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01 16:23:02
导语：在金融业季度业务总结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一、 2018年工作情况在2018年里，我主要完成了以下工作：
（一） 汽车金融产品开发为开发汽车产业链金融产品，自三月份起，我组织相关同事及分行，开展了大量调研工作，拜访了一汽、海马、江淮、奇瑞等汽车生产厂家以及建行、中行、兴业、中信等同业，深入研究行业现状及前景，充分了解客户需求，借鉴同业类似产品的风险防控要点和流程设计，起草了我行保兑仓项下汽车经销商库存融资业务的产品制度，并根据一汽、江淮两家公司不同的交易结构分别制订了产品实施方案。在方案中，我根据行业及客户特殊的风险因素创新研发了经销商打分卡工具，用于突破现有授信体系的限制，在有效识别风险的前提下降低了中小客户贸易金融业务的准入门槛。
烽火计划开始后，我带领相关研究小组，深入研究了库存车监管、平行进口车、票据、国内信用证与贷款产品比较等专项课题，起草了多份研究报告，未来可以有效指导业务实践。同时，我积极联系中铁现代物流、速递物流等仓储监管企业，推进监管企业资格准入及监管合作方案设计工作，引入一些新的科技手段来控制库存监管风险。
（二） 贸易金融业务技术性审查随着多类贸易金融业务授权本条线审查审批，需要我部开展技术性审查工作的项目越来越多。年内，我组织相关同事，完善了跨境融资、保函等多项产品的技术性审查模板，重新梳理了各类业务的技术性审查要点，高效完成了多项业务的技术性审查工作，指导分行把控业务实质风险，并积极与授信审查审批中心沟通解决相关问题，协助分行和贸易融资处推动业务落地。
（三） 组织课题研究根据领导安排，我组织协调相关同事、分行和咨询公司，开展“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贸易金融战略定位”课题研究工作。年内，我们在多方收集数据、研读相关文献资料、并开展多次同业调研的基础上，完成了研究报告初稿，该初稿约五万字，内容包括贸易金融业务发展现状、多家同业贸易金融业务发展情况和策略以及对邮储银行贸易金融业务发展的建议，在征求部门内意见后，拟于2019年一月提交部门领导审阅。
（四） 风险管理及其他工作年内，我还完成了以下工作：牵头组织了行内多个部门对江苏省分行开展的大公司板块业务检查，参与或主持了多次核心企业方案认定会议，组织了多次与授信管理部在审批授权、审批流程等方面的沟通协调并取得了预期的效果，起草了姚红行长在全国贸易金融业务座谈会上的讲话，参加了瑞银举行的衍生产品培训并对部门员工开展了转培训，以及其他领导交办的工作。
二、 需要改进的问题总的来说，我对2018年的工作并不满意，到新集体、新岗位的适应期较长，思维方式和工作习惯都得不断调整，主要工作也没有取得显著突破，斗志和信心都不足，但好在从三季度起，自己逐渐找到了一些感觉，开始发挥自身优势，组织同事、分行形成合力，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在新的一年，有以下方面还需要我着力改进：
（一） 提高工作的主动性从中台到前台，工作从被动型的审查审批到主动型的推动开拓，我仍然需要转变这一观念，提高工作的主动性，遇到困难时勇于面对、善于解决，不等不靠，从现有条件出发，多方寻求业务落地的方式和途径，并不断开拓思路，找到现实有效的解决方案。并且，我也要主动发挥自己在风险识别及法律方面的专业优势，协助相关处室及分行把控业务风险，推动业务落地。
（二） 建立完善产品经理的思维方式我行尚未建立成熟的产品经理培养、工作机制，新产品开发多采用“拿来主义”策略，跟风同业，再嫁接到自己的客户和制度基础之上，往往市场空间有限、流程繁琐低效、产品竞争力较弱。贸易金融部门管理产品众多，客户及行业的覆盖范围较广，面对的市场需求更为多元化，是金融创新高频发生的领域。我们应当真正走到市场中去，深入理解客户的经营和业务，为其提供高效的金融服务方案，真正从市场需求角度出发，并借鉴互联网行业产品经理的思维方式和开发理念，研究适合于我们自身禀赋、资源及客户结构的产品，与同业开展差异化竞争。从我自身来说，必须要加强产品经理相关技能的学习，并主动与部门内同事分享，帮助提高部门的产品研发能力。
三、 2019年工作计划（一） 完善汽车金融产品方案，多方寻求业务落地当前，保兑仓项下汽车经销商库存融资产品距离实际落地尚有一步之遥，间接授信额度项下还无法开立银行承兑汇票，根据领导安排，我们一方面需要积极与分行、客户沟通，争取以国内信用证、贷款的方式替代票据产品，另一方面也要与总行公司部不断沟通协调，争取为供应链业务与票据产品的联动打开空间。
在2019年里，我们还要继续探索创新，不断完善汽车金融产品，优化流程、控制操作风险，还要将其纳入线上融资平台进行在线处理。在市场拓展方面，要推动分行开展营销工作，与消费信贷部、信用卡部、消费金融公司联动，扩大获客途径，争取把汽车金融打造成邮储银行贸易金融的特色产品。
一、上半年工作总结
（一）经营发展情况
1.经营发展势头良好
一是包快、渠道专业依然保持快速发展势头。其中包快专业同比增长达到107.22%。
二是区县板块依然保持快速发展势头。区县板块均实现两位数同比增长，其中县域板块同比增长35%，新建区分公司同比增长达到48.4%；市本区分公司板块同比增长22%。
三是县域板块金融业务收入同比均为正增长。其中新建区金融业务收入同比增长近12%。
2.项目营销亮点纷呈
一是开展“项目大会战”活动，提升项目收入贡献。跨赛期间，全市组织了“大项目”营销竞赛活动，以项目引领业务发展，全市共立项271个，实现项目收入2924.76万元。
二是开展“四大市场”项目营销，做大优势市场。2018年年初，市分公司成立了校园、政务、旅游、商务“四大市场”项目组，打造市场综合服务项目，截止5月底四大市场已实现项目收入484万元，其中政务市场331.7万元，旅游市场84万元，校园市场6.6万元，商务市场2.2万元。
三是成立“六大项目”项目组，实现转型突破。为突破城市转型业务发展瓶颈，成立了普惠金融、城市转型、征地拆迁、校园教辅、函件新媒体、集邮定向开发“六大项目”项目组，攻艰克难、转型实破，截止5月底六大项目已经产生收入215万元，新增沉淀资金4411万元。
3.“双代”业务进展顺利
一是“双代”业务经营情况良好。截止到4月，全市累计代开发票616张，开票金额1854.03万元，代收税款89.11万元，预计完成收入4.46万元。青云谱支局、新建县解放路支局、南昌县迎宾支局均已经开办业务。进贤县岚湖路支行和青山湖区洪中营业所已经开始
二是第二批“双代”试点单位运行良好。南昌市四县五区均与国税、地税部门沟通良好，现已开通新建县、进贤县、南昌县、青云谱、青山湖四个区域共8个网点，基本达到季度数量要求。
（二）经营管理措施
1.加强收入进度管控
一是合理制定全年收入预算。结合市分公司实际情况，以加快发展创新，优化业务结构为导向，降低“投入高、效益低”业务的收入比重，提升成长性新业务、高效业务的收入比重，在首季完成《全市2018年业务收入预算》的合理编制，并根据各经营单位的业务比重特点，将收入预算分解下达至各经营单位，确保完成2018年收入预算。
二是分季度推进重点业务发展。市场营销部将按季度组织了首季和二季度重点业务竞赛，通过标杆式评分与完成进度评分相结合的方式，引导各经营单位“比、学、赶、超”，以重点指标完成促全市收入的全面完成。
三是按月度组织经营分析会和项目营销调度会。通过月度和累计经营数据的分析，说明当前的经营状态；通过营销亮点分析，总结经验并进行推广；通过标杆分析，找短板、找差距、找努力方向，通过问题点的分析，找到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2.加强经营宣传督导
一是经营亮点及时宣传推广。市场营销部成员每人挂钩一个专业部门，按周与专业部门沟通本专业经营发展的亮点和不足，特别是从全省、全国范围内看专业发展排位，找差距，努力突破，找亮点，复制推广；同时收集项目营销开发过程中值得推广的经验和模式，在全市范围能进行推广，营造“同行共赢”的良好局面
二是落后指标及时督导推进。帮助经营单位梳理重点业务及竞赛活动方案，特别是对临期的活动方案激励和约束进行强调，鼓励有能力的单位冲刺更高更优的成绩，争取获得更多的奖励；同时对累计收入、重点业务为未达进度的单位以下发督导函及组织召开专题督导会议等形式进行督导，从而劣等变优,优则更优，最终实现“同舟共济、同心共向、同行共赢”的良好局面。
3.提升经营发展活力
一是完善过程管控机制。按照“实时管控，重点督导”的方式，进一步强化经营过程管控，促进各单位攻坚克难、突破瓶颈、加快发展。按照收入预算管控、重点指标管控、竞赛管控、标杆管控等多维度管理，对阶段性经营管理情况，通过经营预警的方式，加强对各经营单位的督导，联合专业部门、职能部室对发展落后的单位查原因、开处方，提出行之有效的发展措施，找到加快发展的思路办法。
二是完善项目管理机制。分层次推进项目营销，重点抓好常规型营销项目开发、客户维护性大项目营销，“双代三险”渠道项目拓展，以客户为中心做大业务规模，提升项目效益；创新抓好“双创”项目营销，以创新思路拓展市场营销；突破性抓好“全市校园邮政市场综合开发”，以校园邮政综合服务中心为抓手，加强专业联动，整合企业内外部资源，组合邮政产品，加大校园市场开发的力度，提高邮政在校园市场的占有率和影响力。
三是完善营销费用管理机制。树立以效益为中心的发展导向，规范营销费用全流程管控，加强对标优化，合理控制营销成本，防范合规风险，提升营销费使用效果。按照集团公司设置广告费、业务宣传费和客户服务费三个会计科目规范营销费用的管理，重视营销费用管控、严格营销费用的使用、加强营销费用的检查。
4.打造经营发展特色
一是打造“大项目顶天立地，小项目铺天盖地”的项目营销氛围。为了寻找新的经营突破点，推动重点、难点工作进展，提高项目收入贡献，提升企业发展效益，市分公司加大项目营销力度，完善了项目营销管理机制，成立“四大市场”营销项目组、组建了城市金融网点转型等“六个项目”项目组，并由专业部门、客户营销中心牵头梳理全年的重点难点项目，等等。在全市上下营造浓厚的项目引领、重点突破的氛围。
二是打造“高效业务引领企业效益品质发展”的经营发展氛围。按照2018年经营工作会议精神，企业经营增收方向要遵循“三提高”，即：提高基础客户数量，提升高效收入占比，提高项目收入贡献。市场部牵头组织各专业局梳理了本专业的高效业务，同时分别出台了相应的经营或活动方案，提高高效收入占比，提升企业发展效益。
