规定玛丽亚娜日,用来宣传政教分离原则;制定政教分离的法律并非要禁止,而是要确立公众生活的原则和规则等。

在探索政教分离原则和宪法界限时,需要我们关注的另一个新问题是国家对宗教团体的限制界限和宗教团体的自律权的关系。从各国的宪法判例看,国家原则上不能对宗教团体内部的活动进行限制,应充分尊重其自律权。但涉及到宗教团体内部财产新问题时,国家的法律调整会碰到一些复杂的情况。比如国家通过法律对宗教团体的财产进行限制时,宪法上可能出现的新问题是摘要:国家有无权力作出限制性规定?假如有,那么在什么范围内可以进行限制?对宗教团体财产权的限制新问题直接关系到自由的实现,关系到公民财产权的保障。假如国家法律对宗教团体财产权的限制缺乏合理界限,有可能侵犯宪法规定的平等权和财产权。当涉及到宗教团体财产权时,即使以公共利益为目的进行限制,也要充分考虑比例原则和最少侵害原则。

四、三亚观音圣像建设和政教分离原则在中国的意义

第4篇

本文作者:种煜晖贾媛媛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法学院

在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确认的五种纠纷解决途径中,仲裁与诉讼因其裁决主体、裁决规则、裁决结果等方面的严格要求而有着最高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且相对于诉讼而言,仲裁方式解决消费者纠纷还有其省事、省钱的简易性优点。正因为如此,在对消费权益受损后选择何种途径救济的调查中,选择仲裁解决纠纷的消费者比选择诉讼的还要多(分别是0.3%与0.1%)。总结起来,仲裁解决消费争议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从消费者的角度评析。对消费者来说,仲裁解决争议具有廉价、快捷、公正的特点。首先,在仲裁费用的收取方面。仲裁费用相对于诉讼费用来说比较低廉。根据消费者争议标的额一般较小的特点,消费争议仲裁案件的收费不宜太高,如浙江省通过人大立法的形式规定了小额消费争议仲裁可以免收或减收仲裁费用,广州市也在《消费争议的特别规定》中加以明确,消费争议仲裁案件收费标准,以50元为起点,并根据《仲裁收费办法》减半收取仲裁费用,如果当事人确有困难的,还可以申请延缓或免交仲裁费用。其次,在仲裁员的选任方面。仲裁员的选择可以体现双方的意思自治,且实行“专家断案”的方式,有利于保证仲裁程序和结果的公正性。发生争议的双方当事人可以选择自己依赖的、精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德高望重的专家作为自己的仲裁员,双方还有权共同选定双方都依赖的第三名仲裁员作为首席仲裁员。如果双方选定的仲裁员与其中一方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裁决,或者双方选定的仲裁员与其中一方当事人有私下会见、接受请客送礼等现象的,当事人就可以请求该仲裁员回避,另外再换仲裁员。从选任仲裁员的要求上,更具有专业性,更有利于保障仲裁程序和结果的公正性。再次,在仲裁程序的效率性方面。仲裁程序实行一裁终局原则,没有严格的级别管辖与地域管辖,当事人可在全国范围内自主选择仲裁机构。而诉讼实行两审终审,还有抗诉、再审等制度和严格的地域管辖、级别管辖规定。尤其是小额的消费争议因其标的额较小、案情较简单,还可以比一般商业仲裁的最长期限(四个月)还要缩短,弹性较大。如吉林省人民政府〈吉林省消费争议仲裁办法〉中规定,7000元以内(含7000元)的争议在受理后,应在45日内进行调查并仲裁结案。因此仲裁的一般程序相对于诉讼来说普遍比较简便、灵活,结案迅速,便于迅速、经济地解决消费者纠纷。而根据我国仲裁法的规定,仲裁程序中也可以由仲裁庭对纠纷进行调解,如果调解不成则要及时裁决。

其二,对经营者来说,仲裁的不公开性对其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的保护比较有利,能够减少舆论、行政指导等方面的不利影响,还可以防止商业秘密的泄露。消费者提请仲裁的目的只是为了解决纠纷,救济和恢复自己被侵害的消费权益,只要获得较为公正的解决方案和结果就可以了,并不期待公开的程序或者严格复杂的程序。在仲裁中,只要经营者对消费者的要求提出具体的答复和处理意见,消费者一般不会摆出对抗到底的姿态,经营者一般也不愿为争议失去主顾、破坏与消费者的友好关系,更不愿意通过公开的审判程序与消费者对立,可能还会引起舆论的关注,造成更严重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的损失。这种初衷使得双方都愿意采用不公开的仲裁程序来解决纠纷。目前,很多省市的仲裁委员会都设立了消费仲裁中心,以快速解决涉案金额较小的消费争议。如上海仲裁委员会小额消费争议仲裁中心,一两个月就可以对消费争议做出有效裁决,相对于消协更具权威,相对于法院更加高效,收费也更加低廉。以上海仲裁委员会小额消费争议仲裁中心为例,受理案件每件最高收费不超过800元,争议金额1000元以下的案件每件收费仅100元。

第5篇

关键词:传统思想文化 传承 思想政治教育 精髓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4)02-0167-02

一、引言

跨入了二十一世纪,我们眼前仍然晃动着许许多多茫然的眼睛。没有生活的目标,没有目标地生活,走不上人生正确的道路,没有正常的人生规律,这是现代人们的悲哀!虽然,人人都在走着自己的人生道路,然而在这些道路上,荆棘丛生,暗礁遍布,陷阱隐匿,法网环绕。很多人就在这个路上打圈圈、绕弯弯,直到死,也没有走上康庄大道,也没有弄明白这一切。这也是现代人生的悲哀!

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延续力。传统思想文化对中国的政治、伦理、价值观念、生活习俗、思维方式、道德规范、人生理想等,都处于支配地位。经过一代代的传承,传统的思想文化已经牢牢占据了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也应起到主导作用。当然,如何借鉴、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挖掘其中的思想教育资源,教导学生如何做人、怎样做事,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是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

二、传统思想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的必要性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所积淀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它不仅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道德修养等内容,还蕴涵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是我们民族最为宝贵的文化遗产。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对完善学生人格,使学生形成良好的文化素质,丰富学生人文素养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是提高学生道德素养的需要

多年来由于人文主义的不被重视,加之西方一些外来思想的不断涌人,对思想活跃的学生们思想产生很大的冲击,良莠不齐、泥沙俱下,使他们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学校教育应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培养学生的传统文化自豪感。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为国家、为民族、为集体的献身精神;以“仁、义”为本,点出儒家文化道德思想的核心和最高境界;以“百善孝为先”,传承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格守的传统美德。学生作为传统文化的承担者、体现者,必须摆脱盲目的自在状态而提升到自觉自为的水平。对于传统文化主动去接受、举一反三地接受、创造性地发挥;培养一种文化自觉意识、培养中华民族健康的传统文化心态,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积极主动地将传统文化内化为自身的知识框架、价值体系和道德信念的一部分。

2.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需要

随着中国加入WTO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进一步加剧,西方发达国家利用这个机会对我们的思想进行西化的趋势越来越严重。在这种潮流的影响下学生的精神境界、精神生活和道德观念发生了新的变化。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一定要掌握住思想阵地,利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引导全学生、教化学生,激起他们深厚的民族情感和爱国热情。?集体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一种强大凝聚力,是中国自古以来爱国主义思想的基石。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无不体现了中国人爱国、忧国,以天下为己任的伟大精神和对国家、民族、社会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在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对这一优秀传统要进行认真研究,在大学生的教育中灵活运用,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树立终身报效祖国的理想,为国家、为人民奉献自己的青春和智慧。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一定要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以增强民族凝聚力。