二、下半年工作思路
（一）顺势而为，大力加快收入进度的完成
一是强化经营工作过程管理，及时掌握全市经营收入情况，继续做好全局经营发展分析，以“经营预警”和“收入进度预警”为抓手，重点关注存在收入缺口的单位（及专业），有针对性的展开经营活动微观纠偏行动，确保“双过半”和全年收入计划的顺利完成。
二是强化业务竞赛组织管理，下半年，市场营销部将围绕完成全年收入计划这一中心工作，继续组织好季度营销竞赛和专业高效业务发展劳动竞赛活动，灵活运用“轻型激励基金”，积极组织开展金融网点活动方案，通过科学计划竞赛方案、严格控制竞赛实效、强化专业指导力度，突出竞赛对业务发展的推动作用。
三是强化“一体两翼”协调发展，通过宏观调控、统筹管理，在加快推进“两翼”发展的同时，加强“一体”的建设管理，实施邮务类业务底线考核，把文化集藏类业务做到“极致”。
（二）明势而谋，全力推进项目引领战略的实施
一是以大项目为着眼点，关注项目规模。紧扣社会热点即企业庆典活动的等重大主题，组织开展大项目营销和专项营销活动，对有发展潜力的项目进行立项并明确主体，集中企业优势资源进行整体推进，实现项目规模效益。将重点业务和产品与社会热点活动有机结合，策划营销项目，加强组织、宣传、督导和考核，形成促进项目发展的强大动力，以规模提升项目收入占比。
二是以营销活动为驱动力，关注营销进展。对开展的综合性、专业性和阶段性的主题营销或专项营销活动的过程进行控制和跟踪，确保各种营销活动都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和目的。
（三）借势而上，着力营造良好的经营发展氛围
一是加强经营督导，经验复制推广。通过经营亮点及时通报、奖励考核及时兑现、业务会议及时推进等形式，加强项目通报、加强竞赛指标进展通报，不定期收集省、市优秀营销案例，在全市范围内进行宣传推广，营造全员营销、全面管理、争先创优的发展氛围。
关键词：上海自贸区；离岸金融中心；风险
一、 引言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成立标志着我国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根据2013年9月国务院公布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支持试验区设立外资银行和中外合资银行，允许试验区内符合条件的中资银行开办离岸业务”是上海自贸区金融领域开放创新的重要内容，这意味着“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是上海自贸区未来的重要方向之一。2015年4月，国务院出台《进一步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提出“积极研究完善适应境外股权投资和离岸业务发展的税收政策”。2015年10月，国务院颁布《进一步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开放创新试点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案》，提出“支持具有离岸业务资格的商业银行在自贸试验区内扩大离岸业务”。上述举措意味着上海自贸区离岸金融中心建设问题已经开始付诸于实践。现阶段，如何在总体方案的指导下，做好自贸区离岸金融中心建设的路径规划和风险防范工作，科学、合理地发展自贸区离岸金融业务，成为有关机构学者的关注重点。
二、 离岸金融中心概述
目前，学术界对于离岸金融市场的的界定标准分为两类。第一类界定标准强调交易主体的非居民性以及交易货币的离岸性；第二类界定标准突破地域概念，强调金融循环的内部性。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国际银行设施的建立，离岸金融市场的“岸”不再简单地被看做是国境，而是指国内金融循环体系。此时，相对宽松的监管体系、税收制度以及“非居民”成为鉴别离岸市场的关键要素。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本文认为上海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是指以上海自由贸易区为依托，为非居民提供各种类型的人民币资金融通活动，并且不受中国境内金融系统监管规则和税制约束的金融中心。
三、 成立上海自贸区离岸金融中心的必要性
1. 发展离岸金融业务是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任务。“2020年建设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是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的重要目标。但是，根据英国Z/Yen集团2015年9月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上海从2014年的第16位跌至第21位。与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相比，上海的优势在于拥有强健的经济与金融腹地以及优越的地理位置，劣势在于金融对外开放度、自由化程度以及业务深度较低。因此，充分利用好上海自贸区在离岸金融领域先行先试的政策红利，是提升上海作为金融中心竞争力的重中之重。
2. 建立上海人民币离岸中心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境内离岸金融中心建设与本币国际化之间紧密相关。1986年，日本东京建立JOM离岸金融市场（Japan Offshore Market，简称JOM），推动了欧洲日元债券的发行和欧洲日元借贷业务的开展，大幅度提升了日元国际化水平。2009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率先在上海等地启动，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的启动。2015年，上海市跨境人民币业务结算规模达到2.7万亿元，位居全国第一，这对于推动人民币成为全球主要的支付货币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中国银行的离岸人民币指数（BOC off-shore RMB Index，简称ORI），2011年第四季度至2016年第一季度，ORI指数从0.32%提高至1.26%。这反映了我国境外的人民币存量越来越多，使用渠道趋于丰富。在此背景下发展自贸区离岸金融业务，将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更加简捷的渠道。
3. 与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协调发展，理顺人民币跨境流动渠道。近年来，以香港为核心的人民币离岸市场呈现出爆发式增长，业务类型不断丰富，市场规模不断增大。但是，香港离岸金融中心前期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随着人民币贬值预期增强以及离岸人民币汇率对在岸汇率影响力的提升，近期，香港人民币存款规模有所下降。这意味着如果没有好的的流通渠道，境内外的资金价格差异、人民币贷款利率和债券收益率差异、境内外人民币汇率差异等因素都有可能容易引发离岸市场人民币流动性的紧张。上海自贸区境内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建立一方面能够对境外资金进入境内予以支持，发挥对境内的带动作用，另一方面，有利于培育内地资本市场，促进人民币汇率和利率的价格发现，理顺人民币跨境流动渠道，弥补香港离岸金融中心的不足。
4. 建设上海离岸金融中心能够提升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建设自贸区的最直接的目的是降低交易成本，吸引外资，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实现这一目的的前提条件是较高的金融开放度和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毫无疑问，自贸区的建设将使区域内涌现出一批具有“两头离岸公司”特点的非居民企业，这些企业在交易过程中会带来大量离岸资金的进出和沉淀，需要配套的经营离岸结算、保险、投资等业务的金融主体。2015年，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同比增长11.8%，达到26 575家；实际使用外资规模近8 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4%。发展离岸金融业务，能够为更多的国内外企业提供便利的离岸金融服务，为企业发展创造宽松的投融资环境，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四、 建设上海自贸区离岸金融中心的潜在风险
目前，我国外管局对大额资金的监控主要停留在对在岸公司的出入账频率和金额上，相比之下，对离岸账户的开立和资金流动的限制和干预较少。这一方面使得离岸账户的优势更加明显，另一方面为金融监管和经济稳定埋下了风险因素。
1. 离岸人民币市场套利与套汇引发短期资本流动风险。在现代信用经济下，资本流动性的剧烈波动是影响全球金融体系稳定和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因素。从金融危机中资本流动的变化特征可以看出，资本流动过剩与资本流动紧缩之间能够迅速逆转，并通过扩散机制和传染效应在不同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之间传导，也可以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种渠道在国际间扩散。Kindleberger和Aliber（2014）以17世纪至20世纪数次金融危机为研究样本，得出结论：资产泡沫，经济过热和跨境资本流动之间存在着循环影响机制，当经济到达明斯基时刻时，经济下行预期和资产价格下跌预期将会驱动资本流出，引发经济动荡。相比于在岸人民币，离岸市场不受国内监管部门直接管控，因此，投机者很容易利用离岸和在岸价差开展人民币流动套利，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见图2）。
2. 境内金融机构将面临较大的经营风险。上海自贸区离岸金融中心的建立无论是对于银行、保险、证券等传统金融机构还是支付、小贷等新型互联网金融服务主体，都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商业银行作为最主要的离岸金融业务经营主体，将面临一系列的风险。
（1）市场风险。自贸区离岸金融中心给商业银行带来的市场风险包括：第一，利润来源受损风险。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主要利润是存贷款利率差，自贸区离岸中心将会大大提高国内的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水平，这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将是严峻挑战；第二，利率和汇率风险。自贸区因与国际经济形势联系密切，很容易受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加之同时受区内外利率差、国内外汇率差的影响，价格波动难以把握，很容易产生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第三，业务萎缩和竞争加剧风险。除了中资商业银行自贸区离岸金融中心还将吸引一大批外资金融机构入驻，这将间接造成商业银行的业务替代和业务萎缩。
（2）流动性风险。由于自贸区离岸金融业务不受境内监管体系监管，在自贸区内从事金融业务的银行分支机构对资产负债管理的要求相对灵活，因此，银行自身做好长期规划，理清市场供需状况，控制好资产负债比，否则，盲目的信贷扩张极有可能引发银行的期限错配和资金流动风险，引发经营危机。
（3）信用风险。我国商业银行的客户多为在境内注册和生产经营的企业，但自贸区内金融机构的服务对象以注册地在国外且资产和生产经营活动均不在境内的非居民客户为主。当非居民客户成为服务主体时，商业银行发生信用风险的概率也将随之增加。银行不仅会面临较高的尽调成本，还很难真正掌握这些客户的信用水平和履约能力，这将会导致银行呆账坏账率的提高，引发信用风险。
（4）法律风险。根据监管部门对于上海自贸区“一线管制，二线放开”的新型监管模式，自贸区内的商业银行享有较高的经营自，金融业务免受境内监管的约束，这有利于金融创新，提升金融市场活跃度。但是，“放开”并不意味着合规压力减小，相反，金融机构还会面临更加复杂多样的国际习惯、国际惯例和国际条约的束缚，更容易产生法律风险。
3. 投机者利用自贸区离岸金融业务进行洗钱犯罪的风险。根据全球金融诚信组织（GFI）的《发展中国家非法资金流动：2001-2010年》显示，10年内有约5.9万亿美元的非法资金流出至150余个发展中国家，其中中国非法资金流出规模最大，主要流向香港、境外避税港型离岸金融中心（如英属维尔京群岛和百慕大群岛）或发达国家金融机构。上海自贸区离岸金融中心的建立，为犯罪贩子利用人民币离岸金融业务及监管的灰色地带洗钱提供了便利。从经济角度而言，这不仅会扭曲资源在境内外的配置，还会提高跨境资金数据统计的难度，干扰中央货币政策的制定。
五、 基于风险防范视角的上海自贸区离岸金融中心路径选择
1. 离岸金融中心发展路径。一般而言，离岸金融中心发展路径可以划分为内外一体型、内外分离型和避税港型三种类型（见图3）。内外一体型模式即离岸市场和国内市场是一个整体，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资金的出入境不受限制，最为典型的是伦敦和香港；内外分离型模式（严格的内外分离型和内外渗透型）即离岸市场与国内市场相分离，离岸交易必须通过离岸市场专门账户进行，典型代表为纽约、东京和新加坡；避税港型离岸金融市场一般位于岛国地区，无实际的资金交易，仅提供簿记业务。
2. 上海自贸区离岸金融中心路径选择：从内外分离型走向渗透型。通过本文第二部分和第三部的分析可以看出，从长期看建设上海自贸区离岸金融中心收益大于风险，但是短期内，可能会影响到宏观经济稳定和金融机构运营。那么，选择何种发展路径对于上海自贸区离岸金融中心的建设至关重要。
从纽约BIF和东京JOM等全球主要境内离岸中心建设的国际经验来看，它们在成立初期均采用内外分离型模式。随着金融市场化程度的提升、业务体系的完善以及风险监管制度的健全，才逐步向渗透型转变。因此，鉴于风险防范的视角以及目前的实际状况，并考虑到根据“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原则已经将自贸区内外相隔离，本文认为上海自贸区离岸金融中心建设初期应选择内外分离型模式。长期来看，随着资本项目开放度的提升，国内利率和汇率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以及相关监管体系的完善，可将上海自贸区离岸中心从内外分离型向渗透型转型。
六、 总结
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是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的重要方向，对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理顺境内外人民币流通渠道以及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上海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建设也存在着一系列的风险。例如，套利与套汇引发短期资本流动风险，境内金融机构将面临较大的经营风险，投机者利用自贸区离岸金融业务洗钱风险等。考虑到我国目前经济金融发展现状以及便于进行风险隔离，并综合美国和日本的境内离岸金融市场发展的历史经验，本文提出在成立之初上海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应采取严格的内外分离型模式，随着境内资本项目开放程度的提升，再逐渐向渗透型模式转变。
参考文献：
[1] IMF， Concept of Offshore Financial Centers： In Search of an Operational Definition[J].IMF Working Papers，2007，07（07/87）：365-99.
[2] 罗国强.离岸金融监管法制构建中的基本原则与模式[J].金融经济学研究，2010，25（2）：107-117.
[3] 马骏，徐剑刚.人民币走出国门之路[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
[4] 潘丽英.国际金融中心：历史经验与未来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5] 汪川，赵瑾.上海自贸区离岸金融中心建设的模式及制度安排[J].新金融，2014，（7）：56-60.
[6] 闻岳春，程天笑.上海自贸区离岸金融中心建设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研究[J].上海金融学院学报，2014，（2）：5-18.
[7] 伍戈，严仕锋.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管理探索――基于对系统性风险的基本认识[J].新金融， 2015，（10）：14-18.
[8] 严红飞，徐兆华.我国离岸金融市场的风险管理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学位论文，2008.
[9] 周新月.国际离岸金融中心形成原因的实证分析[D].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位论文，2015.
关键词:房地产金融业;美国;历程;启示
中图分类号:F29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22014503
0 前言
作为起步较晚的新兴产业,房地产业的发展经过几十年的风雨兼程,现已呈现出爆炸式的发展景象。房地产业因其对内需的拉动作用和对相关产业链联动的牵引作用,已成为不少国家的支柱产业及其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在房地产业蓬勃发展的过程中,金融业的介入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倾向。它不仅改变了传统房地产业的投、融资模式,加速了房地产业的发展壮大,更使其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变得更为微妙。当下,房地产金融市场已经成为现代金融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开放、稳定、高效的房地产金融市场,是该国金融安全的重要前提。作为分散金融风险,确保金融安全的重要措施,一、二级市场的存在又是至关重要的。本文梳理了美国房地产金融一、二级市场从无到有,从平静到喧嚣的历史进程,总结了其中的一些有益规律。
1 政府主导一级市场时期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危机,给美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也给美国带来了诸多的社会问题,而民众住房条件的持续恶化便是其中之一。在凯恩斯政府干预理论的影响下,为逆转民众住房条件持续下降的趋势,同时提振国民经济,美国联邦政府决定开始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干预。