3.是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通过几千年的历史长河的积淀而保存下来的历史精华,已经深深植根于我们炎黄子孙的心底,成为一种中华民族的象征和“遗传基因”,如果缺乏对它的理解和认识,就很难有一种广阔的境界和胸怀。创新教育内容,注重学生的品格道德完善。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伦理道德占的成分最大。而讲是非、辨善恶,更是核心之一。凡是优秀的传统文化都是较重视人的行为自我规范的。这种态度重视人的道德价值观念,对现代教育仍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广博而深遂,有很强的哲理性。以德治国,修身为本的重德精神;各族一家,协和各邦的宽容精神;“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人道主义精神。正确的继承和发展这些优秀的道德传统将对学生的思想、意识、行为模式产生积极的影响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要创新、要发展就必须将理论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将二者融会贯通,形成互补,才能更好的解决新时期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才能有助于学生完整人格的塑造和培养。

三、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措施

1.开设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课程

完善课程设置,丰富学生知识结构。要改变现有的课程结构,强调历史传统、文化和艺术传统的教育;要设置文、史、哲等人文学科,采取措施保证这些学科的学习质量。如举行中国古典文学水平达标测试、设置双学位制辅以多种形式的选修课;举办有关学术讲座、书评会、辩论会等,以引导学生接触古典原着,逐渐加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同时,要建立一支从事人文素质教育的专业师资队伍,以保证教学落到实处。在文化道德素质教育中,学校领导和教师应具有身教示范的人格力量。开设有关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课程,作为必修课让学生们进行学习。了解与探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及其精华,有助于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通过学生们对传统文化的学习,使他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和其中的辩证思维,从而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和他们的思辨水平。

2.创造良好的校园文化学习氛围

良好的校园文化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教育力量,在学校内开展一系列以弘扬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为目的的校园文化活动,将对传统文化中的传统美德的学习、实践列为重点并贯穿在一切活动之中,以一种潜在的作用影响着学生,对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发挥着重大作用。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学生生活的每个场景、每个细节,让学生从生活中的一点一滴感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显得尤为必要。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形式有利于学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深入和内化。

3.开展经典传统思想文化导读活动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传统文化把道德教育、道德修养和道德实践看成是一个相互联系的完整系统,强调在树立崇高理想、信念和道德人格的同时,最重要的是实践。可以将有关传统文化的书籍通俗化,使其易懂,以符合学生的阅读水平,便于学生阅读和接受。倡导学生读有关经典思想的经典名着,使学生在一个比较轻松的氛围中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还可以通过各种文艺的方式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的东西表现出来,以提高宣传的效果。

四、 结束语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它的传承与发扬是现代人的一种责任和义务,它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是一种创新,也是一种必然,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而不断继承、创新、发扬的过程。学生是我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重要人才,新时期加强对学生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提升学生人文素质水平的需要,也是社会文明发展的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要全面实现我国发展的宏伟蓝图,使精神文明不断升华发展、社会和谐进步,就需要树立崇高的理想和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需要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培植扶正祛邪、扬善惩恶的社会风气。我国的各院校更应该从加强人文素质的教育入手,使培养出来的学生成为具有高度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文化水平、民主法治观念、敬业和奉献精神等高素质的建设人才。因此,我们吸纳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并把它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当中,就是更好地拓展和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同时把两者结合起来也是为了更好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参考文献

[1] 段丽君. 浅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育思想和教育方法,中华励志网[J] 2013,6;

[2] 刘军汉. 浅谈中国传统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价值,[J] 2011,7;

第6篇

关键词:传统法律文化; 现代价值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要特征

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在今后几千年的发展中,又融合了法家、道家以及佛家的思想,最K形成了以“礼制”为核心的、独特的法律文化。其主要特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家族本位、伦理中心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 人们的行为必须维护家族的利益,符合伦理的要求。家族主义是指个人的行为必须以家族和家族利益为目的,个人必须服从于家族。张晋藩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是沿着由家而国的途径进入阶级社会的,因而宗法血缘关系对于社会的许多方面都有着强烈的影响,尤其是宗法与政治的高度结合,造成家国一体、亲贵合一的特有体制。”家法与国法不仅在本质上一到致,而且适用时想通,凡属违犯国法的行为定为家法所严禁,反之,违反家法的行为也必定为国法所不容,由家法与国法共同组成的传统法律,是中国所独有的。伦理中心是对人们在血缘、辈份方面作出的规定, 也是评价人们行为是否得体的标准。人一出生, 就陷入一个由血缘和地缘共同编织的人际关系的网络中, 这个网络构成了人们生活、劳动、交往的大致范围, 亲属关系成为人们主要的社会关系,亲情义务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方面,作为家庭成员,他们在严密的伦理关系的束缚下,几乎是做为家长的附属物而存在,年长的对年幼的具有强制的权力, 这是血缘社会的基础。

(二)礼法互补,差序格局

中国古代最早的“礼”是原始社会祭祀的一种宗教仪式,随着社会的发展,“礼”包含的内容越来越多,涉及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由于“礼”的主要功能在于“别贵贱”、“序尊卑,确定了“尊尊、亲亲、长长、男女有别”的宗法等级秩序。这样就有了一定的约束功能,因此受到统治者的青睐。经过长期的演变,“礼”就由原来单纯的风俗习惯演变成了规范人与人之间行为规范,人人必须遵循,“礼”就逐渐有了法律的作用,后来就以国家制度的形式规定下来便有了强制性。可以这样说,“礼”是法的核心内容,法只是“礼”的外在表现形式。

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社会中的“礼”并不是一视同仁的,因血缘和地缘的不同,“礼”本身也呈现出一定的层次性。“它是以因人而异的等差性为特征的,它的作用就是论证等差的秩序和结构的合理性,并使之固定化、永久化。”礼的等差性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人际关系中的等差性,人和人的血缘不同,亲疏关系也就不同。这种以自己为中心所形成的有远有近的关系,就形成了所谓的“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具有极强的伸缩性,会随着位于中心的人的地位而有所变化,但无论怎么变化,以自己为中心的格局却始终不会改变。

(三)无讼是求, 道德教化

无讼”理念提倡谦和、无争、互让互爱、道德教化,包含了适应当时社会的和谐价值。首先,和谐是“无讼”理念追求的最高价值理想,也是调解最终的追求目标。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在社会关系中协调与和睦是第一位的。民众往往以争讼为道德败坏的标志,以无讼为教化有道的标志。其次,古代中国人以讼为凶,以和为贵。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以乡土社会为主的熟人社会。民众消极的诉讼观念使人们不愿用国家公权力来解决各种纠纷。在熟人社会中,民众处于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中,而法律所能处理的法律关系只是其中的某一方面或一小部分,其他方面的社会关系则往往被排除在外。因此,儒家所憧憬的理想社会是人们各守本分、和睦相处,不为私利而争斗,每个社会成员都能享受良好的社会秩序所带来的实惠和福利,这种和谐、安定、平静、有序的社会状态一直是中国人所崇尚和追求的。“无讼”作为和谐的表象和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自然也为人们所想往。

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

通过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研习,我们不仅可以从中找出其在历史发展中出现的合理性和曾具有的积极作用,而且也可以从中领会到许多值得现在及将来借鉴的东西。

(一)“重义轻利”与现代社会的义利取向

儒家的义利观集中体现在“见利思义”和“义以生利”这两个观点上。“见利思义”,即是当一个君子面临利益关系时,要以是否合乎“义”为标准,来判断是否获得或占有这些“利”。这是一个基本的道德自律原则。这就是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否则就是“见利忘义”。对于那些损害他人和社会道德准则的获利机会,则一个正直的君子应摒弃的。

目前,我国已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给人们的物质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的同时,也给人们的思想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它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人们可以充分的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尽可能地创造更多的财富和更大的价值。另一方面,也由于经济的发展和制度的不协调性,市场经济在发展初期还具有盲目性。市场经济提供的宽松的环境容易导致人们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甚至等腐败现象的出现。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我们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中需要重视的。在追求最大限度的“利”的同时,必须遵循一定的“义”的规范,达到了这个标准的经济行为就是将“义”与“利”统一的行为,就是合乎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的行为。

(二)“无讼息争”与现代社会的调解机制

应当承认的是,诞生于儒家背景下的“无讼”思想有它的历史局限性,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古代法学的不发达等等。这些缺陷无疑对当代的法制现代化是不利的,但是其中所蕴含的追求和谐的精神仍具有现代价值。“无讼”就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对于秩序和稳定追求的集中体现。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原有的经济政治体制正在慢慢的瓦解,但是新的体制还没有完全的建立起来,调节人们之间利益的标准并没有完全的形成,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丛生的时期,因此,稳定就成为了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文化中所追求的秩序价值就有了现实的意义。

我国现行的人民调解制度是人民群众的创举,也是我国古代的调解制度的一种继承和发扬。通过一些社会组织或是有资历的人充当“法院”的角色,进行调解解决一些社会纠纷,不仅可以维护当事人原本良好的人际关系,更重要的可以防止矛盾的进一步激化,达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目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大大减轻了司法机关的压力,节省了司法资源。

(三)“民本思想”与现代社会的以人为本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民本思想主要体现在重民、贵民、安民、恤民、忧民、亲民、爱民等方面。告诫统治者只有以民为本,做一个贤明的君主,才能得到老百姓的爱戴和尊重,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一旦统治者“失德”,就没有资格也不符合“天意'来完成统治,新的、道德高尚的统治者也必然会取而代之。

如今我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因此,我们在践行群众路线中要重视发挥传统民本文化的作用,借鉴弘扬传统的民本思想,古为今用,得出有益的启示,用新时代君子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对待群众,树立在群众中的良好形象和威信,用真情实感去爱民,启发我们一切为群众着想,重视民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狠刹“”,防患于未然,做到为民务实清廉,不断提高执政能力,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参考文献:

第7篇

论文关键词:服务;服务业;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服务贸易竞争优势

当今世界经济正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经济全球化开始向服务业全球化发展,服务业发达程度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并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改善服务贸易结构,是提高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能力、切实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从数量型贸易大国转向服务型贸易强国的有效途径。

一、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现状与问题

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指一国在服务业国际市场上的出口能力和对外直接投资能力,决定这两种能力的因素将直接决定着一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大小。 分析一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主要分析两方面:一是服务贸易出口能力分析,主要通过服务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①和服务出口市场占有率②两个指标以及服务出口行业构成与进出口差额行业构成来评价分析,二是服务业对外投资能力分析,主要通过服务业对外投资国际市场占有率③和服务业对外投资相对优势指数(ICA)⑤(见下页注释⑤)两指标来解释分析。

(一)中国服务业出口能力现状

1.中国服务业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评价 中国服务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的国际比较分析,上页表1和表2是中国RCA的国际比较和中国历年的RCA。从中看出,英国、西班牙RCA自1998年以来一直在1.3以上,表现出极强的服务出口能力,美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的RCA基本在1.0左右或以上,表明它们一定的服务出口优势。 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其RCA一直在1.0以上,2000年以来达1.4以上,表现出极强的服务出口能力,巴西也逐渐追赶于2003年RCA超过0.8,表现出一定的服务出口优势,而中国10年来RCA没有什么改变,一直低于0.8,并呈现下降趋势,表明在全球服务贸易加速发展的今天,我国服务贸易出口能力明显偏低。

2.中国服务业出口国际市场占有率 2006年,按照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排名,中国是进入前10名的发展中国家,印度出口增势更是迅猛。2006年,全球服务贸易出口额占货物与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为18.9%,中国服务出口占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仅为8.6%,在12个经济体中居末位,而英国、印度、爱尔兰、西班牙服务出口占比分别为33.5%、37.8%、37.2%、32.7%,相当于中国的3-4倍。 2006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占全球服务贸易总出口的3.3%,位居第八,而美国占全球的比重为14.1%,是中国的4.2倍;英国、德国、日本、法国占比均高于中国,说明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国际服务出口市场份额仍与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和中国整体的贸易地位不相匹配。

3.中国服务业各行业出口能力 从各个具体行业上看,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结构不平衡。只有旅游和其他商业服务的贸易保持顺差状态,具有一定的竞争力。近年来,旅游业的竞争力呈现出越来越强的态势,成为中国服务贸易的支柱行业。

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长比较迅速,但由于服务业发展水平低,满足不了国内对服务的旺盛需求,我国的服务贸易进口增加更加迅猛,造成了服务贸易逆差不断增加。1997年的服务贸易逆差为32.1亿美元,而2006年高达89.1亿美元,10年间增长了177%,参见表4。服务贸易逆差不断增加,一方面反映出我国经济增长对于服务的旺盛需求,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国服务业提供能力与需求之间的差距在加大。 从下页表5最后一栏看出,我国服务贸易逆差项目主要集中在运输、保险、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项目。我国在属于劳动密集型的运输服务业逆差达133.5亿美元,显示出极强的比较劣势。这是因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远洋集装箱运输盛行,运输服务越来越偏向于资本、技术密集型服务方式转变,而中国在资本、技术两方面的基础一向比较薄弱,越来越显现出相对的比较劣势。

2006年,前后恰好 是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最快的阶段,按照一般规律,一国货物贸易出口增加必然会带动本国运输服务贸易出口的增长,而我国的情况正好相反,这反映出我国生产的发展远远跟不上货物贸易的发展。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建筑服务的贸易竞争力有所改善,2006年实现顺差7亿美元。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建筑行业劳动力资源丰富且劳动力成本低,使其具有了一定的比较优势。2006年通信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是所有行业中增幅最快的,达60.8%,实现12.2亿美元的顺差。其优势的获得主要是靠国家政策性垄断和服务外包的发展。在目前的市场机制下,如何将原有的垄断优势转换为竞争优势以提高其整体服务水平,是电信业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保险、金融、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咨询和电影音像等高附加值的服务贸易领域,出口能力也普遍偏弱,反映出中国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水平比较低,特别是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逆差高达64.3亿美元,反映该行业对进口的依赖很大。

(二)中国服务业对外投资能力分析

1.中国服务业对外投资国际市场占有率 截至2002年,世界服务业对外投资(金融部分除外)存量为31 633.86亿美元,中国则为232.79亿美元。由此得出我国2002年服务业对外投资国际市场占有率仅为0.74%②。我国服务业对外投资能力明显偏低。

2.中国服务业对外投资相对优势指数(ICA) 截至2002年,中国服务业对外投资额占我国对外投资总额的比例为35.43%,世界服务业对外投资额占世界对外投资总额的比例为58.21%,而我国ICA为0.61,说明我国对外投资能力还很弱。