联邦政府涉足房地产市场伊始,对房地产业的干预大致是以“非市场”机制和“市场”机制两头并进的方式展开的。一方面,它首次推动了公共住房项目(The Public Housing Project)的实施,打开了政府出资提供住房、在非市场框架内解决民众住房问题的先例。另一方面,它着手构建了一个统一、完善、有序的一级市场金融体系。正是由于政府对房地产市场进行的这些引导和调整,在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的几十年时间里,美国房地产业表现为政府主导下的平稳、快速发展。
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使得美国长期存在的住房供需绝对失衡状况得到了根本性扭转。20世纪70年代,美国住房市场上的总供给在绝对量上已经超过了总需求,市场的主要矛盾已由过去供不应求的总量失衡性矛盾转变为了中低收入阶层购房压力过大的消费结构性矛盾。而公共住房政策的长期推行也使政府负担大为增加。所有这些新矛盾的出现,都意味着依靠传统的政府主导的方式提高民众住房条件,作用已变得相当有限。
2 政府构建房地产金融二级市场时期
鉴于上述新矛盾和新困境的出现,在房地产金融一级市场初具规模之后,美国联邦政府开始启动了房地产金融二级市场的建设。
首先,联邦政府发起和组建了新的联邦国民抵押协会、政府全国抵押协会和联邦住宅贷款抵押公司三个实体,从而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二级市场框架。之后,联邦政府授予“房利美”和“房地美”购买经联邦保险的抵押贷款和一般按揭贷款的权力,以拓展普通贷款二级抵押市场并促成该领域内的良性竞争格局。
在房地产金融二级抵押市场的框架成型之后,美国政府开始通过业务授权的方式引导市场行为主体朝着政府拟定的政策目标展开活动。这种逐步深入的业务授权,使上述机构源源不断地在房地产金融市场中创造出流动性,它们的良性运作疏导了一、二级市场,金融创新继而得到鼓励。这一系列的良性连锁反应,引导着整个房地产金融市场朝着健康、蓬勃、稳定的方向发展。(表1显示了美国两大住房贷款抵押融资公司“房利美”和“房地美”在政府授权下业务逐步拓展的历程)。
二级市场的逐渐成熟和完善使美国房地产业收获了十余年的繁荣。十余年间,住房贷款二级抵押市场的成功运作辅之以联邦政府推行的各类住房援助计划(Housing Assistant Plan),使美国社会成功抵御住了两次石油危机诱发的经济萧条的负面影响,同时经受住了战后“婴儿潮”时期新生儿成人高峰的冲击,民众的住房条件得以持续、稳步地提升,美国家庭住房保有率不降反升,由1969年的不及64%上升到1981年的逾65.5%。
20世纪80年代,在刚刚经历两次石油危机之后,美国又遭遇了储贷协会(S&Ls,Saving and Loan Associations)危机,它影响了房地产市场的流动性,增加了民众购房的压力,也加剧了美国房地产价格的波动,使美国住房贷款抵押二级市场的系统性风险陡然增加。正是这些困境的产生,让美国政府决心通过改革金融系统,深化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以此来分散房价剧烈波动可能给整个金融体系造成的风险,进而保证整个金融体系健康、高效、快速地发展。
3 政府引导金融创新时期
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深入,是经由金融监管的放松和业务授权范围的扩大来完成的。宽松的监管加上持续拓展的业务范围,必然使美国房地产抵押贷款二级市场上金融业务类型逐步呈现多元化,金融创新活动也必将随之扩张。这种思路的一个可以预见的结果是,随着金融创新活动的日益频繁,住房抵押贷款的证券化将渗透到美国金融行业的方方面面,并最终通过全球经济一体化与世界经济体系相关联。这样一来,美国低收入民众的住房承受能力便能够大大增加,购房也将更加便捷、轻松,联邦政府在住房建设投资上的支出能够得到有效控制。而最后,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出售这些证券,美国穷人的住房难问题将为全世界范围内的富裕阶层所承担。
西方金融混业经营及监管模式的总结与反思
在微观企业层面，当今西方发达国家的混业经营主要存在两种模式：综合银行模式和金融控股公司模式。综合银行模式是指允许在一个公司实体内从事银行和所有的非银行金融业务，典型代表为德国综合银行模式。该模式优势主要有公司内部各个部门之间可以共享各种资源，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但是这种模式不利于协调利益集团间的利益冲突，也不利于加强金融安全网。金融控股公司模式是指控股公司拥有银行和证券等金融业务子公司，各金融业务之间建立“防火墙”，控股公司与子公司组成了金融控股集团，典型代表为美国金融控股公司模式。金融控股公司模式与综合银行模式相比，其优势为减少了同业务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扩展了金融各部门之间的安全网；增加了控股公司在市场和分销网络上实现协同效应；由于控股公司对资本投资的责任是有限的，控股公司旗下的子公司经营失败对母公司及其他子公司影响不大；这种模式的透明度比较高，利于金融业监管。其缺点在于金融控股公司模式一般限制了信息、人力资源或其他投入要素在集团内的流动，削弱了金融开发和利用信息优势获得协同效应的能力。根据我国金融业发展的现状，以及改革进程中对金融风险的防范，在政府的推动下，国有性质的金融机构投资、控股的混业经营得到快速发展，主要模式为金融控股公司形式。
在宏观监管层面，从理论上讲，金融监管最主要的目标无疑是尽可能地防止或抑制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金融危机甚至金融市场崩溃发生，从而尽可能地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鉴于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的金融业已经基本实现混业经营，在探讨我国金融监管模式改革之前考察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的监管模式是很有必要的。
英国式统一监管模式。这种模式对于不同的金融行业，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不论是审慎监管还是业务监管，均是由一个统一的超级监管机构负责，这个机构由中央银行或单独成立的金融监管局来担当。英国于1998年进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在合并原有的9个金融服务业监管机构的基础上成立新的金融监管服务局（FSA），成为集银行、证券和保险等监管职责于一身的一元化金融监管机构。目前，采用这一监管模式的国家或地区还有：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
美国式伞形监管模式。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颁布以后，美国改进原有的分业监管体制，形成一种介于分业监管和统一监管之间的新的监管模式。在这种模式下，金融控股公司的各子公司根据业务的不同接受不同行业监管机构的监管，而联邦储备理事会为金融控股公司伞状监管者，负责评估和监控混业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整体资本充足性、风险管理的内控措施和程序的有效性以及集团风险对存款子公司潜在影响等。另外，美国的州政府在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方面也具有一定的监管权限，尤其是对保险机构享有全面的监管权。然而，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说明，这种监管制度的安排显然无法有效监管高度混业经营的金融市场，并化解其运行过程中的潜在风险。也就是说，美国介于分业监管与统一监管之间的监管模式，在金融企业混业经营高度发展的情况下，不但无法进行有效监管，甚至有可能因为其内部的协调和分工不明确而延误化解金融风险的时机，并导致金融体系风险的进一步累加而形成系统性风险，最终导致了系统性风险以危机的形式爆发。具体来看：
首先，这种“双重多头”的监管模式容易出现监管真空，而最大的真空就是各部门的监管标准不统一。不仅如此，美国的监管机构太多，如美联储(FRS)、货币监理署(OCC)、存款保险公司(FDIC)、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等近10个机构，监管机构之间权限多有重叠。其次，在监管重叠的同时，监管盲区也不鲜见，例如，像CDO(债务担保证券)、CDS(信用违约掉期)这样的金融衍生产品，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一个监管机构宣称对其进行监管。最后，多头监管的存在使得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够得到足够的法律授权来负责整个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风险，在金融业快速发展的今天，极有可能导致风险的持续累积，在目前这场金融危机当中，正是由于监管不到位，导致金融衍生产品的价值链条愈拉愈长，市场风险不断叠加，终于在房地产按揭贷款环节发生断裂，引发了整个衍生产品市场的崩溃。
不完全统一监管模式。这类监管模式介于统一监管和分业监管之间，主要包括牵头监管模式和双峰监管模式。牵头监管模式是在实行分业监管的同时，由几个主要监管机构建立及时磋商协调机制，为防止混业中的监管真空和监管机构相互扯皮，指定某一监管机构为主监管机构或作为牵头监管机构，负责协调工作。巴西是典型的牵头监管模式；双峰监管模式是设置两类监管机构，一类负责对所有金融机构进行审慎监管，控制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另一类负责对不同金融业务监管，澳大利亚和奥地利是这种模式的代表。