3.中国服务业对外投资的部门特征 2006年,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113.8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全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53.8%。其中,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35.3亿美元,占中国服务贸易领域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31%;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78.5亿美元,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对外投资45.2亿美元,占比39.7%,同比下降8.5%;批发和零售业11.1亿美元,占比9.8%,同比下降50.7%;住宿和餐饮业0.03亿美元,占比甚微,降幅达66.9%;中国信息传输计算机和软件业、房地产业、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几大新兴或现代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8.4亿美元,占比7.4%,但增势迅猛,同比增长157.7%③。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中国的服务贸易在劳动密集型部门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而资本、技术密集型服务部门的出口竞争力极弱。 然而,由于服务产品的特殊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考察比商品贸易竞争力的考察要复杂得多,不能完全依赖事后数据的分析,还要充分分析影响竞争力的构成要素,其中人员素质、服务企业品牌知名度、开展中介活动的能力、文化因素等交易前的“软”因素是决定竞争力水平的主要因素。 服务业因其需求潜力大,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小,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并具有吸纳就业能力强等显著特点,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部门。2006年,世界服务出口达2.76万亿美元,服务进口额达2.65万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2%和11%④。近年来,服务外包为特征的服务业迅猛发展。

根据IDC⑤市场调研数据,预计2010年,全球服务外包的市场规模将达到1.2万亿美元。 目前,全球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NP)比重平均为67%,发达国家平均超过75%以上,发展中国家平均达52%;在服务业吸收劳动力就业方面,发达国家比重普遍在70%左右,少数国家达到80%以上。而2006年,我国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仅为39.5%,劳动就业占全部就业比重仅为32.2%,我国服务业发展总体滞后,这种状况与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中国应抓住新的产业革命和国际服务产业转移的趋势,大力发展服务贸易。要提高中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就必须加强对这些问题的理论、政策、措施多方面研究。

二、打造中国钻石—中国服务贸易竞争优势模型 根据哈佛战略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的观点,一国服务贸易的竞争优势实际上就是服务业的竞争优势问题,一国服务业的竞争优势实际上是其服务企业的竞争优势问题。服务企业往往通过寻求低成本、服务产品差异化、独特的战略意图来获得竞争优势,而当服务企业的突出能力与产 业内取得成功的关键要素相匹配时就存在竞争优势。下面形同“钻石”的模型形象地勾画出了影响一国服务贸易/服务业竞争优势的基本因素,本文借助波特的“钻石理论”来构建中国服务贸易竞争优势模型,决定中国服务业竞争优势的四个主要因素是,服务业要素、服务市场需求状况、关联和支撑产业、服务企业与服务行业的竞争状况以及政府和机遇两个辅助因素。这些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之间是一个互动的系统,形成“钻石”体系。

(一)服务业要素状况 服务业要素包括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知识资源、资本资源、基础设施等。当今世界服务业的竞争受自然资源、普通劳动力等初级要素的影响越来越小,而对知识、专业人、专业研究与教育机构、基于技术的通讯手段与交通设施等高级要素的依赖性越来越大。 我国目前服务业要素禀赋的现状是:初级要素较充裕,各服务业都程度不同地缺乏高级要素。缺乏高级资源和才能要素是我国服务业竞争优势获取的一大障碍。 我国如果想通过生产要素建立起产业强大而又持久的优势,就必须发展高级和专业生产要素,它们的可获得性与精致程度决定了竞争优势的质量。

(二)服务业需求状况 国内成熟和苛刻的服务需求将有助于企业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档次,从而对服务业竞争优势的获取起着重大推动作用。本国需求的迅速增长将会刺激投资和更快地采用新技术和大型高效设备,当国内需求预示着国际需求时,也可使本地企业先于外国竞争者获得某产业的地位优势,当市场需求趋于饱和时,给企业一种向国际市场拓展和进行创新的压力。可见市场需求状况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了竞争优势,特别是那些导致开始和持续刺激投资与革新的条件,以及导致在日益成熟的市场上不断竞争的条件。

我国服务业的发展尚处于初期,所面临的国内市场是不成熟的,服务需求意识较差,服务品种较少,如保险业的情况。 (三)相关和支撑产业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供应商和关联辅助行业将有利于主导产业获得竞争优势。构建价值链优化主导产业与供应商之间的协调关系,使得主导产业可以从支撑和关联产业的成本、质量、信息交流共享优势中获得竞争优势。 “产业集群”有利于主导产业获得竞争优势,传统服务业的集聚主要是商业集群(如商业街、购物中心等),现代服务业集聚的形成高度依赖于城市经济发展所缔造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产业网络、人才集聚等基础条件。一国服务业就是一个大的关联产业群。

如运输业的发展将会推动旅游业的发展,电信业的发展更是金融、保险、咨询业发展的基础。我国大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低下,造成我国服务业整体国际竞争力缺乏。

(四)服务企业与竞争状况 基于不同管理意识的服务企业战略、结构等的构建以及国内竞争的激烈程度会给处于产业竞争中的企业造成竞争优势或劣势。对竞争优势影响最大的是国内竞争的激烈程度、竞争对手的素质和较高的新企业出现率,激烈的竞争使产业保持生机并构成持续改进和创新的压力,也会促使企业寻找国际市场,以支持其扩大的规模和研发投资。缺乏足够的国内竞争会使本国公司产生自满,并最终使之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 我国服务企业大部分管理意识封闭而落后,尚无实施跨国经营的企业机制和战略,部分服务业由于国家垄断而长期处于竞争不充分状态下,如电信业、国有商业银行服务,垄断排除了竞争,没有优胜劣汰的机制和价格下降的机制。

(五)机遇 机遇是可遇不可求并无法控制的,善于及时利用机遇并使之转化为优势的企业将获得竞争优势。目前,全球产业向服务业转移,全球财富1 000强中95%的企业已经制定了其离岸服务外包战略。离岸服务外包业务的巨大市场潜力与快速发展,给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

(六)政府 政府,由于其多重身份,既是服务的消费者,又是各种标准、政策法规的制定者,还是商业活动的管理者,因而对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有极其重大的影响。 政府作为消费者,在政府采购中必须有严格的标准,扮演挑剔型的顾客,采购程序要有利于竞争和创新。政府可以通过增强本国具有竞争优势产业的决定性因素,以提高本国企业的竞争地位。如政府直接投入企业无法行动的领域,也就是外部成本,如发展基础设施、开放资本渠道、培养信息整合能力等。

三、提高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措施

已有许多学者对如何提高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进行了有益的研讨。本文从政府、产业、服务企业角度重点提 出以下建议: 政府举措。我国商务部于2006年4月刚刚成立服务贸易司,对服务贸易的研究和管理尚缺乏经验,为此,要借鉴国外政府的成功经验,促进服务贸易发展的同时,加强科学管理,构建中国的服务贸易竞争优势。

1.制定服务贸易出口促进战略与策略 我国应制定服务贸易出口发展战略规划,扶持重点行业,发展重点项目。如美国政府投资4 000亿美元建立信息高速公路;印度政府投巨资为软件企业和海外的研发机构、客户提供高速可靠的数据通讯连接;日本政府投资24亿日元用于文化无偿援助资金。服务出口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服务贸易竞争力的主要标志之一。发达国家十分注重制定各种战略政策来促进服务出口。很多发达国家提出了“文化立国”的战略。日本政府,将动画片当作重要出口产品,更是把它作为一种文化形式来培养,基于文化出口立国制定的《年度知识产权推进计划》把技术性、培养人才、加强业界结构、筹措资金、调整文化产业流通市场作为具体项目进行构思,对日本动画片出口起了很大促进作用①。