我国应借鉴伞形监管模式
笔者认为，虽然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也暴露出美国当前金融监管模式存在的巨大问题，但是，鉴于当前我国金融混业经营尚未形成规模和分业监管模式相对固化的事实，建立类似美国的伞形监管模式仍然是我们目前比较现实的选择。在混业经营发展的初期阶段，理想的监管模式应该是有统有分，统分结合的监管模式。具体来讲，我们可以采用在统一监管的框架下实行监管机构内部专业化分工的方式构建中国的监管模式，即成立中国金融监督委员会作为一个集中统一的监管框架，内部构建由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组成的专业分工的“三合一”的功能型监管体系；鉴于伞状监管模式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我们尤其要注意明晰对于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责任，并通过制度的形式加强各监管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协调；随着我国金融业的进一步发展，在条件成熟时，可以逐步将机构性监管模式转化为功能性监管模式，最终形成人民银行负责金融政策，金融监管委员会负责金融监管，二者紧密协调的金融监管框架。
在金融监管的改革进程中，我国可以首先建立综合性金融管理机构─中国金融监督委员会，成为全国金融行业监管的总牵头人，负责统一制定我国金融业的发展规划，通盘考虑和制定金融法律法规，协调监管政策和监管标准，监督和评估金融部门的整体风险，集中汇总各种监管信息，统一调动监管资源。这一阶段，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依然要分别在各自监管领域加强监管。经过一定时期的发展，我国的金融机构必然走向全面混业经营。一旦金融市场发展成熟，金融监管积累了一定经验，可以考虑将证监会，银监会和保监会合并到国家金融监管委员会，由后者成为金融业统一的监管机构，从而使我国的金融监管制度更好地适应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大势所趋。
完善我国金融混业经营及监管模式的现实选择
当然，在改革进程中，我们仍然需要统筹兼顾，循序渐进，减小金融改革的风险。因此，我们还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完善金融混业经营及监管方面的法律法规
我国的金融立法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于实践的发展，需要立法机关和监管部门共同努力，依据金融市场开放的现状、外资金融机构的设立和经营情况，以及国际金融监管变化趋势，逐步完善金融法律体系。包括：合理确定金融发展目标，体现安全与效率并重的立法理念；健全金融机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强化核心业务下的混业经营；建立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法律制度，明确界定金融控股公司与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构筑防火墙以有效控制金融风险；充分满足我国入世后的要求，完善与WTO规则和金融监管国际管理相吻合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不断完善与基本法规相配套的专业性法规以及实施细则和补充规定。在立法过程中，应进一步加强规划性，增强系统性，提高针对性，强化操作性，切实提高立法质量。应该明确金融机构通过控股公司实现混业经营是必然趋势，对于要求进行混业经营的金融机构进行严格的资质审批。要消除国家财政对大型金融机构的隐性担保，建立对各类主体一视同仁的市场待遇；最后还需要严格执法。
（二）大力发展职业经理人市场，培养适应国际竞争的金融监管队伍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市场经济发展得越成熟，职业经理人在企业中的作用也就更加突出。而竞争性的经理人市场则是经理人发挥最大效用的有效机制。而在我国，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金融机构在选拔任命管理者时，仍然是按照行政方式，由政府有关部门直接任命和委派，这种方式难以在金融机构经营者之间形成优胜劣汰的竞争环境，不利于金融机构的成长和壮大。因此我们首先要逐步推进金融机构人事制度改革，减少并最终消除政府对大型金融机构人事制度的直接干预，最终建立起金融机构的职业经理人制度；其次要积极采取措施，将商业金融机构中业务精通，视野开阔的高素质人才充实到金融监管队伍中去，优化监管队伍结构，提高监管人员的整体素质。
（三）继续推进金融机构的公司化改革，健全法人治理结构
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企业自身不但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和竞争实体，而且要体现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特征，表现为多元化、集团化经营的组织形式，或者呈现规模化、跨国化的经营趋势。规范的公司制是实现现代企业制度法人治理结构的主要形式。而现代金融控股公司是一种更加复杂的利益聚合体，只有建立有效的控股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才能处理好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同时还要坚持市场化运作和有限政府的理念，积极培养行业组织，发挥行业组织自律作用，控制不正当竞争行为和垄断行为，并直接参与某些方面的银行监管。同时充分发挥社会会计、审计、律师等中介力量的作用，弥补中央金融监管力量的不足，还应重视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
（四）建立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和即时的风险控制系统
强化社会监督信息披露制度，通过要求金融机构定期对其经营状况、财务状况进行披露和汇报，一方面使得金融监管当局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对金融风险进行有效管理；另一方面信息披露强制公示金融机构整体经营状况，弱化内部人控制，构成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从而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因此，要合理确定信息披露的内容和程序，统一披露信息的文件格式，并严格界定信息披露的法律责任，以保障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及时性和有效性，避免虚假信息泛滥所造成的金融秩序混乱。在法规中，要规定持续信息披露制度，要求金融机构持续性地提供重大信息，包括季度报告、中期报告、年度报告等定期信息，以及发生重大变动的临时信息，以使相关利益人能持续、公平地获得有价值的信息。金融监管机构要对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进行检查与监督，确保信息的完全真实公开并禁止信息滥用。同时，监管机构也要增强监管政策调整的透明度，让金融机构、利益相关者及时了解监管当局的最新动态，及时评估政策变动对自身的影响程度。
一个温暖的下午,作为亚太及海湾地区50名最有前途的年轻银行家之一的林治洪,在他的办公室,向《金融理财》的记者,讲述该部发展五年来的风雨历程、取得的成绩,以及在行业内逐渐确立的品牌地位……
林治洪的办公室位于西城区西单教育街3号武警招待所的9层,这里宽敞明亮,十余株绿植让整个室内显得绿意融融,生机勃发。古色古香的藤椅沙发,精致的木质书柜,镂空的折叠屏风,无不显示着其品味与涵养。而悬置在林总办公桌正对面墙壁上的一幅字画,“达观”二字潇洒豪放,苍劲有力,不仅透出一种人生态度,还有他对中国贸易金融发展前景的信心。
其时,午后的阳光透过宽大的落地窗,让整个房间在阳光的照耀下悄然升温。随着气温的上升,谈话的气氛也越发热烈,暖意融融。林治洪没有将话题过多地停留在该部所取得的成绩方面,而是很快地转向他对该行贸易金融未来发展的规划布局,打造专业化、特色化中国贸易银行的信心与决心,在他刚毅的眼神和坚定的语气中,展露无遗。
“我们从来不跟任何银行去比,我们只跟自己比,每天都在进步,突然一抬头,看见前面没人了。”谈起未来的发展,他充满信心,“只要你坚定这个方向是正确的,这个事情是对的,就走它一辈子,一定会成为百年老店!”
行业地位初显
在不久前的第四届中国――拉美企业家高峰会议上,中国民生银行与泛美开发银行签署了《贸易融资便利项目保兑行协议》,该行副行长梁玉堂先生和泛美开发银行行长Moreno先生出席了签字仪式,随后,应泛美开发银行的邀请,该行就贸易金融业务做了专题发言。
协议的签署使民生银行成为继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之后,加入该贸易融资便利项目保兑行的第四家中国的银行。更重要的是,自此以后,该行可利用泛美开发银行为南美开证银行所提供的担保,充分挖掘与南美地区国家及行的业务合作潜力,有效地解决国内企业开拓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市场过程中的融资和担保问题,满足客户对拉美地区的业务需求。
或许,很多人看到的是该行贸易金融又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却无法真正体会这背后更深层次的感受。在签署仪式当晚的饭桌上,梁行长曾深有感触地说:“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贸易金融给我带来的这种地位。”梁行长的话,一方面流露出民生银行在强手如林的银行业中生存的现实,另一方面则更说明了其贸易金融在行业内不容置疑的地位。