2.建立发达的股务贸易促进机构体系 在这方面,美国的经验值得借鉴。一是要建立咨询、决策与协调体系。二是建立横向服务体系,由负责具体事务的政府部分组成。美国的横向服务体系涉及十几个部门,如其商务部主要进行行业贸易分析,并创造良好的产业政策环境;美国贸易开发署和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分别负责对外重大项目以及私企投资提供金融援助;美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小企业管理局为中小服务企业提供出口服务等。三是建立纵向服务体系,即由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的服务贸易管理促进体系。例如,美国联邦政府在各地设立“出口扶持中心”,几乎覆盖全美所有贸易城市,各州及重大城市政府设有出口促进机构,并在国外设有商务促进机构。

3.促进服务业要素高级化、优化 服务业要素高级化进程的关键是人力资本积累,未来服务业竞争优势的较量实际就是人力资本优势的竞争。为此,要加大对教育与研发方面的投资,建立多渠道多层次人才培养教育机构与体系。如日本为发展文化出口贸易,很重视文化人才的培养,许多大学和职业学校都开设与文化产业相关的专门学科,如形象造型学、尖端艺术表现、数码艺术、情报设计研究学、媒体、动画学等。

4.建立与完善服务贸易法规体系 根据中国加入WTO的承诺,目前我国服务业的开放程度已近于发达国家。由于服务贸易的特殊性,国际服务贸易的管理并不通过征收关税方式,而是通过一国国内立法所规定的种种复杂的非关税措施来调整。服务贸易的发展,要求政府充当好管理者的角色,政府在产业发展中最重要的角色莫过于保证国内市场处于活泼的竞争状态,制定竞争规范,避免托拉斯状态。关键是提高政府服务效率,改革市场准入审批制度,健全外商投资审批和管理的全过程管理,加强正在维护市场秩序、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提高监管水平三方面的能力。

我国应建立一个以服务贸易法为中心,各服务行业基本法规为主要内容,其他行业性行政法规、规章和地方性法规为支撑,依托市场写作和竞争法领域的《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其他经济法、行政法及刑法相关规定为辅助的服务贸易法规体系。 5.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统计体系,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我国服务贸易统计主要是根据IMF按照国际收支进行的BPM5②统计,这种统计体系存在的缺陷在于对占主要地位的服务贸易方式—商业存在没有反映。为此,还应根据多个国际组织共同编制的《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手册》进行FATS统计③。

从国外经验来看,一是要完善各种形式服务提供者和消费者的贸易登记制度,并以法令形式加以规范,例如,美国的《国际投资和服务贸易调查法》,这将提高服务贸易信息反馈的数量和质量;二是扩大数据采集面,除政府统计所获得的宏观数据外,还应重视扩大统计范围,西化统计项目,以获得微观服务活动数据;

三是加强数据的开发利用。例如,美国商务部每月公开服务贸易出口及相关统计数据。服务贸易统计数据不仅对政策制定、多双边谈判有重要意义,更重要的是对服务企业开展市场调查和出口经营决策有重大影响。 产业举措。如前所述,一国国际服务贸易竞争力实际上是一国服务业的竞争优势问题,因而还要从产业层面采取必要的措施,增强我国服务业的竞争优势。 1.大力发展行业中介组织 以中介服务机构组成的民间服务体系是服务贸易促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发展服务业和扩大服务贸易出口方面,主要 依靠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进行。如美国的服务业联盟,统一协调价格、制定行业标准、分享市场信息等。香港服务贸易民间体系包括香港服务业联盟、香港总商会、香港物流协会等近百个组织。我国不但要大力发展相关的服务中介组织,还要大力发展民间统计机构,由于政府统计的局限性,服务贸易统计过程中,还需要借助非政府机构获取大量有益的数据。

2.大力发展生产型服务业 制造业不仅仅只有制造环节,它还包含为制造服务的研发、物流、创新、品牌等服务环节。随着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和专业服务外部化趋势的发展,制造业竞争力越来越依赖于设计策划、技术研发、物流等商务服务业的支撑。生产是产品价值增值的主要源泉。从国际竞争的现实来看,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企业竞争优势,对加工制造环节的依赖性在减少,生产活动越来越具有战略环节的性质。

一个生产企业在世界市场上保持竞争地位的关键是保持上中下游三个阶段服务的优势。发达国家的技术密集型产品中这种软性投入所产生的增值已占到总增加值的70%以上。附随着制造业企业的价值链,生产业也分为上中下游三段:上游生产:产品研发、采购管理;中游生产:与生产本身结合的服务有质量控制、设备租赁、保养与维修等,与生产中游阶段并行的服务有会计、人事管理、保险等;下游生产:产品发运及保险、广告与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 我国应积极培育生产市场与所需要的专门服务人才,使生产企业服务内在化不断外在化,向企业价值链的高端发展从而形成竞争优势。

3.整合相关服务业产业价值链 任何一项服务业都不是单向发展的,例如,日本《皮卡丘》的经济效应,从游戏软件发行到电影、漫画、音乐的流行,在文化产业价值链上各环节都占有自己的位置。我国应该整合相关产业价值链,从价值链的相关环节寻求价值增值。充分发展各种业态与模式,那么旅游业的发展必然会带动相关运输业、餐饮业、住宿业、金融业、通讯业等服务部门的发展,从而带动其竞争力的提高。 企业举措: 服务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全面地考虑7S要素,包括战略(Strategy)、组织结构(Structure)、制度(Systems)、风格(Style)、人才(Staff)、技能(Skills)。 共同价值观(Shared Values)。其中,战略、结构和制度被认为是企业成功的“硬件”,风格、人才、技能和共同价值观被认为是企业成功经营的“软件”。 硬件要素构建: 结构(Structure),一个企业的组织结构会影响其战略规划及变革能力。一个企业的组织结构要以顾客为中心来设计。战略(strategy),构建战略意图是获得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途径,服务业尤其要高度重视品牌战略。

一个企业要针对或预期其外部环境、顾客或竞争对手所发生的变化,确定需要采取的行动。制度(Systems),在制定战略时,管理层必须拥有关于其运营、顾客及竞争对手的详细数据以判断形势的严重性,这就使得企业的管理会计系统、市场研究和销售跟踪系统和竞争情报系统成为必不可少。而在战略实施过程中,则应制定与战略思想相一致的制度体系。 软件要素构建: 风格(Style),服务企业应形成良好的企业文化,形成自己高效独特的管理风格,形成自己的品牌风格与文化。

共同的价值观(Shared Values),一个企业要确定自己的首要目标,明确自己的使命,而不能盲目发展。人员(Staff),指的是人力资源系统,包括员工评审、培训、工资体系的构建以及诸如动机、士气、态度等无形精神因素。实践证明,人才是战略实施的关键。技能(Skills),是公司独特的能力与才干。要通过严格、系统的培训,使员工掌握一定的技能。松下幸之助认为,每个人都要经过严格的训练,才能成为优秀的人才。 当一个服务企业所有的S要素很好地沟通和协调一致运行时,这个企业就会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从而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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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

1.1环保产业的内涵

在我国,环保产业被称为“环境保护产业”(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y),简称为“环保产业”。从环保产业发展趋势看,国际上普遍认为目前环保产业发展的核心内容是包括环境污染控制与减排、污染清理以及废物处理等方面提品与服务,针对环境问题的终端治理;环保产业发展的必然走向是针对产品的整个过程,既包括环境问题的终端,同时还涉及产品的生产过程中采用国内的技术、对环境的影响以及生产材料的选择等全程跟踪管理。

环保产业的目的是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资源利用量和废物排放量,某种程度上讲环境保护的目的也正在于此。为了改善环境质量、促进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需要环保投资。环境保护的投入对环保设备和环保技术的需求推动了环保产业的产生和发展。

1. 2环保产业投融资

国家环境保护局将环保投资定义为:环境保护投入是指社会各有关投资主体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以社会积累基金和各种补偿基金、生产经营基金中的资金支付防治污染、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其中包括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和环境管理与环境科技投入两个方面。环境保护投资和环境保护融资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环保融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进行筹集资金的融资活动,而有些环境投资也需要进行相关的融资活动,两者的资金活动有所重叠进而很难将二者进行严格的区分。因此单独提“环保投资”或“环保融资”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从目前来看,“环保投融资”的提法更加合适。当它强调环保投资时,指的是为着预期产出而投入资本于环保行业的经济活动;当它作为环保融资强调时,指的是资金融通。

2我国环保产业投融资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环境保护的年投资额一直呈现稳定的上升趋势,2007-2012年,环境保护的年投资额分别为3387.3亿元、4490. 3亿元、5258. 4亿元、6654. 2亿元、7114. 0亿元和8253. 5亿元,占同期UDP的比重分别为1. 36%、1. 49%、1. 54%、1. 67%、1. 5%和1. 59%(根据2007-2012年《全国环境统计公报》各年相关数据整理得到)。 但是,环保产业投资总量还远远不能满足控制环境恶化加剧及改善环境质量的要求,环保产业投资总额占同期UDP的比重仍然偏低。

2. 1环保产业投资主体仍以政府为主,企业缺乏环保投资动力

从表2环保投资结构可看出,城市基础设施环保投资呈快速上升趋势,“十五”到“十五”环保投资总量增加了2. 5倍,但环保投资占UDP的比例都在1. 3%左右徘徊,但城市基础设施环保投资由“十五”的655. 8亿元增加到“十五”期间的5182. 2亿元。“十五”期间城市基础设施环保投资占环保投资总量逼近60000“十五”期间,全社会环保投资达到22356. 2亿元,约占UDP的1.500“十二五”前两年,国家已经投入了15367. 5亿元。

2.2环保产业投融资市场机制不健全

在当前,由于市场化机制尚未形成,使得外界参与投资出现了瓶颈效应,企业对环保产业缺乏投资信心,阻碍了建设资金的投入,环保基础设施资金缺口加大。一是价格体系不完善,价格不以价值为基准,而由政府物价部门核准,这种不合理的价格机制抑制了资金流入环保产业。20世纪末以来,尽管国家对环境保护领域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各类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进入环保领域等,但这并未完全打破行政垄断,从而抑制了社会资金的进入。二是政府企业(市场)职责分工不明晰。政府的角色还没有完全转变,企业生产对环境造成的外部成本还没有完全内部化,企业环保投资的积极性缺乏。三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环保事权划分不明确,使得环保领域的投入存在着重复和缺位,各级政府不能很好履行其环保责任。

2.3环保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不完善

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已不能完全适应环境保护产业的发展现状。从政策内容来看,不少政策措施还以各级政府的传统计划和行政管制为基础,依赖于领导的重视。从政策制定、实施、评估、修正这一循环周期来看,各个环节都相当薄弱,没有很强的连接性和稳定性。在相当多的地区,仅仅依靠环境保护部门执法无法保证各项政策得到切实落实,这直接制约了环境质量的改善。

3我国环保产业投融资机制创新的政策研究

据外部性和公共产品理论,环保产业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其健康持续的发展需要国家予以一定的财力支持。但是完全依靠国家投资发展环保产业并非长久之计,要借助市场的力量,引进民问或社会资本流入环保领域才能真正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

3.1政府运用财政税收政策鼓励和诱导企业投资于环保领域

(1)建立政府公共财政预算制度。一是在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预算科目中建立环境保护财政支出预算科目,建立确保财政环保投资稳定增长的财政预算制度,规定政府对环保产业的刚性投入。二是明确环境事权和财权职责。建立环境保护财政支出体制的依据是中央和地方环境保护事权配置,应以地方财政为主,中央政府对一些环境保护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给予一定政策和财力支持。

(2)建立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绿色”财政税收制度。实际上我国税收制度的设计已经体现了环境保护的政策倾向。如1995年财政部「财工字152号文件规定,“企业开展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利用废水、废气、废渣等废弃物为主要原料进行生产的,在5年内减征或免征所得税。”现行的税收政策主要体现在综合利用方面,而且各地落实情况也不尽如意。因此,必须加快税制改革,扩大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零税率政策的调节范围,鼓励各类环境保护投资项目的建设。

3.2政府通过金融信贷政策,鼓励和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环保产业

3. 2. 1金融政策

制定金融政策能够引导金融机构资金进入环保投资领域。对环保信贷给予相应的优惠,鼓励银行在确保信贷安全的前提下积极参与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相关的项目。通过建立投资优惠机制,使金融机构的资金流入环保产业领域。特别是政策性银行应以多重优惠方式对环境保护予以信贷方面的资金支持。同时应将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环保行为列入信贷对象评价标准之内,使同一行业中环保投资做得良好的企业易于获得信贷资金,而忽视环保行动的企业难以获得信贷资金。

3. 2. 2融资政策

一方面,建立稳定的政策环境,引导资本投资环保领域。政府必须严格执法,对于污染企业或违反法规标准的企业进行相应的法律惩罚,以保证其有足够的环保投入;同时,政府还需制定有关环境服务的税收和价格优惠政策,对认真落实环境保护行为的企业进行相应的奖励补贴。另一方面,成立“绿色银行”或“中国环保银行”。在中国向绿色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成立“绿色银行”是一个发展趋势。

第9篇

论文摘 要:在媒介整合时代下的中国新闻教育改革大致沿袭三条路径:即分别作为专业课程、专业方向和教育理念来加以建设现有的新闻教育体系 。但是由于对媒介融合实质存在认知误区,三种路径在现实发展中都存着问题。作为专业课程上唯技术至上的课程取向,在专业方向上对通识 课程设置认知模糊,在专业理念上对新闻教育目标缺乏大局意识,都导致现实改革处于瓶颈状态。媒介融合下的新闻教育实质上是传播者和受 传者的传播理念融合,是知识性课程与技术性课程的融合,是对专业人才和社会人才培养目标的融合。

1 媒介融合对新闻教育的冲击

1.1 关于媒介融合

媒体融合是国际传媒大整合之下的新作业模式,是将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的采编作业有效结合起来,资源共享,集中处理,衍生出不同形式的信息产品,然后通过不同平台传播给受众。在新闻生产流程上,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互动与融合使新闻媒体的组织结构和工作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一体化的数字内容生产平台的建构、一个采编团队同时面对多种媒体终端的内容整合,要求新闻组织与每一个新闻从业者都能胜任媒介融合带来的新的任务。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布赖恩布鲁克斯(brians brooks)06年6月在人大讲座时,曾介绍说:媒体融合的“核心思想就是,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和一些藩篱的打破,以及电视、网络、移动技术的不断进步,各类新闻媒体将融合在一起。”“记者必须跨平台承担不同媒体交给的工作,98%的工作将和今天要做的极大不同。”

1.2 媒介融合呼唤新闻教育的改革

过去的十年,媒介融合已成为全球性的热门话题,在中西方的传媒界实践中也已经相当普遍。在数字技术与网络传播推动下,各类型媒介会通过新介质真正实现汇聚和融合。媒体融合的深度发展为传媒业提供了机遇和挑战,而新闻教育也必须正视这一挑战作出相应变革。媒介整合影响了整个新闻业制作流程,对传统新闻媒体的生存竞争提出了新的问题。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整合传播,促使了以前占据独立市场份额的各个媒介开始从独立经营中转向多种媒介的联合运作,尤其是在新闻信息采集上的联运操作,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人力、资金和设备的投入,从而实现了利润的最大化。其次在整合传播的过程,技术因素的力量越来越得到突显。新媒体不仅作为一种媒介载体,更是成为一种崭新的表达方式。新媒体发展中技术的更新换代,对新闻教育提出了新的问题。