“咱们在这行业就是这地位啊!”林治洪非常肯定。
自2005年11月成立以来,该行贸易金融部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截至2010年三季度末累计创造中间业务收入40.4亿元,整体业务复合增长率保持在70%以上,特别是在2009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面前,民生银行贸易金融业务无任何新增不良资产,全年日均资产收益率达到6.8%。
“部门刚刚成立时,中间业务收入只有几千万,而今年我们预计收入17-18亿。”谈起今年的发展情况,他颇感欣慰,“我们国际双保理业务笔数达到7962笔,位居国内同业第一,业务总量位居国内同业第三,而今年有希望实现第二。”
短短的五年,何以取得如此快的发展?在众多银行中,该行又有哪些优势,使得其贸易金融业务在同业中脱颖而出?这不仅让我们产生更多的疑问。
走过风雨五年
2005年11月,年仅35岁的林治洪,从美丽的海港城市大连来到北京,他的工作是执掌刚刚成立的贸易金融部。这次调动,不仅翻开了林治洪本人职业生涯新的一页,也揭开了中国民生银行贸易金融业务发展的新篇章。
贸易金融部的前身是国际业务部,1998年刚成立时,因为亚洲经济危机的爆发,遭受了“灭顶之灾”。“当时全是坏账,北京的、上海的,37个客户全部‘死掉’。”回顾这段经历时,该部一位元老至今都心有余悸,“当时民生银行全年收入13.8亿,国际业务就损失了好几个亿,所以行领导毅然决然地把这个部门给撤了,并入到公司部。”
所谓万事开头难,而林治洪所接手的贸易金融部要打一个翻身仗,则更是难上加难。
部门刚成立,员工少也是摆在他面前的事实。“当时正式员工只有四人,加上内部转岗和新招聘的,总部也就十个人。”难怪,林治洪在很多时候都不愿意回忆这段经历,因为“说出来都是眼泪”。除了缺乏人手,办公条件也相当差,“连工作的位置都没有,东插一个,西插一个”,回忆起刚起步的经历,他感触颇多。
“那时候我是从大连分行副行长上来的,在总行的部门老总里是相对比较年轻的。”林治洪回忆说,“总行部室的老总都曾是我的领导,我就经常去向他们请教,多方听取意见。”
这也让他变得非常谦逊,熟悉他的朋友介绍说,直到现在,他接起电话总会说“您好,我是小林。”尽管当时面临着诸多困难,甚至也有人发出质疑的声音,但他仍然充满信心,积极用行动去证明,去释疑。或许,这正是他那幅字画上“达观”二字所传达的人生态度。
经过短暂的磨合,在与行领导磋商后,林治洪大胆地提出了“垂直销售,垂直评审,垂直操作”的管理体系和“专业、专注、专业化经营”的方针,随之确定了“走专业化道路,做特色贸易金融”的经营思路。
在他的带领下,2006年,该行贸易金融确立了“3+1”的商业运作模式,即打造高效的总行垂直集中管理体系,建立灵活高效的垂直销售体系、专业化的贸易融资评审体系,顺利启动了贸易金融集中运营中心的建设,推出了应收帐款融资、物流融资、服务增值类三大系列主打产品。
在团队打造方面也全面落实“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双向”人才战略,从海内外引进职业经理,从全国引进国际保理、保函、物流融资、结构性贸易融资等产品的顶级专家,并选派业务骨干赴国内外学习贸易金融运营管理、风险控制、客户关系管理等,为民生银行贸易金融业务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经营思路。
初步的尝试也让该行斩获丰厚,2006年年底,荣获当年“最佳贸易融资创新奖”,成为“亚洲商业银行成长性十佳”之一,贸易金融部也顺利当选中国保理商协会副主席单位。旗开得胜以及业务发展的迫切需求,也使得事业部改革变得顺理成章。
2007年1月,全行事业部改革尚未正式启动,贸易金融部在总裁林治洪的带领下,未雨绸缪,率先成立了贸易金融账务分离工作实施小组,与相关部门配合,用短短三个月时间完成了新会计分录制定、新旧系统数据核实、数据移植、损益确认等大量工作,在3月17日顺利完成贸易金融业务账务分离工作。9月5日,该部在业界率先推行事业部制运作模式。
这也让该行获得当年“最佳贸易融资银行奖”,随后几年的发展,贸易金融部在国内国际上都屡获殊荣,“2008第一财经金融价值榜年度公司金融服务品牌”、“2009年《亚洲银行家》中国区贸易金融成就奖”、“2010年英国《金融时报》中国银行业成就奖――最佳贸易金融银行奖”等荣誉被收入囊中。
“只有事业部改革后,它才能把整体战略思想执行下去,要不然执行不了。29个分行就会有29个思想,那样的话,总行一个大战略,29个思想却各自做嘛!”林治洪的见解独到而精准。
如果将该行贸易金融作为一艘船的话,事业部的改革则如帆如油,为确保其顺利的发展补足动力,也推动了其迅猛的发展。“如果总结我们这儿的优势的话,第一个就是民生银行体制的优势,比如事业部制改革。”林治洪如是说。
突出核心优势
林治洪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在不同人的口中会得出不同的答案。
有人曾将肉食动物“双目间产生出一块视力聚焦区”的特征来形容他对目标锁定和跟踪的能力;在网上一搜,也会得出“林治洪是一匹狼”的答案;在他下属的眼中,他是既严厉又温和的老板,严厉在对待工作上,温和在对待同事上……
总之,他充满自信,谈起中国贸易金融业某些领域的发展时,有一种“舍我其谁”的霸气。这些缘于他对中国贸易金融的充分认识,也缘于他对该行贸易金融五年来所形成的核心优势的把握,更缘于他善于驾驭、运用这种优势的能力。
“除了体制上的优势外,第二个优势就是团队。”谈起团队,林治洪充满肯定,“一个是专业人才,另一个是文化。我们贸易金融部的执行力是非常强的,同时,大家的这种感情和凝聚力也是优势。”
目前,该部总部从最初的10人扩充到近百人,全系统员工从最初的204人增加到517人,其中本科以上学历达90%以上,硕士及硕士以上学历占29%。难怪,一位新来的员工,对比过其它银行后,会发出“还是民生银行贸易金融的人才比较强”的感慨。
在林治洪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气质,其人格魅力与才华深深地感染和吸引了贸易金融部的员工们。在贸易金融部,也一度流行着他的一句话――“想过幸福生活,请到贸易金融”,足见员工们对他的尊重和敬佩,以及跟随他一起工作的自豪感。
然而,随着该行贸易金融有目共睹的发展,同行“挖角”也让林治洪稍稍有些不“实”。“我现在发现很多地方性银行国际部的老总,都是我们这儿培养出来的。虽然人才走,我稍稍有些不‘实’,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民生贸易金融这几年发展过来,得到了广大业内的认可。只要是民生贸易金融部出来的,到那儿就当老总。”林治洪开怀大笑,“他们很推崇我们的理念和产品,这说明我们做得好,做得对,如果我们做得一塌糊涂的话,也不会像这样!”
“第三个优势是特色的产品和服务。”林治洪介绍说,在特色贸易金融业务中,国际保理、结构性贸易融资等已领跑国内同业,出口买方信贷尤其是船东买方信贷业务出现良好的发展势头,在国际金融同业踌躇不前甚至减少全球业务规模的同时,成功操作船东买方信贷业务,还成功尝试长单融资业务模式。
“比如船舶融资,我们做的非常好,收益非常大。以前我们什么都做,我们现在做得越来越专业了,挑选了专注的地方,那就是专门做散货船。在散货船中,我们挑选了Handy和巴拿马这两个船型。”他强调专注于特色,然后再细分市场。今年,民生银行贸易金融主攻3.3万吨、5.7万吨、7.6万吨、8.2万吨和9.25万吨几种载重的船,占据了市场很大的份额,他也相信“未来的市场份额是最大的”。
除此之外,特色的市场定位也是该行贸易金融发展的突出优势。目前,贸易金融事业部已建立了以世界500强企业和国内龙头企业为战略客户、以中型企业和民营企业为基础的稳定的客户群的市场定位。
“比如说民营战略,这是我们的特色,这实际上也是建立在客户基础上的市场定位。另外,我们还有建立在商品上的市场定位,建立在产品方面的市场定位,建立在特色领域方面的市场定位,包括我们现在做的高端的机械设备、高端的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比如说光伏电,我们就是垄断。”
林治洪手臂一挥,“所以,没有什么可说的,要保有这种优势,在逆境中不进则退。我们从来不跟任何银行去比,我们只跟自己比,这是我一直提的。因为没有可比性,大家做的都不一样,我这种定位都是独一无二的,你说怎么跟你比?因为大家都不在一个标准线上。”他显得很激动,口气也非常坚定,“我就跟自己比,每天都在进步,突然一抬头,看见前面没人了。”
“每天都会进步一点,每天进步一点,做到这个就可以。”他还不忘告诫身边的同事,“要永远保持这种心态”。
谋划未来布局
和林治洪总裁谈话,总会让人深受感染,他坚毅的表情、独到的见解、远见和真知卓识,都不由得让人感佩。他的语气也会调动整个谈话的氛围,说到兴奋处,他会激动地双手比划,为听众铺展出他心目中贸易金融未来发展的蓝图。
目前,中国贸易金融业还处于初级阶段,尽管在理念方面已经和国际接轨,国外的产品国内也基本上都有,但是依然存在着诸多差距。这也让林总颇感郁闷,“我们的不足根本上还在市场环境,资信体系不够健全,信用环境不好,很多产品都发挥不了功能。”他将烟蒂捻灭在烟灰缸里,“另外还包括一些系统建设,比如信息化、电子化,和国外相比差距很大。”
“中国这个市场是个不成熟的市场,但是又是一个很丰厚的市场,我们这群人也在不断地摸索前进。”“行业自律和信用体系还不完善,这个都需要时间。”他给予了耐心,但也看出了机遇,“所以,谁能把握住机遇,谁能定位准确,谁就能把握住机遇。我觉得我们这个定位还是很准确的,有了大的定位后,我们以后再逐渐地缩小,更加精准!”
“只要你坚定这个方向是正确的,这个事情是对的,就走它一辈子,一定会成为百年老店!不能说今年我这样做,明年我那样做,那一定是失败的。所以我们这些理念和定位,从06年提出来的,是雏形,然后随着不断对事物认识的深刻,一直丰满它,给它更多的内涵和灵魂,一直走过来,走了五年了。我想如果民生银行再走五年的话,一定就成名了。”他似乎说给听众,也是说给自己,“但是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坚持!”
谈及明年的打算,林治洪充满信心,“我们的思路和想法很清晰,就是坚持我们现有的特色定位,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明年后年都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做深做透,当然还要做专业。”据介绍,该行贸易金融还将伴随企业“走出去”而“走出去”,加强研究这种模式产品来源渠道;另外,关注人民币跨境结算,“这个是重中之重,跨境结算很有市场前景,机遇非常大。”
关键词:次贷危机;传导机制;金融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0)11-0050-03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0.11.12
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其传导过程本身提供了一个审视金融体系内部关联的良好视角,同时,传导过程中暴露的制度漏洞和监管缺失也是对我国金融监管的有益启示。
一、金融危机的传导与缺陷
(一)危机的传导机制
2007年2月13日,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New Century Finance)发出2006年第四季度盈利预警暗示着此次次贷危机的开始,而由此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传导到经济的各个领域以及全球多个国家,造成了全球性的经济大衰退,它的传导机制如图1所示。
1.次贷危机的起源。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为了刺激经济,一些从事房屋信贷的机构开始降低贷款门槛,大幅度降息的同时将贷款人的收入标准调低,甚至大范围出现“零首付”,进而形成了比以往信用标准低的购房贷款,“次贷”也因此得名。据IMF的统计数据:美国次贷占美国整个房地产贷款的14.1%,大约在1.1万亿到1.2万亿美元,而其中的坏账据高盛的测算是4000亿美元①。2006年,美国的GDP为15万亿美元。但如果仅仅限于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企业出了问题,规模是可以计算的,并不会导致一场传播范围如此之广的危机。
2.金融创新推波助澜。金融创新中资产证券化衍生出的次级债券将单一信贷市场的风险扩大到了更大范围的资本市场,使更多的金融机构和国家参与进来,从而使得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成为可能。
美国的抵押贷款企业为了分散次贷高回报的背后的高风险,将单体的次贷整合包装,制作成各种高固定收益,并标注着信用评级公司的AAA的高等级标号的债券(例如资产抵押债券ABS)出售给其他金融机构。资产管理公司、对冲基金、保险公司、养老基金等金融机构面对这样的“稳定而高回报的产品”,在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之下纷纷加入购买次级债的行列。从根本上,产生这些债券的原始动机是美国的抵押贷款企业为了降低本身面临的风险,但金融创新产品却通过杠杆效应进一步制造出了更大规模的新的次级贷款。同时,危机也开始向全球金融市场转移,普通居民一旦无力还款,整个金融系统都将遭受损失。
(二)次贷危机中存在的监管漏洞
1929年的美国经济萧条正是由于对金融自由主义的盲目崇拜而导致的,为了有效的防范与控制风险,1933年美国颁布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证券法》以及《信托契约法》等要求现代金融业实行分业经营。1988年以后,金融自由化的浪潮在全球再次蓬勃兴起,混业经营再次成为金融业的主流趋势。
混业经营的模式下,金融机构在业务上趋同,业务相关性增强,从而一旦金融危机爆发,其在各类金融机构、各类金融市场之间的传导更加容易,连锁反应剧烈,给整个金融体系带来很大的破坏。就金融监管而言,由于混业经营中业务的复杂性和交叉性,很容易因金融监管没及时跟上而形成监管空白或监管重叠造成的效率低下。从上述分析中可看出,传导过程中暴露的制度漏洞和监管缺失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本位主义导致监管空白。美国的监管体系最大的特点是“双线多头”,这种分散制约型的监管体系虽然有利于防止金融监管权力过于集中,但各个监管机构只关注自己的监管领域,自身利益为上,并支持金融机构通过金融衍生品将风险转移到其他领域。另外,整个监管系统存在盲点,对于金融创新的衍生品如ABS、CDO、CDS等的监管归属美联储并未给出明确规定,而这类产品本身具有高杠杆、高风险的特点,一旦有损失,波及的范围和深度都难易度量。
2.重复监管成本昂贵。美国的混业经营机构通常有2个以上独立的监管机构对其进行监管,由于各自的指标体系、操作方式等不同,其相互的协调和沟通难免产生矛盾,很难达成一致。另外,美联储虽然在名义上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但只能起到总体的纲领作用,实际的制约作用非常小。重复监管带来高昂的监管成本的同时,导致了监管效率的低下。
3.过度依赖市场自我调节。西方的金融业崇尚自由,相信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自动对金融市场进行调节使之达到帕累托最优,政府少干预甚至不干预,给予金融市场足够创新的空间。但垄断、信息不对称、市场参与者的非理性等因素都会使市场失灵,市场的“自然监管滞后”和政府的“主动监管滞后”导致了大量的无效监管。
二、金融监管的新理念
经历此次金融危机后,美国就金融监管架构改革提出了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就全球各国而言,金融监管的理念也在随时代而发生变化。
(一)从规则监管转向目标监管
目标监管打破了银行、保险、证券和期货四大行业分业监管模式,将市场稳定监管、审慎监管和商业行为监管三个层次监管目标和监管框架紧密联系,使监管机构能够对相同的金融产品和风险采取统一的监管标准,大大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它的最大优势是可以整合监管责任和发挥监管合力,构建最优金融监管体系,更好地应对金融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目标监管的重点是金融监管的权力必须集中,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提高监管效率。将银行、保险、证券和期货几大行业的日常监管事务集中到单一监管机构,精简机构设置,减少协调沟通成本同时提高监管效率[1]。
(二)从机构监管转向业务监管
以美联储为例,要使美联储成为金融稳定的中坚,就必须赋予美联储以综合、跨业协调监管的实质性权限,使之能够集中处理与金融系统稳定相关的问题。在机构监管模式下,一家金融机构所能从事的金融业务直接由归属的监管部门授予,而在业务监管模式下,一家金融机构从事哪些金融业务并不直接由某一监管部门直接认定。只要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金融机构可以根据自身发展和金融市场的状况自主选择经营多种金融业务。但当一家金融机构同时经营若干种金融业务时,其业务活动分别归对应的监管部门监管。显而易见,在混业经营的大趋势下,业务监管的监管效率的力度大于机构监管,并在一定程度上能避免监管真空,控制金融风险。
(三)从局部监管转向全面监管
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深化,金融的交易对手未来能否履约,越来越体现为内生性风险、外生性风险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各类风险之间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金融机构内部单纯按照风险归属设置职能机构进行管理的做法,不可避免地遇到“管理交叉和管理真空”问题,客观上要求金融机构对整体风险进行全盘度量,统筹管理。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求金融监管机构效能够监测金融市场的局部风险的同时,能在更高的层次上把握系统性风险,实施全面性的监管。
三、次贷危机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启示
在这场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中,我国所遭受的损失和受到的影响远远低于欧洲、日本以及许多新型经济体。在我国,国家金融监管的首要目标是确保金融安全和社会公平利益,不让国家监管机器优先成为资本牟利的服务者。
虽然中国在金融产业整体水平上无法与美国相比,但是公有制和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限制使得我国从根本上避免了资本对金融监管政策的冲击。尽管如此,我国仍能从此次金融危机中得到启示,以更好的利用本国先天的监管优势对金融业进行监管。
(一)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建立监管体制
中国目前金融业的混业经营程度相对较低,采取的是“一行三会”监管模式。在混业经营的浪潮下,可以考虑在“一行三会”的基础上强化联席监管会议机制,使之上升为国家金融监管局,协调各个监管机构的职能,并对金融控股公司实行综合监管[2]。在中国金融监管局的监管能力逐步成熟后,可将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转变为它的内部分支机构,从而避免较高的监管成本,也利于提高监管效率。当然,监管权力过于集中于中国金融监管局容易产生道德风险,因此,应当设立专门的审计部门专门负责监督和检查监管部门的监管水平。
(二)加强对金融创新的监管
金融创新无疑可以活跃一国的金融市场,带动经济迅速发展。美国以占世界不足5%的人口,每年创造出超过全球GDP四分之一的社会财富,金融创新是其巨大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金融创新的正效应只有在完备的金融监管下才能发挥出来,美国此次的次贷危机正是金融监管缺位演绎的金融创新盲目发展的结果。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加强对金融创新的监管。
一是加强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金融危机的爆发与金融机构盲目追求自身利益直接相关,应考虑让金融机构承担“特殊社会责任”,对金融衍生产品做严格的信息披露,从源头上堵住或减少风险隐患。二是加快合格投资者队伍的建设速度。即要确立市场准入标准,要求投资人有相应的资金能力、产品识别能力、风险承受能力、市场判断能力等等,把投资者教育、服务、监管有机结合起来。三是加强金融衍生品的专门立法。现实中,许多国内企业并未向监管机关申请许可,依然能够与境外金融机构缔结衍生交易合约。法律上的不确定性给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增加了很多不安定因素。通过对金融衍生品的专门立法,对上述违规行为进行惩处,可有效控制金融系统的风险。
(三)有效丰富监管手段
我国金融监管的方式大致有三种,即金融部门的行政监管、金融机构的自我监督以及社会监督。目前我国金融监管的方式较为单一,主要是以行政监管为主,但金融机构的自我监督约束以及行业自律行为还远远不能满足要求,社会监督主体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同时由于我国的相关法规和实施细则尚不健全,因此造成在具体的监管操作中时常出现无法可依、执法困难、操作随意性大等现象。
会计师、审计师事务所、评级机构等社会监督部门发挥效能时在从业道德、从业水平和独立性等方面都存在问题。早在美国“安然事件”爆发时,人们即对美国的民间审计以及信用评级机构提出了质疑。此次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这种质疑已从对中介机构的指责引发出对会计制度的反思,所以我国在完善社会监督的工作中不仅仅要从中介机构本身去研究,还有包括法律法规和行业政策乃至会计制度等多方面着手进行改进,这样才能从监管方式和手段上取得预期的改进,满足经济发展和金融监管的需要。