1.3 媒介融合背景下中国新闻教育改革的现状

中国的不少高校正逐步开始顺应媒介融合的时代环境,进行新闻教育的相关改革和调整,既体现在教育观念上,也体现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等方面。概况来说,现阶段的新闻教育改革呈现出三个层次。

1.3.1 把媒介融合做为一种专业课程体系来建设。通过开设具有实验意义的数字传播课程来适应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如《多媒体信息传播》《网络新闻编辑》等,在课程体系上将新增加的课程作为原有课程的补充。

1.3.2 把媒介融合作为一种专业方向来建设。不单独开设具体的数字传播课程,而将新媒体概念渗透于各个专业的课程中,尝试“大传播”意义上的“媒介融合”,并重点借助“网络传播实验室”、“新兴媒体实验室”等教研一体化实验室,让学生在新技术运用过程中掌握相关知识和技巧。

密苏里大学呼应业界的需求,紧跟技术发展潮流,于2005年9月开设了一个新的“媒体融合”的专业,在“交叉”的基础上,为学生提供新闻传播技能的全面训练,以培养适应媒体融合的新型新闻人才。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推出的“融合新闻学”(convergence journalism)专业,已成为这一领域的引领者。

在中国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媒介融合的专业建设也悄然起步。2007年,南京大学金陵学院获批开设媒体融合专业(方向),并于2007年秋季开始招生,这是国内高校首次开设媒体融合专业;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与美国的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合作,成立了我国高校首家融合媒体实验室;2008年4月3日,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媒介融合系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双方约定互为姊妹学院,共同举办“新媒体发展与媒介融合”国际学术研讨会,推进双方的师生互访,互相承认学分。

1.3.3 把媒介融合作为一种教育理念加以应用。即整个学院以媒体融合为基础,将媒体融合嵌入到新闻理论演变中,将教师的日常教学和学生的实习实践都按照媒介融合的趋势和技术特点进行调整,探讨多元化互动新媒体教育模式。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在调整学院治理结构的基础上,在教学中,尝试在本科推出6个专业课程包,让学生能够既打好学科知识基础,同时可根据兴趣、发展潜力选择专业课程包。同时,在此前提下,也积极利用学校学科优势,加强与法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合作互补,试行联合培养,使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够具有两个以上的学科知识融合。在实践层面,人民大学尝试将学生的实习真正融入到新闻业界的生产流程中,搭建真正具有实战功能的媒介融合平台。

纵观这三个层次的改革,核心点其实体现在了对专业技术的重视。然而单纯对技术的重视并不足以应对媒介融合的发展。媒介融合给新闻传播教育带来的挑战,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还体现在受众心理、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层面的转变。所以,深刻理解媒介融合的实质,正确认识媒介融合对新闻教育培养目标的改变,才能够使新闻教育从根本上适应融合媒介的时代背景。

2 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教育的认知误区

2.1 对媒介融合对新闻实践影响的认识误区——停留在了对新闻制作者与制作方式上,忽视了受传者的影响

媒介融合带给新闻传播行业的改变不仅是体现在业务流程、行业规则、媒介形态上,它改变的不仅仅是制作者,更重要的是受传者对媒体选择和利用的方式。单一的从制作者层面理解媒介融合,尝试着通过培训全能记者的方式来适应媒介形态的变化,并不足以应变纷复繁杂的现实状况。更重要的是从受传者的角度来分析媒介融合的影响。媒介融合对受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受众对新闻的获取和理解方式上。

2.1.1 改变了受众获取信息的方式公众日益摆脱被动接受新闻或信息的状态。尤其是年轻人,乐于回应、参与媒体报道,甚至创建个人的媒体。

而且在年轻人中,拥有这种新媒介技能的人群在增加。专业媒体的记者必须正视这一现实,而且学会从这种方式中获取自身工作的养分。如从网上论坛,在线视频中寻找报道的灵感和故事。

2.1.2 改变了受众理解信息的方式。在传统新闻业为主导的新闻时代,人们对新闻的认知和信赖是基于对理论、数据的臣服,而在新媒体时代受众选择和体验新闻更多是出于情感判断。传统新闻学去强调以理服人,摆事实讲道理,用社会学解决理念传播、影响力问题,但今天它的效能却在极大减损。现在95%以上的社会判断、社会信任建立在情感判断基础之上,要让人们在情感体验当中产生向心力和认同感,动之以情,这是在媒介融合时代必须学会的一种传播手段。

2.2 对融合新闻教育培养目标的认知误区——唯技术至上的专业取向

早期在新闻学框架中的新闻教育注重采写编评的技能课程。在新闻学向传播学过渡的过程中,特别媒介融合发展的背景下,注重新媒体的技能培养又成了新的学科取向,提出培养“全能型人才”、“跨媒体记者”的新的培养目标。培养目标的核心就是体现在了对技术的重视上,尝试打破早期的专业类别划分,让学生打包学习不同的专业方向的知识。实际上全媒体记者的核心并不是单纯的专业质技能的掌握,媒介融合教学目的也不是要求报道者同时掌握所有媒体形式的专业技能。而是要求报道者能够在团队中正确理解自己的角色,将受传者和传播者的身份进行互动,根据现实情况选择合适的报道方式和报道技巧,以适应当前的媒体环境的变化。单纯的“唯技术至上论”会导致新闻信息的重复传播,深度信息的缺乏,减损有效传播的的效率。

2.3 对融合新闻教育课程设置的认知误区——对融合新闻教育的课程设置认知模糊

2.3.1 融合新闻课程设置上停留在了对多个不同媒介的专业技术知识的融合。

中国目前的媒介融合课程体系实质是力图将网络、报纸、广播电视三种不同媒介形态的技术课程进行打包设计,要求学生必须选修自已主修专业外的第二专业的课程。如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在将本科课程设计为新闻学选修包、传播学视觉传播选修包、传播学新媒体课程选修课程包、广播电视专业选修课程包、广告与传媒经济专业选修课程包、学术与应用选修课程包,规定专业选修课必须选修够16个学分,其中在本专业选修的课程不少于3门计6学分,其余学分可以自由选择任意一个课程包,但所选课程至少要来自本专业外的3个课程包。在这种课程体系中,网络是作为独立的课程包来讲授。 这样,在实际授课过程中,首先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课程体系重复带来的资源浪费,另一方面,过多的专业技术课程会减弱课程中非新闻专业领域的课程比重,这样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人文素养就得不到全面的系统的提高。融合新闻教育的目标并 “重视多能,忽视一专”,而是要实现“一专多能”的综合性人才的培养目标。

2.3.2 融合新闻教育的跨学科融合并没有真正体现。媒介融合带来的最大改变是,对多学科知识的融合。如何在新闻传播教育培养目标的实现上,在课程设置上,体现多学科知识的融汇,是目前新闻教育改革的重点。美国密苏里大学作为首个开设融合新闻专业的大学,以它成功的教育实践诠释了融合新闻教育的实质。威廉姆斯认为,既然将新闻确立为专业,它就既不能不强调通识、整体的文化教育,也不能偏废实践经验所能赋予的训练,新的教育方式是将专业课程和一定数量的经过精心选择的学术课程的结合。以此为理念,密苏里学院非常重视新闻学与其他科系之间的合作。尝试通过加强通识教育的方式来增强跨学科专业的整合。