(四)扩大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相对于国际金融体系具有较大独立性和封闭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单靠一国自身的力量不可能完全的抵御风险,国际金融监管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手段。例如,为了控制次贷危机的蔓延,美联储与全球主要国家央行联手行动,向金融系统注资,以增强市场的流动性,对全球股市的调整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效果。虽然中国已加入了WTO、世界银行、IMF等国际金融机构,但从我国自身监管体系和监管水平来看,对于这种国际合作的快速发展还缺乏足够的心理和实力上的准备。我国应当善于利用金融监管合作机制,获取信息,采取联合行动以更好地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风险。
参考文献:
关键词：经济下行 国际商业银行 经营策略
自去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出现了持续下滑走势。目前，这种相对低迷状态仍未得到扭转。再加上外部经济形势变化，国内企业产能过剩等等。从去年第一季度到今年第一季度，我国的GDP增长率连续五个季度呈现出下降趋势。而从国家统计的今年四月份的数据来看，形势不容乐观。在工业生产方面，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4%，比3月份回落1.4个百分点。1-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比1-3月份回落0.2个百分点。经济处于下行期已经是我国经济运行的标识。商业银行如何采取适宜的策略以应对经济下行是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1.经济周期下行与商业银行经营
经济周期是指经济体运行的规律表现形式。哈耶克认为“经济波动是对均衡状态的偏离，而经济周期就是这种偏离状态的反复出现。”1经济周期处于下行阶段是整体宏观环境的恶化的结果，并会引致一系列问题，作为社会经济的重要参与者及经济系统的血脉把控者，商业银行的经营不可避免地将会面临很多方面的问题与挑战，影响因素包括政府政策导向、企业行为以及商业银行资产价值的波动等。
1.1 政府政策导向变化引致银行盈利水平下降的同时风险加大
凯恩斯的理论认为，政府有责任和义务适时对经济进行适当的干预来促使其平稳运行。经济处于下行通道时，各国政府以及国际组织普遍会采取一定的措施来以扩大社会投资、干预经济的运行。主要的措施包括降低利率、存款准备金等积极的财政政策。
商业银行的盈利基础即存贷利差，政府降低利率直接导致银行的盈利基础受到冲击，从而削弱了银行的盈利能力；另一方面，经济下行，市场疲软的情势下，积极的财政政策大多在支持那些投资期限长，资金链条长的基础设施类、重大项目，政策导向下银行扶持项目的结果，将是中长期贷款规模的上升。由于长期项目的运作时间长，贷款回收期长，项目运行中不确定因素很多，同时如果累积融资量超出了政府的承受能力，银行经营中长期贷款风险将会变大。
总之，政府的积极刺激政策一方面会削弱银行的盈利能力，另一方面又会扩大银行面临的风险。
1.2企业行为加大银行运营风险
在经济下行期间，社会总体需求会降低，影响到商业企业的运营，而后通过产业链条向上游传播，最终影响到制造企业对金融服务需求的降低、同时自身经营收入的减少、偿债能力降低，导致银行贷款损失的风险扩大，最终，经济下行期间，银行承担的风险在加大。
1.3经济下行期间资产价格波动
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内容来讲，商业银行所持有的资产主要包括现金资产、信贷资产、金融资产和固定资产等内容。在经济下行期间，资产价格普遍表现为下降，因而商业银行将会面临资产贬值的风险。
2.商业银行应对经济下行的国际经验
任何金融机构都受经济周期的影响，经济周期下行期间，金融业的发展较为艰难，在长期的发展经营中，国际大型商业银行在这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
2.1确立稳健性发展战略
2.1.1强化资本充足率管理。
1989 年以后，美国经济出现不景气症状。银行与不动产有关的融资债权的不良债权比例急剧上升。1991 年不动产有关的融资债权的不良债权比例达到 8%左右，比 1988 年上升 2 个多百分点；同时对工商企业信贷及消费信贷的不良债权比例也分别上升到近 6%及超过 4%。而这一时期的坏账准备最高曾达到融资余额的 2%左右。2 花旗银行出售了花旗信息资源与花旗保险经纪人有限公司等两家非核心企业；当年6月，又卖出市政债券承销商Ambac 50％的股份，将核心资本充足率由3.7%调高至 4.08%。安然度过危机。另外，在亚洲金融危机中, 香港、新加坡银行较好地经受了冲击跟其一贯的经营稳健风格有莫大关系,其控制的资本充足率都在15%以上, 远高于国际清算银行所定的最低基准8%。
2.1.2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
银行作为存款类金融机构, 高负债经营使其流动性风险为行业的本源特点，因此流动性风险是银行的最基本、同时也是最致命的风险。由于流动性风险加剧而倒闭的银行百年来数不胜数。
花旗银行是少有的历经1812年以来还能蓬勃发展的银行, 利用现金战略（ready money）确保流动性风险管理是其应对经济周期下行的利器，在其帮助下，历经多年风雨，花旗常青不倒。现金政策（Ready Money）就是保留有大量的现金储备，以保持足够的流动性。花旗银行的这种“现金政策”在美国 19 世纪的经济混乱所引发的金融危机期间，表现出了极大的优越性。因为现金充裕显示出花旗是最安全的银行反过来又吸引了大量其他银行存款。
2.2调整业务结构
2.2.1增加低风险非利息收入。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 提高低风险非利息收人在总收人中所占的比重可以极大地提高收入稳定性。非息收入除了具有稳定性的特点，同时其产品兼具基础性和机遇性，和经济周期的关联度没有传统信贷那么高，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关键词] 小额贷款公司 融资 金融服务
一、引言
目前中国的小额贷款公司主要指不吸收公众存款，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小额贷款有“小额、分散”的特点，主要发放贷款对象是个人或小企业，成立的门槛较其他金融机构低，只要是在当地有一定经济实力的骨干企业，都可以发起成立小额贷款公司。
由于“融资难”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中小企业发展，小额贷款作为一个融资途径，有快捷、便利的特点，所以需求旺盛。从小额贷款公司允许设立以来，我国小额贷款公司发展速度很快，截至今年3月末，全国有小额贷款公司3027家，贷款规模2408亿元，一季度新增贷款400多亿元。小额贷款公司已经成为金融服务领域一支重要的补充力量。
小额贷款公司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企业，将原本就需求旺盛的民间借贷推上了台面，有广阔的市场前景，目前我国小额贷款公司年化利率可达20%以上，税后以及计提损失准备金后的销售利润率可达25%以上，是较为优良的投资项目。二、江西省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现状
（一）政策概述
江西省小额贷款公司是为“三农”和中小企业发展提供小额贷款服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全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按照省政府统一部署进行。按照每个设区市不超过3个试点名额的总量控制原则，参照各设区市所辖县（市、区）数量及试点意愿，适当调剂设区市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数量。鼓励和支持实业经济类企业主发起设立小额贷款公司，从严控制房地产和承包租赁经营等类企业主发起设立小额贷款公司。
（二）江西小额贷款公司数量、规模、盈利情况
自2009年2月江西启动小额贷款公司试点以来,共有106家提出申请,目前已经批准12家筹建。首批集中开业的5家小额贷款公司分别为南昌市东湖区捷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南昌市西湖区合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九江共青城恒信小额贷款股份公司、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通盈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和贵溪市广信小额贷款股份公司。
截至2010年底，江西省小额贷款公司机构数量达39家，实收资本为27.25亿元，从业人员达480人，贷款余额为31.86亿元。
截至2011年3月，南昌市设立小额贷款公司11家（开业9家，批准开业2家），占全省小额贷款公司总数的22%；注册资本金10.2亿元，占全省小额贷款公司注册总资本的28%。截止2011年3月末，南昌市小额贷款公司累计发放贷款1903笔，贷款金额31.95亿元，上缴税收2000多万元。
（三）已成立小额贷款公司发起人及股东大致结构
案例1：南昌东湖捷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由洪客隆集团、泰豪集团、煌上煌集团、正邦集团、蓝天学院、赣州华坚、江西黑尔兹、南昌立立、开开电缆九家企业共同出资设立（发起人20%、3000万元出资，其它各10%、1500万元）。投资方均为江西省零售、制造、教育、农业等行业的龙头企业。公司于2009年设立，公司注册资本金1.5亿元，是江西省目前资本金规模最大的小额贷款公司。
案例2：南昌市青云谱区恒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是南昌恒立实业有限公司为主发起人，联合南昌市一批有实力的知名企业共同出资设立的，注册资金6000万元人民币。
案例3：南昌县兆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于2009年12月成立。公司由聚仁堂为主发起单位，9家法人和自然人参股，注册资本金人民币1亿元。
（四）市场容量及客户定位现状
据悉，南昌中小企业小额贷款需求在100亿元以上，而目前试点已有小额贷款公司资本总和不过10多亿元，今年一季度小额贷款发放6287万元，同比去年一季度增加3980万元。这样的放贷量还远不能为中小企业融资“解渴”，小额贷款还有很大的市场空间。
小额贷款客户群体本应定位于商场的商户、贸易市场的个体户等需要经营性流动资金的中小企业，或者需要小额创业资金、应急性消费资金的个人客户，但由于客户分散成本高等原因，据实地考察，南昌大部分金融办试点的小额贷款公司还是在“垒大户”，主要经营企业验资贷款、投标保证金等过桥贷款，同一借款人贷款余额常常超过资本金5%的上限，除企业贷款外，对个人创业贷款、个人消费贷款等贷款均要求房产抵押，且期限不高于半年，所给的贷款额度在1-30万之间。
目前江西省小额贷款公司大多盈利，业务量稳定，业务以小额贷款尤其是抵押贷款形式为主，风险不大。但由于未纳入金融机构税收优惠，税赋负担较重，税后以及计提损失准备金后的投资收益率为5%左右，销售利润率为25%左右。
三、 未来发展的分析和展望
（一） 市场需求分析
对比江西与其他省份的情况，可发现江西省的小额贷款公司在机构数量、贷款余额上还有较大差距。比如，江西省有39家小额贷款公司，而机构数量排名全国第一的，已经有249家小额贷款公司；我省小额贷款公司共发放了31.86亿元，而贷款余额排名全国第一的浙江省，已发放243.86亿元贷款。对比临近的安徽省也有较大差距，安徽省小额贷款公司机构数量176家，从业人数1638人，实收资本91.91亿元，贷款余额106.43亿元。
据调查，南昌的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利率基本为月利1.8%左右，折算成年利达21.6%，即使这样，小额贷款公司仍然处在“无钱可贷”境地，很多利率30-40%以上的民间借贷依然活跃在市场上，甚至遭到抢贷，有些短期拆借的民间借贷年化利率竟达到120%。可以预计，随着银行正在进入加息通道，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利率也会水涨船高，需求将更加旺盛。
（二）发展的优势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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