中国新闻教育在通识课程的设置上,却出现了简单的“拉朗配”的局面,即简单地把两种学科领域的知识进行一定的融合。如有些学院要求学生选修经济类、文化类、法律类、信息类课程,提出培养所谓的军事记者,财经记者,法律记者等等复合人才,实质上这种课程体系培养的人才,相较于相应学科领域的专业人才来说,在专业知识的掌握上只处于粗浅的认知阶段,四年的选修课程由于缺少系统的课程体系的设置,专业的师资力量,充足的上课时间,和与传统新闻学知识的有效融合,变成了似是而非的“复合型人才”。

3 误区的重新认识和反省

3.1 对新闻教育培养目标的设置——对全媒体记者的认识解读

3.1.1 脱离唯技术至上的全媒体技者培养观念,确立培养具备技术能力、专业素养和职业理想的新闻创新人才。全媒体技术这一培养目标的三个层次正是体现了新闻创新人才的三方面素质的要求。一融合媒体人才的专业技术能力:掌握全媒体新闻采集和制作技术,在综合利用各类不同媒介特质的基础上对信息进行形态的差异化传递。如在报道一个突发新闻事件中,先用手机媒体做短信报道,然后是网络媒体滚动播报,再跟上图片报道、视频报道,最后为报纸、刊物提供详细的深度报道。通过多媒体方式对信息进行整合传播以实现信息的最佳传递效果,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二是融合媒体人才的专业素质是指具有职业道德和素养,遵守新闻伦理和新闻法律,富有创新精神,具有创造性才能。体现在全媒体时代就是脱离简单地对信息的重复性加工,防止信息的爆炸式传递,而是能够根据受众的差异化需求和媒体介质的不同特色,对信息进行多样性的富有深度的开掘。三是体现在新闻的职业理想上。不管传播技术如何进步,传播方式如何变革,新闻传播教育的人文内涵永远是至上的,新闻教育理念应以知识和技术为基础和手段,以人文精神的培养为目的。随着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我国的新闻教育走向了误区,即人文理想、新闻专业理念逐渐被实用主义,技术主义所取代,把新闻教育置于市场逻辑中,漠视生命教育,使新闻教育走向世俗化,功利化的歧途。 因此,全媒体记者的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内涵即是要培养坚持社会理想和个人理想,维护社会公益和价值体系的社会人才。

3.1.2 全媒体记者的核心素质是叙事能力,即要具有深厚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功底,能够深刻理解社会与现实,不仅能够通过掌握多种媒介技术把信息进行差异化的传递,更重要的是在信息传递过程中突显出信息的力量和价值。

美国著名新闻教育家、旧金山州立大学新闻系前主任、新闻学教授贝蒂?迈斯格在演讲中说,新媒体应用技术越来越成为傻瓜,已经变成简单易学的小手艺,今天的新闻院系培养的仍然是发掘和讲述新闻故事的能力,新闻传播院系在教学和科研中对新媒体技术的过分追求,将会削弱新闻学的核心价值,培养的学生很可能只会成为别人原创性的新闻和影视作品的剪贴员或包装工。不管媒体形式如何变化,如何让一个故事讲得生动始终是新闻学教育的关键性问题。已故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教授凯瑞说过:新闻就是一种描写的艺术,或者是描述的艺术。在美国密苏里大学、南加州大学的融合课程改革中,新闻写作课程始终是作为核心课程来开设,因为讲述一个好的新闻故事的能力实质是其他媒介技能的平台和基础。

3.2 融合新闻课程体系的设置——融合课程实质上媒介技术课程和人文与社会课程的深层整合

3.2.1 技术课程融合的实质是不同媒介专业的学科间融合,实现跨学科的整合教育。

媒介整合时代下融合新闻教育的实质是要把广播电视、纸质媒体和网络媒体的报道特色、写作范式、技术理论、视觉需求、专业术语进行课程间的协调整合,建立真正成熟兼容的媒介融合课程体系。

美国南加州大学媒介融合的课程在多次改革后逐步建立了这一体系,即把媒介融合中的网络新技术课程融入到整个传统新闻学教学中,不再像中国目前的新闻课程改革那样,把网络、广电、纸质媒体分别授课。这样的设计一方面避免了课程体系的重复导致的教学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从新闻实践的角度考量更适合融合新闻要求记者和编辑结合新闻题材特点选择最佳的媒介方式进行报道的特点。

表1:南加大新闻系媒介融合课程模式

3.2.2 融合新闻教育不仅要实现在专业课程上不同媒介技术课程的融合,更要在通识课程上实现多种学科间的融合。

媒介融合催生了融合新闻学的发展,技术层面引发的制作流程的改变,促进了在新闻教育中对技术课程的重视。但是在美国密苏里学院开设的融合新闻课程的实践中,发现单纯的技术性知识的掌握并不足以培养出胜任各种状况的优秀新闻人才。虽然媒体技术的力量谁都无法回避。但是也应该看到,内容永远主宰了高质量的新闻与新闻教育,传输系统永远是第二位的,虽然新技术挑战教育模式,但是我们应该坚持教授学生那百分之八十不变的内容,掌握百分之二十的操作技术比掌握百分之八十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更加重要。

在此理念下,美国新闻教育从早期的专才教育向通才教育发展,开设课程的重点从专业技术课程转向了人文与科学知识。各学校都努力将反映传媒技术性层面内容的课程减少,增加传媒事业社会层面、伦理层面、文化层面内容的课程。如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的大众传播系对新闻、广告专业学生人文课程的学习做出了严格要求,要求学生必须修65学分的人文课程,包括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历史、国际关系、经济学、戏剧艺术、宗教、讲演等;宾西法尼亚大学传播系认为:“我们的毕业生应该有良好的人文学科基础,我们训练他们能够探求文化、技术、伦理、文艺以及政治事务,并能深刻理解大众传媒对公众的作用、权利和责任。”

目前在中国新闻教育所面临的时代变革和现实危机面前,加强通识教育的理念和实践成了新闻高校改革的一大举措。目前复旦和清华都提出了通识教育的基础上的宽口径专业教育这一基本理念,定位于培养媒介精英人才。如下表2、表3可看到,虽然两者的通识教育课程的设置各有特点,但通识课程中对人文和自然科学知识的重视,加强学生知识面的拓宽是其共同特点。通识教育使学生浸润于文理贯通的博雅教育中,使其成长为更适合社会需求的“通才”。

表2 复旦新闻学通识教育课程设置与修读要求一览表

表3 清华新闻学专业通识类课程设置与修读要求一览表

综上所述,媒体融合是当代传媒业的一种新趋势,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域的联合与合作,早已突破了现行政策的壁垒。与此相适应,融合新闻教育成为现代新闻教育改革的热点和方向。如何在融合媒介的时代背景下,对中国新闻教育的学科整合进行重新认识和规划,对新闻教育改革来说至着重要。这种学科间整合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指包括不同媒体形态技术课程的整合,尝试将新媒体融入到各个传统媒介的教学体系中。二是在新闻学院内部将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知识和传统新闻学科专业课程的整合,着眼于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三是打破学院间的藩篱,鼓励学生辅修其他专业,真正实现学科间的联合办学,着力于培养社会性工作人才。只有实现这三个层次的改革,才能够真正实现融合新闻教育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徐沁.媒介融合:新闻传播业的新趋势.东南传播,2008(6).

2 倪宁.面对媒介融合的新闻教育.中国记者,2011(3). 3 倪宁.面对媒介融合的新闻教育.中国记者,2011(3).

4 editor and publisher.dec.24.1910,20.

5 邓建国.管窥美国新闻传播院校媒介融合课程改革中的经验与教训——以南加州大学新闻系的试错为例.新闻大学,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